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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古代文学研究综述，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一）先唐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先唐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庄子》、《楚辞》、《史记》和陶渊明等的接受研究。杨柳《汉晋文学中的〈庄子〉接受》（巴蜀书社2007年版）从庄子生命意识、理想人生境界和言说方式三个方面来探讨汉晋文学对庄子的接受，著者认为《庄子》强烈的生命精神及由此生发的诗性精神是汉晋士人和文学对其进行选择接受的一个主要兴奋点。白宪娟《明代〈庄子〉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从文学、注本和理性阐释三个方面来探讨明代《庄子》接受的纵向走向。《楚辞》的接受研究虽然还没有专著出版，但也有不少论述文章。如刘梦初《论贾谊对屈原精神的接受》（2004）、孟修祥《论初唐四杰对楚辞的接受与变异》（2002）、《论李商隐对楚辞的接受》（2002）、《试论刘禹锡接受屈骚的契机与必然》（2004）、姚圣良《初唐革新派诗人对〈楚辞〉的接受》（2005）、蒋方《唐代屈骚接受史简论》（2005）、张宗福《论李贺对〈楚辞〉的接受》（2008）、叶志衡《宋人对屈原的接受》（2007），等等。这些文章主要是探讨唐人对屈原《楚辞》的接受情况。
陈莹《唐前〈史记〉接受史论》（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和俞樟华、虞黎明、应朝华《唐宋史记接受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分别对唐前、唐代和宋代的《史记》接受情况进行了个案研究。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齐鲁书社2002年版）把元代以前的陶渊明接受分为三个时期，即奠基期（东晋南北朝）、发展期（隋唐五代）和期（两宋），并且力求从共时形态和历时形态两个层面上来进行陶渊明接受史的探讨。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按照唐诗的发展线索，全面而有重点地描述了唐人对陶渊明思想与艺术接受的历史特点，阐述了陶诗与唐诗之间复杂的、深层的关系。田晋芳《中外现代陶渊明接受之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则探讨了现代的陶渊明接受情况，包括中国和外国的接受，视角较独特。此外，唐会霞《汉乐府接受史论（汉代—隋代）》（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罗春兰《鲍照诗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王芳《清前谢灵运诗歌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分别对汉乐府、鲍照诗歌、谢灵运诗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研究。
（二）唐五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唐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等人的诗歌接受研究。台湾杨文雄《李白诗歌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是第一部古代文学接受个案研究的著作，对李白诗歌接受进行史的梳理和分析。后来，王红霞《宋代李白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则对宋代李白的接受作了较为具体详细的论述，按宋初、北宋中后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等四个阶段加以探讨。台湾蔡振念《杜诗唐宋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版）对杜诗的唐宋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分析。黄桂凤《唐代杜诗接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则专注于唐代杜诗的接受研究，把唐代杜诗接受分为盛唐、中唐、晚唐五代三个时期。杜晓勤《开天诗人对杜诗接受问题考论》（1991）、《论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问题》（1995）等论文则专门论述了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谷曙光《韩愈诗歌宋元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系统地探讨了韩愈诗歌在宋元的接受情况，认为“以文为诗”是韩诗与宋、元诗人在艺术上息息相通的中心线索。
查金萍《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则从韩愈的儒学思想、文学思想、诗歌与散文四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宋人对韩愈的接受情况，指出宋代对韩愈文学的接受是在北宋时期，到南宋则渐趋衰弱。刘磊《韩孟诗派传播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韩愈、孟郊等人的诗歌传播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杨再喜《唐宋柳宗元文学接受史》（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探讨了唐宋时期柳宗元的接受情况，特别是宋代的接受研究尤为详细，先是总论，后是分古文和诗歌两方面来论述。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分为“历代接受概况”、“阐释史”、“影响史”三个部分来探讨李商隐诗歌的接受史，重点是“历代接受概况”，以大量的文献梳理排比了一千多年来的接受历程。米彦青《清代李商隐诗歌接受史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认为李商隐诗歌在理学盛行的宋、元、明三代并没有被广泛地接受，清代才是李商隐诗歌接受的重要时期。全书从虞山派、娄东诗派、黄任和康雍诗坛、黄仲则及乾嘉诗坛、桐城派及曾氏家族、吴下西昆派、樊增祥、易顺鼎、清代女诗人等地域文学、家族文学和女性文学几方面来探讨清代对李商隐诗歌的接受。
李丹《元白诗派元前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四人的诗歌在唐五代和两宋时期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此外，尚永亮《论宋初诗人对白居易的追摹与接受》（2009）、赵艳喜《论北宋晁迥对白居易的接受》（2008）等论文对白居易的宋代接受进行了论述。陈文忠《〈长恨歌〉接受史研究》（1998）、陈友康《〈长恨歌〉的文接受史分析》（2000）等论文则对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此外，白爱平《姚贾接受史》（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对贾岛、姚合并称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研究；张朝丽《论宋末元初文人对李贺诗歌的接受》（2004）、陈友冰《李贺诗歌的唐宋接受》（2008）等论文对李贺诗歌接受进行了探讨；李春桃的博士论文《〈二十四诗品〉接受史》（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接受进行了论述。五代时期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以《花间集》为典型。李冬红《〈花间集〉接受史论稿》（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花间集》的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范松义《宋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10）、范松义、刘扬忠《明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04）等论文也对《花间集》接受进行了研究。
（三）宋金元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宋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人的接受研究。张璟《苏词接受史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注重于“变”的立论点，从文体正变、词史流变、词风消长、时运盛衰、才性各异等各个方面，对苏词在宋金元明清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仲冬梅《苏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对苏词接受情况也进行探讨。陈福升《柳永、周邦彦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梳理和研究了柳、周二人之词在历代的接受情况。程继红《辛弃疾接受史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探讨了辛词的接受情况，上编从南宋庆元以前到当代各大学通行的词选本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18种选本作为抽样调查的对象，以总结归纳历代辛词接受与消费的规律；下编通过自南宋至近代王国维的评论，探讨批评史中的辛词接受情况。朱丽霞《清代辛稼轩接受史》（齐鲁书社2005年版）则对清代辛弃疾词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李春英《宋元时期稼轩词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宋元时期辛弃疾词接受进行了探讨。陈伟文《清代前中期黄庭坚诗接受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清代前中期的黄庭坚接受情况进行较为详细地的研究。金元时期的文学接受个案研究以元好问和《西厢记》接受研究为代表。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把元好问诗歌接受史分为三个时期，即形成时期（金元）、曲折发展时期（明代）、时期（清代）。全书主要是梳理各个时期诗评家对元好问诗歌的阐释、诗人创作受到元好问诗歌影响的情况，并辅以选本、集本的效果和传播研究。伏涤修《〈西厢记〉接受史研究》（黄山书社2008年版）从刊刻、选本与曲谱收录、演唱、本文批评、题评考订、改续之作、文学影响等各方面探讨了《西厢记》在明清时期的接受情况。
（四）小说接受个案研究
