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6 09:27:49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市场化转型发展，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腾讯控股的3C数码电商易迅网CEO卜广齐日前表示，从9月份开始，易迅网将会投入超过3亿元的营销资源做让利服务，并在华南市场推出瞄准京东的比价行动，并高调宣称明年年底要追平甚至超越京东在华南地区的订单量。
“易迅网的目标是发展成全国性的综合电商。”腾讯电商控股公司助理总经理宋旸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在腾讯电商的“自营-联营-开放平台”的布局中，易迅网承担着其自营业务的角色。
宋旸还透露，腾讯电商开放平台升级已经接近完成，升级后的QQ网购将“无限接近于B2C网站的体验”。
业内人士表示，易迅网作为区域性的垂直电商，要发展为全国性的综合电商平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电商竞争愈发激烈，新的市场开拓、品类的扩张都面临更大的难度。
“腾讯电商在销售、运营队伍、执行力等方面，从历史轨迹上还看不到让我们放心的因素。”资深互联网分析师、正望咨询有限公司CEO吕伯望对《投资者报》记者说。
发力华南
“首先从易迅网自己的布局来说，已经有华东和华北了，华南有广州深圳，消费能力强，是必须要做的。其次华南是京东相对影响弱的地方，容易建立起优势和认知度。”电子商务分析师李成东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如此解读易迅网选择华南地区发力的原因。
从区域逐步扩张到全国，也是很多电商选择的扩张路径。例如京东商城最早在北京起家，然后逐步推广到上海等其他地方。
“规模一大，用户体验会降低，所以现在采取的是以点带面的方式。”宋旸对本报记者表示。
资料显示，易迅网由卜广齐2006年筹资50万元创办。易迅网2010年被腾讯收购，2011年6月在深圳设立华南区域总部。该电商此前专注于华东市场，最大的特色是“闪电送货服务”。
2007年，易迅在行业内率先推出了一日两送的服务，最初决定仅服务于上海。当京东商城开始跟进“一日两送”时，易迅网则率先并持续做到了“一日三送”，并据此在上海地区与京东战成了平手。易迅将这个优势复制到了广东。
“京东在华南的渗透率相比其在北京和上海比较低，淘宝相对来说主要更集中在长三角和中西部。这是易迅网在华南地区的机会。”吕伯望表示。
易迅网强攻华南地区力度较大，直接瞄准B2C老大京东商城。卜广齐表示，“下半年，我们会在华南市场推出瞄准京东的比价行动。消费者如果发现我们的价格比京东高，可以直接要求我们降价补偿。”
而腾讯电商也将在基础设施和营销推广方面予以支持。宋旸告诉本报记者，基础设施方面，易迅网现在只有1.3万平米的仓储，只能接受1万单左右的日单量，今年会在华南建4万平米的仓储，未来5年达到10万平米。而在营销方面，腾讯广东地区的流量会倾注于易迅网，助力其年底达到150万的日均UV，目前易迅网的日均UV为20万-30万。线下也将在9月份有三波的低价营销。
“腾讯电商有好几支部队，但都没有冲锋陷阵的经验。易迅网一直跟商家打交道，会在组织、客服和运营等方面对腾讯电商整体有所带动。”吕伯望对记者表示。
扩张难题
作为其自营业务，腾讯电商期望将易迅网打造成全国性的电商平台。易迅网起初的业务一直盘桓在华东地区，随着2010年腾讯入股，易迅在去年启动了全国布局。2011 年6 月，在华南建立仓储物流基地；9 月，华北物流基地落子河北；今年年初，又在西南和华中建设物流基地；今年10月底，易迅在西安的物流基地也将投入使用。
易迅网在3C垂直电商领域可算元老级公司，目前易迅网排名3C类电商第三名，去年销售额超23亿元。
不过易迅网在华东华南等地区外知名度较低，营销推广将成为其布局全国一大挑战。吕伯望认为：“易迅网在北京等区域没有产生影响力，现在这么多网站竞争，要进入一个新的地区，要快速获取新用户，已经比以前难很多。”
从天猫、京东等较为成熟的电商手中获取其他行业的商家也较为困难。“从垂直领域电商发展到综合平台，要获得相应的行业地位，需要一定的时间。做综合电商平台，需要一个一个行业地发展起来。首先要攻克的就是服装行业，服装占据了30%的网购比例。天猫的服装行业这么强势，占了85%的市场份额。而易迅即便发展了相应服装商家，实际产生的销量不行，商家也不会在你这个平台上投入太多经营的精力。” 吕伯望表示。
自营业务的扩大必然带来亏损的扩大。除了巨额的营销费用，自建仓储、物流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关键词】利率市场化 城市商业银行 转型发展
金融资源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其配置的能力和效率决定了整个经济体的综合发展水平和潜在增长能力，而资金利率则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核心所在。因此，利率市场化既是金融市场发展完善的必然要求，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经过十多年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我国先后完成了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利率市场化。2012年6月以来，存贷利率市场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利率市场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从短期来看全面的利率市场化虽然还有一定的过程，但对城市商业银行的转型发展却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一、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城市商业银行的风险特性
城市商业银行由于发展起步较晚，发展速度快，经营区域一般被限制在特定的区域，因而在全面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也呈现出有别于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特征。
（一）市场定位不清晰，战略风险突出
2008年以来，城市商业银行受较宽松的外部管理环境以及改制后灵活管理等积极因素的影响，发展十分迅速，市场份额由2003年的5.3%，迅速提升到2012年的9%。但城市商业银行在快速扩张的过程中各种潜在风险和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过分追求规模增长，严重依赖于大客户、财政类机构客户取得规模与业务增长，而不重视风险管理与发展自身优势特色业务。大多数城市商业银行定位于“中小企业的伙伴银行”，但在实际经营中却没有专注于自身所在的细分市场，信贷投放普遍存在行业集中度高、单一客户集中度高的问题，差异化、特色化程度偏低，战略优势不明显。
（二）管理基础薄弱，全面风险管理能力弱
利率市场化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银行在资金价格上的垄断地位，利率的波动频率及波动区间更大。作为后起之秀的城市商业银行由于起步晚、精细化程度低，在资产负债管理、定价管理等方面将受到更大的冲击。一是“贷长借短”的经营特性及信贷投放过度集中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少数领域，存贷款期限错配严重，期限管理的难度要高于其他银行；二是受制于物理网点布局、渠道建设、品牌建设的局限，难以有效组织低成本且稳定的存款资金，流动性风险管理难度大；三是激励机制不健全及人力资源储备不足，难以满足现代银行资产负债管理、产品定价管理、信用评级管理、风险评估等对专业人才的需求。
（三）业务结构单一，盈利能力不足
利率管制放松后，银行之间、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必将造成存款利率的上升和贷款利率的下降，存贷利差进一步收窄。大多数城市商业银行由于业务品种单一、创新能力不足，收入来源和渠道较窄，严重依赖于传统信贷业务获取利润，利息收入占到全部业务收入的90%以上。利率市场化以后，单纯依靠存贷利差获取利润的盈利模式将受到极大的挑战，盈利能力将受到考验。
（四）科技支撑能力弱，信息风险突出
面对利率市场化对资产负债管理、风险管理、业务创新等方面提出的客观要求，城市商业银行的科技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受制于资本实力限制，信息科技建设明显滞后于业务发展的需要，信息科技支持业务创新、业务发展、全面风险管理的能力较弱；二是没有明确的科技规划和信息科技风险管理架构，风险管理部门对信息科技风险归口管理职能较弱；三是由于发展起步较晚，涉及利率管理、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历史经验数据积累较少，即使建设了相应科技系统，也难以快速发挥积极作用。
二、利率市场条件下的经营策略分析
（一）强化战略定位，积极推动转型发展
城市商业银行正确把握利率市场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首先，要明确发展战略，找准市场定位，在推动转型发展的同时要突出自身的优势和特色，走差异化和特色化的道路；其次，要改变“跑马圈地”的粗放发展模式，向注重资产质量、综合效益、竞争力提升的内涵式发展模式转变；最后，要结合自身的区位、细分市场、客户、产品等方面的特点，积极推进产品和业务创新，形成自身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优势。
（二）强化风险管理，建立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
随着全面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全面的风险管理能力将成为影响城市商业银行生存发展以及市场竞争力的关键核心能力。这就要求城市商业银行把全面提升风险管理能力作为增强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即，从建立健全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入手，制定清晰的风险管理战略和完善的风险管理政策，建立起独立的风险管理组织架构，构建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同时，重点推进以信息科技系统为支撑的风险管理模型的建设工作，形成独立可靠的具备IT和数据管理系统支撑的风险计量、评估模型，并以此为基础进行风险识别和防范、金融产品定价、经济资本的计量。
（三）建立合理的内部资金转移定价机制和金融产品定价机制
完善的内部资金转移定价机制和产品定价机制是科学评价机构和员工绩效、优化资金运营效率的基础。全面的利率市场化后，每一笔资金的筹集和运用、每一款产品的成本控制都将直接影响银行的盈利。因此，城市商业应重点建立起科学的定价机制，以合理的资金成本或资金收益为依据，科学衡量产品、客户的效益和价值贡献。同时，以资金成本的准确计量为基础，建立起可量化的和经风险调整后的绩效评价机制，完善银行的资源配置，充分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积极推动业务转型，改变传统盈利模式
