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化探索的共同作用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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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　实验方法

戊戌时期，实验方法已经颇受维新思想家的重视。康有为在《实理公法会书》中首先对这种科学方法进行了介绍和应用。他把实验法称为“实测”之法，认为这是格致家考明实理的方法之一。在“凡例”中他指出：“是书于凡可用实测之理而与制度无关者乃不录，理涉渺茫，无从实测者更不录。”[1] 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科学实证精神。许多西学新知都是因有“实测”之据而倍受康氏推崇，在讲学中，他多次向学生指出：“中国人向来穷理俱虚测，今西人（俱）实测。”他教育学生要以科学实证方法批判“清谈的程朱”之穷理思想方法。严复是近代传播科学方法影响最大的一人。他在《论世变之亟》中指出，西方富强是因其“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2]。“黜伪而崇真”，即抑虚而尚实，这就是西学实验方法的要求。在《救亡决论》中，严复经过中西文化比较，认定“西学格致”之道与中国相反，西方自然科学讲求“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3]。在《西学门径功用》中，他指出，西人“学以穷理”之法门分为三种，即“考订”、“贯通”和“试验”，由于“考订”与“贯通”“所得之大法公例，往往多误，于是近世格致家乃救之以第三层，谓之试验”，“试验愈固，理愈靠实”。[4] 梁启超也在《格致之学沿革考略》一文中指出：“虚理非不可贵，然必籍实验而后得其真，我国学术迟滞不进之由，未始不坐是矣。”[5] 对实验方法的推重甚至在一些当时制定的学校章程中都有反映。管学大臣张百熙在筹办京师大学堂时，也强调“泰西各种实学，多籍实验始能发明”。“政学以博考而乃精，艺学以实验而获益”。[6] 当时不少人认为“置器”为试验之“第一义”，因此亲自购置各种科学仪器倡行实验。如谭嗣同组织的金陵测量会，凑集了天文镜、子午仪、经纬仪、叠测仪、地平仪、测向仪、罗盘、陆地记里轮、水银风雨表、量风器、量雨器、量潮器等20多种科学仪器。总理衙门还拟设“仪器院”，要求集中天算、声光、化电、农矿、机器制造、动植物诸学所必须之仪器，“以为实力考求之助”。当然，维新派虽然对实验方法很重视，应用的热情也很高，但真正系统介绍西方实验方法的书籍尚未出现，国人尚没有总结出一套自己的实验方法理论来。

二　逻辑方法

近代中国，早在戊戌维新之前就有人对西方逻辑思想进行过一些零碎介绍。1873年，王韬在《瓮牖余谈》中最早向国人介绍了培根的生平及学说，但十分简略[7]。随后，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译介了培根的《新工具》，但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直到戊戌时期，严复第一个系统地把西方逻辑学引介到中国来，才在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严复一方面严厉批判了中国传统认识论中先验理性、唯书唯圣的“圣学演绎”积习，一方面全面介绍了西学中以实证归纳为基础的科学方法。20世纪初，他还翻译了西方近代逻辑学巨著——穆勒的《名学》和耶方斯的《名学浅说》，成为近代向中国移植西方逻辑学体系的最大功臣。严复把形式逻辑学称为“名学”，把归纳法与演绎法称为“内籀”与“外籀”，有时也称作“内导”与“外导”。他写道：“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二者即物穷理之最要途术也。”[8] 他又说：“而于格物穷理之用，其涂术不过二端，一曰内导，一曰外导。”[9] 可见，严复认为归纳与演绎是科学的两种基本方法，但实际上他对这两种方法并不是一样看待的，受培根、穆勒的归纳主义思想影响，严复也偏重于归纳法。他认为归纳能给人提供新知识，能实现认识上的飞跃：“内籀西名Inductive，其所以称此者，因将散见之实，统为一例，如以壶吸气，引之向里者然。惟能此术，而后新理日出，而人伦乃有进步之期。”[10] 归纳法所概括出来的结论能提供新知识，是人们的具体认识过渡到普遍性知识的一个步骤。所以，“欲有所知，其最初必由内籀”[11]，“内籀者，观化察变，见其会通，立为公例者也”[12]。各门科学的公例最初都是由“内籀”而生，“格致真术，存乎内籀，此说固确”[13]。严复对归纳法的巨大作用充满信心，认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上的一切进步都主要是因为应用了此种“格致真术”的缘故。

严复对科学归纳法的提倡，其锋芒是直接指封建经学的。他认为，中国古代学术是以注解、阐释经典的演绎形式发展的，“中国由来论辨常法，每欲中求一说，必先引用古书，诗云子曰，而后以当前之事体语言，与之校勘离合，而此事体语言之是非遂定。”[14] 严复批评这种向书本“穷理”的路向引导吾国学术“偏于外籀”，而“外籀能事极微”。他指出：“夫外籀之术，自是思辨范围，但若纯向思辨中讨生活，便是将古人所已得之理，如一桶水倾向这桶，倾来倾去，总是这水，何处有新智识来？”[15] 严复认为“外籀”这种纯思辨形式一是不会带来新的知识，因为其结论已包含在大前提中；二是把人们引向书本，而不是使之面向自然，这种思维传统正是中国学术、尤其自然科学不发达的重要原因。

