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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晚期，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联邦政府直接干预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成立了一些国家级管理机构，负责管理职业教育与培训。在建立联邦国家之时，澳大利亚宪法就明确规定了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权力，联邦政府并不直接干预教育，教育被视为州的职责。直到20世纪20年代，联邦政府才开始涉足澳大利亚首都领地内的教育。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成立了行业培训委员会和国家培训委员会，负责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管理。另外，澳大利亚宪法规定由澳大利亚技术教育理事会、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分别管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采用等级模式，借助调查委员会、顾问委员会等相关机构干预职业教育。20世纪70年代成立“行业培训理事会”（IndustryTrainingCouncil）、“全国培训理事会”（NationalTrainingCouncil）等管理机构负责培训管理。1974年，技术与继续教育咨询委员会出台了《坎甘报告》（Kanganreport）。《坎甘报告》不仅再次提出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介入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发展，加大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经费的投入，而且提出成立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TechnicalandFurtherEducation）。20世纪70年代，由于澳大利亚经济进入低谷期，不仅传统的制造业、采矿业和农业开始衰落，教育也受到冲击。这一时期，15~19岁寻找全职工作的青年的失业率已由1976年的10%，上升到1983年的23%。但是，职业教育的地位却得到提升，社会各界都非常肯定职业教育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作用。参加学徒培训的人数从1976年的12.3万人，上升到1982年的最高值14.7万人。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及时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资，缓解了职业教育资金短缺的压力。为了提高青年的就业机会，为企业提供高技能人才，澳大利亚成立了高级技术学院，并将其纳入高等教育学院（CollegesofAdvancedEducation）。高等教育学院只授予应用类学位，而不授予高级研究类学位。在就业环境比较动荡的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开始着手建立新一轮的国家认证系统。20世纪80年代中期，联邦政府对教育质量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结果，修订了初中高年级的课程结构，增加了很多学术科目，删除掉了大多数职业类课程。但是这一时期政府为了发展新兴技术和提高国际竞争力，制定了行业奖励机制，鼓励行业运用灵活的培训方法。行业技能培训成为这个时期职业教育结构改革和政府制定培训政策的主题。1986年，澳大利亚学者科比（Kirby）提出受训制概念。这种培训是一种时间比较短、形式比较灵活的契约培训，是一种比传统学徒制培训范围广的形式，这为未来基于学校的新学徒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二、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的结构化改革阶段
20世纪80年代中晚期到90年代初期，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一时期也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的结构和管理模式连续调整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之前，职业教育与培训项目的设计和认证完全是在国家和州层面上，虽然有些项目是不同州之间的合作或互认，但是职业教育的实施几乎都由州政府拨款和管理的公共职业技术和继续教育（TAFE）学院负责。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公众不满经济衰退。80年代中期，青年失业率高达15.1%。80年代晚期，澳大利亚参加学徒制和受训制的人数下降。1989年和1992年，学徒和受培训者分别下降6%和25%，青年失业率增加了11%。此时，联邦政府决定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进行结构化改革，把为青年就业做好准备纳入职业教育与培训发展的重要目标。20世纪80~90年代，多数TAFE学院开展培训失业者的工作，还为青年人特别是那些辍学者提供职业教育课程。劳动力市场的恶化以及经济的基础地位，导致了澳大利亚部分经济转型，致使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更加注重海外市场和国内竞争。这一时期，TAFE学院与行业联系并不紧密，青年从学校到工作岗位的转换缺少结构化学习路径。因此，1987年的《澳大利亚重建》（CommonwealthReconstructionTrainingScheme）报告提出关注职业教育与企业技能形成之间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之前，大多数州政府都致力于满足职业教育发展的资金提供，培训政策没有与行业企业发展和国民经济发展整合起来。1987年，联邦政府出台的报告《澳大利亚技能》（SkillsforAustralia）提升了职业培训的地位，该报告提出职业培训处于经济转型的中心地位，并建议设置整合就业、教育和培训的项目。［8］1987-1989年，职业主义共同体政策开启了政策重大变化的窗口。国家就业教育与培训委员会、就业技能形成委员会等新的咨询机构引进政府、行业、学校伙伴关系的政策，实现跨部门合作发展职业教育。1992年以后，通过澳大利亚培训署制定的相关协议，使联邦、州、地方政府达成一致，创建了在澳大利亚培训署管理下、行业企业参与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由此也建立起了联邦、州、地方政府共同决议职业教育优先权的框架。20世纪80年代，劳动力市场变化很大，澳大利亚服务业发展迅速，传统的矿业、制造业和建筑业不断萎缩，无技术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岗位不断减少，就业岗位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在这个时期，私人培训机构不断出现，为服务业提供培训。同时，能力本位的教育与培训也在这一时期兴起。伙伴关系的建立，也促使企业代表在州或领地层面上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发展。很多行业制定了本行业的国家能力标准，参与开发州层面的、能力本位的课程和模块。同时，州教育局也开发了一系列职业教育课程满足学生需要。经过80年代的发展和调整，TAFE学院遍布澳大利亚各地，毕业生受到雇主的青睐。
三、推进体现新职业主义倾向的改革阶段
1992年至今，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发展的第四个阶段。这一阶段，澳大利亚推进体现新职业主义倾向的改革，也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快速发展的时期。此时，劳动力市场变化很大，产业部门中经济服务业、咨询和人力服务业占了很高比例，无技术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岗位不断减少，就业岗位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澳大利亚逐步向知识经济社会过渡。这一阶段，合作发展职业教育的思想在澳大利亚得到各界的重视，伴随着权力下放政策的实施，职业院校与政府、行业/企业、社会中介组织组织建立起社会伙伴关系。同时，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体现出新职业主义倾向，提出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应该满足区域青年的需要，建立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框架。尤其是1992年，澳大利亚国家培训署（AustralianNationalTrainingAuthority）成立，这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事件。国家培训署在制定国家战略、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框架，促进行业参与职业教育发展，建立有效的培训市场，促进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联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该组织成为推动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20世纪90年代及以后的十年，联邦政府大力支持职业教育发展，国家培训署制定了三个非常有影响的国家战略。第一个国家战略《迈向技能型的澳大利亚》（TowardsaSkilledAustralia）提出优先扩展培训市场，通过竞争筹资试图开放培训市场，特别是通过竞争方式分配资金。该战略试图开放竞争市场，提高培训学校的质量。第二个国家战略《通向未来的桥梁》（ABridgetotheFuture）提出加强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联系，鼓励组织学习文化的发展，强调培养澳大利亚劳动力技能基础。该政策强调增强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实现职业教育公平，提高培训投入，最大程度提供公立职业教育费用。第三个国家战略《塑造我们的未来》（ShapingourFuture）倡导广泛合作与协商，提出职业教育与培训未来发展的愿景和战略。它试图反映劳动力的结构、就业形式与工作组织构成的变化，满足学习者多种形式学习的需求。这个政策揭示了未来职业教育政策将以个体和雇主为中心。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政府了一系列国家框架，澳大利亚联邦、州政府与企业、雇员和培训机构代表共同开发国家培训系统，为澳大利亚适龄工作者提供国家认证培训。1995年，澳大利亚政府了澳大利亚学历资格框架（AustralianQualificationsFramework，简称AQF），该框架为职业教育与培训部门资格证书提供了详细的和不同等级的国家路径。1996年，了国家培训框架（NationalTrainingFramework，简称NTF），该框架包括培训包概念，提供了确定能力标准、传授和评价的方法，采用先前学习认证原则加快课程学习。1997年，了澳大利亚国家培训认证框架（AustralianRecognitionFramework，简称ARF），该框架提供了全国的职业技能认证体系，其标准得到各州、领地的认可。1998-2003年制定的国家战略体现了职业教育“灵活性”、“问责制”、“可获得性”等规则目标。
