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6 09:27:57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社会文化的概念，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20世纪50年代，经由图尔敏、佩雷尔曼等理论先驱的工作，形式逻辑论证理论受到反思与批判，亚氏论辩术和修辞学研究传统重新得到复兴。同时，得益于当代西方哲学语用学转向的影响，论证中的言语行为、语用功能等要素得到关注，从而使得论证研究中的语用和实践维度得以彰显。由此，当代论证理论才逐渐发展和兴盛起来，并完成了研究范式上的语用学转向:从对论证中命题结构的“形式化分析”，转向对论证行为和活动做“语用的探究”。一方面，在理论对象的界定上，当代论证研究完成了一个从“静态化、抽象化和命题序列式”的论证理解，到重回实践情境中对论证做“动态性、言语行为式和活动性”解读的概念变革。与前一种论证界定相关联，论证研究主要以论证性语篇或文本为对象，发展其解释、分析和评估的理论。而与后一种论证界定相关联，论证研究则关注日常生活中具体的论证行为，探讨论证实践展开的特定条件、形式和过程。另一方面，在研究视角上，当代论证研究突破了既往仅对论证做“规范性(prescriptive)”考察的理论局限，进而开启了“描述性(descriptive)”探究的全新视角。概览当代论证研究中的诸种系统化理论，都是力图先对论证的形态、模式、结构、程序等进行客观地认识和描述，进而在此基础上建构新的论证分析方法和评估规范。与此相应，论证活动中不同的语用要素得到了系统关注(如语用功能、言语行为、言语互动等)，论证实践的不同理论侧面得到了更全面的探究(如论证的解释、建构、批评与改进;论证主体的参与意图、认知状态和行为方式;论证展开的程序、阶段与调控规则等)。
显然，正是在研究范式上的语用转换，为当代论证研究开拓了广阔的理论论域。但严格而言，当代论证理论的发展既得益于语用研究进路的开启，也同时受制于这一特定理论进路的局限。简言之，语用的理论视角拘囿于论证所发生的特定语言环境，以其中发生的论证性言语活动为对象，并将之概括为一种特殊语境中的言语交际类型。因而，其论证研究仅注重探讨论证作为一种言语行为与交际互动所呈现的特定性质，并致力于提供以实现某种语用功能为旨归的分析方法与规范理论。
然而，论证并不只是展现着某些语用特征的言语交际活动，它还是一种由作为特殊社会文化角色的论证者，依其文化认知和社会互动的特定方式，共同参与和建构的社会文化实践形态。与之相应，论证中所涉及的话语并非仅具有单一的、认知性的命题意义，其理解与解释都将呈现着更为复杂和丰富的社会文化含义;同时，论证中的语言行为和互动模式也并非仅遵循语用规范的约束，而是必然会承载着、并受制于社会关系、文化背景的特定影响。进而，在主体对于论证实践的认知态度、参与论证活动的行为方式、以及对于论证效力与规范的理解与遵从等诸多方面，也都将展现出文化价值、社会关系、信念体系、习俗惯例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因此，当代论证研究的发展，完全可能、也很有必要突破当前语用进路，从而导向更广泛和深入的社会文化维度研究。
二、论证研究的概念革新
纵览论证研究的发展历史，其每一步拓展都是以对论证概念的全新解读作为理论先导和前提条件。传统逻辑将论证理解为一种“前提—结论”结构的命题集合，数学化的现代逻辑更是将之抽象为一种具有推演关系的语句序列，这些方式将论证界定为具有某种特定形式性质的抽象实体，进而奠定了抽象化、形式化论证研究的概念基础。而正是通过摒弃“结构化”和“命题序列式”的论证理解，并从“语用功能”“言语行为”的角度对之加以重新界定①，当代论证理论才开启了其全面复兴与发展。因而，社会文化维度的论证研究，无疑也要求突破既有的语用论证理解方式，发展一种全新的论证概念界定。
与此相应，鞠实儿从“说理”这一普遍的社会交往活动入手，提出了“广义论证”的概念，并阐发了论证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实践形态所具有的基本特征。依其分析，说理活动的本质在于“从属于一个或多个文化群体的若干主体，在某个语境下、以某种方式通过语言进行交流，其目的是促使活动的参与者采取某种立场”②。更具体而言，说理活动具有如下几个主要特征:首先，由于其参与者隶属于特定文化群体，因而说理活动将展现出该群体的社会文化特性。其次，说理活动的参与者都具有明确的动机和目的，即通过该活动来辩护或反驳某一特定观点，以改变他人对之的认知态度或接受程度。第三，其参与者都通过语言手段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其中包括自然语言、肢体语言、视觉图像语言和具有象征意义的其他事物。第四，由于说理活动在特定文化群体和社会语境中实时发生，因而它受到该社会文化情境中相应规则的约束。这些规则属于该文化群体所共同接受的社会生活准则，它们确保了说理活动能够有序进行，以及其中的言说方式和最终结果能为其参与者所认同。第五，说理活动中不同参与主体依其文化隶属关系，遵循特定社会规则，逐次展开相互之间的语言表达与回应，因而它具有一个“博弈结构(game-structure)”。
为了能够更严格地刻画上述直观描述的说理活动，“广义论证”(GeneralArgumentation)的概念被发展出来:“在给定的文化中，主体依据语境采用规则进行的语言博弈，旨在从前提出发促使参与主体拒绝或接受某个结论。其中，主体隶属于文化群体和相应的社会，语言包括自然语言、肢体语言、图像语言和其它符号”③。以此概念为参照，可以发现，抽象化、形式化的论证界定局限于论证内部的命题关系，而完全忽略了全部语境与社会文化要素。当代语用论证概念尽管彰显了语用因素的重要性，但却将社会文化背景作为常量，因而仅刻画了某一特定社会文化群体的论证活动。而广义论证的概念则明确揭示出参与者的社会文化隶属关系对于论证实践的影响，并且将社会文化因素引为变量，从而将论证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扩展到不同社会文化传统当中。
可见，对于社会文化维度的论证研究而言，“广义论证”为其奠定了概念基础。以之为理论对象，论证实践中所呈现的社会背景、文化要素影响才能够被系统地纳入论证研究领域当中。进而，我们一方面可以着力揭示不同社会文化因素在论证实践中的表现形态，尤其是它们在论证发生和展开过程中的影响机制;另一方面，还可以进一步致力探讨论证实践中的社会文化差异，揭示不同文化群体在论证实践的认知态度、参与方式及其合理性界定等方面的不同理解，并从跨文化的角度加以比较研究。
三、论证实践的社会文化特性
当然，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和实践形态，论证首先必定具有一些跨文化特质，对这些特性的揭示也是社会文化维度论证研究的题中之义。第一，论证活动具有主体性(agent-based)。“论证的实质并不在于命题，而是在于人”④，它必定是由具体个体在人际交流中所采取的特定互动形式。第二，论证活动具有明确的目的性(purposeful)。无论在何种社会文化群体当中，主体的论证行为都受到特定目标所驱使，参与论证活动是其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手段或方式。第三，论证活动依赖于语言手段(lan-guage-dependent)。尽管其中所应用的语言在形式和内容上可能存在差异，但论证活动必定依赖于参与主体运用特定的语言手段和实施相关的言语行为。第四，论证活动具有明确的规则性(rule-regulated)。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形态，论证的展开过程必然遵循某一特定社会文化群体所共享的社会规范和互动要求。第五，论证活动涉及参与者的理性认知能力(rationality-involved)。论证并非单纯的对话交流，它还要求其参与者运用理性认知能力，以证据或理由的交换(exchangeofreasons/evidences)这一特定方式来进行理性的互动。总体而言，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群体当中，论证活动都表现为一个表达观点、提供理由、建构论述、展开互动的基本过程，它遵循其参与者所共享的社会文化规范和交际准则，并以理性互动的方式来实现其特定目标和功能。
尽管论证活动总是普遍发生于一个特殊的交际语境，但它同样也根植于一个特定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建制当中。社会文化传统体现着一个特定群体在价值认同与生活方式上的共享模式，它引导着其个体成员对自身经验的认知，并制约着其行为和互动的方式。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特定价值原则、信念体系、行为模式等诸多因素，无疑都将关联着其群体成员对于论证行为的理解，及其参与论证活动的方式。由此，社会文化维度论证研究的主要议题，正是要着力揭示与探讨哪些社会文化因素、以何种特定的方式、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论证实践活动的具体形态和展开方式，进而，更好地阐明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实践的不同理解与认知、参与和评价方式。
结合当代论证分析的三重向度(论证者的认知向度，它涉及信息处理和建构论证的心智进程;论证的言语行为和命题内容向度，它涉及论证性言语行为以及其中的“理由—主张”复合体;论证的人际互动向度，它涉及论证主体之间的交际互动过程)①，并援引认知与文化研究的相关成果，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论证实践中所展现的社会文化特性加以具体阐发。
(一)论证行为与活动的基本认知
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会形成特定的人际关系体系、社会阶层结构和交际互动模式，这些因素将进一步影响其群体成员对论证行为和活动的基本认知，并决定其参与论证的不同理智态度;进而，也将导致他们在论证的识别与界定、论证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参与论证的动机和态度方面，都会形成认知和理解的差异。
