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1 08:5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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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国际化；区域教育交流计划；ERASMUS；UMAP
一、前言
当今快速发展的经济引发了更多的国际交流与竞争，从而对产品竞争力和具有国际视野的劳动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经济的发展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需求不断加大，世界各个区域、国家、地区的高等教育逐步形成了各自的国际化模式。本文将尝试借助层次框架理论，对欧盟推出的ERASMUS计划和亚太地区的UMAP计划进行比较，界定其国际化层次，并试图以此为出发点进一步分析教育国际化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
本文的研究问题包括：
（1）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策略，ERASMUS计划和UMAP计划的参与人员、教学和研究、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培养目标与培养模式、学位制度与管理模式、办学主体与资金来源、教育观念等七个因素的国际化程度如何？
（2）ERASMUS计划和UMAP计划的国际化各自处于什么层次？
（3）教育国际化的以上七个因素之间是否存在联系？
二、文献综述
（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产生
研究者们普遍倾向于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产生与全球化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有的研究者认为，经济的全球化对教育的国际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甚至认为教育国际化的根源就是全球化。例如，Mongkhonvanit和Emery指出，信息技术与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了四种后果，即：一、对本土智慧的重新探究与倡导；二、努力提高产品质量；三、城市化的扩大；四、教育质量的倡导、国际化与提高（Mongkhonvanit and Emery, p.52）［2］，将教育的国际化看作信息技术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Davies和Guppy也认为教育的国际化是由全球化导致的结果之一，同时也是一个权力重新分配的过程；原来由中层的教育管理部门掌握的权力同时出现两种转移：向上转移至中央政府，向下转移至高校、教育改革组织等机构（引自Denman, p.101）［3］。徐辉指出，“一般意义上的国际化，应该是各国、各民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相互交流、相互依存关系的发展”（徐，p.62）［4］，而“教育国际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国际间项目交流、研讨和协作，以解决教育共同问题的一种发展趋势”（同上，p.63）［5］。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容与层次
1.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因素
周满生指出，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包括六个基本要素，即：国际化的教育观念、国际化的培养目标、国际化的课程、人员的国际交流、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一些教育资源的国际共享等（周，p.172-80）［6］。而Kerr认为教育国际化包括“新知识流、学者流、学生流和课程内容”（引自徐辉，p.63）［7］。刘道玉则指出，高等教育国际化主要包括四点：从质量上说，强调各国要提高大学的水准，使各国大学教育的水平具有可比性，并为国际社会所承认和接受；在空间上，强调大学的开放性，各国都要开放教育市场，既要到国外办学，也要接纳外国在本国办学；在资源上,强调资源的共享性，各国要广泛开展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做到扬长避短、互通有无；在理念上，要不断更新教育理念、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使大学教育不仅要满足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的需要，而且还要适应不断变化中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引自李素敏，p.12）［8］。
2.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层次
研究者通常将一个国家的教育国际化分为深、浅两个层次，“浅层次的国际化是指国际自然人的流动和学术互通；深层次的国际化包括教育模式、制度、理念的国际化”（徐、许，p.52）［9］。例如，徐岚和许迈进以图解对教育国际化的各个因素分属哪一层次进行了说明：浅层次的国际化包括学生、教师、教学和研究、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的国际化；深层次的国际化包括培养目标与培养模式、学位制度与管理模式、办学主体与资金来源、教育观念的国际化（见图1，引自徐、许，p.53）［10］。
3. 高等教育国际化策略：区域教育交流计划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浪潮中，许多高校制订了国际化的策略，包括制定长远的国际化战略规划、着眼于培养跨国的未来领导者、构建战略联盟等（陈，p.15）［11］。具体的国际化策略包括：积极发展留学生教育；加强教师交流工作；多种途径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推进课程国际化；开展教育发展援助；尝试国际合作办学；强化外语教学（唐，p.81-82）［12］。
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区域教育交流计划应运而生。在这些计划中，大多数由从上至下的方式创建，即由国际组织或国家倡导建立，如欧盟推出的ERASMUS计划；其他计划则多以从下至上的模式、在一些高校或教育组织的引领下出现（Denman, p.99）［13］，如亚太地区的UMAP计划。
三、研究过程
（一）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
当今世界各个地区的高等教育逐步形成了各自的国际化模式，一些重要的区域教育交流计划的显著特点非常值得研究者注意。但是，在对高等教育国际化层次的研究中，研究者通常将一个国家的教育国际化作为分析的对象，而很少考察区域教育交流计划的国际化层次。区域教育交流计划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策略之一，利用国家教育国际化的研究结论对其各个方面进行分析具有可行性。
在欧盟地区，最具有代表性的区域教育交流计划当属由欧盟推出的ERASMUS计划（全称为欧洲共同体关于大学生流动的行动计划，European Community Action Scheme for the Mobility of University Students）。这一计划作为世界上运行最为成功、影响最为深远的区域教育交流计划之一，已成为其他区域教育交流计划效仿的典范，也是教育国际化研究最常用的参照之一。而亚太地区这一新兴的经济体内尚未诞生公认的最具代表性的区域教育交流计划，因此本文选择对这一地区影响范围相对较大的UMAP计划（全称为亚太大学交流会，University Mobilit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进行研究。
本文将尝试使用文献法，以徐岚和许迈进提出的层次理论为理论框架（下文简称层次框架），对欧盟推出的ERASMUS计划和亚太地区的UMAP计划进行比较，讨论其参与人员、教学和研究、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培养目标与培养模式、学位制度与管理模式、办学主体与资金来源、教育观念等七个因素的国际化程度，界定其国际化层次，并以此为出发点讨论教育国际化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
（二）ERASMUS计划与UMAP计划简介
1. 源起与目标
20世纪70年代，欧盟的前身欧共体倡导制定了JSP计划（联合学习计划，Joint Study Programme），又于80年代推出ERASMUS计划（全称为欧洲共同体关于大学生流动的行动计划，European Community Action Scheme for the Mobility of University Students），以取代JSP计划，弥补其不足之处（潘，p.41）［14］，目的为“促进欧共体经济一体化发展”（蔡，p.58）［15］。在1995年，欧盟正式制定综合的苏格拉底项目（Socrates Programme），将ERASMUS计划列为苏格拉底项目最重要的子项目计划之一，意在“通过鼓励成员国之间的合作来促进优质教育”（施、郑，p.126）［16］。
UMAP（全称为亚太大学交流会，University Mobilit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则是在AVCC（全称为澳大利亚校长协会，Australian Vice-Chancellors’ Committee）的倡导下，由亚太地区多个高校联合自发组成的。成立于1991年，目的为借助学生的流动和高校间交流，“促进亚太国家与地区之间不同文化、经济及社会制度的相互了解”（cme.ntue.edu.tw/browse.asp?section=6&id=636）［17］。
2. 运行机制及学分学历制度
ERASMUS计划的资金由欧盟、欧盟成员国、参与院校共同提供，这一多方面的资金来源为促进学生交流等措施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这一项目主要是为欧盟各国在学一年以上的大学生提供在欧盟其他国家大学的短期学习机会（3至12个月），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学校直接选拔，学生、学生母校、留学目的学校三方之间签订学习协议（施、郑，p.127）［18］。其他的主要措施包括：建立并启动欧洲大学网络，资助学生的交流和教师的访问，鼓励整合性的教学任务和共同课程计划；以旅行费用和本国与留学目的国生活费用的差异为依据，资助学生项目；承认文凭和学习时间，以促进学生流动；对特定协会、提高留学意识的出版物、大学间合作等提供辅援助措施等（潘，p.42 ）［19］。作为ERASMUS计划的配套措施之一，欧洲学分转换体系(ECTS)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实行，并于1999年起逐步发展为“在学校、地区、国家和欧洲层面的学分累积系统”（施、郑，p.127）［20］。在这一体系中，“各院校能相互承认学分、学历文凭及学业年限, 并使各国大学课程制度相互衔接”（潘，p.42）［21］。此外，国家学历认可咨询中心（NARIC）的设立对互通计划和学历认可提供官方解释（蔡，p.59）［22］。
