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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方经济学；经济学；生产理论
作者简介：刘凤义(1970－)，男，满族，河北围场人，经济学博士，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企业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014.3；F09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3－0006－04 收稿日期：2007－02－04
生产理论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经济学，都有着丰富的内容，而且他们关于生产理论的渊源、具体内容等还有着相同或相似之处。很多人因此认为，西方经济学中的生产理论是关于资源配置的一般理论，且有着较为成熟的模型，所以，我们搞市场经济，完全可以拿过来“为我所用”。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一定的片面性，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在经济运行和经济管理层面的确有可借鉴之处，但在方法论上却存在一定局限性。下面，本文就对两种范式的生产理论的研究方法进行比较，以期为经济学的创新抛砖引玉。
一、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把劳动者仅仅作为生产要素研究；而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是以“历史的、现实的人”为出发点。把劳动者既看作生产要素，又作为生产主体来研究
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是研究生产者如何通过对生产要素的组合，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决策行为，这一研究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的。以此为基础，他们建立了以生产函数为基础的生产者的决策模型。“生产函数是一种技术关系，被用来表明每一组具体投入品(即生产要素)所可能生产的最大的产出量。在每一种既定的技术条件下，都存在着一个生产函数。”(萨缪尔森，1992)为了分析方便，生产函数通常表示为：Q=f(L，K)。生产理论基本内容就是通过生产函数，来研究在各种不同约束条件下，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如何通过不同组合形式，实现产量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最终实现利润最大化。
应该说，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西方经济学通过建立对现实生产过程高度抽象的数学模型，用简洁方式描述物质生产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投入和产出的技术关系，是一种有用的分析工具。比如运用一般形式的生产函数可以分析生产过程中要素投入产出的数量关系，对物质生产过程做技术分析，找出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用定量方法分析科技进步和管理水平对产出的影响；掌握生产过程中的突变机理，不失时机地调整资源配置方式以促进生产力的飞跃发展。等等。
然而，进一步研究会发现，西方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建立起的生产理论存在严重悖论：即“经济人”假设把每个人作为自由选择的主体与生产理论中把劳动者仅仅作为生产要素之间的逻辑悖论。
在西方经济学家那里，“经济人”被看作是对人性的最好描述，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充满了自由、平等和博爱，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最终必然达到全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按照这一信条，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是在自由交易中进行，每个行为主体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最大化目标进行理性选择。资本所有者可以自由选择劳动者；同样，劳动者也可以自由选择资本所有者。所以，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是平等、自由的契约关系。可是，我们从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看到的却是与“经济人”假设相背离的另外一番图景，在那里，能够按照“经济人”行为行事的只能是资本所有者(或称之为厂商)。他们可以依据等成本曲线、等产量曲线等函数关系，通过自己的理性选择，为实现最大化目标，任意选择各种生产要素，进行排列组合。而劳动者，则仅仅被视为同资本一样的、服务于厂商最大化目标的生产要素。在这里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主体地位完全被剥夺了，更不可能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选择。
正是由于把劳动者仅仅看作同资本、土地一样的生产要素，所以，很自然地得出资本、土地和劳动力一样，都具有生产性，在生产的过程中，它们共同创造了商品的价值。每个要素对价值创造的贡献率，可以通过边际生产力来衡量。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也就成为分配理论的依据。对此，萨缪尔森(1992)直言不讳地指出生产理论是作为对收入分配理论讨论的序曲，“在经济学的生产论中，可以找到这种要素定价的关键。”所以，“对经济学中的生产论的一个概略分析可以给理解市场经济的收入分配提供一把不可缺少的钥匙。”接下来，他们自然就把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搬出来：基于价值创造的贡献，资本获得利润(或利息)、土地获得地租、劳动力获得工资。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多么公平的社会制度呀!
有人可能会说，劳动者也是“经济人”，西方经济学已经论证，作为消费者，劳动者可以按照效用最大化的原则进行理性选择；作为劳动力的要素提供者，他们可以按照最大化的原则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对于这种观点，马克思(1867)早就指出：“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象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至于从消费者的角度把劳动者当作“经济人”的说法，马克思也作过深刻分析，马克思指出，消费是由生产决定的，所以，一个社会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决不是单纯由个人的理性选择决定的。
与西方经济学不同的是，经济学关于生产理论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历史的、现实的人基础上的。
应该说，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人”，这一点看上去似乎与西方经济学没有区别。但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个人，决是不是西方经济学所讲的“经济人”，而是现实生产关系中的人。在马克思看来，只有理解这种生产关系，才能理解这种关系中活动的人。马克思之所以批判斯密、李嘉图把那个时代的个人不是看作历史的结果，而是看作历史的起点，并认为合乎自然的个人不是历史中产生而是由
自然造就的观点，就是因为他们脱离开生产关系来研究人的经济行为。马克思把经济学分析的人概括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他反对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也反对西方经济学把人看作生来是追求自身私利的经济动物，并认为个人动机决定社会生产过程。在马克思看来，既然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的经济行为就不完全由个人的意志支配，在其现实性上，他必然受同他们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制约。
马克思强调人的经济行为的社会性和客观性，同时认识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的生产理论中，劳动者绝不仅仅是生产要素，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构成能动的生产主体。在创造财富的生产过程中，人作为独特的生产要素，与生产资料的性质完全不同，因为劳动这一要素是能动的。劳动过程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物质生产过程的客观实在性的统一。劳动不仅创造了人本身，而且创造着人类自身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社会条件。劳动者作为生产活动的主体，他们的活动是精神能力和躯体能力的有机统一。他们总是有目的性、计划性，即主观能动性，用马克思的话说，再蹩脚的建筑师也比蜜蜂建房有“计划性”。正因为人的劳动有主观能动性，所以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劳动才不仅转移生产资料的价值，而且创造新价值。社会发展既是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过程，同时也是人自身不断走向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过程。
同时，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其劳动也必然是在具体的社会生产关系中进行，这使得劳动不再是单个人的孤立行为，而是群体或阶级行为，劳动创造的价值也会因社会生产关系不同而有不同占有形式。比如，劳动可能是在共同劳动、地位平等、产品平均分配的社会生产关系中进行；也可能是在一部分人占有生产资料，凭借经济权利强迫另一部分人劳动，产品归生产资料所有者所有这样一种阶级地位不平等的生产关系中进行。这种生产关系的性质，最终决定了产品的分配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决定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全部性质。”资本家之所以获得剩余价值，是因为他们拥有占有剩余的经济权力，决不是西方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对这些要素创造价值的回报。
正是因为从历史的、现实的人出发来研究生产过程，所以，经济学中的资源配置不仅仅包含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包含人与人的经济关系；经济学的生产效率含义，不仅仅来自于生产要素之间的技术组合，还来自于对劳动者积极性的调动、劳动者之间、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分工协作的协调、组织管理的科学等等。
二、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只研究生产一般，因而使用价值(即效用)范畴是其研究的核心；而经济学则不仅研究生产一般，更注重研究生产的具体社会形式，因而把价值范畴作为研究的核心