论证识别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依其自身的社会传统和文化认知，参照特定的要素或方式，来认定某一行为是论证行为，以及某一情境中所发生的互动是论证活动。与此相关，论证界定则指在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尤其在其语言系统中)对于论证行为或活动的描述、说明方式，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语言概念。在不同社会文化传统当中，其群体成员会侧重于以不同的观察视角和解释方式，来对论证行为或活动加以确认和说明。这些差异同时也凸显和强化着不同的论证识别特征，并进而形成论证概念的不同界定。事实上，不同语言中与论证相关的术语之间，通常并不能很好地相互对应，甚至也不能得到精确的翻译，比如英语中argumentation一词，以及汉语中“争辩”“说理”等概念，其原因正在于，它们都体现着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在认知论证实践时，所关注和侧重的特性各不相同。
论证的功能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成员在展开论证行为或参与论证活动时所强调实现的基本目标，比如说服他人、获取知识或解决分歧等。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功能的基本认识可能存在差异，进而，论证的某一特定功能并不必然为不同社会文化群体所共享;同时，某一特定论证功能即使为不同社会文化群体所认可，但也并不一定具有同等的价值和意义。比如，在西方文化传统中，论证历来都被认定为一种共同解决争议或获取知识的合作;但在东方文化传统中，它则更多被理解为一种通过对峙和争论来改变和压制对方观点的手段。论证的作用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在其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和重要性的基本认识和评判。尽管论证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社会互动形式，但在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对于其基本社会职能的定位、以及与之相应的价值评定，却会形成不尽相同的基本看法。如尼斯贝特等人就提出，西方文化传统非常强调论证对于人们合理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作用，并将之确立为公民政治参与和公共决策的基本方式。与之相反，中国社会文化中更为重视传统的传承与权威的维系，并强调社会与人际之间的和平与协调，所以，论证长期以来(并且尤其在私人生活领域中)都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社会作用①。
论证动机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成员主动实施论证行为和参与论证活动的意愿、内在驱动力及其强度。论证态度则指个体基于其看待论证行为或活动的不同方式，所形成的价值评判、情感状态和行为倾向。对于自然、社会、群体和个人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以及对于社会、家庭和人际关系的不同价值追求，无疑都将制约着不同社会文化群体成员看待论证行为和活动的方式，并造成他们在社会生活中选择参与或回避论证的不同心理特征和动机强度。文化心理学研究就揭示出:由于论证中涉及主体之间在观点上的直接冲突，这与东方文化在人际关系上所崇尚的“和谐”价值相对立，因而，日本人通常认定论证导致情感的伤害和人际关系的破坏，从而会常常主动选择回避论证，以避免尖锐的对峙和冲突②。
(二)论证的思维模式与说理方式
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表明，面对不同生态环境和社会情境，人类群体会形成不同的认知习惯，进而，人类的高级认知能力和思考方式，实际上也受制于其社会文化背景。纵使应对相同问题，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也会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认知策略。与此相应，论证行为和活动同样涉及参与者的理性思考与认知能力，因而也会展现出社会文化因素所导致的差异。具体来看，这些差异将进一步体现在论证中信息的接收与处理方式、证据/理由的认知与权重、推理模式与论证型式偏好、以及论证的建构与表达方式等方面。
信息的接收与处理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依其自身的认知习惯，以特定的方式对其所面对的信息资料所进行的收集、整理、传递和应用。不同社会文化传统影响着其群体成员的信息接收和处理方式，这进而决定着其成员个体在参与论证活动时分析、组织和运用相关信息的不同方式和能力，也使得他们在建构论证时所用及的信息在种类和数量上都呈现差异。从信息的整理和分类方式来看，有研究表明亚洲人擅长借助“主题关联”(thematicrelationships)，而美国人则更依赖于“范畴关系”(categoryrelation-ships)③。同样，对于不同类型的信息而言，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也表现出在关注程度、解释方式和处理能力上的差异。比如，亚洲人更易于关注对象所置身的背景信息，而西方人则通常会更直接地关注对象本身的信息④;当一个对象被置于一个新背景中时，日本人对该对象信息的接收、处理和判断速度就明显慢于美国人⑤。
证据/理由的认知与权重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能够在论证中充当论说依据、具有支持力的素材所做出的基本理解、认定和分类，以及依据特定标准和方式对其证明力和价值所进行的划分与排序。基于不同的社会实践形态，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会形成差异的合理性观念和价值规范体系。而对于合理性、正当性和可靠性等规范概念的基本认识，决定着论证主体理解与回答“何种素材，基于何种缘由，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主体的认知状态、或者足以奠定某种可接受性”这一问题的特定方式。因此，针对同一论题，不同社会文化群体所认可、选择和运用的证据与理由，可能会在形态和类型上都存在差异。同时，对于相同类型的证据与理由，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也会对其支持力的权重和价值形成不尽相同的认识①。
推理模式与论证型式偏好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在论证实践当中对于某些特定推论方式和论证模式的特殊信任和习惯运用。认知科学和人类学研究表明，不同的生存环境、生活形态和社会结构，会形成人类群体不同的思维结构、认知策略和模式偏好。同时，不同的主导思想形态和历史文化传统，也会对其群体成员惯常运用的思考方法和论说方式形成制约。这些都将进一步导致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在推理模式与论证型式上的不同偏好。比如，通常认为亚洲人习惯于运用“辩证式推理方式”(dialecticalrea-soning)，而西方人则偏好使用“形式逻辑推理方式”(logicalreasoning)②。同样，逻辑史研究也表明，与西方演绎逻辑传统不同，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主导论证型式是“推类”或“类比”③。
论证的建构与表达方式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在建构和表述论证时，所使用的内容组织策略和语言表达方式。在建构论证过程中，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基于对证据和理由权重的不同理解，会在理由类型、强度和数量的选择与组织上都展现出不同的方式和策略。而在表达论证时，不同社会文化的语言系统则会影响其群体成员表述论证内容的语言手段和方式。同时，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对于言语交际规范的不同理解，也会对该群体成员的论证表达方式形成约束。简言之，论证主体在进行论述时是着重凸显理由的强度还是数量，在转引理据时是偏重直接援引还是加工重述，在展开论述时倾向于回旋婉转还是直入主题，在表明观点时是更为直接、明确还是较为间接、隐晦，诸如此类的差异实际上将都对应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影响④。
(三)论证的接收与评价
作为人际交流的一种特定实践形式，论证不仅涉及主体自身的认知、建构和表达维度，而且还涉及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展现着主体间性维度。更明确而言，它还关联到其他主体对于论证内容和效果的分析、解释、理解与接受，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态度、情感或行为改变。同样，由于社会文化传统中社会关系、交际模式和伦理观念的特定影响，这一互动过程中也会呈现出论证接收和评价的差异方式，并尤其表现在论证的恰当性、论证的强度、论证的生效性以及论证的规则等四个方面。
论证的恰当性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适合实施论证行为或展开论证活动的情形和条件的基本认知，简言之，即群体成员对于“可以在什么情形下，针对什么对象，以何种方式来进行论证”的基本看法。在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论证的主题和范围、时机与场合会受其社会规范所限制，从而使得适合于、或者被允许进行论证的内容议题和可能条件不尽相同;论证的对象、以及与之相应的论证方式也会受社会关系和伦理观念的制约，从而使得论证得以发生的情境和可以接受的展开方式都存在差异。更实质而言，某些社会文化规范还会在特定情境中超越论证活动本身的内在规范，而这些规范本身也同样体现着社会文化差异。比如，西方文化传统所推崇的“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就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师道尊严”具有不同旨趣，进而，两者对于师生之间的论证互动就会产生差异影响。同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孝道”会以特定的方式约束着中国人群体中晚辈与长辈之间的论证行为，而不同社会文化群体的“礼貌”要求也影响着其群体成员在公开或正式场合中论证互动的恰当方式。
