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20 17:05:50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唐宋文学概述，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键词: 高中语文选修课“唐宋诗词鉴赏与研究” 唐宋诗词格律教学 基于问题的学习 “三部曲”
一、引言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指出:“学校应按照各个系列的课程目标,根据本校的课程资源和学生的需求,有选择地设计模块,开设选修课。对于模块的内容组合以及模块与模块之间的顺序编排,各学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实施。课程的具体名称可由学校自定。”[1]以此为起点,我根据自身的研究经验和学生的学习特点,设计了高中语文选修课“唐宋诗词鉴赏与研究”。在这门选修课中,唐宋诗词格律教学作为最大的创新点,对教师的教学理念和学生的学习方式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我认为,将基于问题的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以下简称PBL)与唐宋诗词格律教学结合起来,不但能打破传统的唐宋诗词鉴赏模式的束缚,帮助学生积累最基本的唐宋诗词格律常识,了解了唐宋诗词悦耳动听、朗朗上口的原因,而且能激发学生诵读和学习古典诗词的兴趣,提升以自主阅读、自主探究为中心的终身学习的能力,建立起感性认知与理性分析并重的思维方式。
二、理论研究:PBL概述
PBL是建构主义视角下的重要学习模式之一。“建构主义思想肇始自皮亚杰、维果茨基和布鲁纳等心理学家或教育家,以及科学哲学等领域的诸多思想家,如今这一汹涌之潮,已经并正在猛烈涤荡和塑造着今天的教育”。[2]建构主义理论的核心是“情境”、“合作”、“对话”和“意义建构”。
(一)PBL的内涵。
关于PBL的内涵,国内外许多学者提出了相同或相似的看法,现引述其中一种比较典型的观点:“基于问题的学习是由教师精心设计问题或者师生合作提出问题,以问题为焦点组织学生进行调查和探究,从而让学生了解问题解决的思路与过程,灵活掌握相关概念和知识,进一步培养学生理解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中获得解决现实问题的经验,最终形成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力。”[3]可见,PBL以问题为核心,以学生为参与主体,以教师为引导者,以学生合作探究、师生对话交流为主要学习途径,以培养问题意识、促进意义的生成与建构、形成自主学习的能力为目标。在PBL中,从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到解决问题,整个过程始终强调学生的自主合作探究,强调“问题”对意义建构的重要作用。
(二)PBL的实施模式。
根据PBL的首创者Barrows的研究,PBL的实施模式大致包括以下环节:1.组织小组;2.开始一个新问题;3.后续行动;4.活动汇报;5.问题后的反思。[4]
可以用图形象地来表示:
由图1可知,PBL的实施模式包含“一个中心、两个过程、三个控制点”。“一个中心”即以问题为中心;“两个过程”即解决问题的过程、综合能力(如合作能力、探究能力、创新能力、口头表达能力等)提升的过程;“三个控制点”即问题的提出、小组合作探究、评价与反思。
三、个案研究:唐宋诗词格律教学“三部曲”
我设计高中语文选修课“唐宋诗词鉴赏与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深入诵读、鉴赏和研究经典的唐宋诗词作品,增强学生的审美情趣、研究能力和古典文学修养,而且在于引导学生通过对自己的学习方法作出评价和反思,发现其中的优势和不足之处,为日后的大学学习奠定基础。上述PBL的内涵和实施模式为这一目的提供了良好的方法论依据,下面我以一次教学实践“唐宋诗词音乐感的形成方式”为例,阐述PBL在唐宋诗词格律教学中的应用,即唐宋诗词格律教学“三部曲”。
第一部曲:吟诵诗词,进入情境。
1.教学过程:(1)导入。我们以前学习唐宋诗词,似乎已经陷入了同一种模式,不论什么作品都分析其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一般就是“知人论世―整体串讲―重点意象―鉴赏技巧―拓展延伸”。今天我们要换一个角度和思维方式,回到语言最本真的状态,从音乐感的形成方式来欣赏唐宋诗词,看一看唐宋诗词读来为何会如此朗朗上口。这既是一次充满挑战的旅程,又是一次别样的诗意的旅程。
(2)问题1:从声韵的角度看,教师朗诵的诗词有怎样的特点?
教师有感情地配乐朗诵以下诗词:《渡汉江》(宋之问,五言绝句)、《赠刘景文》(苏轼,七言绝句)、《春日登楼怀归》(寇准,五言律诗)等。这些诗词的文本材料要提前印发给学生。
(3)学生带着问题自主朗诵。
2.解析:(1)第一部曲的导入语明确了本次课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直接将创新之处展示出来。从音乐感的形成方式来欣赏唐宋诗词,是学生以前尚未接触过的新鲜事物,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2)问题1提出的时机是教师朗诵之前,重点是“声韵”,这启发学生在教师和自己朗诵时,注意感受诗词的音乐美,为之后的教学营造出一种和谐悦耳的氛围和古色古香的情境。
第二部曲:变换视角,合作探究。
1.教学过程:(1)教师结合下图,讲授四声与平仄的知识。
(2)根据座位情况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每组6人,合作探究以下问题。
问题2:请标出刚才朗诵的几首诗词的平仄,探究诗词平仄交错的规律。
问题3:请运用自己发现的平仄交错的规律,联系以前学过的对仗、押韵等知识,以杜甫的《登高》、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为例,探究平仄、句式、对仗、韵脚在诗词中的安排范式及其对作者情感表达的作用。
各小组之间展开竞赛,看哪一组完成得又快又好,最后请每组选派一名代表上讲台与全班同学交流。
对于确实有困难的小组,要给予适当的点拨。
2.解析:(1)第二部曲作为本次课的主体,不是简单地把课堂全部归还给学生,任其自由发展,而是将教师的讲授与学生的合作探究结合起来。四声与平仄的知识作为陈述性知识,直接运用讲授的方式即可。每组6人的分组方式、各小组之间的竞赛都是对学生合作能力的训练。教师的巡视走动,不但能收集学生的学习信息,及时调整教学方法,而且能与学生更亲近地交流唐宋诗词格律学习的心得体会。
(2)问题2和问题3的设计层层深入,环环相扣,与问题1共同构成了一个严密的整体。解决了问题2之后,问题3的解决才成为可能。问题3的难度比较大,教师可以先示范分析《登高》和《水调歌头》中的一两句,打开学生的思路。
第三部曲:自我反思,总结方法。
1.教学过程:请学生谈谈本次课学习的收获和需要改进的地方。教师首先讲解前面提出的三个问题,作一些补充和拓展;然后点评学生合作探究的过程,总结研究性学习的思路和方法;最后推荐相关阅读书目,如王力先生的《诗词格律概要,诗词格律十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等,供有兴趣的学生借鉴和参考。
2.解析:第三部曲是本次课的又一大亮点,体现了PBL与唐宋诗词格律教学的完美融合。“通过反思概括,将相关概念、具体技能、策略及当前的问题类别联系起来,学习者可以对这一问题形成更协调一致的理解,这对知识的迁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4]教师的补充和拓展,将引导学生的思维走向深刻;点评、总结和相关阅读书目的推荐,将促进学生更好地进行自主学习。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高中语文选修课“唐宋诗词鉴赏与研究”与PBL相结合,不但符合语文本身的特性和规律,充分发挥了语文教育的有效性,而且更新了教师的教学理念和学生的学习方式,为教师和学生的长期发展注入了源头活水。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4.
[2]辛自强.知识建构研究:从主义到实证[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1.
[3]乔连全.论基于问题的学习[J].江西教育科研,2002,(4):8.
