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29 09:31:49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基金监管的原则，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键词：互联网;互联网金融;市场纪律
前言：信息技术水平和经济的腾飞，是互联网金融在我国快速发展的前提条件。目前，互联网金融已经占据了金融界的半壁江山，网络经济、网络营销、电子商务行业的发展，也推动了互联网金融的继续发展。借用网络信贷平台迅速崛起的信贷公司，和银行合作打造第三方支付的支付平台，这些金融业务已经成为了国内金融业的新革命，如何做好互联网金融监管工作，是我们当前需要探索和考虑的问题。
一、互联网金融所面临的几大风险
1、技术方面的风险
计算机技术本来就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如果计算机网络遭到蠕虫病毒、木马病毒或黑客的入侵，很容易使病毒在网络道上蔓延，不仅使客户个人信息和遭到外泄，严重的可能造成资金损失，威胁到整个互联网金融交易系统。因此，技术方面的风险，已经成为了互联网金融所面临的一大风险。
2、运营风险
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平台，互联网金融虽然在先前不被人们认可，但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人们对网络的认识，互联网金融开始被人们逐渐接受，有一些企业管理者愿意拿出一部分资金投身于互联网金融中，但是，由于定位的错误以及经验上的不足，企业互联网金融的运营模式不符合社会环境，导致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总是碰壁，一些资金实力不足的企业终究被互联网金融的大市场所淘汰。笔者认为，其终究的原因是因为这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缺乏创新性，无法紧跟时代潮流，因此才会被互联网金融所淘汰，互联网金融的运营风险也是相当大的。
3、法律风险
目前，国家还没有制定出完善的法律来对互联网金融进行监管和干预，国家法律对于金融业的管制主要体现在对传统金融行业的管制上，法律监管上的几乎空白，使互联网金融面临着巨大的法律风险。部分企业从人员素养和运营模式上都钻了法律的空子，使互联网金融市场的秩序受到严重影响，给社会公民以及国家带来较大的损失。
二、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必要性探析
1、互联网金融个体理性并不代表集体理性
货币市场基金+第三方支付互联网金融产品里，投资者所购买的是货币市场基金份额，虽然，在这种产品里投资者能够随时随地通过网络赎回自己的钱财，但投资者还需要付出相应的折扣才能将这些资金在市场中卖掉，从而产生了流动性转换以及期限错配等问题，一旦互联网货币市场的波动变大，这时投资者将会选择赎回资金来防范风险，这从集体行为而言不是理性的，但是从个体行为而言却是理性的。
2、互联网金融用户量庞大，需要通过法律监管来防范问题
由于用户数量和资金数量的巨大，互联网金融一旦出现问题，很难通过市场来处理和解决问题。互联网金融机构的业务如果还涉及到清算，一旦公司或机构破产，将会使互联网金融的基础设施受到严重损害，使互联网金融系统承受巨大的风险。比如：余额宝和支付宝由于业务规模与资金规模大，用户多，其系统的安全性也会非常高。
3、互联网金融中可能存在非理及欺诈行为，需要政策监管
由于利益驱使，金融机构和工作人员可能会给投资者推荐风险比较高的金融产品，很多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一味的听从金融机构的意见，而对金融产品并没有太多的了解。例如，网络销售金融产品时，为了提升业绩、隐瞒风险，金融机构并没有向投资者详细介绍该金融产品，很多投资者也并不清楚银行理财产品与网络存款、贷款等理财产品有什么不同，严重的，还可能存在欺诈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利益。
综上，互联网金融产品需要法律和政策上的监管，我们应当尽快完善监管体系，强化监管理念，通过监管推来动互联网金融产品的正规发展。
三、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核心原则
1、有效结合原则性监管与规则性监管
原则性监管模式是监管当局目前对互联网行业进行监管的主要模式之一。该模式下，监管当局会引导监管对象，而不会对监管对象提出太多的要求，也很少干预或介入监管对象的各项金融业务。全靠监管对象的自身规范，监管当局在监管的同时会重视是否完成的监管目标。在规则性监管模式下却是另一种情况，监管当局会利用相关法律法规来对监管对象的业务内容和业务程序加以明确规定，使其强制执行相关规定。相比之下，原则性监管模式和规则性监管模式有自己的优点，也有自己的缺点，在对互联网金融进行监管时，可以有效结合两种监管模式，使两者的优缺点得以互补。
2、要重视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保护
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保护是互联网监管的重要内容。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保护和行为监管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很多学者认为，消费者保护在互联网金融行业中就属于行为监管。受到消费者理论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影响，互联网金融机构很可能会侵犯金融消费者或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而这正是开展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条件与背景。为什么要重视和展开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保护呢？我国很多学者对此展开了调查和讨论，有关学者认为：互联网金融机构和金融消费者两者之间有着不完全一致的利益，在互联网金融机构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行为，使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因此，开展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保护是必要的。
3、实施动态比例监管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人们都没有对金融监管有明确的定义和阐释，因此，在实施动态比例监管时，我们首先需要理清金融监管的内容。笔者认为，从松到严，我们可以将金融监管划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市场规律，金融企业、当地政府以及行业协会了行业的自律准则，这个准则主要是以自愿的方式实施的;第二个层次是注册，有关企业或者部分可以利用注册这个渠道来掌握相关的机构信息;第三个层次是监管和监督，政府或行业部门要持续监管机构和互联网金融市场，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采取直接监管的对策，反之则可以不采取直接监管对策。第四个层次是严格的审慎监管，向一些相关的机构提出对资本或是流动性的监管要求，同时有权对现场进行检查。除此之外，市场主体行为本来就会受到法律的约束和监督，因此，我们可以将法律看做是一种广义的监督形式，如果出现违反法律法规的个人或企业，司法机构就会对这些个人或企业进行依法制裁。
结束语：总而言之，移动通信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互联网金融企业和金融产品的迅速发展。这种新兴的金融模式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爱，但是，由于监管上面的几乎空白，其中存在着很多风险，严重影响了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对此，我们一定要加以重视，以核心原则为依据，开展互联网金融法律监管，保障人们的合法权益，使互联网金融产品更好的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作者单位：沈阳城市学院（经济学院/金融专业））
参考文献：
[1] 李文龙.引入第三方托管防范P2P网络借贷风险[J].金融时报，2013（12）
[2] 由曦，刘文君，董欲晓.立规互联网金融[J].财经，2014（9）
[3] 张晓朴.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原则：探索新金融监管范式[R].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论文，2014（2）
一、多元化金融集团的兴起及对传统银行监管方式的挑战
多元化金融集团（Financial Conglomerates，以下简称金融集团）是指处于共同控制之下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实体组成的至少从事两种或两种以上金融服务的集团。金融集团是跨国银行的高级阶段，它的产生得益于诸多因素的合力作用：
首先，金融集团是跨国银行市场竞争白热化的必然产物。随着银行国际化步伐的加快，国际市场上跨国银行的数量不断增多，随着金融机构业务交叉的日益扩大，跨国银行不仅要与其它银行展开同业竞争，而且还要同许多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竞争。激烈的市场竞争使跨国银行的盈利大幅下降，为了扩大生存发展空间，增加竞争优势，跨国银行纷纷通过收购、合并、联营等途径，实施多元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在此背景下，形形的金融集团便应运而生了。
