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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外文化交流;留学生;传播
一、中国留学生概况
于中国而言，留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官派留学生。1872年至1875年间，由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倡议，在和李鸿章的支持下，清政府先后派出了四批总计120名留学生赴美留学。
时至今日，中国留学生群体不断的发展壮大。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留学生输出国。截止2013年，中国留学生总人数达到了305.86万。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留学生人数除了在2004年有小幅度下滑外，一直呈上升趋势，每年的出国留学人数不断增长。2013年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为41.39万，较2012年增加约14300人。
二、中国留学生在文化交流中产生的影响
文化交流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总揽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概况，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外交活动和战争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基本形式。留学生究其本质属于一种文化交流的传统形式，作为文化交流传播的媒介，他们对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做出了特殊的贡献。留学生远赴他国求学，作为某个留学生个体来说，他停留在他国的时间有限，造成影响的范围较小。但放大到整个留学生群体来看，他们在文化交流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留学生输出国，留学生所赴的区域范围很广，可谓遍布世界各地。“如此数量庞大的留学生，作为跨文化传播中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置身于与自身成长环境不同的异国他乡，学习生活中频繁地与同学及教师的交流使得跨文化传播活动不可回避。”一代又一代留学生在海外生活求学，加之他们在此过程中自身对当地文化的不断适应，促使中外文化交流不断深化，大大地延长了其影响的时间跨度及深度，且能够在此基础上有效地推动双方文化的融合与创新。
三、中国留学生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利于巩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成果
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已有一段时间，但处于当下文化多元的社会，新文化不断衍生并冲击着传统文化，我们必须不断对其成果加以巩固。作为一个中国人、更作为一个留学生，他们自身就是中国文化的符号，他们在无形之中展现着母国的文化内涵，并将其向世界传播。留学生源源不断地走出国门，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了很好的巩固作用。
（二）有利于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遭到大肆渲染。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外传播，是增进我国与其他国家相互了解和认同、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需求。留学生在国外生活学习，他们需要学会融入所处国家的社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身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践行是对此价值观最好的无声传递。文明、和谐、友善……外国友人在与中国留学生的接触中会发现他们身上的优秀品质，进而认识到中华民族并不是一个激进的民族，而是一个有责任，追求和平的民族。
（三）有利于我国吸收借鉴外国优秀文化成果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我们要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引进有利于我国文化发展的人才、技术、经验。“近代中国留学生在国外，不仅刻苦求学，努力促进中外人民的友谊，同时还充当着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留学生群体在传递我国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也将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优秀学说引入国内，这大大促进了中外思想文化的交流。
（四）加强公共外交
我国的公共外交主要以“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为目标，以“尊重、理解、共融”为理念，力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通过文化交流、艺术交流、公益慈善、民间对话等公共外交方式，加深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互动共融，增强本国的文化吸引力和政治影响力，向世界各国人民展示一个爱好和平、推动繁荣的中国。在公共外交活动中，留学生群体是一股不可取代的力量。他们年轻充满活力。在他们留学的国度，常有国人组织联谊活动、庆祝中国传统节日，吸引他国民众参与进来。无形中逐步增强了我国的文化软实力。留学生群体深刻影响着国家形象和国家间的文化交流。留学关乎一国文化的大局，中国留学生群体既代表着中国的国家形象，同时在宣传中国国家形象方面亦大有可为。
在全球化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留学生群体是中外文化交流中不可忽略的、强有力的助推力量。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此之下蕴藏的巨大力量。周棉在《留学生与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一文中概括说：“虽然这期间也有许多迷茫和教训值得加以研讨和总结，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告诉人们，他们在近代以来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具有特殊的贡献和特殊的地位，已经产生了并且还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文化交流与繁荣之路艰苦而漫长，但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 梁志明.当代留学大潮与中外文化交流[A].公共外交季刊2012夏季号（总第10期）[C].2012.
[2] 兴越.基于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的中国留学生跨文化传播研究[D].复旦大学，2012.
[3] 叶昌纲.近代中国留学生与中外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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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金天逸：《论电影与文学媒介的特性及其分野》，《电影新作》,1991年第5期。
⑦⑧⑨ 尹鸿：《全球化、好莱坞与民族电影》，《文艺研究》,2000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 金天逸.论电影与文学媒介的特性及其分野［J］.电影新作,1991(05).
［2］ 王岳川.发现东方与中国文化输出［J］.艺术学院学报,2002(03).
［3］ 尹鸿.全球化、好莱坞与民族电影［J］.文艺研究,2000(06).
［4］ 张伟.赛珍珠――《大地》、中国［J］.大众电影,2004(15).
