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22 09:13:22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的风险点，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为深入落实公司党委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特别是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认真做好重要会议及重大节庆期间网络意识形态落实工作，公司党支部认真按照公司党委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工作要求，开展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现将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认真组织学习，不断提高认识
通过“”，公司党支部组织党员领导干部、普通党员、职工群众认真学习了《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全文，并与每位职工签订了《干部职工安全使用互联网承诺书》；通过学习教育，广大党员干部都清醒地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严格按照集团公司党委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实施细则要求，积极履行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为企业的稳定发展营造良好的网上舆论环境。
二、强化监督管理，做好重点工作
一是在重大活动及节假日期间，严格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建立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值班表，及时上报集团公司。坚持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有效防范和化解网上各类风险，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二是建立了网络工作平台审核登记表，对各科室、项目部所建立的微信群进行统一登记管理，明确掌握各网络平台的详细信息，并对各QQ群、微信群负责人进行平台管理，定期对他们进行网络安全教育，以便更好管理相关网络平台，避免因不重视、不关心等消极态度造成网络平台管理不当，为企业带来负面影响；三是进一步在职工群众间宣传网络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对原有的qq工作群进行解散，统一用集团公司“新中大”平台进行线上办公，有效杜绝在网络平台发表不当言论。
关键词：意识形态投资；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防范
中途分类号：E0-0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同人力资本投资一样，军事人力资本投资也面临着投资风险。对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进行研究，不仅可以拓展军事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研究的新领域，而且可以借助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理论指导军事人力资本的投资行为，降低投资风险。
一、军事人力资本及其投资风险
（一）军事人力资本
通过研究发现，已有的研究成果对军事人力资本的构成主要划分为知识、技能、经验、体力（健康）等几种形式。但笔者认为，知识、技能、经验、体力等属于军事人力资本的“智力”要素，军事人力资本的构成包括这些“智力”要素是毫无疑问的，但仅仅包括它们又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还要有“非智力”要素，如军人的价值观、敬业精神等。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了“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这对于我们分析军事人力资本的构成很有启发。军事人力资本中的“智力”要素主要解决的是“能不能”的问题，“非智力”要素主要解决的是“想不想”的问题。二者的关系是：“非智力”要素是“智力”要素的统帅，决定着“智力”要素发挥作用的方向和强度；“智力”要素是“非智力”要素的支撑，影响着“非智力”要素的作用范围。与“智力”要素相比，“非智力”要素始终是第一位的。如果缺少了“非智力”要素，军事人力资本的价值会大打折扣。
因此，为突出强调“非智力”要素的作用，本文将军事人力资本定义为：军事人力资本是通过教育、训练、医疗保健等形成的，体现在军事人员身上的知识、技能、经验、体力（健康）以及价值观、敬业精神、心理素质等具有经济含义的精神要素的总和。
（二）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
综观国内外学者对风险的研究发现，对风险的定义无非两种视角：（1）强调风险表现为未来结果的不确定性，即风险产生的结果可能带来损失、也可能带来获利，属于广义风险。（2）强调风险表现为损失发生的不确定性，即风险只能表现为损失，没有从风险中获利的可能性，属于狭义风险。笔者认为，惟有损失性才能体现出风险中“险”的内涵，因此，本文采用风险的狭义概念。
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可以界定为：军事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它既可指未来收益不能弥补支出成本的可能性，也可指未来收益低于预期收益的可能性。这一概念需要强调四点：首先，时间是军事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重要的投入要素。军事人力资本与其载体的不可分离也决定了时间是人力资本投资主体的一种重要投入要素，甚至成为一种主要的投入要素。第二，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是由不确定因素导致的，所以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具有突发性、多样性和无形性特征，是投资主体无法事先预知的。第三，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不仅体现在“智力”要素方面（即“能不能的问题”），更多地体现在“非智力”要素方面（即“想不想的问题”）。第四，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导致的结果可能有两个：一是无法获得预期收益；二是无法收回投资成本。
二、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成因分析
已有的研究成果分别从产权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契约经济学的角度对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本文认为，军事人力资本产权的特殊性、军事人力资本投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以及军事人力资本契约双方的契约非完全性等因素都是产生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外在条件，其内因在于军事人力资本承载者的自利行为，即在军人行为与军队目标不一致的约束情况下，军事人力资本载体可能通过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来追求自己的利益。
我们可以借用日本学者中松义郎在其著作《人际关系方程式》中提出的个人行为与组织目标之间的基本关系式[1]，来直观、清晰地解释军人行为与军队目标之间的基本关系，从而弄清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发生。假设为军人潜在的最大能力；F为军人实际发挥的能力；为军人目标与军队目标之间的一致性。则三者之间的关系可表示为：。用图型表示如下：
在上图中，军人行为与军队目标之间的关系存在四种情况：（1）当军人行为与军队目标完全一致时，，，即军人发挥了自身潜力的最大能力，此时没有道德风险发生。（2）当军人行为与军队目标完全相反时，，，即军人发挥了自身最大的消极能动性，此时道德风险必然发生且损失最大。（3）当军人行为与军队目标略有偏离时，，，即军人虽然发挥了自身潜在能力的一部分，但并没有发挥自身的消极能动性，此时道德风险发生，但危害相对较小。（4）当军人行为与军队目标有较大偏离时，，，即军人不但不能发挥自身潜在的能力，反而还发挥了自身很多的消极能动性，此时道德风险发生，危害相对较大。
作为军事人力资本的载体，军人不是一个被动地“存放”或“保管”军事人力资本的“场所”。军人是否把他掌握的知识、经验、技术和体力应用于国防安全产品的生产过程，以及这种应用的效果如何，至少取决于两个因素：（1）能力，即综合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并加以创造性组合或发挥的本领；（2）意愿，即军人是否乐意“调用”其军事人力资本存量。“人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其特殊性就表现在人的精神状态和能力发挥是受人本身控制的，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情况迥然不同。”[2]因此，从某种意义说，后者比前者更重要。就后者而言，军人是否乐意“调用”其知识、技能等人力资本储量，甚至是否乐意学习（即主动增加军事人力资本储量），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心理因素的影响。
行为经济学的经典实验――“音乐会门票的实验”[3]P5说明，人并不是完全理性的，人的行为会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军人个体也不例外，军人的行为选择也会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美国经济学家曼昆的“最后通牒游戏”[4]P501也告诉我们，人们的行为会受到“公正观念”的驱使。这个公正观念，不是绝对的公正，但必须不能太不公正。从这个角度来说，军人追求的不是绝对收益的多少，而是根据“自己心目中的公正”判断出相对收益的多少，从而实现自己的比较利益。
