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21 08:44:47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蒙氏数学意义，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键词：产学研联盟；知识转移；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 F20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13.02.005
随着经济的发展，单纯依靠企业的创新不再能够满足企业的知识需求，必须借助外部资源，实现知识的转移满足企业对知识的需求。建立产学研联盟，实现高等学校、科研机构中的知识转移到企业，为新知识的创造提供机会，扩展企业的知识存量，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产学研合作能够给双方带来利益。Michael D. Santoro（1999）提出企业把产学合作的关系看成是实现和维持竞争优势的手段。Rick Welsha等人（2008）认为大学与企业的接触可以通过获得资金和有用的数据、设备和设施使大学的科技受益。Lindsay Ryan（2009）认为建立校企教育伙伴关系，能够补充企业内部的教育项目，通过与大学结盟，企业能够增加企业内部教育项目的实力和信誉[1]。Teruhisa Ichikawa等（2011）证实大学中的新员工教育项目能够实现在大学教育和企业之间教育的无缝过渡[2]。Drew Gertner等（2011）认为合作伙伴关系不仅提供转移知识的机会，而且为新知识的创造提供机会；在产学合作中，有可能包含商务的咨询活动或者研究计划。Henry Etzkowitz（1998）创业型的大学将经济的发展整合到大学中，与教学和研究一起作为学术的功能。知识资本是大学新的使命的核心，将大学与知识的使用者相联系，使大学以它自身的权利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3]。
1、产学研知识转移
（1）知识转移
知识转移的研究起源于国外，其概念最早是由Teece于1977年提出的，他认为企业通过国际间的技术转移，能够积累大量跨国界应用的知识。进入21世纪以来，知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对知识转移的研究更加深入。
Myrna Gilbert，Martyn Cordey-Hayes（1996）[4]，Robert Parent，Mario Roy and Denis St-Jacques（2007）[5]认为知识转移的过程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是持续学习过程中的一部分。Gabriel Szulanski（1999）提出知识转移是组织在新的环境中再造一个复杂、模糊的一系列程序，并保持其运作的过程，强调知识转移不是一次的行动，而是一个过程[6]。Linda Argote，Paul Ingram（2000）将知识转移定义为一方（如小组，车间或者部门）接受另外一方经验影响的过程，认为知识转移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7]。Eric D. Darr， Terri R. Kurtzberg（2000）提出知识转移是一个组织从另外一个组织学习经验的活动，知识从一个位置移到另外一个位置能够增强组织学习，新知识能够通过新的方法和新的业务促进创新[8]。Champika Liyanage， Taha Elhag， Tabarak Ballal， Qiuping Li（2009）认为知识转移是知识管理的一个领域，与专门知识领域的知识跨边界的运动相关，并提出知识转移是知识从一个地方、一个人或者所有权传送到另一个。可见大部分学者认为知识转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合作一方获得知识，并获得创新能力的提升。
目前国内尚没有形成关于知识转移统一的定义。谭大鹏，霍国庆，王能元（2005）认为知识转移指的是受控环境中进行的知识由拥有者到接受者的传播，是一个特殊的知识传播的过程[9]。唐炎华，石金涛（2006）认为知识转移是跨组织或者个体边界进行的有目的、有计划的知识共享[10]。邹艳，王晓新，叶金福（2009）认为共建模式下企业合作创新知识转移是指发生在合作创新过程中的从合作一方到另一方进行的有目的、有计划的知识转移，是合作各方基于共建实体不断沟通的过程[11]。原长弘，周林海（2011）将知识转移定义为：在一定的情景、目的下，知识（包括技术）被发送方传递，并被接收方吸收应用的过程 [12]。
（2）产学研知识转移
国外的学者提出了产学研知识转移相关的阐释。Ajay Agrawal（2001）提出大学到产业的知识转移渠道包括出版物、专利、咨询、非正式会议、雇佣、许可证、合资企业、研究合同和个人交流等，且不同渠道的重要性不同[13]。Donald S. Siegel，David A. Waldman，Leanne E. Atwater，Albert N. Link（2003）提出产学合作中的知识转移是科学知识从大学商业化的转移到企业的过程，大学与企业之间的知识转移能够使得大学和企业获得资金上的增加，并且可以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14]。Spyros Arvanitis，Nora Sydow和Martin Woerter（2008）认为从研发强度和新产品的销售角度来看，与研究机构或者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知识转移能够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15]。
我国的学者也给出了相关的定义。，吴贵生（2001）提出通过产学研合作把企业外部知识转移到内部并创造价值是企业赢得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16]吴想，杨洪涛（2009）认为产学研合作创新知识转移是指知识从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转移到企业的过程[17]。曾德明，何银芳，彭盾（2009）对于产学研来说，知识转移是使企业的知识运用与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知识创造成为良性循环的关键[18]。
2、产学研知识转移影响因素
（1）知识转移影响因素
国内外学者针对转移双方之间的关系对知识转移的影响进行了研究。Wen Bao Lin（2007）发现战略联盟的互动机制与技术知识转移绩效之间存在显著正向的关系[19]。张志勇，刘益，卢兵（2007）将联盟正式控制和社会控制两种方式对知识转移不同维度的影响进行对比研究，发现联盟的社会控制比正式控制能更有效地促进其知识转移[20]。张首魁，党兴华（2009）认为，在合作创新过程中，企业的知识转移受企业间的关系结构和关系质量影响，弱联结的关系结构和好的关系质量对于企业间的知识转移更加有利[21]。
关于文化对知识转移影响的研究，Mian M. Ajmal，Kaj U. Koskinen（2008）将文化分为控制核心文化、竞争核心文化、合作核心文化和培育核心文化等四个核心部分，研究组织文化对知识转移的影响[22]。Uwe Wilkesmann，Heike Fischer and Maximiliane Wilkesmann（2009）发现知识转移依赖于国家的文化特征，即权力距离，绩效导向，组内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等[23]。
大多数的学者认为影响知识转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表2-1。
学者 观点
Jo Rhodes，Richard Hung，Peter Lok等（2008） 信息系统、结构性学习战略、创新组织文化、灵活的结构和设计[24]
Yanqing Duan，Wanyan Nie，Elayne Coakes（2010） 关系、文化意识、动机、知识距离、合作伙伴的选择、目标、专注、转移渠道、信任和开放性等[25]
卢兵，岳亮，廖貅武（2006） 联盟企业的特性、企业家关系的特性、知识的特性和联盟情景特性[26]
程铁信，陈美（2007） 知识的特性、知识源的特性、知识受体的特性、知识的传递方式及其知识转移双方之间的关系和差异等方面[27]
刘旸，张玲玲，黄安强等（2009） 知识的系统性、知识可表达性、硬件条件、激励机制、学习文化、相关制度、知识接收者的吸收能力、传授意愿、信任等[28]
申小莉（2011） 知识提供者的知识距离、知识转移机制、转移意愿、转移能力、吸收能力对知识转移绩效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信任机制通过知识距离对知识转移具有间接的影响作用[29]
曹兴，宋娟（2011） 知识隐性、联盟伙伴间的知识差距、关系距离对联盟伙伴间的知识转移效率起到显著的负向作用，而知识接收方学习动机对知识转移效率起到积极的影响，相对于契约式联盟，股权式联盟更有利于知识转移效率的提高。[30]
（2）产学研知识转移影响因素
产学研合作中的知识转移受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共同作用的影响。
①合作双方的关系
Eliezer Geisler， Antonio Furino， Thomas J. Kiresuk（1990）认为影响产学研合作研究中心后期成功的因素是与企业的关系以及内部的管理。Yong S. Lee（1996）发现，紧密的产学合作会使得学校教职员工感觉到恐惧，认为紧密的校企合作可能干涉学术追求长期的、公平的、基础研究的自由[31]。Conceica?O Vedovello（1998）指出大学和企业是不同的社会实体，呈现出不同的性质和目标，这不可避免的影响和限制着他们之间的互动，没有研发活动的企业比有研发活动的企业在与其他大学建立正式的联系时有更高的倾向[32]。Michael D. Santoro（2000）认为高强度的校企合作关系比低强度的校企合作关系能产生更高水平的有形成果，而且过去产生的高水平的有形成果，能够促进将来产生更高强度的校企合作关系。在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企业不愿意为那些不能满足企业迫切需求或者利益的校企合作提供支持[33]。Michael D. Santoro（2002）发现，企业通常不会利用校企合作关系帮助加强和构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可能是一个关键的原因，所以企业不会在构建竞争优势的关键领域依靠校企合作[34]。
