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9 10:02:32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产业投资建议，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一、新形势下我国房地产投资面临的风险
（一）投资方式的风险。房地产投资涉及购买，拥有，管理，出租和出售房地产以获，并且房地产投资的热度历来优于华尔街的股票市场。相对其他投资有限公司的资产形式，房地产业的投资是富有流动性同时也是资本密集型的，尽管资本可以通过抵押贷款杠杆来获得，但是房地产业确是高度的现金流依赖。如果这些因素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和投资管理，房地产投资就会成为一个高风险的投资项目。房地产投资失败的首要原因是投资者进入一段不可持续的负现金流时间，这往往迫使他们转售物业从而处于亏损或进入破产状态。
（二）投资地点与开发时机存在的风险。有一句著名的房地产魔咒说的是选择投资房地产的标准就是地点，地点和地点。因此房地产投资商在选在投资选点的时候就要大下功夫了，既要考虑当前的成本又要考虑未来的收益，既要考虑内部实力的大小又要考虑外部因素的作用。要及时的了解政府的倾向房地产投资政策，根据政府的政策选择投资地址。因为政府的导向将会成为房地产投资未来收益的正确引领导向。所以根据外部提供的信息获得正确的开发时机来获取有利的经济收益。
二、我国房地产投资面临的风险原因分析
（一）主观原因分析。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许多房地产管理者对投资风险管理的概念不清晰、不太了解,有些房地产商在投资过程中，单凭主观意愿或粗浅的管理知识去指导投资，导致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面对日益变化的经济形势，缺乏应对能力，结果导致资金无法回笼，有的甚至发生亏损，入不敷出，影响企业的生产的顺利进行。对盲目的追求更高的经济回报的投资房地产来说，这种作为更加剧了投资风险。有的房地产会抓住机会,为了迅速将自己的房地产发展壮大起来,而忽略了投资风险，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二）客观原因分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作为社会经济发展领先地位的房地产业必然受国家宏观经济的调控。当国家经济状况好的时候，房地产资金充裕，有利于提高房地产的经营效率。相反，则资金缺乏，社会购买力下降，市场萎缩，经营效率下降，房地产经营风险、投资风险相对增大。房地产投资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必然要受到市场的相对应的各种控制。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的市场变化，要求房地产的质量具有很大的竞争能力；税率的变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房地产的盈利水平；利率和汇率的变化也会影响房地产的股价波动。所有这些都间接或直接给房地产经营上带来风险。
三、应对当前我国房地产投资风险的对策措施
（一）投资决策阶段风险防范。在我国房地产投资项目中，在投资过程中，决策阶段的风险最大，一旦决策不周，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所以为了避免决策阶段的失误，提高投资决策的正确率，房地产商应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要广揽优秀人才，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切实可行地进行项目可行性评估，并对市场的走向做好预测和调研；二是要健全组织，建立信息动态管理系统，尽可能和其他企业合作或参加保险，以降低投资风险。只有这样，房地产商才能把投资风险最小化。不管市场如何变化，都能随时扑捉到市场的脉搏，采取正确的对策，降低投资风险。
（二）做好房地产投资方式的创新。在市场的众多公司中，有些房地产公司能够保持长期发展并且声名卓著，而有些房地产公司却因为默默无闻很快被市场淘汰。在新形势下，一个房地产投资企业想要在市场大潮中取得一席之地就要将企业发展的重点放在企业创新上，这指的是：创意涉及拿出一个新的地产规划，包含不同观点的能力并涉及打破并重组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固有见解，以新知识获得新的见解及其内涵。创造力意味着超越，在以前的商业世界里它甚至不被认为是重要性的东西，或者在企业家从没以为自己建立自己的成功的本质是创新。同理：房地产企业也应该用创新的手段和长远的目光来分析一片土地的未来升值价值以及如何在现阶段通过创新来减少投资并获取更大的成本
（三）合理选择投资地点。在购买房产时,人们通常理解的房产所在位置的重要性。从家里旁边的公路,周围的景点,和高质量的学校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帮助增加房子的价值。因此房地产投资商在考虑投资地点时应将该土地所处的地理位置，周围环境，生活设施，娱乐以及商业发展程度，教育氛围和社会治安等众多因素。
关键词：产业投资；基金；产融结合；渠道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7)06-0055-04
一、产业投资基金的特点及设立意义
(一)产业投资基金的特点及经营方式
产业投资基金对于我国而言并不是一个新生的事物，国内资本市场上已存在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从特点上来说和产业投资基金就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私募基金(Private Equity)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美国兴起，一般是指向具有高增长潜力的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或准股权投资，并参与被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以期所投资企业发育成熟后通过股权转让实现资本增值。[1]
我国于2005年6月颁布的《产业投资基金试点管理办法》，对国内的产业投资基金做出了明确定义：产业投资基金，是指一种对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和提供经营管理服务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投资制度，即通过向多数投资者发行基金份额设立基金公司，由基金公司担任基金管理人或另行委托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资产，委托基金托管人托管基金资产，从事创业投资、企业重组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等实业投资。[2]
从《产业投资基金试点管理办法》可以看出，我国产业基金和私募基金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相似之处在于从基金运作的基本特点看，都有投资于未上市企业或项目的股权，而非已上市公司的股票；运作流程都是“投资-管理-退出”，即通过向投资者发行基金份额，达到利益分享、风险共担的目的；通过专业的管理团队来管理基金，形成基金份额的投资者和管理者相分离等特征。不同之处在于我国的产业投资基金还承载了为基础设施建设募集资金，以资金驱动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产业效率的重任，以及直接体现了国家在产业规划、产业政策上的市场指导意图。
(二)产业投资基金设立的现实意义
通过发行基金份额的方式，广泛地吸纳社会资金，投资有盈利潜力、能给投资者带来丰厚回报的中小企业、基础设施项目和亟待改组的支柱型企业这种融资方式。从根本上区别了以流动性和安全性为融资要求的银行贷款融资，也区别于国内有着苛刻发行要求的证券市场直接融资。产业投资基金的设立已不仅仅是对我国融资方式的一种补充，而是成为构建完整的资本市场结构的必要条件，它不仅为资本市场提供了巨大的资金流量，同时也成为实现产融结合的最直接的通道。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一是对于投资者而言，产业投资基金为投资者提供了新的投资渠道；专家理财的特征提高了投资效率，集合投资的方式又能有效的分散风险。[3]二是对被投资企业而言，由于产业投资基金积极参与被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因此决定了它不仅可以作为一种新的投资渠道，而且对改善企业管理与经营状况等均会起到积极作用。三是对于中观行业经济而言，产业投资基金能有效推进企业技术升级，优化企业管理，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四是从整个宏观经济角度来看，产业投资基金可以提供新的股权融资方式，缓解我国在以间接融资为主情况下银行的巨大压力；扩大民间资本投资的渠道，为经济发展注入来源更广的资本动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区域间经济协调发展。五是产业投资基金的设立以及配套法律、规范的出台是对我国已有的境外风险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规范和监督，也为我国产业投资基金的长远发展指明方向。
二、产业投资基金在我国的实现形式
(一)我国已成立的产业投资基金情况