引言
唐顺之的文学思想和诗文观是不断演变的，从追随何李，诗仿初唐，再到取法唐宋，倡言本色[1]。唐顺之在诗文中的历史成就是唐顺之诗文成熟的体现。作为明代中期的一位重要的文学家，唐顺之在古文诗歌以及时文上都有着极大的成就。唐顺之的文学思想和经世的意识是复杂矛盾的，他的诗文既有继承，也有创新。从唐顺之的诗文中可以体味不同的风味。对此，本文将进行详细的分析。在本文中，作者分别从唐顺之的诗词和他所撰写不同形式的文章成就来进行概述。
一、唐顺之的诗词成就
唐顺之的诗歌内容以及诗歌的风格是伴随着唐顺之的生活阅历以及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在唐顺之的早期诗歌创作中，诗歌的内容多为酬和之作，诗歌的风格所效仿初唐诗歌的风格，诗律精严，诗的风格清丽有幽逸冲淡之感。例如，出自唐顺之的《塞下曲赠翁东?侍郎总制十首》中的这四句“四月旌?出白狼，千山晴雪照油幢。预知水草军无乏，试辨风云虏欲降”，文笔张弛有度，诗律精严。
嘉靖初期，一批诗人欲开先河，从开始学习初唐的诗歌。在这样的背景下，唐顺之也开始学习初唐的诗歌，并且开始创作自己的风格。所以，唐顺之早期的诗歌中是带有初唐诗体的风格和韵味。唐顺之早期的诗歌章法很严谨。从他早期的诗歌中看出，唐顺之很少有五言的诗歌，除了少数几篇七言诗歌外其余的基本都是律诗。这主要是受到了唐顺之在早期学习初唐诗歌的影响。因为初唐的诗歌开始向律诗定型，因此唐顺之在这个时期也就开始创作大量的律诗。从唐顺之早期创作的诗歌语言来看，这些语言中还蕴含了初唐诗歌的痕迹，而且还主要集中在沈、宋身上。不过，唐顺之学习初唐诗歌那种华丽的语言也使得自己的真实情感受到了束缚。从唐顺之的一些优秀诗歌中可以看出他运用不同的艺术技巧游刃有余，而且还能真实的表现出自己的情感。例如唐顺之的《杨教师枪歌》中的“老杨自是关东客，短衣长躯枣红面。千里随身丈八矛，到处寻人斗轻健。谓余儒生颇好武，一揖滚滚发雄辩。坐惊平地起波涛，蠕蠕龙蛇手中现。拨开双龙分海嬉，攒簇两蛇合穴战。争先尽教使机关，缩退谁知卖破绽。”这首诗其实也就是写唐顺之自己，唐顺之是抗倭名将，枪法很准，这首诗里正表达了唐顺之抗倭的决心。
唐顺之文风的转变主要是受王慎中的影响，王慎中学习宋儒之书后因发现宋人文章之好开始学习唐宋的散文。唐顺之对宋代散文的追求也开始对宋儒之书。而唐顺之学术思想的转变也是以程朱理学为基础的。他的诗歌中除了体现了禅趣以外，其中还流露了唐顺之归于自然堂，闲适的思想。如《晓发喜峰》“客心流水与争驰，寒垒疏星度峡时。未返王孙犹草色，初来戍卒是瓜期。去乡?觉蝉声似，出塞方知马脊危。辛苦下情何计达，早年曾诵《采薇》诗。”
唐顺之在嘉靖十四年因为得罪张璁开始罢工归于田园，回归到自然中过着乡居的生活。唐顺之自己曾一度认为自己归隐后除了侍奉父母和兄弟闲谈之外也无他事可做。
唐顺之的理气诗一般都是和他的人生感受以及生命的境界相联系的，从理气的发展方向来看，唐顺之的理气诗是符合这个方向的。但是由于唐顺之在悟到本心之后很少作诗，因此唐顺之的理气诗的创作成就不高。
最后，唐顺之的诗歌还提倡本色，也就是符合自己的理想和价值观念，唐顺之强调诗歌见正面目则是本色，但是唐顺之也认为本色有高尚和卑下之分，不是所有诗歌表现出了真性情就是好诗。唐顺之强调文学的道德意义，他以维护道学的立场出发创作的本色诗都是信手写出，直接抒发自己情感的和他原来的理气诗中不掉不格有异曲同工之处。唐顺之还强调诗歌要冲破旧程式束缚，向自由的格式发展。而唐顺之这种无拘的表达方式对于传统的诗歌来说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他的本色论不仅影响了公安派，也为后人开创了新的领域。后人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创作出各种新的诗文，赋予了文学界新的面貌。
二、唐顺之的散文成就
唐顺之的散文可谓是各体兼备，皆有可观者。唐顺之的碑传文中描写的人物栩栩如生，叙事的内容也十分详尽，故事的波澜起伏别有一番韵味。而且，唐顺之的碑传文还打破了以往泛泛铺叙描写传主人公履历的俗套，而是以体现人物的精神事件为主，在矛盾中描写人物，有很强的文学色彩。其《周襄敏公传》中描写的周金处理兵变之事就表现除了传主临危不惧，随机应变的风度。
唐顺之的记叙文也具有很强的文学性，他的《叙广右战功》是他的记叙文中最具有文学性的一部作品。这部作品深得《史记》的精髓，以太史公的笔法描绘了沈希仪的战斗，塑造了一个英勇善战，胆识过人的大将形象。文章的以先声夺人和精炼的笔法描写了沈希仪经历的几个战斗，把沈希仪富有生气的大将之风生动的描绘在纸上。
唐顺之的尺犊序文主张本色，收发随心，有时候显得缺乏剪裁不够精炼。他尺犊序文有的谈的是学问，有的是说事议事，有的是抒感，思辨精深，笔调十分老辣。但是唐顺之的序和记诸文的遣词造句都是经过推敲的，具有艺术性。在他的《任光禄竹溪记》中，虽然题目是以“记”命题，但是它的内容却是以议论散文的形式出现。文章本应是为竹园作记，但是文章却是没有直接描写竹园的布局等，而是通过对竹子的品格和人物对珠竹子的态度进行描绘来赞扬主人公高尚的情操和品德。文章的结构十分严谨，层次分明，安排有度。
唐顺之的文学思想和诗文观是不断演变的，从追随何李，诗仿初唐，再到取法唐宋，倡言本色[1]。唐顺之在诗文中的历史成就是唐顺之诗文成熟的体现。作为明代中期的一位重要的文学家，唐顺之在古文诗歌以及时文上都有着极大的成就。唐顺之的文学思想和经世的意识是复杂矛盾的，他的诗文既有继承，也有创新。从唐顺之的诗文中可以体味不同的风味。对此，本文将进行详细的分析。在本文中，作者分别从唐顺之的诗词和他所撰写不同形式的文章成就来进行概述。
一、唐顺之的诗词成就
唐顺之的诗歌内容以及诗歌的风格是伴随着唐顺之的生活阅历以及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在唐顺之的早期诗歌创作中，诗歌的内容多为酬和之作，诗歌的风格所效仿初唐诗歌的风格，诗律精严，诗的风格清丽有幽逸冲淡之感。例如，出自唐顺之的《塞下曲赠翁东?侍郎总制十首》中的这四句“四月旌?出白狼，千山晴雪照油幢。预知水草军无乏，试辨风云虏欲降”，文笔张弛有度，诗律精严。
嘉靖初期，一批诗人欲开先河，从开始学习初唐的诗歌。在这样的背景下，唐顺之也开始学习初唐的诗歌，并且开始创作自己的风格。所以，唐顺之早期的诗歌中是带有初唐诗体的风格和韵味。唐顺之早期的诗歌章法很严谨。从他早期的诗歌中看出，唐顺之很少有五言的诗歌，除了少数几篇七言诗歌外其余的基本都是律诗。这主要是受到了唐顺之在早期学习初唐诗歌的影响。因为初唐的诗歌开始向律诗定型，因此唐顺之在这个时期也就开始创作大量的律诗。从唐顺之早期创作的诗歌语言来看，这些语言中还蕴含了初唐诗歌的痕迹，而且还主要集中在沈、宋身上。不过，唐顺之学习初唐诗歌那种华丽的语言也使得自己的真实情感受到了束缚。从唐顺之的一些优秀诗歌中可以看出他运用不同的艺术技巧游刃有余，而且还能真实的表现出自己的情感。例如唐顺之的《杨教师枪歌》中的“老杨自是关东客，短衣长躯枣红面。千里随身丈八矛，到处寻人斗轻健。谓余儒生颇好武，一揖滚滚发雄辩。坐惊平地起波涛，蠕蠕龙蛇手中现。拨开双龙分海嬉，攒簇两蛇合穴战。争先尽教使机关，缩退谁知卖破绽。”这首诗其实也就是写唐顺之自己，唐顺之是抗倭名将，枪法很准，这首诗里正表达了唐顺之抗倭的决心。
唐顺之文风的转变主要是受王慎中的影响，王慎中学习宋儒之书后因发现宋人文章之好开始学习唐宋的散文。唐顺之对宋代散文的追求也开始对宋儒之书。而唐顺之学术思想的转变也是以程朱理学为基础的。他的诗歌中除了体现了禅趣以外，其中还流露了唐顺之归于自然堂，闲适的思想。如《晓发喜峰》“客心流水与争驰，寒垒疏星度峡时。未返王孙犹草色，初来戍卒是瓜期。去乡?觉蝉声似，出塞方知马脊危。辛苦下情何计达，早年曾诵《采薇》诗。”
唐顺之在嘉靖十四年因为得罪张璁开始罢工归于田园，回归到自然中过着乡居的生活。唐顺之自己曾一度认为自己归隐后除了侍奉父母和兄弟闲谈之外也无他事可做。
唐顺之的理气诗一般都是和他的人生感受以及生命的境界相联系的，从理气的发展方向来看，唐顺之的理气诗是符合这个方向的。但是由于唐顺之在悟到本心之后很少作诗，因此唐顺之的理气诗的创作成就不高。
最后，唐顺之的诗歌还提倡本色，也就是符合自己的理想和价值观念，唐顺之强调诗歌见正面目则是本色，但是唐顺之也认为本色有高尚和卑下之分，不是所有诗歌表现出了真性情就是好诗。唐顺之强调文学的道德意义，他以维护道学的立场出发创作的本色诗都是信手写出，直接抒发自己情感的和他原来的理气诗中不掉不格有异曲同工之处。唐顺之还强调诗歌要冲破旧程式束缚，向自由的格式发展。而唐顺之这种无拘的表达方式对于传统的诗歌来说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他的本色论不仅影响了公安派，也为后人开创了新的领域。后人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创作出各种新的诗文，赋予了文学界新的面貌。
二、唐顺之的散文成就