古代小说的接受研究成果很少，最早以接受来研究小说的专著是刘宏彬《〈红楼梦〉接受美学论》（1992），但该书更多的是美学意义上的探讨。高日晖、洪雁《水浒传接受史》（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水浒传》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把《水浒传》接受史分为明代、清代、清末民初、现代和当代几个时期。郭冰《明清时期“水浒”接受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则对明清时期的“水浒”接受进行了探讨，分统治者、文人和民众三个层面来论述。宋华伟的博士论文《接受视野中的〈聊斋志异〉》（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对《聊斋志异》的接受进行了论述，分古典接受阶段、建国前的现代接受、建国初期的接受阶段、新时期的接受阶段几个时期，并考察了《聊斋志异》的域外接受情况。
二、古代文学接受研究的反思
无庸置疑，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特别是在借鉴外来的接受美学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指导方面，经过磨合、融通和拓新后，广泛地运用到古代文学研究当中，不仅使外来理论得到了本土化转换和运用，而且开拓了从读者接受视角研究文学的新视野，促进了古代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其学术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古代文学接受研究十分注重经典作家作品的接受研究，这既充分体现了“经典”的艺术价值、艺术魅力和艺术影响力，也展示了研究者对于“经典”研究对象选择的学术锐敏性，有助于几千年的文学经典作家作品的艺术成就和艺术价值得到当代重估和转化，有助于传统文化在当代复兴和繁荣。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古代文学接受研究所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是接受理论的进一步转化和深化问题
接受研究强调从读者视角来研究文学的传播问题，而读者接受往往是与文本传播相伴而生的，因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如何区分文学接受与文学传播也就成了研究中的现实难题。如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虽题为接受史，但一些章节内容涉及到传播的问题，如元好问诗文集编定、刊刻显然是属于传播范畴。而有些问题的讨论则很难区分是传播还是接受。像元好问诗歌的选录研究，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它是传播范畴；从诗歌选录者来看，它又是接受范畴。再如清代元好问诗歌的评点与笺注，从评点与笺注者来看，属于接受范畴；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又属于传播范畴。尽管有些学者已经对文学接受的理论作过一些探讨，并且有过文学接受研究的学术反思，但这些理论和反思所提供的答案尚未圆满解决研究中的难题。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理清接受与传播、接受与研究的本质区别，这样才能真正深化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开拓研究新境界。要真正解决传播与接受的区分，突出文学接受，还是应该抓住“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因为文学传播本质上是离不开读者接受的，没有读者接受就没有文学传播，在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下，既可以厘清传播与接受的区分，也可以对传播材料作接受解读，从而深入探讨文学接受之于传播的价值和意义。
二是接受研究实践进一步拓展和创新问题
古代文学接受研究以经典文学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为主，同时也有一些宏观上的接受研究。其中，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庄子》、《楚辞》、《史记》、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无疑这些个案研究突出了中国文学的经典性，特别是唐诗和宋词的经典性。但无论是时代的分布上，还是研究对象的数量上，个案研究中经典作家作品都不具有广泛性，采集面显得较为狭窄。因此，突破唐诗宋词的视阈局限，进一步拓展经典作家作品对象采集是个案接受研究努力的方向。宏观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正如前面综述所论，其研究也在存较大问题。宏观研究一方面要从时间视阈出发进行通代或断代接受梳理，探讨中国文学的通代或断代接受情况；另一方面也要从空间视阈出发进行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情况，探讨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或被接受情况。同时，宏观研究还可从作家群体接受、作家流派接受、文学家族接受等方面来创新。宏观研究需注意主流文学与次流文学、主要作家与次要作家之间关系处理，否则宏观的接受研究就容易变成为个案研究的拼盘，而显示不出宏观接受研究所具高屋建瓴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三是接受研究的文化视阈问题
关键词：独立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实践性；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
（本文是宁夏大学2010年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立项“独立学院《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实践性教学改革”之阶段性成果。）
独立学院是中国高校教育体制近十年来出现的新尝试，如何建设自己的办学内涵，形成自身鲜明的办学特色，走出一条全新的完全适应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与发展需要的办学模式，这就需要我们立足于学生的知识现状、学院的教学现状，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探索符合独立学院特点的新型实践性教学体系。本文针对笔者在独立学院承担《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工作所推行的实践性教学改革提出若干粗浅的看法。
一、独立学院《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实践性教学是切合学生实际知识结构与学习诉求的最佳教学途径。
毋庸讳言，独立学院所招收的学生绝大部分在中学阶段都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较差，基础知识的掌握较为薄弱。笔者曾在汉语言专业四个年级的班级进行过问卷调查，问卷中罗列的问题从中学阶段是否对中国古代文学有无兴趣？是否主动参加过古典诗词诵读活动？上大学之前是否阅读过中国古代小说名著？到进入大学以后对古代文学的兴趣有无变化？有没有一个比较明晰的学习古代文学的目的？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85%以上学生的回答竟然都是没有。由此可见，中学阶段以高考取得高分为目的语文教学使得一部分学生对于古代文学兴味索然，在他们看来，古典文学就等同于杂乱无章的知识碎片，是老师强行灌输、注入于他们心田的，学生只需要机械地去背诵、接受即可。因为学生并没有被激发起学习古典文学的兴趣，更没有养成以一种主动的精神去接受古典文学精品的浸润、熏染，以此来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培育自身的人文情怀，所以进入大学以后，学生头脑中关于古典文学零碎的知识碎片，早已被时间的流逝荡涤殆尽，他们对古典文学作品的感受力与领悟力存在着先天不足，故而，进入大学后，他们会带着某种成见来面对古代文学这门课程，绝大多数学生学习兴趣也就自然不会有什么明显的变化。这就是独立学院教学对象学习《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现实基础。
与此同时，笔者的调查问卷中也涉及到了独立学院学生对古代文学教学的学习诉求与最佳教学途径。下列问题引起了接受调查的学生较为深入的思考：现在大多数人都不屑于古典文学，你对此抱有何种态度？95%以上的学生回答是古典文学并没有过时，学习它有助于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你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目的是什么？90%以上的学生回答是，了解古代仁人志士的优秀道德品质，更好的为自己修身养性；你希望教师以什么样的教学方式讲授古代文学？98%的学生回答是，联系现实，古为今用；你觉得采用n+2教学改革模式①的学习效果到底好不好？85%以上的学生回答是很好。
通过调查了解，独立学院的学生也有着比较强烈地学好《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愿望，只是他们更加渴望这门课程的学习与讲授能够立足于他们自身的知识现状，能够为他们健全人格培养提供一些切实的帮助，进而为将来步入社会从事某种职业提供实际的能力培养。
二、独立学院《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实践性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实践性教学目标不明确。
独立学院要创出自身特色，培养的学生在激烈竞争的就业市场具备较强的竞争力，就必须要有明确的具有一定创新性的培养目标。它的“新”要以教学为中心，以就业为导向，以培养普通应用型人才为核心目的，体现在教学上就是要探索教学理念、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全面转型革新。《中国古代文学》作为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新闻、文秘等专业的必修课程，学时较长，内容广博，课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目前独立学院在对这门课程的教学中流行的教学模式，是“文学史”加上“作品选”，而以“史”为主，许多学校甚至将这门课程直接当做“中国文学史”。既然是“史”，所讲就多为作家地位、艺术成就、时代思潮、发展规律之类宏观问题。这种教学模式的局限与流弊是显而易见的：学生缺失对古代文学优秀作品魅力的直观感悟，凌空蹈虚的理论概述不但会挫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而且也会引导学生去应付教学、应付考试，使得他们只须死记硬背文学史上归纳的条条款款就能在这门课程的学习中轻松过关。这样的教学模式，既与学生学以致用的学习愿望想去甚远，而且学生走出校门也定会难以适应当今社会对文科人才的要求。
（二）实践性教学体系的建构不完善。
