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5 09:27:35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乡村文化的价值，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根据以上现状，笔者认为必须因地制宜，首先是政府要重视乡镇文化站的建设，建立健全乡镇文化站的功能，发挥乡镇文化站的作用，然后是文化站要从当地情形出发，制定乡镇文化建设的具体内容和活动深度，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一、乡镇党委政府要提高对做好基层文化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加强领导，加强乡镇基层文化工作
有些少数乡镇党委领导，由于对做好基层文化工作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在不是经济条件制约的情况下，乡镇文化站及基层文化工作发展滞后。因此，加强乡镇文化站及基层文化建设，首先是乡镇党政领导要提高对做好文化站及基层文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认识提高了，措施得力了，工作也就上去了。
二、乡镇文化站要保持与上级文化主管部门及文化馆、图书馆等单位的密切联系，对乡镇文化站的建设起行政及业务的指导作用
文化站也要积极配合上级举办的各种科学、艺术、文化节等活动，向上级反馈乡村文化活动情况，及时得到主管部门的指导，同时收集各种信息，进行必要的文化活动内容的调整与活动形式的更新，及时将外面先进的信息资源传递到乡村，使农民开阔眼界，拓展思路，与时俱进。
三、加强文化站队伍的建设
培养一支高素质的专业人才队伍是做好文化工作的关键，乡镇文化站的文化员是弘扬先进文化的传播者，是当前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排头兵。首先要加强自身成员的学习和提高，积极参加上级文化部门举办的各类培训班、函授班及加强个人业务自修，不断学习，巩固和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和业务技能水平。同时，要学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基础知识，并不断提高自身的知识结构，掌握先进的文化知识和农业科学技术，加强组织活动能力的培养，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使自己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和科学头脑，使农民能信任自己，让他们产生亲切和依靠的感觉。只有这样，各种文化建设活动才能顺利地进行下去。
四、狠抓村落文化建设
村落文化的建立是整体乡村文化建设最基础的单元，村落文化是沟通社会与家庭的桥梁，村落文化是农民学习和传播知识的理想场所，是培养四有新人的重要载体，村落文化的发展便于农民直接参与，增进人与人、家庭与家庭、家庭与社会之间的沟通、交流与合作，同时可以调动农民学文化、学科学、学技术的积极性，可以增进邻里之间的团结友爱，互相协作精神，是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前哨阵地。因此，乡镇文化站应随时与农民保持联系，了解农民的知识需求和精神需要。与农民一起根据当地的人文特点和经济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切实可行的活动方案。
五、企业文化的建设
应对企业文化与农村群众文化事业的繁荣起到积极的作用。企业文化和农村群众文化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乡镇企业的崛起及经济实力的日益增长，必将有力地推动乡镇文化以至农村整个群众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化站要利用文艺手段和方式，协助企业组织一定规模的业务活动和联谊活动，协助培训文艺人才，围绕企业文化开展宣传，扩大企业的知名度，使有关企业从中利益，乐于在经费上对农村文化事业作出反馈。这就为文、企双方长期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新农村整个群众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六、乡镇文化站要做伯乐，及时发现人才，培养村落中新的文化和科技带头人
文化站的成员不能呆在办公室里，必须保持走乡串村的良好习惯，甚至到田头地边去与农民交流，做农民的好老师和好朋友，激发农民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积极性。帮助鼓励村级文化室的建设，有条件的村要加大对文化室的投资力度，建力各类活动室，使农民有地方去，有地方学习。
综上所述：乡镇文化站是一种多层次、多视角、多文化的复合型基层文化单位。是一种以国办文化为主导，以精神文明为核心，以文化网络为布局，以文化设施为载体，以文化队伍为主体，以提高新农村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素质，满足最基层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丰富农民业余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
关键词：传统文化 价值取向 阶段要求 内容方法
DOI：
10.16657/ki.issn1673-9132.2016.09.116
“传统文化”是指在中国历史上积淀下来的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具体表现为世代相传的具有延续性、稳定性和独自特色的道德观念、民风民俗以及语言艺术等，包括：古诗文、曲赋、书画、武术等。
传统文化教育要按照教育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的要求分阶段有序推进。
一、传统文化教育的阶段要求
小学低年级阶段（1―3年级），诵读浅显的古诗，获得初步的情感体验，感受优美的语言;了解一些爱国志士的故事，知道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节日（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了解家乡的生活习俗;初步了解传统礼仪，学会待人接物的基本礼节。
小学高年级阶段（4―6年级），诵读古代诗文经典篇目，感知内容，理解大意，体会其意境和情感;了解中华民族历代仁人志士为国家富强、民族团结作出的牺牲和贡献;知道重要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和家乡生活习俗变迁;尝试运用喜爱的艺术形式表达情感。
初中阶段（7―9年级），要以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能力为重点，提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度。诵读古代诗词，初步了解古诗词格律特点;阅读浅易的文言文，注重积累、感悟和运用，提高欣赏品位;知道中华民族的重要史实和发展的基本线索，理解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尊重各民族传统文化习俗;学习临摹名家书法，体会书法的美感与意境;欣赏传统音乐、戏曲、美术等艺术作品;了解家乡传统习俗的文化内涵。
小学低年级主要以诵读了解为主，小学高年级主要以理解体会为主，初中阶段主要以感悟欣赏和体验为主。为了达到不同阶段的教育目标，与之相适应的教育内容就显得非常重要。
二、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
中小学阶段的传统文化经典教育主要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1-3年级;第二阶段，4-6年级;第三阶段，7-9年级。
具体来说，小学阶段应该以传统启蒙教材和浅近的古诗词作为主要学习内容。在小学低年级，以养成儿童良好的习惯为目标，学习内容主要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等为主，另外可适当选修适合学生身体发育特点的武术（其中必学“五步拳”）、绘画（折纸艺术）和音乐、书法等。在小学高年级，以掌握一定的传统文化知识、感受祖国语言的优美和精致、增强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为目标。学习内容主要以“四书”为主，选择其中一些篇幅短小、比较贴近学生实际生活的篇目。技能方面则以培养简单的动手模仿为主，如武术中必学“初级三路长拳”和“八式太极拳”，绘画方面以初级剪纸艺术为主，音乐方面以中国古典名曲欣赏与器乐演奏为主，以及简单的书法入门教育等。