萨伊是把西方经济学生产理论引向纯粹对生产一般分析的始作俑者之一，他把生产定义为：“所谓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萨伊这个关于“生产”的定义，表面看来无非一个关于“生产一般”的定义，但实际上这背后隐藏着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将发生重大转变：即这个定义把经济学引向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回避了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萨伊的生产观对后来西方经济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继萨伊之后，约翰・穆勒、马歇尔、萨缪尔森等，都把研究财富生产一般作为生产理论的基本内容。比如莱昂内尔・罗宾斯1932年在他的著名方法论著作――《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书中，明确强调了西方经济学只研究生产一般的观点，他把经济学定义为“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这样经济学纯粹成为一门关于“选择”的学科。经济学的内容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我们不再探究生产和分配变化的原因，而是探究在某些初始资料给定的情况下，各种经济‘量’达到均衡的条件，……我们不再把经济系统视为一架生产总产量的机器，不再探究哪些因素决定这种产量的多少以及按何种比例分配这种产量，而是把经济系统视为人与经济货物之问的一系列相互依赖而在概念上又独立的关系……”显然，在罗宾斯那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前提是“某些初始资料给定的情况”，所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制度性因素被彻底隐藏起来了；与之相适应，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只是“人与经济货物之间”的关系。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对生产一般研究的理论意义，然而，抽象掉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只研究生产一般的生产理论，就必然使经济学“使用价值”成为研究的核心范畴，从而导致经济研究存在诸多局限性。这些局限性突出表现在：(1)它是建立在萨伊的生产三要素论的基础上的，把资本等同于生产工具，把资本主义生产归结为生产一般，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价值形成过程的同时就是价值增值过程；(2)它混同了产品和商品、使用价值生产和价值生产的区别，抹杀了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是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的根源；(3)它没有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去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分配问题，却被用来为替资本主义分配做辩护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做佐证；(4)目前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函数的数学抽象方法只能说明渐变的有连续性的生产过程，不能反映生产过程中的突变现象。也就是说，它既不能很好地反映科技革命时期生产力飞跃发展的生产过程，也不能正确地描述生产力突破了不合理的生产关系桎梏时生产过程的跃变。因此，有必要以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为指导，批判地汲取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函数中有参考意义的东西，建立基于劳动价值论的、不同层次的生产函数(吴易风、王健，1994)。
西方经济学只研究使用价值，不研究价值，更不理解价值本质，所以，长期以来，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厂商理论始终回避对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分析。在他们那里，企业始终是一个“黑箱”。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者，看到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抽象掉人与人之间关系分析厂商行为的局限性，所以，他们试图运用“契约”的分析方法，以交易费用为分析工具，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引入厂商理论，提出了分析厂商内部人与之间关系的基本框架，从而建立西方经济学的所谓的企业理论。
然而新制度学派企业理论仍然是建立在抽象掉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的，因此，他们研究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时抛开了生产领域，而是局限在交换领域；他们所说的制度，不是生产关系，而是上层建筑层面的一些具体规则。本来，科斯在他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试图通过视企业为等级制度，把企业内部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与市场交易的自愿平等关系区别开来。循着这一思路，人们可以进一步研究企业内部契约关系不平等的深层原因问题。但在1988年的论文中，他又否定了这种认识，他甚至认为这个观点是那篇论文的主要缺陷之一，因为它误导了人们的注意力，使经济学家
忽视企业的主要活动――企业经营。科斯这一观点表明，他批评把企业看作不平等关系所结成的契约的思想，进一步强化了企业的经济性质就在于节约交易费用的主张，从而把新制度主义者通过对人与人的经济关系的研究，来揭示企业经济性质的道路彻底堵死了。因而，他们的企业理论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刘凤义，2004)。
与西方经济学不同，经济学的生产理论侧重研究生产的社会形式。与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的双重关系相适应，生产中的资源配置也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另一方面是具体生产方式下的资源配置。属于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体现在一般的劳动过程中，它是一切社会形式的生产所共有的。它表明，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都要在不同用途间对生产资源进行合理配置，这是人类社会进行生产永恒的主题。然而仅仅研究生产一般，无法真正理解具体社会生产方式下的资源配置问题。所以，经济学认为，研究物质生产只能是某一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抽象的生产一般，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正因为经济学研究生产理论时强调生产的具体社会形式，所以，“价值”范畴而不是“使用价值”范畴才成为其生产理论研究的核心。马克思批判古典经济学时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始终不能从商品的分析，而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用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人物，像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特殊形式。由此可见，马克思在科学方法论基础上，确立了劳动价值论，而劳动价值论又为进一步理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内部的生产关系提供了“钥匙”。西方经济学家对此并不理解，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无非就是确定商品交换的量的比例的理论而已。对此，斯威齐一针见血地指出：很多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误解和攻击，在于他们看待价值问题的态度，使他们有偏重交换比例的倾向，而忽视那隐藏在表象后面的社会关系的性质。所以，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批评，连篇累牍，而难得有一个字谈到抽象劳动。
正是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马克思科学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范畴，进而指出在资本生产关系条件下，资本家利用形式上平等的契约，占有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同时，资本家用剩余价值进行资本积累，从而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及其运动规律，就通过价值范畴逐渐被揭示出来了。也正是运用价值范畴，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经济的关系科学揭示出来了。国内一些学者谈到企业理论，也是言必是科斯、威廉姆森等新制度学派的观点。笔者认为，从方论的角度看，马克思提出了比新制度学派更为科学的企业理论方法论。突出体现在：马克思以历史的、现实的人作为企业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从资本统治下的分工与协作关系中揭示企业的起源与演变；在对生产过程的考察中揭示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通过科学区分劳动和劳动力范畴，破译“契约自由”的神话(刘风义、沈文玮，2004)。这些深刻的内容，在新制度学派企业理论中都无法揭示出来。
三、西方经济学用个人主义方法，把生产理论仅仅置于微观领域来研究，致使其理论体系在微观与宏观上形成脱节；而经济学则运用唯物辩证法，在宏观和微观的有机联系中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问题
西方经济学家把生产理论仅仅视为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他们的个体主义(或个人主义)方法论密切相关。西方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认为，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仅仅是量上的差别，社会就是个体的集合，总体等于个体的简单相加。基于这一方法论的生产理论，只需要在微观领域研究就可以了，宏观经济问题无非是微观经济问题的在量上的简单加总而已。所以，我们看到西方经济学在研究总量问题时，是通过以微观领域的生产函数为基础的加总来进行的。他们假设，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如果每个厂商都是理性“经济人”，都能够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投资，那么全社会的资源配置就是最优的。新古典理论以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为基础，建立了技术关系的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理论，其核心是表明商品和要素稀缺性的相对价格，这种相对价格也是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的指数。该理论所要研究的是资源配置问题，即给定偏好和技术，可以求出最优解。但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讨论宏观经济问题时，创造了异质品模型中的总量生产函数这一与相对价格完全不同的理论。显然，如果是单一产品模型，总量生产函数的使用是没有疑义的，但把总量生产函数套用在异质品模型中却背离了新古典资源配置理论的宗旨。
尽管西方经济学家中出现了像萨缪尔森这样的新古典综合派，但至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仍处在严重的矛盾中。尽管，以斯蒂格利茨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者试图把宏观经济学建立在微观基础上，从而使西方经济学微观与宏观有机结合起来。但问题是“以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为基础的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实物分析，与凯恩斯的货币经济分析和现实经济根本不能融合”(柳欣、靳卫萍，2005)。
与西方经济学不同，经济学的根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在这一方法论指导下，经济学不仅克服了经济学研究的形而上学思维，正确处理了微观与宏观的辩证关系，而且通过在商品生产中抽象出价值范畴，建立了微观与宏观有机结合的桥梁。的唯物辩证法认为，个体是作为有机组成部分的个体，而整体又是相互联系的个体组成的有机整体，二者是辩证统一关系。作为经济学研究方法，个体分析和整体分析都是必不可少的，不能把二者简单对立起来。但二者的结合又不是简单相加，它们之间通过人与人的经济关系有机联系起来的(胡钓、刘凤义，2003)。
在经济学中，没有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严格界限，这是因为微观与宏观是相对概念，只有二者的有机融合才能揭示经济规律。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无论是从三卷内容的整体安排上看，还是从每一卷具体内容的分析上看，处处都能体现出个体与整体、微观与宏观的有机结合。在第一卷研究资本直接生产过程时，马克思以单个资本主义企业作为分析的起点，接着从第2篇到第6篇，通过对单个企业的剖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然后，在第7篇研究资本主义再生产，则是从整体上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从而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