严复对科学归纳法的具体程序进行了充分阐释，认为其程序步骤有四层：一是麋集有关系之事实，用观察法；二是造立“希卜梯西”（Hypathesis，即“假设”），用臆度法；三是以连珠等术，推较所臆度者，用外籀法；四是多用实事以校勘所立之例，用印证法。[16] 从这个程序中可以看出，严复已经意识到归纳法是与演绎法不可截然分开的。实际情况正是归纳之中有演绎，演绎之中有归纳。严复推崇归纳，但并未绝对地反对演绎，他反对的是中国学术传统中的“圣学演绎”。从总体上看，严复把归纳和演绎同样看作是科学方法，认为“内外籀之相为表里，绝非二途”[17]。甚至说“科学正鹄在成外籀之故”[18]。认为只有运用了演绎才是科学成熟的标志，“学至外导，则可据已然已知以推未然未知者，此民智最深时也”[19]。这些思想无疑是很可宝贵的。

康有为也曾传播和运用过逻辑方法。在《实理公法全书》的开篇《实字解》中，康氏认为西方科学方法有三种：一是“实测”之法，大约相当于实验法；二是“实论”之法，大约相当于归纳法；三是“虚实”之法，大约相当于演绎法。[20] 该书中，运用以上各种方法的例证俯拾即是，如运用巴黎1891年离婚率等多项统计资料说明“凡男女立约，必立终身之约”不合“实理”，这是归纳推理；而主张“如出自几何公理之法；则其理较实；出自人立之法，则其理较虚。又几何公理所出之法，称为必然之实，亦称为永远之实。人立之法，称为两可之实”[21]。此为演绎推理。可见，康氏甚至比严复更早开始采用归纳法和演绎法来阐述自己的变法主张。

戊戌时期传播和运用科学逻辑方法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1901年，他在给别人著作所写的序言中明确指出：“科学大法有二：曰归纳法、曰演绎法。归纳者，致曲而会其通，格物是也。演绎者，结一而毕万事，致知是也。从现有材料看，这是首先直接使用“归纳”、“演绎”等术语的文字。而且把它们分别与“格物”、“致知”相对应，这是很有特色的。还与严复一样，既认为归纳、演绎都是不可少的近代科学方法，又认为获得新知主要依靠归纳。他说：“二者互相为资，而独辟之智必取径于归纳。”[22]

这个时期，还有章太炎、梁启超、马君武等人也重视逻辑方法。章太炎侧重于演绎法，他第一个对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印度的因明学和中国的《墨经》之间的异同作了比较和探讨。梁启超将演绎法引进历史研究领域，强调“综合观之”，“有说明焉，有推论焉”，“注意于其来因与后果”，“体悟于百年间若断若续之史迹”[23]。马君武则把逻辑学（时称论理学）称为“科学之科学”。他在《弥勒约翰之学说》中指出：“盖各种科学皆须以论理学分析之，查其元素之微，明其聚集之故，究其连合之因，考其组织之序。故论理学者，实凡百科学之科学也。”[24]

总之，经过维新派的努力，包括归纳和演绎在内的逻辑方法最终在戊戌时期比较系统地被引进到中国。此时，除严复译著外，尚有多部宣讲逻辑学的译著先后问世。如王国维译的《辨学》、林祖同译的《论理学达旨》、田吴炤译的《论理学纲要》等。经过这些著作的广泛传播，“论理学始风行国内，一方学校设为课程，一方学者用为致学方法”[25]。

三　数学方法

戊戌以前，中国的算学一直仅以“器”的形式作为“道”的附庸而存在，真正将它提升抽象，作为一种文化的基础学科和科学的思维方法，则始于维新派。康有为是近代中国以数学方法来阐释人文理论的第一人。他认为：“天文地理各学皆从算学入，通算犹识字也。”[26] 他鼓励学生要循序渐进，学好数学。据《康南海自编年谱》载，他自己于1885年即“从事算学，以几何著《人类公理》”，第二年“又作《公理书》，依几何为之者”[27]。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在前两稿基础上，编成《实理公法全书》，模拟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思维路数，将其认定的人类必须共同遵守的公私关系的道理，分门别类，归算为若干“实理”，类似欧氏几何学的“定义”；而把其所设计的为保证“实理”得到遵守的社会生活准则，叫作“公法”，与之作为比照的是各国现行或曾行、将行的信条，即所谓“比例”；还在各论条之下加按语说明，分别相当于欧氏几何学的“定理”、“公式”和“证明”。康有为这种依“几何公理”来比拟、推导人类社会进化的做法，虽大有牵强附会之嫌，但却显示了这位思想家的大胆思维尝试和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探索精神。

另外，谭嗣同也是非常重视数学、几何学及其方法的思想家。他创办的第一个学会就是算学会。他说，“算法……为格致入门之始”[28]，“格致、制造、测地、行海诸学，固无一不自测算而得”[29]。他曾下苦功通读过《几何原本》前六卷，还试图解答其中的疑难问题，认为“算学即不深，而不可不习几何学。盖论事办事之条段在是矣”[30]。和康有为一样，他也以数学逻辑来建立其哲学体系。《仁学》中的《界说》即模仿《几何原本》书前的“界说”（定义）制定。例如，界说第十四条“不生与不灭平等，则生与灭平等，生灭与不生不灭亦平等”，即是以代数中的等式原理来推演的。以康、谭为代表的这部分维新知识分子坚信只有数学才是科学的根本门径，而严复则在高度重视归纳逻辑的同时，为数学给出了一个更为恰当的学术定位。他批评了某些国人盲目崇拜数学的倾向，但并未像培根、穆勒那样武断地贬低数学的作用。培根“低估了演绎法在科学方法研究中的重要性。演绎法多半是应用数学的，而培根不了解数学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31]。严复没有沿袭这种偏见，他在《原强》一文中明确提出：“非为数学、名学，则其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数。”[32] 可见他是把数学与形式逻辑看作同等重要的。当然，实事求是地讲，维新派所接受的数学知识还比较有限，他们反复运用的《几何原本》到19世纪末也已显陈旧，而现代数学知识和方法对他们来说又深奥难解，所以数学方法在戊戌时期远没有受到前两种方法的那般重视和广泛传播。