城市商业银行应积极推进自身业务发展转型，努力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改变单纯依靠存贷利差的盈利模式。一是要积极调整业务结构。通过大力拓展零售业务，依靠零售业务风险分散、资本消耗少、综合效益好、成长性高的优势维持利润；二是积极拓展金融市场业务。通过提高债券市场、同业市场、票据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在增加收入的同时强化对流动性风险的管理；三是积极发展中间业务。通过发展托管、、咨询等业务，努力提升中间业务收入占比；四是积极调优客户结构。通过加大金融产品创新，紧密抓住园区、商圈、产业链等开展贸易金融创新，达到稳定资金流提高综合效益的目的。
（五）强化人力资源管理，优化人才结构
长期处于利率管制的保护下，大部分城市商业银行缺乏对利率风险的认识和管理。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开展，存贷利差将进一步缩小，贷款质量的把控、利率风险管理难度进一步提高。引进和培养金融工程类、风险工具管理类等具有行业专长和实践能力的专业化人才尤为重要，是城市商业银行实现精细化管理，提高核心竞争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六）积极推进金融创新，努力提高创新能力
提升金融创新能力是城市商业银行实现转型发展，全面应对利率市场化的重要方法。一是积极推进机制创新。通过营造金融创新的文化氛围，建立和完善金融创新的工作机制和激励机制；二是积极推进金融产品创新。通过发展轻资本占用业务，探索银证、银保、银信、银企等多种业务合作模式，挖掘新的利润增长点；三是积极开展金融服务创新。现代银行同业的竞争实质上是服务的竞争，城市商业银行应从服务的功能、质量、范围上下工夫，形成较强影响力的企业品牌形象，从而提升市场竞争能力；四是要适时推进金融工具的创新。积极探索利率期货、利率互换、利率期权等金融工具的使用和创新，形成较强的利率风险管理能力。
由于城市商业银行经营发展的特殊性，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其可能遭受的市场冲击将更大。城市商业银行应主动抓住利率市场化带来的机遇，积极应对挑战，调整发展战略，明确市场定位，培育特色。从小而全的经营模式向小而专、小而精的经营模式转变，努力打造管理精细、风控灵活、盈利良好、特色鲜明的现代化商业银行。
参考文献
[1]吕学敏，田天立.我国城市商业银行市场定位问题及对策分析[J].中外企业家，2009（12）.
[2]丁蕊，焦志伟.利率市场化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与对策[J].市场营销，2004（3）：23-24.
[3]刘刚.利率市场化与商业银行的利率风险管理[J].科技情报开发与信息，2006，（10）：150-152..
关键词：资本市场 货币传导机制 加速机制
本文从转型时期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现状出发，对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货币传导机制进行量化分析，探究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发展的货币传导机制。
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现状概述
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仍处于转型时期。与国际资本市场相比，我国资本市场还是一个新兴市场。为加快资本市场改革，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分别成立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2011年，我国上市公司股票市场总价值约为GDP的41.35%。可以说，资本市场中的股票价格已成为影响货币政策的核心要素。但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金融市场较不景气。2012年，全年融资5841亿元，比前年下降了939亿元，仅占当年GDP的1.12%。表明我国资本市场融资能力有所下降。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资源，至2012年底，我国上市公司全年共筹集资金5841亿元，同比下降13.85%。其中，首次发行的A股仅筹资1034亿元，减少了1791亿元；A股再筹资2093亿元，同比下降6.89%；上市公司通过发行可转换债券、可分离债券以及公司债券共筹资2713亿元，增长了58.9%；公开发行创业板股票74只，共筹集近351亿元。
衡量我国上市公司股票发展程度的指标可采用证券化比率或q值等指标，证券化比率用以反映股票市场的发展水平，q值用来反映股票市场的发展趋势。股票市场价值所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3.93%，上升到2000的53.79%，缓慢下降到2003年的36.38%，又缓慢上升到2012年的41.35%。从上述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股票市场所占GDP的比重一直处于曲折上升的态势。目前，股票市场已经发展到相当水平，但是在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中，资本市场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资本市场发展的货币传导机制模型
资本市场发展、货币传导机制的加速机制可采用证券需求量增长值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值的比值来衡量，假定加速系数为a，具体可表示如下：
a = ΔQ / ΔGDP （1）
其中Q表示资本需求量，ΔQ = Qt-Qt-1；GDP表示国内生产总值，ΔGDP表示t 时期与t-1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差额。
若用资本需求的收入弹性η来表示，则（1）式可表示为：
a = （ ΔQ / Q ） / （ ΔGDP / GDP ） = η *（ Q / GDP ） （2）
其中η反映收入变化对金融市场资本需求变动的影响程度。与经济学中的需求收入弹性类似，资本需求的收入弹性具有如下内涵：
当0 < η < 1时，表明金融资本需求量的增长速度小于收入的增加速度，收入的变动所引起金融资本需求量的变动较小，即资本需求是缺乏弹性的。当η = 1时，表明金融资本需求量的增长速度等于收入的增加速度，即资本需求的收入弹性是单位弹性。当η > 1时，表明金融资本需求量的增长速度大于收入的增加速度，收入的变动必将引起资本需求量的大幅度变动，即资本需求是富有弹性的（Gulnur Muradoglu，2001）。
Q / GDP反映了国民经济中资本需求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本文将其定义为证券化比率。
从（2）式中可以得出：当资本需求的收入弹性越大、证券化比率越高时，资本市场的加速系数越大，即资本市场中货币传导机制的作用效率越明显。下文将分析加速原理中的加速渠道。
在加速原理的第一阶段，资本市场的货币传导机制主要通过利率（i）渠道和货币供应量（M ）渠道的货币政策来影响资本市场。
顾名思义，利率渠道就是通过调整利率来改变资本市场的融资成本和实际投资回报率，进而影响全社会的投资储蓄比率，最终影响全社会资本的总需求。从经济金融学理论来看，当利率水平下降时，资本市场的融资成本将下降，倘若此时投资的预期收入高于利率水平，则投资者会增加风险资本的投资规模，从而导致资本市场的股票、证券、基金以及其他资本产品价格上升（萧松华，2001）。而凯恩斯理论又认为当利率下降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将愿意持有更多的货币，导致全社会的总投资下降。基于此，本文主要分析利率水平的变动在一定范围内，而并未达到凯恩斯所讲的利率水平。
货币供应量渠道是指通过扩张或紧缩的货币政策来影响货币的供应量，通过货币供应量来影响企业或个人对于股票、证券等非货币资产的购买数量，从而影响股票市场的价格，进而影响资本市场的价格。2012年，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余额为97.4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3.8%；而流通中的现金（M0）的余额为5.5万亿元，其增长率比广义货币供应量下降了6.1%；狭义的货币供应量（M 1）的余额为30.9万亿元，其增长率连M 2的一半都不到。表明我国狭义的货币供应处于紧缩的状态。
在加速原理的第二阶段，通过托宾的q值渠道、流动性渠道、财富渠道等方面来影响全社会的资本需求。
q值是指股票价格与投资支出之间的关系，针对资本市场价格的变动情况，托宾的q值等于企业市场价值与重置成本之比。企业的市场价值采用股票价格与总股本的乘积来衡量，资产的重置成本主要通过技术水平来衡量，并在转型时期中技术水平是相对稳定的，表明短期内q值主要受资本市场中股票价格的影响。当资本市场的股票价格上升时，企业的市场价值将增加。此时，企业将选择发行较少的股票而利用货币来购买较多的投资品，从而拉动社会总需求。这一过程便是资本市场发展中货币传导的q值渠道。
流动性主要衡量企业或个人拥有的货币与可当现金使用货币的关系。企业或个人的负债与金融财富的比值称为财务困难系数，用来衡量企业或个人金融资产的流动性水平。流动性的增强必将降低企业或个人财务困难系数。当资本市场发展中，股票的价格不断上升，企业或个人金融资产价值将增加，财务困难系数也将大大降低，有利于促进个人购买耐用品或企业进行新的投资，从而拉动社会总需求（沈小胜，2012）。这个过程就是通过流动性渠道来拉动社会总需求，进而通过社会总需求来促进资本市场发展。
财富渠道是指由于财富变动而引起货币的实际余额变化，进而影响消费者的支出发生变化。由于财富在家庭的消费中起到重要的正向效应（黄晓东、戴玉华，2013）。因此，在资本市场价格上涨过程中，金融财富随之增加，可借助财富渠道，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有效带动社会总需求。
然而，由于实际的货币政策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且容易受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导致货币传导能力和传导效果出现一定的偏差。为此，基于数据的可获取性和可靠性，本文选取1995-2012年的相关数据，对转型时期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中货币传导机制进行分析。
转型时期资本市场发展中货币传导机制的量化分析
（一）基于加速原理的我国资本市场量化分析
本文选取1994-2012年我国资本市场的数据来验证加速原理，其中采用股票流通市价来衡量资本市场的需求量，采用GDP来衡量国内收入情况。将这些数据带入到公式（1）至（2）中，可求得如表1所示的相关数据。
