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05 08:5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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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研究口译，分析了语言文化与口译的关系，并举例说明了口译中存在的文化障碍，指出培养译员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跨文化意识有助于提高口译质量。
一、口译与文化
口译是译员运用其双语或多语能力，为处于不同语言文化的人们之间的沟通所提供的一种服务。口译的效果主要取决于译员的语言水平和文化素质。译员不仅要精通原语和译语两种语言，还要了解这两种文化，并具备处理文化差异的能力，否则会直接影响口译的效果。正如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王佐良先生（1989：18-19）所说：“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人们全说：他必须掌握两种语言；确实如此，但是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不是说一个大概的了解，而是要了解使用这一语言的人民的过去与现在，这就包括了历史、动态、风俗习惯、经济基础、情感生活、哲学思想、科技成就、政治和社会组织等等，而且了解得越细致、越深入越好。同样，译者还得深入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不仅如此，他还要不断地把两种文化加以比较。他在寻找与原文相当的‘对等词’的过程中，就要作一番比较，因为真正的对等应该是在各自文化里的含义、作用、范围、情感色彩、影响等等都相当。”
二、口译中的文化障碍
文化间的共性为跨文化交流提供了可能。但不同语言文化的人们在价值观、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所存在的差异，则为交流造成了不少障碍。
由于文化的社会和民族属性，为一种文化所独有的风俗习惯或价值观，可能会不被另一文化集团的成员所理解和接受。口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在这一交流过程中，译员最直接地接触不同文化的信息，必须能迅速准确地表述交际双方的意图，如果口译者不了解文化差异，会导致译语无法为部分不熟知该文化背景的听众所理解，从而使交际双方难以沟通，甚至产生误解，导致交际失败。
一般来说，口译中的文化障碍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2.1文化意象的差异
文化意象是不同民族或社团文化中约定俗成的认知模式。文化意象不断出现在各民族的语言里，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符号，带有丰富的寓意、深远的联想，以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向人们展示了该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在翻译过程中，如果对文化意象的民族差异处理不当，就会造成文化意象的错位，产生误译（林新华，2005：183）。
如在汉语里，龙、凤都是吉祥如意的代名词，因为“龙”在中国文化中是皇帝的代表，是高尚、神圣的象征，威力无穷，神通广大。而凤凰则是传说中的百鸟之王，象征着祥瑞的意思。但在英美文化中，dragon是凶残肆虐的怪物，凶恶可怕的象征。phoenix是传说中的一种神鸟，在阿拉伯沙漠中生活五六百年后自我焚化，并由此得到再生，phoenix在英语中引起的文化意象是“再生”。因而在翻译“龙凤呈祥”、“望子成龙”等词时，要增加相应解释，以弥补文化意象上的差异。
2.2思维认知的差异
人们感知、认识周围世界的方式和角度是有差异的，体现在语言上就是对同一事物表达习惯的不同。
中英思维差异在对时间、地点、方位和度量衡的表述上均有体现。例如表示方位的词“东北、西北、东南、西南”所对应的英语为northeast，northwest，southeast，southwest。
在时空和地点的表达上，中国人习惯从大到小，欧美人则习惯从小到大。例如，2008年1月26日用英语表示就是26th，January，2008；而广西南宁市民族大道1号则是No.1Mingzu Avenue，Nanning，Guangxi.
汉语计数是以十进位，而在英语中数字是以千进位。
思维认知的诸多差异给口译增加了不少障碍，而初学者也往往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去调节适应。
2.3价值观的差异
美国学者罗基切（M.Rokeach）认为，价值观是人们关于什么是最好的行为一套持久的信念，或是依重要性程度而排列的一种信念体系。（转引自关世杰，1995：154）。价值观是文化构成的深层因素，它既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社会文化因素在人们心中长期渗透、积淀的结果。中国文化是集体取向的文化，讲求集体主义，因而崇尚谦虚。而英美文化倡导个人主义，强调突出自身价值。因此，当受到赞美时，中国人会倾向于将功劳归于大家。而英美人则直接说“谢谢”。
中国有过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在封建宗法社会里，人们高度重视血缘关系，十分强调等级差距，大力倡导长幼有别、尊卑有序，因此，称谓词区分得详细而严格。但是英语中却没有这种习惯，西方人习惯于直呼姓名，凸显出追求人人平等的西方人文理想。这种语言现象的不同反映了中外文化的差异。
2.4历史文化典故的口译
英语和汉语中都有一部分成语源于各自的寓言或历史典故，包含特定的人名和地名。这类成语如果按照字面直译，译语读者通常无法理解。如果加上许多解释，又失去了成语的精练特色，所以成为翻译中的难题。
例如成语“毛遂自荐”，源自《史记·平原君列传》，讲的是秦军围攻赵国都城邯郸时，平原君门下食客毛遂自荐同往楚国求救，并说服楚王派兵救赵这一典故。
再如“The Heel of Achilles”源自希腊神话故事，指的是阿基里斯的唯一要害——没有沾到冥河圣水的脚踵。在特洛伊战争中，阿基里斯特洛被伊王子帕里斯用暗箭射中他的脚踵，负伤而死。因此英语文化中便有了the heel of Achilles这一典故，用来比喻人或事物的唯一致命弱点。
中西文化中类似这样的典故数不胜数，在翻译时，我们可以采用意译加注的方法，这样可以在保证理解的前提下，使相关文化得到传播。
三、译员的跨文化交际
口译是一项复杂的跨文化交际活动，它包含复杂的认知、心理与情感过程。成功口译离不开译员的语言能力、社会文化能力、情景交际能力及交际策略能力，也需要其具备跨文化交际意识。
3.1跨文化交际能力
1966年，美国社会语言学家Hymes首次提出“交际能力”的概念。他认为一个人的语言能力不仅表现在他是否能造出合乎语法的句子，而且还表现在他能否在一定的场合和情境中使用恰当的语言形式，这就是语言交际能力。交际能力包括四个方面：1.语法性，即辨清句子是否合乎语法的能力；2.可接受性，即懂得哪些句子可以被人们接受的能力；3.得体性，即懂得哪些话是恰当的能力；4.现实性，即懂得哪些话是常用的能力。（转引自贾玉新，1997）
对于口译员来说，跨文化交际能力就是指能用合乎语法的语言，用听众所能接受的难易程度、恰当的表达方式及用词将原语包含的意义传达出来。
3.2跨文化意识
口译时译员要进行多方面信息的分析综合，而跨文化意识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小视。
对于口译者来讲，跨文化意识是指在跨文化交际中，译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的一种认知标准和调节方法，或者说它指的是口译者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判断能力（赵军峰、蒋楠，1998：29）。
一旦译员具备了跨文化意识，他就可以使译语不受或少受文化差异的负面影响，从而更好地驾驭语言，为两种文化牵线搭桥，得体和准确地传达信息。同时，具备跨文化意识的译者，还可以更好地考虑交际的需要，主动弥补说话人表达的失误与缺陷，尤其是当其意识到交际双方冲突的症结所在时，就能在口译中起修复的作用，缓和冲突，帮助双方建立成功的跨文化交际。
四、结语
本文分析说明了文化因素在口译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并对影响口译的一些文化障碍进行了分析，指出译员所具备的有助于提高口译效果，因此，译员或有志于从事口译的学生应有意识地进行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跨文化意识，以促进不同文化间的沟通和交流。
参考文献：
［1］包惠南，包昂.中国文化与汉英翻译［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4.
