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21 08:5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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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首先从自然经济说起。
什么是自然经济，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人们对它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和表述。是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所反映的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关系出发，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出发，来考察自然经济的。凡生产是直接用于满足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的需要，而不是用于交换的经济，不论它在人类历史上以何种形式存在，都可以认为它是自然经济。物质生产的自给自足，就是这种经济的本质特征。我国学术界通行的这种理解和表述，体现着自然经济一般。
自然经济是一个历史范畴。由于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相联系，曾经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存在。在这几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自然经济具有一系列的部分质变。探讨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要探讨这个经济范畴在封建社会具体的历史内涵。
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国家、封建地主、个体农民以至个体手工业者，都经营有自然经济性质的生产。如在中国，封建国家经营有满足自己需要的官手工业，封建地主经营有“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以赡衣食”的自给性生产等等。然而个体农民(包括自耕农和佃农)是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农民家庭是社会基本生产单位，小农经济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都集中通过小农经济的发展变化而表现出来。
当时的社会经济中，自然经济已是与商品经济相联系而存在。从农民来看，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民足以把农业、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结合于家庭内部。农民为了直接取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特别是衣食等基本生活资料，就要进行自给性生产。他们既从事农业，又从事手工业，并形成通常所说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
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日益多样化。由家庭经营和个体劳动所局限，任何一个农民家庭都不可能满足自己全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要。小农的这种特点，就迫使他们卷入市场交换，从事商品性生产，与其他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产品，取得自己不能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持续自己的生产，维持一家的温饱。生产使用价值的自给性生产，与生产交换价值的商品性生产，就相辅相成地结合在同一个主体之上，也就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结合在同一个主体之上。
当时，自然经济又与封建剥削制度相联系。农民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通过缴纳封建赋税或封建地租，养活封建主阶级。缴纳封建租赋，是农民获得小块土地进行生产的先决条件，因此，他们必须把封建租赋同自己直接消费的产品一样，摆在自给性生产范围之内，当作使用价值生产出来。自然经济成为农民既为自己消费需要，又为封建地主消费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就体现着自然经济与封建经济的本质联系。
尽管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内涵和外延都不等同于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但是，由于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具有极大的广泛性，整个农民的自给性生产，具有封建国家、封建地主和手工业者所经营的自给性生产所不可比拟的巨大规模，自然经济就以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为主要内容存在于封建社会之中。
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而存在的条件下，自然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式，仍然会同其他任何经济形式一样，具有体现自己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我曾经在《论清代前期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1]一文中提出，在封建社会中，由于自然条件和农民自身生产条件的差异，农民启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结合程度，是会各不相同的。在整个小农经济中会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商品生产结构。这个结构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也就是自给性生产的多层次结构，即农民自然经济保持程度的多层次结构，其具体构成如下。
第一，自给型生产。这种农民总产品的绝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和缴纳封建租赋，只把自用有余的小部分产品投入交换，以换取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这里所说的总产品，是指农民所生产的包括农产品、手工业品和其他副业产品在内的全部产品。自用有余的产品，可能是属于其中的这种或那种产品。
这种农民的生产，不但自给性生产占有显然的优势，而且其出售的产品，本来是为了自用而生产的，即不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只是由于投入交换，才具有商品的性质。这是一种具有自然经济痕迹的、在流通领域里形成的商品，还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
这种农民少量产品的出售，只能补偿少量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不可能更新生产过程的各种要素，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主要还是自己生产的，即经济条件的“绝大部分，还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2]。尽管已经有了商品交换，但生产循环仍然是一种自我完成的再生产。所以马克思把这种农民直接消费其产品的绝大部分，只有少部分进入流通过程的生产，叫做“真正的自然经济”[3]。
第二，半自给型生产。这种农民总产品的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和缴纳封建租赋，同时又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一部分商品，用以交换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在封建社会中，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前期，这部分商品还会包括一些是自然生产物的土特产品和奢侈品。尽管它们的再生产过程主要是在自然界实现的，但一经由“任土作贡”的方物，转化为商人贩运贸易的商品，农民的狩猎，采集、捕捞等活动，也就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这种农民出售的产品，都是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这是他们与上广种农民的区别所在。
这种农民已经有了部分商品性生产，他们的生产也就开始纳入整个社会生产分工的体系之中。但是，由于自给性生产比重大，商品性生产比重小，其生产要素通过市场实现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的部分，并没有超过自己生产的部分。因此，从整体来看，这种农民的生产，还基本上不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而仍然基本上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所以恩格斯说，这是商品生产“还只是在形成中”[4]。
第三，交换型生产。这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些农民，其总产品除了缴纳封建租赋之外，少部分供自己消费，大部分用于交换，以换取其他生产和生活用品。他们从事商品生产，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以维持一家的温饱。这是一种在交换价值形式下的使用价值生产，还没有脱离自给的内核，因此，其商品流通是“为买而卖”。由于商品性生产已居于主要地位，自给性生产已退居次要地位。这类农民已成为或基本上成为小商品生产者。
交换型生产的另一类是，农民商品性生产的比重更大，自给性生产比重更小，甚至已无足轻重。他们从事商品生产，已不仅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而主要是追求利润，即交换价值增值，以发财致富。其商品流通是“为卖而买”。这种农民已属于从小商品生产者向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的过渡形态。
上述这四种类型的生产，以具有部分质的差异相区别，存在于整个封建社会阶段。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任何事物不仅有质的规定性，而且有量的规定性。事物又常常是包含着多种运动形态和多种矛盾的统一体，使它具有多方面的质。在这种情况下，事物的性质就是由其主要的质所规定的。当其次要的质的量变没有达到一定的数量界限，它仍然会保持自己的原有性质，而不会转化为另一事物。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的自给性生产，超过或大大超过其商品性生产，自然经济就仍然是其主要的质，商品经济仅是其次要的质。因此，它们就应当属于或基本属于自然经济范畴，成为封建社会中体现自然经济关系，即自给自足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是自然经济单位在封建社会中存在的具体形式。
自给自足是对自然经济本质的一种通俗概括。现象总是以丰富多变的形式表现本质，特别是在事物具有多种质的条件下，现象与本质之间更会出现差别和矛盾。所以完全意义的自给自足，只是存在于原始社会的初期，此后它只是相对地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之中。在事物质变和量变错综复杂的运动过程中，如果不区分主要的质和次要的质，如果不把握住决定事物性质的数量界限，而是机械地把完全意义的自给自足作为衡量小农家庭是否是自然经济的绝对尺度，必将导致对自然经济过多过早的否定，这无疑是不适当的。
封建社会的农民，已是使用铁制农具和牛马畜力，并具有自有经济和一定独立性的生产者，他们比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生产者，具有更高的生产积极性，具有更优越的生产条件，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封建社会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相比较，生产者产品自给的品种、数量和质量，都是大不相同的。
综上所述，以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为主要内容，以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为主要存在形式，以使用铁制农具和牛马畜力的小生产方式为生产条件，这就是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具体的历史内涵。它体现着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二
在封建社会中，自然经济具有强大的地位。但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然经济会逐渐削弱，并随着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会最终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所代替。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国家和封建主都经营有使用徭役劳动、奴婢劳动或雇佣劳动的商品生产，还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商品生产，但是，最普遍大量的是农业和手工业中，以生产资料个体私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商品生产。因此，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可以说主要是小商品经济。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中有两个重要关键：（1）直接生产者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2）商品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5]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主要是农民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过程。这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在封建社会初期，生产力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低下，作为一切生产首要条件的粮食生产，还不能在农民满足自己消费之后，有更多的剩余，从而为从事农业的人和从事手工业的人，为从事食物生产的农民和从事原料生产的农民，提供实行较大分工的可能，因而，自给型农户这时就必然占有大多数，半自给型、交换型农户还只是居于少数。
这时在市场上，特别是在农村市场上交换的产品，既有半自给型、交换型农户和手工业者商品性生产的产品，又有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这时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已不是偶然的、间或存在的剩余品，而已是普遍的、不断反复出现的剩余品。广大自给型农户把这种剩余品投入交换，就会使它在整个市场交易量中占有巨大的比重。前面已经说过，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不是基于社会分工而生产的。生产的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因此，这时的商品经济还不具有完备的社会分工的基础。
欧洲的封建社会就有过这样的阶段，马克思说过，“曾经有这样一个时期，例如中世纪，当时交换的只是剩余品，即生产超过消费的过剩品”[6]，（马克思所说的中世纪，一般是指欧洲的9-14世纪）在中国，《孟子》所说的，农民“男有余粟，女有余布”、“纷纷然与百工交易”的阶段，是否属于这样的时期，有待于经济史学者的考证。
尽管剩余品的生产还不是交换价值的生产，但是，农民出售剩余品，就已“具有一种以流通、以设定交换价值为目的的趋势”[7]，经常有大量剩余品投入交换，就会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并且促使它们朝着交换价值生产的方向发展，推动自给型农户逐渐转化为半自给型农户和交换型农户，从而使整个市场逐步从以使用价值生产为基础，转向以交换价值生产为基础。这是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长期趋势。
半自给型农户由于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一部分商品，它们的生产就开始纳入整个社会分工体系之中。在封建社会的某一个阶段中，如果半自给型农户在整个农户中占有多数，它们投入交换的商品，在整个市场交易中占很大的比重，这时商品经济的社会分工的基础，也就是交换价值生产的基础，就会进一步完备。