初中阶段可以继续选读“四书”和诸子，尤其是一些古诗文名篇，如《道德经》《礼记》《庄子》《楚辞》《唐诗》等，让学生在诵读的基础上体味传统经典所具有的跨越时代的生命力，感受传统文化丰富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魅力，感悟并了解传统的审美精神、审美理想、审美情趣等，从而热爱经典，热爱经典诵读。技能方面也相应地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综合、由模仿到初步的创新为主，强调协调、力度、准确性和美感。
三、方法措施
由于不同阶段的传统文化教育有着不同的具体要求，而整个义务教育阶段应是分层推进、一脉相承的，因此，作为起始和衔接过渡阶段的小学一年级、三年级、六年级，初中七年级、九年级，就成为相应阶段的关键时期，做好这些时期的引导教育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口诵心惟，知行合一
传统文化的教育要遵循一定的方法，最主要就是引导帮助学生口诵心惟，学以致用，以实现修身养德、完善人格的教育目标。
以经典文本（即通常所说的古诗文）的教学为例。古诗文教学的主要方法就是引导学生口诵心惟，学以致用，也就是知行合一。诵就是把书背下来，诵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吟咏以声节之”，经典古诗皆能“和乐歌之”，这就是吟诵。而心惟就是思考，就是慎思明辨，切己省察。读了、背了、思考了，然后再去“笃行”，这才是真正的“知行合一”。经典教学要克服语文化倾向，即用教语文的方法教经典――以文本分析为主，强调字、词、句、段、篇的概括与理解，强调听、说、读、写能力的训练，否则必使经典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二）传统文化经典教育要与学校德育、心理健康教育结合起来
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完善健全的人格。在具体操作中要克服传统文化经典教育德育化倾向，防止将经典教育变成空洞的说教，从而导致说与做相互脱节。
（三）注重学科渗透
经典教学还要倡导“学科牵手”，即将传统文化经典渗透在各学科之中，注重学科互相配合，牵手合作。比如，经典名句诠释政治哲理，古典名题丰富数学课堂，书法课引导学生拿起毛笔抄写他们最喜欢的经典内容，美术课引领学生用画笔再现经典诗词的意境（意象与情境）等。这一切，都将对中小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四）传统文化经典教育要根据学校实际，做到因时、因地制宜
1.将传统文化教育与学校集体活动结合起来。根据学校实际开展“庆国庆经典诵读”“师生太极拳比赛”“学生汉字听写大赛”“课前经典诵读”等活动，从一定意义上改变了个别领导和部分家长、教师固有的“把时间用在无谓的活动上，难怪成绩上不去”的思想。学生快乐了、阳光了，学习上更有动力了，成绩自然就提高了;集体意识强了，凝聚力高了，自制力相应就好了，就不愁打架滋事违反纪律了。
2.利用校园广播传播传统文化经典。学校“校园广播”可设立“每日一歌”“经典诵读”“评书欣赏”等版块，其中“经典诵读”部分的内容与学生每天15分钟专门的经典诵读课内容、进度相一致，这样，既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又使经典诵读落到实处。
3.还可结合农村地区的特点开设相应的地方课程，如劳动技术课中对农具的认识、园艺及传统编织技艺的学习等。
总之，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虽然来自过去，但对象却在当下，从所要实现的目标来说，则更是要面向未来。因此，找准传统文化教育的关键节点，高效利用其对农村中小学生价值取向的影响，就能很好地实现这一目标。
参考文献：
[1]鲁洁，王逢贤.德育新论[J].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10）.
[2]张鹏举.应当正视传统文化教育的现实问题[J].中国教育报，2014（10）.
关键词：多元化；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文化
中图分类号：G5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1）10-0008-04
2001年，我国启动了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这次课改必须从深层的文化层面对整个基础教育课程文化，尤其是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的课程文化进行重塑，才能保证新课程改革整体、持续、有效地推进。民族贫困地区农村是一个多元文化汇集的场所，其文化背景的特殊性就在于民族文化、农村文化、贫困地区文化等地方文化与国家主流文化――汉文化和世界普世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在这样的多元文化背景下，民族贫困地区农村的基础教育课程也应当紧跟时代的潮流，借鉴多元文化背景下教育的先进理念，实现课程目标文化、课程内容文化、课程实施文化和课程评价文化的多元化。
一、课程目标文化多元化
课程目标在教育目标的四级体系中位于第三级，主要指各科类、各学科的教育目标。课程目标文化反映了课程在选择或建构文化的过程中的价值取向。适应21世纪的多元文化的发展趋势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多样化、多层次人才的需求，新课程倡导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维课程目标体系，其本身就体现着多元的思想；而在三维课程目标的内部，也应当在微观的层面上体现出多元的思想。
1．知识与技能目标的多元化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中对知识与技能目标的要求是使学生具有适应终身学习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在知识方面，其具体内容《纲要》中并未明确提及；而在能力方面，则具体包括了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从宏观上看，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的文化背景构成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民族文化，二是国家主流文化，三是世界各国的文化。从这三个层面，我们总结了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知识与技能的三个独特目标：①掌握各少数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的知识，培养学生在多元文化社会中和谐共生的能力；②掌握国家主流文化――汉文化的知识，培养学生跨文化地适应主流文化的能力；③掌握世界各国先进文化的知识，培养学生批判地理解与欣赏异文化的能力。
2．过程与方法目标的多元化
新课程改革的具体目标之一是“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1］。这是从过程与方法的维度对新课程的课程目标文化做出了描述：由接受学习转变为自主学习、由死记硬背转变为探究学习、由机械训练转变为体验学习。我们认为，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的过程与方法目标，除了要遵循新课程的基本理念外，还应当突出地方特色，重点推行合作学习和体验学习，以适应民族贫困地区农村特殊的多元文化背景。
合作学习一般都会采取小组合作的形式，具体步骤是：明确合作学习的任务，小组的分配，小组内的互动、组间互动和师生互动，总结与反馈。小组合作学习的关键在于小组的分配，应遵循“组内异质，组间同质”的原则，即通过将不同性格特征、不同行为风格和能力水平不同的学生组合成一个小组，保证每个小组各方面的情况相当，减小各个小组之间的差距。体验学习是一个从直接经验中获取知识与技能、提升自我价值的过程――学习者亲身经历、体验某一学习情境，在这一情境中自主地反思客体、反思自我，进而把握事物与自身的关系，感受生命意义、提升生命价值。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的多元化
情感、态度、价值观在心理学上是三个相互关联、逐步内化的概念：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满足自身需要而产生的体验；价值观是一个人对客观事物的意义和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态度是人们在自身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基础上对事物的评价和行为倾向。新课程要求学生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社会主义法制意识，社会责任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创新精神，科学和人文素养以及环境意识等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这也是当代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对于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学生来说，他们所接触的多元文化，依据文化的内化程度可以分为自身文化和异文化两类。对这两种文化应该持有什么样的情感，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这两种文化，进而形成怎样的文化价值观，这是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目标文化重建的核心所在。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应强调两个方面：一是形成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自尊心和自信心，树立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二是形成对异文化理解和尊重、包容和接纳的态度，树立开放的全球意识和世界公民意识。