其一，联邦政府提出职业教育与培训要以为澳大利亚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配备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技能的人才为己任，鼓励多种途径开展行业企业需要的人才培养项目。这样既可以提高那些失业的早期辍学者的就业机会，又可以为国家储备潜在的拥有新技能的人才。其二，通过注册培训机构为州、领地劳动者提供国家认证资格证培训，促进劳动力洲际流动。需要确定培训结构，去除障碍。其三，政策制定、资金划拨、技能传授都应该以满足受培训者需求为中心，必须保证个体获得公平待遇。其四，提出建立一系列澳大利亚国家技能标准，确保澳大利亚的国际领先地位，提高澳大利亚技能水平，使全社会重视学习能力与职业能力的培养。其五，通过完善问责制，提高州、领地职业教育信息管理，实现职业教育价值最大化。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资金主要来自政府、企业和个人。随着政府对职业教育与培训价值的认识提高，联邦政府、州政府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投入逐年提高。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依然是主要投资方，联邦政府占政府投入的1/3，但地方政府的投入要高于联邦政府。以2008-2012年澳大利亚公共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获得经费为例，各种资金的总额由2008年的61.108亿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84.285亿美元。2012年，州政府拨款43.334亿美元，联邦政府拨款23.254亿美元。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将“有限竞争”理念引入培训市场。1994年的《澳大利亚国家竞争政策》（NationalcompetitionpolicyforAustralia）报告指出，政府拥有的实体需要有更大的竞争力，需要去除州际间的障碍，摒弃某些领域的垄断行为。1997年颁布的《用户选择》（Userchoice）政策允许雇主和他们的学徒、实习生自由选择那些由政府资助的正式注册培训组织参与培训项目。为促进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公平竞争，一些领域专家建议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州政府应该定期为公立职业院校拨款，同时也应该为私立职业教育培训机构拨款资助。这些改革使非TAFE学院可以获得资金开展培训活动，同时也促进了跨州培训活动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职业教育政策和管理发生变化。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试图使职业教育与行业联系更紧密，这些政策希望能提高澳大利亚的国际竞争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联邦政府所倡导的新学徒制被各州、领地所接受，政府、职业院校、行业企业都将校企合作放在重要位置。1994年成立的澳大利亚学生实习基地，建立了校企合作项目的伙伴关系。这种实践与经验的职业化模式，是一种关注区域利益、整合教育资源、践行做中学、重视工作场所中的学生福利的模式。1998年，《新学徒制》（NewApprenticeship）等国家层面的学徒系统、实习系统项目开始运行。为提高企业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投入，在1990-1994年，澳大利亚执行了《培训保障法》（TheTrainingGuaranteeAct）。该法旨在提高企业自主教育与培训的水平，提出企业将1.5%的工资总额用于员工培训。然而，这个强制征收比较注重大企业，大企业用于培训的花费多于中小型企业。这一时期，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的关注点由学习生活向学习工作转变。此时，企业与职业院校的关系也发生变化，企业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态度发生了改变。这些变化也促使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改变其培养目标，重塑宗旨。2013年，51.9%的企业运用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满足它们的培训需要，其中33.3%的企业提供了职业资格证书培训，26.9%的企业提供了学徒或实习，20%的企业采用国家认证培训。47.5%的企业采用了非认证培训，高达77.6%的企业运用非正式培训，有12.4%的企业没有组织培训活动。从2007年到2011年，15岁以上的学习者参加职业教育与培训活动，成功通过培训的人数比例逐年稳步上升。通过率从2007年的79.4%上升到2011年的82.7%。另外，职业教育与培训对学习者的就业也产生影响，经过培训的学习者比没有参与培训的人获得工作机会多。例如，2007年，二者相差7%。2008年，二者相差6.7%。澳大利亚工业部每年都进行雇主满意度调查，通过调查发现雇主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满意度一直很高。以2013年为例，90%以上的雇主认为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对工作技能的培养有重要作用，雇主对工作需要的职业资格培训的满意度为78.3%，雇主对学徒制和受训制的满意度为78.8%，雇主对国家认定资格的培训满意度为83.1%，雇主对非认定培训的满意度为90.3%。这些指标2005-2013年间呈现逐渐上升趋势。随着行业企业深入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活动，工会和雇主委员会在政策决策方面起到关键作用。工会和雇主委员会参与制定国家行业能力标准，参与开发与行业相关的、符合行业标准的国家课程文件。此外，澳大利亚国家培训署与联邦政府、州政府建立伙伴关系，通过各种水平的决策确立行业的领导地位，包括教授课程、课程内容以及教学评价。由于行业企业的参与，促使职业教育模式由“供给模式”向“需求模式”转换。
四、结语
一、引言
2006年的9月，我参加了天津市教委组织的职业院校骨干教师赴加拿大的进修学习。经过这次出国进修学习，开阔了眼界，增长了不少见识，拓宽了思维面，使我对西方国家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教学特征有了进一步了解，对中西方职业教育理念有了更深的体验。加拿大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的主要目标是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培养具有专门技能、非凡技能的劳动者或企业短缺人才，并为他们提供技能和进修的机会，以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加拿大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教学方法的先进理念，为我们进行职业教育教学工作带来了指导和启示。
二、加拿大职业培训的教学特征
在加拿大以进行英语语言强化培训和计算机专业职业培训为主要内容，培训课程教学方法特征突出。
1.英语语言培训的教学特征
（1）教学形式新奇，采用圆桌分组的教学形式，教师随时可以和学生进行交流，易于师生互动，同时也便于学生之间的讨论交流。在交流中让学生学会合作，以提高解决新问题的能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肢体语言，提高学生学习喜好，便于学生理解所学的知识；教师利用启发的形式让学生尽量地多提出新问题和个人见解，然后和学生进行讨论，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
（2）教学目的明确，教学内容实用。教师能够很好地把握培训内容，教学内容涉及了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摘要：参观用语、基本对话交流等，信息量适度，易于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把握英语的基本会话。
（3）在教学方法的运用方面教师有独到之处。教师利用做游戏方法进行教学，这样不仅活跃了课堂气氛，而且使学生很轻易把握所学的知识；另外教师采用的教具简单而实用，利用情景教学方法，使学生的参和度很高。例如，在英语语言培训课程上，上午学习日常生活用语，下午就到有关的相关的地方去进行实践学习。
（4）进行英语培训的过程中没有固定教材，天天学习一个知识模块，教师会发一些相关的教学资料，这些教学资料是教师精心为培训专门设计的，可以根据教学内容随时更新，最后用活页夹加到一起，累加成册形成英语培训教材。
2.计算机职业培训的教学特征
（1）课堂采用案例教学，教学实例接近生活和实际工作需要
案例教学是运用案例进行教学实践，改变传统教学以本为本、从概念到概念的注入式教学方式，变成一种促进学生成为教学主体，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性学习、探索性学习的开放式教学方式。加拿大学院的教师根据我们学员学习的特征进行案例教学，所采用教学案例很实用，接近我们的生活和实际工作，为进一步学习提供良好的素材。
（2）课堂作业采用大作业的项目形式
教师为了提高我们学习的创新能力，以大作业形式让我们完成他们所提出基本练习要求，学员做好大作业后，要在课堂上公开展示自己的作品，这样不仅考察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创新能力及综合处理新问题的能力,而且调动了学生主动学习和勇于探索的积极性。
（3）教师有很高的综合素质和业务技能
为我们进行专业培训的教师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很强的职业技能，例如，网络平安教师，曾任教前公司的网络管理部门经理，有极为丰富的网络平安管理经验，另外他所展示计算机网络教学课件打破了传统的PowePoint课件模式，以三维动画的形式讲解网络传输的原理，把讲解枯燥的原理知识变成简单易懂的动画展示，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喜好；多媒体教师在HBI学院任教时，自己设计开发网站，做专业摄影师，另外他还是一位冰球教练，同时也是冰球队的经纪管理人。数字技术教师是一位专业的音乐制作人，有丰富的数字音乐制作经验。他们在讲授课程的同时，也向我们传授了丰富的职业经验，让我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
三、加拿大职业教育的教学特征
在进修期间，还对加拿大职业教育的教学进行了考察。加拿大的职业教育主要是中学后的职业教育，其教育类型有摘要：授予文凭和证书的社区学院(相当于我国的高职)教育；非学历的职业培训和预备性练习；成人职业教育和培训。高等职业教育更是形式多样摘要：有二年制或三年制的专科、四年制本科(和大学联办)和一年制探究生专业证书班等。
加拿大职业教育的教学特征，是注重学生的创造能力和参和意识，老师讲课并不面面俱到，提倡学生自学和思索。老师有时会选择一个project（项目），让学生自学后提交书面报告或根据项目内容完成相关内容操作，这样学生就会到图书馆查阅大量的文件和资料，提交书面报告；或者自己通过自学后完成项目操作任务提交操作成果，否则只能得到0分的成绩。另外，在许多教学场合，教室和操作车间连在一起，学生在教室中自学，碰到实际新问题可以随时到操作车间进行练习，并有教师进行现场指导，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加拿大职业教育的教学方法着重培养和他人合作协调的能力，鼓励学生在公众面前表现自己。根据老师提出的新问题，大家商量策略、分头预备，最后在班上宣讲和表演出来，以提高学生的团队精神。
加拿大职业教育在理论教学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实践教学，使学生在实践教学中把握更多的实用技能。在安大略省宾顿市FletchersMeadow高中，还推行一项名为Co-op的实践教育项目，其教学实践目的意在全面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Co-op，全称为CooperativeEducation，是由学校、用人单位和学生三方共同参和的一种教育项目。高中学生11年级或12年级（相当于我国的高二、高三年级），在学校学习一段时间完成学校部分的学习任务，并通过用人单位面试，学生进入公司工作，用人单位也非常欢迎这些学生到公司工作，在这段工作期间学生定期向学校汇报工作情况，负责这个项目的教师也要随时跟踪学生以了解他们的学习和工作情况，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情况调整学生的工作、学习进度，工作一段时间后，学生要回到学校接着完成学习任务，这样“理论—实践—理论”的良性循环直到高中毕业，学生不但熟练地把握相关专业的理论知识，而且有很强的职业技能，丰富的职业经验。为进一步地学习工作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摘要：
关键词：职业教育；职业培训；终身教育
一、国外职业教育和培训发展的经验及其启示
1．国外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发展经验
国外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发展各有特色。英国是最早提倡终身教育的国家，并不断完善其继续教育和成人教育。德国非常注重员工培训，政府官员、管理人员、企业内部各级人员都要接受成人继续教育，并建立起以动手能力为特色的职业培训体系。美国以社区学院为特色，成为职业教育和培训发展规模最大的国家。加拿大的教育很注重能力培养，其最突出的是建立起以能力为教学基础的CBE教育思想体系。日本积极推进终身教育，是经济飞速发展的国家。虽然各国职业教育和培训各具特色，但体现着共同的发展趋势。
（1）建立需求导向的培训制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韩国首尔召开了第二届国际技术与职业教育大会，教科文副总干事鲍维尔在主题报告中提出：“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是通向未来的桥梁，但是，必须有一条由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作为导向的就业道路，否则我们就是在制造新问题。由此可见，我们需要的不仅是重振活力和更加协调的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计划，而且是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就业结合的新局面——我们需要把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联系起来的新模式，使教育、培训、就业和社会福利几个方面工作在一个国家内、在国际范围内联系起来。”近年来，社会伙伴合作办学已成为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和培训的主流模式。社会伙伴合作办学就是政府各级教育部门、就业部门与社会的工业部门、雇主组织和工会组织等通力合作，对于职业教育的办学体制、方向、内容等进行协商，同时就业部门、经济部门、雇主组织等越来越多地参与职业教育的管理和决策。在这个机制中，政府除了从事技术和职业教育的实际办学以外，还要起到组织领导、协调办学、建立质量保障制度等作用。而各种社会组织，特别是企业在其中的作用主要是提供就业需求的信息，提供有效的实习、培训场所和就业渠道，使学员在学习过程中能够了解和掌握企业的动态，提高培训质量，建立需求导向的培训制度。
