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2 09:02:45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金融资产配置策略，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键词：家庭金融 资产投资组合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城乡居民家庭经济行为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家庭需求已从一般商品和劳务需求发展到更高层次的金融产品与服务的需求，金融消费的多样化和复杂化趋势日益凸显。随着家庭金融资产总量增加和种类的不断丰富，居民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开始发生变化，家庭金融资产管理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家庭金融理论研究也成为国内外金融学者研究的前沿领域之一。
一、理论背景与研究综述
一般认为，居民金融资产管理的研究是以家庭资产组合选择理论为基础的。现代金融理论中，关于投资者组合选择的理论经历了从静态到动态决策的发展过程。静态分析框架的基础是冯，纽曼和摩根斯坦(Von Neumannn&Morgenstern。1944)在不确定条件下的标准化决策公理。该公理表明，投资者关于最终消费的效用函数是凹的(concave utility function)，家庭将选择投资组合使得其最终消费的预期效用达到最大化。而效用函数的某种凹性度量，可以反映投资者的风险厌恶程度，递增的绝对风险厌恶会降低对风险资产的需求；而当家庭财富增加时，递减的绝对风险厌恶将会提高对风险资产的需求。在上个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将时间引入组合策略中，Mossin(1968)，Merton(1969)等人的研究表明，在常数相对风险(CRRA)效用函数的假定下，静态最优组合选择也是动态最优选择。如果效用函数不是CRRA的，则意味着家庭可以选择时变金融资产组合结构，家庭投资者可以平滑一生的消费，达到分散生命周期中的风险目的。还有另外的两个重要因素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组合：一个是流动性限制，另一个是家庭可能面临着不可保险的风险，如影响其人力资本的风险。当出现这两种情况时，家庭会减少风险资产投资。
二、家庭金融资产管理的国际比较
(一)欧美发达国家家庭金融资产管理现状
欧美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相对完善，家庭的金融资产组合选择值得借鉴。随着欧美各国关于资产组合微观数据库的建立，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实证研究逐渐增加。以John Heaton(2000)和Guiso，Haliassos&Jappelli(2003)为代表，欧美发达国家家庭金融资产管理情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欧美发达国家的家庭中，参与风险资产投资的比例并不高，平均的风险金融资产在家庭总资产中占的份额很低。不同国家的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比例也有较大差异。风险投资比例最高的美国、瑞典家庭中，参与股票市场的投资比例大约为50％，英国的比例是1／3，而荷兰、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庭参与股票市场的比例在15％～25％之间。美国中产阶层家庭中，平均风险金融资产只占家庭总资产的5％，其他国家的相应比例还要低一点。
其次，家庭金融资产投资存在明显的财富效应、教育效应以及一定程度的年龄效应。金融市场的参与成本将低收入家庭阻挡在风险投资门外，只有家庭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才有利可图。收入越高，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比例越大。在欧美家庭中，低收入家庭只持有很少的金融资产，几乎不考虑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收入超过平均水平以上的家庭占有总风险投资价值的绝大多数，尤其是位于前20％的高收入家庭，持有很大比例的金融资产。家庭成员受教育的程度对是否参与股市投资的家庭也有重要影响。美国家庭中，那些成员最高学历都不够高中程度的家庭只有非常低的比例涉足股市，而成员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有近半数参与股市投资。年龄构成对家庭参与股票市场也有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在不同国家有所差异。
再次，虽然不同国家的家庭资产配置有较大差异，但有一点很相似，不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不够分散，尤其是一些高收入家庭。主要有以下几种具体表现：1、将家庭财富投资于极少数品种的风险资产上；2、投资局限于相对较小的市场范围，比如国内资产甚至更小范围的区域性资产，很少拥有国际化金融产品；3、一些家庭财富中，很大比例投资于家庭成员受雇的企业股票，虽然部分归因于公司的各种政策(如薪酬激励、养老保险政策)，但有的家庭则是基于历史业绩和股票在市场上的表现，而过多持有所在公司的股票。
(二)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管理现状
首先，我国目前还没有关于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方面的统计指标，只是在某些年份，一些地区做了局部调查。笔者将这些调查结果加以整理，概括出我国家庭的金融资产管理现状。
首先，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的金融资产数量快速增加，同时，家庭之间的金融资产数量差距也越来越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1996年最高收入的20％家庭金融资产占有全部家庭总金融资产的48％，而最低收入的20％家庭只占有总金融资产的4％，两者相比为12:1；而2002年的相应比例分别是66.4％、1.3％和51:1(赵人伟，2003)。1999年的调查数据表明：8.6％的最富裕家庭拥有总家庭金融资产中的60.4％，其中1.3％的最富裕家庭占有31.43％；而43.73％的最贫穷家庭只占有总金融资产的2.99％，贫富差距相当悬殊(孙学文，2004)。
其次，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从一元化发展到多元化，但是结构仍然很不合理。在我国的现代金融体系初步形成之前，家庭金融资产只限于银行存款，随着现代金融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家庭的金融资产从现金、银行存款等“安全”金融资产到各种较低风险的债券、保险金以及股票、期货和外汇等“风险性金融资产”，家庭金融资产品种日益多样化，但资产配置仍然很不合理。具体表现在收益很低的“安全”资产占据家庭金融资产中的太大比例。我国家庭的金融资产中，近七成是储蓄存款，其中定期存款占有很大的比例。即使在2006-2007年股市高涨期间，大量家庭金融资产由银行转移到股市时，城市家庭储蓄存款仍然不低于五成。另外，在家庭金融资产增加的同时，还存在有效保险需求不足的矛盾(魏华林，杨霞，2007)。
再次，我国家庭金融资产数量和配置结构都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统计数据表明，不同地区居民金融资产分布极不均衡。截至2008年底，储蓄存款最多的5个省份，分别是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和北京，占全国储蓄存款的40％。其中，广东占全国储蓄的14.2％；储蓄存款最少的5个省份，分别是、青海、宁夏、海南和贵州，储蓄存款只占全国储蓄的2％(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网站)。从家庭金融资产数据来看，黑龙江2007年的抽样调查数据表明(孙丽颖，2008)，
该省城乡居民家庭平均拥有不到2.2万人民币的金融资产，而江苏省江阴市农村家庭2005年的平均金融资产达到5.66万元(符国华，2006)。区域差异不仅表现在家庭金融资产数量上，不同地区居民金融资产结构也不同。2002年广东省居民金融资产中，居民储蓄存款和手持现金占金融资产总额的92.2％，证券投资占5％，其他金融资产占比为2.8％(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网站，下同)；云南省居民储蓄存款和手持现金占比83.6％，证券投资占比16.4％，其它金融资产占比为0.19％；河南省居民居民储蓄存款和手持现金占比81.3％，证券投资占比10.1％，其它金融资产占比为8.6％；辽宁省居民储蓄存款和手持现金比例为88.8％，证券比例7.7％，其他金融资产为3.6％。这些省份的数据大致代表了我国不同区域的家庭金融资产结构情况。
最后，我国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存在明显的财富效应和教育效应。2002年，我国对广东、山东、天津、河北、江苏、甘肃、四川和辽宁8省份的22个城市家庭做了金融资产抽样调查，按照家庭金融财富将城市家庭分为5个层次，从最贫穷的20％家庭到最富裕的20％家庭，拥有全部家庭股票总价值的比例分别是0.4％，3.0％，62％，15.4％，75％。可以看出，随着家庭财富的增加，拥有的风险性金融资产比例显著增多。将家庭按照文化程度分为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本科和硕士以上等7个文化层次，户均金融资产分别为48222,51994,56910、64460、106338、160176,220032元，可以看出，家庭金融资产与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
三、结论与启示
(一)发挥金融中介的功能，降低投资者参与金融市场的成本
通过欧美各国家庭资产组合的国际比较来看，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等金融中介的存在使家庭更多间接地投资于风险性资产，金融中介可运用风险管理功能，辅助一般投资者参与日益复杂的金融市场和更有效的使用创新型金融工具，降低了一般投资者的参与成本。此外，应重视加强金融中介的职业标准和道德规范水平，因为他们的职业信誉会通过影响家庭的信任度而间接影响到参与股票的程度。
(二)建立多层次保险体系和新型福利制度，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近年来，随着收入分配体制、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医疗、教育体制等方面改革不断深化，居民更多地面临未来收入与支出的不确定性。由于缺乏发达国家通常都有的社会保险和福利体系，使得个人需要更多的储蓄来保障自己的未来。因此，发展家庭金融需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建立多层次保险体系和新型福利制度。
(三)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尽快缩短贫富差距
收入是决定家庭金融发展的关键因素。上述研究也表明，家庭的收入(财富)对股票参与决策和投资比例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目前。我国居民家庭财产总量虽然快速增加，但总量相对于发达国家仍然较低。因此，经济稳定发展，居民收入持续增加，家庭财富水平不断提升，家庭金融才能有更健康和坚实的发展基础。
[关键词]金融结构；保险；非货币性资产
作者简介：舒廷飞，男，西南财经大学保险学院，成都 610074
曾召友，男，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编审，成都 610074
一、引 言
在金融发展过程中，总量增长和结构协调同等重要。金融发展理论认为：一个优化协调的金融结构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投资风险，提高储蓄投资转化效率，金融结构是影响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目前国外对金融结构的研究主要有两大类较有影响的观点：第一类是以金融结构概念的提出者戈登史密斯(Raymond W. Goldsmith)为代表的金融结构观。该类观点认为“一国现存的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之和构成该国的金融结构，并包括不同类型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性质、规模和特征等。金融结构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①第二类是当前流行的“两分法”观。该类观点将一国金融体系划分为两类:即以金融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和以银行中介为主的金融体系，进而考察不同金融结构在经济中的比较优势。
国内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从宏观角度定性地考察我国金融结构问题。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许多学者在金融结构的实证研究方面取得了新的成果。如谢平(1992年)[1]较早地对1978―1991 年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动状况进行了分析；易纲(1996年)[2]对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分析后，发现了引起广义货币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迅速上升的原因；赵志君(2000年)[3]从流动性出发，将金融资产分为货币、债券和股票三类，分析了这三类金融资产的内部结构、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关系的外部结构和金融资产总量、结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
