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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一、国外研究成果及评价
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发展于70到90年代，其理论重点
是投资动机、投资决策和投资流向三个问题，其中，投资流向就是区位（投资地点）选择问题。考察所有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区位选择问题。
1.以区位经济学为基础的理论，以成本学派和市场学派为代表。杜能（J.H.Thunen）等成本学派认为跨国公司进行区位选择的目标是成本最小化，由于各国的劳动力成本和技术水平不同，运输和通讯费用不同，相关产业发展水平也不同，使得在投资国选择时成本因素至关重要。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和勒施（A.Lorsh）的市场学派认为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运输成本已不再是决定选址的主要因素，产品的销售才是中心问题，因此，关税、自然资源、风险、行政手续都需考虑。
2.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理论，以内部化理论和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代表。海默（S.Hymer，1960）认为企业到海外进行直接投资的原因在于拥有特定优势，力图借此牟取更大的利润。凯夫斯（R.Caves，1974）、约翰逊（Johnson，1970）和巴克利（P.Buckley，1976）等对去进行补充，认为中间产品市场是不完全的，必须通过内部化来达到节约交易成本的目的。因此，那些造成市场不完全的国家正是对外直接投资应选择的投资区位。
真正将区位因素和对外直接投资结合，并明确提出来的学者首推英国里丁大学教授邓宁（J.Dunning，1977）。他认为，区位因素是决定对外投资的充分条件，它不仅决定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而且也决定了它们对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和国际生产的类型。
3.以国际贸易学说为基础的理论，以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为代表。小岛清（Kojima K）提出的该理论的基本内容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己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依次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在母国属于边际产业，居于比较劣势，而在东道国却拥有潜在的比较优势。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必然按照母国的边际产业顺序进行，投向在这些产业拥有潜在比较优势的国家。
通过比较以上理论，我们发现区位理论以东道国区位优势为出发点决定企业的投资地点，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以企业的自身优势为出发点，附带推导出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但这些理论都是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因此在指导沈阳市的对外直接投资上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一些复杂的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及流向仍然无法做出合理地解释和说明。
二、国内研究成果及评价
我国学者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发展的特殊性出发，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与产业选择有着密切的相关性。而从FDI区位选择本身来看，中国理论界提出的主要观点如下。
1.就近基准。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初期的区位选择应遵循地理上的“就近原则”。“就近原则”，也就是考虑到东道国区位和投资国的地理距离因素。这一基准的本意是通过对邻近地区的投资降低经营风险。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地理位置因素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作用正在逐步弱化。因此，地理相近将不再成为对外经济活动关系的主要依据。
2.“慢半拍”基准，或称“地区渐进原则”。该基准强调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应当首先从那些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相近或稍微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开始，随着投资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技术水平的提高、对外直接投资能力的扩张，投资区位逐步向发达国家扩展。应当承认，这种按照东道国经济发展阶段确定区位的思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慢半拍”是一个仅仅适用于部分产业的区位选择思路，它将中国企业的FDI限制在有限的国际空间内，不利于架构多元化的FDI格局，不能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普遍的区位选择基准。
3.多层次或多元化区位选择思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FDI区位选择的研究，一个基本的结论是架构一个多元化或多层次的FDI区位格局。可以说，实现FDI多元化或多层次化的区位格局，已经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FDI区位战略的基本出发点。问题在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不在于要不要实现投资区位的多元化，而在于如何形成多元化的投资格局。多元化区位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基本战略，是以合理区位选择为前提的，或者说是合理化区位选择的结果。
4.有效资本型FDI的区位选择。武汉大学的邢建国教授在其专著《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抉择》中，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提出“有效资本型FDI ”理论模型（如下图所示），更加适合指导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跨国银行是指在国外拥有附属机构、分行或代表处的银行，是银行业国际化高度发达的产物。早在13至16世纪，麦德斯（Medici）家族控制的商业银行就在整个欧洲广布机构，从事跨国银行业务，19世纪，英国、比利时、德国和日本的跨国银行，借助于殖民主义势力得到迅速发展。二战及二战以前，由于受到战争和经济萧条等因素的影响，跨国银行业受到严重的打击，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二战后，随着欧洲、日本经济和国际贸易的逐步恢复和发展，特别是1958年欧洲主要国家货币开始可兑换和欧洲美元市场的诞生，跨银行业又再度活跃，并得到了长足发展，业务数量、内容和地域都有了空前扩展。
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银行业的国际化也得到了很大发展，这不仅包括我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也包括我国银行业的海外扩张。截止2004年底，共有38个国家和地区的157家银行在华22个城市开设了220家代表处，19个国家和地区的67家外资银行在华设立了11家营业性机构，外资银行在华总资产累计达到693亿美元。就中国银行业的海外扩张而言，截止2004年底，我国4大商业银行共在境外设立了44家分行和14家代表处，其国外资产和负债也逐年增加。
全球跨国银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1981年，联合跨公司中心（UNCTC）首次把跨国银行的研究从跨国公司中独立出来。学术界对跨国银行的研究也开始逐步深入，出现了关于跨商业银行的一些重要理论。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向：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动因及竞争优势研究（Grubel 1977,Gray&Gray 1981,Ball&Ttschoegl 1982,Kindleberger 1983,Walter 1988,Heinkel&Levi 1992,Canals 1997）； 跨国银行组织形式研究（Gold berg&Sanders 1981b,Mutinelli&Piscitell 2001）；跨国银行经营活动及竞争策略研究（Brainard 1990,Euh&Baker 1990,Guillen&Tschogel 1990）；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对银行业绩及目标市场的影响研究（Weller&Schern 1999,Berger et al.2000,Berger&De young 2001）；跨国银行国别实证研究（Goldberg&Saunderg 1990,Grosse&Goldberg 1994,Yamori 1988）等。
中国理论界对跨银行的研究仍不够深入，既有的成果多数局限在外资银行竞争策略及其发展对中国金融业的冲击方面，对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动因、组织扩展模式，特别是从跨国公司理论角度出发所做的理论及实证研究则几乎为空白。因此，对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研究，进而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对中国而言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二、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理论与实证文献回顾
1.跨国公司理论的发展脉络
400多年前，公司开始跨国界经营活动，并逐渐形成了跨公司通过这一经营形态。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随着世界形势和经济环境的变化不断演进，对跨公司的理论研究也不断深入。从20世纪60年代海默（Hymer）开创性的垄断优势论开始，各国学者纷纷对跨公司和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进行分析， 建立各自的理论体系。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阿利伯（Aliber）的货币汇率理论、维农（Vernon）的产品周期理论、小岛清（Kojima）的比较优势理论、尼克博克（Knickerbocker）的寡头垄断竞争反应理论、巴克莱和卡森（Buckley&Casson）的内部化理论,以及邓宁（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并不断完善，吸收了国际经济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区位理论和公司理论等各种理论的精髓，能够较好地对国际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合同安排等行为进行解释，形成了迄今为止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公司生产经营的一种综合性理论，该理论主要强调三种优势：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因此又被称为OLI模型。