其次，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金融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世界各国均以金融立法的形式打破了金融业传统的分业管制“坚冰”，为金融集团的蓬勃兴起破除了法律障碍。其中，英国于1986年以号称金融“大爆炸”的金融体制改革拉开了银行业与其它金融行业融合的序幕，随后加拿大1992年银行法、日本1993年《金融制度改革相关法》也允许商业银行跨营证券、保险、信托等行业。最具标志意义的实践是1999年11月美国《金融服务化法》的颁布生效，它废止了著名的《格拉斯－斯第格尔法》，而后者常被视为金融业分业管制的象征。分业屏障的撤除，使跨国银行一改以往小规模渗透其它行业的谨慎作风，大规模地跨营其它金融业务，一时间金融并购浪潮风起云涌，金融集团的发展迎来了性的黄金时期。
再次，现代高和管理手段的发展为金融业的集团化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金融集团内部至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金融实体从事着各异的金融业务，具有复杂的组织结构和管理结构，具体表现为金融集团多通过产权纽带或其它方式，形成一个控股公司（母公司）、子公司、孙公司等多层次、宝塔型的产权结构组织体系。集团内部各自独立的法律实体在集团核心机构的集中统一控制之下，为了共同的战略目标和利益，发挥着各自的作用。[1]为了保证金融集团对各子机构有效的控制和管理，高效可靠的信息技术和管理手段是必不可少的。近十年来，信息技术和管理的长足发展，无疑为金融集团的蓬勃兴起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金融集团不仅仅是金融机构的重新组合和跨国银行组织结构的简单调整，也不仅仅是跨国银行规模和层次的简单扩张，而是一种金融制度和金融结构的创新。它对传统跨国银行监管方式造成了重大的冲击和挑战，这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对金融集团的监管容易产生监管失位和监管盲区。金融集团涵盖多项金融业务，涉及多个行业监管当局，在没有既定标准的情况下，各监管部门的职能分工如何，究竟由哪个部门承担对金融集团的并表监管责任等，均难以明确，容易产生“监管失位”的现象。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和必要的外部协调，各个监管机构对金融集团的监管往往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其监管目的、和重点各不相同，尽管每个监管机关可能能够有效地控制各自监管领域的风险，但由于缺乏有效的信息交换机制，监管当局很难全盘掌握集团的整体风险状况。
2、资本金重复以及控股公司的财务杠杆比率过高，监管机关对集团资本充足性和风险状况的评价。金融集团资本金的重复计算有两种情况：一是母公司向子公司拨付资本金，由于这部分股本已计入子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就会发生资本的双重计算。当上述子公司又持有集团内部另一公司（孙公司）的法定股权，资本就会被三次重复计算。二是子公司向母公司反向持股或子公司之间交叉持股，也会造成类似的资本重复计算现象。资本重复计算的直接结果是集团资本金的总额虚增，导致同一笔资本金被用来抵御多家公司的风险，影响监管机关对集团资本充足性的准确判断。
此外，金融集团内控股公司经常通过发行债券或借款等举债方式筹集资金，向子公司进行权益性投资，这种投资方式将造成整个集团的财务杠杆比率过高，影响金融集团的财务安全。传统的银行监管方式对此似无妥善的应对策略。
3、金融集团一般规模庞大，跨营多个金融服务领域，具有相对复杂的治理结构和组织结构，增加了集团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难度，并使金融风险的传导效应急剧放大。此外，多元化金融服务所导致的利益冲突和关联交易也影响了金融集团的稳健性。
为弥补传统银行监管领域对金融集团监管的缺失，新形势下金融集团国际监管的对策，1996年初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IOSCO）和国际保险业监管协会（IBIS）成立了“金融集团联合论坛”（the Joint Forum on Financial Conglomerates）。经过三年的研究讨论和征询意见，联合论坛于1999年2月了《多元化金融集团监管的最终文件》（Supervision of Financial Conglomerates，以下简称最终文件），对金融集团的监管提出一系列最低原则和实施标准。该文件包括《资本充足性原则》、《资本充足性原则的补充》、《适宜性原则》、《监管者信息分享框架》、《监管者信息分享原则》、《协调员》、《监管问卷》七个专题文件，提出了金融集团架构下保证金融机构安全稳健运营的标准，确立了金融集团监管的国际标准。以下，本文对将其核心（资本充足性原则、适宜性原则、监管者信息分享和协调员制度）展开进一步探讨。
二、对集团的资本充足性监管
现有的对金融集团的资本充足性监管方式是一种在分业管制基础上的单一资本充足性要求（Solo Capital Adequacy Requirements），最终文件指出，这种监管方式不能真实地反映金融集团的风险水平。在金融集团中，即使每一金融机构都满足了该行业的资本充足性要求，也不能说明整个金融集团的资产处于良好状况，因为集团可能利用内部持股等因素来实现资本的重复。此外，多元化金融集团中常有一部分子公司经营非金融业务（如贸易、租赁、保理等），对这些业务一般并没有严格的资本要求，但这些子公司的经营状况同样会对整个集团的资本水平和风险状况产生，因此在进行金融集团资本充足性监管时应将上述子公司的资本状况考虑在内。
为了剔除一些不真实的因素，从集团的整体角度衡量资本充足状况，最终文件推荐了三种资本充足性度量，供各国监管当局选择适用：
（一）分类度量方法（Building-Block Prudential Approach）
分类度量方法的适用前提是监管当局可获得整个集团的合并财务报表，此时监管当局可将集团视为单一实体（a single economic unit）来计算其内部各项业务和整个集团的资本充足程度。
其具体步骤是：首先，根据监管要求将合并报表项目分为四类：银行、保险、证券和非金融业务；其次，计算每一类业务的资本要求，对于非金融业务，可以使用替代的名义资本（Notion Capital Proxy）要求；[2]再次，用每一类业务的实际资本减去相应的资本要求，得出该类业务的资本盈余（或赤字）；最后，用各类业务资本之和减去各类业务资本要求之和，以确定集团的资本充足程度。
分类度量方法的特色在于，它允许资本盈余和赤字在集团内部进行综合平衡，一类业务的资本盈余可以用来弥补另一类业务的资本赤字，使监管机关不必拘泥于单一业务风险状况，从集团总体的角度来评判集团的资本充足状况。
（二）以风险为基础的汇总方法（Risk-Based Aggregation Method）
以风险为基础的汇总方法（以下简称汇总法）适用于以下两种特殊情况：无法获得集团的合并财务报表或是集团的内部往来无法轧差（Intra-group exposures may not be readily be netted out.）。
汇总法的思路是，在集团的实际资本中，扣除向上、向下和横向的持股限额，然后与集团的监管资本要求进行比对，剔除集团内部持股份额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资本的重复计算。计算集团实际资本的另一种方法是不扣除内部持股份额，直接计算集团的外部资本。这种方法尤其适用于以下两种情形：集团内部持股关系不明晰或持股数额难以计算；或者集团内部存在着复杂的内部交易。集团外部资本的计算方法是：将母公司和所有子公司的来自集团外部的资本全部相加。这些外部资本包括：股权性投资、符合条件的外部债务、来自集团外部交易的保留利润和其它符合条件的资本。[3]
（三）以风险为基础的扣除方法（Risk-Based Deduction Method）
以风险为基础的扣除方法（以下简称扣除法）也是适用于无法得到集团合并财务报表的场合，但它与汇总法的区别在于，它是从母公司的角度对子公司的资产负债项目（尤其是净资产）进行，并允许以一个实体的资本盈余去抵销另一实体的资本赤字的特殊作法。
扣除法的具体思路是，从母公司的实际资本中减除所有对子公司的持股份额，再加上（减去）它们的资本盈余（赤字），得到调整后的母公司资本。然后，使用调整后的母公司资本与对母公司的资本要求相比较，得出集团的资本盈余（或赤字）。
由于扣除法假设可以转移一个实体的资本盈余，以便缓冲或抵御另一实体的经营风险，所以这种方法适用于按持股比例对子公司合并报表的情况。[4]
最终文件强调，上述三种方法可交由各监管当局视具体情形参酌选用，究竟采取哪一种方法，取决于金融集团的类型、结构以及监管信息的可获性。与现有的监管方式相比，最终文件至少在以下四方面对金融集团资本充足性监管作出了突出贡献：
1、以明确的度量公式取代传统资本充足性监管的“数字游戏”，是资本充足性监管方式的一大突破。
2、一改以往不加区分、笼而统之的监管思路，针对金融集团的不同类型和不同的监管习性，提出了三套度量标准，供各国监管当局选用。
3、将非金融子公司的资本风险状况纳入监管视野，并制定了可行性规则。
4、最重要的是，所有的方法都建立在现有的单一资本充足性要求的基础之上，并允许监管当局根据其意愿自由采纳。
三、对集团监管的适宜性原则
适宜性原则（Fit and Proper Principles）是对金融集团内部管理层和重要股东（key shareholders）的任职要求。联合论坛最终文件认为，在金融集团架构下，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的高级管理层和对上述实体运作施加实质性的重要股东是引领金融集团方向的重要力量，他们的正直性和适格性对监管目标的实现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金融集团复杂的组织结构和关联机构使监管机关的外部监管大费周章，而金融集团本身又容易受某些重要管理人员或重要股东决策的影响而出现异常情况，因此，通过对决策层人员的资格审查，可以一定程度上保证金融集团处于有效而审慎的管理之下，避免因决策失误或舞弊交易而出现的金融风险。