“一个成熟的劳动力市场有两大性质：收入回报公平性和劳动力流动性。”[5]P10从经济人的角度来说，军人付出军事劳动也必然要求取得与之相应的利益回报。军人通过比较来衡量回报。“严格地讲，对军人行为具有最直接影响作用的是军人的‘比较利益’，即在与其他相关人群的利益进行比较之后所得到的利益满足程度。此时，军人对从军效用的判断几乎与他们收益的‘绝对值’无关，它更多地取决于军人所获利益的‘相对值’。”[6]当比较利益与预期值存在差距时，就会产生一系列行为效率问题。当他们认为比较利益较大时，大多数人可表现为较为安心地服役或努力工作，服役的质量较高；反之，当他们认为比较利益较小时，便会出现“不安心服役”或“服役质量下降”等现象，即发生“偷懒”或其它机会主义行为，甚至产生部分优秀军事人才流失等人力资本投资风险。
三、意识形态投资与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防范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意识形态可以被定义为一个团体（社会）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是一个团体中所有成员共同具有的认识、思想、信仰和道德观念等。它是非正式制度中决定个人观念转化为行为的道德和伦理的信仰体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诺思把意识形态视为一种用于克服搭便车、道德风险和偷懒行为的社会工具，是节约制度运作成本、淡化机会主义的一种有效机制。
这里需要说明，本文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虽然与社会学、哲学中的意识形态相关，但并不完全相等。哲学中关于意识形态的“法律”等构件不在这里讨论之列，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我们更倾向于把法律等要素纳入正式制度安排中去讨论。同时，本文也不强调意识形态在阶级斗争中的功能，更偏向于把它看作是由团体成员共同具有的认识、思想、信仰、价值、伦理、道德、习俗、精神状态等所组成的非正式制度安排。
意识形态具有经济功能。其经济功能主要表现为：第一，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一致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以“世界观”的形式出现，从而减少了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等若干价值判断与行为判断从而达成“一致同意”的信息费用与谈判费用。第二，意识形态是一种人力资本，它的存量越大，则人对现存制度安排就越认可，个人搭便车和其它机会主义行为的倾向就越小。意识形态可以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的直接教化，反复灌输某种价值观念而进入人们行为的成本函数和收益函数之中，影响人们的成本―收益计算，进而影响人们的选择行为。因此，意识形态能够修正个人行为，从而减少或克服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成功的意识形态教育，有利于提高人们对诚实、信赖、忠诚、良心等的效用评价，从而减少个人“搭便车”或违犯规则的行为。第三，意识形态教育具有动员激励功能。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它能激发起所有成员的信心与热情，坚定实现行动目标的决心；另一方面，它能使团体的长远目标对全体成员更具吸引力、说服力，以获得所有成员的支持，愿意作出短期利益的牺牲。第四，意识形态教育能使人们强化遵纪守法的意识，从而能减少强制执行法律的费用以及实施其他制度的费用。
新制度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理论启发我们：意识形态投资可以防范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军队对意识形态进行投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范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
军队对意识形态进行投资的含义是，军队投资生成和供给意识形态。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理想、道德、法纪和人生观等方面的教育，“八荣八耻”教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教育等都可以看作军队对意识形态进行的投资。意识形态投资构成意识形态的成本，它分散地存在于教育费用、宣传费用及其它费用中，是这些项目中相关部分的总和。军队对意识形态投资的产出就是意识形态的产品――虔诚，也即政治忠诚、工作热情和职业道德。这种产出一方面会给个人带来收益，也会给军队带来收益。意识形态投资的个人收益，即军队对个人忠于职守和积极奉献的回报，比如说，提前晋级、获得各类荣誉称号和表彰；意识形态投资的军队收益主要表现在能够防范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正如同志指出的：“坚持有力的思想政治建设保证了部队建设的正确政治方向和各项任务的胜利完成。”[7]P129
具体来说，意识形态投资可以防范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第一，意识形态投资能够培养军人对军队的认同，减少不公平感。军人对公平的追求或感觉会影响军事人力资本效率的发挥。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公平来自认同，因为每个人都属于某个群体，最小的群体是一个家庭，大一点的是一个家族、一个社区、一个企事业单位，再大就是一个城市、一个省份，直到一个国家。你如果认同这个群体，公平感就会产生；不认同，怎么也产生不了公平感”。[8]P94因此，通过意识形态投资，能够使军人增强对军事组织的认同感。有了认同感，就会产生公平感； 有了认同感，就会产生凝聚力；有了公平感和凝聚力，自然就会生成战斗力。
第二，意识形态投资可以减少对军人的激励成本，增强对军人的激励作用的发挥。行为科学认为，科学的方法可以激发人的动机，开发人的潜能，诱导人的行为，调动人的积极性。就激励的手段而言，与军人的效用函数构成相对应，一般可分为物质激励和非物质激励。物质激励和非物质激励既存在着互补关系，又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着替代关系。一般而言，激励的效果如何既取决于激励的手段，更取决于被激励者的效用函数。意识形态教育可以矫正军人的效用函数，优化军人个人效用函数的结构，使军人抛开简单的、享乐主义的和个人的成本收益计算的决策方式，自动地放弃对自身利益的过分追求和机会主义行为，提高军人对非物质需求的效用评价。相比物质激励而言，非物质激励成本支出较小，但激励的作用不可小觑。
第三，意识形态投资能够改变军人的行为偏好，减少机会主义行为。意识形态理论告诉我们，军队组织的意识形态，有利于降低军队团体达成一致同意的交易费用，从而实施集体行动。但是这一集体行动是否能够产生出最大的效益取决于军人行为努力的方向。在军事组织中，生产性努力增加，分配性努力会相应减少，生产的国防安全产品就会增加。显然，如果意识形态投资能够强化生产性努力而弱化分配性努力，这种意识形态就会有效地促进生产国防安全产品的绩效；相反，一种意识形态若强化军人的分配性努力而弱化生产性努力，则会降低生产国防安全产品的绩效。“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理想、道德、法纪和人生观等方面的教育，可被视为对军人利益偏好的修正和优化。”[6]因此，意识形态教育能够改变军人的成本―收益计算结果及其行为选择，减少分配性努力等机会主义行为。
应该说，对意识形态进行投资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范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但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防范还离不开军人收入分配制度、军事人力资本产权制度等正式制度的保障。只有二者的完美结合，才能使军事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降到最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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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意识形态工作相关要求，对照2019年度意识形态工作要点，现将街道2019年意识形态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意识形态工作开展情况
（一）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
1、抓好理论学习。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主题教育作为首要学习任务，纳入中心组学习计划，开展党工委理论中心组9次，组织领导班子学习研讨2次，开展干部集中学习4次。积极做好“学习强国”平台的推广和使用，全街道党员下载248人，占党员总数67.57%。
2、提升宣讲实效。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阵地，开展全市“举旗帜·送理论”专题宣讲活动5次。常态化开展“微宣讲”，利用进村入户、党小组会议等形式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政策宣讲60余次。
3、突出志愿服务。以志愿服务为基本形式，按照有人管、有阵地、有队伍、有制度、有活动“五有”工作要求，积极整合各种资源，组建街村两级志愿者服务队伍，登记在册志愿者210人，已开展志愿扫雪、卫生整治、移风易俗、义务植树、走访群众等志愿活动50余次。
（二）推进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落细
4、强化组织领导。严格落实党工委主体责任、党工委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分管领导直接责任和班子成员的“一岗双责”。召开意识形态专题工作会议1次，开展意识形态工作情况通报1次，并按要求向市委做专题汇报。
（三）加强舆论引导能力建设
5、提高正面宣传水平。街道利用宣传栏、宣传车、咨询服务、微信、微博等形式，开展“七五”普法、扫黑除恶专项斗阵、食品安全、卫生健康等多种主题宣传活动，引导广大群众凝聚共识、统一力量。我街道聚焦和突出建国70周年主线，开展了“七一”“国庆”等系列活动工作，让全体党员干部和群众都参与进来，更加坚定了爱国爱党的理想信念和决心。
6、加强网络舆情引导。成立8人网评员队伍，建立网络值班制度，及时有效回复处理网络舆情5起。严格落实政务类网站、政务“双微”信息“三审制”，做到信息层层把关。积极配合上级有关部门，开展党政机关互联网工作群组信息摸底统计工作。