（2）职业教育和培训终身化。第二届国际技术与职业教育大会会议主题是“终身学习与培训——通向未来的桥梁”，这表明职业教育终身化的趋势已被国际社会所重视，并因其重要的意义而被提倡。目前，世界各国职业教育正逐渐融入终身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不再被看做是终结性教育，过去那种认为只靠一次教育或培训就能享用终身的想法或做法已经过时了。20世纪90年代各发达国家纷纷实施“终身学习”或“继续学习”计划。例如，瑞士的终身职业教育体系，包括更新知识和技能、获得新资格的职业继续培训和高级专业考试，面向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培训等。英国于1998年提出了建立“产业大学”和“个人学习账户”的设想，以便使人们能够更加方便地接受开放式的远程教育和实施“终身教育”计划。日本提出终身职业训练及终身技能评价是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并努力建设面向21世纪的终身职业能力开发体系。美国早在1971年就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终身化的职业教育——生计教育。生计教育作为一种终身意义的职业教育，它的推行实施得到美国联邦政府及美国职业协会等组织的广泛支持。
（3）职业教育和培训内容的综合素质化。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不同之处在于强调职业技能的培养，以能力为本位。过去的技能主要是指任务能力，即与完成具体任务相对应的具体操作技能。在此基础上，能力标准就是任务技能清单，培训课程就是在此基础上开发的一系列任务技能（或称教学模块），能力评价的依据就是直接观察个体对这一系列具体任务的完成情况。这种任务能力观是传统的职业教育、职业培训内容设计的理念基础。在现代职业发展的基础上，又产生了新的能力观。一种观点认为，个体的一般素质对于有效的工作表现是至关重要的，一般素质是掌握那些特定的、具体的任务技能的基础，也是促进个体能力迁移的基础。一般素质包括相关知识、分析与综合能力、批判思维能力、判断力、创造力等，它们往往能应用于许多不同的工作环境中。在此基础上的职业教育的内容，强调的是一般素质的培养。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应将一般素质与具体的职业岗位或工作情景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的职业教育的内容是将一般素质与任务能力结合起来。最近，德国、澳大利亚提出的关键素质概念，英国的核心能力概念，美国劳工部提出的包括资源合理支配、人际关系处理、信息获取利用、系统分析综合、多种技术运用的五种能力以及技能、思维、品德的三种素质，等等，都是新的能力观的体现。
（4）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国际联合化。全球经济一体化，导致劳动力在国际和国内流动量加大，顺应这一变化趋势，职业教育与培训也开始建立国际化的职教合作网络和运行机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世界职教领域国际合作的主要组织者，目前已建立的联合国职教信息网络，是连接了128个国家的一个职教实施中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要在德国波恩建立一个国际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中心，提供职教研究与发展信息，培训职教人员。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也在发展。中德两国政府近20年来进行了下岗妇女再就业、关键素质培训等多项专题项目合作，最近又结合中国政府西部开发战略，实施以西部人力资源开发为目标的综合性职教合作项目。在世界范围内双边以至多边的合作办学或合资办学，成为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又一新形式。
2．国外职业教育和培训经验的三点启示
（1）职业教育和培训是培养实践应用人才的重要途径。开发人力资源的重点是培养，关键在应用。职业培训从其本身特点看，是由实践上升为理论再指导实践的知识螺旋积累过程，是发现人的潜能的重要途径。在经济建设中真正需要的就是这种理论与实践知识相结合的人才，要培养造就的也是这种不断更新知识和思想理念的专业人才，书本理论知识只是对这种专业人才的一个基本要求。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既要重视人才的开发，又要重视人才的应用；既要重视人才的引进，又要重视人才的自身培养；既要重视人才的基础知识，又要重视人才的知识更新。这里说的培养和知识更新的重要途径就是职业培训。
（2）政府部门在职业培训中要站准位置，发挥作用。我国加入WTO后，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政府有关部门除了必须重视职业培训外，还应该摆正位置，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一是要发挥对职业培训的规范作用；二是要发挥对职业培训内容的指导作用；三是要发挥对培训市场的监管作用；四是要发挥对职业培训的激励作用。
（3）树立终身教育理念，协调好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从教育规律和各层次教育对象的特点分析，基础教育是国民教育的基础环节，是公民必须经历的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阶段，重点是系统学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书本理论。它以提高公民的学历层次为主要特征，为提高公民素质和就业准备打好基础。职业教育是公民到达就业岗位后的一种继续教育，学习内容主要是与工作岗位有关的知识、技能，并根据社会科技发展水平，不断更新和掌握新知识，从而提高工作的适应性和开拓能力，进一步开发人的潜能。如果说基础教育重视的是提高人的学历文凭的话，那么职业培训、继续教育就应注重提高人的工作水平，职业培训是终身教育的基本形式。
二、我国职业教育和培训建设的实践和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面对我国就业问题的挑战，展开了以就业、转业、创业能力建设为本的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建设。职业培训教育在适应市场需求、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员素质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现行的职业培训教育无论在体制上，还是其他方面，都存在许多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问题。这与“缺乏一个既符合国情市情又符合市场运作规律、适应职业培训需求的体系”有关。
1．职业教育和培训建设中的主要问题
第一，政府及企业在职业教育、培训中的职能问题。全社会的职业培训应该有一套完整的法规制度。具体来讲，就是要对培训对象、培训内容、培训时间、培训收费和培训管理权限等方面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统一、规范政府部门、企业、社会培训组织、人员在职业培训方面的权利、义务等具体事项。目前，我国在职能界定方面，一是政府对职业培训应提供何种支持和服务，承担何种责任和义务界定不够明确；二是企业及中介组织各自的责任和义务界定不够清楚。
第二，职业培训教育的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市区无论在政策与财政支持、还是在实践方面发展速度较快，农村职业教育发展严重滞后。二是企业间发展不平衡。有的企业职业培训有声有色，对企业经营起到极大推动作用，而另外一些企业欠缺开展岗位技能培训意识。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48．4％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所在单位没有对技术工人实行中长期培训计划或措施。在问及“您参加工作后获取新知识、新技术主要来源”（多选择题）时，90．2％的被调查者表示是自己在工作中的积累；31．1％的被调查者表示是参加单位的培训；18％的被调查者表示是参加社会有关部门的技术培训。三是学历教育和职业教育发展不平衡，人们在观念上存在重学历教育，轻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情况。
第三，培训内容缺乏针对性、实用性，不能满足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下岗职工就业的需要。各种培训班名目繁多，费用不少，并且存在形式主义现象，培训效果有待提高。多层次、专业化培训体系有待建立。
第四，培训经费筹措和使用方面的问题。目前，除下岗失业人员培训经费由国家全额负担外，其他培训资金均由国家、用人单位和个人担负。对于下岗失业人员培训经费，调控力度不够、经费投入不足、使用不规范，有些部门把其看做创收手段。在农村缺少政府有效组织的农民教育培训专项经费。
第五，宣传导向和观念方面存在一定问题。被扭曲的教育价值观和人才观是当前阻碍职教发展的重要因素。现行教育的选拔功能被过分扩大，并且往往只以一种标准分数为依据，从而使教育过程演化成为应试能力竞争。在应试教育的环境中，人的多样性和社会需求的多样性被忽视，教育类型的多样化被异化为等级化，不同教育类型的分流变为选拔和淘汰者的归类，行行出状元的思想被否定，往往认为学业失败的学生才进入职业教育学习，对通过岗位职业培训和自学的人，其工作能力再强，也会因没有文凭而不被重视和重用。职教的发展得不到公正的对待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反映在政策上是待遇过低。
国内外的经验证明，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是提高就业能力、创业能力和职业转换能力，促进就业和再就业的有效手段。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就业能力，加快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增强自我创业、自我发展的能力，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需要大量高技能人才，而我国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确实存在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是总量不足；二是流失严重；三是技术结构不合理。以天津为例：截至2003年底，在83．5万技术工人中，技师和高级技师仅占1．27％，高级工占9．83％，中级工占27．3％，初级工占61．6％。呈“金字塔”型，塔基过大，高级技能人才严重不足。发达国家的技术等级结构呈“钻石”型，高级工占35％，中级工占50％，初级工占15％。
2．我国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建设的框架
（1）将全面开发人力资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第一任务”，确立第一资源战略和实施能力发展战略。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但不是人力资源强国。劳动力素质偏低，就业、转业和创业能力不强，科技创新能力不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一个瓶颈。同时，与其他国家相比较，人力资源是我国最具比较优势的潜在资源。把潜在优势变为现实优势，将成为我国今后一二十年所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因此，必须确立人力资源“四个第一”的思想，即人力资源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第一资源；全面开发人力资源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第一任务；全面开发人力资源是实现富民强国的第一国策；全面开发人力资源是各级政府的第一任务。实施能力开发战略，实现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从学历本位向能力本位的转变，以提高全民的学习能力、就业能力、创业能力为核心，加强教育和培训的能力建设，使职业教育、职业培训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成为开发利用劳动力资源、解决人民群众生存和发展、促进社会安定的重要手段。