四　简短评价

篇2

[关键词]“女国民”；启蒙；“新国民”；近代女性意识；国民性

[中图分类号]I3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2）03-0014-06

[收稿日期]2012-04-25

[作者简介]崔玉山，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韩国文学、中韩比较文学。（北京100029）

一

“女性”意识与“国家”、“民族”观念一道成为东亚近代舆论的焦点，不能不说是一个破天荒的事情。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近代法则面前，传统男权国家濒于崩溃瓦解，一些近代启蒙先驱者们面对这种社会变革，积极探寻解决的良策。由于将女性与国家、民族、社会的责任相联系起来，所以有了对“女性的发现”，并开始了迈向探寻“近代女性”的艰辛的变革过程。申采浩便是走在近代韩国改革前列的一位先驱者。

“女英雄”、“新贤妻良母”、“国民之母”、“女国民”、“新女性”等时代用语，无不蕴含着当时知识分子为重塑女性形象而进行的无尽思虑。要想将屈从、愚昧而不觉醒的传统女性改变成为克服危机、走出困境的行为主体实非易事，所有这些无非是全新的挑战和探索。因此，申采浩眼中的“近代女性”究竟呈现出何种样貌，这便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内容。

不仅是为了“解读申采浩”，即便是为了“解读近代”，本文都应论及女性。在此之前，除金柄珉和崔元植的研究成果之外，还很少有人研究申采浩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基于目前的研究现状，申采浩笔下传统的儒生形象和犀利的男性笔触，很容易使研究者们淡化申采浩思想中的女性意识。另外，迄今为止的申采浩文本收集整理工作也给此项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因此，发掘并再现申采浩文学中鲜活的女性主体意识及其创作表现则显得更为迫切。

本文将在回顾申采浩心目中的“男国民”形象的同时，集中分析申采浩对“女性”的认识与论述。继而通过考察申采浩作品中与之相关的文学表现及创作意义，真实、鲜明地展现爱国启蒙者申采浩所勾勒出来的“近代女性”形象。

二

申采浩面对无能政府统治下的混乱局势和日益严重的帝国主义的殖民压迫，力求启迪愚昧、屈从的国民，以此建立崭新的、富强的国家，他为开拓一条救国救民之路而孜孜以求。随着时代的风云变幻，他对于参与、实现社会变革的主体认识也呈现出不断变化的轨迹。

直至1909年，申采浩一直宣扬“国家的强弱在于英雄的有无”，并致力于“起草英雄论，唤起新人物”的启蒙事业。他认为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是英雄，渴求克服万难的救国英雄能够横空出世。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此时的申采浩而言，所谓的“国家”已不再是当前即将崩溃的大韩民国，而是屹立于适者生存的世界秩序之中、具备自立与自强实力的民族民主的“国家”。所以说，他的英雄论是建立在与“国家”、“民族”相联的基础之上，与以往希冀由具有超人似的救世主降世的旧英雄观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换言之，申采浩所渴望的英雄是人人皆可“学习的典范”，是国民中的一员。“以爱国忧民四字为天职，视独立自由为生命”，只要不懈奋斗，无论是谁都将成为英雄的这种坚定信念正是申采浩英雄论的核心所在。在较短时间内，申采浩对于历史主体的认识之所以从英雄观过渡到新国民观，其原因在于他意识到了近代社会存在的普遍条件正是以国民为基础。以下引文便向我们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古代社会的原动力通常在于一、二豪杰…（中略）…时至今日，一国的兴亡不再取决于一、二豪杰，而是决定于全体国民的实力……

呜呼，只有国民英雄的存在，宗教才能成为国民的宗教；只有国民英雄的存在，学术才能成为国民的学术；只有国民英雄的存在，实业家才能成为国民的实业家，美术家才能成为国民的美术家…（中略）…国民乎，英雄乎？

如上所示，申采浩高呼民族生存、国家独立，深感国民团结的力量，通过呼唤具有过渡性意义的“国民英雄”形象的出现，完成了由“英雄”到“国民”的历史主体的认识转变，从而开启了焕发新气象的“新国民”时代。直至他醉心于无政府主义、把目光转向“民众”为止，这一“新国民”理论足足持续了近十年的时间。

1910年2月，申采浩发表了“新国民”论的集大成之作《二十世纪新国民》。这一理论的提出，与梁启超的“新民说”，即以人之更新、培养民族的团结精神、对抗外来民族的侵略、引导国家走向富强的主张不无关联。然而，申采浩之所以把“新民”概念巧妙、灵活地转化为“新国民”一词，正是由于1905年“乙巳保护条约”的缔结所带来的亡国局势促使他清醒地认识到，当下的紧要课题在于恢复国家的。“新国民”一词实际上融入了申采浩对于“国家”浓厚的执念。亡命后的申采浩在《大韩新民会趣旨书》一文中谈道：“只有唤醒新精神，创建新团体，方可重新建立新国家”，并且明确指出了“新国民”说的最高目标旨在于新国家的建设。不仅如此，他还呼吁“我民不欲新，谁还爱我大韩；我民不欲新，谁还护我大韩”，以此强调创新国民也是建设独立国家的一种手段。特别是直接把国家之名“大韩”两字放置于前，把“新国民”改称为“大韩新民”的举动，更是彰显了申采浩力求恢复、维护国家的强烈愿望与意志。

