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2 09:0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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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低碳经济；结构调整；新兴企业；发展对策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6）11-0123-02
低碳经济，顾名思义，就是减少对碳的使用，采用新的，清洁的，高效的资源发展的一类经济模式，也顺应了如今社会对低能耗低污染高效率的追求。
1 低碳经济背景下新兴产业具有的特征
我国是人口大国，经济产业多以燃煤为主，因此，要想发展低碳经济，促进新型产业的兴起，就要对以燃煤为主的传统工业企业进行限制甚至合并，在此同时还要多发展以旅游、服务为主的新型第三产业，大大减少碳的排放。对于新型企业需要满足以下几个要求。
1.1 低能耗，低污染
低碳低碳，就是要减少对碳的排放，此必定要减少以煤炭、石油为主的传统能源的使用，开发新型的清洁能源，风能，太阳能等，摆脱以传统能源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使产业的发展，城市的进步，符合如今社会对低碳生活的要求。现如今大力发展的新兴企业与传统企业相比，更注重发展过程上的变动，在低碳环节上更具有优势。唯有如此才能保证新型产业能够适应低碳经济的要求，使我国的传统经济更好更快的像低碳经济发展转变。
1.2 节约能源资源，能够减少废弃物排放
要想发展低碳经济，就必须满足低碳经济的要求：低碳，低排放，低能源，低消耗，高清洁低污染。因此，新兴产业的发展不仅减少了碳的排放，还促进了新能源的发展与利用，减少了能源消耗及因此造成的环境污染，满足了人们高水平高质量的生活要求。
1.3 科技投入高，能够促进技术创新
我国经济的传统发展模式就是消耗以煤炭、石油为主的能源资源的发展，耗能高，污染高，能源利用率低，因此，要想在新的低碳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中争取主动权，就必须加大科技投入，促进技术的创新。新兴产业的发展目标是低能源低消耗的低碳经济，这就需要运用新型的技术手段去开发新型的清洁型能源，提高能源的利用率，减少燃煤燃油后碳气的排放量。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新生的经济发展模式，其优化发展需要低碳技术创新的支撑和推动，低碳技术代表了未来技术与经济发展模式的方向，因此，我国必须加大科技投入，重视低碳技术的发展创新，使我国在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中获得先机，促进经济的发展，从而提高国际竞争力。
1.4 对我国经济体系发展具有引领作用
现在低碳经济愈演愈热，其发展趋势势不可挡，未来必定是新兴企业的天下，低碳经济将占据主导位置，一定要发挥好新兴产业的带头作用，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大力推进旅游业、服务业、新能源产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如今，国家为鼓励新兴企业的发展，还推出了许多优惠政策，加大对低碳经济的扶持与支持力度，这一措施极大地促进了新兴企业的出现与发展。与传统产业相比，低碳经济下的新兴企业将发展的重点放在经济、社会人类的和谐共处上，带动低碳经济的蓬勃发展，带领国家的经济朝着新型的经济体系发展，为以后的社会进步铺好路，为国家的美好未来与社会安全打下坚实的基础。
总而言之，低碳经济下的新兴企业是未来我国及其世界经济的领头者，是完成低污染、低排放，高效益的重要途径。
1.5 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我国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比较落后，以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效益。煤炭、石油、天然气的开采和不完全利用，极大地破坏了自然，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新型的低碳经济就要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经济对自然环境的无限掠夺，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新兴企业要重视绿色发展，提高自然能源的利用率，创建可循环、低碳、低污染的发展模式，采用新型创新技术，生产处低污染甚至无污染的产品，既能促进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又能满足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
2 低碳经济背景下新兴产业的发展途径
如今环境污染严重，气候变化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低碳经济自然就被提出并蓬勃发展。而低碳经济下的新兴产业就是为了减少环境污染与碳的排放，它们必定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头戏。基于对这以问题的认识，我国应积极做好应对准备，利用国内外先进的技术，借鉴其他国家在这一方面的应对措施，从实际出发，制定出符合我国经济情况的应对方案。而且国家还要在政策及制度上给予高度的支持，制定出适合新兴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使它们朝着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为低碳经济的发展开好头，创造出更高的效益。
2.1 为新兴企业的具体发展做好计划
基于我国人口众多，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来看，低碳经济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转型的首选方案。我国工业的发展以传统能源为主，不仅耗能大，而且污染严重。再者，这些煤炭、石油等的传统能源，数量有限，属于不可再生资源，若是我国还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依然延续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必然要受到能源资源的约束，而且如今的环境状况也要求我们必须转变发展方式，因此制定合适的发展计划迫在眉睫。低碳经济下的新兴企业将会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大潮中居于主导地位，现在我们首先要制定好它的发展目标与途径，加大科技投入，出台政策法规，为低碳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2.2 积极发展新型低碳产业，做好产业结构调整
我国做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第一、二产业还占据主导位置，要想充分利用经济危机带来的机遇，势必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首先关闭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的企业，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扫清障碍；然后加大科技投入，提高节能减排技术，从根本上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再者制定严格的奖罚措施，对那些排放超标，有污染现象，但效益较好的企业实行惩罚措施，促进他们进行结构调整或技术创新，同时还要对那些低污染、低能耗、高收益的企业予以奖励，鼓励他们的发展。但这些措施一定要落实到位，不能只是一席空话，不然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最后加大对低碳产业的扶持制度，使他们在良好的政策环境中顺利发展。
2.3 加强新型能源的开发利用
要发展低碳经济，新型的低碳能源肯定要被提起。那么什么叫做新型能源呢？百度百科解释说：“新能源，又称非常规能源，是指传统能源之外的各种能源形式。指刚开始开发利用或正在积极研究、有待推广的能源，如太阳能、地热能、风能、海洋能、生物质能和核聚变能等。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新型能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清洁、高效、可再生。这些新能源的使用可以有效控制气候变化，温室效应，全球变暖等问题的发展，还可以带动新的产业的发展，引领新的经济增长点。
2.4 建立新兴产业发展的良好外界环境
新兴产业要取得较好的发展前景，不仅需要从根本出发，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积极的政策支持，先进的经验技术，则是外部环境的首推，要想在这次的产业调整中抓住机遇就必须要重视这些。
首先，国家一定要大力支持低碳经济的新兴产业发展，可以制定颁布实施一些积极的政策，如加大对新兴产业的投资力度；对发展较好的新兴产业实行奖励制度；提高办理新兴企业相关事宜的办事效率；还可以调整相应的税收政策，对碳排放量较高的企业进行税收惩罚，提高他们的税收，对碳排放量较低的企业进行金钱上的奖励，减少他们的税收等。这些政策措施可以有效的减少碳的排放量，不仅促进了新型低碳产业的发展，而且还促进了产业的结构调整。再者就是先进的技术支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则是关键，因此要加大科技投入，大力发展低碳技术。
根据我国现在的实际发展状况来看，首当其冲的是提高能源利用率，节约能源资源。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的使用能耗较高，污染较大，浪费也比较严重，所以技术研究的重点应放在能源如何更好的利用上。国家和企业不应只是口头提倡技术创新，还要有实际行动，首先就是资金上的大力支持，然后就是大力推广低碳技术，扩大其应用范围，使国企、私企等企业都明白到低碳技术的好处，在此基础上促进自己的企业研究出一套符合自己的发展模式，推动创新技术的应用，以此生产出新型产品，从而促进我国的低碳经济的发展进程。
2.4 扩大国际合作与交流，积极引进应用国外先进技术
只有引领国际技术的潮流，适应国际发展的新趋势，集中攻克关键技术和重点工艺，积极研究开发组织科学技术，才能够保证低碳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下，我国发展低碳产业，当然也离不开国际的交流与合作。但实际情境中，却并非如此。比如，如今发达国家凭借着它独特的资金、政策、技术等优势，积极引导和支持企业的兼并、扩张、垄断，从而使其低碳企业高度集中，促进其向着专业化、高度化、丰富化的方向发展，占领了世界低碳经济市场。我国的低碳产业要想迅速发展，就必须立足如今的趋势，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加强企业的研发。
2.6 建立健全碳排放交易体系
要使企业将低成本的传统能源替换成清洁高效的新型能源，促进产业在清洁型能源上的开发与利用，减少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益，那么，必须建立健全的碳排放体系。目前，国内很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已经建立了合适的体系。公平的竞争，透明的交易环境，有效的法律法规等，为资源的合理利用、低碳下新兴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进一步推动了低碳技术的使用发展。
参考文献：
关键词: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集群;战略选择;发展路径
1研究基础