［2］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提高涉外交流能力的学问［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3］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4］林新华.文学翻译与语义认知［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论文关键词：翻译 文化意识 文化与思维
1．引言
朱光潜先生认为，外国文学中的联想意义在翻译中最难处理。因为它在文学语境中有其特殊的含义，这种含义在词典中是查不到的，但对于文学来说却又十分重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了解一国的风俗习惯和历史文化背景，否则在做翻译的时候就会有无法下手的感觉。(朱光潜，1996：184)。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1871)一书中，首次把文化作为一个概念提了出来，并表述为：“文化是一种复杂，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作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可见文化的覆盖面很广，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语言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反映出一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
翻译之所以不那么容易，乃是因为语言反映文化，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并受文化的制约。一旦语言进人交际，便存在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和表达问题。这就要求译者不但要有双语能力，而且要有双文化乃至多元文化的知识，特别是要对两种语言的民族心理意识、文化形成过程、历史习俗传统、宗教文化及地域风貌特性等一系列互变因素均有一定的了解。正是以上这些互变因素，英汉民族的语言文化才体现出各自特有的民族色彩。
2．影响翻译的文化元素
2．1宗教
大家都知道，《圣经》在西方的文化生活中扮演着源头的角色。相关数据表明：绝大多数的美国人仍然信信仰宗教。而中国人则长期受到儒家学说的影响，即使在中国广为流传的佛教，也是一种受到深刻世俗影响的多神论，这就不同于西方人大一统的一神论宗教观念。中国人信仰佛教·道教，在语言中就有“玉帝”、“佛祖’’等词语，而西方则人信仰基督教，所以就有“上帝”一词。汉语中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英语中就有两种不同的译法，即“Manpropose，Heavendisposes”；或者是‘‘ManDropose，Goddisposes”。它们的差异就在于对“天”字的不同翻译。“天”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具有浓厚的佛教·道教色彩，而“God”则具有明显的基督教色彩。后者的归化变译法固然利于西方读者的理解与接受，但不利于“天”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内涵的传播。英语深受宗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些成语中，如ItsinGodshands(听天由命)等。翻译中对于宗教知识的掌握是十分必要的。以汉语中的“临时抱佛脚”这个成语为例，如果简单地翻译成“toembraceBuddha’Sfeetinone’S hourofneed”就会让西方读者感到奇怪，为什么在有需要时要抱佛主的脚呢?这样做有什么用呢?如果我们稍加处理的话，西方读者理解起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toembraceBuddha’sfeetinone’shourofneed——seek help atthelastmoment”。(包惠南，2003：20)。
2．2文化心理
由于不同的民族使用的语言是不一样的，而且它们的历史和文化也是各不相同的。所以各个民族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在各具特色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色。这对一个民族的心理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历史文化的不同主要在一些历史典故以及许多忌讳和好恶的差异上得到体现。以数字“9”为例。这个数字在中国古代的意义很特别，因为它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意义：即九九归一，一统天下之义。而“4”这个数字由于和汉语中的“死”读音相近，所以很多人现在还是不喜欢这个数字，尤其是电话号码。相当多的人不愿意要以“4”为尾号的号码。至于“8”这个数字由于与发财的“发”谐音而深受一些人的热捧。而在西方人的意识里，4、8和9只是极普通的自然数符号，并不具备这些特殊的意义。众所周知，在西方人的眼里“’是个不吉利的数字，意指运气不好。所以在西方座位没有13号，楼房没有l3层等等。但在中国，这个数字却没有这种特殊的意义。对这些非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文化内涵，译者只有在深入了解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之后才能够准确把握。(包惠南，2003：9)。
只要谈到中国文化，人们总会自然而然的想到“龙”字。因为在封建初会里，中国古代的帝王总把自己描述成龙的化身，自封为“真龙天子”以达到奴役思想、驯服百姓、巩固政权、安邦治国的目的。而老百姓则把龙当作自己的神灵来加以崇拜，称自己是龙的传人，祈求这个神灵之兽的保佑。因而“龙”就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图腾，是精神的象征，凝聚力的标志。于是汉语中就有了很多由“龙”字组成的表示美好形象的词语。如望子成龙，龙飞凤舞，龙凤呈祥，龙腾虎跃，龙骧虎步，画龙点睛，龙子龙孙等美好形象。正因如此，中国的文化也就有了“龙的文化”的美誉。但在西方人看来，“龙”却是另外一种形象，即“alargeiferce fabulousanimalwith wings and a long tail，a crested head andenoYITIOUSclaws，thatcanbreatheoutifre．”(一种体型庞大，长有双翼，顶有花纹，脚掌巨大的怪物)。所以把“望子成龙”翻译成“expectone’S childtobecomeadragon”，西方人见了不仅觉得奇怪，而且绝对不会让他们的孩子成为dragon的。因此，为了避免引起误解，我们可以把这个成语译为longtoseeone’schildsucceedinlife。