Carolin Plewa， Pascale Quester（2007）发现信任、承诺和整合积极地影响满意度，而且被认为是产学伙伴关系的关键驱动。组织相容性作为积极地影响所有关系特征而出现，表明了它与产学合作关系的相关性，并通过本质上不同的组织环境建议它对于其他关系的潜在重要性[35]。Rick Welsha， Leland Glennab， William Lacyc， Dina Biscotti（2008）发现，大学的科学家认为增加与科学家的交流和接触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也存在问题，认为与企业的合作会限制科学家之间的交流。通过与企业接触，大学可以获得资金、数据、设备和设施，但同时校企合作伙伴关系的数量和强度的增加以及学术资本主义的出现，给大学带来了机会和问题的矛盾[36]。Christian R. ?stergaard（2009）研究工程师与大学研究人员之间进行的非正式联系，以及通过这样的联系获得对他们工作有用知识的程度，并将这些结果与不同企业工程师之间的非正式接触相比较。研究结果发现，知识通过非正式的联系进行扩散传播，但是大部分的非正式联系并没有用来获得知识；但是，产学合作的联系没有那么经常，只有很少一部分企业工程师从与大学的联系中获得知识[37]。
②关键人物
国外研究关键的人物在产学研合作中的作用成果有：Eliezer Geisler， Antonio Furino， Thomas J. Kiresuk（1990）认为创始人或者管理者在产学研合作中心发挥着关键作用，产学研合作研究中心建立早期受创始人和管理者的个人属性影响[38]。David D. Dill（1995）发现管理人员多年的经验，技术方向和管理沟通的频率与察觉到的产学研合作的绩效显著相关。Michael D. Santoro， Alok K. Chakrabarti（1999）认为某些关键的个人在建立大学研究中心时起到关键的作用，产业和大学研究中心都得培养更紧密的产学合作关系，这需要考虑这些关键的个人的角色和能力。Michael D. Santoro， Alok K. Chakrabarti（1999）产学合作可以具有更加紧密的关系，可以通过校企合作研究中心的关键的人物，考虑战略目标，培养更加紧密的产学合作关系。
③其他因素
Michael D. Santoro， Alok K. Chakrabarti（1999）认为企业和大学研究中心的合适的文化是必要的，文化被认为是最有助于建立大学研究中心的因素。他们研究了企业的规模对产学研知识转移的影响，发现大公司拥有较高强度的知识转移和研究支持关系，小公司拥有较高强度的技术转移和合作研究关系[39] 。 Roberto Fontana Roberto， Aldo Geuna， Mireille Matt（2006）发现中小企业与研究机构的合作研发项目受企业的绝对规模、自身的研发活动和企业的开放性程度的影响，但不受创新类型的影响，具有较高吸收能力的大企业更加趋向于与学术界的合作[40]。Robert Parent，Mario Roy， Denis St-Jacques（2007）研究了系统性思维和社会结构对知识转移的影响，确定社会系统产生、传播和使用新知识以满足需求的各个部分，在知识转移中使用整体、系统性思维，可以领会到知识转移联结需求、目标和进程等各系统之间的关系。Rudi Bekkers，Isabel Maria Bodas Freitas（2008）探索了大学和企业之间各种相对重要的知识转移渠道的影响因素，包括出版物、会议、合作、专利等，分析了不同知识转移渠道之间差异的部门效应，同时考虑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占主导地位的科学学科、知识的基本特征以及研究人员的个人和组织特点对知识转移的影响[41]。
国内的学者针对知识的特性、转移的意愿、转移的能力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吴想，杨洪涛（2009）从知识的复杂性、可表达性、内嵌性，知识源转移知识的意愿和能力，知识接收方的吸收意愿和能力及知识转移情境的信任和沟通四个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将产学研合作创新的知识转移过程分为初始、匹配、实施、调整和整合五个阶段，分析各个阶段中影响因素的差异性。董尹，金龙（2009）认为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分为四个方面，分别为知识本身的因素，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知识转移的能力，企业的学习能力和知识距离[42]。林莉，郑旭，葛继平（2009）认为知识本身、知识供方的转移意愿及能力、知识受方的学习意愿和吸收能力、文化、信任和转移渠道对产学研联盟中的知识转移存在影响作用[43]。
3、产学研知识转移模式
（1）国际间知识转移模式
国外的学者研究成果有：Pien Wanga，Tony W. Tong，Chun Peng Koh（2004）提出了一个两阶段模型，描述跨国企业到中国分公司的知识转移，第一阶段跨国企业向中国分公司传递知识；第二阶段中国分公司从跨国企业母公司获得知识。6Tina C. Ambos，Bj?rn Ambos（2009）对跨国企业内部知识转移机制和距离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研究，研究了不同的距离维度，以检验在分散和分化的情况下个人协调机制和基于技术的协调机制的适用性，发现基于技术的协调机制受背景文化的影响不大，而个人协调机制受地理、文化和语言上的距离的调节 [44]。Gentile-Lu Decke Simona， Giroud Axele（2011）对跨国公司的外国子公司到国内供应商的垂直知识转移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外商有助于国内企业知识库的建立，而且有助于当地供应商绩效的提高，同时发现研发强度对于供应商的新知识创造是非常关键的，企业间的关系在外国企业和国内供应商之间的知识转移和获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45]。
国内学者也对跨国企业相关的知识转移进行了研究。陈菲琼，徐金发（2000）分析了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知识联盟中知识转移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简单的设备购买，装配能力的转移仅限于物理系统，第二个层次是零部件的调整和本地化，与当地条件结合，第三个层次是产品的再设计，使中国企业接近具备独立创新能力的组织[46]。薛求知，关涛（2006）对跨国企业的知识转移进行了探究，探究了知识特性、转移工具及其知识跨国界转移，发现知识的默会性、简单嵌入性及初级转移工具对母公司向国内子公司的知识跨国界转移有直接的显著作用，高级转移工具对知识默会性有部分中介作用[47]。张天桥，崔新健（2008）研究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知识转移，发现海外子公司从国外获取的知识，经过整理通过一定的渠道传递给国内的母公司，母公司在此基础上进行整合、吸收、应用和创新[48]。
（2）企业间知识转移模式
Gabriel Szulanski（1999）构建了组织知识转移的过程模型，以此确定每个阶段转移的不同以及预计可能出现的困难，通过粘性测量以探究过程各阶段中不同知识转移影响因素的特点[6]。Champika Liyanage，Taha Elhag，Tabarak Ballal and Qiuping Li（2009）认为知识转移本身不单纯是知识的转移，涉及知识转化的不同阶段。提出知识转移包括六个主要的步骤，依次为识别合适且有价值的知识、获得知识、知识转型为数据或信息、与实际相结合、知识应用和知识反馈。在现实中如果知识的来源方和接收方在背景、技术或结构上存在相似性，知识转移的步骤就可能少[49]。Sajjad M Jasimuddin，Nigel Connell，Jonathan H Klein（2012）提出了一个知识转移框架，该框架在有效的知识转移模型中整合了知识储存和知识管理。该框架包含五个部分：知识转移的参与者；参与者之间进行知识转移所编制的知识类型；知识转移实施的机制；存放显性知识的仓库；管理和维护知识的知识管理员[50]。Gray M，Schubert L（2012）利用知识生产相关文献，在社会网络中提出一个知识生产和转移模型，该模型突出了社会工作中知识生产的特点，例如知识开发和应用的不同背景。他们认为知识生产本身是不够的，知识转移和使用同等重要，现实中的知识生产和转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从知识生产到利用过程中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关系和互动[51]。
我国的学者也对企业间的知识转移进行了研究。王兆祥（2006）在分层研究知识转移过程的基础上，建立了知识转移过程的层次模型，该模型将知识转移的过程分为六个层次，从下到上依次为物理、数据、语言、知识、能力和应用，只有知识转移在六个层次间全部实现，知识转移才能成功[52]。赵建瑜，王文平（2008）对不同产业知识转移的模式进行了研究，将制造业、软服务业、母子公司之间的模式进行对比，从初始阶段、实施阶段和反向转移阶段三个阶段中知识转移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弥补了不同产业间知识转移模式有所区别的不足[53]。蒋天颖，程聪（2012）首先分析了企业知识的生态学特征——散落分布、嵌入依附、动态基层和增量积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企业知识转移的生态学模型，该模型指出知识个体、种群与群落间知识相互联系构成企业的知识链与知识网[54]。
（3）产学研知识转移模式
Paul Coates，Yusuf Arayici，Lauri Koskela（2010）构建了学术界和产业界之间知识转移合作关系中知识转移的模型，模型体现了知识转移合作关系的三个目标：（1）促进技术的转移及其技术和业务技能的传播；（2）通过知识库刺激和加强业务相关的研究和培训；（3）给企业提供基于知识转移合作关系相关的培训以增强业务和专业技能[55]。Drew Gertner，Joanne Roberts and David Charles（2011）发现知识转移合作伙伴关系能够通过在三个合作伙伴之间，KTP合作伙伴之间，或者两个不同的共同体成员之间建立频繁的人际互动促进知识转移。在商业界，人际互动主要有临时外调和实习等方式，能够用于检验知识转移的能力[56]。Corine Genet，Khalid Errabi，Caroline Gauthier（2012）通过与最近出现的两个技术模式——生物技术和微电子技术进行比较，深入研究了纳米技术领域的知识转移模式。研究结果显示纳米技术转移模式与生物技术进化的模式有很大的不同：中小企业扮演技术响应的角色，而大企业承担公共研究和产业之间新知识的转化的核心功能，这与微电子领域早期阶段的模式相同。研究说明促进生物技术转移的政策对于纳米技术的扩散是不适合的[57]。
国内的学者王艳，曾刚，王灏（2009）提出了产学研合作中知识转移的过程模型，显隐知识通过四种方式进行转移和扩散，分别为显性知识间的转移、隐性知识间的转移、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转移和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转移。[58]牛盼强，谢富纪，董意凤（2010）提出了产学研合作中技术转移的知识双螺旋结构模型，把物理学中“场”的理论引入到知识转移方面，利用该模型分析产学研合作技术转移的机制[59]。刘岩芳，张庆普，韩晓琳（2010）对研究型大学和企业之间的知识转移的过程进行了阐述，构建了研究型大学-企业知识转移的过程模型，模型中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大学研究者、大学技术管理者和大学管理人员、公司和企业[60]。
