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9 09:25:16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刑事案件辩护法律，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第一条为切实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未成年犯的合法权益，正确履行检察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以及区别对待的原则，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
第三条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加强同公安机关、人民法院的联系，及时总结、交流经验。坚持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注重社会效果，保证执法公正。
第四条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同政府有关部门、共青团、妇联、工会等人民团体以及学校和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联系，共同做好教育、挽救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
第五条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注意保护涉案未成年人的名誉。不得公开或者传播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
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案件，应当注意保护未成年被害人、证人的诉讼权利。
第六条人民检察院应当指定专人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般由熟悉未成年人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女检察人员承办。
第七条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考虑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根据其在校表现、家庭情况、犯罪原因、悔罪态度等，实施针对性教育。
第八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法律文书和内部工作文书，应当注明未成年人的出生年月日。
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成年犯的有关情况和办案人员开展教育感化工作的情况，应当记录在卷，随案移送。
第二章审查批准逮捕
第九条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把是否已满十四、十六周岁的临界年龄，作为重要事实予以查清。对难以判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实际年龄，影响案件认定的，应当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第十条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注意是否有被胁迫情节，案件中是否存在教唆犯罪、传授犯罪方法犯罪或者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的犯罪，而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犯罪嫌疑人。
第十一条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根据该未成年人的特点和实际，制定详细的讯问提纲，采取最适宜该未成年人的方式进行，讯问用语准确易懂，教育用语生动有效。
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告知其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告知其如实交待案件事实及自首、立功、从轻、减轻处罚的法律规定和意义，核实其是否有立功、检举揭发等表现，听取其有罪的供述或者无罪、罪轻的辩解。
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人到场，告知其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
讯问女性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由女检察人员担任。
第十二条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原则上不得使用戒具。对于确有现实危险，必须使用戒具的，在现实危险消除后，应当立即停止使用。
第十三条严格掌握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条件，对于罪行较轻，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能够保证诉讼正常进行，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
（一）过失犯罪的；
（二）犯罪预备犯、中止犯、未遂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
（三）犯罪后自首或者有立功表现的；
（四）犯罪后有明显悔罪表现，能够如实交待罪行，认识自己行为的危害性、违法性，积极退赃，尽力减少和赔偿损失的；
（五）具有其他没有逮捕必要情节的。
第十四条适用本规定第十三条，在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前，应当审查其监护情况，参考其法定人、学校、单位、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意见。
第三章审查与出庭支持公诉
第十五条人民检察院审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自受理之日起三日内，应当告知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并讲明法律意义。
对本人或者其法定人提出聘请律师意向，但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帮助其申请法律援助。
审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听取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人、辩护人、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人的意见。可以结合社会调查，通过学校、家庭等有关组织和人员，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个性特点、社会活动等情况，为办案提供参考。
第十六条人民检察院审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适用本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第十七条制作书，应当依法建议人民法院对未成年被告人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第十八条对未成年被告人提起公诉，应将有效证明该未成年人年龄的材料作为主要证据复印件之一移送人民法院。
第十九条对提起公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认真做好出席法庭的准备工作：
（一）掌握未成年被告人的心理状态，并对其进行接受审判的教育；
（二）可以与未成年被告人的辩护人交换意见，实行证据开示，共同做好教育、感化工作。
第二十条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不妨碍案件审理的，应当分开办理。
第二十一条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征得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同意后，一般不提请未成年证人、被害人出庭作证。
第二十二条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应当充分阐述未成年被告人构成犯罪以及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情节和法律依据。
对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悔罪态度较好，具备有效帮教条件、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未成年被告人，公诉人应当建议法院适用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主观恶性不深的初犯或者胁从犯、从犯；
（三）被害人要求和解或者被害方有明显过错，并且请求对被告人免予刑事处罚的。
公诉人在依法指控犯罪的同时，要剖析未成年被告人犯罪的原因、社会危害性，适时进行法制教育及人生观教育。
第二十三条人民检察院对于符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条件，有利于对未成年被告人教育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适用简易程序的建议。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协助人民法院落实法庭教育工作。
第二十四条人民检察院对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作出不决定。
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可以免除刑罚处罚的未成年人，可以作出不决定。
对于经补充侦查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条件的，可以作出不的决定。
第二十五条不决定书，应当向被不的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公开宣布，并向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阐明不的理由和法律依据。
不决定书应当送达被不的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并告知被不人及其法定人依法享有的申诉等权利。
第四章刑事诉讼法律监督
第二十六条公安机关违反法律和《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对未成年人涉嫌犯罪的案件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
未成年被害人或其法定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依照前款规定办理。
第二十七条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侦查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向公安机关提出纠正违法意见。
第二十八条审查批准逮捕、审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同时审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发现有下列违法行为的，应当提出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法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不当的；
（二）未依法实行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与成年犯罪嫌疑人分管、分押的；
（三）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拘留、逮捕措施后，在法定时限内未对其讯问，或者未通知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的；
（四）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威胁、体罚、侮辱人格、游行示众，或者刑讯逼供、指供诱供的；
（五）利用未成年人故意制造冤、假、错案的；
（六）对未成年被害人、证人以诱骗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或者侵害未成年被害人、证人的人格尊严及隐私权等合法权益的；
（七）违反羁押和办案期限规定的；
（八）对已作出的不批准逮捕、不决定，公安机关不予执行或延期执行的；
（九）在侦查中有其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的。
第二十九条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时，发现法庭审判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应当在休庭后及时向本院检察长报告，由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出意见。遇有下列情况，履行职务的检察人员可以及时向法庭提出纠正意见：
（一）依法不应公开审理而宣布公开审理的；
（二）开庭或宣告判决时未通知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庭的；
（三）未成年被告人在审判时没有委托辩护人，而人民法院也未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对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依法律规定拒绝辩护人为其辩护，合议庭未予准许，未宣布延期审理，未另行指定辩护律师的；