事实上，自1908年起，申采浩便开始使用“现在国民”、“未来国民”等词，与此同时，他还一直使用代表了“国家公民”之意的“国民”一词。另外，“新国民”这一称谓也早已在呼唤国民英雄的《二十世纪新东国英雄》（1909）一文中出现。

嗟尔，新东国、新英雄呀，你要想做英雄，那就用你的喉舌去日夜高呼新国民吧。嗟尔，新东国、新英雄呀，你要想见英雄，那就用你的心血去日夜祝福成为新国民吧。旧国民不再是国民，旧英雄不再是英雄。

以上引文，仅表达了申采浩对“旧国民”的否定之意和对“新国民”的期盼之情，但是并未具体言及“新国民”的概念和，为之实现的相关条件等。然而，在此之前，申采浩不仅阅读过梁启超的《新民说》，而且还在1907年加入了“新民会”。这一系列的行动正是表明申采浩早已对“新民”报有极大的关注。基于这种考虑，申采浩的“新国民”构想有可能在当时便已开始酝酿成熟。可以说，《二十世纪新国民》一文便是他这一构想的最终结晶之作。“新国民”一词之前之所以添加“二十世纪”这一时间概念，就是为了强调当代与前代的不同，使人能够时刻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国权丧失状况下的国民，增强明确的时代意义。因此，对于申采浩而言，实现民族生存和恢复的独立国家建设，最关键的还在于引领“国民同胞走向二十世纪的新国民之路”，从而达到其理想的彼岸，建立一个雄踞于20世纪世界民族之林的强盛国家。

申采浩对历史主体认识的转变过程如实地反映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他往往借作品中的人物充当自己政治主张的代言人和理论实践者。因此，他所勾勒出的“新国民”形象实际上萌动在作品中，而他借助于塑造抵抗外来侵略、展现民族气概的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形象，强调了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憧憬着洗刷国耻、富国强兵的美好前景。尤其是包括申采浩的《乙支文德》、《水军第一伟人李舜臣传》以及《东国巨杰崔都统传》在内的大部分历史传记作品，都是在1908年和1909年，即申采浩开始频繁运用“国民”一词时创作出来的。这段时间正值申采浩加入新民会（1907年）开始思考有关国民性问题之时。1909年至19lO年，《每日新闻》连载了申采浩的《东国巨杰崔都统传》。

崔都统乃檀君贤孙，扶余族之代表也。其口可喝除积氛，其手可挽回落日。挥舞凛凛雪白大剑，高呼国家独立之人也。凡我国民，若人人尸视之，人人梦寐之，人人向公之怀抱而迈之，则我国之光照耀天壤，东西列强又岂敢来侮。

在这部作品中，申采浩标榜的“英雄期望论”鲜明地展现了自身所具有的新国民特征。我们从作品中“檀君的贤孙，扶余族的代表”、“为国独立的呐喊者”等称谓中可以看出，主人公崔莹具有强烈的国际意识与民族意识，是一位致力于国家独立的英雄人物，极具新国民的特征。然而，由于当时申采浩的思想依然倾向于所谓的“英雄期待论”，因此，在他笔下的崔莹同样也闪烁着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换言之，此时申采浩眼中的历史主体之像还只是停留在《二十世纪新东国英雄》一文中所提出的由“英雄”到“新国民”的转变阶段，即具有过渡性意义的“国民英雄”的认识。行将亡国的严峻现实无不期待扭转时局的伟人出现，刻不容缓的危难时局更不会给申采浩带来更多思考“新国民”问题的余暇。因此，这一时期申采浩的历史传记作品，特别是像《东国巨杰崔都统传》，即便出自与《二十世纪新国民》一文相类似的分析视角，也仍未完全、形象地展现出有关“新国民”的构图。

《二十世纪新民说》发表之后，申采浩便开始了难以回首的亡命生涯。因生活的困境，他不得不暂时搁置了以文学树立“新国民”之像的工作，直到1916年，他才创作出展示自己新国民思想的小说作品——《梦天》。作为其代表作，《梦天》讲述了主人公历尽千辛万苦最终成长为“天国百姓”的过程。在作品中，申采浩利用炼狱——地狱——天国的三界构造，借助梦幻形式，形象地描绘了其艰险的历程，与此同时，自由展现了新国民的构想。“不论肉界还是灵界，皆是胜利者的棋盘。天堂也只是拳头大者的乐园，拳头无力，便只能落得撵进地狱的下场。”

申采浩对国民性的探究，实际上是对朝鲜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一次自我剖析、自我挑战和自我整合，它的核心就是要塑造具有独立自主人格的近代国民的形象。当然，朝鲜近代初期出现的这一创造性课题把男性作为首选研究对象有其局限性，但是这也恰恰是由来已久的传统的男权思想体制下的必然结果，此后，申采浩由“男国民”转而关注“女国民”的可贵之处也在于此。

三

在儒教经典的熏染下成长起来的申采浩之所以将其目光投向女性，就是因为他意识到传统的价值观体系已无法解决当下韩国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他切身感受到世界已不再仅仅是男人的天下，两千万韩人想要真正独立自主，离不开占人口半数的女性的参与，他所倡导的“拯救国家与民族”理论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因此，在申采浩眼中，女性也是恢复国家的重要参与者，因而期望她们踊跃加入。