从《资本论》三卷整体来看，对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研究，也是微观与宏观有机结合的。马克思通过提出价值、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等微观概念，逐渐上升到平均利润、生产价格等宏观概念，把资本主义生产特征及其实现形式彻底揭示出来了。
关键词:古典吉他教学一对一教学小组教学优势和弊端
古典吉他(Classical guitar)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全技术性弹拨乐器。它既可以作为独奏乐器，演奏旋律优美的独奏曲，又可以作为重奏、伴奏乐器，演奏逻辑严密的复调或色彩丰富的和声，还可以作为乐队领衔乐器，演奏声部复杂的协奏曲中的主旋律。自古典吉他传入我国以后，大多数从事古典吉他教学的教师只注意到古典吉他的独奏方面的特色，主要采取一对一的教学方式，却忽略了重奏、协奏的教学，而这两方面对古典吉他的教学和学生的自身素质和能力的培养尤为重要。在近10年的古典吉他的专业教学中，笔者采用一对一教学和小组教学相结合、强调小组教学的教学方法，特别是在近6年的专业教学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下面就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谈一谈古典吉他教学中运用小组教学方法的经验和想法。
所谓古典吉他的“小组教学”，就是根据接受古典吉他教育的对象的年龄特点、专业基础、专业潜质和领悟能力等诸多影响教学的因素而划分出的以小组为基本教学单位的教学形式。小组内受教育者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接受专业教师统一的指导。根据古典吉他可以演奏二重奏、三重奏、四重奏的专业特点，考虑到器乐教育的特殊性，根据笔者自身的古典吉他教学实践经验，小组教学的人数可以确定到4-6人较为合适。下面就从笔者关于小组教学的调研出发，简要探讨一下古典吉他小组教学的优势及弊端及其和一对一教学的关系。
一、关于古典吉他的小组教学的教学效果及其和一对一教学的关系的调研报告
所有事物的发展，有利就有弊。古典吉他的一对一教学和小组教学都存在着各自的优缺点，那么，在古典吉他的教学过程中，如何实现两种教学方式的扬长避短呢?笔者从调研数据中可以给出一个答案。下面就从几个方面总结一下二者的关系。
以下的表一、表二和表三是笔者对大庆蜚声吉他培训学校古典吉他演奏和教育专业特招班2004届至2009届学生第一学年的教学成绩和考核指标的跟踪调研，得到的调研数据如下(学生入学均无基础)。
(一)调研数据
(二)有关以上三个表的各项调研数据的分析
1.从表一不难看出小组教学的诸多优势，小组教学开展得越早、时间越长越好，它不但能促进古典吉他的教学，而且可以很好地控制学生中途辍学的比率。
2.从表二可以看出小组教学的学生人数和教学效果的关系。小组教学确实能促进古典吉他的学习，但随着人数的增加，教学效果在下降，小组人数在4到6人时，各项教学指标达到最高临界状态。但此图还反映出，随着人数的增加，学生演奏中的误差率一直在上升，在4-6人范围内，误差率控制在5%左右可以允许，同时更说明小组教学的弊端之一在于学生接受教师的指导不能十分准确，因此小组教学必须和一对一教学密切结合，以弥补小组教学的不足。
3.从表三可以看出小组教学中学生平均年龄和可量化教学指标的关系。在小组教学学生人数相同(5人)，且同时期采用小组教学(入学第3个月开始)的前提下，随着组内学生平均年龄的增大，各项教学指标并不是逐渐增长，而是在9-11岁这个阶段出现峰值。因此，小组教学比较适合的年龄段为9岁以上，最合适的年龄段为9-11岁。图中还能看出8岁以下的小学员不适合小组教学，应该采取一对一教学，原因在于学生自控能力和理解能力都比较弱。
(三)最终形成的调研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古典吉他的小组教学必须在传统的一对一教学为辅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发挥其自身的作用。根据笔者的教学经验，学生在刚入学时最好采用一对一教学(一般以3个月为宜)，使其专业基本功掌握得非常正确，然后再进行小组教学。但必须注意到小组人数应控制在4-6人，学生年龄不宜偏小，这样会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二、和传统的器乐教学中的一对一教学比较，古典吉他小组教学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古典吉他的小组教学能够很好地适应古典吉他可演奏重奏的专业特点，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重奏能力。
古典吉他属全技术的、重音的弹拨乐器，古典吉他的发音方法是右手弹拨，发音的特点是断续的点式发音。而弦乐器主要指的是弓弦乐器，如小提琴、大提琴、中提琴，发音的特点为持续的线式发音。二者虽有不同之处，但古典吉他的发音主体的属性和弦乐器本质相同，都是由琴弦震动发声，因此较为相似，所以古典吉他兼有弦乐和弹拨乐的特点，比较适合多声部的重奏。和弦乐重奏一样，古典吉他的重奏有着更为人性化的全技术性乐器所特有的艺术魅力，如人所共知的由萨罗索尔作曲的古典吉他二重奏《月光》，由泰勒曼作曲的古典三重奏《D大调协奏曲》，以及由比才作曲、罗梅罗家族改编的古典四重奏《卡门组曲》等经典作品，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古典吉他的重奏不是简单地将几把吉他的演奏组合在一起，而是彼此演奏的乐曲在声部、织体、音乐对位及和声方面息息相关，演奏者无论在演奏技巧上还是基本音乐素养上都要有高度的默契与和谐。这种高度的默契与和谐不只是要求演奏者有过硬的演奏技巧，还要有彼此配合的感知和协调，因此，单独的一对一教学是无法适应古典吉他的重奏教学的。而小组教学正符合了古典吉他的这一特点，先由所有小组教学成员演奏同样的乐曲，进而演奏二重奏、三重奏以及四重奏。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笔者总结出，在严格把关学生的专业基本功的前提下，小组教学进行得越早越好。
2.古典吉他的小组教学能够最大限度地培养学生的良好听辨音能力、节奏感和对作品的理解能力，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音乐素养。
和一对一教学相比，小组教学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听辨音准和强弱的能力。因为小组教学首先要对学生的古典吉他进行同音高的绝对定音，这就弥补了一个学生的相对定音的缺陷，从而使学生对标准音高有更清晰的认识;其次，小组教学中，多把吉他演奏同一乐曲，这虽然是简单的同声部重奏，但在音响效果上和一把吉他的演奏却存在很大的不同，使学生在自己演奏的同时，能够听到别人演奏的效果，更有利于学生理解同音音程和和音的共鸣与对比，培养良好的听辨能力。另外，小组教学更有利于学生节奏感的培养，原因在于，在一对一教学中，学生存在着节奏不稳和不准的现象，而使用节拍机虽可以克服上述现象，但长期使用节拍机又可能使学生的节奏过于僵化。相比之下，小组教学的优势不言而喻。转贴于
3.古典吉他的小组教学能够活跃教学氛围，提高学生演奏古典吉他的主观积极性，提升教师的教学热情，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的效率。
在传统器乐的一对一教学中，一名教师面对一名学生进行教学，教师的角色是教，而学生的任务是学，这样的教学虽然没有其他的影响因素，但容易出现教师因长时间面对同一教学对象，而失去比较饱满的教学情绪，学生也会因为没有比较和竞争而失去学习兴趣。这种客观上的单一的教学关系如果长期存在，就会导致教师厌教、学生厌学现象的出现。如果学生课下不练琴，教师就无法进行新的教学，使得教师不得不从教授主体变成陪练，从而影响了教学的效率。而在小组教学中，受教育的学生不是一个人，学生客观上存在着比较和竞争，主观上也形成了学习的积极性，教师的教学情绪也因受教育对象的增加和学生个体差异的出现而变得较为饱满。如果教师在教学中能够加以适当的引导，表扬较好的学生，鼓励和适度批评较差的学生，会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除此之外，在小组教学中，教师在点评一名学生的同时，其他学生也受到了相同的教育，同样的问题教师不用多次纠正，从而提高了教学效率。
4.古典吉他的小组教学能够提高学生的教学自律，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专业基本功。
古典吉他属于全技术性乐器，所谓“全技术性”，是指古典吉他的发声和钢琴不同，它需要演奏者左手按弦的同时右手去弹拨琴弦发声。左手按弦的位置和力度及右手弹弦的姿势、角度、发力关节、力度的不同，发出的声音就有所不同。因此，古典吉他的音色变化也相当大，没有良好的基本功训练，就无法驾驭古典吉他，更谈不上展示古典吉他的艺术魅力。但古典吉他左右手的基本功训练一般都十分单一和枯燥，如以增强左手灵活性和支配能力为目的的左手操和半音阶练习，以增强右手的弹弦力量和控制能力为目的的双指靠弦的练习等，一个学生练几分钟就烦了。加之古典吉他的基本功训练出成绩很慢，必须靠认真、细腻的训练和时间的积累才能有所改变，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因此，一对一的教学在基本功的培养方面远不如小组教学，在小组中，别人没停，学生自己也就坚持了。
5.古典吉他的小组教学能够更好地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和心理素质，有利于培养学生形成专业习惯和良好的心理品质。
众所周知，专业的乐器演奏需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正确的专业习惯做保障，而专业习惯的形成和心理素质的培养是和小组教学分不开的。在一对一的教学中，学生没有来自其他学员的监督和技术对比，没有学员间适时的横向交流，也没有在众人面前演奏的锻炼机会。而小组教学则不然，学生不但可以及时交流学习心得，随时看到因学生个体差异而出现的技术差别，而且可以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增强学生的适应能力。
6.古典吉他的小组教学能够培养学生的视奏能力。
在专业的器乐教学中，学生视奏能力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是十分困难的。在传统的一对一教学中，学生大多要求教师手把手地进行教学示范，学生只记指法，很少或根本不看谱子，从而忽略了视奏的训练，出现学生能演奏但找不到谱面位置的怪现象，即使教师的指法不科学，学生也根本无法发现更谈不上矫正。类似的现象在国内的古典吉他教学中比比皆是，甚至在包括像费尔南德兹这样国际赫赫有名的古典吉他的大师班中，接受大师指点的学生竟然出现看谱不会演奏的现象。小组教学中，学生因为人多而不能近距离观察教师的指法示范而不得不看谱，这样不但提高了学生的视奏和识谱能力，而且也锻炼了学生的科学编排指法的能力。
三、和传统的器乐教学中的一对一教学比较，古典吉他小组教学的弊端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古典吉他的小组教学因学生人数的增加和教师的精力有限，有可能造成教师的技术指导不能像一对一教学那样到位和准确，影响学生技巧掌握的准确度。尤其在同声部的重奏里，可能会出现学生滥竽充数的现象。
2.古典吉他的小组教学因学生的专业基础和潜质的不同，以及学生客观存在的个体差异等因素，可能会出现学生两极分化的现象。教师在教学中只能以中间状态的学生为标准，不便对学生因材施教，这样有可能造成优秀的学生吃不饱，而落后的学生吃不了的现象。长期下去，会导致落后学生的心理压力较大，而优秀学生失去上进的动力。
综上所述，古典吉他教学中的小组教学模式对教学的促进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笔者在长期的吉他教学中采用这一教学形式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但在如何处理一对一教学和小组教学的结合上，还须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陈志主讲.古典吉他技巧与表现.音乐周报. 东方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
[2]吉他手册(修订本).上海音乐出版社，1997年10月第2版，1999年7月第9次印刷.
方法：随机选取2010年5月～2012年5月期间我院心血管内科收治入院的50例心血管疾病患者，以及50例健康体检者，对其临床数据展开回顾性分析，比较单项血脂及血脂比值与心血管疾病发病危险的关系。
结果：心血管疾病组单项血脂TC、TG、LDL-C、ApoB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心血管疾病组的HDL-C、ApoA1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数据差异对比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结论：血脂比值对心血管疾病的早期预防和诊断存在有效的临床应用价值，且优于各单项血脂指标。
关键词：单项血脂 血脂比值 心血管疾病
Doi：10.3969/j.issn.1671-8801.2013.08.133
【中图分类号】R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8801（2013）08-0128-02
