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8 09:56:59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经济增长的概念，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2014年一开始，新兴经济体遇冷，短短一个多月从股债市场流失的资金就超过了2013年全年，更多国家加入了货币贬值的行列。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困境与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有不少相似之处，因此，很多人判断类似于东亚金融危机的风暴正在新兴经济体头上集结。
东亚金融危机是一场区域性的危机，并在俄罗斯、巴西等国引起连锁反应。而当下人们所说的新兴经济体并不是一个地区性的概念，除了老牌的发达国家之外，那些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的国家都被列入了新兴经济体的行列，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5年来，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人们也逐渐习惯了这种高歌猛进的情势。当新兴经济体增长面临外部动力减弱和周期性衰退的双重压力之后，神话就破灭了，世界经济增长回归常态。
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挑战与其说类似于东亚金融危机，不如说是经济增长的回潮，有些国家将从增长的螺旋上甩出来，而少数国家有望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新兴经济体分化正在进行中。
谁是新兴经济体
新兴经济体一开始被称作新兴市场国家，是一个投资的概念，一些大型投资公司将具有投资前景的国家列为新兴市场国家，这并不是一个经济增长或者发展的概念，而是关乎投资与收益的概念，很多国家刚刚进入全球市场，资产升值的空间要远远大于成熟市场经济体。冷战结束之后，有30多亿人加入了市场经济体系之中，进而带来新一波经济增长的浪潮，新兴市场国家也就从投资概念变成经济增长的概念。
进入21世纪，新兴经济体集体发力，除了中国、印度等大的发展中国家之外，非洲、南美等地区也进入高速增长的轨道，年增长率超过5%的国家将近100个，远远超过成熟的欧美经济体的增速。这一轮增长并没有因为华尔街金融风暴而中断，相反，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发达经济体，世界经济中心转移的说法也就变得流行起来。甚至很多人乐观地估计，新兴经济体正在与发达经济体“脱钩”，所谓的脱钩就是新兴经济体有了独立自主增长的能力与空间，这也是对二战结束以来发展中国家长期的依附性增长的修正。经济快速增长期间容易滋生一些不切实际的乐观情绪，而这些乐观情绪让人们忽视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风险，一旦风向大转，增长势头逆转，由乐观骤然进入悲观，企业或者政府会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
2013年5月底，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释放信号要改变美联储第三轮量化宽松，此消息一出，印度、印尼、土耳其、巴西、俄罗斯等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国家货币一改升值势头，调头贬值。为了维持本币币值，新兴经济体一方面不愿调高基准利率，另一方面卖出美元资产，买入本币资产。
美联储主席的一句话改变了全球的资金流向，新兴经济体在2013年6月集体面临“钱荒”的危机，之前人们津津乐道的“脱钩论”显得过于乐观和没有根据。美国以及美元依然是全球金融市场的核心枢纽，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危机中的快速增长有赖于廉价美元的供给，宽松的信贷环境让企业和政府大量举债，因此，新兴经济体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债务基础之上的。当信贷环境和利率水平发生变化，债务经济就会难以为继，尤其是以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为代表的国际“基准利率”不断上升之后，全球会自动出现避险情绪，经济增长基础不牢固的国家将面临资本外逃的挑战。
美联储从2014年开始减少购债规模，新任美联储主席耶伦萧规曹随，坚持缩减购债的政策不变，她并不认为新兴经济体的波动会影响美国经济复苏。可以预见，2014年新兴经济体将过紧紧巴巴的日子，经济增速下滑也是难免的，新兴经济体集体飘红的日子已经不存在了。当潮水退去之后，裸泳者才会暴露在世人面前，而新兴经济体也会出现结构性的分化，外汇储备不足、举债过多、经济结构单一的国家将面临着危机的压力，从货币贬值延伸到贸易，直至实体经济领域，最终可能会引起社会与政治的动荡。
新兴经济体作为一个高歌猛进的标签已经慢慢褪色了，金砖四国的发明者吉姆・奥尼尔又提出一个新的概念“薄荷四国”（MINT），即墨西哥、印尼、尼日利亚和土耳其。从“金砖四国”到“薄荷四国”，经济增长的引领者只是少数国家，涵括几十个国家的新兴经济体本身就没有同质性，除了经济增速较快之外，共同点太少。这与发达经济体有很大不同，发达经济体的数量比较少，经济增长水平都比较高，在社会发展程度上也有很大的共同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预测报告认为，2014年世界经济增长将回归常态。何谓常态？就是经济增长由美国、欧洲及其他高收入国家来牵引，全球化的动力从新兴经济体转向发达经济体。2013年美国、日本、英国的对外出口都有较大幅度增加，发达经济体将再次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牵引动力。从另一方面说，常态意味着危机时代的终结，新兴经济体作为一个群体将在危机的考验下出现结构性分化，也许未来几年人们会逐渐淡忘新兴经济体这个概念，或者会赋予它新的含义。
经济增长波浪
新兴经济体面临的种种问题与其归咎于美联储的政策调整，不如说是世界经济增长潮起潮落的自然反应。世界经济史上还没有出现过几十个国家集体崛起的现象，更引人关注的是很多国家经过一段时间经济增长之后重新跌落，拉美地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经济增长的奇迹并不可能偏离经济规律的轨道，反倒是很多奇迹都会遭遇泡沫破灭的窘境。
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高歌猛进，其实是21世以来新一轮经济增长波浪的延伸，在这一轮增长中，大宗商品出口国获得较长时间的增长，弱势美元政策使包括石油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直接拉动原料生产国的经济增长。而首要的需求方就是中国。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开启了长达十年的高速增长，同时中国也经历了一场工业化的，中国对煤炭、石油、铁矿石的需求拉动拉美、非洲、澳大利亚等原材料生产国家和地区的增长，从而形成世界经济中的“中国周期”。中国经济从两位数下滑到7.7%的速度，首度跌破8%，这对于原材料出口国的增长来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加上美联储改变持续数年的货币扭曲政策，拉动新兴经济体增长的外部动力正在减弱，甚至逆转。
2013年下半年以来，新兴经济体的疲弱态势也代表着这一轮经济增长周期正处于下行状态，经济减速甚至经济衰退的危机正在叩响新兴经济体的大门。经济增长有起有落才是正常，经济低落期间正是改革与转型的良机，纵观世界的改革史，几乎所有的改革都源于压力倒逼。而经济周期的形成与产业变革息息相关，抓住世界产业变革契机的国家和公司就能立于潮头之上，成为新的引领者。
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增长既有赖于外部动力的牵引，也有内部工业化的驱动，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多数新兴经济体都没有越过中等收入阶段，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潜力巨大。但新兴经济体同样也面临着后发劣势，处于赶超状态意味着无法获得技术领先优势，而任何产业在初创阶段都会存在巨大的垄断租金，等到技术大规模扩散之后，利润水平自然会下降。形象地说，创新型的公司出售的是创意与技术，而当这种技术被大规模的商品化之后，商品就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利润被摊薄，因此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市场网络中处于下游状态。而随着生产的分解与服务业的转型，无论国家还是公司都需要在价值网络中寻求最佳的位置，维持创新的能力，显然，新兴经济体在这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劣势。
正因为新兴经济体无力定义和规范未来产业发展的潮流，就更容易受到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而几十亿人加入全球市场网络之中，供需失衡的结构性矛盾严重，产能过剩是通病，尤其是一些老旧厚重的产业更是如此。真正具有超额利润的产业集中于发达经济体，比如苹果手机，在最开始几年获得了巨额利润，随着三星以及中国手机厂商的跟进，苹果的超额利润被挤压，但后来者也只是依靠低价战略赢得了一席之地而已。
全球化已经打破了政治与经济的界限、国内与国际的区隔，国家的竞争最终要分解为企业之间的竞争，具有创新产业集群的国家自然就成为创新型国家。而如何打造一个国家的竞争力需要政府与企业不断对话，识别出新的具有发展前景的行业。一个亲市场的政府是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要素，而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却不拥有这样的政府，一旦经济增长下滑，失业率增加，社会震荡，进而引发政局不稳定，政府的产业政策无法一以贯之地执行下去。毋宁说，政府被利益集团或者大众绑架，一些无效的补贴不仅牺牲了本国的财政资源，还制造了通货膨胀，牺牲了市场效率。