彼一般女子深锁闺户，不得出门一步之自由。如此，若想求得体力强壮，无异于却步图步而已。

女性丧失的不仅是自由，丧失的还有对抗世界列强所需的基本体力。很难想象让她们抱着一颗爱国之心去参与到完成“近代”与“启蒙”这个双重课题的事业中来。为此，申采浩首先把启蒙的目光聚焦在历史与爱国心的关系上。这是由于作者认定历史是决定民族盛衰的重要因素，国民，缺乏爱国心恰恰是由于他们对历史毫无所知。

想要使人们爱国，须使之阅读历史。不仅要让男子阅读历史，也要让女子来阅读历史…（中略）…女子不读历史，恰如堕掉胎内的论介，杀掉襁褓中的罗兰夫人，又等于是残杀掉两千万人口中占据半数的女子，不让她们成为国民。

申采浩以上的论述，切实让人感受到了女性启蒙中“历史阅读”的迫切性。尤其颇具意味的是，申采浩借此表露了自己的心愿，即希冀韩国也能出现如同法国大革命时的女英雄、素有国民之母称谓的罗兰夫人式的女性。这一夙愿与当时申采浩所提倡的“英雄待望论”一脉相承。当然，在申采浩“起草英雄论，唤起新人物”的过程中，目光主要集中在崔都统、乙支文德、李舜臣等男性英雄身上，对于女性人物则是以括号圈之，以示附加之意。或许在申采浩看来，作为当时启蒙对象的韩国女性仍处在襁褓当中，离时代所召唤的英雄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不过把女性纳入“国民”范畴的这一举措本身，就已经预示了新一代女性正在登场，他非常期望她们能够摆脱过去的愚昧，不断走向成熟。十年之后，申采浩终于如愿以偿地找到了韩国的罗兰夫人——柳花。

另外，申采浩还积极鼓励、倡导女性的社会活动和经济参与。1907年，他在自己发行出版的《家庭杂志》中，塑造了许多活跃于法院、学校等男性专属场合下的‘女性形象。作为一介传统儒生，申采浩能够把女性视为顺应近代化潮流的时代产物，确实具有深远的意义。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他不仅强调女性不应成为男人们的负担，应该“懂得各司其职，自食其力”，而且还把“女工为生力军的纺织社会”作为近代化社会发展的标志。同时提倡了女性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来，认为这不仅能够减轻男性的负担。而且也有助于国家的进步与发展。与女性的独立生活相比，申采浩最终还是将着眼点放在了男性对国家、社会的作用上。事实上，当时申采浩所策划的女性启蒙工作，其重心仍是以男性为主，这点通过女性启蒙的引导者亦为男性这一点也将得到印证，而这并不是申采浩一人所具有的局限性。

伴随着1910年《二十世纪新国民》一文的发表，申采浩眼中的20世纪已是“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世界，也是“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世界。为了洗刷丧失所带来的屈辱，建设一个崭新的独立国家，寄希望于新国民的申采浩自此正式迈入了一个塑造与构建“新国民”的思想历程。据申采浩所言，20世纪的新国民应区别于以往的旧国民：他们既是具有平等、自由、正义、义勇等公共道德的人格主体，同时也是具有“巩固国民国家基础”实力的竞争主体。由于新国民的实验对象是全体国民，所以，女性也成为了新国民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此，申采浩指出“人类是平等的，愚妇也是人”，强调应该将女性视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由此，我们也能多少了解到申采浩女性观的变化趋势。由于申采浩艰辛的亡命生涯，使其在作品中暂时停止了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其中仅有1916年创作的《梦天》，还多少彰显了有关女性的人格意识。在这部作品中，“宁可跳崖葬身于落花岩，成为冤死水鬼，也不愿被强盗玷污、羞辱”的百济宫女们以其坚贞、高洁的操守演绎了亡国的悲壮与惨烈，为主人公“他”点亮了通向“新国民”之路的精神航道。另外，将壬辰倭乱时以巧计砍杀倭将而自杀殉国的义妓桂月香与为国家、民族建立功德的人们一同置入天国的情节设计也是大有深意。在“恢复国家”这一重大历史使命前，树立女性人物作为典范可谓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或许这也预示着申采浩思想深处的创新，他以男性为中心的思想意识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应该说，这对后期申采浩女性观的巨大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1910年代末，申采浩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重新把目光投向了女性。“三一”运动和韩国临时政府的成立、中国“五四”运动的浪潮以及与朴慈惠的幸福相识，无不使申采浩为之心动、深受鼓舞。与此同时，申采浩更加心仪于那些为追求自由、平等、幸福而涌现出来的20世纪的新女性，尤其是兼备“从容洒脱、坚韧独立”人格魅力的新式女性朴慈惠。这一时期的申采浩还钟情于塑造一心为国培养栋梁之才的“良母”形象，金庾信的母亲和妻子便是申采浩所追求的传统“良母”典型。前者对“出入妓院，尽享浮华”的金庾信严加管教，并使之最终成为建功立业的国家栋梁；后者则把有违家训的小儿子元述拒之门外，使之沙场杀敌、为国建功。归降新罗的伽f耶国后裔金庾信为其完成统一三国的大业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十分强调气节的申采浩明知金庾信归降敌人一事，却仍将他塑造为新罗忠臣的原因在于，“凡我韩人，无论内外，只有统一联合方可决定进路，又有独立自由方可树立目标”。所以对于申采浩而言，金庾信是爱国英雄的化身。而金庾信所以能够成为爱国英雄，在申采浩看来，是由于金庾信的母亲引领他走上了正途。早在1908年发行的《家庭杂志》中，申采浩就发表了《金庾信之母》一文，申采浩称颂“金庾信母亲”是“国民之母”，这不仅因为她具有儒家的贤母之德，更重要的是她能够引领民众走向正确的“国民”成长之路。伴随着对于朱蒙母亲柳花的再发现，申采浩的这一认识也随之得到深化。从启蒙初期便一直渴望发现韩国式罗兰夫人的申采浩，最终通过对柳花的再认识，找到了这一原型，并最终把她塑造成国民之母的典型，正式引入到自己的文学评论与创作活动之中。譬如《柳花传》，我们首先从题目本身就可发现申采浩力求打破朱蒙神话历来以男性为中心的思想局限性，以此确立起女性意识。