UMAP计划的资金来源比较单一，主要由会员院校提供。这一项目主要是向其成员国会员校正式注册学生提供短期在其他成员国会员校的短期学习机会（10个月以内），其中学生母校与留学目的学校之间必须已签署交换生协议；由学校与UMAP代表共同选拔。在留学期间，学生必须使用UCTS（全称为UMAP学分转换机制，UMAP Credit Transfer Scheme）（省略）［23］，并每周上课12小时以上；在留学结束回国后，学生必须在一个月内提交成绩单和学习报告（cme.ntue.edu.tw/browse.asp?section=6&id=636）［24］。
3. 政策保障与普及程度
ERASMUS计划从一开始即具有相当完备的法律政策基础。例如，欧共体（欧盟的前身）国家早在1958年即在《罗马条约》的基础上签署了《欧洲共同体条约》（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明确规定了“欧洲共同体通过鼓励成员国之间的合作来促进优质教育（quality education）……共同体的行动目标包括在教育中建立欧洲维度（European dimension），通过鼓励承认文凭和学历来促进学生流动”（施、郑，p.126）［25］。ERASMUS计划运行中的各个阶段也都受到明确规定的制约，例如上文提到的欧洲学分转换体系(ECTS)和国家学历认可咨询中心（NARIC），以及促进各国教学与科研协作的大学学校际合作计划（ICP）、促进外语培训的LINGUA计划、签订于1992年的促进成人教育及远程教育合作的《马城欧盟条约》等等
（蔡，p.59）［26］。不仅如此，随着ERASMUS计划的不断发展，更多的法律政策得以及时制定实施，确保了ERASMUS计划的不断扩展与深化。其涉及对象极其广泛，包括欧盟地区大多数高校的全日制学生，并正向更大范围扩张，通过哥伦布计划（Project Columbus）、TEMPUS系列计划（同上，p.60）［27］、曼德斯计划（Erasmus-Mundus）（施、郑，p.130）［28］等与拉丁美洲区域、中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第三世界尤其是亚洲国家建立交流合作关系。
UMAP计划作为一个自发的教育交流计划，主要是通过为学生提供学费减免、签证支持、食宿提供、学分转换等优惠政策，来达到“消除学生交流中的问题及困难；以协会的形式促进教育交流合作由双边向多边发展；加强并确保会员国院校之间能够实现互相承认学分”（省略）［29］。其参与国家与地区目前包括澳大利亚、孟加拉国、文莱、柬埔寨、斐济、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澳门、马来西亚、墨西哥、蒙古、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萨摩亚、台湾、泰国和越南（省略）［30］，并未包括中国大陆、新加坡、朝鲜、俄罗斯远东地区等亚太地区重要的组成国家与地区，普及面相对狭窄。
四、讨论及结论
（一）讨论
通过以上研究过程可以看出，ERASMUS计划与UMAP计划之间各个因素的国际化程度具有显著的差异。现根据层次框架对以上研究结果列表讨论如下：
（二）分析及结论
在使用层次框架进行讨论的基础上可以看出，ERASMUS计划与UMAP计划的国际化层次具有显著的差异。现对本文的研究问题回答如下：
（1）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策略，ERASMUS计划和UMAP计划的参与人员、教学和研究、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培养目标与培养模式、学位制度与管理模式、办学主体与资金来源、教育观念等七个因素的国际化程度如何？
ERASMUS计划的七个因素国际化程度均较高，而UMAP计划的参与人员因素国际化程度相对较高，另外六个因素（包括教学和研究、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培养目标与培养模式、学位制度与管理模式、办学主体与资金来源、教育观念）仅处于国际化初始程度。
（2）ERASMUS计划和UMAP计划的国际化各自处于什么层次？
在本文使用的理论框架中，浅层次的国际化包括学生、教师、教学和研究、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的国际化；深层次的国际化包括培养目标与培养模式、学位制度与管理模式、办学主体与资金来源、教育观念的国际化（徐、许，p.53）［31］。因此可以得出结论，ERASMUS计划的国际化已达到很深的层次，而UMAP计划的国际化处于起步阶段，层次较浅。
（3）教育国际化的以上七个因素之间是否存在联系？
欧盟地区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层次极深，欧盟推出的ERASMUS计划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与扩张，已经成为世界上运行最为成功、影响最为深远的区域教育交流计划之一。而这一现状与该地区历史、文化、社会、经济模式等方面的特点是密不可分的。自从中世纪欧洲出现大学以来，欧洲化作为欧洲维度概念的雏形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传统。在战后新科技革命兴起和国际竞争日渐激烈的背景下，面临来自美国、日本等竞争伙伴的挑战，欧洲共同体逐渐失去了以往的优势（潘，p.41）［32］。由于欧洲化的传统曾经“创造了欧洲大学过去的辉煌”（施、郑，p.129）［33］，因此欧盟将区域一体化作为重新获取优势的途径，希望通过科技与教育的协作重获这一辉煌。这就决定了欧盟推出的ERASMUS计划教育观念国际化的程度较深。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相关的法律法规、运行机制、制度与措施等得以逐步制定，从而导致了其参与人员、教学和研究、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培养目标与培养模式、学位制度与管理模式、办学主体与资金来源的国际化也处于较深程度。
与之相对，亚太地区作为新兴的经济体，并不具有区域合作的历史背景，各个国家也多以提高本国竞争力为目标发展自身教育，而仅将区域内教育合作作为加强了解的途径。因此，由于缺乏充分的历史文化基础，亚太地区尚未形成国际化的教育观念，教育合作仍以人员交流为主要形式，处于较浅层次，而在教学和研究、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培养目标与培养模式、学位制度与管理模式、办学主体与资金来源、教育观念等方面的国际化程度较低。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即在层次框架中，教育观念作为最根本的因素，决定了其他六个因素的国际化程度；换言之，区域教育交流计划的国际化层次是由该区域教育观念的国际化程度决定的。
五、小结
本文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策略之一――区域教育交流计划作为研究对象。在简要回顾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起源、包含因素和不同层次的基础上，借助层次框架理论，以欧盟推出的ERASMUS计划和亚太地区的UMAP计划为例，讨论区域教育交流计划不同因素的国际化程度及交流计划国际化层次的界定，并以此为出发点进一步分析教育国际化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本文的结论是，ERASMUS计划的国际化遍及各个因素，层次较深；UMAP计划的国际化仅限于人员因素，层次较浅；而教育观念的国际化程度是交流计划国际化层次的重要决定因素，决定了其他六个因素的国际化程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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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4］cme.ntue.edu.tw/browse.asp?section=6&id=636 ［EB/OL］
一、远程高等教育国际交流活动概述
(一)在国际远程教育专业组织中崭露头角
中央电大作为我国和世界上最大的大学，也是我国唯一一所单一模式的远程教育大学，在参与国际交流上不仅有着较长的历史，而且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中央电大与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泰国、印度、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埃及、南非等许多国家以及港、澳、台地区的远程教育机构建立了良好的交流与合作关系，进行了广泛的项目合作和人员交流，电大还作为亚洲开放大学协会(AAOU)和国际远程开放教育理事会(ICDE)的成员，在国际远程教育组织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北京电大、河南电大、江苏电大、江西电大、陕西电大、上海电大、四川电大、天津电大、云南电大以及香港公开大学和香港大学等也都是AAOU的独立成员。同时，中国远程教育专家也在国际组织中担任了一定的职务，为推广中国远程教育的研究成果做出了贡献。
(二)国际会议中的学习和交流
远程教育国际会议是各国远程教育实践和研究者公开、平等、自由交流各自所取得的成果、经验甚至教训的一个良好平台。改革开放后，我国打开交流的国门，不仅欢迎外国远程教育学者到中国讲学，传递远程教育的最新进展和成果，也派出了许多专业人士参加各种类型的远程教育会议，到国际会议的大舞台上展示中国远程教育的成果。
中央电大是我国远程教育国际交流中的一支主要力量，远程教育界的许多国际交流都是由其发起的。如早在成立之初的1981年，就在北京举办远距离教学讲习班，邀请英国文化委员会官员尼尔森、英国开放大学课程制作专家麦可睦、英国广播公司(BBC)海外服务部高级编辑邓克林介绍英国远距离教学的经验。
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远程高等教育在国际会议中的学习和交流得到了明显地增长。世界远程教育大会(ICDE)是国际上最为著名的远程教育盛会，我国从1995年开始，连续有代表参加了第17届至今的所有ICDE大会。参加历届ICDE世界大会的中国代表，有的来自广播电视大学，也有的来自普通高校，并且在会议上都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们或者参与世界大会的筹备和会务工作，或者在世界大会上宣读论文获得国际学者的普遍赞誉。在ICDE世界大会上中国香港公开大学还获得了优秀院校奖，这是ICDE首次向在远程开放教育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机构颁奖；2001年在德国杜塞尔多夫举行的第20届ICDE世界大会上，中国香港公开大学校长谭尚渭又获得了大会颁发的个人优秀奖，这两个奖项的获得证明了中国远程教育所取得的成绩是世界瞩目的。
