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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儒家文化理解，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键词：评价理论；介入资源；中英文体育报道；文化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4）02-0116-4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4.01.032
1 . 史瓦兹跨文化理论
在近30年里，以色列学者Schwartz等人通过一系列研究，探讨人类价值观结构以及内容的普遍性，扩展了Rokeach的研究工作。史瓦兹价值观理论因其全面性逐渐被学界证实并且接受。然而，不同的国家、个人和集体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是不同的。史瓦兹在分析多位学者所提出的价值观理论后提出了人类的三种基本要求：个人作为生物体的需求、个人对社会交流的需求以及团体需存活和拥有福利的需求（史瓦兹，1987）。他提出了57种价值观条目，被归为10种驱动力价值观类型。该10类价值观被进一步划分为四个大类：对变化持开放态度、对变化持保守态度、自我提高及自我超越。在此之后，史瓦兹不断深入研究以发现该10种价值观之间更加深刻的联系。他们分别是：
（1）自我导向（Self-direction）：源自于控制和独立自主的需要，是指行为和思考的独立性。具体体现为创造力、自由、自主选择目标，等等。
（2）刺激（Stimulation）：为了维持积极、乐观的生活水平的需要，体现在刺激、新颖和生活的改变中。
（3）享乐主义（Hedonism）：个体感官上的满足或愉快，来自于个体满足和快乐的需要。表现为享乐、享受生活、自我放纵。
（4）成就（Achievement）：根据社会的标准，显示胜任工作的能力，例如成功的、有能力的、有抱负的、有影响力的，源自个体自我肯定需要及群体或集体互动的需要。
（5）权力（Power）：指社会地位和名望，对他人和资源的控制。表现为追求财富、社会权利等，源自自控的需要和控制他人的互动的需求。
（6）安全（Security）：体现为安全、和谐的社会关系的稳定。来源于个人和集体的需要，分为个人的利益和更广范围的集体的利益，表现在社会秩序、家庭安全、清洁等方面。
（7）遵从（Conformity）：限制可能伤害他人和违背社会期望的行为和倾向，是个体禁止那些将会打扰和破坏友好交往和组织功能的行为倾向。该价值观主要强调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亲近的人交往中的自我限制，表现为服从、自律、尊师敬长等。
（8）传统（Tradition）：意义是尊重、接受文化或宗教中传达的传统和理念。传统最初是群体所发展出的一套可以代表该群体共享的经验与生活原则，之后被所有成员所认同。因此传统价值观表现的行为应该是集体团结的象征，独特价值的表征以及生存的有力证据。传统以宗教仪式、信念或行为准则等存在形式，在个体身上主要体现为尊重传统、谦卑、奉献等。
（9）仁慈（Benevolence）：是指保护和提高经常与之交往的人的福利，起源于良好的组织交往、生物体联合的基本需要。强调自愿关心他人的福利，如：乐于助人、诚实、责任、忠诚等。
（10）普世主义（Universalism）：指为了人类和自然的福祉而理解、欣赏、忍耐，是个体与组织生存的需要。表现为对于社会和世界的福祉及对自然的福祉的关注，重视社会正义、平等、世界和平、保护环境等（史瓦兹，1992）。
2 . 评价理论
悉尼学派的Martin等人于20世纪90年代在系统功能语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评价理论。评价理论是对人际功能进行纵向和横向的延伸。其主要研究个人如何运用语言对事物做出评价、采取立场，以此达到调节主体立场甚至意识形态的目的。Martin认为通过告诉听话人对某些人和事物的感受，说话人便可以利用评价资源达到协商和协调社会关系的目的。换言之，评价理论所关心的是说话人利用话语介入到语篇之中使语义随说话人的立场而改变。体育报道作为一种对重大体育事件做出及时报道的媒体，本身就充满了评价色彩。报道者通过凝练的语言、敏锐的判断和互动的对话慢慢地以其自身的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引导并逐渐取代读者对于事件的判断和鉴别。
2 . 1 介入资源
评价理论分为三个次系统：态度、介入和级差。本文利用介入系统来分析中美两国的体育报道，从而解读两国报道对同一种事件的不同看法。
Bakhtin从语篇的对话性视角着手，提出了语篇的对话性概念。他指出所有语篇都是对话性的、多声的，旨在用于调整作者对所言的承诺。这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后人，White（2003）受到Bakhtin等人的对话理论的影响，提出了介入的概念。“介入包括表明语篇和作者的声音来源的语言资源，它关注的是言语进行人际或概念意义的协商的方式（White，2003）。”介入包括单声（monogloss）和多声（heterogloss）。单声是指只提供了一种观点，没有公开承认其他观点的存在的言语；相反，多声则明确表示可能存在其他观点的言语。Martin从对话的角度把多声分成扩展（expansion）和收缩（contraction）两个子系统。并且进一步定义了扩展和收缩。他认为扩展指的是话语中的介入为对话中的其他声音或立场敞开了大门，它又次分为接纳/引发（entertainment）和归属/摘引（attribution）两个子系统；而收缩则意味着话语中的介入排挤或者限制了其他声音和立场，它又分为否认/否定（disclaim）和公告/声明（proclaim）。
3 . 介入资源在体育新闻当中的分布
本节运用评价理论系统下的介入资源对下载的共十二篇英文报道进行数据分析。所选的报道分别来自（China Daily）和（New York Times）的英文版。
3 . 1 China Daily对刘翔事件报道中介入资源的分布
介入分为扩展和收缩两个子系统。扩展又分为接纳和归属两个子系统；与此同时收缩又分为否认和公告两个子系统。那么各种资源在体育新闻中又是如何分布的呢？本节应用评价理论框架下的介入子系统对语料进行了数据分析。如下表：
由上表可知，扩展总数175，收缩总数63，分别占介入系统的73.5%和26.5%。
由表1可知，China Daily对刘翔事件的报道中，扩展所占的比例是73.5%，收缩所占的比例是26.5%。例如：
China Daily对刘翔事件的报道：
有来自中国田径队主教练冯树勇的声音：
“We all know that at the moment of taking off the tendon will sustain a lot of pressure. I think that is because in that moment it happened， so he could not make the movement （to jump over the hurdle）.”Feng said.
“I really appreciate what he has done. When he tried to improve his ability every day， I know how tough that could be. It is not like everyone can bear such pressure， but he did it. So we think he is the best.”
“I believe all the Chinese people can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I hope all the fans can understand this， and that anything can happen. It happens to many athletes.”
同时，也有来自央视解说员和其他人的声音：
His influence on the next generation could last for 10 or even 20 years. For Liu Xiang told the world that we Chinese could also become champions.
Usain Bolt， Jamaican star sprinter said “It must be hard for that to happen for the second time in a row. He is a great athlete.”