独立学院在成立之初多依附于一本大学，所以其人才培养模式和人才培养方案先天嫁接母体，教学基本上延续传统的教育教学模式。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重理论教学、轻实践教学，重知识传授、轻能力素质培养的问题比较突出；实践教学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即使有实践教学的环节，也往往多半浅尝辄止，缺少系统性、多层次性和相对独立性；实践教学的内容比较单调，达不到培养学生实际能力的需要；课程考试多沿用传统的闭卷考试方法，实践教学的成果无法反映到对学生学习成绩的考核之中。
（三）实践性教学资源相对不足。
独立学院发展速度较快，但似乎更多是在追求一种量的增长，不乏一些学校在盲目地扩大招生规模、拓展招生专业，无暇顾及教学基础设施的建设，更无力量投入经费保证实践教学的正常进行。实践教学需要的图书资料及相关的教学辅助设备得不到保障，从而导致学生实践训练不足，直接影响了实践教学的质量。
（四）实践性教学所需要的指导教师较为匮乏。
由于独立学院成立时间较短，师资力量的培养不可能一蹴而就，近年新招进的老师都比较年轻，普遍缺乏教学经验，外聘教师的流动性较大，这样的情况下很难形成一个固定的教学团队，良好教学传统的传承更是无从谈起。而《中国古代文学》的实践教学又对教师的教学技巧与自身的知识储备、科研能力有着较高的要求。如果因为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不足，或是指导实践的教师频繁变动，实践教学自然会失去对学生应有的吸引力。实际上，独立学院实践教学指导教师队伍质量，已然成为了能否推行实践教学的瓶颈。
三、独立学院《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实践性教学的策略与方法。
（一）确立以综合素质的提升为培养目标的教学模式。
笔者认为，独立学院讲授《中国古代文学》，不应该简单地把这门课程当成“史”或“论”来教学，而应该着重讲授中国各体文学本身，应该引导学生多读和细读经典文学原著。通过多读与细读，去感受中国文学的艺术魅力，从而培养学生典雅的气质与高雅的情操。“我们应该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使他们不仅具有开拓新知识的创造力，而且具有一个高尚的灵魂，具有正确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及对社会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成为对社会有贡献有价值的一分子，他们才能作为一个完整人格的人度过更有意义的一生。”[1]完整的人格应该具备乐观豁达，积极向上，有责任心和使命感等一系列基本特征。而《中国古代文学》俯拾皆是的真善美的内涵，不但完全能够提供完整人格塑造的基本素材，而且它还能以厚重的文化濡染力量，沁人心脾的优美意境，润物无声地发挥对学生理想人格的熔铸作用。袁行霈先生说过：“中国文学的创作注重表现意境，文学的鉴赏当然也应该力求感受和进入意境。当我们读着那些意境深远的作品时，可能暂时忽略了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整个心灵沉浸在想象的世界之中，有时是自己的审美经验被唤起，并和诗人取得共鸣，有时会对一种新生活、新的性格，对宇宙和人生得到新的理解。有时会感到超越了故我，在人格和智力上走向更加光明和智慧的世界。”[2]
在基础知识的掌握方面，重点要求学生体悟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此同时，辅以背诵与模拟练习，将古典名篇的语言艺术化为己有，从而转化为一种实用的技能，即能以优美雅致的文笔撰写各类文章，包括应用文，学术文以及美文等。至于文学发展史一类见仁见智的理论问题，作初步了解即可。事实上，独立学院中文系的培养目标，主要是社会各行业包括国家各级机关广泛需要的文职人员，而不可能是作家、诗人或文学批评家。众所周知，作家或诗人无法由高校批量生产，而文学批评家则社会所需有限。所以，独立学院《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应该既务虚又务实，以培养学生的气质、情趣、谈吐与文笔等为主要目标。
在能力培养与提升方面，通过《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学习，要求根据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以就业作为导向的应用型人才具的具体要求，着重培养学生以下几方面的能力：第一是从事中小学语文教学的实际能力：作为中小学语文教师应具备的古典诗词教学的实践能力和分析归纳与综合鉴赏作品等专业技能。第二是具备初步的科学研究能力：能够通过古注阅读古典文学原著，具备文本解读的基本能力；能够检索使用文献资料，并且把握学界相关问题的研究动态，具备独立撰写文学专题研究报告或文献综述的能力。第三是从事其他行业的竞争能力：未来从事与汉语言文学相关的职业，诸如文秘、新闻、传媒等职业所具备的人文素养、综合素质与听说读写的能力。
（二）制定以自我实践为导向的课程改革措施。
独立学院《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如何对学生进行实践训练？通过我们几年的教学实践验证，以下措施效果颇好：
首先，任课教师要对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有明确的认识，课堂教学要围绕形成学生能力为核心而展开。具体做法是，通过古典文学原著的精讲来建构学生听说读写实训的基本内容。譬如古典诗词的讲读，不能只停留在一般性的鉴赏和了解古诗词体制常识层面，而是要让学生在掌握古诗词鉴赏技巧的同时，能够自己去作诗和填词，对学生写作能力进行训练，以学生的古诗词创作代替传统的课后练习，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更加感性地巩固了所学的知识，另一方面，达到了学以致用，强化了学生的写作能力与学习兴趣的目的；“文读百遍，其义自见”，古典文学经典作品需要大量吟诵，课堂教学中，适当组织学生学习吟唱古典诗词作品，或者进行诗词的背诵与诵读比赛，让学生在朗朗读书声中去体验作品的美感，培养学生的审美感悟力以及对传统经典作品内在精神的把握能力；《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也应积极借助多媒体教学手段，可以通过播放一些优秀文学作品的声像资料，以更加灵活有趣的方式来激发学生学习这门课程的兴趣，也可以让学生将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片段排练成话剧或情景剧的形式在课堂上演出，通过场景的再现，真正引领学生走入古人的世界，去切身感受他们作品所表达的喜怒哀乐之情。笔者曾在讲授屈原《九章》和司马迁《史记》的时候，就曾让学生自导自演过《山鬼》和《高祖本纪》中的鸿门宴，学生的反映非常好。
其次，以学生知识的应用与提升为目标，拓展学生学习与实践的平台。教师在讲授《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要时常有一种引起学生思考一些学术问题意识，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或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可以在课堂上介绍给学生，并给学生提点一些思考的门径，让学生课下去尝试搜集相关资料，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解决的方案。另外，教师也应该将学生纳入到自己的课题研究工作之中，按照一定的步骤与计划让学生参与一些研究的基础工作。通过引导学生进入古代文学的现代研究，让学生去了解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进而促进学生科研能力的形成。
再次，教师要注意培育《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学习的氛围，注重发挥一种积极参与的群体效应。可以组织学生成立学习古典文学的兴趣小组，以团体的形式让学生分工协作去制作一些课件在课堂上进行演示；也可以根据学生不同兴趣成立读书小组，成员之间相互分享阅读感受；也可以组织部分学生成立古典文学研究小组，由教师给出相关的问题，让学生利用团队的优势去锻炼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
最后，要注重《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实践教学效果的检查。独立学院课程改革的实施，不能只停留在某种方案的提出，而是要落到实处并且使任课教师和学生都看到实效。从学院教学管理的层面来说，要制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检查的办法，切实保障实践性教学的常态化，从具体任课的教师来说，不但要担负学生一系列实践活动的指导教师，而且也要负责考核检查学生的实践成果。
（三）完善实践性课程的管理体系。
独立学院推行《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实践性教学改革，着眼于课程管理体系的完善与建构，制定好本课程的实践性教学标准、实践教学教学质量规格、反映实践教学成果的考试大纲、实践性教学指导纲要等教学文本，从体现实践性教学大纲的指导性和规范性出发，不仅结合每章的教学内容，设定考核目标作为评价实践性教学效果和实践性教学目标完成的尺度，而且制定统一的实践性教学质量规格要求。同时，还要加强对学生学习方法和课堂延伸的学习内容的指导，提供相应的参考书目和具体学习要求，使学生的学习有明确的指向，真正在大学四年的学习生活中能将自己锻造成为人格健全、具备一定实际能力的合格人才。
注释
①“n+2教学改革模式”是我院采取的一种教学、考试模式。其中n是指教学的动态化管理或教学过程考核，包括课堂实践、讨论、考勤、作业等，原则上n要求大于或等于3，2是指读书笔记加期末考试。这三项考核成绩构成本课程最终成绩，其比例是40%+20%+40%。
参考文献
(一)重学生轻教师
随着素质教育的提倡，建构主义教育理论与双主体教学理论为越来越多的教师所认同，他们开始转变观念，越来越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越来越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这是教改中最为可喜之处，因为观念的改变可以促进教改的深入与发展。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有时矫枉过正，重学生却轻教师。具体表现在，以学生的兴趣为导向标，忽略了教师自身的引导作用。事实上，素质教育在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的同时，也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这种误区的形成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原因。主观上，教师的动机是好的，但效果却不能与动机成正比。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模式往往采取“作者介绍———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的三段论式教学，这种模式今天依然有着较大的市场。这种教学方式，往往“面”铺得较广，“点”挖得不深，教师更多的是充当了知识的传声筒，因而课堂教学引发不了学生的兴趣。为改变这种现状，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一些教师就通过讲述作者的生平故事、文坛趣事、野史逸闻等相关内容来丰富教学课堂。这样的穿插教学本无可厚非，首先它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保持良好的教学秩序。其次，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扩大学生的视野，增加知识面。但是，一旦不能把握好“度”，过分倾斜于此，教改就会走向误区———为吸引学生而忽略了教师的主导作用，传授了基础知识忽略了能力培养。客观上，随着教师教学评价体系的改革，学生评教成为教师教学评价的重点，从某种程度上说，教学业绩的好坏取决于学生的喜好。学生评教的角度往往从自身的兴趣出发，要求课堂气氛轻松，不能注意到知识的系统与衔接，不愿接受思考与科研的辛苦。一堂生动的好课就被狭义地理解为多讲故事、多举事例。笔者曾就“如何上好古代文学课”向学生展开调查，70%多的学生认为文学史及作品枯燥了些，要求老师“多介绍一些背景知识、作家生平及相关故事”。此外，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明显感觉到:学生对小说教学的兴趣远远高于诗文教学。教学评价体系以学生评教为主，势必对教师的教学活动产生误导，为获得学生的高分评价，一些教师的教学自然会迎合学生的口味。教与学的相互融洽，应该是教学中的极高境界。然而，以牺牲教师的主导地位为代价换得的“融洽”，应该说是得不偿失的。学生得到的是信息时代网络书籍上轻易可得的“趣味”，失去的是培养能力时代的能力丧失。最典型的莫过于四年本科毕业，毕业论文都无从下手。