在封建社会中，各种生产力因素经过长期积累，会出现一系列发展变化。劳动人口和耕地面积的不断增加，扩大了农业的生产规模；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系列化，提高了农业劳动的效率；水利设施、陆路和水路交通的发展，改善了农业生产的劳动条件；自然资源的开发，丰富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对象；耕作技术和生产经验的积累，提高了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到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定阶段，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会加快自己的发展步伐，为商品生产的发展，提供比较充分的农业基础。
在上述条件之下，商品生产就会得到较快的发展。通过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逐渐向交换型农户转化，会出现大量主要生产粮食和其他食物的农民，主要生产原料作物的农民，和“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8]的农民。通过农民家庭手工业以一定规模与农业分离，会使许多农民转化为手工业者，并逐渐形成从事各种原料加工的独立手工业部门。
这种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与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不同，他们要出售自己的大部分以至全部产品，必须在市场上补偿他们的大部分以至全部生产要素，甚至包括种子和口粮。他们的生产已经是完全或基本上建立在流通的基础之上，成为“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也就是，以产品的出售，以产品转化为货币和再由货币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要素为媒介的再生产。”[9]他们的这种商品经济性质的生产循环，与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自然经济性质的生产循环，就具有质的差异。
封建社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都有可能在封建租赋之外，还能“生产出一个超过必要生活资料的余额”[10]，也就是在封建租赋以外的剩余产品。这是一个变量，在封建租赋既定的条件下，就决定于农民和手工业者生产成果的大小。交换型农户和独立手工业者是最有能力生产这种剩余产品的个体生产者。这种剩余产品都是要投入交换的，因此，这种农民和手工业者又是具有最大市场量的个体生产者。
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如果不从事自给性生产，“生产专业化即社会分工的完成”[11]，他们就已经成为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列宁在讨论农民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时候，就是以这种小商品生产者为准绳的。他说，“单独的个别的生产者专门从事一种生产部门的生产”，“是商品经济的必备条件”[12]。这种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确实是存在的，如城市独立手工业者。列宁在此加以强调，是理论彻底性的需要。但是，“概念和现象的统一是一个本质上无止境的过程”[13]，在封建社会的实际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刚在发展的时候，大量出现的不是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而是不完全脱离自给性生产的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即具有一定程度专业分工的小商品生产者。
出现这种情况，有各种各样的具体原因。在封建社会中，最大量的是生产粮食的农民。他们的商品性生产不论如何发展，也不会脱离粮食的自给性生产，这是毫无疑义的。
农民的商品性生产从一开始出现，就“已经包含着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萌芽”[14]。在交换型农户中，商品性生产已占主要地位，如果市场条件发生变动，它的产品的价值不能实现，其生产和生活就会出现危机。保留一定的自给性生产，特别是粮食的自给性生产，就可以缓解危机，就可以多一分生存保障。所以不论是生产原料的交换型农户，还是生产其他食物的交换型农户，都可能保持一部分粮食或其他食物的自给性生产。
特别值得提出的农村手工业者。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农业生产和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广大农民的需求增多，会引起农村手工业一定程度的发展。西方学者把西欧各国出现的这种发展叫做前工业化阶段。这种农村手工业产品的销售对象，主要不是封建剥削者，而主要是广大劳动群众，就必然要求成本低，价格廉，生产就必须接近原料产地。这种大众化的产品，质量不必精细，生产技术容易掌握，因之这种手工业必然首先从农村中发展起来。农民从农业转向手工业只能是逐步进行的，在这个转轨过程中，必然有许多农民保持着一定的粮食和原料作物的生产。就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基于上述应付市场变动的原因，农村手工业者也会自然地保有一定粮食或者原料的自给性生产。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农业生产力的不够发展，没有充足的稳定的粮食供应，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也无法切断自己的自然经济脐带。
这种保留有一定自给性生产的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户，同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一样，都已属于商品经济范畴，都同样是封建社会中体现商品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与属于自然经济范畴的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是不相同的。所以马克思把“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的农民，叫做“新的小农阶级”[15]。根据这一原则，那些生产粮食、原料和其他食物的交换型农户，也同样可以视为新的小农阶级。
自然经济既是历史范畴，又是地域范畴。在封建社会的一定历史阶段，自然经济不会在全国各个地区以同一水平存在，商品经济也不会在各地以相同水平同步发展。它们的发展变化，同任何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一样，总是在不平衡的运动中实现的。各个地区由于气候、交通、土壤和资源等自然条件的差异，经过人们长期开发，又会出现社会分工发展程度的差异，即出现各种类型农户的不同比例配置，从而自然地形成自然经济强大、比较强大和比较薄弱的各类地区，也就是商品经济不发达、比较发达和发达的各类地区。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中，还会形成具有不同专业分工的地区，有的是农业中的商品性生产超过自给性生产，成为粮食作物或原料作物的专业性生产地区；或者是手工业中的商品性生产超过农业中的商品性生产，成为手工业品专业生产地区。因此，在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定阶段，由于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的大量出现，由于各种专业分工地区的形成，商品经济就会具有更为完备的社会分工的基础。
总之，任何封建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都会通过各种类型农户的不同比例配置，通过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形式，保持着不同的自然经济水平，也就是具有不同的商品经济水平。在任何一个封建国家中，我们都不可能获得各种类型农户比例配置的数据，也不可能获得自给性生产产值和商品性生产产值的精确数据，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推断，在封建社会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自给性生产具有强大的地位，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商品性生产的产值则可能大于自给性生产的产值。但是，就是在封建社会后期，以至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发达地区，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无论多么发展，也不会导致自然经济的消失。这种历史连续性甚至可以延至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已经兴起的时代。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德国的机器大工业已经兴起。许多雇佣工人或者是自己拥有土地和菜园，或者是通过租佃拥有土地和菜园，以从事自给性生产。他们的这种“园艺业和耕作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曾经是保证工人阶级物质状况可以过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过得相当不错的基础”[16]。
为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终封建社会之世，自然经济还会始终存在，商品经济也不能得到充分地普遍化发展。这都有待于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把一切以生产者本人劳动为基础或只把多余产品当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产形式尽行破坏。它首先使商品生产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产逐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17]。因为“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18]这是马克思总结西欧历史发展所得到的结论。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相对纯粹的自然经济，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在对立统一中消长，然后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纯粹的商品经济，这正是历史辩证法的生动体现。三
商品经济同自然经济一样，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相联系。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以至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其性质都是各不相同的。就是在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在总的量变过程中，也会出现阶断性的部分质变。
在封建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由各种类型农户不同比例配置所形成的商品经济，既会具有不同的社会分工发展水平，又会保留有不同程度的自然经济痕迹，因而呈现出部分质的差异。试以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作点粗略比较。
首先，从农村市场看。在封建社会前期，由于农民生产的自给性水平还很高，农民和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的商品交易量一般不是很大。那种生产者自用有余产品余缺调剂的交换，那种生产者必要产品同特殊需要发生关系时品种调剂的交换，会占有一定的以至很大的比重。这两种交换都具有使用价值生产的自然经济痕迹。因之，农村市场主要是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直接交换，假手于商人的情况不是很多。加以有限的市场交易量要分散在广大农村，市场因之是狭小的，一般不能摆脱小范围的地域局限，只能在广大农村形成以墟集贸易为主体，以市镇贸易为补充的“地方小市场的网”。[19]这种农村市场一般只有保证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功能。对于农民来说，就是能满足他们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销售农副产品和家庭手工业品的需要。
通过商品交换，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不但是个体农民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一定地区，如一县一州，必需有自己的产品，能与其他地区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才能使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这就会形成一定的地区间的贩运贸易。因此，某些农村市镇，特别是商品生产比较发达地区的农村市镇，除了具有保证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功能之外，又会具有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使它成为农村外销商品贩运贸易的起点，农村输入商品贩运贸易的终点。在这种农村市场上，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互通有无的直接交换就会缩小，而以商人为媒介的商品流通就会扩大。
到封建社会后期，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大体还会保持封建社会前期农村市场的那种状况。但在其他地区，由于粮食作物、原料作物和手工业品的商品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农村市场就会发生变化。如果说在封建社会前期，商业资本主要是以自己的运动，使农民的产品发展为商品；在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却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农民和手工业者已无法自己在当地销售全部产品，也无法互相提供足够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只能要求商业资本为他们的产品实现价值，并为他们的再生产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补偿。因之，这里的农村市场已由主要是生产者之间的直接交换，转变为主要以商人为媒介的交换。并且会突破地方小市场的格局，形成一系列商业市镇和手工业市镇，建立起长途运转的商品流通渠道，形成跨越地区以至跨越国界的市场网络。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还会在生活资料市场之外，形成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在生产分工发展的基础上，形成雇工市场；在农民和手工业者生产借贷增多的基础上，从传统的高利贷资本中出现金融市场，从而构成以商品市场为主体的农村市场体系[20]。这种具有多功能（包括保证供求和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的、以市镇贸易为主体、以墟集贸易为补充的农村市场，就为农民扩大再生产、发展商品生产提供更有利的条件。
但是，生产者之间余缺调剂、品种调剂的交换仍然会存在，甚至会有一个较大的绝对值。只是在商品成交总量中，其比重已大大缩小了。
其次，从贩运贸易看。在封建社会中，通常存在着从农村流向城市，供封建剥削阶级和其他城市人口消费的，以农副土特产品和奢侈品为主要内容的贩运贸易。同时，由于农民和手工业者需求的多样性，他们也必需与外地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互通有无，也会形成一定规模的贩运贸易。因此，贩运贸易就成为当时的重要商业活动。
在封建社会前期，贩运贸易的商品，除了手工业者的产品之外，主要是由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所提供的。它们每家每户投入交换的商品固然有限，但千家万户的投入，也会成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可以形成繁荣的贩运贸易。它们出售一些农产品或者家庭手工业品，虽然标志着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开始分解，但它们还主要从事农业，它们的手工业和其他副业还从属于农业，基本上没有专业分工。没有生产的专业分工，也就不能有充分的地区分工。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和由它所带来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是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这种地区的贩运贸易，更多地是建立在这种具有自然分工性质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专业分工的基础之上。比如粮食这种重要的贩运贸易的商品，它所形成的主要是“以年之丰歉，或籴之使来，或粜之使去”的地区间丰歉调剂市场。这种地区间籴来粜出的市场，就不是由地区分工所引起的。自然经济正是这样的贩运贸易中保留着自己的痕迹。
