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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 利益相关者 法律规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运动的持续深入和系统展开，企业之间的竞争已日益白热化，企业社会责任正在成为企业取得新的竞争优势的手段。世界大型跨国公司几乎都把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明确列入公司的议事日程，《财富》和《福布斯》等商业杂志在企业排名评比时也都增加了“社会责任”因素。2010年11月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了2010年《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蓝皮书在分别考察了2009～2010年度中国100强系列企业（包括国有企业100强、民营企业100强和外资企业100强）的社会责任状况后指出，从整体上看，2010年中国100强系列企业的社会责任整体水平依然较低，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平均分仅为17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仍不容乐观，必须通过法律手段的强制推动，才能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发展。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
目前，学界通说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谋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之外所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的义务。对内容的划分，学界有不同的方法：一种是根据责任对象来划分，即利益相关者理论，具体包括对股东、员工、消费者、政府、行业竞争者、公众、环境、社区的社会责任等；另一种是根据社会责任结构来划分，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慈善责任等四方面。本文认为，只有从利益相关者维度才能同时囊括不同结构的社会责任，故从利益相关者维度出发，探讨企业社会责任主要内容。
1．对股东的社会责任。遵守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相关股东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保障股东的资金安全和收益，向股东提供真实的投资及经营信息，保障股东的知情权，尊重股东的各项合法权利。
2．对员工的社会责任。企业最低限度应当严格遵守相关劳动法规，尊重劳动者的就业权，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保障劳动者的各项合法权益等。
3．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企业应当遵守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商品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最低限度的向消费者提供安全、合格的产品和服务，提供正确的产品信息，提供优质的售后服务等。
4．对供应商、行业竞争者的社会责任。企业应遵守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在供应商、竞争者之间形成公平的竞争机制。
5．对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应当遵守环境法规、资源利用和保护法规，防止造成环境的污染，保护生态平衡，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
二、目前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规制现状
（一）企业社会责任立法概况
近年来，我国对此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步，并以立法的形式将发达国家视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些内容规定下来，散见于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自然资源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企业法、税法、公益事业捐赠法、合同法等诸多法律之中。其主要体现在：
1．企业法的规定。我国现行企业法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而逐步制定的。我国已颁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等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规定较为零散。主要体现在职工对企业经营管理参与的规定，环境保护的规定，企业对债权人和消费者负责的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发行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及实行社会公开甚至公告其财务会计报告的经营公示主义等方面。
2．税法的规定。在刺激企业积极发扬道德落实社会责任方面，税法是较为有效的措施。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立法相类似，我国现行税法对公益、救济性捐助也实行扣减所得税的制度。修订后的《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这无疑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落实有重要的激励作用。
3．其他法律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消费者的权益及经营者的义务，《产品质量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也规定了企业的相应义务，直接或间接地保护了消费者，确立了企业对消费者的责任；《劳动法》等规定了职工对企业经营管理的规定、劳动保护、劳动保险的规定，确立了企业对劳动者的社会责任；《环境保护法》和《全民所有制工业法》要求企业落实环境保护措施，合理利用资源，树立全面的现展观，确立了企业对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
（二）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规范存在的问题
1．企业社会责任的立法零乱且分散。有关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规定散见于诸多法律和法规中，没有形成较为系统完备的体系，尤其没有一部专门规范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在企业本身法律意识较低的前提下，立法的散乱使企业正确认识其社会责任更加困难。
2．相关法律规定较为原则，操作性不强。我国现行法律仅在《公司法》中明确规定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公司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虽然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有所提及，但它仅原则性地规定了企业应该履行相应的义务，其规定过于模糊和笼统，缺乏相应的实施细则，可操作性不强。
3．现有立法不健全，存在“盲区”。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非常丰富，法律仅仅规制企业最低限度的社会责任，尽管如此，从利益相关者角度来说，我国立法未能囊括最低限度的社会责任。例如，对于企业合理利用资源以及环境保护问题上，我国虽然依据《宪法》和《环境保护法》制定了6部防治环境污染的专项法律和众多的法规、规章、标准，但是在某些方面仍表现出了立法上的不足，我国至今没有制定《环境污染税法》、《环境保护投资法》、《环境信息公开法》。另外，我国至今未出台社会保障法，导致社会保障方面仍存在盲区。
4．监督程序与执法程序不健全。一方面，由于立法的不完善与粗放性，许多法律规范仅规定了责任和义务，缺乏对不履行社会责任的义务的行为的处罚条款，导致法律操作性不强，在执法检查中不能起到惩戒作用，缺乏威慑力；另一方面，信息披露手段的缺失，公众缺乏有效的知情权途径进而削弱了监督的力度。另外，地方政府从维护发展地方经济的利益出发，对于企业守法行为的监督力度远远不够，甚至实行地方保护主义政策，这不仅给外界造成负面影响，也削弱了我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三、完善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规制的路径
1．完善企业社会责任立法。现有的法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条款过于原则而导致操作性较差，且散见于各种法律法规中的各规范之间，缺少一种制度设计所必需的统一性，从而没有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因此，必须要对其进行整合与完善，使其形成一个较完整的体系，才能够做到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客观公正的考量和评价。我国应当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立法经验，建立健全以《公司法》为核心，《劳动法》、《担保法》、《证券法》、《税法》、《环境资源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宪法》、《民法》、《经济法》、《行政法》甚至是《刑法》等多部法律为补充的多层次、全方位的一整套规范体系。
2．执法部门严格执法。执法部门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首先，执法部门在履行其职责时，必须依法行政，严格按照法律授权的范围及方式进行。不得损害企业合法权益，要做到公开、公正、公平，才能真正落实相关法律、法规，才能促使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其次，执法部门需改进执法方式，不断改进执法的技术手段，做到科学执法。再次，执法部门必须做到违法必究，只要违反企业社会责任法律法规、侵害劳动合法权益及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不法行为，要及时制裁、纠正和惩处。
3．建立公益诉讼制度，近年来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重金属污染导致血铅事件的不断发生使公益诉讼制度日益为人们所关注。公益诉讼是指一定的组织或个人可以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违反法律、法规，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讼，由法院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诉讼制度。民事公益诉讼在我国尚未确立，以致在公共利益遭到侵犯时，缺乏有效的司法途径来救济。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并未确立公益诉讼制度，相反却明确限定了提讼的主体，即必须当事人适格。在实践中，企业违责任时，侵害的法益往往并不确定，而潜在的受害人会因不具备资格而无法寻求司法救济。此外，因受侵害对象的分散性及诉讼成本的高昂，导致社会公共利益受损而无人追究的现象。虽然我国规定了代表人诉讼制度，但是目前在我国的实际运用还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其功能也无法得到充分的发挥。公益诉讼制度作为保护社会公益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能够较为有效地克服这方面的弊端，并为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外在强制力。