经济增长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处于高速增长的社会或者国家往往会习以为常，形成较高的增长预期，恰恰是在过于乐观之中丧失了创新的机会，当一个新时代来临之后，增长周期遽然终结。大宗商品周期正在终结，与其追忆过去的美好时代，不如尽快融入到一个创新时代。
中国例外？
当人们论述新兴经济体的危机的时候，似乎需要加上一句限定语“除中国之外”。在24个主要国家货币中，除了人民币之外，其余兑美元都处于贬值之中，有些国家还出现暴跌的状态。人民币已经逼近破6的关口，预计2014年破6将是大概率的事件。从货币来说，人民币确实例外了，这是否说明中国经济可以继续一枝独秀呢？
经济总量巨大、宏观经济稳定都是中国例外的理由，但是中国增长是这一波新兴经济体增长的一部分，中国也受惠于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红利，同样，中国经济增长也受益于宽松的信贷资源支持。从经济增长的周期而言，中国并不是一个例外。而中国现在有机会从即将到来的危机中脱身，关键还在于改革议程已经启动。
关键词：包容性增长；机会平等；和谐；可持续发展；创新社会管理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4-0008-04
一、基本内涵认知
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提出包容性增长的理论观点，用以提醒其成员国注意经济快速发展中出现的失衡问题，倡导经济将建立在更自由、更开放、更公平的基础之上。之后许多研究者进行了较为深入地研究，对包容性增长的内涵也给出了不同的界定，主要从过程、结果维度、收入与非收入维度、收入增长是否有必要、包容性增长测度的难易程度以及创新等几方面展开[1]。
包容性增长的概念是国际组织在过去的十几年间逐渐完善的概念，总体而言，包容性增长是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2]。具体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针对有可能或者已经存在的发展失衡、分配不公、社会差距持续扩大、弱势群体利益得不到很好地保护等有违可持续发展宗旨的各种情形，通过各种手段来矫正失衡，使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改善和谐发展。本质上讲包容性增长是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单纯追求经济利益增长相对立，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强调经济增长与其他方面增长的协调发展，是一种公平合理地共享发展机会、分享发展成果的理念[3]。也就是说，从一个国家的国内来看，包容性增长应该是和谐、可持续的增长，在增长的同时，保障财富分配公平，不造成巨大的贫富差距，向低收入人群倾斜，使所有人都从增长中获益。就国际宏观方面而言，包容性增长应该是一个国家的增长，应当以不损害或抑制另一国增长、不给对方带来危害为前提，实现国家间协调、和谐增长，在共赢多赢中实现共同发展。当然一般来说包容性增长主要还是在一个国家范围内，而各国之间包容性增长，更多的是指贫困国家在全球区域性增长过程中能够受益更多。
二、国外研究现状
（一）理论研究
1.问题的缘起。贫困问题一直是困扰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大威胁，联合国、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以及世界各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也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造成贫困问题的原因有很多，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之一。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许多亚洲国家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使得穷人数量由1990年的9.45亿缩减到2005年的6.04亿，导致贫困率显著下降，但同时出现只有小部分人获益于经济增长的情形。弱势群体、尤其是少数民族，在偏远农村的人们和妇女并没有按比例受益于这种快速的经济增长，从而越来越被边缘化[1]。很显然经济的高发展造成的这种贫富差距，如果任其蔓延和发展，会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和谐及政治稳定的隐患。因此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是人们对于贫困问题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4]。
2.研究内容与重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主流经济学家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可以不断地产生，技术就可以不断地进步，经济就可以持续不断的增长[5]。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世界各国经济增长以追求GDP为目标。但是二战之后，在一些国家尤其是经济发达国家，由于人类经济活动特别是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使得环境状况日益恶化，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经济发展、资源利用以及环境保护所构成的矛盾已成为当时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于是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需要一种经济发展、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相互融合的协调发展方式，由此产生了可持续发展理论，是经济增长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过渡。在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进行批评的基础上，学术界从研究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转向了研究经济增长的后果和质量，形成了包容性增长理论[5]。
早在1966年亚洲开发银行就提出“要对地区和谐增长作出贡献”，这被视为包容性增长思想的萌芽。对于“包容性增长”概念的界定，在早期的文献中很难找到。在近十几年存在一些类似的或不同的表述形式，如：对穷人友善的增长、不平等减少的增长、相对益贫式增长、共享式增长等等。2006年为研究亚洲未来发展趋势以及亚洲开发银行的发展战略，亚行组建了由经济学家、企业高管组成的专家小组，该小组于2007年撰写了调查研究报告，提出亚行关注的重点应从应对严重的贫困挑战转向支持更高和更为包容性的增长的建议[1]。这次的报告提出包容性增长关注于快速创造经济机会并且使它惠及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广大群众，也是目前公认的首次提出包容性增长这一经济学概念。
这次调查报告提出之后，包容性增长问题的研究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尤其是政策制定者以及学术研究者在近几年来对其的理论认识和概念的研究颇多。无论是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还是一些专家学者对包容性增长研究基本都是围绕其概念和本质展开研究的，因而减少不平等成为政策开发关注的重要主题。目前理论上主要是从政策层面以及分析增长不包容的原因上提出研究结果，即由于两极分化、机会不均等以及各个国家体质上的制约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包容，因而需要通过高速、有效、科学以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最大限度地为人们创造就业与发展机会，提倡公平参与与平等地获得机会，确保缩小贫富差距，保障广大群众得到最低限度的经济福利。
关键词：经济稳定；经济增长；经济发展
经济稳定是指社会经济生活的协调有序性及其发展态势的可控性。尽管总的来说，经济的稳定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之上，但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并不是等同的概念。这是因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直接导致经济的稳定，在一定条件下，它还可能造成经济波动乃至政治不稳定。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经济发展。笔者将对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几个个概念进行分析，明确其内在关系。
