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8 09:14:16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市场经济研究，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一、国有经济是市场经济中重要的市场主体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提供与创造了多方面的条件，其许多功能和作用是非国有经济所无法取代的。第一，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公用设施的建设和经营领域，如邮电、铁路、港口、供水、供电部门等，其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大都由国家投资和国有企业经营，以满足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的需要。在这里，国有经济承担着为整个国民经济服务、并为其它经济部门和企业取得效率与收益创造条件的职能。第二，国民经济的一些基础工业部门如重要资源和能源的开发生产等，由于投资规模大、收益回收周期长，同时，由于这些部门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因而许多也是由国家投资、由国有企业经营的。国有经济发挥着促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创造经济增长和市场正常运行基础的功能。第三，在其他的许多经济领域，国有经济承担着提高国家的经济竞争能力以促进本国市场经济的开放和走向国际市场的职能，承担着创建新兴工业和产业、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和开发的职能，承担着一定的经济调节的职能。同时，在创造和扩大就业机会、开发和援助落后地区、接管某些发生危机或破产的重要民间企业以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国有经济的这些功能，弥补了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在一定领域、一定方面的失效，保障了市场的正常运行，促进了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表明了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必要性。国有经济履行这些职能并有效发挥作用，都是以其自身的经济活动来体现的，这就使国有经济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一定经济形式成为市场主体具备了基础性条件。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有经济的基本单元即国有企业成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市场主体的可能性也日益突现。就国有经济而论，国家拥有所有权并不排斥国家所有权与国有企业的控制权、经营权的分离，也不排斥对所有权、控制权、经营权等都集中于国家的产权结构重新安排。国有经济的产权制度本身具有权利行使性的特征，即国有经济的资产运营总是在国家或政府的授权下由一定的组织或个人来进行的，这就为国有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提供了前提和可能性。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和市场经济发展中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分工的专门化、经济的信用化对市场主体所提出的要求相符合的。国有经济在资本国家所有的基础上，通过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企业法人，国有企业也就有可能成为有活力、有生机并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
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创造和提供了国有经济的基本单元即国有企业成为市场主体的条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作为市场客体的资产已经价值化、货币化和信用化，这就使国有经济的具体实现形式、委托—关系、激励和约束机制等的多样化、有效化获得了广阔的空间，从而为在国有经济中调整、改革和重构企业制度，建立与完善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创造了市场客体条件。同时，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步形成完善有效的市场体系，竞争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存在与完善，有助于克服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情况下国家作为所有者同国有企业经营者信息不对称的难题；竞争的经理市场的完善与发展，有助于形成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而竞争的资本市场的完善与发展，也可能使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得以基本反映。这些，提供了在国有经济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使其有效运行的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从而使国有企业建立与发展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市场主体参与竞争成为现实，促进国有企业焕发活力与生机。
二、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效率
认识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是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效率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市场经济是一种效率经济，讲效率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要求。有的人对国有经济成为市场主体持怀疑态度，就是以国有经济的国家所有必然造成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低效率为论据的。因此，考察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效率问题，不能不涉及资产所有状况与企业效率高低的关系问题。
在国有经济中，资产所有权不属于任何个人所有，而属于全体公民作为一个整体（由国家来代表）所有。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个人能以其个人身份和名义对国有资产提出剩余索取权要求，国有经济的收益归全民作为一个整体所享有。由国有经济的资产所有属性所决定，其基本单元即国有企业的效率高低、盈利或亏损，并不对构成国有资产最终所有者整体的个体产生直接的利益影响，因为每一个公民个体因国有企业的盈利所获致的利益和因国有企业的亏损而承担的损失是极其间接和微乎其微的。因此，作为国有经济最终所有者整体构成部分的公民个体，缺乏直接地主动监督国有经济提高效率的激励。而作为国有经济所有权直接代表的政府，一般而论应该是有这种激励的，因为国有经济运营效益的提高、利润的增加，就意味着国有资产的扩张和社会福利的提高，这对于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的政府应该有足够的激励效应。但问题在于，一方面，许多国有企业本身就承担着实现一定社会目标的职能，在一定的条件下，政府作为所有者正是要通过一定的管理手段要求这些国有企业去实现所承担的社会目标，其间有时不得不把利润目标、效率目标放在次要位置；另一方面，在国有经济的运营中，国家或政府代表全体人民行使所有者主体的职能，但这是在一个相当大范围中通过若干层次建立和形成一定委托关系，才能实现国有资产的管理与国有企业的经营的，其间可能产生比较高的运营成本，缺乏有效的监督激励手段，同时可能逐层弱化国有经济的所有权约束，从而导致国有企业的效率降低。因此，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在国有经济的运营中，一方面是大量否资产国家所有就必然造成经济的低效率，或者说国有经济中存在的低效率状况就必然地、绝对地是由资产国家所有造成的？对此还应作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有些人认为，公有、国家所有必然造成企业的低效率，而私有制必然带来私有企业的高效率。然而，大量的研究分析说明，私人所有权并不必然、绝对地产生私有企业的高效率。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资产所有权和管理经营权统一于私有者一身的方式，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公司企业中已不复存在。一方面，现代公司所使用的先进而又极端专业化的生产与管理技术使得往往只具备普通知识的股东即一个一个的私人所有者，即使有着强烈的谋求收益最大化的目标，也很难对经理人员的经营进行干预；另一方面，现代公司的巨大规模又使股权异常分散，单个或数个股东缺乏足够的财力通过持股的数量来控制公司的生产经营。因此，在私人业主制中能发挥其作用的私人所有者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在公司制企业中很难、甚至不大可能发挥出来，从而难以成为决定这些企业效率的唯一的因素。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明私有公司企业中的经理人员就一定比国有企业中的经理人员，基于所有权的原因而更加关心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和效率。私有制的运行实践也表明，市场经济中大量的私有企业的破产，既是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的强制性作用，也是由于这些私有企业的低效率，资产的私有并没有绝对、必然地保证私有企业的高效率。
显然，市场经济中一定经济形式的企业效率的高低并非绝对的、唯一的和所有权关系相联系。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的效率高低和成功与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1.就产权制度对于企业效率的影响而言，并不仅仅只是对所有权发生影响。所有权、控制权、经营权、收益权等构成的权能结构以及在不同权能主体之间形成的相互制衡关系，还有协调权能结构和权能主体之间关系的激励、约束机制等，都对企业的效率产生着极大的影响。设定其它条件不变，在同一所有权的前提下，不同的企业或者同一企业采取不同的权能结构、在不同的权能主体之间形成不同的制衡关系以及不同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其经营效率肯定是不同的，甚至有着极大的差别。因此，不能只是简单地从所有权关系考察国有经济的效率，还应该看到在所有权关系不变的条件下，对产权制度其他方面的调整、改革也会影响到国有经济的效率。
2.市场经济中企业具有效率和成功的必要条件是充分而公平的竞争环境。不论是国有经济，还是非国有经济，在委托——关系下形成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状况时，如果缺乏竞争的市场条件，都不可避免地产生经营者或人侵犯所有者或委托人权益、预算约束软化从而效率低下的问题。而在竞争的条件下，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都可以利用市场这个间接治理方式以及内生的内部治理结构，实现对经营者或人的有效监督，从而使企业经营具有效率。
3.市场经济中影响企业效率的又一个重要因素是企业的治理结构。就公司制企业而言，无论是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都不可能回避委托——问题，都要分层次地把资产经营权委托出去，都有成本问题，关键在于成本和收益的对比，在于付出一定的成本以后，所取得的所有者收益的水平高低。多层次委托关系导致高成本、弱监督激励的问题，对于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都是存在的，关键在于建立和形成一个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在一个有效的治理结构的框架中，所有者和经营者、委托人和人的责权利是明确的，相互之间存在着有效的激励与约束。在国有经济中，只要建立和形成了有效的治理结构，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通过诸如任命董事会、监事会成员或经理人员及监督考核企业经营绩效等方式手段，以及企业治理结构的有效运作，就可能履行国有经济所有者代表的职能，促进国有企业不断提高生产经营效率。