(二)重手段轻方法
当今社会是信息化的社会，社会的进步带动了教育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正越来越深入地走进教育，多媒体教学就是最好的说明。小小三尺讲台可视接千里，耳听八方。教学容量增加了，教学效率、效果提高了，教学的生动性、直观性加强了……多媒体教学正显示出其巨大的优越性。正如一枚钱币有正反一样，多媒体教学中也存在误区，这就是重手段轻方法。明显表现在多媒体课件蜂拥而上，教师教学方式方法依然陈旧。以古代文学教学为例，教学方法依然是传统的“三段论”直讲，不同的是将粉笔板书换成多媒体的屏幕显示，配以一些画面与音乐。其最终除增加学生的感官刺激外，与传统的教学效果并无二致。这种现象的形成，笔者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对多媒体教学认识的偏差。作为现代教育技术重要手段的多媒体具有时代性，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衡量办学、教学的一个重要指征。无论是对学校的本科教学(研究生)验收还是对教师的教学评价，多媒体教学都是一个重要的参照因素。多媒体教学的重要性，往往使人们在认识上产生一种错觉:凡运用了多媒体的教学就是教改，就是好课。事实上，多媒体只是适应时展、以计算机作为知识载体的教学手段。多媒体(计算机)教学始终也只能是一种辅助的教学，它不可能改变整个教育过程中的实质，教学的主体只能是教师与学生。这就好比教师是厨师，学生是吃饭者，多媒体是灶具、炊具。饭菜是否可口，关键是厨师的手艺和学生的胃口。灶具、炊具最大的影响只是在于做饭的功效。一堂好课，手段固然不可缺少，关键还是在于教师的教学方法。衡量一堂好课并不能以是否运用了多媒体技术为标准。曾经有幸聆听过中国文学研究所杨义先生的两次讲课，没有多媒体技术的帮助，却依然让我们有如沐春风之感，领略到“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内涵。应该说，教师的主导地位就体现在教师的知识积累及传授的方法上。重手段轻方法，只能使多媒体教学成为新瓶装旧酒的传统教学模式的翻版，而不能正确合理地使用现代教育技术。教师自身的现代教育技术水平也是形成重手段轻方法的一个原因。多媒体教学中，教师运用最多的莫过于教学课件。课件的来源，或是自己制作，或是网上下载，或是花钱购买。自己制作的课件，因为计算机知识的欠缺，往往只能以幻灯片的形式出现，结果无非是将原来粉笔的板书变为电子板书，换汤不换药，不能有效地发挥多媒体的作用。网上下载或购买的课件，因为“舶来品”的缘故，教师不熟悉教学内容，丧失教学的主动性，很可能导致“照本宣科”。此外，由于现代教育技术水平的限制，课件往往重复使用，修改的概率微乎其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使得教学模式固定化，从而抹杀了教学中的个性、特色与灵活性，限制了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自然也就陷入了重手段轻方法的误区。
二、特色课堂的构建———古代文学教改的应对措施
美国教育学家杜威有句名言“教之于学就如同卖之于买”，也就是说:要让学生会学，教师就必须会教。古代文学教学的目标应该是，让学生在掌握古代文学知识的同时，增加人文素养，陶冶性情、情操，提高科研创新能力。基于此，笔者认为充分运用多媒体技术，优化教材与课堂结构，发挥教师主导作用，构建特色课堂至为重要。古代文学特色课堂构建的前提条件是有效地完成教学内容。原则是充分发挥教师与学生的主体作用。目的是使学生掌握古代文学知识，提高科研创新能力，增强人文素养。为此，笔者将古代文学特色课堂分为三个有机组成部分
(一)强化记忆的自学课堂
该课堂体系的特色就在于，以学生自学为主，利用多媒体技术，将古代文学的基础知识与古代文学学科的考试相结合。具体操作上，以教师为主导，首先将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介绍给学生，使学生对古代文学史在总体上有一个宏观的把握，以便在今后的学习中做到知识的系统化与完整性。比如，介绍到魏晋小说，可以将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脉络加以介绍;学习宋代诗歌，可以将北宋、南宋诗坛加以概括。接着，在多媒体的教学屏幕上显示一个教学单元的基本练习，诸如作家的字号、作品，名句的填空，文学流派的解释，作家创作的概况等基本知识，由学生在课前预习及课堂开卷的基础上随堂完成。学生的练习作为该门课程总成绩的一部分。这样的教学课堂，可以充分优化教材，将教材中最基本的知识以相对少的教学时间梳理出清晰完整的线索并加以强化训练。同时，通过强制也可以加强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与主动性，打好古代文学的基础，杜绝平时作业中的抄袭及期末考试时的临时突击和舞弊现象。
(二)“授之以渔”的能力训练课堂
该课堂的特色主要是对教材中的重点章节有选择地进行专题讲述，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专题教学中教师可将自己的科研成果、参考资料等通过多媒体屏幕介绍给学生，进而教给学生研究的方法。比如，讲解姜夔作品，可以结合周济的《宋四家词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的评论加以讲评。讲授清代小说时，可以将当今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研究热点、研究空白等介绍给学生。据笔者了解，这样的教学内容还是比较受学生欢迎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学生认为教师不是教“死书”，能扩大他们的视野，调动和激发他们的科研创新能力。专题研究教学也可以采用讨论教学，可以事先布置讨论题或读书报告，要求学生查阅资料，课堂上以学生介绍资料综述及自己的观点为主。如《聊斋志异》专题可重点分析其女性形象。《聊斋志异》几乎所有的爱情故事都是狐仙鬼女主动找书生，并且一见面就委身于书生，就此可让学生展开讨论，进而深入探讨作者的女性观。教学中，应根据教学课时及教学要点设计好一学期的教学专题，如，唐代文学中的“李白研究”、“杜甫研究”等，教学不要求面面俱到，重在给学生以启发，培养学生的能力。这种教学课堂，可以突出教材的重点，重要的是通过平时的训练，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毕业论文的完成打下基础。同时，也可以避免学生毕业时，论文无从下手，抄袭、剽窃他人劳动成果的现象。
(三)增强人文素质的情商课堂
“情商”是心理学家相对于“智商”提出的一个概念，是指人在情绪、情感、意志、耐受挫折等方面的品质。在这一点上，古代文学课占据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古代文学作家作品中，很多地方显现着健康健全的人格魅力和优良的民族美德。如果引导得法，古代文学课完全可以成为生动的美育课，给学生以心灵的洗涤与净化。情商课堂的创立就是要联系古代文学作家作品对大学生进行人生教育，以此增加大学生的人文素养，提高大学生的审美直觉能力，增进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进一步塑造大学生的健康人格。情商课堂可以通过学生感兴趣的作家生平经历，针对现实生活中的热点话题，展开讨论，从而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如苏轼生平经历坎坷，但在逆境中始终能保持一份乐观。《潋湖上初晴后雨》《前赤壁赋》《水调歌头》都表现了这一共同特点:人生的不快、不顺、不幸、不如意都在对自然、生活的热爱中得以化解。将苏轼的人生态度与当前大学生找工作的挫折相联系，会给学生很好的人生启示:遇到挫折，如果一味自怨自艾，生活的天空会一片黯淡;只有尽量去寻找、发现生活中的美，生活中才会海阔天空。该课堂也可以在讲解作品时联系相关话题，对现实生活中的普遍现象进行思考。如讲解《红楼梦》时，可将贾府的腐败与当今的社会现实相结合。贾府的腐败包括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三方面，贾府的腐败是它走向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腐败不仅是封建社会的毒瘤，也是当今社会的毒瘤，通过《红楼梦》的学习，可以知道反腐倡廉的重要意义。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也是大学生最感兴趣、最敏感的话题。《聊斋志异》中一些篇目(如《葛巾》等)的女性毅然离开了原先的“爱人”，可以联系近年来大学生因失恋轻生的现象，探索其原因，对大学生进行爱情观、生命观的教育。此外，情商课堂还可以通过对古代诗词的欣赏、朗读陶冶大学生的性情，培养其审美欣赏的直觉能力，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中，利用多媒体手段，将音乐、画面、朗读等多种手段有机结合，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情商课堂可以使学生从书本走向生活，可以使古代文学教学更贴近现实人生，从而增添时代气息。这是中国古代文学优秀传统薪火传承的重要途径之一。作为高等院校的学生，人格的塑造，对今后走向社会至关重要，因此，情商课堂的构建是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的一个亮点。
三、结语
