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04 09:27:32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保险的法律法规，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规定：“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证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投保人为了预防危险，将一定的保险费支付给保险人，如果危险事故发生或出现合同约定的条件，保险人则须按合同约定向被保险人或者保险受益人支付赔偿金或保险金；作为保险人的保险公司则通过建立保险基金来分散危险，消化损失。由此可见，保险是为了分散危险、消化损失的一种商业活动，其目的是通过合同法律行为来实现的。保险合同具有“最大善意”、“双务、有偿”、“射幸”等特征。
我国自1980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保险立法经历了以无到有，由粗到细的过程，逐步完善了相关法规：1983年实施《财产保险合同条例》，1985年《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1992年通过《海商法》，1995年通过了《保险法》。为了更好地贯彻实施《保险法》，中国人民银行于1996年、1997年、1998年分别了《保险管理暂行规定》、《保险人管理规定（试行）》、《保险经纪人暂行规定（试行）》。这些法律法规对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保险事业的发生，解决保险争议，完善商事法制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但也还有许多不成熟和不规范的地方，对比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完善的保险体系还 存在着相当的差距。主要表现为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不够全面，规范保险新业务的立法相对滞后等方面，以下笔者试从“近因”原则缺失、条款文字歧义等方面分析我国保险法律体系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以求抛砖引玉：
一、“近因”原则的缺失
《保险法》规定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有：自愿原则、试实信用原则和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原则。而“近因原则”这一被国际保险业普遍运用的原则在我国缺乏运用的法律依据。所谓“近因原则”是指保险人按照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承担责任时，其所承保危险的发生与保险标的的损害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在近因原则中造成保险标的损害的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即属近因。只有近因属于保险责任，保险人才承担保险责任。而近因原则的缺失正是导致保险合同当事人，尤其是投保人产生凡是投保的利益遭到损失时皆可获得赔偿的想法的根源，从而导致一些不必要的纠争。近因原则作为常用的确定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损失是否负保险责任以及负何种保险责任的一条重要原则，在我国《保险法》、《海商法》竟未作出明文规定，不得不说是我国保险立法的一重大缺憾。二、不利解释原则适用上的模糊
投保人和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通过保险合同来确立的，而作为附合合同的保险合同，不论是投保单、保险单还是特约条款，大部分都由保险人制定，在制定时，必然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内容多对自己有利，且已经基本实现了格式化。格式保险合同由保险人备制，极少反映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意思，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一般只能表示接受或者不接受保险人拟就的条款。再者，保险合同的格式化也实现了合同术语的专业化，保险合同所用术语非普通人所能理解，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保险人的利益。因此，一旦合同成立而双方发生纠纷，投保人将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了保护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利益，各国在长期的保险实务中积累发展了不利解释原则，以示对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予救济。在格式保险合同的条款发生文义不清或者有多种解释时，应当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实际上是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保险法第三十条也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我国关于保险合同条款解释的规定，已经实际上确立了不利解释原则，与国际惯例是相一致的。这对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经济上的弱者）的利益维护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统一明确的标准，以及不承认判例的拘束力，不同种类的保险合同用语经不同的法院解释，关于该用语的正确含义，所表达的当事人意图，以及由此产生的效果，可能会存在相互冲突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而由于不利解释原则在适用上缺乏统一的标准，究竟何种条款能适用该原则，特别是不利原则能否适用于国家保险管理机关核定的基本保险条款，将直接影响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结果。而我国保险法律法规中对此既没有相应规定，关于这方面的案例和研究也鲜见于众。
依照我国保险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如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的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名称和住所；保险标的；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保险价值；保险金额等条款，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制订。基本保险条款是运用于主要商业保险险种的保险条款；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核定；凡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核定为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制订基本保险条款。国家的基本保险条款，各保险公司应当执行。此类条款所使用的语言被保险管理机构依法规定核准，理应不存在歧义，但实际生活中，保险人根据其自己的认识水平和为了谋取最大化的利益，在备制保险合同时依自己需要将基本条款插入其中，而投保人对保险合同的备制不能做任何事情，而且往往在订约时也难以全面知晓保险合同的性质和内容，根本就无从知晓哪些条款属于基本条款，就更别提理解了，例如对“现金价值”一词，有的保险合同中将其定义为：“本合同的保证现金价值、所有缴清增值保险的现金价值以及累计红利之和。”有的保险公司则干脆对其未作任何解释，投保人对该词只有靠自己理解，但实际上“现金价值”一词的定义应该是责任准备金扣除退保费用后的金额，而责任保证金指的是保险公司从保户累积的保险费中扣除被保险人的死亡成本以及分摊保险公司所发生的费用再加上利息计算后所得金额。所以被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中的弱势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当事人对基本条款发生歧义或者文义不清的争议时，法院对是否应当适用不利解释原则就会因缺乏统一的认知标准而感到无所适从，不仅会影响被保险人的利益和保险人的商业信誉，也会给国家法制的统一和法院裁判的权威性带来不利的影响。
三、合同陷阱的隐藏