唐顺之的散文可谓是各体兼备，皆有可观者。唐顺之的碑传文中描写的人物栩栩如生，叙事的内容也十分详尽，故事的波澜起伏别有一番韵味。而且，唐顺之的碑传文还打破了以往泛泛铺叙描写传主人公履历的俗套，而是以体现人物的精神事件为主，在矛盾中描写人物，有很强的文学色彩。其《周襄敏公传》中描写的周金处理兵变之事就表现除了传主临危不惧，随机应变的风度。
唐顺之的记叙文也具有很强的文学性，他的《叙广右战功》是他的记叙文中最具有文学性的一部作品。这部作品深得《史记》的精髓，以太史公的笔法描绘了沈希仪的战斗，塑造了一个英勇善战，胆识过人的大将形象。文章的以先声夺人和精炼的笔法描写了沈希仪经历的几个战斗，把沈希仪富有生气的大将之风生动的描绘在纸上。
唐顺之的尺犊序文主张本色，收发随心，有时候显得缺乏剪裁不够精炼。他尺犊序文有的谈的是学问，有的是说事议事，有的是抒感，思辨精深，笔调十分老辣。但是唐顺之的序和记诸文的遣词造句都是经过推敲的，具有艺术性。在他的《任光禄竹溪记》中，虽然题目是以“记”命题，但是它的内容却是以议论散文的形式出现。文章本应是为竹园作记，但是文章却是没有直接描写竹园的布局等，而是通过对竹子的品格和人物对珠竹子的态度进行描绘来赞扬主人公高尚的情操和品德。文章的结构十分严谨，层次分明，安排有度。
关键词：宋代 女性诗词 题材内容
在宋代的诗词创作中，就性别来看，男性诗人要明显多于女性，因而成为了这一队伍的主流力量，这样的情况与唐代时的情况是没有差别的，这是中国文学上一种独特的现象，不过这也表明在诗词艺术极度繁荣的唐宋，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女性诗人至少也是起到了一种配角的作用。她们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在以男性诗词为主流的文坛上打造出了一片属于女性自己的文学绿洲，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然而长期以来，很少有人专门对宋代女性诗词的作者数量和文学作品进行系统地研究，她们的诗词创作对于宋代文学的繁荣究竟有怎样的重要作用等问题都没有明确的定位。本文将以宋代的女性作者为基本的载体，对这一时期的女性诗词创作成就就行理论上的概述。
一、宋代女性作家队伍的总体概述
要想对宋代女性诗词创作艺术进行分析就要首先弄清楚这一时期女性作家数量的基本情况。根据《增订注释全宋词》（才）里面的统计，在宋代从事诗词创作的女性共计有118位（其中没有性别说明和名字遗失的不包括在内），诗词作品共计260首，其中有关宋人话本小说人物诗词40首，作者共计27人；元明小说依托宋人词40首，作者共计13人，除去以上两类的诗词，宋代的女性作家共计78人，诗词作品一共有180首。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对宋代78位女词人进行更为详细地划分，作者的身份主要有以下六种类型：第一类，出身于大家闺秀或者贵妇人；第二类，出身于官宦家庭并且丈夫多为地方官吏的；第三类，普通家庭的女子；第四类，山林隐士或者佛道之流；第五类，宫女；第六类，歌姬。这就说明宋代的这78位女性词人来自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她们其中很多人都是有家庭的，有的生活很幸福美满，有的则是充满了忧愁和哀伤，因此不同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触决定了她们的诗词创作风格和当时的男性诗词风格有着很大的差异，诗词作品有着很深的历史情感烙印。
从诗词作品数量来看，在这78位女词人的180首作品中，其中诗词作品数量最多的有三个人，她们分别是李清照：52首，朱淑真：25首，魏夫人：14首，剩余的最多的是一个人4首诗词，其他大部分都是一人一首诗词。在这180首诗词作品中，一共有78个词牌，这其中有中调和小令共计68个，长调10个，其中长调分别为：《凤凰台上忆吹箫》、《花心动》、《声声慢》、《满江红》、《满庭芳》、《念奴娇》、《望海潮》、《贺新郎》、《永遇乐》、《沁园春》。其中《满江红》、《念奴娇》、《满庭芳》都是各自有三个词牌，一共填词三首，是这些词牌中最多的。
二、宋代女性诗词的题材和内容赏析
宋代的女性诗词文学成为了我国古代女性文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宋代女性词人的数量最多，并且诗词创作的题材非常广泛，诗词内容也非常的丰富，因此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对于后代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唐代女性诗歌所不能及的。因此唐诗就是一部男人的文学历史，宋词却是男性和女性的共舞，在这时期出现了像李清照、朱淑真和魏夫人这样的大家和名家，她们的诗词作品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展示了一种大家风范。
（一）宋代女性诗词的男女情爱主题
宋代女性诗词中大多描述男女情感，其中有对一见钟情的难分难舍，也有对往日甜言蜜语快乐时光的回忆，更多的则是对身处两地相思之苦的描写。在这一类型的诗词作品中，以怨词的数量为最，并且很多都是经典传诵的作品，例如唐婉《钗头凤》（世情薄）、朱淑真（减字木兰花）（独行独坐）、阮逸女《花心动》（仙苑春浓）等等。一般来说，怨词的内容都是女词人心中情感的一种宣泄，所以诗词的风格就显得缠绵徘侧和哀婉动人，其中最为著名的就要数戴复古妻的《祝英台近》：
惜多才，怜薄命，无计可留汝。操碎花笺，忍写断肠句。道傍杨柳依依，千丝万缕， 抵不住，一分愁绪。
如何诉。便教缘尽今生，此身已轻许。捉月盟言，不是梦中语。 后回君若重来，不相忘处，把杯酒，浇奴坟土。
戴复古是陆游的学生，一生喜欢游山玩水，根据毛晋《石屏词跋》中的记载，他曾经“南适欧闽，北窥吴越，上会稽，绝重江，浮彭盆，泛洞庭”。根据陶宗仪《辍耕录》中的记载，当戴复古在江西武宁游玩的时候，有一位富翁对他的才华非常仰慕，所以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为妻，可是三年后当戴复古要返回家中的时候却告诉她自己家中已经有妻子了，因此不能带富翁的女儿回家，这才有了《祝英台近》，来和他进行告别，此女不久便投江自尽，因此这是一首诀别诗。
（二）宋代女性诗词的宫女歌姬主题
宋代女性诗词除了有很多的情感诗词描写以外，还有很多诗词作品是关于宫女和歌姬生活的。这些女性词人都是来自于社会的最底层，因为职业的缘故，因此和诗词艺术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盼盼的《惜花容》（少年看花双鬓绿）主要是抒发了流光易逝，青春不再的感慨；平江妓的《贺新郎（春色元无主）则是抒发了和意中人分别后的那种愁苦心情；苏小小的《减字木兰花》（别离情绪）则是抒发了对异性朋友的思念之情；严蕊的《卜算子》（不是爱风尘）则是在讲述自己从良以后的心路历程；这些诗词作品都有着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
宫女诗词则是更多抒发了对于故国的思念之情，例如金德淑、黄静淑、陶明淑、杨华淑、杨慧淑等10位宫女的《望江南》就是这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这10首《望江南》都是宫女们为送琴师汪水云创作的。对于这一点在《词苑丛谈校笺》卷六乃有专载：“章邱李生至燕都……夜静，闻邻妇有倚楼而泣者，明日访之，则宋官人金德淑也。询李曰：‘客非昨暮悲歌乎？’李曰：‘歌非己作，有舟人自杭来，吟此句，故记之耳。’金泣曰：‘此亡宋昭仪王清惠所寄汪水云诗。当时吾辈数人皆有诗赠汪。’举其《望江南》词曰：‘春睡起，积雪满燕山。万里长城横编素，六街灯火已阑珊，人立玉楼间。’后遂委身于李。”这些宫女都是因为“靖康之耻”而南下的北宋宫女，因为终日思念故国而不能返。当得知乐工汪水云在获准由北南还时，她们遂各赋《望江南》以送。这些流落他乡的宫女们，无时无刻都在思念自己家中的亲人，因此赋予了宋代女性诗词一种新的精神面貌。
（三）宋代女性诗词的巾帼英雄主题
两宋动荡不安的政局不仅让宫女们深受其害，还有一些出身官宦世家的女子也是其中的受害者，李清照就是其中的一位。李清照在南渡以后终日生活在国破家亡，失去丈夫的悲伤之中，一直孤身一人，经常在南方各地流转。这一事情李清照的词创作虽然没有诗歌那样强烈的政治性和思想性，可是诗词的创作题材还是和以前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在《永遇乐》（落日铭金）这首词中，作者对于往昔京都的繁华场景进行了回忆，和如今的落魄景象进行了对比，字字扣人心弦，充满了真挚情感。另外根据《词苑丛谈校笺》卷七记载，在宋钦宗靖康年间，在金兵南下的过程中，武阳令蒋兴祖战死城中，其女被金兵俘虏走，于是在雄州骤中这个地方写下了颇有名气的《减字木兰花》：
朝云横度，辘辘车声如水云。白草黄沙，月照孤村三两家。
飞鸿过也，百结愁肠无昼夜。渐近燕山，回首乡关归路难。