在封建社会后期，农产品和农村手工业品流向城市的贩运贸易，在继续发展的同时，地区间特别是粮食作物区、原料作物区与手工业品产区之间的贩运贸易，会有明显的发展。如果说，前者是地区间的一种纵向联系，后者则是地区间的一种横向联系。前者主要是体现农民、手工业者和封建剥削阶级之间的交换关系，贩运贸易的商品主要是生活资料，后者则主要体现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交换关系，贩运贸易的商品既有生活资料，又有生产资料，说明它已大体是建立在一定的专业分工的基础之上。粮食作物区、原料作物区和手工业品产区之间出现大规模、长距离的贩运贸易，正是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的重要发展。
再次，从城市市场看，在封建社会中，城市市场主要是封建官吏、封建地主及其仆从、军队等以自己的收入，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相交换。他们的收入都是封建租赋的转化形态，即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剩余产品。数量巨大的剩余产品集中在数量有限的城市中投入交换，就会出现繁荣的城市市场。封建赋税和封建地租主要是采取实物形式。它们是由农民和手工业者作为使用价值生产出来的，只是因为投入交换才成为商品。这种商品可以说只有商品的流通方式，而没有商品的生产方式。这就使城市市场既建立在交换价值生产之上，又建立在使用价值生产之上。因之城市市场并不具备完全的商品生产的基础，也就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经济。尽管实物租赋会逐渐向货币租赋转化，使城市市场的商品生产的基础有所发展，但这种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商品生产基础的不够完全，是封建社会城市市场的共同特征。
在封建社会前期，由于城乡商品生产不够发展，城乡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就不够发达。尽管城市中有比较发达的手工业，但其产品主要供城市人口消费，并不流向农村，与农民的产品相交换。因此，城市市场规模的大小，主要决定于投入市场的封建租赋价值量的大小。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就使城市市场保有较多的自然经济痕迹。
到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地区间贩运贸易的发展，有些上述那种消费性城市可能发展为具有贩运贸易的中转市场，或者形成新的中转贸易城市。由于有些手工业在发展中逐渐向城市转移，有些上述那种消费性城市可能发展为手工业基地，或者形成新的手工业城市。有的城市甚至可以三者兼而有之。随着城市经济功能的发展，在这些城市市场的商品成交总量中，封建剥削者以封建租赋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相交换所形成的交易量，其比重必然会缩小。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商品交换所形成交易量（包括体现在贩运贸易中中转的部分），其比重必然会扩大，后者甚至可以超过前者。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的作用，无疑已大大下降。当然，封建租赋投入这种城市市场还会有一定的数量，加以还会有许多消费性城市存在，就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视的。总之，在城市市场，以至在整个国内市场上，封建租赋所形成的市场交易量，在封建社会前期和后期，是会各不相同的。它在整个市场交易中所占比重较大，市场促进生产和分解自然经济的作用就越小，反之就越大。
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各个时期的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许多经济现象总是交错地存在，难以划一。上述分析只是一种很粗略的概括。但大致可以看出，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相比较，已具有不同的生产基础，不同的流通方式（包括不同的市场结构），不同的流通规模（包括不同的商品结构），不同的社会作用。特别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的形成，不但会为本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辟道路，而且会通过与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扩大和深化社会分工，推动其他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生发展提供历史前提。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正是通过这种不同层次的发展，即部分质的变化，逐步排除自然经济的制约和痕迹，逐步趋向完善。
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表明，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它们以怎样的广度和深度相结合，会反映出自然经济历史地位变化的阶段性，会反映出商品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也会反映出封建经济的成熟和发展。生产对于任何社会经济都具有基础的作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变化，都是基于其生产基础的具体变动而来，考察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及其历史地位，考察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及其发展水平，首先应当对它们生产基础的发展变化，作出正确的估量。不论在什么生产基础上生产出来的商品，一经在市场上出现，都不会改变它作为商品的性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决不能因此而忽视对它们不同的生产基础作具体的分析。否则，就容易夸大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把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同等起来，把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与不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等同起来，从而模糊对自然经济历史地位的认识。这就不能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研究中，更好地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四
商品经济所以能适应生产力的不同发展水平，在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中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产生的基础是社会分工。一切分工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分工的发展又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在封建社会中，社会生产力总是在不断发展的。商品经济既是封建经济（包括领主制经济和地主制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封建经济又可以容纳小商品经济有较高程度的发展，甚至可以容纳以工场手工业为代表的商品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因之，在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在封建地主制下比在封建领主制下，在统一的封建国家中比在分裂的封建国家中，还会得到更多的发展。
广大农民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就把市场机制引入千家万户的生产领域，扩大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推动他们改善工具，提高技术，较好地发挥人力、物力和土地资源的经济效益，这对于发挥各个地区自然条件的优势，扩大农业基础，调整农业结构，增加社会积累，都会起良好的作用。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不但农民商品经济的个体比自然经济的个体，具有较高的发展生产的活力和能量，也会使整个社会经济含有市场机制，可以较灵活地较有效率地进行，从而有利于满足消费，促进生产，加强地区间、民族间的经济联系，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封建大国说来，也会为封建国家处理集中的政治与分散的经济的矛盾，为征收赋税、加强国民经济管理，提供有利的条件。在封建社会中，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有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会有社会生活水平的相对提高。总之，封建生产方式如果能允许商品经济发展，就说明它还具有生命力，还没有达到它的历史终点。这是判断封建生产方式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封建社会中，对立统一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是互相制约、互相排斥的。自然经济天然地排斥社会分工，排斥商品经济，从而限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不管自然经济多么强大，商品经济却具有导向性，具有主导作用，它总是通过不断分解自然经济，引导社会经济向前发展。这都是人所共知的道理，无庸赘述。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它们又是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的。对立物相互补充的这种深刻的辩证关系，充分地体现在社会经济过程之中。
在封建社会中，个体农民既与商品经济相联系，又与自然经济相联系。他们总是通过二者的相互补充，使自己的生产得以完全。在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中，是商品交换对于自给性生产起补充作用；在交换型农户中，是自给性生产对于商品性生产起补充作用。二者相互补充，就使小农家庭的再生产得以顺利地运行，使小农家庭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得以顺利地实现。
在封建社会中，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既都是互相分离、互相独立的，各自通过自身的循环持续自己的生产。但是，他们又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因为他们需要别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供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又需要别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购买他们的产品。地主家庭有的是生产单位，而更多的是消费单位。作为生产单位，它必须与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就是作为消费单位，也必须以封建租赋与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消费品。因此，在封建社会中，就必须以商品交换为纽带，把农民、手工业者和地主家庭联系起来，才能形成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使整个封建经济成为一种一定程度的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
要使这种复杂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得以顺利实现，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和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就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在封建社会，社会生产的技术构成低，不论是进行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主要是靠投入劳动力，而不是主要靠追加生产资料。而且农民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不经过交换无偿地养活封建剥削者，因此，第二部类生活资料的生产必然要大于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而扩大再生产更需要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优先增长。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这种比例关系，主要是由农民的自然经济来保证的。
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如前所述，是农民既要为自己的消费需要，又要为封建地主的消费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因而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必然要把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与衣著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摆在优先的地位，以安排好农业、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的关系；以至要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种植各种食物，以便在一些作物遭受自然灾害时，好指靠另一些作物，即所谓“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在粮食总供给不足与总需求发生矛盾时，农民就会去开垦荒地，开发山区，以至围湖围海造田，以解决自己生活的需要。所以在封建社会中，粮食尽管是具有最大市场量的商品，却又总是商品率最低的重要农作物。
农民的这种遵循自给自足目标运行的经济活动，就会使全社会劳动力与土地这两种最重要的资源的分配，首先保证了粮食与衣著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保证了封建经济顺利运行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比例关系。如果说，封建经济因为有了商品经济，可以更灵活地运转，更具有生命力；而又因为有了自然经济，才能保证它顺利进行，保证它可以稳定地发展。
自然经济这种基于人类生存本能需要的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保证了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繁衍，保证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分工，从而促进了封建国家、法律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尽管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封建租赋之外，还可以生产出另外的剩余产品，扩大了封建政治和封建文化艺术发展的物质基础，但是，从整个封建社会来看，强大的封建国家和繁荣的文化艺术，始终主要是建立在作为使用价值生产的封建租赋基础之上的。
但是，自然经济的这种基本历史作用，又必须依靠商品经济才能得以充分实现。在封建社会中，封建皇室和封建地主在获取大量实物封建租赋之后，除了直接消费一部分之外，他们的生活和享受也依赖于出售这种剩余产品。同时，他们又必须把大量的封建租赋，通过商业渠道转化为商品，转化为各级官吏，文人学士、仆役和军队的收入，并且进一步转化为多种多样的消费品和奢侈品，通过市场以实现社会总产品的最终分配，从而保证封建政治和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
总之，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它们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补充。如果我们只强调其中的一面，把封建经济简单地看成是自然经济，就是一种片面性；如果只强调其中的另一面，把封建经济简单地看成是商品经济，就会是另一种片面性。这都是不可取的。
[1]《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
[2]《资本论》第3卷，第896页。
[3]《资本论》第3卷，第886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3页。
[5]《列宁全集》第1卷，第77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9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10页。
[8]《资本论》第1卷，第816-817页。
[9]《资本论》第2卷，第226页。
[10]《资本论》第3卷，第893页。
[11]《列宁全集》第1卷，第83、77页。
[12]《列宁全集》第1卷，第83、7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1页。