现阶段，心血管疾病已成为我国大部分人群的首要死亡原因，我国心血管疾病的临床特征是脑卒中高发而冠心病发病率较低，但是近些年冠心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呈上升趋势；在经济发展迅速的城市，例如北京，相关调查结果显示，自1984年到1999年期间，出血性脑卒中发病率不断下降，然而缺血性脑卒中发病率却显著增长，说明了以动脉粥样硬化为基础的缺血性心血管病发病率不断提高[1]。我国的队列研究表明，血清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是冠心病和缺血性脑卒定的危险因素之一。因此，对血脂异常的防治需要进行早期的重视。本次研究随机选取我院收治的50例心血管疾病患者，以及50例健康体检者，对其临床数据展开回顾性分析，比较单项血脂及血脂比值与心血管疾病发病危险的关系，现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研究对象为随机抽取2010年5月～2012年5月期间我院收治的50例心血管疾病患者，以及50例健康体检者，心血管疾病组，男28例，女22例；年龄范围45～82岁，平均年龄64.3岁。健康对照组，男27例，女23例；年龄范围46～81岁，平均年龄65.1岁。心血管疾病断标准参考《实用外科学》中诊断标准，排除有严重心、肝、肾等重要器官和血液病变者，临床治疗期间不遵医行为者。所有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程等临床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研究对象禁食空腹12小时后，早上10点行静脉血采集4mL，将血清进行分离，并通过酶法对其TC及TG进行测定，通过相遮蔽法对其HDL-C进行测定，直接法对其LDL-C进行测定，免疫比浊法对其ApoA1及ApoB进行测定。根据相关评定标准，TC超过5.75mmol/L，TG超过1.70mmol/L，LDL-C超过3.64mmol/L，HDL-C低于0.91mmol/L为异常标准值。
1.3 统计学分析。研究中所得到的相关数据采用SPSS12.0统计学数据处理软件进行处理分析，各项参数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t和X2检验，以P
2 结果
心血管疾病组与健康对照组单项血脂测定结果对比，详见表1。心血管疾病组单项血脂TC、TG、LDL-C、ApoB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心血管疾病组的HDL-C、ApoA1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数据差异对比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心血管疾病在我国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因此，对其危险因素进行分析对该类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有着重要的意义。心血管系统疾病的危险因素包括年龄、血脂、高敏反应C蛋白以及高血压危险等级分层等几个方面。其中，年龄和性别属于先天性因素，无法改变，通过对年龄因素的分析，发现老年人患有心血管疾病的概率在人群中普遍偏高。临床中往往通过血脂指标判定对应疾病的发病风险，现阶段以单项血脂指标为关注要点，如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载脂蛋白A1（ApoA1），载脂蛋白B（ApoB）等，而很少关注血脂比值。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血脂比值的研究越来越得到关注，关于ApoB/ApoA1的比值判定心血管疾病风险就取得了显著的效果[2]。
本次研究发现，患者早期病程中，各类脂质浓度未出现明显变化，但是通过对血脂的测定可发现各脂蛋白间的比例发生显著变化。有别于单项血脂对早期疾病变化的反应，血脂比值更能敏感的对心血管疾病进行判断。纠正高脂血症能够有效实现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和病死率的降低。血脂比值对心血管疾病的早期预防和诊断存在有效的临床应用价值，且由于各单项血脂指标[3]。
参考文献
[1] 潘爱明，陶章.部分血脂比值检测在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患者中的临床价值[J].临床和实验医学杂志.2009（11）
关键词：儿童；简笔画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方案
简笔画是运用简单、凝练的线条以及图形对事物进行表达的一种方式，具有形象生动的特点。在对儿童的教学过程中简笔画教学是教师常用的一种教学方式，在对儿童的简笔画教学过程中，能够提高儿童的学习兴趣，符合儿童对外界事物的心理活动[1]。简笔画作为儿童教学过程中常见的一种形式，能够在课堂上起到活跃气氛的效果，增强儿童的想象能力，对儿童的创新思维的培养也有重要的作用，能够有效提高教师的课堂教学质量。
一、简笔画教学内容的设计
儿童简笔画的教学在教学内容的设计上涉及到很多方面，包含教学内容上的安排、在课堂教学中的一般形式、对学生的指导以及课外作业的跟踪讲解和训练等方面。
（一）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
在对儿童简笔画的教学过程中在内容上的划分主要有静物、动物、风景以及固定的场景等。通过这些顺序的教学，在对儿童的教学过程中是采用由易到难的方式，保证在对儿童简笔画教学过程中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在静物的简笔画教学上是通过对静止不动的物体进行详细的描述，这样的方式相对简单，这种方式的简单特点促使着在教学的过程中首先对儿童进行教学[2]。风景简笔画的教学是让学生对自然的景观现象进行描绘，例如天空中的白云、蓝天等。教师在对儿童简笔画的教学过程中最好能够对这类的简笔画进一步细分，可以划分为山水简笔画和花草树木简笔画，这样的详细区分能够保证在教学的内容上主体更加鲜明。在所有的简笔画的教学中人物简笔画是最难的，因此，需要放在最后对儿童进行教学，人物本身具有复杂性，儿童在进行观察的时候很难进行整体性的把握。由于人物教学法具有自身的复杂性，需要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进行细化，首先采用较为简单的线条进行勾勒，通过人物五官的详细描述进行简笔画的教学，从而达到一定的教学效果。
（二）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具有多样性
简笔画的教学过程中教学的方法是教师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同时也是提高教学效率的关键所在[3]。在对儿童简笔画的教学过程中首先需要培养儿童的学习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学生对简笔画产生了兴趣，才能够在课堂上进行听讲，逐步提高儿童对简笔画的学习动力。教师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要结合儿童的认知心理，根据儿童的兴趣点进行简笔画教学内容的选择，提高整体的教学质量。简笔画的教学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占有主导的地位，是儿童在学习过程中的引导者。在课后的练习过程中应该适当提高简笔画的复杂程度，逐步提高儿童对简笔画学习的技能，在课堂上教师的教学受到了时间上的限制，在课后需要儿童自身对简笔画的学习，才能够保证简笔画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
儿童在学习简笔画的过程中，教师应该对儿童的行为加以指导和鼓励，给孩子在心理上产生快乐，从而提高对简笔画的学习兴趣。作为简笔画教学的教师，可以对儿童的行为进行适当的引导，但不能打击学生的自信心，让儿童在学习的过程中认识到自身存在的不足，从而在未来的学习过程中调整好学习状态，逐步提高简笔画的技能[4]。此外，对儿童的简笔画教学过程中可以采取游戏和比赛的方式，在儿童在课堂的娱乐活动中提升自身的简笔画技能，带动整体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这样的活动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形成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还能够很大程度上提高学生的绘画水平。让儿童在活动中培养一个良好的心理素质，为以后的成长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在学习中对儿童进行指导
儿童在简笔画学习过程中，教师要对儿童进行详细的指导，儿童的心理还处于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教师对其加以引导，让儿童在临摹的过程中发挥自身的创新思维[5]。临摹对于儿童来说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式，可以通过对图画进行模仿，在模仿的过程中能够提高对简笔画的认识，掌握其中的一些技巧，从而在未来的学习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儿童在进行简笔画的学习过程中倘若一直模仿，对儿童的创新能力很是不利，不利于儿童创新思维的培养，长期下去会造成思维上的僵化。在经过一定时期的模仿之后，需要引导儿童进行自主学习，首先从简单的图形开始，自身有了一定的学习基础之后再对复杂图形进一步的学习，逐步提高儿童的简笔画技能。
二、儿童简笔画的教学构思
简笔画在教学的过程中需要教师通过构思来对儿童进行教学，简笔画在教学方式上也存在多种。通过不同的教学讲授方式，让儿童掌握学习简笔画的方法，首先需要对简笔画进行分解，从简单的方式着手，帮助儿童进行学习。
（一）演示的方式
儿童对知识没有多少的了解，对外界的事物缺少自身的认知，需要通过学习方式上的指导，才能够帮助儿童形成视觉上的审美[6]。美术具有其自身独特的魅力，教师可以采用演示的方法向儿童分析简笔画的主要步骤，让简笔画的整体教学呈现出系统的结构。儿童对教师所演示的图形进行仔细的观察，这一步骤能够增强学生的认知能力，能够积极主动地对外界的事物进行模仿学习。
（二）练习的方式
任何的教学都需要通过不断的练习才能够达到巩固知识的目的，简笔画教学也是如此，通过对简笔画的日常练习，儿童立足于实践中的模仿，才能够提高简笔画的技能。简笔画的教学不但能够提高儿童的实践技能，还能够对儿童的审美能力的培养起到积极的作用。儿童通过对简笔画知识的学习，将日常时间中的训练不断进行总结，逐步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为未来的学习做好良好的铺垫。
（三）谈话的方式
简笔画对儿童的教学离不开谈话法，教师在课堂的教学过程中总是向儿童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让儿童通过思考来进行回答，引导学生对以往知识的回顾，从而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掌握新的学习方法[7]。谈话法能够对儿童的思维能力的培养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培养儿童的创新能力，发挥儿童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对儿童形成健康的心理也有很大的帮助。
（四）运用现代化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整体效果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在教学的过程中逐渐融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对儿童简笔画的教学可以运用网络上的一些图形引导儿童进行思考，打破教师自身水平的束缚，用科学来弥补教师教学上的不足，增强对儿童简笔画教学的整体效果[8]。这样的教学模式不但让教师的教学更具有科学性，又能够提高儿童的认知能力。
三、儿童简笔画教学方法的利用
儿童简笔画的教学内容需要与教师的教学结构相一致，课堂教学过程需要把握儿童的心理特点，合理分配课堂教学时间。教师要采用能够吸引儿童学习的教学方式，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从而促进儿童在智力上的不断发展。儿童是思维形成的主要阶段，在简笔画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该尽量选择简单、凝练的方式进行简笔画教学，增强儿童对所学知识的吸收能力。要想在儿童简笔画的教学过程中，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就需要在课堂上运用灵活的教学方法，达到高质量教学的目的。
（一）提高兴趣法
儿童的心理特征是采取简笔画教学方法选择的有力依据，通过故事的形式，提高儿童对简笔画学习的兴趣，引导学生参与到课堂的活动中来，从而增强儿童简笔画的整体技能[9]。例如，在向儿童讲述到人物时，可以采取动态描绘的方式，模仿人物本身的喜怒哀乐，然后在让儿童进行猜测，教师和儿童同时进行简笔画的具体内容的描绘。
（二）做好调查工作，为儿童树立学习目标
在对儿童进行简笔画的教学前期，需要做好调查工作，建立一个正确的课堂教学计划，帮助儿童树立学习目标，从而确保每个儿童都能够受到相应的训练。针对零基础的儿童，教师需要具有足够的耐心，在总体的教学过程中要面向全体儿童，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性[10]。在简笔画的日常教学过程中需要对儿童技能的掌握程度进行了解，对整体教学质量有一个整体性的把握。与此同时，在儿童简笔画的教学过程中还需要为儿童树立学习目标，在制定目标时结合儿童的身心发展状况，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让学生在简笔画的学习中掌握熟练的技术，开拓思维，逐步形成自身的创新能力。