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保险人与投保人应各自依约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其中投保人的主要义务和责任有：告知义务、维护义务（包括维护保险合同标的安全及其危险程度增加的通知义务）、缴纳保险费的义务；保险人的主要义务和责任则是：说明义务、及时赔偿、解约限制和承担费用等。可以看出，在交付保险费与赔偿方面，投保人的交付保险费的义务与责任，与保险人承担赔偿的义务与责任，两者是相互独立的。谁违反自己的该项义务，便要承担与该项义务相应的责任。但双方的义务与责任之间不具有此消彼长的对应性，投保人交付保险费义务的违反，并不必然导致保险人赔偿责任的减轻或免除。但有些保险公司（主要指财产保险公司）在使用格式合同与投保人协商财产保险费的交付与赔偿方式时，作出了如下约定：经双方同意，投保人未按约定缴付首期保险费的，保险合同不生效，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不予赔偿；投保人未按约定缴付第二期保险费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保险事故，保险人按下列一种方法赔偿或承担保险责任：1、按实交保费与应交保费比例折扣支付赔偿金额；2、按实交保费计算保险期限，过期不负赔偿责任。上述赔偿方法是按实交保险费与应交保险费的比例，来确定保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实际上将投保人违反交费义务的责任，规定为减轻或免除保险人赔偿义务的依据。通过保险人制定解释格式条款的优势，全部或部分地剥夺了投保人获取赔偿的主要权利，加重了投保人的责任，这与《合同法》的公平原则和《保险法》的立法宗旨是明显相悖的。而且该赔偿方法还隐藏着非经留意难以发现的合同陷阱。如按第1种方法，当投保人交付了第一期保险费后，在第二期交费义务履行期限未至时，如发生保险事故，尽管投保人无任何违约行为，也只能获得部分赔偿。按第2种方法，实际上赋予了保险人根据投保人交费情况而单方变更保险期限的权利，甚至免责，对保险事故不负担任何责任。保险人巧妙地利用格式合同设置了能使自己规避应尽的部分或全部义务而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丧失利益的陷阱，充分说明保险人在拟制这种格式合同时，已经严重地违背了诚信原则。此类条款的适用，违背了现代社会民事法律关系中最基本的公平与诚信原则，损害了许多被保险人的利益，应受到保险监管部门依职权的主动干涉。
四、不易把握的明确说明义务
《保险法》第十六条详细规定了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情况的说明义务以及保险人对保险条款的说明义务，第十七条则规定了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上述两款虽对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和违背义务的责任，作了详细明确的描述和规定，但对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却没有规定相应的形式，使其在实践具有极大的弹性和不确定性。仅从以上述条款的字面上来看，第十六条针对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或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形分别赋予保险人有解除保险合同、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的责任、不退还保险费或视情况退还保险费的权力。而对保险人未尽明确说明保险条款的责任则未作任何规定，而保险人对其责任免除条款未作明确说明的后果也仅是导致该有关条款不产生效力而已。通过对比，不难看出《保险法》在这一问题上对投保人明显科以了较保险人为重的责任，有违民事主体双方权利义务平等原则之嫌。作为素有“最大善意和最大诚信合同”之称的保险合同，在现实生活中，却因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履约过程中对合同中使用的语言文字理解不同从而产生争议的例子屡见不鲜，恐怕与《保险法》对保险人上述义务的规定太过宠统有着一定的关系。此外，因《保险法》对有关保险中介组织规定不完善，以及国内保险行业体系的不成熟，目前国内还没有一家专业化的保险公司或经纪公司，一些保险公司大量聘用（严格意义上来说，只能算是使用，因保险公司与个人人员之间并未建立劳动关系）个人从业人员，此类人员数量虽多，素质却差次不齐，而且流动性极大，他们为了获取佣金，在对一些可能影响投保人决定的合同条款进行说明时，也难免会为了一己之利而有意作出含混甚至违背条款本义的解释，所以导致争议的发生也就无足为奇了。
五、滞后的保证保险立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趋活跃，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交易方式，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交易方式日渐增多，特别是随着分期付款这一现代消费方式的出现，涉及到保证保险的问题越来越多，不少保险公司均开办了此类业务，但《保险法》除在第九十一条确定财产保险业务范围时提到信用保险外，根本没涉及到保证保险。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保险合同，保证保险合同是保险人为被保证人（债务人）向被保险人（债权人）提供担保而成立的保险合同。投保人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在被保险人因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等原因遭受损失时，由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的地位相当于保证合同中的保证人，所以也可以说保证保险合同实际上属于保证合同的范畴，只不过采用了保险的形式。在保证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是债权人的债权，而债权属于财产权，因此，保证保险在性质上仍属于财产保险，原则上法律对于财产保险的规定也可适用于保证保险，但其与一般的财产保险又存在着显著区别，保证保险承保的危险是针对被保证人信用不良造成的主观性损害，具有明显的信用性。由于保证保险是从担保法中的保证制度演变而来，同时兼具二者的特征，是保证制度同保险制度的融合，其当事人（关系人）在法律上具有多重身份，使之难以同保证合同截然分开。
由于《保险法》未对保证保险合同作出明确的规定，对保证保险的性质及保证保险和保证的关系也存在争议，所以就导致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往往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保险人除考虑收取保险费外，常常在保证保险合同中订立很多的免责条款，而被保险人却以为一经投保即可万事大吉，纠纷的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由于保证保险既涉及保证又涉及保险，对此类纠纷是适用但保法还是保险法？由于保证保险合同往往与另一合同相关，如汽车买卖合同、借款合同等，而且保险合同一般是买卖合同或借款合同的附属合同，因而发生纠纷时，涉及两个合同、三方当事人，债权人或被保险人如何起诉就存在着争议。在司法实践中也极易将保证保险合同纠纷定性为保证合同纠纷，从而导致适用法律的混乱和失误。
综上所述，由于我国在保险立法上存在的一些法律空白和缺陷，现行的带有明显计划经济体制烙印的《保险法》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范围上，都已越来越不适应保险业自身发展和保险经营环境的变化，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后，中国的保险市场必将逐步同国际接轨。1997年底，占全球金融服务贸易95%以上的70个WTO成员国在《服务贸易总协定》基础上又达成《金融服务协议》。其中，有六个基本准则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保险业的开放问题：1、最惠国待遇准则；2、透明度准则；3、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准则；4、国民待遇准则；5、市场准入准则；6、逐步自由化准则。这些基本准则中任何一项准则都会对我国现行的计划保险制度提出明确的挑战，任何一项准则的实施都将冲击我国现行的保险制度。如何抓住保险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加强保险立法建设，尽快调整、修改、制定出符合WTO要求的保险法律法规，优化保险市场的法制环境，以引导并保障我国还处于初步阶段的保险业健康发展，使其在规范轨道上运行，就显得尤为迫切。在此，笔者仅就如何完善我国保险法律法规发表一下个人的浅见。
一是完善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要在进一步完善自愿、最大诚信和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原则的基础上，在保险立法中将公平原则、近因原则等符合民法基本原则和国际保险行业普遍运用的原则作明文规定，以充分发挥保险合同“最大善意”、“最大诚信”的作用。此外，还应根据WTO成员国约定的协议与保险市场发展的趋势，将考虑市场准入政策、取消外资优待、实行国民待遇，逐步自由化等问题的规范化纳入立法的视界，尽快建立起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保险基本法律制度，促进国内保险业的规范化发展，以更好地参与竞争，迎接挑战。
二是规范保险人义务，加大对投保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主要是要强化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履行的解释、告知等义务和责任，对超额保险、重复保险等规定应载入保险合同的专项备注条款，并尽善意提配和说明的义务，当保险人未尽上述义务时，赋予投保人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权力，使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平等，以保护弱势地位的投保人合法权益。此外，还可推行《确认书》制度，对于双方应履行的告知和说明义务，由双方逐项签署一式两份确认书来作为双方已尽各自义务的证明，以把保险合同的最大诚信原则落到实处。既可维护保险合同的稳定性，又可避免双方在发生纠纷时各执一词却又无法提供证据。