4．强化监督机制。法律的制定关键在于实施，而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必须依赖完善的监督机制作为保障。一方面，国家要建立与完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关于我国公司法人及其他组织的信息披露制度，仅在公司法及证券法中有所规定，只是财务性公开，在企业社会责任构建时，应当将财务性公开扩大至社会性公开，将信息披露制度惠及广大投资者在内的利益相关者；另一方面，消费者应充分发挥监督作用，利用舆论媒体和消费者协会、工会等社会团体，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监督体系，以促成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会环境。若消费者不积极履行其监督职能，认为“血汗工厂”、恶意欠薪、生产伪劣产品等不法行为对选择产品不会造成影响，则企业基于最大限度的盈利目的不会改变违法行为。反之，当消费者态度足以决定企业生存发展时，企业就不得不在社会责任方面作出努力。每个社会公众都会成为消费者，而所有消费者的意志则会上升为公共责任意识。全体消费者即公众的积极参与是全社会责任意识提升的重要保障。
总之，促进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需根据我国现阶段国情，以完善企业社会责任立法-加强执法-健全司法程序-强化监督为路径，才能保证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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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任华哲．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制[D]．《光明日报》．200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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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黄惠萍．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思考[J]．《社科纵横》．2009（7）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规制；完善措施
引言：企业社会责任是来源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术界于二十世纪初所提出的一种新的企业发展概念，它的出现让传统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生存理念得到了很大程度转变，并在于其不断拉锯、抗争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和壮大。从一定程度上行而言，企业社会责任规制效果的高低，往往会对我国经济的健康运行和社会和谐发展造成很大程度的影响。在我国所修订的《公司法》中，其第五条内容明确的规定了企业必须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也是第一次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确定了法律制度。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只有深入分析和探讨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制，为完善企业社会法律规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从而才能在让企业经济效益效益和社会效益得到提升的同时促进企业快速稳定的可持续发展。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含义
（一）企业社会责任概述。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从其衍生到现如今，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包含争议和复杂的问题，其在学术界的概念界定始终都存在的诸多不一样的观点。世界银行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与其利益关键者之间的关系、价值观、遵纪守法以及对人和环境报以尊敬的相关政策和实践的有机结合。它是企业为了让利益相关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改善的一种以可持续发展为基础的一种承诺。一些学者及教授则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主要指的是企业不能够单单只是将自身利益最大化当做自身发展及生存的唯一目的，而是应该对自身利益以外的企业社会利益进行最大程度的加强和提升。还有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以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和和谐社会发展为依据，要主动的去承担以及履行其他利益关系人在某些方面上的相关社会义务[1]。
（二）企业社会责任特征分析。首先，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道德和法律的相互结合。企业在所需要承载的相关社会责任上，其中很多都是来源于道德范畴的约束。此外，在当下的法制社会环境下，企业也必须自觉承载其相应的法律责任。企业得到和法律义务之间的有机结合、统一协调发展，造就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形成。企业社会责任只有蕴含了相应的道德和法律义务内容，才能称其为较为完善和具体化的[2]。其次，从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角度上讲，其是企业对相关社会利益主要所承载的义务，因此，企业社会责任是以企业以外利益相关者为义务的相对方，并非是企业本身。其次，企业社会责任义务向对方同样也存在着一定的变化，其义务相对方的范畴较广。
二、当下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规制所存在的现状及问题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制缺乏系统性的结构支撑。从我国所颁布的一系列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制制度和内容大都来源于《公司法》、《环境保护法》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缺少具有完整性的体系，在系统性结构支持上存在严重不足。再加上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制目标想要得以实现，大都需要借助于企业监管、市场规制以及行业主管等渠道，不管是在其意义上，还是在其绩效上，都与系统性的企业社会责任规制体系存在着很大距离。
（二）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立法过于原则化，存在较差的可操作性。就目前而言，我国社会责任立法还存在的诸多问题，其中最为显著的救赎原则化问题。
（三）缺乏完善的法律责任规定。在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立法存在着一定的隐蔽性，促使企业社会责任失范行为无法得到系统的法律责任体系的有效调节，再加上缺少统一的标准来严格规定企业所需要承担的相关法律责任。此外，现行立法过于混乱及多样化的规定法律责任，缺少相应的具有统领性质的归责原则，从而也会对企业社会责任规制的效率和公平性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
三、完善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规制的有效措施
（一）对社会利益本位理念进行坚持。系统性的整合经济法体系中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规范法律制度，促使企业社会责任法律体系能够得到不断完善和优化。综上文所述，当下我国所颁布的相关立法中，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内容大都来源于《公司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环境保护法》等诸多法律法规中，存在一定的分散性，缺少制度设计上的统一性，相关内容彼此之间的有机联系存在严重不足。因此，我国应该对《公司法》进行重新完善，以其第五条确定企业或公司是社会责任的义务主体为依据，从对企业外部行为进行有效规范，并对当下的经济法体系中，与企业社会责任有关的法律规范协调作用进行不断加强，在社会利益本位理念中，统一的将分散于《公司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诸多经济法律法规中的相关企业责任规范融入进去，此外，还要对相关法律的的条款进行增补和完善，从不同的范围及角度上对企业社会责任法律体系进行全方位的完善和改进。
（二）明确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原则，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各项具体制度进行合理设计与落实。从当下我国诸多法律法规中，如《公司法》、《个人独资企业法》以及《合伙企业法》等诸多企业组织法律， 都没有对企业所应该履行的社会责任原则进行明确规定，由此可见在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立法中依旧还存在着很多有待完善的地方。因此，我国应该《公司法》的分则中，对综合效益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以及公平公正原则等一系列原则做到严格规定，并让公司在章程中对社会责任的规划做到明确规定和实施。从具体制度上来看，可以让企业在自身内部，创建出专门的社会责任机构，以此来指引、监督以及评价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全过程，同时可让相关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其中，进入到社会责任部门的监事会，共同对企业的经营行为等进全方位监督。
（三）对激励性法律规范进行充分利用，促使企业能够自己履行自身的社会责任。从我国《税法》上来看，其对公益及救济性捐赠进行了相应的扣减所得税制度，这就是我国通过激励性法律规范来让企业主动、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的典型行为之一。从《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以及《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上讲，其明确固定了在对企业应税所得额进行计算的同时，纳税人在公益及救济性的相关捐赠，处于年度应税所得额百分之三以内的，均都予以扣除。但是因为遭受限制的捐赠流程、对象以及优惠数额，促使大多是企业并不是很关注这些优惠政策。因此，税法应该从让优惠数额提升，实现税后优惠范围扩大以及办理手续简单化等途径，促使企业履行纳税义务的积极性能够得到有效医生。在我国现行立法中，与企业社会责任有效关联时，可以参照《税法》中的相关对顶，对激励性法律规范的作用进行全面认识和关注。
总结：总而言之，现代企业想要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就必须重视起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规制。因此，我国应该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制中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全面分析和总结，并结合当下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规制显著及相关问题，寻找出具有针对性的完善措施，从多个角度上对其进行不断改进和优化，从而才能让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规制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促使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能够得到共同发展和提高，从而最大程度的推动我国现代企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为我国经济增长带来有效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关键词：关联企业 避税 法律规制
