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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医学的哲学思考，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1.1“谋道”还是“谋食”
医生是一高尚的职业，医生也是一高尚的称呼。在古代社会医生是要悬壶济世的，今天的医生同样是要济世救人的；在古代人们用“妙手仁心”来表扬医生，而今天人们则用“白衣天使”来表达对医生的尊敬。作为医生，尊重生命、拯救生命是医生的职责与使命。因而这就要求医生既有“仁术”更有“仁心”。然而，有一个问题（既是医生自己的也是全社会的）却必须要加以正视，那就是———“医生何以生活？医生何以过好生活？”事实上，这涉及到了现代性社会中关乎所有人的一个根本的问题：“谋道”与“谋食”的关系问题。孔子曾讲：“君子谋道不谋食”，似乎孔子讲人就是为“道”而活着，根本不讲“食”，其实这种理解是不对的，因为孔子在“君子谋道不谋食”后边还接着说“禄在其中”。孔子的原意是说君子既要“谋食”更要“谋道”，不过君子无需为“谋食”而过于操心，因为在“谋道”的过程中“食”自然而然就会来了。孔子对于“道”与“食”的理解事实上也可视为现代性社会医生的自我定位，医生是要“谋食”的，在这一点上医生与“凡夫俗子”无异，或许医生本身也是凡夫俗子中的一员；不过“白衣天使”的标签，决定了医生的身份与角色，决定了医生应更多地去“谋道”，要将“白衣天使”这一社会角色更好地去加以履行。如果医生更多地用“凡夫俗子”式的理解来对待医生这一角色，那么医生这一职业之上所赋予的诸多的神圣的光环都将会黯然失色，这也将大大降低医生这一职业与角色在社会中的认同度。在一个物化的时代，在一个谁拥有财富，谁就拥有声望，谁也就被定性为成功；谁若没有或失去财富，谁也便没有声望，谁也便是失败者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像飞蛾扑火一样拼命地去赚钱，去寻找一切价值增值的机会。医生作为这一时代与社会中的一员，恐怕也不能免俗，于是部分医生忘却了“白衣天使”的身份，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凡夫俗子”的角色，因而出现了角色认同的混乱，进而带来了医患关系的紧张与社会的失序。其实，中肯地讲，将医生仅仅作为“谋食”的人古今中外都有。传统社会也并不是到处都是宅心仁厚、妙手回春的良医，传统社会中也有不少庸医，卖大力丸与狗皮膏药的江湖术士恐怕也不在少数。只不过，由于传统社会资讯不发达等原因，人们对医生角色混乱的这一直观感受不如资讯异常发达的今天这么强烈罢了。
1.2“强者”还是“弱者”
医生是通过教育与考试进入到了医疗卫生体系序列的，相对来讲都属于“知识精英”。相对于社会其他群体，医生在知识、信息与资源等方面具有优势，特别是与来医院寻求医生帮助的人相比，其优势更加明显。因为一般情况下到医院找寻医生的人要么是患者，要么是患者的家属，总之，都是寻求医生给予帮助的人。因而这样一种医患关系从某种角度而言就是强者与弱者的关系：患者是处于被动地位的，是弱者；医生是居于主导地位的，是强者。的确，面对患者，医生有选择做与不做、做什么与不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与不做到什么程度的权利。基于上述理由，一个医生，是易养成职业自豪感与成就感的，是易对自己及其事业充满信心的。不过，还应该看到医生似乎有时也将自己定性为“弱势群体”。这看似玩笑，实则也确有隐情。作为强势的医生，何以又以“弱者”的面貌出现呢？或者以“弱者”自居呢？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首先，作为个体的医生，在制度（医疗卫生体制）面前处于弱势。一个处于体制内的医生面对体制的强制是被动的一方，是居于弱者地位的。医生不得不接受各种考评，不得不去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哪怕不情愿，但为了生活不得不如此。其实，这也是现代性社会的共性。在现代性社会，越来越多的人与生产资料失去了直接联系，更多的人成为拿薪水过活的人，人们越来越依赖于体系而过活。因而在今天，即便是一个高级白领，尽管其收入不菲且积蓄颇丰，但一旦离开（主动或被动）工作岗位，他当下（或不久）就会有一种惶恐感与不安感“我今后怎么办？我靠什么来养活我自己以及我的家人？”尽管医生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或缺的职业，但具体到每个在体制内的医生而言，事实上都有如此担心。因而，一般而言，作为体制内的医生都是谨小慎微地生活着。其次，现代社会中的精细分工导致了人的无能感。精细化分工使人越来越成为本行业、本领域的专家，但离开了自己的专业与专长，人们一般会有一种盲然不知所措的感觉，那种无力感与无能感会像梦魇一样伴随着每一个人。医生有没有此种特性呢？认真想来，恐怕也有。第三，在具体的医患对立关系中，个体的医生面对着人数不定、确有准备的“医闹”时，从力量来讲确是处于弱势的，此时的医生恐怕真的会产生某种无助感、无能感与无力感的。
1.3“出头”还是“从众”
对于真实的个体而言，医生应具有鲜活的个性：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与爱恨情仇，有自己的个性与偏好。同时这种个性鲜明不仅体现在性格与爱好上，更体现在业务与技术的创新探索上，医生应勇于医术上的创新并乐于对医术上的异见进行表达。总之，医生应是一个“和而不同”的群体，医生应是一个个鲜活且具差异性的个体而不是千人一面的“装在套子里”的人。不过，还应该看到，对于医学事业而言，医生恰恰又是有着“整齐划一”的职业要求。因而，就出现了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是要个性鲜明呢，还是要整齐划一呢？在现实中，在从众的社会心理驱使下，多数医生选择与他人同步的可能性更大，因为这样做不易出错且合乎常规。的确，从众是合乎现代性社会法则的。现代性社会是科层制的社会。科层制中规则繁多且纪律严格，纪律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且被不断反复强调与灌输，这样保障了体制稳定。不过，这也造就了体制的保守。因而，科层制之中的人便养成了刻板、教条的工作作风。现代科层制中的人不再是有血有肉、有棱有角、鲜活的个体，而变成了越来越盲从、保守与随大流。作为医疗卫生事业体制中的医生恐怕对此也未能免俗。
2破解医患关系谜局中医生道德的作为
2.1道德与距离
从道德的起源角度而言，道德源于人的实践活动，是对诸多关系的把握与总结。在人的实践交往活动中所形成的客观的社会关系以及主观的心理体验是有层次的，那些与个体经常发生交往关系的对象自然会比那些交往少的对象给人的影响多一些，个体对其关注度自然也要高一些，而对那些从生理和心理都觉得很遥远的对象来说，人们一般情况下会觉得很淡漠。这是人之常情。道德的产生与距离的远近是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人与人之间无论是从生理还是心理上距离都非常近时，一种感同身受般的情感共鸣定会激发起人的强烈的道德冲动去施之以援手，去怜老惜贫、去扶危济困、去见义勇为。而当人与人之间无论是从生理还是心理距离越来越远时，那样一种感同身受般的情感共鸣也就会越来越弱，乃至于到无的程度，而无则意味着道德责任的彻底的消解。而在现代性社会，人们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制造着距离，而它所带来的后果则是可忧的。因为“距离的社会生产，它废止或者削弱了道德责任的压力；技术责任代替了道德责任，这有效地掩盖了行动的道德意义；以及区隔和割离的技术，这增加了对那些应该是道德评价对象以及道德刺激反应对象的他人所遭受的命运的淡漠。”［4］总之，有了距离，便会有了冷漠、麻木乃至残酷。因而，改善医患关系，首要的是使医患间的距离拉近，这样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亲情便会自然产生，医患之间的关系也便不会再紧张，而是和谐。
2.2道德与服从
服从上级对不对呢？一般情况而言，当然是对的，因为命令来自上级，上级高瞻远瞩，站得高看得远，因而自然就要服从。但是若在个别情况下，上级的命令不符合善之动机、善之目的与善之方法，是否有必要绝对服从？这就需要加以认真对待了。不服从此时并不必然是恶的与不道德的。我们不能对来自上级的命令与任务不加任何怀疑就去执行，我们不能忘记自身也是设计者与规划者这一本质规定。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一般不去追问，并不在于我们真的相信上级就是神，而是觉得位卑言轻，我考虑了也没有用，因而就不去考虑了。总之，无论何种原因，我不再思考，我心安理得地去完成上级给我的任何指令。其实，此时的人已不再是自己的主人，已不再是作为主体而存在了，人将自己异化。而且人由心不甘、情不愿到习惯性地心甘情愿地将意志自由交出，这样出现了道德的现象。既然出现了道德，因而也便出现了推卸责任。此时的人就可以心安理得、理直气壮地说：“我受了他人的操纵，我不应该担责，我的上级（或下级）应该负责，总之，我没有责任。”其实这是错误的。因为只要是人，只要是意志自由的人，是不能为其错误行为推卸责任的。医生也是如此，医生不能将责任推卸给制度与他人，医生对医患关系的问题及其改善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2.3道德与自我
道德离不开个体，道德离不开自我，离开了自我意识与自由意志的道德是不存在的。同时，道德既是手段也是目的，道德既是为“他”的也是为“我”的。因而，我们对道德的自为性与为我性应给予善的论证与辩护。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过于注重自我，那么道德将会打折扣乃至于变为不道德。具体到一道德场景，当我若挺身而出，我个体的生命安全将受到威胁时，我是否可以以自我保全的理由来为我未能挺身而出进行辩护呢？也许作为生物来讲，自我保护是第一需要，是最高准则；然而对于最高等的生物———人而言，自我保全却不是最高的准则。尽管自我保全对于人而言同样极其重要。不过，在人的价值序列中，应该且必然有一些东西要超越于个体的自我保全，因为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人类社会将不会存在，或者即便存在下去，也是不值得人们去留恋、去为之奋斗的。在超越个体的自我保全序列中，有亲情与友情、有价值与理想、有民族与国家……总之，道德是要讲责任的，这也正如鲍曼所说：“道德责任不得不依赖于其最原始的起源：在本质上对他人的责任。”［4］正是由于有了道德，有了责任，我们才会觉得这个世界是可爱的，我们的生活是值得活下去的。如果一个社会中相当一批人将自我保全凌驾于道德义务之上，那么，这个社会将是可悲与可怕的。因为这个社会中将有人心安理得地去杀人，因为这个社会中将有人心安理得地看人被杀。医生作为一种被赋予神圣光环的职业，其内在的要求必然要有一种献身精神，医生决不能为了自我而损人利己，医生决不能因自我保全而忘记了救死扶伤。
一、罗尔斯对功利主义的批判