4、产学研知识转移绩效
国外的学者针对产学研合作中知识转移绩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Eliezer Geisler， Antonio Furino， Thomas J. Kiresuk（1990）认为产学研合作中心的绩效最主要取决于主要研究者的知识、技能和领导能力。Syed Omar Sharifuddin Syed-Ikhsan， Fytton Rowland（2004）研究了组织的组成部分与知识转移绩效之间的关系，确定了五个自变量：组织文化、组织结构、技术、人力资源和制度方针，并使用斯皮尔曼秩检验方法检验与知识资产的创造性和知识转移的绩效的关系，发现组织文化、技术、制度方针对知识转移绩效产生正向影响，组织结构对知识转移绩效不产生影响[61]。Spyros Arvanitis，Ursina Kubli，MartinWoerter（2008）分析了瑞士科学机构中的单个机构或部门，在参与和私有企业之间大范围的知识和技术转移活动时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主要有包括获得知识、资源等的动机，企业遇到的各种障碍，大学资金的分配，大学的规模，科研领域的类型，知识转移办公室的设立，外部资金的范围等，研究还发现，应用研究导向的研究机构或者是教学不占主导地位的机构参与知识和技术转移时表现出较强的倾向[62]。Simon Philbin（2008）认为产学研合作绩效的测量需要关注技术、项目、企业和社会的需要，以及知识和过程输出的可持续性[63]。Jill Ann Tarzian Sorensen and Donald A. Chambers（2008）在评价学术知识转移绩效的时候，不仅将专利和资金计算在内，也考虑非货币的指标，例如思想、知识共享和知识存取的自由，全球市场的健康发展，共享、合作和专门的网络的建立，以及能力构建和知识存取等[64]。
我国的相关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有的学者针对产学研知识转移绩效的多个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庄亚明，李金生（2004）分析了影响高技术企业知识联盟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主要有模糊性、隐性、特殊性、复杂性、合作者的经验、合作者的自我保护、合作者的文化差异等，提出了知识转移的两种基本模式，即知识引进模式和中心企业向企业扩散模式，并提出了知识转移的形成机理和收益分配[65]。卢兵，廖貅武，岳亮（2006）将联盟中知识转移的效率分为两类，即知识主体数效率和所获得知识丰富度的效率，在分析联盟中知识转移效率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从主题数效率、知识丰富度效率和知识转移效率综合三个方面，对知识转移的效率进行了定量分析[66]。叶飞，周蓉，张红（2009）发现双向的沟通、企业的学习意愿对知识转移绩效不存在显著的影响；大学科研院所的转移能力、企业吸收能力、企业的学习能力对知识转移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冲突性对知识转移绩效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67]。
还有的学者针对产学研合作知识转移绩效的某一个影响因素进行专门的研究。周蓉（2009）通过实证的方法，研究技术转让、联合开发和共建实体三种产学研合作模式对知识转移绩效的影响，发现共建实体的模式对知识转移绩效不存在显著的影响，而技术转让比联合开放的模式对知识转移的影响作用更明显[68]。刘芳（2012）借鉴前人关于社会资本的维度划分，从社会资本的结构、关系和认知维度，研究在产学研合作组织中社会资本对产学研知识转移绩效的影响，并引进界面管理作为中介变量，构建了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社会资本的结构、关系和认知三个维度都对知识转移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并且发现界面调节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69]。
5、研究评述
知识转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创新的重要途径，是企业获得和保持竞争力的有效手段。产学研合作中的知识转移对于企业的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高校和企业是不同的社会实体，产学研合作中的知识转移，不仅能够使得高校和研究院所产生的知识转移到企业，而且能够促进校企之间人才的流动。但是目前产学研合作中转移的知识大都是研发活动产生的科学知识，对商业知识的转移尚存不足，而商业知识的学习和接受涉及到研发成果的市场化和产业化，对于产学研合作的非常重要。产学研合作中的知识转移目前大都研究的是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的知识向企业的转移，而对企业的知识向高校和研究机构转移的研究却很少，而企业的知识向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转移对于高校和研究机构人才的培养非常重要，能够有效的减少员工进入企业之后工作中的壁垒。
通过对国内相关研究的总结，发现围绕产学研合作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相关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以下集中观点：企业的学习文化、合作双方的转移意愿、合作双方的关系、知识特性、企业规模、企业中的关键个人等方面，这些因素对于知识转移的影响或是正向或者是负向，但是同样不容忽视。知识转移具有多种模式，包括国际间的知识转移、企业间的知识转移、产学研合作知识转移以及企业内部的知识转移。
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知识转移到企业能够有效的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在产学研合作知识转移的过程中，企业家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但是目前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较少，尤其是在国内，专门针对企业家对知识转移的影响作用少有学者进行研究。企业家把握着企业发展的方向，在产学研合作中，项目及团队的选择对于产学研合作的成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的作用非常关键，企业从产学研合作中获得的知识如何成功的转化成产品，并获得在市场上的推广，实现产业化的成功，这些都需要企业家的能力作为支撑，因此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Lindsay Ryan. Exploring the growing phenomenon of university-corporate education partnerships[J]. Management Decision，2009，47（8）：1313-1322.
[2] Teruhisa Ichikawa， Tomoya Kitani. A Consideration for New Employee Education by the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J].Knowledge-Based and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and Engineering Systems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2011，（6883）：134-143.
[3] Henry Etzkowitz.The norms of entrepreneurial science： cognitive effects of the new university–industry linkages[J]. Research Policy，1998，（27）：823-833
[4] Myrna Gilbert， Martyn Cordey-Hayes.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transfer to achieve successfu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J]. Technovation，1996，16（6）：301-312.
[5] Robert Parent， Mario Roy， Denis St-Jacques. A systems-based dynamic knowledge transfer capacity model[J].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2007，11（6）：81-93.
[6] Gabriel Szulanski.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Transfer： A Diachronic Analysis of Stickiness[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2000，82（1）：9-27.
[7] Linda Argote， Paul Ingram. Knowledge Transfer： A Basis for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Firms[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2000，82（1）：150-169.
[8] Eric D. Darr， Terri R. Kurtzberg. An Investigation of Partner Similarity Dimensions on Knowledge Transfer[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2000，82（2）：28-44.
[9] 谭大鹏，霍国庆，王能元. 知识转移及其相关概念辨析[J].图书情报工作，2005，49（2）：7-10.
[10] 唐炎华，石金涛. 国外知识转移研究综述[J]. 情报科学，2006，24（1）：153-160.
[11] 邹艳，王晓新，叶金福. 共建模式下企业合作创新知识转移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 科学学研究，2009，27（4）：616-621.
[12] 原长弘，周林海. 知识转移效率的研究现状[J]. 中国科技论坛，2011，3：113-120.
