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04 09:27:19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资本成本的本质，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键词]智力资本；全面资本成本；主体权益
一、引言
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构成了现代公司制企业的两大资本来源，而现行财务会计仅仅计量债务资本成本并予以税前扣除，将权益资本成本视同利润的分配而排除在资本成本的计量视野之外。20世纪70年代罗伯特·N·安东尼(Robert N.Anthony)提出了资本成本会计的理论构想，旨在矫正这些偏颇之处。他指出，权益资本成本与债务资本成本作为企业融资代价均应视为一项费用予以确认，同时将股东权益划分为“股东权益”和“主体权益”两大部分，前者为股东实际投入的资本及按持股比例所享有的已宣告发放的股利，后者为企业法人通过自身努力所赚取的收益。诚然，共同确认两种资本成本并确认“主体权益”，修正了传统会计模式的局限性，是符合工业经济时财取向的一项创新。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优于实物资本、财务资本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而，全面计量智力资本成本也是一种历史逻辑的回归。
斯图尔特(Thomas A.Stewart)于1991年在《财富》中首先系统地提出了智力资本的概念，即公司中所有成员知晓的、能为企业在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的事物之和，其价值体现于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客户资本。…斯维比(K E.SvEiby)进一步拓展了对智力资本的认识，认为智力资本是企业中以知识为基础的无形资产，包括雇员能力、为雇员知识技能在组织内部传递提供支持的内部结构和保证企业实现其价值的外部结构。埃德文森和沙利文(Left Edvinsson＆Sullivan)从财务会计的角度提出，智力资本是企业真正的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距。此外，部分学者如Lev(2001)和N-N(2001)从权益的角度定义智力资本为企业对未来收益非实物形态的求索权。我国不少学者在引入西方观点的基础上探讨了智力资本管理问题，即智力资本生成、积累、扩张、投资等问题，但均未将其系统地引入财务会计领域，尤其是极少涉及智力资本成本的会计确认、计量及信息披露。基于此，文章主要探讨在知识经济背景下，如何将智力资本成本纳入资本成本会计领域，以反映企业完整的资本成本及其与核心竞争力之间的关系。
二、资本成本会计在知识经济下的局限性
(一)未能全面揭示资本成本中的“智能元素”：重“物质资本”、轻“智力资本”
随着生产要素的创新及制度的变迁，资源的稀缺性发生了变化，即由工业经济时代物质资本(在财务会计表现为财务资本)的绝对稀缺逐步转化为知识经济时代智力资本的相对稀缺。现行资本成本会计理论构想产生于20世纪年代70年代，而当时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尚不明显或较为隐蔽。因此，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仍为物质资本。诚然，将权益资本成本纳入企业资本成本的核算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是，在知识经济中，价值创造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是知识及其对知识的配置与运用，即创造性的新知识及拥有这些知识与创新能力的人。不论是人力资本、结构资本还是客户资本，均为投资行为所产生的能带来超额价值的价值。既然这些资本与债务资本、权益资本一样都是由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所形成，那么，对企业法人而言都是一种融资，理应向投资主体支付资本成本。只不过相对于物质资本而言，智力资本成本表现为一种更为隐性的经济代价，从而难以进入现行财务报告体系。
此外，根据“收入费用相配比”的原则，知识型企业的收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源自于新知识在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整合中的运用、新客户的获取和参与企业创新的渗透性以及企业持续的创新能力，而这些因素均与智力资本的融资、营运等活动紧密相关。换言之，是智力资本及其与物质资本的整合而非单纯的物质资本为企业带来了超额收益。既然在收益的计量中默认了智力资本的贡献，那么在成本、费用的计量中理应反映使用智力资本的代价。否则，既违背了收入费用配比原则，也难以反映该类企业真实的盈利能力。
(二)未能完整地反映多元化的“主体权益”并清晰地界定其索取权
按照资本成本会计的思路，主体权益是除负债、股东权益之外的、由企业主体自身努力所形成的资本来源。企业将支付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之后的净收益部分纳入主体权益，并完全由企业法人所拥有。但是，企业法人毕竟是一个虚拟的概念，“其自身的努力”也是一个指向相对模糊的表述。智力资本管理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价值增值的核心驱动力，结构资本是人力资本与客户资本发挥作用的载体与平台，客户资本为人力资本和结构资本创造环境，三者在相互支撑的机理下带来价值的增值。由此看来，企业超额回报可能是经营者卓越的经营能力所致，也可能是组织学习、组织创新与代际传承的结果，亦可能是品牌再造、客户消费价值的转变、消费者参与企业互动式创新等因素的结果。这一现实反映出“主体权益”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
更进一步而言，制度变迁的原动力为要素的创新，对权益主体的界定构成其索取权安排的逻辑起点。在未能明确界定多元主体权益的情况下来确定剩余索取权以及实质控制权，将必然出现制度安排的混乱与无序。在管理实践中，存在着大量由大股东或企业高管一人独断来安排剩余索取权而全然漠视市场的调节作用的案例。实际上，知识密集型产品价值的度量与实现必须通过市场行为来完成。那么，由此倒推，生产知识密集型产品的企业对其超额收益进而剩余权益的分配理应由市场来调节。这里的“市场”体现了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融会贯通。只有引入市场机制才能真正实现债务资本所有者、权益资本所有者、人力资本所有者、企业法人、客户在剩余索取领域充分、公平的博弈。
(三)未能充分体现资本成本与企业竞争未来的能力之间的内在关系
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永远领先”将成为持续经营假设的核心要义。加里·哈梅尔和c·K·普拉哈拉德认为，新企业是属于竞争未来的，而竞争未来发生于“无特定结构”的产业中。在无特定结构的产业中，有待争夺该产业未来的结构。很显然，“持续经营”假设在此受到了挑战。竞争未来的能力包括三个层次：(1)竞争产业远见和概念领先，即对发展趋势及突变获得比竞争对手更为深入的了解，以便利用这些趋势和突变来实现产业结构的变革；(2)竞争缩短发展路径，即抢先将新的产业概念
转变为市场竞争；(3)竞争市场地位，即在特定结构的产业竞争中拓展市场份额。智力资本成本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投资者对其所投资本的心理预期回报。若投资者预期企业在未来的产业结构竞争中缺乏明显的竞争优势，在当前就会必然要求提高该项投资的风险补偿率，那么将导致企业智力资本融资成本的相对提高，甚至陷入融资困境。现行资本成本会计关注的焦点是过去时态的竞争，不论是债券利息还是股票股息，其风险补偿的确定都是建立在债务契约或股权契约签订之前的产业竞争的局面下。尽管不同于固定契约中的利息、股利随企业预期收益及其管理当局股利政策的变化而波动，但终究是发生在“特定产业结构”的框架之中，无法向利益相关者披露资本成本与竞争未来能力之间的关系。
三、智力资本成本的构成与表现形式
(一)人力资本成本
人力资本成本包括筹资代价与用资代价两部分。其中，筹资代价是指在人力资源招聘、录用过程中发生的费用。由于其价值量在整体资本成本中的比重较小且基本不存在时间价值的折现问题，因此，本文主要研究人力资本的用资成本——由固定性契约产生的工资、“三险一金”等部分，以及非固定契约部分即人力资本作为要素参与企业剩余分配的部分，例如股票期权收益等。前者类似于债务资本成本，具有固定的信用期、回报率。后者则类似于权益资本成本，其支付额度与支付规模受当期业绩与股利政策的影响。正是由于这种双重的资本属性，导致其计量模式呈现复合性的特征：对于固定契约部分的工资与“三险一金”，可直接使用投入视角，即“成本观”下的计量属性，诸如历史成本或现行成本并在税前作为费用列支。而对于非固定契约部分，宜使用产出视角，即“价值观”下的计量属性诸如现行市价、可变现净值等。
(二)结构资本成本
企业结构资本包括有形的信息化平台及无形的知识产权、公司文化、管理模式与管理制度等因素，其形成具有较为突出的代际传承性与历史积淀色彩，并在一定程度上受企业高管心智模式的影响。由于结构资本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因此，其投资主体可能是“企业主体”自身，也可能是“企业主体”与人力资本尤其是企业家人力资本这一群体，亦可能是代际传承的结果，从而出现所有者“缺位”的表象。这种投资主体多元化且相互交织的特点，将引起结构资本成本确认与计量的困境。首先，若其投资主体为企业主体自身，那么其资本成本类似于“留存收益”进行追加投资所应付出的投资回报，并且该项支出应全部予以资本化。其次，若结构资本单纯地源自于代际传承，那么其资本成本应视同为内源融资的代价，可忽略对外筹资费用，而仅计量类似于普通股股息的用资费用。再次，若投资主体为企业主体与企业家人力资本这一特定群体，那么，结构资本所积累与扩张所带来的投资收益，应该在二者之间进行分割。
(三)客户资本成本
客户资本是企业与客户、供应商、合作伙伴等之间的有益关系，主要包括品牌、顾客与关系网络。对于品牌而言，其形成、传播与维持主要源自于两个方面因素：一个是企业主体自身努力的结果，另一个是消费者的心理认同及其自觉的维护与广泛的主动性传播。因此，品牌作为一项有价值的资本，其资本成本既包括归属于企业主体自身的部分，又包括应该支付给消费者的“消费资本”投资收益部分。对于顾客而言，其价值不仅体现在对企业价值实现的驱动作用方面，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更为突出地体现为消费者参与企业创新与组织学习等领域。消费者参与式创新也正是企业预见未来产业结构的一个有效的外部驱动力。因此，其资本成本应体现为企业由于拥有高忠诚度、高创新参与意愿以较强创新能力的客户所付出的经济代价——可借鉴“消费资本化”的思路，向消费者支付消费资本投资收益。对于关系网络而言，它体现了企业在价值链各个环节与利益相关者，包括供应商、投资机构、政府管理当局、银行等金融机构、科研部门等主体之间的有益关系。由于该项资本的获取与积累是企业主体与外部主体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对于其资本成本的计量同样应在企业主体与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分割。
四、知识经济条件下资本成本会计模式的改进：涵盖“智力资本”的资本成本会计模式
(一)拓展资本成本外延，全面计量“智力资本”成本
企业资本成本的边界实际上反映了不同要素在价值创造中的贡献度。在工业经济时代，价值创造的源泉是物质资本，因而在会计体系中主要计量物质资本的货币表现，所反映的资本成本也仅仅局限于债务资本成本即利息及后来安东尼所倡导的权益资本成本即股利。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智力资本对价值创造的贡献度明显优于物质资本，因而，有必要根据要素的创新进行制度安排的调整，将智力资本成本纳入现行资本成本会计体系，即企业全面资本成本=物质资本成本＋智力资本成本。安东尼所提出的资本成本会计体系将全部物质资本成本划分为债务资本成本与权益资本成本，但由于智力资本中的某些因素(如人力资本)本身具有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双重资本属性，所以，为了避免上述归类上的模糊性，笔者所提出的“全面资本成本”打破了原有的划分标准，而分为物质资本与智力资本两大部分，在各个部分内部再根据资本属性，划分为固定性融资代价和非固定性融资代价(见下图)。
(二)重新界定“主体权益”的所有者，倡导“主体权益”多元共享
若将智力资本所有者引入公司财务治理的范畴，那么，主体权益索取者身份的界定则存在多元主体错综复杂的局面：主体权益可能是代际传承结果，可能是企业家人力资本卓越管理才能的结果，也可能是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对企业研发提供积极、及时的财务支撑的结果。因而，在管理实践中，应充分考虑不同类型资本在主体权益中的贡献度。例如：某会计期间净收益较之以前有了大幅增长，且可较为明确地归因于知识型员工自主创新或企业家战略方向调整所带来的正面效应，那么，在支付普通股利之后，“主体权益”在相当大程度上应归属于人力资本所有者；若当前净收益及净现金流量的大幅增长，可明确归因于消费者参与式互动创新或“消费资本”的沉淀效应，则消费者应享有一定比例的“主体权益”；若当期股票市价大幅上涨，但无法寻找到一个较为明确的归因，则“主体权益”可视同为“组织租金”而归属于企业法人所有。总之，多元“主体权益”共存既反映了物质资本与智力资本及其内部各因素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也是不同类型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度在会计计量与剩余分配方面的一个客观反映。
(三)以培养企业竞争未来的能力为理财导向，调整融资结构