（2）充分发挥政府在职业教育和培训中的指导作用，努力增加职业教育的投入。政府在职业教育中承担的首要责任是政策制定、提供经费、协调关系、制定标准。技术和职业教育的特殊性决定其政策制定和办学必须由政府、产业部门和社会三方面建立新的伙伴关系来实现，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行业为依托，以加强职业院校学生实践能力和职业技术为核心。在职业教育中增加公共财政的投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示范性职业学校和实训基地建设，为强化高技能性和实用型人才培养创造条件。加大对贫困家庭学生的资助力度，通过减免职业学校学生的学费，使技术与职业教育的对象更广，受教育的机会更大。在职业培训中要抓住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抓住市场需求信息，引导培训机构的培训方向，即以劳动保障信息平台为依托，通过网络招投标方式确定培训单位，由政府购买培训成果，以确保培训的实效；二是抓住职业技能鉴定和发放资格证书两个环节，确保培训的质量。实现职业培训运作市场化，社会培训资源集约化，培训考核鉴定标准化。
（3）树立学习型社会的理念，推进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整体改革。职业教育与基础教育除了教育共性之外，具有明显的区别。职业教育是公民到达就业岗位后的一种继续教育，学习内容主要是与工作岗位有关的知识、技能，并根据社会科技发展水平，不断更新和掌握新知识，从而提高工作的适应性和开拓能力，进一步开发人的潜能。职业教育应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和综合性。基础教育重视的是提高人的学历文凭，职业培训更注重提高人的工作水平。“职业教育的发展使教育第一价值得到提升”，因为，职业教育是面向全民的教育，用教育的方法使人的生活具有乐趣，职业教育给人们提供更加多样化的课程类型，使更多的人找到适合自己学习和发展的空间，从而使整个教育事业关注全民成为可能，关注每一个人，这是以人为本的认识基点。
（4）坚持市场导向，突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提高培训质量。要坚持正确的方向，面向市场，面向企业，面向劳动者，为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劳动就业、提高企业竞争力和满足劳动者终身学习的需要服务。一是要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调整和把握培训方向；二是要根据企业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设置课程。密切结合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第一线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教学重点，不断更新教学内容；三是与用人单位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实行“订单式”定向培训。职业培训机构要向多功能、综合性方向发展，为受训者提供职业培训、技能鉴定、职业介绍、就业服务为一体的“一站式”服务。围绕提高职工队伍的整体素质，适应支柱产业的发展，制定新的岗位技能标准，加强岗位培训。为培养一支有较高职业技能的劳动后备军，进一步提高新生劳动力的就业培训；围绕经济结构调整，结合我国工业东移、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做好劳动力结构调整和职工转业转岗培训。围绕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实行市场化、社会化再培训机制；围绕统筹城乡发展，做好农村劳动力培训。
（5）完善职业培训政策，确保目标任务的完成。一是推行“双证”就业制度，把就业与提高劳动者素质紧密结合起来；学历证书加职业资格证书相结合，“先培训后就业”，完善就业准入制度是提高劳动者素质的保证；二是鼓励和支持民办、中外合办职业培训机构，发挥各方面积极性，实现培训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三是制定完善高技能人才鼓励政策；四是加大培训资金投入。培训经费应采取政府、企业和个人三方共同负担，将财政拨付的再就业培训经费落实好，提高再就业培训的实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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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韩振轩．劳动和社会保障基层建设与管理实物全书[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2003．
[4]于法鸣．建立市场导向就业机制[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1．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职业培训；联系与区别；全面发展
一、现状：高职院校办成了就业培训站
在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双重影响下，一些高职院校提出办学目标是以市场为需求，以就业为导向，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在社会评价方面，衡量一所高职院校办学成败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毕业生就业率。大部分高职院校创建诸如“专业+技能+计算机（或外语）”、“学历+职业资格证书”、“学校+工厂（企业）”、“课堂+实训+技术文化”等培养模式，要求每位学生在毕业前至少拿到一项技能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在这些培养模式的指挥棒下，高职院校开设的课程就看是否与考证相衔接，与各类考证无关的基础课和公共课就理所当然受到冲击。据笔者在广东部分高职院校调查的情况来看，像思想政治理论课、体育课、心理健康教育、大学语文和高等数学等基础课就可开可不开，即使开了，也是大大压缩课时，其他的通识教育课或才艺课就更别奢望了。一些高职院校索性把学制学时压缩了，学生最后一年就被推荐或安排到企业“顶岗实习”，学校再也不用对学生进行跟踪教学，学生基本与学校脱离关系。部分高职院校一直没有开设过选修课，甚至一年也不举办一场讲座或一次论坛。不少高职院校的领导和教师认为高职教育就是考证教育、岗前培训和就业培训，学校一切工作围绕考证和学生就业展开。在人才培养上，只要学生能就业甚至于“被就业”就算完成；体现在教师身上，课堂教学成了考证教学；学生也是这样，选择的专业不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而是根据考证是否容易，是否容易毕业和就业。高职教育完完全全成了岗前培训，与社会上热门一时的电脑、会计、外语、文秘、电工等培训班毫无两样，高职院校彻底办成了就业培训站。
二、思索：高职教育与职业培训的辨析
高等职业教育的内涵决定了高职教育的本质不是职业训练，也不是职业培训。教育部《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教职成[2011]12号）指出：“高等职业教育具有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双重属性，以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为主要任务。”从国家对高职这一定位可知，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其核心是教育而不是培训。高职教育包括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高职教育与职业培训有共性特征。高职教育包含和包容了职业培训，开展职业培训是高职教育的应有之义，但高职教育并不等于职业培训，职业培训只是高职教育中很少的一部分，职业培训不能代表高职教育。在当前高职教育普遍采用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模式下，高职教育与职业培训的本质差异表现在：高职教育实施的机构是高等职业院校，属于国民教育系列，职业培训则是一般的社会机构也可以实施，甚至所有的企业都有资格开展职业培训；高职教育实施目标是使个体通过学习有能力主动设计自己的职业生涯，职业培训的目标主要是被动适应工作岗位；高职教育目标的重心是关注学生系统思维的训练，学生必须学习过程中实现技能、知识与价值观的系统整合，职业培训教育目标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就是生产短期的技术熟练工；高职教育实施环境要求具备学习功能，强调实训实习基地集真实、仿真与虚拟为一体的生产与教育元素的整合，职业培训只注重环境的真实性；高职教育师资要有综合教学能力，即“双师型”教师，职业培训师资只有较强的实践能力；高职教育实施平台的基础是完备的教学管理系统，职业培训则常采用简单的项目管理方式。因此，高职教育无论从广度和深度都不可能等同于职业培训，将高职教育视为职业培训是模糊了教育与培训的本质区别，是曲解了高职教育的本质。对高职教育与职业培训的辨析，并非否定职业培训所承载的社会服务功能，如岗前培训、各种职业考证确实为社会各行各业输送了人才，也为学生成功就业准备了条件。
三、方向：高职教育应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在终极意义上，教育的目标指向人本身。公民素养大体通过获取两大类基本知识而生成：一是解决物质世界问题的知识和技能，主要包括科学与技术知识，形成“做事”的素养；二是解决精神世界领域问题以及人类社会组织的知识，主要包括道德、价值观、信念、各种社会惯例和规则等方面知识，形成“做人”的素养。从企业用人的要求来看，企业所需要的人才具体包括六方面的能力：持续的学习能力、对行业的兴趣、专业知识、经验和技能、管理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等。用人单位普遍看重高职学生的职业道德和工作态度，企业认为高职学生所学的具体专业知识和技能并不是最关键的因素，学习能力、团队精神和道德修养至关重要。只要具备二者，高职学生就能够在实践中逐步摸索，从而成为实际意义上的人才。
教育部《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教职成[2011]12号）指出：“高等职业学校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现代企业优秀文化理念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强化学生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培养，加强实践育人，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2011年底，首届全国高等职业教育文化育人高端论坛在深圳召开。与会专家学者指出，高职院校要以育人为主旋律，要以文化内涵育人，深入开展文化素质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作为一种高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教育，就是真正要培养学生成为热爱生活、承担责任、文明知礼、和谐发展的“完整的人”，真正使高职教育适应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要求，成为培养适应个性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全面教育。高端技能型人才需要的能力与素养恰恰都是通过完整系统的高职教育来养成。高职教育要提升内涵就要抛弃那种认为高职教育就是搞搞培训的观念和做法，高等职业院校更崇高的使命是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高职院校应通过教学、活动、训练和专业渗透等多种途径，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增强学生职业适应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高职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种类型，应该从专科层次起步，进而发展到应用本科教育，应用硕士和博士教育。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高职教育培养的学生不但要有“本领”，而且要有“教养”，不但要会“做事”，更要会“做人”。
（作者单位：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关于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教职成[2011]9号）.
[2]教育部.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教职成[2011]12号）.
[3]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4号）.