最终文件对董事、经理等管理层和重要股东分别制定了资格审查标准。对管理层而言，在判断其适格性时，主要是其正式的资格证书、早先的任职经历和既往的纪录；评判其正直性时，主要考虑以下因素：犯罪纪录，财务状况，是否存在追索个人债务的民事诉讼，是否存在被职业机构拒绝接纳或开除的经历，是否曾受过监管机关的惩戒以及是否存在不诚实的商业实践等。对股东而言，对其适宜性的评价主要通过考察其商业信用、财务状况和是否存在不利于被监管实体的所有权控制等因素进行的。
为了实施对上述人员任职资格的审慎和持续性监管，最终文件拟定了7条指导性原则（Guiding Principles）:
1、为了保证金融集团内受管制实体的审慎稳健经营，监管者必须对那些对受管制实体运作施加实质性或控制性影响的经理和董事进行必要的适宜性资格评定和审查。
2、那些持股超过特定界限或者对集团内受管制实体能够施加重要影响的股东（即文件中所称的“重要股东”）必须接受监管当局的任职资格审查。
3、适宜性审查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必须进行：(1)金融机构的许可批准阶段；(2)集团出现异常状况。
4、监管机关应努力使受管制实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其决策层持续性地符合适宜性要求。
5、当集团的某一受管制实体的经理或董事可能对该集团内部另一受管制实体的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时，后一受管制实体的监管者应努力与前一受管制实体的监管者进行磋商。
6、当集团的某一不受管制实体的经理或董事可能对该集团内部另一受管制实体的经营施加重大影响时，该受管制实体的监管者应努力与同该不受管制实体有业务交易的其它受管制实体的监管者进行磋商。
7、任何受管制实体的监管者一旦发现所监管实体的经理、董事或重要股东具有不符合适宜性标准的情形，应立即与集团内部其它受管制实体的监管者进行信息交流。
最终文件就金融集团的管理层和重要股东任职资格的审查及相关信息沟通提出了系统的原则和标准，但它也有明显的缺漏，突出表现在它回避了对不合格管理人员和重要股东的惩戒和处置问题。对管理层的处置还可以通过辞退、解雇或执业资格限制等方式进行，但对不符合适宜性要求的股东如何处置，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此，笔者不揣冒昧，提出几种方案供监管实践中选择适用：(1)强制退股或强制股权转让，由于此种方式会改变金融机构的股权结构，并涉及公司法上的抽回投资和股权转让限制，故仅在极端情况（如大多数股东丧失了对该股东的信任感）下采用；(2)补齐任职资质，这种方式仅在情势尚有挽回余地时适用，如不符合财务状况要求的股东可寻求外部资金支持以改变财务状况，但在不符合品质条件的情况（如股东的商业信用不佳）下，这种措施便毫无用武之地；(3)以股东会决议的方式对股东权作出限制，这种方式有一定法理依据：不符合任职条件而成为金融机构股东，即股东资格有瑕疵，相应地，为了避免该瑕疵影响其决策或因滥用权力给金融机构带来危害，就其股东权（如表决权）作出一定限制是必要的，但这种作法似乎有违“同股同权”的原则，实践中易招致争议；(4)外部制裁措施，即由监管机关即予外部惩戒，如罚款等，这种措施的适用面广，但似乎对不合格股东的惩戒作用并不明显，也无法恢复金融集团的稳健性。
四、集团监管的信息共享原则
联合论坛曾经指派过一个特别小组（Task Force）对几个著名的国际金融集团进行过考察调研，得出一份关于对金融集团监管信息分享的性报告。该报告为联合论坛最终文件所吸纳，形成了《监管者信息分享框架》和《监管者信息分享原则》两份重要文件。最终文件认为，联络与信息共享是国际监管合作不可或缺的条件（the sine qua non），监管信息共享不仅要在国与国监管当局之间进行，还要在银行、证券、保险等不同业务监管部门之间进行，并总结提炼出一套基本原则，用以实现上述信息交流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一）为了避免监管部门之间“互搭便车”的心理造成某些业务事实上无人监管，最终文件提出了“主监管机构”（Primary Supervisor）的概念。它建议，将母公司的监管机构或某个主要子公司的监管机构作为作为一个金融集团的主监管机构，承担最重要的监管责任。例如，由其负责召集主持金融监管联席会议，汇总各监管部门反馈的信息，对集团风险进行总体评估以及为各监管部门的工作提供指导性意见等。
（二）保证通畅的信息流，每个监管者都应当能够获得充分的信息，包括集团组织结构、公司治理、管理层监督和风险管理等方面的信息。
（三）每一监管者应当主动向其它监管者提供信息和通报重大事项，当监管者得知这些情况时，应及时作出答复；监管者应当及时向主要监管者交流有关重大隐患的信息，并通报已采取或可能采取的行动。
（四）除非在监管情势另有要求，主要监管者应当与其它相关监管者分享其它相关监管者负责监管的受管制实体的信息，并通报已采取或可能采取的行动。
（五）监管者应当采取积极姿态，以建立和保持与其它监管者之间的联系，并形成相互合作与信任的风气。[5]
五、协调员制度
协调员（Coordinator）制度是信息交流与共享的一项辅助制度，最终文件推出协调员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协调员外部斡旋和协调的力量，实现金融集团各监管当局和监管部门之间定期的信息交流和有效的信息共享。在许多情况下，协调员往往就是承担并表监管责任的监管者或是金融集团内最主要业务部门的监管者。
在协调员的确定上，联合论坛最终文件并没有提供划一的强制性标准。它认为，在是否确定协调员以及界定协调员的地位与职责方面，应综合考量以下因素：各监管当局的监管能力和可动用的资源、监管技术、采取的应急性救济措施、跨部门跨境信息交换能力、金融集团的业务种类、风险因素及结构以及监管机构从金融集团内部获取资讯的能力等。在各国监管当局或各监管部门已形成制度性的多边或双边安排并能保证对金融集团的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协调员制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协调员的职责亦可因情势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例如最终文件就区分了紧急情形（emergency circumstances）和正常情形（non- emergency circumstances）下协调员的不同职责。但不论如何，协调员的主要职责应涵盖以下几点：协调相关监管者之间的信息交换和监管行为，解答其它监管者提出的疑问，充当信息中转枢纽。总而言之，协调员制度只是一种针对个案的灵活安排，并没有一个固定统一的模式。
虽然最终文件允许设立多个协调员，但它并不鼓励这种作法。它认为，单一协调员（a single coordinator）比多个协调员更容易识别和确定，也可有效避免因协调职责的分工所造成的推诿与拖沓，尤其在紧急情势下，单一协调员的优势体现得更加明显。
协调员制度是最终文件的一个创见。在监管主体多元化的金融集团监管活动中，容易因监管主体之间的职责分工不清而产生重复监管和监管落空的，因此，促进各监管当局和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和协调统一行动就显得尤为必要。协调员制度是在既有的国际监管安排下实现信息共享的一种辅助制度，通过协调员外部协调和中介的作用，可以一定程度上矫正上述监管主体各自为政的弊病，但协调员制度对协调员的责任感要求较高，如果充任协调员的监管者不尽忠职守或是有意推诿，那么协调员制度便会流于形式，因此，仅靠协调员制度并不能解决监管当局和监管部门信息共享的所有问题。
六、金融集团监管国际规则对监管实践的启示
我国仍实行传统的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管理体制，但随着金融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兴起，银、证、保三大金融业务的相互渗透日益频繁和深入，我国的金融集团已初具雏形，其中一些多元化金融集团的跨国经营业已初具规模。[6]与金融集团日渐兴起的趋势相对应，我国目前的监管模式和监管思路仍然停留在对单一金融机构的单一业务监管上，已经产生了明显的监管滞后和监管落空态势。几年前光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支付危机造成的连锁反应，导致整个光大集团陷于负债困境，苦不堪言，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7]因此，借鉴国际监管规则，完善我国金融集团监管体制，已是目前的当务之急。
（一）我国应确定对金融集团承担主要监管责任的主监管机构和进行信息协调的协调员。
从我国目前金融集团的发育情况来看，大多以银行资本为主体，且与其它监管机构相比，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经验和监管资源较为丰富，因此目前宜由中国人民银行承担对金融集团的主要监管责任，并且可由其兼任协调员之职，定期召集央行、证监会、保监会三大监管部门的联席会议，互通有无，实现对金融集团的协同监管。
有论者曾建议仿效英、日等国，以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来管理全能化金融集团，笔者认为此模式在我国现阶段并不足取，理由有三：第一，此模式虽可改变“分别监管”带来的弊害，实现对金融集团的统一、综合监管，但涉及监管机构的新建和监管体制的变革，实现难度较大；第二，我国目前金融集团的尚处起步阶段，其风险因素尚不显著，没有必要以监管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为代价对其进行金融监管；第三，对金融集团的监管虽有英、日模式，但也存在美国的分离监管模式，二者各擅胜场，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只要借鉴国际监管规则，明确主监管机构的监管职责，再借助协调员的协调与中介，分离监管模式同样也能实现对金融集团的有效监管。
