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27 15:2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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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wto、美国和欧盟是应用“非市场经济”规则最重要的三个场所，其在各自的 法律 体制、标准规范和争端解决过程中广泛应用此概念。文章分别讨论了这三个组织（国家）的相关规则和实践，并结合
一、“非市场经济”规则简介
倾销是指一国向他国出口的产品的价格低于其正常价值。反倾销是用于保护国内市场和产业不受外国出口商的倾销行为所损害的法律程序，即当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进入另一国家市场，并对进口国相似产品 工业 造成实质性损害或威胁，且倾销与损害有因果关系时，则进口国为抵消或阻止倾销，可征收不超过该产品倾销幅度的反倾销税的行为。
实践中，出口国家的经济被分成两类：市场经济和非市场经济。对不同类型的国家，在反倾销 调查 中采取不同的措施，最主要的差别体现在决定倾销是否成立的方法上。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商品的正常价值是基于该商品在国内的价格；而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商品价值的计算是采用类比国（第三国）比较的方法进行的，这意味着商品的正常价值取决于该商品在类比国的国内价格，而非出口商本国的产品价格。
二、wto、美国与欧盟的规则与实践
wto、美国和欧盟是应用“非市场经济”规则最重要的三个场所，其在各自的法律体制、标准规范和争端解决
过程中广泛应用此概念。该三大组织（国家）的相关规则和实践是其他国家在 国际贸易 中的引用和效仿的重要来源，分析该三大组织（国家）的相关规定和实践有助于了解国际贸易中的游戏规则和明确
2．规则适用的相关解释（gatt第六条的注释）。以上所有这些可对非 市场 经济 国家实施不同待遇的适用条件都是可以解释的，而且可以用一种以上的方式进行解释，这里面便存在着较大的解释空间和解释的随意性。而且许多先于wto的说明和解释是依赖不同的理由和 环境 的。例如，在波兰胶泥案（portland cement from poland）中，美国的 调查 专家就认为“波兰为国内消费的销售不是以普遍的贸易过程进行的”。
第六条的注释现在已经被引用为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采取区别对待的依据。注释提到：“经证明，如果进口商品的国家贸易存在完全垄断或者是潜在的完全垄断，其所有的国内价格是政府决定的，那根据第六条第一段的目标，决定价格可比性将会特别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进口 合同 各方有必要考虑到在这样一个国家严格比较其国内价格可能是不适当的。”
第六条的注释提到的“一个国家”是指非市场经济国家，因为其价格是由政府决定而非市场决定。这个条款为适用第二条的附属条款提供了依据，即“价格可比性（price comparability）”。
第六条的注释规定，“严格比较其国内价格可能是不适当的”。如果不考虑“严格”这个词的话，这个条款可以解释成一旦决定了一个国家是非市场经济国家，即可自动地导致拒绝适用标准的方法进行计算的结果，因不存在市场为导向的价格即三个标准的计算方式无法奏效，因此这两种价值之间的比较是不适合的。但由于存在“严格”这个词，它意味着不应该作出以上解释。尽管将国内价格和出口价格进行严格比较可能是不适当的，然而该条款的一般意思解释可以推出的结论是，国内价格的比较也是可以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换句话说，一个非严格的或者是一个经过调整的与国内价格的比较是必需的。基于该解释，在运用了三个标准方法计算了正常价值之后，第2.4条的正当的补助（due allowance）条款应该剔除，因为非市场经济的存在本身“表明会影响价格可比性”。
然而，正当的补助（due allowance）是没有一个确定的范围的，对这个问题唯一的解答就是调查专家组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调查专家组就必须是完全没有偏见和客观公正的，实施正当的补助并不能完全否决非市场经济国家国内价格反映的信息。
（二）美国的规则和实践
1．美国1930年关税法案。在美国，1930年的关税法案（the tariff act of 1930）为其反倾销制度奠定了基础。首先，非市场经济国家在第771a条里被界定为是“ 成本 或定价体系由 行政 职权决定，不基于市场原则进行操作的国家，在该国家的商品销售不能反映商品的真实价值。”
美国列举了六个因素来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1）货币的可兑换性；（2）工资等级的决定；（3）外国合资企业的补助；（4）政府所有的程度；（5）政府控制资源的程度；（6）行政职权部门认为适合的其他因素。美国列举的因素远比gatt第六条的注释要多，意味着美国和其他效仿国对非市场经济的定义比gatt第六条的更加宽泛。
关税法案第773（c）条提到，如果“受到影响的商品是从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的，而行政职权部门发现有效信息不能保证商品的正常价值”，则正常价值的计算将会基于市场经济国家提供的最有效的信息对商品生产要素进行估价，而提供信息的市场经济国家是行政职权部门认为合适的国家。这里的“有效信息”条件经常引用来证明产业是市场为导向的途径，此时必须满足特定的条件以避免实施替代推定价值的计算方法。虽然市场导向的途径由一些例外，但美国支持替代推定价值的计算方法。因此美国反倾销制度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说明是遵守gatt第六条的注释而非前面解释的第2.4条。一旦确定了非市场经济地位，行政职权机关可以自主地采取“最有效的信息”来计算商品的正常价格。这被认为是第一个有效地处理非市场经济的规则。在此笔者提请注意其局限性——没有任何条件来界定什么是“最有效的信息”。
2．美国的实践。在实践中，美国 调查 专家组很少有自主判断 市场 经济 地位的机会。典型的美国终审决定征收反倾销税的公告甚至不会提及非市场经济的问题，但会简单解释类比国选择的问题，一般认为非市场经济的判断早已经是最初决定的。这种最初的决定通常证明了对非市场经济的判断，其表述为：“在每个（调查专家组）主持的涉及（
关键词：非市场经济规则；WTO；欧盟；倾销
中图分类号：F7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374（2009）07-0068-02
一、“非市场经济”规则简介
倾销是指一国向他国出口的产品的价格低于其正常价值。反倾销是用于保护国内市场和产业不受外国出口商的倾销行为所损害的法律程序，即当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进入另一国家市场，并对进口国相似产品工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威胁，且倾销与损害有因果关系时，则进口国为抵消或阻止倾销，可征收不超过该产品倾销幅度的反倾销税的行为。