在世界远程教育的学术论坛上，中国还是亚洲地区远程教育一支主要且非常活跃的力量。亚洲开放大学协会(AAOU)成立于1987年，是一个在亚洲范围内负责开放和远程学习领域研究与交流的非政府组织机构。亚洲开放大学协会组织其成员每年轮流举办亚洲开放大学年会，以促进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远程教育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到2004年，亚洲开放大学年会已经成功举办了18届，其中有4届年会在中国举行。这4届年会分别是1995年由我国台湾空中大学主办的第九届年会，1998年在香港公开大学举办的第12届年会，1999年在北京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主办的第13届年会，以及2004年由上海电视大学主办的第18届年会。其中，在北京举行的AAOU年会是中国内地举办的第一次规模大、级别高的远程教育国际盛会，是中国远程教育研究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在上海举行的第18届AAOU年会，出席会议的代表共350人，来自33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个机构，是历届亚洲开放大学大学协会年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除了主动承办AAOU年会，中国代表也积极参加了在其他国家举行的会议，从1995年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8届AAOU年会开始，中国代表参与并记录了会议召开的情况，向中国远程教育从业者传递每次会议的精神和理念。
大型远程教育专门会议是展现我国远程教育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通过一些较小型的远程教育会议则可以对专门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如1999年“远程教育、远程学习与21世纪教育发展”国际会议在清华大学召开，会议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家教育部、人事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共同支持。国际远程教育协会(ICDE)主席A.R.Trindade教授，国际继续工程教育协会(IACEE)主席F.E.Burris教授在会上都作了特邀报告。在开幕式上清华大学主会场还和日本早稻田大学分会场进行了实时的对话，日本早稻田大学校长奥岛教授及“全球虚拟大学”项目的专家在东京以远程方式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五个子主题都是当时远程教育的研究热点，分别是：远程学习对教育和社会发展的冲击，远程教育和学习的新理念，远程教育的技术支持，远程教育的课件，远程教育的管理。会议有来自美国、英国、新加坡、菲律宾、芬兰、比利时、日本、意大利、法国、葡萄牙、澳大利亚、中国及香港、台湾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总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全委会、华南师范大学和亚洲开放大学协会在广州联合主办了以“网络时代的学与教——实践、挑战与展望”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有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30位代表，其中30％是国外代表。
(三)国际研究作品层出不穷
谈松华先生曾说：“如何有效地延伸和拓展我国的远程教育，使远程教育能在建立我国终身教育体系中发挥应有的贡献，是我们目前正在探讨的主题。在这方面，了解和学习国际上先进的远程教育理念，吸取远程教育实践的经验和教训，有助于我国远程教育工作者扩大视野，借鉴经验，在实践中少走弯路。”因此，为数众多的研究作品是中国远程高等教育国际交流成果的一个很好表现。
1956年，远程教育的主要形式还是函授教育，当时北京函授师范学校就编辑了《苏联函授教育经验选辑》，这是我国第一本远程教育国际交流方面的著作。改革开放后，我国远程教育得到了恢复和充分的发展，远程教育的主要形式也由函授教育转向函授教育和广播电视教育齐头并进。80年代，我国远程教育国际研究的作品主要有：中央电大远距离教育研究室编译出版的《远距离教育工艺学引论》(1987)，周简叔编著的《世界高等函授教育概观》(1988)等。
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远程教育的国际交流成果得到了极大地发展，不但是成果在量上的增加，成果的质量水平也明显提高。代表的书籍有：丁兴富主编出版的《世界远距离高等教育概观》(1990)，丁新等翻译的《远距离教育基础》(1996)和《远距离教育理论原理》(1999)，黄清云等主编的《国外远程教育发展与研究》(2000)，张伟远主编的《英汉开放远距离教育词典》(2003)。以上这些成果都是我国远程教育在国际交流的过程中所积累的重要成果。
研究论文方面，从1979年至今，中国远程教育界研究国外远程教育发展状况的论文已达数百篇，研究论文的范围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发达国家，也有韩国、马来西亚、南非等后起之秀，还有印度、埃及、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范围非常广。而研究的内容不仅有介绍他国远程教育的概况和经验，而且有从比较远程教育的角度、从研究的目的出发，考察各国远程教育的制度、政策、质量保证等的研究分析类文章。张伟远先生根据我国已有的远程教育研究论文，把我国在国际交流方面的研究论文形式划分为三类。形式一：本国学者研究境外教育，其优点在于作者了解我国读者的特点，能根据读者需要直接参考那些认为有用的内容。形式二：特邀境外学者撰写文章，由我国学者进行点评。这类由境外著名学者按要求的内容撰写其所在国家或地区的远程教育文章，优点是文章内容能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远程教育的最新发展。形式三：由本国学者和境外学者合作。这类形式的优点是，本国学者了解自己国家的远程教育，境外学者可以从不同的视野来进行分析，这种结合能使文章的内容符合本国读者的需要又能从国际的视野来探讨。
在我国对国外远程教育的经验和教训引入和分析的同时，通过各种渠道，中国远程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也得到了国际远程教育界的关注和重视。本研究开展时，利用google对全球远程教育、教育类的著作进行了查询，结果有3540本书都阐述或谈到了中国远程教育的发展状况。其中，由MichaleMoore等人主编的《远程教育手册》(HandbookofDistanceEducation)，DesmondKeegan著的《远程教育基础》(FoundationsofDistanceEducation)等远程教育界非常有影响的著作都对中国远程教育开展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另外，丁兴富教授的博士论文《中澳远程高等教育系统比较研究》(AComparativeStudyofDistanceHigherEducationSystemsinAustraliaandChina)英文版也由德国远程大学于1999年出版，是我国远程教育学者出版英文研究作品的代表之作。
(四)跨国界远程教育服务和合作的发展
引进国外的远程教育服务，在教材和课程资源上的合作，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从开办之初就给予了相当强的重视。如与英国开放大学在英语课程开发、远程教育专业人才培训、多种媒体课程材料设计制作等方面都开展了卓有成效地合作。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还与一些海外教育院校和商业公司(如加拿大奥兹网络公司)，合作开设继续教育课程也取得了成功；上海电视大学凭借已有的在计算机教学领域和艺术教学领域中的软硬件优势，与日本京都精华大学合作开设动漫设计专业；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则特别下设了国际合作培训部，本着业务独立、资源共享、团结协作、优势互补的原则开展培训工作，以引进优质资源、孵化精品项目为目标，目前已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法国、爱尔兰、瑞典等国家的一批优秀院校开展了合作，并将在广泛的学科领域面向在职管理人员和高校应届毕业生，开展涉及国际教育合作的学历学位教育和非学历学位课程培训；英国开放大学与人大网院合作招收工商管理硕士生；加拿大阿尔伯塔理工大学与北京理工大学合作举办“信息技术应用学士学位教育”；美国管理技术大学与北京国际工商管理研修学院合作办学等等。
在向外推出远程教育服务上，中央电大也在远程教育界做出了表率。为扩大对美国的宣传影响、弘扬中国文化，通过教授汉语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教育部(原国家教委)于1996年决定在美国斯科拉(SCOLA)卫星电视网开设全中文教学频道。原国家教委决定由中央电大对外汉语电视教学节目中心负责该频道的节目组织、制作和播出，并与有关部门一道，在美国进行推广汉语教学、汉语水平考试(HSK)和调查研究等工作。这是向外提供主课程、及课件制作的远程教育服务。另外，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也利用函授或互联网向海外提供中文远程教学服务；华南师范大学通过与美国出版在线集团合作，在网上开展对印度尼西亚的华语短期培训和学历教育；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与华夏大地教育共同开办网上对外教学的学历和非学历课程、汉语水平考试(HSK)的教学与考试辅导课程，对外汉语教学师资培训等相关网上教育课程，并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为考试的学员颁发国家认可的相应学历、学位证书和结业证书。
除了以上4种形式的国际交流活动以外，我国还通过各种形式的考察与访问加强对外合作交流，到1999年，中央和各地省市电大已接待各国和地区考察团、来访专家超过22次。而中央电大和各省市电大也派出了至少7个访问团到国外学习和交流。考察和访问在集中学习和交流双方感兴趣的远程教育问题上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考察和访问也有利于增进我国与国际机构间的感情交流，有利于争取国际上对于中国远程高等教育发展的支持和帮助。如1985年，由武汉市教委和武汉电大组成的武汉市成人教育代表团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与加政府国际开发署、加成人教育协会签署《中国·加拿大共同发展武汉市成人教育中心协议书》。该协议书规定由加拿大国际开发署无偿援助武汉电大106万加元，其中26万加元为电教演播制作系统设备费及安装费，用于发展武汉市成人教育中心的9个合作项目；帮助武汉电大选派22名教师、一批电教专家、两批管理专家赴加作访问学者、攻读硕士学位和访问学习等。另外，选派人员到国外进修和学习也是国际交流的一种重要方式，如中央电大通过中英合作的奖学金项目和志奋领奖学金项目，选送了超过22位研究人员和教师赴英国学习。
