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8 09:14:40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居民生活满意度调研，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通过健康教育讲座等宣传教育方式，提高社区居民对农药残留、有毒物质、食物污染等食品安全问题的意识程度，定期对社区居民通报食品中毒信息。劳动卫生针对居民的职业进行劳动卫生宣传教育，提高居民对职业病危害的认识，并加强劳动污染对居民生活环境影响的监测。心理卫生了解居民的心理、精神状态，对于存在心理不良问题的居民进行积极心理引导，树立居民积极向上、乐观、健康的心态，有助于帮助居民处理家庭、社会、邻里之间的关系，避免疾病的发生。流行病学研究定期观察流行病发生、发展情况，在流行病高发季节提前进行预防，避免出现大流行的发生。
2统计学方法
数据结果采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处理，首先做正态检验，计量数据采用（χ±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配对均数t检验，以P<0.05，为具有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观察项目调研方法居民对环境卫生、食品卫生、劳动卫生、心理卫生等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的调研，由调研小组设计相关知识问答卷，调查该地区居民对有关环境卫生、食品卫生、劳动卫生、心理卫生等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问答卷满分100分，分数越高说明患者对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越好；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满意度情况的调研，由调研小组设计满意度评价调查表，让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相关工作进行评价，满分100分，分数越高说明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越满意。
3结果
第一阶段，该地区居民相关知识掌握为（67.32±12.23）分，年家庭食物中毒发生例数为（76.43±3.67）起，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满意度为（78.87±3.54）分；第二阶段，该地区居民相关知识掌握为（89.32±16.21）分，年家庭食物中毒发生例数为（28.78±1.78）起，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满意度为（92.34±7.76）分，可见第二阶段的居民相关知识掌握、年家庭食物中毒发生例数、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满意度明显优于第一阶段，均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有统计学意义。
4讨论
关键词：社区治理 便民服务 供给需求 居家养老
一、研究背景
（一）问题提出
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利的重要方式；发挥基层各类组织协同作用，实现政府管理和基层民主有机结合以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1]通过社区建设促进社区发展进而促进社会发展，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2]目前，很多的地方政府都在努力探索便民服务的活用和创新，以期更好地展现政府“以人为本”的理念，[3]提高居民的居住满意度。[4]但是，由于社区便民服务存在社区居民参与度不高、[5]政府管办不分离或者政府对社区投入缺乏、[6]社区建设不完善[7]等一系列问题，迫切需要理清社区服务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探索政府与市场在社区和社区便民服务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为相关管理部门提供社区基层服务参考。
便民服务与居家养老息息相关。作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简称居委会）承担了很多的工作和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1989）》和《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1991）》中明确规定居民委员会应当开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活动，可以兴办有关的服务事业。但是，长久以来，由于居委会还承担了宣传国家政策、组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办理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协调纠纷、维护治安、了解基层居民意见和建议等方面的工作，因此，居委会在实际开展工作的时候往往会面临人手紧缺、事务繁琐杂乱、项目实施滞后等一系列的问题，影响了便民利民社区服务活动的效率和效果，影响了居民对居委会工作的满意度评价。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深入了解居民对便民服务的需求，受北京市西三旗街道的委托，课题组设计了便民服务现状与需求的调查内容。在本文中，将会重点分析居委会常见便民服务设置情况、开展情况、居民知晓度、使用频率、使用满意度和便民服务宣传途径等问题，最后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样本分布与研究内容
关于便民服务需求与现状部分的数据收集方法，课题组在进行一系列二手文献研究之后，采用PPS抽样调查抽取了街道200余位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在剔除无效和不合格样本之后，共获得196份有效样本。
关于研究主题的“便民服务”，经过与西三旗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负责人的沟通，依据该社区的实际情况，最终确定调查问卷中便民服务的内容主要涉及：
1.便民设施。包括邮局、商店/超市/便利店、农贸市场、学校、公共卫生间、餐馆/饭店/酒店、运动/健身场地、居民活动室、老年大学、社区卫生服务站、银行/储蓄所。
2.便民组织。包括老年人协会、老年人维权小组、志愿服务组织、文化体育娱乐组织、儿童活动组织、义工组织。
3.便民生活。包括服务热线、聊天解闷、法律援助、纠纷调解、便民理发、婚姻介绍、幼儿园和儿童托管、育儿知识培训、公益讲座、治安巡逻、就业帮助、家电修理服务、食品配送服务、上门护理、上门看病、上门做家务、老年饭桌或送餐、日托站或托老所。
二、便民服务现状与需求
（一）便民服务供给基础
便民服务包含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日常服务。综合来讲，居民的便民服务需要集中在对社区便民设施、（居民或居委会提供的）便民组织和便民生活三个方面。由于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和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居民对于便民服务的需求不同，街道和社区在为居民提供服务的时候往往会出现“服务内容多、服务事项杂、服务能力弱、服务评价低”的尴尬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诞生了众多的便民服务市场化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提供多样化和差异化服务的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出现促进了便民服务的发展，减轻了社区和居委会的工作负担，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居民权益屡受侵害的情况，迫切需要居委会的监督和管理。我们必须看到，社区便民服务的发展有着广阔的空间，市场差异化服务和便民服务之间并非不能并存，这也是目前西三旗街道努力探索推进建设社会治理创新园的切入点。
（二）便民服务供给现状
便民服务中心和以96156北京市社区服务热线为代表的线上线下服务方式的开通，体现了西三旗街道在管理创新方面所做的努力。西三旗街道作为拥有8万户籍人口、3.9万暂住人口、管理30个社区的服务机构，在便民利民服务的开展和实施过程中，进行了许多尝试。尤其是提出的“社会创新园”概念，通过市场化的运作和竞争将便民服务内容更细致化和高效化。西三旗街道开设了“西三旗街道社区服务信息网（96156北京市社区服务热线）”，该信息网主要面向居民提供便民生活的服务功能，这些服务可谓涵盖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也涵盖了各个年龄段的需求。本次问卷调查首先了解了西三旗街道居民对于便民服务的知晓、使用和满意度等需求状况：
1.便民设施的设置情况
便民设施是社区便民服务的硬件设施。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一环，在智慧城市、文明城市的建设过程中，“15分钟生活圈”的概念日渐被社区居民所接受。而以购物、就医、求学、健身、文化和金融服务为主的便民设施，就是保障“15分钟生活圈”概念得以推广和应用的重要举措。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在西三旗街道被抽取调研的四个社区中，便民设施的覆盖率较高，居民对于该社区便民设施的15分钟可达性回答较为一致。西三旗街道的便民设施基本上能够满足大多数居民享受“15分钟生活圈”的需要（见图1）。除了老年大学之外，认为15分钟到达所需便民设施的居民比率都超过50%，尤其以对商店/超市/便利店、学校、餐馆/饭店/酒店和银行/储蓄所的15分钟可达性认可度最高。
2.便民组织的设置情况
便民组织是实现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重要体现，在社区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8]本次调研重点了解了居民对老年人协会、老年人维权小组、志愿服务组织、文化体育娱乐组织、儿童活动、义工组织等便民组织的认识。在回答“本社区有下列组织吗？”的问题中（见图2），有超过一半的被访者认为该地区没有“老年人协会”和“老年人维权组织”，而认为本社区没有“志愿服务组织”的比例最低，也就是说，超过九成的受访者认同本社区存在志愿服务组织的便民组织形式。志愿服务组织受到居民的认可度最高，但是社区也需要建立起维护老年居民自身权益的“老年人协会”和“老年人维权小组”等自我服务类型的组织。
