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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财务绩效概念，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键词】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 小企业会计准则； IASB； ASB
一、引言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发表的《概念框架项目的范围与涵义》，其认为概念框架是由目标和相互关联的基本概念组成的协调一致、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目前，各个国家从分析、评估、指导现实会计准则的角度出发，都在大力研究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以期构建一套系统、协调、严谨的结构来规范实务中的处理方法。依照国际会计惯例，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结构应涉及财务报告的目标、报告主体、财务信息的质量特征、会计要素的划分、会计要素的确认和计量等方面的内容。我国于2006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虽然名义上不是概念框架，但对我国具体会计准则起着指导作用。
2011年10月我国财政部了《小企业会计准则》，意在深化小企业会计改革，规范小企业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行为，促进小企业可持续发展。《小企业会计准则》作为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与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基本保持一致，但是部分内容及表现形式有所调整。纵观各国小企业会计准则的发展，不难发现小企业会计准则始终是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指导下进行修订和完善的。由此，我们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角度对国际IASB《中小主体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和英国ASB《小企业会计报告准则》进行参照比较，以分析我国新《小企业会计准则》的特点。
二、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结构的比较
（一）财务报告目标
我国新《小企业会计准则》沿用了《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财务报告目标，即向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有用的信息，提高企业透明度，同时，反映企业管理层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可见，我国小企业的会计目标立足于兼顾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并且着重强调受托责任。IASB认为财务报告的目标是兼顾受托责任和决策有用两个方面，并将决策有用划分为主要目标，受托责任则作为次要目标。英国ASB也将受托责任和决策有用作为财务报告的目标，其认为财务报告目标既要为考核企业管理层经济责任履行情况提供信息，同时也为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且两个目标并不矛盾，投资者对管理当局的受托责任进行考核就是为了做出更好的经济决策。
综上所述，在财务报告目标方面，我国《小企业会计准则》同国际IASB《中小主体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和英国ASB《小企业会计报告准则》的规定大同小异，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将受托责任和决策有用作为财务报告的目标，不同之处在于IASB与ASB将向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作为首要目标。究其原因，我国小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管理层普遍存在自利行为，会计造假现象时有发生，因此保证财务报告的真实、可靠，以利于报告使用者决策成为财务报告目标的首要考虑因素。为改善小企业会计信息失真、账目混乱现象，新实施的《小企业会计准则》做出了受托责任与决策有用共存，且以受托责任为主要目标的规定。相较之下，我国《小企业会计准则》的财务报告目标实现了与国际财务报告目标的实质性趋同，在具体规定上又突出了我国特色，因而对规范小企业会计行为，健全和完善财务报告制度，促进小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大有裨益。
（二）报告主体
《小企业会计准则》将小企业从大中型企业中独立出来，实行差别会计报告，既体现了与国际准则的接轨，又结合了我国小企业的发展现状。我国《小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准则适用的范围必须符合《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要求且不包括以下三种：一是股票或债券在市场上公开交易的小企业；二是金融机构或其他具有金融性质的小企业；三是企业集团内的母公司和子公司。IASB《中小主体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将小企业界定为不负有公共受托责任，并且向外部使用者公布通用的财务报告。英国ASB《小企业会计报告准则》从量化的角度对小企业主体进行界定，其中涉及了对营业额、资产总额和雇员人数的规范。
通过上述介绍我们可以看出，三个准则对小企业主体的界定不尽相同，但体现的实质极其相似。我国对小企业的界定采用了定量和定性两项标准，既借鉴了诸如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概念框架中关于小企业主体量化式划型的理论，通过《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从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从业人员三个主要维度划分中型、小型、微型企业，又对公开交易股票、债券，具备金融性质的企业予以排除。我国没有采用英国ASB《小企业会计报告准则》中单一定量模式对小企业主体进行规范，有其现实合理性。采用定量为主、定性为辅的标准正是基于对我国小企业数量多、涉及行业广泛、差异较大特性的考虑。若仅以定性标准进行主体界定会含有过多的主观成分，造成实践中难以操作；若依靠若干数量指标衡量企业规模的大小，则不足以保证准则界定的准确性。所以，采用针对性强、易于实务操作的主体规范方式，是现行条件下我国小企业会计准则制定的客观要求和必然选择。
（三）财务信息质量特征
我国《小企业会计准则》继承了《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2006）关于财务信息质量特征的描述，将会计信息质量划分为八个具体要求，包括可靠性、相关性、可比性、可理解性、实质重于形式、重要性、谨慎性、及时性，其中着重强调可靠性。IASB概念框架指出，财务信息质量特征应包含可理解性、相关性、可靠性、可比性在内的主要质量特征以及重要性、如实反映、中立性、完整性等其他质量特征。英国ASB则清晰地划分了质量特征的结构层次，形成了以可理解性、相关性、可靠性和可比性为首要特征，预测价值、验证价值、如实反映、避免重大错误等对应于主要特征的质量要求为次级特征的概念框架。
由于我国小企业资本结构简单，涉及的利益相关者较少，其会计信息的需求主要限于税务、银行、企业内部三个方面，加之小企业资金、人员的固有制约，因此小企业会计信息供给的承载力较低。较低的信息承载力决定了会计准则需充分关注小企业会计信息的供给能力，避免因过多的信息质量要求带来的企业“逆向选择”，即提供不真实的会计信息，以完成任务。此外，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本身具有逻辑一致性，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既离不开总体会计环境的影响，也无法脱离成本效益的约束。重新建立我国小企业信息质量概念框架，势必会增加准则的制定成本，也给小企业带来沉重的执行成本，同时会增加会计信息使用者在比较不同信息概念框架时的成本。基于以上考虑，我国《小企业会计准则》以《企业会计准则》信息质量特征要求为标杆，将制定目标的导向聚焦于股东之外的银行、税务对会计信息的需要，实行两套准则共用一个概念基础，以减轻小企业信息供给负担，加强信息质量的内在联系，并保持与国际趋势高度一致。
（四）会计计量
现阶段，我国小企业存在规模小、业务相对简单、会计基础工作相对薄弱、信息使用者对信息需求比较单一等问题，因而在会计计量方式的选择上必须侧重简单、务实的原则。与IASB《中小主体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和ASB《小企业会计报告准则》相比，我国《小企业会计准则》简化了会计计量方式，并废弃了公允价值、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等计量属性，确立了以历史成本为标准的唯一计量模式，对国际会计惯例中多种计量属性并存使用的情况进行了变革，因而具有明显的“中国会计计量”特色。
我国《小企业会计准则》放弃较为复杂的公允价值计量，采用历史成本作为单一的计量属性，无疑有其现实意义。虽然公允价值计量突破了财务会计历史成本的局限性，解决了历史成本法下计量的账面价值与实际市价背离的问题，但我国小企业应用公允价值的条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相差甚远。长期以来，我国小企业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缺乏规范的管理，账务不健全，经济业务繁杂且生产商品带有随意性，国内尚未成熟的市场条件无法满足直接获取市价的需要，强行引入公允价值计量不仅无助于规范小企业会计核算，反而会成为小企业利用公允价值操纵利润进行盈余管理的工具。其次，公允价值的应用需要大量的职业判断，且执行过程中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这与我国小企业会计人员业务素质普遍较低、缺乏必要的公允价值应用技能的现状相背离。回归历史成本法下的传统计量模式，无疑将回避会计估计的问题，从而增强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再者，历史成本计量属性符合税收征管的要求。以历史成本作为单一计量属性，有利于消除小企业会计所得与纳税所得额产生的暂时性差异，减少小企业纳税申报时繁杂的调整事项，促进准则与税法的协调。