功利主义主张功利是衡量立法、政府政策和道德原则的尺度或标准，凡是能够给人带来快乐的就是好的。根据这样的观念，功利主义提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信条，并以此信条作为伦理规范判定人们行为的善恶。功利主义的观念和信条使得它最终深信科学，相信科学的发展不仅可以改善人的生活处境，而且也可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功利主义的创始人边沁认为，趋利避害不仅是人的本性，也是人行动的心理依据。换言之，人们总是希望外物能够给自己带来快乐、幸福和利益，不希望痛苦和不幸的事情发生。这种功利原则使人们变得更为理性，更善于算计。依据功利原则，从政府立场出发，政府应该以“最大多数人最大的幸福”为目的，这样政府就以是否有利于“最大多数人最大的幸福”为决策立法的原则。边沁把功利原则引入政治哲学，构筑了西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伦理基础，但是他对个人的原子式的解释，对苦和乐的算计，成为其理论的致命弱点。当他倡导为了“最大多数人最大的幸福”而牺牲少数人的幸福和快乐时，就违背了自由主义的自由和平等的理念，因而遭到很多人的批判，其中包括罗尔斯。
在罗尔斯看来，功利原则实质是维护少数有财产人的利益，增进少数人的幸福和快乐。罗尔斯认为，“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所以，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允许我们默认一种有错误的理论的惟一前提是尚无一种较好的理论，同样，使我们忍受一种不正义只能是在需要用它来避免另一种更大的不正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作为人类活动的首要价值，真理和正义是决不妥协的。”［2］4“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和修正。”［2］3这就意味着，在正义的社会里，基于公民权利的确定性，政府不能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剥夺少数人的利益，也不能为了更多数人更多利益而牺牲少数人的利益，这种剥夺少数人利益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侵害。
罗尔斯认为有必要寻找这样一个社会正义原则。
“第一原则每一个人都拥有和其他所有人同样的自由体系相容的、最广泛平等的自由体系的平等权利。
第二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这样加以安排，以使它们：适合于最不利者的最大利益，并与正义的储蓄原则相一致；在公平的机会平等的条件下，使所有的职务和地位向所有的人开放。”［2］60-61第一原则一般被称为平等的自由原则，第二原则的第一部分被称为差别原则，第二部分被称为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在这两个原则的安排次序上，第一原则优先于第二原则，在第二正义原则中，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优先于差别原则。可以说，第一原则是用来确保平等的自由和权利的，正因如此，第一正义原则的目的是保障所有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第二原则是用来确保平等分配的，其中，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适合于机会和权力的分配，差别原则适合于收入和财富的分配。
二、罗尔斯反思平衡的方法论
在罗尔斯看来，正义原则是需要论证的，这种论证是根据条件预设进行逻辑推理而产生的，“它的证明是一种许多想法的相互印证和支持，是所有观念都融为一种前后一致的体系”。其实，罗尔斯的《正义论》就是在做这样的工作，其正义两原则就正是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产生的。罗尔斯力图说明在坚持自由原则的前提下，人们如何能够保证实现平等，这对于个人正义和社会正义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他提出一种原初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意味着每个人都被假定为具有必要的理解和实行任何原则的能力。人们凭借这种能力选择原则，选择原则就意味着要考虑到正义，因为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在社会和自然的偶然因素方面的利害情形，基于自己利益，最终只能遵从理性的选择，这种选择既是平等的，也是有利的。因此，罗尔斯说：“它既表达了合理的条件，又适合我们所考虑的并已及时修正和调整了的判断。这种情况我把它叫做反思平衡。它是一种平衡，因为我们的原则和判断最后达到了和谐；它又是反思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判断符合什么样的原则和是在什么前提下符合的。”［2］20罗尔斯想通过反思平衡的方法，从方法论上避免绝对主义，他主张关于正义和道德问题需要论证，使观点能够为人们一致接受。他说：“正义的原则是在一种无知之幕（vielofignorance）后被选择的。这可以保证任何人在原则的选择中都不会因自然的机遇或社会环境中的偶然因素得益或受害。由于所有人的处境都是相似的，无人能够设计有利于他的特殊情况的原则，正义的原则是一种公平的协议或契约的结果。”［2］12
人们通过反思平衡方法，就可以消除造成不平等的因素，从而设计出一种公平的协议，这对每个参与选择的人来说都是公平和公正的。罗尔斯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为他后来提出公共理性和重叠共识思想奠定了基础。在罗尔斯看来，一个人就有关正义和道德问题作出判断时，可能会受偶然因素的影响和曲解，反思平衡使得人们对道德和正义的判断更为合理，人们在阐明判断的原则之后，可以对判断本身作出修正。在这个意义上，“正义观只是一种理论，一种有关道德情感的理论，它旨在建立指导我们的道德能力，或更确切地说，指导我们的正义感的原则。这些推测性的原则对照于一组确定的事实（即我们在反思的平衡中所考虑的判断）来进行监测”［2］50，从而使我们能够很好地处理两个正义原则和优先排列方式。罗尔斯认为，作为原初状态的理性人，应该考虑到这些原则的优先性。与此同时，正义原则通过社会基本结构表明了人们不希望相互把对方作为手段，而只是作为自在的目的来对待的意图，正义的两个原则恰恰达到了这样的目的。
我们可以看出，在罗尔斯这种反思平衡的证明方法中，如果某组道德原则阐释了某组道德判断，后者也就为前者提供了理论依据。当然，也有学者对罗尔斯的这种理论提出质疑，比如，这种方法究竟能否克服相对主义的困境。同时，虽然它的阐发点是一组“深思熟虑的判断”，但在证明过程之中，只是“暂时性的定点”，而不是不可改变的。当在契约中导出一组原则与这组判断不相符合时，我们就可以选择，要么放弃该组原则，要么放弃该组判断，这就形成整体主义理论与实证主义理论的差异［3］。
三、罗尔斯政治哲学方法论批判
现代哲学家以人们生活的共同体为视角，认为人们基于生活之中的社会或文化的道德原则所达成的一致性，即现实主体的一致性是构成道德原则和判断的必要条件。因此，罗尔斯从主体一致的道德客观性模式出发，运用平衡方法与原初状态的策略，力求解决有关社会正义的问题。罗尔斯为了确保“客观性”，把原初状态的当事人假设为自由的、理性的、相互冷漠的、不相互嫉妒、不知道自己在现实中处境的个体。他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各方是利己主义者，即那种只关心自己的某种利益，比方说财富、威望、权力的个人，而是被理解为对他人利益的冷淡的个人。”［2］13罗尔斯以原初状态作为自己理论的核心，然后，通过原初状态来规定其他概念，从而表明其自身的客观性。在这里，罗尔斯是把原初状态的人假设为理性人，这样，作为自由平等的理性人将会根据自律行事，并确定同意行事的基本原则，而同意行事所确立的原则又具有客观性。这种客观性表明，不仅确立的原则是客观的，而且构成原则的条件是客观的，正因如此，人们一旦获得恰当的观点，就必须遵循这些原则。从罗尔斯的论述之中，我们会发现，罗尔斯所指称的同意原则是建立在主体间的一致同意基础上的，是基于建构主义意义上的由普遍性转化而来的道德原则，即“道德原则是理性选择的目标”［4］。
罗尔斯以主体间一致同意的客观性为基点，回应社群主义者对他的批判。他认为，通过重叠一致同意的观念，可以为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正当性提供一个共享的公共基础，从而进一步确保从一代到另一代交替中的稳定性，进而巩固和发展共同体。在罗尔斯的世界里，共同体是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语境之中，成员拥有共同的文化和传统，共同的价值和道德，因此，根据社会正义原则，共同体的人们通过交流与沟通达成重叠共识，以此解决政治的纷争和社会争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人们并非能够就所有问题达成一致，恰恰是因为人们意见不一致，才产生冲突、歧义、误会，导致战争频繁发生。因此，罗尔斯的重叠一致或重叠共识理论的困境在于：“具有民主情感却碰巧生活在不民主的、不自由的社会中的人可以说被置于某种理论困境之中。既然他们不能通过揭示隐含的重叠一致同意的正确类型来证明社会正义原则的正当性，他们如何来为这种社会辩护呢？……这没有给人们以令人信服的理由来主张：在这种社会中的不民主的或不自由的实践或制度是不正义的并应当改变。”［5］322另一方面，罗尔斯的理论是缺乏远见的，“很明显它只在特定社会的人们之间要求一致同意，而这种一致同意没有充分考虑到其他社会中的人的利益或权利，这些人的生活前景受到所讨论的社会内所做决策的重大影响。当我们考虑到在当代世界中先进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时，这一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5］325。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9-0250-01