3.便民生活
便民生活服务与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除了问卷调查之外，通过与社区工作人员的访谈，课题组深入了解了便民生活服务的设置情况。通过访谈，课题组发现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常见的便民服务都可以通过拨打96156或者登陆西三旗街道社区服务信息网进行预约使用。但是问卷调查却显示，居民对关乎自己日常生活的便民生活服务的知晓率并不高。在回答“当地有便民服务吗？”这个问题时，认为“当地有”的前三位便民服务是治安巡逻、公益讲座和纠纷调解，分别占94.4%、76.5%和75.5%；除此之外，认为就业帮助、法律援助、便民理发和幼儿园儿童托管等便民生活服务“当地有”的概率均超过50%。而居民认为上门看病、上门护理日托站或托老所的概率最低（见图3）。可见在医疗和养老两方面，社区便民生活服务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三）需求――居民对于便民服务的需求
为了了解居民对便民服务的需求状况，课题组使用了问卷中的便民服务的使用状况、需要程度和满意度来进行观察，具体情况反映如下：
1.便民设施
课题组首先了解居民对于“15分钟生活圈”等便民设施的可达性，进而进一步了解居民对于便民设施的满意程度。但是，考虑到便民设施存在硬性便民设施，如农贸市场、超市和银行等，也存在一些软性的便民设施，如绿化、公共卫生和文化娱乐，而这些软性便民设施以一种主观感受的形式存在，并不在“15分钟生活圈”的概念中，因此，在考虑居民对于社区便民设施需求满意度的时候，课题组将便民设施的概念进行了扩展。通过多重响应分析，居民对于社区便民设施的满意程度表现为：居民对社区便民设施满意度排名前三位的有交通状况、治安环境和便民购物，其中交通状况和便民购物属于硬性便民设施；而排在居民满意度较低的后三位的分别是公共卫生、环境绿化和健身活动场所，其中公共卫生和环境绿化属于软性便民设施。也就是说，目前的西三旗街道较好地落实了“15分钟生活圈”概念，在便民设施的配备方面较好地满足了居民对于硬性便民设施的需求，但是也需要在软性便民设施方面加大工作力度，以更好地满足居民对于便民设施的需求。
另外，通过交叉分析，发现年龄、受教育程度对于便民设施的满意度评价并无显著性差异，反而性别和健康状况在对于便民设施满意度的评价方面有着差别。女性的满意度高于男性，而健康状况较好的居民的满意度高于健康状况较差的老年人。
2.便民组织
被抽取的西三旗街道的四个社区中，志愿服务组织的认可度较高，因此在同意所在社区有相关便民组织的居民中（见图4），经常参加志愿服务组织、义工组织的比例最高，分别为79.89%和61.77%，但儿童活动组织、老年人维权小组、老年人协会即使有，居民“从不参加”的比率也非常高，超过4成。除众所周知的志愿服务组织之外，西三旗街道便民组织的参与率和认可度都较低。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考虑到“志愿服务组织”的高参与度，可能的原因是居民对于便民组织的知晓率低直接降低其参加便民组织的需求；二是现有的便民组织的相关活动或者设置情况，并不能很好地满足居民对于便民组织的需求。因此，西三旗街道应该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整合便民组织的资源，扩大社区基层便民组织的影响力，以更好地服务社区居民。
另一方面，数据显示居民对于社区便民组织的知晓率和参加程度都比较低，这与我国的国情有一定的关系，也与社区便民组织的设置和发展情况息息相关。有样本反映，他们在遇到难题时会通过社区内部自发成立的非正式组织提供的非正式支持力量得到解决，而这种来源于非家庭成员式的非正式支持力量其实就是社区便民组织的雏形。虽然现有的数据并没有表现出居民对于便民组织的较高需求，但是社区便民组织仍然有着很大的市场前景，只要社区和街道进行适当的组织、引导和扶持，社区便民组织定会得到发展和壮大。
3.便民生活
从对社区便民生活服务的需求方面来看（见图5），排在前三位的依次为治安巡逻、家电维修服务和便民理发，有这三项需求的居民也均超过了5成，分别为59.7%、53.6%和53.1%，有婚姻介绍需求的居民比例最低，只有2成的居民选择了此项，这与我们的被访者年龄层次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对于婚姻介绍的便民服务需求主要集中在20～35岁的适婚年龄阶段。居民回答“使用过”的前三位便民生活服务为治安巡逻、公益讲座和便民理发，这与表示“需要该项便民服务”的比例较为一致，可见，对于本次调研的居民群体来说，对治安巡逻、公益讲座、便民理发、家电维修服务和食品配送服务的需求较为强烈。便民理发、家电维修服务和食品配送服务均属于市场化运作较为成熟的服务类型，因此，作为政府部门需要加强对为居民提供此类服务的企业的监督，以切实保证居民享受该项服务时的权利不受侵害。尤其是对于老年人，社区和居委会需要发挥自我监督、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功能，提前把好“服务质量”这道门槛。
居民对社区便民生活服务的满意度前三位为治安巡逻、公益讲座和纠纷调解，满意度分别为71.4%、49.0%和36.7%。综合图5的数据来看，社区居民使用情况较好、需要程度较高的便民生活服务的满意度也较高，如居民对于社区便民生活服务中的治安巡逻的使用情况、需要程度和满意程度的评价表现出一致性。课题组认为，在加强社区便民生活服务的框架指引下，可以以“治安巡逻”的组织和使用的成功经验作为案例进行推广复制，以加强对其他便民生活服务的运作，也就是说，政府部门需要重视便民生活服务“榜样的力量”。
（四）路径――居民了解便民服务的途径
社区的便民服务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在建设“人人共建、人人共享”的文明社区、智慧社区、和谐社区的过程中，居民的参与决定了便民活动开展的效果，也就决定了文明、智慧、和谐社区建设效果。通过本次调研的“您是通过哪些渠道了解社区服务的？”发现，传统的“社区宣传栏”、“邻里告知”和“社区宣讲活动”依然是被调研社区的居民了解便民服务的主要宣传渠道，分别占30.7%、23.4%和23.1%，而通过“社区网站”知晓社区便民服务信息的比例最低，只有4.9%。这其中的理由，一方面是因为使用社区便民服务的群体主要是老年人，他们尚未熟练使用网络以获取信息；另一方面，相对于老年人，中青年更加倾向于选择市场化的差异服务，而对便民服务的依赖性较低，因此，已经熟悉使用网络的他们反而会较少关注社区服务的供给。但是，随着未来熟悉计算机和“科技依赖症”一代进入老年，“社区网站”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宣传途径，也将是市场化运作企业的一个必争宣传入口。
可见，为了提高居民的参与度，目前西三旗街道迫切需要扩展便民服务的宣传路径，提高不同年龄、不同经济状况、不同性别和不同健康状况享受便民服务的效率，扩大居委会和社区影响力，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文明、和谐、友善的街道环境。
（五）反馈――居民对于社区便民服务的反馈
为了了解居民对于街道和社区对于便民服务的意见和建议，课题组在问卷设计中设置了“您认为所在社区的公共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和“您认为应采取什么措施来改善社区的公共服务”这两个问题来获取居民对于便民服务的反馈。从多重响应的数据结果来看，居民认为“社区服务市场化运作程度较低”是目前的社区公共服务中存在的最主要问题，个案选择比例接近60%，其次是认为社区便民服务“服务内容不够丰富，缺乏新意，不够多样”，个案选择比例也接近六成。因此，在可以改善社区公共服务的措施方面，“丰富服务内容，满足居民个性化需求”、“创新服务形式”和“加强社区公共服务的市场化运作”成为了居民认为最主要的措施。
在居民的认识当中，在基础的便民服务中加入市场化的运作模式，继续扩展社区的组织服务形式和服务内容是发展便民服务的紧要任务。居民希望通过扩展便民服务的服务内容、增加服务形式和引入市场化运作来提高其享受便民服务的积极性和效率。而目前西三旗街道的社会创新园就是试图通过引进市场化运作方式来提升便民服务，这与居民的期望不谋而合。
三、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的调研，我们了解了西三旗街道便民服务供给和需求的现状、居民了解服务的路径和对便民服务的期待，同时也发现了目前已有的便民服务的问题。以西三旗街道作为一个“样板”，研究认为，目前可以从以下途径对社区便民服务进行改进和提升：
首先，街道和社区需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升社区便民惠民服务中心服务水平，强化基层组织服务能力。需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切实了解居民需求，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整合社区及周边各类资源，促进基层公共服务、社会管理能力的提高，更好地满足群众需求，为群众提供优质、便捷的便民服务。
其次，社区便民设施基本上能够满足大多数居民享受“15分钟生活圈”的便利，但是也需要加强对于“公共卫生”和“环境绿化”等软性便民设施的投入建设；志愿者服务组织等便民组织发展较好，其他便民组织的发展并不成规模，需要加强对便民组织的引导和管理；在便民生活的众多服务内容方面，社区医疗、居家养老等服务设置方面还比较薄弱，建议街道有针对性地对这一领域进行进一步的扩展和强化。通过各种途径做好宣传，扩展便民服务的宣传路径，提高不同年龄、不同经济状况、不同性别和不同健康状况享受便民服务的效率，平衡社区便民服务的供给与需求的矛盾。
再次，街道或者社区居委会作为第三方要引进便民服务提供商的竞争，做好便民服务的价格公示，做好服务监督。考虑到社会创新园的建立（引入市场化运作）会为西三旗街道的便民服务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血液，产业和政府之间已经形成了良好的互动，而“社会建设文化先行”，我们建议西三旗街道可以摸索将现有的产业-政府-居民之间的互动发展为产业-学术-研究-政府-居民的互动模式，鼓励社会各界参与到社区便民服务的规划、发展、提升和推广的过程中来，争取将产学研民的社区便民服务创新互动模式建设成具有示范性效果的特色便民服务创新火车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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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召鑫.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16（11）：134-135.
