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9 10:02:00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道德和法律的内涵，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论文关键词 道德法律化 学理基础 法治化进程
一、问题的提出与法律道德化的内涵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蓬勃开展，我国正站在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整个国家全方位的变革给道德建设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一方面，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道德的调节力量已不能遏制人们用不正当手段逐利，比如近年来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另一方面，不同的主体因立场不同，所持有的利益观也各异，致使主体面对道德选择和判断时出现困惑，如曾引发全民讨论的“许霆案”，道德作为社会重要的价值体系和规范系统，在当代中国正在进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实践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应担负何种使命，成为了法学和伦理学研究领域共同关注的焦点。不同学者对此见解各异，有些学者主张加快道德法律化的建设步伐，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制是否完善和健全，主要取决于道德规则被纳入法律规则的数量。……在一个法制完善和健全的国家中，法律几乎已成为了一部道德规则的汇编。”豍有些学者对此持相反观点，认为“如果通过道德法律化过度地、强行地赋予‘社会法’以‘国家法’的意义和角色，极易把市民社会自决、自律的较高标准，不当地上升为他律的强制的国家标准。”豎显而易见的是，问题的争点在于道德是否应该被法律化。为解决这一问题，准确定位道德法律化这一概念成为必需。
关于道德的法律化的内涵，通说认为“是指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豏一个国家道德法律化的程度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与此相适应的是，道德法律化有着多样化的实现方式，具体而言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把道德直接升格为法律，这种情况下，道德主要以必为性和禁为性的法律规范为表现形式，这种做法在多见于亲属法。例如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以及禁止遗弃的规定。二是把道德作为法律原则规定于法律规范中，此类一般的道德规范多为社会公德。比如《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中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三是把道德作为法律规范的补充性规定，此时道德主要是以准用性的法律规范作为表现形式。比如台湾地区民法典规定：“法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大陆地区司法实践在法无明文规定时也有类似做法。科学界定道德法律化的概念，对于准确划定其限度和范围，体现道德之于法律的积极价值，实现道德发展和法治建设的良性运行均具有重要意义。
二、道德法律化的学理基础
（一）道德法律化的合理性论证
1.道德和法律的共性是这一论证的根源
（1）二者的调整内容具有一致性。二者的调整内容涉猎面广，交叉性强，具有同质化的特征。比如有些社会关系既归于道德调整，也属于法律规制，如公序良俗、尊重他人基本权利等。在道德的范畴中，这些是必须要遵循的道德义务，违反了需承担道德谴责，在法律的范畴中，这些是宣示性的法律基本原则。很多道德所不提倡的东西，同样为法律所禁止。
（2）二者的价值目标具有统一性。法律以规范的形式出现，公平与正义形成于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之中，是法律精神的集中展示和深刻展现，体现了人类对理想世界孜孜不倦的追求。同样地，公正也是道德的重要内涵和存续基础之一。公正成为了道德和法律的重要连接点，道德的这一价值目标也正是法的制定和实施的价值源泉。基于此，一旦体现正义的道德在现实社会难以得到伸张时，以法律面孔出现的正义可以通过其强制性和可操作性彰显社会公正，践行人类理想。
（3）二者的内涵均具有义务性。义务的内涵包括必须履行相应行为或者禁止某种行为。在道德的范畴之下，义务带有全局性和基础性，“‘义务’在逻辑上先于其他道德概念，其他道德概念以‘义务’的存在为先决条件，并且只有参照它才能得到理解。”豐义务是道德的在本质上的反映，与此相适应的是，义务也是一个重要的法律概念。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权利和义务统一于法的内容之中，二者共同构成法律的基本范畴。因此，义务是道德法律化的中介和桥梁，构成了道德法律化的基础。
2.中华民族的心理惯性为这一命题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心理惯性是指在某种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因沿袭传统心理模式而在人们内心所产生的对旧事物所表现出的依赖或怀恋。作为人们传统心理模式的一种自发沿袭，不同民族表现出来的心理惯性是不同的。豑一般地，历史文明悠久、存续时间长的民族较其他民族而言，所展现出的民族性格较为内敛、持久和有深度，故其民族的心理惯性就越强。就我国而言，我国历史悠久，封建社会时间尤其长，因此民族文化较为封闭，民族性格较为内敛、持久和有深度，民族心理惯性较为强烈和鲜明。国人崇尚礼法道德，重视心理体验，生活上趋于和谐和平稳。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法文化对于国人的心理及行为仍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故在现代法治化进程中扩大道德的影响力符合国人的心理惯性。
中国法律自古以“德主刑辅”作为指导，道德色彩十分浓重，属于“道德法”范畴。传统的道德法有利于平衡人们内心深处因单纯的法律规则调整而引发的各种冲突、碰撞或不适应。对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具有较强烈的民族心理惯性的民族而言极具吸引力和感召力，在这种法律文化影响下，国人的观念无疑是道德化的而非法律化的。进入近现代社会，我们也不乏将道德入法的一些成功做法，诸如公平民主正义，均已作为法律基本原则予以固定下来。对道德和法律关系的认识是人们几千年来集体智慧的结晶以及在长期追求真善美过程中认识的升华，为道德法律化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二）道德法律化的必要性论证
1.道德自身功能的缺陷要求引“律”入“德”
一方面，道德天然具有模糊性、主观性、弱强制性、多元性等缺陷，这些特点与法律的明确性、客观性、强制性及明确的指向性形成鲜明对比，法律可以在上述方面为道德披上一件具有可操作性的外衣。另一方面，因社会客观现实所限，道德需要法律的保驾护航，我国正处于经济变革和社会转型期，利益主体多元化，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减弱了道德的调控作用。因此，将道德中含有的维护经济活动秩序和保障社会稳定运行的因素上升为法律确有必要。
2.这是顺应民族心理惯性，推动法治化进程的必然选择
当前，尽管我国的法治化建设取得了极为辉煌的成就，并已使广大人民群众初步形成了对法律的信仰，但是由于中华民族独特心理惯性的影响深远，人们思考问题时仍倾向于道德优位，在潜意识中仍有“情大于法”的思想，面对转型期民众的独特心理，用法律道德化的方式对之因势利导，使民众逐步摆脱传统的“德治”心理，最终树立法律优位的思想，从而清除我国实现法治化进程的意识障碍。
三、道德法律化的限度
在我国当前的法治化进程中，道德法律化已经成为时代的需要。必须科学划分二者之间的界限方能使二者更好地履行社会赋予的职能，因此，在诉诸于实践时，我们必须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道德法律化的“度”是什么。具体包括下述几个方面：
（一）从严标准
道德的基础是自律，这与法律的他律性相悖。道德过分法律化既会稀释法律的强制性，不仅会软化法律的强制调整机能，而且会限制道德本身的内心约束机能，对之必须要作出限制。此外，法律所调整的范围远小于道德，必须从严掌握道德法律化的标准。若把一切道德规范进行法律化，结果只会毁灭道德，并最终毁灭法律。因此，道德法律化的范围应定位在全体公民都应该而且必须做到的基本道德要求上。一方面，上升为法律的道德要求全体公民的普遍遵守。道德法律化的落点是法律，若不能得到普遍的遵守，只是纸面上的法律，缺乏实践性和执行性。另一方面，上升为法律的道德只能调整一些基本行为。由于达到道德要求的人数与道德本身的要求程度具有相对性，越是要求高的道德越是难以在全社会得以普遍实现，因此，一定程度上调低的道德要求水准可以使其得到更为广泛的遵守。
（二）控制范围