虽然关联企业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在我国，它还是一种新型的企业形式。由于我国关联企业出现时间较晚，各项法律法规关于关联企业避税行为并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法律规制，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关联企业的避税行为起到了促进作用。本文就关联企业的避税问题，结合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制对我国关联企业避税问题及法律规制进行探析。
1.关联企业及避税行为概述
1.1关联企业
在我国的法律中，关联企业最早出现于我国的税法中，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关联企业是指在在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存在着直接或者间接的拥有或者控制关系、直接或者间接地同为第三者所拥有或者控制、其他在利益上具有相关联的关系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除此之外，我国在新《公司法》、《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2006）》中对企业的关联关系、关联法人、关联自然人等相关法律概念进行了界定。
1.2避税行为
在《中国税务百科全书》中，对避税行为界定为：“避税是指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在纳税前采取各种合乎法律规定的方法，有意减轻或解除税收负担的行为。”各国关于避税行为的意见主要有两点，一种认为企业的避税行为是合法行为，是企业根据法律上的漏洞减少应缴税额，这种行为本身并没有侵犯法律；另一种观点认为避税是违法行为，是一种滥用私权规避法律上的义务。
本文中，笔者认为避税行为是一种违法行为，是企业针对法律上的漏洞以合法形式掩盖其本身非法的目的。企业避税行为无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2.关联企业避税的主要形式
关联企业的避税形式主要以转让定价避税为主，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避税形式，但是数量较少。
2.1转让定价避税
转让定价避税是关联企业中最常见的避税形式，它是指关联企业为了躲避按市场价格交易所承担的税收负担，实行某种类似于经济组织或集团内部结算价格的方式转让产品、服务或权利，达到转让利润，从而减轻纳税负担的避税方法。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公司组织形式和结构发生变化，转让定价避税行为成为一种主要避税方式。转让定价的特点就是几个关联企业为了均摊利润或转移利润，违反市场买卖规则和市场价格，利用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进行商品交易，而是几个关联企业根据彼此间的协议进行产品、服务或权利的转让，但是转让的价格明显与市场价值不相符，一般或高或低于市场交易价，以此种行为达到逃避缴税的目的。
2.2其他方式避税
关联企业通过关联交易避税的其它形式还有组织形式避税、信托方式避税、租赁方式避税、价格折让避税、行业控制避税等。这些避税行为一般应用比较少，因此，在本文中关联企业的避税行为主要是指转让定价行为。
3.关联企业避税的法律规制
目前，我国并没有专门针对关联企业避税行为的法律，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公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对规范关联企业的行为起到了一定规范作用，除此之外，国家税务局的《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收管理实施办法）}（国税发（1992）237号）、《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国税发[1998]59号，国税发[2004]143号修订）等行政法规，财政部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2006）》、《关联方之间出售资产等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等专门法规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关联企业的避税行为给予了法律上的处理意见。但是，总体来看，我国关于关联企业避税问题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善，大多只限于专业法中，如税法、会计法等，鉴于专业法的特征，这些法律中对于关联企业的避税行为必然无法形成系统性的法律规制，只能对关联企业的避税行为形成较为分散的法律表述。长此以往，这种不健全的法律法规制度必然会被很多关联企业钻空子，造成国家税收方面的损失。
针对我国关联企业避税的主要行为转让定价，我国通过《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和《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对该行为进行相应的规范，并提出了一些处理意见。对于转让定价的行为，我国法律的规范及处理意见主要从五个方面入手：纳税人与关联企业的业务作价方式、融资利息、劳务费用、财产收益和所得、无形资产转让等。通过对这五个方面的法律规制对转让定价行为进行规范。同时，依据《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我国第一次确认了“预约定价制”形式，允许企业在向相关部门提出该企业与关联企业交易转让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后，在得到相关部分确认后，可以以该交易额进行纳税或确定合理的销售利润率。
4.结论
在我国，关联企业的避税行为主要以转让定价为主，这种避税行为严重侵害了国家的利益和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鉴于此，我国应该将各个专业法中关于关联企业避税行为的法律条款进行整合，形成一个完善的、系统的关联企业管理法，规范关联企业行为，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柳经纬.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法律问题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
凡是经济交易都存在有不同程度的风险，不过风险的性质以及法律在规避交易风险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一般而言，我们可以把风险分为两类：一类是经济交易活动的不稳定性导致的风险。以货物买卖交易为例，签订货物买卖合同时的成交价与实际交付货物时的市场价可能有很大差异：货物运输时由于种种不可预料的因素可能导致货物的短损灭失；货物交付时，买方可能会因为资金的周转问题一时无法全额付款。对于这类风险，市场经济在长期的发展中自身已形成了一套相应制度予以规避，如期货制度、保险制度。信用制度。诸如规范期货行为、保险行为、银行信用行为的法律规范构成了市场交易法。
另一类风险则是由于交易主体的种种不正当行为所导致的。如，利用合同进行诈骗，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合同，这类风险就是经济交易的非正常风险。与当事人的主观意志有关，这类风险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对于这类不正当行为的惩罚性法律规范构成了市场交易保障法。
在我国现阶段，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人们的法律意识还较为淡薄，为一些不法交易主体利用合同实施恶意欺诈提供了可能性。在实际交易活动中，许多企业往往等到自己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时才想到合同条款是否在最大限度上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不注意在合同缔结阶段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合同内容、规避因合同中权利义务设置不合理或合同形式要件不合法而产生的交易风险。这里仅就其中的担保制度、合同的抗辩制度、合同的保全制度略加论述。
一． 利用担保制度防范和规避非正常风险
对于合同履行来说，担保是对合同可能出现的违约情况进行预先规定的赔偿。即如果发生违约的话，受害方的企业就可依据担保合同处分违约方预先提供的担保物，如将担保物拍卖、变卖，再将拍卖、变卖所得的金额弥补自己的损失。我国担保法共规定了五种对企业有利用价值的担保债权的方式，即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定金。但实际应用得较多的是保证、抵押、质押、定金这四种。
合同担保在实践应用时应当注意下面两点：首先，无论采用哪种担保方式，都应当签订书面的担保合同，特别是保证，合同法规定只有保证人口头承诺是无效的。其次，采用抵押担保时应注意国家对有关抵押登记所做的强制性规定。如果抵押的是土地、房屋这类的不动产和车辆、船舶、飞机这类的大型交通工具的话，必须到国家机关管理部门办理抵押登记，否则，抵押行为将不具有法律效力，抵押权人不能依此对抗第三人。最后，不能违反关于担保的有关禁止性或强制性规定。比如，企业债权的保证人必须是具有代偿能力的公民或者是法人。以抵押形式担保的，抵押物必须是流通的，可以强制执行的财产，依法不能强制执行的财产不能作为抵押标的。
二、利用抗衡辩权制度防范和规避非正常风险
合同签订后，双方都应当严格地按照合同规定的内容履行合同，不得单方面终止合同的履行。但问题是，如果一方已发现另一方是在蓄意地利用合同进行欺诈。根本没有诚意履行合同，或者另一方因经营不善已向法院申请破产，其经济情况已不可能履行，或履行严重不合要求，如交付的货物低劣、数量与合同的规定相差很大、交货的时间严重超过规定的时间等等，在此时无过错的一方是否有义务按原合同的规定机械地履行合同？对于这种情况，合同法规定了三种抗辩权，赋予合同当事人可以单方中止合同的履行并可以修改合同，以保证没有过错的一方当事人的权利，防止违约行为的发生。
合同法规定的三种抗辩权，在法律上称为同时履行抗辩权、先履行抗辩权和不安抗辩权。分别规定如下：同时履行抗辩权（《合同法》66条）是指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一方在对方的履行不符合合同的要求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先履行抗辩权（《合同法》67条）是指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先履行的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的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先履行的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要求的，后履行的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不安抗辩权（《合同法》第68条）是指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中止履行：①经营状况严重恶化的；②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的；③丧失商业信誉的；④丧失或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况。如果当事人没有确切证据中止履行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根据法律对这三种抗辩权的规定，我们不难看出：法律实际上赋予了合同当事人更大的权利，只要对方履行合同不合要求或有可能不履行合同，企业就可以适时中止合同的履行，以防范不必要的非正常风险。当然，法律另一方面也要保障交易的安全，所以，行使不安抗辩的一方应举出充足的证据证明对方丧失履行能力的事实，否则要承担相应违约责任，而且即使对方一时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但却为合同的履行提供了担保，合同仍应履行。
三、使用保全制度防范合同非正常风险