2.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实证研究的文献回顾
哪些因素影响东道国银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国外实证研究比较活跃。在文献中国外学者们按银行业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包含的具体要素进行了实证检验，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比较鲜见。
(1)所有权优势
1）银行规模
有大量研究表明银行规模与其海外直接投资之间呈正相关关系。Campbell(1980)等学者通过经验研究发现并证实：规模越大的银行，通常拥有更多的资金和管理资源，从而有更多的途径降低不确定性和风险。Tschoegl(1983)通过研究1976年全球100家最大银行海外经营状况，发现规模大的银行更倾向于海外扩张，发现日本银行在韩国的分支机构数目与银行的规模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Williams(1996,1998)通过研究外资银行在澳大利亚的情况，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我国学者王（2005）通过研究跨国银行在华经营情况，发现银行总资产和跨国银行在华设立分行影响显著，说明银行规模越大，在华经营的动机越强烈。然而，也有些学者通过研究并未发现银行规模与其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密切关系（Ball和Tschoegl，1982）。
2）国际化经验
跨国银行对海外经营，以及东道国的了解越深入，则越容易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从而享受国际化分散经营的种种好处。Macro Mutinelli和Lucia Piscitello(2001)研究了意大利银行业1989～1999年间在国外分支机构的变化情况，发现跨国经营经验丰富的那些意大利银行更倾向于进行对外扩张。
(2)内部化优势
1）母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
Sabi(1988)认为，跨国银行往往跟随母国客户到海外设点，以更好地服务客户，保存现有客户资源，他发现，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量能够较好地预示商业银行的跨国经营状况。Nigh(1986)等众多学者也证明，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国银行在该国的分支机构数量之间显著相关。我国学者王（2005）通过研究发现对华直接投资与在华外资银行分行数量正相关。但是Seth和Nolla(1998)通过研究外国银行在美国分支机构数目和制造业在美分支机构的资金来源，发现英国和日本的银行业并未追随其在美国的客户，而其他的国家银行业则追随其在美国的客户。
2）母国与东道国的双边贸易额
大量经验研究表明，由于双边贸易反映了母国和东道国商业联系的紧密程度，商业银行在东道国的分支机构与双边贸易额之间存在着正相关。Goldberg和Johnson(1990)发现，双边贸易与外国在美国银行业直接投资具有密切的联系。Miller和Parkhe(1998)，以及Yamori(1998)也分别发现，双边贸易对美国和日本银行在东道国银行业领域的直接投资影响很大。
(3)区位优势
1）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及其增长率
对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研究表明东道国市场规模（以GDP或人均GDP测度）是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显著决定因素。Brenley和Kaplains（1996），以及Buch(2000)通过研究发现，东道国的GDP总量与该国吸收的银行业外国直接投资正相关。Yamori(1998)发现日本银行业更倾向于在人均GDP较高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然而，也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Sagari(1992)发现，美国银行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并不必然地考虑该国的GDP总量。另外，除了市场规模，GDP增长率也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时考虑的因素之一。GDP总量只能表明一国现有的银行业市场机会，而GDP增长率则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表明一国将来可能的银行业市场机会。Hultmam和McGee(1989)通过研究发现，外国银行业对美国银行业的直接投资与美国的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相关性。Goldberg和Saunders(1981)、Nigh(1986)，以及Sabi(1988)通过研究发现东道国相对于母国的经济增长率对东道国银行业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具有十分明显的促进作用。
2）东道国的资金成本
当银行决定是否对某国进行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资金成本也其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存贷利差、东道国对外国银行的税收等因素都会影响跨国银行在东道国的资金成本。Cassard(1994)和Eaton(1994)认为，税收结构的不同会影响税收水平较低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Claessens等（2000）通过对80个国家1988年～1995年间银行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的研究发现 ，跨国银行更倾向于在资金成本较低的国家进行扩张。
3）文化差异和地理距离
根据Ball&Tschoegl在1982年的研究，跨国银行在美国加州和日本设立分支机构时，东道国与母国之间距离越远，成本就越高，设立分支机构的意愿就越小。研究还发现，两国之间文化差异越大，设立分支机构的可能性就越小。Goldberg（1991）等学者在其研究中证实，文化差别对商业银行设立海外分支机构的决策影响甚大。Leung(2003)指出，亚洲国家的银行在进入中国市场方面具有特殊优势。我国学者王（2005）在研究跨国银行进入中国的决定因素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4）东道国对银行业的管制情况分为外国银行的准入限制和对本国银行业的管制情况。一方面，东道国对外国银行的准入限制显然对跨国银行在该国银行业直接投资是有影响的。Nigh、Cho和Krishman(1986)研究了美国银行业1976年～1982年间在30个国家分支机构的资产变化情况，指出东道国对美国银行的准入限制对美国银行业在该国的经营有明显的负面影响。Sabi(1988)研究了美国银行业1975年～1982年间在23个发展中国家分支机构的资产变化情况，其实证结果却并未表明美国银行海外分支机构资产与东道国对外国银行准入限制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这与一般的实证结果不相一致。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东道国对外国银行的准入限制除非是禁止性的，否则并不对跨国银行的直接投资活动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东道国对本国银行业的管制情况也是跨银行决定是否在该国银行业进行直接投资时考虑的一个因素。Focarelli和Pozzolo(1994)研究了外国银行分支机构在美国各州分布情况，发现外国银行更倾向于在对银行业管制较为宽松的州设立分支机构。
三、现有文献的不足
1.现有文献大多仅罗列了一部分可能对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影响的因素，然后进行实证检验，虽然这些研究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基本上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但并没有进行严格的数学证明和推导。
2.现有的文献大多局限于某一母国银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或者是实证分析了某一东道国银行业吸收的外银行业的直接投资，研究欠系统，特别是缺乏比较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FDI区位；资本输出；FDI目标国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9）01－0029－06
一、引言
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三十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显著增强，人均GDP从1980年的272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2034美元；金融机构的存款余额增加到2006年的35万亿人民币，人均存款近3万元。按照邓宁的发展水平理论，我国目前已处于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注：根据邓宁的发展理论，经济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在其中的第三个阶段，本国对外投资规模快速增加，并逐渐超过引入外资的规模。人均GDP达到2000-4750美元间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笔者注。)，即本国对外投资快速增加，并将最终超过引入外资额的阶段。这一点已经明显地在我国经济中表现出来。从对外投资的情况看，在对外投资之初，我们本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较重视单个投资项目的操作，而缺乏整体、宏观的策略。时至今日，具备相当实力后的我们，考虑对外贸易、投资区位选择战略时，应该从多重角度，通盘考虑。
理论界至今还未形成企业国际化区位选择的一般理论，但很多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都包含了区位选择的思想，这些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对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以下简称FDI）区位选择理论有较为完整的阐述。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发展，出现了很多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FDI的理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不长，与国外丰富的理论成果相比，中国学者更多地从经验角度对FDI区位理论进行了深化，从东道国区位因素、投资主体、投资动机等角度研究了中国企业FDI的区位选择，虽然验证方法不尽相同，但缺乏对诸多因素合并分析的综合研究框架。本文在总结现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企业FDI情况进行了回顾分析，对我国FDI区位选择战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从理论角度上，提出结论。
二、理论研究汇总
（一）FDI区位选择理论沿革