一、经济增长不等同于经济发展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备受睹目，甚至联合国也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只要向发展中国家注入资金，就能使这些国家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并有效地提高社会福利。因此，二战以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探索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不约而同地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把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增加以及实现工业化当做发展的主要内容。这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工业化战略的普遍实施，在取得一定的经济成就的同时，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更多的难题，并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全球危机，例如资源耗竭、粮食短缺、生态环境破坏、社会贫富悬殊等。
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关系的变化，联合国倡导的第一个发展十年以失败而告终。尤其是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陷入了增长率下降和债务危机中，因为长期以来这些国家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外国公司拥有产权的初级出口的增长，由于缺乏结构变革和制度变革，人力资源、技术水平和其他部门的生产并没有因此而发生任何改变；经济部门的效益也没有发生相应的增长，实际收入的利益没有在各个阶层间进行公平的分配，只是个别人获益暴富，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因此而提高。由于这种增长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只是有增长而无发展。于是人们开始对增长即发展的理论进行反思，认为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发展。经济增长不是目的，经济发展才是目的，并且提出了经济发展的概念。
经济增长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则既包括更多的产出，同时也包括产品生产和分配所依赖的技术和体制安排上的变革。在他们两人看来，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包括生产的物质产品和服务在内的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的增加，主要是指数量上的变化，表现为GDP或人均GDP的增加。而经济发展既是一个数量概念，更是一个多维度的质量概念，它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而且还包括经济结构的改善、质量和效益、分配的合理乃至政治体制的变革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经济增长包括了由于扩大投资而获得的增产，也包括由于更高的生产效率，即单位投入所生产的产品的增加。而经济发展的含义则不止这些，它还意味着产出结构的改变，以及各部门之间投入分布的改变。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如同人的成长一样，增长着眼于身高、体重，发展则注重于机能和素质的协调和改变，如学习能力等。
二、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不必然同步
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不一定是同步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带来社会的稳定。相反经济增长如果不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体制、社会领域的变革，还会造成社会不稳定。
其实关于社会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早已不是一个新的命题。在19世纪、20世纪，把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作为衡量国家进步的唯一标志的理论曾一度占据了主流。这种理论认为，经济的不发达是政治动乱的根源，只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就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社会的持续进步，各种社会矛盾就会迎刃而解，社会也就会保持稳定。但社会发展的现实却证明其武断性和不合理性。因为，现代化是一个“含义广泛的社会综合运动，而不是简单的经济指标达标”，它既包括经济的工业化，同时也包括国家的民主化、社会的城市化和价值观的个人理性化，其丰富内涵是GDP指标所难以涵盖的。在现代社会中，正是由于人们过于关注GDP的增长而忽视了对于生态的保护、忽视了人文关怀，片面地追求经济的高增长率，导致了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和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
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对社会稳定是具有双面效应的，即同时存在对社会稳定正向的促进效应和反向的破坏效应，而最终结果则取决于两类效应的角力。由于这两类效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人为控制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关注经济增长对人类发展、人民福利的作用。因此，要使经济增长在社会稳定中起到正向作用，就要在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之间求得一个相对的和谐与平衡，也就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三、经济稳定应是建立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之上的稳定
关键词:经济发展;经济增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辨析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6-0011-02
一、引言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早是由总书记2007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提出的,但研究者们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的研究是在十七大报告之后才正式开始。因此,专门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成果还很少见。如:曾培炎在《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文中系统全面地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论述,并特别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途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实现 “三个转变”[1]。周叔莲在《深刻领会和把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文中对什么是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给出了定义及其理解。这些研究成果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义、定义以及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系作了阐述,但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以及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关范畴的辩证关系未作具体论述[2]。本文拟从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统计学、国民经济核算学的角度对发展、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方式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内涵进行论述,并与增长、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对应范畴进行全方位的辨析。
二、发展的内涵及其与增长关系的辨析
发展本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落后到先进)。包含了丰富的内涵,有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等,最终体现在人的发展。但对发展内涵的表述并不统一,有代表性的表述,如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Todaro,M.P)认为,“发展既是一种物质现实,又是一种精神状态:通过社会的、经济的和制度过程的某些综合,社会取得了美好生活的手段。”[3]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提交社会发展世界高峰会议的文件中则指出:“发展是一个综合过程,目前这已被国际社会承认。经济增长是一种动力,但其本身并不是目的,因此除经济增长之外,发展首先是社会性的。发展还与和平、人权、民主管理、环境以及左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文化和人们生活方式有着密切联系。”[3]可见,发展比增长的内涵更为广泛和丰富。因此,要正确认识发展的内涵,必须正确区分“发展”与“增长”的关系。