关键词：探险家；传教士；汉学家；西方；文化交流
1.文化传播简述
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是以人的活动方式以及由人的活动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为其内容的系统。①我们被所处文化制约的同时，也在创造着文化。人类文化是种类丰富、多姿多彩的，在当今这个“越变越小”的地球村，不同文化间的摩擦与碰撞变得越来越频繁，因此跨文化交流显得格外重要，甚至是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的挑战。
中国作为一个神秘的东方国度，从古至今，吸引着无数的“探秘者”来一探究竟。而且中国需要走向世界，正是这些“探秘者”将中国介绍给了世界，一层层地掀开她神秘的面纱。
2.马可・波罗及《马可・波罗游记》
在西方关于中国的游记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要数《马可・波罗游记》（也称《东方闻见录》），它第一次较全面地向西方介绍了发达的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将地大物博、文教昌明的中国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马可・波罗也因此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者。
马可・波罗（Marco Polo）是13世纪来自意大利的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和商人，他在中国游历了17年。他在狱中口述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故事，其狱友鲁斯蒂谦（Rustichello da Pisa）写下著名的《马可・波罗行记》记述了他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见闻，并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此时的文化交流还处于较低的程度，而明清之际的传教士则逐步加深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
3.以利玛窦为例的传教士
明清之际，以天主教传教士为媒介，中西文化实现了第一次正式的接触与交流。在二百年左右的时间里，传教士们不自觉地充当了欧洲与文化交流的桥梁，而利玛窦提出的天主教儒学化理论在这次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利玛窦（Mat teo Ricci，1552）是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揭开了明清之际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历史，同时也揭开了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利玛窦积极向欧洲介绍中国的情况，使欧洲了解中国。他率先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开创了把中国传统典籍介绍到西方的先河。尽管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传教，但客观上也沟通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使得传教活动带有浓厚的中西文化交流的色彩。
由利玛窦等传教士所开创的早期汉学，为此一时期西方社会系统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开端，对西方学术乃至社会思想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也促进了中西双方在更高水平上的交流与对话。②这些传教士汉语研究的成就主要有：开创了汉外辞典的编纂工作、开拓了中国语法的研究、开启了中文拉丁拼音化的历程、丰富了中国近代汉语词汇。③但更为系统和深入的汉学研究则是现当代一些汉学家所作出的贡献。
4.汉学家
汉学家，本应译为中国学家，是指专门从事汉学研究领域的人，一般被称为汉学家的人都是指不在中国从事研究的非中国人或海外华人。近代最有影响的汉学家有美国的费正清和瑞典的高本汉等。
4.1费正清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头号中国通”，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始于费正清，是因为作为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费正清首先成为由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演变的过渡性学者，他完成了从古典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的过渡，创立了以地区研究为标志的现代中国学。作为东亚地区研究的开创者，费正清把对近现代中国的研究作为东亚研究的主体，经他独著、合著、编辑、合编的作品多达60余部，还有大量的论文及书评，主要著作有《美国与中国》、《在亚洲的下一步》、《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作书目指南》等，费正清的研究触及现代中国的各个方面。在其有限的专业领域内，涉猎了中国现代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要历史人物。费正清的区域研究在众多中国学者中独树一帜，费正清学术生涯的最大成就，就是创立当代中国学。这种“中国学”，就是有别于偏重语言学、文化学、传统汉学的中国学。它和欧洲传统汉学的最大区别在于，特别强调运用多种档案、多种语言、多种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从而导致一种被称之为“新汉学”的中国学的形成。
4.2高本汉
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瑞典人，歌德堡大学教授、校长，远东考古博物馆馆长。高本汉是瑞典最有影响的汉学家，瑞典汉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建立，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高本汉在中国历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欧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探讨古今汉语语音和汉字的演变，创见颇多。
作为世界语言学的巨擘，高本汉认为没有一种学术领域比汉学更广的，他对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学更是情有独钟。为此，高本汉把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研究看作汉学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他的代表作主要有：《中国音韵学研究》，该书影响极大，标志着中国现代音韵学史的开端。他以《切韵》为枢纽，上推先秦古音，下联现代汉语的方言，对汉语语音史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并对汉语的中古音系和上古音系进行了语音学的描写，为每一个音类构拟了具体的音值。这为汉语音韵和语音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中国学者一般都接受了高本汉的总原则，只是在细节问题上进行了订正。
高本汉学术研究最重大的贡献是对古汉语语音系统的构拟，中国语言学界对于古代语音原来只能借反切方法照韵图加以考证，高本汉则用一套注音字母对古音做描写，与反切系统的韵部相互检验，又以现代汉语和日本、朝鲜、越南等国语言中的古汉语译借音进行对照比较。
5.总结
一个民族只有通过与其他民族的交流学习中，才能永葆青春，不断地进步。
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势必会更加深入，我们也应该在清楚认识本国文化的基础上，加深对西方文化的认识，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交流，使自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① 于语和、庾良辰《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论》第一页.[M].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4）
② 张宗鑫.明后期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以利玛窦为中心的考察.山东大学.2012（4）
③ 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4（7）
参考文献：
[1] 马可波罗及《游记》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学术月刊.邬国义.[A].2012（8）
[2] 从利玛窦的天主教儒学化理论看中西文化交流.学术月刊.吴强华.[A].2003（5）
[3] 《汉学研究》.学苑出版社.阎纯德.[J].2009（11）
[4] 传教士：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山东师范大学.王智玲.[M].2007（6）
【关键词】翻译 日本文化
Translation and Japanese culture
Zhang Xin
【Abstract】Making a comprehensive view of the developing course of Japanese culture, we can say that to use the foreign culture for reference is the important content in Japanese history and translation is one effective and important means for the culture intercourse and the culture usage for reference. Japan has brought in and replanted Chinese and western advanced culture actively and selectively, made a series of social reform self-consciously and brought about the naissance of the new producing way an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 which has made Japanese society have stepped into the new history period one by one correspondingly stably. In this kind of Japan-type developing mode, we can see the business, translation, has an immense contribution and function for the culture, has brought people new concept and new idea, finished the bloodless revolution in people’s brain and also advance people to practice their opinion in the social reform, so for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the function of translation is very great.