《消费者行为学》是市场营销专业的一门必修课程，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学科，是把心理学应用于市场营销而形成的一门综合性的应用管理科学。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增强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到来，新的医药消费情况层出不穷，医药消费的时间、地点、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更好的把握医药消费者的特点，专门针对医药消费行为进行研究，中医药院校的市场营销专业专门开设了《医药消费者行为学》这门课程。除了系统学习消费者行为的相关理论，《医药消费者行为学》更注重突出医药消费特色，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作为中医药院校的市场营销专业的学生来说，以后从事的主要是医药市场营销方向，如何更好的学习《医药消费者行为学》这门课程，培养和提高学生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笔者认为我们在教学时必须从中医药院校市场营销专业学生的能力特点出发，结合所授课程的特点，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上加以改进，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为未来的实际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持。
一、教学内容强调医药消费特色
由于中医药院校市场营销专业的学生以后就业时面对的主要是医药消费者，包括医药批发商、商、医院、零售药店以及个人医药消费者。作为医药商业企业的批发商、商以及医院，他们最终面对的还是个人医药消费者，所以归根究底都要特别了解最终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而医药消费者行为是一种特殊的消费行为，主要是指为了治疗、预防疾病，维护身体健康，通过市场交换而进行的医药商品及服务的消费行为。由于医药商品及服务是与人的生命健康密切相关，具有社会公共性，因此具有不同于一般商品消费的特殊性。为了更好的了解医药消费的特殊之处，我们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特别强调医药特色，除了在每个章节的消费者行为理论教学中讲解医药消费者的相关特点，还专门增加了“不同医疗保险方式消费者群体的行为特征”、“Rx与OTC消费者群体的行为特征”、“中国传统文化对医药消费行为的影响”、“国家政策与医药消费者行为”等内容。
二、教学方法讲究综合运用
要想使《医药消费者行为学》这门课程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就要改革传统、单一的教学方法。首先，应当注重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充分调动和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师生互动的良好气氛。其次，在教学过程中，必须优化教学方法，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具体来说，可以综合使用以下几种方法：（1）课堂讲授法：主要用于讲授消费者行为学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在讲授过程中要注意与启发式教学方法结合起来，适当配合使用文字语言、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等手段，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调动学生的学习情绪，进而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2）案例教学法：主要通过引导学生对有关案例进行阅读、分析、讨论和发言，学习相应的知识点，锻炼和提高学生运用相关理论和知识解释消费者行为的现象，指导并引导消费者理性地进行购买决策，制定适应消费者行为的营销对策的能力，从而增强企业在市场营销中的竞争力。（3）情景模拟法：教师通过设置一定的消费、销售情景，让学生分别扮演各种可能的消费者角色、营销或销售人员角色，在更接近于真实情景的环境中处理一些相关问题。通过演练过程的体验，包括感觉、知觉、注意、记忆、情绪、情感、态度等内容来感受角色的心理变化，有利于激发学生的主动参与意识和学习兴趣，加深对消费行为学知识的理解，学会换位思考，并灵活运用所学知识。（4）操作实训法：通过课后对自己进行医药消费经历的总结，在购买和使用产品过程中对医药消费者进行观察，对零售药店以及医院的布局设计进行调查，了解不同气质、性格的消费者在购买活动中的表现以及营销人员的接待方式，从感觉、知觉、注意和情绪、情感角度思考零售药店的店内布置和陈列、医院的布局设计是否有利于消费者购买活动，指出其长处和不足，并提出改进建议，进一步培养学生观察分析和运用的能力，为将来的实际工作打下基础。
三、考核方式采用多元化
生物界的发展有其自在的内部规律，一切生物包括人在内，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严密系统，只要其中一环遭到实质性的破坏，整个系统的运行就会出现问题。在自然界中物种弱肉强食的竞争规律是必然的存在，这种自然规律我们无法改变。但是人类作为“人”，作为有意识的存在，人类在面对自然的弱肉强食的竞争规律时，必须消除自视为一种高级动物且高于任何自然界物种而为所欲为的观念。要认识到人属于自然界，人在自然界之中。马克思说：“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所以人类的发展要依赖自然界才能实现，自然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资料，人类离不开自然界必须依靠自然界而生活。马克思曾引用威廉•配第的话：“劳动是财富之父，自然是财富之母。”因此，在今天的发展形势下，实行生态文明人类社会才能持续发展。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才能保证人类文明不断向前推进。其次，生态文明对于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具有协调性。生态文明中的主要内容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发展生态文明的前提是人要有一种自觉意识，即人类属于大自然只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在自然之中，自然是人类发展的物质基础，人不可以脱离自然而独立存在。因此，人类的发展要尊重大自然的规律，不能为了发展而破坏自然规律，要实现人类自身的健康持续发展就要做到人、人类社会、自然界三者的和谐共生。最后，生态文明对于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具有发展性。当今世界各国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合理性，各国经济的增长大多是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这种发展模式导致了一系列自然问题。这些问题反作用于人类的发展，阻碍人类的发展，甚至有可能使人类发展的链条断裂。在生态文明的前提下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就要在发展的同时在各个生产领域建立起具有联系性的生态化生产体系，这个系统中资源能够得到充分、循环、高率的利用，增加资源利用途径、方式，使之多层次，分级再利用。要在现代社会生产中倡导生态文明，就要坚持人类发展要以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前提，如此人类在生态文明前提下所取得的发展成果，就是可以使人类得以持续发展的成果。公民道德，是指国家中的公民所应该遵守的道德规范和履行的道德义务。公民道德中的生态道德部分是人们对自然生态环境应当承担的道德责任，或者说人们在对待自然生态环境时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形式，对公民道德意识建设有新的要求。文明是反映物质生产成果和精神生产成果的总和，标志人类社会开化状态与进步状态的范畴，同时它也标志着人类社会生存方式的发展变化。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文明已经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个时代。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兴的文明形态，与之前的文明形态相比具有新的内容和目标。因此在生态文明的新的文明形态环境中，对原有的公民道德意识也有更新更高的要求。但经过工业文明的长期影响，人们已经习惯于之前的文明形式下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外在的生产方式影响人的思维意识，在这种思维意识中就会产生与工业文明相符合的道德意识。所以原有的公民道德意识面对生态文明的新要求需要一种改变。这种改变不能完全抛弃原有的公民道德意识，而是要在原有的公民道德的内容基础上做出一定的改进和创新，最终使公民的道德意识符合生态文明的要求，并有助于生态文明的开展和发展。
二、生态文明背景下公民道德意识建设的现状及走向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水平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尤其是在社会各方加强对国民的素质教育、道德教育、思想教育之后，我国整体国民素质、道德品质、思想水平较改革开放初期有较大的提升。国民在道德意识方面具有很大的进步，但是以往的道德意识内容与生态文明的要求既有统一的部分又有冲突的部分。所谓统一部分，就是指公民的道德意识有助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部分。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儒家几千年来所一直倡导的“中庸”思想渗入到国人的思想深处，“中庸”不仅仅体现在权利的行使上，而且每个人在为人处事上都会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这就使得中国人在汲取自然资源时持有适度的态度，加之中国道家提出的回归自然，返璞归真，天人合一的思想，就使中国人在自觉意识中就对极端汲取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这种行为具有天生的抵制性。第二，中国人自古以来崇拜自然，很多民族至今仍保有祭拜自然的图腾和自然神的习俗，因此，中国人具有敬畏自然的思想。这就使人们在面对自然，开发使用自然资源时心存敬畏。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也会考虑自然本身的承载能力，在满足自我生产发展需求的同时也会尊重自然和生态环境自身的需要。第三，中国是农业大国，在长期的封建统治下，农业生产已经成为中国人赖以生存的生产方式。而农业生产中尤其重视自然生态的情况，因为自然生态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颇大。不仅是中国，就当今世界而言粮食是人类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物资，是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因此，人需要善待赖以生存的土地，主动的保护耕作环境进而保护自然生态并努力提高生产方式的科技含量，尽量使生产方式与生态环境相协调。