[13] Ajay Agrawal. University-to-Industry knowledge transfer： literature review and unanswered question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2001，3（4）：285-302.
[14] Donald S. Siegel， David A. Waldman， Leanne E. Atwater， Albert N. Link. Commercial knowledge transfers from universities to firms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J]. Journal of High TechnologyManagement Research，2003，14：111-133.
[15] Spyros Arvanitis， Nora Sydow， Martin Woerter. Is there any impact of university-industry knowledge transfer on innovation and productivi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Swiss firm data[J]. 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2008，32（2）：77-94.
[16] ，吴贵生. 产学研合作中粘滞知识的成因与转移机制研究[J]. 科研管理，2001，22（6）：114-121.
[17] 吴想，杨洪涛. 产学研合作创新知识转移影响因素分析与对策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2009，（9）：360-362.
[18] 曾德明，何银芳，彭盾. 基于超循环理论的产学研系统中知识转移障碍研究[J]. 软科学，2009，32（7）：1-11.
[19] Wen Bao L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nteractive mechanism of strategic alliance and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transfer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High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2007，17：139-155.
[20] 张志勇，刘益，卢兵. 战略联盟控制方式对知识转移效果的影响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7，（11）：96-99.
[21] 张首魁，党兴华. 关系结构、关系质量对合作创新企业间知识转移的影响研究[J]. 研发与发展管理，2009，21（3）：1-14.
[22] Mian M. Ajmal， Kaj U. Koskinen. Knowledge transfer in project-based organizations： An organizational culture perspective[J]. Project Management Journal，2008，39（1）：7-15.
[23] Uwe Wilkesmann， Heike Fischer， Maximiliane Wilkesmann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knowledge transfer[J].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2009，13（6）：464-477.
[24] Jo Rhodes， Richard Hung， Peter Lok. Factors influencing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transfer： implication for corporate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2008，12（3）：84-100.
[25] Yanqing Duan， Wanyan Nie， Elayne Coakes. Identifying key factors affecting transnational knowledge transfer[J]. Information & Management，2010，（47）：356-363.
[26] 卢兵，岳亮，廖貅武. 企业联盟中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分析——一个分析模型[J]. 预测，2006，25（2）：31-43.
[27] 程铁信，陈美 项目管理中的知识转移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 组织与战略管理，2010，122（22）：112-119.
[28] 刘旸，张玲玲，黄安强，李俊毅，王立. 知识转移绩效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软件行业为例[J]. 管理学报，2009，6（11）：1471-1477.
[29] 申小莉. 创新网络中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小企业实证样本的分析[J]. 科学学研究，2011，29（3）：432-460.
[30] 曹兴，宋娟. 技术联盟知识转移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 科研管理，2011，32（2）：1-19.
[31] Yong S. Lee.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the research university： a search for the boundaries of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J]. Research Policy， 1996， 843-863
[32] Conceica?O Vedovello， Firms’ R&D Activity and Intensity and the University–Enterprise Partnerships[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1998，（58）：215-226.
[33] Michael D. Santoro. Success breeds success： The linkage between relationship intensity and tangible outcomes in industry-university collaborative ventures[J].The Journal of High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 2000， 11（2）：255-273
[34] Michael D. Santoro， Alok K. Chakrabarti. Firm size and technology centrality in industry–university interactions[J]. Research Policy， 2002，31： 1163–1180
[35] Carolin Plewa， Pascale Quester. Key drivers of university-industry relationships： the role of organisational compatibility and personal experience[J]. Journal of Services Marketing，2007，21（5）：370-382.
[36] Rick Welsha， Leland Glennab， William Lacyc， Dina Biscotti. Close Enough but Not Too Far： Assessing the Effects of University–Industry Research Relationships and the Rise of Academic Capitalism[J]. Research Policy，2008，37：1854-1864.
[37] Christian R. ?stergaard. Knowledge ows through social networks in a cluster：Comparing university and industry link[J].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2009，（20）：196-210.
[38] Eliezer Geisler， Antonio Furino， Thomas J. Kiresuk. Factors in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ve research centers[J]. The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Sciences，1990，20（6）：99-109.
[39] Michael D. Santoro， Alok K. Chakrabarti. Building industry-university research centers： some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1999，1（3）：225-244.
[40] Roberto Fontana Roberto， Aldo Geuna， Mireille Matt. Factors affecting university-industry R&D projects： The importance of searching， screening and signaling[J].Research Policy，2006，（35）：309-323.
[41]Rudi Bekkers， Isabel Maria Bodas Freitas. Analysing knowledge transfer channels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industry： To what degree do sectors also matter？[J].Research Policy，2008，（37）：1837-1853.
[42] 董尹，金龙. 产学研相结合过程中的知识转移研究[J]. 情报探索，2009，（12）：20-22.
[43] 林莉，郑旭，葛继平. 产学研联盟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及促进机制研究[J]. 中国科技论坛，2009，（5）：39-43.
[44] Tina C. Ambos，Bj?rn Ambos. The impact of distance on knowledge transfer effectiveness i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2009，（15）：1-14.
[45] GENTILE-LU DECKE SIMONA， GIROUD AXE`LE. Knowledge Transfer from TNCs and Upgrading of Domestic Firms： The Polish Automotive Sector[J]. World Development，2011，40（4）：796–807.
[46] 陈菲琼，徐金发. 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知识联盟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0，（12）：15-18.
[47] 薛求知，关涛. 跨国公司知识转移——知识特性与转移工具研究[J]. 管理科学学报，2006，9（6）：64-72.
[48] 张天桥，崔新健. 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知识转移模型[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8，（9）：61-66.
[49] Champika Liyanage， Taha Elhag， Tabarak Ballal， Qiuping Li. Knowledge communication and translation- a knowledge transfer model[J].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2009，13（3）：118-131.
[50] Sajjad M Jasimuddin， Nigel Connell， Jonathan H Klein. Knowledge transfer frameworks： an extension incorporating knowledge repositories and knowledge administration[J]. Information Systems Journal，2012，（22）：195-209.
[51] Gray M， Schubert L. Sustainable social work： Modelling knowledge production， transfer， and evidence-based practic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2012（21）：203-214.
[52] 王兆祥. 知识转移过程的层次模型[J]. 中国管理科学，2006，14（3）：122-127.
[53] 赵建瑜，王文平. 基于知识特征的不同产业转移模式及其知识转移模式研究[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8，29（1）：101-106.
[54] 蒋天颖，程聪. 企业知识转移生态学模型[J]. 科研管理，2012，33（2）：130-138.
[55] Paul Coates， Yusuf Arayici， Lauri Koskela. Using the Knowledge Transfer Partnership model as a method of transferring BIM and Lean process related knowledge between academia and industry： A Case Study Approach[J].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build America： Sustainable， High Performance & Technology Solutions for Built Environment，2010：6-10.
[56] Drew Gertner， Joanne Roberts ， David Charles.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a CoPs approach to KTPs[J].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2011，15（40）：1367-3270.
[57] Corine Genet， Khalid Errabi， Caroline Gauthier. Which mode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for nanotechnology？ A comparison with biotech and microelectronics[J]. Technovation，2012，（32）：205-215.
[58] 王艳，曾刚，王灏. 基于知识转移视角的产学研合作模式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9，26（14）：4-7.
[59] 牛盼强，谢富纪，董意凤. 基于知识双螺旋模型的我国产学研合作技术转移机制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0，（5）：43-52.
[60] 刘岩芳，张庆普，韩晓琳. 研究型大学与企业间知识转移主要障碍因素及对策研究[J]. 预测，2010，29（4）：42-46.
[61] Syed Omar Sharifuddin Syed-Ikhsan， Fytton Rowl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a public organization：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element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knowledge transfer[J].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2004，8（2）：96-111.
[62] Spyros Arvanitis， Ursina Kubli， MartinWoerter. University-industry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in Switzerland： What university scientists think about co-operation with private enterprises[J]. Research Policy，2008，（37）：1865-1883.
[63] Simon Philbin. Measuring the Performance of Research Collaborations[J].Measuring Business Excellence， 2008，12（3）：16-23
[64] Jill Ann Tarzian Sorensen， Donald A. Chambers. Evaluating academic technology transfer performance by how well access to knowledge is facilitated––defining an access metric[J]. Technol Transfer，（33）：534-547.
[65] 庄亚明，李金生. 高技术企业知识联盟中的知识转移研究[J]. 科研管理，2004，25（6）：50-55.