由表1可知，转型时期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货币传导机制加速系数的变化趋势主要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5-2000年期间，加速系数基本上呈现平稳的上升趋势；除1995年以外，其收入弹性系数都大于1，但是由于证券化比率较低，也导致加速系数上升趋势较为缓慢。第二阶段为2000-2005年期间，此阶段我国资本市场的加速系数成反向作用，且收入弹性也大多为负值。第三阶段为2006年至今，加速系数的变化趋势较大，且收入弹性和证券化比率也呈现快速波动的现象，表明我国资本市场进入了关键的转折期。
（二）货币传导机制的量化分析
为了增强方程的平稳性，本文采用对数模型对我国货币供应量与资本需求量进行量化分析。其中，转型时期我国货币供应量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通过上面的分析，本文将分两个阶段分别进行验证。由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部分数据的缺失，本文选取1995-2005、2006-2012这两个阶段进行量化分析。
在1995至2005年期间，货币供应量与资本需求量之间具有一阶平稳性，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关系，协整方程如下：
Ln Q = -9.523 + 1.928 Ln M0
（-2.268） （4.390） （3）
R 2= 0.822 Adj R 2= 0.806 F = 59.273
在2006至2012年期间，货币供应量与资本需求量之间经过一阶差分后，均通过ADF单位根检验，表明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关系，其协整方程为：
Ln Q = -15.256 + 2.532 Ln M0
（-1.958） （3.437） （4）
R 2= 0.702 Adj R 2= 0.643 F = 11.814
对比（3）和（4）可知，在1995至2005年期间，货币供应量与资本需求量之间的影响在1%的置性水平下显著，表明此阶段流通中的现金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导致资本需求量增加1.928个百分点。在2006至2012年期间，货币供应量与资本需求量之间的关系在5%的置性水平下显著，表明此阶段流通中的现金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导致资本需求量增加2.532个百分点。综合实证结果可知，资本需求量与货币总需求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综上所述，资本市场发展中货币传导机制量化分析表明资本市场在货币传导中的作用日益上升。尽管经过了二十余年的发展，我国资本市场的货币传导机制仍存在较大的完善空间。一方面，我国的证券化比率较低，导致加速原理难以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我国资本市场抗干扰能力差，自2006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较大。因此，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在货币传导中的作用，疏导货币传导渠道，改善货币传导效果。
参考文献
1.Gulnur Muradoglu.Kivilcim Metinbetween stock returns and monetary variables： Evidence from an emerging market. Applied Financial Economics. 2001，12（11）
2.萧松华.当代货币理论与政策[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关键词]绿色发展效率；市场化转型；产业集聚；门槛效应
一、引言
集聚不仅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也会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在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范剑勇的研究发现，集聚的提高可以显著提升城市的生产率；刘修岩等人认为，地区内部及地区间经济活动的集聚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沈能等以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为因变量，分析集聚的经济外部性绩效，指出产业集聚在不同行业的影响有所差异。在集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方面，张可和汪东芳认为，经济的集聚活动加重了中国城市的环境污染；陆铭和冯浩的研究发现，经济的集聚有利于降低单位产值的污染排放强度；沈能对中国城市数据的分析表明，工业集聚与环境效率呈现“U”型关系。
在既需要继续增长以解决目前面临的多数发展问题，也需要环境保护以保障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当下，追求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发展是中国的现实选择。在此背景下，对集聚的理论研究不能囿于经济层面，而应将其环境层面也考虑进来，从经济和环境两方面综合考察集聚的综合绩效。而如何在绿色发展的现实背景下，设计合适的指标以全面体现集聚的综合绩效，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评估集聚在经济和环境方面的综合绩效是正是负、是大是小，只是研究的起点，探讨哪些因素提升了集聚的综合绩效，在追求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兼得”过程中可能更为重要，也更有现实意义。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政府的推动下，我国的市场化进展不断加快，市场化水平持续提升，在资源配置方式上逐步从市场为辅到市场为主、逐步从市场化“基础性”作用到市场化“决定性”作用。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而国内外的研究较少从市场化的角度分析其对集聚及集聚绩效的影响。
中国的市场化转型包含很多内容，其中的要素市场化改革、产权确立、中介组织发育、政府间市场分割减弱等，不仅会对经济发展带来正向影响，也会对中国的能源效率的提升、环境污染的减少产生积极效果。从这一角度看，市场化转型可能会对既考虑经济增长又关注生态环境的绿色发展有益。因此，本文在绿色发展的背景下，重点关注市场化转型对集聚的经济和环境综合绩效的调节和影响作用。如果政府推动的市场化转型发挥了“改革红利”，有效提升了集聚的综合绩效，那么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无疑是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双赢”的有效政策路径之一。
综上，本文在对已有文献拓展基础上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1）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发展背景下如何全面衡量集聚的综合绩效？我们从既关注经济增长，又重视环境污染的绿色发展效率视角，构建了全面反映集聚的经济和环境的综合绩效指标。（2）哪些途径可以改善和提升集聚的综合绩效，从而有助于双赢发展？我们重点关注了市场化转型对集聚的影响，指出市场化转型存在“改革红利”，通过调节作用正向影响了集聚的综合绩效，促进了中国经济的绿色发展。
二、绿色发展效率、市场化转型与集聚的测度
（一）集聚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综合衡量――绿色发展效率
鉴于其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增长率差异上的决定性作用，全要素生产率成为一个国家竞争力和发展能力的重要体现。如国内学者沈能等以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为因变量，从行业异质性的视角分析集聚的经济外部性绩效；周圣强和朱卫平分析了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约束的日趋强化，学者开始逐渐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或绿色发展效率作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标准。
考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绿色发展效率的本质在于“绿色+增长”，无论是绿色程度的加强，还是增长能力的扩大，都会体现在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上，因此，绿色发展效率更为契合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目标。于是，我们将绿色发展效率作为集聚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综合衡量标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给定生产要素消耗，如果集聚有助于获得更高（或更少）的GDP产值和更少（或更高）的环境污染，则绿色发展效率有所提升（或降低）。其中：更高（或更少）的GDP产值体现了集聚的正向（或负向）经济绩效；更少（或更高）的环境污染体现了集聚的正向（或负向）环境绩效；而绿色发展效率体现了集聚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综合衡量。
于是，评估集聚综合绩效首先要测度绿色发展效率。我们采用考虑环境污染排放的SBM-DDF模型来评估绿色发展效率。假设每个决策单元使用N种投入x=（x1，x2，x3…xn）∈R*N，生产出M种期望产出y=（y1，y2，y3…yM）∈R*M，以及排放1种非期望产出b=（b1，b2，b3…bl）∈R*l；在每一个时期t=1，…，T，第k=1，…，K个决策单元的投入和产出值为（xkt，ykt，bkt）。根据Tone[13J和Fukuyama and Weber，考虑资源环境下SBM-DDF模型为：
其中，（xt，k′，yt，k′，bt，k′）是决策单元k′的投入产出向量，（gx，gy，gb）表示投入要素压缩、期望产出扩张、非期望产出压缩的取值为正的方向向量，（sxn，sym，sbi）表示投入要素、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松弛向量，衡量投入要素过度使用、非期望产出过度产出及期望产出不足的量。模型给出的结果为绿色发展效率值的大小，数值越小表明绿色发展效率越高，数值越大表明绿色发展效率越低。