从统计学角度观察的“发展”与“增长”,即仅仅从二者的数量计算关系上来测定“发展”与“增长”。有以绝对量表示的“发展水平”与“增长量”,“发展水平”是计算“增长量”基础性指标;还有以相对量表示的“发展速度”与“增长速度”。
从经济学角度观察的“发展”与“增长”,不是简单的观察二者的数量关系,即不是把“发展”与“增长”简单地用数量计算关系来表达。即“增长”主要是指GDP的提高,是以产出量的增加作为衡量尺度的;“发展”则不仅包括物质财富的增加,还包括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劳动就业充分、社会保障完善、卫生发达、教育普及、科技发展、文化繁荣、秩序井然等方面。可见,增长强调的是物质生产方面的问题,而发展则从更大的视野更大的范围研究人类经济、社会、环境的变迁和进化。因此,增长不是发展的全部内涵,增长只是发展的一个必要前提,增长只需回答“涨多少”,而发展既要回答“涨多少”,还要回答“涨得有多好”,这正是我们十七大指出的“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的具体体现。
从发展经济学角度观察的“发展”与“增长”则认为,“发展”与“增长”是两个紧密相连的概念,在有的场合还可以互相替换,但它们的含义又是有区别的。并认为发展是以增长为核心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转换和全面进步,包括投入结构、产出结构、产业比重、分配状况、消费模式、社会福利、文教卫生、群众参与以至文化结构的变化[3] 。
我们从现代意义上出发,结合十七大报告精神,将发展的内涵表述为:是改变传统的发展观(主要是以眼前GDP增长论英雄),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持续、稳定、健康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种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发展,其发展目标应由单一目标转化为多层次发展目标,增长只是一个重要的目标,结构目标、资源环境发展目标、社会生活目标等;发展政策调整为重视速度、规模、数量转变为强调效益、结构、质量;发展模式需培育新经济发展模式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三、经济发展的内涵及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辨析
对经济发展的内涵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观察,即从经济运行过程来看,经济发展是经济运行四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有效健康运转,只强调某一个环节的发展都会是跛脚的发展、不协调的发展。过去我们一味地强调生产的发展,过分追求GDP的快速增长。从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关系来看,经济发展应该是在追求GDP增长的同时,社会和谐、环境友好的社会安定局面。从科学发展观来看,经济发展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经济增长是指一个经济中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的持续增加过程[4]。早期发展经济学是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的,后来,发展经济学接受了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Colin C. Clark)的观点,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内容是结构转变、工业化和城市化。因此,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相同的概念,二者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经济增长主要反映经济活动的数量关系的变化,是一个偏重数量的概念,对增长的速度与数量有明确的要求。而经济发展主要反映经济活动质量关系的变化,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对增长的速度与数量仍有明确的要求,但更注重增长的质量与效益。故我们认为,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而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并反过来促进经济增长。这两者之间一般来说不应当相互矛盾。但在现实中也还存在着另一种情况:一个社会可以有经济增长,但却不一定有发展或者发展起来十分缓慢。俄罗斯便是如此。俄一直没有正确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四、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及其与经济增长方式关系的辨析
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实现经济发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既是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的一个大系统的共同协调发展,也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五位一体”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按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发展的程度不同,将经济发展方式分为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的发展,是跛脚的发展状态)和现代经济发展方式(以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的发展,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传统经济发展方式是在传统发展观(主要是以眼前GDP增长论英雄)的指导下,只注重生产环节创造的物质成果,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的发展,是跛脚的发展状态。其主要特征有:发展的观念陈旧;发展目标单一;发展模式陈旧――农业经济发展、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发展不平衡(结构、区域、城乡);发展的不协调(经济与社会、经济与环境);发展质量不高等。现代经济发展方式是在科学发展观(持续、稳定、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指导下,既注重生产环节创造的物质成果,又考虑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共同协调发展创造的各类成果,主要以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其主要特征有:发展的观念更新;发展目标多层次(经济增长只是一个重要的目标,结构目标、资源环境发展目标、社会生活目标等);发展模式创新――新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平衡、协调高质量的发展等。可见,经济增长方式只是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经济发展方式大系统中的一个主要分支。
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及其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关系的辨析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指通过转变传统发展观为科学发展观,改变过去粗放型增长方式带来的跛脚的发展(即 “经济发展一条腿长,社会发展另一条腿短”)――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发展为集约型增长方式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内容除了包括十七大报告指出的实现“三个转变”外(即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还应包括五大转变:发展观念的转变――传统发展观向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目标的转变――单一目标向多目标转变;发展环境的转变――资源耗费、环境污染向资源节约型、社会和谐、环境友好型社会转变;发展政策的转变――从重视速度、规模、数量转变为强调效益、结构、质量;发展模式的转变――农业经济发展、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向新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转变。
参考文献:
[1]曾培炎.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J].改革CHINA REFORM,2007,(2).
[2]周叔莲.深刻领会和把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J].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报,2007,(12).
