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1 08:5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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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资本流动 机制分析 风险防范 危机化解
国际资本流动主要有国际信贷、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三种形式，不同的形式有不同的流动路径、环节，影响因素和风险亦各不相同。国际资本流入或流出会对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甚至整个国民经济造成影响。因此，分析其运行机制，找出风险防范和化解对策，是用好这把双刃剑的关键。
一、国际资本流动的机制分析
由于直接投资不会引起一国金融市场的大幅度波动，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也不明显，我们把分析的重点放在国际信贷、证券投资两种形式上。
1、国际信贷
当外国资本以国际信贷的形式流入某个国家，即以增加某国银行对外负债的形式流入某个国家时，该国银行的外币负债增加，同时，通常表现为该国银行在外国银行存款的外币资产也相应增加。即：（国际信贷）（某银行境外外币负债、某银行存放外国银行外币）。如果该国中央银行从该国银行购买外币，那么，该国银行本币的存款准备金将增加并出现超额存款准备金，该国银行将会增加本币贷款。这样，外国资本流入导致该国中央银行外汇储备的增加、本币贷款的增加和本币供给量的增加。即：央行购买外币（存款准备金）本币贷款，经济扩张。如果该国中央银行不从该国银行购买外币而允许居民持有外币存款，那么，该国银行将会增加外币贷款。这样，外国资本流入没有导致该国中央银行外汇储备的增加，但导致对本国居民外币贷款的增加和外币供给量的增加，给本币升值带来压力。即：某银行存放外国银行外币对本国居民外币贷款货币兑换本币升值。
国际资本的频繁流动造成借贷市场和利率的波动。如前所述，当国际资本流入时，将导致银行贷款的增加和货币供给量的增加。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导致利率的下降。相反，国际资本的流出导致利率的上升。这样，如果发生了大规模的国际资本净流入，利率将出现一个下降的过程；反之，利率将出现一个上升过程。因此，国际资本频繁流动造成利率的波动。
如果国际借款流入而导致这些国家的银行发放贷款时，它们能根据借款人偿还贷款的能力决定贷款的利率，针对可能出现的呆帐预提足额准备金，避免贷款过分集中在那些对于资本流动较为敏感的部门，当国际借款偿还导致这些国家的银行收缩贷款时，它们可以比较从容地解决资金调拨问题。但是，对于中央银行监管不力，银行体系不够健全的国家来说，国际资本流动将给金融体系造成较大的风险。拉美和亚洲一些国家的经验教训表明，当国际资本流入而导致国内资金较为充裕时，银行为了扩大贷款往往会把资金贷给利润率较低的企业或信用级别较差的借款者。当国际资本流入而导致这些国家的银行发放贷款时，它们往往盲目扩大银行信贷而且银行信贷分配不当，使银行贷款扩展到偿还能力不高的债务人。一旦国际资本流动发生逆转，这些国家的银行往往因流动性不足而陷入困境，从而不得不求助于中央银行提供资金，危及金融体系的稳定。
2、 证券投资
当外国资本以债券投资、股票投资的形式流入某个国家时，外国厂商或居民需要把外币兑换为本币，以用于投资。如果该国中央银行从该国银行购买外币，那么，与上述分析相同，本币贷款和本币供给量将增加。如果该国中央银行不从该国银行购买外币并允许居民持有外币存款，那么也与上述分析相同，外币贷款和外币供给量将增加。
国际资本的频繁流动造成股票市场和股票价格波动。当国际资本以股票投资的形式流入某国时，将刺激该国股票的需求和引起该国股票价格的上升。当国际资本以卖出股票的形式流出某国时，将增加该国股票的供给和引起该国股票价格下降。
在股票市场上，外国投机者通常寻找股票价格指数偏高的时机同时在股票市场、股指期货市场、股票期权市场上抛售股票现货、股指期货和股票期权，以获取股票价格下跌的差价。股票市场的投机将出现两种可能性：第一，如果外国投机者获得成功，那么，该国股票价格暴跌，该国股票持有者将遭受损失。这样，企业将会减少投资支出而居民则会减少消费支出，从而导致社会需求的减少。第二，如果该国政府采用大量买进股票的方法来反击投机，即使可以保持股票价格的稳定，但由于政府使用可以流通的本币买进了不能流通的股票，该国货币供给量将会减少。因此，大规模的股票投机往往对该国国内经济产生收缩性影响。
二、风险的形成与危机的爆发
从理论上看，国际资本流动，即使是投机性的国际资本流动，也可以有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和金融资产价格恢复均衡状态。以借贷市场为例，当某国借贷资金供不应求而导致利率上升时，国际资本为了取得更高的收益率而涌入该国，该国借贷资金的供给将增加，从而使利率回复到原来的均衡水平。然而在现实的世界上，由于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和不充分，市场的参与者不可能作出准确的反映。例如，当借贷市场的利率上升时，市场的参与者有可能作出过度的反应而把大量资金投向该国的借贷市场，从而有可能导致该国借贷市场的利率大幅度下降。又如，当某国出现轻微的政治或经济动荡时，市场参与者有可能过于敏感地产生不利于市场的预期而把大量资金撤离该国的借贷市场，从而有可能导致该国借贷市场利率大幅度上升。同时，金融市场不是完全竞争的。当规模巨大的机构投资者在某国的金融市场上掀起投机风潮时，有可能导致该国金融市场和金融资产价格的动荡。