[15]《资本论》第1卷，第816-81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64页。
[17]《资本论》第2卷，第43-44页。
[18]《资本论》第1卷，第644页。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休闲消费文化开始走入人们的生活,并在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本文从解析休闲经济的内涵入手,对休闲经济在经济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及路向选择进行浅析和提出建议,以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关键词】休闲经济;休闲消费;经济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休闲消费文化逐渐从一种低层次活动(如打牌消遣),提升到客观上具有补偿功能和解压功能的活动。休闲需求的满足方式,也越来越从自发活动转变为一种消费活动。
1休闲经济的内涵
所谓休闲经济是以人的休闲消费、休闲心理、休闲行为、休闲需求为考察对象,以满足人的个性、多样性、多元性发展为目的,在“人的存在”与“人的成分”之间充当媒介,研究人类休闲行为和经济现象之间互动规律的一门人文社会科学。马克思曾说过:“闲暇时间即为自由时间,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1]由此可见,休闲经济的兴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从宏观上讲,休闲消费可以视为休闲经济的主要表现形式,在经济生活中被赋予重要意义。首先,休闲消费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生活消费的一种高级形式,它虽基于传统的消费,但又不同于传统的消费。“休闲消费,当属人类消费行为的一种状态,它的出现正是建筑在普遍的大众消费文化兴起的基础上”[2]。其次,休闲消费既包括对商品的消费,也注重对新的观念、知识、体验、价值观等的消费。最后,休闲消费有利于发展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2休闲经济在经济变迁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2.1休闲经济有利于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如何扩大内需是人们议论的焦点。其间,已有多位专家指出,如果能从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加大第三产业发展、放宽对服务业管制等方面推出一些更长久、惠及面更广的经济政策,将会对促进就业和拉动经济增长起到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3]而包括旅游业、文化娱乐业、体育业、饮食业和商业在内的休闲消费产业群,即是可以发挥积极而持久作用的经济领域。
2.2休闲经济可以提供给人们物质生活要求基本满足之后的精神文化需求。
2.3休闲经济给人们带来新的生活态度,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的休闲消费,为休闲经济增添新的发展动力。现代社会,高效率、快节奏、强竞争的现状经常导致人们心理负荷过大,心理紧张感和压抑感增强。此外,由于现代社会科技的高度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存在许多障碍和隔阂,极容易产生交流减少,感情淡化,沟通贫乏,进而产生心理健康疾病。因此,休闲活动就逐渐成为人们缓冲压力、调节精神状态的一个重要手段,它所具有的使人轻松、愉悦、自由、互动等特性,必然迎合现代人的心理需要,从而进入现代人的生活,成为引导现代人健康、科学、文明生活的必然选择。
2.4休闲经济可以进一步扩大就业,从而减少城乡剩余劳动力数量。休闲经济所涉及的范围属于劳动密集型领域,需要雇佣大量的员工。它们所需要的人员文化层次也有较大差别,从高到低都有其对应的工作岗位。我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存在着大量的失业人员,这已成为阻碍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障碍,而大力发展休闲经济则可以进一步的缓解这一现状,从而解决这个问题。
2.5休闲经济已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促进了我国城市化进程。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为37%,与发达国家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但根据有关专家的预测,201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将达45%,2020年将达到59%,21世纪末达到90%。罗歇•苏认为“娱乐的需要随着城市化的扩大而不断提高,城市是娱乐发展的一个基地,大城市为人类提供了休闲活动的广泛选择。”[5]人类发展的历史已表明,人的休闲生活与城市的发展成正比,休闲活动的多样化与丰富内容将一定程度上促进消费,同时也促使整个城市做出一系列调整,使城市管理与服务更加人性化,从而推动城市休闲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3休闲经济在经济变迁过程中的路向选择
3.1加强休闲教育与引导,实施休闲经济策略,大力发展城市经济。休闲经济策略指的是政府通过行政手段缩短劳动人口的工作时间及增加法定假日,其目的是让工人有更多时间去享受休闲活动。普及性地开展休闲教育,尤其是加强休闲与消费、休闲与经济、休闲与产业、休闲与文化等方面的教育,迅速形成科学、合理、健康的休闲观念,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广泛地接受并体验休闲活动,营造起一种全社会发展休闲经济的良好氛围。
煤炭经济研究论文范文一：煤炭城市经济转型研究
摘要：本文通过利用鱼骨图对煤炭城市现状进行分析，找出城市衰退的原因，并根据煤炭城市经济转型与技术创新的相关理论，综合运用QFD等相关技术方法，对煤炭城市的现有生产技术系统进行优化改进，从寻找后备资源，持续产业培育，周边要素协助支持等几个方面提出建议，认为利用技术创新进行经济转型是摆脱城市衰退的唯一出路。通过技术创新路径有序展开来提升企业价值，为煤炭城市推广技术创新并顺利实现经济转型提供一种新思路。
关键词：煤炭城市 技术创新 经济转型
建国初期，在极低的工业基础上，为了推进工业化进程，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资源开发，尤其因我国煤炭资源丰富，随之兴建了一大批煤炭城市。然而，近年来随着资源的日益枯竭，加之这些城市的产业结构不合理，体制、机制的固有矛盾，出现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城市发展中出现的三危现象(经济危机、资源危机、环境危机)受到了政府和学界的广泛关注。
纵观世界经济和城市发展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各国的煤炭城市都经历了转型，或正在转型，或将经历转型，然后繁荣振兴，走向可持续发展。但也有少数矿业城市未经转型，最后走向矿竭城衰。实践证明，煤炭城市转型是其走向振兴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选择。
然而煤炭城市的振兴，面临的是全新的问题，根本在于激发其内在的活力及建立新的发展模式。企业之间的竞争，从根本上看，是企业价值创造能力之间的较量，归根到底就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之间的对决。因此，要激活煤炭城市沉睡的僵局，重振昔日的雄风，关键在于技术创新。
1.煤炭城市现状分析
目前煤炭城市的诸多问题与矛盾使其面临全面衰退的现实，在充分分析资源型城市的形成发展机制与现状的基础上，从客观及主观条件出发，通过对煤炭城市近年来不断出现衰退的原因进行分析(如图1所示)可知其衰退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互相影响交叉进行的。
图1煤炭城市衰退鱼骨图
fish-bone diagram of coal city in decline
针对上述因素，东北煤炭城市作为矛盾比较集中、比较突出的地方，提出转型的时间比较早，但是目前看来，转型效果并不理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表面上看已经完成了转型任务，但产业转型的根本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除抚顺之外，多数煤炭城市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接续产业问题。如2002年本溪市将矿井全部关闭，煤炭产业已经从城市中消亡，但由于接续产业并未发展起来，原来煤炭产业所创造的价值并未得到弥补，从而导致一大批下岗职工再就业非常困难，环境治理的欠账也比较多。
(2)处于成长期或已经意识到资源危机的煤炭城市，虽然会遇到一些矛盾，但对转型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存在明显的短期行为，只顾加紧开采，使煤炭产业越做越大，而不是未雨绸缪，提前培育接续产业。
2.煤炭城市转型总体规划
通过从系统的角度对我国煤炭城市存在问题、衰退原因进行分析与总结，可知利用技术创新实现转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个方面的全力配合。因此，总体规划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见图2。
3.技术创新实施流程
3.1结合质量功能展开(QFD)识别用户需求
质量功能展开(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是一种将市场需求转化为开发需求的有效工具，同时它可以催动设计、生产及营销部门之间的有效沟通。其他质量管理工具注重解决具体质量问题，而QFD则被用于识别产品改进的机会及提高产品的卓异性,采用QFD可以有效地识别客户及市场需求，将其纳入技术创新的过程，有利于从实际出发，从而最终在成本、质量和性能之间寻求最适当的平衡，帮助煤炭城市转型的顺利展开。因此，根据相关因素建立质量屋，如图3所示。
3.2技术创新路径
技术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源于新创意的产生，经过研究、开发、制造、营销直到产品为消费者接受。这一过程的成败，又与企业外部环境及企业内部因素有关，牵涉众多的方面。因此，技术创新必须从实际出发，抓住核心过程，按照技术创新路径有条不紊的展开。
对于那些在资源储量及资源开发成本虽然具有一定优势，但由于其产业增加值较低，产业辐射影响力不大，从而影响城市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煤炭城市，具有从资源型演变成资源加工型的经济技术基础，可以考虑在转型中利用现有资源，延长产业链的发展，促进资源产业的深加工和产品的升级来增加企业的收入，推进城市的发展。具体过程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寻找后备资源
①加强煤炭地区公益性、基础性地质调查工作，为煤炭城市经济振兴提供基础性和先导性资料。
②鼓励利用多渠道社会资金开展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目标的商业性矿产资源勘察工作。
③鼓励矿山企业在矿区，特别是资源耗竭矿区的周边和深部开展矿产资源勘察，增加后备资源，减缓产量递减。
(2)持续产业培育
①煤化工。
21世纪煤化工发展的主流是发展煤炭洁净利用技术(包括醇燃料和烃燃料)及多联产工艺技术。为了谋求生产过程的污染最低、能量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最高，可以在有条件的地区发展煤电化一体化多联产集合或组合技术。此外，还要推进煤炭液化和气化技术的开发和应用，继续做好煤炭地下气化试验，探索煤炭开发和利用的新途径。
②煤层气利用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为拓宽煤炭资源发展路径，煤层气化工今后研究开发的重点主要在：煤层气制合成气新工艺、新催化剂;煤层气制甲醇(二甲醚)生产装置大型化;煤层气制烯烃;煤层气制乙炔旋焰炉技术及联产乙烯技术。
③煤炭副产品研究与开发。
煤炭作为燃料销售和将其作为化工原料销售以及加工成化工产品销售，其价值相差甚大，同样副产品的利益也不容小视。开发利用与煤共伴生矿物;加强对煤炭副产品和废弃物(如煤矸石、煤渣、洗煤泥等)综合利用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研究并提供洁净煤技术，提高煤炭的洗选加工水平等都是可以借鉴的有效途径。
(3) 周边要素协助支持
① 生态环境的治理。
许多煤炭城市的露天矿因资源枯竭而闭坑，因此而遗留下的废坑将会导致各类水涌入，带来一系列的水文地质问题。因此，为避免问题继续恶化，可以通过污水治理新技术和新工艺研发，减少污水排放量，实现清洁生产;依靠科技进步减少水处理厂的建设投资，提高处理效率等，实现从末端向源头治理和全过程控制相结合方向转变，逐步实现污染零排放。
② 人才利用与培训。
建立一套完善的人才引进机制，制定优惠政策吸引高科技人才参与煤炭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经济建设，抢占经济制高点，增强经济竞争能力。对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在编制、职务、职称、住房、报酬等方面依据经济建设需要和个人能力、贡献大小给予特殊优惠政策，对其亲属随迁、就业等方面从优安置;支持科技人员以技术入股、技术服务等形式获取合法收益;制定人才奖励政策，设立人才发展专项资金，提供科研和创业补助经费，对有突出贡献的人才给予重奖。
③ 园区建立与完善。
东北部分煤炭资源枯竭型城市(如阜新等)建立科技工业园区，这些科技工业园区作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主要基地，是东北煤炭资源枯竭型城市重要的高新技术研发、孵化和产业化平台，是重要的区域经济增长点。目前这些科技工业园区必须寻求新机制、新动力，进行二次创业。
为此，必须加强科技工业园区创新创业环境和创新服务能力的建设，加快科研成果的产业化与商品化以促进主导产业的产业链培育。设立专项扶持资金和给予专门的财政贴息;整合东北农业科技资源，建设东北农业科技创新中心，继续加大对阜新国家农业科技园的支持。
④ 科技政策实施。
为提高煤炭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科技水平，既要优化科技组织结构，加强自主研发与自主创新，又要扩大开放，建立有效的适用技术转移机制，形成有利于科技交流和合作的良好环境，吸引发达国家的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改变矿业开发中传统的粗放经营方式。
⑤ 其他方面。
另外，企业研发阶段会有创新成果的产出，形成专利;在制造阶段也会有创新成果产出，比如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等，因此，专利保护成为关键。
4.结论
成功的技术创新，会给企业带来以下效益，表现在：第一，企业的经济效益提高;第二，企业的市场份额增加;第三，企业主体的素质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也会促使企业不断从事技术创新，从而形成与企业价值增长的良性循环。
但是目前由于对煤炭城市的系统理论研究滞后于煤炭城市转型实践的需要，转型实践因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而带有很大盲目性。因此，煤炭城市要真正转型成功，必须从煤炭城市存在问题实际出发，对技术创新的核心过程进行分析，从持续产业培育角度，在现有资源基础上通过对现有技术与产品进行改进及创新而达到目的。
我国煤炭城市较多，在历史发展中曾经为国家经济的腾飞做出过突出的贡献，因此煤炭城市转型的探讨不仅仅是学者面临的紧急研究课题，同时也应该受到社会、政府的高度关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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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武城.术创新方法概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煤炭经济研究论文范文二：近年来我国煤炭经济发展研究及预测
我国的矿产资源储量丰富，其中尤以煤炭资源所占比例最大，因此在国家经济发展建设方的过程中，煤炭资源的开采利用成为了最主要的生产和生活能源，主导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作为不可再生资源煤炭能源的地位目前不可替代。但是子啊市场需求急剧加大，煤炭资源的开发利用的过程中暴露除了很多问题，本文就从这些问题着手，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然后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措施，来改善目前的煤炭经济局面。
一、新形势下实现煤炭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
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与此同时各类矿产资源均出现了大量的消耗，并且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矿产资源逐渐呈现出枯竭的状况，而这一问题也收到了全世界各国人士的共同关注。目前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各个国家已经达成一种共识，即在科学合理开发的大前提下， 不断加强矿产资源的保护力度，从而实现不可再生资源进行可持续发展。