Yao Ming said “We got to know Liu Xiang when he won the gold medal in 2004. However， it was his dedication during the past eight years that has let us know what kind of person can be called a professional sportsman. We should cherish iconic figures like him. The Olympic is not all about gold medals”.
深入观察发现，China Daily关于刘翔的报道主要采用的是接纳和归属的方法，作者运用扩展资源，允许多声的协调，表明作者不仅能够提供还可以包容不同的观点和意见。接纳和归属主要通过情态动词（can； could； should； must），情态投射（I believe； I know； I hope； I think）等实现。表达了说话者的态度和协商的语气，认为刘翔事件和所有中国人，所有刘翔的粉丝紧密联系，他们相互依赖，相互并存。刘翔甚至会影响到我们下一代人。刘翔所取得的成就和每一位中国人紧密相连。因此，中国体育文化始终强调的是以集体为主体，突出的是精神，注重解决整体和局部的关系，这些都反映了中国体育报道体现的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和谐统一、内向含蓄的文化特征。
3 . 2《纽约时报》对刘翔事件报道的介入资源分布
由上表可知，扩展总数64，收缩总数170，分别占介入系统的27.3%和72.6%。
由表2可知，《纽约时报》对刘翔事件的报道从不同程度运用了各种介入资源。但是收缩资源所占的比例为72.6%，远高于扩展资源所占的比例，可见《纽约时报》当中普遍使用了表示否认的观点排除其他人的声音，让读者接受自己的声音。例如：
来自中国田径队主教练冯树勇的声音：
Feng said that Liu is “not thinking about retiring ，” but it is surely too early to be making such definitive pronouncement.
“Liu Xiang will not withdraw unless the pain is intolerable， unless he has no other way out，” Feng said.
Feng speculated that Liu would not compete further this summer， but would return eventually.
Feng said， “Today’s result was not a perfect one for all of us. He has undergone great pressure from the press and great pressure from all of us.”
除此以外还有孙海平的声音：
Sun Haiping said that Liu could barely stand before the race， despite the assistance of three doctors.
另一方面，《纽约时报》的报道当中也运用到了单声资源。单声资源指的是只提供了一种观点，没有公开承认其他观点的存在的言语，主要是对刘翔个人取得的成绩的一种肯定，强调了自我和个人的成就，与集体的依赖性较小。例如：
Liu was China’s hope for gold in the 100-meter hurdles， but his failure to qualify for the finals showed that he represented so much more. His goldmedal performance in Athens had made history won in a track and field event， Liu Xinag’s big breakthrough in track and field is not only for China， but all of eliminate a deep inferiority complex in Chinese people’s hearts.
可见《纽约时报》主要运用了否认和公告的表达方式，例如一些表示否定的词（not； barely； unless）和转折的词（not only； but also； despite）意在排除其他人的声音，使读者接受并且认同自己的声音。是以个性、个人为出发点，指出了刘翔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他顽强和病魔战斗的能力，他是一个武士，不会轻易倒下也不会轻易退役。与此同时，强调的是“人的精神”，突出和实现了人的主体性，并且把隐藏在人们心中的各种欲望释放出来。所以，美国体育文化始终注重的是个人取得的成就，以个人生命力张扬为主体的价值观意识形态。
4 . 结语
通过对《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的部分关于刘翔事件报道当中介入资源分布的分析，可以看出，两大媒体对于同一件事情的报道是存在差异性的。与此同时，史瓦兹价值观理论是可以解释这种差异性。在《中国日报》当中接纳和归属占的比例较大，允许多种声音的存在，包容不同个人观点和意见。强调的是刘翔事件牵动着所有的中国人，注重解决整体和局部的关系，维护和谐统一的气氛。表现了中国体育文化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纽约时报》当中则出现了大部分的收缩资源，作者通过运用表示否定的词和短语来压制其他声音，强调刘翔所取得的成就和他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所带来的影响。注重的是自我能力的提高，和个人在体育事业方面所体现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参考文献
Martin， J. R. & White. The Language of Evaluation： Appraisal in English[M]. New York： Palgreave Macmillsan， 2005.
Schwartz S. H. Universals in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values： theoretical advances and empirical tests in 20 countries[J]. Advanced in Experiment Social Psychology， 1992（25）.
Schwartz S. H.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critique and proposed refinements[J].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1990（21）.
李战子.评价理论：在话语分析中的应用和问题[J].外语研究，2004.
李战子.评价于文化模式[J].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
论文关键词：孔颜之乐；文化传承；理想境界
孔子弟子三千，而其中通晓六艺者七十二人。其中有一名弟子，颇受孔子赏识，这名弟子就是颜回。
在《论语》中，孔子曾对颜回大加赞赏。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第六》)。而孔子在《述而》篇也曾自我表白：“饭疏食，饮水，曲胧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不论是对弟子行为的称赏还是对自我内心的剖白，这些都直接表达了孔子安贫乐道，超脱于世俗功利的人生理想道德境界。这就是后来备受宋明理学家称道的“孔颜之乐”。周敦颐曾说：“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富、可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道德受儒家影响甚深，其中以道德来约束欲望，“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道德理念始终在历朝历代的儒家学者中占主导地位。通过周敦颐和二程所倡导的“孔颜之乐”我们也能体会出，儒家精神的内核并不如道家所讽刺的“汲汲于功名”，而是“天下清平”之后心有所归，不为外物所累的超脱（如“曾点之乐”）。那么“孔颜之乐”是否与宋学的内核相一致呢，为什么到了明代，这一理论甚至其所宣扬的儒家内涵都受到了王阳明的质疑呢？“孔颜之乐”在后世的文学发展中有着怎样的地位，对当代文学又有什么值得借鉴和传承的地方呢？这些都值得我们仔细思索。
一、从“孔颜之乐”看先秦儒家的理想境界
不论是授业还是为学为官，孔子的言行里始终保持着温柔敦厚、和悦相乐的态度。为学，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为友，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闻《韶》，沉醉其中乐而不知肉味，读《诗》，亦因其“乐而不”而赞叹称赏。在我看来，孔子这种和乐的态度是源自于内心的安详与神圣，是内心道德修养深厚而伟大的流露。孔子曾经与其弟子子贡有过一段对话，这段对话充分阐述了与行为上的规矩法度相比，孔子更注重内心的表达与修为。
（一）“以道为乐”的价值感悟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第一》）。
可见，孔子虽然提倡“君子固穷”，但是并不仅限于注重外在的表现形式，他更希望人是从内在，发自本性的举动，真正达到那种安贫乐道的道德境界，而不是仅仅受礼仪法度的约束来匡正自己的行为，内心却与之背道而驰。不仅在贫富问题上孔子的态度是如此，就是在他最重视的孝悌纲伦中，孔子亦是看中内心而不拘泥于外在形式。