（三）掌握正确的方法，进行准确的连点
儿童的整体思维能力还处于发育的状态，只能够对一些简单的图画进行识别，因此，教师在进行儿童简笔画的教学过程中需要逐步提高儿童的思维能力。首先，身体健康是学习知识的前提，教师要引导儿童形成正确的坐姿，帮助儿童进行握笔的训练，然后在课堂中先对儿童进行点与点之间连线的训练，从简单的点与点之间的连线，然后再过度到简单图形的学习，由简到繁地进行简笔画的训练，让儿童在学习的过程中提高对知识的探索能力，增强对自身思维的开拓。
（四）进行线段与图形特点的概括
简笔画的教学对教师的创新能力有一定的要求，需要在教学的过程中概括出自身教学的主要目的，针对所要教学的图形在课堂进行之前进行详细的概括。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需要做好归纳工作，对以往的教学内容进行总结，从而在对儿童的教学过程中，也提高自身教学的能力[11]。在对儿童描画的目标教学中，最终目的是让学生学会简笔画的主要技能，从而在未来的学习过程中能够很快地适应，提高儿童的学习能力。
（五）观察模仿，形成图形
儿童在经过长时间的点与点以及点与线之间的连接后，将需要对简单的图形进行模仿，循序渐进的学习方式，逐步提高儿童在认知层面的进展。儿童在对图形进行模仿的过程中，也会对简笔画的总体思路有个清晰的认识，此时儿童在绘画上技能也有了一定的进展，在后期的图形模仿中能够概括出图形的构成部分，逐渐认识到事物的内涵所在，增强对外界事物的分辨能力。
结语：
总而言之，要想儿童能够掌握简笔画的相关技能，需要采取正确的教学方式对儿童进行教学。提高儿童对简笔画在造型特点上的认识，把握学习过程中的规律，逐步提高儿童简笔画教学的整体质量，对儿童简笔画进行有效的训练。儿童通过对简笔画的有效学习，能够掌握一般的简笔画方法，同时在画面组织的能力上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因此，儿童对简笔画的学习是很重要的，在教学方式上需要进一步引起重视，作为儿童简笔画的教学者需要采取正确的方式对儿童进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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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试性质和功能比较
传统的高中会考是国家承认的省级高中文化课毕业水平考试。其功能是检查、评价普通高中必修课教学质量的一种手段，也是考核高中学生文化课学习是否达到毕业标准的考试。新课程实施下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是政府设立的以国家普通高中新课程标准必修内容为主的统一考试。其功能是检测普通高中教学状况，为评估学校教育、教学绩效提供依据；检测普通高中学生修业状况，为评价学生是否达到课程基本标准提供依据；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提供基本学业信息。可见，传统的高中会考主要是评价高中生能否毕业的主要依据，而学业水平考试则是评价学生、评价学校的主要依据，同时为高校选才提供参考。天津市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背景、性质和功能的革新决定了其考试组织管理的理念和管理模式必定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改革和创新。
二、考试组织管理理念比较
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考试管理是引导、肯定和提倡积极的、向上的、正面的考试行为，防范、反对和制止消极的、滞后的、负面的考试行为。因此，考生考试行为正确与否成为考试管理的关键。
传统的高中会考将考试单纯地视为评判阶段性或终结性教育结果的标准，因此在考试组织管理中实行管制式、惩罚式的方式，其主要的管理理念是通过外界行政、法律、技术等手段维护考场纪律，杜绝作弊行为，保证考试的公平性。新课程下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则认为考试不仅是评价学校，评价考生，评价教育的一种手段，而且提倡考试也是一种学习，考试也是一次教育，考试管理活动的目的提升为规范教学，提升学生整体素质。其主要的管理理念是通过教育、引导、激励等手段，帮助考生实现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从而避免出现违规考试行为。
三、考试组织管理模式比较
教育考试的组织管理具有明显的系统特征，从管理的要素来看，它是一个由考试机构、考试工作人员、应考人员、考试政策与规定、考试管理技术和方法等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从管理的职能来看，是由观念、计划、目标、组织、领导、控制等多种因素组成的综合性的动态系统。
1.管理主体及其行为方式比较。
管理工作是一项综合性工作，管理主体通常是由许多人构成的综合体。管理主体是管理活动的主要因素，管理活动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主体。传统的高中会考，管理主体系统主要由考试机构、考点、监考教师等组成，考生则是唯一不变的管理对象。随着教育理念的更新和高中新课程的推进，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组织管理过程中，学生被赋予参与考试管理的权利，成为管理主体系统的成员之一，考试组织者成为考生应考的协作者、服务者和帮助者，以及考试过程中的教育者。
传统的高中会考，考试管理者主要是施行独断型管理。管理过程中，管理者把“杜绝学生考试舞弊，保证考试顺利进行”作为主要目标；把“制度化、规范化的考试规则”作为其管理的主要手段。管理者用强制、惩罚的办法，强制管理客体，依据规章制度、程序，按部就班的完成考试过程，使得考试管理者与考生之间是纯管理与被管理，监督与被监督，惩罚与被惩罚的关系。整个过程中，考生对考试没有兴趣，没有考试主观意愿，对待考试的态度是比较消极的，考试过程中产生的不信任感将使处于青春期的学生产生叛逆心理，无益于学生心智的成长和人格的健全。
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组织管理中，管理主体则施行民主型管理方式。管理过程中，以“为了学生的发展”为主要目标，以民主管理、人本管理为主要手段。新课程教学的多样化，教育评价手段的多元化，使得考试管理过程日益综合化和复杂化，要求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将学生从单纯的被管理对象转变为可以通过管理程序制约管理者的参与性力量，从而实现学生的民主参与管理，促使考生主动配合管理者共同实现考试组织目标。通过正确的自我管理及管理者在考试过程中的协作，利于考生树立正确的考试观和采取正确的行为模式。
2.管理的基本方法比较。
为了使考试组织管理正常运转且处于良好状态，必须采用一些基本的管理方法进行管理，方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1）传统的高中会考考试组织管理运用的基本方法。
传统的高中会考考试管理主要运用行政方法和法制方法。行政和法制方法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被管理者所有成员对上级所采用的行政手段都必须服从和执行。市级考试机构、区县级考试机构之间，区县考试机构与考点之间，考点学校内部教师管理，监考教师与学生之间各个环节都需要相互配合，协调发展，这就要求采用强制的行政管理办法，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来统一所有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意志和行动。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是维持正常秩序的重要保证。传统的考试管理已经形成许多的规章制度，例如《考试管理规程》、《考试制度的实施办法》、《试卷的移交、印制、分发及保密制度》、《考试纪律》、《监考人员须知》、《巡考人员须知》、《考生须知》、《考试违纪处分规定》等。除此之外，对考务等具体工作也作了相关的规定，如试卷的管理、装订、阅卷、试卷分析、考场设置等。通过多层次、多层面的考试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使考试工作的各环节工作都有明确的考试规范，有效地保证了考试目标的实现。
（2）新课程下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管理基本方法。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管理的基本方法继承了会考的行政和法制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同样，考试机构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也不应限制学生的自由，而应该保护学生的学习和发展的自由。法治作为一种制度性文化所包含的“公平”“分享”“关怀”等“公正原则”，应成为教育文化的背景和支撑，用以引导考试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现在考试管理过程中的“公平”，指的是学生能公平地参与考试管理活动，有权参与制定考试规则；“分享”指的是学生能够与教师和考试管理者一起分享他们自己的考试结果，一起分析考试成败的原因，从而找出改良学习的有效方法；“关怀”则是指考试管理者在考试管理过程中，通过“友情操作”，体现“人文关怀”，关心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关怀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重视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从而在此基础上建成既能实现竞争又能体现公正的教育法治文化，为此，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增加了如下管理方法。
教育方法。教育方法是按照一定的目的，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和培训，对被管理者施加影响，提高素质的一种方法。教育的方法内容极为广泛，包括人生观、价值观、道德、民主、法制等许多方面。教育的方法在管理活动中是一项最根本的方法，具有基础性和长期性的特点。通过教育可以发挥学生自身的自觉、自警意识，从考试的行为主体深心处杜绝考试作弊的欲望，而非简单的以规定和惩罚制约学生的作弊行为。一是要让考生理解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性质以及其具有评价考生学习所达到水平的功能，使考生自愿了解自己在某些科目上所能达到的水平，具有报名的主动性和积极的参与性；二是在教育过程中激励考生，给予考生以信任感，使考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荣辱观，对于违规行为产生羞辱感，从而实现自我控制的目的。教育的方法具有间接性，但其体现的成果往往是长期的。
人本管理方法。目前很多的考试管理中，大量的依靠硬件和技术设施来预防考试作弊行为，其管理方法比较冷漠，既浪费人力、物力，也疏远了管理者与考生之间的关系，同时也不利于考生人格的培养。在考试管理中体现人本管理，首先，要“依靠人、激励人、培育人、关心人”，把人作为完成组织目标的工具和手段，使考生受到应有的尊重；其次，把考生的个人价值与考试目标融为一体，为考生才能、智慧、个性的展现和实现自身价值创造良好的环境；再次，顺应人性，尊重人格，激发考生的主动精神；最后，要考虑考生的需要。需要是人的行为的动因，人的需要是人的行为的基本因素，人的全部行为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考试组织者在考试组织管理活动中，通过法律、命令、规范、指令等手段以及有效的物质刺激和精神鼓励，对考生的需要进行强化或削弱，引导考生担当自己的社会角色。
3.考试管理职能比较。
考试管理活动表现在管理的各种职能之中。关于管理的职能至今尚无完全统一的看法，现以管理的最基本的职能和最基本的活动作为比较研究对象。
（1）计划职能。
计划是管理的首要职能，它是在预见未来的基础上对组织活动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途径作出筹划和安排，以保证组织活动有条不紊地进行。
传统的高中会考管理中，组织目标的制定由最高层管理者完成，下级管理者和参与者执行，目标的制定和目标的贯彻是相分离的，基本上是从上至下的层次性、直线型计划。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是在全面实施新课程的情况下开展的，采用的是目标管理法。各部门分目标和实现分目标实施方案的确定即是计划的制定，总目标和分目标的制定和实现由上下共同参与协商，广泛听取各级考试机构、考点，甚至考生的意见，采取“由上而下”和“上下结合”的方式制定，目标的制定者就是目标的执行者，其实现过程是“自我管理”与“自我控制”的过程。以目标为依据制定的计划是最具有意义和实效性最强的，每位组织者都参加了自己拟定目标的工作，他们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有明确目标的追求者，利于激励人们的主动精神，诱发人们的责任感。
（2）组织协调职能。
组织是管理的基本职能，其主要作用是为了实施计划而进行组织结构的设计，为实现计划目标所进行的必要的组织手段和协调过程。