由于道德法律化具有严格标准，在该标准的指导下，需严格限定其适用范围，坚决排除不满足标准的情况。首先，一些特定化的规范需要被排除。比如少数民族特有的民族习惯，因其无法涵盖全体公民，自然谈不上普遍遵守；其次，排除社会主体高层次的道德追求。比如舍己为人，无私奉献等，一味强调其入法，无异于逼人行善，最终会出现揠苗助长的恶果。再次，道德中内化于人心的美德也不应在此范围内。考虑到个体的差异性导致每个人的感悟不同，美德并非能够得到每个人的自觉践行，即使将其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也会因为缺乏客观性导致其评判标准的模糊性和违反规则的难以惩罚性，实质上会削弱法律的权威性。上述行为可以通过道德鼓励和奖励的形式激励行为主体实现之。
（三）古今并行
作为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的统一体，法律不可能是没有价值蕴涵的纯粹规则，其内在价值只有在与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成员的基本价值追求相吻合时才能最终获得社会认可而取得普遍效力。豒考虑到中华民族的心理惯性和古代道德法的深远影响，要积极吸收古代法中的精华部分，顺应社会发展和全体公民的价值追求。尤其是伦理色彩浓重的亲属法，由于涉及道德成分比重大，对民众日常生活影响广，可传承性强，可以为道德法律化提供更大的发挥空间。
（四）划清界限
一、二者之联系
道德效力和法律效力都有追求社会生活稳定、和谐有序的目标指向，它们共同的基础是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生产关系，具有共同的正义性、应当和必须的价值追求以及相似的表现形式。
1. 共同的正义性
道德是人们关于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等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道德代表或反映人类共有利益的需求决定了道德的内在精神之一就是正义。道德效力所追求的从行为层面讲，就是社会个体对道德规范的遵守；从价值层面看就是正义的实现。一旦失去了正义的理想和崇高性，道德也就失去了它应该有的价值。道德失效也指日可待。正是由于道德的这种内在价值精神，成为了法律规范制度与实践的价值参考。法律的最基本特征就是其正义性，正义性是法律之为法律的标志，也是法律得以实现的基本动力。法律效力所追求的就是正义的实现。那种完全独立于道德标准、道德原则的法律规则、法律制度是不可能有效力的。法哲学研究的先躯――古希腊学者，是正义论研究的先行者。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亚里士多德就把正义作为法律的基础。他认为法律只是人们互不侵害对方权利的临时保证而已，而法律的实际意义却应该是促成全邦人民都能进于正义和善德的制度。亚里士多德从正义这个前提出发，认为法律是正义的具体表现，法律的好坏是以正义作为评价标准的。人们服从城邦制定的法律，也就是实现了正义。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认为公道和正义是法律的目的，并且是它的准绳。他的“法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的名言，一直成为人们探讨道德和法律关系的基点。罗马法学家西塞罗在论述法的概念时就指出：某种存在物是否是法律，并不是看它是否是出自国家或是否为习俗，而是看它是否正义、与自然相一致。他把法律的基本特征看成是正义，而非国家强制性。与一个社会的道义上的观念或实际要求相抵触的法律，很可能会由于经常受到消极抵制以及在进行监督和约束方面所产生的种种困难而丧失其效力。这样就把法律与道德拉得很近了。可见，正义性是道德效力和法律效力共同追求的目标，也是它们共同的内在本质。道德效力和法律效力的实现也就标志着正义的实现。
2. 二者都具有强制性和价值性要求
道德效力和法律效力追求的是对人的行为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秩序的成功调节。二者有两个基本的要求，一是强制性，即所谓必须如此，它保障的是规则的基本有效性；一是价值性，即所谓应该如此，它赋予规则以价值的内涵。从人类早期开始，就存在两种不同的规则：有些规则主要是靠对不服从的惩罚和威胁来维护；另一些则依赖于人们对规则的尊重、负罪感或者自省来维护。“必须”与“应当”是既存于道德中又存于法律中的两个共同的对秩序的追求。实际上，无论是道德效力还是法律效力，都既需要产生规则效力的“必须”之强制，也需要体现价值合理的“应当”。法律效力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只需要外在的强制性。任何社会的法律都必须顺应该社会流行的道德规范的要求，否则就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立法者在创制法律时，必须以道德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为指导。可以说价值的合理性是法律精神的基础；而道德效力的实现也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只需要价值的引导，它同样需要一定的社会强制。两者的区别只是在于：在法律效力和道德效力中，“必须”的实现机制和“应当”的运作原理各有特性。虽然从总体上道德效力体现“应当”的要求，法律效力体现的是“必须”的要求，但是从根本上说，道德效力和法律效力都必然追求“必须”与“应当”所体现的秩序目标。道德规则区别于其他社会规则的特点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它能够造成保障它们效力实现的强大的社会压力；二是它在相当程度上需要牺牲个人利益或与之相连的个人偏好。前者为“必须如此”，后者是“应当如此”。道德效力也需要有强制力作为保障。道德效力的实现需要依靠社会舆论对道德的履行施加一定的社会压力，以保证社会生活的基本价值合理性能够得以实现。
3. 二者效力的基本表现形式都是赋予力和约束力
道德效力的两种基本的表现形式是赋予力和约束力。道德效力是指作为规范形式的道德基于社会秩序的价值定位，对人们的社会行为所产生的应当执行的作用力。它是以社会舆论、传统习惯、行为个体的理性自制和内在良知为保证的，表现为赋予人们对违反道德规范的有关行为人进行道德评价和谴责的权利和赋予人们对遵守道德规范、品行高洁的有关行为人进行道德赞誉、支持的权利以及约束人们遵守道德规范、履行其义务或责任的作用力。这种作用力包括赋予力和约束力两个方面，而不是仅仅指约束力。同样，法律效力的两种基本的表现形式是赋予力和约束力。法律效力首先是一种“力”，是一种“作用力”，这种“作用力”是以国家强制力为保证的，表现为赋予有关主体行使其权利或权力和约束有关主体履行其义务或责任的作用力。这种作用力包括赋予力和约束力两个方面，而不是仅仅指约束力。二者的表现形式很相似。
二、二者之区别
1. 道德载体和法律载体之不同
无论是道德效力还是法律效力都是一种作用力，而这种作用力只有通过某个事物才能传送到各个方面，所运载道德效力和法律效力这种作用力的事物就是道德效力和法律效力的载体。道德效力的载体是道德，而不仅仅是道德规范。道德是人们在社会生产实践中形成的关于善恶和是非的观念、情感和行为习惯，并依靠社会舆论和良心指导的人格完善活动与调节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规范体系。作为道德效力的载体的道德是作为整体的道德，其中包括道德观念、道德规范和道德秩序三个方面。道德活动既是人们的观念活动，也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派生出来的用以调节人的交往行为、保证社会秩序的实践活动。道德自身的要素，如道德观念、道德规范以及道德行为等构成了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个自组织系统――道德系统。
法律效力的载体只能是法律，而不能是法律派生文件、文书，不能是民事行为。第一，法律的作用力是法律的效力，派生文件的作用力是派生文件、文书的效力。法律的派生文件、文书只能用“效力”来指称，而不能用“法律效力”来指称。通常所说的派生文件、文书的法律效力――在效力两字前加上法律两字只是强化效力的严肃性而已，就实质内容而言，派生文件、文书的效力与派生文件、文书的法律效力两者之间无任何差别。第二，派生文件、文书的效力范围是特指的、具体的。虽然也可以用“时”、“地”、“人”、“事”来牵强解释，但与法律的效力范围这种泛指的、抽象的概念相比则相距甚远。法律的效力与派生性文件、文书的效力范围也不能同日而语。法律效力中的法律是指整体的法律，包括法律观念、法律规范和法律秩序三个方面。许多人把法律效力等同于法律规范的效力。而事实是，法律效力之法律是作为整体的法律，即作为法律概念、法律原则和法律规范等法律要素有机结合的一个个具体的法律，因此法律效力便不能仅仅是法律规范的效力。
2. 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之不同
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它们有着不同的适用范围和实施手段。
其一，产生和表现的形式不同。道德规范源于人所具有的自我完善能力和一定的价值追求，在共同的物质生产和生活中逐渐养成。它是从一种自发的习惯而开始升华，最后成为群体的固定行为模式，从而形成规范。因此，道德规范存在于人们的意识和信念中，没有明确的、特定的、具体的表现形式。法律规范则不同，它是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集团运用国家权力，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制定和认可的。一般说来，在现代社会中制定法律规范是有其严格的法定程序的，在规范的形成中具有最高的严肃性。这对于大陆法系自不必言，即便是英美法系的判例也是如此。因此，法律规范一般都存在于各种规范性法律文件，诸如宪法、法律、法规及规章之中。它有着其明确的、特定的、具体的外在表现形式。正因为如此，道德规范属于意识形态，而法律规范则属于政治上层建筑。