（二）从“孝悌”视角看儒家心灵境界
孔子曾在分别回答弟子子游、子夏、宰我三个人问孝的时候表露出他对内心重视的程度，这种程度直接区分了孝与不孝这种原则上和本质上的区别。我们不妨将这几段体现孔子对孝道看法的对话摘录如下：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扶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第二》）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即没，新谷即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第十七》）
以上三段对话，均表达了孔子对孝道问题的看法和立场。尤其是第三段，这段文字的核心，表达的正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最终的焦点是直指人心，最终的落脚点是人心是否安顿的问题。通过孔子对弟子的教诲和评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孔子所倡导的孝悌礼仪的前提和基础是人内心道德的修为，是发自本性、源于内心而做的，而非反之，用外在的法度去约束人的内心，虽然表面看上去达到了同样的行为效果，但是却与夫子的本意相去甚远。
（三）儒家理想境界与释老至乐的同异
在中国古代，儒道释三者的思想互相融合，其中有一些相通的地方。佛家讲的“要眠则眠，要坐则坐，热则取凉，寒则向火。”讲求的就是顺应本心的修为，与儒家理学的“心学”有相通之处。明朝王襞曾经说：“舜之事亲，孔之曲当，一皆出于自心之妙用耳。与饥来吃饭，困来即眠，同一妙用也。”
他认为“孔颜之乐”是心不执着于任何一物的自由自在的精神，“既无所倚，则乐者如何物乎？道乎？心乎？”曰：“无物故乐，有物则否矣。且乐即道，乐即心也，而曰所乐者道，所乐者心，是床上加床也。”而对于道家“超然物外”的至乐境界，在《庄子·内篇·大宗师》中曾记载过颜回坐忘而令孔子感喟的事，也能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儒家“孔颜之乐”的理想境界，其实与佛家的修心静性、与道家的“超然物外”均有殊途同归之理，儒家理想境界是内心的修为而非对外在礼法的严苛强求。
二、“孔颜之乐”的理想境界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中国士大夫与儒家思想渊源甚深，几乎历朝历代都有著名的大儒和贤者出现，所以，儒家思想在文化传承中体现颇多。汉代的儒生自董仲舒将儒学定为国学以来，儒家思想就深深根植入中国古代文化政治当中，也对后世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孔颜之乐”其“乐之体验的”诗性呈现
“孔颜之乐”所表达的首先是一种通达坦荡、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在孔门儒者看来，一个人排除了物质生活贫困窘迫的干扰，也就排除了最易动摇人、使人忧惧、使人信念变易的干扰源。能够笑对贫困，自然可以笑对人生；能够笑对贫困，自然可以笑对权贵；能够笑对贫困，自然可以坦然笑对世间一切向伦理挑战的愚行。孔颜之乐是一种旷达恣意，是一种融合了真善美、统一了知行意的心灵境界。后世文人每每遇到生活上的窘境的时候，时而会拿出这种精神鼓舞自己，刘禹锡在《陋室铭》中就有“子曰：‘何陋之有？’”的慨叹，深切地表达了“君子固穷”、“独善其身”的思想内核。这种通和圆融的诗意境界，在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身上得到不断再现和升华。
（二）“孔颜之乐”对宋词及宋明理学的影响
北宋周敦颐，著有《通书》，是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其一生提倡“孔颜之乐”，为人为德，著文章《爱莲说》以表其志，深受儒学影响。据说二程曾受教于他，这为宋明理学后来思想核心的阐释奠定了基础。
周敦颐本人气象甚高，人生境界极为洒脱，黄庭坚曾说“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二程十四五岁时其父令二人学于周敦颐，周敦颐教二程“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程颢后来又见周敦颐，尝言“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尽管在宋明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各家对此的阐释和强调也不同，但追求心灵的超脱和洒落始终是理学家人生境界中重要的一面。
宋代许多著名词人的作品中，都流露出这种儒家至乐思想，如北宋著名词人范仲淹在《定风波》一词中有“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丧归时数。莺解新声蝶解舞。天赋与，争教我辈无欢绪”的诗句，就表现出一种超脱和洒落的人生境界。后来的词人在此基础上演变，表现更加直白和豁达，如王安石在《清平乐》中的“若有一卮芳酒，逍遥自在无妨。”这一句，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从容安乐的心灵境界。“和乐”境界的大量出现始于苏轼及苏门词人。苏轼一生历经磨难，佛道思想固然是他忧患人生的精神支柱，但不能否认的是儒家思想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7]苏门四学士的作品中也不乏实例，这些都是“孔颜之乐”这一儒家理想境界的演变和深刻体现。
（三）“孔颜之乐”对“心学”及明清文学的影响
陆九渊是“心学”的开山鼻祖，。据陆九渊年谱载，他晚年结庐象山，“从容讲道，歌咏愉愉，有终焉之意”，“平居或观书，或抚琴。佳天气，则徐步观瀑，至高诵经训，歌楚辞，及古诗文，雍容自适。”洒落的哲人气象中又流露出诗人的风度。王阳明，字守仁，浙江余姚人。他是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正是根据孔子注重内在修为，倡导礼仪匡正道德的基础上进行的演变和升华，相比于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心学”的“灵明说”从理论上更贴近儒家思想所倡导的理想境界。
在明清时期，文章流派众多，许多流派主张都离不开理学。始于陈白沙的的学术之变，为明清文坛带来了新的风气。他提出了以“心源”为本的散文文源论，以自然平易、优柔自得为美的散文风格论，和学古当求“悟入”以得其“无涯”之妙的方法论。在陈的理解中，“孔颜之乐”既不是像道家那样凭借终日静坐，与天理浑然一体，也不是强行从外在来因循社会伦理，而在于心中充满自适自足之乐，故能荣辱不惊。就这样，陈将“孔颜之乐”回归于人生之精神境界，且不受天理束缚，乃是一种从心所欲的自适自得之乐。后来许多散文流派，如桐城派，公安派及唐宋派等，或多或少都受到程朱理学和“心学”的影响，“孔颜之乐”的儒学内核，在这些流派的衍生中得到发展和深化，这也是对文化传承的影响之一。
关键词：祠祀建筑；中国传统文化；儒家伦理
中图分类号：TU-8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2909（2013）02-0001-04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中国传统祠祀建筑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儒家伦理内涵进行研究，在当前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进程中有其深刻涵义。
一、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内涵
所谓伦理，就是在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人与自身，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关系、行为规范以及所涉及的各种哲学思考。关于儒家伦理，学术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综合多数观点，笔者从“三纲五常”“理想人格”及“社会责任”三个方面解析儒家对伦理关系、个体价值、社会责任的理解。
（一）三纲五常
传统儒家伦理思想形同于等级制社会，注重等级次序，其中最重要的观念就是“三纲五常”。“三纲”一词到汉朝才有，孔子、孟子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指的是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如孔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孟子言：“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因此，早期儒家所讲的君臣父子关系，不是一种绝对的服从或上下卑贱的地位，而是一种相对的关系。“三纲”的提法到汉朝才正式出现，西汉儒学家董仲舒从天人关系出发，根据“天尊地卑”思想，建立了“三纲五常”。他认为，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三种关系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汉儒的“三纲”否定了人的独立人格，与当代的人文主义伦理观相冲突，是一种落后的等级观念，阻碍了历史的进步。五四及后来的社会主义，主要批判汉儒绝对僵化的“三纲”次序。“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具体行为准则。孔子提出“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关系的重要性。孟子则归纳为处理社会关系的准则，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儒家的“仁”就是爱人，过去儒家讲爱人，包含阶级区分；现在讲爱人民，为人民服务，没有阶级区分，应肯定下来。“义”就是要态度公正。“礼”就是要有一定礼节。“智”就是要有知识。“信”就是说话算数，不说假话，不互相欺骗。这些是任何社会的人都必须遵守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中国现代哲学家国学大师张岱年认为：“对‘三纲’应加以批判，对‘五常’应加以分析。仁者爱人，以及义、礼、智、信，应加以肯定。”[1]