不仅如此，国际资本的频繁流动造成外汇市场和汇率的波动。不论国际资本流动采取银行信贷还是采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形式，都涉及货币的兑换，从而对外汇市场产生影响。当外国资本流入某国时，在外汇市场表现出来是外币的供给增加或本币的需求增加，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导致外汇汇率降值和本币汇率升值。相反，当外国资本流出某国时，将导致外汇汇率升值和本币汇率降值。这样，在发生大规模的资本净流入时，本币汇率将持续升值；反之，本币汇率将持续贬值。因此，国际资本流动还造成汇率的动荡。
更为严重的是外汇市场上的金融投机。外国投机者通常在某国币值高估的时候借入该国货币，然后同时在即期外汇市场、远期外汇市场、外汇期货市场、外汇期权市场同时抛售该国货币，以期待在该国货币汇率下降以后回购该国货币来偿还该国货币贷款，从而获取该国货币汇率变化的差价。受到投机性冲击的国家中央银行通常采用的反投机方法是动用外汇储备买进本国货币，以减轻本国货币汇率的波动幅度。由于国际市场上的游资高达7-8万亿美元，国际大鳄实力雄厚，调度资金便利，受到冲击的国家很难应付。这样，在外汇投机中将发生两种重要的现象，投机者方面：借入币值高估的某货币抛售某货币某货币贬值购回某货币偿还某货币并获取价差；受冲击国：借出币值高估的货币购买货币外汇不足货币贬值收回货币并损失价差。外国投机者在该国大量借入该国货币，导致该国借贷资金的需求增加和利率的上升，会对该国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产生抑制作用。由于中央银行使用外汇买进本币，该国货币供给量在短期内出现收缩。如果该国中央银行允许居民持有外汇，该国货币供给量收缩将持续下去。
外国投机者的资产组合极其复杂，投机技巧高超，往往在国际信贷市场、证券市场、外汇市场多管齐下，而且手段极其狠毒，令受攻击国防不胜防。大规模的投机对金融市场的波动有助涨助跌的作用，加大金融市场波动幅度，加速经济泡沫的崩溃，其结果往往是债务危机的爆发、固定汇率的崩溃和经济的被迫收缩。收缩的过程是痛苦的，利率的上升、国民收入的减少、失业和通货紧缩都将不期而至。
1982年，墨西哥因为无力按期支付国际银行的贷款利息和偿还部分债务本金而发生金融危机。由于自己无力应付，不得不求助于美国。 1994年12月，墨西哥被迫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到1995年初，比索兑美元贬值已达60％。危机的后果是严重的，在爆发危机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引发了日益严重的经济萧条。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下降7％，通货膨胀率上升近 50％，就业人口的25％面临失业，工资购买力丧失55％，250多万人进入“超贫 ”的行列。 新世纪拉美国家再次爆发了金融危机。2001年底，阿根廷陷入金融危机导致社会动荡和政府频繁更替。2001年12月，阿根廷政府宣布停付1410亿美元外债后，又使阿根廷政府陷入了信用危机。持续已久的经济危机使阿根廷的金融系统受到严重打击，比索兑美元贬值近70％。国际上大多数贷款机构都已经拒绝向阿根廷提供贷款。
始于1997年7月的亚洲金融风暴更是震惊全球。这股“风暴”由东南卷向东北，直袭韩国。发生危机的各国经济普遍陷入衰退，经济发展速度大幅度下降。1998年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增长率为-0.4％至-0.8％之间，是30年以来经济情况最差的一年。这次危机不仅给亚洲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还波及到世界整体的发展。1998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从4.1％下跌到2.1％。
比较而言，发达国家的危机往往是自身矛盾积累的结果，而发展中国家的危机则更多的带有国际资本冲击的影子。但它们深层次的原因是相同的，那就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经济运行机制的不协调、微观经济主体的脆弱和行为的不理性。
三、风险防范与危机化解
从现代货币经济体系和运作机制方面分析，金融危机是由于金融流通的相对独立化，形成与实物经济系统相对立的货币经济系统，并且两者背离的结果。所以防范风险和化解危机要从机制分析入手，抓住风险形成的关键环节，既要努力发展实物经济，又要健全自己的货币经济系统，力求标本兼治。