论证的强度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中理据具有的支持力所做出的基本评判和所用到的规范标准。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的合理性观念，会影响到其群体成员对于理据之相关性与充分性的基本理解，进而，导致他们对论证品质(其逻辑性和优劣性)的不同认识和差异判定，以及对谬误的不同认定与分类。基于对论证情境、议题和目标的特定理解，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会形成关于论证强度的不同要求，这特别体现在论证中所包含的理由类型、数量和质量等方面。例如，研究表明亚洲人偏重论证中理由的数量，他们易于认定更多理由具有相关性，有时甚至还能容忍证据之间存在冲突;而美国人则注重理由的质量，在其论证中通常仅提供少量的(甚至单一的)、但却较为清晰和无争议的理由①。
论证的生效性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行为或活动在实践情境中是否实现其目标和功能的基本认知及其判别标准。相比而言，论证的强度是论证中理据所对应的内部规范性，论证的生效性则是论证在其表达与互动中所对应的外部实效性。在诸多社会文化传统中，这两者之间既显示出明确的现实分歧，也展现着特定的动态互动。事实上，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恰当性的理解，将影响其成员对于论证行为及其方式的意义把握，进而制约着他们对论证行为实际效果的判定。同时，主体对于论证实际发生情境的基本理解，对于该论证互动的即时目的与语境因素的特定解读，都将影响到他对于论证实际生效与否的分析和评判。质言之，论证的生效性更多依赖于主体对于论证实践具体情境的实时解读，而这受制于该主体对于社会关系体系和人际互动模式的基本认知，因而也会呈现出社会文化影响。
论证的规则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在进行论证活动时其言语行为互动所遵循的调控性规则(regula-tiverules)。不同社会文化传统对于交往模式及其社会互动规范的差异理解，制约着该群体论证实践的特定展开方式，也影响到保证其论证活动能够有序和合理进行的调控性规则。对于处在特定论证情境中的主体而言，这些调控性规则明确规定了他在具体的论证进程和特定的互动环节上，能够被允许(或需要被禁止)采用的行为方式和回应方式。实质而言，正是论证的规则确保了论证活动的有序进行，以及其展开进程和最终结果的合理性。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在论证实践上的不同形态，实际上所展现的正是具有社会文化差异的论证规则体系。
四、论证研究的社会文化维度拓展
作为一种根植于社会文化背景中的实践活动，论证既体现着跨文化的理论特性，也展现出在基本形态、行为方式和互动模式等诸多方面的社会文化差异。全面揭示论证实践中的社会文化特性，并合理阐明它们在论证行为和活动中的呈现方式和作用机制，无疑将深化和拓展当代论证研究的论域，并且，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讨不同社会文化群体的逻辑与认知差异，以及跨文化交流(尤其是论证协商)的可能机制。前文对于论证实践中社会文化差异体现的具体分析，建构了探讨论证中社会文化因素及其影响的基本理论框架，同时，也为我们拓展当代论证研究的社会文化维度提供了一个较为系统和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视角。实质而言，这一初步理论框架既整合了文化与认知领域的相关研究发现，又结合当代论证研究成果，发展了诸多具有可观察性和可检验性的理论假设①。以之为基础，社会文化维度的论证研究可以进一步从如下三个进路来展开:
第一，语言学、尤其是语言与文化关系研究进路。论证活动依赖于语言手段和言语行为，不同语言的词汇、语法、表达技巧、文体风格和语言用法，其背后都渗透着社会文化因素的重要影响。发掘、分析与比较不同语言系统中与论证相关联的语词形态、语篇特征和表达方式，是阐发论证实践中社会文化影响的一个有效途径。比如，中文指称论证活动的语词既具有多样性，又呈现出特殊而精微的区分(如论、说、争、议、辩、争论、论辩、说理等词)，其中无疑体现着中国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的基本认知、性质概括和形态划分。同样，与论证相关的诸多中文谚语、俗语等(如“理不辩不明”、“君子动口，小人动手”等)，也都展现着中国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形态、功能和态度的特定理解。
第二，质性研究、尤其是人类学考察、民族志研究进路。论证是一种实时发生在特定社会文化情境中的实践活动，通过人类学考察能全面而真实地对其具体形态和特性做出描述和解释，进而确切揭示其中的社会文化因素及其影响。一方面，可以选择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开展田野调查，尤其关注其实际生活中论证活动的具体发生发展过程，分析与解释其中的特定行为和互动方式。另一方面，也可以参阅人类学家关于他人文化的民族志研究，整理其中所记述的论证行为和活动，进而揭示其中所展现的社会文化特性。此外，我国古代文献中记录着论证实践的诸多文本，也为揭示中国文化传统中论证实践的特殊形态和特性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②。
【关键词】社会文化学；英语教学
引言
近年来，随着国际间教育领域合作的加强，针对英语语言教学的全新看法颠覆了传统教育学视阙下英语教学作为单一语言教学的观点，而将社会文化属性加诸于英语语言教学。因而在此一现实环境下，通过全新的教学方法与教学实例来促进英语教学在社会文化要素方面的累积可谓十分重要，社会文化学强调对语言体系的学习过程，同时加重了任务型教学的比例。这些变化都催生了英语教学的现实进展，同时也为社会文化学视角下的英语教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一、英语教学的社会文化学属性
社会文化学概念肇始于二十世纪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斯基的著作，维果斯基与传统的心理学家不相同的地方在于他通过将心理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不同侧重点的学科进行了有机结合，重视利用方法论来解决人类的心理活动。在维果斯基的社会文化学研究之中，其有关学习途径的基本思想来源建立在社会和文化环境下，以语言和社会活动作为前提，将知识和概念建构于学习者的心中，通过不断的学习和深入达到对特定社会文化的理解，进而加深语言学的基础与实际应用水平。因而，英语教学便是一种在社会文化影响下进行的语言文化活动，其有关学习的态度、能力、意志等因素均与社会文化环境有关，因而赋予了教学活动本身更多的社会学属性。在英语教学的社会文化学属性中，对人的学习行为和学习意识的关照超过了对语言和教学本身的关照，教学者和学习者都需要明确语言学最根本的目的还是完成社会文化中关于交流、提升等方面的作用，具体的语言（英语）只不过是一种可行的载体和手段而已。
二、社会文化学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维果斯基的社会文化学在英语教学中的研究与应用已屡见不鲜，比如英国学者Lantolf等人便认为学习者在交际情景中所进行的大部分交际活动都与其自身的需求密切相关，他们使用语言来处理其相应的事务和遭遇。在国内类似的应用也早有研究可查，主要体现在对我国英语教学体制和英语教学方法的改革方面，比如2001年修订的英语教学大纲就针对英语教学实际提出了应该完善以英语培养为核心、加强英语语言的应用和基本技能的培养，侧重于学生通过英语的学习可以达成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仅仅是英语学习相关的知识性技能。近年来，英语教学在英语学纲的变化之下也相应的产生了较多变化，比如在实际教学中更加注重结合本土社会文化以及英语语言文化进行教学，注重教学环节的自由、平等，减少填鸭式教学方式的应用，在尊重学生自我学习习惯和自我实践方式的基础上引导性的进行英语教学，在这一过程中减轻了英语教学的固有负担，注重学生的综合能力培养。在社会文化学概念进入到英语教学行列中之后，广大英语教师积极响应，勇于向传统的教学方式发起冲击，不断从现实教学环节中总结经验，并且通过革新思路、改变教学互动环节、进行角色扮演等丰富多彩的课堂教学活动来增加英语教学的趣味性和活力，这既是文化教学领域内关于传统教学的改革方案，也是英语语言教学在我国获得独特生命力的体现。社会文化学将普通的教学、学习模式改为了引导式、互动式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实现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完善对英语语言的认知和应用，在应用层面加深对英语语言的整体理解，这有助于教师和学生丰富语言见识、增长文化内涵、实现良好的社会文化修为。同时，社会文化学概念也更加深入的体现在英语教学之中。通过目前我国英语教学中社会文化论的应用与结合教学的相关论述，基本可以明确目前受到社会文化理论的影响，英语教学已经凸显了其重要性，并不断的丰富其应用前景，即使只是小规模的应用也已经为基于社会文化学的英语教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该更加深入的了解英语语言文化，将其社会文化教学与知识性教学良好的结合在一起，促进外国语言教学水平的提升。结语综上所述，英语教学在现实环境中的应用于发展绝对不只是语言学相关门类中窄小的一部分，社会文化学这一大分支也该占有一席之地，社会文化理论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在实际的社会文化教学中，英语既起着与中国本土教学文化和西方语言文化相结合的作用，也扮演着应用型语言在社会中良好发展的角色，未来，只有深刻的把握社会文化学理论，将英语教学的现实情景之中加入更多社会文化元素才能完善语言在社会文化中的相关属性，促进社会文化的纵深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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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英语教学；社会文化；观念；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G623.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24-0101-02