二、中国远程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史思考
1.科学引进国外远程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是中国远程高等教育国际交流的首要原则。国外开展远程教育的实践与理论研究从20世纪30年代就已起步，在远程高等教育的许多子领域都开展了广泛而较为系统的研究，研究成果也具有较高价值和较为普遍的适用性。国际上几个比较重要的研究机构和大学，如英国开放大学的教育技术研究所、知识媒体研究所等，开展的研究在全球都处于领先和先导的位置，是世界远程教育研究的榜样。
但是，引进国际远程高等教育的研究成果，必须要注意将学习与借鉴同中国发展的具体国情、中国远程教育发展的实际进程紧密结合起来。一方面，学习、借鉴国外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要看他们在解决中国教育问题方面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而绝不能把在某些国家取得成功的经验就当作衡量远程教育发展水平高低或成功与否的评价标准。另一方面，引进国际远程高等教育的研究成果还需经过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国际远程教育进入我国后，由于中西方在文化背景、教育水平和传统习惯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并非所有先进国家的先进经验都适应在我国直接使用。
一、 基础教育国际化过程中的六个误解
（一）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就是出国留学培训和接收外国学生来华学习
这是一种很普遍的误解，并导致了大量高中出国班的诞生。事实上，一个学校出国留学学生的人数、外籍留学生人数只是反映该校教育国际化程度的一个方面，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工作为学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带来哪些影响。例如，是否通过这些课程的教学发现传统教学方法的不足并使之得以改善；学生能否通过对这些课程的学习真正适应不同国家的学习生活，并带动全校学生加深国际理解。
（二）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就是引进国外课程
实现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单纯靠引进一种国外课程是远远不够的。任何一个课程体系都是在一种特定的环境下产生的，它只适合某种特定的学生群体。此外，不同的课程体系对师资力量、教学方法和教学评估方法有不同的要求，不认真分析教学目标、自身教学能力和学生升学发展出路，产生失败的教学成果是必然的，这几年的高中国际班已经由此导致了一些失败案例，遗憾的是现在似乎仍有前仆后继之势。只有真正的用国际化视野来把握和发展教育，在教育本土化的基础上将中外课程融合贯通，才能逐步探索和完善基础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中所提倡的教学模式会导致学生高考成绩下降
这源于大家对中国传统应试教育认识的惯性。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是被动的灌输模式，大多数的测评是考察学生的记忆能力而非解决问题的能力。然而，随着我国新课标建设的深入推进，测评方式也在悄然变革，国际教育中倡导的素质教育和能力本位的教育模式正在渗入我国的教学评估。对于中国学生来说，采用传统应试教育模式或者采用优质国际教育模式，其差别在于对应试能力或者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不同侧重。最近几年涌现出的高分学生已经表现出突出的解决问题能力和研究能力，而一些以高压管理模式而闻名的“名校”则已经表现出明显的颓势。
（四）教育国际化的目的是获得国际认证和创造学校品牌
出于功利目的，有些人认为学校获得的国际认证越多，在招生宣传中就越有优势，学校得到的政府和社会的支持也就越多。但是，办学者如果将获得国际认证、创造学校品牌作为学校国际化的目的，容易导致学校一味迎合国际机构的衡量标准，而不注重这种认证对学校的益处，进而影响学校和学生的长期发展。近来，更有一些国内中介机构为高中设立了没有内涵、没有标准的所谓世界名校联盟认证，遗憾的是几所著名的高中也穿上了“皇帝的新装”。
（五）只有中外合作办学才是真正的国际教育
中外合作办学是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一种重要形式，但并非唯一形式。中外合作办学从教材、教学方法到教学理念，甚至连教师都来自国外，其优势在于学生可以不出国门就接受纯正的国外教育，同时带动全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发展。但中外合作办学对教学成本、教师素质、学生素质、甚至家长素质都有较高要求，这是一个城市在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发展到一个高度的产物。如果上述因素还不能完全达到高标准，则中外合作办学有很大风险，即使成功地举办了一个合作办学项目，也不见得就能为全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带来福利。事实上，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是一个广阔的舞台，国际理解教育、国际化素质教育、国际化教学方法改进、国际化师资团队建设、国际教育资源引进等等，都是实施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措施。
（六）只有外教才能实现国际教育
也有人认为“只有外教才能实现国际教育”。诚然，外教更加适应和理解国际化教育方式，能够更好地实现国际课程，但是国际教育不仅仅是全盘引进国外课程，而是要在实际教学中进行修改和融合，创造适应中国学生实际情况、能够发挥中外教学各自优势的教育方式。一些中国的优秀教师在经过专业培训之后，由于更加了解中国学生，他们的教学效果往往优于外教。
澄清了以上几个误解，开展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方法就相对清晰了。教育国际化要在本土教育的基础上实现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的国际化：运用国际先进的多媒体数字化软、硬件设备和优质的学习资源和教学、管理模式，让学生在生动有趣的感官经历和对任务的研究实践过程中训练多种素质能力，全方位提升自身综合实力，成为拥有国际视野、多国文化背景、多元智能均衡发展、满足时代需求且兼具中国情怀的世界性人才。然而，这一进程中也遇到了几个问题。
二、基础教育国际化过程中的四个问题
（一）教学经费不足导致无力引进高素质教学专家和教学资源
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是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而收取高额学费又会加重学生的家庭负担。经费不足导致学校在引进高素质教育专家，尤其是外籍专家和国际教学资源时受到很大的限制。学校缺乏完善的外教聘请、考核机制及经费不足容易造成聘请的外国专家素质不高。另外，国际课程的学习资料价格相对较高，经费不足会影响教学资源的引进，往往导致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成为走过场。
（二）学校的国际教育负责人及教师对国际教育资源缺乏鉴别和搜集能力
很多学校的国际教育负责人或老师是在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大背景下临时受命，并不具备对国际教育资源的鉴别和搜集能力，面对广袤的国际教育资源，一片茫然，不知道从何处着手甄选。有时由于时间限制，挑选的课程无法与学校的教学实际相结合，容易造成资源的浪费。另外，各学校单独行动，到国外考察耗费巨大，也加重了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经费负担，导致国际教育最终难以实现。
（三）学校从事国际教育的教师亟待培训提高，以实现真正的国际化教学
教师是教育活动的主体之一，教师的素质直接关系到国际教育的教学质量。目前大部分学校还缺乏对从事国际教育的教师的专业培训。如果只是要求老师按照国际教育的要求授课，却不能进行系统的培训和指导，教学效果可想而知。大部分教师接受的是中国的传统教育，直接跨越到国际化教育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要解答这些问题，如果单凭教师自己摸索，不仅耗费大量时间，而且收效甚微。这就需要为教师提供专业、系统的培训，帮助教师真正理解什么是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怎样在教学中实现兼具中国教育本质的教育国际化。
（四）缺乏专业人士对有意出国留学的学生进行升学指导
目前大部分学校并没有专职人员为有出国留学意愿的学生进行升学指导，导致学生需要花高额费用找留学中介机构进行升学规划和服务。这一方面加重了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很多留学中介在海外升学指导上并不专业，容易误导学生。因此，学校指定有相关工作经验的专业教师为学生进行升学指导和提供咨询服务非常必要。
正如同志在“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的讲话中所提到的：“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的影响”，信息化正是这一教学体系的核心。北京市八一中学和北美高等教育基础课程指导中心（UFEIC）合作，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四个学会”理论为基础，在美国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多元智能理论”和“美国青少年核心能力标准（CCSS）”指导下研发的“国际多元素质教育课堂”正是以信息化带动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成功尝试，为以上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
三、 解决方案：国际多元素质教育课堂
建设——以信息化带动教育国际化