在知识经济下，资本结构的调整不单纯体现为长期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比重的改变，也包含财务资本与智力资本结构的调整。传统的资本结构决策理论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在免税利益与破产成本之间寻求平衡。但是，这两个因素主要是针对债务资本成本，以及智力资本中 具有债务资本成本属性的如人力资本中固定性支付、“消费资本”中年返利额等。由于其比重较小，“税盾效应”也相当有限。所以在知识经济下，企业应侧重于从持续竞争的视角来调整融资结构。“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之所以能够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是因为这些企业拥有或控制了一些奇异资源。毋庸置疑，智力资本正是“奇异资源”的具体体现。因此，可根据未来竞争不同阶段之需调整融资结构。例如：在竞争产业远见和概念领先阶段，可增加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比重，而适当降低物质资本尤其是公司债券融资的比重，毕竟在新的产业结构尚未完全建立之时，债务资本的“税盾效应”表现得较为有限。在竞争缩短发展路径与方向的阶段，企业应进行充分的客户沟通，尤其需要在更广范围内引导消费者参与式互动创新。在这一阶段，积极实施“消费资本化”并适当提高资本转化率，从而进行客户资本的扩张将是一个现实的选择。在竞争市场地位与份额阶段，由于旧的产业结构日渐式微，企业间竞争的重点由概念、技术取向转向产品功能、成本、价格等因素。因此，有必要适当加大债务资本如公司债券融资的比重，以赢得更为客观的财务杠杆利益。
参考文献
[1]万君康，梅小安，企业知识资本管理及其绩效评价[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2]Karl Erik SvEiby，The New Organizational Wealth[M].Berrett—koehler publisher Inc，2005
[3]芮明杰，21世界的选择：新企业、新经济、新管理[J].学术月刊，2004，(2)
[4]孙利琼，黄毅，“主体权益”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思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9)
[5][瑞典]斯威比·康莱得小组，著，王锦，刘华江，译，知识型企业的分析与评价——用于知识型企业财务分析、控制和评价的重要指标[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2
[6]芮明杰，新企业竞争优势的内生性资源：智力资本[EB／OL].http：／／blong.sina.com.cn／mjnli，2007－05－24
[7]向显湖，人力资本财务论——基于企业主体的一个基本框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Abstract： Combined with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China's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corporate governance， capital structure and capital costs and uses three-stage least squares empirical supports the following arguments： granting cash dividends and the ratio of CEO holdings have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asset-liability ratio， proportion of the largest shareholder and the largest shareholder is state-owned have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asset-liability ratio； asset-liability ratio and the largest shareholder is the state-owned hav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capital cost， granting cash dividends， the largest shareholder， CEO salaries， the quality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hav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capital cost；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proportion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the board quality， supervisory board quality and the capital cost， asset-liability ratio. Overall， improv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will help improve corporate value， to a certain extent， help to improve the liability ratio， and dividend policy， capital structure and capital cost have interactive effects.
关键词： 公司治理；资本成本；资本结构
Key words： corporate governance；capital cost；capital structure
中图分类号：F8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11-0018-04
1 理论研究及文献综述
1.1 理论研究 在现代资本结构理论中， 简森（Jensen）与梅克林（Meckling）（1976）把成本理论引入了财务学的分析框架里，提出了最优资本结构源于成本的收益与成本的平衡，从公司经理的激励问题出发来研究公司股权和债权的结构问题；接下来Myers的“优序融资理论”把信息不对称理论引入资本结构研究，提出了公司资本结构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把研究方向从原来的只注重外部因素对资本结构的影响转移到从企业“内部因素”来展开对资本结构问题的分析，这无疑使最优资本结构理论从原先的各种成本和收益之间的权衡问题，逐步变成了结构或制度设计的公司治理问题。
1.2 文献综述 国外实务界对公司治理与融资政策关系的研究比国内要早得多，国内与之相关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实务界与理论界已达成的共识是：不同的公司治理会导致不同的融资政策和资本成本。
1.2.1 有关公司治理和资本结构关系的文献
Kim和Sorensen（1986）采用方差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表明较高内部人持股的公司其债务比率高于内部人持股低的公司。
Friend和Lang（1988）运用多元回归分析，得出债务水平随着管理者持有股份的增加而减少。
Jensen et al（1992）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应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得出内部人持股负面影响公司债务水平和股利水平的结论。
Bathala et al（1994）设立联立模型应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得出管理者持股与债务融资水平负相关，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债务融资水平、管理者持股水平负相关；以及Firth（1995）应用多元回归也证明了管理者持股与债务融资水平负相关，但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债务融资水平、管理者持股水平正相关的结论。
Berger et al（1997）以434家公司的3085个观察值为样本通过经验研究得出CEO持股比例、外部董事比例与债务比率正相关，CEO任期、董事会规模、薪酬激励与债务比率负相关。
Short et al（2002）应用最小二乘法发现管理者持股比例与债务比率正相关，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债务比率负相关。
Brailsford et al（2002）应用最小二乘法检验研究发现：①管理者持股比例与债务比率呈倒U型关系；②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债务比率正相关；③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债务比率之间的关系随着管理者持股水平的不同而变化。
吕长江和王克敏（2002）构建了联立方程模型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检验发现，每股股利与管理者持股比例和债务比率均负相关。
陆正飞和高强（2003）采用问卷调查数据，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发现，董事会中由控制股东推举或任职于控制股东的董事所占的比例越高、总经理由董事长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越倾向于偏好股权融资。
冯根福和马亚军（2004）研究发现，公司高管人员出于自利具有调节债务水平的动机，法人股的存在对高管人员出于自利调节资本结构的能力具有制约作用，但在高管人员拥有公司股份程度较高时作用有限。
肖作平（2005）采用因子分析模型经验研究发现治理水平高的公司更倾向于使用高的债务。
1.2.2 有关公司治理和资本成本关系的文献 Sengupta（1998）应用多元回归检验得信息披露质量和债务成本负相关；Botosan（2002）应用多元回归检验得三种信息披露水平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年度报告披露水平与权益资本成本负相关；及时披露水平与权益资本成本正相关；投资者相关活动水平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不呈显著关系。
Himmelberg et al（2002）研究发现：投资者法律保护与内部人持股集中度正相关；内部持股集中度与资本成本正相关。
Ashbaughetal（2004）检验公司治理的四个方面：财务信息质量、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董事持股比例与权益资本成本均负相关。
Anderson et al（2004）检验得出董事会独立性、审计委员会独立性、董事会规模、审计委员会规模与债务融资成本负相关；董事任期与债务融资成本正相关。
国内的学者，汪炜和蒋高峰（2004）以临时公告和季度报告的数量作为替代变量衡量公司自愿信息披露水平，发现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降低权益资本成本。沈艺峰等（2005）应用时间序列分析得出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与权益资本成本负相关。
2 研究意义
资本结构理论的最新发展已经把学者们的目光从影响资本结构的“外部因素”转移到了“内部因素”，公司治理在融资政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就目前的文献，国外在研究公司治理和资本结构之间关系的一些结论还没有达成共识，且国内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且尚未有把公司治理、资本结构、资本成本结合在一起研究的论文，因此本文就三者关系的问题展开研究。并努力克服已有文献在研究上的一些不足：①在研究公司治理和资本结构关系时，目光基本集中在股权结构对资本结构的影响，角度比较单一，缺乏对公司治理系统性的研究；②基本都从单一方面研究公司治理对资本结构的影响，或公司治理对资本成本的影响，没有考虑公司治理、资本结构、资本成本三者间的互动关系，即没有考虑到系统内生性问题。
3 研究假设
本文主旨是研究公司治理、资本结构及资本成本关系，对于公司治理包含内容，出于六个方面①考虑：①控股股东行为；②董事会；③监事会；④经理层；⑤信息披露；⑥利益相关者。资本成本反映企业价值，本文的最终目的是想探讨公司治理的各方面及资本结构的选择与企业价值的关系。
3.1 控股股东行为
①现金股利发放。如果公司发放更多的现金股利，有助于树立公司形象，提高报表的可信度及披露信息质量，同时也增加了外部权益筹资机会，从而降低资本成本和负债比率。假设1：企业发放现金股利与资本成本负相关，与负债比率负相关。
②第一大股东持股及第一大股东性质。当第一大股东是国家时，出于我国的制度背景考虑，国家持股的特殊情况造成国有股一股独大，监督缺位的状况，因此国有股的存在降低了企业价值。当第一大股东是非国家时，第一大股东就更具有“经济人”性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大，其对管理者的监督激励会增强，管理者的行动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股东与管理者的成本随之降低，资本成本也因此降低。且当第一大股东的控制权不会受到威胁时，其更偏好股权融资，而不愿承担负债的风险；反之当第一大股东持股较少时，为使其控制权不受威胁，而更偏好于债权融资。假设2：非国有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资本成本负相关，与负债相关。