（二）参照联合论坛最终文件资本充足性估算标准，以量化公式定期评测我国金融集团的资本充足状况。
资本充足性不仅是保护金融集团债权人利益的需要，而且也影响到金融集团的安全稳健经营和盈利能力，同时以国际规则确定金融集团的资本充足率，有助于我国金融集团不受歧视地进入国际金融市场。但我国目前显然缺乏对金融集团资本充足性整体估算的意识，以光大集团为例，我国目前仅对其下属控股银行光大银行有相应的资本充足性要求，对集团的其它子公司及母公司本身均没有明确的资本充足性要求，光大集团前些年的债务危机显然与此有关。故我国应借鉴相应国际规则，尽快建立对金融集团资本充足性的评价标准，由于我国金融集团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内部持股和关联交易关系并不复杂，监管机构获取集团合并财务报表的难度并不大，因此我国完全可以以“分类度量”作为金融集团内各类业务和整个集团资本充足程度的方法。
〔关键词〕金融监管法；适度监管原则；正当监管原则；有限监管；有效监管
〔中图分类号〕D922.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187-（2012）03-0068-04
一、研究金融监管法基本原则的出发点
近年来关注金融法基本原则的文献有一些，但专门研究金融监管法基本原则的却较少。个别涉及这一问题的论述，①还往往混淆了基本原则与法律价值的界限，以致将金融监管法所欲追求的目标视为金融监管行为所应遵循的基本规则。这显示了相关研究的薄弱和不足。
按照《布莱克法律词典》（BLACK'S LAW DICTIONARY）的定义，所谓原则，是指“法律的基本真理或准则，一种构成其他规则的基础或根源的总括性原理或准则。”据此可以认为，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金融监管法实践运作全过程之中，作为金融监管具体法律规范基础的指导思想和原理。构成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在我们看来，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要素。第一，效果上具有普遍性。即金融监管法基本原则必须贯穿于金融监管法的全部实践过程，能够指导金融监管立法、执法、司法以及守法等各个方面。第二，形式上具有抽象性。即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不具备作为金融监管法律规则必备的三个要素，它往往只指出法律对于金融监管行为的倾向性要求，而没有提供具体的行为模式。这种高度抽象和概括的性质使得法律原则比规则更具有稳定性，适用的范围更为广泛。第三，内容上具有特定性。也就是说，能够反映金融监管法作为一类内容、性质和价值取向相近的法律规范的基本精神和共同本质。因此，基本原则必须能够针对金融监管介入市场的范围、方式以及自我监督等等问题的解决提出一般性的准则或指导思想。
根据上述对基本原则构成要素的探讨以及前文有关金融监管法的理论及实践的分析，我们认为，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有两项，即适度监管原则和正当监管原则。
二、适度监管原则
金融监管法是在20世纪30年代伴随金融危机和经济大萧条的出现、国家加强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而全面确立的。它为金融体系的稳定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繁荣提供了制度保障，自此之后再未发生如30年代那样的金融危机。但是，随着国家持续强化其监管活动，金融体系陷入一个全面、深入、过度的监管法律体系之中，金融机构参与市场的交易价格、业务范围、资本流动等各个方面无不受到法律的压制，导致金融业竞争效率和创新活力的大幅降低。这种状况违背了金融体系自身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无法满足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也引起了各国政府对金融监管的深度思考，从而导致“适度监管”理论和政策的出台，并逐渐成为当前各国金融监管法制的主导性思想和基本规则。
适度监管原则是体现当代金融监管法本质要求的原则。法律规范金融监管行为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确认一个比较明确的规则，借以判断金融活动中的哪些范围需要政府监管，哪些范围根本不需要政府监管。根据对既往理论与实践的反思来看，金融监管法所要确认的监管行为，既不是要回到20世纪之前仅仅倡导自由竞争的时代，也绝非要恢复已经延续了大半个世纪的国家对金融活动的全面、深入、过度的介入，相反，在全球化时代下适应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监管，只能是一种在充分尊重私权基础之上的范围有限的公共机制，它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和作用，只能从属于市场的自由调节。当代金融监管法亦正是在这样的认知前提下建构了自身的规则体系和理论框架，因而将适度监管作为基本原则，凸显了金融监管法的发展趋势和本质要求。
所谓适度监管，是指国家应当在充分尊重经济自主的前提下对金融活动进行一种有限但又有效的监管。它又包含着两项相互关联、互为条件的内涵。
（一）有限监管
适度监管原则内蕴着监管制度在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机制中的补充性、有限性。因此，确立适度监管的原则，必然要求坚持“有限监管”，即金融监管行为的授权与行使，应当体现个人自治优先、市场优先、自律优先的基本规则。析言之，凡是参与金融市场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乃至专业的金融机构能够自主决定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行业组织（如银行业协会）和市场组织者（如证券交易所）能够自律管理的金融活动，法律一般不设定金融监管。
对于类似中国这样曾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有着政府“大包大揽”传统的国家而言，在金融监管法中坚持有限监管的原则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受计划经济体制的传统影响，中国当前的金融监管机构尚未完全摆脱干预的随意性倾向，监管行为表现为过多、过宽、低效，严重压制了金融市场主体的自主范围和决策空间。问题的根源仍然在于忽视了市场机制的基础性和优先性与金融监管机制的补充性和有限性，导致监管机制的配置出现错位。值得期盼的是，近年来有限监管的规则已经纳入政府行政改革的总体思路中，2004年颁布的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规定，“凡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能够自主解决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通过自律能够解决的事项，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外，行政机关不要通过行政管理去解决”。显然，要在金融监管法的立法、执法等各个环节中切实地贯彻有限监管的原则，对于立法部门、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而言，无疑都意味着一场深刻的变革。
社会保障制度作为我国基本的社会管理制度，在保障居民生活水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调节居民收入分配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社保基金作为社会保障制度运行的物质基础，社保基金管理也是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中最为关键的环节。由于社会保障基金规模庞大，对于社会保障基金管理难度也较高，近年来各种挪用、截留以及挤占社会保障基金的问题也时有发生。因此，强化对于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确保社会保障基金的安全完整，实现社会保障基金的保值增值已经成为当前社会保障管理工作的基础，这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建设的规范化与制度化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当前我国在社会保障基金监管上存在的问题分析
随着国家对于社会保障管理的不断重视，我国的社保基金管理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这对于确保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发挥基本生活保障功能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当前制度管理弱化，导致我国社保基金风险防范力度薄弱，制约了社保基金运营管理的进一步发展。综合分析，当前我国社保基金监管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社会保障基金监管制度以及法律框架不完善