虽然人们的一部分观念对生态文明的发展相互协调一致，但公民的道德意识中也有与生态文明冲突的地方。所谓冲突具体体现在：第一，生态文明发展中公民道德意识的滞后。今天的环境问题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后，科技突飞猛进发展，机械代替了手工，人类开始疯狂地汲取自然资源以作为工业生产的动力。在短短的300多年间人类创造了比过去几千年农业文明所创造的财富总和还要多的物质成果，人们不再盲目崇拜自然，而是把自然当作被征服的对象，“人定胜天”、“人类中心论”成为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主导理论，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人类开始了对大自然的掠夺和破坏。但在开采使用自然的同时人类并没有及时注意到自然的反馈，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生态环境的损害和影响。因此，当人们发现了自然资源枯竭、大气污染、土地荒漠化和沙化、生物多样性减少、臭氧层破坏等严重生态问题的时候，生态问题已经发展到了比较严重的态势，短时间形成的生态文明意识，无法解决长时间积累的问题和矛盾。第二，竞争中产生的发展意识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矛盾，现今世界各国基本都处在飞速发展的状态中，但在工业文明下，各国的发展过程基本都是与汲取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相伴随的。尤其是各国之间的国力竞争而导致的发展比拼，使得一些国家因为急切的发展需要不得不牺牲生态环境的平衡。而且各国发展的脚步不能停止，一旦自己停止就意味着自身的落后。这种竞争意识不仅体现在各国家之间，也体现在每个个体之间，在工业文明的影响下生产发展的竞争无处不在。由此各国想出以科技力量的发展来弥补生态自然的破坏，人们希望在不阻碍生产发展的前提下，科学技术能够提出办法，来解决当前严重的自然生态问题。但是在长期工业发展中积累的严重的生态问题，不是仅仅凭借科技的力量就能够完全的解决的，而且科技力量本身也是工业文明的产物，也是以生态环境为物质基础的。所以在生态文明社会之前，生产发展的竞争意识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将会一直存在并且无法在短时间内解决。公民道德意识建设的方式有很多种，有关生态文明的内容在公民道德意识建设中体现在很多方面。第一，生态文明走进中小学教育课程。公民道德意识建设最有效的阶段是中小学阶段，随着时代的发展，公民道德意识建设的内容也需要不断更新。近年来，中小学课程中增添了关于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的课程。将生态文明以及环境保护的有关知识落实到了日常教育中。这不仅仅是生态环境知识的普及，也是一种直接的公民道德意识建设。
生态文明的精神、主旨、要求明显突出地渗透到学生们的道德意识生成过程中。使学生印象深刻，经过长时间的道德意识积累就会真正落实到行动上。第二，公益广告中的生态文明宣传。要落实生态文明，建设有利于生态文明的公民道德意识，不仅仅要依靠教育，因为受教育群体有一定局限性，而生态文明的成功建设需要全社会行动起来。公益广告对于公民道德意识建设的教育虽然没有正式教育直接，但力量强大。公益广告比正式教育更为平易近人，使人们更容易接受。在如今发达的传媒体系中，公益广告可以随时随地的出现在人们视觉听觉等感觉范围中。所以生态文明公益广告的出现，可以使有关生态文明的公民道德意识建设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对公民道德意识的改变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第三，科学发展观的推行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政策的推出，标志着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趋势走向高峰。科学发展观的推行，直接肯定了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意义，同时从理论出发完善了生态文明的内容，是生态文明更加符合我国国情。科学发展观的落实也说明了建设符合生态文明的公民道德意识的重要性。十七大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是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整体发展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它不仅将社会发展看成是社会本身的发展，还把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社会发展之中，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此，科学发展观不能悬置起来，要使科学发展观充分发挥作用，就一定要将科学发展观同百姓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融入进去。总之，科学发展观不能只停留在理论上，一定要通过各种日常化的形式走进百姓的生活里工作中，通过日常化的推行，才能够真正渗透到人们的道德意识之中，进而在潜移默化中使公民的道德意识符合生态文明的要求，最终使生态文明的文明特征体现在人们的行为中。
三、公民道德意识建设对生态文明的作用
关键词：存在论哲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探究；诗意栖居
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6—0136—04
尽管早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就已经提出了“无形文化财产”的概念，但作为通行性概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在2003年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确定。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与此同时，它又是一个颇具生长点和生命力的学术领域，近年来国内如火如荼的研究态势便可见一斑，大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般研究规律的探讨，小到对特定非遗项目的调查研究，林林总总、不一而足。然而，综观目前的研究成果，几乎尚未涉及到非遗研究的哲学基础问题；即便偶尔有所涉及，也仍旧停留在认识论哲学的基础之上。众所周知，哲学是“爱智慧”的学科，是探究形而上一般规律和基本方法论、世界观的学科，它思考的对象不仅是方方面面的现实生活，更是研究这些现实生活种目繁多的人文学科本身。因此，哲学才有“学科之母”的称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作为一个新兴的学术研究领域，也自然有必要首先探究一下它产生的哲学基础、它存在的基本价值、研究它的基本方法论等哲学问题，也只有在探究了这些问题的前提下，才能够使非遗研究更具明晰性、方向性，更具高度和深度。
一、非遗研究兴起的哲学背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精神文明、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表征和传承。那么，缘何在近年它才最终被确认提出，并得到了世界范围内广泛的关注和研究呢？这似乎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诚然，影响它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工业时代到来的社会背景，旨在构建炫目空间、景观世界的工业时代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不断被破坏的巨大威胁；商品拜物教、消费社会形成的经济背景，商品至上、消费至上的经济时代导致人们步履匆匆、欲壑难填，旧有的艺术与工艺品早已无法满足食利者的欲望之心；世俗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大行其道的文化背景，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的大众文化的甚嚣尘上，以“求新”为名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与冲击，这些都使人们不得不反思寻找被遗忘的家园。
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得到广泛的关注和研究，还有其更为深刻的哲学背景与缘由。与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应，人类哲学史经历了本体论——认识论——存在论的大致线性发展。所谓本体论哲学也即是一种以“预成”为主要思维方式的哲学，哲学作为一门学问在古希腊的肇始之初便基本是这种思维模式。众所周知，古希腊哲学家在思考万事万物产生之时，一般认为事物是不会从“无”、“不存在”产生出来的，这也即是说，他们在思及宇宙万物产生时总是预先设定了一个“最高实体”，这个“实体”可以是现实之物（比如泰勒斯所说的“水”），也可以是抽象之物（比如柏拉图所说的“理念”），他们认为正是这些“最高实体”衍生了世间万事万物。这种本体预成思维模式在黑格尔的“绝对理念”那里达到了顶峰，期间有不同的哲学家沿着这条思维路向提出了不同的“最高实体”。这种哲学思维模式“虽然表征了人类寻求世界终极解释的努力，反映了人类由感性向理性的飞跃与升华，但却有忽略人类主体性以及活生生的存在现象之嫌，也存有导致神学神秘主义之危险”①。