对FDI区位选择最早的论述见于垄断优势理论，该理论由Hymer（1960）提出，后经Kindleberger 和Caves 发展形成理论体系。该理论认为，国内和国际市场的不完全性，造成了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垄断优势理论主要从投资动因角度分析FDI行为。[1]从中不难推论，拥有垄断优势的发达国家是FDI输出国，而不具有以上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则是FDI输入国。R. Vernon在垄断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产品周期理论，从动态角度解释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时机与区位选择。该理论认为，产品在市场上呈现周期特性，经历了创新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的新产品从最初生产该产品的发达国家，依次向其他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国家转移，在不同的阶段，企业应采取不同的投资战略。20世纪70年代，Buckley & Casson（1976）提出了内部化理论。该理论认为，现代跨国公司是市场内部化过程的产物。正是内部化的动机，促使企业进行国际直接投资。从这个意义上说，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就是在国际间实行市场内部化的过程，交易成本是影响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变量，跨国公司投资趋向于交易成本低的地区。除此之外，信息成本也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Caves（1971）发现外商直接投资趋向于交易成本低的地区。
Dunning（1973）在总结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并吸收区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即OIL（Ownership―Internalization―Location）模型，首次将区位因素纳入了FDI理论分析的范畴。他认为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而区位优势则是其充分条件。[2]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企业优势的微观基础上，对FDI的动因及区位从宏观角度做出了解释。
Kojima根据日本国情，发展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提出比较优势论。他指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即从边际产业开始，依次进行。其结果不仅可以使国内的产业结构更加合理，促进本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且还有利于东道国产业的调整，促进东道国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对双方都产生有利的影响。
随着跨国公司活动的全球化，除了传统的区位因素（自然资源、市场规模、基础设施、贸易壁垒等），集聚经济已成为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决定因素。跨国公司倾向于把其海外分支机构的区位选择在与其具有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的上下游企业集聚区，以利用有利于自身发展的集聚效应。一个产业的空间集聚会形成产业特定的溢出效应和规模经济。在产业集聚地区，基础设施发达，熟练劳动力充足，产业配套条件较好，知识和信息等要素的流动性较强，便于外国企业开展专业化分工协作。Luger & Shetty（1985）通过其对产业的研究，验证了集聚经济对公司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Porter（1990）认为，产业集聚能加强该产业的竞争优势。[3]
（二）发展中国家FDI区位选择理论
随着发展中国家FDI活动的急剧增加，对其区位选择的理论研究也是FDI理论的重要方面。前苏联学者阿勃利兹若伊利的观点很具有代表性。他提出，发展中国家往往存在传统落后的农业部门与采用较新技术的现代工业部门，同时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使产业在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经济组织形式上产生差距，使产业间的联系减弱。同时，由于传统农业部门在供给和需求上的低弹性，无法对现代工业部门提供的经济发展机会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使产业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这样，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工业部门在远远未到规模效益要求的情况下，出现了结构性供给过剩乃至个别行业或企业的相对过度资本积累或相对资金富余，于是对外投资就成为可能。
Louis T. Wells（1983）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该理论的最大特点就是摒弃了那种只能依赖垄断的技术优势打入国际市场的传统观点，将发展中国家FDI竞争优势的产生与这些国家自身的市场特征结合起来，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理论依据。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在于：（1）拥有为小市场需求提供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2）发展中国家在民族产品的海外生产上具有优势。（3）低价产品营销战略。该理论指出世界市场是多元化、多层次的，即使对于那些技术不够先进、经营范围和生产规模不够庞大的企业来说，参与对外直接投资仍有很强的经济动力和较大的市场空间。[4]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往往利用东道国的种族纽带和人文共性来对其投资，因此，拥有小规模生产技术的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适宜对收入水平较低、市场容量不大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
Lall（1983）通过分析印度的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提出了技术地方化理论。该理论认为，尽管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使用标准技术和劳动密集型技术，但并不是被动地模仿和复制引进的技术，而是对其进行了改造、消化和创新。技术地方化理论更强调发展中国家对引进技术的再生过程，按照该理论，发展中国家侧重于对相邻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投资区位上有很大的局限性。
针对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逆向投资”的现象，Cantwell & Tolentino（1990）拓展了小规模技术理论和技术地方化理论，提出了技术创新升级理论。[5]依据该理论，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受“心理距离（Physical Distance）”的影响，其FDI遵循“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渐进发展轨迹，即首先在周边国家投资，然后向其他发展中国家逐步扩展；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开始生产高科技产品。同时，向发达国家投资以获取更先进的制造业技术。Dunning（1998）指出，无形资产在FDI区位选择中的影响越来越大，FDI区位的决定因素日益综合化。
小泽辉智（1992）提出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阶梯形的等级结构，跨国投资的模式选择应能激发国家现有和潜在的比较优势，并使其最大化。因此，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投资模式必须结合工业化战略，将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和跨国直接投资作为互相作用的三种因素结合起来分析。他认为提高经济竞争力的动机是发展中国家从纯吸引外资转变成向海外投资，并把这种转换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第二阶段是外资流入并向海外投资转型；第三阶段是从劳动力导向的对外投资贸易支持型向技术支持型的对外投资过渡；第四阶段是资本密集型的资金流入和资本导向型对外投资交叉发展阶段。
（三）其他文献研究
很多学者应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FDI的区位选择进行了实证研究。Root & Ahmed（1978）利用公司税率这一变量，研究了财政政策对投资者的影响。Nigh（1985）证明了稳定的政局对投资的正面影响。Contractor（1991）证明了政府政策对FDI投向的影响。Loree & Guisinger（1995）研究了政策变量和非政策变量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他们发现东道国实际税率对FDI显著正相关，准入门槛对FDI进入有显著负相关效应。[6]一些非政策性变量，如政局稳定、自然距离、人均GDP和基础设施对FDI流向也有显著正效应。
通过分析美国对OPEC国家的FDI数据，Olibe & Crumbley（1997）发现，政府资本性支出为显著正影响因素，而人口规模的影响并不显著。[7]Mudambi（1999）运用理论，分析了政府投资机构在吸引投资方面的作用。Reuber等（1973）对不同国家FDI流量及特点进行了综合分析，发现FDI更多地流向发达国家。另外，也有研究关注FDI初次进入市场的情况，而不是对FDI进行动态监测。但从FDI投资路径上分析，的确存在地域性因素。这种观点认为随着东道国社会环境的变化，FDI类型也在发生变化。欠发达国家吸收的FDI大多集中于资源开采和劳动力密集型行业。随着这些国家经济、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劳动者劳动技能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会吸引更多附加值高的投资。当然，公司战略和其他宏观经济因素也会对FDI产生影响。
三、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践回顾
（一）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回顾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始于改革开放初期。最初几年规模很小，年均投资流量不足4000万美元。然而，随着改革的进行，对外投资量迅速扩大。至2006年底，我国5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在海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近万家，共分布在全球172个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达906.3亿美元（见图1、图2、图3）。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产生（1979―1984）、早期繁荣（1985―1991）、稳定发展（1992―1998）、贸易跟随（1999―2002）、“走出去”（2003至今）等几个阶段。
2002年十六大的召开，明确了鼓励企业“走出去”的产业政策。“走出去”不仅指企业增加出口，也包含企业增加对外投资。这一政策转变也是我国深化改革的重要一步。由于受制于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我国虽然成为全球“制造中心”，但还是缺乏核心竞争力，通过“走出去”的政策，也有利于我国培育更多的优秀企业和优秀品牌，真正参与全球化竞争。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目标国区位分析