三是强化监管机构职能，提高监管水平。保险业监督管理机关要在检查保险公司的义务状况、财务状况、资金运用状况和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进行监督管理的同时，加强对商业保险合同中非主要条款和保险费率的监管，对存在合同陷阱，规避法律法规和加重对方义务责任等情况的合同条款要依职权主动进行查处，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一定经济处罚。同时对一些应用广泛，易引起歧义如“现金价值”一类的保险专业词汇，实行统一的标准化解释，并作为强行标准载入相关合同条款，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纷争的出现，促进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四是要逐步建立与国际惯例相一致的保险法律法规体系。通过借鉴发达国家保险业制度的先进之处，结合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保险投资的相关法规，通过立法，据展投资领域，控制投资比例，细化保险资金运用的规范，提高保险投资的盈利能力，为保险公司提高投资回报率创造条件；完善有关保险中介组织的法律法规，加强对保险人、保险经纪人及其相关组织的管理，规范保险中介行业及其从业人员的责、权、利；加快保险精算报告、保险机构资产管理及保险机构的接管等配套法律法规的建设，以建立起一整套既具有中国特色，又能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保险法律体系。
参考书目：
[1]曾求凡、朱丽蕴：“入世后我国现行保险法律法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法律运用》2002年。
关键词：物流；物流保险；法律法规
物流业是一个新兴的产业，但也是一个高风险的产业，在物流的每一个环节：运输、仓储、包装、配送、装卸、流通加工、信息提供等无一不充满了给客户或他人带来财产毁损和人身伤害的风险，而由此造成的损失往往使物流企业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由此可见，物流业的发展离不开保险业的支持。不过，我国目前物流保险尤其是物流责任保险的现状不容乐观，物流责任保险发展比较缓慢，这对我国物流业的发展是相当不利的。
一、物流责任风险与保险保障
由于物流涉及到非常多的环节，而每个环节又都充满了意外和风险，因此物流服务中的责任风险也非常复杂。一般说来，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一）从损害的性质上来看，物流责任保险是物流保险中的一种类型，是对物流责任风险的保险保障
物流企业在提供物流服务过程中往往会产生以下几方面的损失，一是自己的财产损失；二是由于自己的过错给客户或他人造成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即责任风险；再就是商业风险。通常情况下，第一种属于物流财产保险的承保范围；第二种则由物流责任保险予以承保；而对于物流企业的商业风险，一般无法通过保险的方式得到补偿。由此可见，物流责任保险是对物流责任风险的保险保障，是物流保险中最重要的类型之一。
（二）从物流服务的阶段来看，物流公司的责任风险主要来自以下几个过程
（1）运输过程。物流公司由于自身工作的失误造成货物的毁损丢失或者错发错运、错误交货等是运输中最主要的责任风险。如果物流公司交由其他的承运人进行运输，那么由于其他承运人的过失造成货物的毁损丢失或者错发错运、错误交货，物流公司同样要承担责任。此外，如果物流公司在自行运输过程中造成他人的财产损害或人身伤亡的，还要承担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责任。
（2）装卸搬运过程。装卸搬运活动往往是造成客户货物毁损丢失的重要原因。此外，在装卸搬运过程中造成他人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的，物流公司也要承担责任。
（3）仓储过程。由于仓库损坏、进水、通风不良、没有定期整理和维护等过失，都可能使物流公司对客户承担责任。
（4）流通加工、包装配送过程。此过程中发生的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物流公司要承担责任。
（5）信息服务过程。由于信息错误或者延误，造成货物发货、配送、运输等出现差错的，物流公司便可能会承担责任。
二、物流责任保险的现状及其存在问题
（一）我国目前物流责任保险的现状
与物流业的快速发展相比，我国的物流保险尤其是物流责任保险要滞后得多。由于缺乏统一的保险险种，物流企业和客户只能在各个物流环节里面分别投保责任险，致使有的环节重复投保，而有的环节则得不到保险的保障。这一境况在2004年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物流责任基本险及附加险的出现，为广大物流企业通过保险方式分散、转嫁责任风险创造了条件。
（二）我国目前物流责任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物流责任保险条款的推出为我国物流责任保险的发展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是物流责任保险市场并没有因此突飞猛进。相对于物流企业的责任风险而言，物流责任保险条款的范围显得过小，不能充分满足市场需求。根据该保险条款，物流责任保险只承保物流企业提供运输、储存、装卸、搬运、配送服务过程中造成物流货物损失的五种情形，提供包装、流通加工、信息处理服务过程中造成的货物损失只有在投保相应附加险种的情况下才予以承保。此外，该条款还对发生在我国境外的财产或费用损失不负责赔偿，这更无法满足物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需要。
三、解决对策
（一）物流企业方面
物流企业必须端正思想、认清形势，认识到物流责任保险的重要性，各级物流主管部门、物流企业自治组织等也要加强对物流企业的指导协调工作，通过传授知识、交流经验、业务培训等手段，指导物流企业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投保适合的保险险种，在遭受保险事故时，指导物流企业正确索赔，以减少损失，同时获得应有的赔偿。
（二）保险公司方面
首先，保险公司应当加大对物流责任保险的推广宣传工作。其次，保险公司应适当扩大物流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以满足市场需求。最后，保险公司应合理确定物流责任保险的费率。物流责任保险费率的制订，应根据保险业务的风险大小及损失率的高低来确定。这应当包括：①发生意外损害赔偿责任可能性的大小，这是制订物流责任保险费率的基础；②现行法律制度对损害赔偿范围及数额的规定，法律规定的范围越宽、数额越高，表明风险愈大，费率也应愈高，反之亦然。
（三）法制完善方面
物流责任保险的发展离不开法律的支持，现阶段，我国已初步形成了物流责任保险的法制环境，但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的、统一的物流法或物流保险法。而现行物流责任保险立法还存在许多问题，例如现行法律的规定过于笼统，不能满足物流保险活动的需要；物流保险法律法规的发展参差不齐，阻碍了物流保险活动的开展等。
关于我国物流责任保险的立法完善，本文认为，可以制定一部单独的物流法，并在物流法中明确规定物流保险以及物流责任保险的有关问题。理由如下：首先，我国已有一部《保险法》，物流保险及物流责任保险虽然有其特殊性，但在基本原则和具体制度规则方面与其他保险没有实质区别，所以没有必要制定单独的物流保险法规；其次，物流责任保险是以物流为基础的，在物流法中规定物流保险以及物流责任保险的相关法律问题，更有利于两者的协调。
参考文献：
[1]杜朝运.第三方物流保险问题现状及对策思考[J].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学报，2005（9）
《保险法》规定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有：自愿原则、试实信用原则和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原则。而“近因原则”这一被国际保险业普遍运用的原则在我国缺乏运用的法律依据。所谓“近因原则”是指保险人按照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承担责任时，其所承保危险的发生与保险标的的损害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在近因原则中造成保险标的损害的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即属近因。只有近因属于保险责任，保险人才承担保险责任。而近因原则的缺失正是导致保险合同当事人，尤其是投保人产生凡是投保的利益遭到损失时皆可获得赔偿的想法的根源，从而导致一些不必要的纠争。近因原则作为常用的确定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损失是否负保险责任以及负何种保险责任的一条重要原则，在我国《保险法》、《海商法》竟未作出明文规定，不得不说是我国保险立法的一重大缺憾。
二、不利解释原则适用上的模糊