梅新林在此基础上，将各行省、府州、县的具体人数统计了出来，并引入“今属省籍”进行比较[2](P124-134)。《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辽金元卷》专设“元代之区域学术精神与诗文风貌”一章[3](P439-459)，按照前中后三期的时间线，论述了前期北方的北宗学术与中州文风、南方的学术融会与文风融通，中后期极具代表性的江西、江浙、吴中文坛实绩，对元代地域文学做出了整体勾勒。方勇《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4]涉及南宋遗民的地域分布、遗民类型及群体心态、诗歌主题取向等内容，该书将遗民群体按地域分布划分为：故都临安群、会稽山阴群、台州庆元群、浦阳群、严州群、江西群、福建群、东莞群等。唐朝晖《元遗民诗人群研究》[5]以江南浙西道遗民诗人群、浙东遗民诗人群、江东建康道遗民诗人群、江西湖东道遗民诗人群、福建闽海道遗民诗人群、海北广东道遗民诗人群及其下属各路等行政单位为划分单元，对其境内的元遗民诗人进行了系统考述。查洪德《元代学术流变与诗文流派》[6](P61-71)将元代诗文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六大流派，三个阶段指前期的南北抗衡，中期的东西并峙，后期的吴越对立。六大流派则指前期的北方和南方，中期的江右和浙东，后期的吴中和浙东。这一分类大体符合历史事实。顾世宝《元代江南文学家族研究》[7]简单介绍和描述了江浙、江西、湖广、福建等地的27个文学家族，并对宣城贡氏作了重点讨论。元末明初的诗歌流派异彩纷呈，相当繁盛，明人胡应麟对此有精辟概括“：国初，吴诗派昉高季迪（高启），越诗派昉刘伯温（刘基），闽诗派昉林子羽（林鸿），岭南诗派昉于孙蕡仲衍，江右诗派昉于刘崧子高。五家才力，咸足雄据一方，先驱当代。”[8](P342)王学泰《地域分野的明初诗歌派别论》，廖可斌《地域文人集团的兴替与元末明初文学思潮的变迁》，李圣华《初明诗歌研究》[9]都是聚焦此段文学史实的研究力作。后者为专书，以越中派、吴中派、江、闽中派、岭南派五个诗歌流派为主要研究对象，全面系统地对其群体构成、诗歌创作成就和诗歌发展状况进行了探讨。具体地域研究方面，江浙、江西、大都作为元代文学最发达的区域，汇聚了学界最集中的关注和最高的研究热情。
江浙元末明初的五家诗派中，吴中派是学术研究的热点，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周明初、程若旦《元末明初吴中文学研究综述》[10](P37-42)从综合性研究、文学思想研究、社会文化研究等宏观方面，以及作家作品、诗社研究等微观方面入手，对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吴中文学论述进行了整理和总结。该文未尝涉及的重要研究成果还有廖可斌《论元末明初的吴中派》，晏选军《元明之际吴中地区士人群体与文学思想研究》[11]。元代浙东地区文化鼎盛，文人辈出，特别是在元明之际，浙东文人阶层因其与朱明政权的紧密联系而备受关注。董刚《元末明初浙东士大夫群体研究》、王魁星《元末明初浙东文人群研究》、魏青《元末明初浙东三作家研究》[12]关注浙东文人的生平出处与政治选择，都将文人命运放在元明易代大环境下考察。后者主要选取刘基、宋濂、戴良三人进行研究，分别考察了他们的生平交游和文学创作。饶龙隼《元末明初浙东文人择主心态之变衍及思想根源》[13](P73-79)通过浙东文人择主心态的变衍，反溯其根源在浙东“正学”：将“正学”施之政治，陷入天下是否为公的悖论，终使择主失败。江浙郡邑文学研究方面，欧阳光《论元代婺州文学集团的传承现象》[14](P380-400)粗线条勾勒了婺州作家群的传承情况，并扼要分析了形成这一文学集团的历史原因。徐永明《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体研究》[15]以浙江婺州地区的文士和文学为研究对象，描述了当地的诗文创作情况，并为黄溍、胡助、吴师道、宋濂、王祎五人编制了年谱。杨亮《宋末元初四明文士及其诗文研究》[16]分析了宋元之际四明文士的心态及其文学理论与主张，并对舒岳祥、戴表元、袁桷的诗文活动分别设章进行了研究。崔志伟《元末明初松江文人群体研究》、朱传季《元末明初杭郡文人集群研究》[17]两篇学位论文则关注了元末明初松江和杭州的文人群体和文学现象。
江西元代的江西文学十分繁盛，取得了巨大成就，今人有以下研究成果：刘明今的《刘辰翁父子与宋元之际江西文坛》、《吴澄与宋元之际江西地区文学批评的风尚》[18]两篇文章聚焦元代江西重要文人刘辰翁和吴澄，分析了围绕在他们周围的江西文人群体及其文学思想，并提出江西地域文学特质有异于其他地区。饶龙隼《南唐故家与西昌文学》《接引地方文学的生机活力———西昌雅正文学的生长历程》[19]二文聚焦江西泰和（西昌），将该地独有的文化气质与南唐时期旧家古族迁居于此联系起来，并发掘其深刻的文学意蕴，认为其雅正和平的文风与明初台阁体的出现息息相关。唐朝晖、欧阳光《江西文人群与明初诗文格局》[20](P141-145)与饶文的结论颇为相似，该文认为江西文人群以其独有的性格特征，在明初得以超越吴中、越中文人而成为文坛的主要力量。其典雅淳朴的诗风文风与明初政治文化需求趋向一致，从而成为文坛的主导风格，并深刻影响了台阁体。刘建立《元代陆学与江西文坛———以刘壎、李存为研究中心》[21]以元代陆学与江西文坛的交叉为切入点，以刘壎和李存为重点研究对象，在介绍元代社会思想潮流和江西文坛风气基础上，分析了刘壎与李存的陆学思想，以及在陆学思想影响下的文学理论与诗文创作。
大都元大都是元代政治中心，也是文人墨客汇聚之地。辛梦霞《元大都文坛前期诗文活动考论》[22]主要考察了1215年蒙古攻占燕京至1315年元朝开科举的一百年间，以燕京及大都为中心的文学圈内，文人群体的诗文活动。该文以准备、开端、融合、前奏为次序描述大都文坛的历史发展，全景勾勒出文学的盛景。杨镰《元代文学的终结：最后的大都文坛》[23](P96-103)例举大量文人事迹，回顾了至正二十八年以前十几年间大都文坛最后的繁荣和落寞，揭示了大都文坛在沟通南北文人联系交流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最后无可挽回地曲终人散的结局。傅秋爽《北京元代文学史》[24]分上下二编，上编为北京元代文学的基本内容，包括对社会背景和文化特征的描述及对北京元代文学状况的简要勾勒，上编的主要篇幅则是以作家介绍为主的大都杂剧、大都散曲、大都诗文三部分。下编为北京元代文学与社会生活的杂论之作。
综合上述，元代地域文学研究成果丰硕，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可以说，这些研究已经基本廓清了元代地域文学的创作实绩。其中，江浙、江西、大都三个研究热点的突出也表明相关研究已大致勾勒出了元代地域文学的历史轮廓。笔者认为，今后一段时期，元代地域文学还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深入研究，取得进一步收获。一是加强搜集元人自身和明清人对元代地域文学发展的观点和见解，从“夫子自道”和“后人接受”两方面着手，还原地域文学现象的历史原貌和衍变线索。元人对其所处时代的文学实况已有清晰的认识和较为系统的总结。如刘诜论江西文学，胡助论婺州文学等等，就表现出显著的建立学术传承谱系的意识。又如清人顾嗣立在《元诗选》中对元代诗歌北方承金、南方接宋、西北弟子联翩而至等现象的描述也带有总结时代文学线索的意思。二是加强不同地域间文学交流和互动的研究。地域文学虽然具有较独立的研究品质（如地域风貌与文学风气的投合等），但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进行排他性的研究。不同地域间的文人是在流动和互动中完成人际交往和文学交流的。这既包括文人的流寓和过境，也体现在相互酬唱和撰写送别序方面。不同地域文学间的碰撞和融通往往具有特殊的文学史意义。三是加强县域文学研究。地域文学根据不同的行政划分形成了不同的分区单位。元代地域文学既可以简单地以南方和北方为论述单位，也可以进一步以江西、江浙、大都等行省一级为单位，甚至再进一步以婺州、四明、杭州等郡邑一级为单位。这三种行政区划级别上的地域文学研究都已为学界认可和重视。但实际上，我们还可以再具体细微地将研究触角伸展到州县一级，开拓县域文学研究的“小”天地。如江西之丰城、南城、南丰、泰和、清江，江浙之天台、黄岩、桐庐、浦江、上虞等地皆是人杰地灵的所在，诗文创作繁盛，在这一级别上进行的相关研究能更深地触及文学最底层最本质的东西。况且文人在为文章署名时，常常自称某县域某人，这是他们对个人身份进行自我体认的表现，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2.中国化与系统化的结合之道——李达独特的哲学探索时丽茹，ShiLiru
3."仁爱"与"兼爱":两种不同的和谐文化传统朱传棨，ZhuChuanqi
4.春秋时代以德治国观念之生存论基础张洪波，ZhangHongbo
5.论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解放阶段的思想袁银传，乔翔，YuanYinchuan，QiaoXiang
6.人学观的历史变革及其当代启示赵士发，ZhaoShifa
7.人学视野下的马克思实践范畴李志，LiZhi
8.科举文学与"科举学"刘海峰，LiuHaifeng
9.科举制度是中国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关于"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的几点说明陈文新，ChenWenxin
10.唐宋派与明中期科举文风余来明，YuLaiming
11.影视与文学名著的日渐疏离金宏宇，原小平，JinHongyu，YuanXiaoping
12.影视的传播与文学的接受简敏，JianMin
13.中和性人格的心理学分析谷传华，陈会昌，GuChuanhua，ChenHuichang
14.中国早期者的宗教观蔡双全，CaiShuangquan
15.刘澜波抗日救亡活动之武汉篇张万杰，ZhangWanjie
16.自来水与清末民初汉口的城市生活方秋梅，FangQiumei
17.试析近代早期英国对乞讨的限制张佳生，ZhangJiasheng
18.都铎王朝时期英国济贫法的演变刘涛，LiuTao
19.从科技新闻看公众科技信息知情权之缺失秦志希，王琼，QinZhixi，WangQiong
20.新闻史研究思路和方法讨论述评崔萍，CuiPing
21.中国化与当代中国哲学——全国第八届马克思哲学论坛综述陈熙
22.全方位地把握东方戏剧文化的特征——评《古代戏曲与东方文化》康保成
23."2008武当文化论坛"学术研讨会综述徐萍，陈方园
1.主体性理论的三个维度骆郁廷，LuoYuting
2.马克思对社会契约论的批判及其现实意义洪小兵，HongXiaobing
3.中国大陆近30年来的宗教哲学之争及其学术贡献段德智，DuanDezhi
4.现代民主视域下的禅宗制度陈洁，ChenJie
5."此在"——海德格尔生存与思想的合一唐桂丽，TangGuili
6.在知识、意识形态与政治之间——关于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深层次剖析欧阳英，程晓萱，OuyangYing，ChengXiaoxuan
7.比较哲学与意义问题费定舟，FeiDingzhou
8.沈祖棻的生年及其他吴志达，WuZhida
9.论沈德潜的宋诗观王炜，WangWei
10.清代神鬼剧、凶戏之禁毁丁淑梅，DingShumei
11.妙玉的修行与方外的悲剧胡晓明，HuXiaoming
12.昆曲青春版《牡丹亭》跨文化传播的意义胡丽娜，HuLina
13.流水对类型新论罗积勇，张鹏飞，LuoJiyong，ZhangPengfei
14.《诗·大雅·荡》中"荡荡"等词语辨释罗庆云，LuoQingyun
15.评林则徐对两湖盐务的整顿及其成效萧致治，XiaoZhizhi
16.论晚清的财政搜刮蔡国斌，CaiGuobin
17.明代北京行部与行在六部考辨邱进春，QiuJinchun
18.论晚明士大夫的禅悦风气刘春玲，LiuChunling
19.德国"新东方政策"与欧洲一体化研究张才圣，吴友法，ZhangCaisheng，WuYoufa
20.论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比例代表制陈从阳，ChenCongyang
21.西方民主政治视野下大众媒介的功能异化及后果郭小安，GuoXiaoan
22.视觉传播符号在跨文化广告传播中的解读陈祁岩，ChenQiyan
23.20世纪道教文学研究的历史性总结——读《想象力的世界——二十世纪"道教与古代文学"论丛》有感陈文新
1.中国化思想的源流汪信砚，WangXinyan
2.中国者论苏联哲学普遍性——论中国哲学与苏联哲学源流关系何萍，HePing
3.乾嘉时代之前的中国语言哲学思想片论吴根友
4.从墨家"名"论看其语言哲学思想刘湘平，LiuXiangping