[4]姜大源.职业教育学研究新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
关键词：职业教育；培训项目；质量评价；第三方；多元化
国民终身教育中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培训，其影响之大、所占比重之重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彰显无疑。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步伐加快，信息技术发展日益迅猛，知识日益更新，都为职业教育培训创造了发展机遇。但同时我们也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与挑战，虽然我国许多职业院校、培训机构对教育培训质量的评价模式开展了多方面探索和研究，但职业教育培训项目培养质量评价并没有形成完整评价体系，定量评价较少，定性评价较多，需要我们在实践过程中探索和改进。因此，科学辨析我国当前职业教育培训质量评价体系，建立一个针对职业教育培训项目的科学有效的质量评价体系，对培训项目实施全过程管理，已成为职业教育培训顺应时代潮流、保持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一、职业教育培训项目质量评价多元化评估体系构建
职业教育培训项目质量评价是对培训项目满足企业（社会）与个体需要的程度作出判断的活动，是对培训项目活动现实的或潜在的价值作出判断，以期达到职业教育培训价值增值的过程。因此，评价主体必然是多元化的。职业教育培训项目要满足企业、社会的要求，同时也要满足企业员工个体发展的需求。职业教育培训项目质量评价包括：培训学员（受训主体）、培训机构（第一方）、送培企业（第二方）、主管部门、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等五个评价主体，即“五主体”多元化评价。
1．主管部门评价
主管部门对培训进行评价是职业教育培训的一项必需环节，这是因为培训机构组织的培训活动必须要对主管部门负责。主管部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是为了通过职业培训提高员工素质，提升员工从业技能，从而达到企业和行业从业人员整体质量提升，因此主管部门最为关心的就是培训的实施效果是否达到了培训目的。要想知道培训效果如何，就必须要对培训机构的培训活动开展评价，提出建议，并依据评价结果作出决策。目前典型的主管部门评价培训项目有：海关的报关员培训项目、财政的会计系列培训项目、海事的轮船从业培训项目等。
2．参训学员评价
参训学员被归类为第二方，职业培训的主体是参训学员，参训学员的满意度一定程度上能够检验承担培训任务所在机构的培训效果和培训水平。培训过程的每个环节，包括培训师教学水平、培训课程安排、培训环境、培训测试成绩等各要素，都是检验培训活动能否符合学员的需求，是否达到了学员预想水平的根据。参训学员通过培训评价，为参训效果提供最直接的信息，学员本身也从这些信息中发现自己通过参训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及专业业务水平得到哪些提高。
3．培训机构自评
培训机构作为培训项目的实施方被称为第一方，其按照制定好的评价标准，在对参训学员、企业考核性评价之前对自身培训效果进行自我评价，初步判断参训收获与效果，获取自身在参训过程中的成绩及差距，自评的结果亦可在最终综合评价中占有一定权重。
4．企业评价
委托培训的企业同参训学员一起被归类为第二方，在整体培训质量评估指标体系中享有最高权重。企业评价是指参训学员学满入职或者回到委培企业，由参训学员所在企业的领导、同事根据其将培训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应用到实际工作中的效果进行客观评定，以此作为最终培训质量评价的参考指标。
5．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价
众所周知，由标准普尔、穆迪、德勤、埃森哲、普华永道等知名评估机构认可并评级的行业企业，在本领域中往往名声鹊起，声誉日隆。同样，高端培训项目仅仅靠学员评价和机构自评是远远不够的，系统化评价一个培训项目从准备到完成再到后期效果，科学的指标评估体系必不可少。同样，委托行业领域顶尖的专业评估机构，站在第三方独立的视角来评价培训整体流程与绩效，是最为客观科学的评价手段。第三方评估也是迅速提高培训机构声誉和知名度的最有效途径。
二、职业教育培训项目质量评价关联系数
职业培训与学历教育比较，有许多不同的特征。就职业培训而言，参加培训项目的学员学历水平、知识基础、技能水平可能参差不齐；同一类的培训项目，其培训时间长短也可能不一样；送培单位（企业）投入的培训经费可能差别很大。毫无疑问，这些因素对职业培训项目的质量是有直接影响的。由于这些诸多因素难以控制，增加了职业培训项目质量的评价难度，使得职业培训项目质量的评价更加复杂。大量的企业、培训机构的调查研究表明，借助“关联系数”就可以把可能存在的可变因素对培训质量的影响，完全体现到评价结果中，保证了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实际上，大多数可变的因素对培训质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培训效果方面，因此，关联系数的处理就集中在了“培训效果”这个一级指标的各层各个指标上了。培训学员初期的知识基础、技能水平等不一样，经过培训后，他们的发展程度是不一样的，从发展的角度讲，在学员对培训的满意度进行评价时，应在满意度评价的基础上乘以关联系数（发展系数）。在送培单位、管理部门、培训机构、第三方评估对满意度评价时，在发展的基础上，还要考虑培训班的整体稳定性，需在满意度评价的基础上乘以关联系数（稳定系数）。
三、职业教育培训项目质量评价主体的权重确定及量化评价
评价指标权重又称权数，是一个证明评价指标重要程度和作用的数字。对评价整体而言，同一层次的各指标，其重要程度是不同的。权数能够体现每个指标对评价结果影响的大小以及在评价指标体系中占的比重。根据评价对象的特点，“五主体”的评价权重必然是有区别的，这样才能更科学、更全面。根据广泛的调查研究，首先利用肯德尔和谐系数进行一致性检验，再对各评价主体的均值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每个评价主体的权重如下：培训学员评价权重为0．2，送培企业评价权重为0．3，培训机构评价权重为0．1，主管部门评价权重为0．2，第三方评价权重为0．2。结合实际情况，各评价主体的评价指标有所差别，评价主体的各层各个评价指标的权重是不同的。在进行职业教育培训项目质量量化评价时，首先拟定测评表格，发给五个评价主体的每个成员。按要求，每个成员根据实际情况对培训项目质量进行全面评价。
四、职业教育培训项目质量评价的标准确定
评价标准的设计必须是可测量的，可以实际操作和把握的，既有数量化标准又有可操作化语言表述。在评价指标体系中将评价标准分为优、良、差三个等级。
1．培训准备
在培训准备工作中，为检测培训标准和安排是否能满足培训对象的需求，我们通常要预先系统地分析评价目标，培训目标的表述必须清晰明了，否则模棱两可的目标表述会影响培训的实施和评价。培训方案中，如何选择培训对象，如何安排培训时间，如何确定培训场地等也是至关要素。我们应该对所有指向培训目标的条件和资源进行综合与系统的评价，并进一步完善和确定培训方案，论证其可行性与实际操作的效用性。
2．培训实施
评价培训质量优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就是对整体培训实施过程进行评价，这个评价结果直接影响培训效果。培训的实施过程是涉及多个环节的。第一是师资培训。师资的水平高低、受欢迎程度、综合能力等要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参训学员掌握并吸收知识技能的效果，同时还会影响参训学员的学习情绪以及对实施培训的机构主体的好恶及评价。培训师资评价指标应涵盖师资的配备、培训教师综合素质，包括知识、技能、教学能力、师德、教学吸收效果等多方面。第二是培训管理。培训管理是否科学合理，整体环节能否保证实施过程有条不紊，培训计划、培训大纲能否反映行业需求，与受训学员定期沟通反馈是否及时等，均可检验出培训实施机构的管理水平。第三是培训资源。实施培训所需的设施设备、培训教材、培训场地、课外学习资源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培训的质量。第四是教学内容。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是实施培训和完成培训目标的重要载体，对培训效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指标因素。因此在实施过程的二级指标中，这些因素都被列入其中。
3．培训效果
培训计划是否满足需求与预期目标，实施过程产生的预期与非预期效果，有关人员对培训结果的优劣判断，参训者的受益程度等，均为体现培训效果的评价指标。其中，参训学员的满意度评价是整个评价体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评价指标。参训学员对培训整体环节的满意程度直接影响学员学习的积极性和学习情绪，从而影响培训的最终效果。对于委培单位来说，更注重参训学员在经过专业培训后，理论功底、动手能力、实践技能、新设备新科技的掌握与操作水平等综合能力的提升程度，希望通过学员在培训前后知识、技能及其他能力的变化，了解参训学员通过培训学到了什么，提升了什么。而学员参训后所产生的各方面的提升和变化，以及能否将培训成果转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新能量，则最直观地反映培训的质量。受训学员完成培训回到企业后的跟进调查评价结果，更真实体现了培训的效果和价值，切实反映了培训质量。
五、结束语
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来看，建立健全具有权威性、导向性的质量评价制度，是现阶段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将对职业培训数量及质量提出更高要求，因此急需加强对职业培训质量评价指标的研究与制定，并在实践中进行有效积极推进。科学、系统的职业教育培训项目质量评价多元化评估体系的建立，为职业教育培训工作提供了质量保证。经过多方研究与论证，我们认为，在未来的职业教育培训过程中，政府和主管部门的职能应该有所转变，从现在的主管逐步过渡到指导与监管，把主体评价权限集中在用人企业（第二方）和专业第三方评估机构上，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科学、客观、高效地推进职业教育培训，保证职业教育培训项目的质量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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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日本；职业教育；研究
一、简介
在人力资本的结构中，普教创造一般人力资本，职业技术教育产生特定的人力资本(Becker，1964)，前者适用与人的一生及不同工作，而后者非全然如此。但是后者能获取与工作相关的技能，该优势使得此人能更迅速的适应特定工作，更有创造力。
毫无疑问，受过教育和技能培训的员工对经济发展，提高国家竞争力和富足程度，对整个社会人群都是至关重要的。为了确保一个国家达到其所需技能水平，其政府会制定职业教育、培训政策和系统来便于其发展。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技术和教育情况的差异，不同的国家有着显著的不同的观点在职业教育和培训体制上。该文章针对日本职教机制的特征分析其如何提高公司生产力，以及其如何支持人力资源在知识经济中的发展。
二、日本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机制
(一)日本的经济和劳动力
随着发展中国家携带廉价劳动力进入全球劳动力市场，日本热忠于发展和维系高等增值制造基础，充分利用新技术(Nakamoto，1995)。该成果的实现预示着与劳动力参与的关系。2001年，日本劳动参与率随教育成就一同增长，其中25岁到64岁的有中学教育程度以上的成年人，有百分之78的有工作(右图表1)，比没有上过中学的成年人的劳动参与率高出6个百分点。