（四）法庭未详细告知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依法享有的申请回避、辩护、提出新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最后陈述、提出上诉等诉讼权利的。
第三十条审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判决、裁定时，应当注意审查该判决、裁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的要求，确有错误的，依法提出抗诉。
第三十一条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未成年犯管教所、拘役所中未成年犯执行刑罚和公安机关对监外未成年犯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第三十二条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未成年犯管教所实行驻所检察。在刑罚执行监督中，发现未成年犯管教所收押成年罪犯或关押成年罪犯的监狱收押未成年犯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
发现对年满十八周岁后余刑在二年以上的罪犯没有转送监狱的，或者混押被政府收容教养的未成年人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
人民检察院在看守所检察中，发现对余刑不满一年的未成年犯留所服刑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
第三十三条人民检察院发现拘役所对未成年犯没有与成年罪犯分押分管的，或者违反规定混押被判处徒刑的未成年犯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
第三十四条人民检察院加强对关押未成年犯场所的安全防范、卫生防疫、生活环境等狱务的监督，确保监管改造秩序和教学、劳动、生活秩序。
人民检察院配合执行机关加强对未成年犯的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和技术培训，促进依法、科学、文明监管。
人民检察院发现执行机关对未成年犯体罚虐待、侮辱人格、刑讯逼供、违规强迫劳动、违法使用戒具、禁闭不当、刑期届满未按时释放等问题，应当依法及时纠正；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于未成年犯在服刑期间又犯罪的案件和未成年犯提出的刑事申诉、控告、检举案件，应指定专人及时办理。
第三十五条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未成年犯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收监执行实行监督。对符合减刑、假释法定条件的，应当建议执行机关向审批机关呈报；发现呈报或裁定不当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人民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对管制、缓刑、假释等未成年犯脱管、漏管或者没有落实帮教措施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
第五章刑事申诉检察
第三十六条人民检察院依法受理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提出的刑事申诉案件。
复查未成年人刑事申诉案件和刑事赔偿案件，指派检察人员及时办理。
第三十七条人民检察院复查未成年人刑事申诉案件，应当直接听取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的陈述或辩解，认真审核、查证与案件有关的证据和线索，查清事实。
第三十八条对已复查纠正的未成年人刑事申诉案件，应当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善后工作。
第六章附则
第三十九条本规定所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是指犯罪嫌疑人实施涉嫌犯罪时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刑事案件。
第四十条实施犯罪行为的年龄，一律按公历的年、月、日计算。从周岁生日的第二天起，为已满××周岁。
第四十一条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有关规定。本规定有特别规定的，适用本规定。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未成年人是指已满14岁不满18岁的人。未成年人实施的危害社会，违反刑法，应予以刑事处罚的行为就是未成年人犯罪。追究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所适用的程序就是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
我国对未成年犯罪刑事诉讼程序没有专门立法，而是分散于刑事诉讼法的有关章节中。如对未成年犯罪不公开审理；对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其法定人人到场；对一审的判决和裁定，未成年人法定人有独立的上诉权；未成年人在审判时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为其指定辩护人等。除了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外，1991年《未成年人保护法》、1999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及2001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1991年6月《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建立相互配套的工作体系的通知》及《关于审理少年刑事案件聘请特邀陪审员的联合通知》等其它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中，也对未成人犯罪的刑事诉讼程序作出了具体规定。
在对未成人犯罪刑事诉讼程序立法的同时，各地对未成年人犯罪以特别程序进行处理的司法实践也不断发展。自一九八四年上海市长宁区法院设立第一个专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少年法庭以来，全国共设立少年法庭2500余个，最高人民法院和各高级人民法院均设立了少年法庭指导小组，目前从事少年审判工作的审判人员有7500余人，特邀人民陪审员9000余名。具有本国特色的少年刑事司法制度已初步创建，通过寓教于审、惩教结合，有针对性地强化了矫治、减少、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工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少年法庭受理案件的范围包括：（一）被告人在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的案件；（二）被告人在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并被指控为首要分子或者主犯的共同犯罪案件；以及法院院长根据少年法庭工作的实际情况决定的其他有未成年被告人的共同犯罪案件，或者其他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
第一条为切实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未成年犯的合法权益，正确履行检察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以及区别对待的原则，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
第三条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加强同公安机关、人民法院的联系，及时总结、交流经验。坚持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注重社会效果，保证执法公正。
第四条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同政府有关部门、共青团、妇联、工会等人民团体以及学校和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联系，共同做好教育、挽救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
第五条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注意保护涉案未成年人的名誉。不得公开或者传播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
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案件，应当注意保护未成年被害人、证人的诉讼权利。
第六条人民检察院应当指定专人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般由熟悉未成年人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女检察人员承办。
第七条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考虑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根据其在校表现、家庭情况、犯罪原因、悔罪态度等，实施针对性教育。
第八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法律文书和内部工作文书，应当注明未成年人的出生年月日。
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成年犯的有关情况和办案人员开展教育感化工作的情况，应当记录在卷，随案移送。
第二章审查批准逮捕
第九条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把是否已满十四、十六周岁的临界年龄，作为重要事实予以查清。对难以判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实际年龄，影响案件认定的，应当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第十条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注意是否有被胁迫情节，案件中是否存在教唆犯罪、传授犯罪方法犯罪或者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的犯罪，而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犯罪嫌疑人。
第十一条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根据该未成年人的特点和实际，制定详细的讯问提纲，采取最适宜该未成年人的方式进行，讯问用语准确易懂，教育用语生动有效。
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告知其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告知其如实交待案件事实及自首、立功、从轻、减轻处罚的法律规定和意义，核实其是否有立功、检举揭发等表现，听取其有罪的供述或者无罪、罪轻的辩解。
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人到场，告知其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
讯问女性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由女检察人员担任。
第十二条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原则上不得使用戒具。对于确有现实危险，必须使用戒具的，在现实危险消除后，应当立即停止使用。
第十三条严格掌握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条件，对于罪行较轻，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能够保证诉讼正常进行，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
（一）过失犯罪的；
（二）犯罪预备犯、中止犯、未遂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
（三）犯罪后自首或者有立功表现的；
（四）犯罪后有明显悔罪表现，能够如实交待罪行，认识自己行为的危害性、违法性，积极退赃，尽力减少和赔偿损失的；
（五）具有其他没有逮捕必要情节的。
第十四条适用本规定第十三条，在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前，应当审查其监护情况，参考其法定人、学校、单位、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意见。
第三章审查与出庭支持公诉
第十五条人民检察院审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自受理之日起三日内，应当告知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并讲明法律意义。
对本人或者其法定人提出聘请律师意向，但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帮助其申请法律援助。
审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听取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人、辩护人、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人的意见。可以结合社会调查，通过学校、家庭等有关组织和人员，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个性特点、社会活动等情况，为办案提供参考。