还必须特别指出，企业的产品或产品结构、市场需求及其变化、对某一经营事项所作的战略决策是否正确以及企业整体管理水平的状况等等，都对企业效率产生着影响，而且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有可能发生着极其重大的影响。
总而言之，国有经济的资产国家所有的属性在一定条件下有着使国有企业产生低效率的可能性，但资产国家所有并非是低效率的充分必要条件或绝对唯一的原因。在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同样具有产生高效率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在国家所有的基础上，只要建立适当的产权制度，实现产权明晰，建立有效的治理结构，形成激励和约束机制，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做出正确的经营决策，加之充分而公平的市场竞争条件，国有经济同样会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因此，就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而言，并不否定国有经济成为市场主体。
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矛盾
说明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也是重要的市场主体，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中不绝对地是低效率，并不意味着就否定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进程中，国有经济也存在着矛盾的方面，对此应该区分不同的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布局性矛盾
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国有经济的存在并发挥一定的功能，但国有经济的数量与分布显然有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越过这一区间，就会发生所谓布局性矛盾，即国有经济数量过多、分布过泛所产生的矛盾。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的国有经济布局不合理，国有企业数量过多，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分布过泛，国有企业技术水平低、设备和产品老化的问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难以形成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对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造成许多障碍，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的功能难以充分发挥，也隐含着出现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布局性矛盾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存在诸多问题的极其重要的原因，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是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调整和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改组。
2.体制性矛盾
经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国有经济的面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我国国有经济的形成和在改革开放前的发展与计划经济体制密切相连，旧体制对国有经济的影响仍然在许多方面存在，有的国有企业还没有真正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明晰的产权关系，有的国有企业仍然预算约束软化、难以自负盈亏、不能适应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许多国有企业还普遍存在着政企不分、机构庞大、人员冗多、企业办社会等问题。这就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所产生的国有经济的体制性矛盾。这一矛盾的根源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是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建立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
3.管理性矛盾
即由于国有企业管理水平低下而形成的矛盾。管理水平低下表现在企业经营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比如，忽视对企业发展战略的研究，生产经营不从市场需求、市场变化出发，决策随意而出现重大失误；规章制度不完善，在生产经营中无章可循、有章不循、违章不究，缺乏严格的责任制度和考核监督检查；成本管理、资金管理、质量管理存在漏洞，导致经营成本提高、资金运用低效、产品质量下降；忽视现代管理技术、管理方法、管理手段的运用，在管理上墨守陈规，不思创新，等等。管理水平低下必然降低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和抗御风险的能力，使国有经济参与市场经济的运行遇到困难。但是，必须指出，这种矛盾并不是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特有的，非国有经济、非国有企业也存在着这种矛盾。因此，这种矛盾在市场
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立足于阶级社会本有的特点，而不是将他的研究基础直接划归在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家的意识形态里。比起以往的经济学家，马克思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而不是像那些只在经济知识范畴中游走的经济学家们，因此，对于那些“自己也不知道他在为什么服务”的经济学家，他们又怎能将人性问题科学地在经济学领域中发挥出来，即使像斯密那样对过去的经济学进行了批判，使得“时代具有人道精神了，理性起作用了”。的确，这样的进步是有利人类社会的，商业中应当存有人道意识，这样会缓解人们之间因为激烈的竞争而出现的人性危机。但是斯密的理论仍然没有真正意识到商业运作本身的缺陷，也就是说，商人的目的最终是回归私欲的贪婪之中，这是普遍的现象。另一方面，在资产阶级社会关系中，经济学研究的进程比之过去其他阶级社会时期都要进步，这是社会生产力提高的一种结果。但是，“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这样就脱离了对社会生产力以及社会生产关系的正确理解，即“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因此，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对于客观事物的把握程度是全面的，并且把经济学的那些意识形态很好地做了一些转化，至少超出了一些伪善的表象，还原了发生在阶级社会，尤其是存在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那些真实意图。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客观性存在于一定的结构基础上，这种结构基础主要表现在他将一种人格性关照到了经济研究领域，而不只是将经济学视为纯粹的知识体系或是一类意识形态。例如，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在社会生产力的推动下俨然会失去平衡状态，这涉及到了生态环境、能量资源等问题。人类生产行为本身就是打破了自然界的生态和谐，特别是在工业生产大步迈进的阶段，这种对自然界的干涉甚是严重。因此，在对经济学本身的基础研究中，资源问题的出现就已经涉及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面对这种本有的缺陷，人的生产行为本身应当有所注意，因此，关于资源的应用问题就是一个与人密切相关的范畴，包括马克思以后的人类对生态问题的反思都与资源的利用行为有着根本的联系，最为突出的联系就是人为因素。在人类社会生产最基本的环节中就涉及到了人与自然界存有的关系，那么，这样的经济学自然而然的就要赋予人格化形式，证明经济学体系也是处于一个有机体中，而绝非是人的某种意识形态。另一方面，除了这样的基础外，异化劳动本身的存在又成为了马克思经济研究领域中的又一个事实，而且人也因为经济行为进入到了经济领域，使得经济学研究范围就被赋予了人格化形式，即它的研究导向以及研究目的总是与人的社会生产关系相结合，同样也始终没有离开过对于人的利益的关注。这是马克思研究经济问题的基础模式，他选用这样的基础作为他研究的视角，自然要进行全面的了解与分析，从这一层面上也证明了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研究有着必然的准确度，即科学性。
二、市场经济意志的形成
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的就是马克思对于商品交换所涉及到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也是他的一个基础性研究,即“政治经济学从商品开始,即从产品由个别人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换的时刻开始。进入交换的产品是商品。但是它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在这个物中、在这个产品中结合着两个人或两个公社之间的关系，即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另一方面，在对商品交换过程的阐述中，对于商品所有者的确立是说明了市场本身存有的伦理性，虽然是以人格化的形式表现，但是人们的经济行为却实实在在地被归结在这个市场范围内以及被制约着。另一方面，对于商品监护人来说,由于商品自身的限制,商品需要监护人,并且监护人“必须以意志寄存在这种物内,并且以这种身份,发生相互的关系”，因此，商品交易的过程就是实现了交易者彼此的利益，“他们必须互相承认私有者的权利……它总归是在契约的形式上——是一种意志关系，并在其中，反映出一种经济关系来”。商品在交换过程中就被人们的经济意志所支配，这样的经济意志致使人们之间的经济权利通过买卖关系实现，而且其本身也是一种契约的形成。人以各自的经济意志代表了商品实现其价值，以人的意志将自身与商品的关系确定为人是商品的所有者，并且人们之间通过各自的经济行为来完成交易过程，因此，市场本身的性质就是具有人格化的，即“经济舞台上的人物，一般是当作存在于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的人格化”。商品自身没有意志，表现出的是完全平等性，而人的意志却致使商品之间出现了不平等，这也就是商品与商品所有者的一种差别。商品所有者的利益需求，或者是自身的经济意志，使得商品产生了外在化缺陷，即人自身的需求差异推动了商品交易的形成，也就是商品才可能进入市场被交易，从而人的经济意志也就是市场经济意志的体现。就商品的使用价值而言，是其实现自身价值的前提，即商品的有用性是人产生经济意志的对象。每一个具体的交换行为又体现了买卖双方对同一商品不同利益的所需，对商品的所有者来说，商品的价值并不体现在其使用价值上；对于非所有者来说，商品的价值是其使用价值。因此，商品的价值是促进整个商品交易的基础，这既是商品存在的价值体现，又是人的经济意志产生的条件。整个的商品交换基础就是人对商品的需求以及人们彼此维系的买卖关系，这也是市场被人的经济行为所确立的基础，人与商品之间的关系也就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市场交易中达到了彼此利益所需。