其二，实现的方式不同。道德的基础是自律。因此，道德规范的实现，主要是通过教育的作用，使之逐渐成为人们的观念模式，升华为内心的崇高信念，再转化为习惯的行为模式。它的实现具有高度的自觉性。诚然，道德规范的实现，也并不排斥他律，即一定的外在强制性，这主要是指社会舆论和公众评价的力量。但是，即使是这种外在强制性，也必须首先转化为行为人的内心自我强制性，道德规范才能得以实现。法律规范的实现则完全不同，它具有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国家强制性。法律也并不排斥自律，即人们的自觉守法。但法律实现的基本形式是他律，它以一套完整的程序和机构、设施保证其实现，它原则上不允许任何规避法律的行为存在，它对任何违法犯罪行为都给以相应的、有力的法律制裁，以保证其实现。
由此可见，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有着确定不移的界限，这种界限就在于二者在产生、表现和实现形式上的区别。由于这些形式上的区别，使得法律效力和道德效力的载体泾渭分明，人们便能够简单明了地区分什么是道德，什么是法律。
3. 效力作用机制之不同
作为规范形式的道德和法律，对人们的社会行为能否产生普遍的、应当执行的作用力与各自的维护机制是密切相关的。道德效力主要是通过人的良心和舆论及风俗习惯的社会权威来加以维护，而法律效力则主要是通过特殊的国家强制力来保证。
道德效力主要是通过人的良心和舆论及风俗习惯的社会权威这种弱强制力来加以维护。这种弱强制力，在个人层面是个人的理性自觉、个人的良心机制，是一种特殊的自我控制的强制力；在社会层面则是舆论及风俗习惯这种社群压力，社群压力也是一种强制力，否则就不能合理解释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礼教吃人”现象。社群压力这种弱强制力并无特定的机关来行使，它是通过社会舆论、公共谴责、他人嘲弄、孤立、谴责而进行的一种精神性的、非物理强制性的强制力，它充分体现了舆论和道义的力量。良心是自我控制的核心。良心的特殊的强制力是社群压力和国家强制力所不可替代的。作为公民个体行为内在的制约力，良心一经形成便会贯穿在个人意识和行为的始终。个体良心的是非认同和好恶情感对个人的行为起着支配的作用。在行为中，良心对个体行为具有内控作用，即道德监督作用。它随时监督行为者按良心的要求做事，纠正和克服不良的情感。人们常说的“改邪归正”、“良心发现”就是这个道理。人的行为是道德良知的外在反映。良心不仅是一种知耻心、一种责任意识，更是人的道德自律的最高表现，是人行为有德的内在推动力，对道德效力的实现是必不可少的。
法律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它代表着最高权力的意志，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法律效力的实现是依靠国家强力机器来保障的。国家是强制的主体。国家的强制手段包括警察、法庭、监狱等。法律的强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保障法律权利的充分享有；迫使法律义务人履行义务。通过对不履行义务者的制裁，确保法律的权威性，维护社会正义，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法律一经制定，就要求必须被遵从。如果有人破坏或不遵守法律规范，国家就会运用强制手段对之予以强制性的处罚。国家强制力量维护着法律的尊严并赋予法律以威慑力，从而使得法律的维持与实施具有可靠的、强有力的保障。一项法律即使是错误的，在它没有被更改之前，国家强制力仍然要维持它的执行。因为有了国家强制力量作后盾，所以法律规范比其他类型的规范更能有效地调整人的行为。这是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相区别的最显著的特征。也因如此，在对社会生活的调整上，法律居于主导地位。以国家名义规定的社会生活的基本规则主要体现为或仅仅体现为法律。而国家强制力也成为法律效力的最有力的维护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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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性；国家；法律；正义
国家、法律和正义自从出现在人们视野中，就成为三个被反复讨论的概念，究竟这三个概念精确的内涵是什么，究竟如何合理的限制概念的外延，这三个概念是如何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等等，与之相关的问题一直是牵引着古往今来无数学者的求知的眼眸。本文的写作目的也只是希望能从这些前辈毕生的研究中探求出一些蛛丝马迹，从而能形成一些零碎的不成熟的想法。为了能更清楚的说明这三个概念的发展史，本文大致从三个脉络展开：
第一个角度是从自然意义上的正义和政治意义上的正义展开对正义的分析和理解。正义是本文论述的核心和起点，对正义的全面的理解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正义的内涵是丰富和庞大的。短短的篇幅是不可能把正义的全部精髓完全的展示出来的，所以本文对正义的理解仅仅停留在与国家和法律有关的层面。
第二个角度是沿着历史的脉络，从上帝之城到世俗世界，冲破宗教神学的桎梏，以人的理性的看待正义，进而引入国家和法律的概念。国家从来都不只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概念，在本文的论述中它更多意义上的一个法学概念，天然的与法学有着不可割断的联系，法律是国家的一个最鲜明的但不是唯一的特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对国家的正义分析也是对法律的分析。对国家的起源做进一步的探究，以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起源论和洛克的政治状态起源论，进一步将国家的诞生从上帝手中解放出来。
第三个角度是对国家和法律的正义进行现实的反思。正义的观念来源于我们对正义的追本溯源，但是新时代背景对正义的概念进行了残酷的修正，走出理想的国家正义观，扎根于现实寻求国家正义的真正的价值，更是我们探究这个问题的本质所在。
一、正义起源的理论基础：人性论
国家、法律和正义的论述总也无法与人性划清界限，不同的人性论决定着国家和法律的不同定位。这些关于国家和法律的不同看法正是构建者三者合理关系的内核。换句话说，国家的正义观起源于人性的分析。关于人性，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是人性本善说，第二是人性本恶说，第三，理性与兽性的混合说。
第一，人性本善说。柏拉图认为正是善的本体产生了人和人性，所以人和人性天然就是善的。人是天使一般的善良纯洁的，所以根本用不着国家，更用不着法律，只是依靠人性的道德调整就以足够。
第二，人性本恶说。马基雅维里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成裸的利益关系人的本性都是虚伪狡诈，趋利避害，善变，自私自利的。寄希望于人类自身的善是不可想象的，人类必须依赖于一个强权统一的外部力量去抑制天性。所以国家和法律是必然要出现的，是顺应人类天性出现的。
第三，理性和兽性的混合人性说。亚里士多德认为是否具有理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属性，人是具有理性的，而理性的价值就在于能判别何为善恶，何为正义。但是这种理性是不完全的，都难免受到感情影响，理性的对立物感情或者冲动时常左右人类，人是不可能完全生活在纯粹的理性中的。面对这种令人厌恶的非理性，斯诺宾莎并建议人们不要选择逃避，要用理性的态度对待。人人都爱自己这是出于天赋的本能，这是一种不应该被责难的自爱，是合理的。但是对自爱应该一分为二的的看待，自爱的本性是无可厚非的，但应有必要的限度，超出这个限度的自爱就是一直恶性。换言之，理性和兽性是混合存在于人的本性中的，兽性是超过人类理性限度的感情。国家和法律的出现正是人类天然具有兽性必然结果。
从诸多学者对人性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大致得出我们所需要的结论：人性和正义、国家及法律有着共生共存的天然关系，具体说来就是，人性有理性和兽性（非理性，感性）两部分构成，理性的本质是至高的善，无上的正义，是判断和衡量的正义的最高标准，在纯粹理性的国度里是不需要国家的，更不要具有外部暴力强制性的法律，国家和法律没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感性世界是人类恶性滋生的沃土，正义在感性世界生存是必须依靠国家和法律的保障，只有国家和法律才能提供判断正义的标准，那是一个混沌和无序的世界。在人性的基础上，正义的理念逐渐清晰起来，凡是符合理性的就是正义的，这是一种内部自发的正义：人人都渴望理性，渴望自爱，希望走出野蛮恐惧的世界，但是感性与理性是亦趋亦步的，于是国家和法律作为外部的手段应运而生，成就另一种外部自觉的正义。这样正义的内涵在人性上一理性和感性一实现了完美的统一。
二、正义的内涵与外延