（二）理想人格
儒家伦理内容丰富而且复杂。其核心是人格意识和社会责任[1]。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这是儒家肯定了人的价值。“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是承认平民有不可夺的意志，有一个不可辱的人格。孟子说“忧乐天下”“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及“唯义所在”，反映了“理想人格”在人生中的体现。《礼记・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意思是从天子到普通民众，都是把建立理想人格看作根本。儒家所强调的理想人格，往往成为实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无私奉献、勇于牺牲、爱国爱民”这些正面行为的精神支柱。儒家认为拥有“理想人格”的人实现了人的内在超越，代表了儒家追求的终极理念“道”或“理”。追求精神境界，向往理想人格，是儒家伦理的一个核心内容。
（三）社会责任
儒家的一个特点是强调社会责任心，认为每个人对社会都有一定的责任[1]。儒家不认可彼岸世界，他们认为世界就是眼前的物质世界，所以儒家思想是入世的，是用来解决现实问题的。实现的手段就是“修、齐、治、平”。《礼记・大学》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儒家从由近及远、由己及人的原则出发，把改造社会、治理天下的社会责任归结为个人的道德完善，并看成是万事之本。“修身、齐家”是为了“治国”，是为了“平天下”，个人家族的和谐是为了整个国家、天下的和谐。儒家强调个体与群体、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统一性，体现出了个体与群体、个人价值和社会责任之间的辩证统一。宋代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末顾亭林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都反映了“社会责任”这一儒家伦理的思想核心。
二、中国传统祠祀建筑文化中体现了儒家伦理内涵
中国传统祠祀建筑和佛教寺庙、道教宫观、天地祭坛等一样，都属于祭祀建筑。然而，佛寺及道观供奉和祭祀的是佛教及道教世界的各种神佛，天地祭坛祭祀的是诸如天、地、日、月等各种自然神，而祠庙供奉和祭祀的是“人神”。祭祀建筑中用于祭祀“人神”的建筑叫祠祀建筑，主要建筑形式为祭坛、祖庙、先贤祠等。从中国祖庙建筑的发展历程看，中国传统祭祖建筑随着祖先崇拜观念的出现和祭祀活动的展开而诞生，又随着祭祖活动的发展而不断充实，并逐步制度化、规范化，而先贤祠又是祖庙演进和发展的产物，是祖庙和祭祀活动宗教色彩淡化，政治性、实用性增强的结果。
（一）祠祀建筑中的“三纲五常”
《说文解字》：“，履也，所以事神至福也。从示，从丰。”从“”字的词源学考察，礼的起源和核心是崇拜、祭祀神灵和祖先。“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隆，民所取财用也……”是对原始人类产生自然崇拜和祭祀礼仪的最好概括。“礼”是中国传统建筑的重要伦理内核[2]。儒家伦理的 “三纲五常”以“礼”的形式表现出来，重点体现在祭天、祭祖先、祭圣贤，直至今日还在影响着中国社会。祠祀建筑是儒家行“礼”的主要建筑场所，通过建筑形式、装修风格、内外空间表现“三纲五常”要求的“尊卑有序、内外有别、仁义礼智信”的伦理内涵。
传统祠祀建筑的建筑形式主要是祖庙和先贤祠。《礼记・曲礼》言：“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3]可见传统中国祖庙的重要性与普及程度。由于历朝以祭天为帝王专享特权，一般百姓则对天敬而远之，各自祭自己的祖先，所以祖庙是祠祀建筑中分布最广泛的一类。儒家伦理的等级次序主要体现在祖庙这种建筑形式、装饰风格及规模中。如传统中国祖庙分为两类且不可逾越，一类是皇室、诸侯用于供奉祖先牌位和祭祀祖先的建筑物，这类祖庙被称为太庙或宗庙，如北京的太庙等；另一类是臣子百姓用于供奉祖先牌位和祭祀祖先的建筑物，也被称为家庙、宗祠、祠堂，如江西婺源的萧江宗祠、广州的陈家祠等。在装饰风格及规模方面帝王诸侯、臣子百姓都有森严的等级区别，不可混淆。例如斗结构、龙凤符号，朱黄颜色等只用于帝王。建筑规模上，臣子百姓的祠堂不能超过太庙。祖庙的作用是提供一个精神联系的纽带，通过祠堂祭祖的仪式强化血缘关系，强调家族内部的上下尊卑，宣传孝悌忠信的伦理道德。儒家伦理的“五常”主要体现在先贤祠这种祠祀建筑中。如江西新余魁星阁、成都武侯祠、浙江鄞县忠应庙等。《礼记・祭法》言：“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这
则祀之，以劳安国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8]按此说法，那些善于理政，勇于安邦，忠于国君，勤勤恳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臣、良将、名士、英雄等均在儒家祭祀之列，其实这就是对实现了“五常”理念的人的崇拜和纪念。
（二）祠祀建筑体现“理想人格”追求
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孟子说：“人人有贵于己者。”儒家强调人格，有人格意识。人格一词，近代才有，古代叫“人品”。儒家特别强调人作为一个人的意义。儒家的理想人格以“五常”（仁、义、礼、智、信）和“五德”（忠、孝、节、勇、和）等形式体现，祠祀建筑文化中祭祀的对象就是那些实现理想人格的祖宗及先贤们。祖宗是人之生命的本源，对其崇拜和祭祀是人类对自身产生、繁衍的一种感激和报答的体现，在儒家文化中以理想人格“孝”的形式表现。“孝”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尊祖敬宗。施孝（尽孝）的主要方式是祭祀，在宗祖庙中通过奉献供品祭祀祖先，尽孝的对象是死去的先人，有一定的宗教形式。第二，传宗接代。先贤祠则供奉着被儒家崇拜的圣人、忠臣、廉吏，名士等，体现了儒家文化对具有“理想人格”的人的敬仰和崇拜，起到了道德模范的作用。如代表圣人的曲阜孔庙；代表忠臣的杭州岳王庙；代表廉吏的开封包公祠；代表名士的江油太白祠等。
一般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都设置彼岸世界，而儒家没有彼岸世界概念，按照儒家的看法，世界只有一个，就是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因此，祠祀建筑祭祀的“人神”不是一般宗教意义上的“神”，而是在现实人生中实践且成就“理想人格”的人，是先祖和“法施于民”者、“以死勤事”者、“以劳安国”者、“能捍大患”者等。另外儒家的“圣人”也有别于一般宗教所说的天使、佛或神仙，依旧是人，只不过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具有“理想人格”的人。这些“人”承载着一个民族或家族的终极理念、历史情感、生活理想及宗法关系等。
（三）祠祀建筑文化中包含的社会责任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血缘聚落形态，对于血缘聚落来说，祠祀建筑（祖庙、先贤祠等）是聚落必不可少的公共建筑。它既是宗族象征，也起到了道德模范作用。传统祠祀建筑承担着个体启蒙、文化传承、道德教化的社会责任。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基础教育在家庭、家族、聚落中进行，宗族大姓在祠堂设立私塾，族内弟子在祠堂接受教育，个体通过在祠堂私塾学习成为合乎其社会规范的人。先贤祠中供奉的圣人、忠臣、廉吏、名士以及宗祠内祖宗起到了榜样的作用。这使得祠祀建筑成为“道德的感化所”，个体从中受到道德教化和人格熏陶，使其服从家族和聚落的管理，每位成员从中明确了自己的社会角色，从而维护了伦理纲常。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祠祀建筑还承担着孤儿院和养老院的社会责任，使得族内的鳏寡孤独废疾者在祠堂能受到照顾。另外，祠堂还发挥着社会文化、娱乐功能，每年春秋祭祀或年节大庆，请戏班演大戏等。如今江西一些宗祠的戏台，如江西玉山县胡氏祠堂戏台、弋阳县李氏祠堂戏台、乐平市镇桥镇程氏祠堂戏台等，仍然保存完好，依然发挥着社区文化中心的作用。
三、结语
中国传统祠祀建筑文化之所以体现出儒家伦理内涵，就在于他是儒家行“礼”及宣扬“孝悌”思想的重要场所。孔子的“礼”，包含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两方面：其内在精神是维护当时的宗法等级制度及相应的各种伦理关系；其外在形式包括祭祀、军旅、冠婚丧葬、朝聘、会盟等方面的礼节仪式。这些内容在中国传统祠祀建筑文化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强调人类的“仁爱”精神始于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真情实感，这是人与人关系中最切近、最根本的感情。同时，孔子强调的“孝”，是“父慈子孝”。他所说的“悌”，是“兄友弟恭”。双方的关系是相互的，对应的，所以，这种充满人性色彩的伦理思想值得继承和弘扬。