这首先与很多人对经济增长这个概念的误解有关。在经济学里，经济增长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产出的持续的增加，是一个中长期的概念。这样定义的经济增长概念不同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某一年或某一个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的概念，后者是个短期的概念。很多人在讨论经济形势与政策问题时常常不对这两个概念作出区分，结果就导致了下面的错误，即不当地运用凯恩斯学派的理论来分析经济增长的问题。按照国民经济核算中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可以被分成消费（包括政府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个部分，它们同时也构成凯恩斯理论中总需求的三个要素。但是，“三驾马车论”的信奉者要么没有理解要么忽视了总需求决定总产出的凯恩斯理论只能用在分析短期的宏观经济周期问题，而不能用来分析中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学的两个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理论和分析框架，是不能相互混淆的，而“三驾马车论”恰恰就犯了这个错误。
根据凯恩斯学派的理论，当经济不景气时，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或者说当前的国民经济总产出低于所谓的潜在产出水平时，政府可以通过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增加总需求来提高国民总产出和就业水平。反过来当经济过热即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会出现过高的通货膨胀，此时政府可以采取紧缩的政策来降低消费、投资或出口需求，从而降低通货膨胀。但即使在凯恩斯理论里，消费也并不占有特殊的地位。经济不景气时，不管是刺激消费、投资还是出口都会有相似的效果。事实上，在经济周期里，投资的波动通常要大于消费的波动。所以，经济萧条时刺激投资可能比刺激消费还要见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中，不是通过提高消费、投资或者净出口在总需求中的比率（毕竟这三者的比率不可能同时提高）而是通过提高总需求的水平来刺激经济的，理论上，可以同时提高消费、投资及净出口这三者的水平。
与短期宏观经济的波动问题不同，中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不是一个需求问题，而是一个供给问题，是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问题。根据现代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引擎只有两个，一个是人均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增长，另一个是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 的提高，前者是生产要素投入的量的指标，后者是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指标，一般被看成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发展中国家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会带来生产率的增长。虽然学术界对于资本积累与生产率哪一个对现实的经济增长贡献更大有争论，但都同意持续的经济增长是由这两个引擎来拉动的。从经济增长理论来看，是储蓄及由此带来的投资而不是消费才是发展中国家不断提高人均产出从而向发达国家靠拢的一个主要推动力，而人均产出的持续增加才是人均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
一个国家的经济不发达一定不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民不肯消费（消费谁不会啊？），而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均资本占有率低，技术水平落后，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需要资本积累，需要大量的投资。如果生产出来的东西都消费掉了，没有了储蓄和投资，生产能力怎么扩大，经济怎么能增长？如果消费就能带来经济增长的话，那世界上就没有穷国了。根据现代增长理论，三驾马车论中只有投资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净出口和消费都不是。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是应有之理，何错之有？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还不到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日本的10%，在现阶段保持较高的投资水平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实现收入快速增长、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所必需的。
“三驾马车论”的信奉者认为（或者担心）中国投资过度导致结构性的产能过剩。当然某些产业或者产品的产能过剩是完全可能的，但这并不足以证明存在结构性问题。过去20年里，我们几乎年年都听说产能过剩的问题，但是中国经济恰恰在这20年里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腾飞。他们还认为（或者担心）中国的投资效率很低，投资回报率下降。关于投资回报率定量的研究并不多，但是数年前清华和北大的两组学者的研究并没有发现中国宏观层面的投资回报率有明显的下降。
还有人用增量资本产出率（即ICOR，等于投资率与GDP增长率之比）的概念来证明中国投资效率在下降。理由是中国的投资率（投资占GDP的比率）比20年前高，但增长速度并没有更快。事实是，中国在2001-2010十年间的平均ICOR（平均投资率除以平均增长率）是4.06，与1981-1990年间3.86平均ICOR只是略有上升，而这种上升其实是非常正常的。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均收入的上升，ICOR一般也会上升。事实上，发达国家的ICOR要远远高于中国的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高收入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上述两个十年间的ICOR分别是6.32和12.62。所以，不能简单地用ICOR来判断一个国家的投资效率。如果一定要用这个指标的话，那么中国的投资效率就位于世界的最前列。
现代增长理论表明，投资的增长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消费的增长则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相反。事实上，即使根据国家统计局可能被低估了的消费数据，中国从1990年到2010年的二十年间消费的年增长率也达到8.6%（这是去除了通货膨胀因素后的复合增长率）。确实，同期GDP的年增长率是10.4%，快于消费的增长，但消费每年超过8%的增长速度也已经举世无双了，同期世界经济整体的消费的年增长率都不到3%。说起来也许有点像悖论，但中国相对较低的消费率（也意味着相对较高的储蓄率）恰恰是中国消费水平的增长远远快于世界平均增长率的一个重要原因。
根据三驾马车的理论，中国过去这些年高速的GDP增长是由投资和出口拉动的。那么，按照这个理论，每年8.6%的消费的高速增长又是靠什么拉动的呢？靠消费拉动显然说不通。如果说是由投资和出口拉动的，那无异于说两驾马车拉动了第三驾马车，也说不通。即使“投资和出口拉动了消费的增长”这句话说得通，那么消费乏力又从何说起呢？“三驾马车论”之荒谬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的驱动力从现代增长理论的角度可以得到比较好地解释。这方面学术界已经有很多的研究，这些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要找出资本积累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两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有多大。学者们虽然在中国的生产率增长速度的快慢问题上有争论，但大多数研究者都发现资本积累（也即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同时大多数也发现中国的生产率每年也有显著的增长。中国由于储蓄率高，因此投资率也高，资本积累快，这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追赶”效应。因为我国的科技水平相对于发达国家还很落后，但正因为落后，我们的技术进步的速度在缺乏“自主创新”的情况下照样可以比较快。（事实上，当一个国家需要通过自主创新才能实现技术进步的话，那就说明这个国家已经处于科学技术的前沿，进步的速度也就不可能很快了。）另外，由于经济体制上的改革开放，我国的资源配置效率也在不断改善，这是生产率提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可以预计，中国的投资率和追赶效应将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下降，中国经济每年10%的增长速度是“不可持续”的。但那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很正常的事情，不应该、也不可能通过所谓的从投资驱动到消费驱动（或投资与消费平衡驱动）的经济转型来改变它。而且，由于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会继续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中国的人均产出又还不到发达国家的20%，追赶效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将依然存在，因此，只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政策，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以平均每年6%-7%的速度再增长20年。