（四）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7、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建设。坚持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工作开展制度化、常态化，按照每月理论宣讲和志愿服务不得少于一次的要求，组织办、村精准开展文明实践活动，目前已开展各类活动120余次，打通宣传群众、聚焦群众、服务群众“最后一百米”。
8、推进文明创建工作。印发《“推动移风易俗、树立乡风文明”工作实施方案》，积极开展好人、十星级文明户等评选活动，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四会”组织作用。推行“党员先锋认领工程”，
要求干部带头、党员示范，全力攻坚补齐农村环卫、基层治理、移风易俗等文明创建短板，积极开展“好人”建设，上报“竹峰好人”9人，2名党员入选好人。
（五）严格意识形态阵地建设
9、强化阵地管控。严格落实思想文化类报告会、研讨会、讲座、论坛审批程序，及时对涉及我街道论坛的问政进行回复，街道网评员在论坛开展舆论引导4次。根据上级要求，全面完成下去内宗教活动场所“四进四有”工作，维护宗教领域安全。
（六）培育意识形态工作新风尚
10、认真办好各类文化节庆活动和群众性文艺活动，开展“送电影下乡”3次，开展群众自办春节联欢会活动，得到了群众好评。让主流核心价值文化深度传播，让群众在参加文化活动的愉悦中接受核心价值观的熏陶。
（七）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
11、为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我街道定期梳理排查意识形态领域风险点，切实做到稳思想、稳预期、稳人心。对1名党员信教参教行为给予谈话处理，要求限期整改。
二、存在的问题和2020年工作打算
我街道在意识形态领域工作中虽然做了很多工作，但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
1、
理论学习不够充分深入。存在以干代学，以忙挤学现象，理论联系实际有差距，思想认识需要进一步提高，对意识形态工作是基层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认识不够。
2、平时信息报送还不够及时、全面。由于平时较多的应付于基层工作，存在着“重业务轻思想工作”的倾向，片面的认为只要把各项业务工作完成了就是尽职尽责，报送内容数量、质量和全面性均有待进一步提高。
3、与上级部门交流不够。与上级交流主要局限于上级布置任务、开展相关培训等活动，常常是被动进行工作。缺少主动与上级对接，沟通，学习相关业务工作，缺少了主观能动性，工作激情有待加强。
4、“学习强国”平台的使用力度需要进一步提升。由于我街道库区党员、老年党员较多，“学习强国”平台的下载率和使用率还需进一步提升，仍然需要督促各支部持续对“学习强国”平台的安装使用进行推广，并对老年党员进行3手把手教学。
5、宣传工作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在宣传质量方面我街道宣传报道较少再高级别的报刊网站进行刊稿。在如何更好的提升宣传新闻稿件质量方面，仍需要不断探索学习。宣传手段上单一，缺乏创新机制，创新手段。未能积极主动去探索更符合我街道实际情况的宣传手段，宣传内容。
6、村级宣传队伍业务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村级宣传队伍不能常态化进行培训，理论功底有限，当前工作要求不能完全相适应。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村干部缺乏专业知识技能培训，知识结构更新不够快，思想观念相对滞后，难以达到新时期基层宣传意识形态工作的标准和要求。
摘要：为了探讨我国政府改革中公共行政机构的生灭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国务院自1982-2013 年期间政府机构改革变迁的历史数据，运用生存分析的方法，对国务院行政机构终结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国务院机构类型、政治意识形态对机构生存风险率有显著影响，并且其风险率随时间变化而变化。
关键词 ：行政机构；终结；生存分析；影响因素
公共行政机构改革和结构性调整是政府管理实践中的一种常见现象。近50年以来，西方各国政府在面临财政危机、行政效率低下等管理问题时纷纷对处于不同的历史背景、社会文化及政治环境中的政治行政体制进行不断的结构性调整（Külli Sarapuu，2012）。行政机构的数量及变革的机构类型都产生不同的变化，1976年，Kaufman首次提出了关于公共行政机构幸存与终结的质疑：为什么有些公共组织能幸存长久而其他的公共组织却很早逝？该问题引起了各国学者在不同政治文化和社会历史发展背景下对公共组织生存过程（机构幸存或终结）的探讨（Lewis 2002,2004；Vidar W. Rolland,2012;Külli Sarapuu,2012），试图提出不同的理论观点并给予不同的现象解释。
在我国，自改革开放至今，国务院机构已历经七次政府机构改革运动，旨在建立一个灵活、高效、服务型政府。一系列机构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政府职能的重新优化与行政机构的重组调整，相伴随的则是公共行政机构的增撤合并等类型的变革，即有些机构被新设，或被合并，或撤销，有些则被拆分为多个不同的公共部门。然而，我国关于行政机构生存过程的研究成果尚未系统化，且缺乏实证方面的研究。因此，结合现有研究及我国国务院行政机构改革实践经验，分析影响我国行政机构终结的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一、国内外研究回顾
公共行政机构生存或终结的研究普遍存在于公共行政研究之中，然而机构终结目前并没有统一的概念界定。Kaufman（1976）将组织文化与周围环境作为机构终结与否的指标，将具体化的组织符号、组织的权力及其内在网络范围视为组织边界，但该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的主观判断，并不具备规范性。Lewis（2002）从组织功能视角指出，由于组织所有功能的消除而使组织丧失存在的意义或者由于组织的名称的更改使组织的相应功能发生改变的事件都是机构终结。Rolland & Reness（2012）从事件-过程的视角，将机构终结界定为机构被明确撤销、更名以及被排除在政府组成部分之外的事件。
在关于影响机构终结的因素研究中，Kaufman（1976）认为，行政机构的幸存或终结与机构生存机遇有很大关系，生存或死亡仅仅是对环境适应性的结果，而并不存在一种固定的模式。同时，他提出行政机构不朽的特征的论点与“公共组织的结构和运行环境使其更稳定、生存寿命更长”的传统观点相一致。然而，但Kirk?patrik 等（1999）则从政策终结的视角分析，认为确实存在某些变量重复的影响了行政机构的幸存或终结，并遵循一定的模式。其中，影响终结的因素大致分为三类：机构特征、政治环境和外界约束，三者对机构终结都直接产生影响。而机构特征表现为机构存在的理由、寿命等，政治环境则指对机构产生影响的政治家、利益集团等。Rolland & Roness（2012）通过对挪威政府行政机构在1947-2011 年间数量及变迁类型的终结进行实证分析，指出国际行政环境（如行政管理理念）对国家行政机构的终结产生影响，即认为公共组织的变迁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公共管理等改革学说的全球化趋势。制度主义学派则指出影响机构终结的主要因素来自政治家的有意识的制度设计，如政治的权力更替、机构的法定基础、与政治权力隔离等。同时，机构自身特征也对其终结有影响，如机构规模、机构的生存时间、机构功能及机构预算等。Boin（2010）通过对联邦政府1933-1936 年罗斯福执政期间的行政机构进行实证研究，并检验了该理论的正确性，结果表明政治权力干预会加快机构终结，而政治隔离即政治家的制度设计则可以使机构避免死亡，但约14年后则有相反的影响。这是因为机构需要与政治家和利益集团建立紧密关系并获取相应的政治资源支持，同时输出符合其偏好的组织绩效、政策，否则就会受到机构的反对利益集团的弹劾。而我国学者刘新萍（2010）分析了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在1993-2008 年间的变迁情况，实证表明机构精简-膨胀的循环改革，并综合分析了机构终结的原因。何艳玲（2008）则定量分析了1949-2007年期间国务院组成部门的不同机构类型的机构发生的变迁情况，并分析了其变迁规模及程度。由此可见，我国现有研究在总结国务院改革的理论及总体改革和机构规模变迁上具有一定的成果，但大多关注于改革的经验总结而对机构终结及其相关影响因素的关注较少。
二、研究设计
1.概念的界定
本文采取Rolland & Reness（2012）的研究对机构变革类型进行界定，将变革类型分为产生、续存、分裂、吸收、合并和终结六类。其中，新设机构及更名后的新机构记为产生；续存则指改革中原机构分为多个，但依然以原有名称存在；分裂指机构由一个分为多个，自身不在保留；吸收则指一个机构将其他机构吸入整合，保持原有名称存在；合并是指多个机构合并为一个新名称的机构，此时新名称的机构算产生；终结是明确表示撤销的机构、更名的机构及排除国务院组成部分的机构均记为撤销（如1954年后中国科学院不再属于国务院机构序列算撤销）。
2.研究框架与研究假设
综上所述，可以将影响行政机构终结的影响因素大概分为三类：机构自身的组织特征、所处的政治环境和机构生存的约束因素，结合Kirkpahick 的理论研究框架，将影响我国国务院行政机构终结的因素归结为：机构特征、政治环境影响、约束因素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其中，信息技术并不直接影响机构的终结，而是间接的影响机构特征，改变行政层次和行政管理模式，改进行政效率。具体说来，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在上述研究框架中，组织机构的特征、政治环境、约束条件均对机构的终结产生影响。同时，机构特征包括机构的职能、机构类型、机构规模等；而政治因素则有国际政治环境、政治家意识形态等；约束因素指机构生存所需的财政预算、法律基础等。本研究选择组织机构的特征中的机构职能和政治环境中的主流意识形态作为检验因素。根据研究架构提出本研究以下假设：
假设H1：机构类型对机构的生存风险率具有显著影响
假设H2：政治意识形态对机构生存风险率具有显著影响
3.数据与方法
研究对象选取国务院机构组成部分：组成机构（部委行署）、部委管理的国家局、办事机构、直属机构和直属事业单位五类。从机构变革类型上看，1982-2013年期间机构总共发生的不同变革类型的数量如表1。在此期间，国务院共计出现232个行政机构，但由于某些机构的职能不同，有效数据为194个参与统计分析，按机构职能上分布如表2：
方法上，本研究采用spss17.0中的生存分析法，也称为生存率分析（Surviv alanalysis），是研究人或生物的生存现象与响应时间数据及其统计规律的学科。对研究对象的实验或搜集数据进行生存时间及相关影响因素的关系及影响程度分析，广泛应用于社会学、经济学等方面。用于大样本数据分析。其原理是将样本数据进行分组编制寿命表，通过计算每个时间间隔内的样本死亡个数、生存个数和删失数来估计样本的生存概率、死亡率，再通过乘积法则计算生存率和标准误，得出生存曲线。