近代哲学由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开始转向了一种认识构成论哲学思维。伴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不断加强和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作为主体开始从一直被压抑的世界“客体”挣脱出来，开始思考“客体”、“分析”客体并最终“认识”客体。这种哲学思维模式在人类自然科学不断发展的鼓励下，开始认为只要将世界无限的细分，就可以无限地认识世界，人类作为世界万物的主宰所向披靡、无所不能。世界作为“客体”是可以无限被认识，甚至可以无限被改造。诚然，人类的认识能力、创造能力在这种哲学思维模式的指导下得到了大大的提高，但与此同时，人类的破坏能力、自我戕害能力也随之提高。两次世界大战、全球升温、新型病毒的全球蔓延、工具理性的压抑、自然环境的压力、人文环境的不断破坏等等随之而来，人类认识能力自信的无限膨胀，导致了可怕的“人类中心主义”，并最终形成了人类——世界、主体——客体之间无法逾越的对峙与鸿沟。人类就是在这种极度盲目而热烈的自信思维模式下，不断对过往的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进行着无情的破坏，也正是在这种哲学思维模式之下，文化遗产问题才真正开始成为一个问题。
对这种认识论哲学思维模式弊端的反思走向了存在生成论哲学。存在生成论思维“是现代哲学的基本精神和思维方式，其特征为：重过程而非本质，重关系而非实体，重创造而非预定，重个性、差异而非反中心、同一，重非理性而反工具理性，重具体而反抽象主义”②等等。对认识论哲学的反思其实从马克思辩证哲学就已经开始，比如马克思对“异化”现象的批判等，但直到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的形成，才真正走向了一种新的哲学思维天地。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对于“人在世界之中”的论述为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同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海德格尔关于“诗意栖居”的命题，为人类文化与美学规划了审美理想；海德格尔毕生追求的“天地人神四方会游”则为人类审美化生存提示了归家之路；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关于技术、时间的思考则为现代文化、哲学敲响了觉醒的警钟。人类不应该再存在于世界之外，不应当再主客二分，不应当再设想自己与自然、与他人处在对立的境地，而该重新回到“前苏格拉底”诗意的时代，寻找自己弄丢的美丽家园。也许，正是在这种哲学思潮的感召与感染下，人们才开始意识到在认识论的道路上走得太快太远，才开始惊醒是人类自己破坏了自己诗意的家园，才开始担忧脚步太快而遗失了文化的灵魂。换言之，也正是在认识论哲学弊端四起、存在论哲学强力反思之始，人类才真正开始思考过往对待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的态度，开始挽留与保护有形与无形的文化财产，开始研究这些财产所存在的整个生态环境。
二、非遗研究的理论研究方法
就目前研究状况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方法多种多样。在实践层面上，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法国社会学所倡导的田野调查方法。也即是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身特质、存在环境来讲，田野调查方法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深入民间调查，切实掌握非遗的存在范围与存在特征，进一步整理、挖掘非遗的保护策略都是必须进行的工作。就理论层面上，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方法是文化生态学。在生态学基础上衍生的文化生态理论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对非遗最为常用的研究方法，在国内研究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化生态学面对整个文化生态系统，关注文化研究中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层面系统影响，为非遗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方法支撑。但在我们看来，非遗研究的理论方法指导还不够完善，尚未达到一定的哲学高度与方法论思考。
既然如上文所述，非遗研究所产生的哲学背景与哲学环境是存在论哲学，那么我们认为非遗研究最为合适的理论研究方法应当是审美文化生态现象学方法。此种理论方法不仅仅只是一种方法，更能清楚指涉非遗研究的性质、内涵、研究对象等。通过“审美文化生态现象学”这个名称，我们也可大致了解，它主要关涉非遗的三个方面的特征：审美价值、文化属性、存在论哲学视阈。这三个方面是非遗研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可以共同引升为非遗研究的基本理论方法指导。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变化与发展必然也会遵循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尽管目前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多种多样，不一而足，但总结前人的定义，我们大致可以认为文化是指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我们通常所提及的文化概念，则大多数情况下仅指人类文明发展中所创造出的精神财富。伴随着认识论哲学弊端的日益显露，在20世纪中期兴起了一门新的文化研究学说——文化生态学。文化生态学以自然科学中的生态学为基础，将文化的变化与发展与其所处的各种环境联系考察，“它运用了系统论的有关原理，发展地看问题，把人类文化放到具体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加以研究，并着重强调文化与环境的互动”③，具有很强的时代气息与方法论优势。“它使人们认识到，文化是一个有生命的生态系统，文化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文化与它所处的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化生态平衡是文化发展的基础等等。”④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样也总是在特定的环境中产生和发展的，所以环境的变化对于非遗的保护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故而，文化生态学研究对于非遗保护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然而，文化生态作为一般的文化研究方法，尽管对非遗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却并没有更多的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身属性与价值，换言之，此种方法具有普适性，却并不一定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身属性与核心价值是什么呢？非遗作为人类的长期社会实践的创造产物，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具有一定的联系，因此其价值也是多元的。比如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精神价值、政治价值、教育价值等等。然就其作为人类宝贵精神财富遗产，作为普世人类诗化存在的手段与状态而讲，它最为重要与独特的价值应该是审美价值。国内有的学者也看到了这一点，比如丁永祥先生在其名为《当代美学视野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文中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与审美的密切程度，民俗技艺的审美性质以及民众对非遗的接受程度，详细论证了“人民群众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审美愉悦”，他们“最关注的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审美价值”⑤。何为审美价值呢？简单来讲，即是审美的愉悦性和超越性。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们越来越多关注的是上流阶层的愉悦与超越，如高雅的歌剧、美妙的轻音乐、堂皇的影视剧作等等。与此同时，却在不断遗忘与破坏着社会下层的审美感观，非物质遗产文化的重要性恰在此处体现，它能够满足普世大众的审美需求与审美趣味，它能够使普世大众在辛苦的劳作之余获得审美的愉悦和暂时忘却生计所迫的世间纷纷扰扰。因此，它是一种关涉普世大众的审美文化、超脱文化，应当在非遗研究文化生态之前加上“审美”定语，也即是审美文化生态。“审美文化生态”一词并不是我们首创的，早在2008年就有学者明确提出了这一概念，并认为“所谓审美文化生态，指的就是审美文化赖以生成、发展、变化的环境总和或有机完整系统。它以与审美文化关系的远近，由远及近大体包括自然环境、科学技术、经济体制、社会组织、价值观念（包括哲学、宗教、道德、风俗等观念性态的精神文化）等直接或间接与审美文化生成发展有联系的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⑥。此后，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高小康教授也认为审美文化生态研究“是从地域差异、传承演变、群落认同和文化空间等各种关系的联系中考察审美文化发展演变过程的现实活态特征与当代中国的特殊性问题”⑦，并考察了自然与文化的审美诗意关联、城市群落的审美趣味以及当代审美文化的文化生态环境。这些学者们共同认识到了非遗的审美与文化生态属性的重要性，将二者结合探究非遗的存在与发展是必要的。