1、对冲性货币政策。如果汇率体制缺乏灵活性，外汇储备越多，越要避免名义汇率升值。外汇储备增加会引起货币扩张，为了遏制货币总量的扩张，克服总需求膨胀，应采取对冲性货币政策。可供采用的对冲政策措施有三种：一是公开市场操作。它有两个突出优点：一是减缓了因购买外汇而造成的货币信贷扩张，同时又不增加银行体系的负担；二是限制了银行体系在资本流动方面的媒介作用，降低了因为资本突然外流对银行体系的冲击。然而，公开市场操作会抬高国内利率，进一步诱发资本流动。二是准备金要求。提高准备金率会降低货币乘数，也会抵消中央银行因为干预汇市而引起的货币扩张。但是，增加准备金使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趋势发生逆转，阻碍了信贷资源的有效配置。长期下去，会引起金融脱媒化。这种政策也将进一步刺激资本流入。三是公共部门存款管理。这种政策措施是将公共部门存款或养老金存款从银行部门转到中央银行。
2、加强银行监管，健全金融体系。虽然发生银行危机的国家都有宏观经济方面的原因，但是，银行自身因素却是更直接的原因。如果银行在内控机制和市场纪律方面存在纰漏，加强银行监管则可起到亡羊补牢的作用。监管能够重塑操作环境，强化市场纪律，促进内部治理。例如，通过精心设计进入门槛和业务范围就会改善运营环境；选拔合格的所有者和管理者，淘汰不合格的管理者、所有者甚至整个银行；要求所有者自担风险，制定适当的贷款评估、分类规范和会计标准，能够改进内部治理；建立健全信息披露制度，确保市场参与者掌握充分信息，保证市场制裁的落实，也就强化了市场纪律。
尽管银行监管有局限，但是，在资本流入期间，这种政策在降低因贷款猛增、资产价格膨胀而引起的银行风险方面仍然有特殊的作用。由于银行贷款增加最多的国家往往就是后来爆发危机的国家，信贷膨胀但没有引发危机的国家是银行体系得以加强的国家。Andrew Crockett认为，健全的金融体系有利于经济的平衡增长，银行体系的强健有助于出口不利时内需的扩大，发展长期投资的金融机构和本币债券业务、扩大内需、减少对国际市场的倚赖至关重要。
3、紧缩财政政策。紧缩财政支出，特别是公共支出，减少总需求，降低资本流入的通货膨胀效应。这类政策的优点如下：一是政策操作成本较低；二是可以替代汇率调整政策充当稳定器，削减公共支出可以限制实际汇率升值，因为非贸易品在公共支出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财政政策缺乏应对资本流动的灵活性，它涉及立法和政治考虑，比较复杂。更何况，作为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很可能同税收和支出的长期目标相冲突。所以很少有国家在资本流入期间实行财政紧缩政策。
在资本流动出现波动迹象时，采取先发制人的财政紧缩政策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它有助于把核心收益和支出隔离出来。而且，即使出现了资本流动的严重波动，财政收支需要进一步紧缩，但变动幅度将会更小。这种办法的另一个优点是不需要对税收和支出进行大幅度调整。
4、国际资本流动的管制。（1）资本管制。二战后新成立的IMF曾赋予各成员国资本管制的权力。当时的美国代表怀特(Harry White)和英国谈判代表凯恩斯，尽管分歧甚多，但在控制资本跨国流动这一点上却毫无二致。这有两点深刻原因：第一，怀特和凯恩斯均认为，资本外逃将破坏二战后福利国家税收与金融政策的自主性。凯恩斯强调，如无“资本控制”，有产阶级不会接受福利国家的政策。 第二，怀特和凯恩斯均认为，国际贸易自由化与国际金融自由化是有冲突的。
一般说来，在经济扭曲的情况下，资本管制能够增进福利。因为资本管制实际上是在内外利率间加楔子，因此，在固定汇率制或有管理的汇率制下，它有助于货币供应量控制。资本管制是政府获取收益的工具，也是降低政府债务清偿成本的手段。但是，要让资本管制支撑相互冲突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话，它就会无能为力，它对国际收支危机起不到防范作用。
限制资本流动的办法有两类，一类是数量控制的办法，规定资本流动的规模；第二类是税收（如交易税）或类似税收（不给国外借款的储备金支付利息）办法。这种措施成功地降低了国内利率，减少了短期资本流动；但是长期实行这种政策就会损害本国金融的竞争力。
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资本管制对消费、经常账户和实际汇率的影响很小，但是它能够降低资本流动的总规模和改变它们的期限结构。事实上，智利、捷克和马来西亚在实行资本管制的一年中，其资本账户就分别缩减了7．6、3．5和15．1个百分点。而且，资本管制对吸引长期资本、防范短期资本有理想的效果。智利、哥伦比亚和马来西亚在实行资本管制之后，短期资本流入大幅下降。这是一个重要的政策结论。墨西哥和亚洲金融危机表明，短期债务是资本流动发生波动和逆转的主要决定因素。
（2）鼓励资本外流。如果资本管制的目的是减少资本的净流入，那么取消资本外流的限制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危机过后的东南亚国家采取了更加开放的政策，如韩国放松资本外流的限制以鼓励韩国企业对外投资；泰国、智利和哥伦比亚也有类似的考虑，它们现在允许外国直接投资者将资本和利息汇回母国，取消了出口结汇制，对居民旅游换汇不再规定上限。
