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4 08:5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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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卒中后抑郁；动物实验研究；综述
卒中后抑郁（post stroke depression，PSD）是脑卒中后的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是脑卒中患者最常见的心理障碍，其患病率可高达20%～60%。卒中后抑郁可严重损害脑卒中患者的认知功能，影响患者的预后情况，增加患者痴呆及自杀的风险，给患者的家庭及社会带来沉重的压力。现将近10年关于卒中后抑郁的动物实验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1 卒中后抑郁的发病机制
PSD的发病机制复杂，涉及神经生物学、解剖学和社会学、心理学等诸多因素。在20世纪80年代，Robinson等就提出，脑内参与情感调节的5-HT能神经元和NE能胞于脑干，其轴突通过丘脑和基底节到达额叶皮质，脑卒中病变累及上述部位可影响5-HT能神经元和NE能神经元及其通路，导致两种递质水平降低而引起抑郁。Moller等利用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显像（PET）间接估计了5-HT受体活性，研究发现在急性卒中后5-HT神经递质出现代谢的异常，尤其在边缘系统和中缝核5-HT代谢的显著下降，可能与抑郁的发生相关。临床上使用5-轻色胺再摄取抑制剂可缓解PSD的症状，进一步支持PSD与单胺类神经递质下降有关的观点。Terroni等根据MRI研究结果显示病灶影响边缘-皮质-纹状体-苍白球-丘脑神经环，尤其是前额叶腹侧和背侧扣带回皮层、海马、杏仁核等易产生PSD，且以左侧为著，而这种情况未见于脑桥背部和小脑。说明前额叶背外侧皮质环路在情绪 的调节中起着重要作用，脑内该区域白质纤维连接的改变可能也会影响情绪调节过程。这与控制情感的神经环路主要分布在额颞叶、边缘系统和脑干腹部及其皮层下联系纤维的研究结果相一致。有学者认为，脑卒中"突如其来"的发生和其严重程度，使患者的工作和日常生活能力改变甚至丧失，导致患者心理应激障碍、心理平衡失调，由此对抑郁症的产生有一定的作用。
2 卒中后抑郁动物模型的建立
有关卒中后抑郁的动物模型的建立，近年来国内文献报道多为复合模型即在卒中基础上结合相应应激刺激构建PSD模型。裘涛等[1]采用双侧颈总动脉永久性结扎后予以行为限制制作PSD大鼠模型，观察大鼠自发改变，海马区单胺类神经递质的变化。结果显示：模型组大鼠水平运动得分、垂直运动得分、清洁动作次数与假手术组比较显著下降（P
3 针刺干预PSD大鼠的实验研究
卒中后抑郁患者不仅有精神障碍症状而且还存在肢体的活动障碍，采用体针治疗卒中后抑郁可以显著促进患者肢体的恢复，平衡患者脏腑的阴阳，调节患者气血的虚实。龚燕等[13]采用单侧颈总动脉不全结扎联合孤养和小剂量利血平皮下注射制备复合型PSD大鼠模型。观察各组大鼠的行为学变化；利用荧光分光光度法测定各组大鼠大脑海马区NE和5-HT含量。结果显示，与正常组相比，模型组大鼠糖水消耗量和脑内NE、DA含量均明显下降。电针能使PSD大鼠糖水消耗量和脑神经递质NE、DA含量明显增加。得到的结论是：电针治疗PSD大鼠的机制可能与提高其海马区5-HT和NE含量有关。孙培养等[14]选择通督调神针法干预卒中后抑郁大鼠。结果：造模完成时，模型组和针刺组蔗糖水饮用量、水平及垂直运动得分、血浆中单胺类神经递质的含量均较正常组降低，Zea Langa神经行为学评分提高，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4 中医药物干预PSD大鼠的实验研究
中医认为卒中后抑郁属于"中风"与"郁证"范畴，由于受到躯体病残的困扰，最终情绪抑郁。裘涛等[1]采用双侧颈总动脉永久性结扎后予以行为限制制作PSD大鼠模型，随机分为模型组、涤痰开窍解郁组、氟西汀组，并设假手术组，采用RP-HPLC-荧光检测法测定大鼠海马区单胺类神经递质的变化，并观察大鼠自发改变。结果发现模型组大鼠行为能力下降（P
5 西医药物干预PSD大鼠的实验研究
PSD的西医药物治疗包括原发病、并发症和抑郁症的治疗。患者因需同时服用治疗脑卒中、高血压或其他并发症的药物，故在选择药物时，应选择相互作用小的药物，所以新型抗抑郁剂有一定优势，更适于神经系统疾病所致继发性抑郁的治疗。赵立波等采用CUMS结合孤养建立抑郁模型，MCAO术建立卒中模型PSD模型组和氟西汀组大鼠先建立卒中模型后建立抑郁模型，腹腔注射相应药物进行干预，连续给药21d后，用酶联免疫法和免疫组化SABC法检测给药后各组大鼠脑组织中5-HT，NE，NGF的表达。结果显示与假手术组比较，抑郁模型组和PSD模型组大鼠脑组织中5-HT，NE，NGF表达均明显降低（P
6 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展望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在论述PSD发病的因素时各有侧重，具体的发病机制尚未明确。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其发病是由多种原因通过多种机制所致，与心身疾病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相一致，可能是神经生物学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目前，关于PSD的研究大多建立在动物实验的基础上，制备的动物模型主要以缺血性卒中为主，但卒中的发病类型包括出血性卒中和缺血性卒中，关于出血性卒中后抑郁动物模型的制备相对较少，这方面的研究信息相对缺失。并且，一般情况下卒中后抑郁患者多合并高血压病、血脂异常等基础病，而这些在动物模型身上无法一一体现；同时，在动物实验造模、治疗、取材的过程中，都有可能出现一些轻微的误差，如取材的不完整性等。这些都有可能导致实验结果存在一定的误差，以至于影响实验的准确性。
其次，关于卒中后抑郁治疗方法颇多，有针灸、中医药物、西医药物等。脑卒中后抑郁属于"中风"与"郁证"范畴，运用中医药物治疗时，应综合分析患者实际病情，并概括患者分型，从而辩证论治。针灸疗法治疗卒中后抑郁一方面可以帮助患者残肢的功能恢复，间接有利于患者抑郁状态的改变，另一方面疏肝行气、调和阴阳，又起到直接改善患者情绪的作用。西医药物治疗PSD的治疗原则是早期、单一药物、综合、个体化、长期系统用药。目前运用较为广泛的是：三环类抗抑郁药、5-HT再摄取抑制剂、NE再摄取抑制剂等，但西医药物的使用存在一定的副作用。
因此，寻求PSD的发病机制以及制备理想的PSD模型，寻找治疗PSD有效的方法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相信随着分子生物学、神经生物学等基础学科的发展和西医学技术的不断介入，卒中后抑郁的发病机制研究正从多层次、多角度不断深入。假以时日，肯定能提出卒中后抑郁的最佳治疗方案。
参考文献：
[1]裘涛，陈眉，代建峰，等.脑卒中后抑郁症动物模型的建立与评价[J].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6，15（1）：12-13.