（五）会计核算
我国《小企业会计准则》分为总则、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润及利润分配、外币业务、财务报表、附则，共计十章九十条。新准则在原有准则的基础上进行了简化，调整、删减了小企业日常经济活动中较少涉及的会计核算内容，力求最大程度规范小企业日常经济业务的核算与处理，方便小企业实务操作。与IASB《中小主体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和ASB《小企业会计报告准则》相比，我国《小企业会计准则》涉及交易事项的规定明显偏少，诸如投资性房地产、或有事项、政府补助等核算内容均未在准则中提及，而需要参考《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在具体核算方法上，我国《小企业会计准则》与其他两个准则间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例如，对长期股权投资的适用方法有权益法和成本法，而我国《小企业会计准则》只允许采用成本法。在资产减值方面，我国《小企业会计准则》较之其他两个准则不计提任何资产减值准备。在固定资产折旧方面，我国明确规定了除特殊情况外，小企业应采用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而其他两个准则皆鼓励适用主体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计提折旧。整体来看，我国《小企业会计准则》的简化程度与可操作性已大大超过其他两个准则，在会计核算方面具有鲜明特点。简化会计核算要求，优化实务操作，符合我国小企业会计基础薄弱的现状，有利于小企业减少会计职业判断的应用，并对日常交易或事项进行有效核算，因而有力保障了小企业提供真实完整的会计信息。
（六）财务报表的呈报
《小企业会计准则》明确规定，我国小企业的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附注，编报期采用月报和年报的方式。IASB《中小主体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未将财务报表呈报的相关内容列入准则之中。英国ASB颁布的《小企业会计报告准则》规定，财务报表应包括主要财务报表以及支持性附注，其中主要财务报表由财务业绩表、财务状况表和现金流量表组成。财务业绩表的呈报针对业绩的组成和项目特征，财务状况表的呈报针对持有资产与负债的类型以及两者间的关系，现金流量表的呈报则重点关注不同活动产生的现金以及用途。
可见，我国《小企业会计准则》对财务报表呈报的描述较为完整、全面，这与英国ASB《小企业会计报告准则》相关规定是实质性趋同的。实现小企业财务报表的国际趋同，是我国会计准则适应国际形势变化的一大举措，有利于促进我国小企业与国际市场接轨，规范其报告行为，对于完善我国持续全面趋同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将产生积极影响。此外，我国《小企业会计准则》吸取了IASB在构建财务报表概念框架时的经验教训，增加了对财务报表呈报内容的规定，将财务信息的列报纳入小企业准则中，确保了我国小企业财务报表呈报的常态化、规范化，同时有助于税务部门查账征税，提高税收征管质量，实现公平税负。
三、总结
本文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角度将《小企业会计准则》与IASB《中小主体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和ASB《小企业会计报告准则》进行比较，发现新实施的《小企业会计准则》在财务报告目标、主体界定、信息质量、会计计量、会计核算、报表呈报等方面具有明显的趋同和简化的特点，既符合国际趋同背景下与国际准则接轨的要求，又结合我国国情，有助于提高小企业会计信息质量。
我国小企业具有规模小、数量多、分布广、寿命短、技术装备差等特点，在发展过程中明显有别于发达国家的小企业，因此《小企业会计准则》必须立足于我国小企业现实状况，以规范小企业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行为为目标，促进小企业的发展。会计主体界定的独特性，有利于实现差别会计报告，方便政府部门对小企业的监管。财务报告目标注重受托责任，强调信息质量的可靠性，有助于改善小企业会计造假现象，减轻会计信息负载，满足成本效益质量约束条件。采用单一历史成本计量，简化会计处理，有利于规范小企业会计行为，实现与税法的协调，减轻纳税调整负担。财务报表呈报的完整性，有利于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和如实反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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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傅宏宇.我国《小企业会计准则》与《中小主体财务报告准则》差异的原因分析[N].兰州商学院学报，2012（6）.
关键词：中小企业年金 ESOP信托基金模式 养老问题
一、中小企业年金发展受阻的原因分析
（一）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过高，抑制“第二支柱”的发展
第一支柱提供的养老保障水平过高从而削弱了企业建立年金的必要性。在较高的国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压力下多数中小企业已无力发展自己的年金计划。
（二）财务成本较高
企业年金计入了企业成本，且这部分成本不能全部在税前扣除。如果企业提取年金比例超过税收优惠比例，负担就会进一步加深。
（三）受托模式中存在的问题与风险
首先，受托人在双层关系中具有核心地位，但是在中小企业的实际中往往会出现职能缺位现象。其次在实践中存在着管理者同时行使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职责的情形，这就导致了委托人、受托人之间的相互牵制机制的失效，就为管理者提供了舞弊的机会。
二、创新方案设计―― “ESOP信托基金”模式
我国的中小企业覆盖面广，类型众多。对于处在创业阶段、急需良好的管理人、技术人员作为创业支撑的中小企业，以及知识密集型、需要核心知识团队的中小企业，将以激励为主要目的的“ESOP信托基金”模式作为一种创新设计，具体操作流程：
（一）成立、设置或委托ESOP信托基金会
ESOP信托基金会是一个可以控制企业股份的独立合法实体，它掌握着年金计划的所有资产，并负责基金的管理运作和员工股份购买。其受托管理人可以由银行或信托公司担任。基金会通过购买企业股份的资金向本企业投生产性资金周转（实际以股份换取现金流），随后企业缴费给ESOP信托基金，并在被后者用于偿还银行债务时，这部分资金才被偿还。
（二）融资和偿还贷款
1、公司提供担保，ESOP信托基金会出面，以实行ESOP为名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
国家应对实行ESOP与年金计划相结合的中小企业提供相应的鼓励政策，如出台相关规定调节降低信托基金会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借款利率，放宽实行ESOP与年金计划相结合的企业的贷款条件。
2、ESOP信托基金会运用贷款购买本企业的股份
这部分股份放置在暂时账户中并锁定，购买股份置于暂时账户至贷款还清前的这一段时期称为锁定期。在锁定期间，暂时账户由ESOP信托基金会进行管理。同时这部分股份也作为企业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的担保品。在锁定期间内，暂时账户中股份每年的红利用来偿还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本金和利息，国家可以对这部分红利给予免税或减税税收政策。同时，企业也要从员工当期工资中按比例扣除一部分资金用于归还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本金和利息。
三、员工确定未来分发的股份份额并分发
在股份的分发上应重点体现激励的作用。股权作为对公司所有权并据以获得分红的凭据，员工退休后享有的这种权利，可以为其提供较高的养老保障。为体现激励性质，下面提出以综合系数法作为股份分发方法的设计：
（1）首先将员工按工龄层次分段，并制定每一个年龄段内的股份分发额，采用超额累进股份分发模式。
设企业依据工龄为员工分配的股份比例占ESOP信托基金所拥有企业股份总额的X，可以得到：
[X=][m （Y
m+a*（Y-p） （p≤Y≤q）
m+a*q+b*（Y-q） （Y.>q）]
注：m为企业为向员工分发股份数额占ESOP信托基金拥有企业股份总额比例的基值，即工龄为0时也应得到的那部分股份数额；
p、q为股份分发工龄分界点；
Y为员工的工龄；
a、b为不同的工龄段所对应的中小企业股份分发数额占比。
（2）将员工按岗位类别分段，并对员工在工作岗位上的工作绩效进行合理有效的评估。
设企业依据工作岗位和员工工作绩效，中小企业向员工分发股份数额为Z元。
Z=w*v
注：v为根据工作岗位和员工工作绩效综合确定的中小企业向员工分发股份数额占ESOP信托基金所拥有企业股份总额的比例；
w为ESOP信托基金所拥有企业股份总额。
企业向员工分发股份数额为：Q=X+Z
四、投票权利
已经分配到股份的员工以个人名义行使表决权，未分配到员工手中的股份，由信托基金会代为行使表决权。
摘 要 政府监督的问题由来已久。在现代社会，资源相对稀缺，同时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政府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所承担的责任和发挥的作用日益扩大，政府支出在国民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大，支出形式也是多样化。政府在履行其受托责任时，如何利用有限的公共资源，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是各国政府和国民共同关心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政府绩效审计的研究得到大力发展。在进行政府绩效审计研究时，有必要对政府绩效审计相关的概念进行界定，因此本文对政府绩效审计相关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将其与几个相关概念进行比较，明确其含义。