《礼记・礼运》言：“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3]这虽是传统儒家的社会伦理主张，但也表达了当代人们对社会道德的朴素要求。中国在1999年就已进入了老龄社会，目前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回归符合当前大多数人的利益，同时也为社会长期繁荣稳定发展奠定了伦理基础。所以，在当代社会中加强传统祠祀建筑文化的影响力，有助于弘扬“忠贞爱国、尊老爱幼”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也为重新构建社会主义伦理道德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最后，关于祠祀建筑文化的儒家伦理研究有一点必须明确，即传统儒家伦理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在当今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我们可以且应该继承传统儒家伦理思想中积极的成分，吸收其合理的民主性的精华。文化不仅具有阶级性，而且还有历史的连续性[4]。中国传统祠祀建筑伦理作为儒家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必然有“精华”（如“五常”“五德”）和“糟粕”（如森严的宗法等级制度）。如何传承和发展，正确的态度是“扬弃”，即符合当前人类社会共同价值及道德观的，弘扬之；不符合，则抛弃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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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cian ethics in the architectural culture of classical Chinese ancestral shrine
CHEN Muchuan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P. R. China）
高扬生命意识，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从关注客观世界到越来越多地关注人自身，是人类发展的规律和必然。当代民族文化教育也应把关注人的发展作为这种实践活动的终极目标。儒家文化强调对生命的敬畏和终极关怀，在生与死的问题上，以强烈的生命意识来通透死亡意识。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孝之始也”(《孝经，开宗明义章》)；“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在孔子看来，生命的历史绵延，并不仅仅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延续。生命同时又是一种广义的文化生命。在谈到孝的内涵时，孔子指出：“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在此，“道”便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化理想，无改于父道，则是继承前代的文化理想，孔子以此规定孝，即意味着将生命之河的历史延伸，同时理解为文化生命的前后相承。同时，儒家追求生命的不朽，主张必要时把生命奉献给仁义和群体利益，以生界定死，探讨了死亡的意义与价值。“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春秋左传》)；“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欧阳修全集・居士集》)；“死有重于泰山，生以理全者也；生有轻于鸿毛，死与义合者也”(《隋书・诚节列传》)。今天我们倡导儒家的人生观，有助于人们高扬生命意识，拓宽精神空间，形成积极有为、健康向上的人生观。
强调社会整体利益至上，倡导见利思义，引导人们树立正确价值观。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告诉我们：不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形态里，要维系社会的安定、繁荣和进步，都必须处理好公与私、义与利、社会和个人的关系问题，这就需要人们树立正确价值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强调整体利益高于一切，个体是渺小而微不足道的，个人只有在被整体所包摄、消融才有价值可言。儒家文化一方面承认人有道德和物质利益的双重需要，承认功利与仁义的价值取向，如董仲舒认为：“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得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春秋繁露》)“义以生利，利以丰民”(《国语・晋语》)。但另一方面，儒家形成了明显的“重义轻利”、“先义后利”的价值模式。如，孔子以义利作为君子和小人的分野、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先义而后利”(《荀子・荣辱》)；“君子思义而不虑利，小人贪利而不顾义”。当前，这种儒家“先义后利”的思想有助于引导人们树立关心集体、关心他人、诚而有信、乐于奉献、遵守社会公德的正确价值观。
倡导胸怀天下、报国忘身的爱国主义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自尊心首先表现为对民族文化尊严的捍卫，民族自信心首先表现为对民族文化生命力的信赖，民族自豪感首先表现为对民族文化的崇尚。儒家文化提倡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修身、齐家、治国、乎天下”，其中“修身”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在国家面临外敌入侵的存亡关头，人人都应承担起救国救民的责任，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还要求人们把国家的昌盛、民族的富强、百姓的福祉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如南宋著名诗人陆游曾说：“位卑未敢忘国忧”：文天祥被俘后，不惧威胁，不受利诱，高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青”：北宋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都表达了为国分忧、报效祖国的精神境界，弘扬的都是一种个体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儒家文化饱含的这种浓郁的爱国情愫、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都是我们进行民族文化教育的重要资源。
关键词：儒家思想；企业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0）11-0000-01
一、 儒家思想的历史背景及其社会地位
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后，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儒家“礼治”主义：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礼治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③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一个趋时更新、兼收并蓄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在中国历史上曾长期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孔子其后,历代统治者、政客和学者经过艰难的选择,逐步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治国思想。到西汉,“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儒家思想达到历史上的颠峰时期。经过三千年的传承和浸润,儒家思想对中华民族乃至日韩等国的文化、信仰、习俗、心理、认知、行为模式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企业文化概述及其作用结构
企业文化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企业文化被明确的提出来了，并越来越受到世界管理界的重视.企业文化是什么？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为全体员工所认同并遵守的带有本组织特点的使命，愿景，宗旨，精神，价值观和经营理念，以及这些理念在生产经营实践，管理制度，员工行为方式与企业对外形象的体现的总和。企业文化是一种管理方法，也是一种象征企业灵魂的价值导向，是一种类似于宗教信仰的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和献身的生活取向。美国《幸福》杂志指出，“没有强大的企业文化，没有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和企业哲学信仰，再高明的战略经营也无法成功。”企业文化是企业生存的基础、行为的准则、成功的保证。企业文化的作用：哈弗商学院的约翰.科特教授经过长达14年的研究对207家典型公司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之间的相互性，提供了有力的论证。其主要结论就是：“企业文化尽管不易改变，但他们完全可以转换为有利于企业经营业绩增长的企业文化”。良好的企业文化对企业建设的促进作用表现在：统一员工的思想，指导员工的行为，弥补管理的不足，突出企业的特点 这四方面 .企业文化的结构 当前最流行的企业文化的观点是“四要素说”是指将企业文化分为 物质文化 ，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它们分别表示 表层文化，浅层文化，中层文化，核心文化。不仅强化了企业文化的理论体系，也使企业文化这一概念性的东西变得容易理解。为企业文化的建设活动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架构的工具。