实践中，出口国家的经济被分成两类：市场经济和非市场经济。对不同类型的国家，在反倾销调查中采取不同的措施，最主要的差别体现在决定倾销是否成立的方法上。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商品的正常价值是基于该商品在国内的价格；而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商品价值的计算是采用类比国（第三国）比较的方法进行的，这意味着商品的正常价值取决于该商品在类比国的国内价格，而非出口商本国的产品价格。
二、WTO、美国与欧盟的规则与实践
WTO、美国和欧盟是应用“非市场经济”规则最重要的三个场所，其在各自的法律体制、标准规范和争端解决
过程中广泛应用此概念。该三大组织（国家）的相关规则和实践是其他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引用和效仿的重要来源，分析该三大组织（国家）的相关规定和实践有助于了解国际贸易中的游戏规则和明确中国企业的应对措施。
（一）WTO的规则和实践
WTO的《反倾销协议》并没有明确提及非市场经济国家条款是实施不同计算方法的适用情况。然而这样的规定出现在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附件一，即GATT第六条（下称第六条）第一段做出的第二项补充条款里面。由于《反倾销协议》是WTO协议的一部分，相对第六条而言，是更为具体的实施协议。《反倾销协议》最初的意思解释表明了《反倾销协议》的实施不能超越第六条的管辖。因此，只要《反倾销协议》的结构是与第六条一致的，《反倾销协议》就可以独立于第六条适用。
1．正常价值计算规则。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根据协议规定具体，解释当非市场经济国家面临反倾销时，其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将如何计算。
在《反倾销协议》的规定（第2.2条）中，有三种标准的方法可用于计算商品的正常价值，即可通过比较以下三种价格实现：（1）国内价格；（2）出口到第三国的价格；（3）利用原产国生产成本推定出的价值。然而，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将会采用替代推定价值的方法，即比较该商品或其相似产品在第三个市场经济国家的生产成本。第六条提到在一些可能出现的情况下，可以不予采纳标准的方法，可采取特定的条件，例如“贸易的普通过程（ordinary course of trade）”、“正当的补助（due allowance）”和“其他影响价格可比性的区别（other differences affecting price comparability）”。相同的表述可以在第二条里找到，例如“特定的市场情形（the particular market situation）”、“不允许适当的比较（do not permit a proper comparison）”、“合理反映成本（reasonably reflect the costs）”、“正当的补助（due allowance）”和“表明影响价格可比性（demonstrated to affect price comparability）”。
2．规则适用的相关解释（GATT第六条的注释）。以上所有这些可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实施不同待遇的适用条件都是可以解释的，而且可以用一种以上的方式进行解释，这里面便存在着较大的解释空间和解释的随意性。而且许多先于WTO的说明和解释是依赖不同的理由和环境的。例如，在波兰胶泥案（Portland Cement from Poland）中，美国的调查专家就认为“波兰为国内消费的销售不是以普遍的贸易过程进行的”。
第六条的注释现在已经被引用为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采取区别对待的依据。注释提到：“经证明，如果进口商品的国家贸易存在完全垄断或者是潜在的完全垄断，其所有的国内价格是政府决定的，那根据第六条第一段的目标，决定价格可比性将会特别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进口合同各方有必要考虑到在这样一个国家严格比较其国内价格可能是不适当的。”
第六条的注释提到的“一个国家”是指非市场经济国家，因为其价格是由政府决定而非市场决定。这个条款为适用第二条的附属条款提供了依据，即“价格可比性（price comparability）”。
第六条的注释规定，“严格比较其国内价格可能是不适当的”。如果不考虑“严格”这个词的话，这个条款可以解释成一旦决定了一个国家是非市场经济国家，即可自动地导致拒绝适用标准的方法进行计算的结果，因不存在市场为导向的价格即三个标准的计算方式无法奏效，因此这两种价值之间的比较是不适合的。但由于存在“严格”这个词，它意味着不应该作出以上解释。尽管将国内价格和出口价格进行严格比较可能是不适当的，然而该条款的一般意思解释可以推出的结论是，国内价格的比较也是可以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换句话说，一个非严格的或者是一个经过调整的与国内价格的比较是必需的。基于该解释，在运用了三个标准方法计算了正常价值之后，第2.4条的正当的补助（due allowance）条款应该剔除，因为非市场经济的存在本身“表明会影响价格可比性”。
然而，正当的补助（due allowance）是没有一个确定的范围的，对这个问题唯一的解答就是调查专家组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调查专家组就必须是完全没有偏见和客观公正的，实施正当的补助并不能完全否决非市场经济国家国内价格反映的信息。
（二）美国的规则和实践
1．美国1930年关税法案。在美国，1930年的关税法案（the Tariff Act of 1930）为其反倾销制度奠定了基础。首先，非市场经济国家在第771A条里被界定为是“成本或定价体系由行政职权决定，不基于市场原则进行操作的国家，在该国家的商品销售不能反映商品的真实价值。”
美国列举了六个因素来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1）货币的可兑换性；（2）工资等级的决定；（3）外国合资企业的补助；（4）政府所有的程度；（5）政府控制资源的程度；（6）行政职权部门认为适合的其他因素。美国列举的因素远比GATT第六条的注释要多，意味着美国和其他效仿国对非市场经济的定义比GATT第六条的更加宽泛。
关税法案第773（c）条提到，如果“受到影响的商品是从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的，而行政职权部门发现有效信息不能保证商品的正常价值”，则正常价值的计算将会基于市场经济国家提供的最有效的信息对商品生产要素进行估价，而提供信息的市场经济国家是行政职权部门认为合适的国家。这里的“有效信息”条件经常引用来证明产业是市场为导向的途径，此时必须满足特定的条件以避免实施替代推定价值的计算方法。虽然市场导向的途径由一些例外，但美国支持替代推定价值的计算方法。因此美国反倾销制度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说明是遵守GATT第六条的注释而非前面解释的第2.4条。一旦确定了非市场经济地位，行政职权机关可以自主地采取“最有效的信息”来计算商品的正常价格。这被认为是第一个有效地处理非市场经济的规则。在此笔者提请注意其局限性――没有任何条件来界定什么是“最有效的信息”。