投保人和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通过保险合同来确立的，而作为附合合同的保险合同，不论是投保单、保险单还是特约条款，大部分都由保险人制定，在制定时，必然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多对自己有利，且已经基本实现了格式化。格式保险合同由保险人备制，极少反映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意思，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一般只能表示接受或者不接受保险人拟就的条款。再者，保险合同的格式化也实现了合同术语的专业化，保险合同所用术语非普通人所能理解，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保险人的利益。因此，一旦合同成立而双方发生纠纷，投保人将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了保护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利益，各国在长期的保险实务中积累了不利解释原则，以示对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予救济。在格式保险合同的条款发生文义不清或者有多种解释时，应当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实际上是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保险法第三十条也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我国关于保险合同条款解释的规定，已经实际上确立了不利解释原则，与国际惯例是相一致的。这对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上的弱者）的利益维护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统一明确的标准，以及不承认判例的拘束力，不同种类的保险合同用语经不同的法院解释，关于该用语的正确含义，所表达的当事人意图，以及由此产生的效果，可能会存在相互冲突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而由于不利解释原则在适用上缺乏统一的标准，究竟何种条款能适用该原则，特别是不利原则能否适用于国家保险管理机关核定的基本保险条款，将直接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结果。而我国保险法律法规中对此既没有相应规定，关于这方面的案例和也鲜见于众。
依照我国保险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如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的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名称和住所；保险标的；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保险价值；保险金额等条款，由监督管理部门制订。基本保险条款是运用于主要商业保险险种的保险条款；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核定；凡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核定为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制订基本保险条款。国家的基本保险条款，各保险公司应当执行。此类条款所使用的语言被保险管理机构依法规定核准，理应不存在歧义，但实际生活中，保险人根据其自己的认识水平和为了谋取最大化的利益，在备制保险合同时依自己需要将基本条款插入其中，而投保人对保险合同的备制不能做任何事情，而且往往在订约时也难以全面知晓保险合同的性质和内容，根本就无从知晓哪些条款属于基本条款，就更别提理解了，例如对“现金价值”一词，有的保险合同中将其定义为：“本合同的保证现金价值、所有缴清增值保险的现金价值以及累计红利之和。”有的保险公司则干脆对其未作任何解释，投保人对该词只有靠自己理解，但实际上“现金价值”一词的定义应该是责任准备金扣除退保费用后的金额，而责任保证金指的是保险公司从保户累积的保险费中扣除被保险人的死亡成本以及分摊保险公司所发生的费用再加上利息后所得金额。所以被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中的弱势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当事人对基本条款发生歧义或者文义不清的争议时，法院对是否应当适用不利解释原则就会因缺乏统一的认知标准而感到无所适从，不仅会影响被保险人的利益和保险人的商业信誉，也会给国家法制的统一和法院裁判的权威性带来不利的影响。
【关键词】财产保险 保险利益 风险转移 范围限定
一、财产保险合同的相关概念：保险利益与保险标的
作为保险合同的投保对象，保险标的是保险事故发生所在的本体，即作为保险对象的财产及其有关利益或者人的生命、身体和健康。在09年新修订的保险法中，保险利益沿用了2002年第一次修订后的保险法（下文称为旧保险法）的定义，将保险利益界定为：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保险利益限定了保险合同的可保范围，又将保险金额限定在了损失范围内，是财产保险合同的基石。
二、新保险法针对保险利益的法制评价
所谓“无利益无风险”，保险利益原则是财产保险制度本身发展的必然要求。为了适应新型经济体下的经济关系，新保险法于2009年正式实施。
（一）明确了保险利益存在的时点。
新保险法对不同类型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存在时点进行了区分限定。 2009年新保险法12条对保险利益存在的时点进行了分条列是：“人身保险的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对被保险人应当具有保险利益。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新保险法不再要求保险利益时时刻刻都存在，新法只要求出险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即可。
（二）扩大了主体范围，明确了被保险人的法律地位。
新保险法第12条规定：“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与旧保险法相比较，保险利益的主体由之前的“投保人”转变为“被保险人或投保人”，明确了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的法律地位。新保险法将主体范围扩大至被保险人，保护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能获取相应赔偿。
（三）填充了保险标的让与时的保险空白期。
新保险法49条：“保险标的转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但货物运输保险合同和另有约定的合同除外。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履行本条第二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转让导致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经过修订，新保险法对保险合同转让由最初的“从人主义”转为现在的“从物主义”加让与通知的模式。新法下，危险未显著增加的情况下，保险人不能以投保人未履行通知义务拒绝保险合同的理赔。填充了保险合同的空白期。
三、新保险法针对保险利益规定的不足之处以及相关建议
新保险法对旧保险法的不合理处作出了相应补充完善，对保险利益方面的修订有了实质性的进步。但是新保险法的修订也不可避免的存在滞后性，其并不能够灵活地针对实务中各种情形都作出细致的规定。本文建议针对实务中的突出问题，可以且有必要通过司法解释的出台辅以补充规定。新保险法的完善将更好的保护保险合同当事人的利益，给财险发挥经济补偿的职能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
（一）对保险利益范围的界定较为模糊，可辅以司法解释做出具体补充规定。
关于保险利益范围的界定，各个国家的规定也都不完全一致。英美保险法主张“经济利益说”，即保险利益是可以用金钱衡量的利益；台湾学者多主张“利害关系说”，即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因出险而受损，不出险而获益；而我国新保险法仍沿用旧保险法主张“适法利益说”，即法律上认可的利益来限定保险利益的范围。较之前者，新法的“法律认可利益”过于原则化，不能灵活适应新生经济关系的发展，阻碍了财险范围扩大的脚步。如网游平台的“虚拟财产”，虽然已有财险公司推出与虚拟财产有关的险种，但是受制于保险法概念尚不清晰的因素，保险责任的认定、保险纠纷的解决途径等都存在障碍。针对此类缺乏法律条文形式规定的新型经济体，可以且有必要通过司法解释的出台将此类保险标的上的保险利益纳入可保范围，选取典型案例给出指导性意见。
（二）保险利益转移的时点模糊，建议司法解释明晰保险利益转移时点。
新保险法虽然明确了保险标的让与时，除效力待定情形外受让人自动取得保险利益的结果，但是并没有明确保险标的让与时保险利益转移的具体时点。实务中，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关于保险金求偿权的纠纷时有发生，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的纠纷不仅会增加当事人的时间成本和财物成本，也往往导致财险公司理赔成本的增加。因而，可以且有必要通过司法解释对保险利益转移时的具体时点加以限定。本文认为保险标的所有权的转移时点和保险利益的转移时点并非总是重合，不应简单通过所有权是否已转移判断受让人是否拥有保险利益。建议可具体给出如下条款作为判断标准：若受让人已经承担了保险标的的主要风险和获利机会，就视为受让人取得了保险利益，无论受让人是否已取得保险标的所有权，法律规定或另有约定的除外。
作为财险合同的基石，保险利益立法规定的完善是保险法成熟的标志。法律条文的不清晰规定将会导致实务中保险合同当事人的无所适从，不利于保险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新保险法的再次修订应考虑到实务中的发展需求，进一步完善法律用语，力求做到精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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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翔.财产保险标的转让立法分析及两个问题[J].法制与社会，2012，05.