2．3思维方式
不同的地域、生理、心理以及文化差异会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特别是文化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思维方式的差异。翻译工作者在进行英汉之间的翻译时，要越过东西方文化之间的障碍，准确的把握两种思维模式之间的差异。
擅长形象思维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特点，他们习惯于把事物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西方人却长于逻辑思维，他们的思维方式是线性的，把事物看成是由各个不同的部分组成的，哪个部分出了问题就处理哪个部分。中医和西医之间的差异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中医强调整体上的辨证施治，而西医却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贾玉新，1997：98—100)。
第一，从语句的衔接方式来说，英语多用形合法(hypotaxis)，即在句法形式上使用连接词语将句子(或分句)连接起来；而汉语多用意合法(Darataxis)，即靠意义上的衔接而不是依赖连接词。
英语语法相当严密，注重形合，外形严谨．各个句子、语段或段落一般由一些功能词和某些特定的短语、分句进行连接。这些功能词和短语可以表示不同的功能或意念，如因果、比较、让步、条件、转折等。在主从复合句中，各个分句层次分明，从句必须由主从连词来引导。而在并列句中，并列的分句通常由一些标点符号来连接。我们都知道，汉语是重意合的，很多句子或分句之间不分主次关系，只是通过意义来进行衔接，连接词用得很少。试比较下列的句子：
It is SO COO1thatwe decide to go outfor awalk．天气凉爽，我们决定出去散步。
As water can lfoata ship，SO can it swallowtheship．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W herethereisawill，there isaway．有志者事竞成。(沈素萍等，2007：27—28)。
第二，整体思维和个体思维之间的差异。中国文化强调整体思维模式，从古到今都十分重视和谐与统一。“和为贵”就是这种思想的很好的体现。
因此，在汉语中作为行为主体的主语，通常会被省略，也就是常说的无主句。但西方的文化却大不一样，它强调的是主体和客体的对立。在语言上的体现就是所谓的主谓两分。除了祈使句以外，每一个英语句子都要有主语，否则这个句子就是不完整的。因此，在进行英汉互译时，很多汉语句子需要我们根据具体的语境为它们添加主语。例如，眼看天就要下雨，又没有带雨伞，都很关着急，真不知该去哪里。
Itisraining；wedonothavenoumbrellawithUS．Weareallworried aboutit，becausewedonotknow wheretogoatthe moment．
我们可以看到，原句的描述没有一个词是可以做主语，但在这里，根据上下文的语境以及特定的环境，在译成英语的时候，分别添加了it和we作为不同分句的主语，这样就使当事者的心态与当时的环境很好的融为一体，完全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添加了主语以后，就符合英语的句子必须要有一个主语的要求，也，就符合欧美文化中的所谓主观和客观分离的思维模式。整个译语显得结构完整，层次分明。
2．4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对各地的气候有着很大的影响，同时对当地人们所使用的语言以及词语的含义也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例如汉语中的“东风”一词和英文中的“eastwind”一词，虽然从字面上来看是相对应的，但它们的内涵却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地形的特点是：西临高山，东面却是海洋，在中国人意识中，“东风”喻指“春天”，象征着“温暖”。但在英国，“东风”却是从欧洲大陆北部吹来的，在英国人的心中，是“寒冷”的标志。而“西风”却从大西洋吹来，和中国的“东风”有着同样的象征意义。因此，英国人更爱“西风”。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那首广为流传的Odetothe West Wind(《西风颂》)的最后千古的名句就表达了西风的美好含义：“O，wind，if Winter comes，canSpringbefarbehind?”(啊，西风，假如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吗?)当然不作注释，中国的读者是不会理解的，甚至会造成误解。
再比如，老鼠在汉语中的形象是不太好的，像“硕鼠”之喻人尽皆知，更有“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之说”。但在西方的影视作品里却有许多可爱的老鼠形象，例如《猫和老鼠》里的Jen-y1_：2及《精灵鼠小弟》里的Stuard等，深受人们的喜爱。老鼠在中外文化中也有相通之处。例如，汉语中“胆小如鼠”，和西方文化中的"astimidasahare”的表达法则是相同的。(hare是兔子，西方人认为兔子胆小)。(李小园，2008)。
2．5风俗习惯
不同的民族在打招呼、称谓、道谢、恭维、致歉、告别、打电话等方面习俗则是具有相应民族的特色。如中国人见面打招呼时常会说这样的话：“你去哪儿?”、“做什么呢?”或“吃饭了吗?”等等。在中国文化里，这几句话并无含义，只不过是礼节性的、见面打招呼的一种方式。然而，西方人对这类问题很敏感。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纯属私事，别人是不能随便打听的。像这样的见面问候语，在西方应根据具体情况做相应的文化转换，改用英语中的习惯用语，诸如“Hi!”、“Good morning"或“How areyou?”