摘 要： 在代际视角下，以江西调查样本为依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分别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最终发现：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因素由大到小依次有社会满意度、工作满意度、健康状况、性别、空气质量、是否缴纳工伤保险、务工收入等；而影响老一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因素由大到小依次有社会满意度、空气质量、工作满意度、婚姻状况、是否缴纳工伤保险、健康状况、务工收入等。
关键词： 主观生活质量；在城农民工；代际差异；生活满意度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主观生活质量（Subjective Quality of Life，简称SQL）也称做生活满意度，是综合反映人们生活舒适程度、便利程度的主观感受，是人们对生活环境的满意度和对生活的全面评价，也是人们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对自身及其所处的各种环境的感受的评价。随着国家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新型城镇化的持续推进，更多的农民工将逐步“市民化”，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他们在城市的收入、身份、地位以及生活方式等的提升，他们在城市生活的要求和生活满意度也将发生变化。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全面了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分析影响其主观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了解农民工城市生活的心理需求和思想状态，不仅能够使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而且对新型城镇化建设也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人的“建设”，设法提高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是人“建设”的基础，也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下一步的目标之一。同时，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涌现，代际视角下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极具意义。
国内外学者对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的研究已经有了较为完善的理论框架，对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研究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国外学者W・W・Rostow（1971）较早研究了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认为生活环境的美化、社会教育、卫生保健、交通、生活服务、社会治安等条件的改善能够有效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之后，Day（1980）认为家庭关系、健康状况、娱乐休闲、精神状态、自我评价、社会生活、与工作有关的生活、经济状况、政府的政策措施等对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均存在一定影响。Diener（1984）在幸福感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将影响生活质量的因素归类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之后渐渐形成生活质量客观因素和个人人格特质因素两个方向。如Veenhove（1995）从经济状况因素、Cui and Vainant（1996）从生活事件因素等对生活质量客观因素的研究，Larson（1978）和Bowling（1991）从健康状况因素、Mastekaasa（1995）和Diener and Suh（1998）等从婚姻状况因素等个人人格特质因素对生活质量客观因素的研究。
之后，国内学者也开始从不同角度对居民生活满意度进行了研究，如曹大宇（2009）通过研究国际上权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简称WVS）第四波的调查数据，发现人们的生活满意度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而逐步上升，最低收入人群与最高收人人群的平均生活满意度相差近50%，在此基础上，曹大宇（2011）又通过研究居民生活满意度与空气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是空气质量下降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低收入阶层居民的影响上，对高收入阶层的居民没有显著影响。冯云（2011）认为个人生活满意度与诸多社会心理因素有直接关联。李想（2009）认为性别的差异、婚姻状况、教育水平均对生活满意度造成很大的影响。王培刚（2008）着重从代际视角验证了健康状况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农民工作为我国特有的群体，受到国内学者广泛的关注，农民工的城市主观生活质量也进入他们的视野，郭乙辉（2008）对进城农民工生活满意度进行研究，获得性别与工作状况对在城农民工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评价均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家庭关系及家庭经济对农民工的物质生活满意度有明显的拉动效果，年龄、婚姻状况、社会保障及社会环境与农民工的精神生活满意度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等结论。
回顾近些年文献发现，国内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研究数不胜数，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然而针对农民工城市生活满意度的研究并不多，从代际视角探讨农民工城市生活满意度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基于此，本研究在代际视角下，以江西调查样本为依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分别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最终能够有效地发现代际视角下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的差异，为提出有效性、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提供有效依据。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样本数据来自江西农业大学和江西统计局在2011年6月到12月开展的“改革开放以来劳务输出大省农村劳动力流向变动抽样调查”，本次调查运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江西省34县区102个行政村的农村劳动力进行抽样调查，调查内容涉及调查对象所在村特征、所在户特征、个人特征、外出务工基本情况、务工感受及返乡创业就业等六大方面。直到2011年12月，经过调查员深入农村与农村劳动力面对面的调研访谈，共完成有效问卷1019份，根据本文研究对象要求，剔除农村非外出务工劳动力及未进行城市生活质量调查的问卷97份，最终获得本研究有效问卷922份。依据研究目的，将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民工定义为新生代农民工，将1980年前出生的农民工定义为老一代农民工，其中，在本研究922份有效问卷中新生代农民工有效问卷352，老一代农民工有效问卷570。其中，样本中新老两代农民工主要务工区域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新老两代农民工主要务工区域分布情况三、变量选取、定义及描述
（一）被解释变量
生活满意度包括了总体生活满意度和不同领域生活满意度，不同领域生活满意度的综合即可认为是总体生活满意度。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同样包含了多个不同领域的满意度，主要可以归纳为家庭、工作、社会保障以及其他服务等方面，基于此，本研究选取农民工对收入、住房、家用电器、垃圾清理、社区服务、室外环境、水电、购物、邮电、看病等十个不同领域的满意度，对农民工城市生活满意度基本情况进行研究，满意程度包括很不满意、不太满意、一般、基本满意、很满意，调查样本中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生活满意度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生活满意度具体情况
本文主要研究农民工城市总体的主观生活质量（即总体生活满意度），因此需要对农民工十个生活不同领域满意度进行综合。利用因子分析能够有效地对农民工生活不同领域满意度进行综合，以构建农民工城市总体生活满意度。主要方法为：将农民工对收入、住房、家用电器、垃圾清理、社区服务、室外环境、水电、购物、邮电、看病等十个不同领域的满意度分别定义为λ1、λ2、…、λ10，那么，因子分析表达式为：
χpi=ωp1λ1i+ωp2λ2i+…+ωp10λ10i
其中，χpi表示第p个公因子在第i个样本上的数值，λi表示第i个样本的观测值，ωp表示第p个公因子得分。那么，农民工城市总体生活满意度Y表达式为：
Yi=α1χ1i+α2χ2i+…+αpχpi
其中，α1、α2、…、αp表示方差贡献率，χ1i、χ2i、…、χpi表示公因子。
（二）解释变量
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因素有很多，但可归纳为家庭生活、职业状况和生活环境等三类，同时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研究将影响农民工城市生活质量的因素分为自身特征、家庭特征、环境与工作、保障情况四类。具体为：
（1）自身特征。性别差异对生活满意度存在很大的影响，性别对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也可能存在影响；对于婚姻状况，未婚农民工的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可能会略低于已婚农民工；不同文化水平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可能存在差异；健康状况影响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健康状况好的农民工可能主观生活质量会更高。因此，本研究选取性别、婚姻状况、文化水平、健康状况等四个变量验证农民工自身特征对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
（2）家庭特征。人们的生活满意度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而逐步上升，个人收入与其主观生活质量也呈正相关关系，高收入者体验到较多的正向情感，而低收入者体验到较多的负向情感。因此，本研究选取家庭经济状况、家庭负担、务工收入三个变量验证农民工家庭特征对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
（3）环境与工作。空气质量、社会治安、公共服务、交通状况等多个方面对居民生活满意度存在影响，职业状况对农民工生活质量也存在影响。因此，本研究选取空气质量、社会满意度、工作满意度三个变量验证环境、社会与工作情况等对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
（4）保障情况。社会保险问题是引致农民工生活不满意的重要因素之一，农民工的保障状况也有可能对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存在影响。因此，本研究选取是否缴纳养老保险、是否缴纳失业保险、是否缴纳医疗保险、是否缴纳工伤保险四个变量验证保障状况对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变量的定义与描述如表3所示。
表3 变量的定义与描述 注：①社会满意度变量由农民工对社会秩序、社会风气、法制状况、政府效率、生存和发展机会、经济状况、政府透明度、打工政策、公共基础设施十个变量的满意度利用因子分析计算获得，其中，很不满意=1，不太满意=2，一般=3，基本满意=4，很满意=5。②工作满意度变量由农民工对工作时间、工作报酬、工作地点、与同事关系、工作兴趣、与领导关系、晋升机会、劳动保护、劳动强度、技术培训等十项满意度利用因子分析计算获得，其中，很不满意=1，不太满意=2，一般=3，基本满意=4，很满意=5。
四、实证研究
本研究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运用Stata12对模型进行估计，标准化模型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一）自身特征