二、课程内容文化多元化
课程内容在我国指各门学科定的事实、观点、原理和问题，以及处理它们的方式［2］。这一定义明确了课程内容的研究范围，包括对各门学科的事实、观点、原理和问题的选择――课程内容的构成，以及对这些事实、观点、原理和问题的处理方式――课程内容的组织。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内容文化的重建，应当实现课程内容构成和课程内容组织的多元化，体现出地方文化的特色。
1．课程内容构成的多元化
课程内容的构成从本质上说就是课程内容中包含了哪些文化。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在课程内容构成方面应该提倡多元化，将少数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国家主流文化和世界先进文化共同纳入课程体系中，实现课程“文化选择”的多元化。由于民族贫困地区农村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在对基础教育课程内容进行选择时，除基础性、科学性、可教性、可学性等基本要求以外，还应当遵循以下的特殊原则：首先是价值性，即选择人类文化中最有助于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学生形成跨文化交流的知识经验进入课程，以帮助他们应对现实社会与未来社会的挑战；二是开放性，即课程内容应呈现各种不同的文化，让学生从狭隘的文化视野中解放出来，以开放的胸怀去欣赏和接纳不同的文化；三是适应性，即课程内容的选择应贴近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学生的文化背景，符合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学生的经验、兴趣和需求；四是公正性，即课程内容的选择应力求科学、客观、合理，使所呈现的各种文化都保持其真实的面目，避免对异文化的偏见和歧视。
2．课程内容组织的多元化
在依据课程目标选择好课程内容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组织这些课程内容，使之成为一个合理有序的知识体系以利于学生的学习。课程内容的组织必须处理好三对矛盾：垂直组织（课程内容逐步加深的表达次序）和水平组织（不同学科课程内容之间的横向联系）的关系，逻辑顺序（依据学科知识的内在逻辑组织课程内容）和心理顺序（依据学生心智发展的程度组织课程内容）的关系，直线式（把一门课程的内容以环环相扣、直线推进、不予重复的方式进行排列）和螺旋式（把一门课程的内容以逐步扩展、螺旋上升、回环反复的方式进行排列）的关系。综合考虑这三对课程内容组织中的矛盾，结合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所处的特殊文化背景，我们提出了三种课程内容组织的方式作为参考。
（1）直线推进式。直线推进是一种最简单的课程内容组织方式，即将经过选择的课程内容依照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的顺序依次排列，形成一个逐级推进的直线序列。
（2）核心辐射式。核心辐射的课程内容组织方式，就是将课程内容分成若干个单元，每个单元都有一个核心的主题，其余的文化知识都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即由核心主题向外辐射的课程内容组织方式。
（3）立体整合式。立体整合的课程组织方式是在核心辐射式的基础上，将各个知识单元依照一定的逻辑整合起来，形成一座立体的“知识大厦”，大厦中的各个单元相互联系而又相对独立，错综复杂却又井然有序。
三、课程实施文化多元化
新的课程设计出来之后，必须付诸实施才能体现出它的价值。关于课程实施的含义，目前在课程研究中比较流行的有两种观点：一是变革理论，认为课程实施是课程计划付诸实践的过程，因而把研究的焦点集中在了课程实施中发生变革的程度和影响变革的因素上；二是持“大课程”观，持此种观点的学者们认为课程实施就是教学，教学包含了课程实施的全部。无论哪种观点，我们都不能否认，课程实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一种镜式的反映，变革和教学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实施者的课程理念和工作风格――这就是所谓的课程实施文化。
1．变革模式的多元化――合作的课程变革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对课程变革影响因素的复杂性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课程变革涉及了多方面的因素，不仅包括了新课程的设计者、决策者，还包括了课程变革的执行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而在民族贫困地区农村所进行的课程变革，受民族文化、农村文化和贫困文化的影响，其过程更比一般地区复杂得多，这就需要课程变革兼取众家之长，以更为综合的方式――合作的方式来实施。这种合作的课程变革是一种策略，以寻求教育系统之内以及教育系统和其他社会部门之间的全面合作。
传统的课程变革是一个由外部专家（主要指课程专家和教育行政人员）规定，然后传递给教师，再由教师传递给学生的一种方式。显然，在这样的变革系统中，相关因素之间呈现出的是一种单向度的线性关系。课程成为了外在于课程变革体系的附属品。而在合作的课程变革中，没有人掌握标准答案，也没有人是绝对的权威，每个人都可以从各自的立场和角度贡献自己的意见。这意味着合作的课程变革不仅需要外部专家的领导，更需要教师、学生和家长的共同参与，形成一个以课程为核心的相互关联的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中，课程、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交往互动的，外部专家和家长作为课程变革的合作伙伴，也共同促进着课程品质的提升。
2．教学模式的多元化――多语多文型“双语教学”
多元文化思想要求平等地对待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和文化。要实现这样一种“平等”，就必须实施双语教学。可以这样说，未来的学校课程将会是多元文化课程，而双语教学，无疑是未来国际社会多元文化课程实施的主要途径。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受到了来自国际的多元文化的挑战，于是，在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的双语教学中渗透国际语言――英语，发展民、汉、英的多语多文型“双语教学”就成为了新课程在民族贫困地区农村推行的当务之急。
“多语多文”中的“语”即语言，是人们以语音为基础的交际工具；“文”即文字，是用来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在我国的民族教育学中，双语教学是指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汉族语言文字相结合来实施的一种学校教育教学的方式；而在我国的大部分城镇学校，双语教学中的“双语”一般指汉语和英语。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也应当顺应这一多元文化交融时展趋势，将英语这一国际语言纳入双语教学的体系中，大胆创新、锐意进取，积极探索多语多文型“双语教学”的策略，使双语教学由传统的双语双文逐渐走向多语多文――民族语言文字、汉族语言文字和英语言文字相互融合、相互促进。
四、课程评价文化多元化
毫无疑问，课程是文化关涉的；课程评价作为课程的一个重要环节，自然也会涉及文化，课程评价文化体现了对课程的批判和反思中的价值取向。通过课程评价，人们可以揭示课程的实施效果和文化价值，为课程进一步的调整与改进提供有效的反馈信息。课程评价是由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方法、评价标准等基本要素构成的，要重建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的课程评价文化，就必须从这几个要素入手，实现课程评价主体、课程评价方式、课程评价标准的多元化（课程评价的客体是既定的，本文主要涉及的是教师、学生、学校、教材这四个评价客体）。