社会保障基金由于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关系到国计民生以及经济发展，因此对其监管必须具有完备的法律体系。但是目前我国在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仍然不完善，对于社保基金管理只是出台了《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以及《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等，而且主要是以“条例”、“规定”以及“办法”为主，由于这些条例规定的层次较低，无法向法律一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因此造成了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管缺乏法律解释以及执行依据，对于提高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水平十分不利。
2、社会保障基金监管机构建设不完善
当前我国在社会保障基金监管机构建设上也存在较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社会保障基金监管机构的职能不明确，监管机构同时充当了社会保障基金的委托人、投资运营管理人以及监管人的多重职责，因此监管力度很难保证，同时由于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工作涉及到较多的部门，造成了社保基金监管上存在着综合规划以及协调一致的困难；其次，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手段较为单一，对于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主要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实现的，社会保障基金监管方式缺乏整合，势必会造成基金的监管困难。
3、对于社会保障基金的运营监管缺乏信息披露机制
由于在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权、运营权以及监督权都控制在政府机构之中，在监督信息披露公开方面还存在较多的问题。关于社会保障基金信息公开管理上虽然制定了一些规定，但是这些规定都非常的简单，而且可操作性也相对较差，没有形成程序化以及常态化的信息公开机制，不仅造成社会保障基金社会监督的困难，同时也导致社会保障基金监督工作缺乏指导与约束，影响了社会保障基金监督的有效性。
三、社会保障基金监管的基本原则
社保基金作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运转的物质基础，对其进行监管也是一项系统的、重要的工作。对于社保基金的监管，同样应该采取有效方法，按照一定的规律开展监管工作。对于社保基金的监管，应该遵循以下几方面原则来开展。
第一，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应遵循依法执行的原则。对于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应该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行使对于社会保障基金的行政监管权力，以确保对于社会保障基金监管的权威性、约束性以及有效性。第二，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应该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对社会保障基金进行监管，应该以事实作为依据，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提高对于社会保障基金监管的透明度，通过采取各种管理手段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情况进行整体的把握。第三，独立性原则。对于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应该遵循独立性的原则，要确保对于社会保障基金客体监管过程中，应该具有足够的独立权限，不会受到其他机构或者是单位的干预，能够对社会保障机构在基金运营活动管理上进行系统全面的监督管理。第四，科学性的原则。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随着投资市场以及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也处于变化之中，因此对于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也应该遵循科学性的原则，通过科学地设计基金管理以及基金投资风险预警管理，提高社保基金的监管水平。第五，审慎性的原则。对于社保基金的监管应该遵循审慎性的原则，要明确对于社保基金管理既要确保社保基金的安全，同时也要通过科学合理的管理来实现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具体而言，就是在社保基金监管过程中应该重点针对社保基金的流动性、安全性以及效益型三项要求，通过采取专业的监督指标，对社保基金管理过程中的风险进行控制，约束社保基金的正常运作，在法律与政策允许的环境内，实现社保基金的保值与增值。
四、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监管的可行措施研究
1、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
健全社会保障基金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不仅可以为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提供法律依据与工作指导，同时也有助于督促社会保障基金管理部门严格按照法律要求进行基金的征缴、运营使用以及发放管理。首先，国家管理部门应该强化对于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的专项立法，通过高层次的立法以及法律的强制性，提高对于社会保障基金监管的效力。对于社会保障监管法律体系的建设，应该遵循配套全面以及层次分明的原则，可以将合理可行以及系统的条例或者是规章经过调整完善之后，形成法律依据，以提高其约束管理效力。
关键词：社保基金 监管 完善
我国社保基金监管体系是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行政监管为主,加以财政监督、审计监督、税务监督、银行监督、内部控制和社会监督的有机配合而建立起来的。表面上,社保基金监管体系看似完备,但是由于政出多门(强调部门利益)、彼此权限或存在真空或存在交集(可能导致消极监管)等方面的原因,所以只要熟悉并掌握这一体系的“薄弱环节”,就完全有可能加以利用、谋取私利,这也是为什么社保大案频发的原因所在。当然,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也应当看到并承认,这一监管体系是我国国情的客观体现,是目前“不最坏”的选择。在既有的客观情况下,如何完善社保基金监管,真正保障人权,值得深思。
一、树立社保基金监管相关原则
社保基金监管原则既是对以往基金监管经验的总结,又是建立和完善社保基金监管制度的基础。依笔者看来,下面三大原则尤其重要:
1.依法监管原则
我国宪法第五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以行政监管为主的社保基金监管活动当中,秉持依法监管的原则是行政机关遵循宪法、依法行政的应有之义。
依法监管原则首先是指社保基金监管机构的设立及其职责都必须是由法律明确规定;其次,社保基金监管的对象及其范围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再次,监管的内容、监管的标准、监管的方式和监管的手段,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最后,因社保基金监管而引发的法律救济和法律问责机制,也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而实际上,《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1年5月18日,以下简称《办法》)第四条也规定:“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应遵循客观、公正、合法、效率的原则。”《办法》中提及的“合法”,理应作此理解。
2.独立监管原则
社保基金直接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能否从形式上到实质上对其实行的公正监管,保护好这份老百姓的“保命钱”,是检验政府依法行政能力和行政效能高低的重要标杆,也是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事项。而独立监管正是寻求公正监管的必经之路。
独立监管原则是指社保基金监管机构在法律、法规赋予的监管权限范围内,依照法律、法规独立地行使行政监督权力,而不受其他任何部门、个人和组织的干预,以确保监督的公正性、权威性和有效性。《办法》中所称的“客观、公正”,除了强调依法监管之外,另一个体现就应当是独立监管了。
3.审慎监管原则
社保基金运营的一大困境就是如何在现有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实现保值增值,这也正是有些地方政府官员为追求个人政绩、利用监管漏洞违规使用社保基金结果导致事态恶化的症结之所在。对于社保基金监管机构而言,如何在日常监管活动中很好地贯彻审慎监管的原则,就显得尤为重要。
审慎监管原则是指监督机构应按照基金的流动性、安全性、效益性三大原则,合理设置有关监督指标,进行评价和预测,最大限度地控制风险,促进管理运营机构自我约束基金运作行为,但同时,又要在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鼓励和支持运营机构积极地探索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新领域。简单地说,就是既要“抓”,又要“放”。当然,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如何实现“抓”与“放”的统一呢?