传统的高中会考等考试一般是直线制组织形式，其主要特点是命令系统单一直线传递，管理权力高度集中，实行一元化管理，决策迅速。考试管理中的协调职能主要体现在信息沟通方面。沟通的方式为链式沟通，属于控制型结构，在组织系统中相当于纵向沟通网络。网络中的每个机构或个人处在不同的层次中。
新课程下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采用矩阵结构的组织形式，其沟通方式为环式沟通，可以看成是链式形态的一个封闭式控制结构，表示几个人或几个机构之间依次联络和沟通。其中每个单位人都可同时与两侧的单元人沟通信息。这种组织协调方式有利于加强考试机构上下级之间，同级考试机构之间，甚至一级考试机构与考点之间、考生之间的协作和配合。
（3）控制职能。
控制职能是考试管理工作过程中一项不可缺少的职能。所谓控制，从其最传统的意义方面说，就是按照计划标准衡量所取得的成果并纠正所发生的偏差，以确保计划目标的实现。
传统的高中会考管理在控制方法上主要采用反馈控制和前馈控制两种方法。反馈控制是一种事后的控制，即在考试完成后，总结考试组织管理中的不足和出现的问题，对于本次考试活动不再具有纠偏的作用，但通过制定或修订政策、规定可以防止将来再出现类似的偏差。前馈控制旨在获取有关未来的信息，依次进行反复认真地预测，将可能出现的结果与计划要求二者之间的偏差预先确定出来，或者事先察觉内外部环境条件可能发生的变化，以便提前采取适当的处理措施预防问题的发生。
传统的高中会考能够较为有效的对考试进行控制，但是管理控制的标准不够明确，不够系统，没有明确的质量标准体系。现代管理理论指出，管理要求运用更先进的科学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科学的管理办法和手段需要标准化。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在采用反馈控制和前馈控制的同时，还采用了现场控制方法。现场控制方法是明确制定考试管理各环节的技术标准，实行实时监控，这种控制是在活动进展过程中随时监视环境因素的变动，一旦发现干扰因素介入，便立即采取对策，以防执行中的偏差出现。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组织管理将建立如下考试质量标准体系。
中西哲学比较的研究为当今学者探讨中西方哲学提供了一个从外部看待问题的视野。本文通过中法两位学者的谈话揭示了：中国哲学是通过体悟而不是通过逻辑概念表达超越性的；中国哲学里并没有我们在西方哲学传统中看到的本体论；中西方哲学是两种异质性的哲学，哲学的异质性使得我们在构建中国哲学的同时应该走出依傍西方哲学的传统；最后，两位学者还从各自的研究立足点出发，在中西哲学比较方面表现出了两种不同的比较进 路，而正是这两种比较进路让我们更紧迫地认识到哲学在新的时代需要观念的更新。
【关键词】 超越性|本体论|可比性|迂回与探根寻源|哲学观念的更新
〔作者按〕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俞宣孟教授与巴黎第七大学弗朗索瓦·于连教授在会议间隙的多次谈话涉及的问题是令人感兴趣的，其中包括：哲学观念的更新问题、中西形而上学中的超越性问题、中西哲学的传统问题、中西哲学的可比性问题以及中西哲学比较的立足点与进路问题。这些问题对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也许是有启发意义的。
2005 年 10 月 29 至 30 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共同举办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国际研讨会在浙江绍兴举行。来自国内外的学者 40 余人就有关中西哲学比较问题进行了讨论，气氛甚洽，交流不仅在会议上，而且在饭后茶余。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俞宣孟教授与应邀参加本次会议的巴黎第七大学 F. 于连（ Francois Jullien ） F. 于连（ Francois Jullien ， 1951 年—）：法国当代哲学家、汉学家，现任巴黎第七大学教授，葛兰言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国际哲学学院院长。多年来致力于通过中西文化比较重新思考中国及西方文化传统。著有《鲁迅，写作与革命》、《隐喻的价值——中国传统中的诗解释的原始范畴》、《过程和创造——中国文人思想导论》、《平淡颂——从中国思想和美学出发》、《物势——中国有效性的历史》、《内在之象—— < 易经 > 的哲学阅读》、《中庸》、《迂回与进入——中国和希腊意义策略》、《道德奠基——孟子与启蒙哲学家的对话》、《效率论》、《圣人无意——或哲学的他者》、《或真理的本质》、《论时间——一种生活哲学的要素》、《大象无形》，还有与 T. 马尔谢斯合作写的《从外部思考》等。其中已经译成中文的三部著作是：《圣人无意——或哲学的他者》、《迂回与进入——中国和希腊意义策略》、《道德奠基——孟子与启蒙哲学家的对话》。教授在会议间隙的多次谈话就富有学术意义。由于他们的谈话有某种共同理解的背景，所以一些话题往往点到即止，并不展开。因而笔者愿以己之所闻，并参照他们的著作作一评论，发表出来以飨同仁。
中西哲学比较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一、 主语缺失的“形而上”是 如何表达“超越性”的
俞教授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中对于《周易·系辞》（上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句作了解释，他认为，这个句子是关于如何读“易”的，这里的“形”就是“卦”（ hexagram ），“上”字当作动词，因此，“形而上”是指人自己从卦象超越出去，这样才能达到得“道”的境界。于连教授读后，对于这个说法表示赞赏。他还补充说，因为有这个“而”字，就有……（他张开双臂向下作操物状升起在胸前）……上升的意思。俞教授说，“者”字在此，不是指“形而上”的东西，而是复指词，指“形而上”这个过程。但是，于连要求知道把“形”说成“卦”的理由。俞教授说，首先，这句话出于《周易·系辞》，那是释《易经》的，在《易经》中，“卦”又称为“卦象”、“象”，“象”和“形”在这里是同等性质的东西，故有“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之说；其次，同样是关于读易方法的王弼主张，“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见《周易略例·明象》），“忘象”就是忘卦，但是人只能有意记住某些东西，却不能有意忘掉什么东西，可见这里的“忘”字是人主动放弃对象的执着，是指人自己生存状态的转换。更主要的是，“形而上”指人自己状态的转换，这符合传统中国哲学一贯的精神，即，注重人自身的修养，得“道”的境界是需要人自己去追求的，“道”并不是脱离了人生而“客观”存在的东西。谈到这里，于连教授说，看来中西哲学的不同还与语法相关。中文句子可以没有主语，这就给俞教授那样的解释留了余地。俞教授补充说，黑格尔也注意到了汉语的这个特点，他指出汉语中没有被动语态，这与没有主语是相关的。但是黑格尔意在说明，中文是一种含糊的语言，不利形成哲学概念。依据俞教授论文中讲的，柏拉图的理念论虽然是西方超越观念的源头，但是在一些英文版本的柏拉图著作索引中都没有列出 Transcendence 这个词，因此可能柏拉图本人没有使用过这个词，于连教授纠正说，柏拉图的《理想国》第六章末尾应当提到这个词。从上面的谈话中，我们明显能够看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句话是缺乏主语的，即我们看不到“形而上”主语是谁，也就是说，当谈到“超越”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谁在“超越”以及“超越”的意义何在。然而，我们也并不因为这句话欠缺主语就阻碍对这句话的理解。事实上，古代汉语缺乏主语这种语法现象，并不表明中国思想不指示哲学意义，相反，却显示了中国特有的哲学意义，这种哲学意义不像西方传统哲学家那样追求特定的结论性的东西，而在于呈现“彼－我”相一致的协调或适应状态；中国哲学不存在刻意追求一种客观的“道”，“道”在交流的过程中为人所体验（即，人自我调整后状态的体验），而对于具有文本阅读传统的中国来说，这个未被言明的主语其实就是读者。“形而上者”的“者”，通过复指，是要读者体验“形而上”时的情形。于连教授还提出：语法对哲学形态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出现书写文字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发现具有完整意义上的语法结构了（主谓结构）；而在中国古代却并未出现像西方语言里那样严谨的语法结构，只是到了现代中国，汉语语法才依傍着西方语言诞生。虽然“形而上”没有标明主体，但是也只有我们大家在阅读文本和体悟文本中的哲学意义的时候才能进行超越活动，而这里所说的“超越”也只能是在意识中的一种领悟性“超越”。不存在主语，却时刻要求主语存在，只有不忘记自我的体悟才能理解“道”；在希腊和罗马哲学语言中一个句子存在主语却忘掉了主体与客体的适应，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成就了西方出现主体去主动逻辑地构建一种客观的概念体系。俞教授进一步说，由于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理解一个词的意义往往通过对应一个具体的“实”来理解，也就是说词的意义通过“实”来表达，即名副其实。当柏拉图说，动词一开始也只是描述一个动作的名称，这说明西方人最初也是名实相符的，只是在本体论中，才出现“名不副实”的现象，特别是在柏拉图哲学那里，一个词的意义最终要通过词与词之间的关系来建立，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解释了：中国古代哲学并未出现像西方传统哲学那样以本体论为主要形态的形而上学。从“形而上者谓之道”这句话中我们看到，中国哲学中也有“超越”的特征，然而中国哲学所追求的“超越”只是基于“形”的一种对“道”的体悟，它仍然是人自己的体悟，并不是对不可感的东西的概念性的思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构建中国自己的哲学史要依据中国哲学中的特质、而不是依据西方哲学传统，更没有在中国哲学中追求或建立一种概念发展史的必要。
二、 本体论问题在中西哲学
比较中的意义在于连教授向会议作的主题报告中，他谈到自己与福柯在一个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他介绍说，福柯不承认西方传统有什么特点可言，那是因为福柯站在西方传统的内部，看到西方传统还在向各个方向发展。但是，如果站到西方传统的外部，譬如从中国传统的背景去看，那么，西方传统的特点就会凸现出来。但是，于连对于当场被提问：相对于中国哲学的西方哲学传统的特点是什么，却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在会见的交谈中，俞教授又提起这个话题，并且明确指出，标志西方哲学传统特点的是本体论（ ontology ）。对此，于连表示赞同。而且，他明确表示中国哲学中不存在本体论，本体论与西方语言的系词 Etre （ Being ）有关，是纯粹概念的体系。俞教授一向重视对本体论的研究。他认为，肇始于柏拉图的本体论是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核心，而理性主义则代表了西方传统哲学的主流。这不仅表现在怀特海等人所说的，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柏拉图哲学的注释，而且，还表现在，现代西方哲学对于传统哲学的反叛主要也是针对着本体论的。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抓住本体论就是抓住了比较对象的主要特征。中国哲学中不存在本体论，二者以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那么本体论具有哪些特点呢？俞教授认为，本体论是通过逻辑概念相互结合形成的超验的普遍原理体系。首先，本体论构建了一个超验领域，也就是说一个超越感觉的领域，只有理性才能把握，这就是二元论；其次，本体论的语言使用的是一种超越时空逻辑范畴，这种逻辑范畴语言不同于日常语言的地方就在于它们的意义不是通过指示“实”来获得的，而是通过它们的相互关系建立起来的；再次，本体论是以最普遍的形式表达事物本质的第一原理。所谓宇宙规则、绝对真理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最后，俞教授还指出西方哲学重在人们通过学习达到一种逻辑思维训练。于连教授在他的著作中也明确表示过，中国哲学中并没有建立起一座如我们在西方传统中看到的本体论大厦于连：《圣人无意》，闫素伟译，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第 3 页。于连教授还深入论述过西方本体论这种哲学和语言的关系。他说：“西方传统意义上的 Etre ，在古典中文中找不到相对等的概念。因为正如本弗尼斯特告诉我们的， Etre 的话语，即‘本体论'，只是说明在某些希腊的语义根源和语法范畴中意谓的东西也是西方哲学中的逻各斯传统，也就是语言学传统所意味的东西。”杜小真：《远去与归来——希腊与中国的对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第 52 页。在于连教授看来，本体论的特点就在于以其逻辑规定的语言追求普遍（即终点），而哲学家通过‘抽象－建构'来设定普遍性原理同上，第 51 页。。他还认为，西方哲学离开智慧，走得太远了，因而失去了理性应有的创造力，他研究中国哲学就是要从一种异质的哲学中获取启发，为理性打开一扇门，恢复理性应有的创造力。
转贴于 三、 哲学观念的更新