关键词 绩效 政府绩效 政府绩效审计
政府监督的问题由来已久。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伴随着国家和政府的产生而产生；从世界范围的角度来看，各国都在积极地推进政府监督。进行政府绩效审计则是进行政府监督的有力手段之一。在此背景下，政府绩效审计的研究得到大力发展。本文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相关定义，提出了政府绩效审计的概念，并将其与财务审计、绩效审计、绩效评价等进行了区分。
一、绩效的概念
“绩效”一词首先在企业中被广泛使用，按照我国最新《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绩”表示功业、成果、成绩，“效”表示效果、功效、有效。按照这一解释，“绩效”是效果、成果的统称。
什么是绩效？目前审计理论界众说纷纭。总结起来，主要是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是“结果观”――把绩效定义为结果。如英国学者John Bernardin等将绩效界定为在特定的时间内，通过进行特定的工作活动、行为等产生的产出记录，这种观点将绩效等同为行为、活动的结果。第二种观点是“行为观”――将绩效定义为行为。如Katz等人的绩效理论认为，绩效的内容应包括一个过程，首先是员工加入组织中并能够留在组织中，然后在此基础上员工能达到或超过组织对员工所规定的标准。绩效不是行为的结果，而是行为这一过程。随着对绩效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无论是将绩效定义为“一种结果”还是“一种行为”，都是不完整的。于是，更多的学者认为绩效所指的含义应该更加广泛，提出第三种观点“综合观”――将绩效界定为行为和结果的综合。如Brumbrach认为，绩效的内容应同时包含行为和结果。行为由从事某项工作的个人或组织进行实施。而行为不仅仅是实现某一特定结果所付出的活动，行为本身也是一种结果，是为达到特定目的所付出的脑力和体力活动，在这种描述中，要求行为与结果能够分别进行评价。
本文认为，前述的结果观和行为观都不能全面、完整地描述绩效的含义。当我们对个人、组织或某一项目进行绩效审计时，不仅要考虑实施的行为，也要考虑行为所产生的结果，即将绩效看作是行为和结果的综合。
二、政府绩效的概念
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依法向公民和企业组织征收各种税费，汲取财政资源，并通过政治权力机制，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
简单的来看，政府绩效就是政府行为与其产生的结果的综合。对于什么是政府绩效，国外更多的是沿用“3E”来定义，即经济性（Economy）、效率性（Efficiency）和效果性（Effectiveness）。其中，经济性是指政府为获取物质和人力资源的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简单的说就是是否能够以最少的代价取得所需的产出，即维持低成本。经济性的目的主要是评价在政府的支出过程中，是否存在浪费现象。效率性是指政府所提供的产出与所付出的代价之间的关系，是否以最少的代价获取最多的产出，即最好地利用资源。效率性的目的是评价政府的支出是否是值得的，是有效率的。效果性是指政府行动的结果与目标或行动的既定效果相匹配的程度，即提供人们对政府的需求。
目前，部分学者认为“3E”标准存在其局限性，将其标准拓展为“5E”，在原有标准的基础上增加了环境性和公平性，而且这一拓展更具有重要的意义。
结合以上的分析，本文认为，政府绩效是指政府管理活动中付出的行为及其所产生的结果，包括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管理公共事务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环境性和公平性。
三、 政府绩效审计的概念
作为政府财务管理系统中的重要环节，绩效审计在政府审计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从相关理论研究文献看，“绩效审计”往往与政府审计联系在一起，对其含义表述的主要内容基本一致，即对政府活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的评价。例如，2003年6月修订的《美国政府审计准则》将政府绩效审计的概念描述为：“客观、系统地检查证据，以实现对政府组织、项目等进行独立的评价，从而增强公共责任……审计的内容包括项目的效益性、经济性和效率性”。张继勋等人认为政府绩效审计是指国家审计机关对政府及其部门、其他组织所发生的经济活动进行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审查和评价。”
在已有对政府绩效审计的定义中，更多的是将政府绩效审计作为独立的审计体系，很少探讨政府绩效审计传统财务会计审计的关系。笔者认为，政府绩效审计作为现代审计体系中的一部分，与传统的财务会计审计不可分割，不能成为独立的形态。因此，本文对政府绩效审计的定义如下：政府绩效审计是指以国家审计机关作为审计主体，在对政府等公共部门和公共项目进行财务审计的基础上，对其业绩和效果进行监督和评价。
四、 绩效审计与其他相关概念的比较
（一）政府绩效审计与政府绩效评价
什么是政府绩效评价？中外学者对其含义的界定也是不统一。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Hatry给出的观点：他认为府绩效评价可以界定为对特定服务或者项目的结果、效率的所进行的评价。通过进行政府绩效评价，可以提高政府行为的效率。这一定义得到了广泛认可。
通过对两者的比较可以发现，政府绩效审计与政府绩效评价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从目的来看，两者的存在都是为了能更好的促进政府部门履行受托责任，揭示政府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措施，以期能够提高政府行为的质量；从标准来看，在进行政府绩效审计时，国内外理论和实务界大都将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作为其标准，“3E”标准中也体现了评价的观点；从职能来看，两者的职能都是对政府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监督和评价，等等。
尽管两者存在很多的相似之处，但是它们之间的区别也是不容忽视的。如：从执行主体的角度，实务经验表明，政府绩效审计的工作多是由国家审计机关组织执行的，如国家审计署等，而进行绩效评价的主体可以是国家审计机关、政府内部专设的评价委员会或者其他政府职能部门，也可以是权威的民间机构、公众等，也就是说，绩效评价的执行主体的范围更为广泛，是多元化的；从立项的角度，绩效审计通常是针对公众比较关心、或者具有社会影响、与时事接轨等的项目进行立项审计，如中国某市福利彩票公益金绩效审计，而绩效评价通常是针对某个被评价对象在某一段时间内而进行的评定，具有很强的周期性，等等。
总结以上内容，政府绩效审计与政府绩效评价作为两种不同的监督评价手段，尽管在某些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绩效审计的实施侧重于当前重点项目和热点问题时效性较强，而绩效评价则是一个长期性的过程。
（二）绩效审计与效益审计
由于各国的做法不同，翻译不同和约定俗成或习惯等原因，绩效审计在各国的具体表现存在差异，形成不同的术语。在我国，绩效审计术语正式出现之前，使用更多的是效益审计。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可以发现国内有许多审计文献将绩效审计与效益审计混同使用。关于两者之间是否能混用？国内学者的意见并不统一。例如，彭华彰等认为“‘绩效’与‘效益’并没有本质的差异，Performance可以翻译为效益，Performance Audit应理解为效益审计”。蔡春认为，“统一使用绩效审计术语比较规范”，并认为使用这一术语更能体现与国际研究的一致性。齐国生认为，相对于效益审计，绩效审计所包含的内容更为广泛。效益一词的含义是指效果和利益，但是对国家机关及事业单位来言，它们不是营利性的组织，谈不上效益的好坏，所以对其绩效情况的审计若简单使用效益审计术语显得有些牵强。从我国开展政府效益审计的实际来看，主要是对国有企业的效益问题进行的审计，“政府效益审计”的提法是有其特殊背景的。所以对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开展的绩效型审计使用政府绩效审计这一术语更合适。
1992年出版的《会计审计大辞典》首次将“经济效益审计”与“绩效审计” 分别进行了定义，并指出经济效益审计是主要针对企业单位开展的，绩效审计是对非营利机构进行的以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为中心内容的审计。虽然正式将上述概念进了区分，但是目前在我国的审计实践中，却与上述概念并不统一，如深圳市对福利彩票公益金项目的审计中称之为绩效审计，审计署社会保障审计司、审计署京津冀特派办对失业保险基金项目审计中称之是为效益审计，同样是对政府相关机构管理的公共资金进行的绩效型审计，却使用了不同的叫法。这种背离会让人们误解，这两者是可以通用的。本文认为有必要对我国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绩效型审计的术语加以规范，统一使用“绩效审计”这一术语比较规范。一方面，使用绩效审计这一术语符合国际惯例；另一方面，绩效审计包涵的内容更为广泛。
（三）绩效审计与财务审计
财务审计主要关注是内部控制是否能够令人满意地发挥作用，审计范围主要是在财务收支领域，而且有一套专门的会计准则。绩效审计与财务审计相比，既存在差别，又相互联系。
两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从审计关注的内容来看，财务审计关注的内容是经济活动财务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合规性情况。而绩效审计的内容是政府在使用公共资金、进行业务活动和开展管理工作方面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从审计的范围来看，财务审计审查的主要是会计资料，绩效审计审查的不仅仅是会计资料，还涉及其他的业务资料，并根据需要进行实地考察。从审计的标准来看，财务审计有一个用来测试财务报表和相关内部控制数字的有效性和准确性的标准化的方法，而绩效审计则是在利用已有财务审计成果的基础上，对业绩和效果的评价，在一些情况下，可能没有已经制定好的标准，如有些项目需要依据某一领域或行业的技术参数和标准，甚至权威技术专家的参考意见也可以作为绩效审计的标准等等。