探究了正义的人性基础后，摆在我们面前一个棘手而又无法的回避的问题就是究竟什么是正义？这个问题的答案关系着对国家和法律的理解和评价。概念的精确界定是理解问题的关键和核心。但是，对正义下定义确是一件似乎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但是就是这样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却是一切其他问题的起点。所以我们不得不对正义的概念做一个大致的不精确的界定。正义不仅是一个政治哲学概念，更是一个道德伦理概念。正义从希腊人有关自然法的学说中不难发现，自然法、自然权利等词基本上是在公平。正义、道德和理性等意义上使用的。上文中我们所论及的是政治的正义，而不是自然意义上的正义。那正义究竟能否脱离道德伦理的色彩，成为一个纯粹的无任何感情因素的概念呢？从古希腊到古罗马，从上帝之城到世俗之城，正义概念的内涵被不断的丰富和充实着。诚如纯粹法学派凯尔森所言：“自古以来，什么是正义这一问题是永远存在的。为了正义问题，不知有多少人流了宝贵的鲜血与痛苦的眼泪，不知有多少杰出思想家，从柏拉图到康德，绞尽了脑汁，可是现在和过去一样，问题依然未获解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正义的标准是历史的、变化的、多元的和相对的。人们根据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的要求，形成了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确切地说，主要地并且越来越多的是专门评价社会制度的标准。
一个精确的概念包括两个方面：内涵和外延。内涵是一个概念的核心，内涵的确定等同于概念的确定。内涵和外延的范围呈现出反比例关系，内涵越是确定，外延的范围越是狭窄：相反，内涵的越是模糊，外延的范围越是宽阔。如何给一个概念下定义，通常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精确内涵，内涵确定后外延自然也就确定了；第二种方式，只界定出内涵的关键特征，通过外延的范围进一步划定此概念和彼概念的界限。面对正义丰富纷杂的内容，对正义的界定将采取第二种方法。正义是法律的首要价值，法律基本与正义是同义词。
从正义的概念入手，我们又得出一个推论，就是正义的目标=法律的首要价值=国家的稳定秩序，正义和法律及国家之间隐藏的关系渐渐明晰了。但是在这个阶段，对正义的理解更多是自然意义上的正义观，而正义和国家及法律之间的联系也是脆弱的，若隐若现的。正义更过的是在人性善论，即使退一步讲也是人性混合论的基础上谈论的。正义的道德色彩仍是极为浓重的。究竟剥离道德色彩的正义，甚至说在人性恶论的基础上的正义究竟是何种模样？在这两种不同的正义观下，正义=国家=法律的数学等式又将如何运作？
三、道德正义的产物：国家和法律
在对正义的概念有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后，接下来我们探求一个极为有趣的问题：我们的国家和法律有着什么关系？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法学问题，更是一个有趣的逻辑问题，就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般。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以正义为原则。由正义衍生的礼法，可凭以判断人间的是非曲直，正义恰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正义和国家及法律的关系被亚里士多德一针见血的指出，亚氏的结论是下文展开论述的基础和核心。那么我们所要思考就是在国家和法律中什么是正义？为了更好的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先看看国家和法律的起源，希望在源流处发现正义最初始的踪影。
关于国家的起源论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起源论和洛克的政治状态起源论可见一斑。在这两位学者的的著作中，不仅论述了他们自己的国家起源论，更是批判了原有的仍根深蒂固的盘踞在多数人思想中的荒谬的起源论。这两位的学者的起源观虽有很多不同，但是我认为他们二者更是一脉相承，洛克将霍布斯的国家起源论进行了现实的调整，更加具有说服力。
（一）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国家起源论
在霍布斯看来，国家、法律和正义是如影随形的。正义、国家和权力三者的关系也若隐若现。正义与权力的关系现在变得很明显，而且，由于至上权力的存在需要以国家的形式来表现，所以正义与国家的关系也变得很紧密。国家的形成是正义存在的物质形式保证，正义根源于国家权力的至上性和统一性中。若结合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正义可以走出神圣的理论殿堂，能够以具体的形态为人们所知。所以国家运用至上统一的权力以实现国家存在目的便是正义的。霍布斯虽然承认者的权力是人们同意授予的，但是他坚持人们一旦授权后就不能反悔，者的权力是绝对的，不可转让的，人民只有绝对服从的义务。正义同时也体现在国家与臣民的权力义务关系中，具体表现为，国家的行为没有什么是不正义的，而人民对国家权力的绝对的无条件的服从就是正义，任何的反抗都是不义的行为。正义在国家和臣民中是一种不平衡的存在。
（二）洛克的政治状态的国家起源论
洛克在政治上则表现为对绝对权力的反省与不信任。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力之间是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的。国家权力的边界是由人民大众划定的，不是与生俱来的，更不是随心所欲，毫无节制的。在洛克以前，大多数人都认为国家的权力和家父权有着天然的联系，当大家把眼光从“上帝之城”中转移到“世俗世界”，这似乎成为国家存在的唯一的合理的解释。其中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也从家庭一村坊一国家的模式阐述了国家的起源。在亚氏的国家进化环节中，家庭是国家产生的最原始的起点，而传统的家庭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小核心家庭，更多的拥有的宗族的特征。所以家庭中家父权不可避免的和国家中者的权力或多或少的混杂在一起。但是洛克针对来自家父权的论断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是政治权力和父权这两种权力是绝然不同而有区别的，是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而又各有其不同的目标的。父权的产生是基于生育行为自然产生，权力的存续期间大多维持在子女尚无完全的理性阶段。而的产生是恰恰相反的，它来源于理性人自觉自愿的行为。因此父权不能包括一个君主或官长对他臣民的那种统辖权的任何部分或任何可能的程度。所以者的权力并非自然的，臣民受制于法律和者也不是自然的，这都是理性决断的结果。在洛克看来，国家的正义与理性一对孪生体。只是符合的理性的就是正义的。而最大的理性就是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的分界。国家的权力按照理性自由人的合理安排以公共利益为目的有计划的运行。
法治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对于法律生活所持有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我国的法治文化是一种以“正义”为价值取向，以西方法治文化为范式、以传统中国法律文化为根基的基础上生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党领导下的以人民民主为内涵的法治文化，在价值观念上，体现主体平等观、诚实信用观和法律至上观；在意识观念上，体现自由、平等和人权，概括地说，也就是法律的权威性和公众的普遍信仰。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现代与传统相互制约，相互交融、相互补充、与时俱进的法治文化，与它相适应的社会是法理社会。它在显型结构层面上表现为：良好的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完备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完善的法律组织和法律设施、严格的执法和司法程序；在隐型结构层面上主要表现为与显型法治文化相适应的社会成员的知法、守法、信法、护法、用法心理，较强的民主意识、正义观念和权利义务观念，法律的权威至上观念，依法办事的精神和法治的思想等，是一种内容有机构成、结构和谐统一的法治文化，概括地说，就是法律的权威性和公众的普遍信仰。
由于我国的法治文化是在传统文化中生成的，在现阶段，不可避免地带有礼俗文化的印迹，在法律的实施过程中还大量存在着权大于法、人大于法、以言代法、知法犯法的现象，法律的权威受到很大的挑战；另一方面，由于目前我国法律还不完善，以及人们的法律素养的不足等主观因素的制约，导致法律的权威性受到挑战，客观法律还没有被普遍信仰。表现在生活中，人们在遇到法律问题时，往往想不到通过法律途径去予以解决，或者是诉讼过程中，更多关心的是律师与法官的关系，而不是证据。这些情况，不同程度地影响人们行为方式的选择，与法理社会不相适应，法律的权威得不到体现，法治的价值得不到实现，与建设法治社会还有很长的距离。
卢梭说：“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因此，要实现依法治理，关键要培养公民的法治理念，法治心理和法治习惯，要崇尚法律、信仰法律，树立法律的权威，在全社会形成法治风尚，法律才能找到自己的根。现结合玉环实际，就玉环的法治文化建设作一点粗浅思考：