虽然于连教授不愿意直接指明中国哲学的传统是什么，但是在他的谈话里还是能够体现出，中国哲学更多强调的是智慧而不是西方传统意义上的本体论哲学。于连教授认为，“中国没有建立起本体论的大厦，智慧是‘道’。”于连：《圣人无意》，闫素伟译，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第 3 页。那么这样的智慧有什么特点呢？于连教授说：这种智慧之学并没有像西方哲学那样追求普遍性的原理，而是一种自然的内在性流露，它保持了“中”的开放姿态，而不是像西方传统哲学那样走上了一个极端的寻求普遍原理的不归之路。智慧的语言可以说是从内在性流露出来的；智慧通过连续流动而起作用，进而达到一种穿越；“智慧的圣人‘无意’，比如儒家的‘中’。道家的‘虚空’，也就是避免固定在某一局部之中，而在‘可能性’中追求‘变化’。”《远去与归来——希腊与中国的对话 》，第 51 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哲学。于连教授在一本谈话录中曾说过：“中国思想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是哲学地形成的：规定自己的术语，明确辩论的模式等等。其实，我认为中国人知道哲学，中国有哲学的可能性，但又是‘反哲学’的。……而且，中国古代也有争论（辩）的传统，比如墨家在这条道路上就走得很远。但是，许多伟大的中国思想家，比如庄子、孟子，他们怀疑‘辩驳的陷阱’。”所以，他说中国哲学具有自己特有的思想和立足策略。于连教授一方面不否认中国有自己的哲学，另一方面，又说“中国有哲学的可能”。这似乎表明，他对于缺少“论辩”的东西是否是哲学还有疑虑。俞教授主张，应当突破西方传统的哲学观念，并认为，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哲学观念更新的时代。比较起来，康德和黑格尔那样对于哲学有极大贡献的哲学家都没有面临过哲学观念更新的任务，因为他们仍然在西方哲学传统之中。这种突破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我们不应该把哲学仅仅看成是理论。实际活动是理论的根据，它本身也是哲学的。对此，于连教授感到疑问，他问，一切民族都有活动，那么是否他们都有哲学呢？俞教授的回答是，哲学作为学说，当然要有所说，说不限于理论性的说。把对于实际生存活动的方式的反思说出来就是哲学。反思的方式也有不同，西方哲学的反思方式是“看”， idea 和 theory 的词根都与动词“看”有关，在“看”的反思中，人必须从自己当下的活动中抽身出来。中国哲学的反思不是像西方那样理论性的，它是当下的体悟，其所说的内容是对自己体悟的描述。生存活动是哲学的基础，只要对自己生存方式做反思，并且形之于说，就是哲学。照俞教授的说法，甚至现在还没有建立起作为一种学说的哲学的那些民族，他们一旦对自己的生存方式做反思，并且说出来，也可以有哲学。他认为生活是哲学的基础，哲学是生活的自觉。
四、中西哲学的可比和不可比性
俞教授认为，中西方哲学的交流在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尤其到了近代显得更为突出。在如何看待中西方哲学的时候，俞教授认为这是两种“异质”性的哲学：无论从各自的关注视域、哲学语言性质、表达形式还是在各自哲学目的上都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既然中西哲学是异质的哲学，那么这两种哲学的比较似乎就成了问题？
然而，当我们做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提出过这两种哲学是否可比的问题，这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事实上就在于，由于没有考虑中西哲学可比性在哪里，现当代学者往往依傍西方哲学史的传统来构建中国的哲学史。我们知道，西方哲学传统是本体论的传统，但是中国哲学并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本体论，于是，一部依傍西方哲学构建的中国哲学史成了中国哲学特质被遮盖的哲学史。所以，中西哲学是否具有可比性、如果存在可比性，那么，在什么意义上是可比的就成了一个隐而不显的问题。
俞教授向会议提交的论文试图变不可比为可比，他认为，中西两种哲学是异质的，在这个意义上讲，它们是不可比的；但是就中国人和西方人从事哲学活动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又是可比的。从事哲学活动用英文讲就是“ to philosophize ”，人的生存活动应当有多种可能的方式，不同的超越方式造成了不同形态的哲学，但是，我们能够发现不同生存方式却具有相同的结构。从同一个生存结构描述各种可能的生存方式，并从不同的生存方式去解说不同的哲学形态，这就是比较哲学所能做的。 于连教授对于不可比的问题似乎并不关切，对他来说，为了暂时跳出西方哲学的传统，越是差异性比较大的哲学越具有启发意义，中国哲学正是这样一种异质的哲学，因为它同时满足以下要求：（ 1 ）脱离印欧语系——存在一个大印欧语系（梵文因此排除）；（ 2 ）脱离历史、影响和交流的关联（这一点便排除了阿拉伯世界和希伯来世界，他们都持续地和欧洲历史相连）；（ 3 ）最后，要找到的是一个在文本中陈述出来的远古思想，而且具有原创性（日本被排除在外）。同小注⑥，第 4-5 页。于连教授还引用了福柯的“异域”这个概念来分析中西方哲学的差异性，并从差异性出发阐述了中西哲学可比性观点。他认为中西方哲学是各自发展出来的哲学，并遵循了各自不同的途径，从根本上讲，是完全不相关的两个“异域”的哲学。但是，虽然并不相关，却并不代表二者不能平等的对话，所以于连教授就是要借助“个体案例”的阐释并通过文本的解读，找到一种可以让这两种哲学平等交流的平台，从而打破彼此的无关性，同上，第 36 页。进而呈现两种哲学的“所未思”以恢复中西哲学各自应有的创造力。对不可比的关注和不关注，使俞教授和于连教授走向了不同的研究方向。对于俞教授来说，不可比的问题导致了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疑虑，为了克服疑虑，必须为中西哲学之为哲学寻找到一个一致的说明，这就是深入哲学之为哲学的根源。对于于连教授来说，他没有为中国哲学之为哲学做说明的压力，异质的中国哲学反而是他求之不得的东西。
马克思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的全部经济理论都建立在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这一理论通过说明什么是价值、价值的源泉在哪里即什么劳动形成价值、这种劳动为什么要形成价值、如何形成价值等根本性问题，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是以商品货币开篇的，通过对商品和生产商品的劳动的性质和形式的分析，提出了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学说，使得劳动价值论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马克思指出：“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现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物。”，这里指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商品的“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这个比例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断改变。”，商品的交换过程就是让渡使用价值和实现价值的过程，具有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之所以能按一定比例相交换，原因在于商品中都含有一个共同物，即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抽象劳动。正是这种劳动构成商品交换的基础，体现着交换者之间的经济关系。与商品二因素相对应的是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由此我们认识到，生产商品的劳动是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统一：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具体劳动转移生产资料的价值，二者是同时进行的。劳动二重性学说的建立，科学地解决了什么样的劳动创造价值、怎样创造价值的问题，解决了价值创造和价值转移的问题。劳动二重性理论，是理解经济学的枢纽。
在从质上研究了商品后，马克思又从量上了研究了价值量的决定问题，揭示了商品价值量和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劳动的自然尺度是劳动时间。生产同一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是有差别的，所以计量商品价值量只能使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微观上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指生产一个商品的时间，从宏观上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指生产这种商品的总量时所需要的时间。同时这个价值量不是一成不变的，“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
商品的价值形式和货币的本质问题也是劳动价值理论的重要部分。商品的内在价值只有通过交换才能得到表现。马克思把交换价值作为价值的表现形式进行分析，揭示了内在于商品的价值是如何表现出来的，价值形式是如何发展的，货币是怎样产生的，以及货币的本质是什么。
西方经济学的效用价值论
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叶，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发生了“边际革命”，这标志着西方庸俗经济学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边际革命的发生有其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政治上为了抵御工人阶级的威胁迫切需要一种理论对抗马克思经济学，尤其是反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经济上的原因是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研究市场机制谋求经济效益的需要。边际革命以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提出为开端。理解边际效用价值论对理解整个西方微观经济学有重要意义。
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
法国经济学家孔迪亚克（Condillc, E. B.）在1776年的《商业和政府》中最早提出了效用价值论，认为效用是价值的源泉，而效用是消费者因为商品消费所得的满足感而赋予商品的主观属性。关于价值的决定，孔迪亚克认为，价值取决于效用和稀缺性，效用决定价值的内容，稀缺性决定价值的大小。他还认为，一切从事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活动都创造效用，因而都是生产性的，按照这一思想，土地、资本和劳动都在生产中提供了生产，都应在共同创造的产品中得到其相应的份额作为报酬。
边际分析的代表人物德国经济学家戈森（Gossen，H.H.）于1854年出版《关于人类关系法则及由此导出的行为法则的发展》一书，建立了一套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消费理论。戈森认为人类行为准则有三个特征：功利主义，认定一切人类行为的目的在于追求最大的享乐；强调消费和需求；运用数学方法，认为经济学是研究各种理论结合在一起所引起的结果，不借助于数学就无法判断这些结果。戈森的消费理论有两个基本要点，即戈森第一定律和戈森第二定律。前者提出了效用递减原理，认为随着消费的商品数量的增多，虽然由消费产生的总效用增加，但增加的速度在递减。当商品消费量的增加未达到饱和点时，边际效用递减且为正数。戈森第二定律是把第一定律运用于消费行为而推演出来的。在收入有限消费欲望无限的假定前提下，任何特定商品的最后一个单位的货币所产生的效用等于别的商品的最后一个单位所产生的效用时，消费商品的总效用最大。在消费决策过程中，最重要的不是总效用而是边际效用。戈森第二定律的内容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石。
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基本思想要点。
关于效用的本质、度量和比较。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效用是指商品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或者说，效用是指消费者在消费商品时所感受到的满足程度。”“效用这一概念与人的欲望是联系在一起的，它是消费者对商品满足自己的欲望的能力的一种主观心理评价。”对于满足程度即效用的度量问题，西方经济学家并没有给出准确的论述，只是假定效用可以度量，笼统地给出了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两种方法。效用度量问题是当代西方经济学效用分析理论的一大难题。实际上效用之间是不能比较的，即使用序数效用论代替了基数效用论也是不能比较的。