5、恰当的政策搭配。以Krugman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货币危机来源于国内经济政策与固定汇率之间的矛盾。 如果某个国家试图通过发行货币来为财政赤字筹资，那么国内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出口产品价格上升，竞争力下降。为了维持出口，货币必然贬值，和固定汇率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机者会判断该国货币即将贬值，从而发动攻击。当金融投机集团大肆抛出本币之机，该国中央银行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只好动用外汇储备来打一场几乎是毫无希望的汇率保卫战。最终耗尽了外汇储备之后，汇率体制全线崩溃。
“三难选择”是当今国际经济体系的内在特性。所谓“三难选择”，指的是下述三个目标中，只能达到两个，不能三个目标同时实现：①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②汇率的稳定性；③资本的完全流动性。 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将汇率的稳定作为政策目标之一，不仅无法利用汇率政策来实现内外均衡的调节，而且还易受到外部经济的冲击，特别是在国际资本流动特别巨大的今天，固定汇率制实际上为投机者提供了一个只赚不赔的好的投机机会，因此，除非实行资本管制，否则，固定汇率制将成为一国遭受经济冲击的潜在诱因。相比之下，浮动汇率制似乎更有优势。由于汇率的自由波动，一国政府不仅可以减少一个政策目标(汇率稳定)，同时还增加了一个政策工具(汇率政策工具)，这样，政府在实现内外均衡的经济目标时，可以更加从容。
6、国际合作。目前发展中国家汇率所面临的风险极为巨大。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对于发达国家的利率变化极为敏感，而后者完全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控制之外。艾其格林等人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揭示，从1975年到1992年，100 个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危机的触发，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利率（简称“北方利率”）变化密切相关。“北方利率”每增长 1％，“南方”银行危及的可能性就增长 3％。 这是因为国际资本（尤其是证券资本）流入主要是在“北方利率”降落之时，一旦“北方利率”上升，国际资本就有可能掉头回转。不完全信息经济学告诉我们，货物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市场失灵”程度不同，后者更受“道德风险”和“逆选择”的影响。因此，“北方利率”的上升，不仅提高资本回转的可能，而且增加了对“南方”银行的“逆选择”：高利率只吸引过度乐观的“南方”借款者，从而加剧金融危机的爆发。
为了维持经济调整和债务重组的良好秩序，国际社会有必要允许在界定明确的条件下暂时停止向所有债权人支付款项。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是，通过IMF《约定条款》(Articles of Agreement)将其作用予以公开明确，并允许在债务重组过程中停止有关诉讼。之所以这样做，当然不是永久性地改变债权人的权利，而是限制债权人在可能损害债务国重组进程或不必要的情况下提出诉讼，并进而迫使所有的债权人接受普遍的程序。米切尔•康德苏认为，这种初步设想应该可以与解决危机的其他合作性的措施协调一致。在日益全球化的金融世界里，债务人支付能力的早期恢复同样关系到债权人的切身利益，所以债权人也有必要关注那些有序的、谨慎的调整措施和债务重组方案。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兹（Joseph Stiglitz）则进一步指出，“有一借主，必有一债主。外国债主在很多情形下是边际贷款人（marginal lender）”。 可见，外国投资者也须对危机负一部分责任。
四、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是一个正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发展中国家，上述分析结果在某些方面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1、在固定汇率或者联系汇率制度下，充足的外汇储备是应对国际投机的重要手段，保持经常账户顺差、警惕国际收支逆差对于维持本币汇率稳定至关重要。我国的人民币目前尚不是国际储备货币，不能直接作为国际清偿手段，我们现阶段还不能放松外汇储备的管理。
2、银行不良贷款必须得到根本性解决，不仅要尽快消化存量，更要在健全金融体系、控制增量上下功夫，建立良好的信用制度。
3、国际资本大量流入时，要防止货币、财政政策的过度扩张可能造成的经济过热，可采取适度从紧的货币、财政政策，延缓和防止经济泡沫的形成；反之则反向操作，防止资产价格急剧贬值，陷入金融危机。
4、资本市场要进一步在开放中发展，开放的步伐要循序渐进，和我国金融监管的能力相适应；发展本国资本市场，增加投资和风险转移的工具。如发展金融期货等。
