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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汉朝文化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盲人说书的调查与研究》由六章组成，本文将对对其中令人感兴趣的内容略述浅见。作者按照时间的顺序，分别将远古、夏商周、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代、清代、二十世纪的盲人音乐活动做了梳理1，为论文核心的部分――通过历史建构的眼光来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和依据，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盲人说书，根据文献记载和现存的文化信息，对盲人说书的历史进行了尝试性的建构，尤其是按照时间朝代的顺序，分析了上至三代，下至元代的盲艺人的身份转变和职业状况，讨论了今天盲人说书文化的遗留价值。
如前所述，《盲人说书》里有扎实的田野调查，作者有很好的音乐研究修养，并且基于调查和文化背景做出了结论性的研究。笔者最为感兴趣的是，在三代和春秋时期地位如此之高的瞽，为何在汉朝时期地位遽变，被称为“狂瞽”，几乎沦为和侏儒一样供人娱乐的地位。对此作者认为，是因为“由于社会文化的发展，先秦神权由东周瓦解，依附于神权统治的瞽阶层随着神权瓦解而瓦解，延至汉朝已徒留技艺、沦为与侏儒比肩”。2这个结论笔者不甚同意，觉得这个问题值得讨论。才疏学浅，一点思考，做此札记，与众读者商榷。
中国自春秋以来，下至战国，无论政治、学术、社会、思想等，均处于遽变之状态，笔者很难判断孰先孰后。
春秋时代，当时所谓“一国”，仅止于“一城”而已。一国之元首，即为一族之宗子，再广封同姓之宗亲或近戚，同治国政。国与国之间外交往来，或为朝聘，或为宴饮，或为盟会，或为庆吊，同家族之间往来无异。其时以言政治，则所谓“封疆之内，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以言宗教祭祀，则“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以言学术，则“政教不分，官师合一”，可见一国之历史、学术、宗教三者合而为一。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而典籍的掌管，在于史祝，藏之宗庙，非大贵族不能见，即同姓之宗亲亦未必能看，更无论普通下层民众。
在经历了春秋两百四十年之后，西周封建制度早已在日崩月坏之中；至于战国，变动日渐激烈，其中尤为重要者，即为封建制度渐崩，而郡县制渐起，二者并行，实属一事。其间诸侯兼并，大夫篡夺，屡见不鲜。封建诸侯逐渐沦亡，而军政国家规模形成，对内强经济，对外事吞并，普遍设郡县直辖于中央。根据《左传》记载，晋国早有县制，政权得以集中较早，也是国势日渐隆盛原因之一。任职食俸的官吏，逐渐开始替代贵族，也打破了世袭的传统，成为新兴的力量。各国争相废井田，开阡陌，尽地力，大力发展农耕，井田制废除，土地所有权从封君转于庶民，于是一夫耕田不限于百亩，而民田也得以自由买卖。同时山泽解禁，自由工商业兴起，各国大兴募军养士，开城渠，制兵器；同时君卿贵族争养食客，游士兴起，纵和连横，社会面貌与春秋迥异。
始皇二十六年尽灭六国，一统天下，政治措施最重要者，在于彻底废封建行郡县。其时丞相王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无以镇之，请立诸子”，始皇下其议，廷尉李斯曰：“周文、武所封同姓子弟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想诛伐，周天子不能禁止，今海内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中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议，则安宁之术也。罢诸侯不便。”始皇从其议，于是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置郡守。始皇、李斯不因一时同姓之亲，而除封建为郡县，实为遵循时势之变迁，因现状而为治。
秦人僻居西陲，本无文化之传统，战国以来，东方文化逐渐移植，而秦人又未能化为己有；秦人信奉三晋功利文化，至于齐鲁礼乐文化，则很少受到感染。在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之后，最终瞩目的文化事件当属焚书。《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秦博士掌承问对，亦涉于议政。焚书的起因，在始皇三十四年，博士淳于越等人上书议政，辩论废封建得失，引出了焚书之议。李斯拟出的焚书办法如下：1.史官非秦记皆烧之；2.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可见先秦学官与典籍的情况。大抵秦学官有两种：史官与博士。史官自商周以来由来已久，属于贵族封建宗法时代王官的传统；博士则始于战国，相对应的是平民社会自由学术的兴起。根据钱穆先生的考证，诸子百家大兴，乃有博士的创建。王官学掌于“史”，百家言掌于诸子，诸子百家之势盛而上浮，乃与王官史割席分尊，于是乃有“博士”。史官与博士的并设，是古代“王官学”与“百家言”对峙的象征。《汉书・艺文志》中以“六艺”与诸子来分类文献，“六艺”即古学，起先掌于史官；诸子为今学，所谓“家人言”是也。古代学术分野，莫大于王官与家言之别。3百家著述莫不源于《诗》、《书》，故《诗》、《书》者，乃王官故籍下流民间而渐自泯于家言之间者。《诗》、《书》的下流，和博士之上浮，交错相应，正说明春秋、战国之间王官学与百家言之盛衰交替之姿态。4秦博士掌承六艺，亦不专掌六艺，焚书源于博士议政，故博士所掌典籍亦在秦所禁止的范围之内。所以焚书以前，多有通五经、六艺之博士，如淳于越、伏生皆是也；焚书之后，博士制度没有废除，而通六艺、《诗》、《书》之博士，则必尽在罢斥之列矣。5
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远古时代掌管鼓的乐正也非单纯的乐官，而是兼有巫师与乐官两方面的职能，后来钟鼓发展成后世礼乐文化的重要代表。6礼乐亦是六艺的组成部分。战国以来，王官失统，《诗》、《书》本用古文写成，流传又狭隘；随着秦统一文字、焚书和罢斥通六艺、《诗》、《书》的博士，文教影响匪浅，古代王官之学遂遭重创，相应的，从事礼乐活动的乐正、瞽们的地位也随之下降，其职能也逐渐开始改变。
秦自始皇二十六年定天下，至二世三年而亡，其间仅十五年。秦之君臣，为时势所牺牲，然其开后世一统之格局，定郡县之制，影响深远。汉承秦制，高祖以三尺剑得天下，布衣将相开新一代政治格局，质朴本色，平民精神，相较于始皇、李斯以贵族地位、学识、峻法凌驾一世，更能合于时代之趋向。汉朝开国的君臣起于草野，对于贵族生活，几乎没有涉猎，更没有受到《诗》、《书》礼乐的熏陶，至叔孙通定礼，高祖“始知天子之贵”。汉兴至文、景两朝因袭秦之旧制，设有七十博士，为广学之路，有诸子，有方技，并不局限于五经。七十余年以来，实行俭约休息之政策，内力充盈，武帝雄才大略，造就西汉全盛之世。他的文教政策里。除了设立五经博士外，立太一之祀与兴乐府同样瞩目。
《汉书・礼乐志》曰：“至武帝定郊祀之礼， 祠太一于甘泉， 就乾位也； 祭后土于汾阴， 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 采诗夜诵， 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 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 略论律吕， 以合八音之调， 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泉圜丘， 使童男女七十人歌， 昏祠至明。”
又《艺文志・诗赋略》曰：“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 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 皆感于哀乐， 缘事而发， 亦可以观风俗， 知薄厚云。”