1．课程评价主体的多元化
评价主体是评价活动中人的因素，在课程评价活动中，进行评价的个人或（由个人组成的）团体称为课程评价的主体。课程评价不是独立于人之外的评价技术与方法，评价的整个过程都渗透了评价主体的情感和价值观。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评价主体有着不同的社会需求，他们在考察评价对象时往往会有不同的侧重点，因此，单一的课程评价主体会导致课程评价的单一文化取向，既不利于课程评价的客观与公平，也不利于课程评价的民主化。在多元文化结构的民族贫困地区农村，我们应当倡导多元的基础教育课程评价主体，鼓励学生、教师、教育行政人员、课程专家和家长以适当的形式参与到课程评价的整个过程中，建立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参与、交互作用的课程评价体系。
2．课程评价方式的多元化
传统的课程评价注重的是课程目标的达成程度，即终结性评价。由于课程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系统，即课程的各个要素总是变化发展的，因而，单一的终结性评价是不能反映出评价对象发展变化的过程的。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更是有其独特的复杂性，这就要求我们在对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进行评价时，首先进行诊断性评价，对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的文化背景、社会环境、整体概况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以便进行后续的正式评价；然后再从课程开发到课程实施的整个过程对各个课程要素进行全面的评价，随时发现课程进程中的各种问题，随时加以纠正和改进，这就是形成性评价；最后就是对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各方面达成目标的程度作一个终结性评价，了解新课程对地方的适应性程度。只有将这三种课程评价方式结合使用，才能准确、公正地对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做出评价，保证评价结果的效度和信度。
3．课程评价标准的多元化
课程评价中内在地包含着一定的标准，标准是对课程进行价值判断的依据、尺度和界限。课程标准是课程评价方案中的核心部分，反映着人们对课程的价值认识，对被评价者具有指向和引导的作用。因而，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要想培养出多元的人才，就必须制定多元化的课程评价标准，引导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学生逐步接近多元文化的要求。具体说来，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评价的学校评价标准应包括学校的发展目标、学校的发展能力、学校发展的自我保障机制和学校的发展成效四个方面；教材评价应侧重其适应性标准；对教师应从专业情意（专业道德和专业态度）、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三个维度进行评价；而学生评价则应当参照多元化的课程目标来制定标准。总之，只有实现课程评价标准的多维度、多视角，才能促进课程的发展和学生的成长。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EB／OL］．中国教育报（网络版），2001－7－27．
［2］施良方．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原理与问题［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106．
Diversity and Rural Basic Education Culture in Poor Ethnic Region
JIANG Shi－hui ＆ TANG Ying－ying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乡村传统文化对于乡村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价值和不可替代的功能。梁漱溟认为，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乡村建设理论》，2006）。乡村传统文化中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地域民俗文化传统，以及乡村生活现实中原本存在的许多合理的传统文化因素，对乡村生产以及乡村生活秩序建构有着弥足珍贵的价值成分（罗建河、韩迎春，2007）。乡村传统文化氛围对道德意识、风俗习惯、社会责任感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这是在我国乡村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乡村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道德教育功能，节庆、禁忌、游艺、歌舞以及民间口头文学等都能通过榜样、言教和舆论等方式对人进行品德教育，另外，对祖先的崇拜等仪式也会对人的人伦教育起到良好的作用。随着我国乡村城镇化步伐不断加快，乡村人口迅速向城镇转移，乡村出现了“空心化”现象，这也使乡村传统文化面临着空前的危机，乡村传统文化呈现碎片化趋势，乡村文化的主体性逐渐消失，乡村传统文化的价值回归与文化重构成为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当我国乡村同时面对传统文化危机和道德危机时，乡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将难以实现。因此，延缓乡村的解体，倡导眷恋乡土、重视亲情、恪守乡规民约、勤俭质朴的乡村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乡村传统文化中有益于实现社会和谐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对于当下我国乡村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和不可替代的功能。总之，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不仅有利于增强乡村社会的凝聚力，也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作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工作，需要重新认识与深入挖掘乡村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
2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内容
我国对于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实行区分不同层面的保护，至少应在非物质层面与物质层面开展保护。乡村传统文化是乡村社会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和风俗习惯的总和，是乡村社会人类生产与生活的总汇，影响和支配着乡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乡村传统文化的核心是非物质形态的（比如，乡规民约、民间故事与传说、乡村文体活动、民间手工艺术、乡土农事活动等），而乡村传统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又是物质形态的（比如，乡村山水风貌、乡村聚落、乡村建筑、乡土服饰等）。在非物质层面，保护与传承的内容又分为思想层面和行为层面。思想层面包括：乡村生活的独特价值、乡规民约、宗族组织与文化、孝文化、民歌与民谣、民间故事与传说等；行为层面包括：农耕方式、乡土农事活动、民间文体活动、民间手工艺术、传统节庆活动等。在物质层面，保护与传承的内容包括：乡村自然风貌、乡村传统聚落、乡村历史建筑、不同地域的传统乡村服饰和民族服饰等。
3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对策思路
3.1寻求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与经济发展和生态发展的协调