我国第一只产业投资基金“中瑞合作基金”是由国家开发银行与瑞士联邦对外经济部根据中瑞两国政府于1996年10月11日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共同出资设立的。2002年“中比产业投资基金”是由中国财政部、比利时电信、国企及参与部、海通证券和比利时富通银行等多方发起筹备的。2006年“渤海经济圈”作为国家“十一五”规划的重点发展地区，被特批设立的渤海产业投资基金，该基金设计规模为200亿元并在2006年6月已完成首期50亿元资金的募集计划。[4]
(二)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对我国后续产业基金的借鉴意义
天津滨海新区正在筹建的这支渤海产业投资基金，是我国颁布《产业投资基金试点管理办法》之后的第一支产业投资基金。据了解，渤海产业投资基金设立后，将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滨海新区功能定位的要求，投资于具有创新能力的现代制造业项目；为环渤海地区服务的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项目；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项目；参股中央企业在津的重大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中外合资建设的重点项目。以上投资设想均体现“两个面向”、“三个促进”的目的：即面向主导和优势产业，面向高新技术产业，促进滨海新区开发建设，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促进投融资体制改革。
从渤海产业基金可能投资的产业来看，渤海产业投资基金的设立基本上符合了我国产业基金设立时的规划，同时也为后续的产业基金的设立提出了很好的参考范本，即既要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也要体现不同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资风格。比如渤海产业基金就具有相当浓厚的区域特点，将资金投入滨海区的优势产业及拥有发展潜质或发展资源的领域。[5]
(三)当前我国产业投资基金发展的突破口
1.投资方向。通常来说，私募投资基金按被投资项目所处成长阶段不同可以分为创业投资(即风险投资)和直接股权投资(通常是投资于处于成长期的企业)。近期海外私募基金就格外关注我国创业初期的企业。在我国还可以形成某一特定区域的专项投资基金，比如东北重工业基地建设投资基金、西北地区能源基金等，这种类型基金的设立完全可以参照渤海产业基金的设立目的，即既体现区域特色又体现行业优势，与单一风格的基金模式相比，这种融合式风格基金的设立更能体现基金分散投资、降低风险的特点。当前我国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资领域和范围如表1所示。
2.募集方式。产业投资基金的募集方式应以私募为主。在国外，创业投资基金无论是对法人还是对公众，均以私募为主。以私募方式设立基金是建立在投资者和基金经理之间基于相互了解和信任而达成的委托-关系之上，而目前在我国尚未形成成熟的投资者群体，能获取产业投资基金发行份额的一定是有雄厚资本实力的投资者，而且较少的参与主体也便于协调管理者和投资者之间的关系。当然随着产业投资基金趋于成熟，也不排除扩大基金份额的发行额度，公开募集基金份额，从而形成规范的公司型产业投资基金，但是在设立初期仍应提倡私募的方式。
3.发起人资历。产业投资基金的发起人应由各类投资公司来担任。由于产业投资基金主要从事实业投资，收益主要来自于投资后的长期分红，所以发起人必须同时具备实业投资经验和资本经营经验，才能承担重大决策责任。因此，善于资本运作的各类投资公司比进行实业经营的各类工商企业更合适作为产业投资基金的发起人。
三、加快我国产业投资基金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政府对产业投资基金的适度介入
1.政府资金是基金重要的资金来源。对我国现有的产业投资基金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政府资金占有很大份额，如中比直接股权投资基金中，财政部以等值人民币出资850万欧元，中瑞基金也由国家开发银行持有67%的股份。而对西方产业投资基金投资主体的研究中发现，政府、金融机构、大型企业集团、个人、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等都是产业基金的主要资金供应者。如今我国尚未形成成熟的资本市场，市场容量及汇集力还比较弱，而政府由于其职能优势，成为最具有资源调集能力的产业基金投资者。对于投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产业投资基金，因其投资项目固有的风险大、投资期长等特点，可以适当提高政府资金的比例，以增加对其他投资者的吸引力和对项目建设的保障能力。
2.以民间资本为投资主体。作为一种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投融资方式，产业投资基金并不是把政府作为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资主体，否则产业投资基金只会成为变相的政府投资行为而削弱市场运作功能，偏离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的初衷。尤其是在对重组的国有企业进行产业基金投资时，一定要有相当多比例的民间资本或境外资本的参与，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投资者对投资项目的关注，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公司的治理结构，提高经营效益。而对于投向其他行业的产业投资基金，应充分调动和鼓励民间资本的参与，尤其是高新科技产业，政府可以以补贴、税收优惠、低利率贷款等其他方式体现政府的扶持，淡化产业投资基金中的政府色彩。
3.政府重在制度上的支持。政府对于产业投资基金的扶持更多的体现在产业政策的制定和法律法规的完善上。建立起一套健全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是产业投资基金能顺利运行的必要条件，如今关于产业基金设立和运作的正式法规文件尚未出台，可依据的文件仅有《产业投资基金试点管理办法》，因此应尽快从内外两方面入手：内部通过法规制度明确产业投资基金的激励机制，如何保护投资者利益，如何提高所投资企业的可信度等一系列问题；外部主要是制定税收政策及对产业投资基金的相关扶持政策。
同时政府应以战略的眼光关注经济动态，为产业投资基金提供便利和权威的信息渠道。比如为了引导产业投资基金服务于滨海新区开发，滨海新区有关部门计划编制《天津滨海新区产业投资项目指导目录》，并实现定期、适时更新，引导产业投资基金把更多的资金投向滨海新区开发所急需的重点项目上。
总之，从未来发展方向上看，产业投资基金并不应该采用政府主导的模式，相反建立市场化的运作机制要求政府扮演的是规则制定者的角色而非活动参与者。
(二)加快与产业投资基金发展相配套的其他方面的建设
产业投资基金的设立是投资方式的一种创新，顺应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投融资环境的变迁。与此同时，要确保产业投资基金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也要加快相关方面的建设。一是从技术方面看，要设立对投资项目的价值评估体系，形成一套对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业绩的评价标准。二是加强产业投资基金的宣传，让广大投资者真正了解产业投资基金的内涵及其运作规则，认识到产业投资基金与我国其他投资方式的差别，克服认识的片面性，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加入到产业投资基金计划中来。三是建立产业投资基金的法律框架和监管体系，对产业投资基金设立、运作方式加以规范，对产业投资基金参与方的监管要有法可依，这既是对产业投资基金参与各方行为的约束更是对产业投资基金健康发展的保护。四是发展多元化的资本市场结构，重启中小企业板的融资功能，完善产权交易，以畅通产业投资基金的退出渠道。[6]五是加强对专业人才的培养，作为一种高端的金融服务行业，产业投资基金不仅需要大量业务素质高的金融、会计、法律人才，也需要对行业有深入研究的投资基金管理者，同时专家型的投资管理有助于我国职业经理人的培养。可以通过建立基金经理资格认证制度，通过严格的考试，对于符合基金经理人资格条件的才允许进行市场。六是加强与国际同行的合作与交流，一方面可考虑引进与送出培训相结合的办法，尽快培养出较为完善的队伍，另一方面通过与国外机构合作，有选择地引进国外信托银行或组建中外合作的基金保管机构。七是打造中国本土的产业投资基金，培养合格的基金管理者是产业投资基金发展的目标之一，而中国本土有一些金融机构已经具备了管理产业投资基金的能力，如资产管理公司和信托公司，他们不仅具备金融领域的实际操作经验，而且对国家的法律、政策、企业现状、本土文化了解更为透彻。
四、总结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概念”几乎为全世界的投资者所追捧，在争相进入我国的海外投资者看来，我国遍布机会。因此我们应当以战略的眼光构建产业版图，把握产业投资基金的成长，以产业投资基金为动力池对我国企业竞争力的发展形成助推力。同时将企业成长带来的回报又重新注入动力池中，并引入更多的资本注入，以形成源源不竭的产业与市场水融、共生繁荣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 季敏波.中国产业投资基金研究[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2] 崔晓黎.200亿渤海产业投资基金筹备完毕 随时准备下海[DB/OL].中国外汇网，省略，2006-04-07.
[3] 曹信邦.关于建立我国产业投资基金的思考[DB/OL]..