因此， 西汉武帝、宣帝两朝的乐府歌诗的造作与武、宣两朝的制礼作乐有关， 其目的在于“兴废继绝”， 宣扬文武周公之道， 树立大汉帝国的道德文化信仰， 而最直接的原因是“定郊祀之礼， 祠太一于甘泉”。这一事件同时开启了中国文学史上乐府歌诗的创作。7汉家的制度中一开始就具备两个并行的音乐机构， 即属于外廷太常以掌宗庙礼的太乐和属于内廷少府以掌供帝王宫廷音乐活动的乐府。太乐的音乐是官方音乐， 禀承的是传统的雅乐而不是新声，多用于宗庙祭祀；而乐府则属于少府这样一个服务于皇帝日常生活的内廷机构， 其所掌多为汉家的楚声乡音或新造之乐， 所谓“赵、代、秦、楚之讴”， 以娱乐帝王与贵族。武帝既然创立了新的太一之祀，重用了乐府而不是太乐。由于定郊祀之礼、兴太一之祀皆是制礼作乐的创新举动， 故而史家特别重视，尤费笔墨，称之为“立乐府”。
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废原先的七十博士，专立五经博士，虽致力恢复六艺，但无奈《乐经》的失传，雅乐衰落严重。根据《艺文志・六艺略・乐》：“周衰俱坏，乐尤微渺，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武帝要树立中央的权威，强调只有天子才能制礼作乐的资格，更是对一些儒生和诸侯王对古礼雅乐的尊崇之情流露出厌恶。武帝的弟弟河间献王性好古学，《史记・五宗世家》和《汉书・艺文志》记载河间献王学六艺，修礼乐，被服儒术；与毛生共采《周官》及其诸子弟言乐事，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远。武帝时，河间王来朝，献雅乐，对策三十余事，文约而旨明。但武帝对雅乐表现非常冷淡，“下太乐官，常存肆之，岁时以备数，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雅乐。” 即使大儒董仲舒等皆认为音乐应当符合雅乐的标准，但由于武帝的冷淡，也逐渐“希阔不讲”了。至宣帝时汉家制定国家祀典时，才重新出现了兴造雅乐，不过似乎没有太大的成效。
盲人乐师们所供奉的神之一是“东方朔”，奉他为祖师爷。有意思的是，东方朔本人恰是与侏儒一样，是皇帝疲劳抑郁时提供消遣娱乐之人，无传统的排忧解难之责。综上所述，我认为，盲人乐师们在汉朝时已徒留技艺，不能单以“春秋战国依附于神权政治的瞽阶层随着先秦神权政治的瓦解而瓦解”8来解释。自秦以来，统一的郡县制帝国从各方面对国家社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它各方面都是积极的、反传统的。虽然武帝崇儒术，兴六艺，立五经博士，设太学，经学成为了经世利禄之学；同时凭借属于少府系统的乐府来制礼作乐， 隆甘泉太一之祀以取代秦之雍祀， 奠定了汉帝国的国家祀典，并在此制作过程中， 综合了战国秦汉间逐渐建构的郡县制统一国家的新式国家信仰， 融合了齐、楚、赵、秦等地的音乐和文化因素；而至宣帝朝， 由于儒家礼乐思想的影响， 在国家祀典中进行了兴造雅乐的尝试， 试图以古代的雅乐更替赵、代、秦、楚之讴， 标志着汉帝国向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回归9，但毕竟时代已变，难以回到过去，正如作者所说：“他们被纳入汉朝以来的新秩序之中”。他们失去了与神对话的权利，被迫接受新的世界。秦汉之间盲人乐师们地位的转折和职能的彻底转变也对后来的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三皇”的传统建立，并不只是对皇权的拥护，一方面为了得到官方的庇护，另一方面也逐渐成为盲艺人们新的崇拜，成为他们共同的核心精神信仰，也加深了他们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他们逐步建立了这个以师徒关系为纽带，讲尊卑、序长幼、扬善道的代代相传的互怜互助的组织，并在往后与庙院得以紧密相连，娱乡民，宣教化，在官府、庙院、乡民中间寻找一种微妙的平衡，一代代的盲艺人就在这夹缝中得以艰难的生存。
注释：
1《盲人说书的调查与研究》，冯丽娜，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10页。
2《盲人说书的调查与研究》，第198页。
3《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钱穆，九州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156页。
4《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第160页。
5《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第160页。
6《盲人说书的调查与研究》，第15页。
7《西汉武、宣两朝的国家祀典与乐府的造作》，徐兴无。
[关键词]《译语类解》；汉语学习书；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H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7）03-0028-04
一、 《译语类解》与“四学”
自古以来朝鲜就非常重视外国语学习。1276年，高丽朝设立了“同文馆”（后来改称为“司译院”）专门用来培养外语人才，其后的朝鲜朝也沿用了“司译院”这一名称。设立“司译院”的初衷是为了朝鲜人学习汉语以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并促进两国外交。随着外语科目的不断增加，除汉语外，还先后设立“四学”“四学”指“汉学”（1393）、“蒙学”（1394）、“倭学”（1415）、“女真学”（1426），1667年，“女真学”改称为“清学”。。“四学”的代表性文献分别为《译语类解》（1690）、《同文类解》（1748）、《蒙语类解》（1768）、《倭语类解》（1780）。这些文献均可把汉语、满语、蒙语、日语与朝鲜语进行对译起来。并且把词汇分类成天文、时令、地理等几十个类别，逐次解释其含义。因此，这些文献被称为“类解”文献。
“四学”以汉学为中心。因此，“类解”文献当中最早刊行的《译语类解》成为样板。它的重要地位主要体现在文献之间的性质、形式、目录、标题语的提示方法上。
第一，《同文解》、《蒙语类解》及其他类解类文献的内容与形式都受到最早编撰的《译语类解》的启示。它们均将词汇分为天文、时令、地理等门类，先写汉语词条，然后写朝鲜语，最后用朝鲜语标记满语、蒙语词语或词组。
第二，从文献的门类目录里不难看出《译语类解》对《同文类解》、《蒙语类解》的影响。从目录上看，三者在内容和形式上没有太大的差异，即《同文类解》是以《译语类解》为基础，《蒙语类解》是以《同文类解》为基础编撰的。
第三，《译语类解》的重要地位体现在标题语的提示方法上。《译语类解》的释词顺序与《同文类解》和《蒙语类解》的释词顺序都是“汉语-朝鲜语-外国语”。[1]（8～9）
总而言之，《译语类解》在内容上、形式上为其他“类解”类文献的编撰起到重要作用。
二、《译语类解》的性质
《译语类解》属于汉学，为木刻版，分上、下两卷，共计62个门类。其中上卷43个门类，下卷19个门类，词汇总数共计4781条。它的释词方式为：先写汉语词条，再用朝文标记单字的中国音，最后用《训民正音》标记词的释义。中国音有左右两种，左侧为正音，右侧为俗音。其标记方式可分为七种：以“标题语 --”形式标记的，此类标记方式有173个，占总标题语的3.6%；以“标题语 -- +[ha]”形式标记的，此类标记方式有11个，占总标题语的0.2%；以“标题语 汉字词”形式标记的，此类标记方式有159个，占总标题语的3.3%；以“标题语 汉字词+朝鲜语”形式标记的，此类标记方式有298个，占总标题语的6.2%；以“标题语 -- +朝鲜语”形式标记的，此类标记方式有15个，占总标题语的0.3%；以“标题语 汉字词+[ha]”形式标记的，此类标记方式有46个，占总标题语的1%；以“标题语 上仝”形式标记的，此类标记方式有660个，占总标题语的13.8%。属于这七种的词汇有1362个，约占总标题语的28.5%。除这七种标记方式之外，为了补充说明，《译语类解》还在解释词下方或左边以方音形、呼形、或形、或称形、或呼形、或曰形、或云形、或作形、今俗或形、旧释形、朝鲜语解释形、汉语解释形、俗称形、俗呼形、俗音形、一名形、一云形、一作形、亦作形、音形、又音形、又今俗形、曰形、云形等24种形式来进行补充解释。属于这一类的词汇有210个。[2]（93～106）