3.2 董事会 公司治理的最核心要素就是董事会治理问题，笔者认为把董事会规模作为目前环境下的治理要素不具备说服力，因为单从人数上去考虑一个主观上占主导的因素对客观因素的影响不科学（董事也有“懂事”的和“不懂事的”），所以文章选用了以下变量：①独立董事比例。独立董事比例越高，监督力度越高，降低了成本。假设3：独立董事比例与资本成本负相关。②董事会整体素质。假设4：董事会整体素质与资本成本负相关。
3.3 监事会 监事会胜任能力直接影响其监督力度，降低成本。
假设5：监事会胜任能力与资本成本负相关。
3.4 经理层 对经理的激励机制主要包括薪酬和股份激励，特别是对于让CEO持股赋予了CEO“管理者”和“股东”双重身份，此时的CEO会有更强烈的愿望根据自己持股比例和获得利益的多少调节负债水平（调高或调低）。
假设6：CEO薪酬与负债正相关。
假设7：CEO持股与负债相关。
3.5 信息披露 信息披露质量包括可靠性、相关性、及时性。本文采用深圳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诚信档案中的“信息披露考评”来披露上市公司信息质量。若考评信息质量等级高则代表公司诚信度好，则有利于提升公司市价，降低资本成本。
假设8：信息披露质量与资本成本负相关。
3.6 利益相关者 员工参与程度在一定范围内高的企业，其利益与企业利益越密切，既能起激励作用，又减少成本。
假设9：内部持股相对高的企业，资本成本低。
另外，股利政策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它不但受管理者持股比例的影响，第一大股东持股的影响，理论上还与资本结构、资本成本存在互动效应。如高现金股利会带来外部权益筹资机会，但负债融资会减少这种机会。
假设10：股利政策、资本结构与资本成本三者间存在互动效应。
4 实验设计
4.1 变量与模型
①模型的设立
Wacc=wacc（Debt，Dividends，H1，H2，D1，D2，J，CEO1，CEO2，
M，N，logSize，Grow）②
Debt=debt（Wacc，Dividends，H1，H2，D1，D2，J，CEO1，CEO2，
M，N，logSize，Grow）
Dividends=divi（Debt，Wacc，H1，H2，D1，D2，J，CEO1，CEO2，M，N，logSize，Grow）
②变量定义（见表1）
③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2）
4.2 样本与数据 文章选取了深市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2009-2011年的数据，并做以下筛选：①剔除金融保险业；②剔除st、pt公司；③上市不满3年的公司；④数据不全的公司；⑤同时发行B股的上市公司；⑥资产负债率大于1及财务指标异常的公司。共得到362个公司样本，1086个样本数据。
5 实证结果及分析
5.1 资本成本结构方程的实证结果（见表3）
Wacc=wacc（Debt，Dividends，H1，H2，D1，D2，J，CEO1，CEO2，M，N，logSize，Grow）
OLS方程1是不加入资产负债率平方项的线性回归结果，资产负债率、第一大股东性质是国有（10%的显著水平下）与资本成本正相关；发放现金股利、第一大股东持股、CEO薪酬、信息披露质量与资本成本负相关（接受假设1、2、8）；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成员素质、监事会素质以及CEO持股、内部人持股与资本成本相关性均不显著（否定假设3、4、5、9）；当加入资产负债率的平方项后（为验证最佳资本结构的存在），OLS方程2显示资产负债率平方项与资本成本不相关，与此同时还影响了资产负债率与资本成本的相关关系。同样的，笔者在联立方程中也加入了资产负债率平方项，结果显示影响了绝大多数变量的相关关系，因此认为资产负债率与资本成本不成正U型关系（即资产负债率与企业价值不成倒U关系）。通过联立方程的再验证，得出现金股利政策、资本结构与资本成本存在显性的互动关系（假设10成立）。其它因素与资本成本的关系变化不大。
5.2 资本结构方程的实证结果（见表4）
Debt=debt（Wacc，Dividends， H1，H2，D1，D2，J，CEO1，CEO2，M，N，logSize，Grow）
OLS方程的线性回归结果得出，资本成本、发放现金股利与资产负债率正相关（否定部分假设1），第一大股东是国家时（10%的显著水平下）与资产负债率负相关（接受假设2），CEO薪酬、CEO持股（10%的显著水平下）与资产负债率正相关（接受假设6、7）；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成员素质、监事会素质以及内部人持股、信息披露与资产负债率相关性均不显著。通过联立方程的再验证，得出现金股利政策、资本结构与资本成本存在显性的互动关系，其它因素与资产负债率的关系变化均不大。
5.3 股利政策结构方程的实证结果（见表5）
Dividends=divi（Debt，Wacc， H1，H2，D1，D2，J，CEO1，CEO2，
M，N，logSize，Grow）
由表5中OLS方程的线性回归结果得出，资本成本与发放现金股利显性负相关，资产负债率、第一大股东性质（10%的显著水平下）与发放的现金股利正相关；其它因素均没通过检验。通过联立方程的再验证，再次得出股利政策、资本结构与资本成本存在显性的互动关系，且监事会素质（10%的显著水平下）、第一大股东持股（5%的显著水平下）、CEO薪酬（1%的显著水平下）及持股（10%的显著水平下）与发放现金股利的关系都变为显著。
5.4 结论 通过单方程检验，以及考虑了变量内生性因素的联立方程检验得出：①现金股利政策、资本结构与资本成本三者间存在互动效应。企业负债率既影响企业价值，又受企业价值影响，且它们之间是负相关，与最佳资本结构理论不符。在描述性统计中，资产负债率的均值是49.43%，负债率23%以上的占样本总体的90%，按其他国内外学者的实证研究结果，这个数值已经超出了最佳资本结构的范围，因此可以解释此时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负相关的关系。②董事会的两个要素独立董事比例和董事会素质，以及监事会成员素质与资本结构、资本成本相关性均不显著，原因可能是我国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治理水平普遍偏低，独立董事呈现“花瓶”现象，上市公司内部监管效力较弱，因此加强董事会及监事会的治理是提高我国目前公司治理的重要任务。③内部人持股及CEO持股与资本成本及资产负债率的关系均不显著，原因可能是我国内部人及CEO持股普遍偏低，多为零，这一点从样本统计上可以看出，因此影响较小，其回归结果不理想。④公司治理的其它因素（发放现金股利、第一大股东持股、CEO薪酬、信息披露质量）普遍与资本成本负相关，第一大股东性质是国家与资本成本正相关，说明提高公司治理确确实实可以提高企业价值。⑤发放现金股利、CEO薪酬、CEO持股比例与资产负债率正相关，我国的CEO持股比例大多很少，CEO往往会通过提高负债来增大自己对公司的控制权。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是国家时与资产负债率负相关，且由统计描述可解读我国股权形式较为集中，市场偏好股权融资。其它因素与资产负债率的相关性均不显著。一般来讲提高公司治理有助于增加公司负债。
注释：
①借鉴“南开指数”对公司治理维度的考虑.
②资本结构与资本成本关系待以下逐个类型模型试验确定，其他因素与资本成本按线性模型检验.
③Kd用人民银行中、长期贷款的平均贷款利率，Kc=现金股利/净利润.
④在做模型时，也尝试把监事会规模（即监事人数）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但结果未通过检验，因此将该变量去掉，相关回归模型省略.
参考文献：
[1]肖作平.公司治理结构对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证据[J].经济评论，2005（1）.
[2]肖作平.公司治理和融资政策的关系研究综述[J].证券市场导报，2007（8）.
[3]沈艺峰，江伟.资本结构、所有权结构与企业价值关系的研究[J].管理评论，2007（1）.
[4]汪炜，蒋高峰，信息披露、透明度与资本成本[J].经济研究，2004（7）.
[5]冯根福，马亚军.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自理对资本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J].财贸经济，2004（6）.
(一)未能全面揭示资本成本中的智能元素：重物质资本、轻智力资本
随着生产要素的创新及制度的变迁，资源的稀缺性发生了变化，即由工业经济时代物质资本(在财务会计表现为财务资本)的绝对稀缺逐步转化为知识经济时代智力资本的相对稀缺。现行资本成本会计理论构想产生于20世纪年代70年代，而当时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尚不明显或较为隐蔽。因此，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仍为物质资本。诚然，将权益资本成本纳入企业资本成本的核算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是，在知识经济中，价值创造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是知识及其对知识的配置与运用，即创造性的新知识及拥有这些知识与创新能力的人。不论是人力资本、结构资本还是客户资本，均为投资行为所产生的能带来超额价值的价值。既然这些资本与债务资本、权益资本一样都是由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所形成，那么，对企业法人而言都是一种融资，理应向投资主体支付资本成本。只不过相对于物质资本而言，智力资本成本表现为一种更为隐性的经济代价，从而难以进入现行财务报告体系。
此外，根据收入费用相配比的原则，知识型企业的收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源自于新知识在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整合中的运用、新客户的获取和参与企业创新的渗透性以及企业持续的创新能力，而这些因素均与智力资本的融资、营运等活动紧密相关。换言之，是智力资本及其与物质资本的整合而非单纯的物质资本为企业带来了超额收益。既然在收益的计量中默认了智力资本的贡献，那么在成本、费用的计量中理应反映使用智力资本的代价。否则，既违背了收入费用配比原则，也难以反映该类企业真实的盈利能力。
(二)未能完整地反映多元化的主体权益并清晰地界定其索取权
按照资本成本会计的思路，主体权益是除负债、股东权益之外的、由企业主体自身努力所形成的资本来源。企业将支付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之后的净收益部分纳入主体权益，并完全由企业法人所拥有。但是，企业法人毕竟是一个虚拟的概念，其自身的努力也是一个指向相对模糊的表述。智力资本管理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价值增值的核心驱动力，结构资本是人力资本与客户资本发挥作用的载体与平台，客户资本为人力资本和结构资本创造环境，三者在相互支撑的机理下带来价值的增值。由此看来，企业超额回报可能是经营者卓越的经营能力所致，也可能是组织学习、组织创新与代际传承的结果，亦可能是品牌再造、客户消费价值的转变、消费者参与企业互动式创新等因素的结果。
更进一步而言，制度变迁的原动力为要素的创新，对权益主体的界定构成其索取权安排的逻辑起点。在未能明确界定多元主体权益的情况下来确定剩余索取权以及实质控制权，将必然出现制度安排的混乱与无序。在管理实践中，存在着大量由大股东或企业高管一人独断来安排剩余索取权而全然漠视市场的调节作用的案例。实际上，知识密集型产品价值的度量与实现必须通过市场行为来完成。那么，由此倒推，生产知识密集型产品的企业对其超额收益进而剩余权益的分配理应由市场来调节。这里的市场体现了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融会贯通。只有引入市场机制才能真正实现债务资本所有者、权益资本所有者、人力资本所有者、企业法人、客户在剩余索取领域充分、公平的博弈。
(三)未能充分体现资本成本与企业竞争未来的能力之间的内在关系
关键词：咨询服务业；成本控制；研究
一、引言
咨询服务业作为一个新兴的行业，对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通常情况下，企业成本控制的好坏关系到企业发展的好坏。随着我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咨询服务业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是与此同时，我国有一部分咨询服务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暴露除了一些问题，例如成本控制不健全。因此，对目前我国咨询服务业在成本控制上面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并针对具体的问题进行讨论，提出具体的解决措施，旨在为促进我国咨询服务业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二、目前我国咨询服务业在成本控制上面存在的问题
（一）财务管理成本控制制度不健全，且更新不及时