在称谓方面，不同语言里对一个概念的指称和适用范围也不尽相同。这也是由不同的文化背景美如决定的。由于中国注重家族观念，体统的家庭很大，所以称比较发达以区分不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像姐姐和妹妹、哥哥和弟弟之间的界限区分得很清楚。而在西方国家由于注重所谓的核心家庭，所以家庭成员较少，称谓词汇也就不够发达。英语中的sister和brother可以分别用来表示姐姐和妹妹以及哥哥和弟弟。所以很多中国人对这种称谓感到很不理解。在很多情况下，翻译这种文字的时候就需要加注以免引起误解。还有表示堂表亲属关系的词语中英文也是不一样的，都要求我们在时行中外交际时要小心从事，从而使交际得以顺延进行。(包惠南，2003：103—105)。
论文关键词：翻译 文化意识 文化与思维
1．引言
朱光潜先生认为，外国文学中的联想意义在翻译中最难处理。因为它在文学语境中有其特殊的含义，这种含义在词典中是查不到的，但对于文学来说却又十分重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了解一国的风俗习惯和历史文化背景，否则在做翻译的时候就会有无法下手的感觉。(朱光潜，1996：184)。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1871)一书中，首次把文化作为一个概念提了出来，并表述为：“文化是一种复杂，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作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可见文化的覆盖面很广，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语言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反映出一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
翻译之所以不那么容易，乃是因为语言反映文化，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并受文化的制约。一旦语言进人交际，便存在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和表达问题。这就要求译者不但要有双语能力，而且要有双文化乃至多元文化的知识，特别是要对两种语言的民族心理意识、文化形成过程、历史习俗传统、宗教文化及地域风貌特性等一系列互变因素均有一定的了解。正是以上这些互变因素，英汉民族的语言文化才体现出各自特有的民族色彩。
2．影响翻译的文化元素
2．1宗教
大家都知道，《圣经》在西方的文化生活中扮演着源头的角色。相关数据表明：绝大多数的美国人仍然信信仰宗教。而中国人则长期受到儒家学说的影响，即使在中国广为流传的佛教，也是一种受到深刻世俗影响的多神论，这就不同于西方人大一统的一神论宗教观念。中国人信仰佛教·道教，在语言中就有“玉帝”、“佛祖’’等词语，而西方则人信仰基督教，所以就有“上帝”一词。汉语中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英语中就有两种不同的译法，即“manpropose，heavendisposes”；或者是‘‘mandropose，goddisposes”。它们的差异就在于对“天”字的不同翻译。“天”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具有浓厚的佛教·道教色彩，而“god”则具有明显的基督教色彩。后者的归化变译法固然利于西方读者的理解与接受，但不利于“天”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内涵的传播。英语深受宗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些成语中，如itsingodshands(听天由命)等。翻译中对于宗教知识的掌握是十分必要的。以汉语中的“临时抱佛脚”这个成语为例，如果简单地翻译成“toembracebuddha’sfeetinone’s hourofneed”就会让西方读者感到奇怪，为什么在有需要时要抱佛主的脚呢?这样做有什么用呢?如果我们稍加处理的话，西方读者理解起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toembracebuddha’sfeetinone’shourofneed——seek help atthelastmoment”。(包惠南，2003：20)。
2．2文化心理
由于不同的民族使用的语言是不一样的，而且它们的历史和文化也是各不相同的。所以各个民族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在各具特色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色。这对一个民族的心理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历史文化的不同主要在一些历史典故以及许多忌讳和好恶的差异上得到体现。以数字“9”为例。这个数字在中国古代的意义很特别，因为它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意义：即九九归一，一统天下之义。而“4”这个数字由于和汉语中的“死”读音相近，所以很多人现在还是不喜欢这个数字，尤其是电话号码。相当多的人不愿意要以“4”为尾号的号码。至于“8”这个数字由于与发财的“发”谐音而深受一些人的热捧。而在西方人的意识里，4、8和9只是极普通的自然数符号，并不具备这些特殊的意义。众所周知，在西方人的眼里“’是个不吉利的数字，意指运气不好。所以在西方座位没有13号，楼房没有l3层等等。但在中国，这个数字却没有这种特殊的意义。对这些非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文化内涵，译者只有在深入了解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之后才能够准确把握。(包惠南，2003：9)。