由表4可以看出自身特征因素中性别变量在新生代模型中达到显著（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负），在老一代模型中并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男性主观生活质量低于女性，可能的原因是新生代男性农民工面临着高于女性农民工的压力；老一代农民工各方面趋于稳定，因此，不同性别的老一代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没有显著差异。
表4 模型估计结果（标准化） 注：***、**、*分别表示z值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
婚姻状况变量在新生代模型中并不显著，在老一代模型中达到显著（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负）。说明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婚姻状况对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不大，而对老一代农民工存在负向影响，即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未婚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高于已婚农民工。这与蒋青（2004）关于城镇居民生活质量的研究结论存在差异。可能的原因在于农民工和城镇居民在城市身份的差异。一般而言城镇居民结婚以后将是夫妻同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正向影响其生活质量，然而对于已婚的老一代农民工而言，大部分伴侣可能并不在身边一起生活，因此，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其婚姻状况对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反而存在负向影响。
文化水平变量在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模型中均没有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农民工文化水平普遍集中在小学和初中，无论是新生代还是老一代不同文化水平的农民工很难体现出主观生活质量的差异。
健康状况在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模型中均达到显著（均为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均为正）。说明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老一代农民工，其健康状况都是影响他们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且健康状况越好，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越高。这与Larson（1978）和Bowling（1991）等人的研究是一致的。
表1 新老两代农民工主要务工区域分布情况三、变量选取、定义及描述
（一）被解释变量
生活满意度包括了总体生活满意度和不同领域生活满意度，不同领域生活满意度的综合即可认为是总体生活满意度。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同样包含了多个不同领域的满意度，主要可以归纳为家庭、工作、社会保障以及其他服务等方面，基于此，本研究选取农民工对收入、住房、家用电器、垃圾清理、社区服务、室外环境、水电、购物、邮电、看病等十个不同领域的满意度，对农民工城市生活满意度基本情况进行研究，满意程度包括很不满意、不太满意、一般、基本满意、很满意，调查样本中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生活满意度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生活满意度具体情况
本文主要研究农民工城市总体的主观生活质量（即总体生活满意度），因此需要对农民工十个生活不同领域满意度进行综合。利用因子分析能够有效地对农民工生活不同领域满意度进行综合，以构建农民工城市总体生活满意度。主要方法为：将农民工对收入、住房、家用电器、垃圾清理、社区服务、室外环境、水电、购物、邮电、看病等十个不同领域的满意度分别定义为λ1、λ2、…、λ10，那么，因子分析表达式为：
χpi=ωp1λ1i+ωp2λ2i+…+ωp10λ10i
其中，χpi表示第p个公因子在第i个样本上的数值，λi表示第i个样本的观测值，ωp表示第p个公因子得分。那么，农民工城市总体生活满意度Y表达式为：
Yi=α1χ1i+α2χ2i+…+αpχpi
其中，α1、α2、…、αp表示方差贡献率，χ1i、χ2i、…、χpi表示公因子。
（二）解释变量
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因素有很多，但可归纳为家庭生活、职业状况和生活环境等三类，同时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研究将影响农民工城市生活质量的因素分为自身特征、家庭特征、环境与工作、保障情况四类。具体为：
（1）自身特征。性别差异对生活满意度存在很大的影响，性别对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也可能存在影响；对于婚姻状况，未婚农民工的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可能会略低于已婚农民工；不同文化水平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可能存在差异；健康状况影响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健康状况好的农民工可能主观生活质量会更高。因此，本研究选取性别、婚姻状况、文化水平、健康状况等四个变量验证农民工自身特征对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
（2）家庭特征。人们的生活满意度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而逐步上升，个人收入与其主观生活质量也呈正相关关系，高收入者体验到较多的正向情感，而低收入者体验到较多的负向情感。因此，本研究选取家庭经济状况、家庭负担、务工收入三个变量验证农民工家庭特征对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
（3）环境与工作。空气质量、社会治安、公共服务、交通状况等多个方面对居民生活满意度存在影响，职业状况对农民工生活质量也存在影响。因此，本研究选取空气质量、社会满意度、工作满意度三个变量验证环境、社会与工作情况等对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
（4）保障情况。社会保险问题是引致农民工生活不满意的重要因素之一，农民工的保障状况也有可能对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存在影响。因此，本研究选取是否缴纳养老保险、是否缴纳失业保险、是否缴纳医疗保险、是否缴纳工伤保险四个变量验证保障状况对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变量的定义与描述如表3所示。
表3 变量的定义与描述 注：①社会满意度变量由农民工对社会秩序、社会风气、法制状况、政府效率、生存和发展机会、经济状况、政府透明度、打工政策、公共基础设施十个变量的满意度利用因子分析计算获得，其中，很不满意=1，不太满意=2，一般=3，基本满意=4，很满意=5。②工作满意度变量由农民工对工作时间、工作报酬、工作地点、与同事关系、工作兴趣、与领导关系、晋升机会、劳动保护、劳动强度、技术培训等十项满意度利用因子分析计算获得，其中，很不满意=1，不太满意=2，一般=3，基本满意=4，很满意=5。
四、实证研究
本研究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运用Stata12对模型进行估计，标准化模型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一）自身特征
由表4可以看出自身特征因素中性别变量在新生代模型中达到显著（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负），在老一代模型中并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男性主观生活质量低于女性，可能的原因是新生代男性农民工面临着高于女性农民工的压力；老一代农民工各方面趋于稳定，因此，不同性别的老一代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没有显著差异。
表4 模型估计结果（标准化） 注：***、**、*分别表示z值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
婚姻状况变量在新生代模型中并不显著，在老一代模型中达到显著（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负）。说明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婚姻状况对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不大，而对老一代农民工存在负向影响，即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未婚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高于已婚农民工。这与蒋青（2004）关于城镇居民生活质量的研究结论存在差异。可能的原因在于农民工和城镇居民在城市身份的差异。一般而言城镇居民结婚以后将是夫妻同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正向影响其生活质量，然而对于已婚的老一代农民工而言，大部分伴侣可能并不在身边一起生活，因此，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其婚姻状况对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反而存在负向影响。
文化水平变量在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模型中均没有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农民工文化水平普遍集中在小学和初中，无论是新生代还是老一代不同文化水平的农民工很难体现出主观生活质量的差异。
健康状况在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模型中均达到显著（均为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均为正）。说明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老一代农民工，其健康状况都是影响他们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且健康状况越好，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越高。这与Larson（1978）和Bowling（1991）等人的研究是一致的。
（二）家庭特征
由表4可以看出家庭特征因素中家庭经济状况变量在新老两代农民工模型中均没有达到显著水平；家庭负担变量在新老两代农民工模型中均没有达到显著水平。这表明，家庭经济状况对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是相对的，家庭经济状况差或者家庭负担重的农民工家庭可能幸福感较高，主观生活质量也较高，有些家庭经济状况好的农民工家庭对各方面的需求更高，反而主观生活质量会降低。
务工收入变量在新老两代农民工模型中均达到显著水平（新生代模型中10%的显著水平，老一代模型中5%的显著水平，且符号均为正）。说明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老一代农民工，其务工收入都是影响他们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且务工收入越高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越高，与郭乙辉（2008）研究结论一致。
（三）环境与工作
由表4可以看出环境与工作因素中空气质量变量在新生代模型中达到显著（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正），在老一代模型中也达到显著（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正）。说明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老一代农民工，务工城市的空气质量是影响他们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并且空气质量越好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越高。
社会满意度变量在新生代模型中达到显著（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正），在老一代模型中也达到显著（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正）。说明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老一代农民工，他们对务工城市社会的满意度是影响他们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并且社会满意度越高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越高。