[66] 卢兵，岳亮，廖貅武. 联盟中知识转移效率的分析[J]. 系统工程，2006，24（6）：46-51.
[67] 叶飞，周蓉，张红. 产学研合作过程中知识转移绩效的关键影响因素研究[J]. 工业技术经济，2009，28（6）：116-120.
报名条件
1、五官端正、身材匀称、身体裸露部位无明显疤痕;
2、男生身高175cm～185cm，体重=[身高(cm)-105]KG±10%;女生身高163cm～175cm，体重=[身高(cm)-110]KG±10%;
关键词：幼儿；数学活动；趣味性
一、在游戏中认识图形
游戏是幼儿的天性，对实现生动有趣的数学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在有机结合数学与游戏的过程中，教师应该突出游戏的自主性，即在把握活动目标的基础上，设计出能够让幼儿玩得开心、学得深入的游戏活动。同时，可开展的游戏活动也具有多种类型，主要包括结构游戏、角色游戏、智力游戏、娱乐游戏等，教师必须根据幼儿现有的发展水平、兴趣需要选择难度适宜的游戏，促使幼儿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
积木是幼儿教学与游戏中经常会使用到的材料，我在开展图形认知的过程中就充分利用了这种材料，引导幼儿在玩中学、学中玩：活动中，我先让幼儿用积木拼出自己想要的东西，有的拼出了摩托车、有的拼出了小房子等，我逐一观察他们的成果，并在游戏的同时进行交流。例如，乐乐用积木搭建出了一栋小房子，我进而引导她一步步地了解不同的图形，让她对三角形、正方形、长方形等图形有一个大概的认知。另外，我还提出了具有思考性的问题：“为什么这一面要放下面？”“这几个面有什么不同呢？”让乐乐对立体图形有一个初步的感知。
二、在运动中体会数字
幼儿认识周围世界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运动中的“摸爬滚打”有助于幼儿对数学知识的亲身实践，幼儿尤其喜爱。《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也充分强调了“丰富多彩的户外活动和体育活动”的重要价值，认为其能够满足幼儿年龄、心理的需求。对此，教师应该在把握恰当时机的基础上，通过运动加强基本动作技能训练的同时，对数学知识进行进一步的巩固，发挥体育与数学结合的积极效果。
以传统的体育运动“拍皮球”为例，很多幼儿刚拿到皮球时，只会盲目地拍球，而不会计数，对数字的敏感性较弱。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我将具体的数融入体育运动中，让幼儿分别完成“拍一下”“拍多下（具体数字确定）”等动作，看谁完成得又快又好。我还指导幼儿自己数数，即两个人为一组，一个人负责监督计数、一个人既拍又数，看哪个小组配合得最好，在一分钟内拍得最多，然后将监督者与拍球者的计数结果进行对比，看看有无差异，如果差异过多，那么这一小组则不能获得冠军。在这种竞技体育的引导下，幼儿参与活动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计数的准确性也得到了提高。
三、在绘画中触摸空间
绘画活动本身就涵盖了丰富多样的数学知识，有利于实现抽象数学知识的形象化、具体化，一改原有数学在内容上的枯燥乏味，引导幼儿开展积极主动的学习活动。绘画活动开展的方式、所能使用的工具、材料都具有多样性，教师应该根据绘画与数学本身的特点，实现这两个领域的充分融合，有目的、有计划地推动幼儿自主探寻，从而获得藏匿在绘画活动之后的数学知识，提升数学活动的艺术价值。
例如，在《帮小动物们找家》的活动中，我首先画了一座由小动物居住的居民楼，给幼儿简单地介绍了怎样辨别楼层，一起数出了这栋楼一共有5层楼、4个单元。这时我再告诉他们，这栋楼里住了很多小动物，请大家帮助这些小动物找到正确的家，并将小动物们画出来。随后我给出了指定的条件：“小兔子住在2单元3楼，小羊家住在1单元2楼，小猪家住在3单元1楼……”“小朋友们，现在谁愿意上台给小兔子送食物呢？”为了增加游戏的趣味性，帮助幼儿树立正确的空间对应思维，在他们完成“找家”活动之后，我又让他们为小动物“派送”食物，即将对应的食物放置到对应的动物之家中。通过这一活动的开展，幼儿很快就学会了如何通过看坐标来迅速找到房间。
四、在观察中形成方位
对生活的仔细观察不仅能够拉近幼儿与数学之间的距离，同时还能提高幼儿对数学的应用性，让他们能够灵活运用数学知识解决一些真实且具体的问题。另外，观察也是一种自由式学习的方法，避免教师运用成人的思维去禁锢孩子的发展。对此，教师应该多开展一些生动开放的活动，引导幼儿在散步、参观等多类活动中进行主动观察、灵活辨析，从而让幼儿充分感知数学的乐趣。
例如，在指导幼儿形成方位意识的过程中，我认识到，幼儿需要通过自己观察总结，这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形成正确的方位意识。因此，在教学中，我先带幼儿来到操场上，让他们仔细观察自己所站位置的左边有哪些事物、右边有哪些事物，并且还在滑滑梯后面、游戏小屋里等多位置放置一些小物品，让幼儿自己观察寻找。活动后，我让幼儿观察自己家附近有哪些明显的建筑或者是房子的前后分别有什么，通过画图或者是描述的方式在班级进行展示分享。
总而言之，教师要想提高数学活动的趣味性，必须主动树立开拓创新的意识、尊重每一个幼儿的心理年龄特点、灵活运用探究式、互动式、游戏式等多种类型的活动为幼儿营造一个开放的数学思维空间，让他们在生活中、在各种有趣的活动中把握数学的真谛，进一步拓展思维。
参考文献：
[1]赵会颖.浅谈幼儿趣味数学教学[J].幼儿教学研究，2011（8）：18-19.
古诗文承载了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内涵，在灿烂的中华文化宝库中，古诗文是一颗璀璨耀眼的明珠。从《诗经》汉赋到魏晋遗风，从唐诗宋词到元曲清音，这些绚烂夺目的文化瑰宝足以让每个人神醉；从屈原、陶渊明到李白、杜甫，从韩愈、柳宗元到苏轼、欧阳修……，这些响亮的名字深深地刻在了历史的丰碑上。
在《全日制民族中小学汉语课程标准（试行）》（以下简称《汉语课程标准》）中要求小学、初中阶段的学生能背诵浅易诗文60篇左右，规定在高中阶段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古诗文的基本内容，注重语言的感悟、积累和运用。蒙古族高中课程标准汉语教材已于2010年全部完成编写投入使用，作为蒙古族高中汉语教材的一名编写者和责任编辑，笔者承担的是高中段汉语教材和阅读中的古诗文编写任务。本文拟就本套教材中的古诗文编写体例、理念及教学建议作浅要介绍。
一、高中汉语古诗文的编写体例
在本套蒙古族高中汉语教材中，古诗文的设置分别包括课内篇目和课外古诗词背诵两种形式。第六单元课内篇目分别为每册2篇古文、3首古诗词；全套教材共编有古文10篇、古诗词15首（第六册没有古文和古诗词）。课外古诗词背诵作为教材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设置上与课内篇目相得益彰，相辅相成，每册安排10首，全套教材共50首。整套高中汉语新课标教材，古文共10篇，古诗词共65首。
在篇目的编写方式上，笔者参阅了人教版藏族地区的汉语教材、延边教育出版社的朝鲜族汉语教材，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往年编写的蒙古族汉语教材以及各出版社的语文教材，在吸取各类教材精华的基础上，大胆突破了原有各类教材的编写方式，无论是课内篇目、课外古诗词背诵，还是阅读中的篇目，均是按照文学发展史的顺序进行编写。这样编写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能有一条文学发展“史”的红线做牵引，按照时间段进行分块学习。比如，在高中汉语第一册教材和阅读中，所选的课内篇目全为先秦两汉魏晋时期的经典篇目，与此相对应，在课外古诗词的背诵及阅读篇目的选定上，与课内篇目对应、补充。
当然，对于这种编写方式有利也有弊，我们也考虑过、探讨过，按照文学发展史的方式进行编写，对于学生形成“史”的概念颇有益处，但众所周知，离我们年代越久远的文字越是晦涩难懂，在其他各版教材中，先秦时期的古诗文基本安排到了高二或高三阶段。为了尽量减少这种弊端，我们在选文上尽量选取既易懂又经典的篇目，同时在古诗文后附有作者的简介和译文。这种古诗文的编写方式，是否完全适合学生和老师的“胃口”，还得在学习、教学中去。为此，我们教材编辑部在对老师的培训、调研中尤其注意这一点，多方面征求学生、老师的意见，同时也为我们下一套教材的编写积累宝贵意见。