只要谈到中国文化，人们总会自然而然的想到“龙”字。因为在封建初会里，中国古代的帝王总把自己描述成龙的化身，自封为“真龙天子”以达到奴役思想、驯服百姓、巩固政权、安邦治国的目的。而老百姓则把龙当作自己的神灵来加以崇拜，称自己是龙的传人，祈求这个神灵之兽的保佑。因而“龙”就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图腾，是精神的象征，凝聚力的标志。于是汉语中就有了很多由“龙”字组成的表示美好形象的词语。如望子成龙，龙飞凤舞，龙凤呈祥，龙腾虎跃，龙骧虎步，画龙点睛，龙子龙孙等美好形象。正因如此，中国的文化也就有了“龙的文化”的美誉。但在西方人看来，“龙”却是另外一种形象，即“alargeiferce fabulousanimalwith wings and a long tail，a crested head andenoyitiousclaws，thatcanbreatheoutifre．”(一种体型庞大，长有双翼，顶有花纹，脚掌巨大的怪物)。所以把“望子成龙”翻译成“expectone’s childtobecomeadragon”，西方人见了不仅觉得奇怪，而且绝对不会让他们的孩子成为dragon的。因此，为了避免引起误解，我们可以把这个成语译为longtoseeone’schildsucceedinlife。
2．3思维方式
不同的地域、生理、心理以及文化差异会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特别是文化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思维方式的差异。翻译工作者在进行英汉之间的翻译时，要越过东西方文化之间的障碍，准确的把握两种思维模式之间的差异。
擅长形象思维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特点，他们习惯于把事物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西方人却长于逻辑思维，他们的思维方式是线性的，把事物看成是由各个不同的部分组成的，哪个部分出了问题就处理哪个部分。中医和西医之间的差异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中医强调整体上的辨证施治，而西医却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贾玉新，1997：98—100)。
第一，从语句的衔接方式来说，英语多用形合法(hypotaxis)，即在句法形式上使用连接词语将句子(或分句)连接起来；而汉语多用意合法(darataxis)，即靠意义上的衔接而不是依赖连接词。
英语语法相当严密，注重形合，外形严谨．各个句子、语段或段落一般由一些功能词和某些特定的短语、分句进行连接。这些功能词和短语可以表示不同的功能或意念，如因果、比较、让步、条件、转折等。在主从复合句中，各个分句层次分明，从句必须由主从连词来引导。而在并列句中，并列的分句通常由一些标点符号来连接。我们都知道，汉语是重意合的，很多句子或分句之间不分主次关系，只是通过意义来进行衔接，连接词用得很少。试比较下列的句子：
it is so coo1thatwe decide to go outfor awalk．天气凉爽，我们决定出去散步。
as water can lfoata ship，so can it swallowtheship．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w herethereisawill，there isaway．有志者事竞成。(沈素萍等，2007：27—28)。
第二，整体思维和个体思维之间的差异。中国文化强调整体思维模式，从古到今都十分重视和谐与统一。“和为贵”就是这种思想的很好的体现。
因此，在汉语中作为行为主体的主语，通常会被省略，也就是常说的无主句。但西方的文化却大不一样，它强调的是主体和客体的对立。在语言上的体现就是所谓的主谓两分。除了祈使句以外，每一个英语句子都要有主语，否则这个句子就是不完整的。因此，在进行英汉互译时，很多汉语句子需要我们根据具体的语境为它们添加主语。例如，眼看天就要下雨，又没有带雨伞，都很关着急，真不知该去哪里。
itisraining；wedonothavenoumbrellawithus．weareallworried aboutit，becausewedonotknow wheretogoatthe moment．
我们可以看到，原句的描述没有一个词是可以做主语，但在这里，根据上下文的语境以及特定的环境，在译成英语的时候，分别添加了it和we作为不同分句的主语，这样就使当事者的心态与当时的环境很好的融为一体，完全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添加了主语以后，就符合英语的句子必须要有一个主语的要求，也，就符合欧美文化中的所谓主观和客观分离的思维模式。整个译语显得结构完整，层次分明。
2．4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对各地的气候有着很大的影响，同时对当地人们所使用的语言以及词语的含义也有着非常显着的影响。例如汉语中的“东风”一词和英文中的“eastwind”一词，虽然从字面上来看是相对应的，但它们的内涵却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地形的特点是：西临高山，东面却是海洋，在中国人意识中，“东风”喻指“春天”，象征着“温暖”。但在英国，“东风”却是从欧洲大陆北部吹来的，在英国人的心中，是“寒冷”的标志。而“西风”却从大西洋吹来，和中国的“东风”有着同样的象征意义。因此，英国人更爱“西风”。英国着名诗人雪莱的那首广为流传的odetothe west wind(《西风颂》)的最后千古的名句就表达了西风的美好含义：“o，wind，if winter comes，canspringbefarbehind?”(啊，西风，假如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吗?)当然不作注释，中国的读者是不会理解的，甚至会造成误解。
再比如，老鼠在汉语中的形象是不太好的，像“硕鼠”之喻人尽皆知，更有“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之说”。但在西方的影视作品里却有许多可爱的老鼠形象，例如《猫和老鼠》里的jen-y1_：2及《精灵鼠小弟》里的stuard等，深受人们的喜爱。老鼠在中外文化中也有相通之处。例如，汉语中“胆小如鼠”，和西方文化中的"astimidasahare”的表达法则是相同的。(hare是兔子，西方人认为兔子胆小)。(李小园，2008)。
2．5风俗习惯
不同的民族在打招呼、称谓、道谢、恭维、致歉、告别、打电话等方面习俗则是具有相应民族的特色。如中国人见面打招呼时常会说这样的话：“你去哪儿?”、“做什么呢?”或“吃饭了吗?”等等。在中国文化里，这几句话并无含义，只不过是礼节性的、见面打招呼的一种方式。然而，西方人对这类问题很敏感。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纯属私事，别人是不能随便打听的。像这样的见面问候语，在西方应根据具体情况做相应的文化转换，改用英语中的习惯用语，诸如“hi!”、“good morning"或“how areyou?”