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在寻求一种保证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其中煤炭资源更是影响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所以非常严峻。在我国煤炭资源在所有矿产资源中所占的比例最高，自开发以来便成为了主要的能源之一，因此一直主导者国民的经济发展。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国一直致力于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发展一惊人的速度前进的同时是以牺牲矿产资源作为代价的，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资料显示近年来国民经济发展对于煤炭资源的需求量剧增，因此为了满足市场的供求平衡，煤炭资源开采量也随之加大，统计资料显示，在我国一次性能源的开采利用率为80%，其次是石油和天然气，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石油天然气的开发也日趋增加，与之相应的煤炭资源的开采并没有因为石油天然气的缘故而缩减，反而呈现出增长的态势。由此观之煤炭资源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国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是其他类资源不可替代的，所以煤炭经济实施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而且必要。
二、目前我国煤炭经济发展中所暴露的问题
1、严重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
报告显示，在煤炭开采的过程中对于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非常明显，导致地方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加重。经过仔细的查访和分析发现造成环境污染严重的根本原因在于：①占用了山林和耕地。煤炭资源在开发的过程中势必要占用土地资源，在对农田和山林的占用和利用过程中造成生态系统失衡现象;②在准备工作就绪之后，进行工作面的巷道采掘时会将地下大范围内挖成空洞，比如大型的机械不断的挖掘，可能会在山体等下形成四通八达的隧道，而这些隧道会影响当地的地形和地貌，甚至严重濡染了地下水源，破坏地下水和地表水的平衡;③在开采原煤的过程中需要使用机械设备，因此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工业废水和大量的参杂有煤的污水，水质中不仅仅有煤尘还混合有毒性比较大的化学物质，在流经地表之后，如果居民和动物引用，均会发生中毒或者其他疾病。特别是某些乡镇或者地区的煤矿才开单位，没有对水资源进行净化处理，或者水资源净化系统比较落后，均不能完全实现除尘去毒处理，直接影响生物生长和生态平衡。④污染物处理系统功能落户。调查显示我国的大部分煤炭企业没有完整的污染物处理系统，很多煤矿企业由于资金实力限制、追求高额的经济效益等原因根本没有污染净化系统，因此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2、外部因素的影响
(1)采煤工艺落后。我国的采煤工艺主要有三种分别是综采采煤工艺、普通机械采煤工艺和爆破采煤工艺。由于就技术的限制导致大部分煤矿企业主要的业务是原煤的开采和生产，而且在没有技术作为支持的前提下更谈不上二次利用，所以煤炭经济的生产效益非常低，在煤炭的开采过程中，资源浪费较大煤矿工人的综合素质低下，高级技术型人才严重匮乏，所以根本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
(3)内部管理不到位。煤炭经济飞速发展，政府和相关部门缺乏对煤炭经济管理的经验，因此在煤炭资源管理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某些煤炭的经营者在受到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之下开始铤而走险经常利用非法手段实施圈地活动。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本来可以通过整体全面开发的矿产资源在利益的驱使下分成了若干小份，每一个小份分成不同的开发负责人，因此机械设备不同、生产技术的区别等均会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在煤炭的开采方面不能按照相关规定规范的使用适当的方式，一味的寻求眼前利益进行乱采和滥挖破坏了矿藏资源的整体性规划。作为政府和国家面对这种情况却不能拿出一套有效的方案和制度，导致该种事件和现象层出不穷，种种原因都导致煤炭经济不可持续发展。
三、推动我国煤炭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策略
(1)完善煤矿经济管理体制。利用宏观调控的方式来引导煤炭经济进行可持续发展：①建立严格的煤炭经济交易法律法规，规范煤炭市场行为，加大煤炭经济发展的监控力度，保证煤炭经济发展的公平性;②在煤炭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引进比较成熟的市场运作机制和经济发展方式;③完善煤炭企业的福利制度，为煤炭经济管理的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力量;④合理的降低煤炭企业的税收成本，促使其提高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经济投入;⑤对于那些非法开采的小型煤矿企业应该强令关闭，将煤炭的开采权交由有实力的煤矿企业，从而保证开采的有效率，降低资源的浪费。(2)积极转变现有的发展方式。在煤炭经济不断发展的未来，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到煤炭资源的地位，摈弃传统的发展方式，不断调整煤炭经济的发展方向，积极的转变成现代化发展方式，并根据市场需求建立具有可持续从发展的措施，为煤炭经济的发展提供便利。(3)构建煤炭经济循环发展模式。在我国煤炭经济发展的观念还比较落后，因此作为政府应该起到倡导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模式，尽量以最小的资金投入、最低的环境破坏实现更高的经济效益，做好煤炭资源在开采和利用过程中的废弃物分排放处理工作，降低对于自然环境生态平衡的破坏。作为煤炭企业应该致力于研究新型高科技采煤工艺技术，联合电力企业建立一套完整的煤炭供应产业链，减少浪费降低污染，提升煤炭资源的综合利用价值。(4)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机制。作为煤炭企业所在的地区，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和煤炭企业之间的合作，加大煤炭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不断引进新设备新技术，改善原有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对于地方由于煤炭经济发展造成的环境污染情况，政府部门应该联合企业对当地的居民进行经济补偿，同时加大环境治理资金的投入，快速回复当地的生态平衡，尽量降低环境对于居民正常生活的影响。
【关键词】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生态园区
一、循环经济的含义
循环经济是运用生态学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通过清洁生产、市场机制、调控等方式,组织成为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在生产生活中反复循环流动的过程,旨在最终实现环境、资源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运行模式。循环经济的内涵和目标可以从技术和经济两个层次界定。技术层次，发展循环经济就是要在生产实践中，通过生产技术与资源节约技术相融合，减少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最高效率地节约使用资源；在经济层面上，发展循环经济需要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和经济运行机制。需要把资源和生态环境看成稀缺的、社会大众共有的自然福利资本，因而要求将生态环境纳入经济循环过程中参与定价和利益分配。
二、循环经济的特征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的发展观其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新的系统观。循环经济的系统是由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等要素构成的大系统。循环经济观要求人在考虑生产和消费时不再置身于这一大系统之外，而是将自己作为这个大系统的一部分来研究符合客观规律的经济原则。
二是新的经济观。循环经济观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不仅要考虑工程承载能力还要考虑生态承载能力。在生态系统中只有在资源承载能力之内的良性循环，才能使生态系统平衡地发展。
三是新的价值观。循环经济观将自然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需要维持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在考虑科学技术时不仅考虑其对自然的开发能力，且要充分考虑到它对生态系统的修复能力；在考虑人自身的发展时，不仅考虑人对自然的征服能力，而且更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
四是新的生产观。循环经济的生产观念是要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在生产过程中要求遵循“3R”原则：资源利用的减量化（Reduce）原则、产品的再使用（Reuse）原则、废弃物的再循环（Recycle）原则。
五是新的消费观。循环经济观提倡物质适度消费、层次消费，在消费的同时要考虑到废弃物的资源化，建立循环生产和消费的观念。
三、各国循环经济发展趋势
（一）日本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循环经济理念在日本深入人心，21世纪初，提出“环境立国”战略，即创建循环型社会的国家目标。消费者报废电器时应支付废旧家电收集、再商品化等有关费用，废旧电器经过商家回收又重新回到生产。资源循环利用率如空调为78%，电视为73%，冰箱为59%，洗衣机为56%。日本力争资源回收率达100%。从家电中回收的玻璃、铜、铝等材料制作成玻璃杯、易拉罐等再生产品。
（二）德国
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德国始终走在世界前列。早在1972年德国就制定和颁布了《废弃物处理法》，1996年又颁布《循环经济和废物管理法》，确立产生废弃物最小法、污染者承担治理义务以及政府与公民合作三原则。家庭废弃物利用率从1996年的35%上升到2003年的60%。2003年在冶金行业，95%的矿渣、75%以上的粉尘和矿泥，以及至少有2000万顿废旧钢材被重新利用。，废弃物处理成为德国经济支柱产业，年均营业额约410亿欧元，并创造20多万个就业机会。
（三）美国
美国1976年就制定和颁布《固体废弃物处置法》。2003年，美国城镇产生的废弃物为5.5亿t，回收利用率达到40%。在各种废弃物回收利用率中，纸张为42%，软饮料塑料瓶为40%，铁制包装为57%。
（四）欧盟
欧盟实施的家用电器回收办法，规定商业界必须回收90%的废弃电冰箱及洗衣机，并将此类大型电器用品的60%用于再生产利用。在个人电脑方面其回收比例则按产品重量由原定的60%提高到70%，再生率也由50%提高至60%。此外法国政府要求应有85%的包装废弃物循环利用；奥地利法规要求80%回收包装材料必须进行再循环处理或再利用；丹麦政府规定所有废弃物要有50%进行再循环处理。
四、目前循环经济的几种发展模式
（一）杜邦模式——企业内部的循环经济
通过组织厂内各工艺之间的物料循环延长生产链条，减少生产过程中物料和能源的使用量，尽量减少废弃物和有毒物质的排放，最大限度利用可再生资源，提高产品耐用性等。发明这种模式的杜邦公司到1994年生产废弃物减少了25%，空气污染物排放量减少了70%。
（二）园区模式——又称为卡伦堡工业园区模式
按照工业生态学的原理，通过企业间的物质集成、能量集成和信息集成，形成产业间的代谢和共生耦合关系，使一家工厂的废弃物或副产品成为另一家工厂的原料和能源，建立工业生态园区。丹麦卡伦堡工业园区内各企业通过贸易方式利用对方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或副产品作为自己的原料，不仅减少了废物生产量，还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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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德国DSD——回收再利用体系
德国的包装物双元回收体系（DSD）是专门组织回收包装废弃物的非营利性中介组织，最初由95家产品生产厂家、商业以及垃圾回收部门联合组成，已有1.6万家企业加入。在需要回收的包装物上做标记然后由DSD委托回收企业进行清理、分拣再进行循环利用。
（四）日本的循环型社会模式
日本在循环型社会建设方面主要体现三个层次上。一是政府推动构筑多层次体系；二是要求企业开发高新技术；三是要求国民从根本上改变观念，不要鄙视垃圾，要把它视为有用资源。堆在一起是垃圾，分类存放就是资源。
五、国外循环优秀案例及经验借鉴
下面以日本北九州生态园为例介绍。
（一）园区简介
为解决大量消耗能源、资源而产生的垃圾排放等越来越多的环境，北九州市以建设亚洲的“国家资源及环保产业基地”为目标，以振兴再生资源利用产业为主，制定了生态工业园基本规划。工业园建于2001年，是再利用型生态园的代表。园区分为实证区和循环工业园两个区域。
（二）循环经济实施措施
北九州市的环保产业拥有合理的环境管理体制及安全的高新技术，由企业、大学及政府部门组成的“北九州环境产业推进会议”制定了基本工作方向并采用了环境政策与产业振兴政策相结合的独具特色的地方政策。重点实施措施有四个方面：（1）建设循环使用及旧零部件再次使用产业园区；（2）充分利用现有的产业基础设施，新产业；（3）创办新能源技术产业、超微纳米等新一代环保产业项目；（4）加强人才培训。
此外北九州通过规划合理的功能区布局来更好的贯彻实施循环经济的理念，具体功能区布局如下：（1）2001年6月设立北九州市生态工业园区中心：是开展环境的基地，举办以市民为主的环保知识讲座，举办环保技术相关研修、讲座，推广环保技术。（2）环保企业聚集区：通过各企业的相互合作，把环保相关企业发展成为废物排放为零的资源循环基地。（3）响滩再生使用区：市政府场地租给企业，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环保项目，地方中小企业充分利用自己独创的先进技术和先进工艺，开展各种再生使用产业活动。（4）环保研发中心：企业、政府、大学联合起来将进行最尖端的废物处理技术、再生使用技术的研发。本九州生态产业园利用作为工业城市积累起来的技术和人才、工业设施及企业、研究机构、政府、市民建立的，将振兴产业与环境保护两大政策有机结合成功实现了建立独具特色的地区政策的工业园区，其成功经验对我们建立循环经济示范区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六、国内发展循环经济建议
发展循环经济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最重要和最现实的选择。结合我国国情发展生态园区循环经济可从以下几点试做努力：
1.创新机构，保证循环经济深入发展。成立循环经济建设领导小组结合区域实际状况，从引导和促进的角度出发全面推进区域循环经济工作。
2.绿色招商，促进第二产业生态工业发展。通过产业链、产品链和废物链的构建与完善，资源和废物的减量化等措施，大力发展生态工业，改善投资环境。根据生态工业系统建设需求和市场机制有选择地进行主题招商和绿色招商，重点发展补链企业，形成多产品多链条的生态工业网状结构。
3.集约使用，提高资源使用率。注重资源的集约化使用，无论在土地资源、水资源、还是能源使用效率方面均努力达到较高水平。
4.重视，引领静脉产业生态工业发展。可利用高新技术发展海水淡化以解决淡水资源缺乏的问题；投资兴建垃圾发电厂，利用先进的技术进行烟气净化处理发电的同时保护居住环境；完善区域水循环系统，建立以污水处理厂为主体的中水回用系统，节约用水的同时满足企业对中水的需求。
5.加强信息建设，构建生态工业信息平台。建立固废资源信息网，便于企业之间进行固废资源交换与再利用的信息沟通，为生态工业园和循环经济建设搭建信息平台。
6.注重生态教育，建设绿色学校。生态文化建设从孩子抓起，各级学校开展环境教育，在相应课程中增加环境保护知识，把生态教育纳入学生的素质教育内容，从小培养学生保护环境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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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期货市场；国民经济；价格发现；风险转移
一、引言
我国期货市场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办以来。经历了不平常的发展道路。经过数年的整顿规范，我国期货市场的市场环境、内部结构、市场规模均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期货市场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期货市场交易规模近来出现了持续的恢复性增长。
值此期货市场蓬勃发展之机，我们更应该在反思中国期货市场走过的曲折道路的基础上，借鉴国际期货市场发展的成功经验，对期货市场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深人地探讨，客观认识我国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揭示期货市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作用。这样才能够为促进我国期货市场的稳定发展提供理论上的保障。