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虽然遍及世界172个国家或地区，但其区位分布并不平衡。从2006年的投资流量来看，拉丁美洲地区和亚洲是我国的两大投资地点，分别占非金融类对外投资总量的48%和43.4%。投资流出地区分布具体情况见表1。
表1 2006年中国对外FDI流量区位分布
数据来源：商务部，《2006年中国对外投资公报》（M），北京。
从国家（地区）来看，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靠前的国家、地区分别为开曼群岛、中国香港、英属维京群岛、俄罗斯、美国、新加坡等。从我国对外投资存量来分析，截至2006年底的统计数据，亚洲和拉丁美洲是我国对外投资的主要目标区域，分别吸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63.9%和26.3%。接下来依次是非洲（3.4%）、欧洲（3%）、北美洲（2.1%）和大洋洲（1.3%）。我国对外投资的区位分布随时间而变化，北美在早期吸引了更多的中国投资。至1990年，33%的投资投到了北美。此数字在1991年跳升到86%，但在随后的大多数年份，至2001年回落到21%。与此同时，对拉丁美洲的投资则持续上升。相比之下，中国对亚洲的投资则比较稳定，在90年代的多数年份，有30%以上的投资都投向了亚洲。
表2 2006年中国对外FDI流量前十位国家（地区）
数据来源：商务部，《2006年中国对外投资公报》（M），北京。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同组别国家之间的分布也十分不均衡。在1979―2001年间，我国对中东欧国家总共才投资了355个项目，涉及投资额1.78亿美元，只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4%。同一期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别吸收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35%和60%。我国对两类国家的投资有三个特点。一是对发达国家的投资项目平均规模大于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项目平均规模。二是在1991年之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高度集中于发达国家。具体讲来，在1979―1991年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72%以上进入了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只获得了24%。这一特点与一般公认的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应主要投向发展中国家的观点大相径庭。三是1992年以后，我国对发展中国家投资持续增长，对发展中国家投资比例从1991年的6%飚升到1992年的42%，在随后的三年分别达到59%，76%和68%，在1996―2000年更是达到83%。[8]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同国家之间分布的差异要比在不同地区或不同组别国家之间的差异大得多。总体而言，我国的海外投资流量高度集中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三个发达国家。至2001年，约30%的海外投资投到了这三个国家，各分别占中国对外投资的13%、9%和8%。这三国，加上香港、秘鲁、泰国、墨西哥、津巴布韦、俄罗斯、柬埔寨、南非和巴西，共占去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67%。
四、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一）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
根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Dunning，1993a），只有当三类影响条件同时具备时，FDI才可能发生。这三类影响条件分别是：跨国企业内部的所有权优势、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和企业的内部化优势。
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可以抵补企业在别国投资的额外成本，东道国本土企业的优势也会被削弱。所有权优势应与东道国的某些区位优势（如市场容量、资源成本、基础设施等）配合作用。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取决于跨国企业本身，而区位优势则是来自东道国的影响因素。只具备所有权优势的企业可通过出口、特许销售、专利转让等方式进入该市场。同时具备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后，企业就会考虑通过FDI的形式进入该市场，条件就是东道国区位优势的存在。如此便知，东道国可通过区位影响因素影响FDI。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其的《World Investment Report》中对FDI东道国的区位因素有着较为深刻的阐述，其将东道国区位因素分为政策性因素、经济性因素和其他商业性因素三类，并对不同动机的FDI影响因素进行了分门别类的分析（见表3和表4）。
表3 FDI东道国区位因素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World Investment Report》(M)，1998。
表4 不同类型FDI，经济性因素的不同影响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World Investment Report》(M)，1998。
（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情况来看，市场导向型投资与资源导向型投资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两个最为重要的诱因。而对这两类投资而言，东道国市场规模、市场结构、资源禀赋、消费偏好等因素都会对我国企业FDI产生重要影响。
毋庸讳言，在我国企业对外投资之初，仍见“贪大求全”、“赶英超美”的观念(注：如1979―1991年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72%以上进入了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只占24%。)，但客观衡量企业在“大国”的投资前景后不难想见，发达国家本就是资本输出大国，其市场已接近饱和，竞争激烈几近残酷，平均盈利水平甚至不及国内，而且其经营管理、技术进步、成本控制、产品创新方面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我国企业进入后市场拓展空间有限，进入的障碍和进入后的管制成本高昂，较高的人力成本、高房租和低市场空间，会使得我国企业难以发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中国被称为“中央大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邻国众多，这一点不同于美英日。与美国接壤的国家，北面是加拿大，南面是墨西哥；英国和日本都是岛国，没有哪个国家与其陆地接壤。而中国则不同，与中国陆地接壤的国家有十四个之多，其中不乏如“金砖四国”中的俄罗斯和印度那样的大国，也不乏经济发展势头很猛的小国，如越南。如果再向南延伸，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具有潜力的国家，那是一片被称为“新兴市场”的地区，经济发展潜力以及与之相伴的金融业发展潜力巨大。循着影响因素的思路，与我国贸易联系紧密、GDP总量达到一定规模、政治经济稳定、“心理距离”短的周边国家，才应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首选。
五、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探讨
针对我国FDI区位选择的命题，我国学者也进行了不少研究。徐滇庆和耿健（2000）[9]指出我国的资本输出应遵循“快半拍”准则，林毅夫和汤敏（2002）提出了我国对外投资应遵循“早半拍”的原则，同时他们分别进一步指出，符合其原则的有东欧、中亚等地区。赵春明和何艳（2002）从国际经验出发，指出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应首先考虑东盟国家，其次是前苏联的一些国家和地区。[10]杨大楷等（2003）基于对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的回顾和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指出现阶段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应以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为重。江心英（2004）认为国际投资区位选择是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之间的正和博弈，利益原则是双方经济交往和合作的基础，FDI区位选择最终取决于东道国引资目标与投资主体投资目标相吻合的程度。
马先仙（2006）运用28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我国企业FDI区位选择的因素，回归结果显示，我国从东道国的进口、建交时间、人均GDP和距离等因素对直接投资没有显著影响。[11]程惠芳、阮翔（2004）应用引力模型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对中国企业来说，“引力巨大型”的国家和地区有美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澳门。[12]“引力型”的国家和地区包括菲律宾、泰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德国和马来西亚，主要是东盟和中亚转型国家，位于中国的周边位置。“引力一般型”的国家包括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俄罗斯、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处在这一档次的国家也主要集中在东盟和欧盟国家。“引力不足型”的国家包括加拿大、埃及、澳大利亚、新西兰、赞比亚、马里、南非和巴西。这些研究都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没有涵盖影响FDI区位选择的所有影响因素，也未构建一个完整的中国对外FDI区位选择研究框架。
结合上一部分中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分析，并套用技术创新升级理论（Cantwell & Tolentino, 1990），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我们在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进行战略考量时，也应遵循“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渐进轨迹，充分利用我国与睦邻国家经贸往来密切、心理距离短、华人华侨分布广泛、汉文化影响深远等独特优势，实现企业对外FDI效益的最大化。
六、结论
第一，我国目前已处于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在我国企业对外投资之初，我们本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注重单个投资项目的操作，而缺乏整体、宏观的策略。时至今日，具备相当实力后的我们，考虑对外贸易、投资伙伴国时，应该从多重角度，慎重考虑。