工作满意度变量在新生代模型中达到显著（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正），在老一代模型中也达到显著（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正）。说明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老一代农民工，他们对工作的满意度是影响他们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并且工作满意度越高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越高。
（四）保障情况
由表4可以看出是否缴纳养老保险变量在新生代模型中并不显著，在老一代模型中达到显著（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正）。说明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是否缴纳养老保险对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并不大，而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是否缴纳养老保险对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存在正向影响。是否缴纳失业保险、是否缴纳医疗保险变量在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模型中均没有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农民工保障意识仍比较薄弱，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觉得有无养老保险对自己以后的影响不大；另一方面农民工保障机制还不够完善，大多数农民工会产生一种没有社会保障是应该的错觉。是否缴纳工伤保险变量在新生代模型中达到显著（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负），在老一代模型中也达到显著（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负）。说明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老一代农民工，是否缴纳工伤保险都会影响他们城市主观生活质量。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研究依据农民工的年龄特征，将其分为新生代农民工、老一代农民工，以江西调查样本数据为依据，选取影响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因素四类十四项，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构建了新生代农民工模型和老一代农民工模型，分别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最终发现：（1）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因素由大到小依次有社会满意度、工作满意度、健康状况、性别、空气质量、是否缴纳工伤保险、务工收入等，而影响老一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因素由大到小依次有社会满意度、空气质量、工作满意度、婚姻状况、是否缴纳工伤保险、健康状况、务工收入等。（2）健康状况、务工收入、空气质量、社会满意度、工作满意度等因素同时影响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3）除共同影响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因素外，性别因素还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婚姻状况、是否缴纳养老保险因素影响老一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以上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
（1）改善农民工工作状况，提高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影响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说明不管是新生代还是老一代农民工，改善他们的工作状况，提升农民工工作满意度是提升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途径之一。
（2）加强农民工权益保障。研究过程中发现，企业对农村外出劳动力权益的保障仍不够重视，权益保障意识普遍不高。尤其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完善农民工养老保障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
（3）改善农民工生活环境。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社会环境满意度和城市空气质量影响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包括完善农民工城市生活公共基础设施、稳定社会秩序、稳固社会风气、完善法制状况、提升政府效率等均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城市主观生活质量。
（4）提升农民工收入。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务工收入影响其主观生活满意度，农民工的务工收入越高，其主观生活满意度也会越高。
参考文献：
[1] 曹大宇，2009：《经济发展水平与居民生活满意度关系的考察及其政策启示》，《改革与战略》第4期。
[2] 曹大宇，2011：《环境质量与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实证分析》，《统计观察》第21期。
[3] 冯云，2011：《创建生态宜居城市需努力改善民生――对大连市居民生活满意度的抽样调查及思考》，《城市管理》第3期。
[4] 高、姚炬洋，2013：《居民生活满意度研究述评》，《北方经贸》第10期。
[5] 葛正鹏，2006：《“市民”概念的重构与我国农民市民化道路研究》，《农业经济问题》第9期。
关键词：民生科技 幸福城市建设 幸福指数
中图分类号：O2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1（a）-0024-01
1 民生科技的内涵
“民生科技”的概念进入人们的视线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它体现在科技服务于“民”与“生”两个层次。从民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出发，解决“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等社会问题，涉及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如今，民生科技已经成为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抓手，成为社会建设和科技进步的重点发展方向之一。
民生科技是涉及民生改善的科学技术，围绕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开展科学研究、产品开发、成果转化和科技服务。民生的改善离不开科技的发展[1]。
2 影响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主要因素
幸福是人的主观的内在体验。它不仅与主体自身状况密切相关，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客观社会环境的影响，主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因素[2]。
幸福指数是人们幸福感的度量值，它是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与GDP一样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标准。
根据一年时间里对武汉市的调查，武汉市民的总体幸福感指数为63分（总分100）。影响武汉居民幸福指数的主要有医疗服务、食品安全、社会养老和人居环境等四大问题。
2.1 医疗服务
公众所关注的医疗方面问题归纳为：（1）看病难、看病贵，人均医疗服务供给偏低，包括资金相对短缺、转诊制度难落实、全科医师队伍建设困难、医患关系有待进一步发展、相关政策不配套等。（2）行业发展缓慢，缺乏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广；（3）假药泛滥。这些问题直接威胁居民的身体健康，制约着居民幸福感的提升[3]。
2.2 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的问题给百姓生活增添了忧虑，与建设幸福城市的中心思想相违背[4]。大多数的食品生产及流通企业，仍以降低损耗、控制成本为主要目的，安全性的要求尚未提到应有的高度。
2.3 社会养老
人口老龄化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直接影响居民生活的幸福指数。“四二一”家庭模式使得空巢现象日益凸显。政府和社会的互动机制没有形成，养老事业的发展缺乏统筹，资源配置不够合理，各职能部门之间协调配合不够密切，没有形成合力，整体效果不够理想，影响了养老事业发展，也直接影响了市民的幸福感。
2.4 人居环境
武汉市居民对环境卫生、空气质量、就业环境、市民文明程度、房价、物价的满意度较低。人居环境问题主要包括空气质量低下、污染严重、周围的人环保意识差、平均文化水平低下、物价房价偏高、交通拥堵现象严重等。环境质量的提高需要科技的支持。
3 民生科技发展的影响因素
该文从民生科技的需求和投入两方面、结合对武汉市居民幸福指数的调研情况进行分析。
3.1 需求方面的影响因素
（1）居民收入
2012年武汉市居民收入增幅继续领先GDP增速，居民生活持续改善，但人均收入水平仍偏低。其主要原因在于民营经济不够活跃。在满足温饱以后，居民开始更加关注生活质量。
（2）居民素质
民众的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不仅关注自己的衣食住行，更高度关注周围的环境，对环保科技、健康科技、安全科技、数字科技、教育科技关注度最高。对于安全科技，市民最关注的可能就是食品安全和药品安全以及人身安全。
（3）生活环境
公众对民生科技的需求是在基于生活环境的一种渐进式的向上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即：提高健康水平、促进公共安全、提升环境质量，以及提高防灾减灾能力。
3.2 投入方面的影响因素
（1）政府导向
在科学发发展观的指导之下，我国政府开始以人为本，把民生科技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把人民幸福指数作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改善技术解决方案，强化技术成果的示范和推广，全面提升科技服务民生的能力。
（2）体制建设
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科技活动多以成果为导向，离商业化应用有较大距离；而企业的科技成果则多以经济效益为目标，这就导致科技活动常常与民生科技需求“错位”。
应建立起有效的管理体系，突破传统的计划管理模式，把科技，尤其是民生科技放到应有的战略高度。
（3）经济发展
科技发展与当地经济水平密切相关。目前，我国进入了国内经济周期与国际经济周期性调整相重叠的时期，经济调整的波动性和阻力加大。经济发展制约着民生科技的发展，但民生科技的发展也一定要以人民幸福指数为基本出发点。
3.3 民生科技的需求与投入的对接性问题
民生科技的需求与投入之间存在对接方面的问题。
（1）民生科技研究的主力军仍来自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他们对于获奖和成果发表更感兴趣，对普通居民的需求的了解不够深入。
（2）与需要投入巨大资金高新科技或基础研究不同，民生科技可能就是一个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小发明，所需经费一般小企业甚至个人都可以承担。但产品化的过程仍需要一定的投入和政策支持。
（3）作为民生科技的重要创造者和推动者的普通人民群众，真正投入到民生科技发明创造中的还非常少，直接参与民生科技的途径有限，离我们所提倡的全民创新还有着很大的距离。
（4）科技成果丰富，转化能力弱。很多科技成果获奖或发表后就束之高阁了，并没有转化为具有实际价值、服务民生的技术产品。
4 结语
改善民生离不开科技的发展。影响民众幸福感的因素主要来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环境等多个方面，涉及医疗服务、食品安全、社会养老和人居环境等不同问题。在政府推动和市场推动的合力作用下，大力发展民生科技，就能使其在幸福城市建设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王雨.民生科技解决民生问题的对策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1（24）.