2．美国的实践。在实践中，美国调查专家组很少有自主判断市场经济地位的机会。典型的美国终审决定征收反倾销税的公告甚至不会提及非市场经济的问题，但会简单解释类比国选择的问题，一般认为非市场经济的判断早已经是最初决定的。这种最初的决定通常证明了对非市场经济的判断，其表述为：“在每个（调查专家组）主持的涉及（中国）的案件中，（中国）已经被视为是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为达到调查的目的，判断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标准大部分情况下是忽略的，只有凭商业部长作出授予该国家市场经济地位的决定，才能暂缓区别对待。笔者认为这对非市场经济国家是非常不公平的，应作出相应的措施进行调整。
（三）欧盟的规则和实践
1．欧盟委员会的规定。欧盟的做法与美国相似。在第384/96条委员会规定中提到，“如果从非市场经济国家进口，商品的正常价值必须以第三个市场经济国家的价格或者推定价值为基准”。然而，欧盟列举了明确的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清单，其授予先前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定程度上的特权地位，这些先前的社会主义国家均是正在快速地加入世界贸易体系的国家。这些国家中，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视为市场经济国家，即其被调查的生产者提出实质性的权利主张，主张符合标准，而且程序符合规定，则该生产者或者生产和销售相似产品的生产者将成功享有市场经济地位。
规则进一步列举出五个授予以上地位的要素。这与美国的做法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美国是列举出决定非市场经济地位的要素，然后用替代推定价值的方法。而欧盟不仅列举出了预先认定的非市场经济国家，而且另外列举出一些国家，当这些国家能够符合特定的条件时将被授予市场经济地位。不过欧盟在采用替代推定价值方法时享有高度的自由。
今年的12月11日，中国入世将满15周年。按照中国加入世贸议定书第15（d）款的规定，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满15年后，其他成员国应当废除在反倾销调查中所使用的替代国制度。
随着中国入世15周年日期的临近，作为使用贸易救济措施的大户，美国反倾销方面相关法律和规则的修改似在对应中国入世满15年后的市场经济地位相关问题。
美国是否在回应？
承认市场经济地位与否在反倾销调查中具有实质性的具体影响。本次修正的反倾销行政规则涉及第351.404（f）条款和第351.405（a）条款；根据第351.405（a）条款，如果调查机关（即美国商务部）认为出口国市场销售不可行，无法确立正常价值；或者销售因低于成本而被弃用；或者销售不属于正常贸易或者销售不具有代表性而被弃用；或者销售因形成虚假市场而被弃用；或者缺乏具有同期可比性的销售；或者其他调查机关认为适合的情况下，调查机关将使用结构价格确定正常价值。
根据第351.404（f）修正的法规，如果存在以上出口国市场销售被弃用的情况，调查机关将首先选择结构价格而非对第三国销售价格作为确定正常价值的基础。而修正之前，针对同等问题，美国商务部则首先选择对第三国销售价格作为确定正常价值的基础。
实际上，反倾销行政规则修正的第351.404（f）条款和第351.405（a）条款与“TPEA”具有法律上的关联性。行政法规修正的内容直接依赖于“TPEA”第505条，该条修正案修改了1930年海关税法第773 （b）（2）条款。根据修改后的条文，首先，在复审中，如果调查机关在原审调查中或者是在最近完成的复审中弃用了出口商的全部或者部分本土销售数据，则有理由相信或者猜测本次复审涉案产品的销售是低于成本销售。其次，在调查或者复审中，调查机关有权要求提供计算结构价格的必要信息以及第773 （e），（f）条所需要的生产成本信息以确定涉案产品本国销售是否为低于成本的销售。
源于该条法律修正案，美国商务部修改其行政规则，明确了结构价格在确定的正常价值基础中相对于第三国销售价格的优先地位；并明确了调查机关向受调查企业征取相关成本要素信息的权利。
与以上所述美国反倾销行政规则的修改相比，“TPEA”是对法律的修改；由于法律效力级别高于行政规则，因此，我们说本次反倾销行政规则的修改是源于“TPEA”。美国“TPEA” （Trade Preferences Extension Act of 2015）字面翻译为 “优惠贸易延展法案”已经完成立法程序，审议通过并于2015年6月29日生效。其中第五章为修正美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法案即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七部分，经过修正的1930年关税法也已经同时生效。“TPEA”第五章修正案分为7部分，掐头去尾，除去第501条和第507条，中间第502条、503条、504条、505条和506条均为十分具体的内容；从其修订的时间和具体内容看，与中国“世贸毕业”形成较强的对应性。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按照规定，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满15年后，其他成员国应当废除在反倾销调查中所使用的替代国制度，有人将15年后的2016年12月11日称为中国入世的“毕业日”。
近两年在反倾销方面法律和行政规则的修改是否代表某种迹象，显示美国商务部将会接受中国“世贸毕业”的现实，并开始面对其之前一贯采用的对中国企业实施的替代国制度即将失效的法律事实，而做出的法律制度上的回应？
或为中国企业胜诉反倾销带来巨大机会
修改后的反倾销行政规则的生效，对于中国企业来说，面临着极为有利的机会，同时也面临某些不确定因素带来的挑战。
首先，如果美国商务部有关结构价格优先的规则的变化确实在回应中国“毕业”的事实，并开始改变所谓“替代国”制度，那么，该条规则的变化意味着企业很快有机会在参加反倾销调查或者复审时，将不再被适用替代国价格，而是采用本国价格；或者在本国价格不可用时，采用结构价格。这必然会大大降低倾销幅度，为胜诉反倾销带来巨大机会。也就是说，时间点应当是2016年12月11日之后，比如，如果是复审程序，对于反倾销令生效日期为2017年1月份的案件，则调查机关将在启动的复审程序中使用新规则。中国企业亦有权利提出相应诉求，也就是说，中国企业提出相应诉求已经具有法律背景支持和具体的规则依据。
谈到挑战，因为目前仍有太多不确定因素，首要的是中国企业在反倾销调查和复审中的市场经济地位是否可全面被接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美方会采用怎样的方式解决中国企业的所谓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以上规则的修改是为了解决该问题而进行的 “铺路”行为抑或仅在 “过招”？还是兼而有之？对此，我们需要给予关注。
1.1概念
纯粹经济损失是英美法上的一个概念，被称为"pure economic loss"，德国学者冯.巴尔教授在其所著的《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中将纯粹经济损失定义归纳为两个主要流派：一种认为，纯粹经济损失是指那些不依赖于物的损坏或者身体及健康损害而发生的损失：另一种认为，纯粹经济损失是指非作为权利或受到保护的利益侵害结果而存在的损失。王泽鉴先生认为："所谓纯粹经济损失，系指被害人直接遭受财产上不利益，而非因人身或者物被侵害而发生"。本文比较认同这样一种定义：纯粹经济损失是受害人直接遭受的、非因受害人的人身或有形财产遭受损害而间接引起的经济上的不利益或金钱上损失。