尽管绩效审计与财务审计在许多方面存在不同，但作为现代审计体系的组成部分，想要进行全面、完整的的绩效审计，离不开财务审计，并且要依靠财务审计的成果，因此，绩效审计与财务审计之间存在必要的联系。同时，“传统财务审计的很多技术和方法也可以大量应用与绩效审计的实施过程之中，并作为构成其方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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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价值是公司现有基础上的获利能力价值与潜在的获利机会价值之和。以价值为核心的绩效评价突破了传统的以财务指标为主的企业绩效评价体系的局限，强调绩效评价应能更好地体现企业未来业绩的预测与评价。
一、成本信息成为制约企业绩效评价的瓶颈
在以价值为基础的企业绩效评价体系中，无论是高层次的战略定位，还是低层次的企业经营，成本信息的运用一直贯穿其中。但是，目前国内许多企业的成本管理处于一种成本概念歪曲、成本信息滞后、成本系统无效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制约企业价值的瓶颈因素。
（一）对成本概念的理解过于片面
当前，企业对成本的理解仍过多地强调成本的财务信息属性，而忽略了它的非财务信息属性。实质上，成本是一个内容十分宽泛的概念。它既包括管理者有效管理企业时所需的成本收益方面的财务信息，也包括生产率、质量等非财务信息。如果企业一味地注重财务信息，则有可能产生误导作用。因为财务信息倾向于关注短期因素。然而，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和竞争的日益加剧，获得可持续性的竞争优势成为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为了取得竞争胜利，企业必须首先关注一些长期的非财务性因素，如，产品与生产领先、产品质量和顾客忠诚度等。有时，过分强调财务信息去削减成本（一项财务指标）而忽略甚至降低质量标准（一项非财务指标），这样的决策可能会给企业带来重大灾难，导致长期内顾客和市场份额的丧失。反之，企业为了获得竞争优势可能会有意地抬高成本，只要所取得的溢价收入大于成本的增加额。因此，在研究成本概念时，有必要将战略思想引入其中，从战略角度考虑它的非财务性和长期性。
（二）会计收益的计算只考虑了债务资本的成本，忽略了对权益资本成本的补偿
众所周知，现行财务会计只确认债务资本成本（利息费用），股东的权益资本成本被当作是“免费的午餐”不予核算。在金融市场不发达和企业组织形式为独资和合伙时，债权人被认为是唯一的外来者，重要的是确认和计量债务资本成本，相反，单独确认和计量权益资本成本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然而，在企业组织形式为公司制时，无论是债权人还是股东，相对于公司这个独立的人格化主体而言，都是“外来者”。公司通过两个渠道筹集其所需要的资本，无论是哪种资本，公司使用它们都是有代价的，都应作为成本处理。而且，在公司制企业中，股东并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不了解企业信息的股东可以随时用“脚”投票，出售其原来持有的股票而不再成为公司的股东。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已经成为企业的“外部人”，股东权益资本成本必须单独计量。
（三）强调物质资本成本，忽略了对人力资本成本的计量
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在其“向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中正式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他指出，人力资本是相对于物质资本而言的，是指体现于劳动者身上，通过投资形成并能使价值迅速增值的包括健康、体力、经验、知识和能力的存量。西方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在经济增长的要素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肖灼基也认为，人力资本比物质资本具有更大的增值空间，特别是在后工业时期和知识经济初期，人力资本将具有更大的增值潜力。周其仁（1996）在“企业契约性质”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认为“企业是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这里的非人力资本，通常是指除人力资本之外的所有物质资本的总和。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合作契约关系，是双方长期博弈的结果，体现了一种博弈均衡。
（四）固守陈旧、落后的成本系统
一个有效的成本系统提供的信息应具有以下一些特点：首先，成本信息应具有可靠性，成本信息应能够尽量客观地反映现实，接近实际，管理人员使用该成本信息应能够做出恰当的决策，不会导致错误判断。其次，成本信息应具有相关性，成本信息的提供应与管理者将要做出的决策相关。当决策需使用历史成本时，成本系统应提供历史成本信息；当决策需利用未来现金流量时，成本系统应提供未来的相关成本信息。再次，成本信息必须支持各种类型的管理决策。如，为管理层指出正确的经营方向、产品投资组合与定价、材料（零件）自制/外购、新产品开发、长期投资决策等。此外，有效的成本系统还应有助于企业的激励与控制、学习与反馈等。企业管理人员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对成本系统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如果发现成本系统对于一些现象无法解释时，表明企业的成本系统可能无效了。
二、改革现行成本信息系统势在必行
（一）建立以管理职能为基础的成本概念框架
企业的日常管理工作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连续进行的活动构成的，这些活动可被归类为一些基本的管理职能，包括计划与决策、组织与领导、绩效与控制。
1.基于战略职能的成本概念。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企业间的竞争日益剧烈，企业要获得竞争优势，就必须重视战略。因此，管理的战略职能已经一跃成为管理的首要职能。把战略管理思想同成本管理结合起来便形成了战略成本管理，战略成本的实质要以企业的战略为核心，与一系列具有源流性质的成本动因相对应。战略成本的内容一般包括时间成本、信息化成本、创新成本、学习成本和市场成本。
2.基于计划与决策职能的成本概念。企业管理人员为了做出各种计划和决策，必须获得足够的信息，其中，成本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但是，企业管理人员所运用的成本信息并不是简单的成本数据，而是一些经过处理的具有及时性、相关性和精确性的成本信息。于是产生了常见的用于计划和决策职能的成本概念。这些概念主要包括相关成本、差别成本、机会成本和沉没成本。
3.基于绩效与控制职能的成本概念。成本管理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为控制企业的日常管理活动和生产经营活动、考核和激励雇员及经理提供信息。用于此项管理职能的重要成本概念是可控成本与不可控成本、标准成本、定额成本和责任成本。
4.基于报告职能的成本概念。企业管理当局需要定期编制各种财务报表，以满足广大外部信息使用者和内部成本管理的信息需求。在这一管理职能中所使用的重要成本概念为生产成本和期间成本。这些成本通常是根据国家统一的财务和会计法规、制度核算出来的，又称为财务成本或制度成本。
5.基于组织与领导职能的成本概念。企业在进行组织设计之后，为确保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并使系统能够正常运行，组织还必须按照设计的要求为系统配置合适的人力资源，并对之进行有效的管理，称为人力资源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相对应的成本概念为人力资源成本。广义的人力资源成本包括劳动者被企业雇佣之前为了培养自身的劳动能力所花费的代价和企业在员工的招聘与培训、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所花费的代价；狭义的人力资源成本仅指劳动者受雇后的成本，是企业组织为了取得或重置人力资源而发生的成本。
可见，成本信息正扮演着多种角色，为管理的各项职能服务。因此，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成本观念，冲破单纯的产品成本概念的束缚，多层次、多方位地理解成本的概念。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新的管理手段、方法和目标的出现，成本的涵义也必然随之拓展和延伸，成本概念的内容将更加丰富多彩。
（二）将权益资本、人力资本纳入会计核算系统
会计学家安东尼（1973）认为，利息费用不仅包括债务资本成本，而且包括权益资本成本，它应和债务资本一样计量成本并和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一起计入存货成本和商品销售成本。现行资产负债表的股东权益部分并不代表股东在企业中的权益数额。尽管实收资本项目反映了股东原始资本的投入，但是，留存收益却不代表股东的贡献，盈余是会计主体本身赚取的，而不是股东赚取的。因此，有必要改变以股东为导向的资产负债表右边结构，将原来的股东权益分成股东权益和主体权益两个部分。新的股东权益包括：一是原来资产负债表上列示的实收资本数额；二是权益资本成本（权益利息）部分。新的主体权益与现行财务会计程序下的留存收益也并不是一回事。因为在资本成本会计理论下，净收益应该是各种收入与各种费用（包括权益利息）之间的差额。每个会计期间的净收益应该加到主体权益上去，只不过这个净收益要比现行会计程序计算出来的净收益小一些。
关键词：医院财务分析；评价体系
医院的财务分析是医院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医院的财务报表和其他财务数据为依据和起点，采用专门的分析方法，对医院经济活动进行系统分析，评价医院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其变动原因，目的是了解医院过去、评价现在、预测未来，帮助医院管理者对医院重大经济事项做出正确的经营决策。所以，建立客观、公正、规范、综合的财务评价指标体系是现代医院管理的必然要求。
一、医院财务绩效评价的概念及构建意义
（一）医院财务分析评价的概念
医院的财务分析评价就是指利用各种评价指标，对医院的各项财务活动进行评价，说到底就是对经济效益的评价。
（二）医院财务分析评价指标体系建设的必要性及意义