这首词可以说就是对蔡淡《悲愤诗》前半部分的一个缩写。在况周颐《蕙风词话》之《续篇》卷一对这首词做了这样的评价：“寥寥数十字，写出步步留恋，步步凄侧。所言甚是。”总的来讲，这首词的曲风婉转悲切，朴实无华，是当时宋代女性诗词的思想表达上的最强音。
（四）宋代女性诗词的咏物言志主题
宋代女性诗词中也有很多的咏物词，一般都认为宋代的咏物词是开始于北宋年初，林道的《点绛唇》（金谷年年）则是被认为是宋代的第一首，这之后柳永、张先、欧阳修、苏轼、周邦彦都参与到了咏物词的创作之中，其中又以周邦彦词最多。到了南宋的时候，咏物词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且在艺术上开始走向成熟，北宋女性词人以朱淑真为代表，现存咏物词共计25首，其中主要的为“雪”、“梅”、“梨花”，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那种高傲的心境。在南宋的女词人中，又以李清照的咏物成就最高，现存的咏物词共计有9首，其中有关梅花的有7首，梅花有着冰肌玉骨、斗雪傲霜、贞洁自守的特点，因此也成为了宋代文人的精神象征，因此朱淑真、李清照都特别喜欢写梅花，例如李清照的《孤雁儿》：
藤床纸帐朝眠起，说不尽无佳思。沉香断续玉炉寒，伴我情怀如水。笛声三弄，梅心惊破，多少春情意。
小风疏雨萧萧地，又催下千行泪。吹萧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侍。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
在这首词中，李清照进行咏梅，可以说是物我相融，融情于景，由梅花表达了自己对亡夫赵明诚的思念之情，饱含了深情厚意，可以说是宋代咏梅词中的上乘之作。
三、结语
宋代女性诗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对于宋代女性诗词的理论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诗词创作进行研究，同时也有助于研究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发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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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百里.词苑丛谈校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关键词： 敦煌 蒙书
引言
从《新唐书》等书的记载看，唐代的科举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等六科。此外还有童子科，童子科是唐五代科举制下常科科目中的一个小科目，虽然与进士、明经等科相比，童子科并不占重要地位，但童子科的设置对童蒙教育和唐五代科举制的繁盛均起了积极作用。童子科限10岁以下，对考试内容的要求显然直接影响到当时的小学教育。在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支配下，科举对当时的儿童教育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为此编写适应科举需要的童蒙教材便可以说是应运而生了。
这些蒙书，除中原一直有的《论语》、《孝经》、《百家姓》、《千字文》外，还有中原早已佚亡的，以及敦煌地方性的许多读本，从而生动地反映了敦煌儒家蒙书具有中原蒙书不可比拟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在此，我按照蒙书文献的语言类别分为汉文类蒙书和非汉文类蒙书，并在此类目下分别概述各书特点和意义。
一、汉文类蒙书
（一）儒家蒙书
1.《新合六字千文》，佚名，敦煌写本计有两卷。其一写卷清楚，中间只有部分残缺，凡80行，约存千字。
这种《新合六字千文》，仅开头的“石勒称兵失次，梁帝乃付周兴。员外依文次韵，连珠贯玉相系。散骑传名不朽，侍郎万代歌称”几句为新语，其余基本上是由《千字文》每句多增二字而成。这种《新合六字千文》，不仅能使学童认识并学得比《千字文》更多的字，以及关于自然与社会的更多知识，而且还为儒家蒙书《千字文》增加了又一新的品种。它虽系增字仿作之类，但能作为一种新颖形式蒙书来说，亦是十分可贵。
2.《新集严父教》，佚名，敦煌本存有四个写卷。
它是流行于敦煌地区的蒙书之一，其中的“安参谋学侍士郎李神奴写《严父教》记之耳”等题记亦可证明。该书每句五言、六句一章，凡九章，二百七十字，并全由五言韵语所组成。其内容主要是将儒训融于日常生活的说教之中。
关于此书，台湾学者朱凤玉指出是家诫一类的教材。由于《新集严父教》语言十分通俗，又是简短易诵的韵文，加之每章中都有反复手法的运用和迭唱，因此，读之既使蒙书活泼上口，也利于学童记忆。然而，该书未能像《太公家教》等书那样为当时敦煌州、县、寺、巷各类学校所普遍采用，可能也与它篇幅过短和语言过俚有着诸多干系。
3.《崔氏夫人训女文》，佚名，敦煌本存有三个写卷。全书每句皆七言，两句一韵，凡三十二句，二百二十四字，内容主要是训女敬事翁姑、和睦家庭、尊卑守礼、顺从丈夫。
《崔氏夫人训女文》蒙书，是敦煌地区仅见的训女类教材。此书的存在，不仅反映了唐宋时代敦煌少女、识字儒训情况，而且还为我们保留了当时的婚姻习俗文化。由于其书假借崔氏夫人训女之口，使人倍感亲切。还有，其语言的口语化，自然也使该书更为当时少女、所喜爱和学习，因此，《崔氏夫人训女文》也就成了唐宋时代敦煌地区性的训女教材而得以流传。
4.敦煌遗书中有《上大人》习字四个写卷。
这是唐代学童习字的样本。古代学童既要一面读书识字，还要一面习字练习，这样才能达到学写一致的目的。而蒙童初习复杂汉字时，宜从简单易学入手，于是，儒师们便编制了像《上大人》这样简单的教材。“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一七十二，女小生，八九子，可知其礼也”，这种既包含着尊孔思想，又笔划多为简单的习字教材，是符合童蒙易学的特点的。所以，宋普济《五灯会元》，还有宋朱熹《答潘叔品书》中都提到有“上大人”语，元方回亦有“忽到古稀年七十，犹思上大化三千”诗句，等等，这说明《上大人》习字教材在唐代以后的中国一直不变的流传着，并成为童蒙习字描红的一种格式。特别是敦煌本《上大人》习字教材的发现，不仅反映了中国习字教育的科学性，而且也进一步证明了它具有自唐以来源远流长的发展历史。
5.《蒙求》为唐司仓参军李翰撰。它是中唐至北宋时期最为通行的一种蒙书。全书取经传故实，编为四言韵语，两句一韵，凡二千四百八十四字。取《易・蒙》“童蒙求我”之义，以教学童。
此书影响后代及日、韩等国，甚为深远，仿作、续作及以蒙求命名者甚多。可是，这种自宋以后影响深远的《蒙求》，中原却未见其书，幸赖敦煌石室为它保存了两个残卷。这两个虽仅存十分之一的残卷，但从中仍能窥见其一斑。该书前有李华序言，后为加注正文。其残存的内容，依韵缀文，语言生动，起《切韵》东韵，次为歌、姥等字。过去，《四库提要》以翰为五代晋人，而教煌本《蒙求》的发现，始知李翰为唐人，有力地纠正了《四库提要》之误。以此，足见敦煌本《蒙求》于学术史上的重要意义。
6.《兔园策府》系唐杜嗣先奉唐蒋王悍之命而作。约成书于永徽三年，一般以为《兔园策府》为学童学习程文典故之书，以备科考之教材。它盛行于唐宋，故在唐宋人著作里多见记载。
敦煌本《兔园策府》，存四个残卷。其残卷仅有序文及卷一部分，凡五篇目，约为原书的十分之一。《免园策府》做为唐代科考教材来说，当是儒家比较高一级的蒙书。由于《免园策府》在中原早已佚亡，而后人自然无法知晓唐代科考对策范围和该书内容情况。基于这一意义，所以，敦煌本《兔园策府》残卷，确实具有补充唐宋儒家蒙书阙佚的教育史的价值。
8.《字宝碎金》，据方师铎考，教煌石室发现的只是一个残卷，首尾已不全，共存一百八十六行，其中序文六行，口语一百八十行，系唐人手笔。
姜亮夫认为，此书名不见隋唐、宋志著录，书中所录皆唐时口语或俗语，而于不甚通俗之字，注以反音或直音，注语亦有释义者。此书属杂字俗书类，全书不分类、不连贯、不押韵，而以四声分卷，俗书伪字和自创的新字特多，形动口语词多，名物词少，反映了通俗蒙求书的特点。
9.《太公家教》，为唐五代通行之家训读本，于敦煌写本中发现，法国伯希和与英国斯坦因皆有所藏，另罗振玉藏有三卷。此书史志目录无著录，唐宋时代官方藏书目和私家藏书目，亦未见著录。
《太公家教》，太公系指何人历来学术界意见不一。《太公家教》从敦煌写本题记提供的传抄年代看，唐代后期经五代宋初，久传不衰，敦煌中虽无宋初以后的写本，但从有关文献中求证，《太公家教》汉文本流传的时代，可以下拖到明代。
10.敦煌《新集文词九经抄》写卷，卷号较多，已知英国、法国、俄罗斯均有所藏。