[关键词]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风险；最大诚信原则；如实告知义务
[作者简介]潘苏华，深圳大学国际法硕士研究生，广东深圳518060
[中图分类号]D922．2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6)07―0099―04
一、保险契约中的信息不对称
信息经济学认为，市场交易双方拥有的市场信息是不对称的，拥有更充足信息的一方为了自身的利益将损害另一方的利益，这种行为被称为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市场是所谓的“二手车市场”，即“柠檬市场”，按照信息经济学的解释，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的存在，将导致“二手车市场”次品泛滥，极端情况下该市场将逐步萎缩甚至消失。保险市场也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即交易中的一方拥有另一方缺少的相关信息。在对保险产品和保险合同条款的认识程度上，保险人无疑占有信息优势，但是在对保险标的的个体掌握上，保险人则处于信息劣势，其仅知道社会范围内某种风险的发生概率或者说投保人中的高风险或低风险的概率分布。因为保险人对个体的信息主要来自于投保人的告知，投保人是否按照最大诚信原则如实告知，保险人较难作出正确、全面的判断。
保险业中的信息不对称可以根据发生时间的不同来区分，事前非对称”指非对称发生于当事人签约之前，研究的模型称为逆向选择模型。对“逆向选择”这一概念的研究起源于人寿保险。所谓逆向选择是指保险双方在达成契约前，在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下，接受契约的人一般拥有私人信息，而这些信息有可能是对对方不利的，接受契约的人利用这些有可能对对方不利的信息签订对自己有利的契约，而对方则由于信息劣势处于对自己不利的选择位置上。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看，逆向选择既可以是保险买方逆向选择，也可以是保险卖方逆向选择。在保险市场中，常见的是买方逆向选择。所谓保险的逆向选择，是指保险购买者以低于精算的合理保费的价格取得保险的行为。
众所周知，竞争性市场模型下的一个重要假定是买方和卖方都具有完全信息。但事实上，潜在的投保人总是比保险人更了解保险标的的风险状态，保险双方存在信息差别是难以避免的。尤其是在保险定价中，保险人通常使用分类计算法厘定保单价格，这种方法尽管简便，但却不能区别具有不同风险程度的保险标的，从而也就不能确定适合于投保人的保费水平。由于受到这种约束，保险人只能向所有投保人提出大致类似的保险价格，其结果是，在同等条件下，高风险类型的投保人将购买更多保险，而低风险类型的投保人认为基于平均损失率的保险费率过高，所以决定不购买保险，这无疑会提高所保风险的平均损失率，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保险费率，进而引发更多的人退出保险。因此，逆向选择不仅会抑制保险需求，而且还会妨碍高效保险契约的签订，并导致市场的低效率和保险质量的低下。
由于逆向选择发生在保险合同签订之前，因此，在保险实务中，主要有两种减轻逆向选择风险的方法：一是保险人通过各种途径收集与保险标的有关的信息，以便对投保人作出更为准确的分类。显然，收集与保险标的有关的信息将帮助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作出准确的风险分类，但这样的措施只能降低或减缓投保人的逆向选择，风险并没有得到有效分担。二是设计尽量避免逆向选择出现的保险契约，即设计不同的保险契约以鼓励风险类型不同的投保人选择最适合自己风险种类的保险契约，这种保险契约也称为分离保险契约，由于这类保险契约根据投保人的不同风险类别收取不同的保险费用，并据此给予不同的赔偿，因此，低风险类型的投保人就被这类保险契约所吸引，由于市场的作用，高风险类型的投保人不得不购买这种分离式的保险契约。但实际上，由于保险人通常难以有效识别投保人的风险类别，设计这种形式的保险契约也就变得非常困难。
二、法律规制――如实告知义务
在很多情况下，信息不对称更多的是一个诚信问题，比如拒绝提供自己真实的信息，或有意无意地提供并制造虚假的信息。防范逆向选择风险，要求投保人诚实守信，如实告知保险标的或被保险人的真实情况，这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最大诚信原则是保险法中的基本原则，由此派生出了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我国《保险法》第17条第1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
(一)最大诚信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是各国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所谓诚实，就是任何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都不得隐瞒、欺骗；所谓信用，就是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必须善意地、全面地履行自己的义务。任何一项民事活动，各方当事人都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这也是世界各国立法对民事、商事活动的基本要求。该原则在保险法中较之其他民事法律要求更高，被称为最大诚信原则或最大善意原则，这主要是因为：保险事故的发生具有偶然性，保险人的赔偿或给付将由偶然性支配；保险人在承保时，对保险标的的危险状况一无所知，也不可能全部都去调查。因此，保险人只能根据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危险状况的说明来决定是否承保；保险标的在投保后一般仍由被保险人控制，因此要求被保险人应与未投保时一样尽到妥善管理的义务，以避免或减少危险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保险合同的条款、费率是保险人单方面制定的，技术性很强，投保人难以了解。长期以来，最大诚信被公认为保险法的基本原则，“最大诚信”最初出现于英国海上保险实务。这一法律原则要求：当一个人购买保险或续保时，他必须向保险人告知每一个重要事实。重要事实是依据谨慎的保险人判定原则，即会影响一个谨慎的保险人制定费率以及决定是否承保的事实即为重要事实。如果被保险人没有告知这些重要事实，保险人有权撤销合同，并不予以赔付。随后各国保险法相继仿效，均对此原则作了规定。不过，最大诚实信用原则初期主要是保险人约束投保人的工具，保险人往往以投保人破坏此原则而拒绝履行赔偿义务。因而，最大诚信原则通常被定义为：“一种主动性义务，即自愿地向对方充分而准确地告知有关保险标的的所有重要事实，无论被问到与否。”我国于2002年修改了《保险法》，其中新增第5条也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最大诚信原则在保险合同订立中的作用，对投保人而言，最重要的是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由于保险合同是射幸合同，保险事故发生与否、发生的
时间及损失程度在合同订立之际尚未确定，而保险合同标的的主要控制权又不在保险人手中。商法具有资本经营性，商法中的诚信原则就是建立在资本营运和资本结构化的基础之上，保险人要靠收取大量分散的保险费来经营和运作，以便承受投保人转移的风险，分担被保险人的损失。对社会大众而言，保险就是社会的稳定器，通过保险分摊实现风险分摊。因此就需要依据最大诚信原则对投保人加以规范，促进当事人义务的确定，以平衡交易利益，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保障交易安全。张国键先生曾说过：“商事交易，重在确实，交易行为之当事人，双方应享之权利，应尽之义务，若不予以适当的规范，使其达到确实之要求，则一切交易行为，皆难以顺利完成。商事法上，对于加以相对人之意思表示方面，则采告知或通知义务及禁止诈欺或不正当行为主义以期交易之确实。”保险体现的也是一种利益关系，包括交易双方及社会各方的利益。其中保险人作为理性经济人当然要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他估计投入成本的方式主要靠投保人如实告知保险标的的情况来实现。因此，我国《保险法》第17条就规定了投保人的询问式回答义务，告知的内容视投保人的认知能力、知识结构及是否为保险人已经弃权而不同，一般包括保险标的的质量状况、保险利益情况、有无重复保险情况及其他对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和保险费率高低有重大影响的情况。一旦投保人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就是严重违例，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并且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香港艺人梅艳芳的保单因漏报病情而被保险公司拒绝赔偿几千万保险金的案例，就是最大诚信原则在保险合同订立过程中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的体现”。