1.2特征
无形性。纯粹经济损失是受害人因为他人的加害行为（不仅仅是侵权行为）遭受了经济上的损失，但是这种损失不是由于受害人的有形的人身伤害和有形的财产损害而发生的经济损失。
因果关系上的直接性。不论是在何种情况下，受害人遭受的纯粹经济损失都不是因为自己的人身或物遭受损害而间接导致的不利益，因此它区别于间接损失。间接损失是受害人因其人身或物遭受损害而引起的继发性的经济损失，它是属于可获赔的范围。
纯粹经济损失是纯粹金钱上的不利益，不涉及精神上的损害。它通常表现为预期利益的损失，但并不是所有的预期利益的损失都是纯粹经济损失，有些间接损失也是预期利益的损失，比如因为机器被毁损导致营业利润的损失。
2.我国纯粹经济损失的救济现状
2.1我国现行立法的规定
我国现行立法虽然不存在纯粹经济损失的概念，但是对一些实质为纯粹经济损失的损失也通过特别立法予以适当赔偿。不过，我国在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问题上仍然过于保守。
《民法通则》第106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的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学者一般认为该款并不是对权利保护的例举规定，即并不能将其理解为"行为侵害他人财产权、人身权"，将其理解为"行为导致他人发生财产、人身损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更符合立法本意。《民法通则》在立法之初虽然不可能考虑到纯粹经济损失的问题，但该规定也并无排除纯粹经济损失之本意。
《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笔者认为该款同样没有排除对一般法益的保护，只是对于人身和财产权益的范围需要通过司法解释加以明确。
在我国现行法中，对于纯粹经济损失赔偿的规定主要集中在不实陈述案型，最典型的是《证券法》第173条的规定："证券服务机构为证券的发行、上市、交易等证券业务活动制作、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财务报告、资信评级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应当勤勉负责，对所依据的文件资料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其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与发行人、上市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这里，即使信息披露存在瑕疵，也很难认定中介机构对投资者的财产或者人身有直接侵害行为，因此投资者遭受的损失是纯粹经济损失。虽然《证券法》的该项规定主要是基于对市场安全和投资者信心的保护，而对纯粹经济损失是否应予赔偿并无明显的考虑，但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对纯粹经济损失予以赔偿的立法例。
综上可知，我国立法对于纯粹经济损失没有做出明确规定，《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规定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法条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并没有对财产权益和财产损害做出解释，也没有指出哪些属于可以赔偿的损害，这与我国长期以来立法上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不无关系，同时，也正是由于法律规定的抽象，才使得"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问题从不实陈述案型开始取得重大突破。
2.2纯粹经济损失赔偿的基本路径
结合我国实际，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借鉴他国的先进立法经验，在我国侵权法中采用一般条款的保护和类型化保护相结合的立法方式，只有这样才能使侵权法适应社会生活急剧变化，使侵权法具有包容性的同时也具有可预见性和确定性。对各种各样的纯粹经济损失予以类型化分析，在赔偿范围上做精细化的立法设计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行的。
纯粹经济损失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表现形式多样，为了避免对情况各异的纯粹经济损失适用同一规则而造成实践的混乱和失当，学者们采用了类型化的分析方法，归纳总结出电缆型案型、不实陈述案型、产品责任案型、遗嘱无效案型、油污案型、河道不能使用案型等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型。也有学者从其它角度出发进行了不同分类，欧洲学者将其分为四个大类：反射性损失、转移性损失、公共服务和设施的关闭、对错误信息和专业服务的信赖。这种分类并不能把所有的纯粹经济损失包含进去，但这对于根据具体情况适用不同的赔偿规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笔者设想：对于反射性损失和转移性损失立法上可以赔偿为原则，不予赔偿为例外，对于公共服务和设施的关闭所造成的纯粹经济损失以不赔偿为原则，赔偿为例外，对错误信息和专业服务的信赖所造成的纯粹经济损失是否予以赔偿是需要依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应该对提供错误信息和专业服务的主体予以区分，如果提供者是具有社会一般认可资质的或者是有执业资格的主体（如律师、会计师、医生、报社、官方等）则理应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提供者是不具有相关资质的主体，则只有在欺诈和胁迫的情况下才承担赔偿责任。当然赔偿范围可以予以适当限制，正如冯.巴尔教授所言："侵权行为法只有当他避免了过分严苛的责任时，才能作为有效的、有意义的和公正的赔偿体系运行。无论是从单个侵权行为人的利益出发，还是为了自身生存的愿望，侵权行为法都必须将那些过于遥远的损害从其体系中排除出去。"笔者认为可以采用"可预见性"、"责任保险"等措施来限制赔偿范围。"可预见性"是指受害人和侵害人具有某种"密切关联性"，使加害人得以合理地预见因其不注意将会造成被害人之损害，从而可以初步确认注意义务之存在，其次，还应该考虑是否有其他因素之作用，而应否定、减少或限制注意义务之范围、义务相对人之层次或损害之种类。只有当受害人遭受的纯粹经济损失是被告可以预见，并且让被告承担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责任无损于公平和正义，被告始得承担赔偿责任。
参考文献：