在称谓方面，不同语言里对一个概念的指称和适用范围也不尽相同。这也是由不同的文化背景美如决定的。由于中国注重家族观念，体统的家庭很大，所以称比较发达以区分不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像姐姐和妹妹、哥哥和弟弟之间的界限区分得很清楚。而在西方国家由于注重所谓的核心家庭，所以家庭成员较少，称谓词汇也就不够发达。英语中的sister和brother可以分别用来表示姐姐和妹妹以及哥哥和弟弟。所以很多中国人对这种称谓感到很不理解。在很多情况下，翻译这种文字的时候就需要加注以免引起误解。还有表示堂表亲属关系的词语中英文也是不一样的，都要求我们在时行中外交际时要小心从事，从而使交际得以顺延进行。(包惠南，2003：103—105)。
由于文化差异会影响到学生的交际水平，因此，教师在法语教学过程中首先要向学生介绍法语的文化背景，让学生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法语文化，熟悉中法的文化差异，如果教师只关注单词和语法结构，会极大地挫伤大家的积极性，定期组织学生表达自身的法语思想学会在适当的场合运用适当的法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在这个过程中指出学生的问题，尤其是文化方面的，适当罗列一些日常生活的例子，让学生了解法国人说法语的习惯，这样能够更形象生动的展现出中法文化差异，学生能够准确恰当地说出法语，避免只讲述法语语音和词汇的情况。此外，教师应该多比较中法文化，增强学生对法语文化的敏感性。
2.教师应持续进行法语教学学习
教师应该不断为自己充电，进行法语学习，尤其是文化方面的变化，日常积累时不能只上升法语基础方面，应该重视法语文化方面，多阅读这方面的小说、多看这方面的电源、多听这方面的音乐、多关注这方面的网站等等，总之，让自己爱上法国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深刻理解法国文化，在课堂上能够更好地向学生展示，提高学生的兴趣，进而提高教学效果。
3.法语课堂上多进行法语语境训练
为了锻炼学生的能力，可以以课堂讨论的方式，讨论的范围主要是法国文化方面，这些也是学生关注和感兴趣的，刺激他们多说，还可以模拟法国的日常生活场景，用法语展现出日常生活，通过学生的广泛参与，既掌握了法语，也熟悉了法国文化，此外，还能够发现学生身上的文化问题，及时纠正，效果显著。
4.要求学生课后多了解法国文化
课上，教师可以播发一些积极向上的法国电影和音乐，提高他们的法语文化素养，教会学生如何在有限时间内掌握法语学习方法，这些是书本上学不到的，需要学生慢慢领悟，但是由于课堂上的时间有限，只靠课堂上的有限时间是远远不够的，此外，由于课后的时间比较多，教师多鼓励学生阅读法国书籍，书籍能够反映出一个民族的生活习惯、文化特点等等，还要多看法国电影、多听法语音乐、多浏览法语网站等等，此外，教师可以给学生布置作业，让学生课下以组的形式查找资料，并进行整理，上课时按组进行汇报，这样能够增加学生对法国文化的了解，并且还提升了表达能力，总之，通过这种多途径的学习，能够让学生感受法国文化，深层次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和风俗习惯，进而提高自身的法语能力，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5.语法上比较中法文化
由于两个国家的文化不同，导致这两种语言的语法句子结构不同，汉语中很多句子没有主语和谓语,但是法语句子中必须有主语，这充分显示了两种语言的差异，尤其法语重形式的特点反映了法国民族文化，因此，教学中比较法语和汉语之间的差异非常重要。
6.结束语
一.建设课堂文化的意义
所谓课堂文化，是指在长期的课堂教学活动中形成，并为师生所自觉遵循和奉行的共同的课堂精神、教学理念和教学行为。课堂文化体现了课堂教学的内核，它包括支撑着教学活动的根本理念、价值诉求，展开教学活动的基本思维方式，以及维系师生交往活动的人际氛围和精神氛围等。可以说，课堂文化是现代学校文化的最高境界。而课堂文化建设，以科学的发展观为前提，以课堂为主要空间，以行为实践为主要形式，促使学生逐步产生积极的学习情感、思想品质和行为习惯，形成民主平等、合作探究、张扬生命的文化意识形态。课堂文化并不是课堂教学本身，它是课堂教学的“土壤”，是课堂教学存在、运行和发展的“元气”，是课堂教学的活力之根和动力之源。课堂文化是在课堂教学活动中生成的，但课堂文化一旦形成，反过来就会对课堂教学具有根本的制约和导向作用。因此，当先进的课堂文化成为课堂主流时，和谐课堂的构建才不会走向形式化、随意化。
二.传统课堂文化的缺陷
第一，课堂文化的专断现象。课堂文化的专断主要表现在教师对文化的表达和阐释的控制上。在传统课堂中，教师作为“真理的拥有者”、“知识的代言人”，拥有绝对的话语权。本应丰富多变的教学过程被窄化为简单的授、受过程。这种教学方式使知识远离了学习，从源头上剥离了知识与智慧的内在联系，“师生在校的生存方式在不同程度上都呈现了被规定的特征，他们面对过去，面向人类已知的领域，而不是面向未来，面向需要发明和创造、探索的领域”。 这种专断的课堂文化剥夺了学生课堂学习的，丧失了与教师平等的文化主体地位。
第二，课堂文化的随意现象。课堂文化的随意主要表现在教师教学行为的散漫和自由化上。虽说和谐的课堂没有一定的模式，但是教师一味地追求所谓的个性或者过分地看重自身的情绪感受，导致课堂的随意和松散，应该说是违背和谐课堂的要旨的。例如课堂中牵强生硬的齐声鼓掌，对学生发言的敷衍模糊的点评，偏离教学内容目标不明的发挥，不能营造活泼生动、情趣盎然的文化氛围，使得课堂缺少一种为师生自觉遵循和奉行的共同的课堂精神、教学理念和民主平等的意识形态。
第三，课堂文化的背离现象。课堂文化的背离现象表现在课堂教学背离了“以人为本”这一根本出发点和终极目标，忽略了教育要为每个学生提供全面发展、预制人生这一宗旨，使得教育目的出现极大的偏差。在这种课堂教学文化的主导下，师生关系发生异化，本应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遭到破坏。教学已不是师生的共同活动，而成为教师对学生的异己控制，封闭、灌输、异化的教学方式也就大行其道，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受到压抑，学生的自由思考精神受到禁锢，从而造成学生产生严重的知识缺陷乃至人格缺陷，导致了教育的不和谐。
最后，课堂文化的单调现象。课堂文化是一种聚合化的文化，丰富多彩是其重要的特征，但现时课堂的单调乏味已成顽疾。主要表现有：一、教师形象的单调。远离生活、学术化的话语系统，严肃加严厉的动作、表情，教师总是有意识地将教室中的自己和生活中的自己分裂开来，戴着一副神圣的面孔走上讲台，以传教士的心态站在学生面前，无疑拉大了学生与教师的心理距离。二是课堂活动的单调。课堂文化是在活动中萌发和形成的，但现时的课堂脱离学生的生活世界，课内活动的单调和枯燥与课外活动的生动、鲜活形成鲜明的对比。
三.先进课堂文化的形态
（一）民主的对话型课堂文化