《新集文词九经抄》引文并不严格，并非据原典原原本本地徵引，且所用原书多系民间通行本，引文错讹颇多，此亦民间读物之特征。《新集文词九经抄》所辑录内容言，一方面偏重于人际关系和伦理修身。另一方面，与唐代科举取士有密切关系。关于《新唐文词九经抄》传抄之时代，根据写本，定在唐僖宗中和三年，似无可疑。至于《新集文词九经抄》辑录成书之时代，在十六个写卷中，均无明确标示。
（二）其他类
因为处在多民族而又佛道盛行的敦煌地区，遂使敦煌儒家蒙书又具有中原与地方兼有的特色。像《汉藏对译千字文》、《辨才家教》、《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新集吉凶书仪》、《开蒙要训》等教材在敦煌的流行和《开蒙要训》的音变，即是明证。
1.《辨才家教》，《敦煌遗书》存有四个写卷。该书共十二章，十二章后还有佛偈，是采用假托学士与佛教人物辨才间答形式构成的一种蒙书。书中既阐述了佛道要义，也宣扬了儒家经世之理。这种蒙书在敦煌的产生和流传，不仅与当时人民信仰佛道和寺院办学有关，而且也与当时敦煌佛道融儒、崇儒、信儒有关。
2.《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新集吉凶书仪》，这是“河西节度使掌书记儒林郎试太常寺协律郎张敖”删削，由中原传入敦煌的大量书仪编纂而成的地方书仪。敦煌地区流传的《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和《新集吉凶书仪二卷》两种，都是唐代通行于河西的儒家蒙书应用教材。
汉唐以来的敦煌，既有丝路贸易重镇的地位，又是中外使节与商贾僧侣出关入关的地方。加之它的军事和政治的战略特殊原因，所以，一直是“华戎所交一大都会”。而反映于蒙书应用教材的书仪内容也是更为多方面的，有送物的、谢送物的，贺各种佳节的，贺赐征马的等等。敦煌书仪虽为繁富，但因都有一定的程式，特别是经过张氏增删的书仪更为精粹和实用，所以，当蒙童们学习了这些地方性的书仪以后，还是可以依样画葫芦并逐步学会使用的。
3.《开蒙要训》，马仁寿撰。其书涉及天地、岁时、君臣、伦理、婚姻、纺绩、疾病、珍宝等诸多方面，是一种内容十分丰富的蒙书。它同《千字文》一样，也为唐宋时代各类学校所采用，并成为中原与边地广为流传的一种蒙童通用课本。《敦煌遗书》存有《开蒙要训》凡二十多个写本。由于它具有社会和人生许多有用知识，因此，自然又是学童们所不可缺少的。这些君臣、伦理方面的言行，都是人们应有的社会规范和准则，而学童亦必须知晓和实践。该书在敦煌地区长期流传中，还融入了许许多多方音，成为以某些方音训读的一种儒家蒙书。由于唐五代西北方音对于《开蒙要训》读音的影响和改变，因而，不仅说明了它在敦煌地区流传年代的久远，而且也使《开蒙要训》成为具有敦煌地方特色的一种儒家蒙书。
二、非汉文类蒙书
1.《汉藏对译千字文》
《千字文》为梁散骑侍郎周兴扇奉命所撰，是中国古代流传最久、地域最广的一种蒙书。隋朝以后普遍流行，续编、仿作、改编不绝，并远播日、韩等国。这种形式的《千字文》，正是唐代吐蕃族藏族儿童学习使用的一种教材。因为《千字文》不仅内容博赡，包括天文、地理、历史、伦常、饮食、起居等等，而且又是指导人们做人和生活的实用课本，所以，蕃族儿童也与汉族儿童一样的须要学习它。（P3419）《千字文》，是采用先汉文后藏文的对译形式书写的。蕃族儿童学习这种形式的教科书，既学习了藏文，并从藏文中了解了《千字文》的内容，从而也使蕃族儿童懂得了汉民族的许多历史、伦常等方面的知识，自然也有利于蕃汉儿童民族和睦感情的培养。尽管该蒙书只是一个残卷，仅存五百多个汉藏对译的文字，可是，做为一种带有民族特色的地方《千字文》来说，仍是一份值得珍视的祖国文物瑰宝。
2.北区窟出土的若干残片是重要的西夏文文献《碎金》的一部分。这些残片多经人为剪裁，内容已很不完整，加之有的残片背面墨写文书，字迹渗透叠压，更难识别。经逐字译释后，再参考已有文献，反复拼接、核对、印证，恢复了原来顺序，使之成为可以了解其内容、可以进一步研究利用的文献。
《碎金》全名《新集碎金置掌文》，西夏宣徽正息齐文智编，约成书在12世纪初期以前，是类似中原地区汉文《千字文》体的字书。全文一千字，每句五言。编者巧妙地将一千个不重复的西夏字编成了长达200句、100联的五言诗，全书没有明显的章节，自然也无类目。《碎金》的编排方法和叙事列名的顺序与汉字《千字文》相仿，只不过本书每句五言，《千字文》每句四言。该书序言简叙编书目的，明文采，解律令，懂礼俗，教成功，实际上是一本速成识读西夏文的蒙书。书中正文开始是自然现象、时节变化等，后为人事，包括帝族官爵、番姓和汉姓、婚姻家庭、财务百工、禽兽家畜、社会杂项等。不难想见，成书于年前的西夏文《碎金》对研究西夏的社会、民族、习俗、文学有重要价值。
此书的两种写本曾与其他大批文献出土于中国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额济纳旗，现仍藏于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
3.《三九杂字》是中原古代“字书”的一类，最初大多用为乡塾的识字课本。《杂字》成书从体例到内容都是对汉代以来“经学”传统的背叛，它很少讲到古代“圣贤”的言论，而专门搜集日常口语，把一大批零散的词语堆在一起，因构不成完整的文章，所以始终不列学言，也和科举无缘。各种各样的《杂字》到了清代均已亡佚殆尽。前人著书偶有引用。敦煌石室所出汉文本《杂字》，都是残缺的散页，区别甚大，来历不详，有的按词排列，有的似以偏旁归类，有的附带注音，多数则是“白文”。显然，仅凭以上资料尚难窥见《杂字》类书籍的全貌。
俄罗斯所藏我国黑水城遗址出土文献中有一种西夏时代的汉文本《杂字》，保存相对完好，至此学界对“杂字”类识字课本的体例和内容才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西夏除汉文《杂字》外，还有西夏文本《杂字》，全称《三才杂字》。西夏文《杂字》以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保存最多。
4.《番汉合时掌中珠》是西夏乾佑二十一年党项人骨勒茂才编撰，书中将常用词语以天、地、人分部，每部又分上、中、下三篇，各篇收录词语不等，以“人事下”为最多。每一词语皆有西夏文、相应的汉文、西夏文的汉字注音、汉文的西夏字注音四项。是当时西夏番人、党项人和汉人互相学习对方语言的工具书。编者在该书序言中表明希望此书能促进西夏境内番汉交流，达到互相学习的目的。《番汉合时掌中珠》中有番、汉两种语言、文字对照的特殊功能，因此，它不仅是西夏时期学习语言、文字的重要工具书，在西夏文献湮没数百年、西夏文字成为无人可识的死文字后，又成了现代西夏学专家们识读、破解西夏语言、文字的门径，又由于其中收录了很多西夏常用词语，此书也是专家们研究西夏社会的重要资料。
综述
敦煌蒙书所括甚多，包括《急救篇》、《开蒙要训》、《兔园策府》、《蒙求》等等。其中流传下来的如《论语》，在目前敦煌童蒙文献中研究甚少，哪怕是录文校异也不多见。已经失传唯见于敦煌文献的，研究深度亦不均衡。《开蒙要训》、《兔园策府》、《蒙求》、《太公家教》等已见专文著述，其余散见于童蒙文献研究。已经有研究的，重点集中于各写本情况比较、思想、内容、音韵、作用意义，可以说研究层次还比较浅，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篇论文将之与当时的教育制度、地方风俗、现代教育学意义联系起来。除上述汉文类童蒙文献，非汉语类更是少得可怜。西夏文、辽文等，难得一见。一方面，童蒙文献的残缺流失是难点；另一方面，国内目前对其不够重视。
敦煌蒙书的意义是不容低估的。它的中原与地方兼有的丰富多样性，不仅为我们保存了唐宋时代中原没有的许多蒙书，而且还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唐宋时代儒家教育史的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很多中原地区佚亡的蒙书，却在敦煌遗书里被保存下来。因此，这些佚亡的蒙书，不仅具有学术史和教育史上的重要意义，而且还使我们得以窥见这些佚书的原貌，并进而为我们提供了考证其渊源流变的依据。而且书中的关于我们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蕴藏，更是当前对于青少年教育的极好的传统教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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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私家园林的概述
在历史上,游憩境域因内容和形式的不同用过不同的名称。 “园林”一词,见于西晋以后诗文中,如西晋张翰《杂诗》有“暮春和气应,白日照园林”句;北魏杨玄之《洛阳伽蓝记》评述司农张伦的住宅时说:“园林山池之美,诸王莫及。”唐宋以后,“园林”一词的应用更加广泛,常用以泛指以上各种游憩境域。