【Keywords】Translation Japanese culture
“翻译”一词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当时是特指东汉以来佛教经典的汉译活动。宋释法云撰《翻译名义集》（1143年）称：“夫翻译者，谓翻梵天之语转成汉地之言，音虽似别，义则大同。宋僧传云：如翻锦绣，背面俱华，但左右不同耳。译之言，易也。谓以所有，易其所无”。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翻译”早已不限于梵文佛典的汉译活动，不仅成为中国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或与外来文化进行交流时沟通不同的语言文化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世界各国在进行文化交流时的重要工具。翻译本身是一大文化事业，而译者就是文化的传播者和文化的创造者。
相对于其他文化来说，翻译对于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更加重要，因为历史上日本正是通过外来书籍的大量引进和翻译，积极主动地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交流和学习，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富有特色的日本文化的，甚至可以说日本的文化史就是一部翻译的文化史。在这种移植和引进外来文化的过程中，日本人是有意识并有选择的，既汲取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精华，又保留了本民族文化的主体，使日本文化成为多元复合的有机统一体。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近代以后因为日语的翻译书籍扼要地介绍了西方近代思想学说和科学技术的概要，所以19世纪下叶和20世纪初，中国的翻译家们反过来又把翻译日语书籍当作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捷径。在这种再翻译的过程中，大量的日语词汇进入了汉语，日本人合成的观念、解说也同样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很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日本的翻译活动不仅对日本文化本身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波及到了中国文化。
日本在汉字传来前没有自己的固有文字，以刻木、结绳为记事方式，汉字是何时传来、何时开始使用的已不可考。根据日本第一部书面文献《古事记》的记载，四世纪应神天皇年间有百济国学者王仁进献《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这是中国典籍进入日本的最早的记录。在五世纪时，大和朝廷就已经可以正确地使用汉文了，478年倭王武给中国南朝宋皇帝的奏文就是熟练的汉文。
为了更加直接地吸取中国的先进文化，630年，舒明天皇首次派出了遣唐使，在以后的三百多年里先后派出了18次遣唐使，实际入唐15次，致力于输入唐朝的典章制度和思想文化，并在日本普及推广，结果中国文化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日益广泛。连朝廷官职也多模仿唐朝名称，建筑、风俗、朝服等生活方面也是唐风盛行一时。
随着平假名、片假名的使用，日本文学出现了日语的表现形式――和歌和物语文学，但在内容上也同样受到中国诗文以及古小说的影响。在最古的和歌集《万叶集》中随处可见中国六朝诗以及唐小说《游仙窟》的痕迹，紫式部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也被指出是受白居易《长恨歌》的启发。
当时日本派出遣唐使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中国学习佛教理论。日本虽然佛教盛行，但是受戒制度尚未确立，中国的高僧鉴真和尚为了弘传佛法，毅然前往日本传道。途中遭遇七十余次危难，历时十二载，以至双目失明，才终于抵达日本，为以天皇为首的日本信徒授戒，并开创律宗。鉴真还携来数百卷佛经，东大寺设置了写经司，从鉴真处借出经卷加以抄写。鉴真受到日本人民的敬爱，直到死后一千多年的今日，日本在鉴真圆寂之日还要举行纪念活动，可以说鉴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座丰碑。
中日文化交流历史上可以说有两次。第一次是630年－894年间的遣唐使时代，当时中国正是封建经济与文化高度发达的盛唐时代，而日本则处于从奴隶制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当权的新贵族富有进取心，在260年间先后向中国正式派遣了18次使团，大批的留学生和学问僧随同前来中国学习，中国的思想文化和典章制度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改革和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促进了日本封建制度的建立和巩固。
第二次是在近代。如果说第一次主要是日本向中国学习，那么第二次则主要是中国向日本学习。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摆脱了民族危机，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这对当时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的中国是一个莫大的震动和刺激。
在这种社会趋势下，一般日本人认为汉文汉学有碍于日本对欧洲近代学科的学习，再加上从幕末时期起由于当时日本人随意使用假名文字记录发音，造成日语本身的混乱，在国学家中间掀起了国字改良运动。而由于汉字的繁杂难记，更由于简便合理的罗马字体系所代表的兰学等西方先进文化的影响，国字改良论往往与汉字废止、汉学排斥论联系在一起。明治以后中国文献已经不能吸引日本翻译家的兴趣，在1896－1911年期间日译中书仅16种，而日译西书达1469种，东西失衡，一目了然。
关键词 中华文明 汉字文化圈 交流 融入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Talking about the Exchanges of Japanese and Chinese Culture
GUO Huijing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Abstract Long history of Sino-Japanese cultural exchanges, the Japanese peninsula of its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 in its own soil in the proliferation of development,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has always maintained a broad and sustained communication and blend. This exchange and blending continued for long years, from government to civil society, from culture to civilization, constitutes a new element of their culture.