三、实证分析与结果
1.研究变量设计
在有效数据194个机构中，终结机构数量是117个，77个机构依然存活视为右删失数据。根据生存分析函数，选取每个机构的生存时间记为因变量，机构生存时间表示机构起始设立年份至其变革年份之间的差值。
第一个自变量选取国务院机构职能，在《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说明（1998）》中表明国务院机构分为宏观调控类、专业经济类、国家政务类、科教文卫及资源管理类；《国务院工作规则（2008）》中明确将国务院职能分为四大类：宏观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及公共服务。本研究将其划分为宏观调控类、专业经济类、公共服务类和政务管理类，进行编码宏观调控为1、专业经济类为2、公共服务类为3及政务管理类为4。
第二个自变量选取政治意识形态。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期的政府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意味着政府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化。现将改革开放之后历次改革进行编码:1=1982-1987（记为1982，下同）；2=1988-1992；3=1993-1997；4=1998-2002；5=2003-2007；6=2008-2012；7=2013至年底。
2.实证结果
在关于研究对象的生存函数关系中，中位数生存时间表示机构生存率为50%时的时间，反映了生存时间的平均水平，具有统计学意义。通过生存分析得出，政务管理类机构中位数生存时间最长，为13.5年，其次是公共管理类、专业经济类，最短为宏观调控类机构，为10年。（如图2）
而不同职能的机构类型的生存函数和风险函数如下图，在中位数生存时间之前，专业经济类变化最大，公共管理类机构生存率变化最小，10年左右宏观调控类机构下降最快，表示机构改革频繁。在左侧风险曲线中可以看出，机构的终结风险并不是单调变化，而是随时间而产生变动。在10年内公共管理类的机构风险率变化最快。
国务院行政机构在不同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下的机构中位数生存分析如下图4，可知，1982年中位数最高为16.5年，其次是2013年、1998年，最低的是2003年的5.75年。
其中1982-1987 年撤销机构的中位机构生存时间最长，为16.5年；2003-2007年机构生存时间最短，为5.75年，表明机构受2003 年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最大，普遍寿命偏低。不同改革思想对机构的生存函数如下图，由图可知2003 年改革的意识形态对机构生存影响最大。（如图5）
行政机构在不同意识形态影响下的生存风险率分析如图6。意识形态对机构的风险率影响非单调，即先增加后降低，且2003年机构风险率最大。
四、讨论与结论
国务院行政机构是我国政治行政体制的核心机构，其增撤合并体现了政府职能范围与政治方向的转变。根据以上理论与实证分析，在1982-2013年历次改革中确实存在影响国务院行政机构生存过程的因素，如机构自身特征、政治环境等。
行政机构类型对机构生存率和风险率具有显著影响。事实表明，不同的机构类型表现出不同的生存风险率，而且专业经济类机构变化最大；同时机构风险率在不同的机构类型中都表现出先增加后降低的变化趋势，即在一定时期内机构类型在机构生存的过程中终结的风险率随时间变大，一段时间后其风险率下降，其风险率转折大约是8~10年。该结果与Boin（2010）的研究结论保持一致，认为政治家对行政机构可以通过有意识的制度设计来实现对行政机构的控制，使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机构的寿命，即使随时间改变其设计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政治意识形态对行政机构的生存风险率有显著影响，且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对行政机构的生存影响不同。具体说来，在一定时期内，政治意识形态的风险率先增加后降低；不同的意识形态对机构终结对机构生存风险率影响也不相同，在2003年其风险率增加最快。这就表明，自1980年，西方各国政府机构改革通过政府管理的结构性放权来实现政府职能优化及调整、政府机构重组等改革措施，而我国在2001 年加入WTO，此时政府机构的调整目标则是为了适应新的政治环境及政府管理需求，表明政治环境尤其是国际环境对我国行政机构的终结影响较大。
由于搜集资料困难等原因，本文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在自变量选择及实证上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如对行政机构终结的约束因素。其次，研究样本范围主要针对国务院主要组成部分，未来可以更广泛地对其他类型机构（如议事协调机构）等进行分析，为理解分析国务院机构的生存过程和影响因素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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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单位： 主要负责人（签字）： 填报日期：2020 年11 月 10日
序号
风险隐患
收集到的重要情报信息
应对措施 典型经验做法
本月工作进展 风险化解成效
下月风险点排查
牵头领导
责任部门
1
关于延时服务教职工和家长可能存在的思想波动和不稳定情绪。
社会热点难点的反映。教师存在的一些实际困难和诉求。
及时掌握教师存在的一些实际困难和诉求，积极交流并掌握动态，及时反馈。
各部门积极营造了良好的教书育人环境。全体教职工提高认识，克服困难。
[关键词]风险社会；大学生；政治认同；引导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从比较传统的封闭社会向开放型社会转变。在这个时期，社会的思维方式以及观念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打破了原先社会的平衡模式，使当前社会中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如果各种风险以及问题不断积累增加，就会导致风险社会的产生。然而在风险社会当中，地位、媒介和政治概念都会产生很大的变化，这就需要社会成员有一个明确的社会认同，使自身得到一种归属感。在本文当中，作者依据自身的工作实际，就怎样培养风险社会下大学生的政治认同进行了详细的探讨。
一、风险社会及政治认同内涵
（一）风险社会
在风险社会当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潜在的危险。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的认识程度也不断加深，所以，社会风险会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活。风险能够使得人们改变现有的各种各样的习惯，也会使社会上原先的社会制度与机制发生改变甚至是毫无所用，使得社会上的人们越来越没有安全感。德国著名的科学家贝克曾经对风险社会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与阐述。风险社会是人类社会及文明进步到一定阶段必须要经历的时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风险社会也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必然会产生新的社会秩序。
（二）政治认同
政治认同表示的是人们的一种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体现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当中，使人们能够寻找到可以依靠以及遵循的制度体系。在人们的社会生活过程当中，希望能够准确地找到自己在社会当中的位置，希望自己能够参与到政治过程当中并且具有自己追求的政治信念等等，这就需要具有制度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与思想意识。政治认同是一个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内在的动力，它能够让一个国家的人们团结起来。政治认同的高低关系着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稳定性，甚至是与国家是否能够存在有非常大的关系。当代的大学生，关系着祖国将来的发展，关系着国家的经济建设，关系着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民族的重要的人才资源。所以，对大学生进行政治认同教育不仅是与大学生的自身发展相关，还关系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关系着国家的未来发展道理，甚至是影响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方向。
二、风险社会具有的反思性特征
风险社会的概念与反思性现代化的概念有很大的关系。风险社会表示的是一种社会存在的状态。风险与早期的危险有着很大的差别，风险指的是在现代化社会当中由于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存在的危险以及潜在的危险因素，是全球化发展进行当中出现的后果。在政治上，它们具有比较明显的反思性，是在社会发展与人类实践过程当中，由人们不断总结出来的经验与教训，使得社会的结构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发生改变。风险的反思性使得认同的对象能够不断进行自我批判，在反思的过程当中不断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但是如果一个人的政治认同不断处于反思的过程当中，就需要运用理性的力量摆脱这个反思过程，使人们的政治认同在理性反思中不断提高。
三、风险社会影响范围
风险社会当中，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风险范围以及规模也会不断地扩大，甚至是超越了国家与民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给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威胁。所以，怎样更好的应对这个全球化的问题应该成为各国首要关注的内容。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社会风险也随之不断扩增，外界的变化会严重影响着局部地区人们的生活。就从污染的问题来讲，一个地方产生污染会对世界上其它地方的环境产生很大的影响。从而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风险社会实际上能够给世界带来各种影响，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四、风险社会视角下当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出现的问题