在以省级单元为研究对象的文献中，由于省份地域的空间尺度较大且内部差异性大，对集聚可能存在高估现象，而城市的集聚效应更为明显，同时对城市的研究也更具针对性。因此本文以中国277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测算绿色发展效率的各变量表征如下：期望产出为各地级市以2003年不变价表示的实际GDP；非期望产出为各地级市二氧化硫排放量；劳动投入量为各地级市年从业人员数；资本投入为各地级市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即通过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对名义固定资产投资额调整后得到。
根据上述变量选择和测度模型，得到不同城市的各年份绿色发展效率。限于篇幅，只对东、中、西部典型城市不同年份的绿色发展效率进行分析总结，测算结果见表1。表1中的数值越大，绿色发展效率越低；数值越小，绿色发展效率越高。表1显示，不同区域间的绿色发展效率有着显著差异且不同区域间绿色发展呈现趋同趋势。2003-2012年东部、中部和西部的绿色发展效率平均值分别为0.4、0.46和0.6，表明东、中、西部总体上在绿色发展方面存在差距，东部与西部之间的差距高于东部和中部的差距；另外，从2003年和2012年不同区域的绿色发展效率值来看，2003年东部比中部和西部分别高0.05和0.23，中部与西部之间的差值为0.18。而2012年东部比中部和西部分别高0.03和0.15，较之2003年东部与中部、与西部的差距分别降低0.02和0.07，中部和西部的差距也缩小到0.12，比2003年降低0.06。表明2003-2012年东、中、西部绿色发展效率的差距呈现出缩小趋势，不同区域的绿色发展呈现出趋同趋势。
（二）市场化转型的衡量与测度
为分析市场化进程对集聚绩效的影响，需要合适的变量来衡量中国的市场化进程。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市场化转型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但囿于相关指标的缺失，学者多使用市场化某一方面或某一层面来替代，如非国有企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非国有企业员工占总就业人数比重、非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总投资比重等。单一指标的运用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测度了市场化，但不能全面反映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为综合衡量城市市场化水平，本文借鉴李筱乐的处理方法，选用樊纲等的市场化综合指数作为市场化水平的测度。由于报告中没有给出各城市的市场化水平，只有各省市场化指数，使用各城市所在省份的市场化指数来表征各城市市场化水平。
通过对数据的初步分析，可以发现东部沿海地区的市场化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2012年东部沿海地区如山东、江苏、浙江等省份的综合市场化水平分别为9.14、12.82、12.65，中、西部地区如安徽、湖南、广西、甘肃等省份的综合市场化水平相对较低，分别为8.2、7.67、6.13、5.11。此外，从2003-2012年这10年的市场化进程来看，中、西部多数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快于东部发达地区，如河南、湖南、甘肃等2012年市场化水平比2003高71。51%、52.49%、54.02%，而天津、河北、广州等的市场化水平仅提高38.69%、32.68%、18.43%，显示出不同地区市场化水平的收敛趋势。
（三）集聚水平的衡量与测度
集聚是本文的另一关键变量。对集聚水平的测度，不同学者的选择不尽相同。如：陆铭和冯浩采用非农业人口基尼系数；刘修岩等选用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数即人口密度；周圣强和朱卫平同时使用就业密度、工业企业密度等多个指标来衡量集聚水平。本文借鉴范剑勇的处理方法，使用非农就业密度即单位面积非农从业人员数来衡量各个城市的集聚水平。
通过初步计算发现，同市场化水平一致，东部城市的集聚水平明显高于西部城市，如上海、北京、南京等的集聚水平分别为0.08746万人/平方公里、0.04356万L/平方公里、0.022302万人/平方公里，几乎是成都、昆明等城市的2～4倍。此外，各省份尤其是中西部省份都表现出省会城市“一家独大”的情形，如武汉的集聚水平为O.022541万人/平方公里，湖北省内其他城市的集聚水平除鄂州为0.01255万人/平方公里外，都没有超过0.01万人/平方公里。从2003-2012年各城市集聚水平变化趋势看，东、中部地区与多数城市集聚水平提高程度大体相当，均高于西部地区城市。
三、集聚的综合绩效：集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一）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如上文所述，我们使用绿色发展效率作为集聚综合绩效的衡量标准。考虑到集聚的不同阶段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所不同，集聚也可能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表现出非线性特征。于是，从绿色发展效率视角分析集聚的综合绩效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从整体上分析集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二是探讨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是否具有门槛效应。对前者的研究采用普通面板模型，对后者的研究中采用Hansen1999年提出的门限回归模型。
根据上述分析设定模型如下：
为利于计量结果的解释，上式中的GDE为绿色发展效率，即前文计算的绿色发展效率取负号后的数值，其数值越大，表示绿色发展效率越高。如果自变量系数为正，表示其对绿色发展效率有正向促进作用；如果自变量系数为负，表示其对绿色发展效率有负向阻碍作用。fnyjd为关键自变量――集聚水平，取各城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即非农产业就业人口数除以该城市总面积得到，由第二部分测算得到。τ1、τ2…τn为门槛回归模型中集聚水平的门槛值。I为指标函数。yeart为年份虚拟变量，t年份记为1，其他年份记为0。ζt、ηt和εit、μit分别为两个模型中的地区个体效应和随机扰动项。在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考虑以下控制变量：人均GDP（pgdp）、产业结构（cyjg）、环境规制（ers）、人均科技投入（psci）、外商投资（fdi）。
（二）回归结果和分析
采用stata12.0软件对上文设定的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相关结果见表2（限于篇幅，门槛值及自抽样检验结果没有列出）。表2中的模型1和模型2分别给出了集聚在整体上影响绿色发展效率和集聚自身门槛效应的回归结果。表2中的模型1同时计算了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下的回归结果，但豪斯曼检验表明固定效应更好，所以对模型1的分析以固定效应结果为准。表2中的模型1显示，集聚在整体上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为负，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当前集聚水平每增加1个单位，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值将降低6.77个单位。与已有研究得出集聚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作用的研究结论不同的原因在于，我们既考虑了集聚的经济外部性，也考虑了集聚的环境外部性。虽然单从经济效益来看集聚的外部溢出明显，但从经济和环境的综合外部性来看，目前的集聚水平不利于中国经济的绿色发展。控制变量方面，人均GDP、环境规制和人均科技投入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与预期结果相一致；产业结构和外商投资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二者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不明显。
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有负向影响，这是否意味着所有城市都要降低集聚水平呢？表2中的模型2显示，集聚对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无论是单一门槛、双重门槛还是三重门槛，集聚的回归系数都由正变负。根据门槛检验结果，以表2中的三重门槛结果作为分析基准，可以发现集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具有边际递减效应：当城市的集聚水平低于第一门槛值时，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回归系数为622.2698；随着集聚水平的提高，到达第一门槛值和第二门槛值之间时，集聚的回归系数降到111.9640；当集聚水平继续提高，介于第二门槛值和第三门槛值之间时，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依然起到促进作用，但系数下降为34.0683；当集聚水平进一步提升，跨过第三门槛值后，集聚水平的提高反而恶化了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此时，集聚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城市绿色发展效率降低6.7971个单位。
以上结果表明，当城市的集聚水平较低时，集聚会促进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但边际效应递减规律使其促进程度逐步降低，以致最终过度地集聚反而不利于城市的绿色发展。集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呈现上述特征可能基于以下原因：首先，在城市集聚化早期，一方面各类资本和大量劳动力向城市集中，导致城市单位空间内产出的增加和各类生产经营活动密度的提高，城市充分获得了集聚带来的规模经济和技术溢出的好处，经济呈现较快的增长态势；另一方面，城市在集聚化早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强，即使因发展经济给环境带来了一些破坏，依然处在城市自身的环境调节能力范围之内，城市在这一时期享有较快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拥有良好生态环境。于是集聚水平较低时，产业集聚会大幅提高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其次，随着城市集聚水平进一步推进，资本、技术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的组合在城市内部进一步优化，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但由于环境承载力的提升速度往往慢于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破坏超出了环境承载力，生态环境遭受破坏。此时集聚尽管依然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但经济规模增加所带来的环境负外部性使得集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积极作用逐步下降。最后，当集聚水平继续提高，生产要素在城市内部过于集中进而集聚的“拥挤效应”开始显现，导致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所降低。此时，伴随经济增长城市的能源消耗和污染物都在递增，已达到或超过城市自身资源环境承载力上限，生态环境呈现出不可逆的恶化，治理污染和恢复环境的难度不断加大，这时作为综合衡量集聚的经济外部性和环境外部性的绿色发展效率开始随集聚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恶化。