[2]刘福友，杨石，陈卫垠，等.脑卒中后抑郁大鼠模型的建立[J].中国临床康复，2006，10（42）：91-94.
关键词：儿童孤独症；发病因素
1943 年Leo kanner 首次报道了11名自闭症儿童，其主要表现是交流障碍、语言障碍、和刻板行为，又称kanner三联征[1]。在随后的半个世纪以来，儿童自闭症作为广泛性发展障碍（Pervasive Development Disorder ，简称PDD） 的典型代表，受到了世界范围的普遍关注和重视[2]。儿童孤独症是起病于婴幼儿时期的一种严重的广泛性发育障碍。特征为社会交往障碍、语言交流障碍和兴趣范围狭窄、重复或刻板动作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组行为综合征[3]。是一种严重的、广泛的社会影响和沟通技能损害。孤独症起病于婴幼儿时期，症状通常在患儿12～18个月时就有表现[4]，但确诊却要在患儿24～36个月时才能做出，有个别的患者甚至到成人时才被诊断患有自闭症[5]。
本症多见于男孩，男女发病比例为4：1。根据全世界的统计，孤独症的发病率大约为万分之五。近年来，各方面报道提示该病的发病率有上升的趋势。该病起病早，病因复杂，症状特殊，目前该病尚无特效治疗方法，但行为、营养、药物、脐血单个核细胞移植[6]等等治疗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1 病因
儿童孤独症的病因目前尚无定论，可能是生物学因素与环境非生物学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前者包括遗传、神经生物学、免疫、围产期异常等因素。后者包括生化、饮食等因素。
1.1 生物学因素
1.1.1 遗传因素 家系研究证实该病有家族聚集性.孤独症父母本身即为精神障碍的易患人群[7]。男性患者明显多于女性。男；女约4：1。孤独症同卵双生共患率在60%～92%范围；异卵双生共患率0%～10%；同胞再患概率3%～5%，较之普通人群高25～60倍，说明孤独症与遗传因素密切相关。迄今为止的研究发现，孤独症的发病与130多个基因相关，且分布于lO多条染色体[3]。
1.1.2 神经生物学因素 生物学研究手段主要是基因研究。归纳有关孤独症众多相关基因，主要在五个方面显示出异常。较突出的是，突触功能基因及突触形成相关的基因，以及与突触相关的一些细胞黏附分子基因。其中相当部分与精神分裂症、双项情感障碍涉及的基因相同，提示这几种疾病可能是一种与突触发育、功能异常有关的一类疾病。有学者甚至对这几种疾病的传统界定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些疾病不过是基于同一发病通路上的几个不同层面。生物分子层面的分型将可能是一个新的趋势。研究还提示，孤独症还和发育过程中神经元迁移异常、神经细胞内信号转导异常、神经递质紊乱以及神经细胞离子转运异常相关。这几方面的分子机制还相互交叉，相互作用和影响来致病，即这些易感基因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孤立的，而是错综复杂的，是多个微效基因共同作用导致的病变。
1.1.3 免疫学因素 有人指出慢性病毒感染学说，认为免疫缺失的个体，在胎儿或新生儿期增加病毒感染的几率，易感染病毒引起中枢神经系统的损害，导致婴儿孤独症。
1.1.4 围产期异常因素 本症患儿较多有围生期脑损害史、脑电图异常、神经系统软体征以及癫痫发作等。近年来的研究发现，本症患儿较多见脑室左颞角扩大.提示患儿有颞叶内侧结构的病变，磁共振影像检查还可见部分患儿脑蚓部发育不全，故认为本症可能与中枢神经系统异常所致的功能障碍有关。
1.2 非生物学因素
1.2.1 生化因素 有人发现孤独症患者可能与金属代谢有关，有的患儿严重缺锌，血浆内内啡呔水平与刻板运动有关。
1，2.2 饮食因素 科学家研究发现，儿童孤独症的发生和发展过程还与患儿过量食用酸性食物密切相关。正常情况下.幼儿的血液呈弱碱性，幼儿如过多食用酸性食品（高糖、高脂肪和动物性蛋白食物等），其血液就会随之酸化，使其机体内环境平衡发生紊乱.呈现酸性体质，并会渐进性地出现一系列症状--手足发凉，易感冒，免疫力降低，常哭闹不止，皮肤易过敏和出湿疹，严重者则可因机体缺乏钾、钙、镁、锌等元素而影响大脑的发育及功能，导致记忆力和思维能力减退，甚至思维紊乱，以致产生轻微的精神异常表现。
1.2.3 环境因素 有人认为孤独症患儿的成长环境中缺乏丰富和适当的刺激，没有被教以社会行为，是该病发病的重要因素。长期处在单调环境中的儿童，会用重复动作来进行自我刺激，对外界环境就不感兴趣。
2 诊断标准
依据美国婴幼儿自闭症诊断标准DSM-IV诊断。该标准根据自闭症的3大主要临床表现分为3项，其中社会交往项至少有2条，语言交流和行为活动、兴趣项至少各1条，相加后大于或等于6项者即可确诊。
3 治疗方法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目前提倡对孤独症应及早综合干预，以教育训练和行为矫正为主，辅助药物治疗，且这种治疗须持续终生[8～10]。
当前常用的治疗方法有：药物治疗、行为治疗、教育训练、行为干预
感觉统合训练、音乐疗法、游戏治疗、脐血单个核细胞移植治疗、耳穴贴压配合头针治疗、醒神开窍头针疗法、高压氧治疗、综合干预等。
由于父母对婴儿心理行为发育知识缺乏，使孤独症患儿不易早期发现，延误早诊断，早治疗。其实对自闭症患儿来讲，2～3岁的早期干预对预后影响十分显著。但治疗不及时，则会导致终生残疾连自理能力都没有。因此，如果怀疑存在自闭症或其他发育问题的儿童，主动出击是制胜的重要法宝，家长应积极寻求早期治疗干预。且儿童自闭症是一种慢性的终生疾病，它的症状不会随年龄增长而消失，康复治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家长和医护人员要有爱心、耐心和信心，接受有效的综合治疗和教育训练是完全可以改善预后的，千万不可轻易中途放弃治疗。
参考文献：
[1] 静进，小儿心理与心理行为疾病[M].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05，428-439.
[2] 刘晓明，孤独症儿童治疗方法概况[J].北京教育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2007.4（2）：15-18.
[3]康颖，静进.孤独症的病因分子机制与遗传生物学研究进展[J].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2010，19（10）：953-955.