但是，市场经济意志不能只是在经济学意识形态下去继续维持，即依靠表象的特征将市场本身视为一种机械化体系，一味追逐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一般状态下是将私人利益最大化，而忽视了商品交易本身的人道存在与需求。商品交易过程体现的人道需求的基础是维持一种平衡性与合理性共存的状态，其意图是在合理的基础上达到交易者彼此之间的利益最大化，或者是接近最大化，而不是单一地去实现某一方利益最大化，如果商品交易出现了只能实现某一方利益的最大化，那么这其中就显示出违背公平正义的道德原则。尽管商品交易本身带有一种契约形式，但是没有市场伦理的要求也很难保证商品交易的公平性，即人们之间不可能存有合理的交易行为，更谈不上公平性。私人利益的最大化也要在平衡性的导引下才可以称得上合理性，否则只出现某一方获取最大利益，那么这意味着买卖者之间出现了非正义行为。商品所有者自身的经济意图很明显，就是利用自己所占有的商品以便换取可以满足自身需求的其他商品，在这之间，每一个商品占有者都希望自身通过交易可以得到适合的商品，适合自身就足够了，而不是为除过自身之外的人着想，只要他自己实现利益就可以了。这是人的经济意志的普遍体现，因此，在纯粹个人利益的需求下人们之间更倾向于存在一种契约形式，而并非是属于道德伦理关系的自然形成。即“每一个商品所有者，都只愿意为那有使用价值可以满足本人欲望的他种商品，换去自己的商品。在这限度内，对于他，交换只是个人的过程……但同一过程，不能同时对于一切商品所有者，是只为个人的，又是只为一般的社会的”。因此，“从一个商品所有者的观点看，每一他种商品，对于自己所有的商品，都是特殊的等价，自己所有的商品，对于其他一切的商品，则是一般的等价。但一切商品所有者所处的地位都是一样的”。这其中体现了人的经济意志与人的某种本能有直接关系,尽管市场作为一种实现经济目的的媒介存在,但是也深受人的这种本能所支配。在经济利益的关系下，货币的出现也就成了一种现实需要，即“这种商品的自然形态，成了社会公认的等价形态了。由这种社会过程而充作一般的等价，就成了这一种搁在一边的商品之特殊的社会机能了。它成了货币”。货币的产生，“是交换过程的必然结果”，而且这也影响着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出现了一种对立，因此，人的经济行为又逐渐的被外在因素所牵制，也就是在其本能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自身经济行为的复杂性，即“为商业的便利起见，这种对立，有在外部表现出来的需要。这个需要，引起一个独立的商品价值形态，且不绝进行，终于使商品分化为商品与货币。劳动生产物越是转化为商品，这一特殊商品，也就越是转化为货币”。通过货币形式所连接起的私人利益又会扩大到国家经济利益，而市场始终是持有这种经济利益的中介，货币的价值就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商品的价值交换中，同样也深入人的经济行为中，成为了经济意志的一种对象，同时也影响着人的经济意志。
三、货币与经济意志的形成
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市场机制的成熟与完善，科技教育文化已经完全融汇到经济一体化当中，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成为探讨的话题。国内艺术与设计专业的毕业生学生每年数以万计，其中大中专毕业生，这主要是在广告，包装设计和室内外装饰设计等行业中。高职艺术设计专业的教育大多承担着室内外环境设计与施工，广告行业的人才培养任务，但在职业教育中的艺术与设计专业的学生与生产能力的经济需要相缺乏，艺术设计教育的高职院校之间的差距市场经济之间的互动。然而现代产业需要的是知识面广泛，能力强、适应能力优等各方面的素质，而学生从学校到工作的角色转换过慢，是实际操作中的问题无法操作，能力偏低，实践操作非常薄弱，职业能力素养相对较低。因此，找到合适的科学的改革，艺术和设计人才的培养和合理的互动方式。
关键词：
高职教育；艺术设计；人才培养；市场经济、互动
一、高等职业的的作用
高职教育的培训与其他教育不同。高等学校是国家创新的主体，高职教育在高等教育中扮演者特殊的角色，和培训机构有着不同的地方。培训是由社会上的机构有计划和有组织的专门的训练。英文training也说明培训是一项社会性的实践活动。而教育是由教育机构有计划和有目的的培养活动，是传递社会经验的手段，是培养人的一种现象。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类型是不同的，职业教育是一种教育的类型的鲜明特点，然而职业培训是一种社会性的学习活动。职业培训是按照不同的知识和技能，对需要培训的人员进行训练，根据学员的身份进行训练。
二、信阳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人才培养模式
1）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几年来，信阳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专业依据高职人才的培养要求，结合学院的“六双”人才培养模式，并采取“123”人才培养运行形式，即:“1”，是指紧紧围绕以提高学生综合职业能力为宗旨的“1条”主线。“2”，是指采取校内、校外“2者”相结合的教育教学方式。“3”，是指“3个”阶段层次，第一阶段是在校内的四个学期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学习。把学生的理论知识打扎实，动手的操作能力有稳步的提升；第二阶段是实训阶段，参考真实项目案例，结合项目进行教学，强化学生的动手操作和实践能力。第三阶段是就业前的实习阶段，通过到实习公司和企业进行学习，获得较为真切感受的经验，让学校和企业的“零距离”对接。
2）实行“一专业、多方向”培养。
根据专业职业岗位及岗位群的要求，实行“一专业、多方向”培养。即在前四学期进行理实一体化教学内容过程中，对于职业能力通用的专业及专业基础知识，用公共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拓展课等知识模块满足不同学习者需要，构筑专业基本能力平台；第四学期末集中2个月实行“一专业，多方向”培养。
三、市场经济背景下高职艺术人才的互动性
互动模式是市场经济产生后最经常使用的词语，大的范围包括社会运行的领域，如生产、物流和消费。小的范围指的是人民的日常生活起居等。
1）实现教的互动。
教育目标的培养是教育的基本问题，对于高职艺术设计专业如何实现国家教育总目标需要进行探索。目前而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要符合社会需要、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建设。1
2）实现学的互动。
培养良好的创意思维是高职艺术设计的教育核心思想。在原有的教育理念限制了创造思维的培养。创新艺术设计具有一定批判性，灵敏度、流畅度和原创性是它的主要特点。“灵敏度”是指具有某种敏锐的观察能力，洞察事物的分析能力，从专业的视角，去分析和把握事物的规律。“原创性”是指用创造性的思维进行的创造活动，没有抄袭和模仿。
3）实现研的互动。
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生产、建设和管理的应用人才。因此离不开社会和企业的需求。实现校企合作，充分合理利用社会力量办学，创造出具有模范式的实习基地有校内和校外两种方式。校外实习基地是学生即将走向工作岗位的过门石，校外实习基地的有效建设，对于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和实践教学有着强化的作用。
4）互动的形式。
在当下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的全面化中，高职教育要符合国际标准，找准发展的形式。糟糕的设计、抄袭和雷同的设计会对社会造成不良的影响，更会带来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恶性循环的结果就使得设计水平下滑。高职艺术设计人才要加强危机意识，建立起良性循环模式。只有这样，发展高职艺术设计教育才符合国际教育的发展潮流，走出具有中国特色高职教育道路。2①加强“双师型”教师的培养。双师型教师的培养，不是简单的双证重复性的叠加，在《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方案》中对“双师型”教师的标准界定为：具有讲师（或以上）职称，又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专任教师：一是有本专业实际工作的中级（或以上）技术职称（含行业特许的资格证书）；二是近五年中有两年以上在企业一线本专业实际工作经历，或参加教育部组织的专业技能培训并获得合格证书，能全面指导学生的专业实践实训活动。所以只有教师具有教学能力和实践能力相结合的提升，才能名副其实的建设双师队伍，对于学院的发展起到真正的帮助。②产、学、研一体化。产、学、研深入整合。目前高职设计教育忽视高职教育的社会属性，忽视了专业领域的研究，忽视了新科技的方面。在科研成果转化成生产力方面显得尤为不足。高职设计教育的培养教育不能直接服务于市场经济。要加强之间的有效链接，建立于经济密切的横向关系。建立合作办学机制，使得学生在学习时就能实践操作。让学生的作品和成果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
四、总结
着眼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向着“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必然选择。随着信阳经济的快速崛起和教育事业的蒸蒸日上，艺术设计要与市场经济紧密联系形成互动。信阳高职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应着眼于实际，并关注社会的需求和发展趋势，探索符合学校和社会的各面的需求，调整出符合实际的教学模式和结构，适应新的学生的教学内容，优化教学体系，创新教学手法，打造一个适合市场经济的产、学、研的实践教学体系。培养出具有学校型和社会型的综合素质团队，通过教学的改革和创新思维的发展，探索多样化的管理方式，解决高职与市场的互动关系，在教学中更加有针对性，为市场经济的快速腾飞注入新鲜的活力。
作者：翟翌辉 单位：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李坚利.高职教育实训基地建设的探索与实践[J].职业技术教育，2003.
[2]杨民助.大学生就业指导[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2008-06.
【关键词】市场化用工；薪酬；激励机制
一、引言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传统的劳动用工机制远远适应不了企业竞争的需要，市场化用工已成为当代国有企业最常见的用工方式，这种灵活的用工方式迎合了现代企业对人力资源多变的需求，但随之引发的较为落后的管理体制的不适应也逐渐突显出来。如今，各企业已将人力资源的管理上升到战略性的重要地位，把员工的激励工作更是当作重中之重。但很多国有企业的员工激励方式还深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在薪酬福利、职位晋升、民主活动等方面还是以原有的编制内员工的利益为主，这在很大程度上对市场化用工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对于实施多元化用工的企业来说，如何平衡好各种用工之间的利益关系，建立适合现代企业的实际发展的激励机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市场化用工的现状
（一）普遍性
据有关数据显示，很多大型组织的市场化员工已占到其人力资源的80%。市场经济决定了企业的竞争环境是市场，任何生产活动是围绕着市场进行的。企业都认识到，在这种形式下，市场化用工的成本明显低于编制用工。为了实现人力资源配置科学，最大限度地降低人工成本，获取更多利益，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市场化用工这样一种灵活用工方式。
（二）多层次性
市场化用工的来源最初主要为为社会招聘人员和少量大学毕业生，他们一般处在生产一线和操作岗位上。随着市场化用工越来越普遍以及管理模式的不断改进，该类员工逐渐成为企业的主力军，高学历员工占其比例也逐渐扩大，并且任职一些重要的管理岗位。其薪酬福利从政治待遇、薪酬待遇、福利待遇、各项保险以及培训休假等方面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对于企业如何留住人才来说又是一项挑战。
（三）青年主导性
市场化用工往往伴随着人口的流动，因而其主体往往是以20―40岁的青年群体为主，存在流动性风险。一方面，青年群体具有先天的创新性和责任感，为组织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青年群体由于自身的因素，往往以家庭为出发点，因而求稳定性是其工作的主要目标。
三、市场化用工的激励困境分析
（一）激励政策的严重差异化