一、英语教学的社会文化观念概述
西方的语言教法概念在学者专家的提倡，或是政府的支持下，源源不断地传入国内，英语教师或英语教学研究者也欣然接受。然而，在实际教学脉络中，专业教师应当探究自己使用特定语言教学法的学理依据，依据学生的需求来判断所使用的教学法的实际效用。在英语已成为国际沟通语言的今日，教学的范畴已经扩展至全世界。在多元与特殊的文化环境中，英语教学不应只是依据西方的论点与取向来处理不同社会、文化脉络的情况或问题。本研究从全球化观点来探讨英语教学社会文化观的概念。英语教学的社会文化观点强调非英语系国家的英语教学，须考虑特殊地区、特殊群体和多元化学生所需求，建构本地的教学论述，发展合适的教学方式，以增强学生的英语学习效能。尽管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已关注到英语语言学习的社会文化的取向，观察英语教与学的过程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的适用性。然而多数的文献显示，国内的研究仍然偏重从心理学层面所发展出来的教学活动和教学技巧，强调教学法、教材的教学效能。在教与学的过程中教师除了依赖教学技巧，也需要依照不同的社会文化情境，针对教学情境脉络，建构适合本地的教学模式。一般的教学理论中，总是忽视学习历程中社会、文化脉络对于学习动机与成效的重要性，并没有把不同文化及母语背景的英语教学的“社会脉络”的课题纳进研究中。教学的社会文化取向，强调学习的多样脉络，探索文化的、历史的、或是制度因素对于学习成效的相关性，反对思想的一致性和“普遍性”。英语教师除了学习语言学习理论、语言发展理论和各种英语教学法之外，对于教学领域的社会脉络也必须了解。
二、全球化视野下英语教学的社会文化观念
全球化对于教育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全球化与在地之间的关系是合作与对抗的关系，不是全然抗拒，而是将全球化与本土化都视为全球化的特质。在全球化的潮流中我们并未见到文化同质化的趋势，反而看到各地文化异质日益受到重视和保护，因此“本土化”和“全球化”其实是可以共生共存，不应简化为霸权和抗拒的关系，或陷入拥抱和排斥的两极观点。采取更为主动的姿态来回应全球化趋势，正是我国英语教师和研究者的全新课题。在全球只是生产力的竞技场域，以第三空间的观念，容纳多元思考主体的空间，在此空间里融合西方理论基础，同时互为主体和融合。文化霸权理论指出统治阶级支配被统治阶级所依靠的力量，不仅只是经济与物质的层面，更需在左右个人行为的文化思维层面，权力的维持不仅依赖经济和物质的力量，更要依靠说服被统治者接受统治阶层的思想信仰。人类心灵是社会的历史产物，个体意识起源于社会文化，而社会共同的主流文化又影响个体的价值观，也影响利益的认同。人是被观念，而不是武力所统治，统治阶层通过主流文化中潜藏的意识形态而达到影响社会大众的价值观，从而巩固统治者的文化霸权。霸权的建立有赖于对被统治者进行“知性与道德的领导”，会将统治者的认知及价值观转变成有利于维持现有的权力关系。文化霸权的概念强调理性和文化的影响，而不是单纯依赖经济力量的影响，是让被统治阶级接受统治者的信仰体系、社会文化、道德的价值观。“宰制”并不是政治权力直接对应的话语，是通过政治权力、文化权力、道德权力、知识权力等的复杂交换而形成的，进而剥夺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思想家独立自由地看待事物的可能性。“全球本土化”的意涵指的是全球化不只是欧美强势文化同质化全球的过程，也包括了其他本土特殊文化向世界散播或抗争其价值、象征意涵的异质化过程。文化全球化表面上看是一个强势文化移植全球的过程，但其实是各地特殊文化通过不同文化策略的手段，在全球场域中彼此相互影响的过程。就文化而言，全球化意味着一种全球文化的诞生，也呈现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全球化是被西方统治的文化，本土文化有被同化的危机，所以文化全球化实际上就是本土文化的西方化。另一观点，民族国家仍然有其自主性，其本土文化仍可与西方文化抗衡，全球化虽已成为不可抵挡的趋势，但全球化不能脱离本土化，全球化与本土化都是相对的观点。现今通行的英语教学法原本是英美社会文化的产物，但现在却成为不同脉络国家的主流教学策略。从英语为国际沟通语言的立场而言，英语的所有权应该“去国家化”，英语不再属于某特定国家或文化的资源，英语文的教材教法和文化标准也无须再以英语系国家如英美为权威，而是依据当地的各种情境因素（contextual factors），包括语言政策、教育资源、文化态度、教学目标、师资素质和学生背景等来做形塑调整。
既然英语已被认定为国际流的语言，英语教与学的环境趋向多元化与复杂化，英语教学与学习的概念应该跳脱以西方社会文化脉络与学习背景的主流思考，建立以不同社会脉络为考量英语的教学观和教材，扩展英语教育和课程的发展设计。西方的教学论述是以西方的教学情境、历史和文化所发展出来的英语教学方法，无法顾及到文化差异的问题，英语教学也应该针对本土英语教学的特殊性和需求，随着不同文化区域，建构出具有本土风格的英语教学文化主体。教育单位、学者专家和实际教学的教师们，应该诉说自我教学实践的经验，建构一套适合我国环境的英语教学观及教材。
参考文献：
关键词：人的社会化；大学生社会化；内涵界定
准确把握和界定人的社会化和大学生社会化的内涵，有益于对人的社会化和大学生社会化的理论把握和实践把握。以下是对人的社会化和大学生社会化内涵界定的理论综述和初步探索。
一、人的社会化
人的社会化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之一。社会学中的社会化跟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提及的生产社会化、后勤社会化、保障社会化中的社会化不是同一个含义。后者主要是指人们某方面活动的集中化、统一化、标准化；是社会生活发展的一种趋势。而社会学所讲的社会化则是指作为个体的人成长为社会人的过程。
德国社会学家G·齐美尔于1895年最早运用了人的“社会化”概念，他在《社会学的问题》一文中用“社会化”来形容群体形成问题。此后，对人的社会化问题的研究，不仅是社会学本身的重要课题，而且也逐步成为与社会学关联的很多交叉学科共同关注的课题，如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教育社会学等交叉学科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人的社会化问题。由此，伴随社会学和这些交叉学科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关于“人的社会化”的定义性理解，如美国社会学家c·库利和美国心理学家G·米德把人的社会化看成是形成和发展有个性的社会人的过程；…美国社会学家W·奥格本将其理解为接受、承传社会文化和延续社会生活的过程；美国社会学家S·萨金特和T·帕森斯则将其理解为通过角色学习使人更具社会性以实现角色承担的过程；我国社会学家认为它是“指个人学习知识、技能和规范，取得社会生活的资格，发展自己的社会性的过程”；我国学者杨心恒、宗力、黄育馥等人则将其看成是被社会诱导去适应社会环境和社会生活的过程。
上述关于人的社会化的定义都没有论及人与社会的双向互动关系。只将人的社会化看成是个体被动地接受社会教化和适应社会的过程，忽略了个体因素对自身社会化及对他人社会化的影响；只看到个体可以同既有的社会规范、行为准则相一致的一面，忽视了个体可以选择、创新、发展社会文化的一面。因此，上述定义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有学者指出：“如果认为人的社会化仅仅只是把既定的社会文化、规范、技能内化为个体的认知结构的过程，并且只要这个过程顺利完成就会使生物的人成为社会的人，那么这种理解是不完整的。”
事实上，也有不少学者已发现了这些定义的局限性，并力图通过重新界定去克服这些局限性，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笔者认为是陈录生和王芝云的看法。陈录生认为：“人的社会化是指个体学习社会的价值观念和各种社会规范，去认识社会、适应社会，从而达到改造社会、调适心理、发展和完善个性的目的的过程。”王芝云的看法是：“社会化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包括：一是个体加入社会环境、接受社会文化和行为模式的教化、发展自己的个性；二是个体作用于社会、发展社会文化与改造行为模式、变革社会。这就是说，社会化既有社会环境对个体的作用和影响，也有个体对社会环境的作用和影响；它既是个体接受社会文化、接受现有的社会关系、成为其中一员的过程．也是创造社会文化、改造现有社会关系的过程。”
综合上述，关于人的社会化的认识和理解，笔者认为，所谓人的社会化是作为个体的生物人通过与社会的交互作用，学习社会文化，适应社会生活，再现社会经验，并积极作用于社会，创新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的过程。具体讲，人的社会化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个人通过社会教化和自我内化而习得社会知识、技能、规范、价值观念和发展个性、完善心理品质，以取得社会成员的资格，传承社会文化，适应社会生活；二是个人通过能动地释放、外化自己的社会属性、本质力量，积极参与和影响社会生活，创新社会文化，促进社会发展。因而，人的社会化是个人学习、适应社会和参与、影响社会的统一。
在目前的社会学研究领域中，还出现了这样的倾向性理解，即认为在以往研究中把社会化的个体视为处于不同年龄阶段的个人会使社会化研究难以具有社会意义，由此，认为现在的个体概念既可以指个人，也可以指一个有社会意义的群体和社会单元，像一代人、大学生群体等。显然，这种理解有助人的社会化内涵的界定更趋合理化。
过程性评估，又称为对学习过程的评估，对应终结性评估或对学习成绩的评估。前者是指通过控制学习者的学习过程，使之最终达到期望目标，并消除学习者现有水平和最终结果之间的差异。同时，过程性评估还通过对话协作以及学习者的学习反思逐步实现自我调整。相比后者，有研究表明过程性评估有效地促进了学习者的标准化测试成绩。社会文化理论对过程性评估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自我调整自我调整