四、市场化转型背景下的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效率
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市场化的转型，我们主要探讨市场化转型对集聚的影响，具体分析时将市场化因素纳入考虑范围，研究其对集聚影响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调节作用。
（一）模型设计
为分析市场化进程对集聚的影响，以及市场化进程对集聚的“门槛”影响，在上文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集聚与市场化乘积的交叉变量，在上文模型2的基础上将门槛变量替换为市场化。得到如下模型：其中，market为市场化变量，来自樊纲等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报告》。其他变量的含义及来源与模型1、2相同。
（二）回归结果和分析
回归结果参见表3（门槛值检验结果限于篇幅，不再列出）。表3中的模型3的豪斯曼检验拒绝原假设，因此以固定效应的计量结果为准。可以看出，加入集聚和市场化的交叉变量后，模型3中集聚自身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即使在考虑市场化的前提下，当前中国城市的集聚水平在整体上依然不利于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集聚和市场化交叉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在集聚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市场化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将使集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正向作用提高1.272个单位。因此市场化对集聚正向作用的发挥有着积极效果。人均GDP、环境规制的回归系数和符号同模型1基本一致，二者的提高依然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起到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和外商投资同模型1一样，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人均科技投入的回归系数同模型1相同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3中的模型4的门槛回归结果表明，不论在单一门槛、双重门槛还是三重门槛中，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集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负向影响呈现出递减趋势。根据门槛值的检验结果，重点对市场化三重门槛进行分析。从表3可以看出，当市场化水平低于第一门槛4.630时，集聚水平每增加1个单位，城市绿色发展效率降低27.7960个单位；当市场化水平有所提升，介于4.630和第二门槛值8.387时，集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值的负向影响降到11.6173；当市场化水平继续提升，处于8.387和第三门槛10.420之间及市场化水平超过10.420时，集聚水平每增加一个单位，将使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值分别降低8.3753个和6.7231个单位，远低于市场化水平较低时集聚对城市绿色发展的消极作用。这表明随着市场化程度提高，集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负向作用在逐渐减弱，或者说，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升，集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积极作用具有递增趋势，这与表2中的模型2在不考虑市场化条件下，集聚自身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具有的边际递减效应有所不同。对于市场化的上述积极作用，我们认为是基于以下原因：城市集聚化的形成有两种模式，分别是政府主导下的“被动模式”和市场化运转的“自发模式”。当城市的市场化水平较低时，城市集聚化的发展主要由政府主导，而在追求政治晋升的锦标赛过程中，地方政府推动产业集聚的目的往往是当地的经济增长。为此，通常对投资本地的企业提供融资、土地、税收以及资源、环境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企业往往为寻求“政策租金”而“扎堆”在一起，这种集聚通常导致经济上的重复建设和过度投资，同时也带来了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集聚的经济性溢出和环境性溢出都受到抑制，因此集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具有较强的负向作用。随着市场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法律、制度等软环境逐步改善，城市的集聚化逐渐处于“自发模式”下，各种生产要素为追求更高的回报率在市场的调节下主动形成集聚，增强了产业的经济共生性，经济溢出效益明显。市场化除了对集聚的经济溢出起到促进作用外，也对集聚的环境溢出起到积极作用：产权的确定和加强以及要素市场化改革等激励企业转变依靠低成本能源要素和环保支出获取利润的增长模式，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会降低集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负向作用。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在既追求经济增长又需要绿水青山的现实背景下，仅考虑集聚的经济效益，或只关注集聚的环境效益，都有失偏颇，也不够全面。本文以考虑“增长”和“环境”的绿色发展效率作为集聚综合绩效的指标，考察了集聚对中国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探讨了市场化水平对集聚绩效的影响程度。不仅回答了“集聚是否影响了中国城市的绿色发展”，而且通过引入市场化转型这一变量，进一步回答了“集聚在什么条件下有助于促进城市的绿色发展”，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一、金融资产管理相关概念分析
金融资产管理，是指关于“优良”或者“不良”资产业务的管理工作。同时，在实际管理工作进行中，注重向服务对象提供单位信托、合伙投资、账户分立等多方面服务。而从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发展历程角度来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最早出现在1999年，主要的管理工作是处理银行不良贷款，后经过改革与发展，业务范围逐渐拓展到了“优良”或者“不良”资产处理的方方面面。例如：长城、信达等金融资产公司，就是从事金融资产管理业务的公司。2000年为了推动我国金融资产管理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政府机构颁布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对金融资产管理中的业务处理、资产评估、国内外投资、处置模式等方面作出了明确界定，但很少涉及市场化演变内容。
市场化演变，就是指一个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为了达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开始依据公司的资本、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寻找一条可转变为市场结构体制的路径。而市场化演变内容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其一是公司治理；其二是业务结构设计；其三是市场化演变效应管理。
二、金融资产管理的市场化发展趋势
（一）经营发展模式的转变
在我国金融资产管理领域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逐渐趋向于市场化方向演变。而在市场化演变时，逐渐转变了经营发展模式。
首先，为了达到市场化演变目的，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开始尝试引入商业思维和市场化理念。同时，努力开发了一个新的发展思路，对“优良”或者“不良”资产处理问题进行解决，并通过对产品和服务的提高，开创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其次，为了达到市场化演变目的，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在发展过程中开始尝试改变经营目标，即突破了传统“实现资产处置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定位，注重通过提高产品和服务的技术水平，为客户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项目，并从客户需求角度入手，与客户建立良好的关系，达到合作共赢经营目的。
再次，在市场化演变形式的推动下，我国金融资产管理逐渐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产品和服务开发方面。同时，在产品和服务开发过程中，注重分析市场发展趋势和客户需求。然后，结合分析结果，开发贴近客户、贴近市场的产品和服务，增强整体服务效果，且由此提高我国金融资产管理的市场份额。