医院的财务绩效评价体系，可以真实而客观地反映出医院的资产运用及财务绩效情况；新医改实施以来，国家对医院的投入也不断增加，医院的规模化发展，也应该以完善、公正的账务绩效评价体系作为保证。医院的财务绩效评价体系是医院业绩评价的重要依据，医院的财务绩效指标标准进行公布后，可以有效推算出医院财务绩效的管理水平，并从中找到管理的薄弱环节，进一步提高医院的整体管理水平。
二、医院财务绩效的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医院大多数采用四部循环法财务绩效管理模式，虽然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仍然存在很多实质性的问题。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问题有两个：首先，财务绩效评价制度的有效性相对欠缺。据调查分析，我国大部分医院的财务绩效评价体系并不科学，相关数据缺乏真实性和全面性，同时在评价分析方法上也缺乏统一性，从而造成的各项指标体系的偏离。还有部分医院在财务绩效评价方面缺乏均衡性，尤其是一些民营医院，只对财务指标重视，从而忽视了医务人员及患者的满意度；其次，很多医院在财务管理监督体制方面还有待完善。医院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也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如果内部控制体系也不完善，就会出现财务监督不到位，财务绩效评价缺失等问题。有些医院虽然构建起了财务绩效评价体系，但其各项评价指标却并不符合医院的实际情况，大多数是局部的或者事后的，与内部控制的核心严重偏离，这种财务绩效评价体系如同虚设。
三、财务分析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明确医院账务绩效评价指标
1.评价指标确立的原则
针对医院财务绩效评价应该尊重全面、联系、客观、实际的原则。所谓全面就是指医院的各项财务绩效评价指标，必须包含着医院财务评价的全部内容，涉及医院全部经营发展范围，不仅要涵盖医院的经济获利能力，还包括了医院的持续发展能力社会效率等；所谓联系就是指，每个绩效评价指标之间，必须是有机联系起来的，这是对指标权重进行衡量的主要因素；客观、实际就是指标之间的权重分配应该结合医院的实际情况，减少随意性，尽量站在客观的角度加以分析和衡量。医院不同，其指标也不尽相同，指标的权重自然不同。但是需要保证的就是表现出充分客观的一面。此外，指标设定还必须将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充分结合起来。
2.各类指标的权重分析
医疗卫生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实现医院规模的不断增长，实现医疗卫生体系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因此，医院的财务绩效评价指标应该适当加大对资产质量指标的权重，促进医院资产的保值增值。对于公立医院来说，由于其债务风险大多由政府承担，因此，医院的财务绩效评价指标可适当降低债务风险指标的权重，可对医院的短期债务风险进行适当考虑。为了实现医院医疗卫生服务的最大化，医院还应该将就诊流程尽量简化，以提升其业务量。以业务量来带动经营利润的提升，因此，可适当增加经营增长指标的权重。随着医保制度的实施，医院的成本管理也更加严峻，成本管理好坏对医院的经营能力会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医院还应该加大成本管理指标的权重。
3.评价指标的选择
通常情况下，对一个企业的财务绩效水平进行验证，可综合考虑其偿债能力、营运能力、收益能力、成本控制能力以及发展能力。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医院作为公益性事业单位，也具有企业的性质，因此，笔者认为医院的财务绩效评价指标应该选取以下几项：即资产质量指标、经营增长指标、成本管理指标、债务风险指标。
（二）进一步完善医院财务绩效的相关制度
医院作为一个实体经营单位，其财务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需要多个部门共同努力配合方可实现。因此，医院应该从全局出发，对各项制度进行完善，以保证财务绩效评价体系的顺利实施。首先，医院应该考虑落实全成本核算制度；其次，医院还应该对财务绩效分析及评价制度进行完善。由于医院级别不同、类别不同，其医疗服务对象及服务目标也不同，因此，医院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起完善的、符合医院发展战略的绩效分析及评价制度；最后，医院还应该强化财务管理的监督体系，不仅要加强成本管理，还要加强内部审计与监督工作，实现全方位、全过程的财务管理与动态监督。
（三）加强财务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
医院必须注重对财务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全面而科学的绩效考评结果是反馈考评信息，帮助医院实现财务的高效管理，以及实施各项账务管理政策的主要依据。因此，医院应该充分考虑对考评结果的运用，进一步提高财务管理的水平，实现医院内部控制体系的逐步完善，同时也为医院的卫生服务水平提高打下坚实基础。比如对人均门诊消费水平进行分析，可以有效分析出医疗消费的价格走向，这不仅有利于避免新增项目的乱收费问题，也可有效避免医疗费用的不合理现象。
参考文献：
[1]李俊生.医院财务绩效管理评价模型研究[J].人力资源，2014（06）
【关键词】经济 责任审计 绩效审计 比较研究
研究国内相关理论和实务，其经济责任、绩效两种审计间存在紧密性的联系，特别是政府领域内的审计。当前国内很多学者不断学习且研究着国外的绩效审计相关经验，在该过程中极易发现二者有混同不良现象，认为绩效、经济责任两种审计具有雷同性，故极易混淆其审事、评人，直接影响了社会对其经济责任审计正确认知以及落实，制约了绩效审计当前在国内各领域内的发展。为了令绩效审计在国内得到高效的发展，要求社会或工作者能够正确认知两者间的联系和本质性区别。因此，从各视角、各层面研究和比较两种审计间的区别，令其在各领域中更好地发挥自身职能作用。
一、研究概念间的对比
从概念上进行比较，其经济责任审计主要是审计者需从被审计的所在单位开展财务相关活动，安排会计记录相关信息（资产和负债），确保信息具有真实性、合理性，对资产增值的部分予以全方位审计工作，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原则，理清审计单位工作者在本次活动中所应该承担的责任。而绩效审计在概念上到现在尚未有系统性观点，国内审计者借鉴了一些国外与绩效审计相关经验，并有效结合了国内的国情，重新界定了绩效审计概念。在定义上它主要是由独立性审计部门或机构及其工作者对政府开展经济相关活动展开审查，在分析和评价中确保公共资源利用有效效益能够和预期效果保持一致，从而改善其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工作，提升政府经济活动在绩效上的监督力度。
在基本的定义方面，其绩效审计在原理上和经济责任的审计相一致，皆搜集与被审计相关单位的财政财务实际收支等重要信息或数据。比较其既定标准，在评价上能够与规定相符，且把审计最终结果传回给相应被审计的单位系统之中。但是存在区别的就是绩效审计更加倾向于对项目自身经济性能、整体效率以及最终效果等作出评价，其经济责任审计则倾向于对被审计的单位责任者在任期之内经济职责进行划分。两种审计皆是构建在其财务审计之上，由于仅能在合法且真实原则上对其各项指标作出评价，确保经济责任的评价要有客观性、公平性、精准性，在该过程中两者实现了互补。一方面，其绩效审计很好地指出了被审计机构在工作或相关活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是借助经营管理分析问题产生的本质，同时为其经济责任审计有效划分沥青相关部分设计者的职责，并为审计提供确凿证据。但是在另一方面，其经济责任审计把审计结果以报告形式提交给被审计的机构相关负责人，有力督促了该机构实现整改目标，不仅加强了管理力度，还提升了此机构的经济效益，不断推动着绩效审计提升发展的层次以及高度。
二、研究基本要素间的对比
（一）审计职能
从职能上进行比较，其经济责任审计主要包含传统财务的审计职能，审查财务部门收支合理性与真实性，确保国家各项经济的完整和安全，职能重点在于监督经济。其次是经济责任审计，它重点在于审查并评价被审单位相关负责人自身在任职时间内对经济活动应该承担的职责。绩效审计在职能上倾向于评价以及鉴定，其职能实现主要是通过审核被审计的机构相关经济活动，考核其是否具有合理性和环保性，令此机构整合与优化自身资源的有效配置，提升其经济活动的效益。在鉴证职能上延伸了评价重要职能，运用法律效力进行证明，进而为各机构或是相关法人提供精准的决策依据。两者皆有着评价的职能，区别在于对各自职责评价不同，绩效审计体现在经济活动审计整体效率和经济性以及最终效果。但是评价与审计息息相关，评价在内容上局限于部分或是所有事项的决策参与者，其绩效审计在评价内容上主要包含了经济事项整个过程。然而，经济责任审计在职能上倾向于对经济活动进行监督，延伸了财务审计在监督方面的职能，其绩效审计在鉴证职能上延伸了评价职能。从其职能上来看，二者存在优势互补关系，主要表现在审计作用方面。
（二）审计方式
在审计方式上有着明显的区别，首先是其经济责任审计会随时、全方位对专项活动展开审计，分为现场、送达等多种方式。通常情况下，其绩效审计经常以调查方式开展审计工作，较少进行全面性的审计。另外，在时间上会随时不定期对多个项目展开审查与分析，在地点上对现场实施检查和取证以及分析，较少运用电子数据或是书面资料完成送达；其次为经济责任多数审计相关机构内部会计资料，具有较强的微观性，相关事项存在较少宏观性建议或是结论。由于绩效审计不仅在微观上展开审计，还对各类问题展开大范围性审计；而后经济责任重点对事后展开审计，还对事前和事中以及后续等展开诸多审计。经过对审计方式的比较，其绩效审计具有灵活多样的特征，针对于自身有着广阔的领域，较宽的界面和复杂且多变的内容，审计者可自由、灵活的进行选择，相较之下经济责任审计具有很单一的审计方式。书面审计方式可以与电子审计方式实现优势互补，减少审计过程中的数据误差、数据篡改等问题，绩效设计亦可以其多样性和灵活性的审计方式补充责任审计的单一审计方式。
三、总结
通过对两种审计概念、基本要素间的比较，其绩效审计比经济责任审计具有更为广泛的内容，方式也比较灵活，以及较为明显的审计成效。它在未来审计发展中势必会成为主流，但是经济责任审计又由于滋生对经济活动监督的复杂性，故在审计中充当着重要角色。虽然绩效审计、经济责任审计都存在着不同的倾向点，但其之间却存在着互补优势。绩效审计倾向于经济领域的宏观性审计，其经济责任审计更加倾向于经济领域的微观审计，经两者结合应用在审计中，对政府机构充发挥出监督和评价以及鉴定等重要职能。
参考文献：
[1]李利华.论经济责任审计与绩效审计之比较[J].学术交流，2012，（3）.