《译语类解》在其大部分门类中，并未区分由单字、双字、三字、四字构成的词汇，仅按照内容大体上排列了词序，但在最后的门类“琐说”和“琐说补”中，则按照“二字类”、“三字类”、“四字类”的音节数将单词进行了分类。“四字类”词汇没有标记左右音，否则会有破坏文献的分段格式的因素存在。同时，此类词汇可以通过前面各门类中出现的词汇来读出其音，因此不需要标记左右音。
我们通过解释词的标记方式可得知以下几种现象。
第一，能考察研究固有词和汉字词并存时期的近代朝鲜语词汇体系。
第二，编者们为搜集不同地区的汉语口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一点可以从补充解释词里出现的“南话”、“关内”、“吴楚人”、“关东”、“江东人”、“北方人”、“山东人”等词汇推测出来。
第三，对应于一个朝鲜语解释词的汉语词汇不只一个，即文献出现了一对多的对应。如，“痫疾”除“[]”之外还具有“惊痫、疾、发晕风、羊角风、牛吼风”等汉语解释词。
第四，当时存在比标题语的右音（俗音）更接近现实的音。这些音的存在给俗音的变化研究提供实际性的语料。
第五，用朝鲜语的合用并书（如“”）能标记汉语的全浊音。
第六，通过方音形、呼形、或形、或称形等24种形式的解释方式，我们可以发现《译语类解》的编者们并非仅参考了中国的某一个词汇集，而是参考各种词汇集。由于被利用到的韵书或词汇集不同，其解释方式也不同，即同时参考了 《物名考》、 《译语指南》、《训蒙字会》、《类合》等文献的可能性较大。比如，崔世珍的《训蒙字会》中就出现了多种多样的释词方式。
第七，《译语类解》不仅是一部词汇集，更是一部相当出色的韵书。因此，我们应该把它的文献性质定位为一部韵书――词汇集。
17世纪是近代朝鲜语形成的初期，所以《译语类解》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我们虽不能断定这一时期刊行的文献资料的数量，但它无疑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韵书――词汇集，并成为了研究17世纪末汉语和朝鲜语的语音及词汇的宝贵资料。
三、《译语类解》的研究成果与研究的必要性
在国内，学者们虽然对朝鲜刊行的汉语学习教科书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是对《译语类解》的研究成果仅有两篇。而在韩国，从1970年至2010年，学者们对其研究从未间断过。在此，我们可以把这些研究成果概括为五大类。
第一类是与包括《译语类解》在内的“类解”类文献有关的概括性研究。这一类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郑光的《类解类译学书》（《国语学》7，1978年）， 洪允杓的《国语词汇文献资料》（《国语学论丛》，1985；《18，19世纪韩文注释类书》，《周时经学报》，1988），林志龙的《国语分类词汇集的体系与相关性》（《国语学》19，1989）， 安美景的《朝鲜朝译学书的版种x究》（成均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89）， 郭财勇的《类解类译学书的身体部词汇研究》（庆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4）， 延奎东的《近代国语语汇集研究――以类解类译学4书为中心》（首尔大学校博士学位论文，1996）。
第二类是与书志学（目录学）及《译语类解》有关的个别性研究。这一类的主要研究成果有：李基文的《译语类解解题》（《译语类解影印本》，亚细亚文化社，1974），沈在箕的《关于近代国语的语汇体系――以译语类解的分析为中心》（《国语学的新的认识和展开》，《金完镇先生回甲纪念论丛》， 民音社，1991），郑光的《译语类解译语类解补》（《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全书》，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1991），洪允杓的《译语类解・译语类解补解题》（《译语类解影印本》，弘文阁， 1995），延奎东的《P于译语类解现存本的一考察》（《国语学》26，1995）， 宋基中的《译语类解・译语类解补解题》（《译语类解影印本》， 奎章阁，2005）。
第三类是与汉语语音有关的研究。这一类的主要研究成果有：蔡英纯的《译语类解所见中国语音系之研究》（台湾文化大学硕士论文，1978），《从朝鲜对译资料考近代汉语音韵之变迁》，台湾师范大学博士论文，1986），孔在锡的《译语类解的中国语音系》（《亚细亚研究》82，1989），沈小喜的《译语类解小考》（延世中语中文学会，1992），金基石的《朝鲜韵书中所反映的明清音系研究》（延边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8），金银珠的《译语类解的中国语音系研究》（韩国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
第四类是与《译语类解》的特定语法现象有关的研究。这一类主要的研究成果有：郑秀惠的《译语类解的造语法研究》（德成女子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2），李珠丽的《通过译语类解的朝鲜时代汉语词汇研究》（木浦大学校硕士学位论文，2007）。
第五类是与《译语类解》的部分词汇有关的研究。这一类的主要研究成果有：福田和展的《〈译语类解〉》中に“上仝”と记された语汇について》（大东文化大学外国语学会志18， 1989），金永日的《〈译语类解〉中的韩国语难解词》（《语文学》80，2003），金银婷的《以词汇集为中心的朝鲜时代服饰名称研究》（加图立大学校博士学位论文，2005），朴香玉的《译语类解》的琐说类词汇研究》（ 仁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姜勇仲的《〈译语类解补〉商业词汇研究》（韩国中文学会，2011），郭君男的《〈译语类解〉汉字词汇研究》（庆星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5），曲赫、方东杰的《〈译语类解〉疑难词释例》（《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1）以及《〈译语类解〉简论》（《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3）。
总体来看，其研究结果大部分是短篇的、分散性的，而且基本都是有关韩文（朝文）的研究（除了曲赫、方东杰之外）。换句话来说，几乎没有总体体系下的关于近代汉语的研究成果。在这种情况下，就有整理、研究《译语类解》的汉语词汇和语音的必要性。
四、对近代汉语研究的重要意义
（一）对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重要意义