[4]Mitchell S， Brian J， Zwaigenbaum L，et al.Early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development of infants later diagnosed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J].J Dev Behav Pediatr，2007，27：S6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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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敏，孙良伟，吕涌涛，等.干细胞治疗自闭症：安全性和有效性观察[J].中国组织工程研究与临床康复，2010，14（32）：5967-5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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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光遗传；抑郁症；抑郁小鼠模型
中图分类号：F24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9.19.041
抑郁症是一种会严重危害人类身心健康的精神疾病，是当今社会中很常见的一种情绪障碍综合征。抑郁症患者会呈现出焦虑，自卑，厌世，心境低落等症状，重者甚至产生自杀倾向。随着社会压力的不断增大和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抑郁症发病率也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据统计，约13%-20%的人曾有过抑郁的体验，人群中的抑郁症终生患病率更高达6.1%-9.5%之多。抑郁症已然成为世界常见的疾病之一，研究降低其发病率的科学方法成为了迫在眉睫的事情。抑郁症的生物学机制以及治疗手段都需要进一步的科学突破，近年来光遗传学的快速发展，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神经生物学机制的强有力工具。本研究利用光遗传学技术设计实验来研究与抑郁症发病相关的脑区，从而为抑郁症发病机制理解及治疗提供更好的帮助。
1抑郁症
作为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科学界提出几种抑郁症的发病机制假说，包括几点：
（1）神经环路假说：该假说认为抑郁症是由多个脑区参与的，综合调控发生的。负责情感，决断，赏罚的脑区对抑郁症的关系尤为密切。
（2）单胺类神经递质功能低下假说：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和五羟色胺等单胺类物质参与了精神活动，情绪反应，体温调节等生理反应。该假说认为患者脑内的单胺递质水平，即5-羟色胺，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神经递质系统功能的低下导致了抑郁症。
（3）神经营养缺乏假说：在神经发育过程中的生长因子对成年大脑的可塑性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作为中枢神经系统中分布最广泛，含量最多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对神经元的生长，分化和损伤修复功能起重要作用。
类似于舍曲林，帕罗西汀和氟西汀的药物进行的药物治疗和其他形式的治疗手段是目前常见的抑郁症治疗方法，虽然这些治疗方法的见效较快，但是由于抑郁症具有高复发性和隐匿性，患者服用的不少药物都有不良副作用。
2光遗传学技术
光遗传学，是将光敏感离子通道蛋白神经元表达，并利用特定波长的光照激发从而实现对目标对象精细调控的学科，即通过操纵神经元来兴奋或抑制靶细胞和靶器官。该技术可以对哺乳动物大脑组织进行无损伤的操控，它具有目的性强、精准度高，细胞特异性强等特点。是由2005年Boyden等人证明光刺激绿藻视蛋白可以使神经元产生应答而发现的技术。近年来，光遗传学在复杂的生物学机制探究，尤其是脑科学等领域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2011年，NatureMethods将光遗传学技术誉为了21世纪神经生物学中最具影响力的技术。
光敏感蛋白在光遗传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是光遗传学的主要工具，被发现于单细胞微生物如绿藻、单胞菌的视蛋白中。光敏感蛋白根据不同的效应可以分为兴奋性光敏感蛋白和抑制性光敏感蛋白两种。视紫红质-2（ChR2）是目前最常用的兴奋性光敏感蛋白，它在被蓝光激活后，阳离子内流使细胞去极化，产生动作电位，提高兴奋性。视紫红质（NpHR）是一种常见的抑制性光敏感蛋白，在被黄光激活后会使细胞膜超极化，从而抑制细胞的兴奋。
光遗传学技术自问世来，广泛应用于动物行为研究，比如用光遗传学技术使果蝇体内的多巴胺大量释放，在斑马鱼的躯体感觉神经元的实验过程中，也发现光照可以使其产生逃避的游泳活动等。在神经生物学领域尤其是精神类疾病等研究中的应用也非常广泛，可以用于研究焦虑，药物成瘾，恐惧和抑郁症等领域。利用光遗傳学技术，有研究发现中脑腹侧被盖区（VTA）的神经元可以让小鼠表现出糖水偏好减少和社交逃避等特征；光遗传学刺激内侧前额叶（mPFC）可以让“易感”小鼠产生抗抑郁的作用等结论，大量研究表明光遗传学技术在抑郁症研究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3光遗传学探究抑郁症发病实验设计
3.1脑区选择
（1）前额叶皮质：前额叶皮质（PFC）是指覆盖大脑额叶前部表面的皮层结构。在社会认知的领域中，PFC对情绪认知，社会推理，心理和决策推断等问题产生了重要影响。现代研究表明，前额叶皮质功能的异常与抑郁症相关。
（2）中脑腹侧被盖区（VTA）：中脑腹侧被盖区产生的多巴胺可能参与了抑郁症的发生。对多巴胺能神经元进行特异性的激活或者抑制，可以较为明显的影响实验动物的抑郁表现。
（3）伏隔核：伏隔核参与了奖赏环路的组成，伏隔核的损伤与缺失行为的发生和发展有着必然关系。科学家们认为慢性应激是会导致抑郁症发病的最主要的因素之一，会最终引起奖赏系统GABA能神经元受损。
（4）杏仁核：杏仁核与内分泌调节和自主神经活动的调节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杏仁核有可能是机体的情绪整合中枢，可以将感觉信息投射到皮层、下丘脑和脑干诸核团，形成意识水平的情绪反应。
3.2前期准备
选择同批次相同重量的同龄成年小鼠共100只小鼠，其中对照组20只小鼠，实验组80只小鼠。实验组共分为16组，四种脑区，每种脑区又分别注射兴奋性光敏感蛋白ChR2和抑制性光敏感蛋白NpHR，同一脑区注射相同的光敏感蛋白的小鼠又分为两组进行不同方式抑郁症小鼠建模。对照组注射携带GFP的病毒载体。各组小鼠在相应脑区注射相应视蛋白后，按脑区分类将光纤分别埋入DP，MO，VTA，PFC四种脑区注射上方附近，术后对小鼠进行单笼饲养，约3到4周后开始进行行为学试验。3.3建立抑郁癥研究的模型
（1）糖水偏好模型。将各组小鼠放在一系列的温和应激之下，使其受到不可预知的刺激。这些刺激包括使小鼠挨饿，不定时泼洒冰水，束缚小鼠等等。在经过三周的温和刺激之后，观察小鼠对糖水的偏好性并同对照组对比，小鼠对于糖水的偏好明显降低，并同时出现攻击力降低，毛色变差等现象。判断为小鼠的缺乏，成功建立抑郁症基础模型。
（2）公鼠造模。经过筛选，选择进攻能力较强的大鼠（大白），和进攻能力很弱的小鼠（小黑）进行实验。将小黑作为入侵鼠放在大白的笼子中，并让他们进行身体接触，每天15分钟左右。在每天其余时间内将大白和小黑用带小孔的透明隔板隔开，让小黑可以看到闻到大白，从而对小黑造成心理阴影。十五天后，将大白盒小黑共同放入社会交互实验箱中进行社会交互实验，试验箱中分为了角落区和交互区。分别在交互区有大白和无大白的情况下，观察小黑在角落区和交互区停留的时间多少，成功建立抑郁症基础模型。