(二)如实告知义务。告知义务是一种先契约义务，是指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对保险人有关保险标的的询问应据实回答，特别是有关保险标的风险状况的重要事实。早在200多年前，告知义务的创设者，有“英国海上保险法之父”之称的曼斯菲尔德勋爵就曾对告知义务的存在之根由作出了经典解释，曼氏认为：“保险合同是一个射幸合同，评价危险的特定事实大都只有被保险人知道，保险人信赖被保险人的陈述，相信被保险人没有保留所知道的任何情况。如果被保险人的保留诱致保险人确信某一情况不存在，并以此为依据作出错误的风险评估，保留这一情况就是欺诈，从而使保险单无效。尽管被保险人是因为错误而没有告知，并无任何欺诈的故意，但保险人仍然受到欺骗。保险单无效的原因是，实际风险与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所了解并愿意承保的风险不同。”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规定：“所有影响一个谨慎的保险人确定保险费或决定是否承担某项风险的情况均为重要事实。”告知义务以说明义务的履行为前提，如果保险人未尽说明义务，当危险事故发生时，他不得以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为由拒赔。
关于如实告知义务人的范围，世界各国的立法规定也不尽一致。有的国家规定告知义务人为投保人。如德国{保险契约法》第16条、《意大利民法典》第1892及1893条、《俄罗斯民法典》第944条；日本则区分损失保险和生命保险而分别规定，损失保险由投保人负告知义务(《日本商法典》第644条)，生命保险中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负有告知义务(《日本商法典》第678条)；韩国则要求投保人和被投保人负有告知义务(《韩国商法典》第651条)；美国有的州保险法规定被保险人负告知义务，有的州规定投保人和被投保人均负有告知义务，但美国保险理论和实务普遍认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都应负告知义务”](Pz53)。依据我国(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负有告知义务的只有投保人，并不包括被保险人。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64条规定告知义务人为投保人。我们认为，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的关系人，最了解被投保的人身、财产的危险状况和各项重要事实，因此，其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告知义务对于保险合同的订立具有重要的意义。依据现行《保险法》的规定，投保人只能在其所知悉范围内承担如实告知的义务，如不确定被保险人负有补充告知义务，最终可能导致保险人作出错误估计，也增加了道德危险的可能性。因此，当保险人认为有必要对被保险人进行询问时，且这种询问是善意的，被保险人应当履行告知义务。如投保人对保险人事关保险的危险状况的询问无法告知或告知不确切时，作为保险受益人的被保险人负有如实补充告知的义务。如遇到投保人予以推托，且可能使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串通规避保险人符合保险业务需要的合理询问时，被保险人亦应负如实告知的义务。此外，根据权利与义务相对等原则，被保险人的利益受到保险合同的保障，由其承担相应的告知义务，也是符合保险诚信要求的。
在确定告知范围方面，存有两种观点：一是“无限告知主义”，即告知义务人不以保险人的询问事项为限，必须将有关危险的一切情况全部如实告知保险人；二是“询问告知主义”，即告知义务人只须对保险人的询问如实回答即可。在“询问告知主义”情形下，告知义务人仅对保险人所提出之书面询问之事项负有告知义务，保险人未以书面询问之事项，无论是否口头询问，告知义务人均不负告知义务，此为告知义务之免除；然而在“无限告知主义”情形下，告知义务人除对保险人以书面询问之事项应据实告知外，对于保险人未作书面询问且足以影响危险评估的事项，且属告知义务人知悉或应当知悉的，也负有告知义务。我国《保险法》和《海商法》对告知范围的具体规定，存在一定差异。《保险法》所采用的是“询问告知主义”，告知义务人只须对“有关情况”如实告知。对于保险人已知或应知的事项，如保险人未加询问，则可以推定其免除了告知义务人的义务；但海上保险中，告知义务人如实告知义务不以保险人的询问为前提，而采用“无限告知主义”，即无论保险人是否询问，除非保险人已知或者应知，告知义务人都应当将与保险危险有关的重要情况主动告知保险人。一般认为，保险人经营保险业务，大多具备丰富的经验，对于哪些事项应当由投保人告知，保险人应当最清楚。若其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有关事项，却并不向投保人询问，证明其认为该事项并不重要，可以视为保险人放弃了要求投保人告知有关事项的权利；否则，保险人既认为该事项很重要，又不向投保人询问，而等危险发生后以此主张保险合同无效，则对被保险人是不公平的，也与保险诚信相违背”。因此，应在修订《保险法》时，使之与《海商法》的规定相一致，采用无限告知主义。
投资型保险中，投保人通过保费的缴纳将大量资金交由保险人进行集中管理，以此在保单合同中产生了大量的重要投资事项。保险人完全掌控了投资信息等重要事项。签订保险合同时，保险人以格式条款的约定将投资风险完全转移给投保人，而其履行的说明义务却没有含盖投资事项的全面信息。当发生纠纷时，保险人往往借口已履行格式条款所规定的义务，来规避自己的责任。我国《保险法》对这种新的风险分担分配规制尚存不足。虽然我国《保险法》依然对保险产品的说明义务有了明确规定，但是其内容还是主要针对传统保险产品而设定。①十七条的内容只是规定了保险人说明义务中一般格式条款的责任免除，却没有规定保险人对投资型保险中新增加投资事项的说明义务与责任承担等。对投资型保险的说明义务重新规制的目的就是要重新平衡投保人与保险人在新产品之间的风险分担，维护交易的公平。“说明义务制度的目的在于促使产品信息在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流动，平衡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法律地位，维护交易公平赖以实现的基础条件。”②从性质上讲说明义务属于先合同义务。美国保险法专家RobertE．Keeton对说明义务提出了三条法理原则，即“一是禁止保险人在保险交易中利用其不合理优势;二是一个保险契约里包含有一个诚信和公平交易的默式条款;三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或第三方受益人的合理期待利益应当得到保护。”③三原则的适用目的是为了提高投保人的地位，弱化保险人的强势地位。当保险人对所解释的合同条款与投保人所理解的条款不一致时，法院可以依据以上三原则直接或间接做出有利于投保人的判决。因此，三原则可以用来作为投资型保险保险人的说明义务扩张的法律正当性基础，重新调整投资型保险产品的风险分担体制。保险人履行说明义务的标准取决于其达到何种说明程度。在投资型保险中，保险人说明义务的基本内容包括投资风险、账户管理、保单收益、除外责任等等各种关于产品的全部信息。针对保单合同中存在的大量投资事项条款，投保人大多数情况下无法具有与保险人相同的专业知识以及掌控信息能力。因此，必须将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做以延伸扩张，体现出投保人的非专业人士的特殊法律保护措施。制定说明程度规制的标准，“必须将投保人视为理性的外行人，即具有一般知识与智力水平的一般保险外行人”④，这样才能够在衡平的基础上给予双方当事人以适当的保护。保险人的说明程度影响了投保人对保单合同重要事项的认识程度，也影响了其购买与选择何种产品。说明事项的设计对投保人十分重要，要视其是否会对投保人造成损害而确定。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的决定取决于对说明事项的真实含义的理解程度，也是判定保险人承担投保人利益损失标准。由于重要事项的不实说明导致投保人利益损失的，保险人必然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投保人知道了说明事项的真实含义而仍然会订立保险合同或者虽不知情但未受损害的”⑤并不必然追究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保险人必须对保单合同中所有的投资“重要事项”进行说明，并对说明不实产生的法律后果承担责任。因此，在有关投资风险的分担上，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应在法律或司法解释上被允许进行扩张，保险人必须对投保人进行主动的特别提示说明，保险人的说明义务才能是完全履行了。关于投资型保险的保险人说明义务，日本金融监管局规定:“一是必须强调投资连结保险是一种具有风险性的保险金融商品，并且需要详细说明该产品的特殊性;二是应当向投保人提供保险公司整体资金运作情况以及投资类保险专项资金运用的情况;三是必须在产品计划书里向保单持有人同时提供三套不同利率方案。”⑥虽然保单合同并没有记载要求保险人提供关于自身整体资金运作情况，但是为了保护投保人利益，将其作为重要事项加以说明。此规定体现了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履行说明义务的扩张。保险人采用何种说明方式，对履行说明义务的法律效果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说明方式主要包括书面形式与口头形式。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并未强制规定保险人采取什么样的说明方式。我国保监会规定的书面认可并没有具体规定到投保人如何认可的程度，这就使得投保人很可能在短时间内并没有真正清楚理解自己所购买的保险产品是否符合自身条件和其意愿。①在保险人的宣传催促下，投保人往往还没有清晰确认就糊里糊涂地做出书面认可。英国关于保险人说明义务的设计具体是保险人必须以书面的形式向投保人解释说明保单合同各条款。投保人在阅读合同条款和解释说明时提出疑义，保险人通常应当以口头形式做以答复。保险人在确定投保人完全理解保单合同条款和说明解释内容的时候，需要以书面形式在保单上记载自己的有效说明行为。“保险公司可以对投保文件作技术处理，为提醒投保人监督保险人履行说明义务或提醒义务，可以在保险单的每个留存联的醒目处进行提示，并且要求投保人签名。”②而在格式条款与书写条款发生冲突时，应当以书写条款的效力优先。因为书写条款是双方自由协商的结果，是双方当事人经过慎重考虑后拟定的。“法院将对明显不适合用于具体保险合同中的标准印刷条款不予考虑。”③实际中，英国的保单合同通常会出现背书条款，这些背书条款往往比那些主体格式条款效力更高，背书条款是双方当事人对主合同条款的修改。如果背书条款没有进行明确的讨论和协商，其只能作为记录主合同格式条款整体协商和讨论的结果，以主合同格式条款效力为主。此种说明方式体现了合同相对性的要求，双方协商的效力强于格式条款的效力。借鉴英国的做法，在投资型保险合同中关于投资事项的说明，保险人应当遵循口头和书面二者结合的方式。在签订保险合同之前，保险人应当以口头和书面的形式向投保人履行说明义务，投保人在完全理解知晓重要事项的基础上做以书面认可，并双方留存。当发生合同纠纷时，保险人以此证明完全履行了说明义务。