在7个国家中，日本居第2，仅次于英国(91％)。日本受过中学教育的劳动力参与率位4。这反映了日本劳动力参与率几乎等同于发达国家。另一事实是教育程度会直接影响劳动力参与率。
(二)日本职业教育与培训机制分析
在知识经济中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通过成功利用职业教育与培训机制找出提高知识创造的方法。因此，后面部分将针对职业教育与培训机制的主要特征来分析其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1．资金来源
在日本，该费用主要有教育体系和雇主分担，此外有限的国家赞助的公共事业部门做部分投资。例如，l 995年日本的国家政府预算用于人力资源发展的是157千万日元(1元=150日元)(Kitaura，1996，pp19-29)。该预算分配如下：
用于企业内部人力资源发展-28.2千万日元(18.0％)
用于员工的自我教育-2.0千万日元(1.3％)
用于公众的职业教育-116.7千万日元(74.3％)
157千万日元的总预算，90％来源于雇佣保险系统(Kitaura，1996，pp19-29)。其用于支付失业津贴，3个有国家政府实施的雇佣安全保障，人力资源发展和劳动福利。
与中国做比较，中国职业教育的资金大部分来源于政府(Xie and Wu，2001)。中国教育部门最近宣称在未来5年内中国政府会拨出10千万人民币大约1.23千万美元作为预算来发展国家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机制。于此同时，800千万人民币会用于帮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新华新闻部，2006)。
以上数据表明中国和日本政府是职业教育与培训机制的主要投资者。唯一不同是在中国刚开始重视职业教育与培训机制的重要性时日本已经走在前面了。
2．培训方式
日本有两种培训方式一初期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在正式教育体制下(初中，高中和高等教育)，正式教育体制以外的培训(继续职业教育)。
(1)初期的职业教育和培训
在日本学校几乎没有学前职业培训或者职业培训。该体制的目的是建立更广，非专业基础的知识来支持未来的培训，建立高标准的教育成果，在此基础上雇主塑造和公司具体情况一致的培训和发展(Harrison and Kesssels，2004，p64)。
中学教育可分为初中和高中。初中由7，8，9年级组成一学生年龄大约在12到15之间一对课本学习不断重视。高中从10到12年级。大部分高中都是全日制学习，授学术课程为学生今后的高等教育做准备。
对那些准备上大学的学生来说，高中生活的最后阶段大都用于准备考试，特别是一些优秀的私立学校，大约30％的高中毕业生直接进入某种形式的高等教育(Kitaura，1996，pp19-29)。
(2)继续职业教育
在日本继续职业教育都要由企业提供。大多数公司给员工提供各式各等级的培训，从最初的培训给新员工到在雇佣期间的提升培训。大公司流行的人事政策是雇佣刚从学校毕业的有着优异成绩和适应性的学生，然后提供公司内部的培训。所有大型的日本公司都有他们自己的教育和培训学院(Harrison and Kesssels，2004，p64)。例如，工匠培训通常为期3年。其课程包括70％的实际贸易培训和30％的课堂学习，课堂学习有基本文化和理论技术科目，某些是概括的某些是具体化的。
在职培训成为重要的技能整合的方式的同时，许多雇主意识到这并不足够，于是提供职业外培训来帮助员工的自我发展。公司为有经验的员工量身定做的职业外培训多为短期，且针对全面提升和用做特定目的，如对必须技能的学习用做操作新开发的设备。雇主也同样提供公司外部的职业外培训，通常是让员工参加短期培训课程或者由培训机构组织的讨论。职业外培训充当补充的角色，使得培训更有效。
培训并非员工的专利，管理者和专家同样经历大量培训和学习。从对企业的介绍开始，接着花1年甚至更久在不同部门工作。例如，制造行业特别关注在产品和市场营销方面的经历。此外，在日本企业里，员工发展与人力资源和公司策略和好的结合(Ray，2002)。只有人力资源和公司策略一致了，也就是说内外和谐了，这才能提高员工甚至企业的发展。
(3)强调不断学习
全球化竞争需要更高的劳动力市场灵活性，而不断学习是使得灵活性得以实现的适应性过程(Edwards，1997，p27)。很明显，灵活性，不断提高，不断创新为知识经济所驱使。一些评论家提出这种不断提升知识和技能的趋势会导致学习型组织或以知识为基础的组织的出现(Senge，1 990；Nonaka，1991，Pedler et a1．，1997 and Dixon，2000)。在该组织内部存在对灵活性的不断需求，而知识的创造需要学习和人力资源的发展。
日本企业的主要文化是不断发展伴随高水平的基础教育，以及鼓励学习和使用标准的解决问题的技能。不仅仅是员工，连监督者和管理者也不断接受培训成为新的工作角色(Hayes et a1．，1984)。此外，工作场所被看作主要能力开发的地方。 转贴于
(4)职业标准和合格模式
为了提高员工的职业能力，除了提供职业教育和培训，学习机会，评估员工的技能并鼓励他们看清他们努力的结果也是至关重要的。于是，日本政府加强使用国家技能测试和资格系统(Harrison and Kesssels，2004)。该系统主要用于私立企业。
KITAURA(1996)在他著作中提出了三种测试系统(贸易技能测试系统，授权给私立部门的贸易技能测试系统，公司内部的贸易技能测试)。
贸易技能测试系统一有政府实施用来证明员工的职业能力。根据其效率，该测试被分为特极，一级，二级，三级，基础1和基础2，由高到低的顺序。
授权给私立部门的贸易技能测试系统一劳工部授权私立的非营利性公司实施贸易技能测试。该测试能评估和证明职业知识和技能。
公司内部的贸易技能测试一也是由劳动部授权。该测试能评估与公司本身相关的必须能力。
然而中国的培训和发展机构还处于购建阶段。Xie and Wu(2001：)总结了与培训和发展有关的法律和法规－1986义务教育法，职业教育法1996，1996劳动保障体系，职业能力评估体系和职业资格证书体系。
义务教育法1986－人们必须进行9年义务教育。
职业教育法1996－该法律陈述职业教育费用占劳动者总收入的1.5％的需交税。
劳动保障体系1996－该体系用于毕业于初高中为能经历高等教育的人群。他们会给予1－3年的职业教育或培训，在此后能获得职业资格证书。
职业能力评估体系和职业资格证书体系一有61种类型的技能工作需要职业资格证书。超过3000个机构能提供职业能力评估。
这些证明在职业标准和资格体系，中国和日本存在很大不同。日本的系统已成熟，且政府更重视员工在企业中的发展。相反的，中国政府在认识到职业教育培训机制的重要性上落后于日本，于是相关法律和法规仍然薄弱还处于构建时期。并且中国更多重视基础教育和培训。
三、日本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与独立的公司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带来了一个以经济和知识为基础的无国界的世界，带来了一个以全球经济和知识发展为中心的统一的市场。许多国家认识到人力资源发展在知识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位置。象日本公司已经开始新的战略，该战略强调创新，知识创造，产品增值和公司利益(Konno，1996，Nonaka and Takeuchi，1995)。日本劳动部为大众提供职业培训，支持职业能力发展，建立相关体系用以评价职业能力和提升公司内部的人力资源发展。
索尼是日本的跨国企业，世界上最大的一家媒体多种经营的联合大企业，有着68.39亿万美元的收入(2006)，公司总部在MINATO，TOKYO(Sony，2007)。统一和灵活的人力资源发展系统使得索尼占据如今的地位很多年。被职业教育和培训体制的特定因素所影响的战略性人力资源发展系统以建立吸引人的工作场所为目标，最终能鼓舞所有索尼员工发挥其创造潜能。
在培训方面，索尼为员工组织了不同水平的培训项目。日本的索尼公司加强其技术培训用于共享关键技术的信息，并培养尖端技术优势。根据索尼官方网站提供的信息，索尼提供生产力提高技术课程，该课程强调索尼的传统工艺，并加强员工在工作场所的实际能力。从财政2003起，日本索尼就已经提供了管理基础，一种培训项目来巩固管理者发展下属技能的能力。这些都表明了索尼认识到了提供培训是提高人力资源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培训过程中，索尼也致力于创造学习环境用于激励员工追求新的挑战。正如索尼1966年提出的内部开放性雇佣系统，索尼同样尊重员工追求新的热情，使得公司适才适用(Sony2，2007)。
此外，据报道索尼在2006年3月31日，集合销售和运行收入比前一年增长了4.4个百分点，达到7475.4亿万日元(1美元=117日元)。收入的高增长与人力资源的发展有着紧密的关系，并且为索尼建立了很好的品牌形象，好的品牌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索尼充分运用培训，学习来提高和加快人力资源发展。确实，它获得的远超出想象。在索尼创造有效的工作环境来发展人力资源的同时，个人获取的技能，工作方式和义务责任给公司带来额外的利益。
我国产业逐步升级，劳动力发生巨大改变，许多产业不再依靠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企业经济逐渐工业化、城镇化。低素质农民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社会出现剩余劳动力，不利于社会进步与发展。要想面对新时期市场经济挑战和竞争就要提高农民主体素质，加强农民职业教育培训，让农民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减少剩余劳动力，实现农民顺利就业，在农村形成新型农民主力军，参与市场竞争。
2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情况
2.1教育资金不足
国家在农村教育上着重对农业职业学校和农业高校的建设上，对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投入资金较少。由于教育资金不足，一些先进新型的教学设备和农业生产设备无法引进农村，农业职业教育培训不能进行。有的农村没有教育培训场地，教育供给能力不足，教育缺乏条件，农民职业教育无法实现[2]。
2.2农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不完善
许多农村教育培训思想不够明确，不了解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主要性，对教育培训缺乏研究，造成教育培训体系不完善，教学方式单一，教学内容落后。培训课堂只传授理论知识，不提供实践操作机会，农民无法听懂，影响教育培训效果。再加上教育培训资金相对紧缺，职业教育没有实践场地，缺少项目带动和支持，职业教育成果不明显。
2.3农民职业教育培训认识不足
在教育体系中，农民职业教育地位低，是教育中被人遗忘的角落。普通农民收入低，不能支付教育培训经费。有的农村地区实行职业教育培训，但是教师文化素质不高，对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作用认识不够，在教学上敷衍了事，没有起到实际教学作用。而大多农民有自己的家庭事业，生活事情繁多，无暇理会职业教育培训，在课堂上只是走形式，并且农民年龄偏大，接受知识水平能力有限，对于现代技术知识不能理解运用，职业教育培训不能起到实质性作用。
3加强农民职业教育培训，建设新型农民主力军的有效措施
3.1政府加大新型农民主力军支持力度
首先要加大农民职业教育资金，使农民职业教育有充足的资金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和教学设施，建立培训实习基地，改善教学条件。另一方面政府要吸引高技术人才对农民进行教学，参与农村生产建设，形成新型农民主力军团队，发挥新型农民主力军在农村中的作用[3]。
3.2完善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
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主要有三个方面，分别是决策体系、执行体系、培训体系。决策体系组织和协调农民职业教育培训工作，筹集教育资金，科学合理制定教学目标。执行体系统筹协调教育培训资源和培训项目，建设教育规划，培训中通过各种方式给农民提供实践操作场地，在教学中对教师和农民进行监督管理，彻底贯彻执行职业教育方针。加强培训服务体系建设，积极与全国各大农业高校建立联系，互相合作，为农民职业教育提供学习条件和氛围，实施各项教育跟踪指导和服务。