其一，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应是规范司法、执法人员的依法执行公务
我国目前已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法律自身所具有的公平、正义和对人类的关爱精神，必须通过有效的实施予以实现。司法、执法人员作为法律的执行者，不仅应当具有较高的法律素养，更重要的要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依法办案、公正执法，严格按法律程序办案，不办人情案、关系案，才能真正实现“正义”。要通过严格执行办案责任制、过错办案责任追究制、落实各项监督机制等途径，规范司法、执法人员按法律、按程序合法合理执行公务。
第二，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的关键环节应是培养领导干部、公务员依法履行职责
国家权力的根源在于公民的权力，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行政机关的领导干部、公务员受人民的委托，享有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在性质上是一种责任，其履行行政职权必须以职责为本位，规范与约束权力、保障和发展权利，力戒隐性的法外特权，在法治建设中率先垂范，严格按规章办事，按制度办事，依法履职、依法管理，只有如此，才能得到群众的信服。领导干部和公务员不仅要带头学法、带头守法，还要依法决策、依法管理，通过重大决策法律咨询制度、法律顾问制度、决策听证制度等等，养成从法律角度思考问题，依靠法律解决问题，按照法律处理问题的习惯。
其三，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的必要环节应是引导公民积极参加法治实践
人民群众参与民主活动，是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的重要体现，也是老百姓直接感受民利、实现自身政治需求的有效途径。必须建立深入了解民情、充分体现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制度，建立听证、协商、沟通等保证公民平等参与行政行为的各项制度，从而保障制度建设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提高法律制度的有效性。当前，在全县推出的“民主法治村（社区）”建设活动，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务公开、财务公开等程序，使村（居）民通过基层民主实践，实现管理的目的。今后，应多引导公民参与到以这种载体实现民主的实践中来，感受民主政法和社会法治，真正体现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
其四，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应是开展公民的法制宣传教育
法制宣传教育是民主法制建设的一项基础工程，从“一五”普法到“四五”普法，我国二十年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先后经历了普及常识、重点教育、观念教育和素质教育的过程，一定程度上唤起了公民法律意识的觉醒。法治建设必须观念先行，必须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应创新角度，以科学发展观作指导，运用现代科技的作用，创新载体、创新方法，通过寓教于乐、潜移默化的教育方式，群众喜闻乐见的方法，比如法制网络、法制刊物、法制影视等，针对不同对象分类施教，通过法律进机关、法律进学校，在全县营造崇尚法治的风气，法律进企业、法律进村居（社区）等，大力倡导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认识。近年来，我县提出“弘扬法治文化，打造法治玉环”的普法目标，就是一种法治文化的宣传、法治文化氛围的培育。
我们从大学生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相结合实现大学教育目标着手，以“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为基础，结合实际，对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教学相结合的必要性和路径进行分析，探讨其意义和途径。
现代人类社会一个重要的文明标志就是法制，也是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发展目标，因此，加强法制教育是现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法律对不法分子的惩办是一种后发行为，没有办法对人前期进行教育，因此，造成了法律总是跟随社会的 发展变化，却永远不可能走到社会的前面。
综上可知，法律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发展的过程，但是在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社会上各种价值观念相互碰撞，社会更大的问题是人的心理问题，面对物欲横流的社会，面对不良观念对人的心理影响，法律只能起到后期的警示作用，却不能起到前期的引导作用，所以，道德教育的加强就是要引导人们学习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在迷乱的世界找到自己坚持的底线，进行自我约束。
党的十以来，凝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提出了“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任务。提出了要在全社会促使公民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整体提升公民道德素质。
高校的大学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肩负着祖国复兴的重大历史使命，因此，对高校大学生的道德观培养不可或缺。对高校大学生社会主义道德观教育要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兴旺和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为目标，对大学生的价值追求、社会信念以及道德风尚进行引导与培养。总之，深入分析当前时期的大学生价值观教育，把握时代特征，科学的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培育，是当代高校教育工作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1 大学生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相结合的必要性
大学“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是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的必修课之一，法律教育与道德教育作为高校对大学生培养的两项重要指标，如何将二者结合起来，达到完美的统一，是目前高校亟待解决的问题。
法制是现代社会文明的标志，但是缺乏道德社会更不能称之为一个文明的社会。法律告诉人们不可以做什么，而道德却告诉人们为什么该做，为什么不该做，是更高级的一种自我约束。当前，我国公民法律意识增强，但是道德出现滑坡， “公交车不让座位”、 “校园里做出亲密动作”、“校园暴力”等问题层出不穷，大学生作为刚踏出高中，逐渐走向社会的“新人”，思想还不成熟，对社会还处于一种模糊认识的阶段，他们的观念随着时代在变化，西方价值的侵入、传统价值观的变化以及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提出使得大学生价值观念错综复杂，日趋多元化。因此，加强大学生的法律认知，加强大学生的道德培养，是促进大学生知法懂法守法，提升思想价值高度的重要举措，是培育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
当前，社会法律机制越来越完善，但是道德败坏越来越严重，新闻报道中越来越多的因为做好事而惹上官司、因搀扶老人去医院而遭讹诈、因超车而大打出手等，凸显了人们的道德滑坡，人心的动荡。
从这一方面看，法律是道德的依托，没有法律的社会只会走向更坏，但是道德又可以促进人们树立正确的观念，做出维护社会和谐的事，因此，道德的建设、培养要依靠法律机制的完善，作为社会未来的顶梁柱，大学生自然要树立正确的道德观、法律观，这也正是大学加强大学生法制和道德教育的原因。
2 大学生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相结合的路径
结合上文 的必要性，我们可以看出大学生活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的结合是大学生未来发展的需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是构建和谐校园的需要。那么大学生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相结合的路径是什么呢?