第十六条人民检察院审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适用本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第十七条制作书，应当依法建议人民法院对未成年被告人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第十八条对未成年被告人提起公诉，应将有效证明该未成年人年龄的材料作为主要证据复印件之一移送人民法院。
第十九条对提起公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认真做好出席法庭的准备工作：
（一）掌握未成年被告人的心理状态，并对其进行接受审判的教育；
（二）可以与未成年被告人的辩护人交换意见，实行证据开示，共同做好教育、感化工作。
第二十条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不妨碍案件审理的，应当分开办理。
第二十一条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征得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同意后，一般不提请未成年证人、被害人出庭作证。
第二十二条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应当充分阐述未成年被告人构成犯罪以及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情节和法律依据。
对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悔罪态度较好，具备有效帮教条件、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未成年被告人，公诉人应当建议法院适用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主观恶性不深的初犯或者胁从犯、从犯；
（三）被害人要求和解或者被害方有明显过错，并且请求对被告人免予刑事处罚的。
公诉人在依法指控犯罪的同时，要剖析未成年被告人犯罪的原因、社会危害性，适时进行法制教育及人生观教育。
第二十三条人民检察院对于符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条件，有利于对未成年被告人教育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适用简易程序的建议。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协助人民法院落实法庭教育工作。
第二十四条人民检察院对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作出不决定。
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可以免除刑罚处罚的未成年人，可以作出不决定。
对于经补充侦查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条件的，可以作出不的决定。
第二十五条不决定书，应当向被不的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公开宣布，并向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阐明不的理由和法律依据。
不决定书应当送达被不的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并告知被不人及其法定人依法享有的申诉等权利。
第四章刑事诉讼法律监督
第二十六条公安机关违反法律和《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对未成年人涉嫌犯罪的案件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
未成年被害人或其法定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依照前款规定办理。
第二十七条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侦查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向公安机关提出纠正违法意见。
第二十八条审查批准逮捕、审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同时审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发现有下列违法行为的，应当提出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法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不当的；
（二）未依法实行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与成年犯罪嫌疑人分管、分押的；
（三）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拘留、逮捕措施后，在法定时限内未对其讯问，或者未通知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的；
（四）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威胁、体罚、侮辱人格、游行示众，或者刑讯逼供、指供诱供的；
（五）利用未成年人故意制造冤、假、错案的；
（六）对未成年被害人、证人以诱骗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或者侵害未成年被害人、证人的人格尊严及隐私权等合法权益的；
（七）违反羁押和办案期限规定的；
（八）对已作出的不批准逮捕、不决定，公安机关不予执行或延期执行的；
（九）在侦查中有其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的。
第二十九条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时，发现法庭审判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应当在休庭后及时向本院检察长报告，由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出意见。遇有下列情况，履行职务的检察人员可以及时向法庭提出纠正意见：
（一）依法不应公开审理而宣布公开审理的；
（二）开庭或宣告判决时未通知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庭的；
（三）未成年被告人在审判时没有委托辩护人，而人民法院也未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对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依法律规定拒绝辩护人为其辩护，合议庭未予准许，未宣布延期审理，未另行指定辩护律师的；
（四）法庭未详细告知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依法享有的申请回避、辩护、提出新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最后陈述、提出上诉等诉讼权利的。
第三十条审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判决、裁定时，应当注意审查该判决、裁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的要求，确有错误的，依法提出抗诉。
第三十一条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未成年犯管教所、拘役所中未成年犯执行刑罚和公安机关对监外未成年犯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第三十二条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未成年犯管教所实行驻所检察。在刑罚执行监督中，发现未成年犯管教所收押成年罪犯或关押成年罪犯的监狱收押未成年犯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
发现对年满十八周岁后余刑在二年以上的罪犯没有转送监狱的，或者混押被政府收容教养的未成年人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
人民检察院在看守所检察中，发现对余刑不满一年的未成年犯留所服刑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
第三十三条人民检察院发现拘役所对未成年犯没有与成年罪犯分押分管的，或者违反规定混押被判处徒刑的未成年犯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
第三十四条人民检察院加强对关押未成年犯场所的安全防范、卫生防疫、生活环境等狱务的监督，确保监管改造秩序和教学、劳动、生活秩序。
人民检察院配合执行机关加强对未成年犯的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和技术培训，促进依法、科学、文明监管。
人民检察院发现执行机关对未成年犯体罚虐待、侮辱人格、刑讯逼供、违规强迫劳动、违法使用戒具、禁闭不当、刑期届满未按时释放等问题，应当依法及时纠正；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于未成年犯在服刑期间又犯罪的案件和未成年犯提出的刑事申诉、控告、检举案件，应指定专人及时办理。
第三十五条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未成年犯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收监执行实行监督。对符合减刑、假释法定条件的，应当建议执行机关向审批机关呈报；发现呈报或裁定不当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人民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对管制、缓刑、假释等未成年犯脱管、漏管或者没有落实帮教措施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
第五章刑事申诉检察
第三十六条人民检察院依法受理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提出的刑事申诉案件。
复查未成年人刑事申诉案件和刑事赔偿案件，指派检察人员及时办理。
第三十七条人民检察院复查未成年人刑事申诉案件，应当直接听取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的陈述或辩解，认真审核、查证与案件有关的证据和线索，查清事实。
第三十八条对已复查纠正的未成年人刑事申诉案件，应当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善后工作。
第六章附则
第三十九条本规定所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是指犯罪嫌疑人实施涉嫌犯罪时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刑事案件。
第四十条实施犯罪行为的年龄，一律按公历的年、月、日计算。从周岁生日的第二天起，为已满××周岁。
第四十一条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有关规定。本规定有特别规定的，适用本规定。
[关键词]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
一、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的不足之处
未成年人的权益能否被更好地维护，与审判阶段中的每一道程序都息息相关。目前我国对未成年权益的保护已经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在审判制度、对未成年人的辩护权利的保护以及对未成年人的定罪量刑等方面仍存在着一些不足。
（一）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在审判制度的不足之处
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世界各国大多建立了各具特色的少年审判组织，由专门机关或者人员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我国，虽然在少数大城市法院也建立了少年法庭，遗憾的是《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这两部全国性法律均未对少年法庭有明确的认可，更未对少年审判司法制度作必要的完备性规定；人民法院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亦尚未对少年司法制度，特别是少年法庭的地位问题作明确的规定和认可。可以说，我们的未成年审判组织“尚未得到法律的认可”，少年法庭的存在都受到威胁，在基层法院很少设立少年法庭。在司法实践中，许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理是由所谓的“少年专审法庭”审理，其实这种少年法庭名义上是专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实质上只是普通法庭的“变体”。普通法庭的审判组织原封不动，只是被冠以“少年法庭”的名号而已。[1]这样的审判主体制度安排并不能对未成年人刑事被告人权益的特殊保护起到很大的作用。
（二）未成年人辩护权利的保护不足之处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末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从现行法律规定来看，在侦察阶段律师不是以辩护人的身份介入的，而只有进入审判阶段的时候，律师才可以以辩护人身份介入。在审判阶段才能作为辩护人，这会使律师没有充足的时间阅卷、了解案情，为辩护做准备，而且也不利于监督侦查机关的行为。[2]这样使得辩护人不能为未成年人争取最有利的判决结果，不利于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