（一）产生了政治认同的偏执与边缘化现象
在风险社会当中，社会环境不断发生着复杂的变化，这会对大学生的政治认同产生很大的影响。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风险也会不断的产生于变化，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是人们的思维方式与生活习惯的不断改变，使得很多国家的带有政治目的性的组织不断侵入到其它国家当中，会给人们的政治观点产生很大的影响，甚至是关系着一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同时，经济的不断发展促使更多的人去追求经济上的利益，这就使得很多大学生会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及价值观盲目地崇拜与追求，甚至是怀疑当前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
（二）增强了政治认同的反思与批判
当前，国家级及政府都大力倡导“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念，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改革以及经济的不断发展，对于社会风险的评价模式也正在不断探索当中，这就使得公平正义的价值观产生很多的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由于制度存在各种各样的弊端，使得人们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甚至让人们对于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观念产生很大怀疑，进而对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带来很大的不利影响，再加上社会当中存在的不确定的、复杂的风险，使得民众对于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产生很大怀疑，怀疑当前已经存在的社会政治认同，使得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怀疑当前政府的智能以及执政党的执政能力。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信息的传播速度也越来越快，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也不断增多，尤其是大学生。大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思维能力及分析能力，风险社会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件会给他们带来很大触动，甚至可能会造成大学生对当前的政治制度与价值观念的不认同。所以，要认真对待并且正确处理风险社会当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对大学生在风险社会当中的政治认同给予恰当的引导与教育。
五、风险社会视角下引导当代大学生政治认同的有效方法
（一）加强大学生政治交流与思考
风险社会环境下，加强对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不断鼓励大学生以正确的社会观点来对待当前的社会问题，并且要让大学生能够提高自身的政治素养与政治认同。教师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要建立一种平等的师生关系，并且能够与学生之间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对风险社会当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及时与学生进行沟通，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并结合实际的情况对该问题进行客观的分析，让学生们能够正确的认识与看待这一问题。同时，对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要做出客观的分析，并且要给予有利的批判，让学生们能够正确的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的本质，帮助学生建立判断是非的能力，让他们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观念。教师在课堂上对风险事件进行分析的时候，要让学生敢于提出自己观点，根据学生的不同思想形态有区别的进行教育，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才能够使学生具有积极的政治思想。
（二）加强课堂内容的正面教育
风险社会当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这就需要大学生对这些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当前，政府的很多官员都出现了腐败的现象，这对政府以及执政党的形象带来很大的破坏，也使得很多大学生对于当前的以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科学性产生了很大的怀疑，有的大学生甚至是认为这种主流意识形态以及不能够满足当前社会的发展。在风险社会当中存在着很多社会风险问题，但是并不是说以后我们要面对的未来是没有希望，而是我们正在寻找一条合适的道路来规避这些风险。所以，有必要对大学生进行避险求生的教育，这样不仅能够满足大学生的心理上的需求，还能够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社会上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风险，并对大学生进行及时的心理辅导。在思想政治教育当中，可以依据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以及学生的需要，适当的加入求生教育的相关内容，并且要传授给学生一些必要的急救常识。这种教育方式能够让学生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接受主流的价值观，增强自身的社会认同。
（三）培养大学生基于价值理性的责任意识
在风险社会当中，利益成为人们进行社会活动的驱动力。政治认同在一定程度上表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利益关系，所以，在政治认同过程中人们不可避免地就会追求利益，甚至是思想和行为方式严重受到利益的驱动，人们的行动都会以利益为出发点。所以，在政治活动当中，人们都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以此来决定自身对于政治活动的态度。在风险社会当中，人们会面临着很多的风险，这些风险会对人们的生活及生存产生很大的影响，那些风险的制造者通常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往往会造成社会矛盾的不断加剧，随着科技的不断发挥，这些矛盾也会随着不断扩大。所以，要加强人们尤其是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教育，要让大学生积极参与到社会生活当中，不断增加自身的责任感，以自己的智慧与辛勤的劳动来获得经济利益。
根据知识贸易学的基本规律，贸易必然导致风险，知识产品的国际贸易必然导致基于特殊传播机制的知识溢出性风险。具体讲，导致各种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1.知识的潜在利益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经济原动力。“知识能够带来效益”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通俗的主流话语。全世界各种各样的教育机构无一不是为了传播知识而设立的思想接合中介，这些学校或研究机构为知识需求者和知识拥有者之间架起了沟通和联系的纽带，为人类知识的传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正如美国著名知识经济学家约翰•汤姆斯所说，一种知识，如果不能给人的类存在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哪怕是带来潜在的物质性收益，那么这种知识的传播能力将会大打折扣。联系今天中国各级教育的经济导向性，我们也会明确感受到知识产品的经济驱动力。事实上，知识产品的跨国流动并不是政府和商人人为促动的，在较为严格的知识动力学意义上，知识产品的潜在或现实的利益本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经济原动力。那些冒着投资风险进行跨境交易的商人只是达成知识产品国际交易的后发助力而已，他们所获得的基于当期汇率所表现出的货币价值，只是隐含在知识产品中的劳动凝结在获得新的使用价值之后的利润让渡，也可以说是对知识产品特殊有用性进行全球转移的货币奖励。
2.知识的政治价值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政治源动力。自阶级社会和私有制度出现以来，人类始终面临三大选择:一是人类自身生产和再生产的政治制约性选择;二是为了维持生存所必然遇到的政治生活干扰性选择;三是治者以各种方式向社会传递的主导性存在价值选择。在上述选择的关键路口，政治治理者都会以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来强化对被治理者的威权性存在。假定意识形态是一种知识产品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断定统领整个社会精神和思想走向的核心价值系统是促使知识产品国际流动的终极解释力。政治家经营国家的重要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基于权力的法定收益，在宏观国际关系学上，把一国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甚至意识形态推向他国才是政治产品国际化的最高境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美国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打着“意识形态民主化”输出的口号，但美国在国外经营企业的目的之一就是为美国的全球政治战略服务。正如斯宾塞、李嘉图、威廉•配第、凯恩斯和萨缪尔森的一致看法:几乎没有一种经济活动是可以脱离开政治权力的约束而自在发展的，即使是在古代社会也是如此。我们要杜绝“国际贸易泛政治化”的倾向，但我们更要看到国际贸易的政治风险。就知识产品跨境流动的权力驱动力来说，知识的政治价值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政治源动力。换一句话来说，正是无所不在的政治权力酿生了国际贸易诸多的摩擦和矛盾。