3.4利用光遗传学技术操纵兴奋或抑制小鼠的脑区
分别用公鼠造模和糖水偏好两种基础模型得到的抑郁小鼠进行光遗传学操作实验。已注射光敏感蛋白的实验小鼠，可以在适合光刺激情况下兴奋（ChR2）或抑制（NpHR）该脑区的神经元，从而实现对该4个脑区的调控，探究相应脑区的兴奋或抑制对抑郁症小鼠模型行为的影响。
将不同的抑郁症建模方式得到的小鼠，选择固定频率对相应脑区进行光刺激一段时间，对于“公鼠造模模型实验组”，统计实验小鼠在角落区和交互区停留的时间比例，对于“糖水偏好实验组”，观察统计实验小鼠对糖水的喜好程度，根据光刺激前后小鼠行为变化来推断抑郁症发病相关的脑区。
4总结与展望
[关键词]脊髓损伤；细胞移植；治疗
脊髓损伤（spinal cord injury，SCI）是一种严重的神经系统创伤，之前的治疗方法主要是局限于药物和物理治疗来改善运动功能缺陷，人们先后试用了手术吻合、手术减压、神经移植、大网膜移植、药物治疗、局部冷冻、物理康复、以及应用酶制剂来抑制和消除结缔组织瘢痕等多种方法治疗脊髓损伤，近年来的实验研究着眼于干细胞移植来逆转不利于SCI轴突功能恢复的病理过程，从而减少脊髓功能丧失并促进其功能恢复。
脊髓损伤修复的常用移植细胞
1骨髓基质细胞（marrow stromal cells，MSCs）
MSCs的干细胞相似特点和多方向分化潜能在最近几年引起了人们的注意。MSCs的优点在于属于自体同源移植，容易获得和培养，通过髓内或静脉导入方法简单，移植途径有：（1）直接受损脊髓多靶点注射；（2）腰穿椎管内植入：将扩增的BMSCs移植于蛛网膜下腔，使之随脑脊液到达病变部位；（3）静脉移植：开放血脑屏障，将扩增的BMSCs静脉输入，使之通过血脑屏障到达病变部位。MSCs能够转化为神经元和神经胶质，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可作为填充物填补损伤部位，定向再生为神经细胞锚靠周围组织完成上行下传功能的重建，移植时创造抑制胶质细胞再生、保护神经细胞胞体存活、促进自体神经细胞再生的微环境。但是需要克服细胞融合、转分化神经细胞形态属性缺失的问题。最近通过Luo Jian-dal大量的文献调研显示MSCs对运动性脊髓损伤的治疗有较好的效果。MSCs及其分化的神经胶质细胞含有促进神经再生的营养因子及其受体，有助于损伤的脑和脊髓组织的修复，抑制不利于神经再生的瘢痕形成。Wu等[1]发现，将MSCs植入损伤的大鼠脊髓内，通过增强组织修复可促进损伤脊髓的再生，同时与对照组相比空腔明显缩小。虽然移植后MSCs的数量逐渐减少，但不少治疗组动物仍显示明显的功能恢复。
2神经干细胞（neural stemcells，NSCs）
根据LiWe等[2]的研究显示，神经干细胞在脊髓损伤的修复中具有重要作用，而神经干细胞是干细胞的一种，干细胞是指同时兼具自我更新能力和产生分化细胞能力的一类细胞，这类细胞可经培养进行不定期分化并产生特化细胞。依据分化潜能的大小，可将干细胞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全能干细胞，此类细胞具有分化为完整个体的能力，如胚胎干细胞（ES）；二是多能干细胞，这类细胞具有分化为多种细胞组织的潜能，但不具备发育为完整个体的能力，如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三是单能干细胞（也称专能干细胞），这类干细胞只能向一种类型或密切相关的两种类型的细胞分化，如神经干细胞。
NSCs是一种未分化、多潜能、具有自我更新能力的细胞。目前已经可以分离和体外培养NSCs使之分化为各种神经细胞。有研究从鼠脊髓内取出未成熟细胞经培养后，移植到脊髓损伤大鼠断裂的脊髓中，结果瘫痪鼠在2周后均能活动，有些甚至恢复了站立和行走能力，这一研究成果引起人们对神经干细胞移植治疗脊髓损伤的广泛兴趣。
最近，有人开始研究应用基因修饰的神经干细胞移植治疗SCI，并且在动物实验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基因修饰的NSCs不仅具有替代损失死亡的神经元的作用，而且还可以大量分泌各种神经营养因子以促进神经元的存活及轴突的再生。Blesch等应用神经营养因子NT23基因修饰神经干细胞，移植入大鼠C3损伤SCI动物模型中，2周后发现相对于未修饰的神经干细胞移植组，NT23基因修饰组可见高水平的NGF及BDNF的分泌，以及有大量的感觉神经投射形成，并且60%分化为神经元，3%分化为胶质细胞。当前，定向分化诱导是NSCs应用于临床的一个关键问题。现在体外或体内对干细胞的定向诱导分化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细胞异质性很高，分化程度不一，不能保证植入的NSCs按预想的途径分化，影响了移植的效果。另外，NSC移植治疗SCI需克服一个特殊的问题，即脊髓的神经元有着较长的突起，植入的NSCs能否参与并形成功能性的神经回路都尚待研究。
综上所述，干细胞移植治疗SCI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需要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组织工程学及神经生物学等多学科的密切配合和基础研究的不断深入。目前，随着神经科学的飞速发展，尤其是在细胞和分子水平上对SCI后继发性损伤的病理机制研究的不断深入，今后的研究方向将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由于单一细胞移植效果各有利弊，我们应该考虑联合移植几种细胞，或将细胞移植与其它方法联合应用。②通过转基因技术使移植细胞具有更多更有用的功能，加快NSC的定向诱导，分化及增殖的基因调控机制的研究，使之能尽快应用于临床。③设计良好的组织工程支架材料，使之具有更有利于移植细胞的搭载和再生轴突的定向生长的生物性能。相信不久的将来，细胞移植会在SCI的治疗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关键词】牵拉运动；保健；功用
在运动实践中，人们发现牵拉运动后对快速进入工作状态，缓解运动后肌肉酸痛及消除疲劳有很大的功用。由于牵拉运动具有很多的保健功用，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我国很多学者开始大量翻译国外的牵拉运动的相关书籍，以期对我们的运动训练以及大众健身起到指导作用。
1.牵拉运动概述
牵拉运动就是拉长肌肉和结缔组织的练习，一般可以分为快速爆发式牵拉（动力牵拉）和缓慢牵拉（静力牵拉）练习，动力牵拉时会有疼痛感，并且在准备活动不充分的时候容易拉伤肌肉，例如“踢腿”和“摆腿”等练习；静力牵拉是使相关部位的肌肉、韧带慢慢拉长至一定的程度（有轻微的疼痛感），一般不会超过关节伸展的限度，不易引起组织损伤，因此这种锻炼效果较动力牵拉好，如“压腿”和“拉韧带”等练习 [1]。
1.1牵拉运动的神经生物学基础
骨骼肌主要由肌腹和肌腱构成。在骨骼肌中存在着本体感受器，肌梭和腱器官，能够感受肌肉长度和张力的变化。
肌梭呈梭形，位于肌纤维之间并与肌纤维平行排列。肌梭内含6～12根肌纤维，称为梭内肌；肌梭外的肌纤维称为梭外肌。分别接受γ神经元和α神经元支配。肌梭能够感受肌肉长度变化或牵拉刺激。当肌肉被拉长时，肌梭受刺激而产生兴奋，冲动经感觉神经传到中枢，反射性的引起被牵拉的肌肉产生收缩。当肌肉收缩时，肌纤维长度缩短，肌梭随之缩短，于是消除了对肌梭的刺激，使传入冲动终止，肌肉舒张。腱器官分布在腱胶原纤维之间，与梭外肌纤维间呈串联方式连接，是一种张力感受器。当肌肉收缩张力增加时，腱器官受刺激发生兴奋，反射性的引起肌肉舒张[2]。
肌梭和腱器官在机体进行牵张运动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并且使得肌有内部保护机制，能够避免人体超出运动的极限[3]。
1.2牵拉运动的发展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人提出牵拉运动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其与运动成绩每有明显的联系，一直没有引起重视。随着体育运动的发展，牵拉运动的机理研究更加深入，人们也越来越对牵拉运动的保健功用产生重视。并有学者翻译外文文献以及自己研究编写相关的图书，如黄强民的《自我牵张》一书。