构建平等民主的课堂文化，首先要在教学的着眼点与着力点上面对全体学生，促进每一个学生的发展。每一个学生都是课堂的主人，并没有主次之分，和谐课堂更加追求教育的全民性和公平性。其次，要实现教师自身角色的根本转换。教师要改变话语权的掌控者的角色。泰戈尔曾经说过，“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是一种心灵与心灵的约会的关系”，是基于情感的认同，而不是基于任何霸权。教师要彻底改变原有的权威式和灌输式角色特征，而成为一种新型的教师：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知识建构的促进者，从知识权威转变为创新性思维的启迪者，从“独奏者”转变为“伴奏者”，从领导者转变为“平等者中的首席”，从文化知识的“代言人”转变为意义的“对话者”。
对话型课堂文化强调了课堂的民主性。所谓对话就是指“主体间以语言符号系统为中介进行的交往，它的基本特征就是主体间的在场相遇，平等交流”。对话以师生平等和教学民主为基本前提，它要求教师将师生关系转换为“你——我”关系，营造一种主体间的平等互换的对话语境，以平等的态度在与学生经验共享的过程中进行相互造就。对话型课堂文化需要营造一种“公共话语空间”和人文情境，使每个学生都能成为言说的主体，拥有应答、质疑、选择、表达自我的话语空间。
（二）智慧的探究型课堂文化
课堂教学中，教师讲授的内容和教材实际上只是学生学习的一个“剧本”，是一个个生动的“案例”，对于这些“剧本”和“案例”，由于教师以及每个学生的经历、体验和解读方式不同，得出的结论和观点也有可能不同。所以课堂教学不应该视教材为“圣经”和“金科玉律”，不应该停留在对教材本身所传达的文字信息上，而要关注“案例之后”的更为本质的东西，鼓励学生自主探究，鼓励学生奇思妙想，允许学生对“文本”进行不同的解读，对“问题”进行不同的解答，大力倡导“创读”、“创解”。
更为重要的是，构建自主探究型的课堂文化，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不仅从原有的“权威——服从”关系转变成了“价值引导——自主探究和发现”的关系，而且学生通过这种自主探究和发现知识的过程，学会了思考，启迪了智慧，获得了一种成功的体验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一旦这种自主探究和意义创造的课堂文化构建起来，学生就具有知识发现和能力生成的后续力，就会不断地实现自我超越，达到改善学生生活质量、提升学生生命价值和意义的目标。
（三）绿色的生命型课堂文化
构建绿色的生命型课堂文化，要立足于学生的生活实际，关注学生的“精神世界”“价值世界”“体验世界”，注重课堂的生命意义和生活价值。强调从学生生活实际和未来发展出发，观照与学生相关的活生生的经验，让学生体验过程，习得某种经验和体验，使学习成为学生生命经历中的一部分。
生命型课堂需要体现如下要点：一是赋予学生生命成长必备的共享的核心价值观。生命型的课堂要增加课堂教学过程中的文化意蕴，淡化对分数、升学的功利性期望，在一种文化的分享和创造中丰富学生的生命，形成基本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二是赋予学生生命的关怀与尊重。尊重学生的人格，尊重学生的发展需要，尊重学生的发展潜能，赋予学生生命的关怀，是生命型课堂的基本诉求。三是联系学生生活和社会实际，开辟更加广阔与生动的教学空间，使课堂教学活动富有强烈的生命色彩。
（四）互动的合作型课堂文化
合作指的是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之间为达到共同目的，自愿结合在一起，通过相互间的配合和协调而实现共同目标，最终使个人利益也获得满足的一种社会交往活动。合作型课堂学习有利于倾听各种意见，不断完善已有的文化，其重要价值还在于把学习者置身于社会背景中、置身于交流的环境中，从而将学习过程与发展过程进一步协调起来。
应该注意的是合作型课堂文化中的互动，应该是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师师之间多种形式的互动，是一种复合活动。它具有多向型，强调多边互动。针对传统课堂文化的弊端，应格外突出生生互动的作用。生生互动立足于学生发展，与师生互动相比，地位更为重要，更能满足学生个体内部需要。生生互动就是将课堂教学建立在满足学生心理需要的基础之上，使教学活动带有浓厚的情感色彩。通过生生互动可以实现取长补短，共同提高，这不但有助于学生发展良好的个性，培养学生交往沟通的能力，而且能形成一种和谐灵动的课堂文化，促进学生和谐人格的形成。
大学语文教材编写模式的改革是人们对大学语文的课程定位、教学目标、教学方法进行深入思考的直接体现。纵观教材编写史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最初大学语文教材编写多以文学史为线索、以作品串讲为主要模式，这种编写方法相对简单。随着教学实践的深入，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教材编写进入百家争鸣时代，针对不同专业背景、不同知识水平、不同地域特点的教材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随之而来的是教材编写模式的多元化:有延续文学史模式的，有按照文体进行编写的，有将文学欣赏与技能传授相结合的，不一而足。不管哪种模式，都体现了编者对大学语文定位的思考，有些注重工具性，有些注重人文性，有些突出趣味性，有些突出当代性，甚至不少教材想体现所有功能，但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大部分教材无法在教学实践中很好地实现他们最初的设想。当研究者大谈大学语文如何改革时，一个短期内还无法改变的现实是:大学语文课程尚未被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正式规定为公共必修课。在中国现有的教学体制下，这决定了大学语文先天性的边缘地位。有统计表明，现在全国超过一半的高校已经将大学语文列为必修课，有些学校甚至规定不选修大学语文不能毕业。这就给大家一种错觉，好像大学语文已经很受重视了。可实际上，大学语文“一般只有一学期，最多一学年，每周也就2课时左右”。部分高校的大学语文是在一个学期内完成，大概32个课时。如此少的课时，想要实现大学语文工具性、人文性、审美性等如此多的目标，岂不是天方夜谭?基于这样的现实，笔者根据自己的教学实践和课堂调查认为，组织实施“模块化教学”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教学方法，这一观点也可以从大学语文教材编写的模块化趋势中得到体现。以目前较为通行的普通高校大学语文教材为例，徐中玉、齐森华主编的《大学语文》，丁帆、朱晓进、徐兴无主编的《新编大学语文》，夏中义主编的《大学新语文》，温儒编的《高等语文》等皆采用模块单元编写。为了方便说明，笔者将这些教材的单元设置情况进行比较。这四种教材的编者都精心组织了不同数量有内在意义关联的单元，在每个单元之下选录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主题相近的文史哲作品，并且适当加入导语和按语，为课堂的组织和实施提供了方便。以这些教材为蓝本，组织实施“模块化教学”不仅能较好地实现教学目标，而且能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起到较好的教学效果。“模块化教学”和其他方法相比具有独特的优势。