二、信息披露:投资型保险说明义务的延伸
虽然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对保险产品的全面信息进行了解释说明，但是仅凭这一点还不能有效地维护投保人的利益。保单合同中记载的投资事项只是单纯反映投资型保险的基本内容。涉及投资事项以外的信息，在保单合同中极少表述。因此，有必要对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加以延伸，保险人应当将自己的投资经营方式、账户财务状况、资金流动方向等涉及投资的其他事项向投保人及时披露。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要求保险人的信息披露原则具有及时有效性和全面性。④保险市场上的信息在数量上和质量上有着很大的差异性，信息不对称是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最大的不平等。“投保人无法准确掌握保险合同的全部信息，致使他们在保险交易过程中一定成为弱势群体。”⑤信息不对称突出表现在保险人掌控着更多的关于投资经营和产品保单的全部信息。作为非一般意义上投资者的投保人对产品的需求，较为看中投资利益，忽视投资风险和保险人的经营风险。保险人必须将产品重要事项中的保险公司投资回报率、产品独立帐户的运行情况等信息全面地向投保人进行披露。因此，在保单条款的设计上应该将保险人说明义务做以延伸，设计信息披露事项，使得投保人全面了解相关产品信息，保护投保人利益免于损失。从信息披露内容上看，我国投资型保险主要侧重于披露投资收益，披露形式单一，属于静态披露。而涉及投资重要事项的投资方式、运营管理和资金流动等动态披露鲜有法律约束。信息披露的不及时影响着投保人对产品的认知与调整。从维护保险市场安全稳定和保护投保人利益角度来看，保险人的信息披露义务有着重要作用。合理的信息披露有助于投保人获知可能承担的风险。在设计投资型保险的信息披露规则内容时，应该要求保险人遵循以下原则:第一，真实可靠性。保险人的信息披露不仅应该如实地反映涉及投资事项的基本内容，而且也要反映整个投资交易的过程。“所有实质性信息都应当是可核实的、中性的(不至于产生实质性错误或偏差)和充分的。”①投保人从保险人那里应该可以获得真实完整的信息披露。真实可靠性要求信息对投保人必须准确，理解程度以在民法上具备完全民事责任能力的人所接受清楚为标准。第二，及时有效性。保险人应该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时信息，使投保人清楚地了解到自己投资产品处于何种营运状态。保险人应当以可行的方式定期或不定期报告有关重要信息。这使得投保人能够在知晓信息的前提下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损失。新加坡《关于投资连结寿险保单的通知》中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在变化发生一个月前，通知现有保单持有人关于产品将要发生的任何重大变化，包括投资连结寿险子基金管理人、投资目标或基金关闭等方面的变化。”②此规定是把产品将要发生的变化进行披露，而我国的信息披露只是事后披露。从风险分担平衡角度来说，应增设对未来投资变化的披露，使投保人以最小的成本根据保险人及时披露的内容，对市场的现状做以理性的判断，实施有效措施。保险人的信息披露要保证质量，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规定了七项信息披露质量标准。③这七项标准的应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保险市场的平稳，减轻市场的波动强度。第三，全面实质性。保险人应当披露投资事项的所有信息。信息披露不得误导和隐瞒投保人。保险人向投保人宣传介绍保险产品的过程中，不能随意夸大产品投资功能，也不能刻意隐瞒产品的投资风险。涉及到对投保人合法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产品信息更不得有任何隐瞒和遗漏。保险人的信息披露必须充分有效，尽量避免将没有实质性内容的信息浪费在有效地披露时间内。投保人通过全面实质的信息披露对所购产品信息以及相关其他事项有一个总体认识，并做出合理的选择和调整。
三、投资型保险风险责任的法律承担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在全省范围内对《产品质量法》及相关的《计量法》、《标准化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的部署，县人大常委会结合xx实际，认真制订执法检查的具体方案，部署各阶段工作，督促政府和有关部门认真组织自查自纠，组织执法检查组对三个法律实施情况进行了检查，广泛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现将检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这次执法检查工作的特点
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电视电话会议之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及时研究部署《产品质量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检查工作，以“三讲”教育为动力，妥善安排执法检查和各项日常工作，提出了执法检查要“有声势、有重点、有成效”的总体要求。4月20日县人大办发出执法检查的通知，法律实施主体单位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其他相关单位主动投入自查工作，在自查的基础上，县人大组织执法检查组进行抽查。这次检查有如下特点：
一是把对法律实施情况的检查与学习宣传法律相结合。首先是县人大常委会组织常委会部份组成人员和机关工作人员认真学习三个法律及有关法规；接着于4月27日召开了县经委、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农业局、县商业行业办、供销社、烟草专卖局、粮食局、工商局、医药管理局等单位的干部学习法律和进行座谈。提高了我县生产和流通部门干部的产品质量意识、法制意识和对这次全省统一部署执法检查的重要意义的认识。宣传上，除了采取多种形式宣传三个法律外，烟草专卖局、商业行业办、粮食局等单位还结合自身实施有关法律、法规开展宣传。粮食局结合国家今年新公布的《稻谷规格品种收购质量标准和计价办法》组织干部职工学习，举办培训班。医药管理局将三个法律打印成册。农业局对农药、化肥经营者组织学习培训31人次。
二是检点明确。根据xx实际，在检查行政部门对贯彻实施产品质量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情况时，确定了三个重点行业，一是关系我县主导产业的食用菌生产原辅材料、塑料筒袋、竹制品生产销售行业；二是对关系人民群众人身健康、安全的行业如药品、食品、建筑材料行业；三是专营专卖如香烟、食盐、化肥农药经营行业。通过自查、检查以考察我县产品质量工作的情况。
三是以执法检查为动力，加大执法力度，及时查处各类违法案件。根据群众对市场牛肉注水的反映，质量技术监督局明查暗访，5月10日当场查获了一经营户在屠宰黄牛时注水的不法行为。商业行业办加大了生猪集中屠宰的宣传力度和工作力度，从4月26日开始对生猪屠宰市场进行一个月的集中整治。工商部门从5月20日起开展“工商百日执法大行动”，加大打击生产、流通领域假冒伪劣违法行为，查扣价值3万元的冒牌排气扇107台。
四是自查工作做得较细，面较广。质量技术监督局、工商局、经委等10多个重点部门、重点行业向县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汇报了自查情况，其他相关单位报送自查书面材料。
二、贯彻实施产品质量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成效
我县在贯彻实施产品质量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以增强领导干部和生产、经营企业的产品质量意识，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为重点，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加大打击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行为的力度，加大产品质量认证制度和标准体系建设的工作力度，为促进地方经济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主要的成效有：
一是加强宣传工作，提高了全社会的产品质量意识。近三年来，每年的“3. 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和九月份的质量月都举行大型现场宣传活动，开展产品、商品的质量咨询，受理消费者投诉，展示假冒伪劣商品。还通过印发宣传资料5000多册（份），举办各类培训班12期400余人次，组织法律知识竞赛等宣传教育方式，提高全社会产品质量意识和标准化生产重要性的认识。为企业推行质量体系认证制度、标准体系建设、计量检测工作打下了基础。