小女姓张，名柳花。住河上流右岸的张大吉乃小女家父…（中略）…月前，北扶余王海慕漱出游。见我三兄弟在川边浣纱，招呼于前，冒犯了小女。父母得知，为申雪陋名，不损家风，将小女投之水中。这是小女命运崎岖，又怎能怨得于你。

为塑造“国民之母”的柳花形象，申采浩可谓煞费苦心。特别是由历史著作中记述的“水神”河伯之女转变为文学作品中的庶民张大吉之女，便使柳花具有了平民性格和现实元素，这也是柳花由王朝国母向“国家”之母转化所必需的第一步。另外，柳花对待解慕漱的求爱不仅没有加以拒绝，反而与之大胆地共享云雨之情；面对父母的薄情，不但没有埋怨，反而默默承受着自己的不幸命运，其中体现着她追求爱情、幸福、光荣的自强信念和克服一切困难苦苦斗争的精神。正是这种信念和精神支撑着柳花，使她后来能够审时度势，选择继承檀君一脉的东扶余国国王金蛙王作为保护者，并依靠自身智慧、勇气战胜一切嫉妒、憎恶，甚至是死亡，将朱蒙解救于危难之中，并传输给他远大的理想和不断奋斗的信念，从而使朱蒙最终成为伟大的建国始祖。作为一名柔弱女性，柳花承担了建设崭新国家的重任。与旧时代制度下生活着的后宫们相比，柳花已不再是仅有慈善面孔而毫无智慧的“慈母型”的皇后形象，而是超越了那些时代人物、富有挑战精神的女性形象。柳花身上所拥有的正是危难时代“女国民”们所必须具备的品质。柳花之所以能够走进申采浩的视野，其原因也正在于此。但是在作品中，像仙女乘鹤下凡、护其分娩的柳花出生传说和“柳花并非凡骨，将来必有大贵之兆”的先知预言以及达摩山百岳道人相助和仙姑赐符而险象环生等虚幻情节的设计，都还未能摆脱古代神话创作的神格化色彩和偶然性因素的窠臼。因此，不仅随之产生过分神化、强调“国民之母”神圣性的质疑与疑惑，而且，也从中反映出前期“个人主义英雄”论的残迹。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倘若柳花仅仅是作为养育建国始祖朱蒙的“贤母”形象出现，她不但不能成为历史上为万民敬仰的仁慈王妃，而且也不会成为近代意义上的“国民之母”。柳花在成为伟大母亲之前，首先是作为一个人妻，她具有体恤丈夫、为其谋求国政安定的“淑德、贤哲”的品性。因此，柳花身上所体现出的尽职尽责的聪慧“贤妻”的形象，同样为申采浩的“女国民”像增添了浓重的一笔。据推测完成于1910年代末的《一目大王的铁锥》，也可说是申采浩为塑造近代“贤妻”形象而创作的又一作品。在这部作品中，弓裔的妻子——王后康氏承担了作为一名“贤妻”的职责。

弓裔意欲武力统治百姓，完成统一大业。妻子康氏却力主以“德治”、“仁爱”加以引导百姓，康氏的这一睿智之举可谓跃然纸上。在申采浩笔下，曾经极具革命精神的弓裔逐渐变为崇尚暴力的统治者，而出身微寒的王后康氏正是为帮助弓裔恢复其原本的革命面貌，并树立起一代女性的风范。正如作品中康氏塑造了弓裔的形像，申采浩的这一构思、创作正体现了女性存在的“力量”，肯定了女性成就时代所需男性发挥的重要作用。与无条件服从男性的传统贤妻形象不同，为丈夫出谋划策并助其改邪归正的贤妻康氏无疑是申采浩启蒙思想所酝酿出的杰作。

面对恢复与民族图存的时代课题，申采浩不仅认识到了女性存在的力量，而且还把女性与民族国家紧密相连，为将其纳入国民行列而积极努力。尽管申采浩极力倡导西方的近代思想，但他毕竟还是一位传统的儒者，不仅头脑中深烙着儒家思想的印记，而且其内心深处仍存有一种作为精神贵族的优越感。因此对于申采浩而言，转变对女性的意识更属不易，具有圣母性格的柳花和作为大王弓裔之妻的王后康氏之所以首先被选定为“女国民”的典范，恰巧说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到申采浩构建“女国民”像的下行趋势。譬如，申采浩把桂月香推崇为国民“守节”的化身，柳花和康氏的出身被分别设定为庶民和“农家丫头”等。其中，申采浩创作的《百岁老僧的美人谈》中，被叫做俏丽的贱民女性形象更加凸显了这一下行趋势。与柳花和康氏的形象相比，作为卑贱女仆的俏丽形象更是承载了最终完成构建近代“女国民”的使命。