[4] 刘昕.基金之翼：产业投资基金运作理论与实务[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Private Equity（简称“PE”）在中国通常称为私募股权投资，也被称为产业投资。从投资方式角度看，依国外相关研究机构定义，PE是指通过私募形式对私有企业，即非上市企业进行的权益性投资，在交易实施过程中附带考虑了将来的退出机制，即通过上市、并购或管理层回购等方式，出售持股获利。
广义的私募股权投资为涵盖企业首次公开发行前各阶段的权益投资,即对处于种子期、初创期、发展期、扩展期、成熟期和Pre-IPO各个时期企业所进行的投资，相关资本按照投资阶段可划分为创业投资、发展资本、并购基金、夹层资本、重振资本，Pre-IPO资本，以及其他如上市后私募投资（PIPE）、不良债权和不动产投资等等。
狭义的PE主要指对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并产生稳定现金流的成熟企业的私募股权投资部
分，主要是指创业投资后期的私募股权投资部分。
二、我国私募股权基金市场发展现状与特点
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总额为129.73亿美元，共投资129个案例，其中中国本土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有9个投资案例，占比7％；涉及投资总额为3.35亿美元，占比2.6％。目前活跃于国内资本市场上的私募股权基金95％以上是外资背景，真正本土私募股权基金不足5％。2007年以来，一批有影响力的本土私募股权基金先后在天津、上海、深圳等地成立，标志着我国本土私募股权基金已启航。与此同时，经国务院同意，由发改委牵头，包括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商务部以及国务院法制办等七部门已成立产业投资基金试点指导小组，正在拟订产业投资基金的试点总体方案。
目前，中国私募股权基金市场的主要特点是：私募股权基金发展缓慢，外资及中外合资基金占据私募股权基金市场的主要份额；传统行业成为私募股权基金关注的焦点，外资私募股权基金对中国传统国有企业和行业龙头并购案例逐步增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主要退出通道为所投资企业公开发行上市，且以境外上市为主；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中国的投资回报率较高，普遍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我国对私募基金的有关监管亟待完善。
（一）活跃于国内市场的成功案例――以境外PE为主
我国私募基金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其雏形是以政府为主导，主要为高科技企业融资的风险投资基金。随着中国私募股权投资政策法律环境的不断完善，我国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逐步发展。1999年国际金融公司（IFC）入股上海银行可认为初步具备了PE特点，不过业界大多认为，中国大陆第一起典型的PE案例，是2004年6月美国著名的新桥资本，以12.53亿元人民币，从深圳市政府手中收购深圳发展银行的17.89%的控股股权，这也是国际并购基金在中国的第一起重大案例，同时也藉此产生了第一家被国际并购基金控制的中国商业银行。由此发端，很多相似的PE案例接踵而来，PE投资市场渐趋活跃。2004年末，美国华平投资集团等机构，联手收购哈药集团55%股权，创下第一宗国际并购基金收购大型国企案例；2005年第三季度，国际著名PE机构参与了中行、建行等商业银行的引资工作；2005年9月9日，凯雷投资集团对太平洋人寿4亿美元投资议案已经获得太平洋保险集团董事会通过，凯雷因此将获得太保人寿24.975%股权。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PE交易。另外，凯雷集团收购徐工机械绝对控股权的谈判也进入收尾期，有望成为第一起国际并购基金获大型国企绝对控股权案例。此外，国内大型企业频频在海外进行并购活动，也有PE的影子。如联想以12.5亿美元高价并购IBM的PC部门，便有3家PE基金向联想注资3.5亿美元。此前海尔宣布以12.8亿美元，竞购美国老牌家电业者美泰克，以海尔为首的收购团队也包括两家PE基金。
（二）参与国内PE市场的境内机构主体日益丰富
目前国内私募股权投资的资金来源主要以机构投资者为主，如社保基金、信托公司、政府机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以及民营资金。参与国内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的机构主要有以下五类：纯外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中外合资产业投资基金公司、中资产业投资基金公司、国内证券公司以及民间私募股权投资机构。
我国最早的一家经发改委、商务部等国家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产业基金管理公司是注册于上海的海富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富产业基金”）。海富产业基金设立于2004年10月18日，由中国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比利时富通基金管理公司合资组建，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海富产业基金旗下中比产业基金（以下简称“中比基金”）的基金规模1亿欧元，中比基金的出资人包括比利时政府、比利时富通银行与中国财政部、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国家开发银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国家开发投资总公司、广东喜之郎集团等。中比基金以股权形式投资于中国境内具有高科技内涵、处于成长期的中小企业，尤其是拟上市中小企业。作为战略投资人，中比基金在被投资企业中不谋求控股地位，在被投资企业中占股比例为10%～49%，对单一企业投资一般在2000万元～1.8亿元之间，投资期限通常在3～7年之间。截至2007年5月15日，中比产业基金，共投资了14家企业，累计投资5.15亿元。该基金经过3年多的投资运作，已步入产出期：2007年8月辰州矿业成为中比基金投资的首个在深圳交易所成功登录的企业，11月中比产业基金投资的名为云海金属的企业在深圳交易所挂牌交易。11月20日，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将于近期在深圳交易所中小板上市。
2006年12月，继海富产业基金之后，又一家试点的产业基金――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在天津设立，获批总规模为200亿元人民币，首期基金规模为60亿元人民币。由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中银国际、泰达控股、邮政储蓄银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以及天津津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机构各出资10亿元发起设立。此后，国务院正式同意扩大产业基金试点规模。2007年9月，五只总规模560亿的产业基金获准筹备设立，这五只产业基金包括：广东核电新能源基金、上海金融产业基金、山西能源基金、四川绵阳高科基金，以及中新高科产业投资基金。
除了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外，监管机构向证券公司开起PE大门，国内券商也将成为本土私募股权投资的主要参与者。2007年9月11日，中国证券监管部门批准了国内两家最大的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可从事直接投资业务。这也解除了自2001年4月以来对证券公司从事私人资本类投资的禁令。国内券商直投业务解禁，不但将改变国内券商的盈利结构，而且有利于推动我国PE市场竞争。
三、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存在的问题
第一，外部环境问题。
首先，退出机制存在不足。近年来中国资本市场环境已发生许多积极变化，但是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尚未确立，主要表现在：尚未设立创业板市场，投资于中小型创业企业的风险资本缺乏有效的退出途径；产权交易制度落后，监管体系不健全，各地的交易规则、程序和收费标准等各异，产权的异地转让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场外交易市场规模相当小，且十分不规范。
其次，风险资本供给渠道较窄。我国目前的风险资本来源主要为政府部门，渠道单一，资本规模小，而作为西方创业投资主要资金来源的金融机构投资者和养老基金在我国受到法律法规的影响不允许从事风险投资。我国的个人投资刚刚起步，实力和规模还相当有限，风险承受能力也不强。风险资本供给渠道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到了我国风险资本的有效供给量，不能真正发挥个人、企业和金融机构所具有的投资潜力，从而阻碍私募股权投资业的发展规模与速度。
再次，相应的法律环境不完善。当前现行的有关法律与政策在许多方面未能从私募股权投资的行业运作特点出发，为其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有时反而构成法律与政策的障碍。比如：在市场准入限制方面限制了金融机构的投资；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支持不足，影响了投资者预期收益和投资热情；在投资运作方面，投资工具单一，目前我国的《公司法》、《证券法》不允许优先股的权益，对于可转换债券的发行主体也制定很高的标准，因此，限制了私募股权投资的灵活性；知识产权保护不利等等。因而，使本土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在面对外资投资机构的竞争时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