虽然企业已经意识到市场化员工的群体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重要，在管理体制方面也不断地进行改革和调整，但企业对市场化员工的激励问题研究还不够深入，很多问题尚未明确。与编制内员工相比，市场化员工的激励方式还不够完善，企业往往更注重编制内员工的薪酬激励及职业生涯发展；绩效考核的方式和要求常常也有所区别，忽视了市场化员工的主观需求。
（二）激励方式的普遍单一化
激励体制当中，薪酬激励是最常运用的激励方法，它对激励员工的责任心和工作积极性是直接有效的。但若仅仅是从薪酬方面单一地去激励，而忽略其工作满意度、工作内容的丰富性和挑战性，那么其效果到达一定高度后将不会再上升，甚至会下降。而企业对市场化员工的激励方式就缺乏多样性。由于市场化员工并不是无固定期限、长期的员工，其稳定性和忠诚度都有待考查，所以企业常常不重视该类员工职业发展方面的激励。
（三）激励层次的需求矛盾化
著名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各种需要可归纳为五大类，按照其重要性和发生的先后次序可排列成一个需要层次，由低到高分别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和爱的需要、自尊与受人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人的行为过程就是需要由低层次到高层次逐步满足的过程，当低层次的需求得到基本满足时，高一层次的需求才会出现。该理论告诉我们企业在构建激励体系时，要基于员工需要分析的基础上来设计。设计时应注意薪酬只是满足员工需要的一种有效因素，其余的还需要通过其他激励因素加以补充。现阶段，企业对市场化员工的激励还是偏重满足低层次的需求，没有重视市场化员工日趋渴望的较高层次的需要。
四、市场化用工的激励政策研究
（一）变机会激励为归属感激励
市场化用工是指与企业（用人单位）签订的有固定期限的合同化用工，所以市场化员工的工作安全感较低，其稳定性也较差。虽然企业已经开始关注市场化员工对职业素养和能力提高的需求，会给员工提供培训或技能学习机会，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但是无法消除员工的不安定因素。只有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员工与企业的共同发展，让各类员工都产生一种归属感。企业与所有员工在利益上的目标是一致的，员工与企业共同努力，企业才能得到持续发展。因此，企业应建立一种和谐的企业文化氛围，实现好、维护好员工的切身利益，让各类员工自觉地将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整合一致，形成与企业共进退的职业责任感。
（二）优化薪酬结构，提升薪酬激励的水平
合理的薪酬制度首先必须体现员工报酬的公平性和对员工行为的激励性这两个方面，薪酬激励就是企业运用薪酬水平政策、结构政策、差别政策、增长政策对员工进行有效的激励，合理、灵活的薪酬结构对企业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实现自己的竞争优势和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企业在薪酬政策设计过程中，应以工作的内容或者以工作所需要技能的复杂程度为基础，而不是员工的种类，明确企业中各种工作的相似性和差别性以及这些工作对企业的整体目标实现的相对贡献的大小，制定合理公平具有激励性的薪酬制度。
（三）增加权力赋予层次
马斯洛需要层次结构中最高级――自我实现的需要，它是指人类对于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潜能，达成自己追求的目标，获得成就感的一种需要。这种需要是最难满足的，但也是能发挥最大激励功效的。它不仅能激励员工热情上进的工作态度，更能带给员工工作上的成就感，使其实现自我价值，从而产生归属感，这样更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企业可以通过适当的授权，如提供发挥才能的机会、参与决策、提案制度等方式去满足市场化员工的这类需要。
（四）鼓励职工之间的合作与团队竞争
竞争是进步的催化剂，是另一个有效的激励方法。建立合理公平的竞争机制，开展团队竞争，一方面促进企业实力的增强，强化吸纳人才资本，企业用工可以优中选优，大量引进和留住人才，逐步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满足企业吸纳人才和生产经营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可以消除编制内员工“吃大锅饭”的消极工作态度，促进各员工之间的合作，共同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
五、结论
简而言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化员工已经成为企业生产经营的主力军，对其的有效管理也是企业管理的核心。只有建立一种与之相适应的、公平有效的激励模式，才能为企业的稳步上升的发展、和谐积极的内部环境提供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罗宾斯.管理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2]刘银花.薪酬管理[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
关于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指出自然经济是封建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这一理论原则一直为中国经济史研究者所尊奉。人们对什么是自然经济什么是商品经济似乎也没有深究。但中国战国以后商业较发达，各类市场较活跃，是明显的事实。这岂非与上述理论原则相左？新时期经济史研究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多的探讨，提出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依其解决问题的不同思路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种是试图对原来的理论原则进行修正，认为封建经济不一定都是自然经济。代表人是经君健。他把自然经济解释为使用价值的自给自足，并根据马克思对西欧中世纪庄园的论述，提出“自然经济平衡律”，即一个单位内生产品和消费品品种和数量的一致，是为自然经济的前提。中国地主制经济下无论地主经济或农民经济，都存在使用价值形态收入的单一性和需求的多样性的矛盾，不能满足“自然经济平衡律”的要求，而必须与外单位进行商品交换。他的结论是中国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有本质的联系，实际上是把地主制经济纳入商品经济的范畴。[1]
这与上述赵冈关于中国战国以后已有市场经济的观点有某种相似之处，但前者认为当时的商品经济尚处于简单商品经济阶段，是为地主制经济服务的；后者否认战国以后社会封建地主制的性质。在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有人主张战国以后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七十年代末傅筑夫提出“变态封建制”说，认为战国西汉商品货币经济的突出发展已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把各地区联结成一个整体，形成“国民经济体系”。这样看来，傅氏实际上把封建地主制经济看作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故有人认为从中可以看到商业资本主义说的影子。但傅氏自己撰文否定这种说法，认为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仍属自然经济。……
第二种，是对自然经济作比较宽泛的理解，承认地主制经济仍属自然经济范畴，但可包容较多的商品经济成分。其中又有各种不同的侧重和表述。吴承明对“自然经济”作了“引申”，把农民家庭的自给性生产、为剥削者直接消费的生产、在地方小市场上的余缺调剂性的交换，广而言之，凡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和交换，都包括在自然经济的范畴中。在此思路指导下，他算出前粮食商品率为10%上下，未脱离自然经济范畴。他又指出，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都谈到历史上市场体制转变的时期，只有这个转变完成了，才能称之为市场经济。中国十六世纪已有市场转变的端倪，但起伏跌宕，至民国尚未完成转变，或不能把中国历史上的商业繁荣等同于市场经济。[2] 李根蟠指出自然经济有不同的历史类型，并非西欧庄园经济的单一模式。中国地主制经济是一种“不完全的自然经济”，其中包含了商品生产的成分，流通已成为物质资料再生产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必要环节，但仍未控制整个流通过程，价值规律作用有限，商品生产仍以自给生产为基础和依托，仍受制于自然经济的原则和机制。这是自然经济中的一种类型，而不是意味着自然经济的解体[3] 。林甘泉认为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是自给性生产，而不是“自给自足”。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虽包含一些商品经济成分但对各类经济单位的分析表明，它在总体上仍属自然经济范畴。[4] 方行认为我国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从总体看自然经济仍占主要地位[5] 。信从这种观点的学者不乏其人。持这类主张的学者，都认为封建地主制的形成发展以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为前提，都重视对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研究。如李埏把地主阶级和地主制的形成看作商品经济冲毁了古老村社制的结果他认为封建地主制时代商品经济经历了战国汉初和宋这两个高峰而?i?i高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因素[6] 。
第三种，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属“伪商品经济”，自然经济其实很强固。这以秦晖为代表。在他看来，自然经济与其说是“自给自足”经济，勿宁说是不自由的“自然人”经济，就运行机制而言，则是“命令经济”。中国封建时代的“商品经济”，实际上不受或很少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和调节，而只受或主要受人身依附关系中权力意志的支配与调节，这就是“伪商品经济”。总的说，我国封建社会决不是商品经济发达早于或兴盛于西欧，而是相反，自然经济、包括“命令经济”及披着商业外衣的变种比西欧中世纪典型时期顽固得多[7] 。
秦氏的观点未必能为学界所普遍接受，但中国封建时代的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并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政治权力严重地干预以至遏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有所分析。例如郭正忠通过对唐宋茶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专卖对茶商资本的遏制的分析指出，在我国传统社会中，类似“市场经济”的某些因素只是在自由通商政策下出现，但这是局部的、短期的、表象的、偶然的。而基于专制政体强大和民间私有权发展不充分的专卖政策的推行则是全局的、本质的、绝对的。它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特色，而使市场经济体系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8] 。
关于传统市场
与对封建社会商品经济、自然经济的不同认识相联系，人们对中国传统市场性质、特点和发展程度也有不同的估计。