有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是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内涵与特征、形成机制与演化路径、影响与制约因素、发展模式与产业政策等方面。
1．1内涵与特征
姜秉国(2011)指出“外部经济”是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的内涵特征，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关联性、政治性以及高新科技性、发展潜力性、成长不确定性，主要包括海洋新能源产业、海洋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海水综合利用产业、海洋生物产业、海洋环境产业和深海矿产产业等六大海洋产业门类。于会娟(2016)认为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涉及“海洋产业”“新兴产业”和“战略性产业”，海洋高新技术是发展基础，涉及海洋的开发、利用、保护、生产和服务，并能引导海洋经济发展。
1．2形成机制和演化路径
Feser(2000)指出产业集群效应是产业集群的形成基础，规模经济、互动式学习与技术扩散可以通过集群内的共生机制获得。Long(2011)认为随着产业集群的演化发展，企业间对环境、金融等外部依赖会随着相互合作、竞合协同发展而逐渐减弱。李晓璇(2016)分析了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规模效应、辐射效应、协同效应、累积效应和适应性预期效应等原理。
1．3影响与制约因素
Karyn＆Cathal(2013)进行了实地调研后发现资金支持与政策保障是影响海洋新兴产业发展进程的关键因素。孙加韬(2010)指出科技水平、高端制造、资金投入等方面的不足是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赵楠(2018)以海洋生物产业集群发展为例，指出引导措施、激励体系、公共服务是主要的运行掣肘。
1．4发展模式与产业政策
Schot(2007)等认为可通过突破性的、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模式建立技术生态位。张玉强(2014)通过广东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模型实证分析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的现实问题。张艺(2019)采取文献计量和基础研究竞争力指数分析各国在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基础研究领域的竞争态势，明晰国内与海洋科技强国发展中的差距。基于上述研究基础，现有研究关注点多在于在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单个产业发展情况，相关研究缺乏相对有效的地方性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培育路径研究和科学的产业集群发展政策体系，更缺少针对省域副中心城市的实践性探索，而这对于促进高度产业关联、较高成长性的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建设显然不够。因此，文章以广东省湛江市为例进行进一步探讨，为沿海地区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培育和发展提供借鉴，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2问题分析
湛江市是中国海岸线最长城市，海洋经济规模连续十几年居广东省内前列，拥有较强的海洋经济发展优势。此外，湛江在广东省乃至全国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包括北部湾中心城市、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省域副中心城市、现代化沿海经济带重要发展极等，但当前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显现出的新常态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2．1海洋新兴产业发展迅猛，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够
湛江市拥有国内比较稀缺的鲎试剂等海洋生物和医药产业;在海洋多糖与海洋多肽利用、虾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方面处于国内领先水平;面向海洋的产业招商成效明显，与德国巴斯夫、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液化空气集团、华侨城集团、招商局集团、华润集团、中交集团等中国和世界知名企业有战略合作协议。但传统海洋产业仍占据海洋经济大幅份额，在传统海洋产业仍占据海洋经济大幅份额的背景下，新兴技术对接传统海洋产业所形成的高端环节未成规模，高端制造模式有限，产业转型升级效果还没有充分显现出来。现代产业发展不充分，优质实体企业不多，传统产业调整结构、转型升级步伐缓慢。
2．2形成了一定的先进技术，但创新驱动不够
2017年8月地方政府推行《湛江市蓝色海洋综合开发计划》，着力发展临港工业、海洋油气、海洋交通运输、滨海旅游、海洋装备、海洋生物医药、海洋渔业等主要海洋产业。但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还应该包括新兴技术对接传统海洋产业所形成的高端环节，目前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主导技术尚未形成以及市场结构与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导致产业整体水平仍然不高，低端产业占比较大，新产业还不能形成集群发展，特别是科技创新的本土制造能力亟待加强，涉海企业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内生动力严重不足，海洋新兴技术转化为全新的、现实的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经历一个长期而复杂的演化过程，也面临巨大的风险与挑战。
2．3形成了一定的产业基础，但集群培育程度不够
湛江三面临海，海岸线2023．6公里，2017年湛江市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318亿元，占GDP11.5%以上。2020年海洋生物产业集群初具规模，新增海洋产业省级以上新产品74项，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1%。但主要以海洋生物育种、海水健康养殖、海产品精深加工及海洋生物医药为主，总体而言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依然处于起步阶段，除了海洋生物企业外，大型海工装备制造企业缺乏;海洋新能源、海水综合利用、海洋环境产业、深海矿产产业等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亟待从无到有、加快发展、协同发展。
2．4有丰富的产业资源，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不够
追求经济发展和海洋保护是有机统一的，湛江三面环海，海岸、海岛、海湾资源丰富，海岸线总长2043．5公里(其中大陆岸线1243．7公里，岛屿岸线799．8公里)，占广东省的35．4%、全国的6．4%。海洋自然保护区面积和个数均居广东省首位，是湛江发展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得天独厚的优势。从目前湛江海洋经济发展现状看，海洋生态发展方面亟待加强，在规模上需要实现有效合理控制，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尚未形成;节能降耗、污染防治压力还比较大。
3战略路径
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培育既涉及单个海洋产业集群的价值联结、海洋资源跨行业配置，又涉及市场一体化、产业及环境的公共治理，以及产业布局创新、技术创新、研发转化、社会管理体制变革等诸多环节，更需要合理的产业结构、有效的产业集群培育路径、完善的科技创新管理系统和有力的政策支撑体系。
3．1技术创新引领转型升级
作为创新导向型产业，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海洋新兴技术创新成果为起点，形成产业规模经济，最终确立以海洋新兴技术产业为特征的技术经济范式。强调的首先是突破性技术创新产业化的结果，突出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全新性和非继承性。以创新驱动发展为核心战略，以一体化发展为导向，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海洋产业结构和层次，提高海洋产业创新力和竞争力。其次，产业链协同创新、产业孵化集聚创新值得进一步关注，高端化、高质化的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具有战略价值，以此形成较完善的区域创新体系。再次，将技术要素与其它生产要素相结合，在市场需求、政府行为等因素的促进下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实现规模化生产。因此，在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路径上，既要大力推进新兴技术的产业化和商业化应用，高起点培育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又要让传统海洋产业成为孕育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坚实基础，并借助新兴产业的新知识、新技术和新理念形成对传统海洋产业的渗透，从而带动传统海洋产业的革新与嬗变。这一过程的关键是促进海洋新兴技术从技术供给方向传统海洋企业转移，如海洋生物育种与健康养殖业就是传统海洋渔业高新技术化的结果。通过技术的渗透和适应性创新，提高传统海洋产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益，从而形成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3．2培育路径多样化
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经济特征决定了其技术与产业的融合过程，即集群培育路径应该多样化，要根据具体的技术、市场条件选择合适路径。首先，通过产业的关联性和技术的先进性实现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济外部性。其次，通过产业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将创新型企业的领先技术水平逐渐传导给从事相关性业务的企业，从而带动其发展方式的转变和技术水平的提升。再次，通过经济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技术升级，将创新型企业的核心技术、核心业务，与最优配套企业共同构造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完整的产业链和价值链，扩展到整个海洋经济领域时，以带来海洋产业结构的整体优化。特别是要围绕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发展需求，对标世界最先进水平，开展前沿先导技术和重大战略产品研发，系统梳理集群的突出短板与弱项，实施短板突破计划，推进集群内企业建立研发机构。
3．3完善的政策体系