从经济角度看，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和经济发展关系复杂。在物质生活水平低下的年代，出于满足生存之需，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往往让位于经济发展；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精神消费越来越受到重视，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经济价值逐渐展示出来，保护与传承和经济发展之间维系一种互促关系就成为可能。从生态角度看，乡村传统文化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智慧，挖掘这些智慧有助于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有助于实现乡村绿色发展。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在经济、生态、文化、社会等方面具有多重作用，对于美丽乡村建设意义重大。总之，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和乡村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但在建设美丽乡村的背景之下，两者之间可以形成一种互促关系，能实现在乡村经济发展中保护与传承、在保护与传承中促进发展。
3.2探寻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新模式
比较与借鉴发达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对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经验，吸收国内不同地域保护与传承乡村传统文化的成功经验，探寻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科学规律、利益平衡杠杆、有效发展路径和政府承担的角色以及干预的手段等，归纳总结出保护与传承我国乡村传统文化的新模式。具体可以通过选择典型乡村开展案例分析，深入了解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新型模式，以促进我国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
3.3构建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新机制
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系统地加以研究。在探寻保护与传承的新型模式的基础上，还要针对多重目标构建多重机制，并进一步确立政策支持体系和具体政府建议。针对乡村传统文化破碎化和主体性逐渐消失的现状，要构建乡村传统文化认同的重建机制；针对城市文化等外来文化对乡村传统文化的冲击，要构建乡村文化自信的培育机制；以维系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和乡村经济发展的互促关系为目标，要构建以乡村传统文化为核心的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机制；针对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成果会逐渐被周边村镇效仿并分享经济利益的现实，要构建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成果的地域共享机制；针对政府在引导我国乡村经济发展中的独特作用，要构建政府在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作用机制。
3.4提出促进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教育变革；乡村教育；文化哲学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08(2010)04―0024―04
任何一项改革的推进，其首先必须明确的便是理念问题。而理念，无论人们对其如何界定，无非是时、空、向度的定位问题。尽管当下关于乡村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论述汗牛充栋，所涉内容广布各个领域，但却鲜有直接论及乡村教育发展理念的。在笔者看来，这是舍本逐末，因为理念问题事关整个乡村教育发展的方向和总体运行进程，兹事体大，不容忽视。诚如我国台湾学者李建兴先生所喻：“一个教育工作者，不能没有正确的工作观与人生观，因为他就像计程车或公交车的司机，他必须把稳方向盘，否则便易出车祸，如此，不仅影响个人的安全也影响整个乘客的安全，何况他们的乘客还是大批纯真可爱的民族幼苗呢?”为此，本文拟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集中探讨当下中国乡村教育发展的时、空、向度问题。
一、文化的时间性与乡村教育发展的时代定位
文化的时间性意指文化的过程性、连续性、非间断性、变化性及其发展的方向性。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样式，人有生死存亡，故文化因人而异、随时而变、宜地而迁便属情理之中。同时，由于人独具优化自身之主观意向性，所以自原始初民始，人类便能由茹毛饮血、生熟不分而折叶蔽体、摘果充腹，由两部交锋、杀俘成性而迫其劳作、为己奴役。继而方可由氏族而部落，由部落而联盟，由联盟而国家，诸多组织制度、社交规则、伦理道德亦由此顿生并日渐盛隆，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的发展亦逐渐从最初“物质的”上升为“制度的”和“道德的”。类此，小至群居生活生产工具的发明，大至封建诸侯、国家政治、伦理制度的建立，无不源于人类自身对现实文化状况的优化与批判性思考。不仅如此，其改变和优化自身的方式也从原来多依随机事件发展到后来多依赖方案设计，实行自觉的改变与优化。由此可见，文化的时间性由人的生命存在的主观意向性决定，文化在时间的流动过程中必然会表现一种“进步”的趋势，即：随着时间的推进，人的文化将会越来越具有更高的质量和更高的水平，这便是文化的时间性。
上述关于人类文化时间性的阐述，为当下我国乡村教育的发展带来了两个需要明确的问题。
其一，既然人类文化的进步是必然的，那么，在当前我国乡村教育发展的方向与路径上，是单向直线的还是一元多线的?对此，文化古典进化论者大多深信人类文化在本质上是统一的，都有着相同的起源、相似的经验及演进历程。其先祖摩尔根(L.H.Morgan)曾明确地将人类的全部历史划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个时代。稍后的泰勒(E.B.Tylor)则进一步断言：“人类文化史是自然史的一部分，社会进化是生物进化的继续或组成部分，文化直线发展，其多样性只不过是标明各个民族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概而言之，进化论的核心思想便是：时间是一条有始点和终点的直线，文化或社会的发展沿着这一单向直线按照某一特定顺序进行发展，其前提是人类心理同一论，即人类不分种族、民族、文化传统、地理环境，都具有同一理性、真善美价值评判标准、精神物质追求和社会发展规律。关于人类的发展是否具有同一性问题，笔者以为，即便人类具有同一性，其同一性也只在于人是“人”而非“物”这一根本特性上，即，人类的同一性仅在于人是“人”而非“动物”，由此带来的一系列使人异物、试图与自然相区分的物质文化活动，或许有一种相对明确的发展阶段性和方向性。易言之，人类社会发展从简到繁、从劣到优，总的发展趋势是不容否认的，但仅此而已。这并不表明人类在具体发展路径上必然是同一的，也不表明人类在人之异物的精神文化活动上具有明晰的方向性和阶段性。正如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所言：“进步的人类与其说像一个拾级而上的人，每登一级都是在他已征服的台阶上再增加一级，不如说像一个赌徒，他的运气取决于好几个毂子，每投一次，毂子四散在地，人们在一个毂子上赢，却总是有在另一个毂子输掉的危险。只是偶尔在某些时期，历史才是积累的。”因此，在方向和路径上，我们应当坚守“一元多线论”，而非“单向直线论”，即对任何历史形成的社会形态分析都应是多维、立体、交叉的，而非机械、单线、同一的。因此，当下中国乡村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应以自己特有的路径，随时间的推移而自主地进行。