[关键词] 社会资本 共同知识 协调行动 集体决策
一、引言
回顾发展经济学的历史，研究方法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占主导地位的衰落到新古典主义的复兴，经济增长的源泉从资本决定论到技术创新论再到制度决定论的转变，使众多经济学家认识到，实现经济增长不能单纯讨论经济因素的作用，经济学还不能独立于政治、文化和历史之外全面解释经济增长。本文将从宏观表现角度，探讨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社会资本同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链条。
二、社会资本的内涵
在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文献中，社会资本通常涉及到一系列准则、关系网和组织，通过那些人们获得有助于做出决定及确切表达政策的权力和资源。经济学家通常从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角度考虑社会资本。在微观层面上，他们主要考虑社会资本促进市场发挥作用的能力；在宏观层面上，他们考虑制度、法律框架和政府在生产组织中的作用是如何影响宏观经济绩效的。有关社会资本一个更广的定义不仅包括前述的准则，还包括使准则得以发展以及决定社会结构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普特南（1993）给出的社会资本的定义是公认的最著名和最严格的概念，普特南把社会资本看作对社区生产能力有影响的人们之间所构成的一系列“横向联系”。这些联系包括“公民约束网”和社会准则。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不同的定义背后是否存在共同特征和核心内容？Ismail Serageldin和Christiaan Grootaert（1997）认为目前有关社会资本的各种定义存在如下三点相同特征。第一，这些概念都与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相关联，它们均含有社会关系与经济结果相互影响的观念；第二，都关注于经济人之间的关系及这些人的正式和非正式组织能够提高经济行动效率的途径；第三，都隐含着合适的社会关系和制度具有正外部性，由于个人无法占用这些外部性，人倾向于向社会资本不充分投资，从而产生了公共支持的职能。
Paldam（2000）、Durlauf 和Fafchamps (2003) 等认为社会资本概念的核心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网络资源、相互信任与合作行为。Durlauf和Fafchamps (2003) 指出，社会资本就是基于网络过程所形成的行为规范和人们之间的信任，它们能促成产生好的社会和经济结果。
由于人们对社会资本概念的使用仍然褒贬不一，不同领域内的研究者对社会资本的内涵界定各异仍然是阻碍研究深入的重大障碍。尽管前面已经分析到，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是网络、信任和合作，但是这仍然是一个有待证明的“社会资本之梦”(Social Capital Dreams)。尽管有诸多质疑，但笔者认为，社会资本概念及其研究范式的提出，乃是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内容和方法上的一个突破。社会资本概念和内容，为我们从制度层面理解经济增长的机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三、社会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总体框架
Putnam等（1993）向社会学家和开发实践者提出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即便认为社会资本与高水平的制度绩效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向社会资本投资必然会导致绩效提高，因为社会资本是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现存的几代人可能都无法在短期内有效增加其所承袭的社会资本存量。因此，一些社会会被谴责坐享其所继承的成果。如果社会资本丰足，社会发展迅速。如果祖先留下的社会资本存量很少，这些社会发展将非常缓慢。但令人可喜的是，Putnam等人的研究结论并非金科玉律，近年来许多经验研究对Putnam等人的研究结论提出了挑战。Schneider等（1997）的研究表明，传递地区公共物品的制度设计能够影响社会资本的发展水平，政府的政策能够而且确实在影响社会资本的发展水平。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政府行为究竟能否对社会资本流量产生显著影响尚待进一步的实证检验。但明晰到底哪些因素在影响着社会资本的形成和积累，确实尤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美籍学者福山(Fukuyama)在《信任》一书中给出了比较令人信服的答案。他认为，社会资本的形成往往受到民族文化、历史遗产、风俗习惯、宗教传统和区域发展因素的影响。
接下来应该考虑的问题是，社会资本的本质组成因素是什么？其是通过哪些中介环节作用于经济增长的。笔者认为，社会资本的本质性组成要素是信任。福山(1995)沿用经济学的概念，从经济学的角度将资本分为三种：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并明确指出社会资本的核心是“信任”。福山开辟了经济学关于信任研究的一个全新方向，即信任的经济文化研究的先河，推动了信任研究的发展。笔者沿着福山开辟的方向，继续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信任的作用。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健全的法律制度是促成交易的唯一必要条件。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却证明，在重复博弈和存在一个高效率的信息传递系统以便及时观察当事人不诚实行为的情况下，法律制度并不是推进交易的唯一制度安排，即使不借助国家的暴力潜能，共同的规范和习俗也可以支持交易的进行。共同的规范、准则和习俗是组织成员相互认可或在代际间流传的行为标准，是当事人从事经济活动的信心基础，相互认可的规范和习俗经过时间沉淀成为组织内在的道德体系，用于约束组织成员控制他们的行为，如果违规将受到惩罚。在现实中，组织内在的道德体系是通过相互的信任机制自执行的，并在重复交易中转化为共同知识、协调行动和集体决策，最终降低了交易成本，成为大量互利交易得以进行和经济增长得以实现的主要保证。
综合前文的分析，可以用上图表示社会资本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总体框架。下面，将详细论述社会资本自形成到促进经济增长之间所经过的若干具体环节。
四、社会资本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中介环节
在社会资本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总体框架构建中，笔者给出了三层中介环节，分别是：第一层：信任；第二层：共同知识、协调行动、集体决策；第三层：交易成本的降低。下面具体论述这三层中介环节所包括的五个中介变量。
1.信任
低信任对社会和经济的损害是显然的，它使得交易成本急剧增加，社会分工受到阻碍，并将在长期上影响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所谓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最重要的是信誉或信任，其实也就是本文所说的社会资本。在陌生人之间建立相互的信任关系是扩大交易范围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而作为博弈规则的社会资本是建立和维持人们之间信任关系的关键。信任是为了获得交易的长远利益而自觉遵守契约的承诺，低的信任环境能导致投资率的降低，而高信任度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2.共同知识
人们在市场中的决策能力是通过吸纳知识表现出来的。所谓吸纳知识，就是人们所具有的某种共同知识。共同知识包括：共同的语言、其它形式的交流符号、专业化知识的共同性、共同的理解以及共同的价值观等。共同的语言的存在是社会成员实现合作的基础，即经济增长可以依靠个人之间的共同的语言交流、通过一定的共同规则和指令实现知识一体化。反之，如果人员之间缺乏这些基础性的共同语言，不仅地区的创新缺乏一个良好的前提，而且，社会成员之间的协调会出现很大的障碍。
从根源上讲，共同知识主要来自于个体所能利用到的社会资本，或者说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测度方面就是共同知识的多寡。随着个体各种社会活动的开展，这种源自社会资本的某个群体的共同知识会不断得到创新和延伸。吸纳知识不仅仅是社会成员所共享的知识，而且形成了对社会成员差异性知识的有效链接。共同知识对于人们发挥其所拥有的资源的潜力以促进经济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3.协调行动和集体决策
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经常遇到公共资源的利用和开发问题。协调行动和集体决策是公共物品供给和市场外部性管理的必要条件，它是政府概念的理论基础之一。有效社会资本能够克服“公地悲剧”、“囚徒困境”博弈和“集体行动困难”这些问题，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社会资本能够代替作为正式制度一部分的政府的作用，使成员主动创立频繁接触的框架，从而提高成员间信任度来减少集体行动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使高效的集体决策成为可能。