监督机构必须进行谨慎监管,谨慎的定论与处理,做到宽严适度,创造一个良好的监督管理环境,才能确保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而社保基金监管机构的管理重心,应该放在为经办机构和基金管理服务机构的规范管理和运营创造适度的、市场化的竞争环境,防范经营风险的发生。
二、社保基金监管的完善思考
1.加大社保基金监管的投入
(1)如前文所述,我国社保基金监管赖以建立的法律基础层次过低,直接导致因违法成本低下而出现大量的挤占、挪用甚至是贪污社保基金的行为,监管力度已不能适应实际需要。国家应加大立法投入,尽快依照宪法制定社保基金监管的基本法律和配套法规,在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质问题上,最大程度地整合现有的法律资源并加以合理利用,必定都是能够得到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的。
(2)各级行政机关在追求GDP增长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应当加大对于社保基金监管的行政投入。应当看到促经济和保民生是有机联系的整体,促经济不能以牺牲民生作为代价;而保民生,是为促经济作必要的准备和重要基础。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理应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被尊重和被重视的因素,社保基金作为关系民生的重要一环,绝对应当得到政府的重视和更多的投入。
2.创新社保基金监管的制度
(1)完善现有的社保基金监管制度
在现有的社保基金监管制度当中,预决算制度和审计制度应当是两项被期待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监管措施。通过合理而科学的预决算,可以最大程度的控制社保基金运营过程中的风险;而独立的审计又可以保证和促进社保基金运营的安全。但是如同“上海社保案”一案,各地的社保案件通常都是能够事前通过当地人大的预决算和事后通过审计部门的审计,这就很是说明问题。因此,各级人大应切实加大监管力度,完全可以考虑有针对性的设立专门的、常设的社保基金监管委员会;至于审计部门,虽然是直属机构,但是鉴于其与地方政府的地缘关系,可以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实行异地审计。
(2)淡化政府监管,引入专门监管
在目前的社保基金监管体系当中,政府监管是居于主要或者说核心地位的。应当承认,政府所掌握的行政资源对于社保基金监管是非常有帮助的,而且事实上我国大部门地方政府的监管还是得力的。但是,也应当看到,政府(社保基金监管机构实际上是政府的一个机构)在整个社保基金的运行关系中,地位非常奇特。它既负责社保基金征收,又负责社保基金运营,还负责社保基金监管。可以很明显地发现,在这样的情形下,虽然行政效能和监管效能得到了最大程度地发挥,但是权力的过度集中以及自我监管的存在使得社保基金运营活动和监管活动的风险非常大。因此,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完全可以考虑让政府更多地从宏观上对社保基金监管进行控制和引导,从而逐步退出微观的监管环节;同时通过设立专门的、专业化的监管机构来负责具体的监管活动。这样的专门监管既不会因为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某些天然的联系而让人对其公正性产生怀疑,又能够通过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来推动社保基金监管的良性发展。当然,专门监管机构的地位、组成、职责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仍是有待于相关法律的出台和明确规定。
3.拓宽社保基金监管的渠道
关键词：社保基金 监管 完善
我国社保基金监管体系是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行政监管为主,加以财政监督、审计监督、税务监督、银行监督、内部控制和社会监督的有机配合而建立起来的。表面上,社保基金监管体系看似完备,但是由于政出多门(强调部门利益)、彼此权限或存在真空或存在交集(可能导致消极监管)等方面的原因,所以只要熟悉并掌握这一体系的“薄弱环节”,就完全有可能加以利用、谋取私利,这也是为什么社保大案频发的原因所在。当然,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也应当看到并承认,这一监管体系是我国国情的客观体现,是目前“不最坏”的选择。在既有的客观情况下,如何完善社保基金监管,真正保障人权,值得深思。
一、树立社保基金监管相关原则
社保基金监管原则既是对以往基金监管经验的总结,又是建立和完善社保基金监管制度的基础。依笔者看来,下面三大原则尤其重要:
1.依法监管原则
我国宪法第五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以行政监管为主的社保基金监管活动当中,秉持依法监管的原则是行政机关遵循宪法、依法行政的应有之义。
依法监管原则首先是指社保基金监管机构的设立及其职责都必须是由法律明确规定;其次,社保基金监管的对象及其范围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再次,监管的内容、监管的标准、监管的方式和监管的手段,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最后,因社保基金监管而引发的法律救济和法律问责机制,也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而实际上,《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1年5月18日,以下简称《办法》)第四条也规定:“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应遵循客观、公正、合法、效率的原则。”《办法》中提及的“合法”,理应作此理解。
2.独立监管原则
社保基金直接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能否从形式上到实质上对其实行的公正监管,保护好这份老百姓的“保命钱”,是检验政府依法行政能力和行政效能高低的重要标杆,也是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事项。而独立监管正是寻求公正监管的必经之路。
独立监管原则是指社保基金监管机构在法律、法规赋予的监管权限范围内,依照法律、法规独立地行使行政监督权力,而不受其他任何部门、个人和组织的干预,以确保监督的公正性、权威性和有效性。《办法》中所称的“客观、公正”,除了强调依法监管之外,另一个体现就应当是独立监管了。
3.审慎监管原则
社保基金运营的一大困境就是如何在现有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实现保值增值,这也正是有些地方政府官员为追求个人政绩、利用监管漏洞违规使用社保基金结果导致事态恶化的症结之所在。对于社保基金监管机构而言,如何在日常监管活动中很好地贯彻审慎监管的原则,就显得尤为重要。
审慎监管原则是指监督机构应按照基金的流动性、安全性、效益性三大原则,合理设置有关监督指标,进行评价和预测,最大限度地控制风险,促进管理运营机构自我约束基金运作行为,但同时,又要在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鼓励和支持运营机构积极地探索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新领域。简单地说,就是既要“抓”,又要“放”。当然,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如何实现“抓”与“放”的统一呢?