2.1 明确法律含义
明确法律的作用是让大学生在接受法制教育的过程中认清法律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的地位，明白法律的发展过程。法制社会的建立不是让人们的言行举止都受到法律框架的束缚，而是通过制度的建设，约束道德败坏那些人的违法行为，给未犯法的人以警示。因此，法律是对事不对人，诛人不诛心，惩罚肯定会落后于事情的发展。从法律的发展过程来看，任何一个法律的制定都是伴随着相关社会问题的严重化、复杂化之后。
法律是人类的底线，是外在约束，道德是人类底线，是内在约束，这就要求在对大学生进行教育的过程中，使其明确法律的含义，认识到遵法守法知识最低的要求，提升自身道德文化修养才是个人的更高追求。
2.2 加强道德教育
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培育大学生道德观的主要方式，对大学生的人格品质、政治素养和思想认识有着重要的教育作用。高校中对大学生的培育要结合专业课教师和辅导员的共同努力，并通过整体的校园氛围使得正确道德观深入大学生头脑。
一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本身的道德素养和职业素养，让学生对老师的文化修养和道德风范产生认同，使得老师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时候学生服于管教，乐于倾听;
二是教育工作要创新方法，坚持“以人为本”，改变传统的说教式教学，将教材与生活情境相融合，使学生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提高课堂的气氛;三是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扩大正确道德观的宣传力度，在其他课程中、学生组织的业余活动中、辅导员的日常学生工作中加入正确道德观的宣传，使大学生融入社会主义道德观观的氛围之中。
2.3 加强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融合
法制和道德是相互依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超出法律的道德几乎不存在，越过道德底线的法律也不会实行，所以，在大学生的教育中，利用“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和其他相关教育方式找到二者契合点，引导学生把握法律和道德的关系，在社会发生的道德与法律问题中站稳自己的正确立场，依靠自身道德约束自己，依靠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这样才是我们进行法制和道德教育的目的。
大学生法制教育是指对高等院校的非法学专业的大学生进行的法律基本知识的教育。而大学生法制教育与普通公民的法制教育相比，大学生更侧重于理论教育，对于普通公民进行的法制教育主要是法律条文的教育，而对于大学生的法制教育则不能简单的进行法律条文教育，随着其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丰富，大学生不会像中小学生一样简单的服从家长和学校，而是对许多社会现象进行独立的思考，他们不仅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不再是对法律单一的认识和接受，而是更多的探讨和论证，法律为什么会这样规定?会给我带来什么?这些都成为大学生法制教育的特点。当然对于非法学专业学生而言，不可能学习所有的法律知识，而是要培养学生基本法律意识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对于大学生如果想更多的了解某一门法律课程，则可以通过其自学能力得以解决，所以大学生法制教育的重心应该是提高法律意识和树立法律信仰。
二、现代学校的大学生法制教育的地位
我们认为，现代学校法制教育对建立法治国家、造就法治人才和培养守法公民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学校是大学生法制教育的根本环节，是大学生法制教育的主阵地，通过学校的系统的学习，使学生树立基本的法律意识。首先，现代学校法制教育是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律信仰的基本途径。所谓法律信仰，就是人们对法律的无限信服和崇拜，并以之为行为的最高准则。“一个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生成相当重要，它是一个国家法治化的关键性要素”。正因为如此，伯尔曼的至理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才会广为流传，成为所有崇尚法治的一条真理。法律信仰是人们对法律的一种认同和依归，其实质是追求法律至上，只有法律信仰才可能守法。中国几千年的专制传统，却没有民主法治的文化遗产，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演绎下来的中国现代文化，不可避免的存在重人治轻法治的封建残余，如果再不强化法制教育，法治精神就无从谈起，法律信仰更是空中楼阁。现代教育的系统性、规模性和科学性有组织性等显著特点，使现代学校法制教育在培育受教育者的法治信仰方面具有特殊的作用。通过学校的法制教育，向社会输送一批又一批具有法律信仰和法治精神的社会成员，就能使整个社会逐渐形成良好的法律文化和法治环境，为最实现法治国家奠定坚实的基础。其次，现代学校法制教育是教育青少年知法、守法，减少青少年犯罪的有效途径。青少年犯罪是我国当前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从数量上看，青少年刑事犯罪逐年上升。
总结青少年犯罪的特点:共同犯罪、结伙作案多，带有“黑帮”性质的团伙犯罪亦有增加趋势;突发性犯罪多，作案动机、目的比较单纯，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严重犯罪多，作案手段比较野蛮和凶残，往往不计后果。这些很多都是因为青少年自身素质不高、抵御能力较差而导致的严重后果。一些青少年没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游手好闲、好逸恶劳、无事生非加上法制观念极其缺乏等，其一旦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和刺激，很容易走向犯罪道路。而学校利用其自身的优势，根据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有的放矢的施加法制教育，使之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增强其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能够有效地遏制青少年犯罪。
三、大学生法制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一)学校法制教育的欠缺使大学生缺乏正确的认知
现在很多高校重视科学教育而忽视人文教育，重视专业知识教育而忽视道德和法制教育。我国从1987年就在高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程，而后又于1998年设置“两课”，以及后来的05年课改后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后面简称《基础》)，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大多都流于形式。尤其05年课改以后，道德与法律结合，压缩了原有的课程内容，并且很多老师原来要么是学德育的要么是学法律的，其上课也根据自己的专业能力将该课程上成单一的德育课或者法律课程，没有起到应有地效果。另外一些高校内部本身存在不少问题。有些班主任或辅导员责任心不强，缺乏对学生必要地关心和了解，以至于学生不良行为的发展，甚至沦丧到违法犯罪。另外由于学校管理不严，规章制度不落实，对大学生迟到旷课，考试作弊和打架斗殴等违规违纪行为未能及时的处理和有效控制，这无疑助长了学生的侥幸心理和反叛心理，使一些不正之风愈演愈烈。
(二)社会不良现象对大学生法制教育的冲击
现实生活中很多不良现象对大学生思想造成了不小的冲击，金钱与权力凌驾于法制之上;权钱交易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而遵纪守法、热心助人的人没有得到褒奖甚至还受到诬赖误解;还有一些以低俗下流挣人眼球，甚至还以次成为名人，这一切都让大学生迷惘、彷徨，导致一些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和道德认知产生错觉，甚至导致其不能明辨是非。另外社会上对一些现象的误读，也使大学生无所适从，很多学生对违法犯罪认识片面，就像药家鑫一样，认为交通事故中撞人不如撞死，怕受害人难缠进而犯罪。相信权力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拿钱买命，无法无天。有这些思想的人还不在少数，这些都是舆论媒体的片面报道对大学生所产生的一些误导，而这些误导有些却引导着大学生行为。最后网络深深影响着当代大学生，其中一些低俗、下流、污秽不堪的东西冲击着大学生地视野，这些极具刺激和诱惑力的东西很容易让大学生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甚至毁掉自己，近来大学生犯罪其中很多都和网络有关。
(三)家庭教育的欠缺使大学生产生心理问题
家庭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基石，是传播道德规范的重要场所。家长对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部分家长要么过分溺爱孩子，要么对孩子过于严厉。过分溺爱的孩子会使孩子过分自我、缺乏磨砺、缺乏同情心和责任心。而过于严厉会使孩子形成冷酷自卑的心理。部分家长自身素质低下，无形中给孩子造成了不良影响。
四、新时期大学生法制教育构建