除此之外，要想达到市场化演变目标，我国金融市场管理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必须拓展服务对象。即把银行之外的其他金融机构纳入到服务行列，向其提供金融资产管理服务，就此获得更多的客户群体，提高市场竞争力。
（二）功能定位的转变
在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市场化演变过程中，注重调整功能定位是非常重要的。而在功能定位调整过程中，应先改变金融资产管理的业务服务领域。即仍把不良资产收购、管理、处置作为主业，但适当增加一些金融中间业务和财务性投资业务。因为，在不良资产管理方面，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有一定的管理经验和优惠政策支持。所以，一旦发生金融资产管理风险，可对风险问题进行及时处理，降低经济损失。而中间业务和财务投资业务的增加，是市场化演变的必然趋势，它业务的核心是满足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一些高附加值的服务项目，提高客户满意度，为市场化演变做好铺垫。例如：财务顾问、融资顾等服务的增加，均是金融资产管理功能定位转变的一种表现，这种转变可以提高服务水平，也可从中获取一定的投资回报，提高金融资产管理中的经济效益。除此之外，在市场化演变的推动下，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在未来发展中，必须从市场需求角度入手，增加一些金融业务。例如：证券、信托、金融租赁、期货、基金、保险等等，这几种业务的增设，可更好的适应市场化发展趋势，最终提高金融资产管理中的利润增长幅度。
（三）体制和机制的转变
在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市场化发展道路上，只有适当转变管理体制和机制，才能降低金融资产管理中的风险问题。而在体制和机制具体转变期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在我国金融资产管理体制转变过程中，必须界定集团公司总部的风险管控职能。即集团公司总部，作为金融资产管理的“引领者”，应参与其市场化演变的各个环节，并对运营服务和资源整合、关键活?拥仁凳喙埽?就此保证市场开发合理性，稳固市场发展地位。同时，在金融资产管理风险监督期间，必须逐步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并在风险管理体系执行过程中，于各个主体之间构建一个“防火墙”，通过“防火墙”的构建，保证金融资产管理监督效果，维护客户利益不受到损害，达成市场化演变目标。
第二，在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市场化发展背景下，必须根据公司的业务发展状况，逐步完善金融资产管理办事处营销机制。即鼓励办事处，借助网络优势，开辟一条新的市场营销渠道，利用网络市场营销渠道，向客户提供不良贷款收购、管理和投资顾问等服务，提高整体服务水平，并由此拓展金融资产管理的营销面积，达到高效性产品营销效果，稳固市场地位。
关键词：高等教育；地方院校；人才培养；市场化转型
一、引言
中国高等教育通过市场化改革实现了大众化发展。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从2010年到2015年，全国普通高校（包括独立学院）从2358所增加到了2560所。2016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64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0%。高等教育大众化不仅改变了国家的人才结构，为社会输出了更多的人才，同时也减轻了政府的教育财政负担，大学可以通过市场和社会捐赠等多种渠道获取发展经费。但不可否认的是，大众化的高等教育对如何调整培养机制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预期却是比较模糊的,甚至还时有冲突。美国的大学在发展过程中先后借鉴英国和德国的大学制度，并在随后迅速超过具有几百年办学经验的欧洲大学且越办越好。综观美国的现代大学制度，其大学体系的办学自优势，多样性优势，产、学、研紧密关联优势就得益于市场竞争。正如耶鲁大学教授亨利•汉斯曼所认为的那样,“在竞争制度下,一个大学要发展,要吸引优秀的教师和学生,就要不断地提高质量。有竞争,优秀的人才才会得到公正的评价,才会有更充分的学术自由”。我国高等院校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市场化转型不单单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还以解决高等教育大众化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为目的，如教育质量下滑、大量的大学生结构性失业等。
二、地方院校人才培养的市场化
高等教育市场化就是在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和效益观念，有效激发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并以此实现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高等教育市场化的特点是以知识的应用为主要表现形式，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提升高校的核心竞争力，在办学定位、人才培养及社会服务等方面确立起更加适应市场的发展策略，争取竞争优势。市场竞争是在教育认证制度、大学排名体系、学生流动机制、人才流动制度、科研竞争制度、大学捐赠制度的规范和引导下进行的。市场竞争也实现了教育的公平竞争。笔者重点关注的是人才培养层面的市场化转型，参考国内高校近几年的发展建设，人才培养市场化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建立健全人才流动机制，以市场竞争为基础，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第二，建立健全学生流动机制，学生既是高等教育的“产品”，也是高等教育的“消费者”，学生有消费选择权，高校则要为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提供保障。第三，学科专业设置的市场化，学科专业建设不仅要考虑学校规模、办学层次等自身特点，还要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第四，建立健全绩效评估体系，并以市场的反馈信息作为主要参考之一。与重点大学相比，地方高校往往处于办学经费不足、办学层次不高、学校规模小、办学效益低的劣势，所以地方高校人才培养的市场化转型更需要忧患意识、创新精神以及突出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地方院校一般都本着服务地方的宗旨，与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联系密切。建设目标也是促使自己成为当地教育、科技、信息、文化的中心,成为地方知识传播和知识扩散的中坚力量。高等教育分层分类发展早已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办学实践所证明，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我国地方院校已经转向培养高层次应用性实用型人才，不再追求不同层次高校之间盲目的竞争。因此，地方院校教学观念、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因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而呈现出多样化。目前，培养应用性实用型人才，通常将专业成长模式，即职业、专业、课程的成长关系放在首位，以市场竞争原则优化配置教育资源，并根据社会的需要与市场的选择设定学科专业。政府通过宏观调控，结合考评机制来预防专业设置的短期行为和高等教育社会功能的弱化。
三、对人才培养质量的思考
大学生结构性失业一直是市场化转型期间地方院校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国家通过制定法律、法规以及一系列相关政策，来减少大学生结构性失业。作为地方院校，通过高等教育市场化转型，减少或消除大学生结构性失业还是要取决于办学定位以及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此外，在以市场竞争为基础实行人才流动与学生流动的条件下，人才培养的质量还是吸引优秀教师和学生的重要条件之一。市场化追求的是供需平衡，如果学生学习是“供方”，那么实践应用就是“需求方”，实践应用滞后于在校学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笔者认为，如何通过制度建设的完善，以及导向性政策的推行，有效解决学生在校期间培养与实际应用的脱节，为学生在校学习找到应用的“市场”，藉此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是提高地方院校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解决好这个问题，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深化：第一，将产、学、研合作教育落到实处，完善产、学、研相结合的办学模式，通过与社会和企业建立紧密的联系,将人才培养与科研成果的积累与转化结合起来，实现教育成果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统一。此外，在提高整体教育水平的基础上，分层次培养人才，研究生教育、本科教育、专科教育并举，通过专升本、考研、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等多种方式，满足学生对实践应用的需求。与此同时，注重学生个性化培养，使不同层次学生的培养达到“供需平衡”，并以此来减少学生流动的盲目性。第二，引入竞争机制后，高等教育系统日益复杂多样,需要进一步完善绩效评估机制，使之更加合理、更加有效，并在执行时落实到位。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以及自由的学术风气，稳定师资队伍，提高师资队伍的素质，为人才培养的“供需平衡”提供保障。第三，人才培养的“供需平衡”，还要考虑学生毕业之后社会需求的预期，社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人才培养除了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和创新精神，还要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以适应终身学习以及自由择业的需要。综合素质培养不仅包括科学素养的培养，还包括人文素养的培养,不能设想一个没有高尚精神生活的人,能在科研和工作中做出重大贡献。同时,也不能设想,一个没有科学素质的人能自觉营造丰富的精神氛围。
参考文献:
[1]唐卫民,彭万英.大众化背景下我国地方高等院校的专业转型[J].辽宁教育研究,2008,(4).