我国有些咨询服务企业在具体的制度建设上面，有一部分企业在建立自身的财务管理成本控制方面的制度时，并没有以国家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地方性法律法规及自身的特点为基础，而是一味的照搬其他企业的制度模式，致使自身相关制度在实际的应用中出现很多问题。造成这一现象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各个企业的实际发展状况不同，适合别人的就不一定适合自己。例如，华中东区有一家咨询服务企业在自身财务管理制度建设上面，完全是引进一些成功的大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殊不知引进的这些管理制度不适合自身的发展，最终造成这家企业的财务管理及成本控制一片混乱。当前，咨询企业要积极适应新的行业发展大环境，企业在财务管理成本控制各项制度的建设上面要与会计行业出台的最新的规章制度同步，同时也要时刻关注着我国政府出台的新的相关的制度，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及时对相关规章制度进行更新。
（二）相关从业人员成本控制意识不强，专业水平不高导致成本隐患
在我国，有些咨询服务企业在日常的工作中将重心放在业务的扩展上面，平时忽略了对相关服务人员的专业技能培训与思想道德教育，使得有些服务人员自身素质不断下降，知识系统得不到更新，在给客户提供咨询意见时，基本上提供的是过时的咨询结果，对客户没有任何的帮助，有时甚至给客户带来误导，导致客户财产受到损失。从而导致客户投诉公司，要求公司赔偿，进而使得公司的财产蒙受损失。另外，有些咨询服务业在咨询服务人员的招聘上面，相关招聘人员为了图简便，并没有严格按照公司制度的招聘流程进行，对招聘进入公司的人员缺少严格的考核，这就导致了进入公司的这部分人员缺乏过硬的专业技能，在知识的储备上面非常的差，自身的知识面较窄，进而使得在给客户提供咨询意见时频频出错，导致公司不得不为他们错误的咨询意见承担巨额的赔偿。
（三）部分咨询服务企业人力资源结构不合理，导致人工成本过大
由于咨询服务业的特性，使得目前咨询服务企业的员工相对数较其他行业的多，这就导致了咨询服务企业的人工成本占公司总成本的一大部分，有效的降低这一部分成本就可以大大的降低公司的总成本。如何利用最少的人员配置来各公司带来最大收益是每一个咨询服务企业所需要考虑的实际问题。但是目前我国有一部分咨询服务企业的冗员太多，这在一定程度上面不仅加重了企业的人工成本，使得企业人工成本投入的不合理及人工成本的无效益增长，同时还会使得企业员工的收入不升反降，大大影响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例如在无锡融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之初，就是由于公司在人工控制上面不太科学，公司的冗员太多，使得公司的人工成本非常巨大，险些导致公司破产。
三、提高我国咨询服务业成本控制的措施
（一）建立完善成本控制制度，并进行及时的更新
“把权利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只有建立起科学、全面、系统的管理制度，才能约束财务管理过程中的不合理、不合法的行为，解决技术之外的问题只能靠制度进行约束。制度是一切管理活动的基础及保障。企业在成本控制上面如果没有健全的制度，那么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便会一片混乱，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因此，我国的咨询服务业应该积极建立一套适合企业自身发展特点及发展现状的成本控制制度，从而保障企业自身在成本控制及日常的财务管理活动可以有条不紊的进行。在具体的岗位设置上面，要合理，岗位数量设置过多则会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岗位数量设置过少则不利于日常工作的展开，同时，要防止出现兼岗兼职的现象。作为单位的管理者，要定期对企业的内部的成本控制制度进行审核及调试，对其是否可以满足企业日常工作顺利开展进行科学的评价，及时发现企业在成本控制制度上面存在的具体的问题，并讨论出相关的解决方案，完善企业内部的成本控制制度。
（二）提高咨询服务人员的素质与成本控制意识
首先，需要使大多数咨询服务人员转变观念，消除对自身工作不重视的思想，端正工作态度，树立“成本在我心中，控制在我手中”的意识，强化降本增效作为。
其次，咨询服务企业相关领导要重视对咨询服务人员的思想教育，要加强宣传工作，利用各种途径对咨询服务人员进行全方位的思想教育，使其了解自身工作的重要性，尽到其自身因尽的责任，同时相关部门领导要对咨询服务人员提供给客户建议的好坏纳入相关人员的年度绩效考核当中。
再次，就是相关部门领导要在工作中做到“六有”，即有组织、有管理、有制度、有监督、有目的、有总结，从而为提高咨询服务人员的自身素质营造良好的氛围。同时，相关部门领导要积极组织咨询服务人员进行关于如何提高自身素质及自身工作意义的学习与讨论。在学习的过程中，人人都必须要有学习记录，每位都要结合本职工作，谈体会，提建议。要通过学习和讨论，让广大咨询服务人员深刻认识其工作的重要意义和文化内涵，并转化为自觉行动。
最后就是相关部门要积极开展对咨询服务人员的培训，每周必须要有学习安排，且每月至少开展一次集中培训，相关部门领导要带头讲课，大家都要谈学习体会。要通过培训真正掌握专业技能及工作方法，高度统一思想，增长知识面。同时相关部门要以“规范、协调、透明、高效”为目标，强化“文化培育”和“机制建设”两个抓手，搭平台、夯基础，树品牌、练内功，使得为客户提高最准确的咨询意见深入人心。要积极引进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人才。
（三）科学合理的确定公司具体人员的数量，优化人力成本
公司人员的数量越多，那么公司所需承担的人力成本就越大。做好业务与人员的匹配是控制咨询业成本的重中之重。企业实现人员优化，合理定岗定编在很大的程度上面关系到企业能否高效利用各种资源、加强对员工的管理、节约活劳动及有效降低企业人工成本。在人力成本控制方面，首先要科学测算项目、产值与人员配备的关系，做好结构上的优化，使每位员工人尽其才。对于业务人员，行政、后勤、财务都应根据企业规模、项目规模充分考虑，做到经济、实效，又不影响业务的正常开展。其次，要做好人员的考核与分流，实现能者上的风气。对于达到考核标准的咨询服务人员使其重新竞争上岗，对于没有达到考核标准的人员则进行劝退。相关人员在脱岗培训期间，企业在对这部分人员的工资发放上面按照企业员工最低工资发放标准进行发放，同时在这段期间这部分员工没有绩效奖金及年终奖金。这样做既有效的降低了企业的人工成本，同时也提高了企业的效益及人才储备量。例如中国国际经济咨询有限公司在对冗员的处置上面，就采用上面的方法，将冗员进行培训，既有效的降低了企业的用人成本，同时也增强了冗员的职业技能，提高了冗员的自身素质，增加了企业的经济效益。
四、结论
良好的成本控制不仅有利于为企业日常的经营决策提供理论支持与科学保障，同时还有利于规范企业各项管理及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为了更好的促进我国咨询服务业及我国积极的发展，我们要大力倡导相关的企业建立健全良好的成本控制
制度。
参考文献：
[1] 孙丽丽.我国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控制的问题及对策[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5（10）.
Abstract： From the constitution of educational cost， the cost of human resources and its analysi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accounting managemen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is article， from the education cost and human resources cost constitution，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of human resource cost and educational cos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pounds the situation of the human resource and education cos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finds the problems of human resource cost management existing in the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management process， such as， the singleness of human resource cost， the diversity educational cost， more common costs in educational cost， no direct compensation in the education process， and so on.
关键词： 高职院校；教育成本；人力资源成本；分析
Key words： th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education cost；cost of human resource；analysis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09-0228-02
0 引言
二十一世纪已经是知识经济的时代，人力资源作为一种重要资源已上升到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位。教育是形成人力资源最重要的一个途径。我们接受教育或者投资教育，其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提供经济发展的动力并促进经济的增长，可见经济的发展依赖于教育。而经济的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是在自然资源、物质资源以及人力资源等多个因素共同推动和作用下获得的；其中人力资源是最主要的因素。在现代化大生产的现实条件下，人力资源的投资作用要大于物力资本的。教育投资作为人力资源投资中的核心，投资教育比单纯的物质投资显然更为有利。
从我国教育发展现状来看，当前高等教育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大力发展高等的职业教育，其目的是要培养高职人才。高职教育能够培养出适应不同岗位技术要求的各种技能型人才，从而促进科学技术在生产实践中获得应用与转化。投资高职教育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教育投资收益率是一个衡量教育促进经济增长贡献大小的指标。要想获得更好的高职教育中的人力资本投资，需要对高职教育的成本、收益开展经济分析，并要对它们进行管理，从而找到投资的最佳值。
1 教育成本和人力资源成本的构成
1.1 教育成本的构成 教育成本的构成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教育成本主要是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进行考虑的，它是为了完成某一阶段的教育学校和学生所产生的各种消费之和，一般由四个方面构成，第一是各类学校为了培养一定数量与层次的学生所支付的所有开支与费用，第二是各类学校在培养一定数量与层次的学生时所产生的不相关的开支与费用，第三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需要支付的所有生活费用，第四是学生由于学习而不能进行工作而造成的机会损失或者说是教育机会成本。而狭义上的教育成本则是指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学校消耗的各种物化劳动以及活劳动的价值之和，它既是在实施教育活动过程中学校为了培养一定数量与层次的人才所要消耗的人力资源以及物力资源。高职院校教育成本从经济用途角度来看通常是由人员支出、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公用支出、固定资产折旧以及科研支出等五个部分组成。
高职教育成本是高职院校为了完成其特定的教育使命，在办学过程中所要投入的物资以及师资。而对于进入高职院校学习的学生而言，其投入的成本主要是学习费用、机会成本以及时间代价、劳动代价、心理代价等。
高职教育成本作为衡量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所有付出的一个尺度，它是计量高职教育投资所获得的经济效益一个前提条件，更是一个计量未来劳动者所获得报酬的重要依据。显然，通过剖析高职教育成本，并比较于其它各种类型的教育成本，从而使得政府可以对教育进行宏观的调控，加大对高职教育的投入，由此促进高职教育的发展。
1.2 人力资源成本的构成 人力资源成本的本意是在构建与实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过程中企业全部资源的投入，对于高职院校而言，人力资源成本显然是学校全部资源的投入。人力资源管理显然是把“人”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通过学习、培训等多种途径使“人”的经验得到增加，因而其价值也获得了增值，由此给学校带来了预期的收益。按照管理过程，人力资源成本主要由六个部分构成，分别是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构建成本、人力资源引进的成本、人力资源培训的成本、人力资源评价的成本、人力资源服务的成本以及人力资源谴散的成本。
2 对高职院校人力资源成本和教育成本分析的重要性
2.1 对高职院校人力资源成本和教育成本分析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当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要求高职院校从传统的办学方式转变为现代型的办学方式，高职院校也已作为产业而被推向市场，同时高职院校的教育资金来源也已经从单一的财政拨款转变为多渠道筹措资金。可见，高职院校需要改变办学模式和管理模式，在注重和提高办学质量的过程重还要建立起人力资源成本与教育成本的理念，争取少投资而多产出，从而真正实现教育的价值。因此，分析高职院校的人力资源成本和教育成本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并具有相当的理论意义。