第二，行业内部问题。
首先，私募股权投资领域本土人才匮乏。目前在我国许多风险投资公司基本上沿用国有企业管理模式，没有建立起适合风险投资运行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具备较丰富投资经验、产业知识、管理实践和较高声誉的本土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群体难以形成。很多研究都证明了风险投资家声誉的重要性，对私募股权投资机构自身的发展而言，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的声誉对基金募集、风险企业IPO时机的选择、风险企业IPO定价和风险企业IPO业绩表现都有重要的影响；对市场而言，一个具备较丰富投资经验和较高声誉的本土私人股权投资机构群体是中国私人股权市场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其次，运作机制存在缺陷。私募股权基金的运作至少涉及到三个主体：基金投资人、基金管理人、企业家。为了规范和治理三方的关系，克服私募股权投资的双重委托问题，需要设计一系列复杂的合约条款和治理结构，然而目前国内对其认识不足，公司制的风险投资企业运作存在明显缺陷，而有限合伙制起步较晚，因此在实践中尚未建立有效的运作机制。
再次，投资理念、工具和手段相对落后。私募股权投资成功的关键并不在其雄厚资本，而是在非货币方面：消除信息不对称和解决风险企业家的问题。这是私募股权基金投资管理的核心理念。目前国内对其认识不足，很多创新工具的设计和使用仍面临制度约束，无法有效收集信息并对目标企业实施监控。
四、推动国内私募股权投资业务发展的建议
第一，积极推动包括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创业市场等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强化资本市场基础建设，提高市场效率，完善市场定价功能和机制。
第二，建立与建全相关的法规，从法律上规范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运作，提供私募股权投资的运作效率，适当允许社保基金、企业年金、保险公司及证券公司等机构投资者在一定比例内投资私募股权基金，尤其是对本土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拓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募资渠道，完善私募股权投资的退出机制。
第三，积极为本土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积极营造规范发展的条件，使其成为企业价值发现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并有效促进国内市场的健康发展。
第四，培养私募股权投资人才。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培养造就一批兼具投资知识、管理知识和金融知识的复合型人才。
第五，积极发展为私募股权投资服务的社会中介机构。中介机构的参与，沟通了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与企业之间的信息，有利于降低投资风险和交易成本。因此，应当在规范现有的资产评估公司、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提高项目鉴定、信用评级、资产评估等中介服务的质量，培养一批高质量，具有独立性、公正性、权威性的专业中介机构。
关键词：技术溢出；外商直接投资；产业
中图分类号：F27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0-0003-04
1文献综述
已有的文献针对垂直联系、FDI和产业发展主要提供了两种分析。一方面,Markusen和Venables(1999)、Rodriguez-Clare(1995)以及Saggi(2002)等的模型通过垂直联系密度来分析FDI与产业进步的关系,即认为前向和后向的联系是产业动态发展的引擎。发展中国家当地企业具有很大的动力向外资企业提供中间产品,因为它们具有较低的破产概率和更好的支付信誉,而且外资企业为了保证中间产品的质量愿意而且能够向当地供应商转移技术和诀窍,从而可以进一步提高自身生产力和获得市场机会。
另一方面,Pack等(2001)和Matouschek(2000)的模型更清晰地分析了垂直技术转移。它们认为外资企业为了保证中间产品的质量愿意向当地供应商转移技术和诀窍。案例分析和对当地供应商的访问表明,外资企业对产品设计和质量以及及时的送货有很高的要求,他们经常制定质量控制并通过培训和人员交流、技术人员参观供应企业、提品的技术蓝图和信息来帮助供应商更新生产流程。外资进入同时存在均衡的前向联系,即外资企业能够提供更好的中间投入并使产品的使用者提高生产力。Markusen和Venables对此建立的分析假说,然而他们也指出,外资生产的中间产品价格可能更高,也可能与当地企业使用习惯不符,因此它们可能主要供应下游部门的外资企业,这时前向联系可能不会明显甚至是负的效应。有关的案例分析发现了正向垂直溢出,如Kenney(1993)、Macduffie(1997)等发现美国的供应商获得了日本汽车生产商大量的技术转移;Lall(1980)发现印度的卡车行业获得了后向外资技术转移。
Blalock(2001)研究得到计算前后向联系的方法,他发现印尼具有正向的垂直溢出;Smarzynska(2002)发现立陶宛正向的垂直溢出;SchoorsandTool(2001)发现匈牙利正向的垂直溢出;Blalock和Gertler(2003)对印尼也发现外资对当地供应企业具有明显的技术溢出。Kugler(2000)发现哥伦比亚FDI在行业间的溢出,但是他没有区分前向与后向联系效应。SmarzynskaandSpatareanu(2002)发现各转轨国家存在产业间的FDI技术溢出。Konnings(2002)采用differenceGMM方法分析了保加利亚、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企业层数据;BlundellandBond(1998,1999)则采用了更高效的系统GMM方法,Smarzynska(2001),Konings(2002)人之外,其他研究都没有考虑到内生性问题。总之,上述相对来说数量不多的文献表明了垂直联系比水平联系更加能提供技术溢出的渠道,是FDI技术溢出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领域。另外,大量经验研究将外资企业与当地企业的技术差距以及当地企业的吸收能力纳入影响溢出的因素分析,即技术溢出需要足够的社会和企业技术吸收力(Damijan等,2003;包群等,2003,2004)。企业的吸收能力纳入影响溢出的因素分析,即技术溢出需要足够的社会和企业技术吸收力。
2模型、数据与计量方法
2.1模型的设定：
现有的一般测度外商直接投资产业间溢出的模型有：
研究的是外资产业间垂直技术溢出，将外资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纳入到生产函数中去，所以须向以上改进的模型中引入表示外资的变量，因此将Ki分解为CKi（表示内资部分）和FKi（表示外资部分）。
跨国公司国外分支机构所进行的大量研究与开发活动也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增强了技术外溢效应。跨国公司国外分支机构可以从总公司及相关分支机构处获得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技能，故其研究与开发的效率要大大高于东道国的当地企业。这样随着这样的研究与开发活动越多，越可能导致向本土关联产业的技术外溢效应的产生。本文考虑到研发投入对产出影响的重要性，参考资本内涵型技术溢出模型，再向多部门产业间技术溢出模型引入技术研发投入项RKi（表示技术研发经费投入），并添加中间投入研发项。添加中间科技研发投入项的原因在于要考虑各工业部门作为研发活动贡献者对其他各部门溢出效应的衡量,以便对各工业部门进行研发活动产生的总的溢出效应有所衡量,即其贡献者效应或流出效应(sendingeffect)。而且中间投入Zji项分解为分别代表中间资本投入与中间科技研发投入的Cji和Rji两项也是合理的。Cji等于产业部门j对产业部门i的直接消耗系数乘以产业部门j的部门资本投入量，Rji等于产业部门j对产业部门i的直接消耗系数乘以产业部门j的部门研发投入
外资产业间溢出是通过跨国公司子公司和东道国当地供应商以及客户之间的联系作用来实现的。跨国公司子公司与其上游供应商间的联系就是后向联系，包括跨国公司向当地供应商的直接技术转移，如，向当地供应商提供技术支持，以提高产品质量或促进革新；跨国公司对产品质量及配送体系的更高要求，对国内供应商升级其生产管理和技术提供动力；由于跨国公司进入而导致对中间产品的更大需求，从而允许当地供应商享有规模收益:由于跨国公司进入打破原有的供应商与顾客的关系，增强中间产品市场的竞争。跨国公司与其下游客户的联系为前向联系，前向联系是指由东道国当地厂商为跨国公司提供的成品市场营销服务，半成品、零部件或原材料的再加工和各种服务口前向关联有助于尽快形成当地的生产体系，开发其制成品市场，促进当地研究与开发的发展。
（6）Lit：产业i的从业人数。本文用各产业部门的从业人员数的数值来代表从业人数。
（7）BAKit：会对产业产生后向关联效应的其他产业部门的外商资本加权值，本文用各产业部门的下游产业的外商资本（股本）乘以本产业部门对该下游产业的直接消耗系数的积的值表示，即对本产业具有后向关联影响的间接资本投入中外商直接投资所提供的部分。
（8）BARit：会对产业产生后向关联效应的其他产业部门的外商提供研发投入加权值，本文用各产业部门的下游产业的外商资本比例乘以其产业的研发投入和本产业部门对该下游产业的直接消耗系数的积的值表示，即对本产业具有后向关联影响的间接研发投入中外商直接投资所提供的部分，用来衡量R&D投入状况。
（9）FRKit：会对产业产生前向关联效应的其他产业部门的外商资本（股本）加权值，本文用各产业部门的上游产业的外商资本（股本）乘以该上游产业对本产业部门的直接消耗系数的积的值表示，即对本产业具有前向关联影响的间接资本投入中外商直接投资所提供的部分。
（10）FRRit：会对产业产生前向关联效应的其他产业部门的外商提供研发投入加权值，本文用各产业部门的上游产业的外商资本（股本）除以实收资本（股本）所得比例乘以其产业的研发投入和该上游产业对本产业部门的直接消耗系数的积的值表示，即对本产业具有前向关联影响的间接研发投入中外商直接投资所提供的部分，用来衡量R&D投入状况。