（三）对未成年人定罪量刑规定的不足之处
在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人不判处死刑，最多判处无期徒刑，我国刑法中的无期徒刑是有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但对未成年人判处无期徒刑违背了“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刑法规定。另外自首与立功制度，特别是缓刑制度中，没有关于未成年人从宽量刑的规定，把未成年人等同于成年人对待，这对未成年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二、完善人民法院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措施
（一）完善未成年人审判制度的建设
首先，应加强少年法庭和少年法院的建设。2005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程序作了统一规定，它使得我国少年法庭工作进一步规范化。但还需从法律上明确少年法庭的法律地位，条件成熟可以设立独立的少年法院，其具体的设置可作如下设计：级别属于基层人民法院，它设置于设区的市，全市的涉少一审案件均到该少年法院审判，少年案件的终审权则归属该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对于中央直辖市内少年法院的设置，因为目前的直辖市设置两个或两个以上中级人民法院，为此，可在中级法院辖区内设置一个基层人民法院级别的少年法院，终审权属该中级法院。[3]其次，可以由普通刑事法院审理未成年人案件，但对法官要有特殊的限制。如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设置方面，可以由一名女法官担任审判长，会同两位人民陪审员专门负责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因为女法官善于发挥女性特有的缜密、细致、耐心的长处及敏锐的观察力，易发现被忽视的细微枝节问题或事实，并以此作为突破口而消除法官与未成年被告人间的隔阂。且女法官的母性本质，更富教育感化能力，其丰富的感情、温和的言谈更易博得未成年被告人的信任和敬爱，从而使他们能向女法官主动倾诉真言。[4]另外，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合议庭可以吸收心理辅导专家、教师作为人民陪审员，对未成年被告进行心理疏导，缓解其紧张情绪，这样不仅更加有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而且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帮扶作用很大，把对未成年人的心理伤害降到最低。
（二）将指定辩护提前到侦查阶段
由于未成年人对自己的行为性质和后果的识别能力相对较弱，对法律的了解较少，也有可能存在对司法机关的畏惧心理，所以更易做出对自己不利的供述，律师的加入可以有效防止刑讯逼供或其它的侵犯未成年人权利的行为。律师也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其成长经历，分析案情，更早地为辩护做准备，从而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另外，律师也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以避免犯罪污染。对于未成年人的特殊情况，保护未成年人的辩护权，将为未成年人指定律师提前到侦查阶段，能够切实保护好未成年人的权益。
（三）正确使用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措施
对待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措施，向非监禁化和非刑罚化发展，建立未成年人犯罪的替代刑制度。自由刑是剥夺或者限制犯罪人人身自由的刑罚。针对各国刑罚发展、青少年犯罪特点及中国特色，建议在传统的刑罚体系基础上，建立替代刑制度。比如暂缓判决制度，暂缓判决是指刑事诉讼活动中，经过开庭审理，对构成犯罪并符合一定条件的未成年被告人，先确定罪名，暂不判处刑罚，同时设置适当的考察期予以帮教矫治，让其在社会上继续学习或工作，考察期结束后，再结合悔罪表现予以判决的一种审判方法。[5]按照现行
的审判制度，对那些经开庭审理已经查明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只能在审判期限内作出有罪或无罪的判决。实行暂缓判决，法官就有时间区别和判断各未成年被告人的不同情况，最大限度地挽救犯罪未成年人，开辟了一条教育矫治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新途径。
尽可能大量适用自首与立功制度、缓刑制度。建立独立的未成年人犯缓刑制度及配套的调查、监督和社会帮教制度，促使未成年人犯再社会化。严格区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适用缓刑制度的标准。对未成年人犯尽可能大量适用缓刑制度是未成年人犯恢复性司法的有效措施，对促进未成年人犯回归社会有良好效果和重要意义。
三、结语
少年时期是人生成长经历中十分关键又十分脆弱的时期，需要我们特别的照顾和保护。完善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意义并不单纯在于防治青少年犯罪，更为深度的价值诉求是彰显成人社会对未成年人的重视、尊重与关爱。在刑事诉讼领域，我们应当以开阔的视野、创新的理念为指导，使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诉讼程序走向科学化、理性化。
[参考文献]
[1]马柳颖.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程序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2]高素.未成年人的刑事司法保护问题微探.科教文汇。2008.01上旬刊
[3]姚建龙.从少年法庭到少年法院一对我国目前创设少年法院的思考.中国青年研究，2001，(6)．
一、必须查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准确出生日期
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无论是立案阶段，还是侦查、起诉、审判活动，都必须重点查清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准确出生日期，需具体到“日”，因为年龄因素很可能决定着是否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对此：（一）《高检规定》第8条规定，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把是否已满14、16、18周岁的临界年龄，作为重要事实予以查清。对难以判断犯罪嫌疑人实际年龄，影响案件认定的，应当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需要补充侦查的，同时通知公安机关。（二）必须首先关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准确出生日期，并且具体到“日”是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活动的重要任务之一。《高法规定》第28条规定，法庭调查时，审判人员应当核实未成年被告人在实施被指控的行为时的年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的规定，对于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经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且确实无法查明的，应当推定其没有达到相应法定刑事责任年龄。相关证据足以证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经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但是无法准确查明被告人具体出生日期的，应当认定其达到相应法定刑事责任年龄。
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由专门机构或专职人员承办
（一）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应当照顾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并可以根据需要设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人办理。
（二）根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应当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判员或者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依法组成少年法庭进行。
（三）有关的司法解释和部门文件也有规定，如根据《公安部规定》第6条规定，公安机关应当设置专门机构或者专职人员承办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应注意，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人员应具有心理学、犯罪学、教育学等专业基本知识和有关法律知识，并具有一定的办案经验。这些措施都是考虑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身心特点，以利于更好地教育、感化、挽救这些未成年人。对此：1、《高检规定》第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一般应当设立专门工作机构或者专门工作小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具备条件的应当指定专人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般应当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检察人员承办。2、《高法规定》第6条规定，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可以建立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条件尚不具备的地方，应当在刑事审判庭内设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或者由专人负责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高级人民法院可以在刑事审判庭内设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设立少年法庭指导小组，指导少年法庭的工作，总结和推广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的经验。少年法庭指导小组应当有专人或者设立办公室负责具体指导工作。3、《高法规定》第8条规定，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的审判长，应当由熟悉未成年人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审判员担任，并且应当保持其工作的相对稳定性。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人民陪审员，一般由熟悉未成年人特点，热心于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工作，并经过必要培训的共青团、妇联、工会、学校的干部、教师或者离退休人员、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工作人员等担任。
三、诉讼工作的全面性和细致性
《公安部规定》第10条、《高检规定》第16条和第18条、《高法规定》第21条均规定，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不仅必须完成与成年人案件同样的查明案情、收集证据和确认犯罪人等各项工作，而且诉讼活动还应当更加全面和细致，必须更注意案件细节问题的调查取证和确认。在制作诉讼文书时，公安司法人员除了应当在文书上载明案件来源、发案时间、地点、犯罪事实、现有的证据材料、法律依据和处理意见外，还应当着重写明犯罪嫌疑人的确切出生时间、生活居住环境、心理性格特征、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等情况。这些内容应当尽量详细、全面。
四、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特别的诉讼权利