行使抗辩权可以减少自己的损失或避免自己的损失，但如果违约行为已发生并造成一定的损失，此时，就应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要求赔偿损失。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违约责任人故意逃避责任的情况和方式是很多的。他们有的采取抽逃资金，转移财产的方式将自己的企业架空（这常出现于企业的经营困难而违约金的数额较大的情况下）；有的自身对其拥有债权在债权到期时，却要求自己的债务人暂缓向自己偿还债务，以造成无偿还能力的假象。这些行为严重地损害了正常的社会经济关系，造成违约责任得不到追究，此时企业作为债权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
为了保护企业的债权，针对上述情况，法律规定了债的保全制度。债的保全制度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撤销权，是指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即如果债权人发现债务人有抽逃财产的行为，有权向法院申请，要求人民法院宣布债务人的这种行为无效。二是代位权，企业作为债权人通过调查债务人有关生产经营情况，发现债务人有债权到期、债务人却没有行使债权，或故意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以债权人自己的名义来行使债务人的到期债权。
但债权人在行使上述权利时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首先，如果债权人发现债务人有抽逃财产的行为，应当在知道或应当知道后的一年内向法院提出撤销该行为的申请，否则法院对撤销申请将不予支持，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该撤销权自然消灭，该五年为不变期间，不适用诉讼中止、中断或延长规定。其次，债务人的有些债权，债权人是不能够代为行使的，这些权利主要是与债务人的人身密切相关的债权，如债务人的继承权，债务人因受他人损害所享有的赔偿请求权，等等。第三，上述权利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或代位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
关键词：中小企业融资；民间借贷；规制
一、中小企业融资现状与民间借贷现状
（一）中小企业融资的现状
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中小企业筹资渠道是多样化的，这与它们完善的市场经济及成熟的金融市场有关。我国企业的融资渠道是很有限的，尤其是中小企业表现最为突出。目前中小企业发展的情况看，企业筹集资金的渠道仍然过于狭窄，仅仅局限于企业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三种方式。商业银行贷款是当前中小企业最主要的融资途径，但信贷制度规定过严，审核时间过长，办理银行贷款手续繁琐。尤其是商业银行经常以中小企业实力不强、缺乏抵押资产或财务制度不健全等因素为由而拒绝给中小企业发放商业贷款；总之，中小企业从银行获取贷款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1]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一般包括利息支出和筹资费用，中小企业在银行融资时，由于其融资额度小银行单笔业务成本高，且贷款风险相对较高，因此不仅无法享受优惠利率，而且还要支付比大中型企业借款高的利息。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一般采取担保方式，不但手续繁杂，而且为寻求担保物，中小企业还要付出诸如资产抵押登记、担保费等高额费用。由于中小企业一般融资金额较小，这些费用在筹资金额中的比重相对较高。
（二）民间借贷现状
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或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关系，不包括法人之间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它是游离于金融机构之外的民众之间的资金互借行为。民间借贷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愈加活跃， 民间借贷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企业和个人财富逐步积累、工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化、而正规金融又不能有效满意社会需求时的必定产物。民间借贷已成为了中小企业最重要的融资方式，并且这种态势逐年递增。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规定》，民间借贷的利息可以适当高于银行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过此限度的，超过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我国《合同法》也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利率不得超过国家有关限制利率的规定"。在实际操作中，民间借贷的利率比银行利率要高，目前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可达到20‰，在民间融资不够发达的广东省，借贷利息更高达月息20‰--30‰。[2]目前的民间借贷市场，借贷形式多种多样，传统的基于亲缘关系的直接借贷模式所占比重下降，社会融资中介、专业放债人和中介人等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社会融资中介结构主要包括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担保公司、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这些机构通过直接或间接、公开或隐蔽的方式参与民间借贷。
鉴于社会各界倡导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来规范民间借贷，政府为满足市场的需求，制定了一些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的法规、政策，我国民间借贷的法制建设长期处于滞后状态，政府在政策层面上也出现了许多监管混乱和监管漏洞。由于我国民间借贷市场存在着诸多监管的问题，对民间借贷进行有效的法律规制就具有了紧迫性和必要性。唯有从法律的层面对民间借贷进行有效地规制，将民间借贷行为纳入政府金融监管的范围内，这样才可能使民间借贷充分发挥民间借贷的在金融市场上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必须从法律的规定上给予民间借贷一个合法的法律地位，才能对民间借贷行为进行法律规制和建立有效的监管体制。
二、中小企业融资与民间借贷之间的关系
（一）民间借贷是中小企业融资的方式之一
中国经济状况日益剧增，中国的民营中小企业出现了一种快速增长的趋势。而中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所需的资金大部分都是来源于民间借贷，民间借贷对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民间借贷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融资活动的必然产物，在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存在总量与结构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又是一种必要的补充。
中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直很突出，其从正规金融获得的资金极为有限，另一方面，由于具有信息和成本方面的优势，民间借贷对于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资金不足的状况，而企业由于实力不强、财务制度不健全、缺乏担保等问题很难通过商业银行机构得到解决。民间借贷具有门槛低、手续简便、期限灵活等特点。[3]民间借贷则为一些急需周转资金的中小企业解了燃眉之急，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尤其是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从而有效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二）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促使了民间借贷的快速发展
当中小企业出现融资困难时，充分利用民间借贷的优势，从而满足了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民间借贷由传统的直接借贷、钱庄、合会、典当行等形式，发展到现在的个体工商户、小额贷款公司、私募股份投资基金、上市公司等参与到民间借贷中。民间借贷的利率比商业银行同期利率高，基于借贷双方之间的信赖关系，民间借贷比其他投资风险相对较小。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将其闲置资金用于民间借贷，投资者本身既能从中获利，又有效解决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从而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发展。由于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的不断扩大，从而为民间借贷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民间借贷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也为民间借贷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三、中小企业运用民间借贷融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小企业资金需求，弥补了金融机构贷款的缺失，在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的同时，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民间借贷在发展过程中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管，从法律上分析存在一定的潜在风险，近年来产生的民间借贷纠纷不断增多，有的对企业的正常生产甚至对一定区域经济金融运行带来不良影响。
1、加重企业财务负担，影响信贷资金安全
许多企业通过民间借贷融资的利率水平一般都比较高，有的甚至高出商业银行同期利率数倍。虽然一时解了燃眉之急，但却使得其财务负担进一步加重，高息对较低收益率的制约很可能会使这种借贷变得得不偿失。当中小企业难以支付到期债务时，往往会通过民间借贷筹集新的资金来偿还到期的高息债务，恶性循环则会严重影响到企业未来的健康发展。[4]
2、削弱了货币政策执行力度，影响了国家宏观调控效果
民间借贷的利率远远高于银行存款利率，从而弱化了中央银行利用利率杠杆调控资金供求关系的能力，大量的民间融资活动在正规金融机构之外进行，造成资金不规范循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金融政策的实施效果。民间借贷影响了国家利率政策的实施，金融机构的资金利率是在我国利率政策规定的范围内浮动，而民间借贷利率是根据资金市场供求调整的，由借贷双方自愿达成的协议，鉴于民间借贷多数发生在企业无法从商业银行获取贷款的情况下，因此利率通常远高于银行同期利率数倍，导致国家利率政策无法得到全面贯彻实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国家宏观调控的实施效果。
四、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对民间借贷的规制措施
在我国市场经济持续高速的发展，在有关信用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民间借贷的存在和发展，对于我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质价值和意义。 民间借贷在本质上属于民间金融范畴，我们应尽快完善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将其纳入中央银行和银监会的监管范围，使这些不规范性、隐蔽性的借贷活动公开化、合理化，以达到民间资本融资渠道畅通、规范金融市场秩序的目的。目前我们需要做的是建立一些机制使民间借贷趋利避害，使民间借贷步入制度化、规范化发展的轨道。
（一） 采取单独的民间借贷立法模式