[2] 陈志霞，李启明.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影响因素及测量[J].城市问题，2013（9）.
关键词： 预防医学；社区卫生服务；运用
中图分类号：R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17-0317-02
0 引言
预防医学是一项以人群作为研究对象，使用宏观、微观技术手段，对影响健康的因素以及作用规律，来分析外界环境因素和人群健康的关系，进一步延长人群寿命[1]，提高生命质量的学科。为探讨预防医学在社区卫生服务中的运用效果。本文调查2001年-2005年和2006年-2010年两个阶段居民对环境卫生、食品卫生、劳动卫生、心理卫生等相关知识的掌握、年家庭食物中毒发生例数以及对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满意度情况进行比较。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该地区5个大型社区，所有社区在2001年前均已设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收集2001年—2010年间所调查社区内，家庭食物中毒发生案件和居民对环境卫生、食品卫生、劳动卫生、心理卫生等相关知识[2]的掌握以及对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满意度情况的相关资料。
1.2 方法 将该地区的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分成两个阶段，将尚未引入预防医学人才和概念应用在社区卫生服务工作中的2001年-2005年设为第一阶段，将引入预防医学人才和概念应用在社区卫生服务工作中的2006年—2010年设为第二阶段，对两个阶段居民对环境卫生、食品卫生、劳动卫生、心理卫生等相关知识的掌握、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满意度以及年家庭食物中毒发生例数情况进行比较。
1.2.1 环境卫生 提高社区群众对于环境卫生影响健康的意识，了解吸烟、油烟、装潢材料等环境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影响[3]。
1.2.2 食品卫生 通过健康教育讲座等宣传教育方式，提高社区居民对农药残留、有毒物质、食物污染等食品安全问题的意识程度，定期对社区居民通报食品中毒信息。
1.2.3 劳动卫生 针对居民的职业进行劳动卫生宣传教育，提高居民对职业病危害的认识，并加强劳动污染对居民生活环境影响的监测。
1.2.4 心理卫生 了解居民的心理、精神状态，对于存在心理不良问题的居民进行积极心理引导，树立居民积极向上、乐观、健康的心态，有助于帮助居民处理家庭、社会、邻里之间的关系，避免疾病的发生。
1.2.5 流行病学研究 定期观察流行病发生、发展情况，在流行病高发季节提前进行预防，避免出现大流行的发生。
1.3 统计学方法 数据结果采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处理，首先做正态检验，计量数据采用（χ±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配对均数t检验，以P
1.4 观察项目调研方法 居民对环境卫生、食品卫生、劳动卫生、心理卫生等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的调研，由调研小组设计相关知识问答卷，调查该地区居民对有关环境卫生、食品卫生、劳动卫生、心理卫生等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问答卷满分100分，分数越高说明患者对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越好；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满意度情况的调研，由调研小组设计满意度评价调查表，让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相关工作进行评价，满分100分，分数越高说明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越满意。
2 结果
第一阶段，该地区居民相关知识掌握为（67.32±12.23）分，年家庭食物中毒发生例数为（76.43±3.67）起，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满意度为（78.87±3.54）分；第二阶段，该地区居民相关知识掌握为（89.32±16.21）分，年家庭食物中毒发生例数为（28.78±1.78）起，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满意度为（92.34±7.76）分，可见第二阶段的居民相关知识掌握、年家庭食物中毒发生例数、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满意度明显优于第一阶段，均具有显著性差异，P
3 讨论
加强预防医学在社区卫生服务中的作用，提高预防医学的宣传、教育工作，定期举办讲座，在社区醒目位置张贴宣传海报，定期更换板报等形式对居民进行教育，提高居民对环境卫生、食品卫生、劳动卫生、心理卫生等相关知识的掌握，大力消除影响居民健康的因素，提高居民的生活、学习质量，加强社区疾病预防工作网络建设，提高社区对流行性疾病及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最大程度降低各种因素对居民身体健康的伤害。本文研究发现：第一阶段，该地区居民相关知识掌握为（67.32±12.23）分，年家庭食物中毒发生例数为（76.43±3.67）起，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满意度为（78.87±3.54）分；第二阶段，该地区居民相关知识掌握为（89.32±16.21）分，年家庭食物中毒发生例数为（28.78±1.78）起，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满意度为（92.34±7.76）分，可见第二阶段的居民相关知识掌握、年家庭食物中毒发生例数、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满意度明显优于第一阶段，均具有显著性差异，P
参考文献：
[1]鲍勇，龚幼龙.临床预防医学在卫生服务发展中的作用[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02，18（3）：149.