[2]张华.美国大学市场化竞争及其启示[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2,(6).
政策性银行改革初衷
政策性银行并非中国特色，世界上第一家政策性银行诞生于1894年的法国，“农业信贷互助地方金库”的成立，标志着政策性银行正式诞生。中国三大政策性银行于1994年先后成立，为经济体制改革转轨服务，使当时的工农中建四大专业银行能够摆脱政策性贷款的业务，以协调政府与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关系、提高整体金融运行效率。三家政策性银行起初的定位清晰：国开行定位于支持国家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支柱产业等重点领域建设；口行支持外贸；农发行支持农业发展。区别于其他银行的是，这三家银行不吸收存款，主要依托国家信用发行债券融资，再发放贷款。应该说，自1994年成立开始，政策性银行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积极承担了增强宏观调控、实现政府发展战略目标，促进国有专业银行商业化改革等多重使命。
随着中国经济和金融环境发生变化，政策性银行的发展模式也面临着改革的压力。在2007年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我国正式确立了政策性银行向商业化转型的改革思路，期望可以探索出一条发展新路，以求在政策性及商业化经营管理之间求得平衡。当时政策性银行改革转型主要是出于以下几点考虑的。
缺乏健全的资本金补充机制，资本充足率偏低。我国政府没有建立起对政策性银行动态注入资本金的制度。与国外同业相比，我国政策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普遍偏低，其中农发行的资本充足率最低，口行的资本充足率只有2.26%，并且农发行和口行都没有根据五级分类标准提足呆坏账准备金。
内部公司治理结构尚未建立。按现代银行制度的要求，我国三家政策性银行在治理结构的建设方面尚有较大距离，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完备的内控机制和风险管理体系等。从世界来看，1/3的政策性银行亏损和大量不良资产导致了其业务和经营的不可持续性。目前，农发行还没有成立董事会，监事会属于外派制，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三会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业务经营已不适应经济发展变化。国开行在“两基一支”领域的传统业务已经受到商业银行的竞争，而经济社会发展对开发银行又提出了新的融资需求，如“走出去”、社会瓶颈等领域。进出口银行传统的政策性业务已不能适应我国对外贸易和口行发展的需要，主要表现在当时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显著提高，不再主要依靠政策性贷款支持；传统政策性金融业务比重大幅下降，以支持“走出去”为主的自主经营业务迅速上升。农发行虽然逐步开展了一些与其职能相关的商业性业务，但业务管理上，并没有对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从制度上加以区分，增加了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混合经营的道德风险。
商业化转型之路
政策性银行是在当时的特殊局面下，以承担特殊的历史使命而诞生的，随着我国实现市场经济的步伐加快，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外部环境已发生变化，金融业伴随着创新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此，政策性银行主要的目标和任务已经发生重大的、实质性的变化。尽管政策性业务的需求仍然存在，但在量上已经有所减少。同时，外部条件的巨变导致在发展的过程中农发行的业务已经与其他涉农类金融机构同质化，由于做大做强的惯性导致业务发展方式上，主要的介入项目也都倾向于大型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某种程度上来讲，商业化的转型之路已有倒逼之势。
但是有一点比较明确的就是，中国的国有银行经历了股份制改造成为上市银行之后，已经逐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公司治理体系，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间的独立运作、相互制衡的治理机制也逐步形成，市场化转型思路还是较为清晰的，经营模式也向市场化靠拢。但是与商业银行的转型之路所不同的是，中国的三大政策性银行主要通过在银行间市场发行金融债券来筹资提高贷款来源，这种负债模式本身不具备参与市场化竞争的基础，因此，中国的政策性银行转型之路在不断摸索中逐渐清晰起来，其改革之路可以概括为商业化转型、市场化运作。一方面，通过商业化经营模式的转型，能够彻底明确金融机构本身的市场属性和自身定位，使之真正以市场主体的身份出现在金融业务活动中，真正以市场运行规则激励和约束自己的业务行为。另一方面，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商业化转型也将进一步优化金融市场秩序，从而提高市场整体效率。
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深入，更多的投资领域被放开、更多的建设项目采用了商业化的模式，与这种形势相适应，商业化金融业务有条件向一些基础建设和大型项目方面提供服务，能够覆盖更加广泛的经济领域。商业化强调的是经营模式、管理效率要商业化，通过商业化提升公司的治理水平，强化其内部的资本约束，最终的目的不是要他们变成商业银行。就农发行来看，商业化体现在：自主选贷、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分账经营，其中的准政策性贷款并非真正是农发行自主发放的，很大程度上仍是执行政策性任务。但要实现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的泾渭分明也绝非易事，划分的技术难度极高。政策性银行的商业性往往依托于政策性业务，两者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比如，国开行在商业化转型之前的主要政策性业务就是做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但到2009年政府融资平台成为各家商业银行争相放贷的优质对象。
由于转型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与障碍，在随后的争论中，关于政策性银行改革逐渐形成三派专家观点。一种是强化论，认为政策性金融不可或缺、不可替代，政策性银行应该集中精力做政策性业务，执行政府的意图；另一种是保留论，认为政策性银行改革的核心是强化考核和监管，促使其以市场化的方式来完成政策性任务；第三种是转型论，认为应该彻底走商业化道路。但是，国开行率先探索实行商业化转型之后，又再次陷入了商业化转型“进退两难”的症结，主要核心问题就是国开行负债来源单一、缺乏经营网点、国开债的债信问题难以解决。负债管理是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重要内容，资产负债管理的能力决定了一家银行的业务经营水平和流动性管理能力，也是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国开行的商业化转型之路势必与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有所区别，也就只能寻找一个折中方案。
应该说，通过初次的转型改革尝试，政策性银行也开始涉足自营业务领域，并且对政策性业务与自营业务实行分账管理，在风险管控、经营考核上也有区别，市场化的运作理念已经形成，并带来了发展的新活力，其效果还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鉴于政策性银行承担了服务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关键时期的重大项目，盈利目标问题存在比较大的障碍。因为即使通过引入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使得政策性银行和商业性银行在管理方式、经营方式上基本相同，但是其在盈利水平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方式上有所不同。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追求利润最大化，体现为股东利益最大化和国家利益最大化。而政策性银行则是保本微利，需要完成国家一些特定的任务和政策，为企业承担一部分风险。毕竟，政策性银行的业务范围与股份制商业银行还是存在一定差别，其政策性的逆周期调节作用还是具体无法替代的作用，对促进经济发展的贡献仍十分突出。
如何走下去的第三条道路
随着“一行一策”思路的深化改革方案的落地和注资完成，三家政策性银行的改革路径也基本清晰，此次改革聚焦政策和定位更加突出，央行通过债转股方式的注资进一步夯实了政策性银行的资本实力和抗风险能力。下一步，随着改革方案的逐步实施及配套政策的出台，三家政策性银行还需要进一步健全治理结构、约束机制、内部管理，稳步提升金融服务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从而在支持外贸发展、实施“走出去”战略、服务“三农”、推进城乡协调发展、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等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关于功能定位。国开行将开发性金融的发展方向和战略定位通过深化改革加以明确。未来，国开行将坚持开发性金融机构定位，适应市场化、国际化新形势，充分利用服务国家战略、依托信用支持、市场运作、保本微利的优势，进一步完善开发性金融运作模式，对市场盈利不足但国际战略需要的项目给予支持，加大对新型城镇化、棚户区改造、“两基一支”、走出去的信贷支持力度。口行与农发行的改革方向主要是强化政策性职能定位，坚持以政策性业务为主体，审慎发展自营性业务。对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实行分账管理、分类核算。进出口银行将加大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持力度，农发行则需要重点支持粮棉油收储和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应该说，三家政策性银行的改革基本上回归了成立之初的本源，开始全力聚焦于政策性职能，以服务国家战略为优先，加大对经济建设的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