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说，除了享有与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同的诉讼权利外，还享有一些特殊的权利，办案机关应当依法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这些特殊权利。例如：（一）《刑事诉讼法》第14条第2款规定，对于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被告人是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为他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14岁以上不满16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16岁以上不满18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二）《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6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通知监护人到场。（三）《高检规定》第4条第1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依法保护涉案未成年人的名誉，尊重其人格尊严，不得公开或者传播涉案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四）《高法规定》第19条规定，开庭审理前，应当通知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出庭。法定人无法出庭或者确实不适宜出庭的，应另行通知其他监护人或者其他成年近亲属出庭。经通知，其他监护人或者成年近亲属不到庭的，人民法院应当记录在卷。第24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辩护台靠近旁听区一侧为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设置席位。
五、严格限制强制措施的适用
《公安部规定》第15条规定，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应当严格限制和尽量减少使用强制措施。《高检规定》：（一）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把是否已满14、16、18周岁的临界年龄，作为重要事实予以查清，对难以判断实际年龄、影响案件认定的，应当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二）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事实、主观恶性、有无监护与社会帮教条件等，综合衡量其社会危险性，确定是否有逮捕必要，慎用逮捕措施，可捕可不捕的不捕。（三）对于罪行较轻，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没有社会危险性或者社会危险性较小，不会妨害诉讼正常进行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般不予批准逮捕。对于罪行较严重，但主观恶性不大，有悔罪表现，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不具有社会危险性，不会妨害诉讼正常进行，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也可以依法不予批准逮捕：1、初次犯罪、过失犯罪的；2、犯罪预备、中止、未遂的；3、有自首或者立功表现的；4、犯罪后能够如实交待罪行，认识自己行为的危害性、违法性，积极退赃，尽力减少和赔偿损失，得到被害人谅解的；5、不是共同犯罪的主犯或者集团犯罪中的首要分子的；6、属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或者系在校学生的；7、其他没有逮捕必要的情形。
六、区别对等的起诉政策
《高检规定》将“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原则进一步具体化，充分体现了宽严相济、区别对等的刑事政策，《高检规定》第20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般应当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一）被胁迫参与犯罪的；（二）犯罪预备、中止的；（三）在共同犯罪中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四）是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的；（五）因防卫过当或者紧急避险构成犯罪的；（六）有自首或者重大立功表现的；（七）其他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情形。
一、必须查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准确出生日期
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无论是立案阶段，还是侦查、、审判活动，都必须重点查清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准确出生日期，需具体到“日”，因为年龄因素很可能决定着是否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对此：（一）《高检规定》第8条规定，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把是否已满14、16、18周岁的临界年龄，作为重要事实予以查清。对难以判断犯罪嫌疑人实际年龄，影响案件认定的，应当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需要补充侦查的，同时通知公安机关。（二）必须首先关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准确出生日期，并且具体到“日”是侦查、审查、审判活动的重要任务之一。《高法规定》第28条规定，法庭调查时，审判人员应当核实未成年被告人在实施被指控的行为时的年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的规定，对于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经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且确实无法查明的，应当推定其没有达到相应法定刑事责任年龄。相关证据足以证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经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但是无法准确查明被告人具体出生日期的，应当认定其达到相应法定刑事责任年龄。
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由专门机构或专职人员承办
（一）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应当照顾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并可以根据需要设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人办理。
（二）根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应当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判员或者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依法组成少年法庭进行。
（三）有关的司法解释和部门文件也有规定，如根据《公安部规定》第6条规定，公安机关应当设置专门机构或者专职人员承办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应注意，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人员应具有心理学、犯罪学、教育学等专业基本知识和有关法律知识，并具有一定的办案经验。这些措施都是考虑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身心特点，以利于更好地教育、感化、挽救这些未成年人。对此：1、《高检规定》第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一般应当设立专门工作机构或者专门工作小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具备条件的应当指定专人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般应当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检察人员承办。2、《高法规定》第6条规定，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可以建立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条件尚不具备的地方，应当在刑事审判庭内设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或者由专人负责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高级人民法院可以在刑事审判庭内设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设立少年法庭指导小组，指导少年法庭的工作，总结和推广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的经验。少年法庭指导小组应当有专人或者设立办公室负责具体指导工作。3、《高法规定》第8条规定，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的审判长，应当由熟悉未成年人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审判员担任，并且应当保持其工作的相对稳定性。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人民陪审员，一般由熟悉未成年人特点，热心于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工作，并经过必要培训的共青团、妇联、工会、学校的干部、教师或者离退休人员、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工作人员等担任。
三、诉讼工作的全面性和细致性
《公安部规定》第10条、《高检规定》第16条和第18条、《高法规定》第21条均规定，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不仅必须完成与成年人案件同样的查明案情、收集证据和确认犯罪人等各项工作，而且诉讼活动还应当更加全面和细致，必须更注意案件细节问题的调查取证和确认。在制作诉讼文书时，公安司法人员除了应当在文书上载明案件来源、发案时间、地点、犯罪事实、现有的证据材料、法律依据和处理意见外，还应当着重写明犯罪嫌疑人的确切出生时间、生活居住环境、心理性格特征、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等情况。这些内容应当尽量详细、全面。
四、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特别的诉讼权利
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说，除了享有与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同的诉讼权利外，还享有一些特殊的权利，办案机关应当依法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这些特殊权利。例如：（一）《刑事诉讼法》第14条第2款规定，对于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被告人是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为他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14岁以上不满16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16岁以上不满18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二）《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6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通知监护人到场。（三）《高检规定》第4条第1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依法保护涉案未成年人的名誉，尊重其人格尊严，不得公开或者传播涉案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四）《高法规定》第19条规定，开庭审理前，应当通知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出庭。法定人无法出庭或者确实不适宜出庭的，应另行通知其他监护人或者其他成年近亲属出庭。经通知，其他监护人或者成年近亲属不到庭的，人民法院应当记录在卷。第24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辩护台靠近旁听区一侧为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设置席位。
五、严格限制强制措施的适用
《公安部规定》第15条规定，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应当严格限制和尽量减少使用强制措施。《高检规定》：（一）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把是否已满14、16、18周岁的临界年龄，作为重要事实予以查清，对难以判断实际年龄、影响案件认定的，应当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二）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事实、主观恶性、有无监护与社会帮教条件等，综合衡量其社会危险性，确定是否有逮捕必要，慎用逮捕措施，可捕可不捕的不捕。（三）对于罪行较轻，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没有社会危险性或者社会危险性较小，不会妨害诉讼正常进行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般不予批准逮捕。对于罪行较严重，但主观恶性不大，有悔罪表现，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不具有社会危险性，不会妨害诉讼正常进行，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也可以依法不予批准逮捕：1、初次犯罪、过失犯罪的；2、犯罪预备、中止、未遂的；3、有自首或者立功表现的；4、犯罪后能够如实交待罪行，认识自己行为的危害性、违法性，积极退赃，尽力减少和赔偿损失，得到被害人谅解的；5、不是共同犯罪的主犯或者集团犯罪中的首要分子的；6、属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或者系在校学生的；7、其他没有逮捕必要的情形。