3.3建立符合农村特点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
农村经济发展比较缓慢，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脱节。一些农民文化程度不高，职业教育培训认识不足，大多农民完成义务教育之后就在家务农，有的农民虽然走出农村，但也是到附近城镇打工，不能融入经济活动当中。职业教育要针对农民现状进行培训。政府要制定一些保护和激励政策，支持、保护农民职业教学培训体系，在农民中树立杰出企业家典范，调动农民职业教育学习积极性，使农民努力学习，安心学习，培养新型农民[4]。
4结语
[关键词] 劳务派遣；派遣类员工；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上海市
[中图分类号] C9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6-0863（2013）02-0052-06
一、问题的提出
劳务派遣（Labor dispatch）是指劳务派遣机构根据用工单位的需求，招聘合适劳动力并派遣至用工单位工作。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大批外商投资机构进驻中国，因其无法直接雇用中方员工，只能通过中介机构间接聘用员工，从而催生了劳务派遣。近年来，劳务派遣的范围不断扩大，已逐渐成为我国人力资源配置的一个基本途径。以上海市为例，2003 年劳务派遣工占上海各企业全部用工人数的28.3%，2006 年上升至33.8%，2007 年为38.3%，2008 年达到39.7%，截止 2010年，派遣类员工已经超过100万[1]，并形成以外资（合资）企业为主体，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为补充，机关事业单位改制为增长点的劳务派遣市场格局。[2]
在劳务派遣用工形式中，派遣类员工处于相对被动地位，他们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这不仅会导致潜在的劳动力浪费和可能的消极就业，而且不利于劳动力诚信流动与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对此，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关于派遣类员工职业教育与培训问题的成因。贾燕等的调查显示，许多用工单位认为劳务派遣是“只用人不养人”且流动性大，因此忽视了人才培养的系统性和周期长的特点[3]；王萍等运用李克特量表对杭州中小企业的劳务派遣状况进行了调查，发现派遣类员工对“及时对派遣人员进行培训”等的满意度仅为3.67，最主要的原因是单位忽视甚至无视这项工作[4]；夏学贤等指出，由于派遣类员工的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使得用工单位有可能消极对待其岗位配置、教育培训和职业生涯管理等方面的责任，导致派遣类员工难以形成正常的职业生涯，无法实现对职业稳定的期望；派遣机构将劳动力使用权让渡以后，又可能推脱对人力资源的再投资，而只侧重行政和事务性管理，由于派遣工作不稳定，派遣员工无法有计划地学习、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很难在派遣工作中得到充分的技能训练。[5]
第二，关于满足派遣类员工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的主要途径。马昌定提出加强教育培训，努力提高职业素质，对一些在高风险岗位从业的派遣类员工，要进行安全生产知识和业务操作规程方面的培训，使他们具备保证安全生产的技能，并开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及遵纪守法和职业道德方面的教育[6]；万建忠指出，需要鼓励从事辅岗位工作的派遣类员工不断学习和成长，鼓励这一群体参加学历教育和职称考试，提升自身素质，建立员工不断成长的职业生涯机制[7]；山东省人才服务中心总结了本省的一些做法，即对派遣人员进行有目标的培训和有计划的储备，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派遣类员工培训，整合教育资源，完善培训教育体系，建立政府、企业、学校、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共同参与的社会化培训机制[8]；王木春认为，针对派遣类员工的培训必须关注员工工作技能与客户公司需求的匹配，同时应具有前瞻性，要在技能培训软件的基础上，开发专门针对员工交流、谈判、创意等“软能力”的培训课程等等，提升派遣类员工的综合能力。[9]
本文对于已有文献的主要贡献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拓展了派遣类员工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的研究视角。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缺失是劳务派遣过程中存在的普遍现象，是三方力量不均衡博弈的结果，本文拟超越部门、行业的局限，从派遣类员工的需求角度出发，研究满足其职业发展预期、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有效路径；二是将理论分析与实证调查、政策设计三者有机结合，强化对劳务派遣这一现实问题的学理分析，与调查结果共同作为政策建议的主要依据。因此，本文以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为切入点，以上海地区为实证调查范围，深入探讨派遣类员工在职业教育与培训等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应对之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政策价值。除本部分外，本文的结构安排是：第二部分进行学理分析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进行研究设计，第四部分对实证调查结果进行数据分析，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与局限。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根据《劳动合同法》，劳务派遣机构（用人单位）与派遣类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同时，派遣机构与被派遣单位（用工单位）签订协议或商业契约，其中，劳务派遣机构负责派遣类员工的薪酬发放、社保缴纳、劳动纠纷处理等管理工作。因此，劳务派遣的基本结构是由两个合同和三方当事人组成。三方当事人分别为用人单位、用工单位和派遣类员工，两个契约合同分别是用人单位与用工单位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及用人单位与派遣类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三方当事人构成了劳务派遣的核心框架，派遣类员工与劳务派遣机构之间的关系是劳动人事关系，用工单位与用人单位是租赁关系，派遣类员工与用工单位是工作服务关系。但这种形式上的公平合理背后却隐含着博弈三方之间的权益失衡，由于派遣类员工的地位非常被动与脆弱，个人权益成为了被博弈的对象，其中，职业教育与培训权益普遍被忽略。
职业教育与培训是增强职工从业能力、提高职业素质和技能的重要途径，《职业教育与培训法》和《就业促进法》的相关条款分别对职工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周期、组织机制、经费额度等进行了具体规定，但用人单位不用工，用工单位不用人，使相关规定无法得到有效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四十七条明确规定：“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职工教育经费，对劳动者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和继续教育培训。”据此，《上海市职业教育与培训条例》进一步规定：“企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1.5%足额提取职业培训经费；职工技术素质要求高、培训任务重、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可以按照2.5%提取，列入成本开支。”关键在于：派遣类员工是否属于用工单位的职工范畴？这主要由用工单位自主决定，多数用工单位通常忽略了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从而影响到他们的职业规划，并成为影响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诱因。
（一）派遣类员工的个体特征
派遣类员工的个体特征主要包括性别、来源地及年龄。在当前中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不同性别、年龄及来源地的员工均面临着专业技能的适应与提升问题，并且对于职业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心理需求。范融（2011）主要介绍了80后、90后劳务派遣工（包括异地派遣工）对劳动关系、工作环境、劳动报酬的对等性的关注等问题，认为提升技能是这一年龄段派遣类员工需求变化的第三阶段。[10]尤其对于年轻一代而言，更加需要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适应异地工作环境，以及劳动力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的态势。由此，提出本文的假设：
假设1： 派遣类员工的性别、年龄、来源地等个体特征与其职业教育及培训需求呈相关关系。
（二）派遣类员工的学历特征
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务派遣仅限于临时性、辅、替代性岗位。但事实上，吴如巧等的研究显示，劳务派遣已经开始向高学历人群延伸[11]，这使劳务派遣问题更趋复杂。总体上来看，低学历、低技能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有限，更加需要借助于各种职业教育与培训，提高自身的职业能力和适应性。张贞启认为，派遣类员工的培训非常重要，并且在实际的培训安排过程中，需要考虑到这一群体的年龄及文化程度等因素。[12]由此，提出本文的假设：
假设2： 派遣类员工的学历（技能）层次越低，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越强。
（三）派遣类员工的派遣年限
派遣类员工作为特殊的从业群体，不仅需要适应相对特殊的从业身份，而且需要不断熟悉和应对模糊的法律规定所隐含的潜在风险，加强就业保护。相对而言，被派遣时间较短的员工更需要加大法律知识的学习和掌握，并且更需要积累职业技能，使自己能在相对不稳定的就业状态中获得一定的稳定感。周玉成等分析了较长派遣年限的员工在业务方面的优势，认为派遣年限直接影响到这一群体的职业发展需求。[13]由此，提出本文的假设：
假设3：员工被派遣的年限越短，越需要进行职业教育与培训。
（四）派遣类员工的单位性质
劳务派遣是我国劳动力市场化进程的产物，但在体制内与体制外的政策效应不同，派遣类员工在用工单位普遍面临着“差序格局”的困境。[14]倪宝贵等的研究显示，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党政机构等在使用派遣类员工过程中，具有相对稳定的工资与福利保障体系及专业、规范的人事管理，能在一定程度上为派遣类员工提供稳定的就业环境和较好的就业预期[15]，但体制外的一些中小型私营企业不仅难以保障用工的规范与安全，而且时常通过规避法律风险、逃避法律责任等，加大派遣类员工的工作风险和心理成本。由此，提出本文的假设：