监督机构必须进行谨慎监管,谨慎的定论与处理,做到宽严适度,创造一个良好的监督管理环境,才能确保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而社保基金监管机构的管理重心,应该放在为经办机构和基金管理服务机构的规范管理和运营创造适度的、市场化的竞争环境,防范经营风险的发生。
二、社保基金监管的完善思考
1.加大社保基金监管的投入
(1)如前文所述,我国社保基金监管赖以建立的法律基础层次过低,直接导致因违法成本低下而出现大量的挤占、挪用甚至是贪污社保基金的行为,监管力度已不能适应实际需要。国家应加大立法投入,尽快依照宪法制定社保基金监管的基本法律和配套法规,在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质问题上,最大程度地整合现有的法律资源并加以合理利用,必定都是能够得到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的。
(2)各级行政机关在追求GDP增长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应当加大对于社保基金监管的行政投入。应当看到促经济和保民生是有机联系的整体,促经济不能以牺牲民生作为代价;而保民生,是为促经济作必要的准备和重要基础。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理应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被尊重和被重视的因素,社保基金作为关系民生的重要一环,绝对应当得到政府的重视和更多的投入。
2.创新社保基金监管的制度
(1)完善现有的社保基金监管制度
在现有的社保基金监管制度当中,预决算制度和审计制度应当是两项被期待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监管措施。通过合理而科学的预决算,可以最大程度的控制社保基金运营过程中的风险;而独立的审计又可以保证和促进社保基金运营的安全。但是如同“上海社保案”一案,各地的社保案件通常都是能够事前通过当地人大的预决算和事后通过审计部门的审计,这就很是说明问题。因此,各级人大应切实加大监管力度,完全可以考虑有针对性的设立专门的、常设的社保基金监管委员会;至于审计部门,虽然是直属机构,但是鉴于其与地方政府的地缘关系,可以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实行异地审计。
(2)淡化政府监管,引入专门监管
在目前的社保基金监管体系当中,政府监管是居于主要或者说核心地位的。应当承认,政府所掌握的行政资源对于社保基金监管是非常有帮助的,而且事实上我国大部门地方政府的监管还是得力的。但是,也应当看到,政府(社保基金监管机构实际上是政府的一个机构)在整个社保基金的运行关系中,地位非常奇特。它既负责社保基金征收,又负责社保基金运营,还负责社保基金监管。可以很明显地发现,在这样的情形下,虽然行政效能和监管效能得到了最大程度地发挥,但是权力的过度集中以及自我监管的存在使得社保基金运营活动和监管活动的风险非常大。因此,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完全可以考虑让政府更多地从宏观上对社保基金监管进行控制和引导,从而逐步退出微观的监管环节;同时通过设立专门的、专业化的监管机构来负责具体的监管活动。这样的专门监管既不会因为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某些天然的联系而让人对其公正性产生怀疑,又能够通过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来推动社保基金监管的良性发展。当然,专门监管机构的地位、组成、职责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仍是有待于相关法律的出台和明确规定。
3.拓宽社保基金监管的渠道
关键词：社保基金监管完善
我国社保基金监管体系是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行政监管为主,加以财政监督、审计监督、税务监督、银行监督、内部控制和社会监督的有机配合而建立起来的。表面上,社保基金监管体系看似完备,但是由于政出多门(强调部门利益)、彼此权限或存在真空或存在交集(可能导致消极监管)等方面的原因,所以只要熟悉并掌握这一体系的“薄弱环节”,就完全有可能加以利用、谋取私利,这也是为什么社保大案频发的原因所在。当然,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也应当看到并承认,这一监管体系是我国国情的客观体现,是目前“不最坏”的选择。在既有的客观情况下,如何完善社保基金监管,真正保障人权,值得深思。
一、树立社保基金监管相关原则
社保基金监管原则既是对以往基金监管经验的总结,又是建立和完善社保基金监管制度的基础。依笔者看来,下面三大原则尤其重要:
1.依法监管原则
我国宪法第五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以行政监管为主的社保基金监管活动当中,秉持依法监管的原则是行政机关遵循宪法、依法行政的应有之义。
依法监管原则首先是指社保基金监管机构的设立及其职责都必须是由法律明确规定;其次,社保基金监管的对象及其范围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再次,监管的内容、监管的标准、监管的方式和监管的手段,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最后,因社保基金监管而引发的法律救济和法律问责机制,也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而实际上,《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1年5月18日,以下简称《办法》)第四条也规定:“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应遵循客观、公正、合法、效率的原则。”《办法》中提及的“合法”,理应作此理解。
2.独立监管原则
社保基金直接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能否从形式上到实质上对其实行的公正监管,保护好这份老百姓的“保命钱”,是检验政府依法行政能力和行政效能高低的重要标杆,也是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事项。而独立监管正是寻求公正监管的必经之路。
独立监管原则是指社保基金监管机构在法律、法规赋予的监管权限范围内,依照法律、法规独立地行使行政监督权力,而不受其他任何部门、个人和组织的干预,以确保监督的公正性、权威性和有效性。《办法》中所称的“客观、公正”,除了强调依法监管之外,另一个体现就应当是独立监管了。
3.审慎监管原则
社保基金运营的一大困境就是如何在现有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实现保值增值,这也正是有些地方政府官员为追求个人政绩、利用监管漏洞违规使用社保基金结果导致事态恶化的症结之所在。对于社保基金监管机构而言,如何在日常监管活动中很好地贯彻审慎监管的原则,就显得尤为重要。
审慎监管原则是指监督机构应按照基金的流动性、安全性、效益性三大原则,合理设置有关监督指标,进行评价和预测,最大限度地控制风险,促进管理运营机构自我约束基金运作行为,但同时,又要在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鼓励和支持运营机构积极地探索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新领域。简单地说,就是既要“抓”,又要“放”。当然,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如何实现“抓”与“放”的统一呢?