此外，正如上文所讲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不能忽略其存在的哲学背景。既然非遗研究的兴起是在存在论哲学背景下展开的，那么也如海德格尔所讲，“存在论只有作为现象学才是可能的”⑧，而这种思维方式就是通过对物质和精神实体的一种“悬隔”，直抵事物本身，从而对事物进行一种“本质直观”。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来讲，此种研究方法的内涵大致可以概括以下几点：第一，回到事情本身，回到人类精神的自然与文化基础，探索人类精神与存在的本然诗性关联。第二，对认识论哲学所带来的工具理性、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对外在敌对的态度加以“悬隔”，以一种“存在于世界之中”的诗性态度“存在”。第三，“扭转人与自然的纯粹工具的，计算性的处理方式，走向平等对话的主体间性的交往方式。”⑨正如前文所述，非遗存在的整生环境十分重要，而过往那种对自然、社会不断攫取与破坏工具计算性处理方式必须走向一种“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的主体间性处理方式，人类时刻不能忘记自我就存在于这种环境之中，而不是置身其外。第四，走向一种“前苏格拉底”毫无遮蔽的诗意澄明境界，反思“启蒙主义”以来“理性”带给人们的热烈与盲目。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现象学方法的终极指向便是让人们不断去蔽，从而重新发现“存在”、发现人类在世中的诗性存在。第五，从完全的祛魅回归到一种部分赋魅的状态。认识论哲学所开启的理性让人类的自信心无限度膨胀，认为可以为自然、为社会甚至于为世界一切祛魅。现代人类在“理性”的鼓动之下早已变得热烈盲目、无所敬畏，甚至连自己的神圣精神家园（比如非遗）都践踏脚下，毫不见惜。然而，正如西方有的学者所讲的那样，其实“只有当自然的他者性和陌生化拥有一种深不可测性的时候，那种对非人自然的尊重和敬畏的感情才会树立起来”⑩，这也即是说，现代人类也有必要对自然、对过往的精神文明等怀有一定的敬畏之下，认可它们身上所存有之“魅”。
综上所论，非遗的理论方法指导必须兼顾到“审美”、“文化生态”、“现象学”三方面，所以我们提出了审美文化生态现象学方法，希冀对非遗理论方法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问题：
从认识论价值到存在论价值在美国著名古典政治哲学家、思想家列奥·施特劳斯看来，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关键，在现代性进程中兴起与完成的现代社会科学更多关注的是绩效、功用、成果等事实，而几近忘却了价值本身。
在现代社会科学看来，价值问题其实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要社会无限发展、经济充分发达、体制构造完美，每一种目的、每一种价值就自然会得到辩护和认可。如此，我们便可以搁置对是与非、对与错、善与恶等价值问题的思考，只去追求最终的成果事实便可；我们便可以将古希腊哲学家们思考的“美好生活”直接置换为“成功生活”，而所谓成功生活不过是“基于对权力、金钱及赞誉的自我陶醉和永无休止的追求”；我们便可以不顾善恶质询的前提，不断追逐现代社会科学所规划的“自我权利”。此种价值观念，我们可以理解为没有真正关心价值本身，同时也可以理解为“功利性价值”。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过程中，所谓的经济价值、历史价值、政治价值甚至于教育价值都是出于一种认识论哲学所导致的功利性价值。“特别是经济价值，在有些地方甚至成为唯一重视的方面。目前，单纯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已对保护工作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当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认识论价值我们不能全盘否认，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承载的历史、教育、文化内容，对于我们充分认识与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提升民族认同感、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仅停留在这些认识论价值上，并没有真正触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论价值，我们也将此种价值称之为诗性价值或全生价值。
海德格尔在荷尔德林诗里读出了存在主义的真谛——诗意的栖居，意味深长、影响深远。此后想要抵抗现代性所带来系列后果的哲学家们对此狂热推崇，且想藉此逃脱“工具牢笼”（韦伯语）、抵抗“白色社会”（鲍德里亚语）、匡正“价值位移”（舍勒语），规约“全自由人”（福柯语）等等。然而，以为找到了抵抗整个工业、后工业时代利器的人们，在扛着“诗意栖居”的大纛踌躇满志、一路狂奔之时，却根本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到底是谁来诗意的栖居？换言之，诗意栖居的主体是谁？其实，荷尔德林诗里早已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充满劳绩的人们”。诗意栖居的主体至少在荷尔德林看来不是那些自命不凡的政客，不是腰缠万贯的富豪，亦不是养尊处优的中产阶级，而是充满劳绩的普罗大众。也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海德格尔说：“诗不仅仅是存在的饰物，不仅仅是稍纵即逝的热情或空无。更是一种旨趣，一种娱乐。诗是历史的基础，因而它并非文明的外观，更绝非‘有教养者’的‘表现’。”然而，普罗大众如何诗意的栖居？或者讲，如何保障普罗大众诗意的栖居呢？答案就在普罗大众所醉心、愉悦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文化之中。当我们看到八旬老人饿着肚子也要唱句家乡戏，农村老汉推着板车也要哼着小调，乡间妇女溪涧洗衣时也愉快地唱着民谣，民间艺人苦于陶瓷烧制技术无人来继嚎啕大哭时，也许才能真正明白这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大、最深、最富意味的价值。也许正是在上述的那些状态中，一个个作为“存在者”的普罗大众才能在时间的无限敞开中体味“存在”，我们才能真正称他们在“存在”。
综上所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应当照顾到其产生的存在论哲学土壤，并在存在论哲学视阈下探究其全生价值与理论研究方法。如此，才更够将非遗研究更深、更远地推广。
1、准备充分，巧选教具
一堂好课要有充分的教具准备，材料简单、易行。一节课有一套好的材料，就注定了会是一堂精彩的课。给我们展示科学课堂的其中一位，任洪老师，他在材料的选择上独具匠心。任老师上的是六年级上册《拱形的力量》这一课。在这节课中，同学们要做的实验是测量拱形的承重能力，材料看似简单，就纸拱、垫圈，但需要斟酌的问题非常多。比如：纸拱多少长合适，多少宽合适，用什么材质，纸拱的跨度是多少，垫圈多少大，跨度值与纸拱的高度多少比例合适，垫圈选用多少重量，垫圈在纸拱上是并排放还是叠放，等等，还有抵住物--小木块有多重，多大的变化才能有明显的数据差异，甚至，做好一个纸拱也需要费脑筋。但是，任洪老师巧妙地选取了商店两块八一叠的纸以及自己女儿的玩具，用作实验器材，材料简单、易行，实验效果也非常好。所以教具的准备非常重要，它是一堂好课的前提。
2、循循善诱，引出主题
良好的导入，可以充分激发学生的兴趣。沈亚萍老师在上《推理》一课时，为了引出“推理”，首先设置了一个场景：双休日，学校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有人把教室里一些破损的桌椅全部修好了，这个人在现场留下了一个脚印。沈老师利用这个场景做导入，让学生们都当了一回“侦探”，引起了学生的兴趣。接着，沈老师让学生们测量脚印，并且通过发现脚长和身高的关系，推理这个人是谁。同学们因此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有了探究学习的动力。
3、把握课堂，收放自如
根据学生的情况，进行适当的“收”、“放”，引导学生顺利走向教学目标。任洪老师在得知自己所借班级的学生实验能力比较弱的情况下，采取了比较“收”的方式。先让学生讨论怎么做实验，实验的步骤，以及这样设计的理由。最后老师自己再重新提出实验的步骤，注意点。在保证实验的规范性，严谨性的前提下，一步一步地引导学生去探究。
4、随机应变，有效“生成”
充分利用教学活动中的情境，创设生成性内容。在实验过程中，如果出现了实验结果与其他小组不一致的情况下，老师可以借助这个情境，创设生成性内容。例如，可以请其他小组的同学来推理，比较，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个实验结果。让学生们自己来说，这样一来，学生们对知识的印象会更加深刻。
5、给予空间，体验探究
给学生整块的时间，让他们进行有效的研究，建立科学概念，锻炼动手能力。设计一个更加情境化的环节，使问题更加情境化。一个问题抛出来之后，能够给孩子一个更多的自主、设计、探究、研究这样的一个空间。李霞老师在上《黑盒子的秘密》这一课时，给了学生们三次整块的时间，让学生去探究黑盒子内部的结构。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学生去理性的面对自己要研究的问题。也让他们意识到，做研究需要时间，需要投入精力，深刻体验到研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它要很细致。
6、学以致用，联系生活
教学内容应紧密联系生活。在李祯忠老师的《看谁造的高》一课上，李老师引入了“价格”一说。他在写有实验材料的清单上标注了各材料价格，将节约设计成本的理念融入到教学中，提高学生节约的意识。这就是教学内容紧密联系实际的一个体现。
7、准确定位，分层达标
以学生能够接受的方式传授知识，使教学内容浅显易懂，生动形象。例如沈老师的课，她把伽利略那么多年的研究深入浅出地拿到课堂上，一步一步地深入，让学生感受这样一个知识发生的过程。这调动了学生们对科学探究那种向往和深层次思维思考时候所产生的内心冲动和兴奋。老师如何能够将一个复杂的、深奥的知识深入浅出地传授给学生？学生的现有水平与老师要求学生们达成的目标之间有一定的跨度。为了达成这个目标，老师要铺设几个子问题。如果子问题设计的好的话，就会有水到渠成的感觉，就会觉着孩子不累，老师轻松。
8、关注对话，静心倾听
在学生回答问题时，教师静下心倾听，帮助学生顺畅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当碰到一个学生，当他站起来用他不流畅的语言表达他思想的时候，教师更加要静下心来帮助他。语言是思维的外壳，孩子们能把自己的思想去表达出来，这需要一个过程。它是一个再抽象和再概括的过程，是很难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教师不要慌也不要急，静下心去听孩子们想要说什么。一个老师，他给孩子们创设了一种温和的，心理安全的一个交流环境的话，孩子们的心灵是会解放的。
9、巧用暗示，循序渐进
在李霞老师的《黑盒子的秘密》课上，刚开始就出现了暗示。李老师拿出两个小盒子，盒子里面两个小球。两个小球是不一样的，一个橡皮，一个是钢珠。然后李老师就暗示：“要是用磁铁呢，就知道里面是钢珠。”这给后面学生自己研究黑盒子内部有什么时做了伏笔，这就是一个暗示教学。李老师的暗示是正向的，它能够让孩子意识到，想知道里边是什么球，就可以用磁铁吸一吸来判断。因此，适当的暗示也是非常重要的。
10、控制时间，合理安排
论文摘 要：本文试图由“学者散文”的两个要素，以及当今笼罩“学者散文”的特殊文化背景，来谈谈“学者散文”所面临的矛盾和危机。并基于当下关于学者散文的研究现状，做出一点不成熟的想象。