5.孟子语言哲学思想发微彭传华，PengChuanhua
6.简论汉唐经学中的语言哲学思想彭公璞，PengGongpu
7.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言哲学思想孙邦金，SunBangjin
8.试论两宋儒学的文本观及其经学中的语言学思想黄敦兵，HuangDunbing
9.方以智的语言哲学思想刘元青，LiuYuanqing
10.当代西方生态学生态危机理论评析陈食霖，ChenShilin
11.略论生态学的消费价值观万健琳，WanJianlin
12.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当代视角刘小英，LiuXiaoying
13.关于《牡丹亭》和青春版《牡丹亭》的研究郑传寅
14.《牡丹亭》与宗教智慧郑传寅，ZhengChuanyin
15.妙在离合之际——论青春版《牡丹亭》的剧本整编何博，HeBo
16.青春版《牡丹亭》"花意象"的艺术功能邓斯博，DengSibo
17.20世纪以来《洛阳伽蓝记》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王建国，WangJianguo
18.生命与历史的迷思——《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轻与重"的思考谭玮，TanWei
19.音乐剧《猫》的成功之谜孙琳，SunLin
20.现代汉语"不料"复句考察刘平，LiuPing
21.美国内战前关于问题的论争宋云伟，SongYunwei
22.英国重商主义思想的分期问题李新宽，LiXinkuan
23.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对日经济政策探析徐建华，XuJianhua
24.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的岁时节令刘礼堂，熊燃，LiuLitang，XiongRan
25.南朝"行事"考鲁力，LuLi
26.论唐五代敦煌的民间社邑——对俄藏敦煌ДХ11038号文书研究之一乜小红，NieXiaohong
27.唐代多娶习俗之下的夫妇丧葬实态万军杰，WanJunjie
28.长江中游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深化与拓新张建民，ZhangJianmin
29.作为象征的宗族公产——以黄梅县程氏宗族为例徐斌，XuBin
30.试论广告传达意识形态信息的方式阮卫，RuanWei
3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报业的扩张路径刘静慧，LiuJinghui
1.历史分期命名标准刍议冯天瑜，FengTianyu
2.历史的解构与重构:泛化"封建"的话语分析吴宗杰，WuZongjie
3.论"封建"的内涵叶文宪，YeWenxian
4."封建"名实问题管见聂长顺，NieChangshun
5.汉译西书与汉语新式标点符号的形成孙建军，SunJianjun
6."杂志"近代含义的生成周光明，郑昱，ZhouGuangming，ZhengYu
7.试论"汉学"对日本文化和文学的浸润与涵养武德庆，WuDeqing
8.视域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价值张应凯，ZhangYingkai
9.和谐发展理念的升华:建设生态文明孙金华，张国富，SunJinhua，ZhangGuofu
10.选择与会通:中国化的文化意蕴张西山，ZhangXishan
11.试论思维的基本特征陈东明，ChenDongming
12.武汉大学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哲学——范寿康与《中国哲学史通论》李维武，LiWeiwu
13.芳情不悔说启蒙——读萧萐父《吹沙三集》、《萧氏文心》等著作的体会高瑞泉，GaoRuiquan
14.传统与现代化之间——萧萐父先生"历史接合点"思想初探秦平，QinPing
15.秦、楚文化对战国至秦汉统一格局影响之比较研究胡克森，HuKesen
16.李东阳的文学传播意识薛泉，XueQuan
17.《红楼梦》"矛盾"现象研究述略曹金钟，CaoJinzhong
18.南宋散文研究的困境与出路闵泽平，MinZeping
19.诗词创作中的意境与语言艺术于华东，YuHuadong
关键词：多民族；文学史观；文学史建构；文化身份
中图分类号：I10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8—0134—04
多民族文学史观作为一种文学史观念，学界通过讨论明确了“多民族文学史观” 是什么和为什么要创建两个基本问题。然而，作为一种文学史写作的实践策略，因为少数民族作家文化身份的复杂性，“中国多民族当代文学史”写作并未获得学界广泛认可的进展。
一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兴起并成为当前的学术热点，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学说的创建，势必会提供一方坚实的思想基石，积极地作用以至有效地垫高包括中国文学研究在内的诸多相关人文学科的学术建设基准”，[1]（P5）它是20世纪哲学思想转向的结果——“20世纪人类思想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从历史领先原则向相互作用原则的转变，反映在辩证法领域，则是黑格尔对立统一原则受到质疑和挑战并提出平行统一的概念。这一概念用之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的编纂工作时可以提供有效的借鉴，同时对于国学观念的现代转型和文学的平行本质比较提供了方法论指导”[2]（P5）。同时不应忽视的是，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兴起是多民族文学史建构实践与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反思所获得的文献积累的结果。
首先，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兴起离不开学界进行多民族文学史的建构尝试所做的铺垫。自20世纪90年代学界就开始了多民族文学史的理论梳理和多民族文学史的建构尝试，1995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邓敏文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论》，该书以宽泛的研究视角，综合运用文学史学史和文学史原理相关理论，讨论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建设历程、各种文学史观、各民族文学史常见体例、各族文学关系、民族文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问题、民族文学史的分期问题，这是一部较早从文学史理论方面审视多民族文学关系的著作，为多民族文学史建构进行了准备。1997年华艺出版社出版了张炯、邓绍基、樊骏的《中华文学通史》十卷（新版增补为十二卷），该书延续了1949年以来中国文学史编写的总体框架，在保留了余冠英主持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和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部分内容的基础上，增补了大量新观点新内容，特别是立足于中国历史上多民族交流融汇的事实，增加了以往主流文学史忽视掉的各少数民族文学，尽管因文学史观的问题此部分内容并未真正有机融入国别文学史，但是其在多民族文学史编纂方面的开辟作用是积极的。2001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刘亚虎的《中国南方各民族文学关系史》，该书基于探讨中国南方各民族文学的关系、揭示其发展规律的目的，以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证明了中国各民族文学相互影响的文学史事实，对于形成多民族文学是互渗交流结果的文学史观具有重要启示。2003年杨义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杨义学术讲演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作者以其跨界研究的宏大视野提出大文学观“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强调了应该形成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整体文学观念，该书所提出的观念与基本概念成为多民族史观的主要理论支撑之一。2005年郎樱、扎拉嘎的《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成果，该书从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角度出发，侧重分析了从先秦到清朝整个古代文学不同时期民族关系的变化及其对文学发展的影响。2006年关纪新的《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十六名撰稿人分别从文学先驱的倡导、代表作家的实践、地域和族际的交流、语境背景的影响等不同角度，以评论的方式解读了多民族文学在20世纪的交流互动。这些成果的产生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成为近年学界热点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戏曲剧本 创作困境 戏曲复兴
戏剧剧本作为文学的基本样式之一，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声誉。世界文学史上，古希腊悲剧、印度梵剧《沙恭达罗》、莎士比亚作品、易卜生的现实主义剧本、荒诞派戏剧等一座座高峰巍然耸峙：中国文学史上，则有《西厢记》“天下夺魁”、关汉卿自铸伟词、《牡丹亭》“家传户诵”、《桃花扇》“时有纸贵之誉”等等一系列名作佳品。然而时过境迁，西方的戏剧创作薪尽火传、绵延不息，达里奥・福(1 997年)、耶利内克(2004年)、哈罗德・品特(2005年)等剧作家相继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登上世界文学的巅峰：中国的戏剧创作却陷入了无奈的停滞，除了源于西方的话剧时而还有个别佳作面世以外，传统的戏曲文学创作出现了一段几近断层的低潮期。
当下的戏曲剧本，优秀者寥寥无几，许多戏曲剧本要称之为文学作品甚至都颇可踌躇。各种文学选本基本不选当代戏曲剧本，各类文学史基本不提及当代戏曲剧本――从这个标准上来说，当前的戏曲剧本已经基本被剔除出当代的文学范畴。戏曲剧本的没落伴随着戏曲行业的整体衰弱，让许多学者慨叹戏曲在一个不再属于自己的时代里已经死亡，“戏曲属于古典艺术范畴，这不仅因为它的蕴育、形成、兴盛的时间属于古典时期。而且还因为它所体现的思想内容、文化精神。美学价值等都属于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体系，这是戏曲所应属的历史坐标”。
当前文化界对戏曲的态度总体上“遗产保护”多于“文化研究”，这样的态度对戏曲的存在与发展无疑是最大的困境。一种艺术形式被判定为“遗产”，本身就是对这种艺术现世存在的最大否定――“遗产”这个词总是使我们更容易注意它的历史价值而非其本身的艺术魅力。是否戏曲和戏曲剧本真的走到了它的尽头了呢?是否戏曲的存在只具有历史文化学的意义，只是因为“在这样一个科学理性时代，人们对一件无价文化艺术品的珍视和崇敬”呢?