(一)研究对象
抽样调查河南省农村居民5002人,其中男性2594人,占51.86%,女性2408人,占48.14%。18―30岁有1004人,占20.07%,31―45岁有1248人,占24.95%,46―60岁有1996人,占39.90%,61岁以上有754人,占15.07%。本次调查对象为在家务农者,不包括外出务工者。
(二)研究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方法进行。调查的形式,通过对河南大学在校生的培训,利用假期回家对所在地的农村居民进行调研。共发放问卷6000份,回收5634份,有效问卷5002份,有效率为88.78%。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河南省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现状分析
1、河南农村居民收入状况
本研究对河南省部分农村居民2007年人均纯收入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约有11.76%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在2500元以下,这部分人群的经济收入只能维持生活消费的最基本开支。如何调动这部分人群积极参与体育活动,通过体育活动促进健康水平的提高,则显得更为重要。
2、河南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本研究从八个方面对农村居民家庭日常生活消费以外最主要的消费支出做了调查,虽然农村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有了较大幅度的改善,但是与身体健康状况有关的体育消费仍然排在较后的位置,因此,加强农村居民健康知识的宣传和体育参与意识的培养迫在眉睫,应引起有关部门领导的重视。
3、河南农村居民家庭婚姻生活
家庭婚姻生活是人类的重要生活,是表明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本研究将家庭类型及对家庭生活和婚姻生活的满意度作为调查指标。家庭类型分为:单身、夫妇家庭、单亲家庭、核心家庭(夫妇及未婚子女)、联合家庭(三代以上、多家庭组合)等。调查结果显示,由于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农村居民离婚率较低单亲家庭较少(2.84%),而联合家庭相对较多(33.35%),如何处理好夫妻关系和家庭内的人际关系,是评价生活质量高低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河南省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现状对体育生活状况的影响
1、经济收入对体育生活状况的影响
经济收入对农村居民参与体育活动起重要作用,是影响农村居民体育投入的一个主要因素,但绝不是起关键性的作用。从本次对河南农村居民体育投入情况的调查,可以看出,2501―4000元中等收入者有体育消费行为的人数比例为42.79%,一年的体育消费水平约在100―200元之间,而4000元以上高收入者有体育消费行为的人数却低于中等收入者,这与其业余时间无暇顾及体育健身活动有一定的关系。由此可见,经济收入对参与体育的影响虽然重要,但绝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2、受教育程度对体育生活状况的影响
调查显示,河南农村居民对《全民健身计划纲要》认知及参与体育活动的动机与受教育程度有很大的关系。学历越高,接受教育的时间越长,对《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了解越深,参与体育锻炼的人群则越多,在参与体育活动的动机上,不同学历的人群,参与体育活动的动机也不同,教育程度地的人群参与体育锻炼的动机处于较低水平。由此可以说明受教育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人们参与体育锻炼的认知态度和行为。
3、家庭生活对体育生活状况的影响
随着经济条件的好转,家务劳动和农活现代化的使用,使农村居民余暇时间不断的增多。调查显示,不同年龄、性别的人群,余暇时间和余暇时间的主要用处不同,看电影电视是所有人群余暇时间的首选活动,而与健康有关,并且可以活跃家庭气氛,有利于家庭成员之间交流的体育活动则排在较后的位置。家庭生活的满意是体育生活进入到家庭的基础,然而,对体育知识技能的宣传和正确引导则是体育生活进入家庭生活的关键。
(三)体育活动对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促进作用
体育促进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主要表现在:(1)促进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通过体育锻炼增强农民身体各个系统的功能,改善由于长期的体力劳动而造成的身体局部的疲劳。(2)促进农村居民的心理健康。体育活动有助于人情绪的宣泄,对于缓解和释放农村居民由于生活、劳动所带来的心理压力和精神紧张具有积极的作用。(3)促进农村居民走向社会。通过体育活动促进农村居民之间的交往,让农村居民感觉到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增强农村居民的社会认同感,减少消极心态,提高农村居民对社会的适应能力。(4)促进农村居民良好的生活方式的形成。通过体育活动和科学健身方法的宣传,让农村居民远离迷信活动和不良的生活习惯,建立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从而促进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高。
三、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一是农村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有了较大幅度的改善,在农民家庭日常生活消费以外最主要的消费支出中,与身体健康状况有关的体育消费仍然不被重视。
二是农村居民对家庭生活较为满意者占大多数,有利于家庭文化教育职能和休闲娱乐职能得到增强,体育生活进入到家庭生活中将有可能实现。
三是农村医疗卫生设施还有待于完善,农民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与长期的农田劳动和不良的生活方式有很大关系。
四是本次调查对象为在家务农者,表现为受教育程度较低,如何提高这一部分人的生活质量和参与体育活动的意识,将有待于深入研究。
五是经济收入对体育参与有较大的影响。农村居民参与体育锻炼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与受教育程度有密切关系。不同学历的人群,在参与体育锻炼的人数及参与体育活动的动机上,表现出明显的不同。
(二)建议
一是提高农村经济发展发展水平,加强政府对农村体育的组织管理与指导,充分利用当地条件,构建农村体育发展长期规划促进农村体育的发展。
二是要加强《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在农村的宣传力度,提高农民对认识,激发农村居民参与体育活动的热情。
三是积极发掘和改造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充分发挥健身价值和健身功能,使农村群众体育的基础更多地依附于继承传统项目,提高亲和力,便于农民接受。
四是要提高体育锻炼的质量,利用寒暑假期间,将当地中小学体育老师及高校体育专业学生组织起来,对各乡村农民体育骨干进行培训,以便他们对农民在参与体育锻炼时进行指导。
针对这些状况，我们截取一些对农民工工作满意度有影响的因素（如：受教育程度，职业培训，工作时间，工作环境，工伤医疗保险），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形式在宜昌市夷陵区和西陵区的多处农民工聚集地开展调研。
一、 调查方法及被调查单位和农民工的基本情况
本案调查的工地和企业处于经济发达、外来农民工集中的宜昌西陵区和夷陵区兴安社区。兴安社区地处夷陵区中心城区，面积3.2平方公里，居民约17000人，辖区内有企业68个，1271个个体经营门面。被调查农民工全部是从事各行业的一线工作人员。共发放258份调查问卷，收回有效答卷有244份。经过分析，将得出影响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各因素对农民工满意度的具体影响（即变量控制法对比各因素与满意度的关系）。最终给出加强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建议。
二、 农民工对于工作满意度的调查数据分析
工作满意度体现在农民工工作的各个方面，主要体现在工资报酬和工作条件两方面。
1.我们调查的244份有效数据中，收入为1000—3000元范围的农民工对工作的不满意度比例最高，共20人，占受访农民工总数的8.2%。这一数据反映了月收入接近或略低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农民工群体，因急于融入城市生活而不满自己的工资待遇，对工作的满意度有待提升；另一方面，一些受访农民工工资过低，无法维持生计，这样的现象也该引起重视。因工资满意度受个人性格与需求差异的影响较大，故无法得出更加精确的结论。收入为2000—5000范围的农民工中90人满意自己的工作，占此范围总人数的70.3%，这说明在合理的范围内相对较高的工资，符合农民工的意愿，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
只有好的工作岗位才能获取高的工作报酬。农民工已经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在加工制造业、建筑业、采掘业及环卫、家政、餐饮等行业占从业人员半数以上。
总体来说，宜昌地区的情况是，33.6%的被访谈者从事的工作属于建筑施工人员，30.3%的被访谈者从事的工作属于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6.4%的被访谈者的工作属于商业服务人员。从事其他职业的受访者较少。由此可见大部分的农民工是单纯体力劳动者，并不能获取比较可观的劳动收入。
自古以来“良才善用，能者居之。”能登上一个什么样的职位主要是看一个人是否有着匹配这个位置的能力。综合以上信息并对工作状况和收入做数据交叉分析发现：小学或初中学历的受访者人数较多，其中51.8%为建筑施工人员，有21.4%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还有8.9%为居民生活服务人员。
同时可以比较其工资水平对于未受正式教育的受访者，人数较少，月收入相对较低；受教育的受访者月收入总体分布在1001—5000元，在各工资区间内分布较均匀；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和初中的受访者，30.4%的月收入为2001—3000元，25.0%受访者月收入可达3001—5000元；受教育程度为高中，职高等的受访者有35%的月收入为3001—5000元，还有25%的收入在2001—3000元。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受访农民工的月收入相对较高。
由相关性检验可知，文化程度确实与工资水平有显著性相关。
综上分析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不高从很大方面来说是因为农民工自身能力不足，获得更好的就业岗位和薪酬的机会渺小。