国家都被敌人征服了，简直是生不如死……你算什么男人？国家都被掠夺，你都不知道夺回来。那你又怎会找回你自己的女人？你算什么男人？

篇3

关键词军民结合产业能力评测路径优化

〔中图分类号〕F269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3-0045-06

引言

国防与经济、军用与民用打破壁垒、日趋融合已成为当前各国竞相探索的富国强军之路的必然选择。有资料显示，美国、日本等国外发达国家军事装备技术中85%采用的是民用技术，纯军事技术只占15%左右，①民用产品、材料、工艺技术、管理经验和商业惯例纷纷移植到军事系统上，军民资源双向“溢出”和“扩散”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近年来，我国军民融合发展水平和层次亦逐步提升，据测算，我国军工企业中民品产值已占到军工产值的60%，其中北京、重庆等地民品产值占军工企业产值的近70%。②而陕西作为全国军工第一大省，也已经初步形成航空、航天、军工电子、兵器、专用设备、新材料六大军工行业。截至2012年底，陕西民品实现销售收入大约760亿元，占军工企业销售收入总额的422%。③可见陕西军地资源统筹发展潜力巨大，军民融合发展能力有待大幅度提升。而军民结合产业作为军民资源深度融合的市场化产物，决定着军民融合发展的质量和水平。科学评测军民结合产业发展能力状况，将为优化军民结合产业发展路径指明方向。

当前，学术界对军民融合式发展理论进行了探索研究。德国学者Erika（1995）基于技术经济学的“溢出”（Spin-Off）理论研究分析军民两用技术融合思路。④荷兰学者Te Kulve.H（2003）通过分析技术演进规律，提出建设“双能网”推进军民技术融合。⑤国内学者游光荣通过对建设军民融合国家创新体系研究，提出要进一步推进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不断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游光荣：《加快建设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5年第11期。张春宇从产业组织视角提出要进一步促进军民两用技术产业化发展，形成开放型产业链、开放市场，促进公平有序竞争，完善产业行政许可与组织管理机构。张春宇：《产业组织视角的军民融合及其规制研究》，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乔玉婷、曾立等通过分析研究军民融合产业集群竞争力状况，提出构建军民融合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乔玉婷、曾立等：《军民融合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估及实证研究》，《装备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可见，现有研究视角主要在定性层面，定量研究成果较为缺乏；同时，已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从军民技术、体制机制创新等视角进行研究，从产业竞争力角度分析评价军民结合产业发展能力的成果较少。本文将通过探索建构军民结合产业发展能力评测模型，并运用评测模型对陕西军民结合产业发展能力进行实证评测，系统提出优化军民结合产业发展路径的对策建议，为破解军民融合产业发展难题提供新的视点。

一、军民结合产业属性及成长机理分析

1军民结合产业属性

产业融合是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中不同行业相互渗透、相互交叉，最终融合为一体，逐步形成新产业的动态发展过程。张功让、陈敏姝：《产业融合理论研究综述》，《经济研究》2011年第1期。产业融合有异业融合和同业融合之分，军民结合产业是典型的异业融合类型。关于产业融合动因分析，国内外学者普遍认同，由于“技术进步和管制放松”，发生在产业边界和交叉处的技术融合，改变了原有产业的特征和市场需求，导致企业之间竞争合作关系发生改变，从而导致产业界限的模糊化甚至需重划产业界限。实际上，“技术进步和放松管理”只是产业融合发生的前提条件，而非必然条件。“资源优化配置的合理化需求”是产业融合发生的内在动力，“市场的有效需求”是产业融合的外部诱导力量。由此可以归结产业融合发生的条件，资源优化配置合理化需求和市场有效需求是产业融合发生的根本推力；技术、产品、市场、管理、政策等是产业融合的“保障因子”，在“两种动力需求”的推动下，“保障因子”发生相互作用，产业融合才得以发生并实现可持续推进。而军地资源优化配置合理化需求愈来愈强烈，市场对军民结合产品需求加大，军民通用技术增多，产业边界模糊，在管制放松和军民融合支持政策共同作用下，军民结合产业应运产生。军民结合产业有别于单纯的军工和民用产业，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军民技术融合为基础，资源设施共享为依托的一种新兴产业。具有军民资源融合的复合性特征；技术、体制及市场融合的创新性特征以及高技术产业成长的高成长性、风险性特征。

2军民结合产业成长机理

产业在演进过程中，一方面要不断同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同时，产业系统内源动力也将不断促进产业发展变迁。向吉英：《产业成长的动力机制与产业成长模式》，《学术论坛》2005年第7期。军民结合产业成长受外源动力系统和内源动力系统支配。其中，外源动力系统主要由消费需求、目标市场容量、投融资及政策规制组成；内源动力系统主要由创新能力、体制机制、营销策略、价值网络体系等组成。其中消费需求及目标市场容量影响着军民结合产业发展的速度和潜在规模的形成；投融资及配套政策影响着军民技术融合产业化水平及市场拓展能力；技术工艺创新能力、体制机制变革、营销策略重构、价值网络变迁影响着军民结合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

产业如同动物生命体，其规模和盈利能力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存在成长到衰退的生命周期。张会恒：《论产业生命周期理论》，《财贸研究》2004年第6期。军民结合产业也不例外，军民结合产业生命周期可划分为起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产业发展变化特征也会有所不同。