2.牵拉运动的保健功效
2.1运动前热身避免运动损伤
研究表明在进行了充分的运动前热身后进行牵拉练习的准备活动能够有效地预防运动损伤[4-5]。在充分的热身运动后，肌肉的粘滞性下降，再进行牵拉练习不容易使得肌肉拉伤。在进行了肌肉的牵拉练习以后，相关的神经元被调动起来，能够使得机体更快地进入工作状态，有效地预防了运动中肌肉的拉伤。
2.2运动后预防肌肉酸痛与减缓疲劳
研究表明在运动结束以后进行一定的牵拉练习可以有效地预防肌肉酸痛与减缓疲劳[6]。在运动结束以后，体内会有一定的代谢产物的堆积，以机会产生一些肌肉细微的损伤，通过牵拉练习，可以加快代谢产物运输以及使得肌肉细微损伤不会产生粘连，从而对运动后的预防肌肉酸痛以及减缓疲劳有很大的作用。
2.3提高人体的柔韧素质
柔韧素质是指用力做动作时扩大动作幅度的能力。良好的柔韧素质对于人体完成一些体育动作有很大的帮助作用。发展柔韧素质能够使得人体的运动能力得到更大的发挥。牵拉练习是提高人体柔韧素质最有效的方法。目前主要有动力性牵拉法、静力性牵拉法以及PNF牵拉法。PNF牵拉法即本体感觉神经肌肉促进法，在康复方面的文献也译为促通疗法。
2.4有益于青少年骨骼生长
高丽[7]，通过利用牵拉运动为主的运动处方对大学生进行长期干预发现，牵拉运动对大学生身高、坐高、小腿长度均有一定的影响，对矮小身材大学生的身高增长具有实际意义，能够切实改善大学生的身高状况。通过牵拉运动可以刺激骨骼的发育，是的骨产生一系列的生理变化，从而长粗长长。
2.5对青少年体型产生影响
王红梅等[8]，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动静力拉伸运动对大学生体型的三成分值具有影响，对男生的中胚层体型值、外胚层体型值有影响，使他们变大，但并不显著：对女大学生的内外胚层影响十分明显，具有显著性，使内胚层值下降，外胚层值变高，也就是脂肪的相对含量变小，身体相对瘦高程度增加。
2.6对青少年体质产生影响
王红梅，刘尧[9]，通过采用动静力牵拉运动实验研究发现其对改善男女大学生的柔韧和力量素质效果明显：动静力牵拉运动对改变女生体型的作用较大，增加了瘦体重，减少了体脂和身体各部位的放松维度。而且停止运动后也能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3.总结
由以上牵拉运动的广泛应用可以看出，其保健功用受到了人们广泛的关注。牵拉运动通过直接的提高人体的柔韧素质，进而产生很多有利于人们身体健康的保健作用。随着人们对牵拉运动广泛深入的研究，相信牵拉运动的更多的保健功用会被我们所发现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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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谢勤）
作者简介
谢勤（1982-），男，A南理工大学硕士，中国神经科学学会会员，工程师，近年在亚组委信息技术部完成核心信息系统――计时记分和成绩处理系统项目实施管理方面的工作，其中计时记分系统投资一亿。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科学与工程、人工智能、神经生物学。
作者单位
1.广州市科技和信息化局 广东省广州市 510000
2.第16届亚运会组委会信息技术部 广东省广州市 510000
3.广州生产力促进中心 广东省广州市 510000
4.广州市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广东省广州市 510000
5.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 广东省广州市 510000
通讯作者：梁涛
【摘要】 孤独症谱系障碍是一种起始于婴幼儿早期的严重危害儿童身心的发育障碍性疾病，据各国报道，患病率有增加趋势。目前该病病因尚不明确，但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对这类儿童的预后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本文从临床危险因素、分子生物学研究、神经心理研究方面对其病因学研究进行综述，以期提高对该病的认识，达到早诊、早治、提高患儿生存质量的目的。
【关键词】 孤独症谱系障碍； 病因学
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ASD）是一组以交流、语言障碍和行为异常为特征的发育障碍性疾病。包括儿童孤独症（autism）、阿斯伯格综合征（Asperger syndrome,AS）、未分类的广泛性发育障碍（pervasive developmental disorder not otherwise specified,PDD-NOS）、雷特综合征（Rett syndrome,RS）和儿童瓦解性精神障碍（children disintegrative disorder,CDD）等。其中以儿童孤独症和阿斯伯格综合征最为常见。目前尽管各国患病率的报道不一，但ASD患病率显著上升的趋势却是相同的。该病的病因尚不明确，大量的研究证实，ASD是由诸多发病因素导致的疾病。各国学者对其遗传、神经心理、脑器质性改变、孕产期疾病、生化等单因素或多个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本文从临床危险因素、分子生物学研究、神经心理研究方面对其病因学研究作一综述。
1 临床危险因素相关研究
1.1 遗传易感性 虽然孤独症确切的病因仍未清楚，但已证实遗传因素在发病中起重要作用，这一观点已被广泛接受。孤独症的遗传特性最初由双生子家系研究所证实，单卵双生子同病率约为36%～95%，而双卵双生子同病率则只有0～23%；同胞间的同病率约为2%～4%，明显高于一般人群。国内有调查显示，孤独症患儿家族史阳性率为22.82%［1］。丹麦学者对该国1978～1999年确诊的698例孤独症的研究结果发现，患儿父母有精神病史的占17% ［2］。
1.2 孕期及围生期高危因素 国内外研究发现，孤独症患儿在产前、产中及新生儿期存在高危因素的明显高于普通群体，考虑可能因胚胎发育异常或缺氧等造成新生儿脑部神经系统发育异常或损害，导致了孤独症的发生。周家秀等［3］研究发现，在患者母孕期，出现较多的服药、情感障碍、先兆流产等不良情况，而分娩时剖宫产、脐带绕颈、异常分娩等高危因素较为常见，还发现父母生育年龄过大与患儿交往能力及自理能力缺陷相关。但高危因素与孤独症的因果关系是有争议的，有人指出高危因素并没有特异性，不存在一对一的关系；有人认为高危因素可能通过增强早已存在的遗传易感性，使具有孤独症的个体易于发病；有人认为高危因素有时可使完全正常的胎儿直接发展成孤独症患者。但无论哪一种假设，都无可否认高危因素对孤独症发病的重要影响。
1.3 患儿头围改变 在过去的十几年研究观察到，90%的2～4岁孤独症儿童脑容积较同龄正常儿增大18%，其头围偏大不是在出生时，而是在脑发育早中期出现急剧增长现象，在以后的成长过程中速度明显慢下来，到了青春期其脑皮质厚度明显低于正常儿童，小脑蚓部也小于同龄正常儿。有学者推测，其原因是由于患儿调控发育的基因异常使神经发育超出正常过程，脑发育后期存留了过多神经元、轴索和突触的非线性相互作用的结果［4］。
1.4 营养相关因素 有研究发现，营养相关因素与ASD密切相关。Bell JG等报道ASD患儿血浆中长效多聚不饱和脂肪酸明显降低，Peet M等也发现ASD患儿存在基因水平的多聚不饱和脂肪酸代谢困难。另有研究发现，患者尿中有不正常的肽段，是蛋白质没被彻底分解成氨基酸而形成的，其主要成分为酪蛋白和谷蛋白，由此推测过量的酪蛋白和谷蛋白通过消化道进入血液，穿过血脑屏障进入大脑时，引起自身免疫反应，对大脑直接造成损伤。鉴于近20年以来孕妇及儿童接受日光照射减少并ASD发病增加，部分学者提出维生素D与ASD相关的假说［5］。尚有部分学者提出胰泌素受体系统对与神经系统相关的社会行为相关，和载脂蛋白、补体系统可能参与脑细胞凋亡的观点。至于营养相关因素与ASD有无直接相关，及前者是后者的伴随现象还是病因，尚不十分确切，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证实。