假设4：党政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的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需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而体制外的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更为强烈。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2011年3月至5月，在共青团上海市委、上海市编办等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下，面向在沪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的派遣类员工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工作。调查对象的基本界定：一是中专（技校）以上学历，或者拥有至少一种职业技术资格证书；二是与派遣机构签订两年以上劳动合同，并在沪实际工作超过半年（即为常住人口）；三是60周岁以下。调查历时3个月，采取分层抽样的方法，以实名制纸质问卷调查为主，辅之以个案分析、重点访谈、座谈会等形式，对上海地区的派遣类员工及用工单位进行了大规模实证调查。其中，面向派遣类员工发放问卷803份，回收791份，剔除废卷及空白卷24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767份，有效回收率为95.52%。有效样本分布基本符合上海市派遣类员工的行业（部门）分布现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变量选取与定义
在上述调查数据及已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拟从派遣类员工的个体特征、学历（技能）层次、派遣年限、用工单位性质等维度着手，重点了解其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我国劳务派遣制度的优化提供依据。根据变量在模型中发挥的作用差异，本项研究将纳入模型的变量分为“因变量”与“自变量”两大类别。如表1所示，“因变量”即“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该变量为二分类变量，取值“0”表示“没有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取值“1”表示“有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纳入模型的“自变量”包括下述四个维度：
1.个体特征维度
派遣类员工的“性别”为二分类变量，取值为“男”与“女”，以女性群体为参照组；“来源地”为二分类变量，取值为“上海本市员工”与“外省市来沪员工”，本研究以“上海本市员工”群体为参照组；“年龄”为定序变量，取值依次为“29岁及以下”、“30-39岁”及“40岁及以上”，以“40岁及以上”的员工群体为参照组。
2.学历（技能）维度
“学历（技能）”为定序变量，取值依次为“本科及以上”、“大专”及“中专/技校及以下”，以“中专/技校及以下”的员工群体为参照组，并对相关数据进行整理，以便获得该维度的总体考察结果。
3.连续派遣年限维度
“连续派遣年限”为定序变量，取值分别为“5年以下”与“5年及以上”，以派遣年限在“5年以下”的员工群体为参照组。
4.用工单位性质维度
“用工单位性质”为定类变量，取值分别为“党政机构与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及“私营/外资企业”，以“私营/外资企业”的派遣类员工群体为参照组。
（二）交互分析
从767份有效样本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的覆盖面来看，61.9%的受访者表示没有此类需求，另有38.1%的受访者明确表示有相关需求。现根据研究假设，将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与其个体特征、学历（技能）、接受劳务派遣的年限、用工单位的性质分别进行交互分析，以便进一步了解上述自变量对派遣类员工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的影响程度。
个体特征与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从性别来看，如表3所示，36.4%的女性派遣工有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略低于男性派遣工的有效需求比例（39.2%），但差别不大。
从来源地来看，在沪各单位的派遣类员工中，上海本市员工与外省市来沪员工的比例为三比一，由表4可见，上海本市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为33.1%，而外省市来沪员工的相关需求为42.6%，明显高于前者，反映出异地派遣类员工对职业教育与培训具有更强的需求与期望。
从年龄来看，如表5所示，29岁以下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比例为44.2%，40岁以上员工的需求比例为35.9%，而30—39岁年龄段的这一需求仅为25.7%。显然，80后一代最期望得到相关教育与培训，以提高自身的职业素质和就业竞争力。
学历（技能）层次与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由于我国普遍存在滥用劳务派遣现象，大量劳务派遣岗位并不属于《劳动合同法》所规定的临时性、辅、替代性职位范畴，从而使派遣类员工的学历（技能）层次呈现多样化趋势。如表6所示，中专/技校水平（技能）者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比例最高，达到47.2%，大专学历者的这一比例为34.1%，本科以上学历者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最低，仅为23.5%，三类群体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存在明显递减趋势。
连续派遣年限与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通常而言，连续接受派遣时间越长，业务越熟悉，对劳务派遣流程及风险的了解越多。统计结果如表7所示，连续接受派遣不足5年者的教育培训需求比例为43.3%，而连续接受派遣5年以上者的比例仅为23.9%。
用工单位性质与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在调查过程中，按照单位性质，将用工单位分为党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私营/外资企业三类。统计结果如表8所示，私营/外资企业中派遣类员工的职、教育与培训需求最高，达到42.3%，党政事业单位派遣类员工的比例为37.2%，而国有企业派遣类员工的需求比例为36.8%。显然，在不同性质的用工单位中，派遣类员工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需求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从表9可见，第一，派遣类员工的个体特征主要包括性别、来源地与年龄三项指标，从性别差异来看，Pr=0.336>0.1，男性与女性之间在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方面没有显著差别；从来源地来看，Pr=0.231>0.1，上海本市员工与外省市来沪员工在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方面没有显著差别；从年龄段来看，相对于“40岁及以上”群体，“30-39岁”群体在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方面与之无显著差别（Pr=0.234>0.1），“29岁及以下”群体则与之有显著差别（Pr=0.006
第二，从派遣类员工的学历（技能）层次来看，“大专”学历派遣类员工在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方面与“中专/技校”派遣类员工有显著差别，Pr=0.00
第三，从连续接受劳务派遣的年限来看，“5年及以上”群体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与“5年以下”群体存在显著差别，Pr=0.044
第四，从用工单位性质来看，“国有企业”派遣类员工在职业教育与培训方面的需求与“私营/外资企业”群体存在显著差别，Pr=0.0920.1。假设4得到局部性验证。
五、研究结论与局限
劳务派遣起源于西方，但中国的劳务派遣是经济体制转轨阶段逐步分离用人权与用工权的一种特殊用工形式，这就意味着相关的政策设计不能单纯从劳动管理的角度着手，而必须充分考虑到用人与管人两者分离背景下规避风险、逃避责任的可能性。就职业教育与培训而言，由于用人单位与用工单位相互推卸责任，使处于被动地位、面临就业压力的派遣类员工无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因此，在防范上述问题、为派遣类员工提供必要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职业教育与培训是劳动力市场配置的基本内容，也是市场化条件下所有适龄劳动力的基本权益，相关政策法规不能沿袭部门、行业立法的传统，而必须从劳动力权力主体的平等地位与实际需求出发，使所有劳动者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权益能够得到法律和制度保障。
第二，职业教育与培训是提高劳动技能和劳动者素质的重要途径，也是增强地方人力资源市场吸引力的主要手段，相关执法部门和地方政府必须拓宽视野、提高认识，充分意识到职业教育与培训工作在规范劳务派遣用工形式、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促进劳务派遣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职业教育与培训是相关法律法规赋予员工、包括派遣类员工的合法权益，《劳动合同法》、《职业教育法》等上位法均对此作了明确规定，但很多单位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相关规定，这就要求有关管理部门加大执法力度，协助派遣类员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逐步改变这一群体在三方博弈中的显著弱势地位。
简言之，基于用人权与用工权分离的劳务派遣政策所衍生的二元现象将成为我国就业形态多元化发展的主要趋势，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仍面临着诸多制约，需要在适度限制劳务派遣规模、规范派遣流程的同时，规定和落实用人单位、用工单位在职业教育与培训方面的责任分工，力求满足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
本文的研究局限在于：（1）由于劳务派遣形式多样，在一些地方存在逆向派遣甚至非法派遣现象，加之少数用工单位不愿意配合调查，样本采集只能面向具有合法身份的派遣类员工，无法涵盖不规范用工甚至非法用工现象；（2）本文仅以派遣类员工超过100万的上海市作为实证调查地点，某些统计结果难免带有一定的地域性特征，中西部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等还会遇到一些不同情况。总之，鉴于取样过程的复杂性，以及样本总量的不足，只能从一定程度上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需要进一步克服调查本身的某些局限性，以期更为全面、准确地反映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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