社会资本为什么能够起到上述克服集体行动困难的功效呢？根据自组织理论，社会资本之所以能够克服集体行动困难，原因在于它能影响理性个人策略选择的内部变量。社会资本高意味着人们享有共同的规范，这会增强内在规范的效能。因为有共同规范的约束，人们会因其错误行动而受到强大的社会非议，这会对他的行为形成强有力的制约。
4.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在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作用往往与分工联系在一起。交易是不同专业之间联系的纽带，从而使整个社会经济形成一个庞大的经济网络。在经济领域中，交易形式和空间的不断扩大，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发展。然而，交易虽然对人们是有利的，但交易并没有无休止地扩展下去。原因就在于交易是有费用的，交易要受到成本的约束。一旦人们进入分工生产，产品交换就成为维持人们生存在一项必不可少的活动。而产品交换需要耗费资源，例如搜寻交易对象、讨价还价等，我们把这些称之为“交易成本”。
那么如何才能解决市场上自利行为交互作用形成的分工经济与交易成本的两难冲突呢？笔者认为，社会资本作为非正式制度安排可以充当解决分工经济与交易成本的两难冲突的“剂”。第一，充裕的社会资本保证了制度、文化、社会环境的共同性，而这可以有效降低知识与经验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正是影响交易成本的一个主要方面。第二，社会资本产生的共同知识，这既有利于信息的收集，也有利于信息的传播，于是明显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交易成本。第三，社会资本催生的信任体系，可以有效防止机会主义以及道德风险等，因此签订、执行契约等所需要的资源即这一类的交易成本也大大减少。
参考文献:
[1]Coleman, J. S.,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2]Putnam,Robert D. Robert Leonardi and Raffaella Y. Nanatti,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University,1993
[3]郭少新何炼成:《社会资本:解释经济增长的一种新思路》，《财贸研究》2004年第2期
关键字：社会资本；理论综述；经济增长；
经济学总是致力于解释经济发展的原因，解释经济繁荣的机制。詹姆斯・托宾曾说过："增长是一个永远使经济学者着迷和神往的问题，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迄今为止，经济学家已经从不同角度出发，提出了许多见解，形成我们今天研究有关经济发展问题的许多理论。货币资本、物质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先后被认为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正式的制度安排也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为什么一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数量相当而且制度相似的国家会经济绩效会截然不同呢？为什么一些国家或地区缺乏物质资本却能够飞速崛起呢？可能在现实的经济社会中，还存在这一些不为我们所熟知的因素影响着一国的经济增长。因此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也就油然而生。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有着促进作用，但其如何影响经济的增长一直是困扰着经济学家的问题，社会资本又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呢？
一什么是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这个概念最初是在经济学领域中使用，19世纪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庞巴维克和马克思经济学创始人马克思都曾提出过"社会资本"但他们所使用的社会资本或社会总资本是与"私人资本"、"个别资本"相对应的，不是我们现在把握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最早是由海尼凡提出，但这些均未引起学术界的较大注意。直到法国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用英文发表"社会资本随笔"的论文正式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后，此概念才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接着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于1988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题为《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作中的作用》这篇经典论文，社会资本理论在社会科学各领域中渐成研究的焦点和热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概念更为流行，引来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不同领域学者的研究。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将社会资本量化进入经济增长模型，来说明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斯蒂格利茨在1999年世界银行出版的《社会资本》一书中指出："社会资本包括隐性知识、网络的集合、声誉的累积以及组织资本，在组织理论的语境下，它可以被看做是处理道德陷阱和动机问题的方法"。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更关注的是企业的市场价值。因此在解释有着广泛内涵的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时，他考虑的对象主要是企业，讨论的核心问题是组织理论、社会资本与市场制度的关系。
社会资本是指人们在一个组织中为了共同的目标而进行合作的能力， 是一系列社会品德的统称， 如诚实、守信、对他人的责任感、善于合作等等。它本质上是社会性的， 而非个人美德。信任、组织、规范、信息是它的主要构成因素。
二社会资本对经济的作用
社会资本在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一种不能忽视的因素，但社会资本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家想要探寻的话题。本文通过从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两个方面来探讨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积极作用
（1）社会资本通过影响信任和社会规范，进而影响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能减少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 有助于物质资本的积累和集中， 形成规模经济， 从而促进经济增长。高信任度的社会容易聚集大量的中小资本， 形成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大型企业组织， 从而提高生产率， 降低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 取得规模经济。而且在一个高社会资本的社会中，监督的难度较低，对违反制度的行为实施制裁的投入较少，从而大大节约了正式制度的实施成本
（2）根据卢卡斯模型的假设， 人力资本对产出有重要影响， 而人力资本增长率取决于人均资本的平均水平。对教育事业的共同努力， 会极大提高全社会人力资本平均水平，培育出高素质水平的人才，优秀的人才往往会在社会网络中获得更多的信任，获取"公共资源"的支持，并通过各种社会网络建立口碑，树立起一种无声的威望，从而产生一种精神激励，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凝聚成一种强大的力量，从而表现出对人力资本的凝聚、导向、约束和激励作用，以促进经济快速增长。
（3）社会资本的溢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技术的创新。人们的很多知识和技能是通过与别人的交往和交流获得的，从而能够带来收益。高社会资本的社会中，普遍的互惠规范和密集而良好的人际网络有利于个体知识，特别是隐性知识的传播，从而有助于创新以及知识的共享、发展与扩散。因此，企业可以通过与外部知识源和信息源（如大学和科研机构等）建立各种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来提高技术创新的能力。社会资本使不同企业之间的网络更方便，技术创新更容易实现，从而引致经济增长。例如，硅谷的成功就在于技术创新及其商业化， 技术创新的基础来自于人们之间通过互相交流而产生的思想碰撞。
（4）社会资本与正式制度的关系应该是一种相辅相成，而不应该将它们放在对立的层面。社会资本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改善政府的行政效率。成员彼此关爱的社群更愿意参与投票，社会资本的普遍信任、社会网络及公民参与可有效促进政府效率，减少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同时社会资本有利于"集体行动困境"的解决，减少机会主义行为，高一致性的集体行动可有效遏制制度供给过程中的"搭便车"行为。
2消极方面