是过程性评估中的核心概念，是指学习者通过目标设定，对自身认知行为进行控制和调整的一种积极建构过程，是过程性评估成功与否的衡量标准。而这一概念与社会文化理论的中心理念不谋而合。认为，“教育的最终目标就是发展学习者的自我调整能力，使其能够实现自我教育。”在自我调整的过程中，学习者经历了一个循环往复但又曲折上升的过程。首先是规划阶段，需要对任务进行分解，设定目标及相关行为。其次是实施阶段，对自身的行为、动机进行操控。最后是评估阶段，接受来自他人的反馈并对此进行自我反思。这一过程体现了社会文化理念，即在学习者设定学习目标以后，教师或有能力的同伴为学习者提供必要的支架，具体体现为形成性反馈，对学习者的行为进行即时评估，并提供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方法。通过其他人对自身学习行为的调整以及自我反思，学习者逐步实现自我调整，特别是能够自我教育和自我评估。而学习者将新学到的知识和已有的知识体系实现有效融合，最终实现自身的最近发展区。
2．互动交流Black和William(2009)
针对过程性评估提出了“过程性互动概念，即过程性评估是学习者内在的知识内化与外在的环境刺激和反馈的互动过程。这一概念正是来自社会文化理论。在社会文化理论看来，学习的本质就是社会交际，学习者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上(内在因素)从与他人的经验和环境(外在因素)的互动中学习到新的知识，新知识和原有的知识实现融合并随后存储在长期记忆中，随时有待提取、扩展和做进一步的调整，从而达到知识内化。换言之，过程性评估将成功的学习过程定义为学习者通过内在的观察反思以及外在的积极任务参与并随时调整自己的学习行为。而这恰恰也是社会文化理论将学习视作互动交流的结果。
3．学习和发展维果茨基
对学习和发展两个概念进行了清晰的界定。他认为，发展是指学习者心理功能逐渐成熟的过程，而学习则只是获取新的心理能力，并不涉及能力的变化过程。恰恰是发展的概念才最有可能帮助学习者成功达到下一个发展阶段并最终实现“良好的学习状况”。而这也正是过程性评估和终结性评估的差异所在。前者着重学习者学习能力的发展状况，以培养他们的思考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为最终目的。而后者则是以某一阶段的表现来衡量学习者的学习水平。虽然通过终结性评估，教师可以发现学习者的学习问题，但无法了解其问题根源以及内在发展状况，因此无法针对学习者的个体差异提出相应的反馈措施和策略。
4．形成性反馈形成性反馈
是指在学习者的学习过程中，针对其学习目的或出现的问题给予清晰的评价标准或评论。研究者认为，形成性反馈相对于传统的成绩评定，能够促使学习者更好地形成元认知策略，如目标设定、行为控制以及反思等。Lipnevich和Smith(2009a，b)通过实验发现，相比原先评分或仅仅表扬的传统方式，来自教师的详细的书面反馈，包括评价和建议，能够更好地提高学生写作测试的成绩。社会文化研究学者认为，形成性反馈体现出给予学习者必要支架帮助的特性，通过深层次的认知处理，帮助学习者由他人调整转向自我调整，并达到理想的学习目标(Vygotsky，1978;1987)。
二、社会文化视角下过程性评估的实施
一、“救亡音乐”与民族音乐学理论视角概述
（一）对“救亡音乐”现象的描述
所谓“救亡音乐”现象，指的是中国近代史上随着政治背景的需要而诞生的抗战歌曲及其相关文化事象。它具有独特的时代风貌和艺术特性。“30年代初期以左翼新音乐群体的出现为标志，新兴的无产阶级音乐家开始在中国新音乐舞台上崛起。在这里，由于外部战争强大动力的驱使，一切与战争主题无关的音乐创作与批评观念都被排挤到一个相对边缘的地位。……40年代初期至后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艺术创作与批评的原则，逐渐成为中国音乐创作与批评的主流观念。”笔者将“救亡音乐”现象的诸要素概括如下：（1）时间上，主要盛行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末期，但在这之前也有所体现；（2）目的上，主要是为了唤醒广大人民的觉悟、提高群众的抗战意识这样一种社会功能；（3）音乐作品的内容即抗日救亡，同时抒发因日寇侵略而带来的悲愤情感；（4）作品形式上，采取有别于中国传统音乐的新的形态，即借鉴了一定的西洋作曲技法或者直接对现成曲调填词，但又不像“学院派”那么专业，以达到能让大众广泛传唱的效果；（5）“救亡音乐”与政治背景密切相连，与群众运动密切相连，同时深受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
（二）民族音乐学理论视角之于“救亡音乐”的意义
民族音乐学，既是音乐学下属的一门学科，也可视为一种理论方法。它的基本特征是：“将某一民族现存的传统音乐及其发展类型，置入该民族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之中，通过对该民族成员如何根据自身文化传统，去构建、使用传播和发展这些音乐类型的考察和研究，阐述其有关音乐类型的基本形态特征、生存变异规律和民族文化特质。”在民族音乐学者当中，艾伦•帕•梅里亚姆于1964年出版的《音乐人类学》一书中，提出了具有代表性的观点：（1）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1960）；后来在70年表文章指出“研究作为文化的音乐”。从字面上看，前者可理解为“将‘音乐’这一特殊事物置于‘文化’这一复杂现象之中加以研究”，后者可理解为“‘音乐’可被看做是‘文化’的一种类型”，笔者认为两者并不矛盾。（2）音乐是与人类活动相关的“声音、行为和概念”的总和，“乐音无非是人们为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要研究音乐，就要研究人类的行为，而不能仅仅把这种研究归结为对乐音的理解”。笔者认为，用梅里亚姆的理论观点来对中国新音乐中的“救亡音乐”进行阐释具有可适用性。首先，中国近现代音乐与该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连，尤其“救亡音乐”，直接折射出了社会大环境的需求。其次，“救亡音乐”本身及其所形成的音乐思潮，成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再次，从“救亡音乐”的音响特征可以推知人们的行为、人们的观念，这符合梅里亚姆提出的“三分模式”论，也符合民族音乐学通过文化事象来探究音乐生存变异规律和民族文化特质的目的。下文便从上述三层思路展开论述。
二、中国近代社会文化中的“救亡音乐”
将“救亡音乐”置于社会文化之中进行研究，首先需要界定哪些内容属于“文化”的范畴。笔者认为，此时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可不局限于与经济、政治相对应的狭义“文化”概念，而应当理解为所有影响“救亡音乐”生成的一切社会因素，包括政治背景、社会思潮以及文艺政策，等等。中国近代的政治背景，早就成为孕育“救亡音乐”产生的土壤。从中国新音乐产生的源头来看，它并不是中国传统音乐自身发展的产物，而是源自外部社会政治对音乐艺术的要求。20世纪初的大量工农革命歌曲和根据地歌曲就是“救亡音乐”的先声，而更早期的“学堂乐歌”也为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打下了基础。它们都源自中国近代国破家亡、敌寇入侵的政治环境。随着国难日益深重，中国近代的社会思潮愈发激进和多元化。从最早的“睁眼看世界”开始，到国内一系列的文化运动，都是文化大环境的突出显现。早在1923年，郭沫若即提出文学新运动的方向是“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20年代革命文艺及其思想的萌生，无疑为30年代救亡音乐思潮的崛起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又先后成立了八个左翼文化组织，后来联合为“左翼文化工作者总同盟”，这标志着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涨，政治对文艺的要求越来越突出。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中国文艺便有了发展方向、前进动力和最终目标。讲话中指出，“文艺服从于政治，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同时，“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也成为文艺批评的标准。从“救亡音乐”作品的本体形态来看，可以发现它受到政治背景、社会思潮以及文艺政策的直接影响。以40年代李劫夫创作的叙事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为例，其歌词内容能够焕发起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愤恨，同时抒发对抗日小英雄深沉的哀婉及敬重；而曲调具有一定的民族风格，形式较简单，容易传唱。这种特征的音乐作品，只可能在那样特定的年代及特定的政治文化氛围中产生，其焕发广大群众感情共鸣的作用也是和当时其他诸多文化事象一脉相承的。
三、作为中国近代文化的“救亡音乐思潮”
（一）“救亡音乐”文化属性的最典型体现——“救亡音乐思潮”
根据梅里亚姆的观点，我们不仅要关注音乐之外的文化环境对音乐的影响，还应当将音乐本身作为文化来对待。音乐既然是人类的精神创造物，那么其具有文化的意义毋庸置疑。依笔者理解，此处所分析的“作为文化的音乐”，应当重点强调音乐相较于其艺术属性而言的文化属性，也就是音乐如何与前述影响它的那些“非音乐文化因素”联系在一起，并融为一个大文化概念。中国近代的“救亡音乐”现象，如前所述，包含了救亡音乐家、以抗战歌曲为主的音乐作品、群众的新音乐运动、救亡音乐思潮等诸多要素，这些都属于音乐文化。而在这当中最具文化属性，也就是最直接与前述“文化中的音乐”之“文化”因素（不含音乐的“文化”）发生联系的，应当是救亡音乐思潮。因为这是一种观念形态，它直接受到政治背景、其他领域的社会思潮以及文艺政策的影响，然后再进一步影响音乐本体的艺术特征。由此可知，“救亡音乐思潮”是“救亡音乐”现象当中最能体现音乐文化属性的一部分内容，它受到其他社会文化的影响并以此指导音乐创作和传播的理念，同时也迅速地与其他文化思潮融合起来，成为整个社会文化突出的一部分。
（二）“救亡音乐思潮”的主要内容及其文化意义