2.2 对高职院校人力资源成本与教育成本的分析有利于加强内部管理，从而提高办学的效益 当前，虽然教育部门作为非盈利性的机构，不过教育投资却要讲究经济效益，由于校园建设等原因许多高职院校都依赖于银行贷款而开展长期的投资。假如学校内部控制不严格，导致教育成本的增加，以后可能就没有可靠的更多资金用于学校的发展上，势必会给国家产生重大的损失。可见，正确管理好人力资源成本与教育成本，对不合理的支出进行控制，显然是提高高职院校办学效益的一种重要手段。
2.3 对高职院校人力资源成本和教育成本分析是高职院校一项重大的会计管理改革 在人才竞争激烈的社会大环境下，在市场经济中人力资源会计的应用范围已经越来越广了，人力资源成本是一个主要的教育成本管理的内容，高职院校针对人力资源与教育成本的管理传统会计无法满足管理的需要，这就要求高职院校一定要改革传统会计。开展人力资源会计理论的研究以及在会计实务中人力资源会计的运用都将使得传统会计产生重大变革。
3 高职院校人力资源成本和教育成本分析
3.1 人力资源成本是教育成本的主体 人力资源成本主要由人力资源的引进成本、开发成本以及人力资源的使用、管理及其维护的成本等构成。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理论，通常而言，人力资源成本主要包括在教育、国内迁移（为取得良好的就业机会）以及保健中人类所付出的开支，接受培训的工人和教育的成年人所放弃的收入与其它各种提高人力资源质量所有投入之和。
3.2 人力资源成本是教育成本主要内容 从人力资源成本和教育成本的内容及其构成来看，人力资源成本是高职院校为了更好地满足现在与未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的需要，在高职院校的教育成本之中人工费除了发放教师工资之外，还有各种形式的奖学金，把这两类费用加起来占据整个教育成本中较大的比重，更是高职院校主要的经费开支，一般都占到学校经费开支的一半以上。显然，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是一个主要的教育成本管理的内容。
3.3 人力资源成本的单一性和教育成本的多元性 人力资源成本只反映高职院校内部人力资源成本及其价值的计量，然而高职院校具有多层次办学、多专业设置的特点，除了人力资源成本之外其教育成本还包括其它各种的成本费用，这样就决定了高职院校教育成本及其对象具有多元化的特征，它可以是不同学历层次的学生，也可以是学生所学专业的不同，而且还能够根据不同的办学方式去组织教育成本的管理。
3.4 高职院校教育成本存在较多的共性费用 人力资源成本及其管理是在招收、选拔以及雇佣高职院校教职员工过程所产生的各种开支，其全部的费用都可以作为直接的费用进行处理。然而高职院校开展的教育活动是相互关联、相互协作的一个活动，它需要学校内各个部门的密切配合和协调，各个专业之间紧密协作，由此决定了高职院校教育经费的支出具有较少的直接费用，而间接费用却较多，例如固定资产折旧费、报刊资料费、大修费、贷款利息等等，同时大多数的教育经费通常采用分摊计算来分配并计入到各种对象的成本中。
3.5 高职院校教育成本在教育过程中无法获得直接补偿 高等职业教育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给社会提供高素质的劳动者，和其它经济活动所生产的产品具有不同性，高等职业教育是直接的一种消耗，更是间接生产的一种投资。高等职业教育的“产品”无法直接用市场价格进行计量，因为它只是潜在的一种生产力因素。可见，高职院校教育成本在教育过程中无法获得直接的补偿。不过，高等职业教育所消耗及其补偿在教育过程中主要由政府与学生一起承担，并把培养学生的成本作为这种补偿标准进行计算的依据，更是衡量高职院校办学效益的一种重要标准。显然，为了保证教学活动持续开展下去，就需要高职院校管理消耗的物化劳动以及活劳动的价值，从而计算出高职院校的人力资源成本与教育成本，并把它们作为价值补偿的根据。
随着不断深化的高职院校管理体制改革以及不断完善的高职院校财务管理，高职院校人力资源成本管理与教育成本管理一定会成为高职院校会计管理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对于强化高职院校内部管理，从而降低教育成本，由此提高高职院校办学效益都具有相当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叶新年.人力资源成本会计与人才成本会计[J].武汉财会，1990，06：9.
[2]陈晓静，曹修涛.高校人力资源成本核算与教育成本核算的关系[J].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01：81-82，93.
关键词 城乡收入差距 物质资本 人力资本
一、引言
1978年，我国城镇的基尼系数为0.16左右，农村的基尼系数为0.22左右，都是相当低的。但这是分别就城市和农村内部而言，即使在当时，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仍然比较明显，如果考虑到非货币性收入更是如此。改革开放以后，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收入分配方式逐步多元化、市场化。结果，无论是城市内部，还是农村内部，收入差距都逐渐拉大；而城乡差距，仅以名义收入的比值而言，虽有波动，但整体趋势仍是扩大的。而且总体来说，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是相当严重的。
城乡收入差距是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重要方面，分别计算的城市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比整体计算的居民收入差距低很多。段景辉和陈建宝(2010)通过抽样调查计算的2004年中国城镇基尼系数为0.3703，农村基尼系数为0.3589，而城乡混合基尼系数为0.4554，比城镇基尼系数高出23％，比农村基尼系数更是高27％。实际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经成为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的最主要方面。李实和岳希明(2004)通过对泰尔指数的分解得出，城乡收入差距对总差距的贡献占到4成以上，它要高于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对总差距的贡献。陈建东(2010)通过对基尼系数进行分解计算得出，1996年我国城乡之间的基尼系数对总的基尼系数的贡献率就已经超过了55％，占到了一半以上，2007年更是达到了64.1％。
整体而言，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与地区发展水平成反比，即在经济发达地区城乡收入差距较小，经济落后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反而更大。段景辉和陈建宝(2010)计算的我国部分地区的城乡差距基尼系数表明，东部地区多在0.1以下，中西部地区均高于0.1(除内蒙古外)，且多数在0.15左右。甘肃省地处大西北，社会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城乡收入差距比较严重。以段景辉和陈建宝计算的城乡差距基尼系数而言，甘肃省在全国是第二高的，仅次于四川。若以甘肃省城乡收入比值与全国值做比较，可以看出，甘肃省的城乡收入比值的变化情况大致与全国的一致，而数值比全国要高。
二、理论分析
造成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很多，概括起来大致可以分为政策因素和市场因素两类。改革开放以前，政策因素占主导地位。当时，中国实行城市偏向的重工业发展战略，为积累资金，辅之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制度，使资金从农村流向城市；为限制劳动力流动，又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与之配套的还有一系列就业、住房、教育、养老、医疗等制度。因此，当时实行的这种二元经济政策是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甚至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格局。
改革开放以后，政策因素仍然存在，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在某些方面依然很明显，然而，市场因素的重要性也逐渐凸显。如果从投入要素角度分析，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是两个重要的市场因素。
人力资本水平等是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来源，人力资本投资必然提高个人的人力资本存量进而增进个人的生产能力，在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中必然得到更高的收入报酬。因而在市场经济当中，人力资本的不平等必然会带来个人收入的差距。
城乡收入差距的另外一个影响因素是物质资本的不平等。现在学者们多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资本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将会逐步降低。早期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强调物质资本的报酬递减规律，这将导致经济收敛，收入水平也会趋于相等，即便后来又区分了“无条件收敛”和“条件收敛”两种情况，但那是由物质资本以外的因素造成的，物质资本不会导致经济差距和收入差别(Robert M.Solow，1956)。新古典增长理论所说的经济收敛是一个长期过程，因而，长期来看物质资本差异并不会产生人均产出的不同，如果包括税收政策等其他因素都相同，也必然有相同的人均收入水平。然而在短期，包括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一般都承认：人均物资资本高则劳动生产率就高，人均收入水平也高。尤其在经济发展初期，物质资本在生产中作用巨大，因而物质资本差异是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中国城乡之间物质资本的差异比人力资本的差异大得多，而对于像甘肃省这样的地区而言，物质资本的巨大差异肯定是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
本文在以上理论的基础上探讨城乡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差异对城乡收入水平差距的影响。
三、指标和数据说明
本文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来度量城乡收入差距。以城镇和农村历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来代替物资资本，它们分别除以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即得到各自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也就是各自人均物质资本。估计人力资本并没有统一的方法，有收入法、投入法、教育年限法等。本文选择以投入法来衡量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投资大致可分为公共人力资本投资、个人人力资本投资以及机会成本，但由于统计资料中并没有详细的相关数据，文本只能用居民消费中的文教娱乐支出、医疗保健支出和交通通讯支出三项的和来衡量人力资本投资，显然这些都属于个人人力资本投资的范围，因而将会低估人力资本存量，但由于我们关注的是城乡人力资本的比值，而城乡个人人力资本的差异与总的人力资本差异应该是一致的，因而这样处理对我们的分析不会造成破坏性的影响。数据均来自历年《甘肃统计年鉴》或《甘肃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等，由于统计口径或指标的变化，本文在某些方面做了相应的调整。
四、实证分析
本文的实证分析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即VAR模型)，以RI，RPC，RHC分别表示甘肃省城乡收入比，城乡物质资本比，城乡人力资本比。实证分析用Eviews软件进行操作。
1、确定最大滞后阶数和平稳性检验。为建立RI，RPC，RHC的VAR模型，首先要确定最大滞后阶数。我们选择滞后阶数为3进行滞后长度准则的检验，发现LR，PPE，AIC，SC，HQ五种滞后准则选出来的滞后阶数都是1阶，于是我们将VAR模型的滞后阶数定为1阶。
为了验证VAR(1)模型的平稳性，需要计算它的差分方程的特征根，如果所有特征根均落在单位圆内即模长小于1，则VAR(1)模型是平稳的。经计算模型的三个单位根的模长为0.54和0.90，均小于1，所以VAR(1)模型是平稳的。
2、VAR模型参数估计。基于以上的分析，通过软件能够得到VAIL(1)模型的参数侮十，最后得到的模型写成矩阵的形式为：
而且，从估计结果和各统计量可知，RI，RPC，RHC的前期值分别对当期值有比较明显的正向影响，而其他估计系数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仅从符号上来讲，估计结果是符合经济意义的。
3、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脉冲响应函数可以分析VAIL模型