三、儒家思想与企业文化的关系以及影响
80年代以后，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新兴的管理理论被提出并传入中国。1986年，中国正式提出了“企业文化”这一概念。很多企业渐渐认识到建立和重塑文化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企业文化在中国逐渐由理论发展到管理实践。知名学者克拉克、霍恩认为企业文化是“依靠符号来获得和传递思想、感受和反映的方式”。企业都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存在的,必然要受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的影响。这也是任何企业文化的建造过程中都不可避免的。现代的企业,是开放的系统,企业文化在发展，塑造过程中,必定会借鉴、吸收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不断充实和完善。儒家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我国企业塑造企业文化用之不尽的思想宝库。本文拟从儒家的“以人为本”，“以和为贵”，“天人合一” 这三方面来阐述儒家文化对现代企业文化的影响:
1.现代企业的核心—“以人为本”儒家的中心思想是“仁”。
家主张“以民为本”,与现代企业文化把人置于组织中重要的地位有异曲同工之妙。儒家主张“天生万物,唯人为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儒家思想人性观肯定人的价值。而把人作为管理活动的核心,尊重人的地位、价值和尊严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前提条件,运用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就是肯定管理主体的创造力。企业文化建设的基本特征是“以人为本”,在企业内部以人为本的核心是解决员工和企业的关系问题, 关心和尊重每个人和承认每个人的成就、尊重个人的价值,激发人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个人的特长,即人尽其才;让员工觉得事业有前途、工作有干头;在企业内部创建协调和谐的工作环境,改善、提高、满足员工正当的物质与精神生活需要,解决员工的后顾之忧。要求企业在学习国外先进的企业管理机制的同时,又要立足于本民族传统文化,把儒家中“仁爱”思想运用到企业管理中、以仁爱之心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培养人。
2.“以和为贵”—是现代企业文化的的团队精神 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之一。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这是强调以礼为标准的和谐,是一种贵和的和谐论。孟子也主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人“和”精神已经成为一项基本的管理思想。贵“和”持“中”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项基本精神,使得中国人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企业内部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上下级之间、同行之间亲合作,齐心协力,那么企业就一定会兴旺发达,即“家和万事兴”的道理。
3.“天人合一”企业文化的根基儒家思想主张“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家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者,集天地之德,五行之秀也”;“天地人,万物之本。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惟天地,万物父母”。它表明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周围的一切事物的关系。如日本松下企业文化:“企业报国、光明正大、友善一致、奋斗向上、礼节谦让、顺应同化、感激报恩”,松下文化散发着浓浓的天人合一的情结。儒家思想的精神在更深的层次上是人的生命价值观,它能够充分理解并维护人的生命的理性,全面发挥人的本性,使人焕发出潜藏的创造性来，这正是现代企业文化所希望达到的最终效果。
四、结束语
现代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管理模式,它代表了现代管理理论发展的一个趋势。我国的企业文化建设可立足于儒家思想的背景,用传统文化氛围和文化价值去管理企业,为企业创造价值,同时借鉴国外关于企业文化的先进方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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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周施恩 企业文化理论与实务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 2006
关键词：儒家文化；大学生；诚信观
一、引言
“诚信”是我国延续千百年来的财富和美德，同时也是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品质，当代大学生只有秉承诚信的理念，才能在学习和成长中形成自己的健康人格，为未来回报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信”的理念贯穿了我国的儒家文化，孔子曾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从古至今，“信”的文化理念是支撑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门的开放，近年来我国的诚信问题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当前有一些高校学子在面对纷繁的社会现象时，忘记甚至抛弃了“信”，为自身未来的发展投下了阴影。所以，怎样才能发掘我国儒家文化中的“信”，对高校学生进行诚信教育，是教育工作者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也是本文阐述的重点。
二、儒家文化中的“信”
“信，诚也，从人言。”这是古人对于儒家中的“信”的释义。从文字构成来看，“信”由“人”和“言”组合而成，这也反映出古人对于“人言为信”的推崇。儒家中的“信”含有两种意义：第一是口中之言和心中所想应该一致，也就是“信，言合于意也”。第二，是一个人的所作所为与其所言应一致，也即是“言必行，行必果。”在《尚书》中，便反复提到对“信”的渴求，“尔无不信，联不食言”。而在《诗经》中，更加对“诚信”进行了歌咏，有“信誓旦旦，不思其反”的名句。“信”的理念出现最多的是《论语》中，著名的“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等便出自这里。孔子十分注重对于弟子进行“信”的教育，孟子则将“信”作为“五伦”之一。由此可知，“信”自古以来便是中华民族儒家文化的精华。在当代，“信”的准则更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交往的必要准则。
三、儒家文化的“信”
含有高校学生诚信观的教育资源儒家文化至今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高校的诚信观教育，可以从儒家文化宝库中汲取丰富的资源。
（一）“人无信不立”与大学生的做人诚信
在儒家文化中，诚信是“立身之本”。人与人只有构建出互信纽带，才能实现社会的发展。可知诚信是自古以来的做人准则。儒家文化认为只有重视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对自己的所言所行进行严格要求，才能够称得上是一个诚信的人，臻于“君子”的行列。在当前，这些观念并未过时，反而有着很好的现实意义，是对高校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宝贵遗产，有助于使大学生塑造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逐步构筑适合社会需求的人格。
（二）“质直而好义”与大学生的学术诚信
“内不自诬，外不诬人”是古人对于严谨治学的标准。如果明明了解某个事物却在人前隐瞒，就是对他人的欺骗，会给自己和别人带来损失。孔子在治学方面则对“考究真伪”十分注重，一方面呼吁严谨治学，另一方面也亲自躬行。孔子认为对于那些似乎人人都认同的观点，应该查阅文献进行严谨的考证，避免说出错误的话。我国的高等教育重视对于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精神的培养，这就尤其需要重新审视“质直而好义”的理念，并使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高校学生在学术诚信方面，应该以严谨而科学的态度对待实验数据和学术成果，培养健康的学术习惯和科学的学术理念。