（11）λi，ηt：计量经济模型使用面板数据产生的不可观测的行业效应项和时间效应项。
（12）μit：计量经济模型的随机误差项。
2.3数据的选取：
由于数据收集的限制，本文实证分析使用的数据是所选定的上海工业十五大产业部门1999-2006年连续几年的有关数据。这些选定的工业部门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机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另外，在02年的产业分类标准划分稍有变化，对选定的产业部门暨实证对象有影响体现在：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变为石油加工炼焦、核燃料加工业；普通机械制造业变为通用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变为通信设备计算机、电子设备制造业；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变为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对这些变动的行业分类情况，在做数据采集和实证时都有所注意，通过剔除、添加和等价转换的方法并进行了良好的衔接。
所有数据均由历年《上海统计年鉴》。其中产业实收资本（股本）和外商资本（股本）分地区分行业数据则取自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99、2000年的直接消耗系数由《2003年上海统计年鉴》中的2000基本流量表计算得出，2001、2002、2003、2004、2005、2006年的直接消耗系数由《2004年上海统计年鉴》中的2002基本流量表计算得出。要说明的是在基本流量表当中用通用、专用设备工业替代专用设备制造业和通用设备制造业处理计算中间投入，用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替代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处理计算中间投入，用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代替造纸及纸制品业处理计算中间投入，用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造业代替化学纤维制造业处理计算中间投入，用化学工业代替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处理计算中间投入。利用数据集按纵列数据（PanelData）集的数据结构建立。
2.4计量方法的选择：
所选用的计量方法为系统GMM(systemGMM)估计,即将包含变量水平值的原估计方程与进行了一阶差分后的方程纳入一个系统的方法。在系统GMM估计中,解释变量的滞后值将作为一阶差分方程工具变量,而解释变量一阶差分的滞后值则作为水平变量估计方程工具变
该方法纳入了所有的矩条件,因此系统GMM估计的结果将在统计上更加有效,也更适用于动态面板数据的估计。BlundellandBond(1998)通过MonteCarlo试验发现,当原始数据的持续性较高(highlypersistent)且时间序列较短时,系统GMM估计的效果要远远高于普通GMM的估计结果,因此在对面板数据进行经验分析时,已被广泛用来处理方程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GMM估计的一致性取决于误差项没有自相关之假设的有效性和工具变量的可靠性。对此,我们采用Arellano和Bond(1991)、Arellano和Bover(1995)以及Blun2dell和Bond(1998)建议的两项检验:第一项为检验过度识别限制的Sargan检验,通过对估计过程中使用的矩条件相似样本的分析来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第二项检验误差项εit不是序列相关的假设有效性,我们将检验差分误差项是否二阶序列相关。如果对这两个检验的零假设都没有拒绝,则模型得到支持。
3实证结果与所得结论
运用eviews5.0软件采用逐次添加变量法对不同技术溢出情况进行实证：首先所有表示资本的变量，如lnCK、lnFK、lnRK、lnBAK、lnFRK均采用原值进行回归，表示研发投入相关的变量，如lnRK、lnBAR、lnFRR也全部选取原值进行回归。而工具变量选取的原则为：所有表示资本的变量，如lnCK、lnFK、lnRK、lnBAK、lnFRK均采用原值以及滞后一期值为工具变量，而表示研发投入相关的变量，如lnRK、lnBAR、lnFRR也全部选取原值作为工具变量，所以有以下几种回归方程形式：
在仅考察后向联系的溢出效应的方程II里，lnFK项系数即水平外资产出弹性为0.444265，t值为3.382954；lnBAK项系数即后向外资产出弹性为0.134984，t值为1.057262；Sargan值为0.999999，说明通过模型不存在过度识别的假设；D-W值为2.191093，说明残差不存在二阶自相关，通过Arellano-Bond检验；AR2值为0.980808，说明方程拟合程度较好。可以发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水平技术溢出显著为正，后向溢出很不显著。
在全面考察前向和后向联系的溢出效应的方程III里，lnFK项系数为0.367811，t值为3.462006；即水平技术溢出的外资产出弹性为0.367811；lnFRK项系数为0.503533，t值为1.900824，即前向技术溢出的外资产出弹性为0.503533；lnBAK项系数为-0.237695，t值为0.555360，即后向技术溢出的外资产出弹性为-0.237695；Sargan值为0.999999，说明通过模型不存在过度识别的假设；D-W值为2.024526，说明残差不存在二阶自相关；AR2值为0.972267，说明方程拟合程度较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水平技术溢出显著为正，前向溢出显著为正，后向溢出则不显著。这与大多研究外资技术溢出的国内现有文献结论基本一致。目前也只有少数国外文献得出了后向溢出显著为负的结论，对此还没有严谨的科学解释。
从资本内涵型技术溢出这个新角度分析计量结果，重点考虑研发投入等因素来研究技术溢出效应，这就要观察FRRit、BARit各项系数的正负及t值以判断其是否显著。
在仅考察前向联系的溢出效应的方程I里，lnFRR项系数为-0.093259，t值为-0.843912。在5%的显著性水平（t绝对值大于1.645）上，前向技术溢出不显著。在仅考察后向联系的溢出效应的方程II里，lnBAR项系数为0.086308，t值为0.706796。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后向技术溢出也不显著；在全面考察前向和后向联系的溢出效应的方程III里，lnFRR项系数为-0.399720，t值为-1.935506，即前向技术溢出外资研发投入产出弹性为-0.399720；lnBAR项系数为0.470563，t值为2.016112，即后向技术溢出外资研发投入产出弹性为0.470563。5%的显著性水平上，前向技术溢出变得显著为负和后向技术溢出变得显著为正。
4政策建议
从传统的外资技术溢出的分析来看，FDI产生了显著的行业内技术溢出和前向联系技术溢出,但后向联系技术溢出并不显著。这说明上游的企业并没有从外资进入所导致的需求扩大中获取预期收益,原因可能是上游本土企业提供的中间投入品还达不到外资企业的要求,故而后者只有从海外供应商进口，形成“孤岛效应”。所以政府应该有步骤地鼓励更多的外资企业加入到本土企业产品的采购链中来，并且支持本土企业利用本身的比较优势融入到全球产业链当中，成为全球产业链的不可缺少的环节和结点。当然本土产业在对外商投资的企业进行产业配套时，一定要积极进行自主创新，加大研发投入，提高本土产业的科技竞争力水平，在全球产业链上占据更高端的位置。另外需要地方政府为本土企业能够成为支柱企业的配套行业、为鼓励本土企业吸收外资企业的产业间技术溢出提供政策环境，尤其是为本土产业的科技研发进行投入进行补贴以加强自主创新的政策。这在国内税收优惠政策在内外资企业差别对待情况下，政府部门政策作用更为重要。
参考文献
［1］Pack,Howard,KamalaSaggi1VerticalTechnologyTransferviaInternationalOutsourcing［J］.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2001,l65（1）：110-112.
［2］郑秀君.我国外商直接投资(FDI)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述评:1994～2005［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9）：18-19.
［3］潘文卿.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的外溢效应: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J］.世界经济，2003，（6）：26-28.
［4］陈羽.中国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机制的重新检验［J］.世界经济文摘，2006，（3）：25-29.
［5］Blomstrem,M.andPersson,H.ForeignInvestmentandSpilloverEfficiencyinanUnderdevelopedEconomy:EvidencefromtheMexicanManufacturingIndustry［J］.WorldDevelopment,1983,116（1）：493-501.
［6］姜瑾,朱桂龙.外商直接投资行业间技术溢出效应实证分析［J］.财经研究，2001，33（1）：19-22.
［7］Damjan,P.J,Knell,M.,Majcen,B.,Rojec,M.TheRoleofFDI,R&DAccumulationandTradeinTransferringTechnologytoTransitionCountries:EvidencefromFirmPanelDataforEightTransitionCountries［J］.IERWorkingpaper，2001,10（1）：159-161.