逻辑层面的政策过程是指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的过程，也包括培育政策、保障政策、纵向体系和横向体系，形成动态循环系统。主要的培育政策应支撑重点项目选择、关键技术攻关、市场化、社会化，产业扩张、产业链整合、产业优化和转型升级，从而形成产业的规模化和社会化等产业发展需要。相关的保障政策应涵盖产业政策、科技政策、财税政策、人才政策、金融政策，服务于国家“海洋强国”战略，构筑完善的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培育政策体系，加强政策支撑力度。
3．4可持续发展的海洋生态环境
海洋经济发展，特别是战略性海洋新兴产业这一领域里，资源利用方面更应当具有超前意识，更要注重可持续发展，因此应建立海洋循环经济系统，以“减量、再利用、资源化”主线，从生产、消费源头减少对海洋环境的损害，相关企业在生产流程中就要建立一整套较为先进的生产理念，完善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此外，也应该要对海岸带进行全面清理整治，改善近海水域水体质量，完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提高海洋资源对海洋经济发展承载力，建立科学有序的海岸带保护和利用规范。
4结语
在过去的十年中，新兴经济体经历了一个高速发展阶段，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经济总量来看，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从2000年的37%上升至2010年的47.1%，预计到2015年将达到52%。
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中，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GDP大幅下降，下降比率分别为2.6%、5.2%、4.7%、4.89%。相比之下，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GDP受危机影响不大，中国和印度两国甚至保持了9%和5.68%的高速增长。俄罗斯GDP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原因是，能源产业是俄罗斯的支柱产业，而在金融危机之中，2009年全球石油需求始终呈负增长，国际石油价格急速下挫，因此拖累了俄罗斯经济。
新兴经济体从危机中恢复的速度也快于发达国家，以自身的高速增长首先走出低谷，引领作用不断凸显。2010年，巴西第一季度GDP增长率迅速上升到8.9%，比上个季度上升了4.5个百分点。同期印度GDP增长率从8.6%上升到11.2%。而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复苏脚步缓慢。2010年，美国第三季度GDP增长率仅为2.6%，日本季度GDP增长率仅为0.4%，欧洲各国则纷纷陷入债务危机中不能自拔。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人们普遍看好新兴经济体国家，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发展空间，将成为今后拉动世界经济的新增长极。预计到2015年，巴西、俄罗斯与南非GDP的增长速度都将超过4%，印度和中国将分别达到8%和9.4%，全部高于3%的世界平均水平（详见表1）。
二、新兴经济体对外贸易特点
（一）大量进出口中间产品
由于新兴经济体国家主要从事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的代工生产，因此这些国家大量进出口中间产品。表2、表3给出了新兴经济体进出口产品比重。由图所示，2009年“金砖五国”进出口中间物品的比重均超过资本物品和消费品的比重，其中印度中间品的进口、南非中间品的出口已分别达到了78%和72%。
中间产品加工贸易为新兴经济体迅速融入全球生产体系提供了一条渠道。加工贸易使新兴经济体发挥了本国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决国内就业问题，对于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一面。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新兴经济体加工生产处于产品整个生产链的底部，进口原材料和加工成品两头受制，对于国家生产技术提升和科技进步的帮助不大，所面临的对外贸易条件恶劣，所获得的利润较薄等情况也是不争的事实。
（二）对外贸易主要依赖发达国家
从金砖国家主要的贸易伙伴国来看，新兴经济体对外贸易主要依赖发达国家和地区。在金砖国家前七大出口和进口国及地区中，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既是金砖国家重要的出口目的国，同时也是他们重要的进口来源国。结合表2和表3可以得知，新兴经济体依赖向发达国家出口也是由于处于产业链下游，大量向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提供生产最终产品所需要的中间产品所导致的。此外，从贸易集中度来看，新兴经济体的出口贸易都较为集中，前七大出口国出口量占各国出口总量的47%以上。尤其是中国，向前五大出口伙伴国的出口量已经超过中国出口总量的一半以上。
（三）重要技术和生产设备依赖进口
新兴经济体国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先进技术的需求越来越大。由于新兴经济体自身拥有的高端技术很少，能够独立生产的设备也有限，因此，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对重要技术引进和生产设备进口的规模不断上升。2007年，中国、巴西和南非花费在获得专有权利使用和特定许可上的金额分别为81.92亿美元、22.59亿美元、15.96亿美元，增长率分别为23%、36%和25%。
机械和运输设备等生产设备也是新兴经济体最主要的进口产品，在巴西、中国、俄罗斯、南非四国进口产品的比重居于第一位，在印度进口产品比重居第二位。在该类产品中，巴西、俄罗斯和南非进口最多的是道路机动车辆，分别占三个国家2009年该类产品进口总量的21.5%、21.5%、19%；中国进口最多的是其他电力机械和仪器，占中国2009年该类产品进口总量的39.7%；印度进口最多的是电信设备，占印度2009年该类产品进口总量的19.2%。机械和器具非电器零部件是该产品中五个国家进口次多的产品，分别占五国进口第七类产品总量的17.9%、12.3%、17.5%、20.4%、17.5%。
三、新兴经济体共同面临的问题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还面临着很多共同的问题。
第一，新兴经济体面临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由于美国采用“量化宽松”的政策，致使美元对外币不断贬值，进而导致全球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加剧。新兴经济体国内所面临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和本币升值压力更是不断攀升。根据巴西中央银行发表的《经济趋势报告》，巴西最近15周里有14周出现物价上涨。中国2011年2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4.9%，生产价格指数(PPI)上涨7.2%，达到2008年10月以来的最高点。自2010年以来，新兴经济体普遍已经采用加息、上调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积极对抗通货膨胀。如何在控制通货膨胀、本币升值的同时，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增长是对新兴经济体的一大挑战。
第二，后金融危机时期，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势力不断抬头，新兴经济体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复苏进程较为缓慢，长期以来国内失业率居高不下，而欧盟国家又深陷债务危机不能自拔。在这种经济形势下，一方面发达国家人民对新兴经济体国家产品的需求大量缩减，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对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出口采取排斥的态度，这使得新兴经济体的对外贸易不可避免地持续受阻。以中美贸易为例，奥巴马政府已经对中国产品开展了至少十余次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双方争端愈演愈烈。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几年时间，新兴经济体所面临的出口贸易环境将会进一步恶化，来自发达国家的市场将会大幅萎缩，如何转变贸易发展方式，以及寻找出口贸易以外的其他经济“引擎”将是新兴经济体共同面临的又一难题。
第三，新兴经济体同时面临金融风险预警和金融监管的考验。随着新兴经济体经济不断发展，这些国家同时吸引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资。2008年，中国、印度、南非、巴西、俄罗斯分别吸收外商直接投资630.03亿美元、415.54亿美元、 90.09亿美元、450.58亿美元和703.20亿美元。大量国际游资加大了新兴经济体金融监管的难度，对金融市场风险评估和预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利用好外资的同时，又能够有效的监管金融市场，谨防国际热钱扰乱本国的金融市场，也是新兴经济体需要考虑的问题。
第四，新兴经济体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弱势地位。在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分工格局之中，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与其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不相符。这是由于，新兴经济体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是经济总量基数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普遍很小。虽然金砖国家都进入GDP世界前十五名，但只有中国一个国家进入前五名。此外，新兴经济体不具有发达国家所掌握的先进技术，进行制造业生产所采用的设备和重要零部件仍然依赖从发达国家进口。因此，在短期内新兴经济体难以改变处于低层次国际分工的地位。近年来，工业化过程已经基本结束的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一方面将高污染的低端生产环节转移到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又提出“低碳”的要求，试图以“碳排放量”作为砝码来遏制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如何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下争取更大的利益是新兴经济体面临的第四大难题。
第五，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大于合作，造成竞争力的削弱。以印度为例，印度与中国相邻，人口总量相近，近年来印度经济增长速度也很快，成为新兴经济体国家。因此，印度在全球范围内与中国竞争资源和影响力，两国在非洲的竞争就是最典型的一例。中印两国都需要从非洲获得石油、矿石等资源以支撑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目前中国每年从非洲进口的石油总量为3700万吨，而印度为1800万吨，双方存在很大竞争。鉴于中国近年来在非洲的影响力有所增加，印度也开始积极加强自身在非洲的影响力，强化了与塞舌尔、毛里求斯以及莫桑比克等印度洋沿岸非洲国家的外交关系。这种竞争思路削弱了两国的竞争力，阻碍了两国间进行合作。事实上，中国目前的比较优势在于制造业，而印度在IT、软件、金融、医药等服务业具有比较优势，双方存在很大的合作空间。