“文学的古典与现代，仅仅是两种形态，实在无所谓先进与落后，无所谓深刻与浅薄。”任何一种文学形态，只要它可以承载特有的符合时代和人类共同心灵的内容，就可以继续存在并且不断繁衍，形式结构的创新只是为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可能而已。这个道理正如我们今天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即使再如何花样百出也无法否认莎士比亚的伟大一样，文学的最终评判标准在于它是否启发或回应了人类的情感与思索。虽然由于本身语言形式的问题。戏曲剧本不大可能被学术界划入“当代文学”这个充分强调反叛传统主题的文学研究范畴。但作为“当代”这个时间概念中的文学样式，戏曲剧本理应保有在“当代”的文学史上的一席之地。当代文学史对于当前戏曲剧本的莫肯一顾，更多的只是由于戏曲剧本自身的原因――当前戏曲剧本缺乏足以受到当代文学界关注的创作。
创作群体的局限，新作品的缺乏，是当前戏曲剧本创作存在的一个问题。谢柏梁先生的《中国当代戏曲文学史》是国内唯一一部以“文学”命名中国当代戏曲剧本的专著，这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对中国当代戏曲剧本创作作出统计和评价的专著之一。与其他文学史中名家名作往往星罗棋布、熙熙攘攘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这部文学史里，只列出了郭启宏、魏明伦、郑怀兴、陈亚先、王仁杰、周长赋、罗怀臻、陈西汀、顾锡东、马少波、李学忠等十数位比较知名的剧作家，而且往往某个剧作家只有一至两部作品可堪一观。与全国剧种总数超过250个、演出团体超过1500个、全年演出超过25万场的演出规模相比，戏曲的剧本创作滞后状况令人担忧。创作人群狭隘，创作成果自然相应地稀少，许多剧团几十年如一日地重复旧有剧本，将那为数有限、质量也有限的几个剧本翻来覆去地搬演。作品严重脱离当前的现实，与现代观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尚奇的审美需求越来越远。戏曲在许多年轻人观念中的陈旧形象，创作人群的狭窄与新作的稀疏要负一定的责任。
情节的不够严谨不够精彩还比较容易弥补，相比从前的剧作，当代许多新编的戏曲剧作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甚至不乏这方面的精品，例如京剧《曹操与杨修》、黄梅戏《徽州女人》、蒲仙戏《秋风辞》等。其实对于当代戏曲剧本的创作而言，情节的缺陷只是小问题，更大的问题在于思想性的缺失。当前大量作品的创作思想基本停留在传统文学时代。主题上多是宣扬精忠报国、善恶报应，内容上无非贫女含冤、公子落难、忠臣蒙屈，这些作品中，人物经常严重背离现实可能，情节也常常粗陋不堪、缺乏吸引力。与当代许多电影或电视剧情节上的环环相扣、悬念上的此起彼伏、人物形象上的真实可亲相比，大量戏曲编剧的粗陋更是表露无疑，这是许多年轻人不愿意走进剧场、甚至羞于走进剧场的原因之一。
曹文轩先生在《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和《第二世界》中有几处精彩论说。我以为谈到了当前大部分中国戏曲的病根：
(中国戏曲)较多地注意到了人在物质上的痛苦，而很少注意到人在精神上的痛苦。对痛苦的感情缺乏克制，缺乏风度。它做不到像西方文学那样将崇高感作为悲剧的效果，而是将怜悯感作为悲剧的效果。
……西方悲剧最终产生的是震撼灵魂的力量，而中国悲剧仅仅流于悲苦感情的倾诉，最终缺乏崇高之美感。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戏曲被请出了当代的文学殿堂，也丢失了对新一代知识青年群体的吸引力，只是越来越沦为老年人――特别是知识底层老年人――的“过时”消遣。
戏曲剧本的当代文学身份缺席，是对戏曲当前困境的又一增遽：市场上，与流行文化相比，戏曲显得过于边缘化、过于雅致：文化上，与当代文学相比，戏曲又显得过于粗陋、过于俗白――这种两难的中间者困境却绝不是像金庸武侠小说或者好莱坞电影那样能够雅俗共赏的潇洒悠游。这样的两难困境造成了戏曲演出的严重不景气。城市中上知识阶层很少参与戏曲消费，宁愿将文化消费托付于电视或者明星演唱会。戏曲演出虽然受到了一部分下层百姓特别是老年观众群的追捧，但演出票价低廉，市场潜力有限，欣赏群体知识素养的低下也不利于戏曲本身艺术性的提高。由于这种不景气，大城市的剧团经常要仰仗政府资金扶持，中小城市的各类剧团则举步维艰、濒临破产解散的境地；农村的民间剧团固然演出频繁，但水平低下，欣赏群体也只限于中老年观众，同时受到日渐普及的电视网络的冲击，日渐萎缩。戏曲演出的严重不景气，中国艺术研究院刘文峰研究员的《戏曲的生存现状和应对措施――综述》文中已经作了相当详 细的叙述，此处不再多言。
戏曲如果想要求取复兴之途，必须先提高自身的创作水准，在剧本上首先重回当代文学殿堂。而戏曲剧本如果想要重回文学的殿堂，在思想上，必须立足中国文化思想传统，充分参考世界思想进程，由政治学、道德学的附庸转向人类普遍命运的思索者和探究者，追求具有穿透时空的永恒魅力；情节上，必须改变原有的物质关注套路(仅仅关注于某些固定的物质层面的失去，例如忠臣复国、孝女含冤等)，将眼光放及人类面临困境时候的一切搏击：语言上，则必须处理好文言唱词与白话的关系，处理好雅词俗句的比例等问题。我们看到，当前一部分剧作家正在做着各种各样的探索努力。魏明伦的《潘金莲》《巴山秀才》等改革川剧，陈亚先的《曹操与杨修》溥新编京剧，王仁杰的《枫林晚》、《董生与李氏》等经典梨园戏，郭启宏的《南唐遗事》、《司马相如》等创作昆曲……这些剧作家有意识地注意到了人性的复杂生活的冲突，对戏曲的浅俗之痛作了一定的矫正，虽然也尚存在着各种不足之处，如过于偏离文化传统、情节过于荒诞，将人的欲望放纵视为人性的自然解缚加以颂扬，将真实无条件地等同于艺术的美……但是毕竟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增加了戏曲剧本的文学素养。
困境是客观存在的，但我认为，中国的戏曲远没有达到凄凄惶惶走上绝路的地步。
现代城市文明的崛起让许多评论家慨叹“在现代的文化格局中，文学已注定是一个迟暮老迈的角色，尽管它想方设法保存元气、黾勉自撑，甚至不惜以体衰之身迈开大步来追赶年轻的已不属于它的时代，但是这都不可能改变它日薄西山的命运”这样的评论对于文学的当前困境作了充足的审察，但这样的评论显然没有注意到世界文学特别是中国文学当前“困境”的产生背景。与十九世纪以前曾经高达80％的文盲率相比，现代化所带来的公民普及教育大大减少了文盲的比例，这样的受众环境应该是越来越适合文学发展的，而绝非导向文学没落的悲叹。文学界所慨叹的文学“边缘化”更多的只是由于话语权的失落――在遥远的文盲众多的时代，文学素养较高的人群曾经把持着话语权以及对于话语权的叙述权，文学充当了如同柏拉图理想国中幻想意义上的“哲学王”角色，做的是不大符合自己身份的僭越之举。然而事过境迁，文学对话语权和叙述权的掌控随着国民教育的普及而失落了，越来越多的知识人群分摊了文学的叙述权，而话语权则被国家和媒体所攫取。这种情况下，文学的“边缘化”身份才被广为流播。然而，得失之间仔细斟酌，相比于从前依靠话语权掌控而在文盲群体中形成的敬畏感，现代文明时期回归自我的拥有更为广泛读者群体的文学实际上要更富有生命力。今天一个普通的欣赏者，他对于文学的理解和对于文学发展所提供的作用相信要远远大于《儒林外史》里面那个打了中举的范进后便感觉“手隐隐疼了起来”的胡屠户。
今天我们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种种“盛世”误解来源于古代掌握话语权和叙述权的少数知识群体的自我润色。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教育被纳入国家强制规划，国民知识素养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才真正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如今占总人口数大约7％的文盲人口，虽然绝对数量仍达到了1.16亿，但相比从前任何一个时代，文学都拥有更多的潜在读者。群众的阅读量虽然总体上落后于世界许多发达国家，但与文盲众多、许多读书人又只是沦为科举牺牲品的历代相比，文学的生存土壤也要厚实得多。另一方面，改革开放至今，生活的不断富裕也让更多的人能够有足够的金钱和闲暇来参与文化消费。中国国营剧团的困顿是众所周知的。许多民间剧团虽然演出场次很多，但其演出对象是相对比较没有消费能力的农民阶层，演出报酬低廉，生存状况同样不容乐观。反观国外坚持艺术化戏剧路线的，许多都取得了良好的市场效应。美国百老汇一直都是世界戏剧的中心，“人口只有几千万的澳大利亚，仅仅悉尼歌剧院每年演出场次就达到三千场。悉尼人口只有300万，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大中城市，但是这一个剧院每年的演出，就超过了北京市的所有剧院一年的演出数量，甚至超过全国多数省份全年剧院演出的总数。”如果将戏曲的演出观众群设定在城镇中上知识阶层，则空闲时间较多、消费能力较高、欣赏能力也较强的这一个群体当然会更有利于戏曲的发展。目前的戏曲演出票价还很难与歌星的演唱会相比，但当年轻一代(绝大部分都接受了国民教育)穿越青春的盲目躁动、步入思想的成熟时期之后，什么能够成为他们新的文化消费对象?艺术化的戏曲无疑将是其中最为闪亮的一种。从受众群体的扩大、受众欣赏水平的提高等等方面来说，也许戏曲在当前才将要迎来它的黄金时代。
戏剧剧本作为文学的基本样式之一，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声誉。世界文学史上，古希腊悲剧、印度梵剧《沙恭达罗》、莎士比亚作品、易卜生的现实主义剧本、荒诞派戏剧等一座座高峰巍然耸峙;中国文学史上，则有《西厢记》“天下夺魁”、关汉卿自铸伟词、《牡丹亭》“家传户诵”、《桃花扇》“时有纸贵之誉”等等一系列名作佳品。然而时过境迁，西方的戏剧创作薪尽火传、绵延不息，达里奥福(1997年)、耶利内克(2004年)、哈罗德品特(2005年)等剧作家相继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登上世界文学的巅峰;中国的戏剧创作却陷入了无奈的停滞，除了源于西方的话剧时而还有个别佳作面世以外，传统的戏曲文学创作出现了一段几近断层的低潮期。
当下的戏曲剧本，优秀者寥寥无几，许多戏曲剧本要称之为文学作品甚至都颇可踌躇。各种文学选本基本不选当代戏曲剧本，各类文学史基本不提及当代戏曲剧本——从这个标准上来说，当前的戏曲剧本已经基本被剔除出当代的文学范畴。戏曲剧本的没落伴随着戏曲行业的整体衰弱，让许多学者慨叹戏曲在一个不再属于自己的时代里已经死亡，“戏曲属于古典艺术范畴，这不仅因为它的蕴育、形成、兴盛的时间属于古典时期，而且还因为它所体现的思想内容、文化精神。美学价值等都属于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体系，这是戏曲所应属的历史坐标”[1]。
当前文化界对戏曲的态度总体上“遗产保护”多于“文化研究”，这样的态度对戏曲的存在与发展无疑是最大的困境。一种艺术形式被判定为“遗产”，本身就是对这种艺术现世存在的最大否定——“遗产”这个词总是使我们更容易注意它的历史价值而非其本身的艺术魅力。是否戏曲和戏曲剧本真的走到了它的尽头了呢?是否戏曲的存在只具有历史文化学的意义，只是因为“在这样一个科学理性时代，人们对一件无价文化艺术品的珍视和崇敬”[1]呢?