Key words Chinese Civilization; Chinese cultural circle; exchange; integration
日本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远在很早的时期就有了与中国的交流。郭沫若在中日恢复邦交时曾作过《沁园春》，词的上阕短短的几十字道尽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及其一直延续的进程：
赤县扶桑，一衣带水，一苇可航。昔鉴真盲目，浮桴东海，晁衡负笈，埋骨盛唐。情比肺肝，形同唇齿，文化交流有耿光。堪回想，两千年友谊，岂等寻常。
中日文化的交流包括了从上古一直至今的漫长岁月，几乎是从有文字记载就开始了交流，但是，总的来说，在古代，由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相对发达，中日文化交流较多的是中国文化输向日本，日本经历了从全盘吸收到消化改造的阶段，逐渐慢慢的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近代伴随着中国的半殖民化，中日交流多倾向于中国向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学习近代西方的先进技术，而交流更是扩大到整个民间。下面的几个史实证实了中日文化交流：
1 源于上古的中国移民进程――徐福东渡
徐福是秦代著名方士，琅琊人。据历史记载，他曾经两次受秦始皇派遣入海求仙。在最后一次，他带数千童男女及五谷、百工等经朝鲜半岛到达日本。其所到之处，都播撒下中华文明的种子，促进了当地的文明进程。他最终成功东渡日本，比郑和下西洋早1600多年。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始皇二十八年”条载：“齐人徐市(f，即徐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史记》同卷“秦始皇三十七年”条又载：“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 这是中国古文献记载徐福东渡故事的起始。而最早肯定徐福到达日本的记载见于五代后周时的古籍《义楚六帖》。该书《城廓・日本》一章中曰：“日本国亦名倭国，在东海中。秦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今人物一如长安……又东北千余里，有出名‘富士’，亦名‘蓬莱’，……徐福至此，谓‘蓬莱’，至今子孙皆曰‘秦氏’。”
据历史记载，徐福东渡不仅仅把百家著作传递到了日本，还通过这一行动使中华文化在日本得到延续。宋代的大文豪欧阳修做了一首诗歌《日本刀歌》，全诗如下：
昆夷道远不复通，世传切玉谁能穷。
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
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闲杂与铜。
百金传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
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沃饶风俗好。
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童老。
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
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词藻。
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
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
先王大典藏夷貊，苍波浩荡无通津。
令人感激坐流涕，锈涩短刀何足云。
诗中不但肯定了徐福东渡日本对中日文化交流所造成的积极影响，而且还第一次把其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时间联系起来，认为正是徐福在秦始皇焚书之前赍书东渡，才使日本保存了中国失佚的《尚书》百篇。并且，日本学者铃木贞一通过潜心研究据说是中国先秦典籍的《宫下文书》，甚至统计出徐福当年携带到日本的书籍共有儒家经书1850卷、其他典籍1800卷，认为这大致囊括了当时中国所有的重要典籍。
2 盛唐风气对日本的影响
中国的历史典籍中记载，从公元七世纪初到九世纪末的两个半世纪里，由于唐朝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发达，唐朝成为了当时的世界中心，威名远扬，远到欧洲近到亚洲周边各国都有着巨大的影响。日本出现了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潮，先后向唐朝派出了十几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涉及面之广、内容之丰富、持续时间之长远，实属空前，这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次。
遣唐使在中日交流史上贡献巨大。首先，他们引进了唐朝完备的典章律令，推动了日本社会制度的革新。并且据《大日本史》123卷记载，公元818年嵯峨天皇根据遣唐使的建议下诏改定礼仪，并命“男女衣服皆依唐制”。其次，他们汲取盛唐文化，提高了日本的文化艺术水平。遣唐使每次携带回大量的佛经汉籍，诗词歌赋，并且在日本上下形成了学习汉唐诗歌的风气。在八世纪中期，日本编纂了第一部书面文学集《怀风藻》收入了日本汉诗人的120首作品。其中有241处引用中国诗歌作的典故与诗句，有40余处模拟中国诗的句式。
此外伴随着各种典籍和律法的引进，日本人的生活习俗中，如衣食住行、体育、音乐、艺术等各个方面，均体现了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例如，在穿衣方面，日本的民族服装和服，就是在中国唐代服装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就连同和服配套的木屐和草履，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秋千、围棋、茶道都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音乐、雅乐及能乐与唐代音乐也有密切关系。
说到唐代中日的文化交流，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阿倍仲麻吕。他的中国名字又称晁衡，字仲满。他在717年随第九次遣唐使入唐，成为早期的日本留学生。经过近十年的苦读，他不仅入了中国户籍，还参加了唐朝的科举考试。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中进士出仕唐朝。唐代著名诗人王维和阿倍仲麻吕交情深厚，听说他要回国的消息后还写了《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并序》的名诗。在诗歌中追述了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中日的友好往来及与其的依依惜别之情。