本文在总结了国内外对金融结构的主流研究后，发现存在两大问题：第一，缺乏动态的眼光看待我国金融结构变迁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我国经济处于转轨和发展时期，不能静态或片面地追求一个最优金融结构。金融资产结构的调整要以能够适应经济和金融发展为原则。第二，在对优化金融结构的定性和定量分析中，更多的从金融理论角度描述货币性金融资产的变动，而随着保险业日益发展壮大，尤其是我国保险业对金融市场参与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如何提高保险资产在金融结构中的地位，通过加快保险发展促进金融结构调整的研究还很不完善。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结构变迁概况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金融结构也出现了变迁。金融结构按资产类型主要划分为：银行体系作为持有主体的货币性资产和以保险保障性资产和证券性资产为主的非货币性资产。②我国金融结构的变迁主要表现在：(1)金融资产总量的增长。金融资产总额从1978年的1 512.50亿元增长到2004年的383 045.30亿元，增长了235.7倍。(2)不同类型金融资产增幅波动相差较大。货币性金融资产的增长与宏观经济运行相关度较高，GDP快速增长时，货币性资产也呈现快速增长；保险保障性资产因为历史原因经历了较长时期平稳增长后，在1999年后出现爆发式增长，年平均增速居各类金融资产之首；证券类资产在经历了短时期高速增长后，增速放缓。(3)主要金融资产的相对比重的变迁。总体趋势表现为：货币性金融资产的比重在缓慢降低，保险保障类和证券类非货币性资产的比重在稳步提高（详见下图，数据来源说明③）。
改革开放后，我国金融结构变迁中既有以市场为导向，适应经济发展规律的变迁，也有以政府主导的人为推动型的“跨跃式”变迁。这种混合型的外部诱因导致了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金融结构变迁过程中的差异。
三、当前金融结构变迁的主要问题和原因
(一)金融结构变迁的主要问题
考察我国金融结构是否合理，首先要选择合适的评价标准。虽然世界上不存在普遍适用的金融结构模式，但借鉴发达国家金融结构变迁的经验和规律应成为评价标准之一。从定性的角度考察，合理的金融结构可概括为金融功能的发挥和金融效率的提高。Zvi Bodie和Merton（1992）认为合理的金融结构包括：资源转移、风险管理、支付清算、资源储备和产权划分、提供信息和人激励等六方面职能。④对于金融效率，R.I.罗宾逊（Roland I. Robinson）和D.怀特曼（Dwayne Whiteman）认为金融效率表现为操作效率与配置效率。操作效率可以用成本效益比来衡量，配置效率则用储蓄资金转化为投资的有效性来衡量。⑤在金融经济时代，所有的金融活动都与货币有关。货币不仅是重要的金融资产，而且其他形式的金融资产的功能发挥和效率都要借助于货币来实现。因此判断我国金融结构的合理性还可以通过货币－经济比率（M1/GDP和M2/GDP）进行定量分析。
依据上述标准进行分析，笔者认为我国金融结构变迁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1.在我国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比例严重失衡的金融结构下，货币性资产的垄断地位加剧了金融风险向银行的过度集中，增加了爆发金融风险的可能性；造成了经济增长过多依赖于货币性金融资产的推动，增大了潜在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压力。⑥我国“十五”期间货币供应量增幅与经济增长速度背离程度的增大，说明货币性资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减小。
2.储蓄存款的非均衡分布制约了居民对保险等非货币性金融资产的有效需求。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居民有较高的储蓄率。截至2006年6月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154 996.87亿元，人均储蓄存款达1万元左右。⑦被广泛应用的帕雷托“二八法则”证明：少部分人实际拥有大多数储蓄。当前我国巨额的储蓄存款余额并不能说明居民对保险等非货币性资产在短期内有现实的有效需求。因此，如果不能通过储蓄向保险等非货币性资产转化，促进金融结构的调整就难以自动实现。
3.保险与银行在资金来源和运用上的错配。保险与银行等金融中介按照负债是否是货币可分为非货币类和货币类两种。金融结构观的创始人――戈登史密斯(Raymond W. Goldsmith)在对金融机构进行分类后认为：寿险公司的资金主要来源于长期不可转让负债，资金运用应以长期债权为主；财产保险公司的资金来源于预付保费(即投保人短期内不能索回的负债)，其大部分资金应该用于长期证券投资。⑧但我国保险公司的大量存量资产配置在期限较短、收益不断走低的存款产品以及十年期内国债、金融债和证券投资基金等短期债权上。同样，理论上，银行的主要负债即资金来源主要是存款，资金运用应该以短期和中期债权为主。但我国银行一直存在着资产长期化、负债短期化的结构错配问题，孕育着较大的金融风险。首先，由于中长期贷款依靠短期资金来源支撑，一旦银根紧缩，储蓄分流加剧，银行就会面临流动性风险；其次，商业银行积累了大量的中长期资产利率正缺口，潜藏了较大的利率风险。
(二)主要原因
1.历史形成的投融资格局对我国金融结构变迁有着较大影响。改革开放前，我国取消了商业信用和金融市场，银行为代表的间接融资是惟一的融资途径，货币性资产成为惟一的金融资产类型。改革开放后，以保险、证券为代表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较快，带动了非货币性资产的快速增长。特别是随着我国保险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保险的功能和作用不断深化拓展，社会对保险的需求不仅逐渐渗透到政府社会管理和企业经营管理之中，还在个人和家庭的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发挥着日益积极的作用。
在经济转轨时期，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加，对预防性动机的货币需求增强，因此更愿持有以国家信用为支撑的银行存款等货币性资产。我国M1/GDP稳步上升，从1978年的0.16上升到2003年的0.721，表明我国金融结构中货币对经济增长的短期贡献增强。M2中绝大部分是作为金融资产而非支付手段的准货币，加上我国非货币性资产总量有限，M2基本能代表金融资产的总量水平，因此可用M2/GDP来衡量金融结构运行效率。我国 M2/GDP比率也迅速上升，从1978年的0.246上升到2003年的1.896，⑨这说明改革开放后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后，由于金融市场不发达和可选择的非货币性金融资产较少，居民不得不把银行存款作为首选，导致储蓄存款大幅增长，M2大幅攀升，作为外生变量的货币供应量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在减弱。
2.储蓄存款的非均衡分布制约了居民对保险等非货币性金融资产的需求。储蓄存款的非均衡分布主要表现在：城乡差距、城市内部不同收入阶层的差距和不同地区的差距。储蓄存款的非均衡分布使储蓄向保险分流面临两大难题：首先，保险资产增长的潜力取决于全体居民的财富增长，而不仅仅取决于巨大的储蓄余额。因为拥有大部分储蓄的少数高收入人群有现实的保险消费能力，但保险消费意愿低，而低收入人群虽有较强的保险愿望但有效需求不足。其次，保险和银行在居民储蓄服务领域存在着相互替代和竞争。由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和金融市场的不发达，因而安全性高、收益稳定的银行储蓄成为首选。尤其是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我国大多数居民的消费处在转型期，在基本解决了吃、穿、用的需求外，正朝着住、行和养老、医疗、教育等更高消费类型过渡。但受传统文化影响，储蓄仍然成为相当部分普通居民财富积累的方式。
3.当前我国保险与银行的资金来源和运用上错配。究其原因：(1)尽管保险资金的投资领域已经介入了三大市场。在债券市场上可以投资银行次级债、可转债和保险公司次级债；在股票市场上可以直接投资股票,从事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交易；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保险自有外汇资金可以投资于债券、存款和货币市场产品。但由于保险资金的特性决定了保险资产在配置上需要寻求各种投资工具进行资产负债匹配，如长期寿险资金需要一个具备长期稳定现金流回报的投资品种与之相匹配，而受制于目前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现有的投资品种很难匹配，需向更广的投资领域寻求匹配的品种和投资渠道。⑩(2)当前银行业信贷结构以中长期贷款为主的原因是：第一，直接融资渠道狭窄，无论是企业融资还是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融资都过度依赖银行贷款。第二，从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降低不良贷款比例、增加贷款利息收益等因素考虑，更愿意发放中长期贷款。第三，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消费需求发生变化，个人住房和汽车等中长期消费贷款快速增长以及商业银行实施信贷集中战略等多种因素都导致了中长期贷款比例持续上升。[11]
四、与发达国家保险业促进金融结构调整的比较
近十多年来，7国集团（以下简称G-7国家）的保险业在金融业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强。G-7国家金融资产规模增长的同时，金融结构也经历着深刻变革，由银行主导阶段逐步转向多种金融机构共同主导金融市场发展的阶段。在银行主导阶段下，实体经济部门融资主要依靠银行，金融资产以货币性资产为主；在多种金融结构共同主导发展阶段，保险公司、证券经营机构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迅猛发展，在金融资产构成中，银行资产等货币性资产逐步减少，保险等非货币性资产迅速增加，保险公司成为最重要的融资中介和机构投资者之一。若把保险公司资产和养老基金合并测算，在非货币性资产中的保险保障性资产在全部金融资产中占比已达到40％左右。[12]另从金融资产的平均增长率看，1990―1999年间，G-7国家保险公司资产增长了150％，达到100万亿美元，而银行资产增幅仅50％，规模为250万亿美元。在绝大多数国家，保险公司持有的证券资产已超过银行业。1990―1998年，OECD国家保险资产保持了年均10％的增幅，远高于银行资产的增幅。[13]日本和中国融资格局传统上都是以银行融资为主，但日本保险公司持有的金融资产份额从1990年的15％增长到1999年的28％，而同期日本银行业持有的金融资产却从67％下降为55％。[14]
从上述国家保险资产对金融结构优化的变迁看，日本的金融结构是以间接融资的银行体系为主体，保险公司的资产主要包括：贷款和国债。G-7国家中的欧盟国家，2002年保险业资产中股票占25％、政府债券占22％、贷款占20％。美国和英国的资本市场发达，债券和股票占的比重较大。美国保险业资产更多是公司债券，2002年占到总资产的61％，同期英国保险资产中股票占到43％。
发达国家尤其G-7国家保险业在金融结构中的地位和优化金融结构中主要表现出两大特点：第一，保险业资产都表现出增幅快于银行资产，对金融市场参与度加深和金融结构优化贡献加大。第二，由于各国金融市场结构的差异，不同国家保险业资产在本国金融结构中的地位和表现形式不同。
五、政策思考与建议
(一)以动态的调整观审视金融结构的变迁
坚持以保险等非货币性资产的增量增长促进金融结构的调整，是符合金融业渐进式改革路径的“动态调整观”。我国金融结构正处于转轨和发展时期，难以确定一个最优或完美的金融资产结构。金融结构的优化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过程，只要能够发挥金融业应有的功能、提高金融效率就是金融结构优化的正确路径。金融资产的总量可以在短期内变动，但金融结构的优化是一个长期并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的过程。[15]这些因素既包括产业发展、融资结构、居民资产投资偏好，还包括保险等非货币性金融资产面临的发展机遇等。
(二)借鉴国际经验，主动加深我国保险业对金融市场的参与度
由于我国金融市场为保险资产提供的可选择的金融工具有限，保险业必须主动地参与金融市场的发展，实现保险资产长期稳定的投资收益回报，具体做法：(1)设立证券投资保险基金。不仅可以直接通过保险公司设立开放式的证券投资基金，还可以和证券公司或基金公司合资成立新的保险基金管理公司。这有利于将保险业的长期负债证券化，增加流动性和收益性，满足投保人更广泛的理财需求。(2)国家面向保险公司发行定向的长期特种国债或金融债。(3)保险公司以战略投资者身份参与国有股、法人股减持和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分享金融市场快速成长带来的资本收益。(4)推动保险资金介入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业务，促进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扩大保险业的社会影响。(5)加大对国有和股份制商业银行、邮政储蓄、证券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和优质大型企业集团的股权投资，支持国家金融体制改革。(6)积极参与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试点和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处置工作。
(三)发挥保险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促进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与保险市场协调发展
保险公司应成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重要的媒介，既是货币市场的重要参与主体，也是资本市场活跃的交易主体。保险公司要参与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间的资金融通，成为两个市场间资金交换的媒介。保险公司资产配置应以国债、金融债券、股票和股票型基金等资本市场工具为主，以中央银行票据、回购和短期融资债券等货币市场工具为辅，逐步减少对存款和债券等利率敏感性资产投资余额，降低保险资产组合的利率风险。保险公司应主动提供跨市场的保险产品，使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资金通过保险产品交易实现自由流动。并根据现有监管规定，在信用债券、抵押贷款、房地产物业和企业股权等领域进行积极创新：放宽保险资产投资信用债券种类，具体包括企业债券、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资产支持证券(ABS)、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BCP)和担保抵押证券(CBOs)等；允许保险公司开展长期的抵押贷款包括房屋抵押贷款和保单质押贷款，缓解当前银行“短存长贷”和保险公司“长钱短用”局面。具体模式选择，一是保险公司自己开展抵押贷款业务，二是保险公司购买银行的抵押贷款争取证券化产品。保险资产的房地产物业投资可采用房地产信托(REAT)和房地产投资信托(REITs)方式。以私人股权投资和创业企业投资(Venture Capital)为主的企业股权投资应成为保险资产进行长期战略性投资的新途径。[16]另外，允许保险资产透过QDII渠道投资境外，实现保险资产在全球范围的配置和风险分散，形成保险市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良性互动机制。