私家园林是区别于皇家园林、宫苑、宫囿的园林。中国古代的私家园林有四大派系:北京私家园林、江南私家园林、岭南私家园林、皖南私家园林,这里所述的主要是江南私家园林。
二、南方私家园林的历史
私家园林的历史较为悠久,苏州园林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六世纪。秦汉以来在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建有宫室的园林,又称宫苑。西汉时已有贵族、富豪的私园,规模比宫苑小,内容仍不脱囿和苑的传统,以建筑组群结合自然山水,如梁孝王刘武的梁园。茂陵富人袁广汉于北邙山下筑园,构石为山,反映当时已用人工构筑石山。园中有大量建筑组群,园中景色大体还是比较粗放的,这种园林形式一直延续到东汉末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园林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陷入大动荡,社会生产力严重下降,人口锐减,人民对前途感到失望与不安, 于是就寻求精神方面的解脱,道家与佛家的思想深入人心。此时士大夫知识分子转而逃避现实,隐逸山林,这种时尚必然体现在当时的私家园林之中,其中的代表作有位于中国北方洛阳的西晋大官僚石崇的金谷园,和中国南方会稽的东晋山水诗人谢灵运的山居。两者均是在自然山水形基础上稍加经营而成的山水园。私家园林在魏晋南北朝已经从写实发展到写意。当时私家园林受到山水诗文绘画意境的影响,成为造园空间艺术处理中极好的借鉴。自然山水园的出现,为后来唐、宋、明、清时期的园林艺术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隋朝私家园林的风格明显受到南北朝自然山水园的影响,采取了以湖、渠水系为主体,将宫苑建筑融于山水之中。这是中国园林从建筑苑演变到山水建筑宫的转折点。唐宋时期,社会富庶安定,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诗书画艺术达到了颠峰时期。文人造园更多地将诗情画意溶入到他们自己的小小天地之中。这时期的代表作有诗人王维的铜川别业和作家司马光的独乐园。
唐宋时期,尤其是北宋,人们崇尚恬淡自然的风格,这一时期也以自然山水园为主。盛唐时期,山水画的大发展,出现了山水写意园。这些园林创作反映了唐代自然园林式别业山居,是在充分认识自然美的基础上,运用艺术和技术手段来造景、借景而构成优美的园林境域。这一时期园林艺术总的特点是,效法自然而又高于自然。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极富诗情画意,形成人们所说的写意山水园。在具体造园的手法上,也有很大的提高。为了创造美好的园林意境,造园中很注意引注泉流,临水又置以亭、榭等,注意划分景区和空间,并力求建筑的造型、大小、层次、虚实、色彩并与石态、山形、树种、水体等配合默契,融为一体,具有曲折、得宜、描景、变化等特点,构成园林空间犹如立体画的艺术效果。
到了宋代,造园中已非常注意利用绚丽多彩、千姿百态的植物,并注意四季的不同观赏效果。临水植柳,水面植荷渠,竹林密丛等植物配置,不仅起绿化的作用,更多的是注意观赏和造园的艺术效果。园林建筑的造型到了宋代,几乎可以说达到了完美的程度,木构建筑注重相互之间的恰当比例关系,并用预先制好的构件成品,采用安装的方法,这在宋代是了不起的成就,形成了木构建筑的顶峰时期。此时不仅有了这种理论与实践经验的总结,还有了专门造假山的“山匠”,为我国园林艺术的营造和发展,做出了极为宝贵的贡献,他们才是园林的真正创造者。唐、宋时期打下了非常厚实的造园艺术基础,使得我国明、清时期的园林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元朝在园林建设方面不象宋朝,没有多大的发展,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元大都和太液池。元代私家园林也有所建,但是并不多,如苏州的狮子林等。主要的风格和造园的特点跟唐宋有些相似,但与宋朝园林在各个方面都不能比拟,要逊色很多。(图1 狮子林)
明清时期,私家造园之风兴盛,明清江南私家园林的造园意境达到了自然美、建筑美、绘画美的有机统一。尽管此时私家园林多为城市宅园,面积不大,但是就是在这小小的天地里,却营造出了无限的境界。正如清代造园家李渔总结的那样:“一勺则江湖万里”。此时出现了许多优秀的私家园林,其共同特点在于选址得当,以假山水池为构架,穿凿亭台楼阁、树木花草,朴实自然,托物言志,小中见大,充满诗情画意。这时期著名的南方私家园林有扬州的个园,苏州的拙政园、留园、网师园,上海的豫园(图2 豫园)等。
明清的私家园林略有不同,明代宅园风格继承了唐宋写意山水园的传统,着重于运用水景和古树、花木来创造素雅而富于野趣的意境,因景而设置园林建筑,并巧于借景。清代乾隆以后,宅园中建筑增多,趋于繁琐富丽,和明代风格迥然不同。
中国南方私家园林的特点非常明显,从水池大小来看,南方私家园林因基地水源丰富而水面较大。从假山材料来看,南方私家园林选用的是太湖石;从园林建筑外观造型来讲,南方园林建筑空灵、飘逸,屋角起翘很大(图3)。从植物材料上来看,南方私家园林中常以梅花、玉兰、牡丹、竹子、榆树、芭蕉、梧桐等为主要树种。从色彩构图上讲,南方园林则是以灰瓦、粉墙、琼柱、棕门窗、灰白石、绿树为特点,色彩清雅,柔和。私家园林的成熟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封建知识分子与封建权力之间持久的冲突与融合。文人士大夫私家园林原也是受到皇家园林的启发,希望造山理水以配天地,寄托自己的政治抱负。但社会的动荡和政治的腐败总令信奉礼教的中国知识分子失望,于是一部分士大夫受老庄思想影响,崇尚自然,形成与儒家五行学说比较形式化的天地观相对立的、以自然无为为核心的天地观念,因此园林中的山水不再局限于茫茫九派、东海三山;又由于封建权力和礼制的打压,私家园林的规模与建筑样式受到诸多限制,这正好又与庄子齐万物的相对主义思想相吻合。
自南北朝时期起,私家园林就自觉地尚小巧而贵情趣,中国知识分子的“壶中天地”给这个民族留下了一整套的审美情趣和构园的传统,留下了一大批极为宝贵的文化遗产。儒家知识分子有“道不明则隐”的清醒选择,于是他们需要一个能与封建权力分庭抗礼的环境,使他们在简朴的生活中继续磨练自己的意志和德行。更重要的是,在这里他们已可直接与天道相通,而不必假皇权的申介了。这当然也是符合他们的人生社会理想的好去处。他们在小小的园林(勺园、壶园等)中“一瓢饮,一箪食”,乐而不改其志,坚定地等待着。失意的士大夫们便可“文酒聚三榴,晤对间,今今古古;烟霞藏十纺,卧游边,山山水水”了。在这种情况下,园林中不仅建筑面积所占比例很小,单体建筑量不大,屋面常用灰瓦卷棚顶,装修简洁,不施彩画等,然它们的淡雅精深,其中文学艺术作品(檀联、勒石、诗词书画)之多和寓意之深刻,是皇家建筑所不能比的。
私家园林的审美趣味后来为皇家所吸纳,一些宗教寺庙,尤其汉传佛教寺庙的营建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它的影响;而一些儒家知识分子一旦当了地方官,也适时修建一些郊野公共园林或少量园林式建筑,供市民踏青登高赏景之用。这种园林或建筑就更与私家园林气味相投了,例如杭州西湖风景区的形成就与著名诗人坡两度在此为官,曾先后疏浚西湖,筑苏堤,修石灯塔,造各种亭台,并留下大量赞美西湖的诗词有很大的关系。因此,了解私家林之美,可进一步懂得中国园林之妙,并直观地了解传统中国文化中与官方意识形态有所区别的另一个重要一面。
我国的古典园林,尤其是私家园林中常包容了许多小庭院落,从整体看,它们是全园有机组成部分,但仅小院而言,又是各自独立,自成一个体系的完整环境。这样的小院大多为粉墙包围,主体建筑之前采用花街头铺地,周边布置花木山石,能造成一种静谧的气氛。另一为墙角屋隅的花石点缀。最常见的是贴墙布置的花台。台脚用块石自然堆叠,其上植栽花木,辅以石峰,犹如一幅天然图画。更简洁的仅芭蕉一叶,修簧几株,顽石数块而已,虽然景物不多,但十分清新、雅致。
三、江南园林的艺术特点
第一,叠石理水。江南水乡,以水景擅长,水石相映,构成园林主景。太湖产奇石,玲珑多姿,植立庭中,可供赏玩。宋徽宗营艮岳,设花石纲专供搬运太湖石峰,散落遗物尚有存者,如上海豫园玉玲珑,杭州植物园绉云峰,苏州瑞云峰。又发展叠石为山,除太湖石外,并用黄石、宣石等。明清两代,活动于江南地区,对园林艺术贡献甚大。今存者,扬州片石山房假山,传出石涛手。戈裕良所叠山,以苏州环秀山庄假山为代表,今尚完好。常熟燕园黄石湖石假山经修理已失旧观。
第二,花木种类众多,布局有法。江南气候土壤适合花木生长。苏州园林堪称集植物之大成,且多奇花珍木,如拙政园中的山茶和明画家文徵明手植藤。扬州历来以莳花而闻名。清初扬州芍药甲天下,新种奇品迭出,号称花瑞。江南园林得天独厚和园艺匠师精心培育,因此四季有花不断。