3 结语
文化的交流不是单方的。日本在大量学习中国文化之后，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对其民族文化进行了创新和改造，在语言、文学、风俗、文化上形成了与中国相似但有有别于中国的民族文化。这些文化后来也传入了中国。
由于篇幅限制，中日文化交流其它的大量史实没有办法一一列举。但从文化方面来谈，其重要特性之一就是向外的延伸性，当然，从文化发展的历史而言，两种文化一旦形成“交融”的关系，那么这种“交融”或者“交流”总是双向存在的。但是由于在特定历史时期中，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的“势”的不同，因而便造成交流过程中“量”的不一。其实早在中国文化源源不断地传入日本时，日本的文化业也传到了中国。日本特有的文学形式“和歌”，大约在8世纪就开始传入中国。从16世纪后期开始，中国文坛对日本语言文学的兴趣日渐浓厚。到了明代，出现了一批研究日本的著作“寄语”。到明代万历年间，编纂《日本考》（或称《日本风土记》）艺术，其中收入日本和歌51首，另外还收入了日本人写的汉文和汉诗。《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还根据“寄语”中的词汇，用假名创作了《日本灯词》一幕五首曲牌。但是从文化发展的整体来说，古代中国文化由于其强大的“势”融入到了现在日本的文化本体之中，而日本文化却未能向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等那样，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构建成中国文化的新元素。
参考文献
此书内容共分为四个阶段,作者依次分析了“中体西用”文化观萌生、形成、嬗变、分解的历史全过程,并且分析了在这个过程中各种文化思想、价值观念间发生的种种冲突与交融。而中国文化的近世境遇,则是本书探讨的主题。诚如本书所著述:正是通过对于晚清各种文化流派和各种文化主张的剖析,致力于揭示中国文化推陈出新这一历程的艰难曲折,揭示这场文化剧变中各种文化见解间是非曲直的错综复杂。而作者更致力指出:中国文化的逐步现代化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止的历史趋势。而我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感受到本书写法的最大特点就是作者通过以时间的先后为顺序,直接让中西文化论战之激烈呈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的思想可以穿越时空,使得读者如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国人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所做出的种种牺牲之伟大的精神,从而进一步说明了中国文化前进之不易,更是说明了中国文化前进的过程中,纵然崎岖异常,但也不能阻止中国文化的向前发展。而在文化的发展前进中,由于“新”“旧”文化观念之本身冲突和在发展过程中两者的不可调和性,论战必然会发生。但唯有如此,才能让世人明“旧”文化之“弊”,懂“新”文化之“利”,从而更快地去接受它。
而作者这样的写法安排可以说是独具匠心,是有其好处的。因为以时间的先后顺序,不易使读者发生时空错误和混淆事件的统一性;而惟有其争,才能让人明“旧”文化之“弊”;也惟有其争,才能让人懂“新”文化之“利”。一“旧”一“新”,一“弊”一“利”,通过笔者所描写的中西文化之激烈论战,完完全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任由读者去判断。譬如在本书第62页至78页的“中西文化观念的第一次直接交锋――‘同文馆之争’”(第二章第二节),作者通过执权的中央阶层对是否要在“同文馆中增设专习西方天文算学馆”这一具体事件的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纷争态度,使得“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的所谓‘中学西学之争’,从此进入了短兵相接的阶段”(P87),从而深刻反映出了中西两种文化观念在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下的深层分歧。但同样也正是因为当时中央政权最后同意“同文馆中增设专习西方天文算学馆”,表明了文化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正如此书第89页所说,此次“争论的实际意义,却在于通过主张引进西学和发对引进西学之争,把如何处理中学和西学的关系问题,提上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的日程”。这犹如一场高超的辩论赛,通过作者的安排和指引,使得辩论双方所持的理由论据都暴露在读者面前,孰优孰劣,从而任由读者仔细独尝,慢慢回想,更易使得读者能将晚清70年的错综复杂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从总体上去把握,从细处上去深化。这样的写法来安排晚清70年的中西文化观念之冲突和整合,更能显示出作者高人一等的技巧和深厚的学术修养,从而使得本书成为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史实一本不得不看的好书。
而本书其次的特点则为:作者通过详细罗列和分析当时各家各派对待中学与西学这个晚清文化议论中心的态度,再加以作者自己本身的深刻的理解力,于各种错综复杂的文化论战中归纳出既不是随波逐流又能让众多读者所折服的观点。这也是作者通过分析各种论战之后而得到的文化归纳点,也是给予读者在品味此书时的一个主要参考点。这点也很重要,为何?因为后人研究此段时间的著作很多,也提出了很多个性化观点,可以说是各家之长,纷见其中。但由于种种因素,能为众多读者所折服的观点却并不多,可以值得一看的著作更是少之又少。而作者的观点能够不随波逐流,于旧中创新,使得本书成为在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史时实一部不得不看的名作。这正是因为其书中观点令人所折服,为人所称道。