尽快制定《民间借贷管理条例》，由中央银行和银监会对民间借贷的主体、利率浮动范围、借款方式、资金投向、风险纠纷的处理等方面进行具体的规定。从法律上降低民间借贷引发的信用风险，打击非法集资、高息揽储等活动；加大打击利用民间借贷资金从事制假、贩假等非法生产经营活动，加大法律宣传力度，尽可能让人们了解到民间借贷存在的风险，以维护社会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政府应当高度重视民间借贷在市场经济中起到的积极作用，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以确立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确保正当的民间放贷行为顺利进行，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正常的民间借贷范围，对民间借贷的主体、利率、方式、期限等方面做出指导性规定，为民间借贷创建一个合法的活动平台。[5]由于民间借贷涉及的范围十分宽泛，其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是多样化的，因此，制定相关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也应对其进行合理的规范。
（二）完善民间借贷的法律和金融监管体制
建立对民间借贷行为的有效监管和制约机制，是规避其风险，发挥其融资功效的必要条件。只有在立法先行的情况下，监管机构的监管行为才能做到有法可依，民间借贷监管制度应当建立在完善现有的监管制度的基础之上，使最新立法与已存的监管制度有机协调和配合，以适应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对民间借贷行为监管的最新要求，维护金融秩序，推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加强民间借贷的金融监管，在民间借贷地区设立相应管理机构，对借款合同的有效性和利率的合法性提供咨询和指导；建立民间借贷的风险防范与预警系统，将民间借贷的市场准入、市场退出、日常运行纳入监管之中；防止民间借贷向高利贷、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业务发展。
（三）制定民间借贷利率标准
《合同法》第211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有关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适当高于银行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括利率本数）。"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
制定民间借贷利率的统一标准，可以从立法层面适当提高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标准，或者细化民间借贷活动在不同情况下的利率标准，或者明确民间借贷在不同地区、不同情况下的利率，尽快出台《放贷人条例》，或其他规范经营性的民间借贷关系的法律法规，对借贷人的资格、资金来源、利率、担保、贷款额度、登记备案，以及必要的监管作出规定。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建议从立法层面适当对民间借贷利率进行规范，或者明确民间借贷在不同地区、不同情况下的利率标准，比如东西部地区、南北地区、长短期借贷利率可以分开界定。对民间借贷的利率进行有效的规范。比如建立民间借贷利率监测制度，各级政府与人民银行建立监测点，实时反映民间借贷资金供求情况，在准确掌握民间资金市场利率后，充分利用利率浮动政策来调控宏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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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我国公用企业滥用优势地位行为的具体表现在很多方面,同时现行法律规制措施并不完善。本文通过考量各国公用企业改革的法律措施要点,得出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公用企业滥用优势地位行为的法律规制。
关键词:公用企业 滥用优势地位 法律规制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日渐深入,现阶段迫切需要建立健全适合市场竞争的法律制度,因为建立在自由竞争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存在着自然垄断现象,传统的公用企业治理正是以自然垄断理论为基础,并以此构建其法律制度体系。但是,伴随着自然垄断理论的进一步深化,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几十年来对公用企业管理机制卓有成效的改革,公用企业的合法垄断地位业已面临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挑战。因此,为适应经济情势的变化,应充实和完善我国对公用企业滥用优势地位行为的法律规范制度。
公用企业内涵概述
(一)公用企业的概念及其特征
公用企业是指涉及公用事业或具有公益性质的经营者,具体包括供水、供电、供热、供气、邮政、电讯、交通运输等行业的经营者。从公用企业的经营范围以及行业属性来看,其具有以下特征:
进入市场运行的投入高且经营呈大规模化。公用企业主要存在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公共基础设施行业中,因此其建设、运营通常具有投资大、周期长、收效慢的特点。
向公众提供服务的渠道一般通过管道和网络。公用企业向社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一般是通过一定的管网系统来进行的,这套管网系统通常按行政区域来设置,但目前具有区域系统不断向国内系统融合的趋势。
经营目标兼具盈利性和公益性。公用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当然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求,但同时公用企业也是面向社会各界、服务于千家万户的企业,其经营状况的好坏、服务质量的优劣及价格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公众的生活和国民经济。因此,公用企业有时也被称为公益企业。
其所经营的行业具有自然垄断性。传统观念认为电信、电力、邮政、交通、运输、自来水、煤气等行业属于典型的自然垄断行业,在我国对这些行业的经营多由公用企业独家或少量几家运营,从而使公用企业成为自然垄断企业的代名词。
(二)我国公用企业的经营现状
就总体而言,我国的公用企业目前仍处于一种垄断的状态下。
首先,从垄断状态来看,现有公用行业往往为一家或几家企业所垄断。某些行业虽然引入了竞争,但无论从规模还是从技术角度都无法与公用企业相抗衡。
其次,从垄断行为来看,占有市场优势地位的公用企业往往滥用其优势地位,构建行业壁垒,任意抬高管网租价,甚至依赖行政权力设置法律上的障碍,阻止相关企业进入本行业的竞争。
第三,目前我国公用企业仍与行政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使之产权低效,没有真正实现政企分开,行政机构的利益与公用企业的经济效益直接挂钩,导致公用企业中出现自然垄断与行政垄断相结合的现象。
公用企业滥用优势地位行为的法律规制措施
(一)公用企业滥用优势地位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
收取不合理高价。收取不合理高价行为也称暴利行为,政府对公用企业的价格一般实行行政审批制,即根据企业的申请进行审查批准并限制定价。公用企业要求政府对价格进行调整时,由于信息不对称,价格主管部门或审批部门无法审核企业成本的真实性。这种方式导致公用企业索要不合理高价行为无法得到监督,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悉真情权和公平交易权。
提供不合格的产品或服务。公用企业由于处于垄断地位,使得这些企业没有改进技术、提高经营管理经验和服务质量的动力,从而向社会公众提供不合格的产品或服务。目前,我国的公用企业依赖行政权力构建行业壁垒,设置法律上的障碍,这种状况严重限制相关企业进入本行业的竞争,也使广大消费者丧失了选择更多、更好的商品或服务的机会。
拒绝交易。拒绝交易行为也可称为抵制行为,它是指没有正当理由而拒绝出售商品或提供服务。
交叉补贴。交叉补贴行为即一个占据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出于打败竞争对手和限制竞争的目的,大幅度地降低竞争产品或服务价格,同时提高垄断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在竞争性行业中受到的损失通过垄断业务得到弥补。
强制交易。根据《关于禁止公用企业限制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其具体表现有两种:其一是强制用户、消费者购买其提供的不必要的商品及配件;其二是强制用户、消费者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不必要的商品 。
限制竞争。目前,我国公用企业在其所经营的行业中仍具有雄厚实力,为了继续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往往设置市场进入壁垒,以排挤其它竞争者进入市场,从而维持其垄断地位。
公用企业的这种垄断模式使得部分公用企业服务态度低劣、滥用市场优势,却又享受高额的垄断利润;部分公用企业技术落后、却又获得政府的交叉补贴。这种状况严重限制了公用企业规模的扩大、技术的革新、市场的拓展,也严重阻碍了相关产业成本的降低,与我国正在加紧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匹配,也与公用企业自身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公用企业的全球性开放巳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若再不寻求一条发展的新路子,那么目前绝大多数的公用企业在这场国际性竞争中必然会落伍。
(二)我国规范公用企业的现行法律制度及其问题
目前,我国在规范公用企业行为方面有两种法律制度,一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其相关的法律法规,另一个是专门的行业性立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我国关于禁止公用企业滥用优势地位行为的现行法律法规主要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其规定:“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不得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以排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 。为了使这一规定具有实践操作性,同时为了抑制公用企业的其它滥用行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3年12月了《关于禁止公用企业限制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然而,工商机关执法不力问题较为严重,我国目前公用企业大多有着管理行业和市场经营的双重身份。因此,工商管理机关执法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来自政府部门的阻力,同时工商管理机关的独立性较差,仅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若要查处对市场有着广泛影响的垄断行为,尤其是查处行政性垄断行为,其独立的权威性较弱。
行业立法。我国针对公用企业的行业立法中也有规范这些企业市场行为的规定。例如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针对供电企业是垄断企业的特点,其中有很多反垄断的规定。然而,我国目前行业监管部门对本行业垄断企业的市场行为监管收效不大的主要原因,是监管部门与被监管的企业常常有着相同的经济利益。当这些企业与其他部门的企业或者与消费者发生争议时,行业监管部门注重保护本行业企业的利益,而不注重保护其他企业以及消费者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我国公用事业现行的行业监管法,大多是本行业自己起草,或者是立法机关主要征求了行业内大企业的意见后制订的,这种情况下的行业立法不可避免地会保护垄断企业以及占市场支配地位企业的自身利益。因此,目前关于公用企业的专门法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保护竞争,而是保护垄断。
外国公用企业改革的法律措施概要