从20世纪30、40年代到解放前后，这一时期的近代汉语研究集中在诗歌等特殊文体的词汇研究上。在这一领域的研究里，张相、徐嘉瑞起到先驱作用。建国以后，近代汉语研究在以下两个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一是以综合理论性专著为代表的宏观研究。这一类研究成果主要有：王力的《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向熹的《简明汉语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潘允中的《汉语词汇史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蒋冀骋的《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蒋绍愚的《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袁宾的《近代汉语概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蒋冀骋和吴福祥的《近代汉语纲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另一类是以作品分析为代表的微观研究。这一类研究成果主要有：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中华书局，1954），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戴望舒的《小说戏曲论集》（作家出版社，1958），孙楷第的《沧州集》（中华书局，1965），王季思的《玉轮轩曲论》（中华书局，1980），钱南扬的《汉上宸文存》（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许政扬的《许政扬文存》（中华书局，1984）。[3]（61～62）但在国内，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在数量上与古代或现代汉语词汇的研究相比有着较大差距。
《译语类解》是近代朝鲜语时期刊行的一部文献，同时这一时期也是近代汉语形成时期。所以我们可以说，《译语类解》是收录近代汉语时期的口语式（方言）词汇的一部很好的汉朝对译书。其理由为：首先，明清时期分类词汇集的第一词条一般由单字形文语形构成，而《译语类解》里的第一词条是由口语自立形式的词汇来构成。其次，400多个汉语词条，每个都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汉语解释词。如，与词条“痫疾”对应的次要解释词甚至达到五个：“惊痫”、“癫疾”、“发晕风”、 “羊角风”、“牛吼风”。最后，次要解释词里还收录了“南话”、“关内”、“吴楚”、“关东”、“江东”、“北方”、“山东”等地的方言词汇。因此，我们可以确定《译语类解》是一部收录了近代汉语形成时期的口语式（方言）词汇的词汇集。所以对于它的汉语词汇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和整理这一时期的古籍，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我们了解汉语词语构词法的发展演变过程，为研究词义的发展演变过程提供真实的语料。
（二）对近代汉语语音研究的重要意义
众所周知，大多数近代汉语音韵体系的研究论文所引资料一般限于中国的各种文献资料。但由于中国的文献资料是用汉字来标记的，所以，在音值的构拟上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和局限性。而朝鲜具有悠久的音韵研究传统，并且文献资料延用着以拼音文字《训民正音》注音的音韵学方式。朝鲜的注音韵书、对译辞书以及V文书对中国近代汉语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通过朝鲜文献研究汉语近代语音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课题，[4]（1）其代表性研究学者有金基石（1998）、李得春（2002）。金基石的研究属于近代汉语音韵的理论研究，而李得春的研究则是近代汉语语音的参考子表。[4]（2）吉林省《社科信息报》（1998年10月30日）曾高度评价李得春的《朝鲜对音文献标音手册》。“由李得春教授主持的这项课题全面整理进而与近代汉语做系统比较，用翔实的资料、宽广的视野对近代汉语音韵体系的演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将近代汉语音韵体系的研究扩展到新的广度和深度。《手册》工程浩繁，设计精心，操作细密。这部书无疑是研究朝鲜语音史和近代汉语语音史最为得力的工具书。该项目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它将为我国语言学事业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4]（3）但《译语类解》与之不同。李得春虽然认为《译语类解》很重要，但是学术界一般把它看成一部词汇对译书，所以当时未被选用。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译语类解》的研究结果不仅能为朝鲜语语音系统的研究提供参考价值，而且对于中国近代汉语，以及上古、中古汉语研究乃至中国汉字音演变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比如，在声母方面，左音的中古全浊声母有的还保留着浊音，但右音的中古全浊声母已经消失，平声字变为次清，仄声字变为全清；中古整齿二等字大部分发生卷舌音化；中古见组和精组声母还没发生鄂化等等。在韵母方面，右音中的中古入声字的韵尾[-p]、[-t]、[-k]完全消失；中古日母字当中，止摄开口呼字变为儿化等等。
总之，《译语类解》是近代朝鲜语时期刊行的汉语学习书，而它的刊行年代又正处于近代汉语形成时期，因此它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近代汉语的特征。对《译语类解》中的汉语词汇和汉语语音的研究成果将有助于促进汉语语音史和词汇史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 金哲俊：《“类解”类文献中的汉-朝词汇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2] 金哲俊：《再论〈译语类解〉》解释词标记法》，《东亚视角下的韩国学研究》，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2015年。
汉服的特点及结构
汉服的基本特点是交领、右衽，用绳带系结，也兼用带钩等，又以盘领、直领等为其有益补充。结构上，汉服分为十个部分：领、襟、裾、袂、袪、袖、衿、衽、带及系。一套完整的汉服通常有三层：小衣（内衣）、中衣、大衣。
从形制上看，大衣主要有“上衣下裳”制（裳在古代指裤子）、“深衣”制（把上衣下裳缝连起来）、“襦裙”制（襦，即短衣）、“通裁”制（长衫、外披）等类型。其中，上衣下裳的冕服为帝王百官最隆重正式的礼服，袍服（深衣）为百官及士人常服，襦裙则为妇女喜爱的穿着，普通劳动人民一般着裋褐（上短衣，下长袴）。从隋唐时开始汉服盛行圆领衫，这不仅延续了唐、五代、宋、元及明等朝代，还影响了日本和朝鲜等国的服饰，至今日本天皇出席某些场合所穿的服饰就是这种汉服的变种。
配饰和头饰是汉族服饰的重要部分之一。古代汉族男女成年之后都把头发绾成发髻盘在头上，以笄固定。男子常常戴冠、巾和帽等，女子发髻则梳成各种式样，并在发髻上佩带珠花、步摇等各种饰物，也有戴帷帽和盖头的。
汉朝服饰
虽然汉服并不是指“汉朝的服饰”，是指从皇帝即位到明朝这段时间的汉民族服装，但是，中国完整的服装服饰制度是在汉朝确立的，汉代染织工艺、刺绣工艺和金属工艺发展较快，这推动了服装及装饰的变化。
汉代延续战国时期的服饰风格，在图案的追求上更加趋于大气、明快、简练、多变；在图案造型的选择上，突出了龙、凤的寓意；在图案色彩运用上，主要以对比为主，强调明快、醒目、艳丽，表现了素中见华美的特点；而装饰化的特点，更具有审美价值，在设计上也更加追求艺术造型的完美性。这种服饰使得男子洒脱飘逸、女子曲线修长，自然朴素，庄严而典雅。当时，有钱人家穿绫罗绸缎漂亮的衣服，一般人家穿的是短衣长裤，贫穷人家穿的是短褐（粗布做的短衣）。
汉朝的妇女穿着有衣裙两件式，也有长袍，裙子的样式也很多，最有名的是“留仙裙”。在汉代的壁画、石刻、砖刻等艺术图像中以及出土的陶塑，将汉朝妇女的服饰交代得比较清楚，头梳高大的发髻，髻上插满珠翠花饰，身穿曳地长袍，衣襟左掩。最有特点的是袖端接出一段，各装一只窄而细长的假袖，以增加舞姿的美观，后世戏曲服装上的“水袖”，可能是由此而来。
汉代服饰的职别等级主要是通过冠帽及佩绶来体现的，不同的官职有不同的冠帽，因此，冠制特别复杂，有16种之多。汉代的鞋履也有严格的制度：祭服穿舄、朝服穿率、出门穿屐。妇女出嫁，应穿木屐，还需在屐上画上彩画，系上五彩的带子。