其二，既然人类文化的进步是必然的，那么，在当前我国乡村教育发展的时代定位上，是现代还是后现代?文化的时间性表明任何文化都处于时间的流动进程之中，并且在其进程当中都会经历一些具有相似特质的阶段，若从人之异物、使自身脱离与自然万物混沌一体的程度看，人类确实是“围绕以生产力为核心的经济发展这一中轴转动的”，正因如此，人们才会在时间维度上将人类历史的发展作出类似“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和“原始”“奴隶”“封建”“资本”等不同社会阶段的划分。继而，探讨某一民族国家所处历史时期才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只有准确定位自身的发展阶段，我们才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与决策，进而制订出相对合理的发展战略来。既如此，当下我国乡村教育的发展又处于一个怎样的历史时期呢?在乡村教育发展进程中，我们是在“后现代”的红旗飘飘下，走苏俄式的“城市中心”革命道路?还是立足基本国情，走有中国自己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现代化道路呢?笔者以为，总体而言，我国仍处于尚不发达的现代时期，还不具备后现代社会产生的物质基础。众所周知，当代中国最大的国情便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该阶段的长期性、不可逾越性与任务的艰巨性，此间的基本任务便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况，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对此，无论从执政党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历次大会报告还是国民业已达成的共识来看，都能获取明示。有人认为，我们不能以前现代社会一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这种“现代”线性思维方式来证明中国尚未进入后现代社会，因为后现代主义主要是一种思维方式，它并不指向社会本身。但笔者以为，即便是这样，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仍是有其现实基础的，而这个基础便是现代性的充分乃至极至发展，处于现代化实现过程中的我们如若过多地运用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观点来解决自己的现实问题，难免会邯郸学步、东施效颦。毕竟，我们不能脱离基本国情，径
直跨过现代而直接与后现代同步，因此，在时代定位上，我们的乡村教育改革与发展应立足于现代而非后现代上。
二、文化的空间性与乡村教育发展的地域定位
文化的空间性意指文化在空间中所具有的现实性。之所以说空间性是文化的基本属性，是因为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至少要受制于两个因素：一是作为文化存在的人们的活动能力的大小，包括他们开拓自然环境，将其变为自己生活场所的能力以及他们同非本文化体的、处于周围空间其他群体交往的可能性及交往能力之大小；二是自然条件对其活动空间范围的限制，包括诸如海洋、山地、气候等地缘局限性和空间受制性。正因如此，我们才会发现，任何文化都只是某一特定地域族群的文化，任何文化规则都有其适用的特定族群和地域范围，一旦超出这个范围，该文化与其他文化便会产生认同失调的情形。如此，我们便不难发现，当某一相对成熟的文化在与其他不同地域的文化发生交流、碰撞时，时常会产生难以理解、接受乃至不可通约的现象。在某一民族看来是极富价值的东西，在另一民族亦可能不名一文。这便是文化的空间性。
与文化的时间性一样，文化的空间性也为我们的乡村教育发展带来了两个需要明确的问题。
其一，既然文化是某一特定空间的文化，那么，在当前我国乡村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参照系上，是将他者文化视为绝对范型还是差异蓝本?任何一种文化，在其悠久的历史长河中，都会逐渐发展出一套自身特有的规则体系，并且这些规则体系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来说，无论对其他文化还是对人类自身的完满与改进，都有着相当的益处与功效，因而，在人类的共通性上，都有被学习与借鉴的重要性与可能性。就乡村教育发展而言，国外的许多经验都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与借鉴，如不同文化圈的欧美城乡一体化建设运动、相同文化圈的日韩新村运动等，其乡村社会及乡村教育建设的相关理念与具体做法均有可供我们借鉴之处。但由于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教育都根植于其特定的民族特性背景之中，都是其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作用的产物，因而都有其适用的特定场域与范围，不顾条件地迫其离开其所生长的土壤，难免会出现“南桔北枳”的结果。诚如一代比较教育大师萨德勒(M.Sadler)提醒我们的那样：“不能随意地漫步在世界教育之林，像小孩逛花园一样，从一堆灌木丛中摘一朵花，再从另一堆中采一些叶子，然后指望将这些采集的东西移植到家里的土壤中便会拥有一颗具有生命的植物。”所以，我们切不可将活生生的、本应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教育改革与发展当成西方乡村教育理念的“试验田”，不能将他者的成功经验视为绝对范型圣经般地予以盲目接受，而应将其成功经验视为仅供参考的差异蓝本借鉴。
其二，既然文化是某一特定空间的文化，那么，在当前我国乡村教育发展的地域定位上，是立足于他者中心还是自我本位?所谓地域定位，就是要弄清乡村教育改革与发展到底是谁、在哪里进行的。不明确这一点，我们便可能陷入一种“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的境地。既然他者的成功不是绝对范型，而只是一个可资参考的差异蓝本，那么，当下中国乡村教育发展在地域定位上就应该以自我本位为主。关于教育全球化中的差异、和谐、共生问题，笔者一直坚守：尽管教育全球化在应然目的上应当追求差异、和谐、共生，但囿于诸种原因，其具体展现实然过程却是竞争、普世、强调主导发展的，因而，在对待教育全球化问题的基本策略上，我们应采纳情感、理智、双面人的认识基础与实践逻辑。这一策略如若套到当下中国乡村教育的发展上来，则应做到以下几方面。首先，不能以“国际人”自居，将自身作为“世界公民”为配合“世界政府”总体规划而应尽的全球乡村教育实践义务，更不能以他者的视角来考虑和审视中国人的乡村教育问题，毕竟，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特有的文化、制度、环境及相应的话语表述方式，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改革，其针对性与具体内容也各不相同，更何况在当今竞争如此激烈的国际社会中，霸权争夺依然存在。其次，不能以他者的乡村教育实践和陈述方式来诠释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教育改革与发展。我们不仅不能简单模仿、移植他者的概念、术语及表述方式，不能随之套用其乡村教育改革与发展举措，更不能以韩国的新村为目标，加上日本町村的内容，再构建一个挪威或法国的乡村教育发展拼盘体系来，而应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探寻已有的、或与当下国情相符的切实举措。再次，不能以城市化、都市化的要求为方向来匡定乡村教育发展的趋势。单纯以这种城市化标准来设计乡村教育及其课程改革方案，是不公正和不现实的。我国是一个农村人口仍占绝大多数、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乡村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落脚点理应更多地针对乡村及其需求，单纯物质上的更新与改进并非当务之急，关键之处是提升乡民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辩证认识。
三、文化的价值性与乡村教育发展的取向定位
文化的价值性即文化的功用性，是文化主体对自文化和他文化功用性的判断与取舍。总体而言，任何文化都是有价值的，其主要体现有二：一是文化自身的价值；二是文化自身所包含的价值标准。就前者而言，文化不仅为某一族群生存提供必需的手段和能力，调节某一族群中人与自然、社会、他人、自身的各种关系，从而使群体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求得生存与发展，而且，还通过自己丰富的库藏教给个体既定的知识和技能，提高个体的认识能力，培养和规范个体的行为方式，并塑造个体的人格，继而为该族群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就后者而言，文化还为不同族群的人们提供了对自文化和他文化进行评价取舍的依据。由于文化是受价值引导的系统，独特的价值标准是区分各种不同文化的标志所在，所以，不同的价值评判标准便会导致同一事物在不同文化面前出现不同、相互抵牾乃至相反的评价，并最终决定人们对不同文化的现实取舍。这便是文化的价值性。
文化的价值性为我们的乡村教育改革与发展带来了两个需要明确的问题。
其一，既然任何文化都具有价值，那么，在当前我国乡村教育发展的价值评判标准上，是否具有价值判断标准?如果有，是坚持物质第一位还是精神第一位?关于价值判断，历来有两种主张：一种是相对论者，认为价值的大小和感受主体的经验、自觉程度密切相关，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另一种是价值分离或中立论者，认为主体进行价值评价时，必须排除自身价值体系的干扰，做到价值中立。通常而言，前者导致价值虚无，后者几无可能。既如此，文化的价值标准何在?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价值标准的目的何在?有学者曾以人为中心和目的，提出排列文化价值等级秩序的七条原则，即“满足人的欲望越多、越是个别和不可重复、共享时越少需要被分开、越少以别的价值为依据、越能持久、满足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越高层次、获取越困难，则价值越大”，并确认了三条优选公理――“选择被认为是最大价值而不是不具备价值或