(四)组建保险集团公司实现以保险资产为核心的跨业联盟
美国的保险集团以持股公司、设立子公司或业务员兼售商品的方式兼营产、寿险或其他产业；德国允许以保险集团或合作策略联盟等方式经营非保险业；日本允许保险集团与邮政储金机构和外国保险公司建立策略联盟。在国际综合化经营的大背景下，我国保险业不仅要以集团公司为背景，实现产、寿险、其他金融产品的交叉行销，探索保险业与银行业、证券业在更深层次和更广领域的合作，还应拓展更广泛的行业间策略联盟。第一阶段可以在保险集团公司架构下，推广保险与金融结合的产品。譬如联名卡、代销基金、ATM保单贩售、与证券公司推出投资组合套餐等。第二阶段逐步实现保险集团跨金融业联盟。把保险渗透到普通居民衣食住行中去。譬如财险公司可以与房屋中介业开展储蓄型不动产火险、与汽车厂、零售业、餐饮业合作购机动车辆保险送指定商家购物券或折扣券；寿险公司可与酒店业联合购终身寿险或长期健康险，可选择指定酒店度假，与非盈利性娱乐事业单位进行公益事业和保险宣传；B17保险公司和房地产开发商联合开发、购买或抵押债权回收等途径获得房地产商品的所有权，然后出租获得收益即“置业－出租”模式。
注 释：
①戈登史密斯：《金融结构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②由于黄金、白银及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资产数量和占比很少，并且变化不大，所以本文忽略这几类金融资产的讨论不会影响研究的结论。
③所列数据为年底余额，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中国保险年鉴》、《中国证券期货年鉴》、《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相关各期。保险保障性资产金融资产包括：保险公司总资产、政策性保险资产。证券性金融资产包括：债券、股票的流通市值、证券投资基金。货币性金融资产包括：流通中现金、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银行外币存款。
④Zvi Bodie, Robert C.Merton.《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⑤R．I． Robinson, D． Whiteman, Financial Market: The Accumulation and Allocation of Wealth, 1974
⑥李 健：《中国金融发展中的结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⑦人民银行2006年存款性公司概览。
⑧戈登史密斯：《金融结构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⑨中国金融年鉴，1986―2002年。
⑩中国保险年鉴（2004年）。
[11]人民银行2005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12]王一佳，马 泓，陈秉正等：《寿险公司风险管理》，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
[13]OECD，Institutional Investors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1
[14]孟昭亿：《保险资金运用国际比较》，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
[15]李 健：《中国金融发展中的结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16]根据中国人寿资产管理公司陈东在第12届两岸金融学术研讨会发言整理。
[17]凌氤宝：《保险业跨业经营之研究》，财团法人保险事业发展中心，1999年。
主要参考文献：
[1]谢 平． 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分析[J]．经济研究,1992（11）．
[2]易 纲．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分析及政策含义[J]． 经济研究,1996(12)．
[3]赵志君 ．金融资产总量、结构与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 2000(3) ．
Insurance Effect Analysis in Financial Structure Transition
Su Tingfei Zeng Zhaoyou
Abstract: Recent studies found that: first, present financial structure makes the monetary assets possess the disproportionate large quotient and banking industry undertakes high excess risks; second, disequilibrium distribution of savings hinders the progress of non-monetary assets such as insurance; third, sub-developed capital market and adjustment of credit demand leads to the mismatching ofboth insurance and banking industry assets and liabilit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existing dilemmas, history of financial structure transition and experience of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then resolves to the solutions including deepen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insurance industry with financial markets, establishments of trans-industry strategic partnership led by insurance holding companies to promote co-operation among insurance, capital market and monetary market.
Key words:financial structure; insurance; non-monetary assets
关键词：金融结构;保险;非货币性资产
一、引言
在金融发展过程中，总量增长和结构协调同等重要。金融发展理论认为：一个优化协调的金融结构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投资风险，提高储蓄投资转化效率，金融结构是影响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目前国外对金融结构的研究主要有两大类较有影响的观点：第一类是以金融结构概念的提出者戈登史密斯(RaymondW.Goldsmith)为代表的金融结构观。该类观点认为“一国现存的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之和构成该国的金融结构，并包括不同类型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性质、规模和特征等。金融结构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①第二类是当前流行的“两分法”观。该类观点将一国金融体系划分为两类:即以金融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和以银行中介为主的金融体系，进而考察不同金融结构在经济中的比较优势。
国内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从宏观角度定性地考察我国金融结构问题。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许多学者在金融结构的实证研究方面取得了新的成果。如谢平(1992年)[1]较早地对1978—1991年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动状况进行了分析;易纲(1996年)[2]对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分析后，发现了引起广义货币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迅速上升的原因;赵志君(2000年)[3]从流动性出发，将金融资产分为货币、债券和股票三类，分析了这三类金融资产的内部结构、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关系的外部结构和金融资产总量、结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
本文在总结了国内外对金融结构的主流研究后，发现存在两大问题：第一，缺乏动态的眼光看待我国金融结构变迁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我国经济处于转轨和发展时期，不能静态或片面地追求一个最优金融结构。金融资产结构的调整要以能够适应经济和金融发展为原则。第二，在对优化金融结构的定性和定量分析中，更多的从金融理论角度描述货币性金融资产的变动，而随着保险业日益发展壮大，尤其是我国保险业对金融市场参与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如何提高保险资产在金融结构中的地位，通过加快保险发展促进金融结构调整的研究还很不完善。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结构变迁概况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金融结构也出现了变迁。金融结构按资产类型主要划分为：银行体系作为持有主体的货币性资产和以保险保障性资产和证券性资产为主的非货币性资产。②我国金融结构的变迁主要表现在：(1)金融资产总量的增长。金融资产总额从1978年的1512.50亿元增长到2004年的383045.30亿元，增长了235.7倍。(2)不同类型金融资产增幅波动相差较大。货币性金融资产的增长与宏观经济运行相关度较高，GDP快速增长时，货币性资产也呈现快速增长;保险保障性资产因为历史(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原因经历了较长时期平稳增长后，在1999年后出现爆发式增长，年平均增速居各类金融资产之首;证券类资产在经历了短时期高速增长后，增速放缓。(3)主要金融资产的相对比重的变迁。总体趋势表现为：货币性金融资产的比重在缓慢降低，保险保障类和证券类非货币性资产的比重在稳步提高(详见下图，数据来源说明③)。
改革开放后，我国金融结构变迁中既有以市场为导向，适应经济发展规律的变迁，也有以政府主导的人为推动型的“跨跃式”变迁。这种混合型的外部诱因导致了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金融结构变迁过程中的差异。
三、当前金融结构变迁的主要问题和原因
(一)金融结构变迁的主要问题
考察我国金融结构是否合理，首先要选择合适的评价标准。虽然世界上不存在普遍适用的金融结构模式，但借鉴发达国家金融结构变迁的经验和规律应成为评价标准之一。从定性的角度考察，合理的金融结构可概括为金融功能的发挥和金融效率的提高。ZviBodie和Merton(1992)认为合理的金融结构包括：资源转移、风险管理、支付清算、资源储备和产权划分、提供信息和人激励等六方面职能。④对于金融效率，R.I.罗宾逊(RolandI.Robinson)和D.怀特曼(DwayneWhiteman)认为金融效率表现为操作效率与配置效率。操作效率可以用成本效益比来衡量，配置效率则用储蓄资金转化为投资的有效性来衡量。⑤在金融经济时代，所有的金融活动都与货币有关。货币不仅是重要的金融资产，而且其他形式的金融资产的功能发挥和效率都要借助于货币来实现。因此判断我国金融结构的合理性还可以通过货币-经济比率(M1/GDP和M2/GDP)进行定量分析。
依据上述标准进行分析，笔者认为我国金融结构变迁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1.在我国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比例严重失衡的金融结构下，货币性资产的垄断地位加剧了金融风险向银行的过度集中，增加了爆发金融风险的可能性;造成了经济增长过多依赖于货币性金融资产的推动，增大了潜在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压力。⑥我国“十五”期间货币供应量增幅与经济增长速度背离程度的增大，说明货币性资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减小。
2.储蓄存款的非均衡分布制约了居民对保险等非货币性金融资产的有效需求。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居民有较高的储蓄率。截至2006年6月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154996.87亿元，人均储蓄存款达1万元左右。⑦被广泛应用的帕雷托“二八法则”证明：少部分人实际拥有大多数储蓄。当前我国巨额的储蓄存款余额并不能说明居民对保险等非货币性资产在短期内有现实的有效需求。因此，如果不能通过储蓄向保险等非货币性资产转化，促进金融结构的调整就难以自动实现。
3.保险与银行在资金来源和运用上的错配。保险与银行等金融中介按照负债是否是货币可分为非货币类和货币类两种。金融结构观的创始人——戈登史密斯(RaymondW.Goldsmith)在对金融机构进行分类后认为：寿险公司的资金主要来源于长期不可转让负债，资金运用应以长期债权为主;财产保险公司的资金来源于预付保费(即投保人短期内不能索回的负债)，其大部分资金应该用于长期证券投资。
⑧但我国保险公司的大量存量资产配置在期限较短、收益不断走低的存款产品以及十年期内国债、金融债和证券投资基金等短期债权上。同样，理论上，银行的主要负债即资金来源主要是存款，资金运用应该以短期和中期债权为主。但我国银行一直存在着资产长期化、负债短期化的结构错配问题，孕育着较大的金融风险。首先，由于中长期贷款依靠短期资金来源支撑，一旦银根紧缩，储蓄分流加剧，银行就会面临流动性风险;其次，商业银行积累了大量的中长期资产利率正缺口，潜藏了较大的利率风险。(二)主要原因