1.5 五羟色胺（5-HT） 约1/3的ASD患者存在高5-HT血症，血液中5-HT浓度水平的变化与患者认知功能的受损程度显著相关，5-HT浓度愈高则认知功能受损愈严重。有研究发现，孤独症患儿的齿状核、丘脑、皮质通路存在5-HT合成异常。非孤独症儿童的5-HT合成能力在5岁前比成人强2倍，5岁后降到成人水平；而孤独症儿童的这一能力在2～15岁期间一直逐渐增强并达到成人的1.5倍［6］。
1.6 脑影像学改变 ASD儿童的脑结构影像多表现正常，部分患儿常规CT、MRI检查显示脑室扩大、基底节异常、小脑发育不良、脑干变小等。在脑功能影像方面，叶滨宾等［7］用功能磁共振（fMRI）检查发现孤独症患者有广泛的额叶、顶叶及相关视觉区的异常，小脑-下丘脑-皮质通路、杏仁核活动、脑区域间传递连接通路也存在异常，皮质语言系统中各功能区域之间的连结也较正常人弱。邹小兵等［8］应用磁共振波谱（MRS）对孤独症患儿额叶和小脑蚓部的波谱进行研究，发现患儿额叶皮质、小脑蚓部存在神经元丢失或功能下降，其严重程度与语言障碍、认知障碍等表现相关，及小脑蚓部存在细胞膜的代谢异常、髓鞘发育不良，女童患儿小脑的代谢率低于男童患儿或神经元的丢失更严重，性别差异可随年龄的增长有所改善。因此，有学者认为，孤独症是一种器质性疾病，以行为障碍的方式表现之［9］。
2 分子生物学研究
起初的研究发现，孤独症存在染色体异常，继而通过连锁分析法更加深入探讨了相关基因的作用。迄今已明确的伴有孤独症表型的单基因遗传病有脆性X综合症、Rett综合症、Angelman综合症、结节性硬化症等。对于ASD神经生物学的研究，集中在突触可塑性上，认为树突的发育异常可能导致孤独症的发生。Durand CM等［10］发现部分患者的部分位点的点突变，从而导致22q13.3微缺失综合征，产生语言和社交障碍。Buxbaum JD等［11］发现新的基因Pten异常，Pten作为一种抑癌基因通过对PI3K/AKT通路的异常激活，可引起细胞肿胀，临床表现为大头的特征。何文等［12］发现DAT1 440bp等位基因和基因型480/440bp可能在孤独症的发病机制中起着一定的作用。近年较多研究者开始关注基因拷贝数差异（copy number variants,CNVs）的研究，CNVs是指一个重要的人类基因组可塑性，表现为个体间的拷贝数差异。目前发现在人类基因组中至少存在1447个CNVs区域，这些结构上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个体间遗传上的差异。目前虽然发现很多与孤独症有关的基因，但这些基因是如何导致孤独症的发生仍然未知，尚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3 神经心理研究
关于ASD神经心理机制的研究主要有社会脑假说（social brain hypothesis）、心灵理论（theory of mind,ToM）障碍和镜像神经元系统（mirror neurons system,MNS）功能异常。
3.1 社会脑假说 “社会脑假说”认为,人类大脑存在一个旨在认识和理解对方表情的功能区，在社会交往中人会通过核中枢迅速处理与他人相互作用的各种信息。人类大脑承担着适应环境的重大责任,尤其是在社会交往中负责对自我和他人的心理状态进行归因，即社会认知能力。社会脑一般指新皮质，ASD患者在此功能区中发现异常，这一假说已为大量脑功能成像及脑损伤研究所证实［7,13］。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ASD是一种共情缺陷的症状。ASD通常表现社会脑相关区域的低激活，这与“共情”功能缺陷有关，是患者情绪共享困难的生物原因。基于此，Baron-Cohen提出ASD“极端男性化大脑”理论，认为ASD处于与系统化相关认知体系的最高端，但同时处于共情化相关能力的最低端，从而表现出共情缺陷。
3.2 心灵理论（theory of mind,ToM） 正常儿童的ToM在2～3岁左右开始形成。ToM是对对方行为的目的、意图、知识、信念、推理、思考、疑惑、爱好等进行理解判断。在人类，该能力则体现在社会认知方面，基于此，研究者们把ToM与执行功能、语言的发展、亲社会行为以及情感机能等方面联系起来。ToM可分为译码和推理两个过程，译码过程是利用直接可获得的显著信息对他人心理状态进行译码，以大脑右半球的眶额/内侧颞叶的神经回路为基础；推理过程是推理用以解释或预言他人行为心理状态的过程，以左脑内侧前额叶区域为基础。诸多研究表明，ASD个体存在ToM能力缺陷，无论是高功能儿童、低功能儿童还是学者，他们在运用ToM译码和推理时都具有困难，在通过各种不同的ToM任务中存在困难，都不能适应日常生活，是一种特殊的认知神经损伤［14,15］。TOM的失调可以解释孤独症的社会交流缺陷，通过调整ASD患者的心理状态，可帮助提高他们的社交能力。目前，研究者试图通过更多的实验研究，来了解与ToM相关的神经系统的特性问题，然后运用这些特性建构与孤独症有关的心理损伤理论，从而帮助ASD患者走出困境。
3.3 镜像神经元系统（mirror neurons system,MNS）功能研究 近年来，随着人类大脑中MNS的发现，对这一系统的研究已构成神经生物学和认知神经科学最丰富的领域之一。在最初的实验发现，当猴子观察对象并操作相同动作时脑右半球的眶回或眶额叶区域的神经元被激活，称此区域神经元为“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s）”。随着fMRI的进一步研究显示，人类MNS区域定位在大脑额下回岛盖部（包括Broca区）和喙后顶叶皮层，是更高级的视觉处理区和运动皮质的桥梁，它不仅与手的动作有关，还与其他不同的动作有关，还有可能是眼的运动和更高水平的抽象过程，功能主要包括言语、模仿、心灵理论、共情以及由此所涉及的社会认知功能，而ASD的MNS功能激活异常和功能低下，导致了一系列相关的社会认知功能的损害。大量的研究从不同角度为此学说提供了依据［16～19］。
综上所述，ASD的病因迄今虽尚未明确，但其与诸多因素相关，在临床上可以为研究者提供一些线索，从而能尽早发现ASD，使其能早期得到干预，提高生存质量。相信随着各国学者对该病不断深入的研究，ASD的病因及有效矫治方法会越来越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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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抑郁症； 神经内分泌； 细胞因子； 研究进展
【Abstract】 Depression is a common and frequently-occurring disease in psychiatry，it involves multiple mechanisms.Clinical studies agree that the onset of depression involves the neuroendocrine changes，and the changing of some neurotransmitters can be used as the symbol of neurobiology in depression.Cytokines are becoming a hot spot of research at present，most of the researches have show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ytokines and depression，but the specific mechanism needs further research.This paper reviewed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neuroendocrine and cytokines in depression.