2.农民工从事的工作相对强度较大，工作时间较长、工作环境较差和福利也较低等工作条件问题较为常见。接受访谈的农民工有26.2%的没有参加医疗保险，59%没有参加工伤保险，这些基本保障的缺失，也是其对工作存在不满，缺乏热情的诱因。所以工作条件的差异会影响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
劳动时间长的受访农民工约占受访农民工总数的一半，并且对工作的满意度低于劳动时间较短的农民工。
而在工作环境方面，农民工的工作环境普遍较差，其工作环境的具体差异也是其考察自己工作满意度的重要指标，尤其是建筑工人，商业服务人员和各类技术人员，他的工作环境相对艰苦，对改善工作环境的要求较高。有数据支持：对于不需要改善工作环境（即本身工作环境较好的）受访者来说，他们的生活满意度较高，其中超过六成受访者对工作满意；而对于需要改善工作环境的受访者，只有四成多对工作满意持满意态度。所以工作环境也很大程度上影响工作的满意度。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保障也越来越成为农民工群体择业的条件和他们工作满意度的重要指标，部分受访农民工属于建筑等高风险行业但用人单位并未购买工伤保险，根据调查数据可知，参与各种医疗保险的农民工群体，超过60%的受访者对工作持满意态度。
三、 针对提高农民工工作满意度提出的改进措施
当前农民工普遍受教育水平较低及工作条件艰苦已成为影响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对农民工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及优化其各方面工作条件，已成为各级政府工作中需要妥善处理的大事，日益受到中央和各级政府的重视。
一、引言
利益主体理论最初源于19世纪，当时盛行一种协作或合作的观念，而后利益主体理论被利用到了企业领域。而在当前旅游发展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民间资本进入旅游业。各地为了发展旅游业，往往采用出让旅游资源经营权的做法吸引投资者，导致旅游项目的治理结构复杂化，部分项目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旅游业发展利益“非本地化”倾向，从而导致当地居民不满意旅游业发展的收益，进而旅游业的支持度不够，最终影响区域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在国内，由于旅游利益分配不均所引起的景区管理方与居民之间的冲突层出不穷，如在被誉为“中国最美乡村”的江西婺源，不少景区出现部分村民为争取门票利益而拦阻游客的现象。
本文试图运用利益主体理论， 在项目调研过程中通过问卷调查、访谈及数理统计等方式，以世界文化遗产地西递、宏村二大古村落为例，研究在民间资本投资旅游的过程中，两地旅游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当地居民的参与度、受益度、满意度及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而提出区域旅游业发展中提高“利益本地化”程度的相关对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纵观学者们的研究，国外研究者对旅游利益本地化问题关注是继20世70年代至80年代几个热门的研究主题―“社区旅游”、“旅游协作（合作）”等出现后产生的。如国外学者很早就注意到了“飞地旅游”（enclave tourism）现象，认为在发达国家与发展国家之间，存在旅游发展的不公平现象，发达国家主导了发展中国家的旅游投资、消费和收益，旅游发展并没有给当地居民和社区带来应有的收益。国外学者对旅游利益相关者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旅游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及分类； 旅游规划、管理与营销中的利益相关者问题； 旅游环境伦理与可持续发展中的利益相关者问题； 社区旅游及其协作中的利益相关者问题。相比较而言，我国对于旅游利益本地化的研究相对落后，直到2000年，张广瑞将世界旅游组织通过的 《全球旅游伦理规范》翻译并引至国内， 国内学者高元衡、朱华、李凡等在借鉴国外相关研究基础上探讨了我国乡村旅游地及古村落旅游开发中的利益相关者分类问题。一部分学者研究了古村落利益分配体系，如基于社区参与的古村落型遗产地旅游开发模式研究――以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为例，但还没有构建出居民参与度、受益度、与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而本文将重点探讨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相互影响机制。
三、古村旅游经营管理模式分析
（一）古村落旅游地利益主体及其特殊性
要研究区域旅游“利益本地化”问题，必须明确在旅游发展过程中所涉及的利益主体。从利益的受益主体划分，可以分为个体型的主体、集体型的主体。从类别划分，则有更多的类型（图2）。旅游地的利益主体是由旅游地经营企业、当地政府、社区居民以及游客构成。而古村落旅游目的地与一般的旅游目的地有所区别，其旅游资源即为当地居民和村落的整体环境，并且在古村落开发成旅游地之前，村落是居民生活的地方，大多数属于居民的私有财产。如西递，旅游吸引物不仅是古民居，更包含西递村民的生活方式，共同构成了西递特有的珍贵的旅游资源。因此在古村落型旅游地的开发中，居民处于极为重要的位置，其参与度、受益度、满意度将直接影响着旅游地的发展。
（二）西递宏村经营管理模式分析
从经营管理模式角度，西递、宏村具有不同的模式。西递属于本地资产，本地公司经营（黟县徽黄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模式；宏村属于本地资产、外来公司经营（北京中坤集团）的模式。基于经营管理模式的不同，居民参与旅游业的程度、收益程度和方式，都会有一定的不同。对于研究旅游发展“利益本地化”问题，可以进行很好的比较，具有较好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四、调研分析
（一）研究方法
旅游地居民参与度、受益度采用问卷调查法我们于2014年7月15日、7月21日在宏村、西递发放问卷150份，分别回收有效问卷135份、124份，回收率分别为90.0%、82.6% ，此后，我们再次走访了西递、宏村各10户居民，黟县徽黄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北京中坤集团，进行了大量详实可靠的调查。
（二）研究结果
问卷调查内容主要涉及参与度、受益度、满意度三个方面的内容，故研究结果也分为这三个部分进行分析，分析发现参与度、受益度、满意度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三者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而由本地旅游管理公司（黟县徽黄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经营管理的西递，其参与度、受益度、满意度要高于由外来旅游管理公司（北京中坤集团）经营的宏村
1、参与度
从表1中数据可以发现，宏村家庭参与旅游相关活动以及参与方式比较集中，主要为1―2人，通过出售旅游商品参与当地旅游；西递则分布比较分散，在旅游公司工作的居民比例高于宏村。宏村居民家庭参与旅游相关活动集中在1―2人，占总村户的85.3%，西递家庭参与旅游相关活动人数相对分散些，其中4人及以上所占比例明显高于宏村，占20%；对于居民的参与方式，出售旅游商品是二地的主要参与方式，有94.4%宏村居民依靠出售旅游商品参与，超出西递20%，西递中有占总村户的20%居民在旅游公司工作，这比例明显高于宏村。
在对二地居民的访谈中发现，宏村景区管理公司（北京中坤集团）每年很少甚至没有征求过居民的意见，文件公告也是管理公司决定后再分发到居民家中，居民参与景区决策的比率低。而在西递，居民表示虽然黟县徽黄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没有让每个居民参与决策，但居民会选出代表来表达居民的意见，这也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居民的话语权。
2、受益度
从表2中可以发现，因旅游景区发展，西递居民受益程度整体高于宏村，宏村居民旅游收益占家庭总收入百分比主要集中在50%以下，占55.6%，而在旅游收益占总收益50%至80%的区间内，西递居民明显高于宏村，占26.7%；关于收益来源方面，虽二地收益来源都大部分来源于自主经营，二者相差不大，但西递在企业分红方面占15.3%，高出宏村近5个百分点；宏村居民获取分红次数总体低于西递，其中占61.1%的宏村居民从未参与利益分红，而西递居民中有占53.3%曾经参与利益分红。
3、满意度
从表3中数据分析，西递居民对于当地旅游发展满意度高于宏村，二地居民大都同意旅游发展给当地居民增加了就业机会、基础设施建设与生活水平改善，但值得注意的是宏村有约13%的居民表示不同意增加了就业机会，西递这一比率仅为9.67%；旅游发展吸引大量外来投资，致使商业竞争加剧，宏村商业竞争加剧程度高于西递，82.2%的宏村受访者表示加剧了商业竞争，不同意竞争加剧仅占总村户的14.8%，而西递约占47.1%村户同意商业竞争加剧，32.8%的村民不同意竞争加剧，这一结果也与访谈的结果相吻合，西递居民表示在西递景区经营大都是当地的居民。
4、参与度、受益度与满意度影响机制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参与度、受益度、满意度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三者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居民参与度的提高，会相应的提高其受益度，使居民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与社会利益；另一方面；受益度的提升也会激发居民参与旅游的热情与信心，从而居民在区域旅游业中的参与度得到提高，反之亦成立。参与度、受益度高，将会提高居民的满意度，从而支持旅游业的发展。
五、对策
（一）鼓励和提高居民参与度，提高利润分成比例
著名旅游社会影响分析专家Murphy指出，公众参与旅游业至少体现在决策过程和旅游开发受益两方面。古村落的发展也是依托当地旅游资源，故旅游经营公司应设立平台，鼓励居民参与。旅游公司在上缴税后，应将一部分利润分给当地的居民。
（二）重用当地旅游人才，给当地的居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从调研中发现，大部分居民通过出售旅游商品参与旅游，参与方式略显单一，当地旅游经营公司在选拔员工时，应优先考虑当地居民，提高当地居民在旅游公司和景区工作所占比例，为当地居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三）成立一个地方旅游协作机构，起到监督、协调作用
旅游利益主体涉及多个方面，建议在古村落旅游地设立一个地方旅游协作机构，负责组织各利益主体参加会议，就居民关心的重大问题共同进行探讨，保障居民的话语权。
（四）旅游管理公司积极改善当地基础设施与居住环境，提高居民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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