等级清晰
汉代规定，百姓一律不得穿各种带颜色的服装，只能穿本色麻布，直到西汉末年（公元前13年）才允许平民服青绿之衣。对商人的禁令更严，然而在服装的样式上，似乎没有严格的制度。从出土的汉代陶俑及画像砖石来看，劳动者或束发髻、或戴小帽、巾子，也有戴斗笠的，身上穿的服装，几乎全是交领，下长至膝，衣袖窄小，腰间系巾带，脚穿靴鞋，还有不少赤足者，反映了这个时期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
袍服是汉代官吏的普通装束，不论文武职别都可穿着。它们以大袖为多，袖口有明显的收敛，领和袖都饰有花边。袍服的领子以袒领为主，大多裁成鸡心式，穿时露出内衣。袍服下摆，常打一排密裥，有的还裁制成月牙弯曲状。这种服装只是一种外衣，凡穿这样的服装，里面一般还衬有白色的内衣。按汉代习俗，文吏穿着这种服装，头上必须裹以巾帻，并在帻上加戴进贤冠。并且，文冠奏事，一般都用毛笔将所奏之事写在竹简上，写完之后，将笔杆插入耳边发际，以后便形成了一种制度，凡文官上朝，皆得插笔，笔尖不蘸墨汁，纯粹用作装饰，史称“簪白笔”。此外，汉代朝服的服色有具体规定，一年四季按五时着服，即春季用青色；夏季用红色；季夏（夏季最后一个月，即农历六月）用黄色；秋季用白色；冬季用黑色。
冕冠，是古代帝王臣僚参加祭祀典礼时所戴的礼冠。冕冠的顶部，有一块前圆后方的长方形冕板，冕板前后垂有“冕旒”，冕旒依数量及质料的不同，是区分贵贱尊卑的重要标志。汉代规定，皇帝冕冠为十二旒（即十二排），为玉制，冕冠以黑色为主，两侧各有一孔，用以穿插玉笄，以与发髻拴结，并在笄的两侧系上丝带，在颌下系结。在丝带上的两耳处，还各垂一颗珠玉，名叫“允耳”，不塞入耳内，只是系挂在耳旁，以提醒戴冠者切忌听信谗言，后世的“允耳不闻”即由此而来。按规定，凡戴冕冠者，都要穿冕服，祭祀大典上通用的是“长冠服”，皇后的祭祀服是：上衣用绀色，下裳用皂色。
直裾、曲裾和襦裙
曲裾，即为战国时期流行的深衣。汉代曲裾深衣不仅男子可穿，同时也是女服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服式，这种服装通身紧窄，长可曳地，下摆一般呈喇叭状，行不露足。衣袖有宽、窄两种样式，袖口大多镶边，衣领部分通常用交领，领口很低，以便露出里面的衣服，即在穿多件衣服时，每层领子必露在外面，当时最多的达三层以上，时称“三重衣”。
汉代的直裾男女均可穿着，这种服饰早在西汉时就已出现，但不能作为正式的礼服，原因是古代裤子没有裤裆，仅有两条裤腿套到膝部，用带子系于腰间。这种无裆的裤子穿在里面，如果不用外衣掩住，裤子就会外露，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不恭敬的事情，因此外面要穿曲裾深衣。但随着裤子的形式得到改进，出现有裆的裤子后，曲裾绕襟深衣已属多余，所以至东汉以后，直裾逐渐普及，并替代了曲裾深衣。
关键词：陶瓷，陶瓷史，工艺美术
中国最早的陶瓷是青瓷,发现于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中,距今约4200年。随着中国原始艺术的第一繁荣时期的结束，迎来了新石器时代工艺彩陶的第二繁荣期的来临。
仰韶文化彩陶最早出现在河南省淹仰韶村发现。其中有半坡型彩陶，首先发现西安东郊半坡村，分布地区集中在关中平原。彩陶以黑色与红色为主。装饰图案有人面纹、鱼纹、鹿纹、蛙纹等。而中晚期的鱼纹从静态转为动态，不在注重形态，通过对口，眼腮尾鳍的描绘来表现鱼的动态。半坡型彩陶钟情于几何纹样的造型。说明了我们祖先的抽象造型能力。庙底沟型彩陶首先发现于河南陕县庙底沟。主要分布在陕西中地区。庙底沟型彩陶整体造型的线条极为流畅。装饰图案多采用圆弧线，直线和点。构成雅致流美的神韵。马家窑型彩陶是庙底沟的延续和发展。首次发现于甘薯马家窑。硕士论文，陶瓷史。。马家窑型彩陶整体风格是豪迈、大气，有着极强的动势。图案中，大量出现平行线，平等圆弧线，同心圆，在漩涡式的滚动中所有出现在圆点，恰恰又产生出静态美。
到了夏、商、西周时期，陶瓷制作工艺大大提高，而且窖场规模也不断扩大。由于商饮酒之风盛行，所以陶质酒器很多如：觚( gu )、尊、壶、爵( jue)等。到了西周，陶质的酒器明显减少。装饰手法上更注重部位的选择比例的权衡虚实，繁简的搭配在这个时期已经体现出来。这个时期随着三层花，理性色彩的增强以及窃曲纹，波纹，重环纹，瓦纹等的出现更好的体现了夏商西周时期工艺的提高。
秦汉时期是中国社会的重大转折时期，也是一个大融合的时代；秦汉工艺美术是以强盛的打帝国为背景的大一统美术。以儒教思想为背景的礼教美术和以人生享乐为背景的神仙美术。其中，汉朝的陶瓷工艺有较高成就的有：釉陶，青瓷，彩绘陶，陶塑等。汉末晋初最好的青瓷窑是越窑。胎质坚硬，胎色灰白。这个时期的主要瓷器是青瓷。基本风格是清雅，装饰纹样的舒缓，釉色清新可人。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则以佛教美术的兴起哲学思想进入艺术领域，本时期主要以清淡，玄学，竹林七贤为主要的风格。大量的出现白瓷、青瓷。瓷是由陶演变发展而来的。与前面提到的陶有着本资的区别： 1.原料不同。陶用黏土，瓷用瓷土。2.烧制温度不同。陶器低，在800℃左右。3.质地不同。陶器质地松脆，有微孔；瓷器质地细密，敲击声脆如金属声。硕士论文，陶瓷史。。
隋唐时期是中国工艺史上的又一个高峰时期。无论是陶瓷上的南北交流清白并重，还是金属器皿上的中外合璧，都表现出匠师那种“不薄技术，爱艺术，不薄今人爱古人”的内在追求与气质。创造了开放的华美时代。
隋朝的白瓷，釉色光润。以青瓷为主流产品。唐三彩女佣的出现在世界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唐三彩女佣那雍容华贵的大家风范，实在是大唐包容一切外文化的象征。唐三彩是唐代彩色釉陶的通称。多用白色粘土做胎；以含铜，铁,钴,锰等金属元素的矿物质为着色剂，配制低温釉，施于胚体表面在800—1000℃左右低温中烧成。其彩色并不仅限于三种颜色，一般有绿、黄、蓝、白、紫等多种色彩，但以黄、白、绿为主。唐三彩主要用于随葬。常见的有瓶、钵、罐、盘、杯、碗、枕等普通生活器皿，此外还有各种动物和人佣及建筑家具等。
随着市民生活的需求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两宋的工艺美术呈现出欣欣向荣的蓬勃气象。这时期出现了宋代的五大名窑：汝、官、哥、均、定。
1.汝窑（以烧造青瓷为主），天青色，天青色在色彩上介于绿色和蓝色之间，既有蓝色之冷又有绿色之温。汝窑瓷器朴素、高雅是统治者沉淀于安逸享受的现实反应。体现了平淡、蕰籍之美。
2.官窑，胎有灰、黑和米黄数种，纹片大、小均有，釉色有粉青、米黄、深米黄等。北宋官窑窑址未明，南宋修内司官窑及郊坛下官窑窑址在杭州凤凰和乌龟山。硕士论文，陶瓷史。。
3.哥窑（龙泉窑），釉色有粉青，灰青，米黄之分，以灰青为主，釉面布满龟裂的裂片，有开片。弊病称为了一种纹理，好像冰裂变化万千形成自然雅致的天趣。
4.钧窑，在河南禹县，有天青、月白、灰蓝、海棠红、玫瑰紫等色。艺术特点为：“夕阳紫翠忽成岚”天青色于玫瑰紫色交织，釉色美如朝晖。铜的运用高温形成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5.定窑，是五大名窑中唯一烧的白瓷，兼烧黑釉，绿釉酱釉。地址在河北曲阳。釉层薄而滑腻滋润。釉色白中微微闪黄，好似古代妇女薄施粉黛。给人以柔润，恬美的美感。硕士论文，陶瓷史。。
南宋 足洗和明永乐、窖青花缠枝山茶纹扁壶都为上海博物馆的珍藏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硕士论文，陶瓷史。。
两宋时期瓷的发展有两大特征，一是南北瓷都在发展；二是官窑，民窑都在发展而元瓷的发展则集中在江西景德镇的发展上。其主要工艺是青花，釉里红，中国书画艺术与中国陶瓷工艺得以充分完美的结合。这是景德镇瓷工艺的重大贡献。而且元代还烧制高温卵白釉、红釉、蓝釉。硕士论文，陶瓷史。。