四、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合作路径
综上所述，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似，拥有一致的利益诉求，目前也面临相似的经济发展问题，因此，中国同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存在合作的基础。从本文所选择的代表性新兴经济体贸易数据看，近年来中国与这几个新兴经济体之间已经建立了良好的贸易关系，中国是印度、俄罗斯和南非三国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巴西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国。与此同时，中国也是巴西和南非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国，印度的第三大出口目的国，俄罗斯的第五大出口目的国。中国对于这些国家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之间可以考虑构筑新型南南合作模式，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争取在国际组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现有世界经济体制下，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由发达国家主导，所通过的决策往往也主要代表发达国家的利益。新兴经济体应该充分抓住历史机遇，团结起来，联合一致，齐心协力，促使现有国际秩序框架朝着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同时提高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话语权，使之与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匹配。
第二，倡导WTO多边自由贸易体制，联合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新兴经济体应充分利用WTO框架下的条款和协商机制，在对发达国家贸易过程中维护自身权益，抵制目前盛行的各种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为自身争取更为有利的国际贸易条件。与此同时，应积极扩大对外贸易市场，充分发挥相对比较优势，大力发展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商贸往来。
关键词：后危机；发展路径；碳交易机制；差别化的产业政策；低碳都市圈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2）04—0088—05
一、引言
在后危机时代，战略新兴产业日益成为各国产业竞争的焦点。具体来说，战略新兴产业集新兴科技、新兴产业和国家战略性于一体，是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相互融合的产物。从主导产业的选择依据来看，战略新兴产业有三个重要特征：第一，市场需求稳定并且有良好的发展前景；第二，具有良好的技术和经济效益；第三，能够带动相关产业的兴起。战略新兴产业主要包括七大产业：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学、生物医药、信息网络、空间海洋开发以及地质勘探。
二、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特征
后危机时代是全球经济危机缓和之后的一段时期，虽然该时期较之于低谷时期得到明显回升，且整体处于平稳增长状态，但经济体内部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素。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如下：
（一）国际贸易市场将长期处于供需不均衡，状态
鉴于危机后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以及居民储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需求尚难以在短期内恢复到危机前的繁荣状态。而长期依赖出口拉动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内需不足，外向型企业和产业的持续性发展面临巨大挑战，拓展和培育国内市场势在必行。
（二）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
发达经济体影响力下降，新兴经济体影响力上升。从经济危机的复苏进程来看，新兴经济体率先走出低谷，尤以中印为代表的亚太经济区（日本除外）复苏进程最为显著。发达经济体的复苏进程则一波三折，美国经济复苏进程加快但依然存在衰退的可能；欧盟经济区2011年再次遭受债务危机的重创，复苏进程暗淡；日本经济既受到欧美经济不景气的牵连，也深受2011年大地震的冲击，2011年经济为负增长。总的来看，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的新引擎，发达经济体的主导作用正日益被削弱。
（三）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调整将成为世界性趋势
一方面，鉴于过度发展虚拟经济带来的惨重教训，发达国家开始重新重视以现代服务业和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发展，以此来调整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的过渡阶段，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仍将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
（四）低碳经济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
在全球气候日益变暖以及自然环境不断恶化的条件下，低碳经济是人类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自从2003年英国政府在《能源白皮书》中提出发展“低碳经济”以来，低碳经济已在发达国家悄然兴起。而哥本哈根协议的签署则意味着低碳经济不仅是发达国家的发展方向，而且也将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五）政府干预将是各国实现经济良性发展的必要手段
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不仅意味着美国自由经济发展模式存在巨大漏洞，而且表明，市场调节不是万能的，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必要的政府干预。对发达国家来说，加强金融监管和防范金融风险的职能愈加突出。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自身市场体制的不健全和外部经济风险的存在更加突出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三、后危机时代对我国战略新兴产业的影响分析
在后危机时代，我国整体经济走向的变化将对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而我国整体经济走向会发生四种趋势性变化：第一，经济增长由过度外需依赖型逐步转为内外需求双向驱动型，而且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将最终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第二，区域经济由非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方向转变，这不仅表现为东、中、西三大地带经济发展趋于均衡，而且表现在城市群内部，主要是核心城市腹地（包括中小城镇和广大农村地区）经济的崛起；第三，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经济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业将获得长足发展；第四，发展低碳经济亦将是我国提高产业竞争力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受整体经济走向变化的影响，我国战略新兴产业在后危机时代会呈现出如下发展趋势：
（一）具有稳定而广阔的市场需求
在后危机时代，我国产业的发展将会由过度依赖外部产业需求逐步转为主要依赖内部产业需求。一方面，迫于国际市场需求长期低迷的不利情势，产业发展不得不由外需转为内需；另一方面，我国城市经济和第三产业的长足发展孕育了庞大的国内需求市场，从而为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前景。
（二）与尖端科学技术密切结合
从国际上来看，鉴于过度发展虚拟经济给整个经济体带来巨大创伤，发达国家开始重新审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尤为重视发展与尖端技术密切相关的新兴产业，以此来保持自身的经济和科技优势。而我国作为日益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后危机时代的产业革命必将是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绝好机会。这次产业革命将带动一大批战略新兴产业的兴起，进而推动我国现代制造业的发展，提升我国产业整体的竞争力。
（三）与关联产业相互融合，逐步形成庞大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
战略新兴产业与关联产业密切结合，并带动相关产业兴起，是其成为区域性乃至全国性主导产业的先决条件之一。关联产业包括前向关联产业、后相关联产业以及旁侧关联产业，它们分别为主导产业提后、产前和产中服务。此外，关联产业中有相当比重是生产业，战略新兴产业与其相互融合必将推动生产业的快速发展。从产业竞争力的角度来看，新兴产业与关联产业相融合并逐步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将有利于提升我国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并极大改善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中的不利地位。
（四）带动区域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
当前，我国许多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受到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的的严峻挑战，亟待产业转型，形成一种可持续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另外，被划为生态功能区的区域由于受自身环境和经济功能定位的限制，经济长期陷于停滞和贫困的状态，也亟需发展绿色高收益产业，实现与其他功能区的共同发展。而战略新兴产业作为低碳、节能的集约型产业对于落后地区的发展将是一个新契机。
四、后危机时代京津冀经济圈的内外环境分析
（一）外部环境分析