六、区别对等的政策
《高检规定》将“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原则进一步具体化，充分体现了宽严相济、区别对等的刑事政策，《高检规定》第20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般应当依法作出不决定：（一）被胁迫参与犯罪的；（二）犯罪预备、中止的；（三）在共同犯罪中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四）是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的；（五）因防卫过当或者紧急避险构成犯罪的；（六）有自首或者重大立功表现的；（七）其他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情形。
论文摘要：我国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尚处于初期阶段，还未制定适合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应当对犯罪未成年人引进暂缓起诉制度，实施社会调查制度、未成年犯的前科消灭制度、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以及严格适用简易程序等制度，系统构建我国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以加强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障。
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是国家为治理与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而专门建立的一种司法制度。该制度的建立，对推动各国司法领域树立人权保障的司法理念尤其是保障青少年的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1]在今天，它的价值远远超出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矫正和预防需要的本身，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司法制度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尺度。目前，在我国未成年人和成年人适用同一法律体系，尚未建立一个针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的独立的未成年人法律体系。
一、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现状
我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面临着未成年人犯罪急剧上升的严重社会问题。比如，在建国初期，我国14-18岁未成年人犯罪占全部刑事犯罪总数尚不到1%;1978年、1979年前后开始大幅度上升， 1980年就占到全部刑事犯罪总数的8.33%。[2]从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陆续开展了数次“严打”和专项斗争，社会治安秩序有了一定好转，但是未成年人犯罪上升的势头一直无法遏制。
原因虽然很复杂，但仅仅靠“严打”和重刑显然不是有效的措施。到底什么措施才能有效解决社会的治安问题?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和观念?在司法实务界和理论界都引发了深刻的思考。在这样的背景下，1984年上海长宁区法院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当时称为“专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开创了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先河。最高法院充分肯定了长宁区法院建立少年法庭的经验，认为这是我国审判制度一项新的建设，并且要求在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庭推广，这也就是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建立的开始。至今，全国共有2400余个少年法庭。基本建制在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其中有的是在刑事审判庭内设专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合议庭，有的则单独设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少年法庭受理案件的范围主要是两种情况:一种是未成年人涉嫌犯罪并作为被告人的刑事案件;另一种是未成年人作为被害人的刑事案件。少年法庭在司法实践中严格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逐步形成了一套区别于成年人的特殊审判制度。如:审判不公开制度;指定辩护制度;法定人制度;陪审员制度;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等。应该说，人民法院在20多年的少年法庭司法实践中，为我国司法制度的文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此，人民法院还专门培养了一支约7000余人的专业法官队伍。与此同时，自1998年以来，人民法院还依据刑诉法第26条指定管辖的规定，进行了集中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尝试。
主要原因在于如果每个法院都设立少年法庭，相对于那些人员设置紧张的法院来说，审判资源会有所浪费;并且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分布于各个法院，在量刑上往往容易发生不平衡。基于上述原因，对少年法庭在一定区域内尝试集中审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做法，最高法院给予了支持，认为集中审理对合理配置刑事审判资源、提高专业水平等方面都有意义。从2001年起，在集中审理的探索上，司法实践中又大胆提出了在我国设立少年法院的构想。当然，少年法院的构想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目前，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尚处于初期阶段，与国外100多年的司法制度发展相比，我们还存在诸多不完善的方面。例如，人民法院同相关部门配合协调工作还不理想;预防、矫正、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有效互动机制没有建立起来;看守所没有对未成年人实行分管分押;人民陪审员制度不容易落实;对未成年人指定辩护的质量不高;司法理念落后;缺乏对维护未成年人民事权益的研究等等。
二、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立法缺陷
1.尚未制定适合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的实体法和程序法
出于治理日益严重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需要，1984年上海市长宁区法院建立的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以其独特的视角、针对性的做法和良好的实践效果引起了司法界的重视、社会公众的认可和欢迎。截至1998年底，全国共有3694个少年法庭，基本上实现了所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全部由少年法庭审理。[3]2005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程序作了统一规定，使得我国少年法庭工作进一步规范化。虽然我国在少年法庭建立之后，大大加强了未成年人立法工作，如《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先后出台，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是:我国尚未制定适合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的实体法和程序法。而且《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这两部全国性法律均未对少年法庭有明确的认可，更未对少年审判司法制度作必要的完备性规定;人民法院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亦尚未对少年司法制度特别是少年法庭的地位作明确的规定和认可。对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予以规范的法律依据仅有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是不够完善的，甚至可以说我们的未成年人审判组织“尚未得到法律的认可”。
2.原有的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制度与现行普通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审判方式存在一定的冲突这种冲突
具体体现为以下四点:一是庭前程序性审查与探明未成年人犯罪主客观原因之间的冲突;二是庭前不接触案件当事人与庭前教育被告人之间的冲突;三是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及普通程序简化与确保未成年人辩护权实现之间的冲突;四是程序简化与庭审教育之间的冲突。[4]产生上述冲突的原因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与普通刑事司法制度的区别不甚明显。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是包括刑事案件的调查、审理、处置、矫治等主要内容的特殊司法制度。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工作虽然在实践中通过逐步摸索而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工作制度，但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并未将此全部纳入。从总体上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工作仍然局限在普通刑事司法的框架范围内，与国外相比，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尚无系统配套的专门法律予以规范，仅仅散见于刑法、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由于立法的滞后，使得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普通刑事司法制度，从而受到普通刑事司法制度的制约。在审判方式改革中，一些适用于普通刑事司法制度的基本做法也当然地适用于少年刑事审判，这必然会导致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与普通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审判方式之间产生冲突。
三、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构想
我国目前尚缺乏适合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完善未成年人保护的多层次法律法规，要学习借鉴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相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与立法体例并加以本土化，修改并制定我国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相配套的专门法律规范。
1.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引进暂缓起诉制度
首先，暂缓起诉的具体制度设计应当是:适用对象仅限于未成年人。其次，明确规定暂缓起诉的实体条件和程序条件。实体条件应当包括:一是犯罪情节轻微;二是犯罪后有悔改表现，且不致再继续危害社会;三是嫌疑人系初犯、偶犯或者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四是具备较好的帮教条件。程序条件应当包括:(1)案件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2)不具有不予起诉的法定条件;(3)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写出保证书;(4)家长出具担保书，并与检察机关签订帮教协议书;(5)由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是否暂缓起诉;(6)办理取保候审手续;(7)规定一个月到一年不等的考验期;(8)定期帮教、考察、报告与回访。再次，为防止检察机关滥用暂缓起诉权，应建立来自被告人、被害人和公安机关的制约机制。最后，应当规定暂缓起诉的考察期及针对未成年人考察期的表现所采取的相应措施。对适用暂缓起诉的未成年被告人要设置适当的考察期，考察期最长为一年，但一般不少于3个月。如被告人在考验期内表现良好，没有违法行为或有立功表现等，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便免予刑事处罚或判处较低刑罚。它的适用对象一般为受审时不满18周岁或犯罪时未成年的初犯、偶犯，一般为罪行较轻、恶习较浅、认罪态度较好，犯最高刑在3年(含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之罪并具有管教条件的未成年被告人。