吴承明考察了中国封建社会各级市场的基础和内涵，提出了自己的市场史理论。他指出，经典作家以分工为市场的前提，质之历史，却不尽然。如地方小市场，即?村集市，是小生产者之间的品种调剂和余缺调剂，属自然经济范畴的交换；城市市场是贵族地主以其剥削收入换取消费品，是农村农副产品流入城市的“单向贸易”；区域市场则可视为自然经济的延伸，真正有意义的是跨地区的长途贩运，但宋以前主要是土特产品和奢侈品的贸易，仍然不是基于社会分工之上的市场。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市场基础的分工，实际上是指“表现为交换价值的分工”。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有多大市场，只要没有专业户，即没有生产交换价值的分工，就不算本来意义上的商品经济。他又指出，总的来说是生产决定经济，但不能低估交换的作用，交换的积累也能引起分工和专业化，市场理论应建立在生产和交换这两极上。根据这一理论，吴承明指出中国明中叶以后长途贩运贸易才转以民生日用品为主，即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地区生产分工基础上。但直到前，我国国内市场仍然是一种以粮食为基础以布和盐为主要对象的小生产者之间交换的市场结构[9] 。关于中国国内统一市场何时形成，学术界有西汉说、唐宋说、明清说等不同认识，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这种市场直到近代尚未形成。论者多着重商品流通自身规模，而吴承明则从生产的社会分工和与此相联系的长途贩运的内容进行考察，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吴氏这一理论颇有影响，如包伟民即以这一理论分析宋代的粮食贸易和区域市场。方行在这基础上以明清为例分析了中国传统市场的基本特征，指出传统市场是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的市场；封建社会发达的商品市场是一种以民生日用品为主要对象的小生产者之间交换的市场模式；要素市场，包括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也有某种程度的发育；农业中的土地劳力等资源的配置并不取决于市场，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仍有一定作用，其作用大小视不同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而异[10] 。
有些学者对此持不同看法，如经君健不同意把地方小市场的交换归入自然经济范畴。他认为地方小市场是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经济细胞（地主经济、佃农经济、自耕农经济）的生存需要（解决小生产产品单一性和需求多样性矛盾）所产生的，个体小农在市场上以小商品生产者身份出现，生产关系性质、生产目的性以及购买者目的性均不能改变商品交换的性质。地方小市场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区域市场、区域间经济联系及城镇商业形成不可分割的体系，这是以自然经济为基本经济单位的西欧看不到的现象[11] 。
对中国传统市场发展的一些具体问题，认识也有歧异。如农村集市，许多学者追溯到唐宋或南朝的“草市”，也有学者提出，战国时代已存在农村集市[12] 。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育程度，有的认为它虽有从地方小市场向初级市场转化的趋势，但基本上仍是在狭小范围内彼此独立的一种市场；另一些人则认为它已经转化为初级市场，成为整个市场网络的一部分。还有的学者把以市镇贸易和墟集贸易为主体的农村市场划分为保障供给市场、商品集散市场和多功能全面发展市场等不同层次（类型）[13] 。
对宋以后特别是明清兴起的市镇，学者多强调它在促进城乡、工农业交流、乡村城市化和培育资本主义萌芽的作用。赵冈则认为是人口快速增加、人地比例变化、人均占有粮食数和余粮率下降所导致的城市人口向农村靠拢的?果是城市化的非正常道路[14] 。
注释
[1] 经君健：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的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2]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市场·近代化·经济史理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
[3] 李根蟠：《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与封建地主制》，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4] 林甘泉：《秦汉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
[5] 方行：《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
[6] 李埏：《经济史研究中的商品经济问题》，经济问题探索1988年第3期。
[7] 秦晖：《田园诗与狂想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8] 郭正忠：《从飞钱预购到纳榷请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9]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市场·近代化·经济史理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
[10] 方行：《中国传统市场的特点》，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11] 经君健：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的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12] 李根蟠：从《管子》看小农经济与传统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三世界国家期。
关键词:信用/交易/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的特征在于资源配置主要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基于市场机制的自发性和交易性，任何一个经济主体都必须依靠信用与其他经济主体发生联系。市场是由一个个交易构建起来的，市场交易的顺利进行和市场经济正常秩序的维护都离不开信用的建设性作用。贸易的繁荣需要两个条件，即贸易自由和合同可靠性，这只会存在于信任和公正占主导地位的社会。[1]信用是交易的前提，交易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于是信用便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前提与基础。随着交易的复杂化、普遍化，以信用为基础构成了日益拓展的市场秩序。“信用制度成为市场经济现代模式的最核心的一项制度，并足以支撑人类合作秩序的不断扩展”。[2]
一、信用概念的厘清
信用一词源于拉丁语Credere，意为信任。它在罗马法中的对应概念是拉丁语Fides及Bonafides。Fides有信任、信义、诚实的含义，与英语中Faith、Confidence、Trust、Honesty等词的意思基本一致或相近。[3]信用与信任密切相关。信任（trust）是人类的一种情感(passion)，也是人类的一种风险性行动。[4]它总与预期、风险、理性与感性、相互关系等概念相连，戴维·J·弗里切认为，信任由可预见性、可依靠性和信赖这三个基本要素构成：可预见性指人们可以预料到将来发生的各种情况，避免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可依靠性提供保证，确定可以相信一个人，他（她）将按所期望的去做；信赖是相信一个人会一直是可预见和可依靠的。[5]近代西方学者把信任关系视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因素。社会学家们，如齐美尔(Simmel)、涂尔干(Drkheim)、韦伯(Weber)等认为，信任是社会组织的粘合剂，是一个社会凝聚力的基础。卢曼把信任视为对付经济或社会复杂系统中不确定性的重要手段，认为信任将使社会应对复杂性的潜力得以发展。
“信用”一词在《辞海》里有多重含义：一为“以诚信任用人；信任使用”；二为“遵守诺言，实践成约，从而取得别人对他的信任”；三为“价值运动的特殊形式”。信用概念的多义性使之往往在多种意义上被各学科使用，主要可以被区分为经济上的“信用”概念、伦理上的“信用”概念以及法律上的“信用”概念。
经济上的信用，也称为交易信用，是指投下货币后，到底是否生出利润暂且不论，其货币在一定期间后用等价交换关系可以被取回的关系。本来应该同时等价交换的关系的东西，用前期贷款的形式被转化为不同时的等价交换关系。[6]香港饶余庆先生认为，信用包含债权和债务关系，其根据是授信人对受信人偿还之信心。从经济的角度考察，信用是市场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共生物，与商品交换、货币经济不可分割，正如马克思所言，信用是价值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随着交易关系的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信用形式更为复杂多样，根据用途的不同，可分为三种：一是商业信用，指在流通过程中，为了节约或限制流通时间、手续、费用等，在赊账形式的情况下，商品和对价形成不同时交换的关系；二是生产信用，指在生产过程中，把闲置资本集中于自己的银行，为了产业资本的生产过程而投入货币的钱其贷款；三是消费信用，指在投下资本生不出利润的消费过程中，让消费者用贷款或赊账的形式，形成不同时交换的关系。[7]根据主体不同，可分为四种：一是政府信用，即以政府为授信主体而产生的信用关系；二是银行信用，指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为授信主体，以货币为经营对象而发生的信用关系；三是企业信用，包括商品赊销、发行债券或其他融资手段；四是个人信用。
伦理上的信用，是指一种诚实无欺、言行一致的德性以及道德义务，如“信近于义，言可覆也”。当然，伦理信用与交易信用也不是截然分开的，交易信用的关系建构了市场经济秩序的主体，伦理信用作为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其不仅仅是一种道德标准，而且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支持性资源。交易信用仅仅单纯依靠法律保障是不足的，法律与契约都存在着执行成本和不确定性的缺陷，伦理信用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功能。菲兰格利甚至将信用看作“第二种货币”。弗兰西斯·福山从信任与经济繁荣着眼，认为建立在宗教、传统等文化机制之上的信任构成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信任度高低直接影响企业的规模及国家竞争力。“尽管契约与私利是人们结合在一起的重要因素，但是最有效的组织都是建立在拥有共同的道德价值观的群体之上的。这些群体不需要具体周密的契约和规范其关系的立法制度，因为道德上的默契为群体成员的相互信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8]
法律上的信用，也在不同意义上被使用，大致有如下含义：
其一，作为道德伦理意义上的信用。民法基本原则之一的诚实信用原则（Bonafides），被现代民法尊为“帝王条款”，即是道德准则在法律中的体现，“诚信原则以‘善意及衡平’为内容。对于私法，可给予以道德的要素，是法律渐次近于伦理观念”[9]。
其二，作为一种人格利益的信用，即民法上的信用权。信用是指对一个人（自然人和法人）履行义务的能力、尤其是偿债能力的一种社会评价。《布莱克法律辞典》将其定义为“企业或个人及时借款或获得商品的能力，是特定出借人等债权人或其他权利人一方对于对方有关偿债力和可靠性所持肯定性意见的结果”。[10]如德国民法典第824条将信用权规定为人格权予以保护。信用权是一种人格信用，该信用作为一种对于当事人资质的社会评价，通过信用评级制度已经信息化、制度化。此外，与信用联系密切的信赖等观念在法律也多有涉及，如信赖利益的保护、缔约过失责任、附随义务以及英美法上的允诺不得反悔原则（estoppel）等等，但此种信赖保护的法律原理与信用的本义有所不同。
其三，作为经济上的交易信用而使用。信用是一种不同时的交换关系，在法律上只能表现为“债权”、“债务”关系，[11]债权本质上即为“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信用通常与Credit为同义语，信用（Credit）的原始意思即为：我给与信任（IPlaceTrust）。[12]债权人即为授信人，是信用的供给方；债务人则为受信人，是信用的需求方。当然，债与信用毕竟并非内涵完全一致的概念，债权包括意定之债与法定之债，意定之债，主要为合同债权，是交易信用的法律化，具有“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的功能；而法定之债中的侵权损害赔偿之债、不当得利返还之债等，旨在补偿损害和恢复原状，而非创设交易上的信用，不具有信用的功能。因此，作为一种经济上的交易信用，信用只是与意定之债具有同义关系。特别是金融领域的金钱债权中，信用一语得到广泛应用。
二、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