美国。美国公用企业的改革启动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主要得益于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的努力和推动。一方面,以乔治.J.施蒂格勒为代表的产业经济学家通过研究认为,在绝大多数行业实行经济管制政策,设置市场壁垒阻扼竞争者参与竞争,并不有利于提高效率和增进消费者福利,而其实质性后果恰好与之相反。正是在这样一批经济学家的推动下,美国通过颁行《1978年天然气政策法》等法律法规逐步开放了能源和运输市场。而另一方面,美国电信业的开放却主要借助法院的若干重要判例和行政部门对法院判决的反应为特征逐步演变发展的。最初法院通过判例判决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不得干涉用户使用电话的方式,从而打破了电话器材市场的垄断,然后美国司法部通过指控AT&T违反《谢尔曼法》而逼迫AT&T同意自行解体,分离成几个相互独立的法人实体,从而为美国长途电话以及嗣后短途电话的开放和竞争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和条件。最近,美国有些州已经废除了自然垄断性特征极为明显的供电行业的垄断制度,将发电、输电和配电职能相互分开,用户可以自由选择不同的供电厂家。
英国。英国的公用企业改革是确立公用企业独立法人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导入了竞争机制,开放市场,促进企业自主地提高经济效率,并在政府的引导下增进社会福利。
德国。德国为了防范公用企业滥用市场优势地位,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通过《反对限制竞争法》等对公用企业等具有市场优势地位的企业进行了行为规范。
日本。日本公用企业的改革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导源于公用企业经营状况明显恶化的忧虑。改革的突破点在于“三公社”(日本电信电报公社、日本专卖公社、日本国有铁道)的民营化,通过“三公社”民营化改造,日本在电信业、烟草业以及铁路业的竞争明显化,有力地促进了企业素质的提高,经营状况的好转,服务质量的改善,并最终减轻了财政负担,增加了国家税收,其成功经验业已在日本公用企业改造中得到了普遍推广。
从对各国公用企业改革的比较中可以得出,传统公用企业一统天下的垄断格局业已被打破,在公用企业中导入竞争机制业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取向。公用企业改革的着重点在于政企分离和导入竞争机制,鉴于公用企业相较于一般产业仍然具有更加明显的自然垄断表征与公共性,上述国家在对公用企业改革方式的选择上主要采取渐进式的改革路径,通过政府主导或者法院判例的形式逐步放松管制来实现改革之路。了解各国改革公用企业的法律举措,无疑对建构和完善我国公用企业反垄断的法律规制制度是有所裨益的。
对我国公用企业滥用优势地位行为法律规制的思考
创设法律制度激励进入市场前的竞争。公用企业具有优势地位的基础是自然垄断,而自然垄断是各种经济力量通过市场竞争后形成的产业自然化集中,是市场主体充分竞争的结果,但我国目前公用企业所拥有的垄断地位大多是“人为”造成的,是行政机构通过其特有的行政权力限制或者禁止市场竞争而产生的,从而使公用企业的优势地位不是由市场赋予的,而是由行政管理者授予的。因此,该公用企业垄断地位从确立之初就具有不正当性。鉴于此,现代法律应建立一种新的法律控制规范,以激发进入市场前各经济主体的竞争,使最后进入市场运营公用事业的优胜经营者优势地位的确立合法且正当,正如有学者指出 “在自然垄断状况下,竞争可以改变存在的形式”。
综合制订反垄断法律法规与行业法规。通过竞争产生的自然垄断者,一旦占据了市场,就会试图限制或排斥其它的竞争对手,以便保持其市场利益和高额的垄断利润。从此意义上讲,公用企业的自然垄断地位只是市场竞争的阶段性结果,但总有人试图使其成为市场竞争的永久性终结。因此,行业立法可以针对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暂时自然垄断阶段,规制公用企业的滥用行为,以防止阶段性自然垄断中产生的恶果;而反垄断法可以避免公用企业滥用暂时形成的优势地位,阻碍新一轮竞争的开始,从而形成竞争、垄断、竞争螺旋式发展的路径。
明确公用企业市场主体经营者的身份。要实现政府机构与公用企业职能的分开,应主要从制度功能入手,将公用企业的管理职能与经营功能明确界定,使公用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经济中享有独立民事权利、承担独立民事义务的法人实体,且以其全部法人财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对出资者承担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另外,由于公用企业产品较之于一般产业具有社会公益性,应由专门的、独立的、具有权威性的管理机构来承担监管公用企业运营的职能,这样才能避免政府对公用企业的行政干预和行业保护,使公用企业失去原有的市场独占优势,只能以平等的市场主体资格参与市场竞争。
区分公用企业的自然垄断业务和非垄断业务。公用企业的经营业务并非均具有自然垄断性质,因而不可一概适用垄断豁免原则。对自然垄断业务可以由国家授权的一家或几家企业经营,并进行价格管制,规定价格上限,同时也要激励其进行技术创新与管理改革;对于非垄断业务可以放开市场准入,由多家竞争企业经营。但为了避免过度竞争,建立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政府要根据经济规律维持公用企业市场能够进行有效竞争格局的企业数量,避免进入者数量过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此外,在公用企业投资方面,可允许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参与进来,改变过去由政府单一投资的格局为多元投资格局。随着市场需求的扩大和科技的发展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许多原先具有自然垄断性的业务也会渐渐脱离自然垄断的范畴,因此应不断根据经济发展状况调整法律法规制度,以适应自然垄断业务向非垄断业务的转换情势。
充分发挥价格听证会的作用。我国《价格法》规定,公用企业定价实行价格听证制度。价格听证是一种由消费者、经营者以及管理者共同商议公用企业产品价格的正式程序,它体现了价格制订的民主合法性。若公用企业生产成本和定价规则缺乏公开性,公众就无法了解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成本构成情况,价格听证制度有利于保证管制价格的公正性,增加价格的透明度,提高公用企业定价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然而,我国《价格法》涉及价格听证制度的规定内容过于简略,听证会代表审查与推选制度不够完善,使得价格听证制度在实际操作上问题不少。因此,严格的公共定价制度还应包括公用企业的成本核算应交由公众讨论、审议;参与价格听证会的代表应包括各消费者组织代表、财政部门代表、行业协会代表、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专家等,同时应建立健全代表审查与推选制度。
总之,自我国加入WTO后,大批外国企业和外国商品涌入我国市场与我国企业和商品相竞争。鉴于此,我国不仅迫切需要法律法规规范我国公用企业的行为,还需要以此规范外国竞争者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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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营销的法律原则，是指企业在市场营销活动中必须遵守的规则、规范。市场营销是以满足顾客需要为目的，变潜在交换为现实交换的活动。作为社会活动中最基本的、最大量的、最常见的商品交易活动，必然需要一定制度和规则来规范，才能正常和顺利进行。
二、营销活动的法律原则
1.平等原则
所谓平等原则，是指参加营销活动的当事人，无论是自然人形态的营销主体，还是法人形态的营销主体、无论其所有制性质是公有还是私有，无论其经济实力的强弱，在法律地位上一律平等，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同时法律也对双方当事人提供平等的法律保护。
马克思说:“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平等原则，要求摒弃一切等级、地位、身分的观念，所有营销当事人没有社会地位的差别，在市场上都是平等的卖者或买者，是商品或货币的所有者;同时各营销主体平等进行交换，平等的开展竞争。每一个营销主体都能够平等地以统一的市场价格取得生产要素，都能够平等的进入市场并按由市场决定的价格出卖自己的商品，都能够平等地享受权利和承担各种义务。不允许有任何人通过不等价的手段而无偿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这既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也是市场营销的一条重要原则。那种以貌取人，对“卑贱者”鄙视，对“高贵者”讨好的“势利眼”，是违背了平等原则的。
2.自愿的原则
所谓自愿的原则，指参加营销活动的当事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都有权自主决定是否缔结合同关系，有权自主决定买（卖）什么、买（卖）谁的、买（卖）多少、如何买（卖），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公用企业和政府部门限制竞争的行为、搭售及附条件的交易行为，由于违反了交易自愿的原则，因而为《反不正当竞争法》所禁止。如果营销者比较精明，通过各种促销手段，将其要出售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介绍给消费者，得到消费者认可，从而由不自愿转化为自愿购买，这是符合自愿原则的。
3.公平、等价有偿原则
所谓公平原则，是指公平交易兼顾双方的利益，反对强买强卖、硬性搭配。任何“低价高收，以次充好”、“缺斤短两”的做法都是对公平原则的违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事营销活动的直接目的是取得利益的最大化。由于营销者在追逐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可能会通过“损他”的方式实现自已最大利益。这时遵守公平性原则显得十分重要。“市无公平不立,商无公平不兴”。作为市场交易灵魂的公平原则，是衡量市场交易活动是否有序，是否规范的试金石。例如，营销当事人缔结合同关系，尤其是确定合同内容时，所应遵循公平原则，兼顾双方利益来确定权利和义务，这样的合同才受法律保护，才被法院认可。显失公平的合同关系，当事人可以请求法院和仲裁机构予以变更或撤销。
强买强卖，会破坏正常的市场交易规则，损害对方的利益，造成买卖双方之间的矛盾，使交易不能实现。例如，微软公司将其公开发的互联网浏览软件与视窗捆绑，高价销售。由于视窗软件在个人电脑操作软件市场上的高占有率，这种捆绑销售的做法，使得其他互联网浏览软件的开发商难以与之竞争。2000年4月，美国地方法院判决微软违反了反垄断法。
4.诚实信用原则
所谓诚实信用原则，是指买卖双方在营销活动中应遵守商业道德，讲诚实守信用。诚实即不虚假，信用即能够履行与人约定的事情而取得的信任。诚实守信，是我国传统的古训。当今仍应是企业市场营销活动中把握道德界限的重要基础规则，具体应当包括产品质量上的诚实，不假冒；广告中要诚实相告；价格上明码实价，叟童无欺；交易中履行合同责任，信守承诺，以及保守客户商业秘密等等许多方面。
诚实信用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道德准则。它要求一切市场营销者应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正当利益， 绝不允许通过损害对方、损害他人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谋取自己的利益。在市场营销中，把握诚信原则，是企业获得成功的关键。加拿大人没有个人档案.社会对个人进行管理就通过这张“白卡”。它只记录不光彩的事，上学、就业、买房、买车、贷款、出国等，都要出示“白卡”。一旦上面有不诚实、欺诈、偷盗、赖账、打架、种族歧视等不良记录，申请者多半会失去各种机会。据政府统计,加拿大银行涉及个人的呆坏账很少，低于5%，贷款按揭买房、买车的还款率很高。
关键词：公用企业 垄断 法律规制 实施障碍 法律措施
一、我国公用企业垄断法律规制的实施障碍
中国公用企业垄断的法律规制已经启动，然而，实施成效却不尽如人意，这主要是因为存在如下几方面的反垄断法律实施的障碍：
（一）公用企业垄断法律规制的制度基础不完善