譬如我在阅读本书的第三章――“为维新变法立论的康梁‘新学’之兴起”(P174～275)的过程中,发现作者通过第二节“‘新学’的渊源和‘新学’的实质”的认真探讨,阐述了近代“西学”与康梁“新学”、康梁“新学”与今文经学的关系,使得我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获得了理性上的认识;而作者更是通过对康梁两人的“‘会通中西’之意和提倡‘西学’之实”的分析,说明了“新学”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作出的贡献。作者对他们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说他们终结了“以‘中体西用’为定式为标志的中西文化交流阶段”,并在“‘会通中西’的宗旨下,作出了融合中西文化精华的试验”,更是认为“正是康梁‘新学’的出现,才子古老的中国大地上,真正吹起了文化近代化的第一场震撼人心的狂飙”。这些精湛的语言论述,可以说是在充足的论据支持下,对康梁所作出的不失公允且又合情合理的评价。这些都是作者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不计其政治上的成败得失,撇开文化论战的种种因素而得出的令人折服的观点。不过分考虑政治因素,只从其对文化进展得失的学术角度而作出合理评价,这点也是本书的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我在阅读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其他著作时,发觉很多书并不是说其观点有什么不好,只是觉得由于其作者本身已不能从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角度去著书立说,而过于强调政治因素,导致了一种以政治成败论得失或以政治压阵的个人主见,丧失了一个学者思想上的独立性。就我个人认为,文化思想上的独立和自由是一个学者所应该基本具有的。
关键词：中西文化交流；文化互动转型论；明末清初
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正式启动应自利玛窦入京开始。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话很好地指明了这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他说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发生在1600年前后的一件极为有趣的事，因为这实际上是两个完全独立发展的伟大文明第一次真正的接触。”各种文化自组织系统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发生扩张和相互接触，会有文化输入与输出的现象发生。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可以维系和强化该文化系统，但不会引起它的质变和型变，而不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则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
一、文化互动转型论
文化交流与文化传播的途径往往是双向的，在许多情况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交流的双方相互影响，在许多场合下很难分出谁是纯粹主动的传播者，谁是完全被动的接受者。这就是文化互动转型理论的要旨。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区分在文化融合阶段是相对的，两种文化的关系及其自身价值要在一个互动的过程中方能得到充分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在双向性的交流与传播过程中，双方都在不断地改变着自身。
二、文化冲突和对抗是一种必然，但不能用来证明异质文化不可能融合
由于文化的差异性，在交流与传播过程中引发文化冲突和对抗是一种普遍现象。文化互动转型论对文化冲突持具体分析的态度，而不是加以笼统的肯定和否定。文化冲突是客观存在，不容否认的，但是，文化冲突带来的不良后果只能用来证明不同类型文化差异和文化传播手段的不恰当，不能用来证明中西文化的不可融合，否则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形成和拓展都将成为可疑。文化互动转型论承认异质文化融合是可能的，这不仅是世界各大文化体系成型的历史告诉我们的事实，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文化互动转型论不仅要考察文化类型及其根本差异，更要注重文化融合后输出方与接受方各种文化要素的组合、调适、乃至达到和谐，从而比旧文化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三、文化适应与外来文化的本土化是文化融合的有效途径
文化互动转型论要思考文化传播与融合的有效途径，在武力征服被公认为无效的这个时代，文化适应与外来文化的本土化应该视为世界文化融合的有效途径。外来文化在与本有文化深入接触以后必然发生外来文化本土化、本色化一类的变化。本土化是文化互动转型论的逻辑推演和组成部分。本土化方法有优点也有缺点。它的缺点在于有可能曲解了原有文化，甚至将一些它原本不具有的含义强加于它，影响了人们对于原有文化作出客观正确的理解，而它的优点在于丰富了原由文化的内涵，有可能丰富和发展了原有文化。因为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融合本来就包含着一个对原本重新解释的问题，文化交流的传播方和接受方都要为这种解读作出努力。在这里取决定作用的不是外来文化或本有文化自身的性质，而是文化接受方的自主选择。有了适宜的文化环境和接受方的正确选择，文化的转型和更新才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四、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
方豪先生早已指出：“利玛窦为明朝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自利氏入华，迄于乾嘉厉行禁教之时为止，中西文化之交流蔚为巨观。西洋近代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期传入；而欧洲人则开始移译中国经籍，研究中国儒学入一般文化之体系与演进，以及政治、生活、文学、教会各方面受中国之影响，亦无不出现于此时。”耶稣会来华传教这场跨文化传播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典型意义，从文化互动的基本立场出发，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融合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不能完全等值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但确实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中西文化虽然仍有巨大差异，但共性和趋同的一面在不断增强。由此看出，倡导中西文化融合是符合世界文化发展大趋势的。
五、明清之际基督教神哲学的中国化
神学与哲学关系密不可分。在文化系统中，神学与哲学同处于精神与文化的核心层面。跨文化的文化传播有无神学与哲学层面的交流与融合，是判定文化传播深入程度的标志之一。任何外来思想均有其自身的渊源与性质。中国学者一般认为：“利马窦传入的神学思想，属于中世纪欧洲正统经院哲学思想理论体系。”这一判断是正确的。然而，对耶稣会士在华传播的神哲学思想追根溯源以确定其本身性质是一回事，考察其在传播过程中对中国社会与思想起了什么作用是另一回事。两种异质文化传统，尤其是宗教与哲学思想之间的沟通、了解，不论其媒体的主观意图如何，必然会在超出媒体的更大范围内发生作用。传播方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会针对接受方的实际情况对其宗教哲学思想作形式和内容上的调整和修饰，而接受方则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对外来思想作翻译、诠释、再创造的工作，从而引起建设性的传播、解释和运用。正是这种双向的诠释和创造活动，提供了精神文化融合的契机。