到了明朝，景德镇瓷器独领。主要瓷器品种为：青花、釉里红、五彩、珐琅彩、粉彩。极具宫廷贵族气象的典雅，其突出代表要数五彩冰梅蝶纹瓷瓶了。圈足与瓶颈装饰带采用红绿相间的民间抽象、写意的表现手法，与肩、腹、腰部的冰梅蝶的主体纹饰形成强烈的对比，色调雅致而明洁。清朝的宜兴紫砂壶制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文人雅士的积极参与其中。书画与紫砂壶的关系更加的密切，同时也反应了紫砂壶制作更加文人化了。
一部陶瓷史，就是一部中国古文明史和审美史的缩影。由于每个历史时期的制作工艺和审美感受的差异，从而形成不同的陶瓷装饰形式。各个历史时期都有闪现时代光辉的精美之作，体现了各个时期的陶瓷发展特点。陶瓷烧制是一门博大精深的文化。随着历史的发展，陶瓷工艺也将展开新的一页。技术与时代完美结合，相信陶瓷事业将会变得更加辉煌。
参考文献：
[1]海天.中国工艺美术简史[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
摘 要：目前学术界有关于章太炎先生推崇魏晋文的论述。在这些论述中，有学者指出“魏晋之文”是作为一种文体的“论”文。本文对章先生的有关论述进行梳理，继续探讨章先生关于“魏晋之文”的具体论述。
关键词：章太炎 魏晋 文
钱基博先生称章太炎先生“论文，右魏晋而轻唐宋，于古今人少许多迕”①。先生认为章氏论文“主张回到魏、晋”②。他们的依据都是章先生《国故论衡・论式》中的两段话：
“夫雅而不核，近于诵数，汉人之短也；廉而不节，近于强钳，肆而不制，近于流荡，清而不根，近于草野，唐宋之过也；有其利而无其病者，莫若魏晋。”
“魏、晋之文，大体皆埤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
陈平原先生认为“在章氏看来，汉文、唐文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有其利无其病者，莫若魏晋’。魏晋文之所以值得格外推崇，因其长于持论。”③在论述中，陈先生也引用了上边的《国故论衡・论式》两段话，作为例证。
本人认为，章先生在《国故论衡》中关于魏晋之文的论述，是作为一种文体的“论”体；不应该把章先生的魏晋之“文”的特点扩大至魏晋的“一切文体”中，从而认为魏晋的全部文体都长于“持论”。章先生关于魏晋文的论述除了保存在《国故论衡》（1910年）外，还保存在其他文章、演讲稿中：《文学说例》（1902年）、《文学论略》（1906年）、《国学概论》（1922年）、《国学演讲稿》（1935年）等。研究章先生关于魏晋文的论述，也需要研究这些文献。
一、 文之论
章先生在《国故论衡》中推崇魏晋的“论”体，上边已有所论述。关于章先生推崇魏晋“论”文原因的分析，有学者认为章先生选择魏晋之“论”，是受时代影响，“维护自己的论点时，稳而有法度，批驳别人的论点时，锐而有条理，理由充分，厚实劲健，这样的文章，在清末激烈的思想斗争中，是急需的”④。“太炎先生身处社会急剧变化、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这样一个战斗的时代，特别需要犀利的辩论文章”⑤。本人认为，除了上面的一个方面外，这和章先生的小学素养也有一定关系。
章先生小学功底深厚，幼年就跟从外祖父朱有虔学习小学，随后章先生在诂经精舍学习七年。在诂经精舍学习期间，章先生虽然也向谭献、黄以周、高学治等先生问学，但是对其影响较大的还是俞樾先生。俞樾治学注重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讲求古言古制，由训诂而名物，而义理，以通圣人之遗经”⑥。
章先生在《文学说例》中明确指出小学与文学的关系：“尔雅以观于古，无取小辩，谓之文学。文学之始，盖权舆言语……非通古今字知先代绝言者，无能往来，况夫审别流变耶？世有精练小学拙于文辞者矣，未有不知小学而可言文者也。”随后，章先生提出了“文字亦日孳乳，则渐离表象之义，而为正文……而施于文辞者，尤习用古文，而怠更新体。由是表象主义，日益浸，然则赋颂之文，声对之体，或反以代表为工，质言为拙，是则以病质为美也”。
语言使用最早有本义，后因新事物出现，借已有的字表示其意思，而非另造新词，是谓假借，新词义为原来字义的引申义。章先生认为引申义为“表象”，引申义为“病”，“斯治小学与文辞者所由忿争互诟”。小学家所治，乃考据本义，古字已非今字，容易产生歧义，而古义与今义的不同，是引申义在起作用。如果不出现引申义，词义相同，就不会难懂，也不会出现词义上的纷争。“言语不能无病，然则文辞愈工者，病亦愈剧”，“文益离质，则表象益多，而病亦益甚”，“若纯出史胥，则语犹质直”。
《文学论略》中的“辞尚直截，尚无蕴藉”、“尚其直叙，不尚其比况”、“尚其明示，而不尚其代名”，正是《文学说例》中“若纯出史胥，则语犹质直”的延续。
如果将上边引述的话与《国故论衡》中文学部分进行比照，就会发现章先生在《国故论衡》中推崇魏晋之“论”文，是其小学素养，修辞立诚、反对浮华思想的反映。立论要“本名家”，“不欲本纵横”，反对“汗漫”、“蕴藉”（温藉）、“兴会神旨”等，这与其《文学说例》中的“文辞愈工者，病亦愈剧”，反对“病”、反对文中的“表象”有关。
二、 文之体
在《文学论略》中章先生就提出：“且文辞之用，各有所当”，“特其体裁有异，故所以断其工拙者，各有不同”，“一切文辞，体裁各异”，图画、表谱、簿录、算草皆有其体制。在推崇魏晋之“论”后，章先生还是坚持“且文辞之用，各有体要”，没有偏爱魏晋。
在《国故论衡・论式》中，章先生还分析了“论”以外的文体：奏、疏、议、驳、诏、册、表、檄、弹文。在这些论述中，对汉代赵充国的奏评价较高，“探筹而数，辞无枝叶”。稍后章先生评论了晋朝的奏，“晋世杜预议考课，刘毅议罢九品中正，范宁议土断，孔琳之议钱币，皆可谓综覆事情矣”，并没有给予像魏晋“论”文那样高的评语，也没有介绍魏时期的奏。在论述时，对汉朝的表作出了较高的评价：“汉世表以陈情，与奏议异用，若《荐祢衡》、《求自试》诸篇，文皆琛丽，炜晔可观”。
章先生在《国故论衡・辨诗》中，不仅褒奖魏晋之诗，还对其他时期的诗有所赞扬。
“《三百篇》者，四言之至也。”
“汉《郊祀歌》有《日出入》一章，其声熙熙，悲而不伤，词若游仙，乃足以做将帅之气，虽《云门》、《大卷》弗过也。”
“往者《大风》之歌，《拔山》之曲，高祖、项羽，未尝习艺也，然其言为文儒所不能举。苏、李之徒，结发为诸吏骑士，未更讽诵，诗亦为天下宗。”
在《国学概论》中，章先生讲到了“数典之文”、“ 习艺之文”。数典之文包括“官制”、“仪注”、“ 刑法”、“ 乐律”、“ 书目”。 “习艺之文”包括“算术”、“工程”、“农事”、“医书”、“地志”等五类，所列书籍也并非只有魏晋时期。并且章先生认为这些典籍“文都佳绝”。
在《国学讲演录》中，章先生对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等十种文体进行分析，在分析时，章先生只是说出每个文体的特点，然后举例说明，并没有明确的指出该文体中那个时期最佳，更找不到推崇魏晋之文的论述。
三、 文之气
章先生有从整体上论述魏晋文风格的论述，但是也兼顾其他时期的不同风格，并没有偏爱魏晋。
在《国学概论》中，章先生有这样的论述：
“自陆机出，文体大变：两汉壮美的风气，到了他变成优美了；他的文平易有风致，使人生的。晋代文学和汉代文学，有大不同之点。汉代厚重典雅，晋代华妙清妍，差不多可以说一是刚的一是柔的”。
“唐人常称孟子、荀卿，也推崇贾谊、太史公，把晋人的柔曼气度扫除净尽，返于汉代的‘刚’了。”
“明人称‘唐宋家’，因此，使一般人以为唐宋文体相同。实在唐文主刚，宋文主柔，极不相同。”
我们可以体会到，不能说是汉代文学好，或是晋代文学好，因为“晋代文学和汉代文学，有大不同之点，汉代厚重典雅，晋代华妙清妍”。
在《国学演讲录》中，章先生认为“自唐以来，论文皆以气为主”，“文不论骈散，要以气骨为主”。章先生先以“气骨”、“气”来分析历代文章。他认为“周秦两汉之文刚，魏晋南朝之文柔”，他赞赏《七发》“气势浩汗，无堆垛之迹”，“降及东汉，气骨即有不逮”。
历代文章之盛衰，本之于国势与风俗，每个时期的国不同，文章所反映的气也不同。章先生认为汉文的浩汗之气和汉朝的国势、风俗有关。“汉人之强健，恐什佰于今人，故其词气之盛，亦非后世所及”，“汉世尚武之风未替，文人为将帅者，往往而有”，“汉人坚强好勇，故发为文章，举重若轻，任意堆垛而不见堆垛之迹，此真古今人不相及矣”。同《国学概论》一样，在《国学讲演录》中，章先生也没有提出是“刚”好还是“柔”好，本人认为这个问题可能和中国传统“刚柔相济”思想有关，关于这个问题还有待继续思考。不过，章先生没有明确表态，我们也就不能断章取义，认为章先生推崇魏晋南朝的“柔”，而舍弃周秦两汉的“刚”。