反垄断必须有良好的制度基础，包括法律和政策。首先，市场经济国家在反垄断时，都有与时俱进的反垄断法律制度作为行为依据。如前所述，我国至今尚未出台《反垄断法》，其他专门性立法也很不成气候，可谓无法可依。反垄断依然停留在政府官员和学者的不见得有价值的“价值理念”中，难以制度化。若非有《反不正当竞争法》中两个未中垄断要害的条款，中国的公用企业反垄断法律规制根本无从谈起。其次，在对公用企业垄断性环节实施反垄断控制，建立管制制度（如市场准入、价格确定以及普遍服务等）时，还必须在竞争性环节充分引入竞争。在反垄断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管制制度还具有过渡性质的反垄断功能，如网络间的互联互通。但按照现代管制制度的最基本的独立性原则，我国的公用企业改革一直没有对管制制度的建设给予足够的重视，管制的功能往往与政府的宏观调控、国企产权管理的功能混杂一体。如独立性、专业化的管制机构至今没有落实，管制体系的不健全，可能造成引入竞争后的市场秩序的混乱。
（二）缺乏充分的反垄断预警系统
在反垄断的法律规制中，应当有发达的信息系统提供充分的信息，帮助立法者和执法者理智决策。133229.CoM这样的信息系统是由相关利益群体的意见构成的。决策层及其决策支持系统在制定和执行公用企业竞争政策时，应当积极主动地听取诸如消费者、企业、其他相关行业甚至专家学者的声音。但是，我国的实际情况却是，政府部门或刚愎自用，或另有他谋，总是不愿意广开言路，决策程序过于封闭，难免出现决策错误，或将好事办成了坏事，或让少数人得利而大多数人受到损害。
（三）市民社会发育不良，消费者运动发展不充分
市民社会是指一种享有独立人格和自由平等权利的个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与整合形态，是与市场经济和民主生活相联系的、独立于政治国家的民间自治领域。相对于政治国家，市民社会具有人格独立性、民间自治性、契约普泛性。市民社会是一个具有自组织能力的巨大系统，它自身可以从内部建立起必要的秩序，而不必仰仗国家运用强制性力量从外部去建立。其成员都是独立的个体，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立意识、不存在人身依附（包括行政性依附），彼此间的行为以契约方式规范出来。[2]这种社会秩序体系和自主意识能够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抑制不正常的行政权力和经济力量对社会整体秩序和个体权利的侵害。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在朝着产权的多元化（社会化）和经济运作的市场化方向迈进，其直接的结果就是促进了一个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市民社会的形成，市场主体的现代意识和民间社会组织化程度都有所增强。但是，在以市场失灵为前提的自然垄断面前，围绕着“市场”发展起来的市民社会以及由此产生的市民权利意识只得畏步不前。况且，中国的消费者向来饱受“顺民”情结的熏陶，面对强大的垄断企业和其所依附的行政力量，哪里还能意识到自己正出于垄断剥削之下，哪里还能想起为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战呢？
消费者运动是消费者自发或有组织地进行的旨在保护自身权益，改善自身地位的社会运动。消费者运动发端于十九世纪90年代的美国，并于二十世纪中期在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起来。轰轰烈烈的消费者运动迅速推动了现代消费者保护立法的进程，也震慑了滥用市场支配力量盘剥消费者利益的垄断经营者。[1]我国消费者组织于二十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目前，消费者运动已经作为一种时代浪潮蓬勃兴起。但是，我国消费者运动起步较晚，消费者的素质普遍较低，各级消费者组织的维权活动经验不足，并未充分发挥其作为消费者权益代言人的作用，也还没有显示出对于垄断经济力量的威慑力。
二、法律对策
（一）法律规制的原则
其一，垄断经营与自由竞争并举
对于公用企业的垄断经营，并不是完全消除，而是重新界定。要做好对公用企业不同环节的区分，把自然垄断性业务从其他业务中分离出去，政府继续对其进行管制。为了照顾特定行业发展规模经济和平衡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需要，法律应当允许甚至要求政府出台一定的地方政策进行市场准入限制，并出台《反垄断法》等竞争法来规范公用企业的市场行为，防止其滥用优势地位，必要时可以授权一定机构对过于庞大的公用企业进行纵向或横向分割。而且，由于不同行业的自然垄断程度有所差异，运用一般规则进行一般控制也是不明智的，应当针对不同行业不同的垄断方式和程度，进行不同的法律调整。但是，为了防止垄断经者滥用垄断经营权，可以尝试对垄断业务的经营权之授予采取特许权形式，并且应当通过市场化的竞争方式来授予特许权，即通过招标方式进行概括竞争，择优选择条件最好的企业来负责经。在特许权经营期间，主管部门负责全面考察，已经发现特许经营者由严重违规即可解除特许权在特许权经营期限届满后，再度进行招标，重新选定经营者；而对于竞争性业务，应保障甚至促使多家企业进入企业，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同时依法规范企业市场行为，进行反不正当竞争、防止垄断、依法征税等管理足矣。经营活动完全由企业根据市场行情和国家政策自行安排。根据不同业务的性质和特点，区分实行不同的规制或放松规制的政策，就能在公用企业行业较充分地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同时兼顾规模经济效益，实现竞争活力与规模经济兼容的有效竞争，提高行业经营效率。
其实，区分强自然垄断环节、弱自然垄断环节和竞争性环节，对公用企业进行垂直分割的改革已在我国推行，但是实施力度稍嫌欠缺。2000年9月25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把电信业分为基础电信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前者是指提供公众网络基础设施、公共数据传送和基本话音通信服务的业务，后者是指利用公共网络基础设施提供电信与信息服务的业务。电力行业的“厂网分离、竞价上网”的试点工作正在酝酿之中。对于依赖管道或网络提供服务的其他行业，如天然气供应，虽然有学者提出区分垄断环节和竞争环节，输配管网从供方分离的建议，但尚未付诸实践。
其二，行业立法与专门立法并举
一方面，针对公用企业各领域的特征，通过制定电信法、公路法、修改完善电力法、铁路法、民航法等行业法规，明确政府监管机构的职能，对市场准入条件、定价、服务质量等作出法律规定，以规范市场秩序，保障公平竞争。不恰当的垄断及地方保护主义当然要打破，但是对于属于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干预的领域，还是要保留垄断。这样有利于针对各行业的特点有重点地制定措施，以立法形式明确公用企业与相应公共部门之间的关系，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有利于确定相应的行业目标，规范政府及其公共部门对公用企业市场行为的管理行为。另一方面，制定《公用企业法》之类的专门性法律，确立公用企业范围、运作机制、监督程序、定价程序等事项。
其三，反垄断执法与行业监管并举
对公用企业垄断进行法律规制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反垄断执法机构建立和工作的状况。然而，公用企业行业不同于一般的竞争性产业，仅仅依靠反垄断机构无法解决这些领域的竞争问题，还需要强有力的行业行政监管。行政监管与法律监督两种独立的力量共同介入相同的市场领域和企业经营活动，必然会引起管辖权冲突，甚至会出现两个机构对同一个市场行为得出性质相反结论的情况，使经营者的决策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为此，从制度安排上避免或者减少冲突，协调好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之间的权力配置和行使关系，降低经营风险和社会成本，是公用企业法律规制的重要原则。
反垄断执法机构与监管机构之间的权力配置可以有不同的模式或者组合，它们各有长处和不足。采用何种模式或者组合来配置两者的权力并保证其效果的发挥，各国实际上并没有一般的处理原则或方式，往往是因个案而异。在许多情况下，常常是不同的领域或者不同的问题需要适用不同的权力配置结构，构筑多样化的权力配置格局，充分发挥整个制度资源的作用。检讨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无论是行政监管和反垄断执法各自的制度建设，还是两者相互关系的处理，都与现代监管理念的要求相距甚远。一方面，从目前监管机构的设置情况看，计划经济体制下部门分割的痕迹依然明显，监管职能被分散在多个政府机构，协调难度大、监管成本高、监管效率低。监管权力的配置、执法程序、管制手段等方面均未以重建市场结构、规范市场行为为出发点和目标，准入管制、财务状况监管、安全监管、争议处理、收费管理等各项制度也不健全。另一方面，反垄断执法机构更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反垄断的执法权没有一个机关可以理直气壮地行使。负责反垄断法起草的国家经贸委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都有作为备选机关的理由，而国家计委价格法实施者的身份也使其成为候选人之一。但实际上，目前行使反垄断职能最多的可能要数计划管理部门，它比工商部门的反垄断职能更为充实。工商部门对不正当竞争的执法多数并不是典型的反垄断问题。这就结果造成了政府机关间的角色错位，无法形成反垄断的制度结构，也不可能形成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各种形式的阻碍竞争行为大量存在。因而，在配置监管机构的权力与反垄断机构的权力时，必须用法律求得监管和反垄断的平衡，不能偏废任何一种权力的作用。
（二）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
在我国，出于行政部门维护公有制经济权威的权力惯性，规范公用企业的立法机构繁多、重叠，从人大到主管部门，甚至某些公用企业自身也制定所谓的行业规范。电信、民航、电力，几个垄断行业的改革方案都公布了，这三个行业的改革最初都是由行业主管部门主导的，但最后主导权都转到了综合性部委手中，主要是国家计委，当然国务院体改办也起了重要作用，那么，改革主导权易位的含义是什么呢？这些垄断企业过去都是由行业部门直接管理的，长期以来形成了政企同盟，有固化既得利益的内在冲动，继续由行业主管部门来主持改革，政企不分的惯性会促使他们出台有利于垄断企业的政策。因而，就公用企业发展的整体性而言，真正确立其发展规划规范其运营状况的只能是人大或其授权的国务院制定的法律，相关主管部门可以在执行法律的过程中为了行事的方便自行颁布在本区域或领域有效的办法、命令等，但不能违背法律规定的原则和意图。这样才能保证立法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削弱部门立法带来的垄断色彩。这样，对公用企业垄断进行法律规制的法律法规体系就应当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以反垄断法为核心，包括价格法等在内的竞争立法；规范各公用企业行业竞争活动的行业立法；各主管部门颁布的规章。
（三）法律规制制度的重建
其一、规制的重点在于禁止垄断地位的滥用而非禁止垄断地位本身
由于缺乏市场自由竞争过程，我国普遍存在规模不经济的现象，并没有多少由于企业积累、集聚、集中而形成的真正意义上的大企业。公用企业的垄断也并非由于经济规模过大所致，真正的原因在于不少公用企业在行政力量的庇护和纵容下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因而，对我国公用企业进行反垄断法律规制更重要的是规范垄断企业的行为，而不是过分挑剔产业的市场集中度。根据实践中存在的公用企业滥用垄断地位行为的表现形式，法律规制的具体制度一般应当包括：（1）禁止交叉补贴。禁止在垄断环节占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利用其垄断地位进行反竞争的活动，以弥补其在竞争性环节的利润损失。（2）禁止拒绝交易。应当基于公用企业在提供社会公共产品或服务上的特殊性对公用企业的契约自由进行限制。公用企业无法定理由不得拒绝为特定的消费者提品或服务。（3）禁止强迫交易或搭售。我国1993年颁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和第七条对强迫交易和搭售行为进行了禁止性规定。此后不久，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了《关于禁止公用企业限制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在第四条列举的公用企业的反竞争行为中，也提到了这一行为。鉴于强迫交易或搭售行为在我国公用企业中存在的普遍性及其对消费者和市场竞争的危害，在立法中强化对其的禁止意义十分重大。（4）禁止歧视或区别对待。法律应明确规定，垄断企业不仅要承担向其他经营者开放管网的义务，还必须保证以同一条件开放管网，不得歧视。垄断环节和竞争性环节分开之后，新的竞争者要在非垄断环节进行有效运营，必须依赖原垄断企业所控制的管网，垄断企业向竞争企业收取的费用、要求的入网条件和提供的服务直接关系到后者的经济效益甚至生死存亡。要真正做到“厂网分离、竞价上网”，除了切断垄断企业与竞争性行业经营者的利益联系外，禁止歧视和区别待遇，是改善市场竞争环境的必然之举。