散文作为文学品类之一种，文学性是它最根本的特性，学者散文也不例外。然而，学者散文特别的创作主体与散文自身的文学性要求之间，存在着难解的矛盾。此外，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经济发展的转型，文学日益边缘化、市场化的态势愈发显著，学者散文也同样处在这一时代环境的笼罩之下，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考验。本文试着对学者散文自身存在的矛盾，以及面临的危机，以粗略的描述。
一、 学者与散文之间的天然矛盾
上世纪九十年代，“学者散文”的崛起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对“学者散文”的关注和研究，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也成为评论界的热点之一。众多学者对“学者散文”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最早的是台湾散文家余光中，他从创作主体以及其文化素养、文体类型、读者反映对“学者散文”进行了描述。后来有香港散文家梁锡华，大陆的学者钟友循，范培松，袁良骏，吴俊，喻大翔，洪子诚，韩国学者金惠俊，他们或关注创作主体，或关注散文文本，或是兼而有之，分别对“学者散文”做了描述，其中较突出的是喻大翔教授。喻教授认为：“所谓学者散文，主要指各门学科中专业学者创作的，具有现在思维特征、价值取向、理性精神、知识理想、心理内容等质素的，各种类型与问题风格的散文作品。”，这一概括从创作主体、文本、成就三个角度对学者散文进行了准确厘定，具有高屋建瓴的理论高度和深度。
有的学者散文家注重智慧、思想的输出或者启蒙、批判立场的表达，这样往往冲淡艺术审美的经营而使其散文成为知识的堆积或一味的说教。比如，余秋雨的一些散文（如《西湖梦》等），充满历史资料、考证证据、说理议论，从而带来其散文强烈的理性色彩。当然，这对表现作家文化选择的自觉是有意义的，但是却造成作品的过于沉重、呆板，缺乏作为文学作品应该具有的生动和柔软性，也会给读者一种好为人师的感觉。再比如余光中，他虽曾指出学者散文“当然也要经营知性与感性，更常出入于情理之间。……而是要捕捉情、理之间洋溢的那一份情趣或理趣。”，但他的所谓的知性散文《书斋书灾》、《和疝气》、《梵高的向日葵》等中，丝毫也见不到精致的结构，生动的意象与和谐的韵律；从散文作为文学之一种的本质要求出发，很难肯定它们是美好的作品。还有研究者认为，“周涛散文有理性过强，思想太密集，而难免使得构架粗疏空泛，寄托、附丽思想的底座（材料、具象）不够坚实有力。”这一说法也是相当中肯的。这种矛盾在现代学者散文家那里也是存在的，只是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总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给予合适的消解。比如鲁迅散文中赤诚的精神，林语堂散文中洋溢着的幽默，梁实秋散文优雅下面蕴藏的淡淡的苦味。近年有些学者散文家则追求散文的个性化、生命化、清淡化，这又导致散文缺乏思想和精神的底蕴。当然，这种结果可能是对于前一种情况的纠偏所导致的，却不如人意地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著名散文家柯灵这样说：“寸楮片纸，却是以熔冶感性的浓度，知性的密度，哲学的亮度，一卷在手，随兴浏览，如清风扑面，明月当头，良朋在座，灯火照人”。可见在散文家那里，好的散文也应该是融合了感性与知性的典范。然而，认识上的清醒和自觉与创作实践仍有距离，如何将正确的认识落实到实践中去，以实现学者散文文本的某种完满，是当今学者散文家和学者散文研究者共同面临的问题。
二、 大众化、商业化文化背景下学者散文的危机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转型，大众文化和商业主义席卷而来。从而使文化、文学以及知识分子在精神领域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动摇。在严峻的形式下，长期回避的利益问题以及相关的价值取舍，导致学者、知识分子的分化。有的学者、知识分子选择“下海”，有的选择趋时的亚文学写作，比如，广告文学，电影剧本，通俗小说等。有的人则表现出面对时代变迁的冷静和自觉，表示坚守知识分子的理想阵地，他们面对压力作出了相对的应对。“没有英雄、缺乏戏剧性、操正步、常规建设，这无疑都是散文时代的标志。在此背景下，学者散文当然地成为了九十年代散文的主流。戏剧理论家余秋雨的散文是学者散文的典型代表，他先后出版了《文化苦旅》（1992年）、《山居笔记》（1998年）、《霜冷长河》（1999年）等一批散文集，本本畅销海内外。著名的学者季羡林，他的《虎年抒怀》、《清塘荷韵》、《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等都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1999年又创作了《站在之墓前》。与季老相似的年长的学者散文家还有张中行、汪曾琪、董桥，画家吴冠中、黄永玉、韩美林等等，都在散文领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学者散文成就了客观的成绩，却也面临着种种问题甚至危机。散文评论家韩小蕙曾撰文惊呼：“散文变成了什么？”，“散文怎么离文学越来越远”，并指出当时散文存在的种种弊处：把散文写成论说文；把随笔写成思想提纲；大文化散文变成了百宝箱；更有一类以功利为目的的散文等等。著名的文学批评家雷达也这样说：“散文过多地承载文化，压制了文学的灵性，使散文特性正在丧失，严格上说，有些学者散文不是散文。”这一后果不能说和学者本身无关，更不能说和整个时代环境无关，它恰恰说明了学者在时代环境下的选择以及坚持（操守）。
然而总有人面对文学、学术的商业化表示俨然新潮的肯定，他们认为学者以及学者散文无论如何都是新的文化消费中的因素，这好像是给学者和学者散文定命。岂不视这如今文化的严峻形式，以及这背景下面一切的遭遇：大众文化的商业性、消费性是指向利润和官能享受的，学者散文必将在他们面前丧失掉最后一点可能。学者散文的读者渐渐窄化，学者的审美能力渐渐退化，学者散文家渐渐分化，大部分人将举着文化的大旗，做起商人的经营了。
三、结语
相信不管是学者与散文的天然矛盾，还是当代文化背景下学者散文的危机性遭遇，学者散文的过去是辉煌的，未来是向前进的。我们关于学者散文的研究和建设存在着无限的空间，记得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末尾有人这样讲：“难道我们不该把学者散文当作一个独立的散文品种来研究？难道我们不该有一部学者散文史？不该有一部或几部学者散文选集？”，这个想像似的无疑而问，在今天得到了回应，学者散文的研究上已经有不少可观的成果。然而，散文领域的研究——也许是因为其体裁的特别——向来不是那么热闹，因此其建设的步伐依旧蹒跚。
当然学者散文的研究，不仅仅止于关于它的概念的厘定，文本的解读，生命的关照，更应该是一种踏踏实实的建设。从古到今，从大陆到港、澳、台，从华文世界到整个地球，学者散文有它自己的历史和国度，在巨大的时空下恢复它零碎而又模糊的面影，需要更多智慧而且执着的建设者。
注释：
① 董正宇：《也说“学者散文”》，《理论与创作》2003，1。
② 喻大翔：《现代中文散文十五讲》，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3。
③ 余树森，陈旭光：《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④ 陈建晖：《论九十年代的中国散文现象》，《文艺评论》1985年第2期。
【摘要】
中医学是人文和自然科学中的多种学科的融合体，它是随着古代哲学思想史的发展而发展的，现以传统中医理论的整体观和辨证论治为立足点，结合古典哲学的基本原理，通过对传统中医学的特点及现代医学特点的分析、比较，站在思维方法的高度探讨中医发展的趋向，不但肯定传统中医理论体系和临床实践的科学性，并认为中医现代化势在必行， 中医现代化必须站在哲学的高度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关键词】 传统中医理论 中医现代化 古典哲学 中西医结合
中医学是中国的传统医学，英文翻译为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即TCM。中医学具有几千年的历史，在科学迅速发展的今天仍被世人所瞩目，并不是它具有当今公认的先进的科学理论，恰恰相反，它是以东方古老而深奥的哲学思想及同学科所没有的特色与优势吸引着世界。中医学的理论模式是在古典自然哲学“整体观和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然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传统中医的科学性越来越被人们所怀疑，因此，中医现代化势在必行，那么什么是中医现代化呢?笔者认为中医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是指在保持中医自身主体、特色和优势的基础上，建立系统完整的科学方法体系，将整个中医学从理论到实践都纳入现代科学整体发展轨道，并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中医学理论进行合理解构和重建，通过多学科向中医学的渗透，形成新兴的综合性学科，依靠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来促进中医学向更趋系统化、客观化、科学化、国际化方向发展。中医现代化是一个持续发展的实践过程，要求以现代科学思想为指导，以中医学为研究对象，结合中医学固有的理论体系，全方位、多学科地吸取一切现代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作为自身的养料，使其学术理论和临证实践具备现代科学的特征。其最终目标绝非实现中西医全面结合，中西医结合只能成为推动中医现代化进程的一股巨大力量;西医学只是实现这一过程可借鉴和可吸收的学科，不可能取代中医学［1］。
1 中医现代化与中医特色是否具有相容性