关键词：文化产业；安徽省；投融资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4月1日
2009年7月22日，我国第一部文化产业专项规划——《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这是继钢铁、汽车、纺织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后出台的又一个重要的产业振兴规划，标志着文化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2010年在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中，安徽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文化强省”的战略目标，将文化产业列为重点扶持的支柱产业之一，全力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
一、安徽发展文化产业的必要性
1、实现可持续发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安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文化建设新，加快建设文化强省，大力提升文化软实力，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要贯彻科学发展观，就要转换经济增长方式，以新兴产业代替传统产业，而发展文化产业正是一条可行的出路。安徽省应该充分发挥文化产业的独特优势，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实现安徽可持续发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2、文化为民、文化惠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文化建设，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文化更加繁荣”体现了对文化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安徽要努力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思想道德建设不断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更加繁荣发展，使公民文明素质和城乡文明程度得到进一步提高。
二、文化产业发展与投融资的关系
投融资是文化产业发展的物质保证。随着人们生活的富裕，文化生活的需求也越来越高，这正是发展文化产业的社会原动力，文化要实现产业化，其资金、人力、物质的投入会呈现出更为大量的需求。因此保障必要与充分的投资，是文化产业发展必不可少的物质保证。
1、通过立法来调整与规范。在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与微观经济杠杆两方面确认国家与企业在文化产业投融资方面所应当承担的责任与义务，从而保证文化产业投融资有法可依，使文化产业投融资活动从单纯的经济行为变成法律行为，由最初的利润冲动转而成为利润冲动与法律责任的共同活动。
2、在政策方面，应鼓励文化产业领域投融资多元化主体的形成与运行。在保证国家、企业这两个文化产业投融资主体的职责的前提下，国家应允许并鼓励个人、社会团体、海外企业与机构以及各种基金组织共同参与我国的文化产业的投融资，扩宽文化产业的资金渠道。
3、从实施上应予以充分保证。只有充分、有效地保证巨额的资本投入才可能使产业快速发展，并进而对国民经济发展起到带动与促进作用。如果只有法律与政策的规定而没有实施上的措施、监督与保证，文化产业投入仍然可能停留在口头，成为华而不实的表面现象。
三、安徽省文化产业投融资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安徽省的文化产业迅速发展，但投资主体和融资渠道单一在某种程度上将制约其持续高效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政府投入不足。“十一五”期间，安徽省各级财政坚持将文化建设作为公共财政保障的重点，持续加大投入，全省文化体育与传媒财政支出174亿元，年均递增24%。但是，整个“十一五”期间，全省财政支出累计完成8，539亿元，年均增长29.1%。可以看出，文化体育与传媒财政支出仅仅占了2%，政府投入的不足是制约安徽文化产业发展的一大瓶颈。
2、投融资渠道不畅通。表现在：一是无法保证文化产业发展所必需的资金；二是文化企业用于银行信贷的抵押资产有限，可信度不高，导致银行融资渠道的不畅通；三是资本市场融资难，对于中小企业的文化企业来说，很难实现上市融资；四是民间资本进入不畅，准入领域不够宽阔，所享受的待遇还有所差别。
3、法律保障机制不完善。目前，安徽省的文化产业法规体系还不完善，诸如民间资本和外来资本所关注的法律地位、权益保护等核心问题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导致了投资风险成本急剧攀高，令投资者望而生畏。
四、加强安徽省文化产业投融资管理的建议
1、转变观念，合理划定政府对文化产业的投资领域。政府通过制定文化政策对市场进行规置，由市场对企业的投资进行引导，明确投资主体的分工和投资责任，将文化产业建设项目划分为竞争性项目、基础性项目和公益性项目，尽快减少竞争性项目的投资，集中力量，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大型的基础性、公益性项目的投资。
2、有效的制度设计是保证文化产业投融资渠道畅通的根本。建立银行业对文化产业的介入制度，通过流动资金的贷款、固定资产贷款、循环贷款、项目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解决文化产业资金短缺的问题；鼓励文化产业企业向资本市场融资，争取股票直接上市或买壳上市、兼并收购扩张壮大，通过债券或向社会集资等方式募集资金；降低门槛，吸纳民间资本，取消民间资本进入文化产业领域的种种限制，鼓励文化产业投资主体多元化。
3、建立健全安徽省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法规。要制定优惠的税收政策，降低文化产业税率，完善文化产业投融资中的差别税率政策；确立不同投融资主体平等的法律地位，有利于文化产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营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文化产业发展法律环境，消除投资者的后顾之忧。
主要参考文献：
[1]卡西·布里克伍德，邱慧译.文化产业投资与文化产业发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2]余晓泓.美国文化产业投融资机制及启示[J].改革与战略，2008.12.
“医疗健康产业将是未来的朝阳产业，具有广阔的投资前景”，6月14日由清科集团在北京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医疗健康投融资高峰论坛”上，300多位知名投资机构负责人和医疗健康行业的企业家、专家学者、政府机构相关人员济济一堂，纵论医疗健康产业的投资发展和机遇时，一致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国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居民用于健康医疗方面的支出也将显著增长，中国医疗健康行业还存在十分广阔的发展空间，资本应该抓住蕴藏的投资机遇，挖掘下一座投资金矿。
新一轮医改拉开序幕 投资机遇窗口期显现
在2009年至今的三年时间里，中国医改效果显著且取得了很多阶段性的成绩，但与此同时，一些医改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如：公立医院改革进展缓慢、公立医疗机构及民营医疗机构资源分配不均、病患的医疗费用随医保覆盖面的扩大而上涨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牵涉到中国医改体制及结构的深层次矛盾，也正是这些矛盾及问题推动了政府及相关部门更进一步的医改政策的制定。由此，2012年中国的新一轮医改拉开序幕。
2012年3月21日，国务院了《“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这份规划明确了未来4年中国医改的发展方向，中国的医药体制进入了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4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2年主要工作安排》，提出的医改要点主要体现在加快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新机制；积极推进公立医院改革；统筹推进相关领域改革四个方面。
对比2012年医改与2009年医改目标可以发现，“十二五”时期中国医改的重心将逐步从之前的“基层”上移到“公立医院”，涉及的问题更加繁冗。因此，相较2009年公布的医改制度，新医改实施方案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扩展。两者具体差别体现于：在全民医保体系中，新增加了“大病保障机制”及“商业健康保险”；在大力推动公立医院改革，提升基层医院服务能力的同时，新的医改也将非公医院的发展提上日程；新医改方案对医疗相关领域也进行了提及和关注，如医药流通、卫生人才及监管体制方面。
“新医改的深入，将为医疗服务、商业健康保险以及医药、医疗器械等特定的细分领域带来一定的投资机会，特别是在公立医院改革及商业保险方面，如医改顺利进行，对于民营资本的进入将是一次良好的机遇”，清科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在接受SMEIF记者采访时表示。清科集团创始人兼CEO倪正东在论坛上也表示：“通过对医疗行业的了解，我们认为医疗健康行业是目前整个中国投资行业里面相对最稳健的一个行业，并且还保持了很好的增长。而2012年的新医改政策，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公立医院改制，大力发展非公有制医疗，将给整个医疗健康产业带来更多投资机会”。
建银国际总经理许小林在论坛上表示，非常看好未来整个医疗行业的发展与投资前景，未来五年将依然是非常好的医疗投资期，虽然毒胶囊、滥用药物等安全事件频发，对所有企业会有短期的影响和冲击，“但从长远看，对行业是非常好的事情，对机构未来投资也是很好的保障”。
VC/PE投资创新高 医药行业最受青睐
新医改给医疗健康产业带来了如此好的投资机遇，但当前该领域的投资状况又是如何呢？清科研究中心在论坛上的《2012中国医疗健康产业投资趋势展望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医疗健康产业的投资案例数与投资金额创下历年新高，共披露158起投资案例，稍高于2010年的案例数，涉及投资金额达41.37亿美元，这一金额几乎与2006年-2010年的累积投资金额相当，一方面受益于整体VC/PE投资案例和金额的增长，同时显示出生物医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对资本的吸引力。
该报告显示，2012年以来截至目前为止，医疗健康行业融资案例达34起，交易金额超过7亿美元。虽然2012年VC/PE投资相对放缓，但投资人对于医疗健康的投资相对来说非常稳健和积极。“2011年相对2010年投资实现了300%的增长，在其他行业很难出现”，倪正东说。
从2011年的医疗健康产业投资二级行业分布来看，医药行业发生的投资案例数达到92起，占比达到59%，较之前的年度医药行业投资案例数占比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涉及金额达36.47亿美元，是最受VC/PE青睐的医疗健康二级行业。跟随其后的二级行业包括医疗设备、医疗服务、生物工程等。该年度中国医疗健康产业的并购案例数达到89起，涉及并购金额15.48亿美元，案例数较上年有比较明显的提升，但是并购金额的提升幅度相对较小。
在首发上市（IPO）数量方面，2011年中国医疗健康产业共有28家企业成功IPO，融资额达到53.33亿美元，融资额与上市企业数量较2010年的峰值时期均有所下降。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在整体IPO市场下挫的格局下，创业板在中国医疗健康企业上市路径中占据了半壁江山，18家企业成功登陆创业板，当年占比达到64%。而且，尽管创业板降低了企业的IPO门槛，近年的医疗健康产业IPO平均融资额却并没有下降，2011年平均融资额达到1.9亿美元，略高于2010年的1.87亿美元。