3.知识的文化娱乐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文化肇因。文化形式最初是高于政治和经济形态的，因为一种完全拘泥于生活的艺术是不可能带给观众艺术化视觉效果的。在全球知识产品频繁流动的今天，广播电影电视、杂志期刊出版、广告视觉传媒、数据电子电脑都以其特有的文化娱乐性滋生了各种潜在和实际的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如果把这些产品的国际交易风险都归结为中间人(商人、政府或者民间组织)，那是不科学的，因为无论是参与贸易的企业，还是政府许可证的管理，抑或是民间的中介机构都希望获得物质性的收益。这些参与者的行为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形形的交易风险呢?事实上，知识的文化娱乐性是导致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文化驱动力。娱乐是文化的，但娱乐也是要走向国际化的。当一种知识产品不能带给人愉悦的心情和畅快淋漓的感性体验的时候，它就会被很快抛弃，更谈不上什么跨国交换了。
二、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的表现形态
知识产品的国际贸易隐含着基于货币市场波动而引发的汇率风险、基于国家金融制度差异而引发的政策风险、基于信用资金偿还机制差异而引发的贷款风险、因各国契约理念不同而引发的合同风险、基于知识隐形贬值而引发的价格风险等问题。当然由于知识产品时空传播方式的差异性，使得知识产品国际贸易的风险呈现出许多独有的特征。
1.汇率风险。不论美元债务扩张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持有美元的国家和个人货币购买力的潜在损失，美元仍然是当今世界最为通行的国际结算方式。新西兰学者Michael•Wang和Jack•yang曾探讨过建立以弹性金本位为核心的二元货币体系的构想，指出这种货币制度是使储蓄存款长期保持原有购买力的重要保障，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基础性解决方案，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大战略选择。但这种国际金融改革方案只是存在于理论探讨的阶段，并没有得到大多数英联邦国家的研究和支持，也就是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默认美元的结算方便功能，同时也认可了以美元为国际货币结算单位所产生的汇率风险。同股票、基金、期货、债券市场一样，国际货币市场的交易同样遵循等价交换原则和供需法则;同虚拟资本的交易法则一样，全球知识产品的交易同样受货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当许多人大量购入美元而兑换人民币的时候，伴随着美元贬值的不仅是持有美元国家购买力的下降，这一行为同样也提高了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并事实上给跨国知识产品贸易商以远期盈利的机会。比如，中日韩三国的电影市场就曾经因为汇率的波动给韩国公司和中国国际影视公司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
2.政策风险。世界各国都对他国的知识输入持谨慎和理性的态度。比如欧洲就对中国出版的人文社科类书籍征收较高的关税，美国对中国出版物的输入控制更是非常严格，除了有反倾销审查之外，还增加了意识形态审查和宗教审查。对于那些与美利坚基督信仰明显相悖的出版物一律排除在外，不准任何出版商以任何名义带进美国。事实上，中国自然科学成果输入美国国会图书馆并成为ISTP和EI检索的比例要远远高于社科类成果的检索比率。除去中美两国版权制度和版税扣除机制的不同之外，在知识产品的中美贸易方面，两国的政策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那些名为保护贸易自由的法律政策，实际上成为国际贸易组织成员国跨境交易的巨大壁垒，最终酿生了各种各样的知识产品贸易风险。
3.贷款风险。知识产品的国内生产企业为了打开国际市场，往往在国内法的框架内通过股市、基金、期货、债券，甚至变相民间融资的形式获取大量资金，这些资金的偿还有的有明确期限，有的则是非法融资的。在民间高利贷和地下钱庄的支持下，各种影音公司和出版公司，尤其是那些微电影企业，在短时间内就筹集到了知识生产的全部资金。但问题在于，如果这些知识产品没有获得实体企业的青睐，没有获得国际销售的利润，那么开发商和运营商以及中介公司都会面临巨大的偿贷压力;当这一贸易链条上的任何一家企业因道德或法律纠纷而“撂跤子”时，正零和博弈就会迅速变成“囚徒困境”。这时就会出现到处都是催债的经理人、而到处可见的都是没钱的老板或经理的艰难局面。由是，风险愈演愈烈。当然也会出现一些不能正视自己国家贸易地位和能力，盲目举债、到处申请外汇贷款的现象，这同样造成了一些债权国贷款无法偿还的风险。
4.合同风险。熟悉国际贸易规则的人都知道，国际贸易合同只是约束贸易双方的纸质文件，在跨国贸易中如果一方不守信用，单方面违约，追责的难度是非常巨大的。可以这样说，因一方单方面违约而造成损失的偿还可能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合同的中外文表述往往存在着实质性条款的歧义性解释、合同的使用范围往往存在着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冲突，有些知识产品运营商又没有国际商务合作的经验，当进口商不能按期履约时，风险就会非常巨大。
5.价格风险。在商品交换领域，价格的波动是供需关系的晴雨表。在国际贸易领域，商品价格的国内波动是极为正常的事情。就光盘、出版物、影视作品、文学读物等知识产品的跨境流动而言，价格的随行就市是极为普遍的事情。但问题在于，当已经按照合同价格预期交割的知识产品因国内需求的增大而大幅涨价的时候，对于贸易商来说，是撕毁合同直接向国内卖出这些产品，还是按照诚实守信的原则按期交货呢?正常来说应该是按期交货，但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一再告诉我们，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市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支配下，大多数商人都会倾向于毁掉合同赚取超额利润。这时市场伦理就会让位于功利哲学，巨大风险就会从天而降。
三、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的防范策略
近年来，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外贸易不平衡问题正在逐渐加剧、知识产品贸易中的违法违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盗版现象极为普遍、学术论文文学作品的跨国抄袭现象愈演愈烈、各种文化产品国际合作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加、不当竞争此起彼伏。靠什么来约束知识产品市场的国际贸易呢?本研究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强化知识产品国际贸易市场的调研工作。根据需求偏好理论，地域上相邻或相近国家的贸易依存度要高于空间上较远地区和国家的贸易依存度。作为亚洲面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知识产品出口的主要对象是东亚地区和东南亚国家。就东亚来说，中国知识产品出口的主要对象是韩国，其次是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日本、澳门地区和朝鲜。据文化部和商业部的联合调查，从2000年到2014年底，中韩知识产品的贸易总额达到了1598.9亿美元，其中进口额达到1057.5亿美元，逆差趋势明显。②就东南亚来说，中国知识产品输出的主要地区集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其中中新和中马贸易额占到了贸易总额的79%，表明中国的知识产品在东南亚地区已经形成了广泛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缅甸、印度、哈萨克斯坦、蒙古、俄罗斯、尼泊尔与中国有着良好的地缘合作关系，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知识产品贸易额很小。近年来，伴随着远洋运输条件的改善和全球通信技术的发展，中国和美国、欧洲、南美洲、非洲的知识产品双边贸易在逐渐扩大，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总局的统计数据，近10年来中美之间的知识产品贸易额已经达到1200.98亿美元，中国和欧盟之间已经达到621.56美元，中国和南美洲的知识产品贸易额达到了37亿美元，中非知识产品贸易额达到了98亿美元。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国今后应继续加大与地缘国家和地区的知识产品贸易，要依据准确的贸易数据制定合理的出口战略和进口措施。要根据欧洲国家偏好中国物美价廉文化产品的需求事实，制定中国知识产品出口欧洲的详细计划;要把中国的陶瓷制品、丝绸制品、柳编制品、服装产品、小饰品添加上强烈的文化信息，把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和谐大同思想输出国外，使知识产品供应商能够在赚取国际分工效益的同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对于某些携带考古信息的古董和文物，我们也要本着协商的原则，尽量回购流失到国外的珍贵宝物;对于非法走私文物的现象和行为要大力查处、毫不手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细致缜密的事前调研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决策的重要前提，这方面经验是丰富的，教训也是极为深刻的。