的动态特征，即可以分析每一个内生变量的变动或冲击对它自身或其他内生变量产生的影响。图1为RI对RI，RPC，RHC的脉冲响应结果的联合图表，结合相应的数据表(此处略)可以知道：城乡收入比值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差新息在第一期即有较强的反应，使其增加了0.21左右；随后响应强度开始逐渐减弱，不过我们看到其减弱的速率并不是很快，在第10期似乎还没有收敛的迹象。因此，城乡收入比值本身具有很强的正自相关性，或者说城乡收入比值具有“惯性作用”，如果前期的数值较高，则在较短的时间内，这一比值很难较快的降下来。
其次，我们发现物质资本比值的冲击对城乡收入比值竟然产生了负向的影响，而且强度还比较大。这似乎表明城乡物质资本比值的扩大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比，但这是与我们的理论相矛盾的。其中的原因可能是：首先，由于城市偏向的政策，加之一直以来我们都强调物质资本积累，结果造成了城乡物质资本投资过度不平衡，城市物质资本可能存在内部扭曲，即城市物质资本并没有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其次也存在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失衡，甘肃省的城乡物质资本比值是人力资本比值的4到5倍，这说明就城镇而言，物质资本大大超过人力资本，而且失衡比例也远远高于农村，这也会影响到城镇物质资本效能的充分发挥。那么，如果前期城乡物质资本比值扩大，当然对于绝对值而言，城乡物质资本存量本身都是增加的，由于上面所说的原因，农村增加的物质资本的边际效用要大于城镇物质资本的边际效用，这可能导致城乡收入比下降。
另外，我们看到城乡人力资本比值的冲击对城乡收入比值的影响强度不大，基本上为弱的正向影响，这说明人力资本比值的新息确实对城乡收入比值产生了正向的影响，但可能是由于人力资本投资一直不被重视，人力资本存量有限，尚未较强地影响到城乡收入比。
4、方差分解。对VAR模型还可以用方差分解研究它的动态特征，利用方差分解可以了解各新息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
由图2可知，城乡收入比值的变动主要是受自身冲击的影响，前3期都在85％以上，随后逐步减小，到第10期基本趋于平稳，但仍高达60％以上；其受物质资本比值的冲击在前几期比较小，随后逐渐增大，在第7期超过30％，随后的增长幅度不大，到第10期达到37％，也基本趋于平稳了；其受人力资本比值冲击的影响最小，虽然影响有增大的趋势，但到第10期仍未超过10％。总之，城乡收入的比值主要可由自身的变动来解释，物质资本比值也很重要，人力资本则处于相对不太重要的地位。
一、引言
公司治理的中心任务是保证资本供?o者的利益，使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者以所有投资者的利益最大化为原则进行决策，并为公司投资者获得投资报酬提供保护机制。白重恩等[ 1 ]的研究指出对于投资者与管理层及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可能存在的两种利益冲突，有两类不同的解决机制，即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内部治理机制主要包括股权结构、高管薪酬和董事会等，外部治理机制主要包括公司控制权市场、投资者法律保护和产品竞争市场等。这些治理机制尽管侧重点不同，但都体现了权利的分配和权利的制衡，最终实现投资者的有效监管。
二、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与资本成本
（一）股权结构：基于股权集中与股权制衡的价值创造
1.股权集中：两类问题的影响差异
公司治理研究的出发点致力于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但事实上多数国家的股权结构呈现集中化趋势，且新兴市场的股权集中度更高[ 2 ]。股权集中作为一种常态对上市公司的治理环境有着重要的影响。现有文献对于股权结构公司治理作用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种观点：监督观和掏空观。Denis和Mcconnell[ 3 ]指出股权集中是一种公司治理机制，通过股权集中可以提高投资者对管理层的监督作用。Maug[ 4 ]研究指出尽管多数小股东在监督管理层方面存在搭控股大股东便车的行为，但大股东由于在企业价值提升方面具有与中小股东一致的利益，大股东仍然愿意加强对管理层的监督。
相对于中小股东，大股东具有较大的持股比例，因而也具有更强的监督、管理动机。Jensen和Meckling[ 5 ]的研究指出股权集中有利于减少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导致的委托问题。Garmaise和Liu[ 6 ]指出股权集中使大股东加强监管管理层，使管理层减少过度投资行为，从而降低上市公司的系统风险和资本成本水平。Huang[ 7 ]指出股权集中与股权资本成本水平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我国学者张功富[ 8 ]的研究也说明我国资本市场上股权集中使大股东监督管理层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的动力加大，从而有利于控制管理层过度投资的行为和活动。
大股东通过监管不仅可以获得所有股东都可以获得的控制权共享收益，更重要的是大股东可以获得中小股东无法共同分享的控制权私人收益，这是公司治理的第二类委托问题，即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存在严重利益冲突的原因。La porta等[ 9 ]指出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问题在股权高度集中的情况下普遍存在。因此，在缺乏外部控制的情况下，大股东为获取更多的控制权私人收益，可能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而掏空上市公司，增加上市公司的风险。Guedhami和Mishra[ 10 ]指出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利益冲突的根源是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二者分离的程度越大，上市公司的股权资本成本水平越高。我国学者李增泉等[ 11 ]的研究指出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越可能与管理层合谋，从而使上市公司被掏空的风险加大。
2.股权制衡：多个大股东的相互牵制作用
对于大股东对上市公司其他股东利益可能的损害行为，学者Attig等[ 12 ]的研究指出股权制衡能够有效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特别是在投资者法律保护较弱的国家，多个大股东之间股权制衡的作用更加明显。我国学者唐建新等[ 13 ]基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2003―2010年的数据，研究结论显示股权制衡能够有效控制大股东的“隧道行为”。因此，多个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作用是保护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重要治理机制，股权制衡的股权结构使控股股东减少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蚀，从而降低公司的系统风险和资本成本水平。
（二）高管薪酬：内部与外部互动结合的激励契约
1.高管薪酬：内部盈余管理行为与外部经理人市场约束
高管人员薪酬一直被认为是解决公司治理领域股东与管理层利益不一致所引发的问题的重要机制之一。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代企业中，股东依据所承担的风险水平提出其要求报酬率，即资本成本，并以此作为其让渡资本使用权的基本要求。薪酬制度设计得当，可以减少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利益冲突，降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而导致的成本，提升股东价值。高管人员薪酬一般包括两个部分：货币薪酬和股权薪酬。货币薪酬是显性薪酬；股权薪酬是隐性薪酬，主要包括政治晋升、在职消费和投资扩张的内部租金等。
Jensen和Meckling[ 5 ]的研究指出管理层往往承担全部经营成本但却无法享受其经营创造的全部收益，如果管理层选择偷懒或增加在职消费行为，则只需承担部分成本就可享受相应收益。Huang[ 7 ]的研究认为强股权可以降低股权资本成本，但这种效应在高管持股比例高的上市公司并不显著，因而说明了高管人员薪酬激励的有效性。Bushman[ 14 ]指出高管人员薪酬激励制度与会计绩效相关联，这可能使高管人员产生更严重的盈余管理行为，但Fama[ 15 ]提出的“人市场―声誉模型”指出即使管理层没有基于产出的显性薪酬激励，隐性的声誉效应也能有效控制管理层的行为，使其减少自身的利己行为，而以公司利益为重。雷霆和周嘉南[ 16 ]以股权分置改革后2007―2012年沪深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研究指出股权激励是高管人员内部薪酬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高管人员内部薪酬差距扩大使企业股权资本成本显著升高。雷霆和周嘉南[ 17 ]的研究指出股权激励提高了高管的过度自信水平，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使企业股权资本成本显著提高。吴育辉和吴世农[ 18 ]的研究也指出高管人员的高额薪酬不仅未能有效降低上市公司成本，反而提高了成本。因此，高管人员薪酬需要适合的激励制度设计，否则该项治理机制对于公司治理环境的改善并没有积极作用。
2.高管薪酬：资本成本约束下的激励契约
根据理论，合理的薪酬设计能够减轻上市公司的冲突，薪酬设计的标准应权衡高管薪酬决定的市场机制与治理机制。汪平等[ 19 ]的研究指出科学有效的高管人员薪酬激励制度要建立在资本成本约束之上，也即高管人员薪酬的制度设计要以资本成本及其变动为基准。这种资本成本约束观将股东财富与高管薪酬有机结合在一起，从而能够有效提高高管人员薪酬的激励功能。他们的研究以2009―2011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结论显示高管薪酬总额受资本成本负向约束，高管薪酬变动速度受资本成本敏感性约束，高管薪酬变动幅度受资本成本粘性约束。
（三）董事会特征：组织内外的多维视角
董事会直接向股东大会负责，并受股东委托行使管理和监督管理层的权利。董事会的强效既有助于减少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成本，也有助于降低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占。因此董事??是确保股东利益实现的重要机构，是公司治理的核心机制。有关董事会特征的研究一般从组织内外两个层面展开，如董事会规模、董事会独立性、董事长总经理是否两职分离等。
1.董事会规模及其结构内生性
董事会规模是影响董事会治理效率的关键因素。Lipton和Lorsch[ 20 ]最先假设相对于董事会的其他特征，董事会规模能够独立影响公司治理。他们认为，尽管随着董事数量的增加，董事会的监督能力会提高，但随之而来的协调成本和成员间的冲突损失将大大超过董事数量增加带来的收益。因此，董事会规模不宜太大，较大的规模会导致更严重的问题，且不利于监督公司的财务报告。Jensen[ 21 ]的研究也指出一个有效的董事会组织应保持较小的董事会规模，董事之间的冲突可能削弱董事会对管理层的监督作用。他认为，董事会规模应保持在8人以下，超过这个规模，董事会就不能发挥应有的监督和评价作用。Yermack[ 22 ]以美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在不同的控制变量下二者之间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较小的董事会规模更可能解雇业绩较差的CEO。上述研究得出的共同结论是董事会规模及其结构具有内生性，按照宋增基等[ 23 ]的研究，董事会规模的改变最好的效果就是对公司绩效没有影响，较大的董事会规模所带来的管理能力的优势不足以抵销潜在的协调交流和决策问题的成本。
2.董事会独立性：独立董事和职权定位
董事会有效履行监督职能的基本前提是董事会具备较高水平的独立性。董事会的独立性主要体现在独立董事的比例和董事会的领导权结构（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两职分离）。独立董事是国内外学者公认的解决问题的重要机制，由于独立董事与管理层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利益关系，因而独立董事的介入有助于降低管理层与内部董事合谋损害股东利益的可能性。Hermalin和Weisbach[ 24 ]的研究检验了外部董事和内部董事监督公司管理层水平的差异，结论指出与内部董事相比，外部董事占比更高的董事会更可能解雇表现欠佳的管理者，且这种解雇概率与公司绩效间存在较高的敏感性。Morck[ 25 ]的心理学实验研究表明，独立董事的存在能够抑制和削弱董事会对管理层的盲从，从而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李维安和徐建[ 26 ]的研究指出独立董事对总经理继任可能产生的损害公司绩效的行为具有强有力的监督作用，独立董事抑制了总经理继任对公司战略执行变化的影响。