【Key words】 Depression； Neuroendocrine； Cytokines； Research progress
First-author’s address：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00，China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6.34.043
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及激烈的市场竞争，罹患抑郁症的人群日渐增多。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心境障碍，不仅表现为情绪低落、兴趣缺乏和缺失，还可伴有许多不适躯体症状。具有高患病率、高复l率、高致残率，低识别率、低治疗率等特点。因其治愈难，反复发作，为社会及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北京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北京社区1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抑郁症终身患病率为6.87%，调查时点患病率3.31%，以此推算，北京地区正在患抑郁症的人数可能达到30万[1]。且患病率不断上升，有年轻化倾向，目前青少年因自杀死亡率占第一位。而且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世界上10%～15%的人会经历一次抑郁发作。目前抑郁症造成的经济负担已经位于世界重大疾病的第四位，预测到2020年可能上升为仅次于心脏病的第二大负担疾患[2-3]。因此有效根治抑郁症，并对高风险人群早识别、早干预迫在眉睫。研究抑郁症的发病机制则成为当前心身医学界的热点，为此取得了不少成果。研究表明抑郁症涉及多系统、多机制发病，包括遗传、环境、心理社会因素、生物化学、神经递质、内分泌、免疫等诸多方面，但其具体发病机制目前尚未完全明确。本文针对抑郁症神经内分泌及细胞因子的研究做一综述。
1 神经内分泌的研究
1.1 非单胺神经递质与抑郁症 20世纪下半叶的研究发现，抑郁症是由神经递质降低而导致的，公认的说法是，单胺类递质系统是诱发抑郁症的重要影响因素[4]。大量研究发现单胺类神经递质主要包括五-羟色胺（5-HT）、去甲肾上腺素（NE）及其受体[5]。许大剑等[6]通过中枢神经递质分析系统对302例抑郁症患者脑内单胺类神经递质进行研究分析，发现五-羟色胺（5-HT）和多巴胺（DA）、乙酰胆碱（Ach）与去甲肾上腺素（NE）均显著正相关，推断抑郁症患者存在着脑内神经递质对平衡的失调，而不仅仅是某种或某些神经递质的低下或亢进。因此，目前临床上所应用的大多数抗抑郁药是通过减少中枢神经系统内单胺类递质的破坏，增加突触间隙内的浓度，从而调整神经递质平衡的方式来提高情绪的。
单胺假说及受体假说的提出对抑郁症发病机理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而且对此的研究也较多，然而单胺递质的功能失调难以解释全部抑郁症的发病机制，例如有些抗抑郁剂并不作用于单胺能神经系统。目前研究最关注的是非单胺神经递质，主要的非单胺神经递质有氨基酸、神经肽、神经激肽等。受关注的氨基酸有谷氨酸（Glu）、γ-氨基丁酸（GABA）、活性甲硫氨酸等。
谷氨酸（Glu）是中枢神经的兴奋性氨基酸，在脑组织的含量很高，与其谷氨酸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在抑郁症发生中起重要作用。Sanacora等[7]中提到大量的模型数据表明，不同类型的环境压力能够增强大脑边缘或皮质区域谷氨酸的释放或传递，从而通过诱导树突，减少突触等结构效应产生抑郁。国内学者对先前的大量研究总结出抑郁症是一慢性疾病，长期的应激刺激会引起继发性的谷氨酸堆积，导致神经元兴奋性死亡，并且相应脑区神经元的损伤、死亡必然导致情感、认知、记忆功能障碍[8]。
γ-氨基丁酸（GABA）为脑内主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其在神经元细胞质内浓度很高，可直接从胞质释放到突触间隙发挥作用。Sanacora等[9]早期研究表明GABA缺陷会产生抑郁相关表现，他用磁共振质子波谱测定了抑郁症患者脑内GABA浓度，显示患者组枕叶皮质GABA浓度较正常人明显偏低，经过5-HT再摄取抑制剂治疗后枕叶皮质GABA浓度明显上升。M?hler[10]通过总结大量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观点，并提出GABAA和GABAB将会利用γ-氨基丁酸在形成抑郁过程中发挥的病理生理机制成为新一代抗抑郁药。
神经肽Y（NPY）是一种广泛存在于中枢和外周并维持内环境稳态的激素，与神经内分泌、情绪、行为、减压等多种生理功能的调节息息相关。Ozsoy等[11]学者研究40例门诊抑郁、焦虑患者及正常人群治疗前后血清神经肽Y的水平，结果显示患者组治疗前血清神经肽Y水平较低，经过抗抑郁治疗后水平升高或恢复正常。这一发现说明了应用抗抑郁药物干预治疗能够逆转NYP舛鹊谋浠，说明了神经肽Y参与了抑郁症的病理生理过程。然而在此研究却发现应用氟西汀和舍曲林的患者组NPY无明显变化，西酞普兰和文拉法辛组NPY明显升高。而且只有抑郁组患者在治疗后NPY升高，焦虑组无明显变化，因此这一结论仍需进一步研究证实。
神经激肽（包括p物质）最初被认为参与了疼痛的调节，近年来研究得知p物质（SP）是受体内源激动剂，给予SP可导致动物应激反应，且可被NK1受体拮抗剂所拮抗。Blier等[12]发现SP能引起正常人产生与抑郁症病人相似的情绪，导致睡眠和神经内分泌的改变。在临床上重症抑郁症患者血浆SP的循环水平升高，抗抑郁剂治疗会使之含量恢复正常。其他学者通过对抑郁症患者抗抑郁治疗前后得出血浆P物质的变化与HAMD总分值的减分率呈显著正相关，得出血浆P物质水平改变可能是抑郁症病理生理的环节之一[13]，以上研究说明神经肽系统也可能成为新的抗抑郁治疗的靶点。