2.认真研究贸易国的政治、经济及法治状况，牢牢把握贸易国的政策特征和价值偏好。作为全球经济发展前景最为广阔的地区，中国的文化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却拥有极为广阔的需求市场，并吸引了大批的国际资本涌入中国出版业、广告业乃至各种文体娱乐行业。在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有显著提高的情况下，国内文化消费需求空间很大。作为中国知识产品贸易的主要输出国，美国、韩国、日本、菲律宾等国的政治运作特点、经济发展走向、政策偏好性和价值评估体系都是各国知识产品贸易商必须密切关注的重要信息。一般来讲，如果一个国家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或消极财政政策时，这将有利于出口，不利于进口;反之，则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对于知识产品贸易商来说，只有认真研究了贸易伙伴国的政策变化动态并随时关注国际社会的风吹草动，才有可能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获取客观的比较收益，否则，巨大的贸易风险将不期而至。就欧洲和美国来说，中国的电影电视产业要想打入这些国家的主流音像市场是很难的，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商人经济实力有限，更是由于这些国家对中国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的质疑和困惑。由此，中国在输出知识产品的时候要尽量寻找那些极富传统感染力的文化产品，避开那些带有单一政治教化色彩的知识产品;中国输入到欧洲和美洲的知识产品要尽量体现出对那些国家制度和宗教的尊重，避免因为意识形态问题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对于非洲国家来说，我们的核心目的是输出出版业和传媒业的文化产品，把古老的东方儒学文化传播到遥远的非洲部族。
随着高校办学越来越融入国际化和社会化，大学的任务早已不止单纯地进行学术研究。特别是当前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的渗透、多种文化和思潮的交融交织交锋、国际形势的复杂多变、国内改革的矛盾和利益冲突、网络和新媒体的迅猛发展等，都使得高校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着不少问题和挑战：一方面，高校需要采取更加有效、更加多元的形式加强意识形态的教育引导；另一方面，也需要积极调动各方力量参与，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张力与合力。为此，高校可构建“防、管、控、导”四位一体的意识形态工作机制，确保意识形态建设的主动权、话语权、知情权和主导权，以提高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一、防――争取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
高校的青年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和逐步成熟的重要阶段，对涉世未深的青年来说，好奇心的驱使会让他们极易受到各种诱惑的影响。特别是大学校园的开放特征，会让学生接触到形形的各类人员。同时，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人类已经步入了信息传播极其迅速的信息时代，网络和新媒体的运用变得越来越广泛，学生接收到的各类信息五花八门、良莠不齐。因此，大学生所接触的环境，无论是现实环境还是虚拟环境，都需要进行过滤和净化，就像保护未成年人的“净网”行动一样，要尽可能筑造一道思想上的防护屏障，不能等出了问题再来解决，必须争取主动，预防在前，做好防范工作。
（一）注重防范意识培养
当前，部分高校对意识形态建设的安全防范认识还不到位，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或者重视只停留在表面和口头上，没有层层落实在行动上。学校要加强全校师生思想上的安全防范教育，针对学生，要把意识形态安全防范纳入新生始业教育，让学生刚进校门就树立风险意识和防范意识，对西方错误思潮、极端民族主义、宗教和敌对势力的思想渗透等提高警惕；结合时事形势，经常开展专题性的意识形态安全防范知识讲座，使学生对传播错误观点和思想文化的人和事增强判断力和鉴别力；通过课堂、网络、移动通信等多种途径进行提醒，通过互加微信朋友圈转发警示案例，防止学生卷入社会矛盾或被错误思想利诱参与非法活动；建立与家长互动沟通的渠道，了解学生的思想，对倾向性、苗头性的不良思想问题及时采取措施。针对教职工，要加强新教师入职培训，将意识形态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纳入培训内容，使新教师掌握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方法和途径；将意识形态教育作为教研活动的一项研讨内容，针对存在的问题共同研究对策；将意识形态安全防范纳入工作职责或考核内容，增强教职工主动承担意识形态工作的自觉性和责任感。
（二）注重防范外来人员
大学校园中，外来人员进出校门的情况往往较多，意图不轨人员混入其中往往带有隐蔽性，难以识别，给不法分子带来可乘之机。虽然高校一般都设有门卫，一些高校也实行外来车辆、外来人员入校登记制度，但仍有漏洞。学校要注意防范，一方面可加强保卫人员的培训，强化校园进出物品的检查，并邀请国安、公安人员传授经验和技巧，提高对不法分子的辨别能力，对高校中曾发生的不法分子散布信息、组织活动等影响意识形态工作的案例进行梳理，摸清其特点和规律，使保卫人员和学生安全员对类似情况提高警惕；另一方面，也可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根据本校实际安装多功能门禁系统和识别系统，减少人工管理的漏洞。同时加强校园巡逻，及时发现和制止不法活动，增强防卫针对性。
（三）注重讲学内容审核
高校崇尚学术自由，一些人认为学术报告对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建设的影响不大，往往对报告、讲座等疏于管理，缺少审核，对报告人的讲课内容未进行严格把关。学校可组织各类报告、讲座，请在学生当中威信较高的主讲人作为学术知名专家，其言行将直接对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不经意的几句话可能就会影响学生的一生。学术研究可以有批判，但对一些所谓的“学术专家”打着学术研究旗号极不负责的言行必须遏制，对于这些情形，教师也要正确引导学生，以免被这些思想影响。为此，要拉紧意识形态安全这根弦，一方面，要对校内举行的各类论坛、讲座、报告等进行严格把关，建立政治审查制度，并安排政治立场坚定的师生参与监督，发现问题及时介入；另一方面，高校之间可建立联盟，建立讲座、报告“白名单”和“黑名单”信息库，建立信息共享和通报制度，防止因讲座、报告在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不良影响。
（四）注重网络信息防护
网络和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虽然给高校的电子办公、管理服务等提供了便利，但各种有害信息的泛滥，也给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4]。由于高校一般都建有校园网，网络端口是校内网与校外网互联的大门，高校要通过技术防护手段，严把网络传播信息的入口关。如可加强校园网信息的安全监控，对于以互联网为主要途径且必须经过校园网络端口传播的一些明显带有抨击、肢解、遮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信息，学校可通过设置关键字、链接举报和自动记录等方式，对此类不良信息开启自动过滤功能，并定期通过一定的关键字扫描网络信息，及时发现和消除不良信息，净化学生所接触到的校园网络，尽可能保护学生的思想，使其远离不良信息的侵蚀和蛊惑。
二、管――提升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的话语权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决定行动。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摩擦和碰撞，不能听之任之，不仅需要引导，也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管理。
（一）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高校教师是教育教学的核心力量，不仅承担着为全社会培养专门人才的职责，更要为学生启迪智慧，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学生坚定的信念和高尚的品德。因此，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也是人格的影响者，更是思想的启迪者和示范者。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是教师职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建设高素质师资队伍、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必然要求。“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必须有为师者应有的形象，要在道德上、思想上有更高的标准和要求。我国高校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教师的根本目标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倡导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发展目标是一名教师最基本的素质。为此，高校应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情况作为衡量师德师风的首要条件，将思想政治工作纳入教师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形成规矩写入大学章程和师德规范，对教师中出现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违背的情况实行一票否决制。
（二）加强学术规范管理
高校倡导学术自由，但并不意味着可以借学术研究的途径传播错误思想。特别是对一些有争议观点或是明显带有误读、曲解观点的研究，应慎重对待，防止大面积传播，在批判基础上加以引导，并尽可能减少其影响。要遵循“学术研究无禁区，课堂讲授有纪律”的原则，保持政治敏感性，禁止将尚未定论、正在研究中的涉及政治敏感问题的学术课题作为教学内容，防止学生参与政治敏感问题的课题研究，保护学生不受偏离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同时，要加强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建设，严厉惩处学术不端行为，营造良好的学术风气，引导学生在良好的学风下成长。