二是强化企业生产标准工作，促进企业产品质量提高。在工业领域，针对我县生产企业规模小、基础差、无标生产严重的实际，加大产品标准工作。全县133家（类）产品，有60％，计72家（类）产品无标生产。通过逐个企业、逐个产品制订完善产品标准体系，使工业企业执行标准从不足40％提高到96％，基本达到“消灭无标生产”的要求。在农产品领域，制订了第一个地方农业标准。《高架栽培花（厚）菇生产技术规程》，完成了受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委托对《香菇》行业标准的修订工作。
三是支持和鼓励企业采用先进科学技术，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浙南铅笔厂、丰园公司两个企业分别生产的铅笔、刨花板产品执行标准达到国际标准。今年我县双枪竹木有限公司开展IS09002 国际标准质量认证，目前已正式通过认证。在县人民政府和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给予大力支持下，于6月底正式申请认证。通过抓典型，有力地推动了企业产品质量工作。
四是开展群众性的产品（商品）质量活动，提高全社会产品质量意识。工商部门和消费者协会通过评选“消费者信得过单位”和创建“打假维权、消费者满意街区”活动，提高全社会产品质量意识和生产经营单位的产品质量工作。全县有14家企业被评为“消费者信得过单位”。生产经营单位产品质量有较大提高。2000年抽签六个（类）产品122个批次，合格率100％的有水泥5个批次，化肥33个批次，竹筷2个批次；合格率90％以上的有香菇筒袋62个批次；麦麸18个批次合格率78％；不合格的有蛋糕2个批次。
五是认真执行工作计量器具强制检定制度。质量技术监督局成立三年多以来，严格执行计量检定的法律规定，对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及时检定，共强制检定工作计量器具9718台件。今年5月份开始，对液化气计量实行计量监证制度，维护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和消费者权益。
六是打击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商）品的违法行为，富有成效。质量技术监督局在有关部门配合下，开展集中打击食用菌原料渗杂使假，去年查获渗假麦麸240多吨，端掉制假窝点5个。三年来共查处违法案件474件。工商部门去年共查处劣质食用菌原料麦麸370吨，石膏30吨，红糖2160公斤，酒精1280瓶，福尔马林1300瓶。烟草专卖局对卷烟市场管理以路上查处走私贩假为主，通过烟草专卖经营者户籍化管理，逐步走上了规范经营者进货渠道管理为主的市场管理，净化了卷烟市场。
七是加强了执法队伍建设。质量技术监督局从1996年10月份成立以来，工作条件、执法水平、技术装备不断改善。实行垂直领导管理以后，为改善技监局工作条件，县人民政府安排了条件较好的办公用房。成立了食用菌检测中心，配备了20多万元的设备。16名干部职工，经过省级培训，均取得执法资格证书。建立了行政执法责任制，规范了执法行为。
三、存在问题和建议
1、认识有待提高，宣传贯彻工作必须进一步加强。从检查汇报情况和抽查中发现，生产经营单位，特别是领导干部，产品质量和法律意识不强，在对生产经营的指导工作中忽视产品质量工作。如有的主管部门产品质量管理知识、产品标准知识匮乏，存在产品质量监督管理、产品标准工作是技术监督部门之事的思想，内部设置无人专管该项工作。必须加强宣传力度，使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到没有质量就没有效益，认识到产品质量管理是全面加强管理的必然要求，既是企业日常管理的基本内容，也是各级政府服务企业、服务经济的重要手段和基础性的管理工作。要通过宣传，形成大家都来关心产品质量、监督产品质量的良好社会氛围。
2、要加快检测机构申报通过计量认证的步伐。检查中发现，全县所有检测机构均未通过计量认证。由于财力不足和思想认识上的原因，目前多数单位申请认证积极性不高，工作难度较大。检测数据关系到产品质量是否合格。计量认证可有效地规范检测行为，提高检测水平。特别是向社会出具检测数据的机构，未通过计量认证，检测数据不具法律效力。建议县政府要统筹安排，加大经费投入，改善硬件，相关部门要加强技术人员培训，提高业务水平，为加快检测机构的计量认证步伐打好基础。
3、流通领域假冒伪劣产品层出不穷，城乡之间、不同商品之间质量差距较大。如粮油食品市场，存在着使用他人包装物的违法行为。特别是大米包装物，xx大米使用浦城等产地名称或包装，误导消费者，损害消费者权益。建议要加强部门之间协调和执法工作的配合，加大执法力度，严格执法，提高管理水平。对流通领域的假冒伪劣的不法行为，工商技术监督部门要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形成合力，严厉打击。对去年工业企业生产标准进行的完善修订工作，工业主管部门要加大工作力度，使之真落到实处。
4、要加强技术资料的储备工作。产品生产标准是保护质量的最基本条件。从检查情况看，我县还没有一个单位有较齐全的产品质量生产标准资料。特别是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产品生产国家标准资料不全，给开展质量监督管理工作带来困难。建议县技术监督局要把该项工作列入议事日程，作为基础工作来抓。
什么是保险业务员呢？
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从保险谈起。《保险法》第2条规定“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这里出现了两个名词，即“投保人”和“保险人”。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保险合同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保险人是指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保险公司。那么，“投保人”和“保险人”之间是怎么撮合在一起的呢？一般是靠“拉保险”的人撮合的。这个“拉保险”的人，就是人们常说的保险业务员。
保险业务员，又称保险展业人员，是保险行业个人人的通称。依据《保险法》第25条和《保险人管理规定（试行）》第2条的规定，保险人是根据保险人的委托，向保险人收取手续费，并在保险人授权的范围内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单位或者个人。
个人人就是人们常说的保险业务员、保险展业人员。个人人在经营中，自己没有独立经营场所，完全在保险公司提供的经营场所内从事经营活动，它与保险公司之间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他们缴纳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保险公司依据《保险法》第136条的规定对他们进行管理。
要成为保险业务员，首先要经保监会考试，取得人资格即取得《保险人从业人员基本资格证书》，之后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保险公司颁发给《保险人从业人员展业证书》，他们才能开始保险工作。
保险公司与保险人是彼此相依的，保险人的业绩就是保险公司的业绩。所以，为了激励保险人展业，保险公司给予他们很多待遇，诸如岗位津贴、奖励、商业保险中的养老、医疗保险等等。虽然保险业务员享受这些优厚的待遇，但是，保险公司不是基于《劳动法》给予的待遇，而是基于《保险法》对保险人进行的管理和激励，所以，保险业务员仍不是保险公司的雇员，双方没有形成劳动法律关系。
保险公司向社会招聘保险业务员，保险公司与保户之间开展保险业务，双方签订应当签定《保险合同书》。双方形成了保险法律关系。
有的保险公司为了留住保险人才，还把他们的档案调来保存，这不影响双方保险关系的成立。保险业务员在工作中，从保险公司领取的是佣金，而不是工资。依据我国税法的有关规定，佣金要交纳营业税，而工资是不需要交纳营业税的。
产生以上矛盾的原因，主要是行业管理规定与立法规定中使用的名词、概念不一致。
规范保险业的法律依据是《保险法》，该法是1995年制定、2002年修改的。《保险法》中使用的概念是“保险人”，而没有使用“保险业务员”或者“保险展业人员”的名词。与此相对应，保监会于1997年制定了《保险人管理规定（试行）》。但是，保险公司一直使用“保险业务员”或者“保险展业人员” 等名词，尤其在制定管理规范时，例如“展业人员《基本法》”中，全部文件均使用“保险展业人员”的名词。
在相关的税收政策法规中，还使用过“保险企业营销员（非雇员）”的名词，来表述保险人。例如《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提供非有形商品推销等服务活动取得收入征收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7]103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保险企业营销员（非雇员）取得收入计征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8]13号）。
为什么保险公司不使用与国家法律相一致的名词呢？原因之一，是因为业务员和展业员是行业通用术语。但是，即使沿用行业通用术语，那么，在制定所谓的《基本法》时也应当释明：本法中的“保险业务员”或者“保险展业人员”是指《保险法》中的保险人。这样一句话，就可以免除了纷争。原因之二，也许因为保险公司不想从文字上让保险人感觉出有两家人的味道。
为什么税务机关不使用与国家法律相一致的名词呢？恐怕是因为保险行业使用的名词太混乱了吧！
笔者已经办理了几起保险业务员起诉保险公司要求工伤或者要求办理社会养老保险的劳动争议案件。之所以产生争议，就是保险公司自己把自己搞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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