二、高中汉语古诗文教学的几点建议
编好教材是前提，这是我们编写者的责任；用好教材是关键，这是教师的责任。教材的真正价值需要在教学的实践中得到体现，再好的教材，也不能代替老师创造性的教学方式。针对我们古诗文的编写体例与方式，在此笔者想对古诗文的教学提几点建议：
（一）摆脱应试教育的枷锁
在现在的高考中，汉语文科目试题涉及的古诗文很少，一些教师和学校管理者在实用主义的指导下，在“唯分数论”的思想下，甚至认为与其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编写、印刷60多篇古诗文，还不如干脆抛弃。再者就是MHK民族汉考（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等级考试），也对现在汉语的教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笔者认为，虽然在高考中没有直接考查古诗文，但在其他的科目，如历史、地理、政治中多多少少会涉及一些古诗文的知识，《汉语课程标准》中提出要提高汉语的基本素养，提升文化品位，我国的古诗文不就是最好的资源吗？
（二）以“史”为线，夯实基础
古诗文的教学中，在学生形成“史”的概念的同时，教师要适时拓展，充分利用课外古诗词诵读中的篇目以及阅读中的篇目，让学生含英咀华，能充分了解这一时期的作家作品，扩充知识面。诵读可以说是培养学生学习古诗文能力的最好方法和最佳方式，且不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单是“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就足以让我们感受到诵读的意义了。
关键词 移动阅读 传统蒙学数据库 构建模式 发展
中图分类号：TP392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所谓“移动阅读”服务，其实就是指人们运用自己手中的数码移动设备，如手机、MP4、平板电脑等移动数码产品，在生活、娱乐等过程中随时随地获取阅读信息资源的一种服务业务。正是由于当前我国国内移动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拥有并使用移动信息设备的用户群已经在我国人口中占到了相当的比重，因此，也使得移动阅读服务在我国传统蒙学数据库的开展成为可能。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注定将是互联网的时代。现在，随着移动终端设备的广泛使用和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使用移动设备访问传统蒙学数据库的电子资源具有良好的网络环境。而与此同时，人们对于传统蒙学数据库提供的移动阅读服务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1 移动阅读服务的开展模式分析
移动阅读服务的开展，不仅关系到传统蒙学数据库的发展前景，而且与电子书出版业、移动阅读设备生产业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目前，随着通信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也为读者随时随地获取移动阅读资源奠定了技术基础，这也将在很大程度上激发读者对于阅读的需求。在移动阅读服务的开展中，开展模式的构建是至关重要的环节。
1.1 WAP在线使用模式
WAP（Wireless Application Protocol）服务是“无线应用协议”的意思，它是一种提供给移动客户端（如移动电话、PDA、平板电脑等）Internet应用服务和高级电话服务的一种全球性开放式协议标准。利用我们手中的移动终端，通过WAP服务便可以与互联网取得连接，从而获取互联网资源、访问Internet网站等。通过WAP服务，移动终端用户便可随时随地利用自己的移动终端，访问传统蒙学数据库的主页，通过自己的注册账号进行实时登陆，用户根据自己账户的功能权限，依据传统蒙学数据库系统的要求进行操作，从而获取传统蒙学数据库内的电子阅读资源。传统蒙学数据库读者用户通过Internet应用访问传统蒙学数据库系统时，一般存在两种不同的访问途径。
1.2 移动E-mail的原文传送模式
移动E-mail也称作Push E-mail，是一种将互联网个人邮箱系统的邮件推送到用户的移动终端的业务形式，用户可以通过自己的移动终端来接收、阅读、回复、转发、撰写E-mail文件。移动E-mail的主要特点在于其业务的主动性，移动E-mail服务器会将用户在互联网邮箱中收到的电子邮件主动推送到用户的移动终端。移动E-mail推送电子邮件的推送有很多种，比如移动E-mail可以通过SMS Push（即短信服务推送）、WAP Push（无线网络推送）等形式及时通知用户对电子邮件进行查收。
在传统蒙学数据库移动阅读服务中，由于一些数据资源受到知识产权的限制，不能直接进行浏览或不允许全文下载。读者若想对这些数据资源进行阅读，就只能通过原文传递的方式来进行查看。比如万方外文文献、传统蒙学数据库之间的文献索取等，都是通过互联网E-mail的方式进行的。
移动E-mail的原文传送模式的开展，需要传统蒙学数据库和数据库公司建立自己的Push E-mail。传统蒙学数据库和数据库公司将Push E-mail作为原文传送的轻量级E-mail服务器，通过其对于内部网络的邮件和数据库进行管理。
2 移动阅读服务在传统蒙学数据库中的发展趋势分析
2.1 创建专业的手机传统蒙学数据库
目前，国内的传统蒙学数据库主页主要是针对于电脑使用的，虽然手机也可以对其进行访问，但一方面，有些传统蒙学数据库系统的功能在手机上可能会受到限制；另一方面，针对电脑建立的网站无法完全与手机访问相匹配。如果传统蒙学数据库和数据库公司可以建立手机专版的WAP网站或在原有的互联网主页中添加手机登陆专区，使读者可以直接用手机上网访问传统蒙学数据库主页，浏览和下载自己需要的资源。再有，由于传统蒙学数据库中的文献材料一般都采用pdf、caj等格式，很多手机可能并不兼容这种格式的文本材料，因此，传统蒙学数据库和数据库公司需要考虑手机用户的现实条件，对于手机登陆的用户可以将自身手机无法查阅的文件格式在线转换成自己手机可以支持的文件格式。
2.2 传统蒙学数据库之间加强合作
传统蒙学数据库在开展移动阅读服务时，其利益关系包括了文章作者、电子资源供应商、网络通信运营商和移动终端生产商等众多的利益关联方，因此，传统蒙学数据库作为移动阅读服务的开展方，要想最大限度的缩小成本、提高收益，增强同类传统蒙学数据库之间的合作，从而加强自身实力将是传统蒙学数据库的必然选择。首先，对于传统蒙学数据库从电子资源供应方或数据库公司购买电子资源时，如果各传统蒙学数据库之间能够形成统一的合作机制，传统蒙学数据库就可以以一个更高的姿态来与卖方洽谈电子资源的购买价格，而不会受制于人。其次，传统蒙学数据库之间的合作将使传统蒙学数据库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那么传统蒙学数据库将在整条移动阅读产业链中占有更高的地位，传统蒙学数据库也将获得更多的权益。这样，便有力于传统蒙学数据库自己主导移动阅读服务的发展方向，而不至于被一些供应商、运营商所挟制。
3 结语
传统蒙学偏重于伦理道德教育，但也不乏充满统治意味的伦理及道德的说教。建立传统蒙学数据库，能够帮助人们有选择性的进行阅读。传统蒙学数据库的移动阅读服务开展时间并不长，不过从整体角度来看，整个产业链的发展态势还是非常乐观的。近几年来，我国的通信业发展速度十分惊人，在此带动之下的传统蒙学数据库移动阅读业务也必然将蓬勃发展。由此，我们相信，未来传统蒙学数据库所提供的移动阅读服务也将会更多的运用更先进的网络技术手段，进一步开发与选择更多更好的开展模式，不断地提高、完善移动阅读服务的质量，以求不断满足用户对于移动阅读服务的要求。
参考文献
[1] 曾远彬，宋朋.移动阅读服务的模式构建及发展策略[J].图书馆学刊，2011，12：62-65.
[2] 王炳照.传统蒙学读物的现代价值[J].寻根，2007，02：4-7.