2.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
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在判决宣告前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行为的背景情况通过社会有关方面进行调查。其目的和任务是全面、客观、公正地反映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生活环境，深入细致地分析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案的主客观原因，积极探索具有我国特色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为政法机关公正处理、教育、感化和挽救未成年犯提供重要依据。目前选任社会调查员的方法是:由法院、检察机关、未保委、团委从人民陪审员、教师、教育科研工作者中提名，再由各部门联合进行审查，进而最终确定人选。调查工作围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情况、家庭情况、在校表现、交友情况、心理、生理状况等方面进行。社会调查制度使主审法官更全面地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的前因后果，有了充足的背景材料，能使法官考虑问题更为全面，从而作出合情合法的判决。社会调查报告为法官对未成年被告人量刑提供了一份非常重要的参考依据。我们实施的社会调查报告制度不仅要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相衔接，而且要通过社会调查报告工作的开展，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对失足少年的教育挽救，强化司法保护。
3.未成年犯的前科消灭制度[5]
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曾经将8名少年犯的判决以及学校的处分材料从其档案材料中取出，由法院加以保存，从而使少年犯消除了思想顾虑，彻底放下了思想包袱，学习的动力很大，后来他们先后考入了北京理工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高等院校，有一人还考上了研究生。这一做法有利于未成年人从过去的犯罪阴影中彻底摆脱出来，为其改过自新创造有利的客观外部条件，使其重新塑造自己的人生。
前科消灭制度的构想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时间条件。前科消灭期间不能“一刀切”，应根据刑罚的轻重和刑期的长短而确定，具体可分为三种制度:未成年人前科的先期消灭，未成年人前科随缓刑考验期满而消灭，未成年人前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经过一段时间而消灭。第二，悔改条件。如果前科考验期间内没有再犯新罪，未成年人的犯罪前科就可以被消灭。第三，消灭程序。消灭程序包括申请主体、管辖、调查和裁定等内容。申请主体可以是未成年人本人、监护人或对其负有监管职责的人;管辖权由原判法院行使;调查、取证也由受理前科消灭申请的法院行使。
4.实行“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6]
正在我国部分城市试点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主要借鉴了英国的司法实践，[7]并根据中国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特点进行了创新。“合适成年人”必须是具备教育、心理、社会和法律知识的成年人，一般由城市社区青少年专干、司法所司法助理员、社区居委会成员等担任，也可以由法律援助律师、教师、大学生志愿者等担任。“合适成年人”在警方讯问处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第一时间便介入，协助沟通和确保侦查审讯依法公正进行，为涉法未成年人维权。另外，在对涉法未成年人的后期矫正过程中，也离不开“合适成年人”的参与。当然“合适成年人”在参与教育帮助的过程中，要尊重和保守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试点意味着我国对未成年人权利的保护，将从一般法律保护走向司法保护，从成年人司法体系走向未成年人司法体系，也意味着一个区别于成人司法制度的独立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将有望建立起来。
5.严格适用简易程序制度
适用简易程序意味着被告人对指控犯罪的自认，并放弃了适用普通程序的诸多诉讼权利。由于未成年人心理发育不成熟、社会阅历浅、法律意识淡薄等方面原因，使得他们常因不能完整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而导致辩护不力或辩护不当，有的甚至心存害怕而不敢辩解。因此，在审判中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能一味地为提高庭审效率、节约诉讼成本而扩大适用简易程序的范围，或者将普通程序简化审。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简易程序应根据他们的身心特点严格制定相关条件，如在对未成年人适用简易程序时，应当详细告知其简易程序的含义及适用简易程序的法律后果，此外，在适用简易程序时除了征求被告人意见外，还应征求其法定人、辩护人的意见。而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普通刑事案件，由于犯罪事实相对复杂，则不宜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理，从而从程序上最大程度地保障未成年被告人辩护权的实现。
适用简易程序的同时应加强法庭教育。简易程序的特点是简便、快捷、迅速，在审判实践中，由于程序的简化，导致法庭教育也相应弱化，甚至取消法庭教育，这样直接影响了寓教于审的正常开展。笔者认为，简易程序案件更应当注重法庭教育，理由有两点:一是简易程序的案件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拟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能够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未成年被告人，往往是犯罪情节较轻、人身社会危害性不大、认罪态度相对较好的被告人，这类被告人往往是初犯、偶犯，主观恶性不大，自身容易改造，他们是帮教的重点，特别是经过法庭教育，会使他们心灵受到震撼，更愿意认罪悔罪，从而达到挽救的效果;反之，如果弱化庭审教育，则会让他们感觉刑法惩戒功能较弱，从而产生犯罪无所谓的思想，不利于他们吸取教训，改过自新。二是由于案件事实证据无争议，作为审判人员可以集中精力开展法庭教育，突出法庭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在简易程序案件中，审判人员应发挥公诉人、辩护人、法定人的合力作用，强化庭审教育，使被告人深刻认识犯罪危害性，并唤醒他们的良知，从而改造挽救他们。
注释:
[1]佟丽华.未成年人法学[M]，北京:中国民主法律出版社，2001:176.
[2]张小娜.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空间以及律师的作用.join-highlaw.com/system/2006/05/16/000121030.shtml.
[3]蔡鸿铭.和谐社会语境下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兼论未成年司法程序中的人文关怀.lunwen. lawtime. cn/xingfaxflw/2007013061240_3.html.
[4]喻石.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制度在审判方式改革中的定位.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 id=126063 2004-08-03.
[5]杜文俊，安文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我国未成年人刑罚制度的完善[J].青少年犯罪问题，2007，(3).
我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面临着未成年人犯罪急剧上升的严重社会问题。比如,在建国初期,我国14-18岁未成年人犯罪占全部刑事犯罪总数尚不到1%;1978年、1979年前后开始大幅度上升,1980年就占到全部刑事犯罪总数的8.33%。[2]从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陆续开展了数次“严打”和专项斗争,社会治安秩序有了一定好转,但是未成年人犯罪上升的势头一直无法遏制。
原因虽然很复杂,但仅仅靠“严打”和重刑显然不是有效的措施。到底什么措施才能有效解决社会的治安问题?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和观念?在司法实务界和理论界都引发了深刻的思考。在这样的背景下,1984年上海长宁区法院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当时称为“专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开创了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先河。最高法院充分肯定了长宁区法院建立少年法庭的经验,认为这是我国审判制度一项新的建设,并且要求在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庭推广,这也就是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建立的开始。至今,全国共有2400余个少年法庭。基本建制在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其中有的是在刑事审判庭内设专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合议庭,有的则单独设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少年法庭受理案件的范围主要是两种情况:一种是未成年人涉嫌犯罪并作为被告人的刑事案件;另一种是未成年人作为被害人的刑事案件。少年法庭在司法实践中严格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逐步形成了一套区别于成年人的特殊审判制度。如:审判不公开制度;指定辩护制度;法定人制度;陪审员制度;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等。应该说,人民法院在20多年的少年法庭司法实践中,为我国司法制度的文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此,人民法院还专门培养了一支约7000余人的专业法官队伍。与此同时,自1998年以来,人民法院还依据刑诉法第26条指定管辖的规定,进行了集中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尝试。
主要原因在于如果每个法院都设立少年法庭,相对于那些人员设置紧张的法院来说,审判资源会有所浪费;并且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分布于各个法院,在量刑上往往容易发生不平衡。基于上述原因,对少年法庭在一定区域内尝试集中审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做法,最高法院给予了支持,认为集中审理对合理配置刑事审判资源、提高专业水平等方面都有意义。从2001年起,在集中审理的探索上,司法实践中又大胆提出了在我国设立少年法院的构想。当然,少年法院的构想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目前,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尚处于初期阶段,与国外100多年的司法制度发展相比,我们还存在诸多不完善的方面。例如,人民法院同相关部门配合协调工作还不理想;预防、矫正、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有效互动机制没有建立起来;看守所没有对未成年人实行分管分押;人民陪审员制度不容易落实;对未成年人指定辩护的质量不高;司法理念落后;缺乏对维护未成年人民事权益的研究等等。
二、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立法缺陷
1.尚未制定适合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的实体法和程序法