二、文献综述
关于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即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微观层面的理论分析。据其对期货市场经济功能强调重点的不同，研究可分为三大观点：首先是传统的观点，即认为期货市场的主要功能就是风险转移，如Samuelson(1965)首先将商品期货界定为“票据”，然后通过对完全竞争市场均衡价格的两种形式的分析，指出商品期货市场具有稳定价格(价格熨平)的功能，同时还具有风险分摊(套期保值)的功能。其次是期货市场的流动性理论，Working(1962)和Telser(1981，1986)认为，就风险转移而言远期比期货更有效。所以期货市场的主要功能并不在于风险转移，而在于为市场参与者降低交易成本、提供流动性。而Williams(1986)则提出了隐性借贷理论。他认为套期保值实质上是一隐性借贷行为，所以期货市场是一种隐性借贷市场。故而期货市场的重要作用应是规避信用风险，减低交易成本。综合上述观点，Hieronymus(1993)指出，最接近自由竞争的期货市场，其主要功能在于确定投机价格，提供风险转移机制和建立公平的融资渠道等几方面。
在国内，由于期货市场长期处于试点、整顿阶段，故而关于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发展作用的探讨一直都未停止，但这些探讨大都集中于宏观层面的实践总结。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常清(1999)提出，应在反思10年研究和试点的基础上，对诸如经济发展与期货市场建设；期货市场建立与市场经济改革；期货市场与通货膨胀、通货紧缩；期货市场会否制造泡沫经济等有关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陈述云(2001)指出期货市场主要有以下几个作用：(1)有利于商品生产经营者改善内部经营管理，避免价格风险。提高经营效益；(2)为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提供价格决策信息；(3)有利于完善市场体系与市场价格形成机制；(4)有利于建立各种金融市场之间的竞争和均衡关系。姜洋(2005)认为稳步发展期货市场有助于确立大宗商品定价话语权，有助于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有助于推进商业银行转变经营机制，并且有助于健全我国石油安全机制。田源(2005)亦指出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功能，决定了它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能够帮助国家化解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趋利避害，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国家利益。而马文胜(2005)则将新形势下期货市场的功能归结为：(1)宏观功能，包括保护国民经济安全与国家利益、对产业调整起宏观调控作用和联接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等三方面；(2)微观功能，包括价格发现与套期保值和形成良好投资渠道两方面。曹和平(2005)也提出：期货行业是一个能够直接为GDP带来增长的实物性产业。期货市场不仅能够发现价格规避风险，而且由于它自己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供给价格弹性比其它的银证期保类产业要快，这就使它能够成为宏观经济的稳定剂。
综述国内外有关文献。我们可以发现期货市场作为高级的市场组织形式，具有形成价格进而优化资源配置的根本作用。故而期货市场的基本经济功能就在于：(1)风险转移功能，也就是期货市场通过套期保值能够有效的转移价格风险，其实质就是期货市场通过形成合理的风险价格(套保费用)，将现货市场的价格风险在套期保值者和投机者之间进行有效转移。(2)价格发现功能，也就是由于期货市场具有公开性、预期性和连续性的特征，期货价格能够准确及时地反映当前和未来的市场供求，从而优化资源配置。
在两大基本功能的基础上，期货市场可衍生出一系列具体的派生功能。首先是期货市场的宏观功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促进经济增长；(2)平稳经济波动；(3)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其次是期货市场的微观功能，主要是帮助企业转移价格风险，锁定生产成本，保障经营收益。事实上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作用也就在于此。
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虽然国内外在这方面的探讨很多。但前期文献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不足。前期文献的理论探讨多为局部均衡分析或简单经验判断，尚未发现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运用金融经济学基本理论对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进行规范分析的成果；同时全面系统地理论研究期货市场功能发挥状况的具体文献也几近于无。这就说明国内外在这两方面的工作实际尚未展开，而这种状况既与目前国内期货市场高速增长的现状不相适应，更会阻碍未来我国期货市场的稳定发展。
所以，下面我们即对期货市场的两个基本经济功能进行深入系统的理论分析。
三、期货市场通过风险转移功能优化资源配置
这部分的研究我们主要从微观角度人手，讨论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期货市场没有出现以前，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要承担来自于季节性的变化、自然因素的影响和政治因素的影响的全部价格波动的风险，这种风险会给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造成直接或间接损失。期货市场出现以后，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可以通过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交易来将价格波动的风险有偿转移给愿意承担风险的投资者。这就是期货市场的风险转移功能。
我们认为，期货市场通过风险转移功能能够优化资源配置，这一点可以通过下面的局部均衡分析来证明。
不确定的价格会影响到风险厌恶的厂商的生产行为。对于这一点，理论界早有研究。早在1971年，AgnarSandmo就在模型中严格证明了，风险厌恶的厂商在面对不确定的价格的时候会减小自己的产出(Sandmo1971)。但是一旦存在远期市场、期货市场及期权市场等这些可以进行套期保值的金融市场的时候，厂商可以将自己面临的价格风险转移给金融市场中的买方和其他投机。Holthausen(1979)及Lapan等人(Lapanet．a1．1991)也证明了当期货价格与未来现货价格的期望相等时，也就是所谓的期货价格是无偏的时候．厂商的产量与它面对一个等于未来现货价格期望的确定的价格下所选择的产量一样。这也就是说。通过包括期货市场这些金融市场的引入，可以提高厂商的产量(相对没有这些市场时而言)。
在现有的文献的基础上，我们将主要对不存在期货市场和存在期货市场两种情况下风险厌恶的厂商的生产决策研究，以此发现期货市场风险转移功能对市场参与者的福利的影响情况，从而证明期货市场的确能够通过风险转移弥补现货市场的不足，优化市场资源配置。
1．无期货市场时的厂商决策。
在这部分中，我们遵循Sandmo(1971)的框架，分析没有期货市场时厂商的生产决策。我们假设：
(1)厂商处于完全竞争市场。
(2)厂商从其利润中获得效用。其效用函数为一个以
2．存在期货市场时的厂商决策。
此处我们在模型中引入期货市场，并研究这一市场的引入对厂商生产的影响。为了分析的简便，我们这里借用Hohhausen的假设，即市场的参与者并不是像现实中那样在期货合约到期之前平仓，而是持有期货合约一直到期并履行合约。因此，实际上这里讨论的更像是远期市场。但是只要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之间的无套利关系能够始终成立，这里的分析就可以很容易地推广到真实期货市场的状况。
假设厂商在期货市场上有总量为h的套期保值头寸。期货合约的当期价格为f，未来价格为b。则厂商的最优化问题可以写为
由(10)式可以得出结论：当存在期货市场时，厂商的生产决策只受期货价格b的影响。当期货的价格等于未来现货市场的价格的期望时(b=E[P]=μ)，厂商的行为与完全竞争条件下面对确定价格时的行为一样，即而厂商的风险厌恶程度仅仅影响厂商在期货市场的头寸。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没有期货市场的情况，期货市场的引入能提高厂商的产量()，达到资源配置优化的产量。
进一步，当期货的价格b<μ时，厂商的产出低于价格为确定时的产出。此时期货市场的引入是否会增加厂商的产量(相对于没有期货市场，而价格又是不确定的情况)，是不确定的。具体要依期货价格而定。而当期货的价格b>μ时，厂商的产出高于价格为确定时的产出。这就说明，如果期货市场非有效，则其对现货市场乃至资源配置的作用很可能是负面的。
基于微观角度，我们发现在不确定的情形下，有效率的期货市场确实能够弥补现货市场的不足。即其通过转移厂商面对的价格风险，促使风险厌恶的厂商做出有效率的产量决策，从而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
四、期货市场通过价格发现功能促进经济增长
下面我们从宏观的角度，分析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的作用。
作为期货市场的基本功能之一，所谓价格发现是指在期货市场上通过公平竞争、高度透明和集中交易的方式所形成的，最接近市场真实需要，能够反映当前和未来供求关系，指导现实生产和经营的价格水平。
由于现货价格在形成过程中的时滞性、分散性和更重要的信息不对称性，其价格的真实性受到严重影响。以其作为市场信号，就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形成高昂的交易成本。而由于规则公平，买家和卖家众多，期货市场积聚了各方面广泛信息。由此信息集中过滤所形成的期货价格，必然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真实的供求状况及其未来价格变动趋势，形成正确的价格信号。这样通过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就显著地降低了相关商品的交易成本，促进了商品的交易乃至经济的发展。
事实上，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的根本作用就是显著降低商品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增长。
Williams(1986)则从另一角度论证了期货市场降低交易成本的基本作用。他指出原则上任何一种商品和服务都应有一个市场，但为了降低整个交易成本，市场的数目应在满易需要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有的商品或服务没有必要在有形的市场中交易，而可以在隐性市场上进行交易。两个有形的市场交易一般就可以衍生出一个隐性(市场)交易。事实上现货市场、期货市场和借贷市场就是这样相互联系的。所谓套期保值，就是期货交易和现货交易的结合，其实质包含着一种隐性的商品借贷交易。所以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期货市场是一种隐性借贷市场。故而期货市场的重要作用应是规避信用风险，减低交易成本。
下面我们采用Yang和Borland(1991)建立的新兴古典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研究期货市场是如何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促进经济增长的。
由上可见，交易条件越好，交易成本越低，则分工的演进就越快，专业化经济优势就越强，从而经济增长也就越快。
而期货市场恰恰就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我们可以延续上述思路具体分析一下：
在t=O时，分工水平很低，每种贸易品均有多个生产者。因而购买者可以选择其中任一，即使购买者在这一生产领域已停止人力资本积累。所以此时存在一个瓦尔拉斯机制。然而可以证明，由于熟能生巧和专业化经济，经济可能演进到极端分工的状态：每种产品只有极少生产者，每个人作为他的专业产品的出售者就是一个垄断者，而作为其它产品的购买者，相对其中的生产者而言是没有竞争力的(因为此人已停止在此领域的人力资本积累)。所以在t很大时，存在一个对称的多边垄断机制，垄断造成的机会主义行为产生了阻止专业化经济优势被充分利用的内生交易成本，从而影响了经济增长。
而以期货市场为代表的长期合约制度安排，可用于限制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内生交易成本。如前假设，所有交易都是通过一个合约系统和一个期货市场来进行谈判。在t=O时期的一个瓦尔拉斯机制决定所有的长期合约。这些长期合约不能在以后重新谈判。t=-O时期任何人都没有生产活动的经验，因而人们事前完全相同并无“专家”与“外行”之分。因为所有的交易通过合约系统被在t=O时期运作的期货市场完全决定，因此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者会从熟能生巧中获得垄断权力，但在合约签订之时还没有垄断权力存在。与所有人的理性预期假设结合，t=O期的瓦尔拉斯机制是可行的。因此期货市场的功能就是消除由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内生交易成本。如果没有期货市场，由熟能生巧和专业化经济引致的机会主义行为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根据新兴古典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我们发现期货市场能够降低经济体系的内生交易成本，促进社会分工水平的提高，最终促进经济增长。
新的系统观。循环是指在一定系统内的运动过程，循环经济的系统是由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等要素构成的大系统。循环经济观要求人在考虑生产和消费时不再置身于这一大系统之外，而是将自己作为这个大系统的一部分来研究符合客观规律的经济原则，将“退田还湖”、“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生态系统建设作为维持大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工作来抓。
新的经济观。在传统工业经济的各要素中，资本在循环，劳动力在循环，而唯独自然资源没有形成循环。循环经济观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仅仅沿用19世纪以来机械工程学的规律来指导经济活动。不仅要考虑工程承载能力，还要考虑生态承载能力。在生态系统中，经济活动超过资源承载能力的循环是恶性循环，会造成生态系统退化；只有在资源承载能力之内的良性循环，才能使生态系统平衡地发展。
新的价值观。循环经济观在考虑自然时，不再像传统工业经济那样将其作为“取料场”和“垃圾场”，也不仅仅视其为可利用的资源，而是将其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需要维持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在考虑科学技术时，不仅考虑其对自然的开发能力，而且要充分考虑到它对生态系统的修复能力，使之成为有益于环境的技术；在考虑人自身的发展时，不仅考虑人对自然的征服能力，而且更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生态经济伦理；藏族；传统文化
近年来，关于人类的另一种伦理——生态经济伦理受到广泛关注。这种伦理既是对传统伦理的继承和发扬，也是一种被时代赋予新内涵的伦理观。这种伦理有其产生的行为根源，是人类对自身行为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同时也体现了人类对人口、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渴望。藏族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生态经济伦理，对保护青藏高原藏民族的繁衍、生存具有一定导向意义，从藏族传统文化的视野剖析生态经济伦理，对于更深刻理解生态经济伦理及其内涵有一定的意义。
一、生态经济伦理及内涵
自美国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RachelCarson)《寂静的春天》一经问世，便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人类关于发展观念上的争论。而其后的《增长的极限》、《只有一个地球》等著作，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和形成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人类在追求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经济发展的反思，是对“理性经济人”、“帕雷托最优”、传统发展观的挑战和革命。
针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频频发生，人类为满足自身的需求，始终处于对自然的“主宰”地位，而无视自然的生存权利，直到人类受到大自然的报复，人类的环境意识才被唤醒，生态运动由此兴起，并不断发展壮大。生态经济伦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种新的生态经济伦理。
早在1923年A.施韦兹曾提出尊重生物的伦理学（《文明的哲学：文化与伦理学》），在他的伦理学中，道德的基本原则：“善就是保护生命和发展生命，恶就是毁灭生命和妨碍生命”；人对其周围的所有生物负有个人责任。后来，A.莱奥波尔德从生物伦理学发展并提出《大地伦理学》（1993），提出了两个决定性概念：第一，伦理学正当行为概念，应扩大到对自然界本身的关心。第二，道德权利概念，应扩大到生命和整个自然界，赋予它永续存在的权利。