1.区域性政策和规划的出台促进了京津冀经济圈发展。2006年，国务院分别批准了北京和天津两市的城市规划，北京被确定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世界著名古都和国际大都市”，天津被确定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从而划定了两市不同的目标和职能，也促使京津冀经济圈内的“双核”城市逐步由竞争关系转向竞合关系，从而有助于增强经济圈的整体竞争力。同年，天津滨海新区上升为国家战略，2008年3月国务院又将其确定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使滨海新区成为继深圳、上海浦东之后第三个全面开放的经济新区。随着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天津滨海新区经济获得飞速增长，2010年的GDP总量突破5000亿元，超过天津GDP总量的半数（天津市当年的GDP总量为9224.46亿元）。尤为重要的是，2006年编制的“十一五规划”将《京津冀都市圈规划》纳入为一个重要的区域规划，由此正式确认了发展京津冀都市圈的重要性；2010年5月，国家发改委将酝酿已久的《京津冀都市圈规划》递呈国务院，该规划预计年底即将出台。由此，京津冀经济圈的发展方向将更为明确，经济合作将更为务实，区域经济凝聚力也将更为增强。
2.国际产业转移格局的变动促进了京津冀经济圈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随着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的不断上升和市场需求逐渐趋于饱和，外商投资北移的趋势不断增强：2005年，京津冀三地吸引FDI总额为1394亿美元，占全国的9.52%；2010年，三地吸引FDI总额达到2691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了0.93倍，占全国的比重也上升至9.95%（与此同时，长三角的比重由2005年的38.82%下降至38.09%，珠三角的比重由2005年的19.74%下降至2008年的15.57%）。这种国际产业格局的变动以及外商投资北移的新趋势，有利于京津冀经济圈承接国际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3.周边经济圈的崛起使京津冀经济圈面临严峻挑战。以济南和青岛为双核的山东半岛经济圈，紧邻日韩，港口便利，又得益于密集的城市分布以及制造业的高度集聚，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得以充分释放，其经济总量一直占据山东全省的三分之二强，2008年其GDP总量为27232.57亿元（山东全省GDP总量为39169.92亿元），是仅次于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的第四大经济圈。以沈阳和大连为双核的辽中南经济圈，依托自身雄厚的工业基础，又得益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计划的政策支持，近年来经济亦获得快速发展，2010年其GDP总量已达19084.09亿元。同处环渤海地区，两大经济圈日益崛起的态势对京津冀经济圈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
4.周边省份的崛起为京津冀经济圈造就了良好的经济腹地。作为京津冀经济圈的经济腹地，内蒙古、山西和河南三地经济在近年来表现出了强劲的增长态势。自2001年以来，得益于资源和政策优势，内蒙古经济增长速度连续八年高居全国首位，201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672亿元。另外，受中部崛起政策的助推作用，山西和河南两省近年来也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2010年两省国内生产总值分别达到9200.86亿元和23092.36亿元。随着蒙、晋、豫三省经济的日益崛起，京津冀经济圈将获得日益广阔和稳固的的资源供给和市场需求腹地，从而有利于摆脱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增强自身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二）内部环境分析
1.京津冀都市圈的发展缺乏坚实的法律和制度保障。第一，由于隶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划，京津冀都市圈内各城市间长期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尤其是对某些共享性资源和基础设施的使用常常得不到有效协调。第二，虽然出台了京津冀都市圈规划，三地也出台了各自的城镇发展规划，但是与正式的法律规范相比，规划的约束力和执行力毕竟有限。第三，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以及中小城市的发展，都市圈内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会不断出现，具有约束力的都市圈相关法律亟待出台。第四，都市圈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而这就要求构建一个科学、规范、有效的都市圈治理机制。由此，科学的规划和健全的法律将为都市圈发展提供有效保障，加强都市圈立法迫在眉睫。
2.京、津、冀三地尚未形成分工合理、竞争有序的竞合关系。运用产业结构相似系数法进行分析，可知2007年京、津、冀三地之间的三次产业结构趋同性颇高：京、冀间相似系数为0.8512，京、津间相似系数为0.9024，津、冀间相似系数更是高达0.9432。这主要是由于三地在制定产业发展规划时各自为政，又常常求全求大，不注重发挥自身的累积优势和比较优势，导致了区域间产业的同质化竞争。例如，渤海湾沿岸的黄骅港、曹妃甸、京唐港与天津港在产业规划中均将临港重化工业作为发展重点，石家庄、天津和北京三市均把医药制造业列为重点产业，由此加剧了同质竞争现象。除了产业间的同质化竞争外，京、津、冀三地在科研创新方面的合作水平较低，制约了经济圈整体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总之，三地产业过度重叠所导致的同质化竞争，以及科技创新合作的不足，势必拖累京津冀经济圈整体的发展。
3.不完善的基础设施网络仍是制约京津冀都市圈发展的瓶颈。完善的区域基础设施网络的不仅要求区域内有发达的基础设施群，而且要求其合理分工，协作有序。虽然京津冀地区拥有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但并未实现都市圈内高度的通达性。值得一提的是，津冀港口间的协作虽有进展，但远未形成分工合理、高效协作的一体化港口群。虽然2009年河北港口集团的成立加快了河北港口资源的有效整合，但是天津港与河北港口间仍存在功能上的重叠，如天津港也配置了铁矿石和原油码头（兼有集装箱码头），直接导致了与河北港口的竞争。此外，京津冀区域内还缺乏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一体化运营模式，尤其是港口的集疏系统不够发达，海运与铁路、公路运输联合运营的模式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4.经济圈内生态环境状况依然严峻。京津冀经济圈的生态环境状况依然严峻：2010年三地工业废水排放总量达142110万吨，占全国的5.98%；工业废气排放总量达68760亿标立方米，占全国的13.24%；固体废物产生总量达34819万吨，更是占到全国的14.45%；2010年渤海的废水排入量达1.81亿吨，化学需氧量海洋污染物达0.79万吨，致使四类和劣四类海水比重上升至24.5%；海河水系总体处于重度污染状态，在七大水系中污染最为严重，其中达到Ⅰ—Ⅲ类的水质仅占37.1%，远低于七大水系59.9%的平均水平。此外，土地沙化、水土流失、水资源短缺、地表水污染和大气污染等也都是京津冀经济圈所面临的环境问题。
5.京津冀都市圈城市体系结构不合理。截至2010年底，京津冀都市圈内地级市以上城市构成的层次结构如下：超过500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为北京、天津；超过200万的大型城市为石家庄、唐山；人口在100万以上的仅有保定；人口在50万和100万之间的城市为秦皇岛、廊坊、张家口、承德和沧州市。由此可见，京津冀都市圈的城市层次结构极不合理，一方面，核心城市过于发达，次级中心城市明显落后；另一方面，中小城市尤为不发达，主要表现为人口50万—100万人的城市居多，而人口100万—200万人的城市极少（仅有保定）。
五、京津冀经济圈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路径
（一）构建区域性的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体系
与京津冀都市圈发展规划相适应，京津冀经济圈应构建全区域性的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各城市的规划应以此进行调整和修改。这样可以有效避免京津冀三地在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方面产生过度竞争，进而形成分工合理、高效协作的新兴产业分工体系。
（二）根据不同的主体功能区实施差别化的区域产业政策
由于京津冀经济圈内不同的地域环境差异，国家对不同地区采取了差异化的经济功能区定位。由此，也导致了区域间经济的差异，突出表现为张家口和承德地区的落后（两地均被定位为生态功能区）。在新形势下，与差异化的功能区定位相适应，应采取差异化的区域产业政策，尤其要加大对张承两地的生态转移支付力度，积极扶持当地新能源产业、绿色工业的发展，逐步缩小区域间的经济差距。
（三）利用碳交易机制稳步推进产业的低碳化发展
碳交易机制是根据经济学中的外部性原理，对行业内的企业规定一个统一的碳排放标准，超出排放标准的企业可以向低于排放标准的企业购买碳排放权。碳交易机制可以有力刺激企业利用先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碳排放量；另一方面，它也促进了低碳产业的发展，而目也会促使高碳产业向低碳化方向迈进。
碳交易机制在京津冀经济圈的实施应采取循序渐进、稳步推进的原则。从空间角度来说，鉴于目前京、津、冀三地发展水平的差异，初步的碳交易机制应分别在三地内部实施和推行，以避免资源过度流往京津地区。随着三地经济水平的逐步缩小，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建立全区域性质的碳交易市场，使碳交易机制适时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产业部门角度来说，鉴于各产业间生产效率仍存在较大的差异，亦应采取渐进推进的办法。首先在各产业内部分别建立碳交易市场，加快碳减排的进程；待相邻产业科技水平相差无几时，再将各相邻产业的碳交易市场合并，建立大类产业碳交易市场；以此类推，最终建立一个产业间统一的碳交易市场，以市场机制推导产业的低碳化发展。
（四）培育和发展关联产业，形成以战略新兴产业为中轴的产业链
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关联产业的支持和带动，单靠自身发展很难成为区域主导性产业。前向关联产业为主导产业提后服务（主要是提供市场需求），后向关联产业为主导产业提前服务（如原材料、燃料、机器设备、生产工具等），而旁侧关联产业则为主导产业提中服务。因而，必须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关联产业，使其成为密集的产业链，才有望成为区域的主导性产业。
（五）培育新兴产业聚集区，发挥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
在京津冀经济圈内部，部分地区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已具有相当的比较优势，如保定、邢台和张家口的新能源产业，石家庄的医药制造业以及北京和天津的高端制造业等。根据现有基础和各自的比较优势，京、津、冀三地应稳步地布局新兴产业经济区，努力促使其集中布局，形成产业集聚群，实现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
六、京津冀都市圈的发展路径
（一）构建法制化、规范化、三方互动的都市圈管治模式
第一，增强都市圈规划的科学性、规范性、前瞻性和连续性，使各城市的中远期规划与京津冀都市圈整体规划相协调，并适时进行修改和调整，实现局部与整体的共同发展。第二，加快都市圈管治的相关立法，并且应本着一般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原则，使国家性和区域性的都市圈立法共同推进，从而为京津冀都市圈实现有效管治提供具有约束力和针对性的法律保障。第三，在国务院下属分支机构中，设立一个具有权威性和独立性的，并且由京、津、冀三方共同参与的京津冀都市圈管治机构，专门处理都市圈内的环保、治安、公共物品供给等问题。第四，在发挥政府对都市圈管治职能的同时，积极鼓励市民、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到都市圈的管治中来，使都市圈的管治模式由政府主导型转变为政府、市民、企业和社会组织四方共同管治型，从而有效避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二）构建京津冀低碳都市圈