第二，理论界对FDI区位选择的研究早已有之，从Hymer的垄断优势理论到Kojima的比较优势理论，从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技术模型”到对“逆向投资”现象的研究等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技术创新升级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对外FDI区位选择非常具有参考意义。
第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同组别国家之间的分布也十分不均衡，1991年之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高度集中于发达国家，至2001年，约30%的海外投资投到了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三个发达国家。
第四，FDI区位选择受到跨国企业内部的所有权优势，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和企业的内部化优势等三类因素的制约。从我国情况看，与我国贸易联系紧密、GDP总量达到一定规模、政治经济稳定、“心理距离”短的周边国家，才应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首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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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徐滇庆，耿健.中国资本输出[J].中国投资,2000，(11).
[10]赵春明，何艳.从国际经验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和区位选择[J].世界经济,2002，(5).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贸易 替代关系 互补关系
一、引言
江苏省外向型经济显著，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85年的19.87亿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5456亿美元，贸易规模和发展速度在全国均处于领先地位。其中2015年出口额为3386亿美元，进口额是2069亿美元，进出口贸易总额占江苏省生产总值的48%。与此同时，江苏省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在不断发展，2015年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额已经达到103亿美元。但是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还存在很大差距。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都是促进江苏省经济发展的因素，它们之间联系紧密。因此，研究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江苏省的相关数据，运用计量的方法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以期对江苏省的对外直接投资于对外贸易有所益助。
二、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一）理论基础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理论研究有两种比较重要的理论：替代关系理论和互补关系理论。
1.替代关系理论。蒙代尔（R.A.Mundell 1957）利用两个国家、两个产品和两种生产要素的赫克歇尔――俄林（H-O）模型，得出以下结论：存在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对外投资厂商在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下安排自己的生产，从而使得对外投资处于最佳的效益或者最低的生产要素转换成本之上，这样能够实现对外直接投资对商品出口的完全替代。按照蒙代尔的逻辑：资本要素的国际流动与商品之间存在相互替代关系，即限制资本流动可以促进贸易，增加贸易障碍可以刺激资本流动。
弗农（R.Vemon）于1966年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他将产品的生命周期划分为3个连续的时期：创新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这三个阶段产品的要素密集型会发生变化，因而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地点也会变化，各生产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也会发生变化。第一阶段：创新阶段的产品往往是知识密集型产品，技术创新国是生产国，也是理所当然的出口国；第二阶段：技术逐渐稳定，市场上开始出现仿制者和竞争者，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增大，为了降低成本，创新企业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出口减少，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发生替代效应。第三阶段：生产过程和机器设备都标准化，产品由技术密集型变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创新国完全成为该种产品的进口国。
2.互补关系理论。日本学者小岛清（Kojima，1977）在其代表作《ν庵苯油蹲事邸芬皇橹刑岢隽硕酝庵苯油蹲世砺郏他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依次进行，这种对外直接投资能过扩大本国比较优势的幅度，带动相关的产品出口，并且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增加就业，加速技术的创新，从而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两者结合起来。20世纪80年代，Markuson也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是互补的关系，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对外贸易，对外贸易也能促进对外直接投资。
（二）文献综述
针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很多研究。国内学者张应武（2007）运用2000～2004年我国进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资料，使用引力模型分析得出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显著的互补性。魏刚（2009）根据我国1983 ～2007年的数据，运用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进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没有因果关系，出口贸易对对外直接投资有长期显著的拉动作用。李良新（2011）运用湖南省1985～2005年的数据，通过协整检验、格兰杰检验表明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是对外贸易的原因，而对外贸易不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胡兵（2015）根据我国2005～20014年的数据分析得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存在稳健的促进效应，认为随着生产销售型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扩大，可能会与出口存在替代效应。
国外学者Wakelin（1998）对11个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存在替代效应。Lipsey（2000）对美国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存在正相关关系，并且这种关系随时间越来越强。Head（2001）运用日本的数据分析了日本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与投资的方式有有关。以垂直的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互补；以水平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两者关系是替代的。
国内外的实证研究大多集中在研究整个国家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分省份分地区研究的比较少，本文试图通过实证分析来研究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
本文研究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故选取江苏对外直接投资额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江苏省进口额、出口额作为解释变量。用符号OFDI表示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额，用符号IM表示江苏省进口额，用符号EX表示江苏省出口额。
（二）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是1996～2015年的年度数据。数据都来自于江苏省历年统计年鉴。其中，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额（OFDI）选取江苏省历年统计年鉴中的中方协议投资额来表示。江苏省进口额和出口额均是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总额。为了降低异方差的影响，对所有数据都取对数Ln。
四、实证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由于非平稳的时间序列会出现伪回归问题，所以本文首先对上述序列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
表1 ADF检验结果
■
注：D（）表示变量的一阶差分；检验类型（c，t，1）中的c代表有截距项、t表示时间趋势、1表示滞后1阶。
从表1中可以看出，上述时间序列的原序列在10%的显著水平下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因此原序列是非平稳的。而其一阶差分序列均在10%的水平下通过了平稳性检验，说明上述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可以继续进行协整关系检验。
（二）协整检验
虽然一些经济变量本身是非平稳序列，但是，它们的线性组合却可能是平稳序列。若它们的线性组合是平稳的，则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也就是协整关系。本文采用检验多变量协整关系的Johansen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
表2 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
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结果都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没有协整关系、至多有1个协整方程、至多有2个协整这三个原假设，说明方程至少存在三个协整方程。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变量OFDI、IM、EX之间存在某种长期均衡关系。
（三）最小二乘估计