江南园林按中国园林的传统,虽以自然为宗,但绝非丛莽一片,漫无章法。其安排原则大体如下:树高大乔木以荫蔽烈日,植古朴或秀丽树形树姿(如虬松,柔柳)以供欣赏,再辅以花、果、叶的颜色和香味(如丹桂、红枫、金橘、蜡梅、秋菊等)。江南多竹,品类亦繁,终年翠绿以为园林衬色,或多植蔓草、藤萝,以增加山林野趣。也有赏其声音的,如雨中荷叶、芭蕉,枝头鸟啭、蝉鸣等。
第三,建筑风格淡雅、朴素。江南园林沿文人园轨辙,以淡雅相尚。布局自由,建筑朴素,厅堂随宜安排,结构不拘定式,亭榭廊槛,宛转其间,一反宫殿、庙堂、住宅之拘泥对称,而以清新洒脱见称(见图4)。
这种文人园风格,后来为衙署、寺庙、会馆、书院所附庭园,乃至皇家苑囿所取法。宋徽宗的艮岳、苑囿中建筑皆仿江浙白屋,不施五彩。清初营建北京的三山五园和热河的避暑山庄,有意仿效江南园林意境。如清漪园的谐趣园仿寄畅园,圆明园的四宜书屋仿海宁安澜园;避暑山庄的小金山、烟雨楼都是以江南园林建筑为范本。这些足以说明以蕴含诗情画意的文人园为特色的江南园林,已成为宋以后中国园林的主流。北方士大夫营第建园,也往往请江浙名师为之主持修建。
第四,我国古代南方私家园林代表了各个朝代文人士大夫的的思想意识,代表了他们心底的愿望――追求天人合一,回归自然的愿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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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是古人认为最为惬意的两件事。功名、爱情，是一般文人学士所衷心向往而全力追求的，是知识分子立身安命的依托。然而，由于元代社会剧烈的变动，文人仕进受阻、心态受挫，甚至生计都蹇蹙不堪。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元代文人爱情生活的曲折艰难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元代文人只能在戏剧作品中创造虚幻的爱情故事，借士子与优之间曲折生动的爱情故事以讴歌“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婚姻理想。因此，尽管在现实中文人的爱情道路是非常曲折的，但在元杂剧里，文人们总是以应举得官、与相爱之人团圆作为结局。
因此，元杂剧中反映士子与优（以下简称“士妓”）的爱情杂剧占据了一定的篇幅。据《全元曲》（河北教育出版社，徐征等主编）检索，这类杂剧共有十四部。这十四部士妓爱情剧，集中反映了元代文人的爱情婚姻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元代社会的文化生活，有其独特、深厚的文化意蕴。
在这些爱情剧中，们将自己脱籍的企盼寄托于士子的高中。然而，元代知识分子自身的荣达简直是白日痴梦，更谈不上有余力去拯救那些跌入火坑的们。
元杂剧中所描写的士妓之恋，实际上是失意文人借以倾泻胸中的愤懑，抒发对世道不公、己志难伸的不平之鸣。作者的创作意旨，终于借助士妓爱恋过程中的沟沟坎坎，表达自己的人生设计、价值观念及道德褒贬等，发抒自己强烈的郁闷情怀。士也好，妓也罢，实际上都是作者的代言人。
一、落拓不偶的读书人的一厢情愿的人生设计
整个元代社会，儒士被当作了欺侮、嘲弄的对象，书生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与优者流在实质上已没有什么差别，甚至等而下至了。元代科举的废止，彻底断送了知识分子达兼的前程。昔日文化上的尊荣已被现实的悲怆所取代，他们沦为了市井闾里的普通一员，但这些与妓为伍甚至地位上等而下之的士子们，骨子里仍然没有清醒地正视眼前的现实，而是死死地困守着正统的封建文化人格。“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书而仕等观念，仍然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起支配作用，这正如许有壬在《故承务郎江西等处儒学副提举叶先生墓碑》中所记载的：“中原贡举废将九十年，江南亦四十年。有壬少时，先公教之曰：‘金源分裂，且事贡举。国家之大，未有不行，但迟速有时耳。力学以俟，当有济也。’”尽管面对的是仕进无望、儒雅扫地的严酷现实，但儒生们仍然抱守着传统的儒家信念，囿于“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价值实现模式，在作品中进行虚妄的人生设计。如：《谢天香》中柳永考中状元，与谢天香合欢再结，琴瑟重和；《曲江池》中李亚仙矢志于郑元和，并劝其攻书取应，元和得中状元，亚仙又劝其与父修好，爱情与伦理双重得到满足；《对玉梳》中荆楚臣功名如愿，与顾玉香结为夫妻等。
士子们在作品中“美化自己的生涯，对生活中的缺陷以对虚荣的幻想来弥补”。这些悖离生活的情节设置，说明了元代文人从事杂剧的思想基点，在相当的程度上仍在于对积淀在意识深层的封建正统文化的阐发，“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些仍是他们观察认识问题时难以摆脱的坐标；传统士人所追求的出官入宦、娇妻美妾仍是他们的终极关怀。这便决定了他们作品的思想意蕴难以超越儒家思想的框套。这种白日梦式的人生设计，固然使他们一时得到了阿Q式的精神上的满足，但这种虚无的满足与盲目的陶醉不仅消释了他们自己对社会、人生、历史的深刻的理性反思，也使他们在这种廉价的满足中忘却了对历史、现实的深刻体悟。文人们身在市井，不满这种蝇营狗苟、肮脏龌龊的现实，但所写作品的思想价值与文化意向却没有达到时代要求的高度，而是流于对自己被褫夺了权利与财富的分配资格后的牢骚发泄而已。
二、表现了文人们对评判的二难境地
在“士失其业”的情况下，元代不少读书人像唐宋失意文人那样出入于青楼妓馆。但不同的是，唐宋知识分子尚有及第的机会，仕进的大门始终向他们敞开，而元代文人则从根本上丧失了“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可能，他们只能栖身青楼，寻找慰藉，但羞涩的袋囊又使他们在竞争中受尽鸨儿的奚落及其他客。诸如：富贵大贾、武夫隶役等的欺侮。
在这种尴尬与无奈中，成了一贴抚慰他们悲怆心灵的良药。惟有同为弱者的，才会同情他们的沦落，才会以千般娇媚万种温存去抚慰他们落魄孤寂的灵魂。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就做起了白日梦：得到的慷慨资助，发奋攻读考取状元，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施展自己的济世怀抱，反过来再以携妓脱籍、受赠受封作为对的回报。《对玉梳》中荆楚臣银子用尽受尽鸨母奚落，顾玉香以“男子汉当以功名”为念相激励，并解下钗环以为路费，催他上朝赴选，好博个“功成名就”，做“风流”夫妇。顾玉香不为鸨母的威逼所屈，也不为富商的金钱所动，矢志守节，最后终于“受用五花官诰，做夫人县君”；《云梦窗》中郑月莲深恋秀才张均卿，鸨母嫌贫爱富逼她接待茶客李多，月连私下以首饰头面相赠，资助张均卿上朝取应，经过诸多波折，二人终于夫妇团圆。
但就在同时，我们也听到了极不和谐的声音：
【鸳鸯煞】从今后把并头花蕊甘生锉，同心搂带拚教割。这的是万古纲常，众口评跋。畅道罪逆滔天，何时解脱？都为我泼贱烟花把你个名儿污，不由不奔井投河。便封我到一品夫人，也荣耀不的我！
――《曲江池》第四折
【二 煞】若是娶的我去家中过，便是引得狼来屋里窝。俺这粉面油头，便是飞灾横祸；画阁兰堂，便是地网天罗。敢着你有家难奔，有口难言，有气难呵。弄的个七上八落，只待睁着眼跳黄河。
――《对玉梳》第二折
不仅是万恶之源，而且是堕人志向、妨碍儒生得遂功名之愿的尤物。总之，在文人的潜意识里，又是自己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障碍。
值得注意的是，遭到整个社会抛弃的元代文人的冶游生活与前代文人那种纯为寻求精神刺激、感性满足有着很大的区别。他们确实对滋生出同病相怜的恻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引为同类，不乏像关汉卿那样“偶优而不辞”的人物。但已化为骨髓和血液的儒家正统思想观念是他们在思考问题、走笔运文时无论如何都难以卸掉的思想重负，这便决定了文人们对的评判陷入了二难境地：既同情她们的沉沦又认为她们是“泼贱烟花”，既需要她们的抚慰又觉得她们是败家堕志的尤物，既把她们当作知己又卑视其随风逐浪、杨花水性。
这种正统思想的禁锢与认识上的浮浅，限制了文人们从更深层次去挖掘造成不幸的社会根源，将谴责的笔触指向腐朽的社会制度，引发人们深刻的理性反思。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缺憾。
三、反映了贱商观念仍然主宰着整个意识领域
在整个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商人的社会地位备受压抑。商人的地位没有得到社会尤其是实际地位远比商贾低下的读书人的尊重，贱商观念仍然主宰着整个意识形态。元代士妓爱恋的杂剧就反映了这种社会现实。