董事会与总经理两职分离的领导权结构有助于董事会有效监管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Fama和Jensen[ 27 ]对董事会领导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研究的结论显示两职分离的领导权结构比两职合一的结构更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改善和提升。两职合一的领导权结构降低了董事会更换业绩表现不佳的管理者的可能性，降低了管理层变更对公司绩效的敏感性。Goyal和Park[ 28 ]的研究也指出，与双重董事会领导结构的公司相比，一元董事会领导结构的公司管理层变更情况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显著降低。Chahine和Tohme[ 29 ]采用2001―2007年中东和北非地区12个阿拉伯国家的数据，研究公司两职合一的领导权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结论显示两职合一的结构降低了董事会对管理层的监督作用，损害了上市公司的绩效。
三、公司外部治理机制与资本成本
（一）公司控制权市场：基于收购和接管的有效约束
根据蒋琰和陆正飞[ 30 ]的研究，公司控制权市场通过三种途径实现对上市公司的有效监管：并购、接管和人竞争。并购和接管作为事后惩罚机制，对管理层的行为形成了有效约束。当管理者的行动损害了公司的发展和股东的利益时，透明的资本市场就会作出反应，股价下跌，中小股东采用“用脚投票”的方式导致公司被接管和管理层变更。这种事后机制可以“威慑”管理者以公司发展和股东利益为重，促使管理者提高管理效率。人竞争指的是上市公司管理者之间的竞争，这些管理者既包括离任总经理和新任总经理，也包括现任总经理和后任总经理，还包括企业内部不同部门不同层次的管理者。不同的管理者基于不同的目标和利益会产生多种竞争关系，由于管理者权力与职位相关，因而他们之间竞争的核心始终是争位置和保位置。人竞争影响公司的决策方向，其竞争能否取胜的关键在于是否获得业绩，即是否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公司控制权市场与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理论上分析有两种情况：公司控制权竞争市场增加了分析师、媒体和公众对上市公司的关注，降低了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因而预期能降低上市公司的系统风险和资本成本水平；分析师关注、媒体报道和公众关注加强了信息的汇聚和交流，使投资者获取信息的途径拓宽和能力提升，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投资者利益，因而投资者对目标公司投资的风险评价降低，投资者要求报酬率（即资本成本）也随之降低。
在实证研究领域，尽管收购和接管对收购方公司价值的影响结论并不一致，但Jensen和Ruback[ 31 ]的研究指出从被收购公司和收购公司的总体收益上看，收购创造了公司价值。Lambert等[ 32 ]的研究指出信息不对称提高了公司的系统风险，分析师关注、媒体报道和公众关注带来的信息风险的降低使投资者对所投资公司的风险预期降低，因而降低了公司的资本成本。卢文彬等[ 33 ]选择《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等纸质媒体为公司媒体曝光度的计量基础，以2006年12月31日前上市的公司2007―2012年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研究了媒体曝光度与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结果指出媒体曝光度越高，资本成本越低，媒体监督具有降低上市公司资本成本的作用。可见，公司控制权市场收购和接管促进了信息的有效流通，能够有效约束管理层的行为，从而降低上市公司的资本成本水平。
（二）投资者法律保护：影响投资风险预期的法律环境
大量的经验证据证实投资者法律保护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本市场发展、权益价值、资本结构及公司财务政策等均有重要影响。资本市场关于投资者利益保护的法律环境影响投资者对所投资企业未来收益的风险判断，因而会影响到投资者的投资要求报酬率。La Porta等[ 34 ]指出在投资者利益保护较好的法律环境中，内部人侵占行为受到更多的限制，外部投资者能更多地获得以利息和股利形式返还的公司利润。较低的风险预期使投资者要求的报酬率降低，因而他们愿意为公司股票支付更高的价格。Lombardo和Pagano[ 35 ]基于全球资本市场的融合和分割，对22个成熟市场和22个新兴市场分别进行检验，结果显示良好的投资者法律保护环境能够减少管理层的私人收益，降低投资者的监督成本，因而使上市公司的资本成本水平降低。
关于投资者法律保护与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研究，大多数学者秉承了La Porta等[ 9，34 ]的“法律与金融学”的研究方法，即横向通过国与国之间的比较，分析不同国家法律保护的差异对投资者风险预期和公司融资行为的影响。沈艺峰等[ 36 ]从时间序列分析的角度纵向研究了我国投资者法律保护的历史实践过程。在此基础上，沈艺峰等[ 37 ]以我国资本市场实施股权再融资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考察分析了投资者法律保护对上市公司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结论支持了La Porta等人的观点[ 9，34 ]，即中国资本市场上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措施的加强使上市公司的资本成本水平呈现逐步递减的现象，因而中小投资者的法律保护程度与上市公司资本成本水平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表明，无论是对不同国家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的横向比较，还是对我国资本市场历史研究视野的纵向分析，投资者利益保护较好的法律环境使投资者对所投资公司的风险预期下降，因而投?Y者要求报酬率即资本成本降低。
（三）产品竞争市场：“竞争结构―风险预期―资本成本”的关联视角
产品市场竞争是行业内公司战胜竞争对手的程度[ 38 ]，是行业内各企业为获取市场优势地位而进行的较量。根据超产权理论，产品竞争市场是改善公司治理水平和提高企业价值的根本保证条件。在完全竞争市场，管理层为了企业生存必须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但此时并不会产生超额利润。在非完全竞争市场，高度集中的行业使管理层寻租行为成为可能，市场竞争可以通过提供相对业绩信息、信誉评价、清算破产威胁等途径减少管理层的逆向选择和道德行为。Grullon和Michaely[ 39 ]指出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管理者为避免过度投资行为越可能主动将多余现金以股利形式发放给投资者。Marciukaityte和Park[ 40 ]的研究也指出产品市场竞争有助于抑制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因而产品市场竞争能够有效约束和激励管理层，使管理层减少利己行为，并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取向。
Hou和Robinson[ 41 ]的研究指出市场集中度较高的行业进入壁垒较高，行业内的企业定价可以高于边际成本而获得超额利润，因而投资者预期企业的系统风险较低，其要求报酬率即资本成本随之下降。Peress[ 42 ]的研究假设企业在不完美竞争市场经营产品，但在完美竞争市场进行股票交易，通过构建信息不对称假设下的理性预期模型，指出垄断市场的冲击不会对公司利润产生影响，但加快了私人信息融入股价的股票交易行为，因而提高了股票价格信息含量和股票流动性，从而降低投资者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资本成本随之降低。
吴昊?F、杨兴全和魏卉[ 43 ]基于我国沪深上市公司2000―2010年全行业和制造业的数据，运用CAPM等模型估算我国上市公司的特质性风险，研究结论指出相对集中的行业结构和显著的市场势力能够有效缓解公司的特质性风险，从而提高公司的股票市场绩效。张军华[ 44 ]指出强大的市场势力和集中的行业结构会降低目标公司的异质性风险，因而降低上市公司的资本成本水平。林永坚和林朝南[ 45 ]基于“第二类问题”的研究视角，指出产品市场竞争有助于降低大股东掏空的程度，因而降低行业进入壁垒、提高行业内部竞争性能够降低投资者对目标公司的风险预期，从而降低目标公司的资本成本水平。因此产品市场竞争作为一种有效的公司外部治理机制，能够促进上市公司资本成本的降低，从而有助于提高企业的融资能力，并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平稳有序发展。
四、研究评析与未来展望
（一）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加强对上市公司过渡性事件的研究
基于上市公司股东与管理层、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两类问题，股权集中治理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股权集中有利于减少因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导致的成本，但却易与管理层合谋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而获取控制权私人收益。多个大股东的股权制衡能够有效抑制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掏空行为，抑制股权集中而导致的大股东隧道行为。因此，股权结构对上市公司治理的影响并无定论，股权结构的研究应与投资者利益保护相联系。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是股权结构研究的目的和重心。投资者利益保护的核心实质是投资者利益保护与上市公司投入成本之间的博弈，对不同国家制度环境下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对比研究，是学者今后要深入研究的课题之一。
高管薪酬制度的研究目的是实现股东利益保护与管理层之间的良性互动，科学有效的高管薪酬制度必须将股东报酬满足与公司价值创造有机结合在一起。高管人员既可能产生严重的盈余管理行为，又可能迫于外部经理人市场约束而以公司利益为重，资本成本约束的高管薪酬制度能够强化对薪酬的激励功能，从而最大化股东实际报酬率，实现股东利益保护的目的。因此，基于资本成本约束的高管薪酬激励制度设计及加强对奖罚机制的实证研究，是值得学者认真研究的课题。
董事会是确保股东利益实现的重要机构，董事会规模及其结构内生性对上市公司治理环境具有直接影响，董事会的独立性影响董事会对管理层的依赖程度，独立性水平越高越利于监管管理层，使管理层作出利于公司价值创造和股东利益保护的相关决策。当前，我国学者对董事会独立性的研究多集中在独立董事与公司绩效方面，对如何发挥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过渡性事件（企业并购、管理层变更和继任、信息披露等）中的重要作用却很少探讨。
（二）公司外部治理机制：加强作用机制及与内部治理机制对接互动的研究
公司控制权市场分析收购和接管所引起的对管理层的有效约束和受到媒体关注而导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及由此带来的对上市公司资本成本的影响。投资者法律保护指出法律保护程度存在差异的资本市场环境对投资者投资风险预期的影响，已有研究对同一时期的不同国家和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深入分析了投资者法律保护与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横向研究和纵向分析都证明二者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产品竞争市场的研究则是基于“竞争结构―风险预期―资本成本”的关联视角，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对管理层的管理能力和管理效率形成了巨大考验，管理层的经营决策不得不以公司利益为重以避免被产品市场所淘汰，同时产品市场竞争能够缓解公司的特质性风险，从而使投资者对所投资公司的风险预期下降，资本成本水平随之降低。
我国学者在进行公司治理机制的研究中多侧重内部治理机制，但外部治理机制对内部治理机制的影响及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已经越来越成为影响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同时，应该扩展对外部治理机制研究的领域，除本文提到的公司控制权市场、投资者法律保护和产品竞争市场外，还应重视对机构投资者、独立审计、交叉上市、债权人治理、意识形态等的研究。
目前，全球竞争日益加剧，企业必须能够及时满足顾客的个性化需求，快速高质量地生产多品种小批量产品。随着直接人工成本大幅度下降，制造费用的发生与直接人工成本渐失相关性，传统成本计算方法以直接人工作为分配间接费用的基础，必然扭曲产品成本信息，进而导致成本控制失控、决策失败(汪方军，万威武，王平心，2004)。
20世纪80年代中叶，出现了卡普兰卡提倡的作业成本法(Activity-Based Costing，简称ABC)成为成本会计的一项革命性的变革，ABC是以作业为中心，通过反映成本发生原因的成本动因分配经营成本，提供相对准确真实的产品经营成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成本信息在决策中的相关性、有用性，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作业成本法以“成本驱动因素”理论为基本依据，根据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能源耗费、作业和最终产出的关系，对成本发生的动因进行分析，以作业为基础计算和控制成本(李延喜，马琳，2004)。“产品消耗作业、作业消耗资源”是作业成本法的基本思路。它将企业的生产经营环节视为满足顾客需要的一系列作业集合，按照产品形成顺序组建企业作业链，以作业中心为成本库汇集费用，然后按引起费用发生的多种成本动因将其分配到产品中去。作业成本法与目前成本计算法的主要区别是制造费用的分配，作业成本以作业法以“作业”为中心，通过对作业成本的确认、计量和分配来计算产品成本。