六、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明清之际发生的中西神学与哲学的思想交锋，我们发现该阶段中西文化交流具有平等互动的性质。当时有机会接触西方神哲学的知识分子，无论是赞同还是抗击实际上都表明他们基本上弄懂了天主教的灵魂学说，而他们对待中西文化关系的态度则决定了他们对西方神学思想的取舍。通过中西文化的会通、融合、促进中国文化自身的更新与转型，创造出一种高度发达的文化，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要强调文化互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呈现的种种中西文化并存与融合恰恰表明，这条道路是可以走得通的。
参考文献：
[1]谢和耐等著，耿升译.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M].成都：巴蜀书社，1993
[2]朱维铮.利玛窦中文著译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王晓朝.文化互动转型论--新世纪文化研究前瞻[J].浙江社会科学，第3期，1999
[4]许志伟，赵敦华.冲突与互补：基督教哲学在中国[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关键词】茶文化 日本 中国 茶道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中国博士后基金（2013M532013）；陕西省教育厅科研项目（14JK1787）；陕西省重点扶持学科基金（Szxky1211）；咸阳师范学院科研基金（12XSYK057）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波及世界。而在古代中国主导的东亚文化圈内，日本由于毗邻中国，受中国茶文化影响尤为深远。茶虽是一片树叶，却承载着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
中国茶叶向日本的传入
唐代以前，日本既无原生茶树，更无饮茶习惯，茶叶传入和茶道文化的形成均源自中国，而在此过程中，遣唐使尤其是其中的僧人发挥了关键影响。唐代是中国茶文化形成的关键时期，具体表现在：首先，这一时期饮茶成为一种精致的文化现象且风靡于整个社会。其次，出现了“茶圣”陆羽及其名著《茶经》。再次，茶艺的表现形式、文化内涵和操作步骤均在这一阶段形成，如宫廷茶艺、文人茶艺、民间茶艺、宗教茶艺（尤其是佛教）、女性茶艺等。第四，茶文化在唐朝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广泛体现，中国的茶文学（体裁主要是诗歌）由此开始形成，如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再如齐己的《咏茶十二韵》：“百草让为灵，功先百草成。甘传天下口，贵占火前名。”杜牧的《题茶山》：“山实东吴秀，茶称瑞草魁。”等，在中国文学史上不胜枚举。
茶文化在唐代的流行必然影响到遣唐使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也使得遣唐使将茶文化作为学习的重要内容之一，并将茶叶与其他唐代先进文化一道引入日本。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提及日本佛教天台宗始祖最澄（767-822），最澄于公元804年入唐求法，归国时不仅带回了天台宗典籍，还将茶树引入日本，从此开启了日本的茶道文化。而在中日茶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第二个人物则是日本临济宗始祖荣西（1141-1215），荣西于1168年前往中国求法，并再次将茶种带回日本，开启了镰仓时代日本的饮茶之风，荣西之功一是在于他将中国茶叶的加工方法介绍到日本；二是在于他使日本人认识了中国茶文化中的“茶德”，并将其在日本推广，使日本对茶叶功用的认识从物质层面上升至文化层面；三是荣西写就了日本文化史上第一部有关茶叶的专著《吃茶养生记》，荣西在书中指出：“茶也，末代养生之仙药，人伦延灵之妙术。山谷生之，其地神灵也。人伦采之，其人长命也。天竺、唐土同贵重之，我朝日本，昔嗜爱之。”
此后随着日本茶树种植面积的迅速扩大，日本人的饮茶习惯逐步形成，茶文化不断从皇室贵族和寺院向民间传播，从而使具有日本特色的茶道和茶会文化开始形成，到安土桃山时代，千利休（せん の りきゅう，1522-1591）将中国茶文化与日本民族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茶道文化。
中国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首先，“禅”与“茶”文化的结合。中国茶文化的形成和流行与佛教有着莫大关系，佛教茶文化是中国茶文化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历史上，茶与佛教形成了彼此相依的关系，一方面佛教使茶文化得到了广泛传播，另一方面，茶促进了佛教徒的修行。唐代佛教禅宗盛行，禅宗倡导以坐禅的方式修行，并以饮茶的方式提神来促进禅修，这使得在有唐一代，寺院僧侣饮茶之风大兴，并由此形成了寺院茶艺和禅茶文化，最终实现了佛教与茶文化的有机融合，使得“禅”“茶”形成一体、融为一味。
中国茶文化中的这种“禅”与“茶”的关系深刻影响到日本对宗教与茶文化关系的认知，并引发了它们对这一现象的学习和模仿。这在日本茶道的“鼻祖”和集大成者千利休的茶道思想中有着鲜明体现，针对此前村田珠光（1423-1502）和武野绍鸥（1502-1555）的茶道思想只注重外在形式的不足，他提出饮茶应以佛法修行为根本，过于强调外在形式和器具，会失去茶道的本意。为此，千利休努力提升茶道的精神境界，他将禅宗精神、寺院清规、僧侣修行方式与日本茶道文化相融合，形成了“草庵茶”，并将起自村田珠光、经武野绍鸥发展的“鞑琛蔽幕发扬光大，使之普及民间成为日本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茶文化深深影响着日本茶道的精神追求，日本茶道文化推崇的“鞑枥志场本辰绾头钚械摹昂途辞寮拧毙盘酰同中国茶文化所追求的“和、静、怡、真”有着相通之处，共同体现了对茶文化的精神境界和社会功能追求。