由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所以回归结果有可性度，用OLS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3
表3 回归结果
■
根据回归结果，R2=0.934672，表明模型有很高的拟合优度。每个变量的参数T统计量的P值都小于一般显著水平0.05，说明各解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单独影响显著。可以建立如下模型：
OFDI=-18.98-4.03IM+5.77EX
从模型结果看，江苏省进口总额与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负相关，二者存在替代效应，江苏省进口总额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会降低4.03个百分点；江苏省出口总额与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两者存在互补效应，江苏省进口总额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会增加5.77个百分点。
（四）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为了进一步研究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格兰杰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
表4 格兰杰检验结果
■
由表4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IM不是OFDI的Granger原因、EX不是OFDI的Granger原因，说明江苏省出口是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江苏省进口是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在5%的显著水平下不能拒绝OFDI不是IM的Granger原因、EX不是IM的Granger原因，表明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不是进出口变化的原因。
五、结论与建议
第一，江苏省出口额、进口额和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关系。并且江苏省出口额、进口额都是引起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江苏省发展外向型经济，是外贸大省，在国际贸易中获得了贸易顺差，为对外直接投资积蓄了动力，对外直接投资获得发展。
第二，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存在负相关关系，即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之间存在替代效应，江苏省进口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会降低4.03个百分点。
第三，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存在正相关关系，即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存在互补效应，江苏省出口的增加会带来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表明江苏作为外贸大省，发展对外贸易的同时将出口收益用于对外投资，逐步从“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过渡。因此，江苏省在促进出口贸易健康发展的同时，也应该激发江苏出口贸易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正面促进作用，促进企业走出去。
第四，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对江苏省进出口影响不明显。这可能与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总体比较小有关，江苏省的对外直接投资处于起步阶段。2015年，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额约103亿美元，而江苏省2015年的出口额为3386亿美元，进口额是2069亿美元，从数据可知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较小，故对进出口的影响不大。江苏省政府需要正视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鼓励企业走出去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分析结论是依据特定的样本数据得到的。如果改变样本的数量或者样本涵盖的时问，则上述结论可能会发生改变。也就是说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可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总的来说，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因此，江苏省在积极发展对外贸易也要不断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共同繁荣。
参考文献
[1]李振，沈言言.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J].对外经贸，2016.
在梳理国外已有的相关文献中发现有关对外直接投资与货币国际化关系的研究比较零散，研究也相对独立，把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文献相对缺乏。
早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源自对发达国家的研究所得，由此得出了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有代表性的一些理论，典型的理论包括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维农的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和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等。
近期的研究侧重实证分析，如Dierk Herzer（2010）通过对1980――2005 年间33 个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实证研究，得出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溢出效应存在国别差异，对该国货币国际化的影响程度亦不同。Cohen（2012）认为，一种货币能否成功实现国际化，关键在于市场需求面的偏好能否被成功改变。为此，至少在货币跨境使用的初期阶段，国际市场上必须广泛存在着对该货币未来价值及其稳定性的信心。价值稳定的货币有利于交易个体核算成本与收益，也减少了为防止外汇风险的套期保值成本。Otero-Iglesias（2011）则研究了人民币汇率波动与其国际化之间的关系，其研究结论指出，人民币汇率变动或人民币升（贬）值预期会显著影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Maziad et al.（2011）认为，货币国际化后，由于对该货币或以该货币计价的金融资产需求的增加，储备货币发行国将经历本币升值。Frankel（2012）指出，货币国际化一方面会导致本币升值，另一方面，货币国际化后，会导致市场对本币需求的大幅度波动，从而加剧汇率波动。Joshua Aizenman（2015）概述了资本市场开放和中国金融改革以及近几十年来中国的金融和贸易一体化，肯定了人民币在中国商业领域中对对外直接投资和交易的影响和作用， 说明人民币具有国际化的潜力。只有人民币满足可自由兑换这一条件时，其在一定程度上才能实现国际化。
二、国内研究综述
近年来，由于对外直接投资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国内学术界对二者关系的研究也在深入展开，这些研究中不仅有对二者单独展开的研究，而且对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也逐渐增多。系统梳理起来，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其一，有关货币国际化影响因素的研究。叶华光（2010）将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因素归结为四个方面，即中国出口贸易规模及其世界占比、对外投资规模及其世界占比、金融市场的完善及人民币币值的稳定性。刘艳靖（2012）从实证的角度对目前国际储备币种构成的历史演变（1980-2008 年）进行了计量分析，尝试从更加规范的角度探讨货币国际化的内在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的大小，研究结果表明：一国的经济总量、进出口总量、金融市场是影响该国货币在国际储备中占比的基础性因素，同时还受通货膨胀率、汇率水平等等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母国；产业结构；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16-0001-02
0 引言
中国作为一个处于转型时期的经济体，产业结构处于转型升级的攻坚阶段，通过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DI，简称OFDI），投资国可以利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发展本国经济，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本文对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结构关系的文献做一个梳理，以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线索。
1 典型性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1.1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弗农（1965）提出。弗农主要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市场进行了研究，将产品的生命周期大致分成三个阶段：创新期、成熟期和标准化期。
产品处在创新阶段时，受美国消费市场需求的影响，所开发创新的产品多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这一阶段企业较为注重本国市场，因此较少出现对外直接投资。产品处在成熟阶段时，产品的质量和样式趋于稳定，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上升，企业必须考虑降低成本来降低产品价格，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因此，扩大生产规模、获取规模经济成为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在这一阶段，由于原来的进口国市场劳动力成本较低、仿制品和贸易壁垒相应增加，最终促使美国企业开始关注并向其他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产品处在标准化阶段时，产品的生产技术已经标准化，技术优势已经不存在，竞争更趋激烈，成本和价格已成为竞争的焦点，而母国的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会导致规模非经济，同时进口国会进一步加强贸易壁垒，为进口国客户提供快捷的服务也要求在东道国建立生产设施，因此企业必将在世界范围内寻找适当的东道国进行投资。