关于资本补充。资本充足率是衡量银行抵御风险能力的重要指标，按照巴塞尔协议Ⅲ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要达到8%，核心资本充足率达到4%。我国银监会对于非系统重要性银行资本充足率最低要求为10.5%，但是当前三家政策性银行资本充足率还处于较低水平，仅有国开行的资本充足率达到9%以上，资本充足水平是保障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支撑，因此，此轮改革在确定政策性只能与开发性职能定位的基础上，进一步夯实了政策性银行的资本实力，以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其中，农发行采取内源融资和国家注资相结合的方式，设立资本金补充计划。国开行和进出口银行通过外汇资金债转股的方式补充资本金，改革还将逐步完善其在市场发行政策性金融债渠道，建立资本充足率约束机制和动态资本金补充机制来解决发展可持续问题。
关于完善公司治理机制。董事会是公司治理架构中的决策机构，承担经营和管理的最终责任，重点在战略决策、高管管理、薪酬管理和风险管理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监事会是公司治理架构下的监督机构，重点监督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及其成员的履职尽责情况、财务活动、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等。应该说，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健全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相对独立、相互制衡，权责清晰明确、运作规范高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对于商业银行市场化运作至关重要。目前来看，除了国开行已经设立了董事会外，其他两家政策性银行均未设立董事会，监事会采取外派监事会制度。改革后，农发行和进出口银行将会按照规定设立董事会，并强化董事会的职能，维持现行的外派监事会制度，建立市场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与激励约束机制。同时，处理好发挥好党的领导与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的双重性。
关于完善风险补偿机制。政策性银行在经营过程中承担了很多服务国家战略的政策性业务，在前期对政策性业务和自营性业务实行分账管理、分类核算的基础上，改革后将对政策性业务和自营性业务建立不同的风险分担机制。自营性业务参照市场化管理方式，将自行承担风险，国家不给予补贴。政策性业务及项目可以采取建立补偿基金池等风险补偿方式解决挂账等问题。同时，改革后，政策性银行也将进一步建立完善风险评估和避险机制，强化风险预警、监测和管理体系。
关键词：航天企业；共青团；青年；二次创业
一、 航天企业基层团组织存在的问题及原因的分析
（一）航天企业团组织工作定位需要调整。随着航天企业改革不断深入，经营理念、经营体制、管理思想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未来十年，航天企业在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将趋于完善，市场化原则将渗透到方方面面，企业管理信息系统不断升级，企业的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将不断提高。新时期下的航天企业对基层团组织提出更高的要求，一方面航天企业管理现代化需要共青团工作内容和流程的深度适应；另一方面在新形势下，航天企业需要团组织尽快把青年人才转化为企业核心竞争力，把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资源优势，推进企业转型持续发展。
（二）航天企业团组织的服务水平和能力需要提升。随着时代的发展，青年的视野更加开阔，在学习、生活、工作和发展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加，对服务的质量和层次的要求越来越高。一方面，青年成长成才和职业发展需要团组织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另一方面，青年参与企业发展建设，遇到一些工作和生活的困难，也需要团组织帮助解决。与青年这些需求相比，现在基层团组织的服务功能较弱，在服务能力上存在较大的差距，不能完全适应青年大众的需求。
（三）航天企业团组织的工作方式需要创新。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当代青年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加，青年的精神文化需求呈现多层次、多样化、多方面的特点。过去“你讲我听”的思想教育模式和普通实践活动很难达到预期效果，与时代的发展和青年变化相比，共青团工作在方式、方法、手段和机制等方面需要加大创新力度，教育和引导团员青年在实现组织目标和个人发展共赢方面需要不断寻找最合适的切入点和结合点。
二、 做好航天基层企业共青团工作的几点思考
面对航天企业市场化转型的现状和趋势，基层团组织需要从工作定位、工作方法、组织建设等几方面实现转型，增强组织和个人适应能力，把团的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的资源优势，组推航天企业二次创业和市场化转型。
（一）在融入中心工作和服务科研生产大局中找准定位。
新形势下，在适应企业现代化管理的基础上，要在思想观念、工作内容和组织目标上找好定位。
思想上，航天企业共青团要在经济建设的全局、科学技术的发展、青年的成长与成才等层面去想问题，把“融入中心，服务大局”作为企业共青团工作的出发点。工作上，企业共青团要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建设和经济效益提高开展各项工作，同时促进青年成长成才，尽可能提高产品质量、产品价值和产品利润，促进企业持续发展。组织目标上，企业共青团要打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青年精神的活动精品，凝聚青年力量，保证组织目标的顺利实现。
（二）在航天企业市场化运行规律中创新工作方式。
基层团组织处于航天企业转型的大环境中，要更好的发挥作用，就必须将自身融入航天企业管理机制中去，与航天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同步推进，协同运作，不断创新工作方式。在工作方法上，要善于运用企业的各种平台工具，勤于实践，勇于探索，创新适应现代企业管理的工作途径。现结合企业实际情况，从新方式引导青年、新环境助推青年成才、新思想创新团组织活动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团工作创新。
新方式引导青年。坚持对青年思想引航，建立党政工团齐抓共管和上下联动的有力工作机制，结合青年思想敏锐和上进心强等显著特点，团组织要以企业文化为内核，将企业文化、奉献精神、市场化竞争意识、产业化发展思维和二次创业相结合，通过论坛、微博、微信和微电影等青年易于接受的方式，开展不同类型研讨，帮助青年树立崇高理想信念，使青年在“感知、感悟、传播、践行”的实践中，塑造自己，影响他人，在潜移默化中成长为企业事业的合格接班人。
新环境助推青年成才。在岗位上学习创造，在岗位上成长成才，不但是青年普遍愿望，更是企业对青年的要求。随着企业改革发展，企业对青年的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要求越来越高。企业共青团服务青年，就是要让他们在企业中尽快成长成才。给青年创造条件环境，鼓励和支持青年学习本行业本岗位需要的新技术、新知识；通过开展形式多样岗位练兵和技能评比等活动，帮助和促进青年成为行家里手。同时，引导青年在岗位上，以主人翁意识参与企业管理，实时给企业发展建议，让企业能够持续发展，最终实现青年岗位成才的服务目标。
新思想创新团组织活动。共青团活动是团的生命和活力所在，要以社会和航天企业的重大事情和重要时间为契机，全方位、多层次开展青年喜欢的观展观影、体验旅行、沙龙论坛和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活动，教育、激励和凝聚青年，不断增强青年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凝聚力，促进青年的个人理想与企业的价值观融合，点燃青年工作激情。
（三）在航天企业管理不断优化过程中创新团的组织建设。
随着航天企业市场化不断深入，航天企业基层共青团的管理模式要从行政化向科学化转变，形成优化的团管理工作格局，逐渐从纵向管理向网络式管理转变。要把团组织工作和企业人力资源开发有机结合起来，充分运用信息技术，使团的组织生活和工作突破时间、空间的障碍，利用青年员工不同空余时间段开展团的工作，完善团的制度建设，建立基层团支部量化考核制度和学习制度等，编制常规的标准工作手册，以机制改变来保障团的组织建设跟上企业现代化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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