【关键词】 银行绩效评估;经济增加值;平衡计分卡;融合
一、我国商业银行绩效评估现状
我国商业银行绩效管理理念的发展经历了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价值最大化三个阶段。银行价值最大化已经成为国际先进银行普遍认同的经营目标。价值最大化是指企业通过合理经营,采用最优的经营策略,充分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和风险与报酬的关系,在保证企业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上使企业总价值最大。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价值最大化的理念着重于以下几个方面:
1.长期性。价值最大化要求企业保证长期稳定发展、未来现金流充足顺畅,
2.战略性。由于价值最大化是长期性的,指导一个企业长期的发展就必须要建立起符合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具有企业特色的战略。
3.系统性。要求企业必须在股东、企业、客户、员工价值最大化中取得平衡。
当前银行绩效考核体系普遍面临的问题有:战略目标与评价体系脱节;绩效评价体系缺乏系统性考虑;重视结果指标考核,轻视驱动指标监督,没有发挥应有的激励和导向作用;绩效评价中忽视员工参与;指标设定只注重于财务指标,忽略非财务指标;风险隐患约束不够,短期行为突出。考虑以上种种,经济增加值和平衡计分卡融合的绩效评价机制将是解决以上这些问题创新而有效的途径,将有利于商业银行实现价值最大化的目标。
二、经济增加值的概念及优劣势分析
经济增加值(Economic Value Added,简称EVA)的核心思想是以经过会计调整后的净利润扣除所有资本成本后的余额作为股东评价管理者的业绩指标。EVA用公式表达为:EVA=税后净营业利润一经济资本成本=税后净营业利润一经济资本×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其中,税后净营业利润=(销售收入一销售成本一经营费用)×(1一所得税)]。由此公式可见,EVA是指企业税后净营业利润扣除资本成本后的差额,该差额为正时,表明企业为投资者带来了高于同等风险条件下的平均利润水平的投资回报,企业的经营才真正具有价值;反之,表明投资回报不能够弥补投资风险,企业经营没有意义。
在商业银行运用EVA评价体系有以下优势: (1)以EVA为核心进行绩效评估有利于使商业银行中高级管理者和业务骨干的目标与股东的目标保持一致,提供有效的激励,促进他们寻找和从事价值创造活动,优化决策。(2)EVA对会计信息来源进行了调整,消除了会计信息对公司管理者真实业绩的扭曲,有助于商业银行建立比较客观的价值评价体系,能更加真实、完整和公平地评价管理者的经营业绩。(3)引入资本成本概念,考虑了商业银行日常业务面临的风险成本,真实地反映了商业银行创造的价值。
其同时存在着不足之处:(1)EVA体现的是银行已经实现的价值,未必能够反映银行未来的持续发展能力。我国大多数银行仍然是以存贷款利差收入为主,这种传统经营模式所创造的EVA值,并不能对未来以金融产品创新为核心的价值创造模式提供更多的指导或评价。缺乏远见性也会误导管理者做出追求短期利益的行为。(2)EVA仅从财务角度进行绩效评估,对非财务方面的资源和潜力考虑不足,其结果可比性较低。(3)EVA过于强调股东财富的创造而忽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4)EVA主要适用于对银行利润中心的绩效考核,却无法对银行的成本中心,如行政管理、后勤保障等部门的工作业绩进行评价。
三、平衡计分卡的概念及优劣势分析
平衡记分卡(Balanced Score Card,简称BSC)是用于企业经营绩效衡量与评价的指标体系,该系统以组织的战略和远景为核心,从财务、客户、内部流程、学习与成长四个方面去评价企业的经营绩效。四个层面中,财务评价是企业最终目的,企业学习与成长评价是核心,内部流程是基础,客户评价是关键,四个指标有强烈的逻辑因果关系。
在商业银行运用BSC评价体系有以下优势: (1)财务评价和非财务评价有机结合的绩效评价体系,弥补单一财务指标评价的不足,全面真实地反映企业的实力;(2)BSC评价系统中的非财务评价指标能很好地衡量企业未来的财务绩效,有效避免管理者的短期行为,实现企业的长期战略与短期经营活动的有效结合;(3)BSC评价体系实现了企业内部和外部之间的平衡,综合考虑企业整体与各个部门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使企业成为有着共同目标的系统;(4)BSC体系中各个维度指标的因果关系揭示了保持企业持续发展的动态定律,使长短期目标互相促进,有力地保证了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下转第181页)
(上接第175页)BSC评价体系的不足有:(1)BSC非财务指标中存在很多需要主观判断的因素,这些指标往往难以正确量化;(2)BSC从四个方面制定详细明确的指标和标准,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实施成本高;(3)BSC综合考虑全盘战略,各指标间的相对重要性不明显,导致指标的权重设置过于空洞模糊,难以确定,最终导致评价结果存在不合理性,降低绩效管理效率。
四、经济增加值和平衡计分卡互补融合分析
由以上对EVA和BSC优劣势的分析可以看出,尽管两者的实施理念不同,BSC与EVA一样,都是以创造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EVA本身的局限性要求其必须依托于一个综合全面的绩效管理体系,BSC正是包含了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的全局性强的绩效评价体系,是战略执行工具。与此同时,BSC各指标的相对重要性不明显,需要一个统领全局的核心指标来集中注意力创造价值,EVA作为财务指标,其可计量性和财务绩效评价的综合性,恰恰能作为BSC体系绩效评价的核心,把管理层的注意力集中到对价值创造有关键作用的途径上。
EVA与BSC两者并不矛盾,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以EVA为导向,BSC为载体,互为补充,能构建出新型的更加全面、更加科学的绩效管理体系,有效地解决当前银行绩效评估体系普遍存在的问题,保证银行长期稳定发展,实现银行价值最大化。(下表为参照BSC框架体系)再结合EVA和商业银行特性的新型绩效评价体系及权重设计示例:
参考文献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财务绩效；制度理论；资源松弛
文章编号：2095-5960（2017）01-0101-10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企业社会责任（CS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从无到有，从一开始偶尔的企业家个人慈善之心，到逐渐融合为企业战略的一部分，最终成为所有企业必须要面对的问题[1]，在这一变迁中，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界，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研究也经历了多个阶段，并演化出不同的研究方向和热点。这些研究方向和热点时间跨度逾30余年，从较早期的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与评价模型，[2][3]到被长久讨论的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4][5][6] 再到近些年来被重点关注的企业社会责任与资本市场关系，[7][8][9]以及最近的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决策过程关系，[10]这些林林总总的研究经历了怎样的演化历程，繁杂的理论之间又存在什么样的逻辑联系呢？厘清这些问题及其渊源，既是对以往文献的回顾总结，更是后续研究的必要起点。
为了展现企业社会责任的“前因后果”①①本文的“前因后果”有两重含义：一重是从时间和研究历程上看，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前后所经历的重要阶段（本文从点、线、面的演化角度分为三阶段）；另一重含义是从研究的逻辑上看，以企业社会责任为中心，“前因”是指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因和前置因素，“后果”是指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后果。 ，在学术发展的维度上，我们将基于“点、线、面”的结构演化逻辑梳理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历史脉络，并分析各个方向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在每一个阶段的内在逻辑维度上，我们以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界定为起点，一部分研究向上推演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因，另一部分向下分析由于社会责任及其信息披露而产生的相关经济后果，以及延伸出的信息传递的相关现象。
二、“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界定
（一）企业社会责任定义的困难
自从Clark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思想，[11]以及Bowen里程碑式的正式提出“企业社会责任”[12]概念以来，定义企业的社会责任及其边界，一直是有争议的话题[13]。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企业社会责任因“时”而变。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出至今已有近一个世纪，期间世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企业社会责任又是一个动态的概念[14]，这使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在时间轴上无法固定。二是企业社会责任因“地”而变。同样的企业行为，基于不同国家的文化和制度环境会产生不同的认定[15]，这也增加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的复杂性。三是企业社会责任因 “人”而变。企业社会责任可以被认为是企业对社会中各类利益相关者的责任[16]，不同的人群秉持不同的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看法也自然不同。除此以外，诸如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内涵的重叠[17]，以及概念内核的复杂性[18]，也都被认为是企业社会责任难以简单定义的重要原因。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
由于以上原因，简单定义企业社会责任被认为是很难实现的，于是在学术实践中，学者更倾向于采用“评价模型”方式来构建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边界。
Carroll给出了一个三维的概念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企业的社会责任被定义为由经济、法律、道德和慈善四个方面组成的社会行为。[2]“虽然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一直都存在争议，但Carroll的这个定义是最为被广泛接受的一个”。[7]由于模型化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构建易于与共生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等新兴理论相结合，因此，国内也有很多学者构建了企业社会责任模型。徐光华等基于共生理论，在企业经营业绩评价指标的基础上嵌入企业社会责任因素，构建了包含经营绩效、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的“时钟模型”，从企业的微观经营角度刻画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19]李正等从信息披露的角度，界定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六大类共十七小类内容，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谋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之外的额外义务，是对股东利益最大化这一传统原则的修正和补充。[20]最近，肖等则从经济价值创造、环境价值创造，社会价值创造以及透明运营四个维度出发，结合战略理念与管理制度，构建了评价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钻石模型”。[21]
（三）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界定的进一步讨论
综上，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及评价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主要的特征，一是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界定的复杂性和模糊性；二是虽然在具体的概念界定上很难有简单一致的结论，但是其核心思想都是反映了企业对社会必要的反哺以及相应的社会效用[15]，因此，企业社会责任具有一定的道德倾向。从复杂性和道德性两方面看，企业的行为可以总结如图1。