《青衫泪》、《对玉梳》、《玉壶春》、《云窗梦》等都是写士、妓、商的感情纠葛的。在这些杂剧中，商人们无一例外地是以反面角色出现的，无论他们是多么有钱，但在爱情面前，他们总是惨遭失败。在的眼中，商贾是“愚”、“贱”的，她们总是把商人和儒生作对比，矢志不移地爱着儒生。而实际上，《曲江池》中李亚仙对郑元和“用心温习经书，待到来年选场，必称其志”的坚信，《对玉梳》中顾玉香对荆楚臣“身贫志不贫”的称道，这些都是文人们对自我价值的坚定体认。一时困厄的士子们始终是以隐忍韬晦、始困终亨的先贤相砥砺，坚信自己终有“脱白，换紫衣”、“列鼎食、重卧”的一天，会否极泰来。而商人们的等级位序却很难因为商人阶层的兴起与知识者流的沉沦而有所动摇。
现实社会中的多舛与理想境界里的顺遂，乍看上去是矛盾而不合理的。其实，这是元杂剧作家们将现实描写与对未来的憧憬融为了一体。他们在真实地去描写现实的同时，也将自己的命运与思想感情融于了作品之中，表达了他们自己的想法与愿望。从而让读者不但能从作品中了解到当时的社会特征，从中窥见到了元代文人的心理与追求，并更进一步深刻理解元代社会的文化特征。
参考文献：
[1]徐征等：《全元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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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园林、文学、北宋汴京
中图分类号：K928.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问题的提出
1·1 课题研究的背景
北宋一代，作为中国传统农业文明模式发展的最高峰，其在文明内部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作为具有审美价值的建筑景观的园林、作为文人集团生活空间的园林与作为文学作品的内容的园林，或者说在文学视野下的园林的三层属性，经由作品为中介实现了具体的统一。简单来说，在园林的审美价值和作为文人集团活动平台的园林景观的刺激之下，园林得以进入文学作品成为描摹的客体或事件发生的空间环境；同时，受到文学作品传播的影响，受文人审美理想影响而形成的具有主观性的园林审美理念得以传播开来，影响作为美学建筑的园林与文人生活空间的的园林的具体造园活动。因此，重点便落在了对作为中介和中心点的园林题材文学作品的研究上。在进行具体的研究之前，对前人针对这一问题所作的研究与得到的成果进行总结与整理是必要的。
在古代中国，园林-园囿建筑（群）的历史十分悠久，而以园林-园囿为创作题材的作品也随这一建筑形态的产生而产生，例如《上林赋》等名篇，但这一时期二者之间的关系仍偏于松散。文学与园林之间真正意义上产生较为紧密的联系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大量士族-文人群体与受玄学影响下的对自然美的审美兴趣的出现，使得大量私家园林得以出现，而这些私家园林往往体现了这一时期的主流审美偏好，在以园林为描写对象的宴飨诗、山水诗、唱和诗中，作为描写对象的园林所蕴含的美学观念被融入了诗歌作品，同时诗歌作品中受价值观和宇宙观所影响下形成的审美品位、审美思想也会反过来影响具体的造园活动使之符合天人合一、宁静致远等审美情趣的要求。这便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社会中园林美学与文艺美学之间双向互动的基本形式。
1·2 本课题问题的提出
园林与文学之间究竟具有哪些比较具体的关联呢？首先从园林的形制来看，中国传统园林有动观、静观之分——动观者，设置较长的游览线路；静观者，设置较多的静态的观景点。在具体应用上，不同的园林会根据自身的条件进行具体设置：小园多以静观为主，动观为辅，庭院专主静观，大园则以动观为主，静观为辅，形成错落有致的园林格局。在游赏路线的设置上重视曲中有直、直中寓曲的曲直关系，体现了中国美学中对于含蓄的追求。最终形成了一个可以随游赏途径的改变、时间季相的改变、观察角度的改变，所获益大不相同的具有多重解读性的美学体系，与中国诗歌追求结构精致的思想达成共鸣。
在景观的设置上，由于园林艺术表现手段不同于文学所具有的直观性，对这种象外之象、味外之旨的追求主要是通过对景和借景等方式来实现。以对景来说，对景是指园内主要观景点与游览线的前进方向所面对的景物，这类景物既可以是自然景物，也可以是建筑物。一般来说，楼阁是院内的主要景点，在主要点被确定后，就在其周边布置山水、竹石、花木、亭榭等组成对景系统，不仅使景物具有俯仰远近高低的层次感，还可以增强色彩的对比效果，增加了景深，延伸了视觉的空间感，形成一个完整的审美网络系统。具体来说：中国传统园林中对山水的构建强调风骨和体势，有所谓“山贵有脉，水贵有源，源脉贯通，全园生动”的说法；在植株栽培上重姿态不讲品种，像莲、竹、梅具有刚健线条与骨架的植物受到了青睐。这与唐宋两代以来重视文人气节、风骨与其在作品中的展现的主流审美观念密不可分。
从以上两个方面可以较为粗略地看出文学审美理想对于园林形制等外在方面的巨大影响，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不仅限于此，文学作为一种人类思维层面的产物，与园林作为人类将主观审美投入自然景物之中并加以改造的活动，二者都与精神活动密切相关。此外，园林不仅仅作为简单的审美对象，往往兼具有生活活动空间的性质，因此，二者完全可以在美学追求方面以文人思想、思维为纽带实现连接。那么，要研究园林与文学活动的具体关联，就必须要从“人的活动”的中心点予以展开。
2本课题在国内外研究领域的现状及具体分析
2·1日本传统的园林史研究以及新动向
日本的园林史十分丰富多样，既有对整个日本园林历史为主体进行的研究，也有对于不同时期的园林为对象的研究。
日本造园史研究的先驱重森三玲所著的《日本庭院史图鉴》基本上完备、系统的介绍了日本的园林。他对于京都地区的园林给与了较高的评价，而对于江户地区的园林则持一种批判态度。这种思想一直主导者日本在这一方面的思想潮流。在早期日本学者看来，每个园林的建设的成功与否，重点在于它的建筑技巧，包括其中的样式、规模等等。但是这种标准只是把园林单独的作为一个建筑空间来评价，而忽视了园林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所拥有的文化意蕴。用这样的方法研究园林带有很大的片面性。
近年来，日本又掀起一股研究东京地区大名园林的热潮，其代表人物就是园林史学家白幡洋三郎。在他的著作中一反日本的主流思想，给予江户时代的大名园林高度评价。
日本对于中国园林的研究方面也是卓有成效的，学者冈大路编著的《中国宫苑园林史考》整合中国历代有关宫苑园林的史籍文献，通过这些详实的文献数据记载，分析了各时期的园林建筑设计特点和风格以及各时期论述。自都城宫苑园林及于全国各地，风景名胜无不包罗，并与同时期的日本宫苑园林做了比较，阐明了本人的见解。还专门介绍了有关中国园林建筑的诸家观点，特别是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园林的研究著作。所以这本书是中国古典建筑、园林美术、园林设计、人文旅游等方面不可缺少的参考书目，对于中国研究自身的园林有很大的借鉴价值。
2·2 国内关于北宋汴京的园林研究方面
目前学术界鲜有专门研究北宋时期的园林与文学的相关领域，下面我们对于学术界关于北宋时期园林的其他方面研究成果做一个概述。
2·2·1 有关园林史的研究
在清华大学的周维权先生所著的《中国古典园林史》中，他认为北宋时期园林是中国历史上新型园林兴盛的前期，虽没有隋唐的规模宏大，但是在结构方面却是相当精巧。而且宋代的园林开始更加偏向于私家园林。
著名的园林学家陈植研究中国造园艺术，致力于古代文人的著作文献研究。其代表作是《园冶注释》，是我国在园林史研究这一方面的重要参考资料。
2·2·2关于对北宋汴京这个地理区域的研究
学者刘春迎在其编著的《北宋汴京城研究》一书中重点介绍了北宋时期著名的寺观园林，对汴京地区寺院的艺术文化价值给与了很高评价。河南大学的周宝珠学者在《宋代汴京研究》这本书中，他着重介绍了“园林与绿化”，园林里面必不可少的花草，所以自然会有关于园林的绿化以及花草树木的栽培技术。
2·2·3关于园林与文学相互关系这一方面的研究
园林是一个建筑，也是一个艺术的集合体，古代的园林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文学的影响。除了建筑学和园林史的研究方向之外，在文学这个方面，曹林娣先生出版过《中国园林艺术论》，作者用文学研究的方法带入了园林艺术的研究，来探讨文人心性情趣与园林的关系。还有学者以中国园林为研究对象，探究园林蕴含的思想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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