1.2 内分泌与抑郁症 神经内分泌功能主要包括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PA）、下丘脑-垂体-甲状腺轴（HPT）、下丘脑-垂体-性腺轴（HPG）。三大下丘脑-垂体-终末器官系统的功能失调就会引起抑郁症状。主要表现在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PA）功能亢进，这与HPA轴负反馈调节障碍有关[14]。Pariante等[15]对此作出了相关研究，抑郁症患者CRH过度分泌，使血液、脑脊液及代谢物中CRH增高，导致CRH受体下调，从而造成分泌过多的CRH失去了作用位点，致使CRH在体内恶性循环地持续升高，最终产生抑郁症状。是抑郁症导致了HPA轴功能亢进还是HPA轴亢进产生抑郁症，该学者对此作出解释：HPA轴亢进不是抑郁症的发展结果，这一持久的神经生物学表现将会易感抑郁。同时也就解释了在长期的过早的生活压力下的人群容易罹患抑郁症的原因。此外相关研究发现抑郁症下丘脑-垂体-甲状腺轴同样存在功能失调，表现为促甲状腺激素（TSH）对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TRH）的反馈不敏感，而并非甲状腺功能异常导致甲状腺激素的分泌不足。甲状腺功能与情绪密切相关，甲状腺功能低下可出现情绪低落等与抑郁症相似的症状，还有学者研究抑郁症患者下丘脑-垂体-性腺轴的活性是下降的[15-16]。目前认为雌激素可能是通过5-HT系统发挥抗抑郁作用的，雌激素与中枢受体结合可增强突触后5-HT能效应，增加5-HT受体数量和神经递质的转运及吸收。雌激素水平的下降会引起中枢神经内5-HT浓度及活性下降，从而产生抑郁。
另外国内外一些研究得出血脂代谢异常与抑郁症的发生及严重程度密切相关。Lehto等[17]发现抑郁症患者血清总胆固醇及高密度脂蛋白下降，且下降水平与自杀行为有关。后续的研究还发现低血清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与抑郁症发病时间负相关，发病时间越长血清高密度脂蛋白水平越低，而且罹患冠心病的风险越高[18]。国内学者王相兰等[19]研究得出低血清总胆固醇水平可能是抑郁症患者出现自杀行为的危险因素。但国外学者Fiedorowicz等[20]认为低血清胆固醇水平和抑郁症自杀风险无关，研究结果尚存在争议，这需要笔者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证实。
2 细胞因子的研究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抑郁症的发生与免疫因素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抑郁症往往伴随有免疫功能的失调和炎症应答系统的激活。免疫反应包括高水平的促炎细胞因子、急性期蛋白、趋化因子和细胞粘附分子[21]，而细胞因子成为了目前研究的热点。
细胞因子是免疫细胞和某些非免疫细胞分泌的生物活性蛋白，在创伤、炎症、感染和免疫改变时激活，参与受损组织的修复和体内平衡的恢复。它们充当细胞之间的信息传递者，可被分为白介素（IL）、干扰素（IFN）、肿瘤坏死因子（TNF）、生长因子（GF）等几类，根据它们在炎症反应中功能的不同又分为促炎细胞因子（如IL-1、IL-6、IFNα、IFNγ、TNFα、TNFβ等）和抗炎性细胞因子（如IL-4、IL-10、IL-13等）。促炎细胞因子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参与炎症应答，更重要的是在于神经形成和神经保护的作用。持续的压力及其引起的促炎细胞因子的持续释放导致慢性的神经炎症，损伤神经，最终发展成抑郁。Young等[22]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血清中IL-1、IL-6、TNFα浓度升高，对其进行抗炎治疗后促炎细胞因子水平下降，进而抑郁症状得以缓解，这说明了炎症过程影响抑郁症的形成与发展，同样较多学者的研究证明了这一观点。Dahl等[23]通过对50例抑郁症患者与34例健康人群为期12周的追踪调查，发现未经治疗的抑郁组人群（IL）-1b、IL-1Ra、IL-5、IL-6、IL-7、IL-8、IL-10、G-CSF、IFNg较健康人群显著增高。经过12周的抗抑郁治疗后上述细胞因子水平显著降低到基线水平，与正常对照组无显著差异，且抑郁症状也得到了显著缓解。Kim等[24]研究中抑郁症患者IL-6、TNF-弧TGF-β以及IFN-γ/IL-4升高的同时伴有IFN-γ、IL-2、IL-4的降低，治疗后IL-6和TGF-β较治疗前降低，从而得出单核细胞促炎细胞因子的激活，Th1、Th2细胞因子的抑制可能与抑郁症的免疫失调相关的结论。然而Dowlati等[21]在荟萃分析中发现患有抑郁症的人群只有TNF-α和IL-6的水平较健康对照组高，然而其他的细胞因子：IL-1β、IL-2、IL-4、IL-10、IFN-γ无显著变化。Liu等[25]荟萃分析得出抑郁症人群血中除TNF-α和IL-6较正常人高外，还发现sIL-2R也较正常人群高。另有国外学者Schmidt等[26]通过对30例患者组与健康组治疗前后细胞因子的研究得出细胞因子不仅是能导致抑郁，而且能更好的评价抑郁严重程度，以上研究及分析均支持炎症细胞因子在抑郁症的发生、发展及预后中的相关作用，进一步为细胞因子能够作为抑郁症的生物学标志物提供证据。
一些学者为了证实炎症因子与抑郁症的相关性，同样研究了炎症性疾病，如：心血管疾病、癌症和病毒感染等。他们发现这类人群除了躯体不适外常伴随抑郁症状（包括疲劳、认知功能障碍），因此进一步说明了细胞因子在抑郁症的发生及发展中起着相关作用[27]。细胞因子通过多种途径引起抑郁症状，相关研究总结出细胞因子通过直接或间接途径作用于大脑，影突触内单胺递质的浓度及更新，或影响单胺受体的数量及功能，或作用于单胺转运体而引起单胺递质功能下降[28-29]。Kim等[30]后续的研究通过抑制海马区糖皮质受体的功能，使其对糖皮质激素的反应下降，从而导致一定浓度的糖皮质激素增加促炎细胞因子的水平，降低抗炎细胞因子的水平，使炎性反应得不到抑制，反过来加重促炎细胞因子的激活，加重慢性炎症。另外有报道称糖皮质激素表观遗传的改变也能增加抑郁的易感性，通过损伤情绪中枢的神经可塑性等方面引起抑郁症的发生。由此可以推断出抑制细胞因子的持续激活、细胞因子缺失或其受体缺失将会产生抗抑郁作用，这又为抗抑郁治疗提出新观点。
由以上综述可总结出在抑郁症发病过程中，神经内分泌及细胞因子间互相影响，互相促进。但目前研究仍局限于单一因素，对多因素间的关联研究鲜有报道，而且样本量较小，研究结果不一致，今后的研究方向应从不同发病年龄、不同发病时间、多因素等方面探索抑郁症的发病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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