图1左侧象限中的行为指企业违反商业伦理而意图获益的行为：这类行为中，复杂的有利用法律法规的灰色地带进行的违反商业伦理的行为（例如过度避税）；简单的则如商业欺诈等行为。左边象限中企业的行为一般不在企业社会责任讨论范围之内。图1右边象限中，都属于企业符合商业道德和伦理的行为：这类行为中，简单的如企业履行符合经营与财务责任的行为，这类行为在具体执行中可能是复杂事件，但在商业逻辑上是简单事件，这是因为不履行这些责任会明确的得到相应的、可预期的惩罚，对应的损失也容易估计；而复杂的则如我们讨论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该责任后，成本不好估计，收益也不确定。
企业社会责任同时具有的复杂性和道德性特征，让学者从一开始就有意无意地从“推动企业完成社会责任”的角度去看待这一行为①①利益和投入简单相关的行为，企业会自发地完成或者规避，并不需要学者的“鼓动”。 ，这也导致了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三、“线”――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相关关系
财务绩效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获得了广泛而又持久的学术关注，从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看，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良好的前期财务绩效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物质保障；二是后期良好的企业财务绩效也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理由。
（一）财务绩效影响企业社会责任
把财务绩效作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因或者前置因素，认为企业资源与企业社会责任成正相关关系的主要理论依据是资源松弛理论（Resource Slack Theory）。[4][22]该理论认为，企业投入社会责任行为的多少取决于企业资源的丰裕程度，有充沛物质资源的企业相对于资源枯竭的企业更可能履行社会责任。这一理论假说由于符合一般直观和常识判断，因而从一开始就得到了较多实证研究的支持，例如McGuire等就基于财富杂志的企业声誉评级数据，经验性地支持了这一理论。[23]然而这一理论也并非完全没有争议，比如，Aupperle等就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复杂的概念，采用不同的变量表征企业社会责任会对实证结果造成直接的影响。[24]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Orlitzky等回顾了以往的52个研究，综合33，878个观察值，发现财务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呈现较弱的正相关关系，这至少说明资源不是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唯一重要因素。[6]
在这一支线上，最近的理论趋向于认为财务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而是在当中有一些中间体承担了中间变量的角色，企业的财务绩效推动了中间变量，中间变量再推动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22]我们认为，这一中间变量的理论从根本上说依然是沿袭了资源松弛理论的逻辑，只是在资源的种类和产生作用的机理上有了新的拓展。具体而言，Surroca 等认为，企业的财务绩效会推动企业四类无形资产（研发、人力、企业声誉以及公司文化）的增长，而这些无形资产又推动了企业社会责任的进步，进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22]
（二）企业社会责任影响财务绩效
前述财务绩效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研究中，虽然存在一定的理论分歧，但是“资源松弛理论”依然占据主流，实证的结果也相对较为一致。然而，在问题的另一侧，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则有较大的争议。这一方向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以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为基础，认为企业由于完成了社会责任，因此可以得到更多的社会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以及随之而来的多样资源，进而对企业财务绩效有正向的推动作用，在这一理论中，由于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与利益相关者概念吻合度较高，因此得到了广泛的认同；[25][26][27][28][29]另一类以理论（Agency Theory）为基础，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经理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例如建立经理人自身的名誉等）而让股东“买单”的行为，因此最终会导致企业财务绩效下降[30][31]。基于上述两个理论分支的实证研究得到的结果也差异很大：既有得到正相关结果的，也有负相关的；有正二次曲线相关的，甚至还有负二次曲线相关的。[31]由此也可以看到，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影响路径可能比较间接。
这一支线上最近的文献进展也大都围绕“间接影响”这一思路展开。Cheng等认为，融资约束程度是企业社会责任影响财务绩效的中间因素。[9]这是因为：一方面，企业财务绩效和融资约束有直接的关系，融资约束较低的公司在遇到有合理利润的项目时，才有可能有足够的资源投入，进而改善企业的财务绩效；[9]另一方面，企业社会责任与融资约束也有直接的关系，这样融资约束就搭建了链接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之间的桥梁。这一中间变量作用也可以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角度得到解释：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能够加强与利益相关者的信任程度，进而降低融资的成本；[32]同时，更好的社会责任行为会导致更良好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而这又能有效地降低企业和资本市场之间的不对称性，进而降低资本成本。[8][33]这样，融资约束就成了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之间的中间传导因素。在国内，刘计等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也得到了类似的经验结论。[34]最近，Eccles等又找到证据表明，有良好社会责任记录的公司，相比其他公司有更好的公司治理流程，同时也有更好的财务绩效。[10]
（三）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线性关系的进一步讨论
企业财务绩效既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因”又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果”（如图2所示），这一互为因果的复杂关系加上企业社会责任在度量上的模糊性，是两者线性关系很难在计量层面找到一致证据的重要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可能存在着间接关系，[9]也导致计量上很难达成一致结论。
更进一步的考虑两者关系，我们至少还会产生两个疑问：一是企业财务绩效所代表的资源松弛程度是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唯一重要因素吗；二是企业社会责任除了能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正相关或者负相关的影响之外，还会有别的“溢出效应”吗？为了进一步回顾现有文献对以上两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将从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的线性关系进一步扩展，回顾一个包含了多种线性关系的“面”的逻辑结构。
四、“面”――多维的企业社会责任动因与经济后果
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因方面，财务绩效虽然反映了公司的资源松弛程度，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因，但不是全部重要原因；在经济后果方面，由于中间变量的存在，其溢出效应导致财务绩效显然不会是唯一的经济后果。
（一）多维的企业社会责任动因
除了经济资源以外，制度环境也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认为企业资源与社会责任的正相关关系会受到企业所在地制度环境的影响，这被称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差异猜想（IDH，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 Hypothesis）或者制度理论（IT， Institutional Theory）。在这一支线上，首先是由Campbell正式提出了理论框架，构建了以国家法律、行业自律、独立第三方监督、社会道德水平、工会组织以及交流通畅程度为要件的制度影响框架；[35]在此之后，Matten等着重从国家的维度分析了不同国家间企业社会责任的行为差异及其理论原因；[15]最近，一些着眼于发展中国家以及跨国界的研究，则为这一制度差异理论提供了检验性的证据。例如：Julian等分析了加纳的制度环境，认为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加纳由于制度的不健全，可能导致越是有财务资源的公司越可以通过贿赂等非法渠道获得所需的商业利益，而无需通过社会责任的履行来“讨好”利益相关者，进而合法地获得商业利益，因此，在加纳，资源约束理论所得出的企业财务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正相关的结论会由于其制度环境而变为负相关，而最终的经验证据也支持了这一点；[36]类似的，Muthuri等考察了在肯尼亚的跨国公司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情况，研究发现，总部在海外的肯尼亚跨国公司相对于本土公司收到更多其母国制度压力，进而更有履行社会责任的倾向。[37]
如果上述制度环境被认为是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外部环境，那么公司治理和管理环境就是相应的内部环境。已有研究表明，公司的治理环境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Hillman等认为， 董事会的多样性有助于增强公司与外界交流的通畅性，以便对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作出更及时和准确的反馈。[38]在管理层面，Joshi等也观察到，多样性较高的管理团队更容易产生创新的解决方案。[39]以上证据也支持了Bear等的结论，即多样性的人员组成能够有效地提高企业对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反馈质量，以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质量。[40]Walls等基于环境绩效，做了一个包含所有权性质、董事会构成以及管理层特征的综合测试，构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治理环境影响的框架。[41]
（二）多维企业社会责任经济后果
由于中间因素影响以及多个市场的交互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后果较为多样，但基本可以分为资本市场的经济后果和商品市场的经济后果两个大类。
1.企业社会责任在资本市场的经济后果
同企业的经营行为通过财务报告进行披露一样，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主要通过社会责任报告披露而作用于资本市场。在资本市场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反馈方面，研究主要以社会责任披露为自变量，而因变量主要集中在资本成本和公司市场价值变动这两个方面。
在资本成本方面，遵循着信息不对称理论的逻辑，大部分研究都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能够缓解企业和资本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情况，进而降低企业的资本成本。Dhaliwal 等实证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研究发现：前期权益资本成本较高的公司在当期倾向于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而在本行业中较好地完成社会责任的公司，在首次自愿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后能显著地降低权益资本成本。[8]由此可见，公司较好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是会受到资本市场认可的，并会被看成是公司诚信与责任感的一种表现，从而降低公司随后的资本成本。