结语：
通过上边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章先生关于魏晋文的论述，不能简单地理解，应该注意章先生在不同时期的论述中，对文的界定不同，所做的论述也会不同。章先生虽然推崇魏晋的“论”，但并不是爱屋及乌，由此推崇魏晋的全部文体，忽视其他时期的文体。（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注释：
①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4月，第69页。
②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黄山书社，1996年12月，第210页。
③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月，第355页。
④ 董国炎，《章太炎文学观考辨二题》，山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⑤ 郭延礼，《论章太失的文学思想》，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5月，第30卷，第3期。
⑥ 俞樾，《春在堂杂文》卷一。
参考文献：
[1] 章太炎，《国故论衡》，[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2] 章太炎讲演，曹聚仁整理，《国学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3] 郭绍虞主编，《近代文论选下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4] 郑振铎编，《晚清文选下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5] 汤志钧 ，《章太炎年谱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6] 谢樱宁，《章太炎先生年谱彰摭遗》，[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形容重大的或有价值的
传统文化中“泰山”一词常用来形容重大的或有价值的事物。例如：
“夫萧规曹随，留侯画策，陈平出奇，功若泰山。”（汉朝杨雄《解嘲》）
“我与你情似泰山，恩同东海，誓同生死。”（《警世通言・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最有影响的莫过于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在延安时期写的《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引用了这句话，以此赞扬因公牺牲的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同志。
“猛兽吞狐，泰山压卵”
强大的势力或绝对的优势
人们常用“泰山压顶”来比喻强大的势力或绝对的优势。与此意相同的还有“泰山压卵”，即以泰山压在蛋上，比喻力量相差极大。如：
“况履顺讨逆，执政伐邪，是乌获摧冰，贲育拉朽，猛兽吞狐，泰山压卵，因风燎原，未足方也。”（《晋书・孙惠传》）
“六军之来，殄此丑夷，如泰山压卵耳。”（明・赵弼《何忠节传》）
古人常用“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形容人胆量很大，修养到家，即使泰山在面前崩塌，仍临危不惧，镇定自如。如：
“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宋・苏洵《心术》）
“有眼不识泰山”
比喻德高望重或有卓越成就
而为人们所敬仰的人
“泰山”也用来比喻德高望重或有卓越成就而为人们所尊敬的人。语出《新唐书・韩愈传赞》：“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现在人们常用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叫“有眼不识泰山”，来比喻因只看表面现象而没有认清对方的社会地位或是低估了对方的能力。传说鲁班在泰山下收了一个徒弟，名叫“泰山”，泰山因为年少贪玩被开除了。后来，鲁班到集市上，看到有人在卖竹器家具，每一件家具的样式都是鲁班没有见过的。经卖竹器的人指引，鲁班见到了那个工匠，原来就是泰山。鲁班向泰山说：“你做的这些东西太好了，当初真不该把你赶回家，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啊！”
旧时人们用“泰山其颓”来哀悼大家敬仰的人。如：“梁实秋先生逝世，英美文学界皆感‘泰山其颓’”。“颓”意思是“崩塌”，喻众人仰望者去世。史载孔子将死之时作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歌中自称“哲人”，把自己的死比作泰山崩塌。（《礼记・檀弓上》）
“易于反掌， 安于泰山”
安定稳固的依靠
泰山雄浑苍劲的岩石，兀立千仞的绝壁，给人以坚固深沉、浑厚安稳的感觉。因此人们赋予它强有力的靠山之意。成语“泰山可倚”意为如泰山一样可以倚靠。出自《资治通鉴・唐纪玄宗天宝十一年》：“或劝陕郡进士张彖谒国忠，曰：‘见之，富贵立可图。’彖曰：‘君辈倚杨右相如泰山，吾以为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辈得无失所恃乎？’”
一些成语将“泰山”的“靠山”含义扩展为安定稳固，不可动摇。如“安于泰山”和“稳如泰山”这两个成语在现代生活中应用很广，其出处是西汉枚乘《上书谏吴王》：“能听忠臣之言百举必悦。必若所欲为，危于累卵，难于上关；变所欲为，易于反掌，安于泰山。”
“靠了泰山之力”
岳父的别称
我国有将岳父称作“泰山”的习惯，其出处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泰山有丈人峰，另一说出自唐朝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卷十二・语资》：当年，唐玄宗要封禅泰山，命张说为封禅使。按照朝廷老规矩，封禅以后，自三公以下都能迁升一级。张说有一女婿叫郑镒，是九品官，靠了丈人，一下子升到五品官，兼赐绯服。唐玄宗询问原因，郑镒一时无话可答。这时宫廷戏子黄幡绰接过话头调侃道：“这是因为靠了泰山之力”。
“泰山石敢当”
避邪化煞之风水镇物
旧时，人家住房门对桥梁、巷口或道路要冲，屋主为求平安，就在墙外或屋脊立一小石碑，上刻“泰山石敢当”五字，用以避邪。清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卷八：“吾邑人家门户，当桥梁巷陋之冲，则竖石碑，书‘泰山石敢当’五字，以镇之。”
有关“石敢当”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西汉史游的《急就章》：“师猛虎，石敢当，所不侵，龙未央”。据民间传说，“石敢当”的起源与“黄帝”有关。当年黄帝与蚩尤大战，蚩尤所向披靡，猖狂之极，登上泰山大呼：“天下有谁敢当？”女娲投下一块泰山石，喝道：“泰山石敢当！”蚩尤仓皇落败。黄帝于是遍刻“泰山石敢当”，用以震慑蚩尤，并最终打败蚩尤。
唐宋以后泰山刻石流行于民间，这一习俗在浙闽粤沿海尤为盛行。“泰山石敢当”也表现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门神“吞口”。那里将“泰山石敢当”与门神结合起来，在门上钉木制虎头，在虎口中书写“泰山石敢当”。
“泰山石敢当”习俗在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国也有传播。日本最早的“泰山石敢当”石刻在宫崎县，立于1868年。根据统计，日本全国的石敢当雕刻遗存总共有600多块。泰国首都曼谷多处可见“泰山石敢当”。马六甲众多的店铺门上方都有“泰山石敢当神之位”的碑石。
“黄河如带，泰山若厉”
用作誓词
用“泰山如砺”作誓词，其意与“海枯石烂”相近。例如：