(一)充分有效地利用《基础》课程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
《基础》不是原来两门课程内容的罗列，也不是两种知识简单的相加，而是要构建大学生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有机结合的一门新课程。该课程将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放到首要位置，目的在于帮助大学生领悟法制精神和道德精神以及两种精神的实质，帮助大学生提高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等综合素质。为此，该课程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不能只熟悉自己所教的学科，还要通过学习，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面。教师应当提高对知识进行整合的能力。教师要能够寓法制教育于道德教育中，使学生认识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法律以道德自觉为目标，而道德的最底线就是法律。教师要建立“整体教育观”，将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的内容有效地融合，而不是割裂两部分的内容。一方面让学生懂得自觉地学法、守法、护法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操，从而从根本上增强法制观念，提高学法、守法、护法的自觉性。另一方面，让学生懂得把基本道德义务纳入法律规范，有助于人们道德情操的养成。因为如果只靠个人的良心和社会舆论来保障道德要求的实施，显然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必须利用法律强制手段加强法律的执行环节，才会使道德义务的约束力从“软约束”变为“硬约束”。这样既可以增强人们对法律的信任和敬畏，又可以增强人们对道德的认同，从而保证道德教育的成果。
(二)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相结合
大学生法制教育的目的是让他们在了解和懂得法律知识的基础上，增强法律意识，使他们对法律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宿感，从而自觉地遵守和维护法律，这也是培养合格的社会公民及大学生社会化的必要途径。也是帮助大学生尽快适应和融入社会，更快地实现自我的一种方式。道德教育的理想结果是培养一个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如果一个人具备了高尚的道德情操，那么他的内心道德标准就会要求他遵守法律的规范，因为能够遵守法律的规范本身就是一种道德;法制教育的理想结果则是培养一个知法、守法的人，而法律的基本原则都是来源于道德，对法律规范的深入理解和内化就是对道德规范的遵循。因此，我们法制教育的成果除了培养良好的法制观念外，还可以进一步升华为培养良好的道德素质，道德教育的成果除了培养良好的道德素质外，还可以促进良好法制观念的形成，将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统一起来，有利于法律规则和道德规范相辅相成地调整大学生的行为，也有利于指引和保障大学生的健康。
(三)课堂教学与社会化教育相融合
法制教育不能离开社会这个大环境，而教育者必须学会利用社会这个大课堂对学生进行有效地法制教育。教育者可以充分利用主流媒体，把握一切有利机会对大学生进行法制教育。改变传统“课堂说教”式教学，让学生在生动、直观的实践活动中，感受为什么要遵守纪律及如何遵守这些规范。如何在社会上保障自己的权利不受侵害，如何才能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当然主流媒体也要积极地引导，褒扬楷模，批判错误。对社会道德模范大力褒扬广泛宣传，而对于少数的不法分子进行大力的批判，以警示社会公众。这对于正处于身心重要发展阶段的大学生，给他们现实有力的道德和法制教育。
［关键词］市场经济 商业伦理 自律 他律
中国市场经济中需要构建商业伦理道德机制。商业伦理道德建设机制能促进以内在省为核心的自律，构建以约束为核心的他律。
一、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自律和他律的关系
自律，即社会成员按一定的道德标准和规章制度自觉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社会规范。社会管理者对社会成员和各行各业的人都有社会、职业道德及纪律、法律的规定和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必须按照这些规定和要求约束自己。
他律，包括法律的强制，行政的导向，经济的奖惩，舆论的监督。主要是指组织、党员干部之间及群众的监督。这种监督是社会和党内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是保障党员干部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所必须的。
自律和他律可以体现为道德和法律关系的外化表现，在市场经济环境中，通过自律和他律来加强人们的知法、遵法、守法的潜在意识及行为规范。人的道德素质在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中具有价值导向、内驱激励、行为自律等多方面的功能和作用。当社会成员把既有利于个人的全面发展和个人价值实现，又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繁荣发展的价值体系，内化为理想、人格和良心，通过自律以激励自身的道德实践和道德追求，通过他律以评判是非、惩恶扬善，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时，就会既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又能推动社会前进。
法与商业伦理道德虽分属不同的领域，但两者的联系非常密切：违反法律一定违反商业伦理道德，违反商业伦理道德则有可能向违法发展。法律与商业伦理道德之间并非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当一个社会的道德不足以维持整个社会生活的秩序时，就可以将商业伦理道德要求通过立法的程序上升为法律。反之，当某些法律规范的行为要求已经内化为社会成员的自觉行为时，法律就事实上完成了向道德的转化。之所以需要运用法律的强制推进商业伦理道德建设，就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少数人在追求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时，常常突破商业伦理道德底线；商业伦理道德的结构决定了他律可以向自律转化。商业伦理道德可以分为道德意识、道德选择、道德行为。商业伦理道德意识与商业伦理道德行为应该具有一致性，但也常常有例外，主体进行商业伦理道德选择时，由于种种原因，其最后选择的行为与其内在意识不一致。这就存在着一种可能，即使人的商业伦理道德意识没有改变，社会也能通过外部强制力，使人实施商业伦理道德选择的行为符合社会道德要求。因此，商业伦理道德建设可以从制约人的道德选择入手，使人的行为合乎社会道德要求。再通过长期的培育，使外部规范逐渐内化为人的内在意识，使人逐渐达到道德自觉，从而使商业伦理道德建设达到更高层次。
意识是对存在的反映，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商业伦理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同样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而法律、法规、制度等外部规范作为现实的具体存在的社会现象，构成人的生活和社会环境，影响人的意识的产生和变化，包括人的道德观念的产生和变化。商业伦理道德实践最终要通过人内心的道德意识来支配，道德自觉是最终的目的。构筑商业伦理道德建设长效机制，形成人的道德意识产生发展的社会环境，能最终决定商业伦理道德建设的深度和广度。也唯有构筑道商业伦理德建设长效机制，通过长期的内化过程，才能最终达到人的道德自觉。
二、在市场经济中如何处理自律和他律的关系
在市场经济中无论做什么事，完全靠自律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还需要有严格的管理和监督，即他律。自律、他律、虽然有不同的内涵和诠释，他们之间是有一定的联系的，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自律是对社会成员的基本要求，也是对社会成员的爱护。实践证明，通过教育，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提高了认识和觉悟，是能够自律的。在要求社会成员自律的同时，也需要加强他律。健全制度，严格管理，加强监督，是预防违纪违法的第二道防线。对于那些既不自律又不接受他律，自己既不学习又不接受组织的教育，自身有病又讳疾忌医的人，终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在市场经济中如何处理自律和他律的关系：
首先，我们应正确认识“自律”与“他律”的作用，克服“法律万能”的思想。举个例子，为什么在一些乡下地区可以“夜不闭户”，而城里反而不行？从法律的普及程度和执法力量的分配来看，显然城里要优于乡下。可见，“夜不闭户”现象的形成，主要不是基于法律这种“他律”的力量，而是基于自然状态下人类天然的道德感情。
其次，“他律”应尽可能建立在“自律”的基础上，惟其如此，才利于“他律”的推行。如果“他律”无视“自律”，甚至背其道而行之，那将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正是这个原因，促使我们在立法时要尊重民俗，重视民间法。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不注意本国（本地）水土、片面强调“和国际接轨”，其结果只能是“橘逾淮为枳”。