“国际多元素质教育课堂”旨在充分开发学生的多元智能，采用多维度训练、多感官参与的教学思想，以探究为基础的教育方式，帮助学生实现多元智能同步发展。该教育体系涵盖了国际多元素质教育示范校标准认证、国际多元素质教育课堂建设、国际多元素质训练系列课程、英文原版图书及信息资源查询服务、多元素质教育主题活动、国内外教育交流活动、出国留学学术准备及适应性训练、海外升学指导、国际化师资培训、家长课堂等综合性国际多元素质教育解决方案。
“国际多元素质课堂”采用多媒体教学资源配合中外教师结合授课的方式，主要包括：实用外语课堂、独立研究课堂、批判性思维课堂、国际理解专家讲座、国际化主题活动、师生国际交流、教师国际化教学等课程模块，配合北美高等教育基础课程指导中心（UFEIC）线上课程资源，从教学内容、教学形式等多角度真正帮助学校实现教育国际化。
作为出国留学咨询业和教育培训业的知名企业――北京金吉列出国留学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与环球雅思连锁学校北京总校率先在行业间发起成立“国际教育与留学服务联盟”。3月3日，双方为此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大会，中国消费者协会、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北京市教委等有关主管部门的领导，到会祝贺并讲话。“国际教育与留学服务联盟”的成立，旨在通过联盟提供的行业间的互动平台，指导更多企业规范服务标准，重树服务理念，顺应市场需求，加强行业间的业务合作，巩固中国教育业和留学服务业的力量。随着当今社会出国留学咨询业和教育培训业的迅猛发展，现代客户对教育纵深服务需求的不断提高，人们不再只满足从某一局部获得诸如：国内语言培训、海外院校信息、指导办理签证、得到海外帮助的服务。而是更希望得到一种高品质、高效率、快捷、全面一条龙式的专业化、个性化服务。因此加强行业间的合作与交流，整合行业间的资源，互补行业间的不足，已成为出国留学咨询企业和教育培训企业的必然选择。行业联手，强强合作，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教育产业应对WTO国际教育进入中国市场新挑战的有力手段。
北京金吉列出国留学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积极贯彻留学既是人才工程，更是良心工程的理念，全面实行现代企业制度，视客户为自己的家人，率先在行业中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国际认证，与世界20多个国家的600多所院校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先后有中国前驻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俄罗斯、日本、马来西亚等国教育参赞亲情加盟，同时，公司还拥有一支超过百人的高学历、高素质的员工专业队伍，每年为数十万个家庭提供免费的咨询服务，每年都有一大批通过公司的咨询被英国剑桥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录取。同时，每年还有一批留学生学成归国，投入到祖国经济建设之中，2003年6月，中国消费者协会正式授权北京金吉列出国留学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使用“3.15”标识，这也是截至目前全国唯一一家获此授权的留学中介公司。同时，公司还先后获得了“质量管理规范单位”、“诚信服务优秀示范单位”、“AA级信用企业”、“消费者满意单位”等诸多荣誉。
环球雅思学校也是国内最大的英式教育机构之一，在全国拥有23个分校，每年培训的学员超过10万人次，大批的学生在雅思考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卓越的师资队伍和严格的管理体系使环球雅思连锁学校在短短的几年里发展成为国际教育行业的旗帜机构，并且成为评比公认全国十大名校之一。学校在英语教育新时代中不断完善自我，精深业务和项目，始终领航中国国际教育行业。
作为教育市场同一供应链的两个行业――北京金吉列出国留学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与环球雅思连锁学校北京总校发起“国际教育与留学服务联盟”，就是要将参与各方的优势共享，扬长避短，使联盟成员各方的客户享受到从国内培训服务，到出国留学服务，再到境外跟踪服务，最终回国就业的全程专业化一站式优质服务。从而最大限度的满足客户的需求，在市场竞争中实现资源最大化，利益最大化。联盟成立之后，联盟各方将举行一系列的双边或多边活动，届时，将会有更多的客户从这种联盟体系中感受到更大的实惠和方便。
关键词：国际教育服务贸易；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外国留学生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5-2909(2012)03-0005-07
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将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方式分为四类：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其中，境外消费是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最主要的形式 ［1］，其总体规模与发展水平都远远超过其他三种方式。而留学生教育作为一种具有层次多级性、形式多样性和内容广泛性的教育形式，是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中最典型的服务产品，也是最具成熟特性的贸易项目，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境外消费的基本内涵和特性。近年来，顺应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发展趋势，国内高校一直致力于推进外国留学生教育进程。目前，浙江省已成为国内留学生数量增长较快的省份之一。
一、浙江省外国留学生教育现状解析
（一）基础背景分析
1.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意识催生良好政策环境
教育行政部门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意识不断增强，通过制定切实可行的规划，全力推进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向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高水平的方向稳步发展。“十一五”期间，浙江省教育厅颁布《浙江省教育强省建设与“十一五”教育发展规划纲要》，首次将“国际化”作为未来工作的重点之一，并从教育输出、英语教学改革［2］等几个方面加以规划和指导。最近颁布的《浙江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则将“扩大教育开放”纳入“十二五”期间的主
要目标，并专门对合作办学、外国留学生教育及国际汉语推广等具体内容进行了详细阐述。另外，浙江省教育厅还颁布了全国首个高等教育国际化专项规划——浙江省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规划（2010-2020），对省内高校对外合作交流事务提出指导性意见，并指明发展方向。
全省高校均将拓展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作为提升学校整体实力的重要手段，相关机构与人员得以不断扩充。目前，浙江省77所高校中有87％以上设立了专门的外事部门或配备了专职外事干部；2/3以上的高校已将国际化纳入学校发展总规划；有25％以上的高校成立了国际教育学院，具体负责留学生教学工作。具备留学生招生资格的高校纷纷采取措施健全留学生管理制度，构建突发事件应急处理体系，组建以留学生办公室为主体，校办、保卫处、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宣传部、学生工作处、团委、后勤部门参与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网络，以便及时了解和掌握相关情况,采取果断有效措施, 将事件不良影响降到最低。
2.人缘和学术优势助推市场、拉动需求
浙江省是中国重点侨乡，有海外侨胞、港澳同胞近150万人，分布在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世界各地以浙江籍华侨、华人、港澳同胞为主成立的团体有300多个。浙江省充分利用以上人缘优势,引导侨胞为祖（籍）国与所在国间的教育贸易项目服务,全力助推外国留学生教育事业进程。比如，温州市教育局为该市43万海外华人华侨资源与当地高校牵线搭桥，开办短期汉语与中国文化培训课程，建立华文教育基地，吸引海外华裔青少年及其他外籍人士来华求学；宁波市亦积极发挥海外“宁波帮”作用，拓展对外教育交流渠道，有计划地吸纳海外学生到宁波留学或短期游学。
高校外国留学生数量“实际上是该校学术地位的一种象征”［3］，而高校学术地位的提升亦有助于增进学校知名度和整体实力，吸引更多留学生就读。鉴于此，浙江省高校借助贸易全球化契机和沿海地缘优势，着力推进与国际知名大学、国际科研机构、跨国公司及国外研究基金会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比如，浙江大学与日立集团共建浙江大学－日立建机流体动力联合实验室，浙江理工大学和美国宝洁公司共建纺织品保护研究中心，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和通用电气发那科自动化公司共建GE Fanuc自动化系统集成实验实训室等。目前全省高校已与世界各地的800多所高校、科研机构和跨国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无形中提升了高校的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层次，使外国留学生有机会在留学费用相对较低的浙江享受国际高水平的学术资源，这一亮点无疑是拓展外国留学生教育的制胜法宝。
吴 敬 国际教育服务贸易背景下留学生教育现状及对策研究
3.全方位服务举措奠定发展基础
浙江省不断出台一系列针对外国留学生事务的工作简化程序和管理强化条例。比如，浙江省教育厅依据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结合本地实际，不断缩短外国留学生审批项目法定工作时间，并于2007年11月着手改革了原来跨地区、跨部门审批的工作方式，对浙江工业大学、温州医学院等6所高校实行窗口延伸服务，授予其外国留学生签证表自行审批权。2011年初，具有自行审批权院校数量进一步扩大至22所，极大地调动了有关高校招收外国留学生的积极性。
合作的成效水平，进而为促进首都基础教育现代化发展提供动力。为此目的，北京市教委委托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开展了部分中小学、区县和市级层面专项调研。现将有关情况综述如下。
一、市级层面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