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社会资本可以增强组织团体之间的信任，降低交易成本。但另一方面又会产生负面效应增加不必要的社会成本，例如寻租等行为。如果一个人或者组织利用他人对其的信任来谋取私利最终却损害了更集体的利益，而且一些利益集团彼此互相勾结，为了孤立狭隘的目的而不是生存性的服务，如卡特尔，这些组织的存在严重损害了经济秩序，阻碍了经济增长，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这时候就需要国家正式制度的存在，发挥政府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社会资本需要正式的国家制度来维持和促进其繁荣，而且国家制度的存在提供了有效了经济运行环境，维护了经济发展的秩序，保证经济资源合理利用，从而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
三结束语
现代社会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极力寻找通过增加社会资本来促进经济增加的方法。文中所提到的社会资本在通过影响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正式制度方面来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显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社会资本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点我们无可厚非，但是社会资本如果运用不当势必会带来许多负面效益，如人际关系和政治权利结合可能会滋生腐败现象，常常会因为个人利益而损害更大团体的利益等等，这些因素均可能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导致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极为不稳定。因此，我们要应在充分利用社会资本的正面效应时警惕并避免社会资本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大的发挥社会资源带给我们的巨大收益。
参考文献：
[1]刘国亮，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综述[z1，产业经济评论，2004年第2辑
[2]郭少新，何炼成，社会资本：解释经济增长的一种新思路[A]财贸研究，2004（2）
[4]郭晓宇，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宏观效应分析，硕士毕业论文，2009年12月
[4]孙力，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A]经济问题，2007（3）04- 4-22.
关键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效果 分析框架 离散系数法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相关研究
前苏联经济学家将经济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增加投入实现产业增长的“粗放增长”；另一种是依靠效率提高实现增长的“集约增长”。科尔奈则在其专著《社会主义制度》中把这两个概念与西方学者使用的“要素投入增加和要素生产率提高”这两个概念相比较指出“这种区分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专门术语，在西方作者中广为流行，但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作者却愿意采用另一术语，即‘粗放（外延）方式’和‘集约（内涵）方式’来加以表述。这两对术语语义上是相同的，要素增加等与外延（粗放），要素生产率提高则与内涵（集约）相当”。这一分类方法在国内学术界也被广泛接受。国内众多学者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有关问题和概念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如刘国光等指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应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不断稳步提高”。赵爱明等人则认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将原有的和现存的忽视质量和效益、片面追求数量扩张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从根本上转变到高质量、高效益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上来”。洪银兴等人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变革出发研究，认为“我国所要推进的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既包括索罗等新古典增长理论所强调的全要素生产率思想，也包括新增长理论所突出的知识创新和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的思想”。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效果的理论分析框架
所谓效果，是指动机指导下的行动所产生的客观后果。在日常用语中，效果往往被简单理解为预期目的的实现。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来看，我国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预期目的可以概括为以下七个方面 ：
第一，在经济效益增长方面的效果。经济效益即资金占用、成本支出与有用生产成果之间的比较，即以尽量少的劳动耗费取得更多经营成果。经济效益是一切经济工作的中心，从根本上说，经济增长的优劣本质上就是经济效益的优劣，经济增长的质量高低就集中体现在经济效益水平的高低上。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指出“一个经济的最优经济增长方式或目标增长方式是使该经济的生产成本最小化的增长方式”。由此可见，经济效益的提升也是一个社会整体经济追求的目标。
第二，在生产要素经济效率提升方面的效果。经济学认为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效率问题的本质是生产要素的合理使用问题。西方经济学中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规律指出两个方面的结论：一是从单个生产要素的投入总存在一个使其投入带来的产出最高的点，即单个生产要素效率最高的点；二是从多种要素的同时投入总存在一点能够使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比例最佳，在这个点上，该种生产要素组合带来的产出最高，即综合要素生产率最高。综上所述，无论是从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把要素效率的提升作为经济增长或增长方式转变所追求的目标。
第三，在科技进步方面的效果。丹尼森认为“知识进步——即技术、管理及其应用，是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大、最重要的因素”，这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创始人之一的美国经济学家索洛等所提出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中最有意义、贡献最大的一个因素”的观点相一致。以卢卡斯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更将技术进步视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把知识和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体现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度的提高已经成为理论界的普遍共识，而我国经济增长还是投入型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不高，不能适应这个日新月异的新经济时代的发展。
第四，在产业结构转变方面的效果。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库兹涅茨的相关研究表明：经济总量增长和部门变化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总量的高速增长能够导致结构的快速变化，主要是因为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直接拉动生产结构的转化，而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是与经济总量的变化直接联系的，因此，随着经济发展，农业部门（即第一次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而工业部门（即第二次产业）和服务部门（第三次产业）的国民收入相对比重则上升。
第五，在产品质量竞争力提升方面的效果。产品质量既包括物质产品的质量又包括服务产品的质量，它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产品自身具有的特征，即符合技术标准的程度（可称其为品质特征）；二是产品满足用户需要的程度，即产品的适销程度。产品质量水平是一个国家经济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民族素质高低的标志。在国际市场上，国际贸易的实践表明产品间的竞争已经由以价格为中心转变为以产品质量为中心，产品的科技含量和质量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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