生态经济伦理是适应当代人类发展的生态经济的新时代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新经济伦理。这种新经济伦理熔铸了生态伦理学、经济伦理学、生态经济学、环境学、生态学、环境文学、环境社会学等诸多人文社会—社会科学学科的丰硕成果，代表了当代人类从道德视角审视和关注人—社会—环境关系所达到的一种新的道德视角境界：它立足于追求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这三重价值的有机统一、协调和平衡，把全面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它的终极道德关怀，体现了人类在生态危机咄咄逼人的形势下不断追求道德文明的执著和智慧。生态经济伦理基本特征是：生态经济伦理意识的特殊性，生态经济伦理关系的独特性，生态经济伦理实践的特别性。生态经济伦理具有导向、调节、效率、教育、激励的功能。生态经济伦理的深刻内涵是：第一，生态经济伦理强调环境忧患意识的重要性。第二，生态经济伦理追求平衡、和谐的道德境界。生态经济伦理的平衡是指事物之间或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处于协调、统一的状态。具体来说，首先，生态经济伦理要求人类在经济活动中尊重和维护地球生态平衡；其次，生态经济伦理呼吁人类在经济活动中自觉维护人类经济系统的内部和外部平衡；最后，生态经济伦理要求人类在经济活动中有效地平衡各种经济协调手段。第三，生态经济伦理的根本价值观是可持续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生态经济伦理对传统农业经济伦理思想和工业经济伦理思想的继承和超越可以归结到一点上，这就是它崇尚一种全面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道德理想。其实，生态经济伦理所关注的本质是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作为一种经济伦理，生态经济伦理既具有一切社会道德现象共有的一般本质、特征和功能，也具有不同于其他社会道德现象的特殊本质、特征和功能。
二、藏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经济伦理思想
藏族传统文化的体现主要是表现在藏传佛教文化上。文化的功能在于保持社会正常运转的功能，知识传承的功能，对人教化的功能，及建构民族心理，塑造民族性格，形成民族传统的功能，以上这些功能都集中体现于藏传佛教文化中。
佛教十善法规定：不杀生、不偷盗、不邪、不妄话、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欲、不瞋恚、不邪见。基本囊括了人类的美德。松赞干布根据佛教十善法，制定了第一个法典，即二十法规，二十法规对规范、提高藏民族的道德修养和文明素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藏传佛教文化看世界的视角是在普度众生的前提下，世间万物在无贵贱、高低、优劣中平等生存、发展，根据你在前世的修行进入轮回。藏传佛教的核心在于“善”，这种信念遏止了部分人的贪欲与非理，缓解了社会冲突和阶级矛盾，追求一种社会和协、稳定的发展。正是佛教文化的精髓与传统文化的相溶性，构成独特的以精神世界为依托的藏族传统文化。这种藏族传统文化对人的经济行为的影响，是通过经济主体内在的价值理性（下转第189页）（上接第190页）认同过程和外在行为习惯重复过程实现的，是自觉自愿的无形过程。如在藏族传统文化中，“三因说”作为认识论与思维方式的基础，奠定了藏族认识世界的方法论。“三因说”体现在藏族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但最根本的是指自然、神（佛）与人的三因相统一。藏传佛教认识论强调的是：“自然生存环境与生命主体依正不二，相依相融；宇宙万物诸法无我，自他不二；自然万物依据各自业力，互为轮回转生，同为一体生命链上的环节；物质生命与精神生命互为融合，心色不二。”突出宇宙万物的统一性、同一性和整体性。在藏族传统文化中，人与其他生物是同生共存的，人与环境是共同发展的。古代藏族人反对对自然的损害，反对挖掘草山，污染泉水，侵犯野生动物。在藏族人眼里，没有任何动物是绝对坏的，由此出现“羊要放生、狼也可怜”家畜与野生动物共生存的景观。在藏族传统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同生共存的现象不胜枚举，但本质是人类要尊重自然。
从藏族传统文化中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层面上看，藏族传统文化已经原生性的含有生态经济伦理思想，并且这种伦理并非由于外力所致，藏族先民也从未曾经历过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而是藏族传统文化代代传递和积淀的结果，这种传统文化中含有原生性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正是这种思想的引导，使以藏族为主体的青藏高原千百年来能保持较好的生态环境。
法国社会学家佛·佩鲁指出：“经济体系总是沉浸在文化环境的大海之中。在此文化环境中，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属共同体文化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尽管未必完全为这些东西所决定”。藏族在青藏高原创造了一种适应自然环境的生存文化，这种生存文化与自然环境高度适应，其生活方式都是这种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藏族传统文化中存在一些禁忌以示人类对自然的尊重。这种对自然的禁忌，构成藏族文化中的生态经济伦理理念，如对神山的禁忌：禁忌在神山上挖掘；禁忌采集砍伐神山上的草木花树；禁忌在神山上打猎，禁忌将神山的任何物种带回家去……对神湖的禁忌：禁忌将污秽之物扔到湖（泉、河）里；禁忌在湖（泉）边堆放脏物和大小便；禁忌捕捞水中动物（鱼、青蛙等）。还有对土地、对家畜、对鸟类、兽类的禁忌，及打猎的禁忌。这一切禁忌是建立在人类在追求自身的生存时，也必须考虑到对自然权利的维护；其核心是不能触动自然界，保护自然的完整及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平稳发展。这种文化的价值观念决定了其生活方式不是纯粹为牟利的经济活动方式，而是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基础之上的节俭、适度的生活方式。
正是藏族传统文化中的节制、适度、保护生态环境的生活方式，能使生活在生态脆弱、地质复杂的高原民族繁衍至今，创造了灿烂的文明。
从藏族传统文化中的禁忌和生产方式中可以看出，藏族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生态经济伦理思想在于：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主张保护自然，爱惜环境，保护生态多样性，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经济伦理思想是追求人与自然协调生存，和谐共处的一种境界，藏族的祖先千百年来依据其生存环境，形成青藏高原藏民族独具特色的游牧文化及农耕文化，但这两种文化的表现方式却统一在藏族传统文化的具体内涵中，即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人类应爱护它们。这种境界早已超越了人类的生存需要，是一种万物皆有平等生存权利的境界。藏族传统文化中的这种珍视自然生命的内涵，是人类尊重自然的结果，在此人类只充当适应自然的角色，而不是“主宰”自然的主人。当然，这种境界并不是我们今天所关注的生态经济伦理，但其中包含这种元素的存在，并且影响着每一个藏族人的生存、生活方式，尽管从这点上来看，这种思想对于保护青藏高原的生态起到积极的作用，但从产生作用的面上来看，却是关乎我国长江、黄河中下游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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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成武，黄利民，等．资源科学概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SARS（即“非典型性肺炎）发生的背景是中国正在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许多原来的制度基础已经不存在，但新的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体制却还没有建立或还没有完善，那些处于这种转轨时期的制度在处理突发性事件中的缺陷在SARS的冲击下更加明显。
从短期看，虽然近年来中国经历了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1998年的抗洪斗争以及近几年来全球经济不景气等事件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但与这些因素不同的是，SARS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更大，影响到了人们生活、学习、工作的各个层面，因此，它对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也更大。
在长期中，由于制度性因素的改变，这次冲击对整个社会带来的最深远的影响应当是提升了经济、政治改革以及医疗、社会保障体系等等制度改革的速度，为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奠定稳定的制度基础。虽然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但是对它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以及暴露的转轨时期各种制度问题，以及政府与企业在这一过程中采取的策略与措施进行分析，有利于我们思考和总结经验，为进一步的改革指明方向。
二、SARS对国民经济的短期影响
一个经济体系的生产取决于基本的经济要素：资本、劳动、自然资源、技术进步。SARS不是经济内在的生产要素，从短期来看，它不影响生产要素的存量，但是疾病带来的恐慌和为了防止预防疫情扩散采取的措施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投资、生产等行为，对国民经济产生了影响。从这一点看，它与东亚金融危机相类似，都相当于经济系统的外部冲击。因此，我们对SARS短期影响的考察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一是通过它同东亚金融危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的比较来说明SARS冲击的严重性；二是从构成社会总需求的消费、投资、进出口贸易三个部分来分别考察SARS的经济影响。通过比较和国民经济构成的分析，可以较全面地认识SARS对国民经济影响的方式和途径。
（一）SARS冲击与东亚金融危机对中国国民经济影响的比较分析
1.两者都是突发事件，并对国民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东亚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东亚的经济增长给整个世界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被称为“东亚奇迹”。虽然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都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著称，但两者的产品不同，再加上广阔的市场需求，并没有出现激烈的竞争。但东亚危机爆发并持续数月之后，东南亚货币纷纷贬值，使得对外依存度已经很高的中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1998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而外贸出口又受到东南亚国家的竞争，增幅陡降，带来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效益下降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虽然中国顶住了人民币贬值的压力，采取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使1998年的经济增长7.8％，但这不仅在数量上与1997年预计的8％以上的增长率还有距离，而且从增长的结构上看，国家财政的国债投资占了很大比重，而在现代经济学里，政府的投资效率一直是个值得争议的话题。因此，东亚金融危机在短期内对中国经济造成了负的外部冲击。
自从五六十年代的天花消失以后，中国一直没有爆发过大面积、大规模的传染性疾病，在卫生部公布的传染疾病里也没有SARS这种类型。从2002年11月第一例SARS患者在广东河源被发现到2003年5月，这种病症迅速由广东传到了北京，然后传到了内蒙古、山西、湖北、江苏、四川、河南等地，造成了全国性的影响，引起了人们的恐慌。最开始，医生对这些病症也没有确诊，虽然在2002年12月已经确认这是一种新的病毒造成的疾病，而且对其临床特征有了初步的认识，但对它的危害、传染性等等都一无所知。一直到今天，研究人员对SARS病毒仍然没有完全认清，它的传播途径、传染性、疫苗等等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这种不确定性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它对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现在还不能下结论，但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海闻教授对此有个粗略的估计：受SARS影响，今年国内外旅游业的直接损失就高达1400亿元，加上间接影响，对经济的影响总额为2100亿元。但如果把外国投资影响考虑进去——2003年4月举行的广交会出口成交只有33.12亿美元，远远低于去年同期的168亿美元，而且许多外商出于对安全的担忧，纷纷考虑把制造业转移到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也比较低廉的国家和地区，SARS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远远不止2100亿。在对外贸易方面，SARS对贸易逆差的影响可能到五、六月份才能显示出来，但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世经处副处长高辉清博士认为如果目前的SARS危机延续到七月，中国在这三个月期间的逆差将会是50亿美元。
2.SARS对国民经济影响比东亚金融危机更加深远。
从性质上说，SARS冲击不是经济危机，更确切地说是一场导致经济问题的危机，而东亚金融危机是一次纯粹的经济危机。性质的不同以及传导机制的不同，导致了两者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完全不一样。
在影响总需求的传导机制上，由于资本帐户没有开放，因此，国外资本不能直接通过国内的资本市场影响人们的消费和投资，东亚金融危机主要是通过进出口贸易、外资流动而对总需求产生影响；与此不同，SARS对消费、投资、政府的消费、进出口贸易等等都产生了直接的冲击。为了避免交叉性感染，人们尽可能不在人多的地方集聚，超市、旅游、餐饮、交通等行业都在这次冲击中受到重创。以北京市为例，今年4月与去年同期比，北京接待海外游客人次下降59.9％；北京涉外饭店接待国内游客下降21.4％；北京旅行社业务出现萎缩，国际旅行社外联组团游客下降76％；饭店出租率大幅下降。北京主要旅游景点游客明显减少，其中20家主要旅游景点统计，国内外游客人次下降51.7％，营业收入下降49.6％。（注：资料来源：《光明日报》2003年5月16日。）
除了国内的消费，世界卫生组织还把中国许多发现SARS病情的地区列为疫区，建议不要到这些地区旅游、公务，这不仅影响了旅游业，而且SARS何时能结束的不确定性阻碍了国外资本的流入，一旦工厂不能按时开工，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与经营战略就会受到影响。
相比之下，东亚金融危机的危害要小得多。首先，它是通过进出口贸易以及外来投资渠道影响国民经济的，采取一定的财政货币政策可以抵消其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扩大内需弥补外部需求的不足；其次，中国资本帐户不开放避免了投机资本炒作对资本市场冲击，并通过资本市场的扩散效应，损害国内企业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成本，从而造成整个国民经济的损失。因此，东亚金融危机对中国国内的产业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损害，在国家实施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后，国民经济仍然实现了高速的增长。
从发生的地域看，全国大部分省都发现了SARS患者或疑似病例。SARS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还表现为由于生产和经营不能正常进行，影响了国外投资者的投入和对外形象。SARS的重灾区在4月之前是广东，之后是北京。广东是中国制造业的中心和产值最高的地区，对外联系紧密，许多跨国企业都在这里设有工厂，生产电脑配件、设备、服装、机电等等。由于SARS的影响，使得工厂不能正常开工，而且一旦工人感染SARS工厂将停产，就面临无法及时供货的风险，而这种风险的考虑可能导致海外客户分散下单或者转移采购地点，劳动力同样低廉的东南亚或南美等国就可能成为它们选择的对象——这对于依托比较优势，促进经济增长的中国经济将造成严重损害。许多跨国企业的中国总部都设立在北京，不仅如此，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还具有特殊的政治影响，很多外国使节和外国友人居住在这里，北京也是世界了解和评价中国的一面镜子。5月初，摩托罗拉北京总部的一位职员感染SARS，拥有1600多名员工的北京总部暂时了停止工作。（注：资料来源于摩托罗拉（中国）公司主页新闻，网址：http：//。）北京成为SARS的重灾区不仅影响了当地的经济，而且容易给国外投资者造成中国整体环境不安全的印象。