冯长春先生在《中国近代音乐思潮研究》一书中对“30—40年代的救亡音乐思潮”有专章介绍。笔者现对该内容作一概括。首先，从本质上看，“救亡音乐思潮”源自中国人民反对列强侵略，期盼富国强兵，以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要求。它的核心内容，要求“音乐要为抗战服务，音乐是民族解放运动中重要的精神武器，音乐创作应以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伟大主题为宗旨”。其次，从“救亡音乐思潮”的崛起和发展来看，它是从左翼音乐运动兴起至国防音乐口号提出，再到新音乐运动与新音乐思想而逐步形成规模的。当然，救亡音乐运动全面展开以后，“新音乐”的定义也被狭义化，即不再全指学习、借鉴西方音乐作曲技术而创造的新的音乐形态，而是成为“无产阶级革命音乐”或“抗日救亡音乐”的代称。再次，从新音乐的理论基础及其美学原则来看，“救亡音乐思潮”一直主张“音乐作为武器的功能观”、“为政治服务的创作原则”、“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民族化与大众化的美学要求”等等，这就使其与新音乐创作实践始终密切联系在一起。最后，从新音乐创作的历史局限来看，存在“以救亡歌曲为中心的创作思想”、“以思想性为标准的价值观念”、“创作上的技巧贫乏与八股倾向”等方面，这显然也是“救亡音乐思潮”当中某些片面与矛盾的观念所导致的。以上内容，表明“救亡音乐思潮”深受时代背景和其他文化影响，同时也与新音乐创作和新音乐运动紧密联系，共同显现出音乐的文化属性。这便是研究“作为文化的音乐”之典型。
四、“救亡音乐”的“概念”、“行为”、“音响”之关系
（一）梅里亚姆的“三分模式”概述
在梅里亚姆所著《音乐人类学》一书中，他提出“有关音乐的概念化、有关音乐的行为和乐音本身”的研究。在进一步的解释文字中，他从乐音开始，认为“乐音是具有结构的，它虽然也许是一个体系，但不能脱离人类存在，乐音必须被看作是创造它的行为的产物”。接着，他将行为的层面分为“身体的行为”、“社会的行为”、“言语行为”等种类。然后他指出，“行动本身还要依靠作为另一个层面的、有关音乐的概念化的层面来支持。……如果没有关于音乐概念就不能引起行动；如果没有行动就不能创造出音响。发现音乐的价值就是在这个层面上，而且这些价值的确是通过这一过滤器而体现出来，并最终形成作品的。”最后他还提到，“这个作品对听众产生了影响，听众依据概念性的价值观来判断演奏者的能力和演的正确性。”依笔者理解，在梅里亚姆所提“三分模式”中，音乐概念为第一性，音乐行为为第二性，音乐音响为第三性，但听众可以根据音乐音响做出音乐行为的反馈，从而又影响到音乐概念，而反馈的依据也是听众自有的音乐概念。所以，这三个要素实际上最终形成了一种互相影响的循环模式。
（二）梅里亚姆“三分模式”在“救亡音乐”现象研究中的应用
从中国近代“救亡音乐”现象中的诸要素及其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可以看出：第一，由该时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影响下形成的“救亡音乐思潮”，可视为“救亡音乐”的“概念”，在这一概念的影响下，可引起人们的各种关于“救亡音乐”的行动。第二，“救亡派”作曲家群体的音乐创作，可视为“救亡音乐”产生过程中的“行为”，该行为受到概念的支配。第三，“救亡音乐”作品本身，即为音响。这种音乐形态具有其特有的结构和体系。梅耶尔曾说“一切音乐都具有某种共同的东西”，对于“救亡音乐”来讲，它是中国新音乐史上的一个类别，所以具有借鉴西方音乐“共同的东西”的性质，并以此焕发广大群众的情感共鸣。第四，“救亡音乐”由于是焕起广大人民抗敌斗争的武器，所以必然在群众之中广泛传播，并根据实际需要而决定其流传的程度。这也是一种“音乐行为”和“音乐概念”互动的方式，而且行为当中包含了身体的、社会的、言语的等多种可能的类型。在这个关系中，“三分模式”中的三个要素真正结合到了一起。所有这些，都是“文化中的音乐”，并且也是“作为文化的音乐”的集中体现。
五、总结
【关键词】农业旅游 社会文化环境 可持续发展
21世纪是强调协调与共生的时代，人们期望人类与自然、城市与乡村、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生态环境与地区经济开发之间能够达到完美的协调，因此我国旅游界正式提出“农业旅游”概念。农业旅游将农业生产活动资料和生产活动本身作为观光资源开展旅游活动，一方面满足城市人返朴归真的需求，另一方面增加农业生产效益，提高土地利用率，目前已在全国各大中城市普遍开展起来，并与环保、健康、科技等主题紧密结合，更加注重参与性、娱乐性和知识性，旅游项目不断多样化，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农业旅游充分利用和突出农业资源原始、纯朴的自然美，它的吸引力在于充满自然生机的田园风光和有着浓厚地方特色的农耕文化，在于那种不同于城市的自然特色。在农业旅游中，农村社会文化环境是构筑农业旅游产品体验价值的重要要素，以文化丰富农业旅游产品内涵能使游客得到更深的心灵体验。
一、农业旅游概念的界定
“农业旅游”在我国正式提出来是2001年。根据国家旅游局2002年颁发的《全国工农业旅游示范点检查标准》中的定义，所谓农业旅游是指“以农业生产过程、农村风貌、农民劳动生活场景为主要旅游吸引物”的旅游活动。
此外，关于农业旅游的概念曾有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和界定。吴必虎、魏小安仅强调“农业旅游是产品的概念”，把它看作是一种新兴的业务旅游产品；王莹在1997年提出：“农业旅游是以大农业资源为依托、以旅游内涵为主题开发的主要以农村独特的田园风光、农事劳作及农村特有的民俗和风土人情为内容的、具有极大参与性的旅游活动”；毛勇在2004年提出：“农业旅游是指以农业社区为活动场所，以农业文化景观、农业生态环境、农事活动、农村聚落及农村传统的生活习俗为资源，融观赏、休闲、参与、娱乐、学习、购物、度假于一体的旅游活动”；杨涛在2006年提出：“农业旅游，即以农、林、牧、副、渔等广泛的农业资源为基础开发旅游产品，并为游客提供特色服务”等等。
农业旅游的内涵正在不断扩大。农业旅游不包括散布于广大农村地区的名山大川、人文古迹的游览活动，而仅指以农业资源为依托而萌发出来的一系列旅游活动，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农村独特的田园风光和人文景观；二是与农、林、牧、副、渔各产业相结合的一些参与性较强的农事活动；三是农村特有的民俗风情。
二、农业旅游的兴起与发展
在国外，农业旅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百年以上，但是农业旅游真正兴起还是在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70年代。随着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和对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选择远离城市的乡村作为度假地。一些贵族、富商在度假地盖别墅或第二住宅度假，还有更多经济状况并不很富裕的城市居民或者联手购房、分时度假，或者住到当地农户家里度假，于是一些农户适应这一需求，把自家房屋改造装修成家庭旅馆，接待观光度假的旅游者，这就是最早的农业旅游。
我国农业旅游的萌发是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旅游走向兴旺发达之后。1998年，国家旅游局在对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验收中，对北京“锦绣大地”和上海孙桥农业旅游的肯定拉开了我国农业旅游的序幕。1998年我国国家旅游局推出的旅游主题是“华夏城乡游”，其中“吃农家饭，住农家院，做农家活，看农家景”的农业旅游是一个重要内容。2001年，国家旅游局为落实“国发［2001］9号”文件，把推进农业旅游发展工作列为当年旅游工作的要点，通过对山东、江苏、浙江等省的调研形成了《农业旅游发展指导规范》，并于2001年底公布了首批农业旅游示范点候选名单，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该项工作的开展。2002年国家旅游局颁布了《全国工农业旅游示范点检查标准（试行）》，极大地刺激了农业旅游开发活动，随后海南、湖北、江苏、云南等地纷纷筹措巨资打造农业旅游。
目前农业旅游已成为世界最受欢迎的旅游业态之一，参加农业旅游的人数和旅游收入在许多国家的旅游者总人数和旅游总收入中都占有可观的比重。例如，美国每年参加农业旅游的人次数达2000万，占国内旅游总人次的2%；意大利20个行政大区，已全部开展农业旅游活动，大约有1.15万家专门从事“绿色农业旅游”的经营企业，一个夏季就可以招徕120万本国旅游者和20万外国游客到各地的“绿色农业旅游区”休闲度假，超过全年国内外旅游总人数的2%；法国农业旅游的收入占旅游业总收入的1/4；澳大利亚旅游业总收入中农业旅游收入超过35%，等等。
三、农业旅游开发中的社会文化环境问题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地域性的、富有特色的传统文化正在随着全球一体化和市场化的发展急剧地消失，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在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也正在加速丧失。多年来，过分地关于西方“先进文明”的宣传使中国人认为，所谓富裕就必须像西方一样，因此，我们的现代城市建设和城市文化模仿西方。同时，城市相对农村，又总是处于文化和经济的优势地位，农村体现自己的现代化和富裕程度的方式以城市为榜样，不仅有现代文明标志的汽车、电器、家具，而且民居也模仿城市的钢筋水泥楼房，经过媒体宣传，后起的中国农村富裕村镇也纷纷仿效他们的模式，导致农村生活方式城市化和民族文化遗失。这种情形使我们认识到，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持有地区特点的社会文化环境是一个大问题。
我国农业旅游发展较晚，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开发的初级阶段。农业旅游使农村社会文化环境得到复苏和重整，带动了农村传统文艺的复兴和农民文化自豪感的加强和巩固，打破了农村封闭的社会文化氛围。异域文化的良性示范效应改变着农村的社会文化风貌和村民们的社会心态、文化观念，加速了农村社会文明进步的现代化步伐。而与此同时，农业旅游的经营活动本身又会影响当地居民的思维方式，有可能使其过分商业化从而丧失其本性中善良淳朴的一面。农业旅游对于农村社会文化环境的破坏，如地方特色的弱化、节庆活动的商品化、民俗的庸俗化、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改变以及淳朴民风的消失等，已经为旅游界所公认，这使得农业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难以实现。