第一，将低碳理念融入到京津冀都市圈规划当中，使都市圈的长远发展更符合低碳要求。第二，在引进外资和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都市圈对外设置统一、严格的环保标准，阻止高污染、高耗能产业进入本区。第三，构建有力的低碳消费政策支持系统，如对居民低碳消费方式给予物质奖励，为居民实现低碳生活提供制度性激励。第四，利用科技创新积极改造传统高碳产业，并大力发展低碳产业，使低碳经济成为都市圈发展的重要支柱。第五，加大对环京津贫困带的生态转移支付力度，积极培育和发展生态农业、新型工业和旅游业，走经济增长和生态保护相结合的绿色发展之路。
（三）构建完善的基础设施网络
第一，将各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纳入统一规划，尤其对共享性和竞争性基础设施，要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使其各具特色，互为补充，形成错位竞争与协作并存的竞合关系。第二，对共享性基础设施和资源，应根据有偿使用、利益均沾的原则建立一种定期的平等对话机制（或有中央主持，避免不对等的局面），以协调基础设施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第三，大力发展多种交通方式的一体化运营模式，尤其要加强沿海港口的配套设施建设，提高港口的集疏能力。第四，构建一个统一的津冀港务发展中心，根据比较优势确定各港口的发展方向，指导其发展各具特色的港口经济，促使港口间形成错位竞争、互为发展的格局。
关键词:新兴城市;宿迁;泰州;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9-0058-03
一、引言
新兴城市是指那些建制时间不长,在较短的时间内经济能够取得快速的发展,同时成为所在区域重要力量的城市。由于普遍存在发展的起点低、经济发展所需的软硬件设施缺乏等特点,这些城市不仅要快速发展自身经济,同时还要面临着与周围城市的竞争与合作问题。
江苏省宿迁市和泰州市分别于1996年7月和1996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撤销县级宿迁市,设立地级宿迁市,辖沭阳县、泗阳县、泗洪县、宿城区和宿豫县。总面积8 555平方公里,人口529万人。面积和人口在江苏13个省辖市分别列第4位和第7位。目前,下辖三县二区:沭阳县、泗阳县、泗洪县、宿城区和宿豫区,以及宿迁经济开发区、市湖滨新城和苏宿工业园区。县级泰州市从扬州市划出,组建地级泰州市,下辖海陵区、靖江市、泰兴市、姜堰市、兴化市。1997年,海陵区、姜堰市、泰兴市部分行政区划进行调整,组建高港区。2007年末,泰州市户籍总人口为504万人。全市总面积5 790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428平方公里。目前,泰州市辖2个市辖区:海陵区和高港区,代管4个县级市(靖江、泰兴、姜堰和兴化,以及泰州经济开发区)。
二、宿迁与泰州经济发展对比分析
(一)经济总体情况的对比
1999―2008年,宿迁GDP从182亿元增加到672.5亿元,平均增长率为15.74%,人均GDP从3 662元增加到13 110元,平均增长率为15.39%;泰州的GDP从368.9亿元增加到1 394亿元,平均增长率为15.99%,人均GDP从7 380元增加到27 713元,平均增长率为15.91%。这两组增长速度泰州都比宿迁要大。通过这些数字的比较可以看出,虽然在一些年份宿迁的增长速度比泰州要快,但多年的平均值比较宿迁仍然落后于泰州。也就是说,宿迁的经济总量及人均总量不仅在绝对值方面落后于泰州,相对增加速度也落后于对方,两地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2008年,宿迁地区生产总值675.2亿元,排在江苏13个市的第13位,人均GDP为13 110.68元,排在第13位;而泰州GDP达到1 394亿元,排在第10位,人均GDP为27 713.72元,排在第8位。从区域的角度来看,人均GDP低于泰州的全部都是苏北城市。另外,从县域经济的角度看,宿迁下辖的泗洪县、泗阳县和沭阳县人均GDP分别为10 628元、10 448元和10 116元,排在49个县(以及县级市)的第43位、44位和46位;泰州下辖的靖江市、姜堰市、泰兴市和兴化市人均GDP分别为为45 113元、29 410元、24 280元和16 400元,分别排在第11、20、25和35位。
(二)主导产业的对比
对于新兴的城市而言,经济的发展更大程度上依赖于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否以及主导产业的发展情况。产业结构方面,根据江苏省2007年统计数据,泰州以及宿迁的三产结构如下:
其中,泰州的三产结构比为8.56:58.25:33.19,而宿迁的三产结构为22.02:45.98:32.00,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过大,两个城市的共同问题都在于第三产业的比重过小。当然,对于新兴的城市来说,第三产业比重的增加需要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
另外,从主导产业方面来看,在2007年江苏省中小企业局公布的省重点培育的100个产业集群数目中,宿迁市共有木业产业、蚕丝稠产业、玻璃产业、酿酒产业以及棉纺织产业等五大产业集群入围。另有像彩塑包装、花卉等一些产业集群已经初具规模。五大产业集群共有企业3 000多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424家,2007年实现产值227亿元。其中,木材产业是宿迁的第一主导产业以及最大的产业集群,2007年实现产值100亿元,有3 000多家企业,其中规模以上企业398家。酿酒产业实现产值47.4亿元,其中,“洋河”和“双沟”两个白酒品牌是江苏省乃至全国的著名品牌。
相比之下,泰州在江苏省100家重点培养的产业集群中有10个入选,包括泰州医药产业集群、泰州内河船舶产业集群、泰州汽车传动配件产业集群、泰兴减速机产业集群以及江堰石油机械产业集群等。这些集群所在的产业在技术、资金以及对其他产业的带动等很多方面明显强于宿迁的几个产业集群。这10个产业集群在2008年实现营业收入1 000亿元,共有企业3 000多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1 300余家。
根据韦伯从工业区位理论角度对产业集群的解释,目前宿迁的产业集群仍处于第一阶段:企业依靠自身的简单规模扩张从而引起产业集中化的低级阶段,离第二阶段即依靠大企业以完善的组织方式集中于某一地方并引发更多同类企业出现的高级阶段还很远。宿迁在产业集群方面还存在着效应不显著、关联配套能力不强、龙头企业辐射带动能力不足以及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等不足。在人才、技术及资金支持方面,自主创新方面以及健全的服务体系等多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提升产业集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外部环境的对比
宿迁和泰州作为两个几乎同时设立的新兴城市,由于其所处区位的不同,决定了各自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对不同的外部环境。
从地理位置上看,泰州地处传统意义上的“苏中”地区,宿迁则地处“苏北”地区,苏南、苏中和苏北在经济发展中明显呈现出逐渐递减的局面。另外,从所属的经济区域来看,泰州位于长江沿岸。江苏省2003年提出了关于沿江地区的开发战略,其中的沿江地区就包括泰州市等6个市区以及包括其下辖的泰兴市和靖江市在内的15个县市。沿江地区的开发不仅使得该区域的经济总量不断扩大,而且使得该地区的产业结构不断得到优化。对于其中的每一个城市来说,可以享受到从全球的视角承接资本及产业转移的好处,在更高的层次上形成产业集聚的优势。例如,在2007年的江苏省沿江地区“十一五”产业空间布局规划中,造船业作为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就需要整合之前的分散资源,向沿江北岸的扬州、泰州及南通三大船舶修造基地转移。在积极发展的产业项目中,生物医药行业要依托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园以及扬子江药业城等基地,充分利用品牌优势和技术优势进行资源、资本的重组,加速产业集聚和企业集群。
另外,泰州还处于长三角城市群范围当中,可以承接上海及整个苏南城市在产业方面的转移。根据最新统计数据,在长三角的16个城市中,2009年第一季度泰州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6.3%,增幅居16个城市的第一位。另外,地方财政收入增长15.5%,增幅居第一位,外贸自营出口总额增幅居第二位,地区生产总值增幅居第三位。相比之下,宿迁作为一个新兴的苏北城市,周围缺乏大城市在经济方面的辐射。虽然江苏省政府2002年就正式批准了《徐州都市圈规划》,宿迁是其中的一个中心城市。但该都市圈的发展难以令人满意,徐州对周围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很小。不过,2008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长三角”的区域范围已由过去的“16城市”,扩容至“上海、江苏和浙江的全部区域”,至此,宿迁也成为更广范围内的长三角城市。但是,地理位置上的劣势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宿迁这个新成员享受到的好处。
(四)经济发展的内生增长机制比较
根据内生增长理论的观点,经济增长的原因可以表述为:第一,获取新“知识”(包括革新、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等概念);第二,刺激新知识运用于生产;第三,提供运用新知识的资源(人力、资本、进口品等)。从过去几年的数据来看,从2004―2007年,不论是人力资源、资本的积累等方面宿迁和泰州都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通过以上的对比可以发现,相对于泰州,宿迁无论在经济发展的起点、或是主导产业的层次及水平以及内外部发展环境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而且其中的部分差距甚至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因此,如何缩小差距以便更快更好地发展宿迁经济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提升宿迁经济发展水平的对策
(一)发挥制度供给的后发优势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除了资本、人才、技术等因素外,制度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道格拉斯・诺斯指出:“制度提供了一种经济的刺激结构,随着该结构的演进,它规定了经济朝着增长、停滞或衰退变化的方向”。后发地区通过效仿或移植先发地区的各种先进制度并经本土化改造进而形成制度的后发优势,这些有时主要表现在成本优势、时间优势以及经验优势三个方面。宿迁应该充分利用新兴城市的自身优势,积极推进行政管理制度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改革行政管理方式;推进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培育市场新主体;推进市场制度该给,营造投资创新环境;推进非正式制度变迁,强化发展理念。为经济发展提供制度上的支持与保障。
(二)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