监督机构必须进行谨慎监管,谨慎的定论与处理,做到宽严适度,创造一个良好的监督管理环境,才能确保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而社保基金监管机构的管理重心,应该放在为经办机构和基金管理服务机构的规范管理和运营创造适度的、市场化的竞争环境,防范经营风险的发生。
二、社保基金监管的完善思考
1.加大社保基金监管的投入
(1)如前文所述,我国社保基金监管赖以建立的法律基础层次过低,直接导致因违法成本低下而出现大量的挤占、挪用甚至是贪污社保基金的行为,监管力度已不能适应实际需要。国家应加大立法投入,尽快依照宪法制定社保基金监管的基本法律和配套法规,在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质问题上,最大程度地整合现有的法律资源并加以合理利用,必定都是能够得到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的。
(2)各级行政机关在追求GDP增长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应当加大对于社保基金监管的行政投入。应当看到促经济和保民生是有机联系的整体,促经济不能以牺牲民生作为代价;而保民生,是为促经济作必要的准备和重要基础。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理应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被尊重和被重视的因素,社保基金作为关系民生的重要一环,绝对应当得到政府的重视和更多的投入。
2.创新社保基金监管的制度
(1)完善现有的社保基金监管制度
在现有的社保基金监管制度当中,预决算制度和审计制度应当是两项被期待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监管措施。通过合理而科学的预决算,可以最大程度的控制社保基金运营过程中的风险;而独立的审计又可以保证和促进社保基金运营的安全。但是如同“上海社保案”一案,各地的社保案件通常都是能够事前通过当地人大的预决算和事后通过审计部门的审计,这就很是说明问题。因此,各级人大应切实加大监管力度,完全可以考虑有针对性的设立专门的、常设的社保基金监管委员会;至于审计部门,虽然是直属机构,但是鉴于其与地方政府的地缘关系,可以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实行异地审计。
(2)淡化政府监管,引入专门监管
在目前的社保基金监管体系当中,政府监管是居于主要或者说核心地位的。应当承认,政府所掌握的行政资源对于社保基金监管是非常有帮助的,而且事实上我国大部门地方政府的监管还是得力的。但是,也应当看到,政府(社保基金监管机构实际上是政府的一个机构)在整个社保基金的运行关系中,地位非常奇特。它既负责社保基金征收,又负责社保基金运营,还负责社保基金监管。可以很明显地发现,在这样的情形下,虽然行政效能和监管效能得到了最大程度地发挥,但是权力的过度集中以及自我监管的存在使得社保基金运营活动和监管活动的风险非常大。因此,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完全可以考虑让政府更多地从宏观上对社保基金监管进行控制和引导,从而逐步退出微观的监管环节;同时通过设立专门的、专业化的监管机构来负责具体的监管活动。这样的专门监管既不会因为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某些天然的联系而让人对其公正性产生怀疑,又能够通过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来推动社保基金监管的良性发展。当然,专门监管机构的地位、组成、职责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仍是有待于相关法律的出台和明确规定。
3.拓宽社保基金监管的渠道
(1)建立群众性监督组织
社保基金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其征收、运营、监管活动没有理由让当事群体置身事外,况且随着社会主义法治社会进程的深入,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也越来越深入人心。政府关起门来监管的做法只能让群众无端猜测,这对于树立法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良好形象是没有帮助的。同时,近年来,人民群众围绕自身利益问题参与配合政府行政管理活动的能力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地加强。因此,可以考虑设立诸如社保基金监管协调机制之类的有群众参与的组织,针对社保基金的相关问题让人民群众充分发表意见、参与配合,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参与感和责任感,这样一来,社保基金的相关工作必定会进行得更为顺利。超级秘书网
(2)建立专家顾问委员会
社保基金的征收、运营及监管活动,事务纷繁复杂,专业性要求极高,在既有的社保基金监管体制之下,政府相关部门的管理水平和专业能力未必与实际要求吻合。这就有必要考虑成立以法律、经济、社保相关专家学者和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专业人士为来源的专家顾问委员会。这样的组织,一方面可以作为咨询机构应对政府在社保基金管理活动中遇到的专业性问题,以避免事前决策的盲目性和增强处理突发问题时措施的得力性;另一方面其还可以作为政府扩大与社会就社保基金相关问题的交流的平台,从而提升行政透明度和树立智力型政府形象。
(3)地方政府需要发挥更多的地方智慧
前文已述,我国社保基金监管体系的法律基础并不坚实,中央给予的政策空间不算宽裕,社保基金各项具体工作任务繁重,各地方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在这些现实还将持续存在一段时间的情况下更好地实现社保基金征收、运营和监管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毫无疑问,地方政府需要发挥更多的地方智慧,即以本地实际情况作为考量的基础,围绕社保基金的核心问题(如保值增值等),寻求更多的、来自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支持(尤其是本地人民群众的支持),发挥更大的主观能动性,营造富有特色的地方社保基金监管模式,而中央政府也应当在承认、鼓励并支持地方政府的这种积极的探索。
参考文献:
[1]王宏.社保基金监管法律制度研究[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2007.
[2]巴曙松,谭迎庆,丁波.社保基金监管的现状、问题与建议[J].经济研究参考,2007,(58):48-52.
关键词 社保基金 监管 健全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识码：A
1社保基金监管相关原则
1.1依法监管原则
依法监管原则首先是指社保基金监管机构的设立及其职责都必须是由法律明确规定；其次，社保基金监管的对象及其范围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再次，监管的内容、监管的标准、监管的方式和监管的手段，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最后，因社保基金监管而引发的法律救济和法律问责机制，也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
1.2独立监管原则
社保基金直接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能否从形式上到实质上对其实行的公正监管，保护好这份老百姓的“保命钱”，是检验政府依法行政能力和行政效能高低的重要标杆，也是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事项。而独立监管正是寻求公正监管的必经之路。独立监管原则是指社保基金监管机构在法律、法规赋予的监管权限范围内，依照法律、法规独立地行使行政监督权力，而不受其他任何部门、个人和组织的干预，以确保监督的公正性、权威性和有效性。
1.3审慎监管原则
审慎监管原则是指监督机构应按照基金的流动性、安全性、效益性三大原则，合理设置有关监督指标，进行评价和预测，最大限度地控制风险，促进管理运营机构自我约束基金运作行为，但同时，又要在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鼓励和支持运营机构积极地探索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新领域。监督机构必须进行谨慎监管，谨慎的定论与处理，做到宽严适度，创造一个良好的监督管理环境，才能确保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而社保基金监管机构的管理重心，应该放在为经办机构和基金管理服务机构的规范管理和运营创造适度的、市场化的竞争环境，防范经营风险的发生。
1.4透明监管原则
各地社保基金保值增值的压力逐年增大，这一现实赋予了基金管理者更多的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充分理由。鉴于此，当前建立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提高社保基金营运的透明度，使养老保险基金管理者、投资者等各方获得充分的信息，减少因不完全甚至虚假错误信息导致的风险和损失十分必要。基金营运机构必须将基金投资的成本、效益及其他重大事项及时向公众披露，监管机构则着重审查信息披露的真实性。社会保险机构应当每年向社会公告社保基金的支付、积累、运营等情况，并通过法规予以明确应由何种机构、通过何种形式，并以何种周期、以何种标准和规则向参保人公布，公布何种信息等关键问题，逐步实现社保基金的公平、公开、公正。
2健全社保基金监管的措施
2.1加大社保基金监管的投入
我国社保基金监管赖以建立的法律基础层次过低，直接导致因违法成本低下而出现大量的挤占、挪用甚至是贪污社保基金的行为，监管力度已不能适应实际需要。国家应加大立法投入，尽快依照宪法制定社保基金监管的基本法律和配套法规，在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质问题上，最大程度地整合现有的法律资源并加以合理利用，必定都是能够得到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的。
各级行政机关在追求GDP增长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应当加大对于社保基金监管的行政投入。应当看到促经济和保民生是有机联系的整体，促经济不能以牺牲民生作为代价；而保民生，是为促经济作必要的准备和重要基础。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理应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被尊重和被重视的因素，社保基金作为关系民生的重要一环，绝对应当得到政府的重视和更多的投入。
2.2创新社保基金监管的制度
在现有的社保基金监管制度当中，预决算制度和审计制度应当是两项被期待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监管措施。通过合理而科学的预决算，可以最大程度地控制社保基金运营过程中的风险；而独立的审计又可以保证和促进社保基金运营的安全。政府监管是居于主要或者说核心地位的。应当承认，政府所掌握的行政资源对于社保基金监管是非常有帮助的，而且事实上我国大部门地方政府的监管还是得力的。社保基金监管机构实际上是政府的一个机构，它在整个社保基金的运行关系中，地位非常奇特。既负责社保基金征收，又负责社保基金运营，还负责社保基金监管。在这样的情形下，虽然行政效能和监管效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但是权力的过度集中以及自我监管的存在使得社保基金运营活动和监管活动的风险非常大。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完全可以考虑让政府更多地从宏观上对社保基金监管进行控制和引导，从而逐步退出微观的监管环节，通过设立专门的、专业化的监管机构来负责具体的监管活动。专门监管既不会因为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某些天然的联系而让人对其公正性产生怀疑，又能够通过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来推动社保基金监管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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