（7）光机电一体化技术。应重点开发和利用计算机集体制造系统技术（CIMS）、自动识别及传感器技术、特种机器人技术、广域物流系统技术以及激光、微光、红外热成像技术等。

（8）新型化工技术。应重点开发和利用苯及甲苯衍生物技术、高品质纤维素及衍生物技术、新型农药技术、工业炸药特种技术、工业雷管技术等。

（9）医药与生物工程技术。应重点开发和利用医药产品及其中间体等新型医药技术、医药产品原料的分析、分离和提取技术、生物工程制药技术、菌种及霉技术等。

2打造优势军民结合产业链

（1）通用航空产业链条。依托西飞、陕飞、西航、庆安、宝成公司，着力打造大中型民用飞机――航空设备――零部件转包――航空维修――航空旅游――航空服务产业链。

（2）航天及卫星应用产业链条。依托航天四院、五院、六院、北方电子科技集团、电子39所等企业，着力打造航天运载动力设备――卫星通信导航遥感――空间应用产业链。

（3）电子设备及元器件产业链条。依托陕西电子信息集团、西光集团、西安微电子研究所、雷通科技等企业，着力打造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电子信息――应用软件产业链。

（4）专用设备制造产业链条。依托庆安、陕柴重工、宝鸡专用汽车、东方集团等企业，着力打造制冷设备――汽车及零部件――柴油发动机――工业专用设备――应急救援装备产业链。

（5）新材料产业链条。依托航天四院、宝钛公司、西部超导、西核公司、华山机电等企业，着力打造碳纤维――钛及钛合金――金属复合材料――光电材料――核级锆材――核材料产业链。

（6）特种化工产业链条。依托惠安、西安近代化研究所、北方民爆、中天火箭等企业，着力打造纤维素及其衍生物――氟化工――民用爆破器材――特种玻璃纤维产业链。

（7）极端制造产业链条。依托西飞、西船、航天四院、宏远、中科纳米等企业，着力打造大件装备――纳米科技――重型装备产业链。

3搭建军民融合载体平台

加大整合政府、军工、民用、社会中介机构资源，推进建设军民结合产业发展协同创新平台、企业孵化平台、信息服务平台。

（1）协同创新平台。依托西安航空、航天、兵器、船舶基地及西北工业技术研究院，积极整合军工骨干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智力资源，组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战略联盟，构建利益分享机制，推进军民结合产业协同创新。

（2）企业孵化平台。依托军民融合优势集聚区，加快建设军民融合企业孵化平台，为入驻的中小军民融合企业提供技术、资本、政策、信息及创业综合配套服务，培育壮大“专精特新”军民融合企业。

（3）信息服务平台。构建基于云服务的军民融合信息资源中心，促进资源共享。采用高性能计算、海量数据并行处理等技术，建设集数据挖掘、智能分析、空间展示于一体的军民融合信息综合分析平台，进行技术融合、产品潜力、市场预期分析，提高信息综合应用水平和决策支撑能力。

4构建军民利益协调机制

军民结合产业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军队、军工企业和民营企业等多方利益关联主体，当利益主体利益诉求得不到有效协调和补偿时，必然爆发利益冲突。从根本上解决军民融合发展障碍，需要构建利益协调机制，统筹解决产业链条中相关利益主体利益诉求。

（1）建立军地共同参加的高效决策机制，统筹制定融合发展总体规划、配套政策措施，协调军队、政府、企业融合发展中的权责划分、利益调整，监督、军地各方推进融合发展的落实情况，确保军民融合式发展的领导有力、决策科学、推进有序。

（2）制定并出台《军民融合促进法》，加强军民通用标准体系建设，推动军民融合向深度发展。

（3）加大军民融合式发展考评考核。将基础发展能力、融合能力、产业成熟能力、保障能力、绩效表现能力纳入军民融合发展考评考核体系，分解落实考评考核任务，加大检查督导，推进军民结合产业可持续发展。

5设计差异化支持政策

遵循军民结合产业成长生命周期，可综合运用不同政策工具。

（1）起步期政策。制定军民结合产业发展规划，明确军民结合产业发展思路、布局及重点；设立专项资金，加大支持军民融合科研立项和研发活动；支持军民结合产业化成果转化、商业化运作；共性技术平台及科研服务平台建设；进一步完善面向全社会的军品市场准入和退出制度，鼓励企业和其他主体参与融合式发展项目建设和军品研制生产。

（2）成长期政策。支持引导企业运用持续采办和全寿命CALS信息化战略，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建立中小企业联盟，支持中小企业参加国防采购；建立规范的军工领域市场准入制度，在保证国防军工重点领域和核心技术安全的同时，建立和完善招标投标、技术标准、信息等政策，降低民用企业进入军工领域的“门槛”；积极构建官、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加大军民结合产业领域专利、商标、标准等知识产权的管理和保护。

（3）成熟期政策。支持通用航空、航天及卫星应用、电子设备及元器件、专用设备制造、新材料、特种化工及极端制造产业链条形成；加大航空、航天、兵器、船舶、军工电子、军民用新材料基地建设，构建军民融合孵化基地；支持军民融合基地发行债券，吸引外资、民营等各类资本投入；建设产业发展担保机构和各种风险分散机制；推进军工企业产业配套体系建设，对参与国防配套的民用产品免征消费税和企业所得税；延伸产业链，提升产业集群化水平。

（4）衰退期政策。制定军民结合产业转型升级指南和投资导向目录；支持军民融合新产品、新项目开发。

五、结语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