（三）加强重点人群跟踪
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思想观点，往往是从少数人开始发端，如果不引起重视，任其传播不及时制止，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高校应在苗头信息刚出现在少数人身上时就要给予特别关注，要在平时工作中多途径了解教职工中有无偏激思想和言论，发现问题时要有针对性地及时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对师生当中经常出现不良情绪、心理健康呈现不良趋势、负面思想和表现突出的人员进行重点关注和跟踪，通过多种形式给予关怀，让他们感受到组织的温暖，出现苗头性问题及时介入；对学习困难、生活困难的学生，采取结对帮扶等措施助其进步，避免引发其他负面的思想问题、心理问题和情绪；对思维活跃、思想成熟度处于上升期的青年教师，特别是精神压力和生活压力较大的教师给予更多关心，多提供针对青年教师成长的平台和空间，使青年教师引导学生感受更多正能量，营造积极向上的工作生活环境和氛围。
（四）加强媒体阵地建设
当今社会，信息传播途径的多元化使得传统媒体的作用逐渐削弱，取而代之的是网络和新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变得越来越强大。当前大学生已成为一支数量庞大的“网络力量”，他们更乐于通过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发表意见，大学里处处可见“低头族”。于是新媒体必然会成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新的手段和工具。为此，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者需要通过多种形式探索更有效的方式，使新媒体为我所用。[3] 当前高校已经开始重视网站、微博、微信等媒体建设，并将新媒体平台作为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但吸引力还不够。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高校对传统媒体阵地要继续坚守，继续抓好校刊、校报、宣传栏、广播、电视台和其他校园自媒体的建设；另一方面，要积极向互联网和新媒体等舆论阵地延伸。如加强各类媒体特别是新媒体的统筹管理，进行网站建设整体规划，建立统一管理的校内网站群系统和微博、微信官方平台；加强网站和新媒体的内容审核和建站审批，丰富正面引导的传播内容，通过网站、QQ群等传递正能量；积极开发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和中国梦教育的新媒体应用，开发在线微课教育，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针对性和吸引力，在网络信息时代努力提升互联网和新媒体阵地的话语权。
三、控――把握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知情权
及时掌握校园动态，对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建设来说非常重要。如果不及时掌握动态信息或是问题处理不及时，某些事态极可能扩大影响，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因此，高校必须主动及时掌握各类信息，把控意识形态的动态和变化，监控和及时处理不良事态的发展，保持校园的稳定。
（一）全面研判思想动态
全面了解师生的思想动态可以让高校领导者更好地把控工作的全局。学校一方面要加强与师生面对面的交流，可定期安排管理者去教室、寝室和其他学生学习生活场所调研，定期安排管理者和管理部门与师生面谈的接待日活动，也可召开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师生座谈会，通过交流及时了解和掌握师生的所思所想，知道师生真正关心的事，在哪些问题上存在不满，及时处理一些矛盾和问题，避免不良情绪积聚而引发更严重的后果。另一方面，可进行层层发动，逐级落实责任，在各个层面经常性开展思想动态研判活动，通过讨论会等方式多方听取意见，多渠道了解师生思想实际，以前瞻性的角度对当前的状况和下一步的趋势进行科学预判，增强工作的主动性。
（二）全面监控舆情动态
在当前互联网和新媒体信息传递极其迅速的情况下，特别是一些虚假信息真假难辨，广泛传播会带来严重危害，因此非常有必要对网络和媒体舆情进行监控，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减少信息传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可通过校园官方网站、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公众号和新闻发言人及时师生所关心事件的权威信息，杜绝影响稳定的各种猜测流言的传播和蔓延；可广泛发动党员和学生干部，留意校园网、外部互联网和新媒体当中的舆论动态，织密舆情监控网，及时在各个层面沟通汇报，掌握最新情况；可组建网络评论员队伍，邀请专家对他们加强舆论引导能力的针对性培训，在突发舆情危机时参与讨论，发表评论，进行正面引导，尽可能消减负面信息的影响，避免事态扩大。
（三）全面延伸信息员队伍
意识形态工作除了要加强网络舆情监控外，也要关注发生在师生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的其他情况，这类信息往往需要通过各个层面的信息员来收集。一些不稳定因素往往从小事开始发生，小问题不引起重视，往往会由小变大，扩大影响。为此，需要全面延伸信息获取的覆盖面，可在各个专业、各个班级、各个寝室、各个学生组织和社团组织当中，广布“眼线”，建立纵横交错的信息员队伍，协助意识形态安全工作，通过信息员及时掌握和了解师生当中涉及政治安全、人身安全、心理安全等方面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及时开展有针对性的思想工作，有效发现和处置隐患问题和突发事件。
四、导――发挥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主导权
（一）增强思政课改革的灵活性
思想政治理论课仍然是当前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两课”教师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教育的主力军。在课堂上传递及其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引导大学生确立基本思想及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最直接的途径。但理论教学往往枯燥乏味，加之部分教师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陈旧，缺乏创新，没有将理论结合实际，也没有从身边的事物切入谈自己的心得体会，对学生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不够重视，不能启发学生思考，“满堂灌”式的课堂教学缺乏吸引力。高校需要进一步加强思政课改革，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领思想政治工作，加强思政课教师的业务培训，提升教学能力，推行课堂教学创新，将大班授课与小班讨论、网上自学与课堂教学有机结合，采取更有吸引力的教学方式方法，借助新媒体平台加强与学生的互动；开设一些结合时势的讲座、专题报告，帮助大学生及时了解和解读当今热点时事，引导大学生用与时俱进的眼光对形势发展和焦点问题进行审视和判断；改革思政课考评方式，突出形成性考核，并优化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方式，构建以行为养成为核心的学习生涯考评体系；将中国梦教育纳入思政课内容，组织多形式、接地气、符合学生接受特点的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根据不同专业（群）特点定制思政课学习辅导书，结合专业改革教学内容，提高思想政治课堂教育的针对性。
（二）增强社会实践的实效性
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对于大学生认识现实社会、培养优秀品格、增强自身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高校结合社会实践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增强学生的社会体验感，相比理论教育更贴近生活，更具吸引力。但目前高校组织的社会实践形式往往较为单一，对经费的支持也比较有限，常常会让人觉得“为实践而实践”，而没有让学生深刻认识到开展社会实践的真正意义。同时，实践活动的安排有较大的随意性，实践过程也缺乏监督考核机制，社会实践真正起到教育人的效果仍然不够理想。为此，高校应积极拓展普适性的思政实践教学基地，将课堂实践与校内外实践相结合，根据目的意义设置学生社会实践体验需要完成的主要指标，增强社会实践考核的针对性。鼓励学生参与社会体验，感悟生活，通过社区服务、社团活动、创业活动、企业调研、职业规划、热点讨论、体会分享、演讲赛、辩论赛等多种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丰富教育途径，增强社会实践的实效性。
（三）增强自我教育的生动性
在校大学生大多都已是成年人，应当充分发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作用。目前高校学生的自我教育通常以树典型的正面教育为主，形式单一，激励作用和影响范围有限。此外，高校通过学生组织进行自治，通常在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方面做得多，自我教育方面做得少，学生自我教育的载体仍有所欠缺。因此，高校需要创新形式载体，使学生的自我教育更有效地开展。如可组建“学生讲师团”，通过一定的方式选拔学生骨干，组建宣讲队伍，通过思政课教师的引导和省市讲师团专家的培训，使学生成为理想信念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中国梦教育的主人翁和践行者，扩大“学生讲师团”巡回宣讲的覆盖面，用学生自己的所见所闻、亲身经历、感想体会等来教育同龄人，增强思想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产生自我教育的共鸣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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