北京市的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丰富多样。截止2009年，全市共有221所中小学与168个国家的442所学校建立了友好交流关系。为了加强教育系统国际交流与合作能力建设，北京市教委以教育政策、外语交流、国际礼仪、媒体合作、国际合作项目管理等专业知识能力为主题组织教育外事干部培训。此外，市教委还大力开展汉语国际推广的教材开发、师资培训和网站建设，利用首都区位优势举办各类教育国际博览会和研讨会。市级具体业务部门也围绕基础教育国际合作开展了大量业务工作。以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为例，自2003年以来先后实施了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合作开展的“可持续发展教育”、“公民教育”、“教师人文素养”、“中芬高中课程改革合作”、“中国义务教育发展研究”、“奥运教育”，以及“北京一伦敦学校交流项目”等系列国际合作研究项目。
目前，首都中小学国际交流与合作现状与国家和北京市的《纲要》所提出的“教育国际化”发展战略，以及北京市建设“世界城市”发展规划相比，在水平和规模上仍然有很大差距，主要表现为缺乏教育国际化发展规划和专项支持，缺乏实施教育国际化战略所需要的政策环境、管理制度、能力建设和工作绩效评估标准。另外，各区县之间、学校之间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实践能力也存在显著的差异。
为此，北京市和各区县教育主管部门应利用落实《纲要》、建设“世界城市”契机，全面规划首都基础教育国际化进程，并针对重点事项设立专项经费予以推进。基层学校要将国际合作交流作为推进学校现代化和特色优势建设的重要抓手，从课程教学改革、队伍建设、管理创新、资源输出等方面采取务实行动。此外，还应注重对于已有实践的经验总结和案例研究，使之成为首都教育国际化的制度资源和有效方法。
二、区县教育国际交流项目
朝阳区、东城区、西城区和海淀区是北京市基础教育国际交流合作比较密集的区域。朝阳区汇集了世界各国大使馆、国际组织、跨国企业等机构，也是北京市外籍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2010年，朝阳区域内具备招收外国学生资质的学校共35所，招收外籍学生10056人。全区共有61所公办学校与境外125所学校建立了友好学校关系。东城区实施“教育国际化战略”，在健全国际交流合作管理机构，加强干部教师境外培训，推进高中合作办学，鼓励开设俄语、西班牙语、法语等多种语言等方面，鼓励学校发挥教育资源和地域文化优势，打造教育国际交流合作品牌。
西城区是首都功能核心区。该区采用项目管理方式开展学校干部教师境外培训，通过中外合作办学，扩大国外留学生规模，大力推广对外汉语教学，以及校际交流合作等方式，推进区域教育国际化进程。海淀区针对区域内优质学校和农村薄弱学校并存的实际情况，与英国剑桥教育集团合作，于2005年正式启动了“中英海淀学校特色发展项目”。该项目先后组织30所中小学校长，在中英专家具体指导下，以领导力建设为突破口，以学校需求分析和发展规划及其实施为主线，开展学校改进实践探索。几年来，项目学校的内涵建设显著改观，一批优秀校长借助国际教育资源和变革实践成为本区领军人物。
三、北京市中小学教育国际化特点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北京市不断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北京市的中小学、区县和市级层面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从学校实践上看，诸多学校在教育理念国际化、学校课程和教学国际化、学校师资国际化，以及学生参与国际活动的能力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以北师大二附中为例，该校于1996年设立了外事办公室，2000年设立国际学生部，2006年设立对外汉语教研室，2008年正式开办国际部。该校制定了国际交流合作发展目标——“立足教育教学优势，开拓国际合作渠道，保障质量效益，初步形成国际化特色”。潞河中学探索国际化办学特色，于2003年设立国际部，2005年注册成立“潞河国际学园”。伴随外籍人口和归国人员近年来的急剧增长，一大批社会信誉良好的中小学陆续将国际交流与合作纳入学校发展规划和日常教学管理，许多学校相继开办了国际部。开展跨文化的校际人员互访是各个学校开展国际交流的惯常方式。景山学校是北京市最早开拓国际友好学校的先行者之一。1979年，该校便与美国波士顿牛顿公立学校缔结友好学校关系，每年互派师生到对方学校学习一个学期，至今学校已与法国、日本、澳大利亚、奥地利、泰国、新加坡、韩国等国，以及香港、台湾、澳门等地区开展了长期交流。本课题针对潞河中学、汇文中学、牛栏山一中、世青国际学校5所学校所作的调查显示，上述学校在过去5年来借助校际交流渠道，共有800名教师到境外访问，4800名学生参加境外夏令营。人大附中先后派出由500名学生组成的7个艺术团体赴国外参加交流演出。北京四中仅2008年和2010年两年就有近千人赴日进行修学考察。目前，北京市具有招收外国学生资格的中小学达到98个。
借助国际资源开展教师培训是对外交流合作的重要领域。近10年来，潞河中学邀请美国专家开展全员教师培训，先后有149名教师获得专业证书；他们在2004—2008年期间组织107位青年教师赴加拿大和美国进修学习。景山学校10年来先后派出231人次教师到国外学习。北京五十五中、人大附中、北师大二附中、牛栏山一中，以及所有参与本项调查的中小学都将学校各类人员境外培训作为最重要的管理与教学能力建设。
[关键词]高等教育国际化 来华留学生 教育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与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国家间在政治、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越来越频繁。对于21世纪的高等教育来说,信息交流、人员交往、国际合作已成为大学的第四职能,国际化已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应对全球化挑战和实现自我更新的要求,成为衡量世界一流大学办学质量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有学者认为,外国留学生教育对我国能否赢得国际竞争中的“战略主动地位”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发展来华留学生教育对于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意义
1.来华留学教育是中国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先生曾坦言,影响中国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原因至少有一个,就是中国的大学还没有被人所了解、所理解。研究者认为,来华留学生规模太小,按目前国际通行标准,世界一流大学外国留学生至少应占在校学生总数的15%以上,即使中国的清华、北大也远未达到此标准,这是制约我国大学进入世界一流的因素之一。因此,发展来华留学教育对于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程有着重要影响。
2.加强和促进与世界不同文化间的理解和交流。发展来华留学教育可以形成国际化氛围,当中国高校的校园中出现越来越多来自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就必然会有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加深学生对异域文化的理解、包容,开阔思维、视野,也有利于彼此取长补短、吸取不同文化的精华。
3.留学生教育是获取经济利益和智力资源的有效手段。留学生教育能够拓宽高校的经费来源渠道,给高校带来经济收入,缓解政府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压力,促进高等教育制度建设和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
二、我国留学生教育现状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的高等教育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我国20世纪50年代开始招收留学生,目前留学生教育已进入公费和自费等多种形式、非学历和学历教育等多种层次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尽管如此,我国一流大学的国际学生比例远远低于世界一流大学的平均水平,并且留学生培养在规模、层次、多样性方面还有待发展。留学生招生规模小,并且主要来自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1989年国家教委《关于招收自费来华留学生的有关规定》,允许高校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自主决定留学生的招收和录取。1992年起,教育部制定和下发了一系列文件和规定,逐步将留学生的录取权、惩奖权、休退学权、对外交涉权交给了学校,招收自费生的规模、专业、收费标准均由学校自行决定,这些都为新时期高校来华留学生教育事业的发展拓展了一定的制度平台。为实现《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教育部在2003年确立了“扩大规模、提高层次、保证质量、规范管理”的来华留学工作思路,截至2003年12月31日,在华的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共计175个国家的77715人。目前,我国留学生教育的规模和质量都在稳步发展,不少高校在实践中根据自身实际探索出了不同的留学生工作思路,但存在和面临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1.目前我国绝大多数专业课程设置与国外同专业的课程设置有较大差别,从而出现了留学生在本国所学课程与我国所学课程衔接不上,学分得不到承认等情形。为了提高留学生教育的广度和弹性,为来华留学生学习提供更广阔的选择空间,需要加快学科课程、教学语言的国际化。科技的迅猛发展导致大量交叉学科、边缘学科、中介学科的出现,大学科、宽专业已经成为国际上通行的学科设置方法,而目前各高校的学科面普遍偏窄,学科目录和专业设置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原高等教育专业设置模式的影响。因此,我们应根据国际形势及时调整课程,以适应学生的需要。
2.当前我国留学生教育的授课语言仍然以汉语为主,对于汉语语言、文学专业之外的学生来说,这增加了他们学习的难度,也不利于师生掌握国际交流、学术对话的工具,因此学校应当加强外语教育,支持教师进行双语教学和使用国际教材。
3.留学生教育的发展,需要丰富优质的留学生生源,奖学金设置的状况无疑是影响留学生生源的重要因素。我国留学生奖学金来源渠道单一,标准较低,远不及国外一流大学,这是留学生主要来自韩国、日本等亚洲发达国家,并以自费学习中国语言文化者为主的原因之一。扩大留学生获得奖学金的范围,提高资助额度。完善具有专业、层次导向的奖学金制度,发展优势学科的留学生教育,提高留学生培养层次,将留学生工作纳入学校学科建设和学校发展的总体规划中。