目前，ABC在欧美国家中已经得到了迅猛的应用与发展。然而，ABC计算的成本信息只包含了利润表中的经营成本，不包括债务资本成本和权益资本成本这些资产负债表体现的信息，在利润表上结束于息税前利润。企业的目的在于为企业创造财富，产品创造的价值应当能够弥补资本成本。因此，忽视资本成本这一无形成本的ABC成本信息无法直接支持企业的长期决策，甚至可能误导企业决策。
经济增加值(Economic Value Added，简称EVA)是在1991年由斯特沃德(Stern Steward)公司提出，是一种评价公司业绩的新指标，它在考虑了投资的资本成本的前提下，衡量公司为股东创造的价值，成为传统业绩衡量指标体系的重要补充(胡玉明，2002)。
经济增加值的本质是企业财务利润超出资本风险机会成本(包括机会成本和资本的风险成本)的剩余部分，资本的投资回报即企业的净利润大于资本的风险机会成本，即为企业创造价值;否则即为毁灭价值(王汝芳，杜勇宏，2005)。因此要求公司为股东创造价值，管理者必须能够使公司产生足够的价值来弥补其资金成本，如果投资回报率低于资金成本，将会毁损股东财富。可口可乐公司是较早在管理上应用EVA业绩评价方法而获得巨大成功的典范。目前许多世界知名的跨国公司，如孟山都、宝洁、通用电气、联邦速递等大公司都先后采用该方法评价企业及内部各业务部门的经营业绩。《财富》杂志更是将其作为“当今最热门的财务观念，并将越来越热”(胡玉明，2002)。
Hubbell(1996)首次提出将ABC与EVA指标进行集成，以改进企业成本信息质量，Cooper(1999)认为ABC与EVA的集成成本系统对企业的长期决策是必要的，并注重分析了企业内资本的特征。Roztocki(1999)在Hubbell的研究基础上首次提出集成ABC与EVA的模型。集成成本系统是在运用经济增加值(EVA)原理对作业成本法(ABC)进行改进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的管理会计方法，是现代企业开展价值管理、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的有效管理工具。
因此，将资本成本纳入作业成本法，用来核算经营成本和资本成本，使公司的成本核算和业绩考核与为股东创造财富的目标一致。在改进后的作业成本法中，除了保持传统作业成本法的精髓外，还将资本成本作为一个特殊的指标纳入业绩评价体系中，它所揭示的成本目标不仅包含经营成本，而且包含股东期望的合理资本回报率(李延喜，马琳，2004)。
二、集成成本系统的应用原理
根据EVA的基本理论，当一个成本对象(产品、工作、客户或服务)能够以高于其全部成本的价格出售时，那么从经济上来说是有利可图的。换言之，一个成本对象在经济上要有利可图，就必须能够弥补其全部成本：直接经营成本(如直接材料、直接人工)、间接经营成本(如管理费用、租金)和资本成本(使用资本的成本)(陈华亭，2004)。
1、 经营成本的计算。
直接经营成本由于具有明确的归属对象，因此，可以直接追溯至特定的成本对象。
间接经营成本的处理程序如下：
(1)确认主要作业和作业中心。确定主要作业首先需要进行作业分析，作业分析可借助作业流程图进行，应跨越组织结构的界限和部门的束缚，一个部门可有多个作业，一个作业又可跨部门进行。完成作业分析之后就可以进行作业合并与分解，从而确定主要作业和作业中心。
(2)将消耗的资源分配到各个作业中心的成本库中。这一步的关键是确定资源动因，即决定作业中心资源消耗量的因素。明确了资源动因，即可根据有关资料计算资源动因率并以此为依据进行分配。
(3) 将各个作业中心的成本分配到各个成本对象。这一步分配的依据是作业动因，即决定成本对象消耗作业量的因素。确定作业动因之后，即可根据有关资料计算作业动因率并以此为依据进行分配。
(4)计算各个成本对象的经营成本将各个成本对象的直接经营成本加上间接经营成本，即可得出其总的经营成本。
2、资本成本的计算。
成本对象资本成本的计算程序如下：
(1)确定企业资本总额。企业资本总额是在企业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总额的基础上调整得来的。一般的调整方法是从资产总额中减去无息债务(如应付账款、应计费用、应付税款等)，即资本总额由股东投入的股本总额、所有的计息负债(包括长期和短期负债)及其他长期负债构成。
(2)计算企业资本成本率。企业的资本成本率等于债务资本成本率，权益资本成本率的加权平均值。
计算公式为：企业资本成本率=债务资本/(债务资本+权益资本)×债务资本成本率+权益资本/(债务资本+权益资本) ×权益资本成本率
(3)计算资本成本。资本成本等于资本总额乘以企业资本成本率。
(4)将资本成本追溯分配至成本对象。关于资本成本向成本对象的追溯分配，最初有研究者认为应该将资本成本先分配到每个作业，然后按照ABC的成本计算程序，将作业成本分配计入各成本对象。后来，有学者提出了产品—资本相关性分析方法,直接将资本成本追溯分配至成本对象。例如，我们假定一个公司生产两种产品：一种产品是在交货时付款，另一种产品是先交货，然后开出一张票据。在此例中，公司因为第二种产品的应收账款而发生了费用。假定公司有10000元的应收账款，资本成本为8%，那么800元的资本成本就要被追溯分配至第二种产品。
3、集成成本的计算。
计算出成本对象的经营成本和资本成本之后，将二者相加即可得出该成本对象的集成成本即完全成本。
三、集成成本系统的应用条件
ABC与EVA的集成成本系统是针对作业成本法对资金成本的忽视而进行的，所以主要适用于资本密集型的公司，尤其是资金成本很高的公司，在应用时要注意以下应用条件：
首先，公司必须是已经实行作业成本法的公司，公司的生产流程已经按照作业成本管理的要求进行了改进，可以适应作业成本法的要求。
其次，集成成本系统是否具有提高成本信息质量的潜力，主要取决于企业的资本成本与经营成本的比较情况。如果资本成本相对于经营成本比重很低，则在计算产品成本时即使纳入了资本成本，对提高成本信息质量的作用也不大，当成本对象的资本成本不能忽视时就应该考虑采用集成成本系统。我们通常用资本成本占经营成本的比率来判断，国外的经验性标准0.1，即当资本成本与经营成本的比率大于0.1时，就应该考虑采用ABC与EVA集成成本系统(陈华亭，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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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集成成本在资产配置中的应用案例
作业成本分析与经济增加值分析的结合是自然的，它们都是用来解决公司财务报告被曲解的问题。作业成本分析法修正了将公司间接费用主观分配进产品的倾向，也修正了没有将其他间接费用分配进产品及客户的问题。经济增加值分析法修正了以往在财务报表上的问题，即在得出获利数字之前，辨明资本成本，并将它作为经济费用。当将这两种方法一同使用的时候，管理者能得到一个清晰的获利能力与经济损失的概念，并将他们的注意力与专业化的作业集中到发生经济损失的地方，并且他们能够维护、保护、扩展能获利的经济业务。
下面我们通过具体案例解释ABC与EVA的集成成本系统在资产配置中的应用。以下是某单位的利润表，如图表1所示：
单位利润表 (单位：元)
利润表 %
销售收入 300000 100
产品销售成本 144000 48
毛利润 156000 52
销售费用 63000 21
财务费用 34800 12
管理费用 32400 11
营业利润 25800 9
资本占用 252000 84
资本成本(12%) 30240 10
经济增加值 -4440 -1%
上图表反映了一个获利能力达到边缘的业务部门，其营业利润占销售额的9%，在分配了12%的资本成本后，出现了负的经济增加值。
当主管经理面对企业负的经济增加值时，他首先的反映是寻找途径来增加边际利润。他们会要求业务单位负责人削减销售费用或管理费用，全面调整价格，削减辅助费用，降低存货及应收账款水平，以增加他们报告的经济增加值水平。但是，这些削减“浮肿”的全面调整活动可能最终会导致企业严重的生产及销售混乱，给企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我们假设一个拥有两条不同的生产线的部门，第一条生产线已经建成有效运作、生产过程集成化以及有长期合作关系的顾客企业;另一条生产线则是为进入一个全新的市场而制造的，这是一个顾客化程度较高的业务，产品品种多样，生产期短，具有较高的销售费用及促销费用，作业成本分析将按生产线编制利润表，如图表2所示：
将作业成本法应用于经济增加值分析 (单位：元)
传统的 生产线1 生产线2
收益表 % 收益表 % 收益表 %
销售收入 300000 100 180000 100 120000 100
产品销售成本 144000 48 72000 40 72000 60
毛利润 156000 52 108000 60 48000 60
销售费用 63000 21 27000 15 36000 30
财务费用 34800 12 10800 6 24000 20
管理费用 32400 11 14400 8 18000 15
营业利润 25800 9 55800 31 -30000 -25
资本占用 252000 84 126000 70 126000 105
资本成本(12%) 30240 10 15120 8 15120 13
经济增加值 -4440 -1% 40680 23% -45120 -38%
图表2中的用作业成本法编制的财务报告说明了对于所有成本“一刀切”的危险。生产线1没有任何问题，有效的生产过程，忠实的客户使之能够取得较高的毛利润和边际贡献。任何尝试进一步降低成本或提高价格的活动都会对这个有吸引力的部门产生不利影响。这个部门的获利能力和经济增加值问题都源于生产线2，部门管理者不应致力于全部支出的削减，而应针对生产线2的获利能力开展特定的行动(Robert S. Kaplan，1998)。
由于将经济附加值分析从企业或部门水平发展到作业水平和计算单独产品或客户的经济增加值，使得管理者有更大的力量改进总体经济增加值水平。管理者站在战略的高度出发对EVA起破坏作用的业务部门和业务环节的相关业务予以关闭，出售或外包。企业可以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单位生产成本，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减少对固定资产的投资，从而减少对资金的需求，降低资金的成本，带来了经济利润的提升(穆林娟，2003)。
五、集成成本系统的评价
以作业成本法为评价方法，单独考虑营业利润而忽视资本成本容易引起业绩考核结果不实，从而做出错误决策。将经济增加值的思想引入作业成本法后，一方面通过增加资本成本信息弥补了传统作业成本法信息反映不全的缺陷，提供真正的“完全成本”，有利于引起管理者对资本成本的足够重视，督促管理当局加强控制、提高资本使用效率，从而更加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本，杜绝或减少资本的浪费;另一方面将经济增加值融入作业链和产品成本中，赋予了经济增加值新的使命，使资本成本与整个生产过程相连，有利于企业领导层从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观点出发，依靠精确、全面的成本信息做出正确的经营决策，帮助管理者提高公司业绩，有利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
参考文献
[1]Robert S. Kaplan, Anthony A. Atkinson. Advanced Management Accounting (Third Edition) [M]. Prentice Hall, 1998:520-523.
[2]Hubbell,W.W. Combining Economic Value Added and Activity-Based Management [J]. Management Accounting, 1996, 10(1):18-29.
[3]Cooper R, Slagmulder R. Integrated Activity-Based Costing and Economic Value Added [J] Engineering Management Journal,1999,80(17):16-17.
[4]Narcyz Roztocki & Kim Lascola Needy. Integrated activity-based and economic value added in manufacturing [J]. Engineering Management Journal, 1999,11(2): 17-22.
[5] 李延喜,马琳.基于经济增加值的作业成本法的框架与应用[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21-22.
[6] 汪方军,万威武,王平心.集成成本计算(ICC)模型——作业成本计算与经济加值的集成研究[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4,(3):33-34.
[7] 陈华亭.论作业成本法与经济增加值的结合应用[J].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1):90.
[8] 胡玉明.高级成本管理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41.
[9] 穆林娟.作业成本法理论与实务[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69-75.
[10] 王汝芳,杜勇宏.经济增加值与优化经济增加值.[J].当代财经,2005,(5):21.
Study on Integrated Cost System Based On ABC and EVA
And Its Application in Assigning As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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