中医的特色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 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在中国传统医学中的自然体现，是哲学与医学相融合的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和诊疗实践。中医学的阴阳、五行、藏象、经络、辨证，哪一样都离不开特有的哲学思维方式，而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不过是其中一个具体体现罢了。总之，中医是传统人文观念和传统科学相混合的产物。中医存在了几千年，其科学文化体系表现在，对生命现象、人体功能、生命规律的直接观察、整体把握以及对疾病未病防治，动态整体诊断，激发潜能，自我调节等。中医不仅是一门医学科学，更是一门医学哲学，是中国古代自然哲学所派生出来的医学哲学，与现代科学从根本上存在着互不兼容性。现代科学思维方式不能解释脾与胃关系、经络的走向、中医气的运动。中医基本理论指导下的中医临床实践持续了几千年，并以其具有较好疗效性而为中国人所接受，甚至为世界人们所接受，我学院一位方剂学袁教授在美国纽约的"中医黑诊所"（在美国中医诊所暂无行医执照） 里看到中医的汤药、针灸及拔火罐等很受欢迎，这说明中医的传统疗法是有其效果的，但其理论与现代科学从根本上存在着互不兼容性，那么如何真正的达到中医现代化，使其在理论上和临床疗效上与现代科学具有相容性呢?这是我们所要深思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医现代化实际上仍是继承与发扬的问题，因为中医现代化的基点是中医而不是其他学科，是在中医学原有的基础上现代化，因此对原有中医学就有一个继承的问题，而现代化则应是她的发展，不是中医学受到摒弃或为其他学科所代替。
2 中医基础理论的应用体现着整体观
中医学产生于生产力落后的原始社会，《黄帝内经》为其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思维形式采取“比类取象”的方法，停留在宏观的抽象与模糊，是思辨的、逻辑的，把人及其疾病置于多种因素的相互联系中加以考察和分析，不是用一因一果的简单的线性关系来识别疾病［2］。比如在中医整体观中包含以下几点含义: （1）生命有机性，中医学自始至终以人为本，不仅仅局限于人体自身的有机性，更倡导自然界的有机性。“人与天地相参”的天人统一观，认为“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这里的“大同”，无疑就是对“有机”的反映。（2）整体性，系统观认为生命是有序、开放、自我调节和有目的性的整体， 整体观是中医学的灵魂和精华，不论阴阳五行、藏象、病因病机、辨证论治都面向人这个整体，同时把人看作自然界的一个要素，全面加以考察，现代的整体观还包括社会地位，生活和工作环境等方面的考察。（3）以模型描述对象，即研究真实现象形成概念模拟对象行为，这个问题，源于五材学说的五行说体现最明确。当古代医家把反映古代农业生态的“五材”比类于人体某种病理、生理状态，五脏配五行，使中医以模型描述对象的方法确立［3］。《素问·五藏生成篇》指出:“五藏之象，可以类推;五藏相音，可以意识;五色微诊，可以目察。”几千年来，这样的思维方法，始终是中医诊疗体系的指导。由此相关的辨证论治体系，“四诊合参”，“司外揣内”也无不一一对应于信息论原理及控制论核心的“黑箱方法”、反馈调节机制等，另外中医理论把人体生命看成是“形与神俱”的统一体。对形神关系，儒道两家的基本思想都认为神随形生，神赖于形。但道家主要从本体论角度探讨人之生成规律及个体生命之自然本性，以达顺从自然，全生全身;儒家则从认识论和伦理本位出发，探索主体能力发挥和心性修养之有效途径。而中医学的形神观则立足于医疗实践，以人体健康为中心，综合并发挥儒道两家的形神理论［4］。由此可见中医的整体观既是其立足点，又是它的精髓。
3 传统中医理论模式需要现代化重构
中医学是唯一延续至今的与现代医学并存的中国传统科学中的一个学科。近年来，由于现代医学的迅速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加上中医药与现代科学发展的不适应，中医的地位可谓岌岌可危。有学者认为，中医理论是一种“哲理式”的思辨，实践是一种“经验式”的积累，从现象上看，中医在医疗市场的竞争力略显不足，中医的许多分支学科在萎缩，主动或被动地与西医同化;一些中医院为了求生存，放下纯中医的架子，大量地引进大型现代医学检查项目，大量地使用西药，甚至超过中药;反映在人才需求方面，中医院校毕业生普遍面临找工作难的窘境。这一切，都无法令人乐观。但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中医在世纪之交也面临着更大的机遇。人们发现，21世纪将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发展融合的时代，这也反映在现代医学模式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上。目前西医正经历由微观到宏观的新转变，由生物医学模式到生物-心理医学模式、再到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过渡。而传统中医学由于历史的原因仍然没有从宏观到微观的过程，没有摆脱古老的哲学的约束，中医学偏重于整体的肯定，而对人体的病理生理缺乏细致入微的考察，过分强调整体经验陷入知而不分之弊，不能细致入微地进行解剖、分析。中医学偏向实用，而忽视实证理论，中医理论仅是用来说理及指导临床的工具，而不是对人体内在的规律的阐释，其真理性不是它是否与客观实际相符合，而仅体现在它联络经验过程中的适用性、有效性和有用性上，较现代医学缺乏客观、科学的精神。同时，富有辩证性的中医思想体系缺乏对观念的精确界定和细密分辨，造成现象与实质不分，观念与经验混淆，概念的模糊又造成了理论的模棱两可性。中医作为医学应该具备自然科学的特点，故中医学不能免去现代化这一过程。我们应该有勇气突破前人的金科玉律，对传统的中医体系进行整理，对传统的中医理论模式与中医的文化根基进行反思，在重构发展中继承其科学精髓，剔其庸俗糟粕，让现代科学中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成果给古老的中医增添活力，这样，中医必能获得新的发展。
4 中药的现代化
中药的现代化问题，也是中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首先是传统中药饮片的现代化问题， 中医处方是针对某个患者开的特定的临时组方，包括古方、经方、时方、验方（偏方）、秘方等等，这是传统中医药的优势和特色。传统中药饮片的质量是临床疗效的基础，发展传统医药首先需要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和手段，使传统中药饮片现代化。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4.1 名称的统一 我国地域广阔、物种繁多， 不少中医古籍和地方性本草多是民间医生经验的汇集。目前中药同名异物、异名同物的情况没有根本改变，例如有南北区分的药物如南、北五味子，南、北苍术，南、北沙参等。处方调配随意性大，临床疗效不稳定，不良反应难掌握，学术交流说不清。因此，当前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国药典》）为纲，抓住国家颁布《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契机，用生药学的方法，形态学描述、分类学处理制定中药饮片实名原则。如基源名、传统习惯名、加工炮制名、药用部位名等等，使中药饮片的名称统一，处方规范，真正做到“名副其实”，“名正言顺”。
4.2 加工炮制的规范化 中药材前期的加工，多在产地采收季节由药农及时加工，中药材后期加工多在中药饮片加工企业由药工进行。基层医院中药房购入的多为传统的中药饮片，是用药效果与安全性的最后关口。目前中药饮片的质量呈下降趋势，有的是野生资源减少，如甘草越来越细，杜仲、黄柏、厚朴越来越薄;有的是栽培品各地品种不一，如丹参、、党参、黄芪等;更多的是加工炮制方法不统一，如茯苓有块状、片状，鸡血藤、苦参块状有大有小;炒黄、炒焦全凭感官而定，如焦山楂、酒炒黄芩、炒山栀、盐炒杜仲;对中药饮片的粗细、大小、颜色、气味、杂质、灰分等以外观、感官确定其质量优劣，国家无统一标准，主观性强。2000年版《中国药典》收载药材534种，其中有200余种需加工炮制的未提到，使饮片炮制品性状无据可依。生药经炮制后显微特征、化学成分都与生药不尽相同，有的甚至面目全非，没有标准直接影响临床疗效。
4.3 中药剂型现代化 中药剂型的不同与使用者的需要相关，有传统的汤剂、丸剂等和具有现代化表现的超微饮片， 冲剂、气雾剂、胶囊剂、栓剂、缓释剂等新剂型，为方便患者用药、提高中药疗效发挥了作用。中药的现代化应立足于中医药理论，证法方药相结合，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以解决制约优势发展的关键问题为突破口，组织中医药与多学科结合的研究队伍，争取实现飞跃性进展，加快中医药现代化进程。
5 中医现代化的实现应走中西医结合道路
中西医结合是中医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无论从理论还是临床实践，中医和西医都各具特色，中医注重整体观和辨证论治，它主要从疾病当前的病因、病位、病性、发生发展过程和转归五个方面来整体地分析疾病，因而，在临床上出现了“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这就是因为中医强调的是证，以证来论治，而西医只注重病因、病位，具有片面性，有些疾病只治标而未治本，中医则标本兼治，当然西医在急救等方面具有它的优势，因此，中西医结合要“有的放矢”。中西医结合应在发挥中医优势的基础上取长补短，如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病证结合扩大了治疗范围，丰富了辨证论治在临床中的应用。人们的生活方式、生存环境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病因结构、疾病发展规律随之变化，心脑血管病、癌症等慢性病、退行性病、老年病正成为严重威胁人类的主导疾病，其形成中的社会因素、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七情心理等非常重要，而这些因素正是中医理论非常重视的，如何利用中医之优势，找到更好的治疗、预防手段应是21世纪中西医结合的任务与焦点。所以说中医现代化在临床上的突破口有两个:（1）现代的疑难杂证是以病因治疗的西医内科和以手术为主的西医外科的难题，而这恰恰是中医辨证施治的优势;（2）在保健方面，中医的养生术和保健是中医的特色和优势。
综上所述，中医是传统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交相融会而成，它具有丰富的内涵:既包含我国古代哲学、文学、美学等人文学科，也吸取了地理学、天文学、气象学、数学等成就，它是人文和自然科学中的多学科的融合体，但在现代层次上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融合，还需我们这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使中医在保持原有特色的基础上，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 罗雄，凌湘力. 从“中医研究”与“研究中医”谈中医现代化 .贵阳中医学院学报， 2005，27（2） :7-8.
2 刘中景.当代自然科学中“多因一果”的特征.医学与哲学，1998，19（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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