1.历史(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形成的投融资格局对我国金融结构变迁有着较大影响。改革开放前，我国取消了商业信用和金融市场，银行为代表的间接融资是惟一的融资途径，货币性资产成为惟一的金融资产类型。改革开放后，以保险、证券为代表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较快，带动了非货币性资产的快速增长。特别是随着我国保险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保险的功能和作用不断深化拓展，社会对保险的需求不仅逐渐渗透到政府社会管理和企业经营管理之中，还在个人和家庭的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发挥着日益积极的作用。
在经济转轨时期，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加，对预防性动机的货币需求增强，因此更愿持有以国家信用为支撑的银行存款等货币性资产。我国M1/GDP稳步上升，从1978年的0.16上升到2003年的0.721，表明我国金融结构中货币对经济增长的短期贡献增强。M2中绝大部分是作为金融资产而非支付手段的准货币，加上我国非货币性资产总量有限，M2基本能代表金融资产的总量水平，因此可用M2/GDP来衡量金融结构运行效率。我国M2/GDP比率也迅速上升，从1978年的0.246上升到2003年的1.896，⑨这说明改革开放后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后，由于金融市场不发达和可选择的非货币性金融资产较少，居民不得不把银行存款作为首选，导致储蓄存款大幅增长，M2大幅攀升，作为外生变量的货币供应量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在减弱。
2.储蓄存款的非均衡分布制约了居民对保险等非货币性金融资产的需求。储蓄存款的非均衡分布主要表现在：城乡差距、城市内部不同收入阶层的差距和不同地区的差距。储蓄存款的非均衡分布使储蓄向保险分流面临两大难题：首先，保险资产增长的潜力取决于全体居民的财富增长，而不仅仅取决于巨大的储蓄余额。因为拥有大部分储蓄的少数高收入人群有现实的保险消费能力，但保险消费意愿低，而低收入人群虽有较强的保险愿望但有效需求不足。其次，保险和银行在居民储蓄服务领域存在着相互替代和竞争。由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和金融市场的不发达，因而安全性高、收益稳定的银行储蓄成为首选。尤其是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我国大多数居民的消费处在转型期，在基本解决了吃、穿、用的需求外，正朝着住、行和养老、医疗、教育等更高消费类型过渡。但受传统文化影响，储蓄仍然成为相当部分普通居民财富积累的方式。
3.当前我国保险与银行的资金来源和运用上错配。究其原因：(1)尽管保险资金的投资领域已经介入了三大市场。在债券市场上可以投资银行次级债、可转债和保险公司次级债;在股票市场上可以直接投资股票,从事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交易;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保险自有外汇资金可以投资于债券、存款和货币市场产品。但由于保险资金的特性决定了保险资产在配置上需要寻求各种投资工具进行资产负债匹配，如长期寿险资金需要一个具备长期稳定现金流回报的投资品种与之相匹配，而受制于目前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现有的投资品种很难匹配，需向更广的投资领域寻求匹配的品种和投资渠道。⑩(2)当前银行业信贷结构以中长期贷款为主的原因是：第一，直接融资渠道狭窄，无论是企业融资还是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融资都过度依赖银行贷款。第二，从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降低不良贷款比例、增加贷款利息收益等因素考虑，更愿意发放中长期贷款。第三，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消费需求发生变化，个人住房和汽车等中长期消费贷款快速增长以及商业银行实施信贷集中战略等多种因素都导致了中长期贷款比例持续上升。[11]
四、与发达国家保险业促进金融结构调整的比较
近十多年来，7国集团(以下简称G-7国家)的保险业在金融业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强。G-7国家金融资产规模增长的同时，金融结构也经历着深刻变革，由银行主导阶段逐步转向多种金融机构共同主导金融市场发展的阶段。在银行主导阶段下，实体经济部门融资主要依靠银行，金融资产以货币性资产为主;在多种金融结构共同主导发展阶段，保险公司、证券经营机构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迅猛发展，在金融资产构成中，银行资产等货币性资产逐步减少，保险等非货币性资产迅速增加，保险公司成为最重要的融资中介和机构投资者之一。若把保险公司资产和养老基金合并测算，在非货币性资产中的保险保障性资产在全部金融资产中占比已达到40%左右。[12]另从金融资产的平均增长率看，1990—1999年间，G-7国家保险公司资产增长了150%，达到100万亿美元，而银行资产增幅仅50%，规模为250万亿美元。在绝大多数国家，保险公司持有的证券资产已超过银行业。1990—1998年，OECD国家保险资产保持了年均10%的增幅，远高于银行资产的增幅。[13]日本和中国融资格局传统上都是以银行融资为主，但日本保险公司持有的金融资产份额从1990年的15%增长到1999年的28%，而同期日本银行业持有的金融资产却从67%下降为55%。[14]
从上述国家保险资产对金融结构优化的变迁看，日本的金融结构是以间接融资的银行体系为主体，保险公司的资产主要包括：贷款和国债。G-7国家中的欧盟国家，2002年保险业资产中股票占25%、政府债券占22%、贷款占20%。美国和英国的资本市场发达，债券和股票占的比重较大。美国保险业资产更多是公司债券，2002年占到总资产的61%，同期英国保险资产中股票占到43%。
发达国家尤其G-7国家保险业在金融结构中的地位和优化金融结构中主要表现出两大特点：第一，保险业资产都表现出增幅快于银行资产，对金融市场参与度加深和金融结构优化贡献加大。第二，由于各国金融市场结构的差异，不同国家保险业资产在本国金融结构中的地位和表现形式不同。
五、政策思考与建议
(一)以动态的调整观审视金融结构的变迁
坚持以保险等非货币性资产的增量增长促进金融结构的调整，是符合金融业渐进式改革路径的“动态调整观”。我国金融结构正处于转轨和发展时期，难以确定一个最优或完美的金融资产结构。金融结构的优化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过程，只要能够发挥金融业应有的功能、提高金融效率就是金融结构优化的正确路径。金融资产的总量可以在短期内变动，但金融结构的优化是一个长期并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的过程。
[15]这些因素既包括产业发展、融资结构、居民资产投资偏好，还包括保险等非货币性金融资产面临的发展机遇等。
(二)借鉴国际经验，主动加深我国保险业对金融市场的参与度
由于我国金融市场为保险资产提供的可选择的金融工具有限，保险业必须主动地参与金融市场的发展，实现保险资产长期稳定的投资收益回报，具体做法：(1)设立证券投资保险基金。不仅可以直接通过保险公司设立开放式的证券投资基金，还可以和证券公司或基金公司合资成立新的保险基金管理公司。这有利于将保险业的长期负债证券化，增加流动性和收益性，满足投保人更广泛的理财需求。(2)国家面向保险公司发行定向的长期特种国债或金融债。(3)保险公司以战略投资者身份参与国有股、法人股减持和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分享金融市场快速成长带来的资本收益。(4)推动保险资金介入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业务，促进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扩大保险业的社会影响。(5)加大对国有和股份制商业银行、邮政储蓄、证券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和优质大型企业集团的股权投资，支持国家金融体制改革。(6)积极参与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试点和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处置工作。(三)发挥保险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促进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与保险市场协调发展
保险公司应成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重要的媒介，既是货币市场的重要参与主体，也是资本市场活跃的交易主体。保险公司要参与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间的资金融通，成为两个市场间资金交换的媒介。保险公司资产配置应以国债、金融债券、股票和股票型基金等资本市场工具为主，以中央银行票据、回购和短期融资债券等货币市场工具为辅，逐步减少对存款和债券等利率敏感性资产投资余额，降低保险资产组合的利率风险。保险公司应主动提供跨市场的保险产品，使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资金通过保险产品交易实现自由流动。并根据现有监管规定，在信用债券、抵押贷款、房地产物业和企业股权等领域进行积极创新：放宽保险资产投资信用债券种类，具体包括企业债券、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资产支持证券(ABS)、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BCP)和担保抵押证券(CBOs)等;允许保险公司开展长期的抵押贷款包括房屋抵押贷款和保单质押贷款，缓解当前银行“短存长贷”和保险公司“长钱短用”局面。具体模式选择，一是保险公司自己开展抵押贷款业务，二是保险公司购买银行的抵押贷款争取证券化产品。保险资产的房地产物业投资可采用房地产信托(REAT)和房地产投资信托(REITs)方式。以私人股权投资和创业企业投资(VentureCapital)为主的企业股权投资应成为保险资产进行长期战略性投资的新途径。[16]另外，允许保险资产透过QDII渠道投资境外，实现保险资产在全球范围的配置和风险分散，形成保险市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良性互动机制。
(四)组建保险集团公司实现以保险资产为核心的跨业联盟
美国的保险集团以持股公司、设立子公司或业务员兼售商品的方式兼营产、寿险或其他产业;德国允许以保险集团或合作策略联盟等方式经营非保险业;日本允许保险集团与邮政储金机构和外国保险公司建立策略联盟。在国际综合化经营的大背景下，我国保险业不仅要以集团公司为背景，实现产、寿险、其他金融产品的交叉行销，探索保险业与银行业、证券业在更深层次和更广领域的合作，还应拓展更广泛的行业间策略联盟。第一阶段可以在保险集团公司架构下，推广保险与金融结合的产品。譬如联名卡、代销基金、ATM保单贩售、与证券公司推出投资组合套餐等。第二阶段逐步实现保险集团跨金融业联盟。把保险渗透到普通居民衣食住行中去。譬如财险公司可以与房屋中介业开展储蓄型不动产火险、与汽车厂、零售业、餐饮业合作购机动车辆保险送指定商家购物券或折扣券;寿险公司可与酒店业联合购终身寿险或长期健康险，可选择指定酒店度假，与非盈利性娱乐事业单位进行公益事业和保险宣传;B17保险公司和房地产开发商联合开发、购买或抵押债权回收等途径获得房地产商品的所有权，然后出租获得收益即“置业-出租”模式。
注释：
①戈登史密斯：《金融结构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出版社，1993年。
②由于黄金、白银及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资产数量和占比很少，并且变化不大，所以本文忽略这几类金融资产的讨论不会影响研究的结论。
③所列数据为年底余额，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中国保险年鉴》、《中国证券期货年鉴》、《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相关各期。保险保障性资产金融资产包括：保险公司总资产、政策性保险资产。证券性金融资产包括：债券、股票的流通市值、证券投资基金。货币性金融资产包括：流通中现金、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银行外币存款。
④ZviBodie,RobertC.Merton.《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⑤R.I.Robinson,D.Whiteman,FinancialMarket:TheAccumulationandAllocationofWealth,1974
⑥李健：《中国金融发展中的结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⑦人民银行2006年存款性公司概览。
⑧戈登史密斯：《金融结构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出版社，1993年。
⑨中国金融年鉴，1986—2002年。
⑩中国保险年鉴(2004年)。
[11]人民银行2005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12]王一佳，马泓，陈秉正等：《寿险公司风险管理》，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
[13]OECD，InstitutionalInvestorsStatisticalYearbook2001
[14]孟昭亿：《保险资金运用国际比较》，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
[15]李健：《中国金融发展中的结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16]根据中国人寿资产管理公司陈东在第12届两岸金融学术研讨会发言整理。
[17]凌氤宝：《保险业跨业经营之研究》，财团法人保险事业发展中心，1999年。
主要参考文献：
[1]谢平.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分析[J].经济研究,1992(11).