4.增进国际理解与促进文化交流是留学生教育参与学校国际化建设尤其重要的途径。但目前,留学生的地位仍处于边缘,他们的学习、生活、住宿活动被集中安排和管理,独立于学校的主流生活和校园文化之外,甚至有很多的留学生住在校外,更勿论对学校国际化校园文化发挥作用,这有违于高校国际化和留学生政策的初衷,也是资源的浪费。因此,学校应当采取措施促进留学生融入学校整体的学习、生活中。例如尽量使留学生与本地生学习、生活在一起,增加交流的机会,增进彼此的理解,同时帮助留学生尽快适应来华生活。例如为留学生增设国际教育课程,尤其是针对外国人的中国社会文化课程。再例如,成立留学生协会,为留学生开展自己的文化活动提供更宽阔的平台,使留学生更多地参与到学校的文化建设中。
三、发展我国留学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有学者认为,当我们称某一国家的教育事业国际化了的时候,就意味着该国的大学教育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和教育质量,因而得到其他民族国家的承认和重视;该国的大学教育具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能够培养面向世界的优秀人才;该国的大学教育具有足够的弹性,能够向世界开放,与世界各国交流,既能输送本国学者和留学生,又能接纳外国学者和留学生。因此,如何做好外国留学生的教育是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关键所在。现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政府和学校都要更加重视外国留学生教育,并争取得到社会有关方面的支持。
2.外国留学生教育在继续扩大规模的同时,应将发展的重心向提高留学生的培养层次转移。
3.有效解决留学生的学习费用问题。可以考虑允许在我国进行全日制学习的外国留学生兼任一定的劳务,允许外国留学生经过合法的申请程序在我国的产业、经济、文教等部门做一些兼职。
4.整合国内外高等教育资源,采用灵活多样的培养方式,按学科和专业来联合培养留学生,实现优势互补。通过校际交流、联合办学的留学生教育政策实现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提高学校的国际声誉。
5.完善师资培训制度,培养出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
6.建立完善、科学的教学评估制度。
7.建立完善的服务管理体系,提高大学行政效率,为来华留学生提供全面信息和更好的服务。积极把握留学生教育为学校带来的管理制度创新契机,提高高校留学生跨文化管理水平,培养教职人员的国际化办学理念。学校可以开设相关培训课程,帮助基层管理人员了解和掌握不同民族文化的习性和思维方式,学会尊重和包容文化差异,淡化管理工作中的中国式权威,并将不同文化的特质整合到学校的教学、科研和服务当中,逐渐形成国际化的长远理念。
8.适当放宽对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限制,允许一些实力强、质量好、口碑好的民办高校招收留学生,扩大高校之间的有序竞争,通过竞争来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
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拥有一批高水平的大学,中国科学技术的总体水平已站在了世界前列,科技实力越来越强,在很多领域甚至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原创性研究越来越多,有着许多值得其他国家学习借鉴的好东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经济稳固发展、教育改革顺利进行、高等教育质量越来越高,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巨大的教育市场,并且随着我国在处理世界事务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各个国家与我国打交道的机会越来越多,需要掌握汉语的人将进一步增多,汉语热已席卷而来[5]。在这大好时机下,我们应加快发展留学生教育,将它真正纳入各高校建设的整体规划中,从而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程。
参考文献:
[1]陈昌贵.国际合作:高等学校的第四职能――兼论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J].高等教育研究,19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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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志平.大力发展我国留学生教育提高我国国际交流水平[J].中国高教研究,2000,(3).
关键词：中国学生 国际交流 话语权
近些年来，话语权成了政治权力的一种越来越突出的表现方式，国际政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话语权政治”。纵观当今世界的话语权状况，大体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处于一种明显的优势地位，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则相当有限[1]，处于“失语”状态，中国并不具备与之不断上升的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强而有力的话语权。因而，中国越来越需要在全球化背景下抢抓先机，加紧国际话语体系的构建与重塑，而提升我国学生在国际交流中的话语权则是一重要渠道。通过增强我国学生的国际交流能力，可以传播中国的理念和文化，能够提升中国软实力，从而抢占国际话语权高地，重塑中国话语权。
1.话语权的内涵
话语权这一概念，直接脱胎于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关于话语与社会权力关系的理论[1]，是目前学术领域出现频率甚高的一个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话语”解释为“言语，说的话”[2]。学者们从不同的立场、观点出发，对话语权的解释虽然各不相同，但又有共同的关注点，多数学者认为话语权就是说话权，其指的是一种“权力”，而非“权利”。换言之，话语权不是指有没有说话的权利，而是指话语背后体现着的权力关系，话语权决定了谈什么。掌握了对外话语权，就决定了社会舆论的走向，占据了对外交往的主动权。若我国学生掌握了在国际交流中的话语权，我国就能在国际人才培养、留学生教育、国际学术会议交流、国际合作等各方面占据主导地位，拥有主动权，能促进中华文化知识的传播，增强我国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2.我国学生在国际交流中话语权的现状分析
客观冷静地分析认识当今我国学生在国际交流中所拥有的话语权的实际情况，是有针对性地加强学生国际交流话语权建设、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基本前提。
2.1我国学生在国际交流中的话语权得到很大提升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在学生培养的观念、制度、实践等多个层面都取得了明显突破，与国际化接轨，确立了国际化的教育观念，加强了课程设置的国际化，建立健全了学生培养国际化的管理机构，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优秀人才，为我国学生在国际交流中话语权的提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还实施“走出去“和”引进来“并行的战略，拓宽了学生国际交流的网络和渠道，通过加入各类国际教育联盟，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学术联合会等国际组织，以及通过校际合作研究、参与国际会议、合作办学等进行了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的学生数量增长迅速，国际交流形式日益多样[3]，这不仅使中国学生的学术成果得到认可与重视，还很好地传播了我国的优秀文化、核心价值观、国家形象等，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使得中国学生在国际交流中的话语权得到极大提升。
2.2西强东弱的基本格局没有根本改变
在看到发展成就的同时，我们还应清醒地认识到，在当今学生国际交流的话语权领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国际话语权的根基依然坚固，中国在此方面的话语分量依然有限。在学生教育国际化上，我国尚未确立清晰的教育国际化目标和路径，国内绝大多数大学的国际化战略都是形式上的，都是被国际化的，重经验借鉴，轻自主创新，缺少像西方大学那样涉及到核心价值体系的国际化实质，没有自己的特色，优秀的国际化人才极度缺乏，这大大影响了我国学生国际交流话语权的争取。同时，受诸多条件制约，我国学生的国际交流仍然有限，呈现出机会少、数量小的特点，在当前重要的国际学术交流场合很难听到中国学生的声音，同时，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的国际化层次不高，尚未形成国际性育人氛围和环境，来华留学生的总体生源情况也不太理想，这些都与国外大学形成鲜明对比，限制了我国学生国际交流的话语权。
2.3我国学生在国际交流话语权争取上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在提升学生的国际交流话语权上面临着全方位的挑战，问题众多，归纳起来，主要有：①学生教育国际化重形式，轻内容，没有特色。大多数高校只是简单移植国外的教育形式，没有自己的核心理念，没有与中国的国情、学校的校情相结合建立自身的特色，从而就影响了能够参与国际交流的国际化人才的质量。②教学质量评价盲从国外标准，缺乏自有评价体系。当今，我国教育国际化中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大多依赖外国的标准，没有建立一套本土的评价指标体系，这不仅影响了评价结果的合理性，也使得我国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国际交流中的话语权丧失。③国际交流的主动性不强。当前，在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上中国学生发出的声音很少，大多学生因英文写作、演讲能力有限，很少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学术成果对国际学术界影响甚微，得不到了解与认可，这是限制中国学生国际交流话语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④国际交流形式化。目前，我国学生国际交流的形式多样，有合作办学、合作研究、国际学术会议、国际间教育资源的互补等，但大多流于表面，成效不大，没有形成规模性的创新学术成果，也没能积极地传播中国的文化、价值理念，大大影响了中国学生国际交流话语权的争取。