旅游业的发展会带来经济水平的提高，村民必然会采用先进的生活技术和更加便利的生活设施，观念也必将随之发生变化，我们不能阻挡这种趋势，但是这又与旅游者“求异”的要求相背离，使农业旅游成了游客“在异地的城市生活”，失去了自身的优势和特色。因此，在城乡文化交融的过程中，在尊重当地居民的文化选择的同时，尽量避免现代文化污染，保护当地特有的社会文化环境，对本地乡村文化进行挖掘，丰富文化休闲项目，利用不同的区域文化打造农业旅游精品，在保持农村传统文化特色的基础上推进现代都市农业文化的发展，这是保持中国农业旅游良好的发展形势迫不及待要解决的问题。
四、农业旅游地社会文化环境保护的方法
1、倡导正确的文化观念，保护鲜活的社会文化环境
越是自然的才越是人类的，越是民族的才能越是世界的。政府在帮助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居住环境的同时也要大力倡导正确的文化观念，避免过度城镇化，保护特色民居，保持淳朴的民风民俗，维护自然的、有地方特色的社会文化环境。同时，社会文化环境只有在真实生活的土壤里才能生长延续，因此，政府要大力宣传提倡当地农民的务农传统，并提倡在不影响生活质量改善的前提下保持原有的农村生活方式，政府政策应有利于部分农民安于农业，吸引有志于农业的人才，以此来为保护自然的、有地方特色的社会文化环境提供真实的“土壤”，保护“鲜活的”社会文化环境。例如，在保护农村特色民居时，可采取保持民居的外观，同时改造内部功能的方法，使之更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在建设新建筑时，应保持与当地原有建筑格调的一致，避免求新求大，追求洋味；对于农村传统民风民俗的保护，要注重激发农民对于赖以生存的土地的根深蒂固的原始感情，并由此激发他们对于传统的农耕文化的自觉的传承，而不仅仅是简单地重现一些历史场景，或一年举办几次节日庆典，或定期举行几场民俗风情歌舞表演，使传统文化流于形式，成为了一场场生硬的、没有感情的“秀”。农业旅游只有达到保护文化生态的高度才能可持续的发展，才能促进旅游业与农业经济的繁荣，乃至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2、重视对当地旅游人才的培养，使农民成为农业旅游的真正主体和受益者
在发展农业旅游的过程中，必须重视对当地农民中的旅游人才的培养，可以通过举办旅游专业知识培训班和旅游管理人员培训班等，使农民成为农业旅游的真正主体和受益者。在我国现有条件下，一方面，这些培训班可以集合政府、学校和民间力量灵活开展。可以在高中等农业院校开设农业旅游人才特色班，可以由企业在民间开设的各类培训服务机构提供培训，也可以由各级农民协会举办旅游人才培训班。这种由多个主体共同参与的，相互交流、相互补充的全方位供给系统，能够有计划、分层次、有重点地开展农民旅游职业教育。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助网络教育这个有力的工具开展远程培训、网上交流示范等，让有条件的农民更方便快捷地进行自我培训。在这些培训中，各种有关农业旅游开发管理的正确理念和实施方法得以传播，这些土地的主人们将真正从科学的态度和方法中获益，农民们将真正成为传统的农耕文化的传承和守护者，而只有作为农业旅游资源核心的农耕文化生生不息，农业旅游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
最后要说的是，农业旅游产品设计应突出自然朴实、健康向上、特色鲜明的原则，“乡土性”是农业旅游产品本质属性，但是也要避免走向“越土越好”的极端。这种极端观念也是一种不正确的文化观念，是对农业旅游的极大误解，这种误解的结果使一些低级甚至庸俗的东西被搬到农业旅游中来，导致游客的反感，同时也有悖于旅游作为一项高尚的精神文化活动的本质，最终将使农村失去对城市居民的旅游吸引力。
五、结论
在农业旅游活动中，资源是基础，文化是灵魂。农村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旅游者对农村社会文化的充分尊重，同时也要求提高农民对所在地文化的自尊、自爱和自豪感。一个成功的旅游开发必须能将旅游地的文化融入其中，同时通过畅通的信息渠道传达给旅游者。所以，在中国农业区域资源丰富、特色突出的地方，致力于农耕文化内涵的发掘和提炼，以给旅游者带来关于古老东方文明的文化体验才是农业旅游永续发展的动力。
【参考文献】
[1] 孙钢：在全国工农业旅游示范点验收工作会议的讲话[N].中国旅游报，2004-4-7.
[2] 魏小安：中国“三农”旅游的发展[DB/OL].深圳市委党校网上图书馆，2005（8）.
[3] 王莹：对发展我国农业旅游的思考[J].地域研究与开发，1997（16）.
[4] 毛勇：关于我国农业旅游开发的若干思考[J].农业经济，2004（4）.
关键词: 英汉隐喻 隐喻理论 文化 相似性 差异
1.隐喻、思维和文化
隐喻传统上被视为一种修辞手段,属于文学、修辞学等学科的研究范畴。1980年,George Lakoff和Mark Johnson出版的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提出了认知隐喻理论,认为隐喻不是一种语言现象,而是一种认知现象;它是人类抽象思维的最重要的特征。隐喻最终与语言有关,而语言最终又与思维有关,语言又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载体。所以,隐喻、思维和文化三者相辅相成、密切联系。
1.1隐喻与思维的统一
作为一种认知现象,隐喻与人类的思维方式和思维发展过程密切相关。Lakoff和Johnson认为,隐喻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我们赖以进行思考和行动的日常概念系统,在本质上也基本是隐喻性的[1]。语言中的隐喻产生于隐喻性思维过程。隐喻思维能力是随着人的认知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创造性的思维能力,是认知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人们认知世界,特别是抽象事物不可缺少的一种认知能力[2]。
当人类从具体概念中逐渐获得了抽象思维能力的时候,往往借助于表示具体事物的词语来表达抽象的概念。当人的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它已不满足于对具体事物的认识和表达,而是要认知、思考、表达一些抽象的概念与思想。这时,人们并不是无休止地创造新的词语,而是将新认识的抽象概念与已认知的事物相联系,找到它们之间的相似点,从而用对已有事物的认识来思考、表达新概念,于是产生了两个认知域之间的投射,形成了隐喻语言。如汉语中的“水中花”、“过街老鼠”、“顶峰”等。又如domino本来是西方的一种骨牌游戏,而现在人们常以domino effect指一件事情导致一系列事件相继发生的连锁现象。
隐喻是思维真实的反映。隐喻语言的发展源于隐喻概念,反映人们对事物统一的、系统的认识和思维方式。隐喻概念在一定的文化中又成为一个系统、一致的整体,在人们认识客观世界中起着主要的和决定性的作用。如与“思想(idea)”有关的隐喻概念有“Ideas are products.”“Ideas are commodities.”“Ideas are money.”这些与“idea”有关的隐喻概念都强调了“idea”的一个重要方面。事实上,英美人在论及“idea”时都往往会按这些方式进行思维。语言使用中的隐喻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真正起作用的是深藏在我们概念系统中的隐喻概念[2]。
1.2隐喻与文化的统一
在某种程度上,隐喻是文化的象征。人类社会存在着相同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和生活经历,因此一些隐喻概念系统表达的文化内涵相似。隐喻概念体系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与社会文化中最基本的价值观念相一致。以文化中“上下”位置概念隐喻社会地位为例,地位高为“上”,地位低为“下”,所以有“人上人”、“高高在上”、“上级”、“部下”、“下人”、“底下人”、“下级”、“手下人”的说法。英语中也有类似的表达法:
(1)He has come down in the world.他已经家道败落了。
(2)He rose to the top of the class.他爬到了社会的上层。
(3)He’s at the bottom of the social hierarchy.他处在社会的底层。
这些价值观念已根植于英汉文化之中,与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概念形成一个统一的体系。隐喻思维和隐喻概念体系来自于生活经验,它不能脱离社会文化环境而自发形成。这种经验包括已存在的被体验过的和新创造的经验相似点。
英汉民族共有的生活经验正是英语和汉语中都把金钱比作时间的原因所在。语言中存储了前人的全部劳动和生活经验,体现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态度,记述了民族和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这样,后人必须通过学习语言才能掌握前人积累下来的整个文化。隐喻就是通过语言这个最重要的思想文化载体以隐喻概念的形式固定下来,体现在一定的语言形式中。
总之,特定社会具有特定的社会文化和隐喻概念体系,而语言作为思想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反过来又影响人们观察和认识世界的方式,因为理解和运用语言的过程也是接受其文化思维方式的过程。所以,同一社会的文化、隐喻思维和语言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共同构成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
2.英汉隐喻的跨文化对比
2.1相似形
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人类的认知现象。它是人类将其某一领域的经验来说明或理解另一类领域的经验的一种认知活动[3]。隐喻意义是源域事物的部分特征向目的域映射的结果。这些映射基于人们的生理、生活经验、认知方式和社会文化经验。虽然英汉两种语言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但由于具有人类共同的认知基础,英汉隐喻中也表现出跨文化的相似性。
2.1.1生理基础
人类共有的感知器官为认知及语言提供了共同的生理和心理基础,从而导致了英汉隐喻的共同性。人的基本情感,如喜、怒、哀、乐、惊等与特定的面部表情具有跨文化与语言的普遍的和恒定的对应关系。例如,人在生气时,呼吸急促、血压升高,使人感到体温升高,有一股气流从肺部升起。因此,人们认为生气与“气”或“火”有关。例如:
(1)His words made my blood boil.