所谓“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的命题，此处所指的信用并非泛泛的广义上的信用，而是主要指经济上的交易信用，表现在法律上则为债权债务关系，即“以协议或契约为保障的不同时间间隔下的经济交易行为”。信用的构成有权利义务、流通工具、交易对象、时间间隔四个因素。信用形式的转化就是债权债务关系的转化和消长。信用具有代替货币流通、节约流通费用、提供金融资产等效应。[13]当然，经济信用作为一种法权关系和制度安排必须以伦理信用为道德基础才得以普遍确立。
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信用是在人格独立、地位平等、交易自由的市场经济上形成的，信用与市场经济是密不可分的一对孪生兄弟，两者是一个共生的过程。西方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其自身就是一个伦理的过程，是对他人平等人格的承认与尊重，其伦理世界是以此为存在前提的。[14]市场经济与信用息息相关，其内在的契合关系可从以下几方面考察：
第一，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
市场经济承认市场主体利益诉求和独立财产的合法性，不得侵害他人利益和财产。生产的社会化和专业化分工。社会分工使得市场主体根据其“比较优势”决定其生产，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其生产的产品不适以自己使用、消费为目的，而是旨在交换实现其货币价值。休谟认为，物品的交换以及服务和行为的交换，对我们双方都有利益，但为别人服务大都并非出自真正的好意，而是出自他将会报答我的服务，因此，凡涉及一切物品、服务和行为的交往，若要达到互利的结果，就需相互信任和信托。[15]市场经济体制下财产的分立和社会分工的复杂和细致性，决定了法律无法通过指令性的计划调整资源配置，因此必须以契约的方式确定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换关系，由此产生了交易各方相互提供信用的活动，反映在法律上即为“契约自由”和“契约必须信守”的原则。
第二，交易信用的出现与债权的形成。
早期的商品交易，往往以物易物，或为现货交易，即时清结，交易的发生与完成结合为一体，交易的缔结和履行瞬时完成，时空因素不会对交易产生影响，故不存在信用问题，信用没有用武之地。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原始的易物交易逐渐萎缩，物物相易必须交易双方对方提供的货物同时需求，这使得交易很难顺利达成。依照主流经济学的观点，物物交易中的需求双重耦合困难是货币产生的重要条件。易物交易的衰落使得商品的一般等价物——货币横空出世。货币的出现使买卖过程分离，商品于是有了价格，使千差万别、性质各异、不具有可比性的商品具有了交易的基础，商品交易突破了狭隘的地域限制，在任何不特定的主体之间得以普遍化，从而形成一个统一市场及维护市场运行的法律制度。在交易中缔约与履行的时空分离，也导致债的观念出现，成为一种“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例如古罗马早期，市场交易尚不发达，交易观念尚未开化，财产秩序以归属秩序为主，注重保护财产静的安全。原始的契约与契约的履行紧密结合，并伴随着严格的程序要件，债和诺成契约并未独立、分化出来。在这基础上形成了古代要式买卖和交付（Traditio）制度，例如，古罗马的要式买卖中的曼兮帕蓄（mancipatio）、拟弃诉权（CessioinJure）、耐克逊（nexum）等方式，要式买卖虽具有早期契约的特征，将契约合意与严苛的形式、标的物的转移占有相结合，在外形上形成统一的要式交易行为。[16]在市民法上，要式买卖被看作所有权的取得方法。曼兮帕蓄以特定套语，拟弃诉权以佯为诉讼，耐克逊以神前宣誓、履行铜块和称的方式来完成其合意过程。当然也正是由此，古代交易并未区分当事人合意、债务约束和转移占有的事实行为。债权合意还未与履行行为相分离，即时清结的交易还不足以发生债和信用的问题。其后，由于市场交易发达，财产流通迅速，诺成契约作为真正的契约日益凸显其重要性，交易观念上，“信用”成为一种交易伦理的要求，为大多数人所普遍接受，“契约必须信守”成为自然法的公理，债作为“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也得以制度化、法律化。[17]与之相应，旨在维持信用、创造信用的担保制度作为债权的保障手段，也就应运而生了。
第三，债权在近代社会中逐渐压倒所有权而占据优势地位。
债权（信用）在近代具有重要地位，这可由所有权与债权的在近代社会作用的转变而表现出来。近代中的所有权不再表现为中世纪以利用为中心的财产权体系，实现了所谓“土地的解放”，确立了罗马法以归属为中心的个人主义的所有权理念。在这种组织之下，所有权的作用不再是对物的使用，而是通过对物的支配，实现对人的支配，亦既将财产转化为资本（所谓劳动从属于资本）。要想把所有权资本化并以此支配他人，就必须与各种债权契约相结合。在两者结合过程中，债权色彩日益浓厚，逐渐凌驾于所有权而成为经济的命脉。[18]正如拉德布鲁赫所言：“只要所有权是对人的力量，只要所有权是借贷债务关系的经济重心，那么它就是资本，无论是劳动契约中的要获取劳动的资本，还是借贷契约中的要用诸劳动的资本。债权的权利和利益的享益如今是所有经济的目的，债权不复是旨在物权或物之享益的手段，而本身就是法律生活的目的。”[19]
第四，伦理信用的发展——信用的普遍化和功利化。
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作为伦理的信用观念脱离了传统社会的“尊尊，亲亲”的“差序格局”，演变为一种符合自然法的普适性的道德标准，成为与市场经济大规模展开相匹配的交易伦理。启蒙思想家们认为，订立的契约必须履行，不履行契约就是不正义，是对自然法的违背。格劳秀斯认为，“遵守契约也是自然法的组成部分。因为在人群中间必然相互限制来建立社会关系，除此而外更无其他方法可以想象得出，因此相互定立契约，从而产生民法。凡人加入一社团，或者舍身为他人服务，无论是明言允诺，还是理所当然”，“有约必践，有害必偿，有罪必罚等，都是自然法”。[20]
信用伦理不仅仅普遍化，而且必须能为大多数人所自愿遵守。在市场经济下，信用也超越了传统礼俗社会中个人心性修养的窠臼，具有了某种功利性价值，而成为市场经济中的一种工具理性。经济学家约翰·穆勒认为，“信用以信任心为根据，信任心推广，每个人藏在身边以备万一的最小额资本亦将有种工具，可以用在生产的用途上”。“如果没有信用，换言之，如果因为一般不安全，因为缺乏信任心，而不常有信用，则有资本但无职业或无必要知识技能而不能亲自营业的人，将不能从资本获得任何利益：他们所有的资产或将歇着不用，或将浪费消减在不熟练的谋利的尝试上”。所以，“设社会则由较良的法律及较良的人的品性，使人互相信任，只自己的品性就可以担保自己不会侵占或瞎用别人的资本，这种利益的收获还会更大得多”。[21]第五，交易信用的法制化。
市场经济与信用、债权、法律和国家息息相关，具有内在的同构关系，市场经济体制在历史上的形成，亦即交易信用的展开，在上层建筑上表现为法律上的债权关系，背后伴随着相应的一个近代的国家和法制的建构过程。黄仁宇先生认为，近代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需要三个因素：资金广泛融通，经理人才不分畛域的使用，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讯。（wideextensionofcredit，impersonalmanagement，andpoolingofservicefacilities）这三个因素能够继续展开，全靠信用，而信用则不可能没有法律支持。其展开则各种经济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即所谓该国家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22]此即所谓“农业社会管制的方式为新型商业管制方式所取代”，“全国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阶段，自此内部各种因素大体受金融操纵”。[23]
三、我国文化传统中的信用障碍及其改造
我国古代，信用被推崇为一项重要德性。据统计，“信”字在我国古代儒家典籍《论语》中出现了38次之多，仅次于“仁”和“礼”。在孔子的“文、行、忠、信”四教以及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中，信占有重要地位。孔子指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甚至上升到以德治国的高度，“民无信不立”，“人以致去兵，去食，宁死必信”。但我国传统文化上对信用的强调，主要着眼于私人品德的修养，宗族乡里风俗的醇化和以德治国的礼治要求。其不过是一种农业社会、乡土社会、宗法社会的道德形态，与在平等、自由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普遍交易伦理的信用不同。这种信用并没有建构成市场交易的一种法权关系，在伦理上也没有被抽象为一种普遍的基本道德义务，而往往必须屈从于“尊尊，亲亲”的规范和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的安排。严复先生比较东西风俗，指出两种“信”的不同，“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众而贵自由。自由，故贵信果。东之教立纲，故以孝治天下而首尊亲。尊亲，故薄信果”[24]。先生也认为：“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25]有学者认为，诚信不能上升为普遍道德义务是传统儒家道义论的一个薄弱环节，是一个它的阿基里斯之踵。[26]
基于我国文化传统中的信用观的个人化和封闭性，其本身不足以支撑普遍化的市场经济。这是因为人格化的信用本身具有内在的限制，无法突破熟人社会的限制。按照韦伯在《儒教与道德》中的观点，“在中国，由于儒家理论的作用，政治与经济组织形式的性质完全依赖于个人的关系，…中国所有的共同行为都受到纯粹个人的关系、尤其是亲缘关系的包围与制约。从经济观点看，这种人格主义无疑是对客观化的一种限制，同时也是对客观理性化的一种限制。一种主要在特殊主义的关系结构运作的法律有碍于客观化、普遍化和理性化法律的发展，而这意味着难以产生基于普遍化的法律而非个人关系的信用，也无法脱离个人关系去建筑各种经济合作组织。”[27]我国目前的信用匮乏的现状即源于传统的断裂，社会的急剧转型。在我国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虽然打破传统乡土社会的结构，但由于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代替的市场的交换关系，交易信用无从展开，并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的构成实行单位制度，个人被组织在相对封闭的单位中，其交往范围、社会流动与传统的熟人社会颇有类似之处，因此信用失去了产生的土壤。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所导致的社会转型对传统熟人社会之下的个人化的人格信用又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由于中国传统熟人社会的“差序格局”，缺乏普适性的道德标准，不承认平等的主体人格，导致主体在转型的社会中容易成为“利己主义者，却不能成为个人主义者”。[28]以至于转型时期的道德失范已使中国成为一个信用资源严重匮乏的国家，与信用不足相关的欺诈和犯罪几乎遍布经济生活各个方面，诸如假冒伪劣商品横行、股市“圈钱”、逃废债务、偷税漏税等。
市场经济实质上就是一个非人格化的结构，它的基础不是人格，而是国家和法律。近代市场经济中，信用的基础是财产，当事人通过对财产权利的安排实现债的担保，而信用的维持、财产的担保都必须国家和法律的相应配套建设和支持，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在其名著《经济史理论》里认为，从习俗经济和指令经济演进为商业经济或“重商主义”，是一个商业的专门化过程的开始，商业的进一步发展要有更加非传统和非人格化的结构，市场经济的突出特点就在于制度性的“非人格化”，即货币、法律和信用。要成功实现这种过渡必须至少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保护产权；第二，维护契约。
契约和信用是市场经济的要素，也是法理文明的基础。西方国家的契约文明可以追溯至古罗马时期，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扩张而出现的广泛的商品交换，使人们摆脱了血缘关系这根“天然的脐带”，转而通过契约关系这根纽带维护和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关系，形成西方的契约文明和契约型社会。这种契约文化反过来又推动了以契约信用为主要形式的信用经济的发展。以往那种借助于血缘关系而形成的特殊信任心理、权利义务关系，均被利益调整下的契约关系所取代，由法律调整的“信用”，完成了其从人伦信用到契约信用、从特殊主义信用到普遍主义信用的过渡。[29]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信用资源必须要和现代市场经济对接，将其改造为一种以契约为基础，以国家和法律为保障的普遍化的信用。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社会形态由农业社会转向商业社会，由乡土社会转向市民社会，由封闭社会转向开放社会，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债权债务在陌生人之间扩展，熟人社会的人际信用不足以维持，只能依靠制度化、系统化的财产担保和法律强制保障交易信用，从而由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变。