企业对资产进行配置的最终落脚点仍在企业业绩上，国内外对企业业绩研究的文献并不缺乏。
Czyzewski等( 1992)研究了企业资产结构和现金持有量对资产回报率（ROA）的作用，他们的结论显示成功企业的现金资产集中度较高, 也即充足的现金流量实际上将产生较高的资产回报率, 现金充足率可以成为同行业企业之间业绩比较的替代变量，但他们的结论并不符合一贯的财务管理理论，财务管理理论认为企业所持的现金是收益最低的资产类型，因此企业在保证企业正常运营的前提下应尽可能少的持有现金。与Czyzewski研究结论不同的是，Kamath(1989),Soenen(1993),Shin and Soenen(1998)认为：上市公司的流动性与其净资产报酬率、资本报酬率都显著负相关，而且企业的财务流动性对产业因素非常敏感，也即在不同产业之间存在显著区别。他们的结论与财务理论对企业现金一贯的认识相似，现金持有量较低时反而对应较高的运营绩效，流动资产运营效率越高绩效越好。其文献的贡献还在于提高了企业对流动资产重要性的认识，撇开企业流动资产与运营绩效的相关性方向，两者之间确实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所以企业应提高流动资产的运营效率。
King等( 1998) 研究了资产组合变动频率与企业收益率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相对于资产组合高频率和低频率变动的公司，中频度变动公司的资产收益率要高, 资产组合中等频率变动对公司的总价值影响更大。虽然资产组合理论强调了资产组合对企业的有效运营起到的重要作用，但对资产组合变动频度的研究尚属较陌生的研究领域。资产要对企业业绩起到正向推动作用，并不是由企业对某项资产的投资规模决定，关键在于对某项资产的运营效率，自20 世纪 80 年代，研究营运资本管理效率的学者渐多，近期Debasish Sur（2011）、Sonia（2011）采用各个国家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营运资金管理效率与企业经营绩效的相关性，他们的结论是营运资本效率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Enria(2004)认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即在市场上升期，股票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计入资产负债表，上市公司利润提高，投资信心增强，进而推高资产价格，容易造成金融资产价格高估；而在金融危机引起的市场下滑期，按照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企业股票价格下跌所致的损失会恶化上市公司资产负债表，公司预期盈利率下降，投资萎缩进一步压低资产价格，从而加剧金融危机。
我国学者对该领域也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不同类型的资产在企业财务活动各个环节扮演不同的角色，而资产配置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不同类型资产的有效组合使企业实现最大化增值，依据不同资产跟企业绩效的关系可将资产分为三类: ①直接形成企业收入的资产类别,包括产品、商品等存货资产、应收账款等结算资产、有价证券等投资资产；②对企业一定时期内的收益不产生影响的资产, 如货币资产；③抵扣企业一定时期收益的资产, 包括非产品资产、非商品资产、固定资产、支出性无形资产等（余坚，1998；曲远洋、刘岩，2004)。 所以企业的总资产中应尽可能增加直接形成企业收益的资产,资产结构中直接形成企业收益的资产比重越大，一定时期内不产生收益的和抵扣企业收益的资产比重相对变小，将有利于企业收益最大化。如果固定资产或长期投资比率过高, 资产结构流动性差、弹性小, 转换现金困难, 势必加大经营风险；反之, 如果流动资产比率过大, 虽然经营风险降低了, 但盈利能力却受到影响（倪红霞、许拯声，2003)。
企业资产配置的结果不仅形成了资产结构，同时也从另一方面刻画出企业的成本结构，成本直接减损企业利润空间，企业固定成本的高低直接决定着经营杠杆的大小，所以在常态经济环境下，固定成本与变动成本的比例直接影响企业经营风险的大小（马永强，2009），经营风险越大的企业，在遭遇外部负面冲击时，每股盈利就会下降的越快，利润波动就越大。王咏梅( 2001) 的实证结果显示上市公司投资资产收益率与经营业绩显著正相关，和投资资产与主营业务资产的比值也呈显著正相关。该文献将企业的投资资产与主营业务资产分立讨论，同时肯定了金融资产的高收益性，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成熟，企业对金融资产投资关注最多的是其高风险性，所以对其敬而远之，无疑过于保守的资产配置策略不利于企业业绩的提高，然而刘巳洋（2008）则将上市公司的金融投资视为一种“危险的游戏”，他对一些过度投资金融市场的公司进行了剖析，认为这些公司所持金融资产的目的有三种：短期逐利；战略性投资；同行业投资，牵制竞争对手。他的研究告诫上市公司，如果过大比例的资金投入主营业务之外的渠道，势必影响其主营业务的主导地位，而且他认为任何上市公司都不可能依靠资本市场上的操作来支撑企业的发展，必须坚守主营业务的发展。
2007年会计准则改革和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引入使学术界和实务界开始关注金融资产投资对企业业绩的影响，王义中、何 帆（2011）认为公允价值下会计信息能准确反映金融资产和负债的市场价值,因而能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然而,鉴于金融市场固有的不完全性,公允价值将当前利润与未实现的资本利得及损失混在一起,增加了公司和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不确定性,公司价值更容易波动,加大了股票价格与基本面价值间的差距,使得长期经济价值与当前金融资产价格出现持久差异。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企业资产中各个部分对业绩的实现都是不可或缺的，但以前文献对企业金融资产与流动资产对业绩影响的研究相对欠缺：企业的流动资产多被定性为盈利能力不高的资产类别，并没有挖掘其在非常态环境下的正面价值；同时不管是学术界还是实务界对金融资产的态度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对金融资产处于相当陌生的认知状态，学术界多是将金融资产当做研究公允价值时的载体，并未对金融资产属性以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作出正面研究。
参考文献
一、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意义
资产证券化作为国际上不良资产处置的重要方式，在金融市场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良资产证券化是以不良资产的产权所有人作为发起人，以不良资产的处置收益作为偿本付息的担保，并以此担保发行证券进行融资的过程。当前，我国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已经对金融稳定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严重影响了商业银行的健康发展。当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全面实施不良资产证券化业务，对于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引领融资方式的变革，促进资本市场的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盘活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不良资产证券化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开辟了新的融资渠道，在不增加现有负债的情况下提前收回贷款资金，加速了资金回笼速度，提高了流动性水平。另外，缓解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增加过快带来的筹资成本的压力，有助于增强商业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
2.提升不良资产的处置速度，加强流动性管理
不良资产证券化能够将不良资产转化成流动性较强的现金或者债券，将金融风险大大分散和转移，增强了不良资产的流动性，拓宽了不良资产处置的资金来源，实现的发行收入可以缓解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现金流量压力，进而增强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积极性，也有利于进行流动性管理。在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不良资产的处置具有透明性和公开化，可以使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规避道德风险。
3.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加快国有企业改革
不良资产证券化是金融市场上的一种创新工具，不良资产证券化对于改善当前市场结构，满足投资者日益正常的多样化的需求，提升市场的运行效率，进而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都具有重要意义。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实施，能够大大减轻了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对于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增强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二、当前不良资产资产证券化存在的问题
1.不良资产证券化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
近年来，我国的法律法规体系不断完善，为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保障。但是，不良资产证券化作为金融市场的新鲜事物，在实施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较多的法律障碍。特设交易载体（SPV）作为证券化交易的中介，其特点是不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对经营场所也没有严格限制，造成了有些公司基于成本的考虑，投入较少形成了“空壳公司”，对于这种实体，我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目前，不良资产证券化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作为保障，有些法律法规缺乏可操作性的细则，甚至有些规定还会阻碍不良资产证券化的顺利进行。
2.无法组建合规的资产池
当前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不良资产与国外用于证券化的资产质量相比差距太远。我国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不良资产是真正意义的不良资产，未来获取稳定现金流的不确定性风险较高。因此，当前我国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标的资产池中资产“良莠不齐”，使得开展资产证券化的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当前要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资产要进行适当的分类，剔除获取未来现金流较小可能性的不良资产，只将很有可能获取未来收益的不良资产作为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标的，从而建立符合证券化要求的资产池。
3.SPV缺位，缺乏规范的金融中介机构
SPV作为资产证券化的核心机构，在资产证券化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资产证券化顺利运行的根本保障。但目前我国还没有具有SPV功能的机构，现行的法律法规下设立SPV还存在不少的问题，也没有具有操作细则的实施方案。另外，在资产证券化实施过程中，一般要进行初始评级和发行评级两次信用评级。但目前我国还没有从事信用评级的高资质的专业机构，现有的资产评估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对于资产证券化方面的评级问题也缺乏一定的运作规范，造成了资产证券化业务很难满足透明、客观、公正等要求。
4.资产证券化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缺乏复合型人才
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新兴的融资方式，需要有稳定的资金供给和资金来源，但目前中国资本市场上稳定、持续、大量的长期资金较为缺乏，影响了对资产证券化的稳定需求。由于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复杂性，个人投资者进行投资缺乏专业知识，风险防范能力较弱，无法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策略，因此，资产证券化往往是机构投资者在进行投资。不良资产证券化程序复杂，专业化水平高，技术性较强，在操作过程中会涉及经济、法律等方方面面。但目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这种复合型的人才比较匮乏，这也是造成资产证券化开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三、完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证券化的策略
1.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为资产证券化提供法律保障
当前，继续推进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证券化工作的前提和保障是完善法律法规体系，解决我国资产证券化的诸多法律障碍。根据资产证券化发展的实际情况，可以分阶段，分步骤的进行资产证券化的立法，完善法律法规环境，提高政策的透明度，为资产证券化的实施提供保障。SPV作为资产证券化的核心机构，要进一步明确该机构的法律地位，并对其性质、发行、流通转让等相关制度做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另外，要加强体制建设，对各类资产证券化业务，包括与资产证券化相关的会计、评估等制度和政策做出明确规定，降低资产证券化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更好的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
2.规范金融中介，营造良好信用环境
当前，我国的信用体系尚未完全建立，政府担保在市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专业的金融担保公司出现不久，也不太规范，伴随着不良资产证券化的不断推进，政府在其中的监管者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目前，我国还没有权威性的信用评级机构，政府要积极成立担保机构，通过政府为抵押贷款提供保险，利用外部信用增级手段推动金融创新。从国外的经验来看，资产证券化初期，政府担保等在推进资产证券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采用政府担保作为信用增级的手段交易成本较高，因此，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外部信用增级的手段在减弱，利用国外成功资产证券化总结出的内部增级方法是大势所趋。
3.改善交易结构，完善资产市场和定价机制
当前，我国证券市场发展还不成熟，一个良好的交易结构对于降低产品的流动性溢价，增加产品的可交易性，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在不良资产证券化交易过程中可以适当增加提前赎回，产品质押等功能，增强流动性，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另外，资产证券化还需要良好的市场环境来配合。要建立起高效的投资制度，强化内外部评估结合，建立合理、规范、有效的定价机制。最后，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市场化的定价原则要逐步引入到不良资产处置中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要要按照公正、合理的原则具体评估方式，根??项目的具体情况，谈判情况，综合确定资产处置的价格。
4.培养专业复合型人才，丰富理论和实践经验
资产证券化是金融领域的创新，涉及到证券、评估、会计、税务、法律等很多学科和专业，既需要扎实的理论知识，又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其复杂程度对专业人才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目前国内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缺乏具备高素质的复合型专业人才。今后，在人才培养方面要注重人才的选拔和培训：一是要广泛引进人才，可以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引进不良资产处置方面的专家，将他们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带入到实践中，二是加大对现有专业人才培养的力度，领导要重视对现有人才的培训力度，着力打造一支专业素养高的人才队伍。另外，资产证券化的参与主体除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还包括中介机构、投资者、监管机构等，这些机构也需要相应的提高各自人才的素质，形成合力才能为不良资产处置打下良好基础。
关键词: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家庭储蓄;金融中介
Abstract:Modern families are forced to confront problems of how to avoid risks,while enhancing the value of assets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as much as possibl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underst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inancial assets of residents choose,and understand the needs of the financial investment of various populations. Based on analysis of issues related,it proposed suggestions of optimizing the path of choice about household financial asset.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paper is not only to know features of the financial assets choice of residents,but also improve the theory of choice behavior of Chinese residents' assets,and give direction to investment tool for financial innovation,and advise the government and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to provide reasonable investment recommendations to residents.