【关键词】蒙氏数学教育 ； 小学化
当我们走进蒙氏工作室，首先最吸引大家的就是工作柜上所有形形的教具，当大家去浏览教具的时候，也不难发现数学区的“加、减、乘、除”的运算板，有些人因为不了解这些教具所蕴含的意义而给它加上了“小学化”的标签。
一、蒙特梭利数学教具设计背景
我们所看到的是否是真实的，这还需要我们看看蒙特梭利博士与这套数学教具的渊源。蒙特梭利因为对数学有浓厚的兴趣，在十三岁时进入工科学校工科组就读，而在当时极少有女孩子进入工科组。为了更好的学习数学，她在十六岁进入达文奇工科大学学习。这是日后她认为发展数学心智，是培养抽象思考能力最好途径的思想来源。在她一生的实践和讲学中，她整理和设计了很多教具，她设计的每一份教具都蕴含着深刻的涵义。这些教具涉及的领域是很广阔的。老师要根据儿童的需求，不断地制作新的教具。由于各国文化的差异，她选择感官与数学这两个领域，制作了大量的教具，几乎世界通用。蒙特梭利博士把这个大多数人认为最难学、最难懂的学科变成了最有趣、最有活力的一门课程，真正让人觉得“学习数学是有趣的，是需要方法的，孩子的数学心智是可以激发的。”
二、对蒙特梭利数学教育产生“小学化”倾向的原因
当我们看到“加、减、乘、除”运算板时，因为不知道这些东西怎么操作，会用我们成人的经历和自己的固有模式去看待这份教具，因为我们学习数学的经历就是死记公式，按部就班的执行运算方式，在我们学习的过程中这门学科是很枯燥和另人苦恼的，甚至有些人还因为数学学不好而受到过不同的“惩罚”。这些我们头脑里根深谛固的思想会影响我们对蒙氏数学教具的明确认识。
在大家的周围生活中，也不难发现一种现象，那就是你发现孩子喜欢音乐、喜欢语言、喜欢绘画，惟独数学，无论那方面的书籍，除了走迷宫孩子喜欢，学认数、学加减孩子特别讨厌，其实这是孩子的通病。正如世界最伟大的幼儿教育家蒙特梭利所说：“大自然为孩子准备了学习知识的一切环境、语言、绘画、音乐等，（令成人最感到头疼的语言其实就是孩子由生活环境中不断吸收到别人的声音而学会的），但却没有展现数学的精密、准确和秩序，幼儿数学的倾向缺乏萌芽的机会，因而感到痛苦，并成为日后进步的障碍。”
三、数学教育背后的意义
世界伟大的教育家蒙特梭利博士认为数学不仅仅是用来学习知识，用来生活的工具，他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严密、精确的秩序心。而这种能力的培养必须要从小开始，从小塑造。在孩子的心智定型前进行塑造和培养会有更好的效果，而且要配以科学的教学方法。数学是培养自律性、条理性、创造性及精确秩序心的一门学问。数学教育的学习使孩子们进入了深度思考的阶段，在这里，蒙特梭利博士告诉我们：“人与生俱来就有数学心智”。她认为秩序感是人的本能，只是由于环境和方法的不同而导致的各种差异。所以后天的教育环境对启发幼儿数学心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数学不是简单的、机械地背诵识记数字，甚至背诵各种公式，而是在我们提供的环境中，幼儿自发的建构知识，能力的过程。让孩子自己通过操作、经验、不断地探索、发现、建构一定的数学知识，从而培养幼儿数学活动的兴趣，将抽象的数概念和运算方法以工作的方式和自由的操作探索形式，使它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对孩子进行数学启蒙教育，让他们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下，建立秩序感、专注性、建立数概念、开启幼儿原有的本能。从生活中，教具操作过程中，理解数概念，培养秩序性，进而达到内在秩序的发展。
通过有秩序的学习方式，发展孩子自发的思考，从而主动地探索教具本身的意义，喜欢去操作，在操作的过程中理解教具的内涵，学会思考。在思考的基础上理解抽象的数概念，进而培养幼儿的逻辑思考能力。
四、在实践中体验数学对孩子的重要性
在从事了几年蒙氏教育教学工作中，我们发现孩子们对数学的兴趣，他们在操作中乐此不疲的自己研究和主动地学习，在蒙氏数学环境中，孩子们自己建构了思考的能力。这些学习都是为了帮助孩子建构学习的兴趣。对于一个5岁的孩子来讲，把1-100的数字进行排序还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是因为有了“一百板”这份教具，老师只是给孩子提供了这份材料，然而孩子自己经过对这份教具的不断探索，总结出了各种各样的排序规律，这些都是孩子自己获得和理解的。
我还收到了一份来自已经上小学的家长反馈的信息，她说，她的孩子接受了三年的蒙氏教育，上小学以后，学到10进位这方面的知识，孩子说，我在幼儿园就知道了，他是通过操作教具自己理解获得了，而其他的孩子在理解起来就比较机械，很难理解10进位。但是这个孩子因为有了前经验，理解起来就很容易。所以，大家要正确的认识蒙氏教育，蒙氏教育更多的是在为孩子们以后的学习做准备，而不是现在必须要学会什么。
“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科学”（恩格斯）。它不仅是一个存在于人的头脑之中的知识体系，更是普遍地存在于现实生活中。数学与一般自然科学的区别就在于，它研究的不是具体事物自身的特性，而事物与事物之间的抽象关系，即数、量、形等等。数学具有两重属性：抽象性和应用性。现实生活是数学抽象的来源，因此数学离不开生活，数学来源于生活，数学与生活永远是形影相伴。
以往把数学狭义为“计算”，把原本含有多种逻辑经验的数学内容减化为数字运算。而实际上幼儿园数学内容应包括：集合概念、数概念、图形和空间概念、量概念等四个方面，计算包含在数概念中。
孩子为什么要学数学
数学是一种独特的语言，它具有精确性、抽象性和逻辑性。它不仅能帮助孩子精确地认识事物的数量属性，还能使孩子充分体验并注意到蕴含在具体事物背后的抽象关系。孩子学习数学的任务不在于掌握系统的数学知识，而应获得一种数学的思维方式。
因此幼儿园阶段的数学教育，最主要的价值在于：一、培养孩子的逻辑思维；二、使孩子能运用数学思维方式发现并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
孩子是怎样学数学的
用一句话来说，孩子学习数学是通过对各种材料大量、反复的操作，从“数动作”发展到“数概念”的。因此，不是孩子通过自己亲自动手操作所获得的数学知识，成人再生动的讲解也不可能使孩子理解并掌握，更谈不上运用了。孩子头脑中的数学概念都是在大量的练习和应用的基础上自己“主动建构”的，而机械记忆（如背诵、做算式题等）并不是孩子学习数学的有效途径。
孩子学习数学的方式和过程又一次印证了那句“智慧就在手指尖上”的断言。
一起来认识亿童《蒙氏数学》课程
尊重孩子首先就要尊重孩子的学习方式。既然我们已经了解到孩子是通过操作探索活动来获得数学概念的，那么我们就必须以孩子能接受的方式来开展幼儿园数学活动。那就是通过提供大量的、新颖的、吸引人的操作材料，使孩子通过自主的操作以及同伴之间的充分交流，建构自己的数学知识。经过一个学期的尝试，海丽达幼教中心决定于2006年春季起在率先在深圳各分园全面实施《蒙氏数学》的教学。选择《蒙氏数学》可以说首先是出于一种需要，再就是出于一种比较。
此《蒙氏数学》有别于传统的蒙氏教育中的数学教育。传统蒙氏历经百年而不衰，其数学教育是以感官训练为基础，内容主要包括：数前准备、0~10的认识、十进位系统、连续数、分数的导入、平方立方的导入等。重在培养幼儿初步的数量概念、逻辑思维能力、理解能力和判断能力。通过让幼儿反复操作由蒙台梭利设计、创新的，隐含有系统数学经验的系列感官教具和数学教具，获得丰富的数量经验，从而“顿悟”出这些“具体化的抽象”教具背后的数量及逻辑关系。
显然传统蒙氏数学教育偏重于数学知识的体系和对年幼学习者思维的训练，但对于数学的另一大特性——应用的极其广泛性，即数学与生活的关系、学习者运用数学思维去发现和解决生活中问题的能力的培养则没有体现，这种不足是时代上的局限性导致的。
自上世纪80年代率先由西方提出并倡导的“大众数学”的理念，即“每个人都能学数学、每个人学自己的数学、每个人学有用的数学”是对传统蒙氏数学教育的极好的补充。本学期海丽达幼教中心引进的亿童《蒙氏数学》，也正是在大量吸取了传统蒙氏数学的教育理论、教学法和学具的精华，契合最新数学教育思潮的一个本土化了的蒙氏数学课程。
在传统蒙氏教室里，系列的数学教具每样只有一件，这对班额数、班内幼儿年龄结构等要求甚高，于我们的国情、园情来讲就不具有操作性和推广价值。亿童《蒙氏数学》将其教具进行纸面化，在节约与环保的同时做到人手一套，避免了孩子在时间上的隐性浪费。同时配以《操作册》作为对集体活动之后小组与个别活动时不同水平层次孩子的需求。这是传统蒙氏数学教育中所没有的。
考虑到我国家庭基本上是父母双方都有工作，不像西方国家妈妈们在孩子上小学前几乎是全职妈妈的情况，因此特别还配了《作业纸》让孩子每周一次带回家完成，这有助于家长了解孩子在园进行了哪些数学活动，从而能有的放矢地对孩子进行辅导。