(2)He made fiery speeches against slavery.
(3)他火冒三丈。
(4)他怒气冲天。
2.1.2生活经验
尽管人的肤色、语言、文化和种族不同,但都要经历生老病死、受教育和工作等基本相同的生活体验。同样,人类与大自然相互作用,以及不断反复出现的类似的动态反映,赋予人类经验的一致性。这些生活体验促使许多相同或基本相同的隐喻的形成。比如,由于地球的引力,人是垂直行走的,于是人有了上下的空间概念。这一空间概念映射到其他概念,产生了隐喻概念体系,有助于对抽象概念的理解和推理。英汉语中由此产生了相似的语言形式:
(1)The number of books printed each year keeps going up.
(2)国民生产总值以8%的速度持续增长。
2.1.3思维模式
隐喻性思维就是将新认识的抽象概念与已认知的事物联系起来,产生两个认知领域之间的映射。例如,在对各种“床”直接理解的基础上,人们把这一语言符号用于其它领域,有了“苗床”。这一概念既表示保持一定温度培育蔬菜或花卉等幼苗的苗床,又表示有利于坏人、坏事、坏思想滋生的地方或环境。英语中同样有a bed of nails(极其艰难的境况),a bed of roses(称心如意的境况)。再如,不管是英语还是汉语,“死亡”的许多委婉语都是借助隐喻构成的,在表达上也有着相似性。汉语说“安睡”、“长眠”、“上天国”;英语也有go to sleep,sleep the long sleep,go to Heaven/Paradise的说法。这些都是人类共同隐喻思维的结果。
2.2差异性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语言使文化得以发展和传播。它不仅体现了本民族的自然环境、历史渊源、传统习惯,而且透视着该民族的文化心态、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作为一种普遍语言现象而在语言中所体现的隐喻,折射出了以这种语言为母语的人的思维方式及社会文化特征。因此,根植于不同文化土壤里的隐喻不可避免地带有本民族的社会文化特性。
2.2.1文化习俗差异
各个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各自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习俗,对隐喻的使用和理解有着很深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红色历来为各个朝代所崇尚。人们用红色象征幸福、喜庆、吉祥、欢乐、兴旺发达,如“红运”、“满堂红”、“走红”等。red不具有汉语“红”包含的隐喻意义,相反却和战争、流血、犯罪、愤怒等联系在一起,如see red(火冒三丈),get into the red(负债)。又如龙在中国是一个图腾形象,是吉祥和权威的象征。皇帝被称为“真龙天子”,汉语还有“龙飞凤舞”、“攀龙附凤”、“龙盘虎踞”之类的成语。然而,dragon在英语里却是邪恶的象征。
2.2.2文化心理差异
英、汉隐喻中隐含的文化心理大相径庭,常常会导致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冲突。如,“Dog eats dog.”与“狗咬狗”,两者貌合而神离,感彩相去甚远。中国人看到“狗咬狗”必定幸灾乐祸或拍手称快,因为中国人视“狗”为“敌”,常用以喻指坏人之间的相互倾轧、勾心斗角;而西方人见了“Dog eats dog.”则会设法劝解,因为西方人视“狗”为友,所以也说“Dog does not eat dog.”(狗不要咬狗),即“不要伤害同类”(One does not harm or destroy one’s own kind.)。实际上,“Dog eats dog.”并不含贬义,指的是一种“无情的竞争”,也常常用来比喻企业竞争或体育竞赛。这种差异完全是由英、汉民族对“狗”所怀有的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和文化心理所造成的。
2.2.3视点差异
面对同一种感情事态,各民族观察、捕捉感情线索的视点不完全相同[4]。如,汉语的“捧腹大笑”和英语的“He laughed himself into convulsions.”表达同样的意思,但前者着眼于腹部,后者着眼于全身。汉语中可用肝、鼻来表哀、怒,如“肝胆俱裂”、“撕肝裂胆”、“大动肝火”、“鼻子发起酸来”、“气得鼻子孔里喷着热气”;英语却借助于耳和脸颊,如:Smoke was pouring out of his ears.(他爆发出愤怒);sour one’s cheeks(显出生气的样子)。
2.2.4联想差异
隐喻意义的产生于喻体的一部分特征而向本体的转移。由于喻体多为说话者或听话者更为熟悉,因此在听话者大脑中常常形成一种鲜明的意象。意象以及意象引起的联想是隐喻理解的基本组成部分。联想有民族性,不同的联想直接形成取向的差异。例如,汉语说“鸡皮疙瘩”,英语却说goose skin/flesh(鹅皮疙瘩)。美国人把女性愤怒联想成刚生育的母猫、母牛,如:She was having a kittens.(她狂怒了);My mother will have a cow when I tell her.(妈妈听说后一定会发怒的)。
2.2.5自然环境差异
隐喻的构成不仅受制于社会文化,而且往往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5]。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内陆国,隐喻中多用陆地上的人和事物作喻体。相反,英国是一个岛国,渔业、造船业、海运业是其主要的经济命脉,语言表达上联想的主要是与海上有关的事物。例如,比喻在严峻考验下才能显示出谁是最坚强者时,汉语说“疾风知劲草”,英语则说“A good sailor is not known when the sea is calm and water fair.”(在天气晴朗和大海平静时看不出好水手)。比喻熟悉事物,汉语有“了如指掌”,英语则用know the ropes(熟悉绳子)。
2.3隐喻空缺
英汉语中有许多隐喻性表达蕴含了本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社会制度、生活习惯、民俗风情、地域气候特性、典故、传说、历史事件等,从而在另一种文化认知中形成隐喻空缺,无法联想或体现喻体的种种文化伴随意义。如:Every weekend my husband goes off golfing;I’m tired of being a grass widow.(我丈夫每个周末都要出去打高尔夫球,丈夫不在家的这种日子我已厌倦了。)
“grass widow”是英美民族所特有的隐喻,意指“丈夫常外出而独自在家的女子”,在汉文化中很难找到相应的形象表达方式,对其理解翻译应采用阐述的方式。再如“说曹操,曹操到”是汉民族历史文化的特有产物,英语中对应的表达法为:“Talk of the devil,and he’s sure to appear.”或“Speak of angels,and you will hear their wings.”带有明显宗教色彩。由于隐喻在两种文化中形成空缺,当在目的语中找不到表达同一概念的隐喻结构时,我们应发掘源语的隐喻意义,必要时须进行解释。
3.结语
隐喻不单是修辞手段,更是一种重要的认知工具和形象思维手段。隐喻行为始终受文化意识的制约,英汉隐喻比较可以让我们更多地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如价值观念、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及思维模式差异,更好地做好外语教学和翻译工作。同时,认识英汉两种语言隐喻的文化异同,有助于加强英语学习者对异族语言、异域文化差异的敏感性,从而克服跨文化交际中因误解而造成的交际失误,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参考文献:
[1]Lakoff,G.,Johnson,M.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2]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3]束定芳.隐喻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4]马清华.隐喻意义的取向与文化认知[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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