Key Words:householdportfolio choice, householdsaving,financialintermediaries,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09)12-0025-04
家庭资产组合理论一直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和前沿研究领域之一。Bertaut(2003),Aizcorbe(2003)根据美国的消费者金融调查(SCF)数据,认为90%的美国家庭进行不同类型的金融投资,25%的家庭拥有5种以上不同金融资产,持有安全性资产和较安全资产比重较以前没有多大变化,但风险资产占金融总资产的比例在上升,持有股票的趋势在不同年龄、收入、教育群体中都有表现。而从国际上看,各国家庭参与股票的决策与财富、年龄、房产持有状况的关联很大:家庭的参与决策随着财产而增加;在与年龄相关的股票参与方面,所有国家都呈现类似的驼峰形;房产拥有状况对家庭股票参与决策有很大影响。
经历了金融危机带来的市场波动,很多人开始意识到家庭财富保障的重要性。财富如果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很容易受到经济起伏的影响,进而影响家庭的整体财务规划。不同类型的金融资产可以满足不同家庭多样的投资需求。本文试图了解并认识我国居民金融资产选择的特点,在剖析相关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路径选择,意义在于不仅可以认识我国居民金融资产选择的特点,也可以在完善我国居民资产选择行为理论的同时,了解各类人群金融投资需求,为金融投资工具创新指明方向,并为政府引导居民进行合理的投资提供一定的建议。
一、当前我国家庭的金融资产选择和配置目标
对于家庭而言,通过资产的合理配置,目的是提高家庭福利和财产性收入。根据《投资与理财》杂志2009年1月至今各期的调查,我国居民金融资产选择和配置的目标(也就是平常所说的理财目标),主要包括:(1)抚育子女、赡养老人、医疗;(2)换(购)房、退休、教育、旅游、购车、出国;(3)资产增值、抵御通胀;(4)构建完善的家庭保障体系。
二、当前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特征
(一)我国家庭金融资产的总体发展特征
根据1992- 2006 年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经网经济统计数据库相关数据分析发现:中国家庭金融资产的总体发展特征是以储蓄存款为主的多元化发展趋势。
虽然中国家庭金融资产呈现多元化趋势,但如果将储蓄存款、现金和国债算作非风险性资产,而将股票、保险和外汇存款视为风险性资产,在中国居民的家庭金融资产中,非风险性资产所占比重超过了80%,风险性资产不超过20%。我国城市家庭确实存在十分强烈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而且高收入人群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也很明显。这些资金是为自己及家人未来储备的购买力,所以大部分对市场利率几乎没有弹性。
(二)我国高收入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特征
对于家庭投资组合选择的实证研究显示,家庭投资的财富效应相当明显。投资者持有的风险资产份额也随着财富的上升而上升。目前,一部分文献主要解释了投资者单期投资组合会怎样受到财富量的影响。Cohn.(1975)认为投资者的相对风险厌恶程度会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减少,进而他们的资产组合表现出财富效应。而Peress(2004)认为投资者的相对风险厌恶度随财富的增加并不表现出递减的性质,但是绝对风险厌恶度会随财富增加而减少。他们认为递减的绝对风险厌恶结合有成本的私人信息,可以解释投资者投资于风险资产上的财富数量以及比例都随着财富量的增加而增加的现象。在这样的环境下,获取一定精度的信息所付出的成本是固定的;投资的效率会随着信息的增加而增加。富有的家庭会出于两个原因持有更多的风险资产:(1)他们比较容易克服获取信息的成本;(2)他们的绝对风险厌恶程度较低,在给定的信息精度下投资于风险资产上的财富量会较大,这又会增加他们对信息的需求,增加的信息又会提高他们投资的效率,使他们愿意持有更多的风险资产。这种循环的效应会使得富有的家庭持有的风险资产份额高于穷人家庭。Guiso和Haliassos(2003)对多个国家的研究发现,家庭的股票市场和风险资产市场的参与决策与财富量强相关。Campbell(2006)运用美国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流动性资产和汽车是穷人主要的投资对象,房产是中产阶级主要的投资对象,而富人的主要投资对象则为权益资产。吴卫星和齐天翔(2006)对中国市场的研究发现财富的增加显著地增加了居民参加股市的概率以及参与深度。史代敏和宋艳(2005)发现中国居民投资的储蓄存款和股票所占的份额会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增加。
北京零点前进策略咨询公司针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成都、沈阳和西安8个城市的1100-1200位高收入者进行问卷调查,其中高收入者主要根据家庭金融资产来界定,2003年执行的第一期为家庭金融资产在50万元以上,而最近一期为家庭金融资产在70万元以上的群体。2003-2004年,高收入者投资的主要方向是保险、房地产、股票和子女教育基金;而到了2008年,即使在比较低迷的熊市,投资方向的前四位变为了股票、基金、房地产和保险。并且在未来一年内,高收入者最可能增加投入的品种中,股票也位列第一。
中国高收入群体个人理财认知度高于总体15.64%,风险收益意识更强。高收入人群在保障性理财产品如储蓄、国债的选择上明显低于总体被访者的比例,分别低5.78和2.37个百分点,该类理财产品相对风险较低、收益较少,对投资技巧和背景知识要求也相对简单。但是在高风险、高收益的理财产品上(如股票、基金),高收入人群的选择比例则明显高于总体被访者,分别高出4.17和4.15个百分点,这类理财产品风险与收入并存,且对于投资技巧和背景知识的要求要高于储蓄、国债等。相对来说,高收入人群更加愿意为预期收益承担风险。
(三)我国普通家庭对基金投资的参与状况
共同基金的本质就是服务于普通老百姓的投资理财的金融工具。从2007年开始,基金投资开始快速深入普通百姓家庭,基金投资者数量迅速扩张,基金开始和存款、保险并列成为普通老百姓理财的三大工具。中登公司统计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7月末,沪深两市基金账户合计数达到2983万户。其中,个人投资者占据绝大多数的比例。证券业协会的一份调查显示,个人投资者平均每户持有基金份额不足3万份,属于典型的中小个人投资者。
根据美国基金协会的调查,在有85年共同基金历史的美国市场上,约84%的基金投资者声明其投资目标是为将来退休而进行储蓄,对大众来说,最普遍的理财方式就是购买共同基金。但在国内,2008年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年鉴进行的一次中国基金持有人调查显示,从投资者投资基金的目的看,排在首位的是“买基金回报高”,排在第二位的是“自己不会炒股”,二者合计占被调查投资者的81.3%,说明投资者购买基金主要受到短期高回报的影响,尚未将基金作为一种长期投资工具来看待;而从风险承受能力测试情况看,90%左右的基金持有人在投资基金之前没有进行风险承受能力方面的测试,这说明无论是基金的销售方还是购买方对于风险承受能力并不重视。
在美国,共同基金的年化收益在15%左右,美国基金持有人自上个世纪80年代牛市以来的平均持有周期是3-4年左右,他们通常不会随短期市场波动而频繁进出。中国证券业协会的统计显示,国内基金个人投资者持有基金的周期则在13个月。投资者的不成熟、过于关注短期业绩、频繁的申赎影响了基金经理的操作,使其追逐大盘频频进行波段操作。
(四)我国家庭在住房市场上的参与率
住房对大多数家庭来说都是重要的投资品。这可能是因为住房具有其他投资品所不具有的特性。第一,它是为数不多的、家庭可以通过借款而进行投资的投资品;第二,住房既是投资品,又是消费品。根据奥尔多投资咨询中心的调查,被调查人群在股票、现金、储蓄存款、基金、个人理财产品以及房产投资上的参与率分别为28.91%,63.60%,71.83%, 18.75%,1.85%和41.88%。可以看出,较多人持有股票、现金、储蓄存款、基金和房产。由于被调查者持有的房产在总资产中所占的份额的平均值为18.14%,远高于其他资产所占份额的平均数,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房产是中国家庭最重要的资产。投资者在房产市场中的参与率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一直在增长的,从39.43%一直增长到55.56%。而且各个年龄段的投资者在房产市场的参与率都高于在其它资产市场的参与率。这说明中国投资者随着年龄增长开始积累财富后,可能首先考虑的就是购入住房,所以投资者在住房市场上的参与率随着时间是一直在上升的。
三、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受到抑制的现实和原因分析
居民金融资产选择行为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社会结构和社会特征都会影响其选择行为的形成。在我国,庞大的个人金融资产主要以银行储蓄存款的形式存在,此外房产投资上的参与率远高于其他资产在金融资产中所占份额的平均数,房产是中国家庭最重要的金融资产(见图1)。Cocco(2004)认为住房风险会挤出投资者在股票上的投资份额。Grossman和Laroque(1990)、Flavin和Yamashita (2002)等的文献都得出了住房会挤出股票资产投资的结论。这种效应对于年轻人和低收入者更加明显。
我国个人与家庭的投资选择还受到相当大的限制,投资渠道比较狭窄。我国股市波动幅度较大,投机气氛浓厚,基金市场也是跌宕起伏,两个投资领域已经让不少散户遇难而退;投资型保险往往期限过长,居民也不太认可;银行理财客户的“门槛”偏高,不少中低收入人群被挡在了“门外”,并且银行理财产品也存在到期后银行的承诺无法兑现的可能。
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受到抑制、投资渠道比较狭窄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方面:(1)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是抑制我国居民投资多元化的主要原因;(2)宣传引导不够;(3)政出多门,金融市场管理体制改革滞后;(4)证券市场发展不平衡,债券市场发展缓慢,金融产品同质化比较严重;(5)金融中介创新能力较弱,服务意识不够。
四、优化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路径选择
(一)完善包括住房、教育、养老、医疗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网络
我国城市家庭确实存在十分强烈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而且高收入人群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也很明显。为改变居民储蓄存款过快增长现实,促进消费和投资,就必须从降低居民不稳定预期入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住房、教育、医疗等制度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在短期使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预期提高,家庭储蓄因此担负着住房、教育、养老等多重责任。只有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加快养老、医疗保障和教育体系改革,才能减少居民的不稳定预期,使储蓄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降到正常水平。
(二)加强我国金融中介的建设
由于金融中介的规模经济和专家特长,可以降低家庭投资股票市场的交易成本和降低信息不对称,实现风险管理、价值增值。近二十年来,信息技术、交易技术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和信息的不对称程度,却并未减少投资者对中介服务的需求。目前,我国金融中介(机构投资者)的建设远远不能适应个人与家庭风险管理的需求。对于单个的个人与家庭而言,要求其具备风险管理能力,是一种过分的要求,个人与家庭的风险管理能力,总是要体现在其能够委托的机构投资者上面。如果机构投资者的产生与建设不能体现不同个人投资者的需要,那么最终结果就是个人与家庭不能获得与其金融资产相对应的风险管理选择权利与手段。在我国,亟需加强金融中介的建设,以更好地适应个人与家庭金融资产管理的需求。
(三)鼓励金融工具创新
我国的金融工具创新在深度和广度上还远远不够,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创新还存在缺陷。我国金融产品比较单一,金融工具创新还停留在基础产品的创新上,在金融衍生产品创新和组合产品创新方面则刚刚起步,金融衍生品还基本没有;产品开发中模仿式创新多、自主式创新少,产品在深度和专业化上都不足。居民对投资工具的需求还远远没有满足。我国金融机构应逐步引入市场细分理念,确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模式,根据客户需求开发新的服务产品。
(四)加强投资者保护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提升金融服务机构的教育辅导功能
如何在规避风险的同时,尽可能地提升资产价值进而提高生活质量,是现代家庭不得不直面和重视的问题。就股票市场而言,由于股市参与成本的存在,缺乏金融知识和技能的投资者没有能力评估其资产组合的风险,从而无法对金融环境做出最优的应对,这就可能导致他们在市场繁荣时对预期回报过度乐观,在股市下跌时对损失过度估计。在我国,由于家庭的金融知识比较欠缺,对金融产品的认知程度不高,亟需理财专家予以指导。家庭希望在投资上获得的帮助方面,排在前三位的是:70%的家庭希望获得更加详细丰富的信息和数据、53%的家庭希望政府对金融业更为规范的监管、42%的家庭希望获得个性化的理财专家指导。
在影响家庭参与投资的因素方面,90%的家庭认为政府应该加强投资者保护法律制度的制定与实施,约80%的家庭认为金融机构的分析报告和财经媒体的分析评论对促进他们参与投资较重要,77%的家庭认为投资者教育材料较为重要,也有超过70%的家庭希望拥有反映自己意见的渠道、投资者定期相互交流的渠道以及建立民间投资者保护组织。投资者保护和投资者教育对我国资本市场乃至金融系统的长期稳健发展至关重要,政府应该加强投资者保护法律制度的制定与实施,金融服务机构也应把教育辅导功能集合到服务中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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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ampbell,J. Y. 2006,“Household Finance”[J]. Journal of Finance 61, pp.1553-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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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史代敏,宋艳.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2005,(10).