[1] [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著,焦美华译.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2]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七)[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关键词]河北省；交通事故赔偿；归责原则；经济分析
一、河北省道路交通事故赔偿归责原则的法条依据
在《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中，以下三条可以认定为河北省交通事故赔偿归责原则的法条依据：第五十七条：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超过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部分，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赔偿责任。第五十八条：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或者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超过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部分，由机动车方承担赔偿责任。但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依照下列规定减轻机动车方的赔偿责任：(1)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负事故全部责任的，减轻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2)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负事故主要责任的，减轻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六十；(3)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负事故同等责任的，减轻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4)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负事故次要责任的，减轻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九条：非机动车之间、非机动车与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赔偿责任。分析可见，该《办法》遵循以下归责原则：(1)机动车之间、非机动车之间、非机动车与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2)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或者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归责原则是严格责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确立的交通事故归责原则相比较有两项创新：(1)增加了非机动车之间、非机动车与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归责原则――过错责任。(2)当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时，明确了减轻机动车方的民事赔偿责任的依据，细化了因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过错程度减轻机动车方赔偿的额度。
二、两种归责原则的经济分析
(一)过错责任的经济分析
传统法学把过失界定为“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或“己经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这种过失理论主要强调当事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和认知能力，并没有提供一个据以衡量注意程度欠缺的客观标准。解决这个问题，著名的“汉德过失公式”能给我们以帮助和启发。该公式提供了一个用以确定加害人是否构成过失的客观标准。即用二个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来确定过失的标准，B为预防事故的成本，L为事故损失额，P为事故发生的概率，这一公式表明，只有当B(PL，即当加害人为预防事故需要支付的成本低于事故的预期损失(事故损失额与事故发生概率的乘积)的时候，加害人才构成过失，并因此承担赔偿责任；否则，不构成过失，不承担赔偿责任。汉德公式蕴涵着事故经济学上的一个基本原则，即并非所有的事故都是应当预防的。这一原则是法律上过错责任制度的经济学依据，过错责任制度免除了加害人无过失的赔偿责任，汉德公式则恰好为加害人是否构成过失划定了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界限，即加害人是否构成过失的标准是加害人是否需要为避免事故支付高于事故预期损失的成本。事故预防成本应当追加到一个最佳点，临近这个最佳点的最后一个单位的预防成本等于该单位预防成本所避免的预期事故损失(即边际预防成本等于边际预期损失)。这说明，过错责任制度的经济目标就在于实现社会总成本(即事故预防成本与事故损失之和)的最小化。通观《刑法》三个条文，适用过错责任的情形：(1)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2)非机动车之间、非机动车与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这些情形下，双方当事人处于均势，双边预防最有利于社会成本最小化，最有利于社会总收益最大化。此时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能为双方提供有效的激励机制，加害人和受害人双方都采取预防措施来减少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二)严格责任的经济分析
严格责任的经济定义，是指能够以最低的成本避免事故发生的一方(最佳事故避免方cheapest cost-avoider)，不论其是否采取了最佳的注意程度和谨慎，都要对事故的发生负责。当一个事故可以被双方当事人中的任何一个避免时，谁能够以最低的成本阻止事故的发生谁就对事故发生负责，由最佳事故避免方来承担责任。当一个行为人是一个事故的最佳避免方时，将责任分配给此方承担就是有效率的，不仅可以促使当事人去阻止事故的发生，还可以避免经济上的浪费，即避免了由高成本预防一方采取大于低成本预防一方的预防措施而带来的浪费，又避免了双方都采取预防措施造成资源的浪费。《办法》规定严格责任目的是为了保护作为弱势群体的非机动车和行人，立法者将机动车方拟定为最佳事故避免方，让危险程度较高的机动车方提高注意义务。在交通事故发生后，赔偿责任超过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那部分，由机动车方承担赔偿责任，即便非机动车和行人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机动车方无责任时，也要拿出部分利益，以补偿受害人。