（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与大学生的经济诚信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合理地追求利益是社会发展的助推器，也是被人们所接受的。儒家思想是鼓励人们通过正当的方法追求利益的，但必须遵循“取之有道”的原则，对利益不能无限制攫取，更不能以投机取巧的方式谋取不正当利益。虽然追求利益行为本身并不具有善恶的属性，但是所采取的方法则十分关键。在市场经济繁荣的大背景中，只有追求合理的利润，一个实体才能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但假如将全部的目标都集中在获取利润上，忽视了对社会的回馈和经营的诚信，就会舍本逐末。
四、以“信”文化塑造大学生诚信观
中国梦的实现，需要一代年轻人为之付出努力。而“信”文化作为儒家文化中的精华，是当前实现诚信教育的宝贵财富。
（一）以儒家“信”文化塑造诚信人格
“信”文化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中对做人处事的道德要求，一方面是社会的发展基石，另一方面也是个人的成败关键。随着社会竞争的激烈，形形的各类信息层出不穷，各式各样的观点不断更新，这些现象很容易使甄别能力不足的学生眼花缭乱，形成浮躁的心理，忘记了对自身人格的塑造。不少高校学生在学习方面丢弃了诚信，不在推崇严谨的治学理念。高校应该有意识地宣扬“诚信治学”思想，使学生能够被正确的治学观所影响，以端正的认识和踏实的态度，提升自己的素养，塑造健康的诚信人格。
（二）以儒家“信”文化建立市场经济诚信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孔子的利益观，孔子倡导人们以节制的方法适当地追求经济利益，尤其应该杜绝以不择手段的方法攫取利益的行为。这可以说明儒家的“信”理念对于利益的“诚信”思想。在当前的社会，由于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处在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模式中。一些经营者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迷恋，丢弃了诚信经营的责任，经常见诸报端的“毒奶粉”、“过期月饼”等现象便是其外在表现之一，很多从业者在利益的驱使下，不惜损害他人的健康，威胁他人的安全；不但从商者如此，从政者亦是如此，一些官员做不到“诚信为本，服务社会”，这才出现了一些家中搜出亿元纸钞的事件。具体在大学校园，部分学生为了争取奖学金而摒弃了诚信，编造事实欺骗学校。结合儒家文化的“信”，应该使高校学生明白追求正当利益是所有人的权利，但是只有通过合法的手段来进行争取才是值得提倡的，只有培养起良好的市场经济诚信意识，才有助于走上社会之后做到“以诚立人”。
（三）以儒家“信”文化培养诚信交际
儒家文化中的“信”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已经渗透进对社会价值的追求中。“信”文化要求社会成员在追寻自身价值的时候，应该具备足够的道德与修养，从而使自身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统一起来。在儒家思想里，一个人的发展，其终极目标是成为一个“圣人”，这是很多人毕生的理想。《论语》中有“吾日三省吾身”。可知儒家文化倡导人们能够将“信”的理念与自己待人接物的方式统一起来，在内心达到平衡。大学生正处于身心快速成长，人生观和价值观逐步成型的时期，只有加强团队合作，培养自身的团队精神，才更加有利于未来的发展，而古人的“三省吾身”恰恰是当前人际交往中应该恪守的准则。当今社会是一个互联的时代，只有具备合作的精神，才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高校学子处于这样的背景中，应该遵循儒家的“信”理念，将其作为自身与他人交往的信条，提升自己与他人的相处能力，以诚信来感染他人。
（四）以儒家“信”文化提升诚信修养
儒家文化中的“信”十分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儒家随着不断的发展，不断吸取其他精华中的修养元素，来充实自身的思想架构，最终形成了个人对修养的追求准则。可以说儒家的“信”文化对我国民间的伦理产生了关键性的巨大影响。在儒家思想中，对修养的追求在孔子时代便已经提出，并且随着儒家文化的传承而被越来越多的后人所继承和发展，到了孟子时代和荀子时代，道德修养的框架已经十分完善。这些思想是我国宝贵的精神财富，当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化，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大学生只有积极提升自身的诚信修养，才能在更深的层次上理解人与人之间、公司与公司之间乃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在当前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应该以儒家文化对于“信”的原则来教导学生做人做事的准则，应该以“谦逊之风”和“君子之风”来作为提升自身修养的标尺。
五、结束语
“诚信”是我国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当代高校学生应该秉承的美德。但在当前外界环境日益多样化的情况下，社会道德出现了一些迷失，使得大学生群体中出现了种种诚信问题。用我国积淀深厚的儒家文化进行高校学生的诚信教育是很可取的一个方法。道德素质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青年大学生要不负重托，不辱使命，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每个人的中国梦。高校不但应使学生具有足够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素养，也应注重诚信教育，使学生成为全面成长的人才，真正为社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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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哲学;中国化;经济全球化;儒家文化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5-0113-01
当今中国哲学不可能离开两大实践背景,这就是:正在发展的全球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在日趋全球化的今天, 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必须高度重视民族文化, 把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作为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根本途径, 为推进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伟业提供精神动力和支持。而建构当代中国哲学就是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灵魂。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又有不同的角度,也可以说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一、哲学吸收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
一般认为,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它既是封建宗法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 也是这个社会统治阶层的思想工具。儒学价值观系统中的一些基本观念, 诸如仁爱、人本、太和、和谐、中庸、诚信等等, 是经历了几千年文化变迁和社会实践而被证明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及社会进步的精神财富, 不但没有过时,还具有普世性, 如能正确引导, 并赋予其时代精神, 不但将产生强大无比的精神力量和持久不竭的文化源泉, 也可以使其在当代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提升道德、裨益世道人心的实际作用。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 传统的儒家学者都有“为天地立心”和“民胞物与”的宇宙情怀和人生理想。人类和自然界自然会建立一种协调关系, 人类的生存环境与生态系统自然会形成一种优化平衡的状态。儒家从“仁者爱人”的思想基点出发,其目的就是在道德观念的基础上, 使上下左右的人我之间实现心理上的互相沟通、思想上的互相理解、感情上的互相体谅, 从而建立一种协调、和谐的关系。
儒家文化中所蕴涵的上述诸多优秀思想、价值观念以及包括佛家、道家等在内的传统文化中的合理资源都应当在当代哲学体系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二、中国传统文化借鉴哲学