［关键词］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机制
一、引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美国等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结构失衡导致资产泡沫扩大，风险蔓延和经济失控。经济能否健康发展，风险能否可控，其关键之一是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定价机制[1]。
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机制是关于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的原理、结构、关系和功能构成的系统。研究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综述
金融资产是持有方拥有的一切可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上进行交易、具有现实价格和未来估价的，证明债权债务关系的合法凭证。
公允价值是在计量当天，市场参与者在有序交易中出售资产收到的价格或转移资产付出的价格(fas157par.5)。公允价值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定价，不是由特定主体确定的定价;公允价值是由假想交易(现行交易价格的非实际价格)形成的估计价格[2]。
自1952年马科维茨（markowitz）提出资产组合理论（mpt），资产计量研究便拉开序幕。有代表性的研究有： 1970年,威廉·夏普(william sharpe)提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capm。1973年, robertmerton建立了资产期权定价公式。1976年，ross得出：资产的预期收益可表示为多个宏观经济因素的“线性组合”。1979年，布理登（breeden）建立了基于消费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capm）。1994年，shefrin提出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apm）。2007年，peter提出了动态异质模型[3]。2008年，hull给出确定金融衍生产品价格的方法[4]。
在国内，陆静，唐小我( 2006) 构造了基于流动性风险的多因素定价模型( la- capm) [5]；孙有发(2007)提出了随机波动定价模型[6]；易荣华, 李必静 (2010)从四类定价因素入手分析股票定价模式[7]。
在上述研究中，人们囿于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模型与方法，而对其定价原理、结构和影响因素研究不够，迄今未发现有一个完整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体系，即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机制。
三、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机制
（一）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定价原理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定价原理不可能凭空产生，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发展的演变过程昭示了：金融产品“源自”实体产品，因此，金融资产定价与实体产品定价同源，所以，同理。根据公允价值的定义，公允价值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定价，市场由“看不见的手”左右，所以，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定价应遵循“供求定价”原理。
从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定价的现实基础角度看，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纯粹的计划经济，即使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纯粹的市场经济，事实上，都是一个市场多一点还是计划多一点的问题。从现实上看，目前“市场多一点”成为不争的现实。基于这一认识，金融资产定价应以市场为基础，遵循“供求定价”原理。公允价值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同类资产的脱手 “市场价格”。如果市场上的同一项资产在第一对交易主体之间达成一个价格（最高价），在第二对交易主体之间达成另一个价格（最低价），那么，在第三对交易双方信息对称的情况下，经过双方讨价还价，成交价格不会是最高价，也不会是最低价，应该是中位价，而中位表示的是平均的理念。因此，参照同类资产定价可以理解为以同类金融资产的平均价作为这类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
我们来论证一下上述“平均理念”，第一，在经典的威廉·夏普(william sharpe)先生的capm模型中，资产期望收益率实际上也是一个平均数，因为在概率论中，期望本身就是均值。第二，既然公允价值作为由假想交易形成的估计价格，当然是需要点估计的，而最一般的点估计就是认为总体平均数约等于样本平均数，这样，这个估计价格同样是平均数。
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投资者的情绪波动大、行为显著地从众，经济主体的有限理性变得更加有限。此时，“救市”成为政府“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必然选择，政府通过干预供应和需求对公允价值计量进行“制度安排”。
但是，根据公允价值的定义，公允价值不是由特定主体确定的价格，当然也不是由政府确定的价格，由政府的“制度安排”得出的“干预价格”同样不能作为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而只能是对市场价格的“调整”，这仍然离不开以市场这一基础。总之，金融资产定价遵循“供求定价”原理。
（二）结构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应该是个什么样的结构？众所周知，价格是价值的表现，通过研究金融资产价格的结构就能够了解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结构。亚当·斯密 认为“利己心和竞争的作用使产品的价格和成本不会相差太大”[8]，这意味着价格与成本之差存在，这个差数实际上是毛利润。虽然在亚当·斯密时代，还没有出现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问题。但是，我们根据上述商品价格和成本的关系，可以推理出：商品价格的基本结构是：成本+毛利，从而，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基本结构也是“成本+利润”。
（三）影响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主要因素
“看不见的手”决定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这在上面已述。除此之外，影响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主要因素有：
1.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准则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准则虽然已有三个层次定价法，但在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的定价，其定价方法有待经过实践检验并进一步修订；在第三个定价层次上，企业有了较大的定价“自由空间”，由此容易产生金融资产“泡沫”，从而影响到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具体来说，由于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有待完善等原因，当企业有定价权时，管理层通常会选择有利于完成公司受托责任的定价策略，以达到既定的目标；当管理者面临政治影响时，出于降低政治成本的需要，通常会选择低政治成本的定价方案；企业为了自身利益，在有机会时，通常会充分利用外部性，尽可能地选择利润最大的定价方案。在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企业有可能面临管理层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等，这些无不影响到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
2.投资者行为
投资者信心波动、投资者心理上的赢利期望、投资者的从众行为，这些都会使交易中的金融资产价格随之发生波动，投资者的情绪波动越大，金融资产价格波动越大。当数量巨大的投资者普遍具有从众行为时，金融资产交易价格会表现出相应的“集中趋势”，导致金融资产价格的大起大落，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也会非理性地“船随浆动”。
3.估价模型与计量方法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选择什么样的估价模型就得到什么样的估价，采取什么样的计量方法就会得到什么样的金融资产价格。由于估价模型确定欠妥或计量方法选择不当，会使得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和公允相去甚远。
4.利率和汇率变动
利率和汇率调整是金融管理的弑手锏之一。由于公允价值是一个折现值，根据未来收益折现来计算，现值直接受到资本市场上的利率大小和外汇市场上的汇率高低影响，通过直接影响现值，间接影响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
5.社会与人心稳定
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执政理念下，政府为了保障社会与人心稳定，会采取一些非市场的办法，对金融资产定价格进行间接或直接的干预，比如，直接提供某些金融产品，此时的金融资产价格是政府的“维稳价格”而不是公允价值。
6.金融、经济与法律制度
市场价格机制在国家的金融经济法律制度框架内，按照其自身的规律来运行，但是，市场价格机制并非万能。因此，政府有时必须对金融资产实行“价格规制”。在政府对金融资产的市场价格进行调控的过程中，应把政府及其官员的活动纳入法制的轨道。如果法制不健全，寻租活动屡禁不止，就会破坏金融资产的市场价格机制运行的环境，从而影响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
（四）功能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机制的功能就是保障金融资产价值的公允。通过“刨掉”金融资产的泡沫，促进金融资产交易的有序和公平，为利益相关者提供可靠并且相关的公允价值会计信息，有助于管理与决策，提高经济主体抗风险能力，促进金融资产的优化配置。
第一，依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定价原理和公允价值会计准则，使会计人员处理公允价值会计业务时有理有据，从而提高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保障公允价值会计的“信息质量”。
第二，通过为投资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提供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会计信息，为利益相关者决策提供支撑，有助于发挥公允价值会计的“决策支持”功能。
第三，依靠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机制，特别是对虚拟资产计量的规制，可以“刨掉”虚拟资产的“泡沫”，保障会计信息的可靠性，有利于平衡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结构关系，提高经济主体应对金融风险的能力。
第四，通过发挥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机制的市场价格功能，实现资本市场中金融资产的优化配置，提高金融资产效率。
四、完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机制的对策与建议
（一）紧紧抓住“刨掉金融资产泡沫”这个“牛鼻子”
金融危机的问题出在哪里？实际上出在“泡沫”上，“泡沫”又来自何方？主要来源于“虚拟资产”上面。“虚拟资产”是企业已经实际发生的费用或损失，在企业持续经营的条件下，将企业已经实际发生的费用或损失列作待摊、递延等“虚拟资产”项目，之后在持续经营期间按一定方法分期摊销转作费用时，抵减该期间的利润，并相应抵减应交的所得税，有的企业利用虚拟资产账户作为“蓄水池”，不及时确认、少摊或不摊销已经发生的费用和损失，粉饰会计报表，虚盈实亏、假盈真亏的现象屡见不鲜。比如，某上市公司，三年以上账龄的应收账款净额巨大，债务人被清盘，公司存货净额、其他长期应收款、待摊费用、长期待摊费用、待处理流动资产净损失巨大，公司净资产为负值。
“刨掉”金融资产泡沫是拉牛出泥潭的“牛鼻子”，抓住了这个“牛鼻子”，牛出泥潭就没问题了。因此，一方面要完善公允价值会计准则，修订公允价值计量方法；另一方面，要加强会计人员的公允价值会计业务技能培训，提高会计人员处理公允价值会计业务的能力，强制进行“虚拟资产”的内外部审计，严查应收账款净额，存货净额、其他长期应收款、待摊费用、长期待摊费用、待处理流动资产净损失等项目，挤掉水分。
（二）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提高中小股东进入监事会的比例，通过协调，发挥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功能。推行合理的信息公开制度，以消除信息不对称现象，从源头上治理管理层可能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完善管理层受托责任绩效评价体系，专门制定针对虚拟资产审计的责任目标，建立健全对管理层的约束与激励机制，对不正当利用虚拟资产或增加资产泡沫的行为进行约束，对在抗风险方面取得成效的管理层进行奖励。
（三）着力对治负的外部性
对治负的外部性的办法是“堵和导”两种办法。“堵”是使企业打消利用负外部性获利的成本远远大于收益，使企业知损而后退，具体可通过在金融监管条例中增加对虚拟资产运用的一些限制性条件和产生虚拟资产泡沫时经济处罚条款。“导”是采取金融政策，将企业负外部性导向正的外部性，具体来说就是对具有正的外部性的企业给予政策上的优惠。
为了对治企业负的外部性，可以适度引入金融业竞争机制，打破垄断局面，形成有利消减负的外部性的局面，从而消解负外部性对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影响。
（四）善用利率杠杆
“给一个杠杆，可以撬动整个地球。” 利率调节是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机制控制中的关键环节，直接影响到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大小。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本质上是一个未来现金净流量的现值，决定这个现值大小的主要就是折现率，通过调整利率可以直接影响折现率，通过折现率影响计算结果，从而实现对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调控。从宏观层面上说，如果市场上资产泡沫膨胀，那么可以通过调高利率、紧缩银根对流通中货币规模实施控制，比如说“次贷”量的总量控制，总量控制住了，起一点泡沫也成不了金融危机。
（五）形成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的协调机制
以“刨掉”金融资产泡沫为主线，把会计准则制定机构、金融证券监管委员、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委员会、会计学会、物价局和企业行业委员会联系起来，由金融证券监管委员牵头，开展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协作调研，通过职责分工明确的分项治理和有序协作综合治理，最终形成较为完善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协调管理机制，发挥其去泡沫、控风险、保经济和惠民生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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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机制
一、引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美国等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结构失衡导致资产泡沫扩大，风险蔓延和经济失控。经济能否健康发展，风险能否可控，其关键之一是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定价机制[1]。