出于治理日益严重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需要,1984年上海市长宁区法院建立的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以其独特的视角、针对性的做法和良好的实践效果引起了司法界的重视、社会公众的认可和欢迎。截至1998年底,全国共有3694个少年法庭,基本上实现了所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全部由少年法庭审理。[3]2005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程序作了统一规定,使得我国少年法庭工作进一步规范化。虽然我国在少年法庭建立之后,大大加强了未成年人立法工作,如《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先后出台,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是:我国尚未制定适合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的实体法和程序法。而且《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这两部全国性法律均未对少年法庭有明确的认可,更未对少年审判司法制度作必要的完备性规定;人民法院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亦尚未对少年司法制度特别是少年法庭的地位作明确的规定和认可。对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予以规范的法律依据仅有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是不够完善的,甚至可以说我们的未成年人审判组织“尚未得到法律的认可”。
2.原有的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制度与现行普通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审判方式存在一定的冲突这种冲突
具体体现为以下四点:一是庭前程序性审查与探明未成年人犯罪主客观原因之间的冲突;二是庭前不接触案件当事人与庭前教育被告人之间的冲突;三是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及普通程序简化与确保未成年人辩护权实现之间的冲突;四是程序简化与庭审教育之间的冲突。[4]产生上述冲突的原因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与普通刑事司法制度的区别不甚明显。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是包括刑事案件的调查、审理、处置、矫治等主要内容的特殊司法制度。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工作虽然在实践中通过逐步摸索而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工作制度,但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并未将此全部纳入。从总体上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工作仍然局限在普通刑事司法的框架范围内,与国外相比,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尚无系统配套的专门法律予以规范,仅仅散见于刑法、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由于立法的滞后,使得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普通刑事司法制度,从而受到普通刑事司法制度的制约。在审判方式改革中,一些适用于普通刑事司法制度的基本做法也当然地适用于少年刑事审判,这必然会导致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与普通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审判方式之间产生冲突。
三、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构想
我国目前尚缺乏适合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完善未成年人保护的多层次法律法规,要学习借鉴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相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与立法体例并加以本土化,修改并制定我国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相配套的专门法律规范。
1.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引进暂缓制度
首先,暂缓的具体制度设计应当是:适用对象仅限于未成年人。其次,明确规定暂缓的实体条件和程序条件。实体条件应当包括:一是犯罪情节轻微;二是犯罪后有悔改表现,且不致再继续危害社会;三是嫌疑人系初犯、偶犯或者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四是具备较好的帮教条件。程序条件应当包括:(1)案件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2)不具有不予的法定条件;(3)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写出保证书;(4)家长出具担保书,并与检察机关签订帮教协议书;(5)由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是否暂缓;(6)办理取保候审手续;(7)规定一个月到一年不等的考验期;(8)定期帮教、考察、报告与回访。再次,为防止检察机关滥用暂缓权,应建立来自被告人、被害人和公安机关的制约机制。最后,应当规定暂缓的考察期及针对未成年人考察期的表现所采取的相应措施。对适用暂缓的未成年被告人要设置适当的考察期,考察期最长为一年,但一般不少于3个月。如被告人在考验期内表现良好,没有违法行为或有立功表现等,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便免予刑事处罚或判处较低刑罚。它的适用对象一般为受审时不满18周岁或犯罪时未成年的初犯、偶犯,一般为罪行较轻、恶习较浅、认罪态度较好,犯最高刑在3年(含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之罪并具有管教条件的未成年被告人。
2.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
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在判决宣告前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行为的背景情况通过社会有关方面进行调查。其目的和任务是全面、客观、公正地反映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生活环境,深入细致地分析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案的主客观原因,积极探索具有我国特色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为政法机关公正处理、教育、感化和挽救未成年犯提供重要依据。目前选任社会调查员的方法是:由法院、检察机关、未保委、团委从人民陪审员、教师、教育科研工作者中提名,再由各部门联合进行审查,进而最终确定人选。调查工作围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情况、家庭情况、在校表现、交友情况、心理、生理状况等方面进行。社会调查制度使主审法官更全面地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的前因后果,有了充足的背景材料,能使法官考虑问题更为全面,从而作出合情合法的判决。社会调查报告为法官对未成年被告人量刑提供了一份非常重要的参考依据。我们实施的社会调查报告制度不仅要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相衔接,而且要通过社会调查报告工作的开展,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对失足少年的教育挽救,强化司法保护。
3.未成年犯的前科消灭制度[5]
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曾经将8名少年犯的判决以及学校的处分材料从其档案材料中取出,由法院加以保存,从而使少年犯消除了思想顾虑,彻底放下了思想包袱,学习的动力很大,后来他们先后考入了北京理工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高等院校,有一人还考上了研究生。这一做法有利于未成年人从过去的犯罪阴影中彻底摆脱出来,为其改过自新创造有利的客观外部条件,使其重新塑造自己的人生。
前科消灭制度的构想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时间条件。前科消灭期间不能“一刀切”,应根据刑罚的轻重和刑期的长短而确定,具体可分为三种制度:未成年人前科的先期消灭,未成年人前科随缓刑考验期满而消灭,未成年人前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经过一段时间而消灭。第二,悔改条件。如果前科考验期间内没有再犯新罪,未成年人的犯罪前科就可以被消灭。第三,消灭程序。消灭程序包括申请主体、管辖、调查和裁定等内容。申请主体可以是未成年人本人、监护人或对其负有监管职责的人;管辖权由原判法院行使;调查、取证也由受理前科消灭申请的法院行使。
4.实行“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6]
正在我国部分城市试点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主要借鉴了英国的司法实践,[7]并根据中国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特点进行了创新。“合适成年人”必须是具备教育、心理、社会和法律知识的成年人,一般由城市社区青少年专干、司法所司法助理员、社区居委会成员等担任,也可以由法律援助律师、教师、大学生志愿者等担任。“合适成年人”在警方讯问处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第一时间便介入,协助沟通和确保侦查审讯依法公正进行,为涉法未成年人维权。另外,在对涉法未成年人的后期矫正过程中,也离不开“合适成年人”的参与。当然“合适成年人”在参与教育帮助的过程中,要尊重和保守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试点意味着我国对未成年人权利的保护,将从一般法律保护走向司法保护,从成年人司法体系走向未成年人司法体系,也意味着一个区别于成人司法制度的独立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将有望建立起来。
5.严格适用简易程序制度
适用简易程序意味着被告人对指控犯罪的自认,并放弃了适用普通程序的诸多诉讼权利。由于未成年人心理发育不成熟、社会阅历浅、法律意识淡薄等方面原因,使得他们常因不能完整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而导致辩护不力或辩护不当,有的甚至心存害怕而不敢辩解。因此,在审判中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能一味地为提高庭审效率、节约诉讼成本而扩大适用简易程序的范围,或者将普通程序简化审。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简易程序应根据他们的身心特点严格制定相关条件,如在对未成年人适用简易程序时,应当详细告知其简易程序的含义及适用简易程序的法律后果,此外,在适用简易程序时除了征求被告人意见外,还应征求其法定人、辩护人的意见。而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普通刑事案件,由于犯罪事实相对复杂,则不宜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理,从而从程序上最大程度地保障未成年被告人辩护权的实现。
适用简易程序的同时应加强法庭教育。简易程序的特点是简便、快捷、迅速,在审判实践中,由于程序的简化,导致法庭教育也相应弱化,甚至取消法庭教育,这样直接影响了寓教于审的正常开展。笔者认为,简易程序案件更应当注重法庭教育,理由有两点:一是简易程序的案件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拟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能够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未成年被告人,往往是犯罪情节较轻、人身社会危害性不大、认罪态度相对较好的被告人,这类被告人往往是初犯、偶犯,主观恶性不大,自身容易改造,他们是帮教的重点,特别是经过法庭教育,会使他们心灵受到震撼,更愿意认罪悔罪,从而达到挽救的效果;反之,如果弱化庭审教育,则会让他们感觉刑法惩戒功能较弱,从而产生犯罪无所谓的思想,不利于他们吸取教训,改过自新。二是由于案件事实证据无争议,作为审判人员可以集中精力开展法庭教育,突出法庭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在简易程序案件中,审判人员应发挥公诉人、辩护人、法定人的合力作用,强化庭审教育,使被告人深刻认识犯罪危害性,并唤醒他们的良知,从而改造挽救他们。
注释:
[1]佟丽华.未成年人法学[M],北京:中国民主法律出版社,2001:176.
[2]张小娜.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空间以及律师的作用..
[4]喻石.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制度在审判方式改革中的定位./public/detail.php?id=1260632004-08-03.
[5]杜文俊,安文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我国未成年人刑罚制度的完善[J].青少年犯罪问题,2007,(3).
[6]李倩,蔡祥荣.“合适成年人参与”为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作有益探索./zywfiles/ca551178.htm2006-09-24.
[7]姚建龙.英国适当成年人介入制度及其在中国的引入[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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