从已经产生的一些国际影响来看，由于SARS的发生与蔓延，原定于在中国举行的国际会议纷纷取消或推迟，WHO建议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旅游者不要到中国旅游，截止5月20日共有124个国家对来自中国的旅游团或参加国际会议的代表团以及个人采取限制措施，其中有些国家甚至不准中国来的人入境（注：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外交部主页通知，网址：http：//）——这些事件严重损害了中国在国外投资者、旅游者以及进出口商心目中的形象。而与此相反，东亚金融危机中，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评价，这对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吸引外资和促进对外贸易等方面都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综上所述，尽管SARS风暴仍在继续，但它对消费、吸引外资、进出口贸易、国家形象等等方面的影响都要远远大于东亚金融危机。
（二）SARS对总需求的影响
从今年春天开始，蔓延中国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的“非典”疫情成了人们最关注的话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有关地区的经济发展。2003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高达9.9％，人们曾经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可以高达7.5％以上。鉴于SARS流行，今年四月下旬，世界银行把中国经济增长率向下调了0.2个百分点。有些经济学家指出，SARS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有限，现在中国人暂时不愿出门，但只要潜在购买力还在，他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还在，如果他们想买汽车或房子，完全可以等到SARS风暴过去再实现，虽然消费行为延迟，只要供给方面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中国经济整体还是健康的。
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不完全准确，需要分析。一般来说，国民经济总量的衡量指标通常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国民生产总值（GNP），这两者都是流量概念，统计的是一年之内一个经济社会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增加值，如果消费的速度加快，那么企业的生产经营也就跟着加快，于是按照年度统计的国民经济指标值就会大大增加。SARS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从消费和生产两个途径得到了强化，从而减少了当年的经济活动，因此，从这个角度考虑，SARS给国民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虽然全国，特别是北京的疫情已经逐渐减弱，感染人数、确诊人数和疑似人数都有下降的趋势，但SARS仍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最重要的诸如：这究竟是什么病毒？它的构成怎样？有哪些传播渠道？有没有可以治疗的途径？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仍然不清楚，SARS就无法得到真正有效的控制，它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仍然在继续增加。
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不是所有的消费都可以通过延迟来弥补（比如黄金假日“五一”）。因此，旅游及相关产业的损失已经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对于生产与消费同时进行的餐饮等行业更是如此，以北京为例，资料显示：北京餐饮业四月份实现零售额8.3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月下降4个百分点，与一季度相比，增幅回落近40个百分点。在贸易以及投资领域，海外客户分散下单或者转移采购地点造成的损失不能通过以后投资的增加加以弥补；由于以上分析的消费方面的原因，国内企业投资需求的减少也不能完全通过事后投资的增加来弥补。再考虑到投资具有的乘数效应，SARS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不容忽视。
三、SARS冲击的长期经济社会影响
（一）信息不对称与管理体制的变革
对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问题的研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取得的最重大的进展之一。信息不完全包括了不确定性和风险，后者可以通过保险或多样化转移或分散，而不确定性却无法消除和转嫁。信息不对称则是由于经济参与人之间拥有的信息量不对等而造成的决策失误、生产无效率等等问题。在这场危机中，促进信息交流，提高政府决策透明性对增强政府政策效果、降低决策成本等带来的好处却是通过生命的代价和试错法得到的。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北京最早的SARS病例是在3月初由外地输入，在此之前，在广东已经有数十名医护人员在治疗患者的过程中染上了SARS，已经有患者死亡。广东的医生也对这种病的症状和一些临床经验进行了总结。但是由于一些原因造成信息不畅通，北京医院的一线医护人员不知道对于这种传染性极强的病需要采取特别的防护措施，在接诊SARS及非SARS患者的过程中，很多护士和医生与之前的广东同行一样不幸染上了这种致命的疾病。没有人提醒他们，更没有人提醒北京的市民，SARS来了！
在以前计划体制下，完全按照条条块块管理，各地区之间、部门之间不互相交流，对于问题则是以中央或上级的文件为依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虽然打破了这种教条主义，但是地区之间、地区的部门之间有效及时的研究合作交流渠道的建立仍然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在广东发现了很多例SARS患者的临床特征不属于卫生部列举的传染病之列，但是在没有正式公布之前，对这种病的认识也只能局限于广东，与其他兄弟省份的医院、研究机构之间缺乏及时的交流的渠道。在制度转型形成的灰色地带里，信息的不对称造成了本来可以避免的牺牲和危机的扩大。
在政策的实施上，最开始对这种不知名的疾病，为了尽量不引起社会的恐慌，维护社会稳定，基本的政策是尽可能地减小SARS消息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在知道了SARS引起的后果后如果仍然没有权威的说法，人们更容易相信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各自采取措施来实行自我保护，从而加剧了恐慌，比如最早在2002年底在广东产生的抢购白醋、抢购板蓝根等的风潮，以及后来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治疗SARS的偏方等等。
与疫情初期相比，4月下旬以后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措施：加入SARS研究的世界开放实验室，共享国际资源；争取世界卫生组织（WHO）在技术、人员等方面的援助；通过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等媒体，及时公布各个地区SARS疑似人数、确诊人数以及由疑似转为确诊人数等信息，以及世界各国有关SARS研究的最新进展——信息不对称分布的改变不仅赢得了国家社会的援助，有助于改变由SARS带来的中国在国外消费者和投资者心中的形象损失，而且大大降低了国内社会对不确定性本身的恐惧。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的重要性在这次冲击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由此看来，SARS冲击带来的制度性影响是促进了整个政府管理体制以及卫生管理体制的变革，向一种更加透明、信息反应更加及时的制度转变。
（二）增长与发展的选择
在增长和发展的关系上，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承认经济增长并不完全等同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指标除了经济增长之外，还要包括人均寿命、教育水平、医疗卫生水平、居住环境等等。但是在实践中，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的位置上。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人均收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都处于中低收入国家水平，（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1）》，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而且在经济转型时期需要处理各种制度以及非制度上的矛盾，因此，我们一直强调经济增长的速度，即使是在1998年，遭受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影响和大洪水之后，中国政府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仍然是“保八”。
在经济增长目标导向下，政府对医疗卫生的投入相对减少，统计资料显示：1990年时，由政府财政拨付的卫生总支出中，还有19％用于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控，到了1995年，这个数值下降至12％。可同期政府的财政总收入却是连年以两位数的比例在增长。（注：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以及《卫生年鉴（2002）》有关数据计算。）与此同时，卫生医疗制度的改革是与社会保障体制、企业改革等等相联系的配套改革，而且滞后于后面两者，经历若干年的改革，政府的公共卫生职能和医疗卫生市场仍然无法分开。在农村，改革开放以后，原来的以公社、大队为基础的医疗体系已经解体，而新的以合作医疗为主要形式的医疗制度由于乡镇财政困难以及农民收入增幅下降等原因一直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这两个问题交织在一起，就使得我们应对诸如SARS之类疾病冲击的预防与治疗基础设施上从一开始就存在不足。在疫情严峻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紧急派人来华，有个叫拜努力的该组织官员前往北京南部的一家大型疾病防控机构考察，发现该机构设备破旧不堪，已处于半瘫痪状态。经估算，该机构要想有效运转，至少要投入500万美元的资金，即使是这样的机构，在全国也只有五六家。（注：资料来源：《中国青年报》2003年5月6日。）
这次危机促使很多人反思我们的发展目标。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是处理国内经济改革中各种问题的基础，但忽略发展问题则会减少用于公共风险需要的投入，降低了整个社会的风险反应弹性，由此带来的种种缺陷在这次危机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
（三）非正式制度的变化：社会道德与社会心理
与正式制度相比，社会道德和社会心理都属于非正式制度的范畴。一套社会认可并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有利于约束“损人利己”的行为，提高社会的信用程度，降低交易成本。不仅如此，道德规范的出现还可以改变信息在社会各阶层、部门之间的分布，提高政策实施的效率。但是，社会道德的冲突、比较与选择只有在危机和突发性事件中才能充分体现出来。
“非典”来势汹汹，传染性强，危害性大，短短几个月迅速成为我国政治、经济及个人生活的头等大事。与以往碰到的疾病或危机相比，非典还超出了国界的范围，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问题。这对一个现代社会在危机中的应变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以及道德规范都是极大的考验。
在互联网络发达的现代社会，一个国家应对突如其来的危机大致有四个层次：一是采取果断措施，在彻底的解决危机的办法产生之前，对危机范围进行控制，不使其扩散；二是政府以及相应管理部门应通过各种媒体以及互联网及时向社会权威信息，避免谣言、传言等非权威信息对管理危机造成消极影响；三是开展国家之间的合作，获得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技术、人员、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四是取决于企业与个人应对危机的能力加强。采取各种自我保护措施，尽可能地减少感染疾病的机会。
如果应对危机的措施采取得当，那么人们对危机本身的恐惧就会消失，整个社会面对危机时的心理承受能力就会增强。从目前发展的情形来看，中国在一开始并没有这种现代危机意识，在局部地区出现了一些恐慌的现象，但随着形势的变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深了人们对这种疾病的认识，人们开始平静地对待非典，社会生产与生活逐渐恢复。
具体来说，在这次SARS冲击中，这种非正式制度提高了政策效果，同时降低了政策实施的成本。比如作为面临的公共风险，对外来人员的隔离应当由社会共同支付，由政府支出，但村民自发组织替代了政府的号召和动员，由于相对政府而言，村民可以及时获得最新的消息，因此，这种自发的监督和隔离显得更加有效率。
对工作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社会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一些重点高校纷纷宣布优先录取参加高考的医护人员的子女；保险公司也积极为他们提供免费保险；国家财政部和税务总局还决定对一线的医务和防疫工作者的特殊临时性工作补助等免征个人所得税。这些社会导向都有助于形成一种“恪守职业道德”、“为他人、为社会服务光荣”的良好风气。
与正式制度的形成相比，非正式制度需要更长的时间，然而其一旦形成就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不轻易改变。SARS冲击对我们的道德观念、社会心理承受能力都是一场考验，经过这次危机，整个社会对突发性事件的心理承受能力都得到了增强，而社会道德规范的变迁也有助于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提高社会应对突发性事件和危机的处理能力、控制能力，并降低了政策的实施费用。
四、小结
SARS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短期和长期。在短期中，SARS对国民经济确实造成了损害，但是损害究竟有多大，不同的学者和研究机构观点也不尽一样。（注：笔者对截至5月15日各媒体公布的专业机构和专家学者的14种预测进行了整理，主要分布在0.3％～0.9％区间。）虽然遭受灾害最严重的旅游、交通运输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大，但是它对旅游、交通运输、餐饮等行业的消费冲击是当期的，而投资、进出口贸易等影响则有“J曲线”效应，考虑到这些滞后影响，在短期内，SARS对于国民经济的影响可能要比东亚金融危机严重。
然而，SARS发生的背景是中国正在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长期来看，这次外部冲击对经济体系最深远的影响是通过加快对现有制度的改革，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注：这和美国1918年的流感不一样，当时美国有60～70万人死于流感，但资本存量不变，消费减少，人均资本存量和储蓄提高促进了长期的经济增长。）不仅如此，冲击和危机还导致了社会道德、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等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有利于形成一套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提高社会对突发性事件和危机处理控制能力的社会规范。因此，长期中，SARS对国民经济的冲击有正面的影响。
SARS冲击使中国的转型体制在面对突发事件时“牵一发而动全身”，问题的复杂性已经显露无遗。因此，应当加快推进医疗、财政、企业、社会保障等等相互关联体制的系统性改革进程，以增强社会抵御突发性事件的能力，并为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奠定制度基础。
【参考文献】
（1）高善文：《历史之鉴：大规模传染病的经济后果》[J]，《新闻周刊》2003年第14期。
（2）成思危主编：《东亚金融危机的分析遇启示》[M]，民主与建国出版社，1999年。
（3）海闻等：《“非典”流行对北京市及全国经济影响的初步分析》，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2003年简报，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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