第三，“自律”力量的形成是相对稳定的社区（社会）经过长期演绎的结果，一旦这种稳定被打乱或打破，这种“自律”的力量就会减弱甚至消失。为什么昔日“夜不闭户”的农村如今小偷增多，甚至出现了偷挖祖坟的现象？就是因为传统的道德约束力减弱，不少年轻人出外见了“世面”后，管他什么祖坟不祖坟，能捞到钱就行。同样理由也可解释为什么近二十多年来我国城市犯罪急剧增多，因为人口流动频繁的陌生人社区正在取代传统的相对稳定甚至是封闭的熟人社区，显然前者更不利于形成一种群体的道德限制力量。作为一个硬币的两面，为什么流动人员特别是农村进城人员犯罪突出？有的人在家里、村子里，可是一贯的好人、老实人呀，怎么一下子就犯罪了呢？这与他突然摆脱了原来的“自律”场、而新的环境又没有给他一种相应的“自律”场或者说他没有机会融入这样的“自律”场不无关系。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既要从宏观上确立循序渐进的改革思路，避免社会的变化过于急剧，也要从微观上注意社区建设，防止出现社区规范的紊乱或者空白，同时，还可对改革的深意多一层感悟，那就是：改革最终是为了不改，变最终是为了不变。
三、市场经济环境中自律和他律有效性辨析
在市场经济中自律和他律哪一个更有效？是自律有效还是他律有效，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市场经济中不能只通过自律来推动社会的进步，也不可能仅通过他律发挥维持秩序。自律和他律共同发挥作用，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自律和他律可以体现为商业伦理道德和法律关系的外化表现，自律和他律的关系实际上是商业伦理道德和法律的关系，在市场经济中不能仅靠商业伦理道德发挥作用，也不能仅靠法律发挥作用。商业伦理道德与法律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益、相互推动的。其关系具体表现在：
1.法律是传播商业伦理道德的有效手段。商业伦理道德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社会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一社会要维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伤害他人、不得用欺诈手段谋取权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类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紧密关系的原则，如博爱、无私等。其中，第一类道德通常上升为法律，通过制裁或奖励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类道德是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转化为法律，否则就会混淆法律与道德，结果是“法将不法，德将不德”。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一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商业伦理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第一，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商业伦理道德。没有商业伦理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一种“恶法”，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第二，商业伦理道德对法的实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第三，商业伦理道德对法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商业伦理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
关键词：法治，德治，国家管理
1.法治与德治的内涵及特点
1.1法治的内涵及其特点
法治是一种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要求确认法律在社会治理和国家管理中的权威性,把法律作为社会调整的基本方式。法治的特点是确立“人民民主”;宪法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民的个人平等、自由权利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政府国家置于人民的有效监督之下并严格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法治最基本的原则是“法律至上”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既是一种治国方式和社会控制模式,又是一套价值系统,目标是理想社会生活方式的建立。
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曾对法治的解释是:“法治应包括两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秩序获得普通的服从;而大家要服从的法律本身又应该是制定良好的法律。”这揭示了法治构成中两个最基本的要件,即法的普遍性和法的优良性。在现代社会,法的普遍性是人们平等一致地遵守而且严格遵守已有的法律,其实质是法律至上;法的优良性应是被遵守的法律含有自由、民主、公平、人权等最基本的人类价值观,也即法的正义性。法治的形式要件至少包括法制的统一性、法制的一般性、规范的有效性、司法的中立性和法律工作的职业性。法治的实质要件则外化为以下制度和原则,即权力控制与制衡、国家责任和权力与责任相统一、权利保障和社会自由、公民义务的法律化和相对化;同时,善法、恶法价值标准的确立,法律至上地位的认同,法的统治观念的养成以及权利文化人文基础的建立等等。
1.2德治的内涵及其特征
德治是一种对应于法治的社会控制模式。简单地说是以德治国或者说道德的统治,即人们借助或主要借助道德的作用对社会进行调节和控制而求理想社会的实现
道德是人们关于善与恶、正义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等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不同于法律,道德主要通过对人们内心的信念和思想活动动机的调整来影响人们的外部行为。论文参考网。道德调整的意义在于要求个人对他人,个人对社会应当履行的基本义务,这种义务的履行并不以行为人取得某种权利为前提条件。论文参考网。道德调整主要建立在社会主体的伦理认同和道德评价的基础之上,它主要通过人们内在信念和社会舆论的遣责来保证人们对道德规范的遵守。
道德以向人们发出道德指令来协调相互间的关系。实在的道德在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深入到法律所达不到的许多领域。尊敬父母、抚爱孩子、周济贫困者、赞助医院和教育机构、这一切都导源于被广泛承认的社会道德观。实在的道德还起着另一种重要作用,即对走向其反面的法律造成一种压力,这样也许对立法机关的立法有影响。它是一个重要的渊源,当司法机关有机会来影响和指导法律时,就可以从这一渊源中取出它的标准来。实行德治首先要求遵守公共道德。公共道德之所以具有优先性是因为违反公共道德会损害多数人的利益。
2.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当我们探索法与道德之间的相互关系时,如果历史地来看待这一问题,我们就会看到,在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法律和道德的行为规则几乎在所有国家中都趋于融为一体。论文参考网。在最早的法典中,我们看到,我们称之为道德的,宗教的和法律的规则都是混在一起的。必须注意的是,在当代许多国家里,道德的,宗教的和法律的义务仍旧混成一片,因为它们没有那种流行于西方世界的世俗世界观。
人们的生活总是在法律规则与道德戒律之间摇摆不定。非常明显的是,尤其是在中国,一个仅仅遵守法律的人远远够不上成为一个高尚的人。尽管法律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具有高度裨益的社会生活制度,它像人类创造的大多数制度一样也存在着某种弊端。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源于法与道德的关系。
2.1法治之法应该有道德性
法治是奉行法治国家人民的目标,但不是终极目标,终极目标是人们理想社会的实现。这势必牵扯涉到人们对理想社会的评判,而人类的任何理想都不可能也不应该与道德相抵触。一旦法律变成缺德的东西,法治也会成为压制人类理想的东西,很难想象,这样的法律能被人们接受,这样的法治无法实现其目标。
2.2道德不可直接成为治国的依据
一个社会中同时存在着不同的道德,即使同一个人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对同样的人不同的事、同样的事不同的人,都有可能出现道德评判上的变化。道德有部分表现为以信仰、意识、心理和习惯的方式存在,没有明确成形的表现形式,呈现出不确定性。凭借舆论和内心,道德虽有一定的压力,但这种压力缺乏强制性,这使它的效力受到限制。道德的这些属性使它难以担当治国重任。
2.3道德的非制度性并不意味着它未参与治国
但间接来看,道德一方面可以转化为制度,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人的塑造而参与治国。良法具有道德性,是从法律角度说的;从道德方面说,法律中的道德性即是道德的法律化,表明这部分法律是由道德转化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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