我们不能孤立地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这样容易使弘扬传统文化成为“孤芳自赏”, 并且存在着使中国化的文化价值阐释走入误区的可能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文学”,其含义不是狭义上的文学作品, 而是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方面的文献, 实际上是指我们所说的文化。因此, 中国化的文化内涵必然涉及到民族文化和本土文化的交互作用问题。我们衡量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的标准不仅应当着眼于对中国实践的理论指导意义, 而且应当着眼于在世界研究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这样, 我们就不仅应当关注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思想所表述的的基本原理在中国实践中的应用, 还要积极关注过去一百多年世界各国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开展积极的思想碰撞、学术交流和理论对话, 从而彰显中国化理论成果在世界研究中的价值和地位。
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运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况之中
作为一种世界哲学, 哲学是整个人类哲学智慧的结晶, 其中理所当然地包括中国传统哲学, 尤其是朴素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贡献。马克思曾经预言: 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 哲学对于其他的一定体系来说, 不再是一定的体系, 而正在变成世界的一般哲学,即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朴素辩证唯物主义也构成了哲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重大的历史文化基础。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哲学只有同各个民族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 转化为其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才能真正发挥自己改造世界的功能。
关键词：儒家；企业社会责任；义利观
儒家思想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流传了两千多年、经历了若干重要发展阶段，包含着许多不同学说和学派的复杂思想体系，其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这些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人文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影响。因此研究儒家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助于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建设更具有本土适用性。本文将从儒家文化中的“义利观”阐述观点。
一、企业社会责任与儒家思想
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义利”之辨是根本的问题，它与经济领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早期的亚当・斯密企业利润最大化理论，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西方传统经济学家大多数认为企业唯一的任务就是在法律允可的范围内，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需要承担多余的社会责任。Friedman（1970）说过：“企业是拥有该企业所有权的股东的私产，企业管理当局只应对股东负责，不必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只要以‘经济人’的观念努力为股东赚取利润就可以了。”虽然至今“企业社会责任就是使利润最大化”的观点已经失去了统治地位，现代企业社会责任流派认为企业需要承担社会责任，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对长期的财务绩效，有积极的影响，并已有许多实证证实了这个观点。然而企业社会责任的“义利”之辩并没有就此结束，如今依旧有许多企业家认为企业唯一的目的就是盈利。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就是在这矛盾对抗的过程中缓慢发展起来的。
我国的经济体制有我国的特殊性，是逐渐推进由集权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这一过程中经济是提高了，但也伴随着一系列问题，如三鹿集团“三聚氰胺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酒鬼酒“塑化剂”等，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危害。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市场发育不完善，法制不健全，使得有人为了利益而钻了空子；另一方面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所说，伴随财富的增长，人们的倨傲、愤怒、肉体的欲望、眼睛的欲望和对生活的渴望也呈同样比例增加，对财富的享受会引发游手好闲与屈服于肉体享乐的诱惑，使人们放弃对正义人生的追求，滋生放纵与懈怠。如一些掌权者，在苦难辉煌的岁月中不曾被枪支征服，却抵挡不住糖衣炮弹的诱惑，逐步走向腐败，从追求社会进步沦落为追求个人和集团利益，逐步走向与人民对敌的方向，放弃了原本的人生追求。对此，我认为儒家的“义以制利”、“义以生利”的义利观，具有借鉴与指导的意义。
二、儒家义利观
（一）义以制利
儒家留下了许多优秀的思想，其中对中国经济伦理最大的贡献，就是“义利之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见利思义”、“君子义以为上”、“利者，义之和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等等谚语都充分的说明儒家是门重义轻利的学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儒家文化虽然重义，但并没有片面的认为利是不重要的，这与汉代后儒董仲舒主张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存义去利的僵化教条是不同的。孔子认为追求富贵是人的本性，“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认为君主在主持国政时应把解决人民的物质生活放在首位，他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而要“因民之利而利之”，可见孔子比较看重人民的物质生活。因此儒家中“义”与“利”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利”并不是无关重要的，它关系到了人民的生存基础，如果脱离了“利”只空谈“义”，只流于形式而不符合实际。因此儒家思想重视“利”，认为“利”是基础，但在“义”与“利”之间的选择，将支持“义”，不接受为获得利益而不择手段，要求大家做到“见利思义”。在肯定追求“利”的求富动机的同时， 认为求富这行为是要建立在不违反“义”的基础上的，这便是“义以制利”的思想，并不是简单的提倡“义”压制“利”。
企业的取利手段要合理，不取不义之财，在不违反法律与道德的基础上追求利益，这就是“义以制利”给予我们的借鉴。
（二）义以生利
儒家义利之辨“义”与“利”孰轻孰重的问题容易让人进入一个误区，认为他们是对立的，是呈负相关关系。而事实上，儒家的观点提倡的是一种双赢的思想，认为义可以带来利润，是“义以生利”的观点。《国语・晋语一》所言：“义以生利，利以丰民”，“义”作为至善道德必然带来广泛的社会利益，这是春秋时期一个较为普遍的看法，也是原始儒学的基本主张之一。事实上，如今很多的实证已经证实了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中，一方面能够得到媒体的关注，使得公众了解到该企业，提高它的信息披露度，另一方便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能得知在这个追求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可获得社会资本，而通过社会资本使得企业绩效得到提升。
另外儒家在强调“义”的优先性时，还给“利”的合理存在以必要的保证，如果这个“义”不能带来利益，那么这样的“义”肯定不是原儒所需要的。因此儒学虽然认为“义”比“利”重要，但他们追求的是能够提升“利”的“义”，而不是盲目的追求“义”。这就好比一个企业，并不是承担越多的社会责任对他越好，而是要在他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去承担能够让他带来效益的责任。
参考文献：
[1] 张彩霞.陈学中.儒家思想视域下的企业社会责任观[J].济南大学学报.20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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