一方面,要加强城市的软环境建设,改善人文环境,在公共服务上提供良好的条件,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改善政府的形象,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另一方面,要积极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在积极承接苏南相关产业转移的基础上,调整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同时,重点提高主导产业的技术水平,进一步调整企业组织结构。
(三)提升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
提高基础教育的质量,通过各类职业技术学校培养各种技能型人才。另外,要通过各种途径吸引其他地区优秀人才到宿迁来工作或是创业,为宿迁的经济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的支持。
发展策略稳健
亚洲新兴市场在1 997～1 998年金融风暴以后，普遍调整了经济及金融政策，采取了重视出口，避免过度向外举债，减少外资倚赖，并改善对金融机构的监管等举措。拉美国家步入新世纪后也积极进行改革，例如巴西增强了央行独立性，更有效调控经济，加强公共财政纪律，以及减轻外债。
亚洲及拉美新兴市场这些政策的转变，令本土经济发展相对平稳，企业及金融体系抵御逆境能力提升。这些新兴市场在面对危机时相对具有条件采取积极的财政及货币政策。IMF研究显示，全球新兴市场在2009年推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支出幅度平均相当于GDP的2.5个百分点，利率平均下调幅度则达到300个基点，有助经济得以较快回稳。
新兴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由于近年多个新兴市场国家成为资本输出国。这是源于新兴市场积极推动出口，扩大了外贸盈余并累积了较大量外汇储备，包括亚洲，拉美国家以及俄罗斯。
经济结构仍然失衡
应当看到的是，近几年亚洲与拉美主要新兴市场的发展模式仍未尽完善。金融海啸后国际市场再度关注全球经济平衡发展的问题，其中一个失衡的重点就是，亚洲新兴市场(包括中国、印度)偏重于发展生产，为美国消费者提供消费品，而区内消费不够活跃。这导致这些经济体依赖向美国及欧洲等发达国家出口。基于美国的“过度消费”的经济模式难以持续，随着美欧经济调整，消费者减少债务，增加储蓄，进口需求难复旧观。这意味着新兴地区难以再循这一途径，维持快速增长。
再者，亚洲新兴市场在注重促进出口的同时，官方鼓励制造业投资措施，加之相关的基础建设带动，固定投资成为近几年区内经济另一主要增长动力。出口在拉美国家经济中也扮演一定角色，但程度不如亚洲大，其中巴西出口比重只维持在GDP的10％左右，墨西哥及阿根廷的比重则在20％以上。拉美国家经济的结构问题，主要在于普遍较倚赖消费，而固定投资比重则偏低。尽管这未必影响拉美新兴市场经济稳定发展，但显然无助于提升增长潜力。
以巴西为例，过去15年的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平均只有17.5％，远低于中国的40％。墨西哥在2001～2006年的平均比重亦仅接近20％。据联合国资料，巴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在1 998～2008年平均增幅只有4.5％，远低于其他主要新兴市场，仅高于美国0.5个百分点。由于整个地区普遍并不重视提高储蓄及投资，生产力改善缓慢，人均收入增长缓慢。
发展模式仍未突破
不同地区新兴市场经济发展仍面对着不同的挑战。就亚洲方面，今后主要的策略显然是要在区内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生产一消费”经济圈，适度增加消费，逐渐减少倚赖欧、美需求。
至于拉美新兴市场，主要的挑战无疑是要提高投资，增加潜在增长动力。但现在看来，当地不易在这方面取得突破。如当地政府要鼓励投资，可能要降低企业税率，从而需要增加个人税项或减少一般开支以作弥补，这要取得当地居民支持仍有一定难度。另外，虽然拉美国家近几年公共财政明显改善，但因为区内过去曾多次出现金融风暴，加上部分拉美国家公共债务水平仍不低，如巴西的国债占GDP已近60％，为增加固定投资而大量举债的能力可能有限(或要付出较高利息)，也不利于本国公共财政管理。
另一方面，拉美国家虽然早已重视增强区域合作，但南美共同市场至今仍乏显著成效，区内相互贸易比重未见大幅增长，自2000年以来反而有所下降，区内贸易比重从2000年接近20％降至2007年的略高于10％。除了实际运作问题外，南美国家经济结构及优势相若，加上生产力改善有限，可能是区内贸易难以突破的主因。因此，虽然近几年南美经济转趋稳定，但本土投资与经贸合作缺乏突破，发展前景未见突出。
至于东欧与俄罗斯，今后的发展仍难免需要倚赖海外市场。由于俄罗斯优势明显集中于能源，即使当地发展其他产业，也较可能与此相关。这样，能源市场仍会较大程度上左右俄罗斯经济发展。
东欧方面，自冷战之后政局变革以来，与地理及文化相近的西欧融合，借助其资金与市场，成为东欧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策略。多年来以西欧国家为主干的欧盟逐步吸纳东欧新兴国家，将单一市场扩展至该地区。由于欧洲债务危机将拖慢西欧中期经济增长，西欧的需求增长可能持续缓慢，资金供应亦将有限，意味着东欧新兴市场经济仍需经历一段较为困难的时期。但对东欧来说，恐怕不易找到其他较佳的发展途径。现阶段东欧国家另一重任，是要汲取近几年过度扩张的教训，建立更有效的公共财政纪律，改善经济及金融管理，以便日后善用西欧资金提升区内经济建设与生产力。
综合来看，虽然主要新兴市场经济应可望维持较佳增长，但现阶段憧憬这些地区经济已突破过往，例如明显摆脱欧、美经济影响，或增长步伐可望进一步加快，则仍有过于乐观之嫌。一些新兴市场今后的发展预计仍会在相当程度上倚赖发达国家，或与其进一步融合。
1低碳经济在中国发展动态
1.1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必要性
我国是一个以重化工产业为主导的工业化国家，多年来经济发展过分依赖化石能源的消耗，导致碳排放总量不断增加、环境污染日益加重，这些问题已严重影响到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中国当前必然的选择。
1.1.1中国气候问题严峻
2011年11月15日，科技部、中科院和中国气象局联合了《第二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报告称，1951年至2009年，中国陆地表面平均温度上升了1.38℃，变暖速率为每10年升温0.23℃，青藏高原冰川退缩速度达到每年7.8米。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气候变暖，青藏高原多年冻土退化，每年释放的水量估计达50亿～110亿立方米。中国大部分地区冰川面积缩小了10%。气候变化还增加极端天气事件，对农业生产产生重大影响。报告称，若不考虑适应措施，全球温度升高2.5℃，中国粮食单产最高下降幅度约20%。
1.1.2中国经济发展需要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第二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称，截至2009年末，中国人口已达到13.35亿。巨大而持续的人口增长，使得我国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对能源消费过多以高污染、高排放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为主。以目前的能源消耗标准，要保证中国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工业化以及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必须转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优化能源结构，大力发展清洁、可再生能源，坚定不移地走“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
1.1.3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影响
低碳经济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有专家称以低碳经济为主导的绿色产业和新能源发展是世界经济的第四次产业革命，而低碳经济也将成为新一轮国际竞争的制高点。推动创新和低碳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夺取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是各大国参与气候变化领域博弈的重要动因和战略目标。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高速发展的工业和快速的能源消费增长，都使得我国的碳排放及其变化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尽管《京都议定书》中没有规定我国的减排任务，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国在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积极制定并实施减缓气候变化的国家策略［1］。
1.2中国低碳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
1.2.1减排压力巨大
2009年，中国政府在哥本哈根会议前向国际社会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40%～45%，并把该指标纳入强制性的国民经济发展纲要中。而要实现这一减排目标，中国面临着重重的压力与挑战。据国际Wirtschaftsforum再生能源(IWR)组织2010年8月17日的报告，全球2009年CO2排放量下降1.3%至313亿吨，这是近10年里第一次的下降，而中国CO2排放位居榜首［2］。
欧盟作为低碳经济的发起者，其倡导的减排目标是到2050年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550ppm。为达到此目标，202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必须控制在400亿吨，其中我国所能获得的最大配额为104亿吨，占全球的26%;而到2050年全球排放必须控制在310亿吨，我国的所能获得的最大配额为80.6亿吨。按照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及经济增长基准情景的预测，如果不采取措施，到2020年我国可能会面临47亿吨的CO2的排放缺口，2050年缺口可能达到417亿吨(见表1)［3］。
1.2.2能源结构制约
中国“富煤、少气、缺油”的资源禀赋，决定了我国的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煤的碳密集程度比其他化石燃料要高，每燃烧1吨煤炭产生的CO2气体，比石油和天然气多30%和70%。煤炭作为我国最重要的能源和化工原料，在整个能源消费结构中所占的比例高达70%。而且受到我国资源存储开况及经济、技术原因，以煤为主的能源供给和消费结构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将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使得中国在降低单位能源的CO2排放强度方面比其他国家面临更大的困难。为了应对气候变暖，《京都议定书》规定了两条主要温室气体减排途径:一是工业直接减排。即通过工业减产或技术改造直接减少CO2等温室气体的排放;二是通过森林碳汇来进行间接减排，充分发挥森林固碳功能。为实现CO2排减排目标，我国已经推行系列强制减排措施。但这种直接的工业减排措施投入大、成本高，还将对经济发展、就业带来系列影响。为此，我国要在发展低碳经济中抢占制高点，全力打好“森林碳汇”这张牌。而森林固碳由于投资少、代价低、综合效益好，目前已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