因为有了丰富的教育资源，执教教师就不必再在制作数学教具上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而能将这些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对孩子的观察与分析，对教材的研究和对活动的设计与组织上。当教师这么做时就是回归了教育的本真，从中受益最大的当然是孩子们。
在实施《蒙氏数学》课程时我们提醒教师：在数学活动中同时还应注重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生活习惯，适宜的与人交往的方式和优雅的仪表。即在数学教育中融合作为一个现代人必备素质的教育。因此，如果一段时间后当您的孩子回家后帮忙把玄关凌乱的鞋子按大小配对摆放，把妈妈梳妆台上的瓶瓶罐罐按高矮逐一排队时，请不要无所谓：从表面上看是孩子具有了良好的生活习惯，而从深层次来说是孩子已经具有了强烈的秩序感！秩序感对提升孩子今后的生活质量和生命价值都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家长能为孩子学习数学提供什么支持
在了解了数学对于孩子一生发展的价值和《蒙氏数学》课程的情况后，也许家长会认为：那就让孩子在幼儿园参加这种学习吧，我们可以轻松点了。亲爱的家长们，请一定不要忘记：数学与生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孩子学龄前阶段的数学学习如果没有您的支持和参与，他们所获得的是不完整的数学教育。因为孩子的数量经验来自生活，如果没有大量的数量作为基础，教师在幼儿园再怎么进行引导也很难使孩子理解那些抽象的数学概念。而当教师组织了适合孩子水平的数学活动之后，就更需要家长在家中为孩子提供运用这些经验的机会了。因此，您同样是孩子学习数学的老师。
考虑到家长们平时工作、家务、学习、交友等之外，与孩子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的时间很有限，而且也不太可能专门花时间研究如何训练孩子的逻辑思维，因此选择了《蒙氏数学》。这个课程中有一本《作业纸》就是专门为孩子数学学习过程中的“家园共育”而设计的。
前面提到教师会每周一次（一般会在周末）请孩子将《作业纸》带回家，家长们除了为孩子读题目（尤其是小、中班的孩子，因为他们识字很少），解释题意之外，对一些需要家长带孩子共同完成的，比如观察街道上的车辆、门牌号码等这些需要去到实地调查的任务，请家长一定要和孩子一起分工合作来完成，千万不要想当然地一拍脑袋就替孩子填上答案。中国传统的做学问的方式是重“思”而轻“行”，但这是有悖于孩子的认知和学习规律的。这种做法非常有害于孩子养成严谨的、实事求是的学习和生活态度。
另外《作业纸》上面有特别为家长们设计的亲子游戏，这些游戏为家长在和孩子互动时提供了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指导。通过玩亲子游戏，不仅能丰富孩子的数量经验，还能增进亲子之间情感的交流，使您和孩子一起的时光变得快乐而有意义。通过玩游戏，在孩子眼里，您不仅是他（她）亲爱的妈妈、爸爸，更是一位有智慧的长辈，一位值得尊敬的朋友。当然在和孩子玩游戏时一定要尊重孩子的意愿和选择，不要只是为玩游戏而游戏或只为丰富数量经验而玩游戏。
关键词：蒙氏教育；幼儿教育；发散思维；创造力；孩子们
中图分类号：G61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3）24-117-01
蒙氏教育在世界范围内有着广泛的影响，尤其在幼儿教育领域可谓是大名鼎鼎。蒙氏教育着重强调对幼儿思维发育、身心健全和创造力的培养，其根本诉求是帮助幼儿、孩子们健康快乐的成长。所以，研究蒙氏教育法对幼儿发育、学习的正面影响，极具现实意义。发散思维作为幼儿创造力的主要标志，历来是幼儿教育的一个重点培养方向。将蒙氏教育法与幼儿发散思维培养结合起来，很有现实价值。
一、蒙氏教育法的“人本位”和“人性化”特点决定了其对幼儿发散思维培养的促进作用
蒙氏教育法是意大利著名教育学家玛利亚・蒙台梭利创立的一张幼儿教育理论，涵盖了现今幼儿教育领域的大部分成果和内容，在世界幼儿教育范围内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依据蒙台梭利的蒙氏教育创建的蒙氏教室则可以视为一个儿童的乐园和小世界，其间快乐无穷，因此深受儿童的欢迎和喜爱。同时，在开展幼儿教育的初始阶段，如何培养孩子们的发散思维，往往是幼儿教师和家长们较为关心的问题。所谓的发散思维，其实就是思维的扩张与辐射的状态，也可以看做思维能力的蓬勃发展与拓宽，其实是创造性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蒙氏教育法的基本理论架构其实包含着培养幼儿发散思维的内容，这些着重体现在蒙氏教育法的“人本位”和“人性化”特征中。
蒙氏教育的核心理论就是强调“以儿童为中心”，“尊重孩子的人格与天性”，这与发散思维的基础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幼儿教育的一切工作都应该以幼儿的实际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以孩子们是否通过教育活动取得了思维、能力的进步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标准。发散思维是幼儿思维培养的一个重点，也是儿童天性的展现，这与儿童占据幼儿教育中心的理论不谋而合。利用蒙氏教育法培养幼儿的发散思维，不但是可行的，而且能够突破传统幼儿教育模式的束缚，走出一条全新的路径。所以，总体来看，蒙氏教育法对幼儿发散思维的发育、培养都有着积极的正面促进作用。
二、蒙氏教育法的“独立性”和“完整性”特点可以推动幼儿发散思维的培育
幼儿的成长过程，其实就是思维不断发育、提高和实践能力不断进步的过程，其中包含着“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两个关键要素。思维能力中，创造性思维、发散思维和独立思维意识是幼儿教育的着重点所在。发散思维的培养其实是引导孩子们更好的思考问题。更广泛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更加灵活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这是对思维活跃度的锻炼。蒙氏教育法人为，儿童的个体应该符合“自由，独立，完整”的特点，即孩子们既要充分保持思维的灵活性、活跃度和专注度，同时也要具备集体协作的意识和能力，这些其实都与发散思维密不可分。蒙氏教育法强调的“个性”与“群体”的兼顾，其实也正是培养发散思维的重要窗口。
所以，当幼儿能够独立的思考和表达的时候，其实就是思维体系独立的时候，这背后需要发散思维的支撑。发散思维为幼儿提供了开阔的视野、崭新的感官体验和独特的反应享受，这与蒙氏教育的精髓是一致的。独立的幼儿应该具备独立的思维能力，身心、意识和行为完整的幼儿，也就是健康快乐成长的典范。总体来看，蒙氏教育法为幼儿发散思维的培育开辟了一条新路，打开了一扇大门。
三、丰富的教材和教具为幼儿发散思维培养提供物质保证，形成实践式思维
在蒙氏教育的理论体系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即教材和教具的使用。蒙台梭利之所以如此重视教材和教具在幼儿教育阶段的作用，就是看准了幼儿的天性和需求。简言之，幼儿、儿童们大都活泼好动，喜欢各种各样的新鲜事物，喜欢接触不同类型的知识，而丰富的教材和教具则可以满足孩子们的需求。回归到幼儿发散思维的问题，发散思维的培养同样需要教材和教具的辅助。这是因为，孩子们在学习丰富内容的教材的过程中，可以不断调动起思维和情绪，拓宽思维面，激发思维的活力，对发散思维的引导式很有好处的。教具是各种各样的教学器材、工具，孩子们在不断感官学习的过程中，透过与教具的接触，可以形成实践化的意识，这也为思维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所以，丰富的、充分的教材和教具是蒙氏教育的一个重要要求，也是培养幼儿发散思维的一个重要方法。对广大的幼儿教师来说，想方设法的提供更加充足的教材、课本，让孩子们更大的接触到教具，并形成思维意识和自觉体验，进而转化为发散思维能力。长此以往，幼儿们的思维能力会朝着纵深方向发展，思维的活跃度、拓展度也必然可以再上一个台阶。
总之，蒙氏教育法为新时期的幼儿教育提供了全新的路径和策略，也为幼儿发散思维的培养提供了新的空间，很值得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推广使用。
参考文献：
[1] 曲 娟.蒙氏教育初体验――对蒙氏教育实践的体会[J].中国校外教育（理论）.2007（01）.
[2] 周 强.蒙氏教育法对学前儿童数认知能力影响研究[J].心理科学.2008（02）.
[3] 王丛岩.在蒙氏教育中发展幼儿数学逻辑思维能力[J].现代教育科学.2006（04）.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