关键词：乡村文化；乡村教育；乡村孩子
教育与文化本出自一家，教育承担着传承文化的功能。是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而在人类活动的三大领域(经济、政治、文化)中，“文化是与自然和线条相对应的概念，它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社会和自我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语言符号体系、知识技术体系、行为习惯体系、价值规范体系、信仰宗教体系是文化的重要内容。”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教育自身是文化活动，它是人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教育传递文化与构成文化本体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它在社会文化中的特殊重要地位。教育与文化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关系。教育以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为己任；文化则通过教育得以传承和创新，从而推动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由此可见，文化是教育之根，研究文化及其发展是把握教育及其文化关系的关键所在。而乡村教育与乡村文化本源同此，但又更为具体且有特色。
一、什么是乡村文化与乡村教育
乡村文化是在中国传统式乡村中经过长时期历练与凝结的约定俗成的一种思想与风俗。也有学者称是以农耕为主的农业文明所滋生出来的特定的情态、理念与精神气质。乡村文化是以农立国的中国的文化之花，在田园乡村的原野上摇曳了几千年。而乡村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载体，是中国传统生活方式保存最完整的地方，也是中国文化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乡村文化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它具有地域性、民俗性、多样性等特征，同时也是一种休闲的文化，是一种基于血缘和地缘的文化。
卢梭认为，“大自然所希望的是儿童变成成人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主张让15岁之前的儿童在远离城市的乡村环境下自然的生长，“归于自然”的教育、远离喧嚣城市社会的教育，才有利于保持人的善良天性。只因社会的文明，特别是城市的文明，才使人性扭曲、罪恶丛生。他反对用襁褓去束缚婴儿。按照卢梭的意见，如果以成年人的偏见对儿童的发展加以干涉，剥夺儿童应有的自然权利，那会破坏自然的法则，打乱自然的次序，结果从根本上毁坏了儿童。因而，卢梭强烈反对传统的、违背儿童天性的古典形式教育，主张教育应“返归自然”和“顺应自然”，主张儿童生活学习在乡村之地。
二、乡村文化与乡村教育的现状
社会在发展，城市在进步，毫无疑问，城市文化成为主流文化，在经济上处于弱者的乡村文化逐渐隐退。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城市与乡村，外来与本土，先进与落后相互撞击相互融合，城市文化在进步，乡村文化在虚化。乡村文化逐渐游离于社会中，徘徊中无声的哭泣。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乡村社会可以说处于一种劣势和被动的地位，为作为现代化代表的城市的繁荣，乡村社会贡献了自己最优秀的智力支援，最强壮的劳动力，甚至包括青春也献给了城市的享乐。现代化进程中我国乡村文化与乡村教育主要表现出以下特点：
（一）经济力量导致乡村文化变迁，乡村教育进入困境
在与城市现代化接轨的过程中，乡村的被动与劣势在进一步扩大，差距也在扩大，正因为如此，在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乡村不可避免地边缘化。城市发展，乡村被动跟随其后。经济的发展取向是城市的价值取向，乡村教育过多地受到城市教育外在价值取向的影响。同时，经济的发展导致利益的驱动几乎成为淹没一切传统乡村社会文化价值的最高主宰。其次，“城乡分割，对立矛盾的二元体制”认为加剧了城乡的二元割离，城乡被普遍解读为“富与贫”、“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现代与传统”二元价值对立模式，传统乡村文明已然被排斥于“现代文明”视野之外。因为乡村文化的地位与价值体现不出来，所以导致在教育层面上，城市的价值倾向也严重排斥了乡村教育中教育民俗的原有地位。
（二）乡村人口结构发生转变
城市发展成为现代化的标志，乡村中大部分青壮年外出打工，只剩下中老年与儿童。接受着比较现代思想的青壮年外出打工赚钱，使得乡村中人口呈现弱势化。人口结构的改变，新的生活方式对乡村农民造成生活的震荡，乡村的精英层次逐步流出，乡村出现空心化。乡村文化价值逐渐被瓦解。受不到父母完全教养的孩子只能依靠在学校接受教育来学习。他们完全不能接受到健全的具有乡村底蕴的亲情文化的滋养。
（三）父母对孩子期望因素
随着时代的变化，经济的发展，逐利成为人们的共识，于是收入水平比较低，没有固定工作的家长对孩子期望很大，希望孩子能跳出“农”门。在乡村中，父母大部分处于中低文化程度，“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砸锅卖铁也要孩子上学”“好好学习，以后走出这个地方”力图让孩子改变与自己不同的生存现状。但无意识当中会让孩子对生养自己的家园产生逃避与疏离，会在他们成长过程中对自己的家乡产生自卑情绪。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觉得“念不念书无所谓”“孩子愿学就学，不学拉倒”“念三年学不如当三年兵”“读书花钱不如打工赚钱”“知识不如做事”。这些都反映了金钱魅力与教育的无力，无形中扭曲了孩子的价值观与情感。
2015年，贵州乡村旅游接待人数1.593亿人次，旅游收入705.9亿元，年均增长31.7%。贵州乡村旅游潜力巨大：可供开发的景区景点数量可观，目前已普查到的乡村旅游资源已达2835处；开展乡村旅游的村寨已超过1600个。今年起，每年将安排5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重点支持乡村旅游扶贫项目建设和基础设施的改造提升。
“旅游扶贫的主要形式就是乡村旅游”。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敏尔说，旅游参与扶贫，有助于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让贫困人群富起来，有助于提升社会文明程度、让贫困人群的素质高起来，有助于保护自然生态和民族文化、让贫困地区的环境好起来。
有学者认为，中国农民经历了三次创业历程，发展乡镇企业是第一次创业，特点是离土不离乡；外出打工是第二次创业，离土又离乡；发展乡村旅游是第三次创业，不离土也不离乡。而今，旅游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乡村旅游市场需求活跃，在吃住行游购娱等价值链环节有促进创业就业的广阔舞台。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乡村旅游以农耕文化为卖点，农业生产生活方式、传统习俗、乡村建筑及民间手工艺等释放出的独特魅力，可慰藉久居都市者深藏心底的乡愁。旅游业可为乡村带来富裕生活，也能为乡村看世界打开一扇窗。
乡村旅游的价值在于创造产业渠道，展示久藏深山的贵州历史文化、民族文化、自然山水，挖掘乡村人文的市场价值。“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贵州人文精神，其根脉在乡村，乡村先辈以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积淀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存智慧。以精神为根、文化为魂，乡村旅游才不至于沦落到空有其表的大拆大建、粗制滥造。
发展乡村旅游，首先是尊重乡村风土人情的本来面貌，注重旅游资源的独特性。对乡村文化应加强保护、适度开发、强化监管，避免“千村一面”，须留住村寨文脉、传统生态，切勿“鼓了腰包、穷了文化”。重视独特文化的传承保护，才有持久挖掘其经济价值的可能。
其次是尊重产业发展规律，培育村民旅游服务意识。旅游业是以服务为支撑的第三产业，没有服务就不会有旅游。特别在乡村，必须用周到的服务来弥补基础条件不完善的缺憾，这需要有效的系统培训，政府在其中要充分发挥组织、引导作用。
第三是尊重市场选择，完善软硬件设施建设，创新产品供给。有路可走、有景可观、有食可餐、有屋可住、有网可连、有物可购、有情可寄的乡村旅游，才有产业化发展的基础条件。景点的选择与建设，需注重乡村文化体验，比如在“家庭农院”中体验耕作与收获，可把游客留下来。