2林业是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
2.1森林碳汇是发展低碳经济的有效途径
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森林通过碳汇功能储存了大量的碳，是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大的碳储存库。在全球陆地生态系统中储存的碳约有2.48万亿吨，其中，约有1.15万亿吨储存在森林系统中，约占50%。现在科学研究表明，每公顷森林年平均吸收CO227吨，同时释放O224.3吨，以森林为主体的植被可抵消工业CO2排放量的20%左右。
2.2林业是发展低碳经济的潜力所在
森林作为一种可再生的能源资源，具有强大的经济功能。第一，木材、钢铁、水泥是经济建设不可或缺的世界公认的三大传统原材料。和钢材、水泥相比，木材属绿色的、环保的、可降解的原材料。用木材代替钢材和水泥，单位能耗可从800降到100，可以减少大量的CO2排放，对发展低碳经济、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意义十分重大。第二，森林是一种仅次于煤炭、石油、天然气的第四大战略性能源资源，具有可再生、可降解的特点，而且还有不与人争粮、不与粮争地、一次种植后可以持续利用几十年的优势，是大有希望的新兴的绿色能源。在化石能源日益枯竭的情况下，发展森林生物质能源已成为世界各国能源替代战略的重要选择。
3低碳经济下林业发展策略
3.1大力推进植树造林工作
近些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2009年9月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做了《携手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重要讲话，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将“大力增加森林碳汇，争取到2020年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目前国家林业局已经启动碳汇造林试点工作，为寻求与国际接轨并具中国特色的森林碳汇计量监测途径作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3.2加强森林经营管理力度，提高森林质量
新时期，党和国家对林业发展赋予了更加重大的使命。加强森林资源管理，加大对森林火灾、病虫害防治力度，控制工程建设对林业用地的征占、使用，以减少因森林保护不力导致的碳排放。同时，提高林分质量，增加森林生态系统整体碳汇功能。
3.3建立低碳林业产业体系
加快推进林业产业结构调整，发展低碳林业产业，建立以低碳森林培育业、低碳林产加工业、低碳森林旅游业为核心的新型林业产业体系［4］。从林业产业自身情况看，以资源培育为主的第一产业是低碳林业产业发展的基础和依托。当前我们应充分利用现代科技、管理等手段，充分利用速生丰产林、珍贵树种和大径级用材林、油茶等木本粮油、能源林等基地建设工程带动作用，加大森林资源培育力度，增加森林碳汇储量;以林产品加工为主的第二产业是低碳林业产业发展的动力和引擎，我们应全力发展高新技术林业产业、精深林业加工业等环境友好型林产加工业;以生态旅游为主的第三产业是林业产业发展的新亮点，林业拥有丰富的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国有林场等森林旅游资源，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业，充分挖掘林区特色自然景观潜力，努力把森林生态旅游业做大做强，成为林业经济的新兴支柱产业。
3.4积极开发林业生物质能源
生物质是生物体经光合作用合成的有机物，包括各类传统有机废弃物、新兴能源植物等，生物质是唯一可以直接生产气体、液体、固体等能源的可再生资源。森林以其植物种类丰富、生物量大、生产力高等特点，成为生物质能源的主要来源。针对我国林业生物质资源现状和生物质能源的特点，今后一段时间，我们应本着“不争粮地、综合高效、因地制宜、多元发展”的原则，积极开发能源林培育、燃料乙醇提取、生物柴油基地建设、气热电联产技术研发、固体成型燃料制取等林业生物质能源重点领域研发工作。结合我国的国情、林情，努力健全体制机制，强化科技创新，推动国际合作，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林业生物质能源发展道路［3］。
2009年，新兴经济体占据了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流入量的一半。2009年流入新兴经济体的直接外资下滑27%，但其下降幅度低于发达国家(44%)，新兴经济体有史以来第一次吸收了半数全球直接外资流入量。其中，流向新兴经济体的FDI主要集中在中国等主要新兴大国。全球前六大投资目的地中，新兴经济体就占了一半。
二、新兴经济体正成为外向型投资的新生力量
从对外直接投资来看，新兴大国正日益成为对外投资的新主体。在经历了连续5年的上升趋势之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FDI流出量收缩了21%。但FDI流出的收缩量远低于发达国家。尽管目前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外资流出的份额依然较小，但所占比重正加速提升，目前已占全球FDI流出量的1/4。其中，中国香港、中国大陆和俄罗斯已跻身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20强。
新兴经济体输出直接投资的区域主要是在本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并已涉足欧美发达地区。在过去的数年间，主要新兴大国的跨国公司正不断加大对非洲的投资。从2005到2008年，这些跨国公司对非投资占流向该地区FDI的21%，而在1995-1999年这一比例仅占18%。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投资者最为积极，其中，中国对外投资最为抢眼。对矿产资源不断增长的需求，以及后危机时期全球产业重构创造的并购机会，推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持续扩张。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逐步消散，新兴经济体作为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新主体，正引领全球国际直接投资的逐步复苏，这也将提升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投资领域的话语权。
三、新兴经济体财富基金正成为国际直接投资来源的新渠道
2009年，财富基金的筹资也由于初级商品价格的下降和贸易顺差的减少而遭受挫折。但是其直接外资活动并未下降，反而逆势增长了15%，这反映出拥有这些基金的新兴经济体较高的增长率。目前，财富基金的新投资调整了投资方向，其资金逐步投向初级部门、较不易受金融动荡影响的行业以及发展中区域。
据估计，2008年全球财富基金的规模就已超过3万亿美元。世界银行集团认为，通过建立股本投资平台和基准可吸引财富基金的投资者，即使有百分之一的财富基金投入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也会为它们的增长、发展与机遇带来300亿美元。可以说，财富基金的发展对新兴经济体来说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机遇。如世界银行集团行长罗伯特・B・佐利克所言，世行集团将与财富基金合作，为非洲的股本投资创造一个“百分之一解决方案”，他认为非洲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大陆，有潜力成为像今天的中国、印度及其他国家一样的世界经济又一个增长极。
四、新兴经济体吸引外资前景向好
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际金融环境。2003-2007年间，十分宽松的国际金融环境和低廉的资金成本，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繁荣和经济增长而不引发严重通胀，如今这一环境已不复存在，重建这种环境既无必要，也不可行。从长期来看这种情形也难以持续。因此，在未来数年内，与危机前的繁荣期相比，国际资本成本将会上升，投资率将会下降。
据贸发会议预测，从中期看，外国直接投资（FDI）预计将会从2007年约相当于发展中国家GDP3.9%的峰顶下降到2.8%至3%。鉴于FDI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欧洲中亚和拉丁美洲的投资总额中所占比例高达20%，这一前景的影响不可低估。
世行发展预测局局长汉・蒂莫说：“虽然在可预见的未来，资金会变得更加稀缺，更加昂贵，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扩大地区性金融中心，改善当地银行业的竞争和监管，降低国内借贷成本，促进当地资本市场的发展，从而在长期上获得巨大裨益。”事实上，这一调整需要相当时日才能见效，但地区金融中心的发展却可以让发展中国家重返高速增长的轨道。
五、新兴经济体引领国际直接投资发展的新趋势
新兴经济体相互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推动了非洲等欠发达地区的投资和经济增长。近年来，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等新兴大国FDI输出为非洲大陆特别是南部非洲的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与日俱增。新的FDI来源为非洲国家提供了更具弹性的资金来源和更广的金融资源，也为非洲国家抵御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形成了有效的缓冲。
正如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所言：“我认为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可能是非常有利的，能够帮助非洲国家开发基础设施，帮助这些国家利用它们拥有的自然资源。”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对非投资份额的不断上升，而全球金融危机从客观上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这既有利于强化新兴经济体内部的投资与经济合作，也对非洲经济的长远发展大有裨益。
此外，南南投资降低了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依赖。全球经济动荡强化了发展中国家间对外投资的重要性。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大多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促进了“南南”的投资合作与经济增长。目前，不计离岸金融中心的南南合计流量约占发展中国家合计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的25%。因此，事实上，许多低收入国家如今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主要依赖其他发展中国家。这种南南投资的快速增长促进了南南贸易和经济的增长，有效降低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也利于新兴经济体走出危机，实现经济复苏。
参考文献：
[1]UNCTAD Global Investment Trends Monitor,Secondand Third Quarters of 2010, 14 Octorbe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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