其次，喜饮绿茶及煮茶的传统。有唐一代，花茶以及红茶等发酵茶尚未出现，制茶以蒸青为主，因而成茶均为绿茶，唐人饮绿茶的这种习惯对日本茶文化有着巨大影响。唐代制茶，以饼茶为主，而在制作饼茶的过程中，蒸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它可去除茶叶的青涩之味，同时保留茶叶的色、形和营养，这种制茶工艺后来流传至日本，一直到今天都是日本制茶的重要程序，对抹茶而言更是必不可少。日本不仅从中国继承了饮用绿茶的习惯，还坚守着在中国已经遗失的煮茶传统，中国茶文化以明代为界可分为两个时期，此前以煮茶为主，而在明代以后，中国人饮茶方式演进为泡茶，至此，中日两国的茶文化走向了不同的道路，但日本一直坚持使用从中国学习来的煮茶方式。因为这种煮茶方式，在日本还兴起了“铁壶”文化，铁壶源自中国，后流传至日本并逐渐发展为两大流派，即以观赏为主的关西铁壶和以实用为主的南部铁壶。近代以来，煮茶所需的铁壶已成为日本茶道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随着强调礼仪、程序的日本茶道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使用铁壶煮茶之风渐次形成了向中国的回流，这成为一千多年来中日茶文化交流史上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再次，饮茶是一种修身养性、提升人生境界的生活方式。唐宋两代，中国处在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饮茶不仅是一种生理需要更是一种促进自我境界升华的生活方式。中国茶文化对精神境界的追求对日本茶道文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使其在日本演变成一种生命美学。近代日本文化大师冈仓天心（1863-1913）在名著《茶之书》中指出：“茶道是一种对‘残缺’的崇拜，是在我们都明白不可能完美的生命中，为了成就某种可能的完美，所进行的温柔试探。”①在推动日本茶道文化从物质层面向精神层面的过渡过程中，高僧空海（774-835）起到了关键作用，空海于804年入唐。在806年回到日本，同其他入唐日僧相似，他同样对茶非常爱好，并且对中国朝廷寺院内茶文化发达的情景非常羡慕，非常想在日本国内也营造相同的文化氛围，并使茶叶上升到更高、更伟大的地位。②
在使日本茶道实现哲学化、美学化、道德化的过程中，村田珠光、武野绍鸥、北向道陈、千利休、山上宗二、南坊宗启等人均功不可没，而以千利休影响最大。千利休对茶文化物质层面进行了极度压缩，与茶文化相关的一切外在形式在其看来意义都微不足道。村田珠光的茶室为四张半榻榻米大小，而千利休的“草庵茶室”则仅有一张半榻榻米。千利休之所以为饮茶设计出这种不能再小的空间，意在提醒世人物质需求是无关紧要的，关键是能够摆脱世俗的牵绊，超越外在事物的束缚，从而实现无我状态，达到“和敬清寂”的至高境界。
中日茶文化交流的思考
自隋唐至今，中日之间茶文化的交流已持续千年，这种交流是同时期中日两国整体交往的一部分，但借此也可一窥东亚历史的演变和不同民族、国家文化发展的分野。
首先，中国茶文化是包括日本茶道文化在内的东亚其他国家茶文化的母体。中国是世界最早培植茶树和饮用茶的国家，从隋唐开始，中国茶文化随着文化交流向整个东亚地区传播，内容包括了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物质层面包括茶种、饮茶器具、饮茶方式等，精神层面包括茶文化、茶德、茶礼仪等，可以说中国茶文化为其他国家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全面性借鉴。中日茶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两国文化整体关系的一个缩影，正如日本近代研究中国学的著名学者内藤湖南（1866-1934）所认为的那样，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同为古老的文化，但日本文化是在中国文化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对于两者的关系，内藤湖南曾有一个很著名的比喻，他认为，日本文化如同磨成的豆浆，依靠中国文化的卤水才凝集而成豆腐。在内藤湖南看来，日本文化是与中国文化一脉相承的，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源头，日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延长。③
其次，中日交流是中国茶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交流是一个文化扩展自身影响、增进其生命力的有效渠道，具体到中日交流对中国茶文化的影响上，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茶文化的传统在日本得到坚持。著名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认为，日本的巨大魅力之一是它大量移植并保留了中国唐代文化，包括它的建筑风格甚至著名的“日本茶道”，包括那相当苦涩的烂泥状绿茶、漂亮的碗和所遵循的精细仪式，都完完全全是那个时代从唐朝的中国学来的。④另一方面，茶与日本民族文化的结合使中国茶文化在域外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以中国茶文化为基础日本发展出极为讲究规程、场所、礼仪的“茶道”文化，并将其深深嵌入本民族文化的内核，使之成为日本民族精神、理想和日常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这是对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尤其在二战后，茶文化影响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大与日本茶道的传播有着重要关联，这可谓是中国茶文化在新的时空环境中的再生。
包括茶文化在内的中日交流史上，大部分时间是日本在学习中国，日本借助对中国的学习，加快了自身的发展步伐，体现了文化交流对历史发展的巨大影响。现在中国也处在一个加快发展的历史时期，探讨中日茶文化交流史，一方面可以使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更深的认识，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另一方面，日本茶道文化的发展轨迹又可以带给我们很大启发，将学习外来先进事物与本民族传统相结合，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实际的创新之路，从而推动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发展。
注释：
①[日]冈仓天心：《茶之书》，谷意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第15页。
②[美]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侬佳、刘涛、姜海蒂译，东方出版社，2011，第12页。
③[日]内藤湖南：《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刘克申译，商务印书馆，2012，第IV-V页。
④[美]罗兹・墨菲：《亚洲史》，黄磷译，海南出版社，2004，第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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