然而何以如此畅销以致震动?我以为，这正昭示了做人乃至做企业，最重要的就是回归基本。
许多事都讲究基本。所有的运动，要求基本动作，中国功夫讲究基本功：企业经营则要求“Back toBasic”(回归基本)；股票投资则说回归基本面……基本朗朗上口，但真正做到基本，愿意真正依循基本的人并不多。
所谓的基本，通常是最入门、最简单、最不起眼的东西。所有的人都觉得会，都不重视它，以至于也从来就没有真正做好过。一旦有人真的做好，反而成为稀有的竞争优势。
每个人都喜欢“巧”的东西，谈话沟通要有巧妙的应对，就像纪晓岚一样；工作希望有“巧”计、有“巧”法，就像孔明借箭一般；做人处世，希望灵活灵“巧”，就像和砷一样长袖善舞……“巧”有时就像变魔术一般。令人拍案叫绝，甚至可以用最少的力量，获得最大的效果。
每个人也都希望得到“巧”的锦囊，学会巧思巧法，面对任何困难，只要打开锦囊，巧思巧法就跳出来，一切困难迎刃而解。
但世界上真有“巧”的东西吗?答案是肯定的。只不过“巧”的奥妙，不能传，也无法学。如果你只想“巧思妙法”，终究只是一场空，
宏集团的意大利籍总经理兰奇，一句话道尽了奇技巧的不可恃――“宏基欧洲的成功，没有Magic，只有Basic(没有魔法，只有基本功)。”说明了宏欧洲的成功，没有任何学问，只是能把基本该做好的事做好而已。我们可以相信兰奇的话，没有任何保留，也非秘技自珍，他真正说出了一切奥妙的根源。
一切只有基本功夫，这或许是大多数迷惑于“巧思妙法”的人的当头棒喝。其实世间所有的道理，都非常简单，做人该按部就班，待人要诚信，不能说假话，这都是真理；只不过，在复杂的社会中，大多数人被迷惑了，认为花言巧语，认为奇谋巧计，认为奇技巧，可以更快速成功，结果是花拳绣腿，一无是处，经不起考验。
做人的基本是什么?且看“超基本五十五条”，不只教小孩有用，成人更具参考价值：与人互动。眼睛要看着对方的眼睛；别人有好表现，要替他高兴：尊重别人的发言与想法：别人送你任何东西，都要说谢谢；接到奖品和礼物。不可以嫌弃；做什么事都要有条理；自己的理想自己要坚持；要乐观。要享受人生；别让将来有遗憾；从错误中学习，继续向前迈进；不管如何，一定要诚实；抓住今天：在你的能力范围内，做最好、最好的人……
做企业的基本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最基本的公司工作规则、职场伦理、流程、纪律……等等。当然还有许多教科书上所教的基本原理，也都是基本，譬如：基本行销学、组织学原理……我们学多了新理论、新工具。有时候反而忘了最简单的事。
我从事的出版工作，每年要出版无数的出版品。每个出版品就是一个单一的商品。大多数人想要畅销，想的是行销、想的是造势、想的是宣传，当然想的是卖书的巧思与创意。可是这一切都不值一提，任何的巧思抵不上“回归基本”这句话。在出版领域，书的畅销的基本原理是什么?答案很简单：内容、内容、内容。这是多么无趣和基本的答案，可是大多数人想的不是内容，想的是浮夸的表象。
在“亮相”前，不管是从资金的前期投入、投资的标准、进行托管行的选择等方面，都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因为每个QFII都在拨拉他们各自的“算盘”。为了探个究竟。本刊直接与QFII高层及业内人士进行对话。
“试水”资金到底会有多少
进入中国证券市场的资金量到底有多少，是场内外人士关注的。德意志银行预计到2007年，包括QFII在内的机构投资者股票投资总额，将达到15820亿人民币，占中国股市流通盘的64%左右。
德意志银行中国区总经理张红力宣称计划向有关部门申请2～3亿美元的QFII投资额度，在拿到QFII资格后，计划3个月之内先汇5000万美元进来。
摩根斯坦利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竺稼就有关资金进入市场的规模上给出的答案比较模糊。他说：“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首先资金的进入要等批准后资金才能进来，但我们希望能尽快获得批准。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把资金规模做得很大。可能先是一个比较小的规模，再逐步扩大，具体的数额现在还没有定。”
传闻高盛将建立中国A股投资基金，记者就此事向高盛（香港）公司发言人张梅进行了询问。张梅称，高盛目前没有设立A股投资基金的计划，并尚未最后确定以何种方式进入市场，一切都在进行当中。这家老牌的投资银行对投资中国市场表示出谨慎的乐观，与其他境外机构一样，高盛在对国际市场和国际投资规则的熟悉度、严谨的投资决策程序、研究能力、投资理念和资金实力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同时，它在把握中国国内政策变化、上市公司情况以及投资规则等方面却处于劣势，加上国内市场一些自身的因素，诸如市盈率过高，A股是否具有投资价值值得怀疑；股权分割，现存的大量非流通股成为股市运行的一个不稳定因素，影响着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和二级市场的稳定；系统风险高，缺乏避险工具；股市信息披露机制有待完善，还存在较大的政策风险；外资还可通过投资B股和H股来分享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等，这些都不利于境外资金短期内大规模进入。因此，预计高盛在年内不会有大资金进入市。