注释:
[1][英]安东尼·帕格顿：“信任毁灭及其经济后果”，载《国外社会学》2000年第3期。
[2]汪丁丁：“回顾金融革命”，载《经济研究》1997年第12期。
[3]参见江平、程合红：“论信用——从古罗马法到现代社会”，载《东吴法学》2000年第1期。
[4][美]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社科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页。
[5]转引自李心合：“信任问题的财务学思考”，载《财贸问题研究》2001年第3期。
[6][日]近江幸治：《担保物权法》，祝娅、王卫军、房兆融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7]参见[日]近江幸治：《担保物权法》，祝娅、王卫军、房兆融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8][美]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彭志华译，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1页。
[9]蔡章麟：“私法上诚实信用原则及其运用”，载郑玉波主编：《民法总则论文选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889页。
[10]参见江平、程合红：“论信用——从古罗马法到现代社会”，载《东吴法学》2000年第1期。
[11]参见[日]近江幸治：《担保物权法》，祝娅、王卫军、房兆融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
[12]林钧跃编著：《企业赊销与信用管理》（上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13]参见曾康霖、王长庚：《信用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
[14]参见[日]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王志安、梁涛、申政武、李旺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6页。
[15][英]大卫·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61页。
[16]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17]罗马法上债的概念最早源起于对私犯的罚金责任，参见[意]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4页。但只有演化为交易的信用并且由人身拘束醇化为财产责任后，才具有债的意义。
[18]参见[日]我妻荣：《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王书江、张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8—17页。
[19][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页。
[20]《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39页。
[21][英]约翰×穆勒：《经济学原理》，台湾三民书局1966年版，第477—478页。
[22]参见[美]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0页。
[23][美]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201页。
[24]严复：《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页。
[25]：《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6页。
[26]参见何怀宏：《良心论》，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54页。
[27][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
关键词：北部湾经济区；资本市场；发展；对策
资本市场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不仅可以为经济增长融通资金，吸引投资；还可以通过调节资金资源，优化经济社会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作为国家战略，北部湾经济区已成为国家对外开放合作的重要平台，是中国―东盟扩大区域经济合作和推进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广西第十次区党代会报告明确提出，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必须坚持优先发展不动摇。为此，如何推进北部湾经济区资本市场发展？充分利用资本市场，来调节资金资源，吸引外来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打造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广西“富民强桂”新跨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北部湾经济区资本市场的重要性
1.1 资本市场可以为北部湾经济区企业提供融资渠道
为企业提供融资渠道是资本市场最基本最首要的功能。而现阶段，北部湾经济区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资金不足凸现。对此，推进资本市场发展，将为北部湾经济区解决这一大难题，提供融资平台，从而为企业开辟直接融资的渠道和途径，增加企业的资本金，降低企业的负债率，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使得企业的资本结构科学化、合理化，推动企业持续发展，并促进北部湾经济区的开放开发和经济增长。例如，2005年以来，北部湾经济区的南宁糖业、南化股份、阳光股份、桂冠电力、五洲交通等企业利用资本市场，通过增发股票、发行可转换债券融资数十亿元，为企业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资金，进而促进企业的发展壮大。
1.2 资本市场可以优化北部湾经济区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
资本市场可以为高效益、高成长的企业配置资金资源流向，并优化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当前，北部湾经济区企业面临着资金积累和建设基金不足的严峻现实，而通过资本市场上市融资所需要的资金是解决企业资金短缺问题的重要手段。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是提升集约化水平，加快科技创新，提高科技含量，以先进科学技术促进产业不断升级换代。北部湾经济区企业只有具备充足的资金，才能进行科技创新，开发新产品，开拓新领域，促进自身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同时，作为上市公司，企业要接受股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将会促使其进军高效益、高成长的产业，淘汰效益低、耗能大、污染重的产业，从而实现北部湾经济区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2 北部湾经济区资本市场的现状分析
2.1 北部湾经济区的开放开发概况
2008年1月，北部湾经济区的开放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区域主要包括南宁市、北海市、钦州市、防城港市，另外，还包括玉林市、崇左市的交通和物流。所辖区域土地面积为4.25万平方公里，占广西土地面积的17.9%；海岸线长1595公里；人口1240多万，约占广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地区GDP约占广西GDP的30%。四年来，北部湾经济区的经济总量规模、人均生产总值不断增长，固定资产投资额、财政收入快速增加，如表1所示。这表明，北部湾经济区的开放开发，呈现出跨越式的赶超发展，对投资资本的需求亦呈现出扩大趋势。
2.2 北部湾经济区资本市场的发展现状
北部湾经济区资本市场的发展，一方面，通过构建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资本市场运行，使得北部湾经济区的企业可以通过股份转让和定向增资的方式进行融资。例如，融资平台方面，通过成立资产经营公司，把国有资产的产权授权并变更其名下，由其代表地方政府拥有国有资产的产权，实行统一的管理和经营，将国有非经营性资产转化为经营性资产，促进国有资产的资本市场运作，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另一方面，推进资本市场功能多元化，随着股权分置的成功改革，为推动资本市场发展扫除了制度障碍，使得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和投资基金快速发展，公司债券、可转换债券、可分离交易债券、股本权证、资产支持证券等金融衍生产品不断涌现，从而为北部湾经济区资本市场的发展增添源源不断的动力，资本市场功能也日趋多元化。
3 北部湾经济区资本市场的发展困境
3.1 资本市场不成熟，地方财政负担过重
现阶段，北部湾经济区的经济基础还较薄弱，规模总量不大，财政收入不多。资本市场还不够成熟，体系不够健全，金融机构不够合理。加快北部湾经济区的开放、开发，建设新的经济增长极，投资资金的需求远远超过了地方的可用财力。而现行的融资模式，主要是依靠财政直接投入或融资担保来支持，明显地过度依赖财政支撑，直接加重了财政负担及其风险。
3.2 上市公司产业结构不合理，经营机制需转变
目前，北部湾经济区的上市公司专业特征不足，行业优势缺失。北部湾经济区规划中的重点产业如石油化工 冶金 造纸等还未有一家上市公司。现有的北部湾经济区上市公司，第一产业有3家，第三产业有4家，其余的集中于第二产业，占上市公司总数的46.15%。这不利于北部湾经济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同时，部分上市公司还存在经营机制滞后，未真正地建立起正规的现代企业制度，如信息披露不规范，制约了公司正常配股或增发新股；大股东操纵董事会，影响独立董事的作用；甚至一些控股股东滥用控制权，直接操纵上市公司等。
3.3 证机构发展不充分，金融产品利用不足
北部湾经济区目前仅有一家国海证券公司和一家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公司，期货经纪公司、证券和期货投资咨询机构还存在空白。这说明北部湾经济区的证券机构发展明显不充分，数量极少，市场影响力缺失，大大削弱了资本市场的积极作用，使得北部湾经济区的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内银行贷款和土地出让收入，而利用证券、债券、信托等市场化的金融产品不足。
4 推进北部湾经济区资本市场发展的对策
4.1 大力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
加快北部湾经济区的开发，需要资本市场来支撑。而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本运作，并不能忽视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国际经验证明，在起步阶段，政府的引导、支持和推动经济赶超发展的作用是关键因素。现阶段，北部湾经济区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未成熟，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时有失灵，经济结构尚未平衡合理。因此，加快北部湾经济区的开放开发，就要善于抓住机遇，充分利用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升级，还需要大力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一是给予政策扶持；二是构建约束机制。在政策扶持方面，政府可以制订规划，形成梯次，通过发现―培育―改制―辅导―上市的引导过程，给予企业在信贷、利率、税收等方面的政策优惠和支持。同时，鼓励实力雄厚的企业采取重组或并购的手段借壳上市。在构建约束机制上，政府可以通过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监督和制约上市公司的不法行为。