在公司市场价值方面，基于不同市场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陈玉清等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信息，构建了企业社会贡献的评价指标，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的社会责任贡献对股价的解释力较弱。[42]此外，也有研究发现不同的社会责任会对公司价值有不同的影响。[43]而基于发达国家市场的研究大都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对股东财富有正相关的影响。例如：Godfrey发现慈善能够有效增加公司在资本市场的可信度，进而增加股东财富；[44]Al-Tuwaijri等曾对企业社会责任披露以及资本市场反应做过一个综合的实证研究，该研究以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作为内生变量，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披露程度以及相应的资本市场反应三者间有相互交错的正相关关系。[45]
导致上述不一致结论的原因可能有很多，比如不同的体制制度、文化取向以及资本市场成熟度等等，但有一个是直接原因，那就是信息质量的差异。国内企业社会责任信息质量不高是资本市场反馈不明显的直接原因。例如，宋献中等基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数据，向专业学者就会计年报中的社会责任信息质量进行了问卷调查，就发现企业会计年报中的社会责任信息的决策价值和公共关系价值都不高。可见高质量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是资本市场给予对应反馈的一个必要前提。[46]
2.企业社会责任在商品市场的经济后果
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通过宣传与反馈而作用于商品市场，并产生经济后果。相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与资本市场的研究而言，企业社会责任与商品市场的研究成果则较少。目前大部分研究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为一个企业构建某种无形资产，进而带来经济利益。例如Surroca等基于资源驱动的视角，综合考察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之后的经济后果，并识别出人力资源、创新和研发、公司声誉以及公司文化这四类最终能为公司带来经济利益的无形资产。[22]此外，也有研究表明，社会责任的履行能为企业构建社会合法性（Social Legitimacy），并最终带来经济利益。[47]
在研究方式上，除了基于跨年度大样本数据以外，考虑到商品市场受到较多因素干扰的特点，也有研究者借助某些特殊事件的偶然影响来考察企业的应对行为，以及相应的经济后果。例如，山立威以2008中国汶川地震作为特定考察事件，通过对汶川地震后我国A 股上市公司捐款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公司捐赠行为存在提高声誉以获取广告效用的经济动机。[48]除了借助某些特殊事项以外，构建实验也是一种常被采用的研究途径。例如，Balakrishnan 等基于实验发现，当企业福利上升时，受雇员工对企业的反馈也会增加，并且，反馈行为无论是否直接影响相应员工福利，这类反馈行为都会显著增加。[49]由此可见，至少在企业内部的劳务市场中，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经营效果有着正相关关系。
3.多维企业社会责任动因与经济后果的进一步讨论
上述呈现多维“面”结构的企业社会责任动因与经济后果整体框架可由图3表示。在资本市场及其经济后果这一侧，如何测度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质量是后续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在这方面，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学者，在进行信息质量判断时主要还是从信息有用性方面进行考虑，而忽视了可靠性以及其他特性。例如，Abbott等基于财富500强企业年报内容分析，建立了一个企业社会责任的测度方式，而该
研究是基于资本市场的反馈而做的，因此只反映了信息对投资人的有用性。[50]宋献中等基于内容分析的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年报中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的质量和决策价值进行了整体评价的研究；[51]该研究虽然照顾到了信息的有用性和可靠性，但依然是建立在默认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为真，或者至少公允的基础之上的。在商品市场及其经济后果这一侧，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和相应经济后果的关系更为复杂：一方面，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因其天然的基于商品市场的“付出”性质（社会责任行为本身，例如捐赠等，一般是基于商品市场发生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本身必然对当期经济后果有着直接的负作用；另一方面，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也可能通过各类不同的商品市场间接地导致正向的经济后果（也就是中间变量）。我们认为，由于前一类负相关的作用是当期并且直接的，而后一类作用是延期并且间接的，这导致两者作用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企业的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是多重因素的叠加，这也是两者关系统计显著性不高的原因之一。
此外，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影响也并非完全独立，他们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可能性。就像财务报告不是投资者获得信息的唯一渠道，从其他渠道获得的信息也对投资者有重要作用一样，依附于企业年报的社会责任信息以及单独的社会责任报告也不是投资人获取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唯一渠道，透过商品市场，投资人同样也有可能得到相关的信息。也就是说，资本市场的反应可能是来自于商品市场的某个信息，而不是社会责任报告，即商品市场的社会责任信息溢出。类似的，基于资本市场披露的信息也可能影响到该公司在商品市场中的行为和境遇。
五、思考与展望
综上，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点”，即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回顾得出“点”（如图1所示）的复杂性与道德性，进而由此引出“线”（如图2所示），即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线性关系。在回顾线性关系时，我们又借此看到单独并直接讨论线性关系的缺陷，进而引出“面”（如图3所示），即以企业社会责任为中心，多维度的因果联系框架，最终基于现有文献刻画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前因”与“后果”。
基于以上思考，我们认为未来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空间将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研究内容观察。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以及相应的资本市场反应方面，而且，在这条线上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资本市场的股价反馈一侧。而基于目前的经验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及其披露作为一个直接反映管理团队道德水平的信号[7]，在资本市场上可能与融资成本有着更直接的关系，而与股价以及公司的财务表现的关系则是相对间接的。因此，我们认为，后续研究一方面可以向上游拓展，在管理团队道德的形成以及决定因素中探寻驱动、关联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更深层次的因素；另一方面，向下游延伸，对于社会责任与资本成本方面的结合，无论从结合时间方面还是从资本结构等方面都还有更细化的空间；此外，企业的社会责任与企业所在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均有密切的关联，因此，跨国对比研究以及针对新兴市场的研究都有助于我们从各个维度更好地认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
2.从研究对象所处领域观察。相对于资本市场，基于商品市场的研究则显然不足。并且我们认为，基于商品市场的研究相对于资本市场而言具有更基础的性质，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说，一个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表现是市场对其在商品市场表现的一种评价与预期，如果说资本市场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持有肯定态度，那从根本上是因为资本市场预期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在商品市场能为企业带来正向的经济利益流入。我们认为，在商品市场上，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基于什么途径和机理转化为经营绩效（经济后果），而这些途径和机理又是否受到时间、地域、文化等等外部因素的影响，目前依然缺乏足够的经验性研究，这类问题在后续研究中依然具有广泛的探讨空间。
3.从研究范式观察。国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更多还是集中在规范和理念的探讨上，而将社会责任绩效指数化，并将其作为一个类似利润一样的反映企业经营的某一方面效果的指标，进而研究指标与其他企业经济指标之间关系与机理的实证研究还相对较少；此外，基于商品市场研究偏少的一个客观原因是基于商品市场的企业行为信息大部分属于企业内部信息，相关数据采集困难，进而在客观上很难进行大规模的数据分析。在这一情况下，我们认为实验研究和案例研究的方法能帮助研究人员暂时摆脱目前数据缺乏的困扰。其中，实验的方法能有效控制实际环境中的复杂因素，帮助研究者在混沌的环境中逐步打开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关系的黑匣子；而案例研究能够将研究对象焦距在某一特定范围内，帮助研究者从企业内部角度理解社会责任在企业中的作用以及对企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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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is becoming a hot topic in both academics and industry sectors. Although the theory of CSR has been built for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we are still not very clear about its entire logic frame. Based on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 in the last 30 years， we begin our literature review with the concept of CSR and then we develop it to a “line” which includ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CSR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Finally， we built a net， including the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CSR.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in understanding the entire structure of 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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