据悉，野村证券将成为首家取得QFII资格的日本公司，进入中国A股市场。但野村证券驻京首席代表川田保拒绝对此发表任何评论。野村证券与很多其他日本的证券公司一样，面临着日本国内经纪业务不断疲软的状况，它们都希望能够介入正在快速成长的中国股市，意图通过提供有较高回报率的产品吸引散户投资者，以减轻自己在日本国内的消耗。
国泰君安的一位研究人员预计，日本证券公司将不断扩大涉足QFII的阵容，但中国监管机构严厉的选择标准，可能使其他机构在短时间内步野村证券的后尘有相当难度。
野村证券的一位发言人说，公司尚未决定在中国A股市场的投资额，以及多久以后开始向客户提供A股的相关服务。但野村证券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分析师对记者说，公司计划投入2亿美元进入中国A股市场。
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裁方星海认为，近期外资不会大规模入市，预计到今年年底将有数十亿美元进入。总之，QFII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增量资金和投资理念。即使是少量的试探性的资金，也意义重大，它将对市场起到补充作用和积极的市场心理作用。
QFII“花落谁家”
中国的证券市场有1000多家上市公司，到底这些QFII会光顾哪些行业或公司呢？
摩根斯坦利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竺稼在出席中文网站启动典礼上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不同的行业都有可能，但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这个行业能得益于规模日益增长的消费市场；二是得益于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也就是说是“中国成本+国际价格”，回报率要超过平均数。他对此解释说，有时候一些跨国公司在给他们的投资者做推介时，会讲他们在中国是怎么做的：一方面讲中国本身是一个大市场；另一方面就讲是如何利用中国比较低的制造成本。相当多的台湾和香港公司，像Acer就是在中国大陆生产，打上自己的牌子然后到全球各地去销售。
他还重申，并不只是QFII才会喜欢这些，其实很多投资者都喜欢投这类公司。像华为公司和美国3COM合资，产品一部分销往国内，大量的是利用3COM公司的销售渠道销往国际市场。
摩根斯坦利亚洲有限公司也在帮助一些公司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让有品牌和销售渠道的外国公司和能进行生产的中国公司合作。竺稼说：“这样的结合，可以做到双方优势互补。”
在选择投资标准、选择行业方面，高盛董事总经理胡祖六却另有考虑，他说：“中国是一个飞速增长型的国家，凡是有增长潜力的行业都具有吸引力。从理论上讲，汽车、住房、金融服务、银行等行业的增长都非常好，赢利的前景预期很好，都是有利可图的投资行业。同时，中国又是一个转型国家，很多行业都在进行重组，比如航空公司和石化企业，通过重组达到减员增效的目的，才能提高预期的投资回报率。
中国的很多产业都比较有吸引力，中国的问题并非宏观的、或者说是产业的问题，而是公司的问题。不少公司都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比如管理层的问题、信息披露问题等。中国的宏观和微观存在着冲突。但我认为这种状况会逐渐好转，因为在华的外资企业和很多民营企业还没有上市。”
德意志银行关于《中国的合格境外投资者机制》的研究报告显示： 大约有50家A股上市公司被QFII看好，这些公司一般是各行业龙头。
困扰QFII的几大问题
外资目前普遍看好中国市场，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强劲，对其改革进程颇感鼓舞，都想亲历中国的经济奇迹。但中国的股票市场毕竟历史很短，尚未成熟，存在不少问题， QFII们也是牢骚满腹。高盛董事总经理胡祖六担心上市公司的透明度问题，公司治理水平问题，尤其是股价的估值问题。他说：“与同类市场相比，中国A股股价的估值偏高，大值股较少，自有流通量较小，实际地讲，可选择的股票不多，投资组合非常困难。”
对于QFII来说，资本市场的风险和机会是并存的，他们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摩根士丹利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竺稼认为，资金规模、投资种类的限制就可能增加风险。因为金融工具不多，避险就有限制。其次就是衍生品能否运作也是一个风险；了解市场也是一个风险。他说：“管理基金的人，如果了解国际市场不了解中国市场，也是一个风险。归根到底，你最想做的事情是对于将来的市场有一个判断。如果判断准确，这个基金表现就好，不准确表现就差，这也是个风险。”