3.提升我国学生在国际交流中话语权的对策建议
我国应基于理念和实践，从对内和对外两个角度出发，采取多种措施来改善现状，以提升我国学生在国际交流中的话语权，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进而提高我国的政治、文化地位。
3.1对内提升学生教育国际化的质量，为我国学生国际交流话语权的提升奠定优秀的人力资源基础
3.1.1树立教育国际化的理念，有针对性地制定国际化发展战略
应顺应教育的“新国际化”趋势，确立国际化的办学理念，坚持开放式的、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国际化办学思想，将学生的培养工作置于整个世界的大背景中进行考虑，按照国际标准来培养人才，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能促进世界共同进步的高层次人才，加强国际理解教育，增进学生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使他们成为国际交流的中坚力量。同时，应注重制定教育国际化的长远战略，保持实践的延续性和稳定性，有力推动教育国际化的进程。应在吸取和借鉴国外其它大学的先进管理理念、良好管理机制的基础上突出自己的个性和特色，充分分析自身的现状和潜力，采取差异化战略，发挥比较优势。
3.1.2注重课程设置的国际化，加强英语的教学和学习
课程是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内容，应在国际化理念的指导下，实现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的国际化。应调整优化现有课程结构，淘汰陈旧落后的课程，增开具有国际化内容的课程，培养拥有国际知识的高水平复合型人才；并根据世界前沿课题的研究，不断更新学科设置，使教学科研与国际接轨；也可与国外高校的交流、合作开办课程，或直接从国外引进；亦可设立海外学院，通过让学生赴海外创业或教育中心进行学习和工作；在经费允许时，还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与海外高校或机构开展网络课堂与网络研讨会[4]。
英语是进行国际交流的必备条件之一，因此，在实行教育国际化时要特别注重学生英语的学习和使用。可引入全英文课程，也可建设双语课程，以加强英语的教学和学习，这样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外语交流应用能力，使他们能毫无障碍地直接吸收西方丰富的信息，学习和掌握先进的科技知识和管理经验，为国际交流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也有利于提升学生所在学校的知名度和学术影响力，有利于吸引海外高校的交换学生和外国留学生，使学生在参与国际交流时拥有良好的学校背景。
3.1.3加强师资队伍的国际化建设
应通过实施“走出去、请进来、靠自己”的三步策略，建立一支国际化师资队伍，这样才能提高教育国际化的质量，真正培养出能够参与国际交流的国际化人才。一方面，应大力培养中青年科研教学人员的国际化水平，有计划地开展教师外语培训，重视教师的海外交流，可聘请国外著名学者前来讲学或选派一定数量的教师出国进修或攻读学位，并积极支持教师参加国际学术活动，进行国际科研合作。另一方面，应加强“引智”工作，用优质的工作条件如提供高薪高福利，建立科技研究所和国际一流的实验室等方式和途径，吸引国际知名学者、教授来华访问和讲学，聘请著名学者为名誉教授或客座教授等[4]。
3.1.4建立本土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目前，我国大学教育尤其是国际化教育的评价大多是参照国外发达国家的标准，没有形成自身的评价体系。因此，为了提升我国的教育国际化水平，增强我国学生在国际交流中的话语权，应建立自己本土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减少对国外评价标准的依赖，促进我国自有评价体系的大力发展。可借鉴国际经验，实行双评制度，增加影响力。还可利用自己的评价体系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教学质量进行评价，增加外国对我国本土评价体系的认可和支持。
3.1.5重视重大国际问题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
西方的话语往往基于学术研究，而中国的话语则缺乏学术理论支撑，因此，中国学生要想在国际交流有一定的话语权，就不能再继续只关心中国关心的问题，而必须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有更加深入和细致地了解，在关系中国的重大国际问题上，要作扎实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要拿出自己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形成自己有力量的话语体系。我国高校应成立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站在全球的层次上研究世界问题，充分发挥高校国际关系学院和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的作用，争取在重点院校形成一批高水平智库[5]，以为我国学生在国际交流中话语权的争取奠定理论基础。
3.2对外主动出击，实行多样化的国际交流形式，加强对交流内容和实质的重视，争夺学生国际交流话语权
应通过大力宣传，增强学生参与国际交流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通过多样化的国际交流渠道，将各方面的跨文化、跨国界交流整合起来，传播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先进的核心价值观，展现我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形象，将文化软实力优势转化为话语权优势。
3.2.1加强留学生的“输入”和培养交流
外国留学生是向世界传播中国理念和文化，开展国际交流的重要渠道之一。针对目前我国留学生“输出”远远超过 “输入”的特点，应该采取各种措施， 吸引留学生到中国来接受教育。各高校应加强宣传力度，健全留学生管理制度，挖掘本校特色课程和优势课程的潜力，给留学生提供充足的奖学金和科研经费，逐步扩大留学生的规模。
在培养留学生时，一方面应介绍外国优秀文化和科技知识，另一方面也应将本国的文化源源不断地介绍给外国，促进跨文化传播。本校学生也应利用机会加强与留学生的交流，传播中国先进的核心价值观、优秀的传统文化，并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这样随着留学生队伍的不断壮大，文化间学术交流的日益兴盛，能够使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学术成果等被外国所熟知，提升我国学生在国际交流中的影响力。
3.2.2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和国际学术组织
高校可设立国际学术会议专项，举办创办高层次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国际知名学者参与，为我国学生打造学术交流的高层次平台。我国学生应尽快提高英文写作、演讲水平，积极、广泛地参加相关国际学术会议，勇于在重要国际场合就相关国际问题，诸如文明对话、世界和平、科学发展、生态文明等等各种世界性的重大时代课题，发出中国学生的声音，积极占据世界思想文化制高点，以拓展国际视野，了解学科发展动向，增强国际学术影响力和话语权，从而提升我国学生在国际交流中的话语权。
高校还可成立固定的国际国内问题学术组织，吸引国内外优秀学者共同开展理论、学术交流活动，为我国学生参与国际交流活动提供另一个高质量平台。也可适时适当地加入相关国际学术组织，这既可以提高学校的国际知名度，发展优质的国际合作伙伴，也可以显著提升学生国际交流活动的层次和效果，促进我国学生国际交流话语权的提升。
3.2.3积极开展学术信息交流
中国应改变重输入轻输出的现状，坚持“走出去”和“请进来”并行的方式，成立学术精品海外推介平台，积极向世界传播展示我国学生的优秀学术成果，在国际事务上发表自己的观点，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不断概括出新理论，使我国学生在国际交流中更具说服力、感染力、影响力。可重点建设一批国际知名的外文学术期刊，打造若干大型国际性研究数据库和有影响力的外文学术网站，支持设立海外出版发行基地，鼓励高校学生加强学术成果的国际发表和出版，推出一批体现国际学术地位的标志性成果，以增强中国学生学术成果的国际影响力，向国外显示中国学生的能力，提升我国学生的国际交流话语权。
3.2.4开展灵活多样的交流与培训计划
高校可根据自身所具有的先进学科专业优势，有针对性、有目的性地加强与世界知名大学和科研机构、企业公司等交流与合作，可开展学生海外交流、海外访学计划，开办各类短期非学历合作项目、学分制暑期课程班以及跨学科研究项目等，让学生学习国外先进知识和方法，了解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提升学生的国际交流能力[6]。
同时，这也是我国学生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渠道。应树立理性和成熟的话语体系，采用对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来宣传我国的核心价值观、传统文化、人权价值理念等，让对方对自己的态度发生改观的方法在于使对方认识到我们之间存在相同之处，而不是去强调彼此的不同，可强调与国际接轨，引入了诸如“全球化”等国际通行概念，适当淡化政治色彩，突出人文因素，另外，要敢于和对象国社会中的舆论权威进行竞争，提升中国价值观的国际吸引力和影响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为中国学生争取更多的国际交流话语权。
本文得到2011年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高等教育调研及政策研究”课题：《国际教育中的跨文化管理研究》（课题批准号：2011GJB001）课题项目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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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苏春（1964-），女，安徽安庆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为跨文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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