关于效用函数理论。“效用函数表示某一商品组合给消费者所带来的效用水平。”它研究消费者所获得总效用的决定因素。效用函数理论认为所消费商品的效用量取决于所消费的商品的数量，消费者从所消费的各种商品中所获得总效用等于各种商品的效用量的总和。
关于效用最大化原理。西方经济学家利用边际效用假说和相等利益原理研究了实现效用最大化的条件、边际效用与需求的关系以及边际效用与交换的关系。在收入有限、消费欲望无限的假定前提下，任何特定商品的最后一个单位的货币所产生的效用等于别的商品的最后一个单位所产生的效用时，消费者的总效用最大。同时认为决定消费者需求的基本因素是边际效用，而商品交换的均衡条件问题涉及到边际效用、效用最大化同市场商品交换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的基础是交换双方从买进的商品中获得的效益大于卖出商品对他具有的效用。二者相等时市场交换便达到了均衡状态。
作为价值理论的边际效用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认为价值的实体是商品的边际效用，而商品的价值是消费者以边际效用为依据赋予商品的一种主观评价。该价值论是建立在戈森第一定律即效用递减法则基础上的。边际效用在量上与商品的数量呈反比，同时，边际效用的存在以商品的稀缺性为前提。
价值理论的比较与评论
效用的可度量性是一个轻率的假定。西方经济学的效用并不是指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消费者从商品消费中获得的满足感，是一种纯主观的东西，这是无法度量的。与此不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解决了商品价值量的计量问题：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的。
效用不能说明新价值的创造和旧价值的转移，无法解决价值的补偿问题。
生产中耗费的价值应在交换中得到补偿，否则商品生产无法进行。对于这个问题，效用价值论认为，效用是消费者对商品带来的满足程度的评价，消费者在评价某件商品的效用时，是绝对不会考虑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生产资料的效用是多少和劳动消耗是多少。因此，效用根本不能转移。至于他们认为的，产品的效用决定生产它的生产要素的效用，产品的价值决定要素的价值。这在现实中是不成立的。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成功的解决了价值转移问题。生产商品的活劳动创造新价值，物化劳动转移旧价值，产品的价值由这两部分组成，并通过交换得到实现，这样生产和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
边际效用价值论完全忽视劳动，极力贬低生产和劳动的作用，片面强调消费、需求、欲望和主观心理作用。他们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是个人的欲望和需求，它们在市场上和在整个经济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消费是主要环节，生产过程仅仅起着从属的作用。对于生产资料的价值决定，提出了“归于论”，似乎生产资料本身没有价值，只有消费资料的价值才能够最终决定生产资料的价值。
价格并不进入效用函数是不符合现实情况的。价格是由效用函数推导出的需求曲线决定的，所以进入不了效用函数。但价格不进入效用函数说明价格不影响消费者对该商品效用的大小。这与事实上的消费决策是相违背的。消费者在做决策时不仅要考虑该商品的有用性，还必须要考虑商品的价格。
论文摘要：在教学改革过程中增强创新意识，应认识到就业为导向、素质为基础、能力为核心、学生为主体的一体化思路；为此冲破传统教育观念是关键，构建实践教学内容和体系是前提，科学研究行之有效的实践教学方案是保障，摸索提高实践教学效果的对策是发展方向，建立实践教学基地是重点。
论文关键词：创新；高职；经济学基础；效果
培养“管理人才、专业人才和经营人才”三支人才队伍是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得重点。《经济学基础》是高职经管专业学生的专业基础课，在人才培养法案中占有重要作用，但国内高职院校经济学教学模式虽然经过多次重大改造，但还存在着若干问题：(1)高职与大学本科之间，教学过程中应有的层次梯度不清晰，即各层次教学体系之间缺乏明确分工；(2)课时少，给学生独立思考和分析的空间少；(3)师资队伍科研工作薄弱，长期缺乏动态调整，不利于知识的更新；(4)很多学校单纯重视专业课，教育思想和教学观念陈旧；(5)教师国内外交流机会少，对世界前沿经济学教学发展水平和动态了解不够。为此经济学教学改革应体现我国的国情、充分论证当今时代的生产社会化、经济全球化、市场信息化三大发展趋势，经济学教学活动必须走出校院、跨越教材，面向社会实践、面向时代与未来;必须面对我国经济学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大胆开拓、进行创新。
一、育人思路创新是高职院校《经济学基础》课程的教改动力
深入进行人才需求分析，找准人才培养的着力点，是育人思路创新的突破口。高职院校作为培养技能型人才的基地，承担着“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的历史使命，因此教学要围绕国家和行业的人才需求，树立科学的办学理念和全面的人才培养目标，即坚持人文精神与科学素养的统一，努力培育高尚人文精神、严谨经济素养兼备的高素质人才，实现他们在人格、文化、技能等多方面的完整性追求，使他们既会做事，又会做人。为此，必须以教学为中心，不断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创新。
育人思路创新就必须首先认真进行社会人才需求分析，将人才培养目标细化，从“教”到“学”同时进行教学改革创新。高职院校培养人才，首先要充分了解我国改革开放的人才需求，要深入分析国家以及行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这样才能找准人才培养的着力点。
育人思路创新应立足于经济学基础性人才与国际接轨、应用性人才与社会需求接轨的教育思路，推进课程体系的现代化，做到分类培养、因材施教。人才培养方面，要密切关注社会对经济学人才的需求热点，实施柔性教育，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增强他们对社会需求的适应性。
二、课程体系创新是高职院校《经济学基础》课程的教改的难点
规划课程体系，针对不同专业需要，开展分层教学，避免与专业课程间教学内容的简单重复和雷同，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在课程设置和授课方式改革中，要增加文献阅读、学术论文、专题报告等，激励学生尽早接触科学研究，脱颖而出。制定措施使教学内容、方法、技术与经济实践的要求相适应，加大应用内容的比重，增强时代感。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增强教育实效，应将原有“课堂理论学习”为主，改为实施“课堂理论学习＋课外实践”教学模式，并在此基础上，针对各院学生的特点和实际，积极开展教学实践环节的研究和建设，加大实践教学的力度，建立适合高职学生特点和需要的实践教学内容框架，形成比较规范和科学的实践教学体系，并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逐渐创造条件，实施规范的实践教学。使学生既把课堂中所学的理论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在相对独立的实践教学体系中，启发思维，提高知识运用能力和创造力，从中收到最为切实有效、生动活泼的教育效果，提高学生的整体综合素质。
三、课程内容创新、教材更新是高职院校《经济学基础》课程的教改重点
要注重教学内容的动态发展，及时吸收前沿经济理论的最新进展和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动向、新案例，丰富教学内容，突出课程内容的时代特征，使经济理论、方法、技术与经济运行和发展的要求相适应，防止理论与实践脱节。同时，要跟踪国际上最新教材，有条件的学校应将原版教材作为参考书推荐给学生。重视教学内容的更新与改造，这主要表现在：首先在课程设置上加强现代内容，突出教学的时代感和应用性。一些经济学前沿领域的研究成果，如博弈论、网络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应当被转化为课堂教学内容，教师们注意用现代经济学的最新进展重新审视、组织和讲授，并且在教学要求上针对高职生降低深度，大大缩短学生参与科学研究和实际应用的周期。其次，为强化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可以建立不同高职院校的经济学教师就近轮换上课制度，这样有利于教师增强创新意识，不断学习新知识、接触研究新领域，从而可优化基础课教学。第三，教材编写、课程标准的修订应始终处于动态的更新与调整过程中，教材编写应具有丰富的教学参考资料和典型案例，反映了最新的理论发展和实际应用，注重给学生提供一个广阔的学习空间，突出了经济学的学科价值。第四，在教学管理中，尽管学校和各系对教师十分放手、使其拥有充分的自主权，但是各系每隔一段时期都要根据地区经济发展和企业对人才的培养要求，对教师教学内容和质量进行监督考核。
四、师资队伍创新是高职院校《经济学基础》课程教改的基础
要办好高职学院最基本的是要建设一支强大、实力雄厚且具创新能力的师资队伍。以培养中青年骨干教师为重点，着眼于建设一支高水平的师资梯队。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加强与其他高职院校的对话与合作，推动现有教师知识结构的转化升级，稳步使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的师资水平与国际接轨。要鼓励聘请学术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的知名学者定期到学院做专题报告，并使之制度化，以便为学生打下坚实的经济学基础。
五、教育手段创新是高职院校《经济学基础》课程的教改条件
（一）积极开展CAI和教学手段现代化的研究和建设，改善经济学教学条件和环境。利用CAI(计算机辅助教学软件)工具，学生可以随时通过校园网络进行课外复习、模拟考试、综合训练等，也可以进行课程预习，随时了解和掌握教学的基本要求、课程教学大纲以及教材的选择。对教学内容进行直观化处理，教学过程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和工具。比如利用多媒体课件进行课堂教学，提高了课堂教学的直观性和时效性。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条件与资源，利用网上的仿真环境和条件，提高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直观性。
（二）充分利用学校现有网络资源，尽快建设电脑化、网络化以及功能齐全的多媒体教学环境，对于部分教学内容的实践教学通过学生上网查找和分析相关问题的方式来开拓经济学的教学途径，加强学生分析经济问题和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安排上机时间课程，利用网上的环境和条件，提高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提高学习效率。
（三）教学实行讲练结合，精讲多练，强化课后练习与实践，实行课堂教学与课后巩固提高相结合。充分利用校内外专业实践、实训基地，创造条件，帮助学生多接触社会生产实践，直接参与社会经济生活，缩短就业的社会适应周期，增强社会综合适应能力。设立了校内、校外动态实践教学基地，结合授课内容，布置学生课后进行校外社会实践基地的调查和分析。例如，校内实践教学基地可以建造经济学实验室、校内超市、学生餐厅，校外教学基地可以与一些商场、城市周边村、乡等，为使校外实践基地保持稳定可以协商签订实践教学协议书。
充分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通过网络，为学生提供教师的教学课件、教案，参考案例，方便学生的学习。
（四）请行业专家来校讲学，多方位、多触角、多层面地让学生学习和了解社会生产和理论研究中的先进经验和学术思想。先进的教学手段可以大大提高了教学效率、使教学内容得到深化和拓展。这些现代教学手段的运用，加强了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和沟通，对学习绩效能够进行更加有效的反馈。
六、加强教学方法创新是高职院校《经济学基础》课程的教改关键
经济学理论体系具有综合性，理论比较抽象对于高职学生来说难度较大。首先，经济规律属于社会科学，高职生缺乏社会实践经验，对社会现象的分析、理解有一定的难度；其次，目前的经济学基础可以西方经济学为主线，是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为背景的，与我们国家的国情背景、市场经济发展现状存在较大差距；第三，在理论介绍时大都以假设为条件，高职生在理解和应用这些理论时有一定的难度。第四，该课程逻辑性和系统性极强，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
教师选择教学方法时应注重学生对知识的理解、锻炼学生观察社会经济现象、寻找经济规律的能力，培养学生利用经济理论解决现实经济社会问题的能力。这些能力包括观察能力、思考能力、资料收集整理能力、总结归纳能力。
七、加强实践教学是高职院校《经济学基础》课程的教改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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