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裁方星海说：“外资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后，难免会被我们讨论已久的4大问题所困扰，即中国股市市盈率过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透明、公司质量不尽如人意、国有股和法人股流通问题。作为规避风险的考虑，外资可能会侧重于企业债券这一风险相对较低的品种上，而非股票。”资金从债券市场向股票市场流动，也正是新兴市场向外国投资者开放时的普遍规律。
门槛外的QFII如是说
美国奥本海默基金管理公司副总裁、基金经理李山泉认为，“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相当于用“合格与否”这种简单的方法把众多的境外机构投资者筛选一遍，留下部分大机构，这样，QFII的信用风险降低了很多。中国计划在此方面积累一些经验后再逐步开放，而非一步到位，这种改革策略是值得赞赏的。
但其中也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比如对境外机构投资者的吸引力会因准入门槛过高而减少，现在可能存在一种矛盾：根据《暂行办法》，想到中国投资的不一定合格，而合格的不一定想去投资，余下的既合格又有投资意愿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就很少了，现在大多是大型的证券公司和商业银行。对于这些机构，它们迟早要进入中国市场，前者欲拓展中国的证券经纪业务，后者想抢占中国的信托业务，因此，用一定资金在中国抢先形成循环、展开布局是划算的。
对这些公司而言，早进入更好，有个学习的过程。但是，在二级市场上操作的机构投资者，比如共同基金、对冲基金和养老基金，目前对于QFII不一定有兴趣，或者只是表现出象征性的兴趣，大多持观望态度。
李山泉说:“今年年初，我与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部门交换的信息和意见提交了公司，公司的决策层认为，奥本海默是否向中国监管部门提交QFII资格的申请，目前阶段仍无关紧要，我们会继续对中国市场保持关注。”
他认为，把中国股市放到全球市场范围内比较，它的股价过高，尽管A股市场已经过一年多的大调整，但仍有40倍左右的高市盈率，赚取资本利得的机会不大，使得许多境外投资者望而却步。而且，中国好的企业未必上市，从投资选择看，仍很狭窄。但一些境外基金管理公司对投资中国市场有一定的兴趣，尤其是那些设有新兴市场投资基金的公司，但它们可能会通过取得QFII资格的机构进行操作，通过这种间接的投资，等待中国证券市场的完善，视情况决定是否或何时亲赴中国市场投资。
作为一个由长期封闭的资金推动型的股市，引入QFII机制无疑是一个利好措施。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裁方星海认为，QFII的进入将有利于逐步淡化中国股市的投机色彩，树立价值投资理念，培育机构投资者，并帮助国内的证券分析师提高投资技巧和证券研究方法。目前中国的证券研究水平较低，比如，除中金公司外，很少有证券公司使用模型研究方式。
可以肯定地说，引入QFII是一个积极的举措，但QFII在很大程度上更带有标志性含意，它究竟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变革能起到多大作用，中国证券市场能藉此取得多少有效的进步，最终取决于中国证券市场的自我完善，它应该与外资进入相辅相成。
刘啸东：客观、渐进地看待QFII机制
为了配合QFII的实施，上海证券交易所执行副总裁刘啸东去年曾率代表团专门去欧洲进行QFII推介。就在中国证监会将在四、五月份颁发第一批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许可，预期首批资金将在6月底前进入市场之际，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中国市场缺的是投资理念
记者：原来业界人士预计会有较多海外共同基金、养老基金等角逐QFII资格，但目前在申请该资格的海外机构多为大型证券公司和商业银行，与早先的预测有一些偏差。您如何看待这一偏差？
刘啸东（以下简称刘）：中国的股票市场是一个成长型市场，最明显的就是风险较大。我认为QFII只能有两种方式在中国进行投资，一是短期行为，比如用对冲基金、国际游资等短期手段进行投资；二是长期投资，即较长一段时期内持有中国股票。由于QFII的限制比较死，同时中国缺乏相应的金融产品，短期套利者恐怕现在不会来；另外一些对中国市场感兴趣的长期投资者则有藉QFII进入中国市场的愿望。不过，现在说只有大的券商和商业银行才会进入，作此判断为时尚早。
海外大型券商感兴趣QFII，想率先进入中国，是因为它们有长期的理念，想在中国市场上进行战略性布局，并不企求投资中国在短期内赚钱。其实海外的共同基金或养老基金并不是不愿投资中国市场，它们有可能通过拿到QFII资格的券商在华进行投资。总之，在QFII实施的初期，谁来谁不来并不很重要，QFII机制本身和中国的证券市场都需要成长和完善，海外机构投资者对这一市场的认识和适应程度也是发展的，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记者：引入QFII，是否可如一些人所说，能够抑制中国A股市场的投机现象？