“文学的古典与现代，仅仅是两种形态，实在无所谓先进与落后，无所谓深刻与浅薄。”[2](P.587)任何一种文学形态，只要它可以承载特有的符合时代和人类共同心灵的内容，就可以继续存在并且不断繁衍，形式结构的创新只是为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可能而已。这个道理正如我们今天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即使再如何花样百出也无法否认莎士比亚的伟大一样，文学的最终评判标准在于它是否启发或回应了人类的情感与思索。虽然由于本身语言形式的问题，戏曲剧本不大可能被学术界划入“当代文学”这个充分强调反叛传统主题的文学研究范畴，但作为“当代”这个时间概念中的文学样式，戏曲剧本理应保有在“当代”的文学史上的一席之地。当代文学史对于当前戏曲剧本的莫肯一顾，更多的只是由于戏曲剧本自身的原因——当前戏曲剧本缺乏足以受到当代文学界关注的创作。
创作群体的局限，新作品的缺乏，是当前戏曲剧本创作存在的一个问题。谢柏梁先生的《中国当代戏曲文学史》是国内唯一一部以“文学”命名中国当代戏曲剧本的专著，这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对中国当代戏曲剧本创作作出统计和评价的专著之一[3]。与其他文学史中名家名作往往星罗棋布、熙熙攘攘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这部文学史里，只列出了郭启宏、魏明伦、郑怀兴、陈亚先、王仁杰、周长赋、罗怀臻、陈西汀、顾锡东、马少波、李学忠等十数位比较知名的剧作家，而且往往某个剧作家只有一至两部作品可堪一观。与全国剧种总数超过250个、演出团体超过1500个、全年演出超过25万场的演出规模[4]相比，戏曲的剧本创作滞后状况令人担忧。创作人群狭隘，创作成果自然相应地稀少，许多剧团几十年如一日地重复旧有剧本，将那为数有限、质量也有限的几个剧本翻来覆去地搬演，作品严重脱离当前的现实，与现代观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尚奇的审美需求越来越远。戏曲在许多年轻人观念中的陈旧形象，创作人群的狭窄与新作的稀疏要负一定的责任。
情节的不够严谨不够精彩还比较容易弥补，相比从前的剧作，当代许多新编的戏曲剧作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甚至不乏这方面的精品，例如京剧《曹操与杨修》、黄梅戏《徽州女人》、蒲仙戏《秋风辞》等。其实对于当代戏曲剧本的创作而言，情节的缺陷只是小问题，更大的问题在于思想性的缺失。当前大量作品的创作思想基本停留在传统文学时代，主题上多是宣扬精忠报国、善恶报应，内容上无非贫女含冤、公子落难、忠臣蒙屈，这些作品中，人物经常严重背离现实可能，情节也常常粗陋不堪、缺乏吸引力。与当代许多电影或电视剧情节上的环环相扣、悬念上的此起彼伏、人物形象上的真实可亲相比，大量戏曲编剧的粗陋更是表露无疑，这是许多年轻人不愿意走进剧场、甚至羞于走进剧场的原因之一。
曹文轩先生在《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和《第二世界》中有几处精彩论说，我以为谈到了当前大部分中国戏曲的病根:
(中国戏曲)较多地注意到了人在物质上的痛苦，而很少注意到人在精神上的痛苦。对痛苦的感情缺乏克制，缺乏风度。它做不到像西方文学那样将崇高感作为悲剧的效果，而是将怜悯感作为悲剧的效果。[5](P.64)
……西方悲剧最终产生的是震撼灵魂的力量，而中国悲剧仅仅流于悲苦感情的倾诉，最终缺乏崇高之美感。[6](P.304-305)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戏曲被请出了当代的文学殿堂，也丢失了对新一代知识青年群体的吸引力，只是越来越沦为老年人——特别是知识底层老年人——的“过时”消遣。
戏曲剧本的当代文学身份缺席，是对戏曲当前困境的又一增遽:市场上，与流行文化相比，戏曲显得过于边缘化、过于雅致;文化上，与当代文学相比，戏曲又显得过于粗陋、过于俗白——这种两难的中间者困境却绝不是像金庸武侠小说或者好莱坞电影那样能够雅俗共赏的潇洒悠游。这样的两难困境造成了戏曲演出的严重不景气。城市中上知识阶层很少参与戏曲消费，宁愿将文化消费托付于电视或者明星演唱会。戏曲演出虽然受到了一部分下层百姓特别是老年观众群的追捧，但演出票价低廉，市场潜力有限，欣赏群体知识素养的低下也不利于戏曲本身艺术性的提高。由于这种不景气，大城市的剧团经常要仰仗政府资金扶持，中小城市的各类剧团则举步维艰、濒临破产解散的境地;农村的民间剧团固然演出频繁，但水平低下，欣赏群体也只限于中老年观众，同时受到日渐普及的电视网络的冲击，日渐萎缩。戏曲演出的严重不景气，中国艺术研究院刘文峰研究员的《戏曲的生存现状和应对措施——<全国剧种剧团现状调查>综述》[7]文中已经作了相当详细的叙述，此处不再多言。
戏曲如果想要求取复兴之途，必须先提高自身的创作水准，在剧本上首先重回当代文学殿堂。而戏曲剧本如果想要重回文学的殿堂，在思想上，必须立足中国文化思想传统，充分参考世界思想进程，由政治学、道德学的附庸转向人类普遍命运的思索者和探究者，追求具有穿透时空的永恒魅力;情节上，必须改变原有的物质关注套路(仅仅关注于某些固定的物质层面的失去，例如忠臣复国、孝女含冤等)，将眼光放及人类面临困境时候的一切搏击;语言上，则必须处理好文言唱词与白话的关系，处理好雅词俗句的比例等问题。我们看到，当前一部分剧作家正在做着各种各样的探索努力。魏明伦的《潘金莲《》巴山秀才》等改革川剧，陈亚先的《曹操与杨修》等新编京剧，王仁杰的《枫林晚》《、董生与李氏》等经典梨园戏，郭启宏的《南唐遗事》、《司马相如》等创作昆曲……这些剧作家有意识地注意到了人性的复杂生活的冲突，对戏曲的浅俗之痛作了一定的矫正，虽然也尚存在着各种不足之处，如过于偏离文化传统、情节过于荒诞，将人的欲望放纵视为人性的自然解缚加以颂扬，将真实无条件地等同于艺术的美……但是毕竟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增加了戏曲剧本的文学素养。
困境是客观存在的，但我认为，中国的戏曲远没有达到凄凄惶惶走上绝路的地步。
现代城市文明的崛起让许多评论家慨叹“在现代的文化格局中，文学已注定是一个迟暮老迈的角色，尽管它想方设法保存元气、黾勉自撑，甚至不惜以体衰之身迈开大步来追赶年轻的已不属于它的时代，但是这都不可能改变它日薄西山的命运”[8](P.62)这样的评论对于文学的当前困境作了充足的审察，但这样的评论显然没有注意到世界文学特别是中国文学当前“困境”的产生背景。与十九世纪以前曾经高达80％的文盲率相比，现代化所带来的公民普及教育大大减少了文盲的比例，这样的受众环境应该是越来越适合文学发展的，而绝非导向文学没落的悲叹。文学界所慨叹的文学“边缘化”更多的只是由于话语权的失落——在遥远的文盲众多的时代，文学素养较高的人群曾经把持着话语权以及对于话语权的叙述权，文学充当了如同柏拉图理想国中幻想意义上的“哲学王”角色，做的是不大符合自己身份的僭越之举。然而事过境迁，文学对话语权和叙述权的掌控随着国民教育的普及而失落了，越来越多的知识人群分摊了文学的叙述权，而话语权则被国家和媒体所攫取。这种情况下，文学的“边缘化”身份才被广为流播。然而，得失之间仔细斟酌，相比于从前依靠话语权掌控而在文盲群体中形成的敬畏感，现代文明时期回归自我的拥有更为广泛读者群体的文学实际上要更富有生命力。今天一个普通的欣赏者，他对于文学的理解和对于文学发展所提供的作用相信要远远大于《儒林外史》里面那个打了中举的范进后便感觉“手隐隐疼了起来”的胡屠户。
今天我们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种种“盛世”误解来源于古代掌握话语权和叙述权的少数知识群体的自我润色。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教育被纳入国家强制规划，国民知识素养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才真正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如今占总人口数大约7％的文盲人口，虽然绝对数量仍达到了1.16亿，但相比从前任何一个时代，文学都拥有更多的潜在读者。群众的阅读量虽然总体上落后于世界许多发达国家，但与文盲众多、许多读书人又只是沦为科举牺牲品的历代相比，文学的生存土壤也要厚实得多。另一方面，改革开放至今，生活的不断富裕也让更多的人能够有足够的金钱和闲暇来参与文化消费。中国国营剧团的困顿是众所周知的。许多民间剧团虽然演出场次很多，但其演出对象是相对比较没有消费能力的农民阶层，演出报酬低廉，生存状况同样不容乐观。反观国外坚持艺术化戏剧路线的，许多都取得了良好的市场效应。美国百老汇一直都是世界戏剧的中心“，人口只有几千万的澳大利亚，仅仅悉尼歌剧院每年演出场次就达到三千场。悉尼人口只有300万，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大中城市，但是这一个剧院每年的演出，就超过了北京市的所有剧院一年的演出数量，甚至超过全国多数省份全年剧院演出的总数。”[9]如果将戏曲的演出观众群设定在城镇中上知识阶层，则空闲时间较多、消费能力较高、欣赏能力也较强的这一个群体当然会更有利于戏曲的发展。目前的戏曲演出票价还很难与歌星的演唱会相比，但当年轻一代(绝大部分都接受了国民教育)穿越青春的盲目躁动、步入思想的成熟时期之后，什么能够成为他们新的文化消费对象?艺术化的戏曲无疑将是其中最为闪亮的一种。从受众群体的扩大、受众欣赏水平的提高等等方面来说，也许戏曲在当前才将要迎来它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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