其二、政企分开
我国的公用企业的政企关系经过一系列改革，目前仍然存在四种形态：一是有政无企，政府既是政权机关，又是所有者、经营者和管理者；二是政企合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三是有企无政企业同时行使政府职能；四是政企分离，但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要削弱或者消除行政力量支持下的不合理垄断经营，就必须在各种情况下努力实现政企分开的目标。对于第一种情况，要先建立公司，把国有资产管理权和经营权交给公司；对于第二种情况，要把人员分开，政府和企业，两块牌子，两套人马；对于第三种情况，要把政府职能还给政府，企业只履行企业职能；第四种情况比较理想，但隔断那种千丝万缕的联系需要一个过程。一方面要在产权、人事权等方面割断垄断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纽带，取消政府对所属企业的各种亏损补贴，确立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供需合同关系。政府进一步转变职能，加快审批制度改革，大幅度减少行政性审批，规范审批行为，废除阻碍统一市场形成的规定，集中精力搞好宏观调控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并通过出资人代表对国家出资兴办和拥有股份的企业行使所有制职能，不再直接干预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另一方面，要将独立的财产权交由企业自己来行使，使其成为真正的企业法人，以平等的市场主体的身份参与市场竞争，在各项民事活动中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原则。
其三、产权和投资多元化
从产权制度上看，在我国，公用企业的垄断有两种情况：一是政府部门独家经营，别无分号；二是国家独资经营，不许其他资本进入。我们现在的改革主要是通过拆分打破第一种形式的垄断，但拆分后的企业仍然都是国有。打破第二种形式的垄断，允许非国有资本进入，在我国东部沿海已经出现，如私人投资修建机场，外资进入通信设备制造业，合资组建航空公司等，但这只是个别地区的尝试，还存在准入政策和思想观念上的障碍。其实，国家行政力量退出公用企业经营固然重要，国有资本退出公用企业垄断更具有深远的意义。这样可以带动更多的非国有资本参与公共设施的建设，通过多元的产权制度引入竞争，建立完善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增强企业活力。我国加入wto后，吸引外资进入这些领域，将给我国公用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带来更大的挑战和动力。在垄断行业和环节要“重新洗牌、重新摸牌”，形成分散化的产权结构。[3]在这方面，财产组织形式可以是多样化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少数还可以是上市公司；就引进外资来讲，可以是合资的，也可以是独资的。其中，国有资本既可以是绝对控股，也可以是相对控股或参股，还可以是完全退出的。对自然垄断很强、对国家安全特别重要的领域，不但可以而且是必须由国家独资。
在改革产权制度的同时，必须改革投资体制。一是资金来源多元化，面前我国公用企业的资本构成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国有资本、民间资本、港澳台资本、外国资本和东部地区资本参与，要将这种多元化的资本来源引导到公用企业的各个领域。二是投资主体多元化，要彻底改变政府作为公用企业主要投资主体的状况，由企业来投资，减少风险，提高效益。政府投资只能限制在特定的领域。
其四、改进公用企业的价格管制
（1）改进价格确定的方法。我国电力、煤气等公用企业的价格确定主要采用“成本加合理利润”法，如我国《电力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制定电价，应当合理补偿成本，合理确定收益，依法计如税金，坚持公平负担，促进电力建设”，这种方法兼顾了企业的赢利性和消费者利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也存在着不足：首先，在利润率一定的情况下，企业缺乏提高经济效率的激励。因为在独家垄断的市场格局下，企业成本即为该产品的社会成本，降低成本就意味着降低价格，因而企业难以产生降低经营成本的冲动，我国公用企业经营成本居高不下，在一定程度上与我国“成本加合理利润”的定价制度不无关联；其次，政府制定合理管制价格如果在不考虑非经济因素的情况下，必须依赖于对企业经营信息的充分掌握，但由于这事关企业自身的经济利益，出于对自身利益之维护，作为信息拥有者的企业向政府提供的价格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极不充分的信息显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仅根据不完全信息制定的管制价格难免会损害消费者的正当权益。
（2）进一步发挥价格听证会的作用。我国《价格法》规定，公用企业定价实行价格听证制度。价格听证是一种由消费者、生产厂商以及管制者共同商讨公用企业产品定价的正式程序。公用企业生产成本和定价规则缺乏公开性，公众无法了解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成本构成情况，价格听证制度有利于保证管制价格的公正性，增加价格的透明度，提高公用企业定价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我国价格法虽然有这样的规定，但由于内容简略，且听证会没有价格的最终决定权，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实际上，严格的公共定价制度还包括：公用企业的成本核算应交由公众讨论、审议；参与价格听证会的代表应包括各消费者组织代表、财政部门代表、行业协会代表、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专家等，应建立代表审查与推选制度。
（四）构建现代行业监管制度与反垄断执法平衡协调的机制
首先，改变政策部门和产业监管机构代行反垄断执法权的现状，尽快建立真正的反垄断执法机构。我国部分行政部门在行使反不正当竞争权力的过程中也对一些滥用市场地位排斥竞争的做法进行处理，但实际上，它们所处理的这些反竞争的行为并不能等同于垄断行为，这些部门的反不正当竞争职能不同于典型的反垄断职能，它们甚至不能被看着具有反垄断执法机构的雏形。有学者在分析现阶段中国产业监管机构面临的尴尬处境时指出，"在基础设施产业不但未能形成有序的竞争，反而使行政性垄断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使产业监管机构成为众多批评的对象"，产业监管机构已经失去了继续单独行使反垄断执法权力的合法性与社会认同，必须对这种权力配置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发育专门的反垄断机构与反垄断机制。
其次，建立现代监管制度
（1）监管的目标定位。现代公用企业监管的目标应当是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对垄断行业的监管必须兼顾消费者、投资者及相关利益者的利益，监管的核心是要解决信息不对称和市场失效。
（2）监管权的安排。总的来说，监管权应当包括市场准入、定价政策、竞争政策以及普遍服务政策四个方面。但是，鉴于公用企业不同行业或环节经济特征的差异，对于不同的行业或环节应当实施不同的监管，如对垄断性环节（如电网）在成本透明的基础上加强价格监管，对竞争性环节（如上网电价）实行市场定价；加强对垄断环节公平接入的监管（如电信网的互联互通、电网的公平接入等）；加强对公平竞争秩序的维护，防止市场垄断、价格共谋、欺诈等行为。在我国现行的政治制度环境下，监管权的设置还涉及到监管机构与政府有关部委的职能划分问题。独立的监管机构对于监管权的集中性要求必然冲击现有的行政权力体系。比如，目前，电力监管方面，市场准入和价格管制是电监会的重要职权，但这两项权力都掌握在国家计委手中，“原先存在的管理机构和组织在这次改革中是否有献身精神，能否将权力向新的体制下的电监会移交，这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刘纪鹏说，电监会体制的定位和政府体制的交接是一个难点。[4]尽管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政府行政权力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分解和弱化，但我国加入wto之后，新环境对政府职能的需求已经改变，政府职能转变的工作更有待深入。国家计委的权力现在是越来越模糊，按规划，它是一个超然的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综合性部门，但是现在宏观调控、微观管理、投资、价格，它的职能越来越多。而这些职能行使的效果却并不能令人满意。比如，电力、电信的价格管制具有极强的技术性和专业性，国家计委价格司目前的人员配置和和知识储备不能完全适应这项工作的要求。但是，尽管电监会在这方面具有较多的优势，完全剥离计委的价格管制权也是非常不现实的。比较合理的做法应当是在保留和完善计委对于价格的总体调控的前提下，赋予电监会根据国家的价格政策对电力行业的价格进行调整的权力。也就是说，政府政策部门确定定价机制后，由监管委员会负责实施。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正式的立法程序来确定。
（3）监管机构的设立和监管人员的选任。首先，监管机构既不能是政府机关，也不能是公共机构，而应是独立的、集中的、法定的、专业化的监管组织。这个机构必须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就像德国联邦卡特尔局、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局一样，享有对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案件的管辖权和裁决权，其生效判决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非法干预其行使职权。如当事人不服，可以限期向人民法院起诉。新成立的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对引入竞争后的电力行业进行监管，是这方面一个非常重大的制度突破，现在的监管委员会跟过去的电力部、能源部有很大区别。它采用证监会的模式，是一个直属于国务院的事业单位，而不是管理电力行业的政府部门。突破编制的限制之后，建立一支技术、会计、统计、法律等各方面知识结构比较完善的队伍就成为可能。其次，监管人员的选任上也应充分体现独立性和超脱性。监管人员不宜大量从现有公用企业管理人员中遴选，而应公开招聘。此外，基于对我国行政权力滥用的法律文化传统的考虑和顺应当今世界各国经济民主发展潮流的需要，应当在公用企业行业建立相应的自律性组织——行业公会，由其分担部分行政经济管理的职能，组织内部实行委员会制，采取多数决定原则，这样既有利于管理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也便于决策的有效执行。
（4）监管方法的法制化和科学化。监管机构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和程序行使监管职责，更多地运用法律手段，充分发挥法律对其他手段的保障作用。提高监管手段的科学性和效率，节约监管成本。
（5）对监管者的监管。必须完善和加强对监管机构和监管人员的监督和规制，保证他们把消费者福利最大化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公正廉明，依法行事。
最后，用法律求得监管与反垄断的平衡
在建立反垄断机构与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机制上，对于不正当定价和瓜分市场协议之类的垄断行为，应该由反垄断机构处理；而对于发放许可，确立主导运营商应该收取的价格或者保证普遍服务等问题，应该由监管机构负责。同时，在监管机构与反垄断机构之间还应该构筑多样化的权力配置格局。在制定反垄断法，设立专门的反垄断机构的同时，必须对基础设施产业的相关部门法律，如铁路法、民航法、电信法和电力法等进行制定或者修改，明确产业监管机构在反垄断执法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参考文献：
[1] 李昌麒、许明月主编：消费者保护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第14页
[2] 仁：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 ——市场经济发展对社会结构变迁的深层影响管窥 中国民商法网2001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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