国内外关于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有很多共同点：从研究范围来看，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外延都不断扩展。国内外研究成果形成了以传统的文学、美术、电影等行业和新兴的教育、旅游、互联网等为代表的研究客体群。董杭（2010）以网络游戏业为例探讨了文化创意产业中企业的上市融资行为对其核心竞争力的巩固，股东价值的提升等可持续经营发展要素的重要作用。谢阳（2008）对我国民营电影企业的投资趋势进行了分析，认为电影投融资不仅要积极吸引国际资本的进入，而且还要通过合作拍片、电影出口大胆的走出去。此外，孙琦（2008）对动漫产业，李霞（2009）对传媒文化创意产业的投融资问题进行了研究。就研究平台而言，国外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成果更丰富，关于文化创意产业理论的研究也更为深入，并基本形成了系统化的研究平台。
提案的主要内容：
（1）文化创意产业细分及国内外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的资金支持 系统研究国内外关于文化创意产业的理论研究成果，对文化创意产业进行界定，分析文化创意产业和子产业的系统特征，借助产业分工的理论和方法分析文化创意产业中投融资作用于产业发展的机理，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投融资方式进行归纳和总结。
（2）河北省文化创意产业运行现状及其资金条件的制约 分析河北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现状，从中观的视角论述产业发展环境和发展优势，把握现存问题和未来产业发展趋势。重点在对行业规模、资本投入、成本分析等产业运行核心指标调研基础上，对河北省文化创意产业运行和包括资金在内的各影响因素对产业绩效的作用进行定量分析。揭示资金条件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制约作用，分析目前的投融资平台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3）河北省文化创意产业融资平台设计 通过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SWOT分析和PEST分析，结合产业发展所拥有的优势和面临的调整，确定投融资平台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原则。对包括动力机制、运行机制、监督机制在内投融资平台的机制进行设计。提出文化创意投融资平台建设的规划方案，选择投融资方式及其组合，对创新融资产品进行设计。
（4）河北省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平台的实施对策 结合河北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战略，针对投融资中的现存问题，重点选择投融资平台建设中的关键问题和薄弱环节，提出适合于省情投融资保障措施和政策引导手段，建立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的优化策略和具体对策。
技术路线图：
应对提案研究的应对方法的构想：
（1）关于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在河北省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规模测度模型的研究部分，将主要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进行；而在其它部分，将主要以定性分析为主。通过调研，对河北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状态定性判断并进行数据采集；通过财务模型、风险模型以及趋势分析等定量方法对河北省文化创意产业的现状及其资本条件的制约做出定量分析。
（2）方案设计与对策分析相结合。通过PEST分析和SWOT分析得出产业投融资平台的外部环境和发展重点，根据国内外其他的实施方案与经验，设计方案及实现的基本路径，提出对策和保障措施。
其中提案的重点难点：
（1）现有文献关于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平台研究较少，本课题对文化创意产业细分的投融资方式和机理的研究，可以弥补现有研究在理论上的空白。
（2）本课题通过构建完善的投融资平台解决了困扰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资金供应紧张、融资困难的问题。
（3）本课题针对河北省文化创意产业进行的投融资平台设计紧密结合河北省实际，能够为政府决策提供新的思路，切实有效地促进河北省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4）本课题将理论研究成果和定量模型应用到河北省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平台建设的研究中，能够为河北省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工作提供更为科学准确的分析方法和切实有效的工具。
本文在构建生产服务型企业对外投资决策模型的基础上，利用微观企业数据对我国生产企业进行样本数据筛选，整理出辽宁生产企业的有关数据集合，并依据该数据集合开展实证回归分析，重点分析以企业异质性理论为基础的辽宁省生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问题。
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生产业（producer services）的概念是由Machlup（1962）最早提出来的，他认为生产业必须是产出知识的产业。现代服务部门分为消费业和生产业，其中生产业在生产中的地位极其重要。值得关注的是，本文所涉及的生产业不是直接用来消费的，而是指被其它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作为中间投入的服务。有关生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产业竞争力以及生产企业与制造业部门的相互影响方面。
国内外众多研究结果表明：国内制造业部门市场需求越旺盛，生产企业市场竞争力越强、专业化程度越高，二者显著正相关。并且生产业与制造业生产的边际成本差异性是影响生产企业整体规模扩大的决定因素（刘培林、宋湛，2006）。梁莹莹、孟凡峰（2014）通过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竞争力指数和Michacly指数考察不同国家生产贸易的比较优势，阐释金融服务发展对于生产贸易竞争力的影响。目前，国内部分学者基于微观层面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开始增加，如肖慧敏（2014）利用2005-2014年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从企业层面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技术水平和产出增长的影响。顾露露运用市场模型评估1994-2009年我国157个企业海外并购事件的短期和中长期绩效。在服务业领域，Griffith等（2004）采用统计分析的方式以企业生产率为视角对英国服务全行业企业展开研究，认为相对于绿地投资而言，并购投资模式的服务业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并进一步分析这一现象主要是由于企业存在选择效应而非学习效应。Bush和Lipponer（2007）则对德国的银行业对外投资展开研究，并得到利润更高且规模较大的银行其海外活动越密集、国际化经营的可能性更大的结论。周旋和綦建红（2014）同样以银行业为研究对象开展研究，对认为在出口深度方面，我国银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追随客户现象。而赵先进等（2015）则认为对我国服务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选择模式主要集中于新建模式。由于受到数据可获性的限制，现有研究多集中于从国民经济全行业范围展开企业对外投资问题的研究。以服务业企业为研究主体，尤其是针对生产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的研究成果更为有限。
上述文献均侧重于生产企业核心竞争力影响因素的分析，或对生产业与制造业关系互动关联等从偏宏观视角剖析，而微观层面则主要着眼于对生产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体性分析，并且研究范围存在区域局限性（田巍等，2012）。有关生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影响因素的研究尚处于空白阶段。本文针对这一空白所做的相关研究以企业异质性为理论基础，同时基于辽宁省企业微观层面以生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信息为样本数据，对辽宁省生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问题展开研究。本文主要包含以下方面：一是利用将《境外投资企业名录》（以
下简称《名录》）与2008年度《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整合后的样本数据开展实证分析和检验，分析影响生产业对外投资决策的影响因素；二是按照企业所有制类型不同划分，考察不同所有制下的生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差异性；三是生产企业所处区域地理位置对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
生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实证分析
（一）样本数据来源
根据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本文样本数据的选取主要参考两套数据，一套是国家统计局2008年度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该数据库涵盖了我国广大内陆地区营业额达500万元以上的大中型制造企业，迄今为止，共收录了我国43多万家企业，所占比例达我国工业总产值的90%以上。该数据库的统计测度指标较为完善，统计范围比较广泛，但是却缺乏相关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数据信息，这对实证分析结果产生极大阻碍。针对这一问题，研究需要借用另一套数据来予以补充。该套数据库为《名录》，但是其中不足之处是《名录》中仅将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企业名称对外公布，却缺少统计投资总值的相关信息，但在实证检验过程中，并不影响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整体性。
为实现样本数据的规范性，本文剔除《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信息准确度不够的企业后，最终在样本数据库中保留了380543家制造业企业信息数据信息。把剔除异常样本数据处理后的2008年度《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企业按照企业名称相同方法与《名录》进行横向匹配，从而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制造业企业样本数据库。本文共收集到5601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企业信息，其中有1754家在2008年度以前获得国家审批资格。经过这一过程，按照四分位的国民经济行业代码原则将数据样本信息分布集中的企业予以甄选，从而得到辽宁省生产企业的样本信息。按照这一原则对样本信息进行处理后，共统计出106家生产企业，其中有18家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表1为106家生产企业样本的详细情况。