第四，要激活“沉睡”的旅游资源，积聚闲散乡村力量。在适于旅游开发的乡村，土地、劳动力以及乡村文化继承者，都有可能处于闲置状态，没有释放出应有的社会价值。这需要从整体规划层面找到适当方式，把村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通过流转使用等改革途径把土地用活，培育、规范“山地农业+乡村旅游+农村电商”模式，提升农业资源的旅游价值。
1.乡村旅游景观的概念
乡村景观指的是人们的生产生活需求在农村地区开展人类活动的同时所造就的独特的人文、自然景观，其具有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双重价值。随着现代城市建设的到来，都市化在自然景观中不断蔓延，人们对于原始农耕生活的向往越来越强烈，随着而来的就是为农村景观缔造了优越的生态旅游价值。因而农村地区的自然、文化风景便成为该地区乡村旅游景观的重要设计要素，其所具有的历史性、文化性以及审美性，都深深影响了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同时乡村旅游景观和其他的景观存在着关键性的不同点，例如乡村旅游景观在自然风光上受到农耕业、养殖业的影响，因而具有农耕环境的生产景观以及粗放的土地利用景观，还有乡村独特的田园文化景观和田园生活等①，这些都会是乡村旅游景观建设的重要因素。乡村景观就类型性质而言具有特定的景观行为，在形态和内涵上和其他景观设计存在着显著的不同点，其中主要体现在乡村的聚落形态、人口疏密、土地利用程度以及田园特征等方面，乡村景观一般是由零星分布的农舍来提供生产、生活服务的，具有土地利用粗放、人口密度小的田园特征②。乡村景观开展旅游业主要集中在自然秀美的自然农村景观和悠久淳朴的农耕乡土文化景观，因而其具有多重性。桂林山水作为拥有多重旅游性质的优秀自然、人文景观，其在乡村旅游发展建设的新格局③主要体现在桂林山水乡村旅游的活动对象、可变分散性时空结构、主体行为以及文化层次上④。桂林山水由于独特的乡村自然风貌，在聚落形态、人口疏密、土地利用程度以及田园特征等方面均占有显著优势，人们在领略桂林山水文化的同时，还能够欣赏到秀丽的乡村地理风光。因此，在桂林开展乡村旅游景观设计具有必要性。
2.桂林山水开展乡村旅游景观设计的实现意义
桂林是我国著名的风景胜地，其有名的山水旅游景观打动了一批又一批的文人墨客，除了秀丽的自然风光，桂林随着时代的发展，其乡村旅游景观越来越迎合现代都市人对于自然风景的向往。面对新世纪乡村发展的新趋势和发展机遇，乡村景观已逐步成为综合研究乡村产业发展与乡村人居环境改善、乡村社会进步的综合课题，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内容。乡村旅游景观设计一般具有旅游地的鲜明特征，用于满足旅客旅游需求的景观产品，应该体现旅游胜地的审美价值，考虑旅游过程对于游客的基本需求，景观设计同时还应该具有艺术性、时代性以及纪念价值，既要能够体现旅游胜地的文化历史、自然魅力，又要基于旅客的消费需求，二者结合才是适合游客需要的旅游景观。乡村作为人类最初的聚居地，它荷载着集镇与城市人群的生长基因，在长期的农业社会中形成了一定的地缘关系。地缘就是由乡村地域衍生的类似亲缘关系，每个城里人都与乡村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地域联系，并且时时有意或无意地在维持保护着，乡村旅游实际上是对地域、亲缘、血缘关系的维系或重续⑤。
二、桂林山水乡村旅游景观的相关要素
1.桂林山水乡村旅游文化的历史性
桂林的山水艺术于古代诗词歌赋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其赞美声音不绝于耳。中国对于桂林山水的艺术文化解析不仅是山峰和流水这些景观的描述这样简单。山水艺术是指根据地貌特征上的典型性、生态环境上的优良性、文化历史上的影响性，对地方山水文化的各方面属性进行汇总。人们了解的桂林山水单单是景观艺术，而山水文化对桂林山水的评价则是综合考虑桂林山水的各方面特性。山水文化是人化的山水，具有人一样的本质，是人与自然结合的产物。山水文化更多地是体现人类对于山水景观的认识、感官和心理影响。桂林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在灿烂文化影响下的桂林山水具有十足的文化底蕴，经过历史文化的衬托和熏陶，桂林山水文化具有浓重的文化风格，壮丽的地貌特征使得人们牢记桂林山水的美丽，就算没去过桂林的人也在印象里面多多少少有着桂林山水在书本上的模样，这就是桂林山水文化艺术历史性的重要作用，它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陪伴着一辈又一辈的人，经历过一代又一代的朝代更迭，目睹过一天又一天的日升月落。
2.桂林山水乡村旅游文化的独特性
桂林山水之所以能够“甲天下”，这得益于它的独特性，但凡相仿就不可以用“甲”字来形容。独特性使得桂林山水一枝独秀，在中国以及世界山水文化之林屹立不倒。对于桂林而言，越是地域性的山水景观就越有可观赏的价值所在，地域性的山水具有独特性，同样也是最贴近自然的。对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日益严重的中国来说，人们越发渴望自然美丽的山水景观能够常伴身边，感悟自然和健康的气息，了解未曾了解过的美好景色，观赏未曾领略过的秀美风光。所以桂林山水文化的独特性为桂林山水景观的设计带来了可观的价值。桂林山水自然和人文上的艺术魅力让人们感受到了其在中国的山水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3.桂林山水乡村旅游文化的美学性
桂林山水在美学上也具有一定的地位和价值。桂林山水在地貌上具有显著的喀斯特地形，山清水秀、洞奇石美，群山倒影山浮水的美妙意境深深地缔造了桂林山水的诗情画意。正可谓是“无山无水不入神”，在历史文化古城的影响下，自然上的美和人文上的美一同构建了真正的桂林山水文化。古今传唱下的桂林山水已经是人与山，与水共同融入后的文化瑰宝。清代诗人吴迈作诗形容桂林山水是“群山倒影山浮水，无山无水不入神”。桂林山水的景观包括俊朗的山峰、潺潺的水流、鲜明的喀斯特岩洞、名胜古迹以及那些古代灵工巧匠雕刻留下的历史石刻等。桂林山水的美学性还体现在其灿烂的传统文化上，历朝历代文人墨客留下的优美诗句都已成为桂林山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韩愈笔下的桂林是“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清代袁牧笔下的桂林是“分明看见青山顶，船在青山顶上行”……这些都是用来形容桂林山水的特征的，诗中山水形象逼真，人与自然相映成趣，使得桂林山水具有人化的特征。
4.桂林山水乡村旅游文化的自然性
山水文化的源头在乎于山水之间，山水所赋予的自然秉性使得山水文化具有本质上的自然性，人们通过对自然的热爱，便更加深了对于山水文化的青睐。山水文化经历了历史的变迁依然生机盎然，因为它具有“青山不倒绿水长流”的自然价值。山水画家通过笔墨描述出来的山水，虽然经过了想象和思考，但其本源依旧在于自然景观中的山水景物。山水景观已经成为桂林乡村旅游业发展的必需品，旅游业已然成为带动经济所不可缺少的活力素，认真研究桂林山水的文化景观设计对于维护桂林的景观和环境十分重要。
三、桂林山水乡村旅游景观设计的思路和模式
1.桂林山水的乡村自然景观设计
对于桂林山水的乡村自然景观设计而言，应该首先抓住山水文化的自然定位元素，其主要指的是山水文化的形态元素，山水文化形态元素的主要价值就是体现在山水文化的物化价值，具有代表性和象征性的山水景观是山水文化的重要部分，同时山水景观也是山水文化的衍生产品，是山水文化的缩影。通过提炼山水文化中的组成元素能够发现山水文化景观的内在价值以及文化魅力。桂林山水在开展乡村生态旅游的时候，能够凭借天然的山水文化形态元素，不单单能够实现现代都市人返璞归真的精神需求以及心理需求，还能够充分丰富桂林地区旅游业的建设内容，而且繁荣了当地的农村经济以及山水文化，在积极带动农村相关产业发展的同时，还为桂林山水的农耕地理环境提供了宣传计划，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广泛的就业机会，推动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化，实现了桂林山水文化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社会价值以及旅游价值。
2.桂林山水的乡村人文景观设计
由于旅游业的发展，市场上对于乡村人文旅游景观的设计情况比较复杂，种类也很多，一般可根据文化风格的不同以及民俗习惯的不同概括为多种不同类型的旅游景观。因此桂林山水在人文旅游景观的设计方面应该更加注意对本地特色元素创意设计的加强，可以通过提炼本地风俗文化、民间文化的方式增强桂林山水文化乡村旅游景观设计的种类和风格，使其丰富起来，还可以根据桂林山水的特色来进行设计，例如根据桂林山水景观的实用性和纪念性进行大胆创新，一改平时的传统路线，将重点放到山水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元素上去，利用新颖的设计路线和富有创意的设计想法来吸引旅客的注意力。
3.发挥数码网络媒体对乡村旅游与“桂林山水”的契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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