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机制是关于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的原理、结构、关系和功能构成的系统。研究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综述
金融资产是持有方拥有的一切可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上进行交易、具有现实价格和未来估价的，证明债权债务关系的合法凭证。
公允价值是在计量当天，市场参与者在有序交易中出售资产收到的价格或转移资产付出的价格(FAS157par.5)。公允价值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定价，不是由特定主体确定的定价;公允价值是由假想交易(现行交易价格的非实际价格)形成的估计价格[2]。
自1952年马科维茨（Markowitz）提出资产组合理论（MPT），资产计量研究便拉开序幕。有代表性的研究有： 1970年，威廉·夏普(William Sharpe)提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CAPM。1973年， RobertMerton建立了资产期权定价公式。1976年，Ross得出：资产的预期收益可表示为多个宏观经济因素的“线性组合”。1979年，布理登（Breeden）建立了基于消费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CAPM）。1994年，Shefrin提出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APM）。2007年，Peter提出了动态异质模型[3]。2008年，HULL给出确定金融衍生产品价格的方法[4]。
在国内，陆静，唐小我( 2006) 构造了基于流动性风险的多因素定价模型( LA- CAPM) [5]；孙有发(2007)提出了随机波动定价模型[6]；易荣华， 李必静 (2010)从四类定价因素入手分析股票定价模式[7]。
在上述研究中，人们囿于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模型与方法，而对其定价原理、结构和影响因素研究不够，迄今未发现有一个完整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体系，即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机制。
三、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机制
（一）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定价原理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定价原理不可能凭空产生，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发展的演变过程昭示了：金融产品“源自”实体产品，因此，金融资产定价与实体产品定价同源，所以，同理。根据公允价值的定义，公允价值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定价，市场由“看不见的手”左右，所以，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定价应遵循“供求定价”原理。
从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定价的现实基础角度看，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纯粹的计划经济，即使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纯粹的市场经济，事实上，都是一个市场多一点还是计划多一点的问题。从现实上看，目前“市场多一点”成为不争的现实。基于这一认识，金融资产定价应以市场为基础，遵循“供求定价”原理。公允价值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同类资产的脱手 “市场价格”。如果市场上的同一项资产在第一对交易主体之间达成一个价格（最高价），在第二对交易主体之间达成另一个价格（最低价），那么，在第三对交易双方信息对称的情况下，经过双方讨价还价，成交价格不会是最高价，也不会是最低价，应该是中位价，而中位表示的是平均的理念。因此，参照同类资产定价可以理解为以同类金融资产的平均价作为这类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
我们来论证一下上述“平均理念”，第一，在经典的威廉·夏普(William Sharpe)先生的CAPM模型中，资产期望收益率实际上也是一个平均数，因为在概率论中，期望本身就是均值。第二，既然公允价值作为由假想交易形成的估计价格，当然是需要点估计的，而最一般的点估计就是认为总体平均数约等于样本平均数，这样，这个估计价格同样是平均数。
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投资者的情绪波动大、行为显著地从众，经济主体的有限理性变得更加有限。此时，“救市”成为政府“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必然选择，政府通过干预供应和需求对公允价值计量进行“制度安排”。
但是，根据公允价值的定义，公允价值不是由特定主体确定的价格，当然也不是由政府确定的价格，由政府的“制度安排”得出的“干预价格”同样不能作为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而只能是对市场价格的“调整”，这仍然离不开以市场这一基础。总之，金融资产定价遵循“供求定价”原理。
（二）结构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应该是个什么样的结构？众所周知，价格是价值的表现，通过研究金融资产价格的结构就能够了解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结构。亚当·斯密 认为“利己心和竞争的作用使产品的价格和成本不会相差太大”[8]，这意味着价格与成本之差存在，这个差数实际上是毛利润。虽然在亚当·斯密时代，还没有出现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问题。但是，我们根据上述商品价格和成本的关系，可以推理出：商品价格的基本结构是：成本+毛利，从而，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基本结构也是“成本+利润”。
（三）影响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主要因素
“看不见的手”决定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这在上面已述。除此之外，影响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主要因素有：
1.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准则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准则虽然已有三个层次定价法，但在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的定价，其定价方法有待经过实践检验并进一步修订；在第三个定价层次上，企业有了较大的定价“自由空间”，由此容易产生金融资产“泡沫”，从而影响到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具体来说，由于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有待完善等原因，当企业有定价权时，管理层通常会选择有利于完成公司受托责任的定价策略，以达到既定的目标；当管理者面临政治影响时，出于降低政治成本的需要，通常会选择低政治成本的定价方案；企业为了自身利益，在有机会时，通常会充分利用外部性，尽可能地选择利润最大的定价方案。在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企业有可能面临管理层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等，这些无不影响到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
2.投资者行为
投资者信心波动、投资者心理上的赢利期望、投资者的从众行为，这些都会使交易中的金融资产价格随之发生波动，投资者的情绪波动越大，金融资产价格波动越大。当数量巨大的投资者普遍具有从众行为时，金融资产交易价格会表现出相应的“集中趋势”，导致金融资产价格的大起大落，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也会非理性地“船随浆动”。
3.估价模型与计量方法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选择什么样的估价模型就得到什么样的估价，采取什么样的计量方法就会得到什么样的金融资产价格。由于估价模型确定欠妥或计量方法选择不当，会使得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和公允相去甚远。
4.利率和汇率变动
利率和汇率调整是金融管理的弑手锏之一。由于公允价值是一个折现值，根据未来收益折现来计算，现值直接受到资本市场上的利率大小和外汇市场上的汇率高低影响，通过直接影响现值，间接影响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
5.社会与人心稳定
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执政理念下，政府为了保障社会与人心稳定，会采取一些非市场的办法，对金融资产定价格进行间接或直接的干预，比如，直接提供某些金融产品，此时的金融资产价格是政府的“维稳价格”而不是公允价值。
6.金融、经济与法律制度
市场价格机制在国家的金融经济法律制度框架内，按照其自身的规律来运行，但是，市场价格机制并非万能。因此，政府有时必须对金融资产实行“价格规制”。在政府对金融资产的市场价格进行调控的过程中，应把政府及其官员的活动纳入法制的轨道。如果法制不健全，寻租活动屡禁不止，就会破坏金融资产的市场价格机制运行的环境，从而影响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
（四）功能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机制的功能就是保障金融资产价值的公允。通过“刨掉”金融资产的泡沫，促进金融资产交易的有序和公平，为利益相关者提供可靠并且相关的公允价值会计信息，有助于管理与决策，提高经济主体抗风险能力，促进金融资产的优化配置。
第一，依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定价原理和公允价值会计准则，使会计人员处理公允价值会计业务时有理有据，从而提高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保障公允价值会计的“信息质量”。
第二，通过为投资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提供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会计信息，为利益相关者决策提供支撑，有助于发挥公允价值会计的“决策支持”功能。
第三，依靠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机制，特别是对虚拟资产计量的规制，可以“刨掉”虚拟资产的“泡沫”，保障会计信息的可靠性，有利于平衡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结构关系，提高经济主体应对金融风险的能力。
第四，通过发挥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机制的市场价格功能，实现资本市场中金融资产的优化配置，提高金融资产效率。
四、完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机制的对策与建议
（一）紧紧抓住“刨掉金融资产泡沫”这个“牛鼻子”
金融危机的问题出在哪里？实际上出在“泡沫”上，“泡沫”又来自何方？主要来源于“虚拟资产”上面。“虚拟资产”是企业已经实际发生的费用或损失，在企业持续经营的条件下，将企业已经实际发生的费用或损失列作待摊、递延等“虚拟资产”项目，之后在持续经营期间按一定方法分期摊销转作费用时，抵减该期间的利润，并相应抵减应交的所得税，有的企业利用虚拟资产账户作为“蓄水池”，不及时确认、少摊或不摊销已经发生的费用和损失，粉饰会计报表，虚盈实亏、假盈真亏的现象屡见不鲜。比如，某上市公司，三年以上账龄的应收账款净额巨大，债务人被清盘，公司存货净额、其他长期应收款、待摊费用、长期待摊费用、待处理流动资产净损失巨大，公司净资产为负值。
“刨掉”金融资产泡沫是拉牛出泥潭的“牛鼻子”，抓住了这个“牛鼻子”，牛出泥潭就没问题了。因此，一方面要完善公允价值会计准则，修订公允价值计量方法；另一方面，要加强会计人员的公允价值会计业务技能培训，提高会计人员处理公允价值会计业务的能力，强制进行“虚拟资产”的内外部审计，严查应收账款净额，存货净额、其他长期应收款、待摊费用、长期待摊费用、待处理流动资产净损失等项目，挤掉水分。
（二）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提高中小股东进入监事会的比例，通过协调，发挥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功能。推行合理的信息公开制度，以消除信息不对称现象，从源头上治理管理层可能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完善管理层受托责任绩效评价体系，专门制定针对虚拟资产审计的责任目标，建立健全对管理层的约束与激励机制，对不正当利用虚拟资产或增加资产泡沫的行为进行约束，对在抗风险方面取得成效的管理层进行奖励。
（三）着力对治负的外部性
对治负的外部性的办法是“堵和导”两种办法。“堵”是使企业打消利用负外部性获利的成本远远大于收益，使企业知损而后退，具体可通过在金融监管条例中增加对虚拟资产运用的一些限制性条件和产生虚拟资产泡沫时经济处罚条款。“导”是采取金融政策，将企业负外部性导向正的外部性，具体来说就是对具有正的外部性的企业给予政策上的优惠。
为了对治企业负的外部性，可以适度引入金融业竞争机制，打破垄断局面，形成有利消减负的外部性的局面，从而消解负外部性对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影响。
（四）善用利率杠杆
“给一个杠杆，可以撬动整个地球。” 利率调节是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机制控制中的关键环节，直接影响到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大小。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本质上是一个未来现金净流量的现值，决定这个现值大小的主要就是折现率，通过调整利率可以直接影响折现率，通过折现率影响计算结果，从而实现对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调控。从宏观层面上说，如果市场上资产泡沫膨胀，那么可以通过调高利率、紧缩银根对流通中货币规模实施控制，比如说“次贷”量的总量控制，总量控制住了，起一点泡沫也成不了金融危机。
（五）形成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的协调机制
以“刨掉”金融资产泡沫为主线，把会计准则制定机构、金融证券监管委员、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委员会、会计学会、物价局和企业行业委员会联系起来，由金融证券监管委员牵头，开展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协作调研，通过职责分工明确的分项治理和有序协作综合治理，最终形成较为完善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协调管理机制，发挥其去泡沫、控风险、保经济和惠民生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刘玉廷.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走向纵深发展阶段——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持续趋同路线图解读［J］ .财务与会计，2010，(6).
［2］葛家澍.公允价值的定义问题——基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157号公允价值计量［J］ .财会学习，2009，(1).
［3］Peter， B. H . ， Hommesa， C. H . ， M anzan， S. . ehavior al heterog eneity in stock pr ices［J］ .Jo urnal of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 l， 2007， 31 : 1938- 1970.
［4］HULLJ.C.：Optionsfutures and other Derivatives［M］.prentice hall，2008.
［5］陆静，唐小我.基于流动性风险的多因素定价模型及其实证研究［J］ .中国管理科学，2006，(14).
［6］孙有发，张成科，高京广，邓飞其.现代证券定价模型研究［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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