（二）各决定因素变量选取及基本假设
本文将被解释变量界定为生产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选择，并形成一个二元选择变量。当生产企业参与对外投资活动时取1，否则为0。本文将选取经济分析中经常采用的二元离散选择模型对计量指标数据进行实证回归分析。
对于解释变量的选取，本文借鉴Melitiz（2003）、田巍、余淼杰等人已有的研究经验，将回归统计的解释变量定义为企业生产率、企业资本、企业劳动数量、企业出口强度、投资回报率、企业利润率及资本密集度等因素。
生产率。随着对异质性企业理论的深入研究，企业生产效率在企业是否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基于本文理论部分的研究，并结合Melitz（2003）等人的研究成果，生产率水平是生产企业决定是否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并且只有在企业生产率达到某一特定值时，生产企业才有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倾向。本文采用企业人均产出水平作为企业生产率水平度量指标，即为某一生产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与企业员工数量之比，并提出假设1：生产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与企业是否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呈正相关。
关于劳动，本文选用劳动者数量作为代表变量。当生产企业生产欲走出国门，投资海外市场时，意味着经营规模扩大，这一过程需要充足的人力资本支持。因此对生产企业的劳动力数量需求将会增加。因此，本文选取数据庫中全部从业人员数量作为衡量劳动的指标，并提出假设2：生产企业所拥有劳动力数量与其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呈正相关。
资本。本文将选取生产企业的总资产作为测度其资本的指标，即企业总资产越多，可供其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的资本则越充裕。文中有关总资产的核算采用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计算标准，即全部为企业持有或控制的，并能够为企业带来预期经济效益的资产总额。具体而言包括全部流动资产、固定资产、企业债权等。在此本文提出假设3：生产企业的资本充裕度与其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决策成正相关。
利润不仅是企业生产经营的首要目标，也是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企业利润率与企业进行资本积累、扩大商品市场息息相关，将其作为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的测量指标对于企业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企业是否拥有强大的资本是影响企业海外投资的关键。生产企业开展海外投资所需资本则主要依托于利润的顺利实现。本文选用生产企业的销售额水平与工业销售总值之比作为测度其利润率水平的代表指标，并提出假设4：生产企业的利润率水平越高，其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越强。
知识资本密集度。对于制造业企业部门而言，知识资本密集度是影响其市场竞争力的决定因素（张博伟，2010）。具体而言，知识资本密集度对于增强生产企业的专业化程度，延长产业链，提高劳动和其它要素的生产率具有重要意义。企业资本密集度提升对于促进企业在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的比较优势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提出假设5：生产企业资本密集程度越高，其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倾向越强。
企业出口。在参考Bonaccorsi（1992）的研究文献基础上，可以得知企业生产经营规模越大，企业出口强度越大。这一过程与国家间地缘成负相关。因此，与某些内向型企业相比，积极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生产企业将更拥有条件利用丰富的海外投资经验和东道国的资源开拓海外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在此，本文将采用生产企业出口贸易指标测度企业的出口强度，并据此提出假设6：生产企业的出口强度与其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成正相关。
此外，为消除因所选指标所导致的计量回归结果的误差，本文将引进两类控制变量。其一，采用虚拟变量的方式将企业所有制类型引入计量模型，并依据资本类型将生产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私有企业与外资企业。其二，针对辽宁省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将不同地区生产企业进行划分，具体而言将辽宁地区划分为辽东、辽西、辽南、辽北地区。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如表2所示。
（三）模型建立及回归结果分析
依据前文所述，本文建立如下经济计量模型，进一步研究基于企业异质性理论的辽宁省生产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影响因素。其中，被解释变量为生产企业是否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并设定Probit模型如下：
P（OFDIid=1│Xi）=（Xi）=Xii
在上述表达式中，下标i代表辽宁省某一任意生产企业；X为全部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为累积分布函数；为各变量的回归系数；i为扰动项，并假设其服从标准整体分布。这样，P的概率可进一步表示为：
被解释变量是一个包含生产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概率p的自然对数函数，且有：Xi=ln（P/1-P）。
本文进一步对pr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在表3的（1）中，对生产企业的劳动力、利润率水平进行回归分析，计量结果显示，劳动力数量和资本密集度越高，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倾向性越强，且资本和劳动每增加一个单位，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机会成本是0.38，这一点与假设相符，说明企业劳动力数量和资本密集度与其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成显著正相关。为了确保计量回归结果的完整性、准确性和稳健性，本文采用逐步扩展解释变量来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在表3的（2）-（5）中，本文逐一添加企业利润率、资本密集度和企业出口强度等测量指标，回归结果与先前假设部分相符。具体而言，企业生产率越高，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倾向越强。但是在表3的（3）-（4）中，资本密集度代表变量的系数，却与原假设相反，即为负值。针对这一与预期相反的结果，其原因在于资本密集度对于辽宁省生产性投资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影响并不显著。在企业基于抢占国际市场份额的战略目标的驱使下，即使资本并不是十分丰裕，仍然可以通过信贷、融资等方式获得资本，进而实现生产企业选择开展对外投资业务。
为控制辽宁省生产企业所有制类型和其所处地理位置对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研究结果的偏差，在表3的（6）-（7）中引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在控制了影响生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解释变量后，相比于外资企业，辽宁省国有生产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明显高，与经济实力相对落后的辽西、辽北地区相比，辽南与辽东地区的生产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较高。而且，辽宁省出口强度系数为正值，这也与先前假设内容相符，即企业出口的经验与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倾向成显著正相关。同时，这一回归分析及结果也与之前的一些研究如JohansonVahlne（2003）、葛顺奇和罗伟（2013）等文献相符。
（四）稳健性检验
尽管边际弹性回归结果能够说明各解释变量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强弱，但是毕竟不同指标的变动幅度是存在差异的，这样可能会导致部分指标对投资选择概率影响的准确度出现偏差。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进行了LPM模型的回归（过程略），且LPM模型与 模型边际效应的估计系数非常接近。同样地，投资收益率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并且生产企业的出口强度对其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也再次证明了国际经验的获得对生产企业走出去所起到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资本回归系数次之，表明生产企业所拥有的资本丰裕程度在企业决定是否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中有着较大的影响力。
另外，在投资动力上，国有企业明显要高于其他所有制类型企业，如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等；位于辽宁东部地区的生产企业也明显高于其它地区。这可能是由于国有企业相比之下容易获得有关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支持和政府的帮扶，同时位于辽宁东部地区企业的竞争优势也较为突出所导致的。回归结果再次说明，生产企业的所有制类型和所属区位对投资概率的影响十分显著。
结论
本文将2008年度《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我国商务部公布的《名录》相结合建立成一个新的样本数据库，结合四分位国民经济代码原则将收集到的辽宁省生产企业数据，从微观信息层面研究其开拓海外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的决策选项影响因素。具体研究结论如下：
首先，与辽宁省内向型的生产企业相比，企业生产率、劳动和资本等主要解释变量指标在回归分析中与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成正相关关系。即企业生产率越高，其参与海外直接投资倾向越高；企业劳动资本越多，企业越有可能参与海外投资，开拓国际市场；企业所拥有的资本豐裕度越高，企业参与海外投资的意愿更强烈。这说明企业生产率、劳动和资本是辽宁省生产企业走出国门的决定性因素。
其次，辽宁省生产服务性企业的利润率，资本密集度和对外出口强度与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成正相关关系。其中，企业对外出口强度对企业走出去的战略决策具有关键的推动作用，这表明企业在参与海外竞争中所累积的对外投资经验将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便利条件。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