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从跨国公司经营的产品出发，认为高收入国家引领新产品的开发，产品的生命周期大致分为创新期、成熟期和标准化期三个阶段，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了使本国长期保持资本与技术密集导向型产品的优势，将处于标准化期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转移至次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
1.2 边际产业扩张论 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小岛清（Kojim，1978）以日本厂商对外直接投资情况为背景提出边际产业扩张论。小岛清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投资国）已经处于或趋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又称边际产业）依次进行，而这些边际产业是东道国具有比较优势或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投资国的边际产业由于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遭遇原材料缺乏、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市场日益狭小的瓶颈，从而在投资国内变成了劣势产业。边际产业的转移可使投资国将资源集中于本国处于优势的产业，而东道国则可以因为相关适用技术的输入与其具有的丰裕要素相结合，使原处于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显现其优势。边际产业的转移有利于日本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可充分发挥出投资和东道国的比较优势和潜在比较优势。
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从产业层次出发，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按照比较优势及其变动依次进行，从技术差距小，技术易于转移的产业开始，按次序进行，由此腾出国内稀缺的资源，以利于别的产业的发展，这也含有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外移有利于提升母国产业的意向。
1.3 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理论 早期理论的研究多是立足于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效益最大化理论，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的兴起，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产业效应也引起相关研究的关注。
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理论由英国里丁大学的坎特威尔教授和其学生托兰惕诺于1990年共同提出。该理论通过分析日益兴起的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得出发展中国家的的产业结构升级是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不断积累提高的结果，而发展中国家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与他们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直接相关的。发展中国家利用其特有的“学习经验”和组织能力，进行技术创新。这从发展中国家以开展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路径可见一斑：由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的纵向一体化生产，逐步向以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的横向一体化生产转移；投资方向遵循由周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再向发达国家的渐进发展轨道。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甚至开始从事高科技领域的生产和研发活动。
该理论着重强调了发展中国家中技术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认为技术是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并且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技术的创新，因此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通过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利用当地的技术资源优势获得逆向技术转移，从而促进母国的产业升级，这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和政策意义。
2 国内实证研究综述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在以往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行实证研究。
燕敏（2007）选取1978-2006年的相关数据研究中国OFDI与产业结构的关系。以三次产业所占比重衡量产业结构变化，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代表对外直接投资变化，进行Engle-Granger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检验，并建立回归方程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对三次产业所占比重的具体影响程度。得出对OFDI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冯春晓（2009）通过构建测度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的指标，采取皮尔逊（Pearson）相关分析、稳健性检验以及建立计量回归模型分析制造业OFDI对其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得出我国制造业对OFDI与其产业结构优化存在正相关关系，其中与高度化相关性较强，制造业OFDI与其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且前者是后者的格兰杰原因。但OFDI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作用非常微弱。王英（2009）认为OFDI可以通过一定的渠道促进母国产业结构优化。通过选取合适的传导变量、构建计量模型，应用1985-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OFDI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结果显示，通过OFDI获取国外先进技术能显著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通过燃料和矿产品等自然资源的进口和固定资本的形成能对较小地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但就业机会的转移不利于本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潘颖，刘辉煌（2010）根据1990-2007年的数据，运用协整理论、Granger因果关系对我国OFDI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OFDI短期内不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从长期来看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谭延明，陈丽珍（2011）应用产值结构高度化、资产结构高度化、技术结构高度化和就业结构高度化四个方面代表中国产业结构，根据1996-2009年的数据，运用协整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我国OFDI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也即我国OFDI与产业结构升级具有双向推动作用。李逢春（2012）通过修改经典的钱纳里“结构增长”模型，利用2003-2010年中国OFDI和产业升级的相关省际数据，加入对外直接投资的节奏和不规则度作为调节变量，用面板回归的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OFDI的产业升级效应，得出较高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可以较快地促进投资企业所在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升级，但OFDI的节奏和不规则会对产业升级的效果起反向作用；而OFDI的市场化程度可以正向调节节奏和不规则度对于产业升级的影响程度，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OFDI的节奏和不规则度对产业升级的负向影响要小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
除此之外，一些学者对各省市对外直接投资对地区产业结构的关系也进行了实证研究。如衣长军（2010）、卢慧芳（2011）等分别对福建省和广东省进行了研究。
纵观以上国内学者有关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研究，主要区别在于计量方法、模型中变量的选取以及代表产业结构的指标选取，同时这也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选择提供了指导。虽然不同的实证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都支持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3 结论
无论是以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边际产业扩张论，还是以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理论，都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会通过获取国外先进技术或是腾出资源来进一步进行本国技术创新，从而促进母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国内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促进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并且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的持续增长，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效应也越来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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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潘颖，刘辉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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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衣长军，连旭.福建对外直接投资对省内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8）.