三、立法意图的价值分析
过错责任原则能为双方提供有效的激励机制，严格责任仅对加害人的预防有所激励，对受害人的预防无激励。在严格责任下，由于责任尽在加害人一方，就丧失了对受害人预防的激励，其结果导致受害人丧失以优势地位避免损害的可能。加害人为减少事故的发生，可能采取两种措施：一是增加注意，二是减少活动量。也就是说，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或者行人之间，严格责任会激励机动车方遵守交通法规，谨慎驾驶。但是完全适用严格责任进行归责，非机动车和行人会在道路行驶中减少注意，增加活动量，于是出现非机动车和行人肆无忌惮地违反交通法的现象。此时，过错责任则会促使潜在受害人主动改变活动量，增加注意，以此来协调受害人与加害人之间活动量的冲突。可见，双方均改变活动量是防止事故发生最有效率的方法，过错原则应用于此将更有意义。显而易见，在均势当事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赔偿适用过错责任也是这个原理。过错责任和严格责任以明显不同的方式分配合理的风险所带来的收益和负担，但二者均有不足。过错责任不利于保护承受了相当大损失的无过错的意外事故受害人；严格责任则不利于保护那些对受害人造成了伤害却无过错的加害人。现实中这种意外事故大量存在，于是《办法》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或者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首先由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负担，然后就超过保险责任限额的部分，由机动车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方的赔偿责任。
过错责任原则，适用于双边预防，严格责任原则，适用于加害人单边预防。正如波斯纳所说“鉴于严格责任与过失责任的诸多差异表现，我们就不希望侵权制度纯选择过失责任或纯选择严格责任，也不希望两者在所有时候都必须处于同等地位”。综上可见，河北省交通事故赔偿处理采取过错责任和严格责任相结合的归责原则是科学的。
参考文献
[1]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
关键词：国际经贸规则；新趋势；中国；立场
中图分类号：DF9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04-0011-02
一、国际经贸规则发展新趋势
（一）区域化趋势
在地区政治、经济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下，国际经济贸易规则涉及范围越来越广，且区域化特征日益明显，其中跨国公司的发展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基于此，国际经贸规则未来会朝着区域化方向发展，区域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自由度较高，在TPP谈判中涉及到新规则的制定时，便提出新规则的高标准，扩大规则范围，这一点充分证明了国际贸易投资便利程度；第二，符合一体化发展模式，区域经贸的出现，将独立的国家和地区经济融合到一起，以网络化形式发展，每一个国家都有可能成为中心贸易国家，并辐射到其他国家，实现共同发展目标；第三，跨区域性，信息、互联网等技术发展背景下，电子商务逐渐突破传统商务模式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成为国际经济贸易发展新模式，从而为跨区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面对国际经贸新规则，只有在经济发展只能够成为中心国家，才能够越来越强，反之，则会越来越弱，中心国也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焦点。[1]
（二）拓展化趋势
国际经济的发展，人们思想意识发生变化，关注范围变广，使得国际经贸规则也逐渐渗透至国家其他方面，例如，政治、技术、环境等。基于此，经贸规则拓展化趋势愈发明显，出现了涵盖广泛领域的自由贸易协定。
微观角度而言，拓展化趋势对国际经济贸易产生了很多影响，例如，发达国家更加关注与环境等方面问题，而发展中国家则强调农业补贴等方面因素，使得国际经济贸易话题逐渐朝着多样化趋势发展，增加了达成共识的难度；宏观角度而言，经贸规则主要是由国际社会主要行为主体参与制定的，使得规则更倾向于大国利益，基于此，国际贸易拓展程度越大，相应的反全球化声音也会越来越多。[2]
（三）差异化趋势
WTO作为国际经济组织，在解决贸易争端、协调各国家利益等方面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受到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重视，其国家参与数量越来越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一些谈判的难度，难以达成共识，突出表现在多哈谈判事件中，规则差异化作为国际经贸发展的新趋势，主要体现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实力，其中国际知识产权表现最为突出，还包括竞争政策、劳工保护等方面，即便是在发展水平相似的国家之间，也会存在很大贸易争端。但是，受到区域化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未来国家间合作越来越多，使得强国越来越强，相反，弱国则越来越弱。[3]
国际经贸差异化发展趋势，在很大程度上给全球经济体制构成了一定威胁，且对发展中国家的歧视也会增加，另外，受到资金、开放度等因素的影响，区域间的经济差距越来越明显，从而直接对发展中国家的稳定性。
二、中国立场的确定
（一）重视多边贸易，构建经贸新秩序
诚然，区域贸易发展迅速，但是，多边体制仍然占据重要地位，且WTO规则依旧是国际经贸规则的基础。近年来，我国在参与国际竞争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统一的多边规则发挥的积极促进作用。但是，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了巩固自身超级大国的地位，积极推广自由贸易体制，对多边贸易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多边贸易体制发挥作用。[4]因此，我国在发展国际经济贸易过程中，要重视多边贸易，并坚决捍卫多边经贸体制，并适当协调区域贸易与多边贸易体制之间的关系，不断优化和完善相关规定，有效提升透明度，并将其纳入大审核工作中，避免发达国家积极拓展区域贸易规则，减少经济自由化的不良影响，有效保护多边贸易，构建国际经贸新秩序，争取更多话语权，从而促进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可持续发展。