刘：我在海外推介QFII时说过，中国实际上不缺资金，缺的是投资理念，只有专业化的机构投资者才能给我们带来这种理念。我希望QFII能促进投资理念到来的步伐，但期望值不能太高，否则就会背离现实。我一直对那些表示想进入的海外投资机构说，你来中国市场投资，一定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办事，完全照搬国外的规则是行不通的。我建议海外的投资机构根据中国的现实进行适当调整。但我也希望外资进入后，不要跟随投机风，要看公司的基本面，投资好的公司。
随着QFII概念的深入人心，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近期股市行情有所上升，走势较好的包括我们新近推出的上证180指数，该指数的编制照顾了公司的基本面。我认为外资会关注指数中的成分股。随着QFII数量的增多，对公司基本面的关注会增加，市场也会逐渐改观。但这个过程并不简单，不是说QFII一进来，人们就会变得理性起来。
QFII推动上市公司走向国际市场
记者：有人说中国股市是天马行空的绝缘体市场，引入QFII将使其与国际市场发生一些联系。您认为这对中国股市的影响会如何显现？
刘：中国股市的“绝缘”不会因为QFII而发生根本性变化。由于《暂行办法》对QFII的限制很严格，尤其是对资金外逃的限制，使得资金外逃的成本很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未对中国股市的“绝缘”造成冲击。不过，若全球其他股市转好，QFII有可能会把钱从中国股市里拿出来，投到其他市场。我认为，真正会对中国股市产生影响的是QDII。
若说QFII使中国股市与外界的联系增加，更多地将体现在中国上市公司身上。中国的企业必须了解，上市并非终点，日后优胜劣态的竞争仍将激烈，应该有强烈的危机感。现在我们虽然有了退市机制，但进展非常缓慢，不少企业上市后好比进了保险柜，进取心减退。我们采用QFII这一新机制，并非简单的吸引投资，除了引进投资理念外，还应该推动国内的上市公司走上国际市场。
记者：有业内人士称，在QFII进入中国市场3至5年后，中国股市的外资可达到10%到15%的比重。您认为呢？
刘：《暂行办法》规定的外资占中国股市比重的上限目前是20%，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比例会增加，但很难说在多长时间内会增加到什么程度。这其间有很多不确定因素，首先取决于中国股市是否能发展和完善。另外要取决于周边市场。若周边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朝好的方面转变，投资者可能会转移到其他市场，致使中国外资比重的增长过程放慢。
记者：目前外资对中国市场表现出热情，但他们大多表示在华投资很苦恼。您如何预测QFII在实际操作中会遇到哪些困难？
刘：现在QFII对中国市场表现出来的态度几乎是在黑白之间，要么非常坚决，对中国股市很有信心，要么非常悲观，认为中国股市根本不行。我很难说海外机构投资者对中国股市有信心，我相信QFII一进入，马上就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投资理念差异较大，投资选择余地小等。
从目前海外机构表明的意向看，基本理念是一致的，都是要选择基本面较好、有成长性、盘子较大、有交易量、市场前景较好同时又是政府比较支持的上市公司。从盘子（交易量）较大和基本面较好这两个先决条件看，能够满足条件的也就是一二百家上市公司，这是不言而喻的。以此看来，他们遇到的首要麻烦，就是选择余地狭窄。
QFII准入门槛不会降低
记者：您曾说，鉴于QFII迄今为止受到热烈欢迎，目前有关部门还没有改变严格限制之现状的迫切要求。我是否可以反过来理解，若是QFII机制受到冷淡，中方会考虑降低准入门槛？
刘：不会的！我当时是针对情况讲的。我在海外推介时说过：中国的市场很大，不知各位20年前有谁曾投资中国市场？当时在中国只能进行直接投资，那些先行者中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我敢说，最早进来的往往最易成功。现在中国的证券市场对外开放，但只是开了一道小门，需要侧着身挤，才能进来。
我说的目的就是让海外投资者想明白再决定进入与否。一方面，若无严格筛选，让很多境外机构投资者进入，对现在的市场不利；另一方面，若没有一番深思熟虑和一个艰难的决策过程，境外机构投资者不会冒然进入。但是，现在的限制毕竟有很多不合理之处，例如资金进入的成本高，无利于QFII的长久发展。这一规则在目前时间段里维持，并不意味着不再修改。我认为，短期内施行《暂行办法》有其道理可言，从长期看，改变条文是不可避免的，但需要一个过程。
背景资料
根据韩国、印度和我国台湾的经验，QFII制度的创意在于通过一国（地区）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的有限制流动，成功解决了在资本项目管制条件下向外资开放本土证券市场的问题。这意味着新兴市场实施QFII政策后，国际资本通过特定途径进入国内资本市场。
据《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我国QFII政策从2002年12月1日起正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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