熊彼特认为，发展并非来自外部， 而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而“创新”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经济体系”。即创新是企业寻求新技术的一种尝试，对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发达国际的国际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有溢出效应，使东道国技术水平得以提高，结合国内研究与发展活动可以提高一国创新能力。技术外溢的途径主要有示范-模仿效应、竞争效应和联系效应。七十年代末日本学者小岛清在比较优势的原理上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他通过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得出对外直投应从本国有比较劣势而东道国有潜在优势的产业开始。而自从MacDougall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FDI的溢出效应问题，许多学者对FDI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分析。Globerman对加拿大的研究、Blomstrom等人对墨西哥的研究都证明了FDI溢出效应存在。同时也有一些研究认为FDI对东道国的技术进步效应不明显，如Harris与Robinson。关于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的影响，沈坤荣等。
1987-1998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FDI能够促进我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而潘文卿对我国西部地区的研究表明外资还未产生正溢出效应，甚至产生了不太显著的负面溢出效应。
关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理论方面发展并不完善，英国经济学家拉奥用“技术地方化”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行为。英国学者坎特威尔和托兰惕诺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共同提出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用以解释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经济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加速增长的趋势。Kogut 和 Chang 运用实证分析，得出日本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美国的技术的结论。赵伟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技术进步引起的要素生产率变化有着比较明显的影响。刘凯敏、朱钟棣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TFP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技术进步是对外直接投资增加的主要原因。
虽然很对学者都对国际直接投资与技术进步进行了研究，但是关于国际直接投资于我国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较少，也很少同时研究IFDI与OFDI对创新能力的影响。
二、实证检验
（一）模型设定
根据熊彼特对创新的定义，可以将创新看做一种生产函数，因而可将创新能力用下面的公式表示：f=AKαLβ，其中f表示创新能力，K表示R&D的资本投入，L表示R&D的人员投入，A表示影响创新能力的其他因素。本文中，用IFDI和OFDI代表A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因而设定如下模型：
lnI=β1lnK+β2lnL+β3lnIFDI+β4lnOFDI+ε
其中，I表示1995-2010年的年度国内专利申请受理数；K表示1995-2010年年度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内部支出，并用以1978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调整；L表示1995-2010年年度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全时当量；IFDI表示1995-2010年年度外商直接投资，由于其以美元计价，用当年平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并用以1978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调整；OFDI表示1995-2010年年度对外直接投资，由于其以美元计价，用当年平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并用以1978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调整。
（二）模型估计及结果分析
1、平稳性分析
由于模型中数据为时间序列数据，在进行模型估计前要先进性平稳性分析。本文采用单位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lnI、lnK、lnL、lnIFDI、lnOFDI都是一阶单整的。
2、模型估计
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首先对模型进行估计和检验。运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估计发现lnOFDI不显著，将其去掉后，结果如下：
lnI=0.5942lnK+0.6683lnL+0.6738lnIFDI （1）
t检验值 （9.4778） （4.3182）（13.9139）
调整R2=0.995788
3、协整检验
经过单位根检验，发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五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因而他们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通过协整检验发现原模型的残差项平稳，所以lnI、lnK、lnL、lnIFDI、lnOFDI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表二：回归方程（1）的残差序列的ADF检验
4、格兰杰因果检验
协整分析证明了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确定的均衡关系，但是还无法确定时间序列数据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本文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来确定其因果关系。
表三：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经过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R&D经费投入、R&D研究人员人数以及IFDI都是我国专利申请数量的格兰杰原因，而OFDI不是我国专利申请数量的格兰杰原因。
三、结论
通过本文对国际直接投资与一国创新能力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国际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获取先进技术，通过与本国研究与发展活动结合，有助于提高本国的创新能力。
关键词：自主创新 对外直接投资 影响机制
一、引言
自21世纪初中国实行“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了迅猛的发展阶段。截止至2006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达733亿美元，相当于中国1985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81倍，1990年的16倍。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187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6.2%；2011年达到601亿美元，比2010年增长1.8%。 在如此高增长的现状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仍然过少，同时近年持续的贸易顺差使得外汇储备高居不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可以主动参与国际分工、积极利用国内外市场进行资源配置，而且对于缓解外汇储备过多问题也有积极意义。大力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将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发展战略。
浙江省作为国内较为发达的沿海城市，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在2001年达到3350万美元，2002年为5132万美元，比2001年增长51.19%。发展到2011年，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已达到34.5亿美元，比2010年增长2.68%，发展趋势由下图1所示 ：
二、文献综述
早期，学术界对FDI的研究主要是以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为对象，对于发展中国家FDI的研究重点主要放在发达国家对其进行外商直接投资从而对其造成的经济及各方面的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家的OFDI突飞猛进，并且体现出与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不同的特征。经典FDI主流理论认为的垄断优势是一国向外进行直接投资的前提条件的观点已无法对发展中国家FDI提供满意的解释。尽管这些主流理论的创立者也注意到了这种新变化，并对其理论进行修正，但仍然无法在原有理论基础上形成完整一致的解释。
美国学者S.H.海默（S.H.Hymer，1960）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一项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提出了垄断优势论，为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奠定了发展的基石。
提出 “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的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Kojima，1979） 认为投资国应当通过对外投资将本国的劣势产业转移出去，以使投资国集中精力发展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加速投资国的产业升级。从这个理论出发，我国等技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就很难进入到发达国家，并且其OFDI的发展也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美国经济学家小威尔斯（L. T. Wells，1983） 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往往具有三方面的优势：一是拥有为小市场需求服务的小规模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优势。许多发展中国家正是开发了满足小规模市场的劳动密集型技术而获得了竞争优势。二是具有在当地采购和提供特殊产品的优势。为了减少因从工业国进口技术而造成投入需要，被投资的发展中国家也渴望得到那些着眼于使用当地材料的革新成果，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中国家企业便寻求用本地供应来代替。三是具有接近周边国家市场、低价营销的优势。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主要通过低的市场价格来进行促销。由此推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象主要是具有市场规模小的周边发展阶段相对落后的国家。这个结论只能解释少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 拉奥（Sanyjaya Lall，1983）提出，通过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创新活动，其跨国公司能产生独有的技术地方化优势。这是因为当一些发达国家过时的技术与发展中国家小规模生产要素和资源禀赋相匹配时，能够产生适用于当地的技术优势；在购买力水平较低时，由于消费者偏好差异也可以开发出非名牌但却有竞争力的产品；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与成本优势以及民族或语言的联系，也会形成竞争优势。这个理论较好地从技术创新的角度解释了部分发展中国家之间相互投资的现象，但仍没有涉及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投资问题。
事实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处于技术劣势的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正逐渐增大对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并把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在国际上寻求技术优势的有力工具和手段。对于由相对较不发达国家向较发达国家的OFDI，一般称为逆向型对外直接投资，这类OFDI本身不一定具备垄断优势前提，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通过对发达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利用当地的技术资源优势获得逆向技术转移，并可以向母国进行“返流”和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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