（二）明确自身定位，争取更多话语权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我国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路线，经济迅速发展，但是，这并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仍然不占有优势，受到发达国家的歧视。基于此，面对新规则，我国要明确自身位置，并积极拓展发展空间，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另外，规则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会偏向于自身利益，为了能够更好地保护我国权益，应积极应对和适应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变化，转变被动状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完善，我国除了要放眼于整个国际，还需要加强对一些区域贸易规则的关注力度，并参与其谈判，减少歧视性规则的数量，除此之外，我国还要加强对自身内部的调整，与国际规则发展趋势相协调，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并深入分析和研究新规则的制定，为我国经贸发展争取更多利益，提升国际秩序合理性，从而为我国贸易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5]
（三）发挥主导性作用
区域贸易体制的出现，不利于全球自由贸易的发展，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大国，要积极与我国具有同样政治、经济效应国家的合作，并参与区域贸易安排谈判，避免由于边缘化及贸易歧视对我国贸易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纵观以往我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争端，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整体实力不够，且影响力不强，例如，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过程中，由于自身原因，即便是签署BITs，也仍然存在不同之处，在投资待遇等方面能够充分体现出来，但是，这其中也包括我国自身的原因，应加强对东盟的关注力度，并深入探讨东盟对我国经贸产生的影响。因此，我国在重视多边贸易的同时，也要兼顾区域贸易，多参与谈判，尽量缓解和避免发达国家等对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产生的威胁，建立以区域为中心的合作，确保地区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另外，现代社会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更加关心人们生活环境、电信、运输、知识等方面，所以，不仅要关注纵向规则，还需要加强本国横向规则的制定与完善，进而确保我国社会、经济、政治等能够实现长远发展目标。[6]
三、结论
根据上文所述，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当下国际经贸规则逐渐朝着区域化、差异化及拓展化方向发展，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国际市场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新规则的出现，要积极调整和优化自身战略，明确自身发展中国家的定位，坚持多边贸易，并积极参与区域贸易谈判，争取更多话语权，创建国际经济发展新秩序，有效保障我国经济贸易利益，避免歧视性规则等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从而推动我国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 吴美田.论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法律问题[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8（3）：259-261.
[2] 谢 康，李 赞.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互补性的实证分析――兼论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实质[J].国际贸易问题，2012，20（5）：12-14.
[3] 曲凤杰.优化结构与协调发展――发展服务贸易与转变我国外贸增长方式的战略措施[J].国际贸易，2011，10（8）：158-159.
[4] 蔡鹏鸿.TPP横向议题与下一代贸易规则及其对中国的影响[J].世界经济研究，2013，14（1）：265-267.
京国土房管征[2003]606号
各区、县国土房管局、各拆迁单位、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
根据《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市人民政府令第124号）第十四条规定，我局制定了《北京市宅基地房屋拆迁补偿规则》，现予印发，自2003年8月1日起施行。
二三年七月十日
北京市宅基地房屋拆迁补偿规则
第一条、根据《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市人民政府令第124号）第十四条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拆迁集体宅基地房屋的补偿价（以下简称房屋拆迁补偿价），按照本规则计算。
第三条、房屋拆迁补偿价，由宅基地区位补偿价、被拆迁房屋重置成新价构成；计算公式为：
房屋拆迁补偿价＝宅基地区位补偿价×宅基地面积＋被拆迁房屋重置成新价
宅基地面积按照《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确定；宅基地区位补偿价由区县人民政府以乡镇为单位，依本规则第四条的规定确定并公布，报市国土房管局备案。
第四条、宅基地区位补偿价按下列公式计算：
当地普通住宅指导价，由区县人民政府参照一定时间、一定区域内普通商品住宅均价、城市规划等情况综合确定。
房屋重置成新均价，是指一定时间、一定区域内的被拆迁宅基地房屋重置成新平均价，具体标准由区县人民政府按照前述区域内农村房屋建设情况在400～700元/平方米幅度内确定。
户均安置面积，按照100~150平方米控制，具体安置标准由区县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民居住情况确定。
户均宅基地面积，原则上暂统一按0.3亩（200平方米）计算。
与国有土地相邻的集体土地，其宅基地区位补偿价，可以参照《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市人民政府令第87号）确定。
第五条、按照《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以经济适用住房或其他房屋定向安置被拆迁人的，依本规则计算拆迁补偿时，当地普通住宅指导价分别为经济适用住房价、定向安置房屋价。
关键词： 海上拖航 非合同当事人 过失损害赔偿 预防激励