4.2 加快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
加快构建多层次的北部湾经济区资本市场体系，主要包括：
首先，提升金融服务。紧紧抓住北部湾经济区开发开放的重大机遇，充分发挥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平台优势，积极引进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在北部湾经济区设立分支机构，统筹布局营业网点，不断优化本地金融市场，加快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提高分支机构的融资效率和服务功能。
其次，拓展融资渠道。北部湾经济区应转变过去以贷款为主的债权融资渠道，积极拓展商业票据、企业债券等债权的融资渠道，以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优化资金配置。例如，通过票据融资，可以加快资金流转，减少资金占用，背书转让即完成结算，资金不足时，通过票据贴现而获取资金。
再次，加大金融创新，主要表现在：一是要加大金融制度创新。金融机构要强化创新意识，创新管理体制、经营机制、风险控制，围绕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提供服务；二是要加大金融产品创新。金融机构要积极创新产品，全方位地服务于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改进负债业务和中间业务环节；三是要加大金融平台创新。金融机构要加强平台创新，通过运用信息技术，完善业务处理和管理程序，延伸辐射半径，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的融资平台。
最后，夯实证机构。在资本市场上，证券机构是非常重要的媒介，是连接筹资者和投资者的中介。目前，北部湾经济区的证券机构还很少，极大地削弱了资本市场的功能。因此，要紧紧抓住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的重大机遇，夯实证券机构，大力发展期货市场、基金市场及投资咨询服务等中介机构，发挥证券机构的剂效用，推动北部湾经济区资本市场发展。例如，利用广西作为全国最大白糖生产基地的优势，做大做强白糖期货市场，促进北部湾经济区的大宗商品交易。再如，产业投资基金作为一种有效的融资方式，加快构建北部湾经济区产业投资基金，可以拓宽资金渠道，增加资金来源，有助于发展基础产业和高科技产业。
4.3 注重优化企业的资本结构
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下，能否及时、灵敏地优化资本结构是企业实现并保持财务竞争优势的关键。上市公司注重优化资本结构，可以降低加权资本成本，增加股东财富。随着北部湾经济区资本市场的发展，优化资本结构又是一个动态过程，企业首要的是规范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树立良好的诚信形象，通过资本市场运作，加快发展壮大，整合和重组资产，优化资产结构，增强上市公司实力。另外，要努力改善资本市场环境，通过构建有效的资本市场平台，加强地方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的程序性；全面落实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加大打击恶意逃废债务行为；创建企业资本结构监控体系，强化信息披露管理，健全信息传递机制。
4.4 积极开展区域金融合作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北部湾经济区开展区域金融合作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和平台。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再次警示，开展区域金融合作是极其必要的，是大势所趋。从当前的发展来看，全面加强中国―东盟之间的区域性金融合作是促进和推动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的重要举措，有助于推进人民币成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结算货币，加快人民币的区域国际化步伐，提升北部湾经济区的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正如，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将南宁定位为区域性金融中心，即中国―东盟人民币国际交易中心、中国―东盟人民币国际清算中心、泛北部湾区域合作的投融资中心，使南宁成为金融机构的资金集聚区和区域合作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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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市场经济；生态市场经济；蜕变；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F1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30-0000-01
一、前言
市场经济是从工业革命后兴起的，随着时代不断的发展与进步其中的观念也得到了更新，例如当前的市场经济中融入了较多有关于环境保护、人文关怀以及可持续发展等理念。因此市场经济当前不断的对于以上内容进行融入，也就实现了向生态市场经济跃进的过程。我国对于市场经济进行发展的时间大约有三十年，当前国内以及国际的环境不断受到威胁因此结合着当前的这些要求，我国市场经济得到了蜕变。
二、生态市场经济概述
生态一次本源于生物学，指的是自然界之间的能量转换关系，即展现了物种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而将生态运用到社会科学之中后，就会使得和谐的含义得以体现。因此生态一词主要应包含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自然界之间人与人的和谐关系，彼此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共同促进；其二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关系。
当前，人与自然的关系较为紧张，发展的过程之中存在着许多的矛盾，并且当前的人口过多，生存斗争愈发激烈。我们纵观历史，历次世界大战都是由于对于土地等资源的争夺而引起的，都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再引发人与人之间的战争。生态文明主要就是对于生态以及人文进行关怀，从而通过对于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相处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并且不断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进行改善，从而使得人类自身的需求得到满足。
当前的生态市场经济则是指一种具有环保性的经济，更加的在市场经济中融入了节能、低耗、无公害等内容，从而进一步对于人们的健康以及经济的综合效益进行关注，生态市场经济不是一种局部的经济，而是今后发展的一种经济形势。
生态市场经济这一概念是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所提出来的，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也会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进一步得到改善，这一经济形态主要体现了当前人类与自然之间相处的模式，并不断的对于可持续发展理念进行融入，从而使得以生态市场经济作为基础的经济运营模式得以建立，市场经济进一步得以完善。
三、生态市场经济改革是当代世界变革的主要标志
生态市场经济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引发了全世界的注意，从而逐步成为了当前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显著性标志。
当前的经济运营模式逐步向着生态化改变，其中以发达国家为首，对于资源进行节约，并且保障劳工的合法权益。将生产者的意识以及行动当作市场准入的标准，以使得在这一经济形势应用的过程中，仁爱的思想得以实现。
由此可见，生态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充满了对于生态以及人文方面的关怀，这与传统的市场经济相比有了极大的转变，传统的市场经济过于注重经济的发展，而忽略了对于生态的保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冷漠，重点全都投入在社会的利益当中。对比后可发现当前的转变是十分必要的，因此今后的发展就需要不嗟慕市场经济进行转变，从而使得资源进一步得到合理的配置。
四、生态市场经济正在对世界进行改变
生态市场经济是将从前的市场经济作为基础，在其中不断的融入相关环境保护措施以及伦理等内容，从而使得市场经济中的伦理价值得到促进，与此同时，生态市场经济也对于世界有所改变，其提出相应的伦理价值，从而使得大众的行为准则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凝固。市场经济中所融入的伦理价值虽然是由专人进行提出的，但由于应用的范围管饭，因此也需要大多数人能够对其进行接受和实施，在将其与经济利益相挂钩，从而使其得到实现。在对于市场利益进行确立的过程中，大众需要对于原有的一些行为进行改善和进一步规范，由此可见市场经济迈向生态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会对于实际的发展都造成很大的影响。
这种蜕变主要是通过市场中的机制的变化来进行实现的，蜕变后主要对于伦理价值进行应用，而传统的市场经济中都是对于规范性的伦理进行应用的，这二者的区别就在于，规范性的理论更具备强制性，忽略了实施的人民对于相关理论的理解性，而伦理价值则是通过对于少数人提出的理论进行讲解和传播，使得更多数的人对于这一理论进行理解，并直至所有人对其接受，成为大众所共同遵循的价值规范。从而实现对于资源的节约，环境的保护以及对于人们自身的要求进一步得到重视和满足。在蜕变后，人们更加对于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重视，这有助于在以上关系中建立双方的良好交流，使得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加强相处的和谐性。
制度通常都具备强制性，在制度体制下，人们难以实现自身选择的自由性，而生态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就对于这一情况进行了改变。生态市场经济中会对与相应的价格有所调整，从而使得人们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受到价格的影响从而改变自身的行为，达到选择的自由性。其中价格体系就涉及了对于生态观念以及人文观念的引导。例如在碳排放的方面来说，每个国家都有一定的限制数额，若是超过了制定的数额就会造成相关的惩罚，因此在这一情况下，不断的将人文以及环境融入其中，对于人们的观念进行引导，从而就能够使得二者之间的选择以及利益得以更好的协调，进一步加强伦理价值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
五、结语
结合本文以上所述，生态市场经济的发展能够对于人们的生态理念以及人文理念进行良好的树立，因此不管当前国家的实际情况如何，都应将生态经济建设进行推进，从而实现今后的进一步发展，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的进行研究和完善。
参考文献：
[1]刘福松，梁福庆.三峡库区农村实施低碳经济和低碳生活探讨.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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