关键词：我国古代死刑 死刑执行 死刑复核 死刑废除
一、死刑由来及其特点
死刑作为最为古老，适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刑罚方式，其由来已久。在徒、流刑以及罚金刑出现之前，因其被统治者所青睐，故而适用相当的广泛。追溯其由来，从古文的涵义大致可以推断由“活人祭祀”或者“血亲复仇”演变而来，当时死刑的设置可能为了平息神灵的愤怒，惩罚那些触犯传统禁忌的犯人，亦或为了安定社会秩序，成为血亲复仇的手段①。随着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的不断发展以及社会形态的进化，死刑逐渐成为了统治阶级惩罚犯罪的有力处罚方式。
死刑与其他的刑罚方式较为不同，其有着自身独特的特征：
1.剥夺权利的同等性。死刑作为一种剥夺人生命权的刑罚方式，其所针对的犯罪人权利均是生命权，此种刑罚方式不同于徒刑与罚金等方式，徒刑与罚金等方式存在着多少的问题，而死刑则不会。
2.惩罚的极端性。死刑的极端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其刑罚方式最为严厉，直接剥夺了犯罪人的生命；其次就是此种刑罚方式具有不可变更的特性，因为犯罪人的生命被剥夺后，就无法再进行挽回，故而没有无法给予犯罪人改过自新的机会。
3.适用经济、高效。死刑的执行，只需要对犯罪人的生命进行剥夺行为即可，像徒刑与罚金等人力、物力以及相应的监管方面是不必要的。
二、我国古代死刑的定罪、执行与发展趋势
1.定罪。我国古代可以认定为死刑的犯罪行为，一般包括以下几种：政治类的犯罪，如违抗命令罪、乱政罪、叛国投降罪、谋反罪、奸党罪等；侵犯皇权类的犯罪，如不敬、大不敬罪、擅闯殿门罪等；渎职腐败类的犯罪，如渎职罪、贪赃枉法罪等；侵犯人身、财产类的犯罪，如杀人罪、抢劫罪、盗窃罪、罪等；还有违反伦理与一般传统类的犯罪，如不孝罪、恶逆罪、不睦罪、不义、罪等。这些犯罪行为往往侵害到了统治阶级的统治利益，或者是严重损害了社会、经济秩序以及个人的生命、财产权，对于违背了伦理纲常，在古代也是有可能会被处以死刑，从以上的定罪罪名来看，在古代，很少讲经济类犯罪行为判处死刑（其中仅有的私自铸造货币罪在西汉曾经设置）。
2.执行。我国古代关于死刑的执行方式，种类繁多。在奴隶制时期，除了基本的大辟之外，还存在着较多杂类，如火烧、炮烙、剖心、剔刳（ku）、醢（hai）等多种残酷的行刑方式，其中诸多为商纣王创设。到了西周时期，又出现了腰斩、车裂、磔（zhe）、磬（qing）、踣（bo）等比较残酷的行刑方式。②死刑的执行方式在封建社会时期，种类在各个朝代有所不同，在秦朝，据史料记载，大约有十余种之多，如腰斩、阬、车裂、定杀、磔、戮（lu）、弃市、凿颠、绞、枭首等；在汉朝的死刑行刑方式大量减少，大致分为三种，弃市、枭首和腰斩；两晋时期的死刑执行方式大致与汉朝相类似，在南北朝时期亦是以此为基础，增加绞刑、车裂与磬；在隋朝《开皇律》废除枭首与车裂的死刑方式，规定死刑为绞、斩二等，这是中国古代死刑方式二元化的开始。但在隋炀帝时，又恢复了枭首与车裂。 而在唐朝再次废除了枭首与车裂，规定死刑为绞、斩二等。但在唐后期，又恢复了腰斩、枭首、车裂。宋朝法定的死刑为绞、斩两种。在宋仁宗时，凌迟成为了死刑的行刑方式，这种行刑方式是我国古代最为残酷的一种死刑执行方式。凌迟刑起于五代，法定于辽。南宋《庆元条法事类》明确将其与绞、斩一道列入死刑执行方式之中。在元朝的死刑则主要分为斩、凌迟两种。在明朝《大明律》规定的死刑方式有包括了绞、斩、枭首与凌迟四种。明朝的《大明律》公开恢复枭首刑，同时将凌迟刑通过法典的形式合法化。到了近代之前的清朝，其死刑方式主要是有绞、斩两种，凌迟与枭首也存在一定的非经常性使用。③
三、我国古代死刑评析
在前文中，笔者对于我国古代死刑的特点以及定罪与执行方式进行了一定的汇总、比较。我国古代死刑大部分以政治类犯罪行为、侵犯皇权类行为为主，还包括侵犯人身、财产权利的犯罪行为。而从死刑的执行方式看，我国古代死刑方式从一元到多元、多元逐渐向二元化的方式发展演变，同时，各个朝代法律规定的死刑方式往往被敕令、条例等超越，使法典中没有的前朝酷刑又再次出现，总体而言，我国古代死刑方式一直都是多元化的。在《大清新刑律》之后，死刑又从二元归于一元，这充分体现出了我国死刑制度不断发展、不断前进与完善。
死刑作为最严厉的刑罚方式，现在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国家废除了死刑，我国在其存在与废止上，古代历史上亦出现过变革与争论。从文景之治开始的废除肉刑开始，到大唐天宝六年唐玄宗公开下诏废除死刑，由于某些原因，此诏令并为产生任何效力。随着经济、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西方诸多国家废除了死刑，而我国为何没有废除死刑，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东西文化的差异。我国古人的思想以“杀人偿命”、“天经地义”，此与西方的天赋人权等思想相差较大。同时，我国古代的“兵刑合一”、“重典治吏”等一贯理念在人民心里早已根深蒂固，故而，我国目前仍存在死刑的关键与此不无关系。（作者单位：1.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人民法院；2.山西云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参考文献：
[1] 曾宪义：《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 张晋藩：《中国法制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中国的宝玉石自古以来就和文化紧密相连，“一片冰心在玉壶”、“冰清玉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都是对纯洁的爱情、无私的友谊、高尚的品格的赞美。宝玉石，不仅仅是工艺品，更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前任新疆矿产试验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的李泽昌，一生与矿产和宝玉石结下不解之缘。1968年，刚毕业的李泽昌从四川来到新疆，当年的热血青年，如今已是银丝满头。说起新疆的宝玉石，与矿产、宝玉石打了已近40年交道的他快人快语，带着浓重的乡音，如数家珍，一一道来。
李会长说，新疆的宝石、玉石资源尤为丰富。和田玉、海蓝宝石、碧玺等宝玉石无论是资源量，还是开发利用，都位居全国之冠。已知宝玉石34类，种类多，品种全，是全国省区中不多见的，在世界上也少有。开发利用的宝石主要为海蓝宝石、绿柱石、碧玺、水晶等。其中透辉石、方柱石、钙铝榴石等为全国少见宝石。在国际上久负盛誉的和田玉质地坚硬、韧性上乘、柔润光滑，是古往今来中国人最喜爱的玉石品种，是世界上玉石中的佼佼者，其中羊脂白玉为世界罕有。
据考证，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及商贸交流的最初媒介，既不是丝绸，也不是陶瓷，而是和田玉。殷商的玉饰，周朝的礼器，汉朝的玉衣，唐代的玉莲花，宋朝的玉观音，清代的大禹治水图等，这些稀世珍宝，无一不是用和田玉雕琢的艺术品。和田玉的名贵，也自然成为宫廷，深得慈禧喜爱，故宫宝玉石收藏品90%多为和田玉。其中“大禹治水”是我国最大的和田玉精工杰作，整块白玉重达5350公斤，历时6年雕刻完成。2008年奥运会徽――中国印，徽宝取材和田玉，让新疆宝玉石协会的李会长兴奋不已。
俗话说黄金有价石无价，高品质的和田玉已从八十年代的普通价涨到现在的天价。新疆从事宝玉石生产、销售的单位和个体达到上千家。北京、上海、河南、广东及扬州、苏州都有新疆宝玉石的集散地和加工地。
如何保证消费者买到货真价实的宝玉石，1993年李会长在兼任质检站站长时，就搞起了授权检验，产品与证书同时挂牌的经销模式，使新疆宝玉石市场从竞争无序到有序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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