海上拖航是指一船利用自己的动力将另一船或其他漂浮的物体从一地拖至另一地的航行。被拖物通常包括驳船或者其他无动力的船舶、钻井平台、浮码头、浮船坞、浮吊等海上漂浮装置以及失去动力的船舶等。为进行海上拖航,通常由承拖方和被拖方签订海上拖航合同，约定由承拖方用拖轮将被拖物经海路从一地拖至另一地而由被拖方支付拖航费。但在海上拖航中时常发生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害，这种损害既可能发生在海上拖航合同当事人即承拖方或被拖方身上，也可能发生在第三人身上。如果损害发生在海上拖航合同当事人即承拖方或被拖方身上，过失损害赔偿责任通常在海上拖航合同中予以明确规定。如果损害发生在第三人身上，则根据英美法中的“拖船和被拖船是一条船”这一古老的法律原则，应由承拖方和被拖方为一方对第三人为另一方承担过失损害赔偿责任，该过失损害赔偿责任也就是大陆法中所指的侵权行为责任。在经济学中，这种侵权行为表现为对自愿交易原则的违反，是一种成本的外溢。中国海商法第163条规定：“在海上拖航过程中，由于承拖方或者被拖方的过失，造成第三人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承拖方和被拖方对第三人负连带赔偿责任。除合同另有约定外，一方连带支付的赔偿超过其应当承担的比例的，对另一方有追偿权”。但是第163条对第三人为一方与承拖方和被拖方为另一方，二方混合过失导致第三人和/或承拖方和/或被拖方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赔偿责任未作出明确规定。
为确定和减轻乃至避免海上拖航非合同当事人间的混合过失损害赔偿责任，从而在社会资源的配置过程中，使从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中获得利益的当事人的利益足以补偿（并不要求必须实际补偿）在同一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中受到损失的当事人的利益，而不管其利益及损失的分配状态，换言之，即通过有效率地配置资源，增加所有人的社会福利以达到卡尔多-希克斯最优或潜在的帕累托改进。为此，我们对海上拖航非合同当事人间混合过失损害赔偿进行如下法经济学归责和预防激励分析：
一、基本假设
假设在某次海上拖航事故中，A是加害方，B是受害方；A和B都能作出预防以减少事故发生的概率和严重性的行为；X为A所作的预防，Y为B所作的预防，x*和y*分别为A和B所作预防措施的法定标准；加害方A和受害方B在稀缺性的条件下均能达到自己行为理性的最大化即均是理性人，从而具有自由而合理的选择能力,也能对本人偏好进行准确的判断和定位，使人们对其形成合理的预期和信赖，并且他们可以倾向于通过他们之间的零成本的交易以达到有效率的结果。
二、承拖方、被拖方和第三人法定的预防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157条第1款规定：
承拖方在起拖前和起拖当时，应当谨慎处理，使拖轮处于适航、适拖状态，妥善配备船员，配置拖航索具和配备供应品以及该航次必备的其他装置、设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157条第2款规定：
被拖方在起拖前和起拖当时，应当做好被拖物的拖航准备，谨慎处理，使被拖物处于适拖状态，并向承拖方如实说明被拖物的情况，提供有关检验机构签发的被拖物适合拖航的证书和有关文件。
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相关规定,我们可以认识到作为一个理性的人，承拖方、被拖方和第三人也总是希望在“谨慎义务”和“合理注意”原则的前提下用最小的预防成本来防止意外的损害，最佳的法定预防标准的确定必须能够使得社会成本最小化，也就是当预防的边际成本等于所避免的边际损害费用时，所确定的法定预防标准的社会成本就能达到最小化{3}。具体来说，承拖方、被拖方和第三人的法定预防标准以及过失责任分配我们可以利用Learned Hand公式加以概括。即如果用P表示海上拖航事故发生的概率，用L表示海上拖航事故发生的损失，用PL表示预期海上拖航事故成本即承拖方、被拖方和第三人法定的预防标准,用B表示海上拖航事故预防成本,则当BPL时，加害方并不构成过失。上述公式可以通过下图1说明。
在图1中，横坐标代表注意水平，纵坐标代表金额水平。因而PL曲线反映了注意函数的预期事故成本的边际变化是随注意水平的增长而呈下降趋势，B曲线反映了注意的边际成本是随着购买数量的增长而呈上升趋势。PL曲线和B曲线的交点X*代表了加害方的法定预防标准，X*点也代表了加害方最优的预防水平。在X*点左侧，BPL，因而加害方不承担过失责任，对加害方而言适当减少预防也是成本优化的。
三、混合过失归责方法
根据混合过失归责方法，如果当事人双方都有过失，应根据各自过失程度的轻重按比例分担责任。
即如果Xy*，则加害方负全部责任；如果X≥x*且Yx*且Y>y*,则双方根据衡平原则分担责任；但如果X
混合过失归责方法可以通过下图2说明：
上图2表示在X
在混合过失归责方法下，如果双方都有过错，由加害方和受害方二方当事人按比例承担全部的责任。
四、过失损害赔偿的预防激励
在现代法制社会中，法律规则不能仅仅强调事后的分配和补偿功能，而且还要考虑事前的激励功能，因为法律不过是人们对法院将要作出何种判决的预期。在这里，我们可以忽略保险、诉讼费用、法官的错误，以及国家设立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及其监督管理的成本。只有通过要求加害方对受害方予以赔偿来内部化成本即潜在的加害方内部化由其自身导致的损害成本时，便会刺激他们在一个有效的水平上对安全性进行投资，也就是以侵权责任来将由高昂的交易谈判成本所导致的外部效应内部化。但是，要将加害方的侵权行为的外部效应内部化只有通过以下两个环节的侵权责任才能实现：第一是在事前将侵权责任加于潜在的加害方，使其产生有效的预防激励。第二是在侵权行为发生后，通过向受害方支付损害赔偿金，使其等于受害方的实际损失。不过必须说明的是实现侵权的外部效应内部化的目的必然会受到经济法则的制约。
在采用过失责任归责方法的前提下，如果行为人的行为符合法定的预防标准，则可以免除责任。即在事前将侵权责任加于潜在的侵权人，尽管因过失而侵权在道义上不应受谴，但人们一般都还是理性地希望减轻受损的风险，减少或者避免为侵权行为支付损害赔偿金，从而使潜在的侵权人收敛其侵害行为从而采取有效预防的激励。对侵害方而言，侵害方的成本是侵害方预防水平的函数，故当X≥x*时，侵害方没有责任，但侵害方要承担预防成本；当X
对受害方而言，侵害方为避免意外事故损害责任，会采取法定的预防标准，当侵害方没有责任时，意外事故的受害方将得不到任何赔偿，从而会促使受害方内部化其预防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即也能激励受害方采取有效的预防激励。
综上所述，根据混合过失责任方法，如果任何一方可以通过满足法定预防标准来避免承担损害成本，那么这一方就会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另一方在此同时为了将事故成本内部化，也会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也就是说，一个风险中性、理性、自利的人应当会被阻止进行侵犯权利的行为。
但是必须明确的是过失损害赔偿的预防激励的有效性取决于预防的变量是连续型的，而非离散型的，因为离散型变量的预防的有效性取决于特定的事件进而通常无法得出确定性的最优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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