二、“模块化教学”的特点与优势
对新知识的渴望、对思想境界的提升、对自我人生的思索是人的本能，每个人都有内在的需求以完成此方面的升华，思想开始成熟的大学生尤其如此。要满足大学生的这种需求，“模块化教学”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这种教学方法具有明显的特点和优势，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内容的包容性大学语文的基本内容应该是古今中外经典的诗、词、文、赋、小说、戏剧作品，这一点在各种大学语文教材中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但如果仅限于此，大学语文就基本等同于高中语文。我们所说的“模块化教学”包含更丰富的内容，也就是在一个模块主题下不仅包含文学作品，还包括历史、哲学、艺术、政治等各方面内容，因为在古代文史哲等学科本来就属于一体，不同学科可以同时体现相同的思想。对不同学科、不同国家相同主题文章的学习，可以让学生产生更多的联想和启发，碰撞出更多思想的火花。如，丁帆、朱晓进、徐兴无主编的《新编大学语文》“我的信仰”模块，包含宋代哲学家张载的《西铭》、佛家经典《六祖坛经》，选了穆旦、北岛等现代诗人的诗作，还选了爱因斯坦的《我的信仰》、法国史怀泽的《敬畏生命》，通过不同文化、不同文体作品的学习，使学生从各个角度理解“我的信仰”的含义;“美的历程”模块，既选择了刘义庆《世说新语》中的篇章，又选了林语堂的《中国书法》、杜甫的《丹青引》等经典作品。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主题模块的包容性，这样的教学内容必定会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
(二)主题的明确性“模块化教学”不仅内容丰富，而且目标明确、主题突出，能使学生围绕同一主题展开学习和思考。教师选择什么样的主题绝非信手拈来，而是经过精心挑选。在众多有关审美、社会、人生、思想的主题中如何挑选最富代表性、最能引起学生共鸣、最具有现实意义的主题，直接关系到课堂教学的成败。笔者在指定教材的基础上，根据学生的实际需求，结合自己的阅读和心得，选择了“我的信仰”“品格修养”“爱情婚姻”“《易》与中国古代神秘文化”等主题。在单元学习前，笔者结合教材导言和自己的人生体验对学生予以引导，在作品讲解过程中尽量多地运用比较的方法，启发学生思考作品内在的关联;在每一主题讲解后，笔者让学生撰写学习心得，以便将学习的知识内化为学生自身的修养和素质。在学习前就有明确的主题，所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目标明确，充满学习的动力和热情。不同作品之间都存在内在的关联，避免了以往单篇串讲方式带来的边学边忘等问题，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三)思想的深刻性与高中生相比，大学生的自主意识更强，对知识的学习和接受更具主动性，厌倦老生常谈的枯燥说教，他们具有更强的参与意识，希望教师的讲解具有深刻性，这一点正是“模块化教学”的最大优势。大学人文素质教育是基于我国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几千年积淀的经典思想资源，大学生人文素质提高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他们对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表现出很强的认同和学习欲望。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教思想无疑是三大核心思想，这些思想至今还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行为。对此，一般的大学语文教学方式是选择某些经典篇章(如《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周易》中的名篇)逐字逐句讲解，这种方式和中学教学很相似，大学生们基本可以靠自学完成，因此容易产生倦怠情绪。如果采取“模块化”的教学方式，组织有意义、有趣味的文化单元，在一个较为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使学生对传统思想有一个全方位、较为深入的了解，使每一个主题教学对学生来说都是一次想象的旅行和思想的冲浪，那么这样的学习对他们就具有吸引力，也势必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三、“模块化教学”的实施策略
任何好的教学理论都需要借助有效的方法实施。在大学语文教学中成功开展“模块化教学”并非易事，需要精心设计、合理安排，具体来说需要在以下几方面特别注意。
(一)模块的选择以上面所列四种大学语文教材的单元设置为例，徐中玉、齐森华版本，丁帆、朱晓进、徐兴无版本为12个单元，夏中义版本为16个单元，温儒敏版本为25个单元，每个单元一般有4－10篇不等的选文，少数单元选文在10篇以上。笔者在教学过程中深深感到，以目前大学语文的课时量来说，根本无法完成所有单元的教学。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取舍成为重要问题，选择哪些单元和篇目，放弃哪些单元和篇目，需要大学教师慎重抉择。为了更有效地进行教学，教师在选择单元时必须考虑两方面因素:一是教师的专业特长。高校的大学语文教师主要来自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外国文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等不同专业，不同专业出身的教师会有不同的选择偏好。在单元选择和教学过程中，我们应该鼓励而不是抑制这种选择偏好，因为教师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往往能够游刃有余，获得好的教学效果。二是学生的实际需求。教师在选择单元和篇目时，也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需求，有时教师觉得很重要的单元和篇目学生却不喜欢，这时不妨发扬民主精神，让学生投票决定选择哪些单元，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对于一些理工院校的学生，教师还应该针对他们的专业特色，适当增加相应内容，强化大学语文在科学素养和科学精神方面的教化功能。
(二)模块的实施在进行模块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他们积极参与到课堂讨论中。因为每一单元都有明确的主题，教师在讲解之前，可以先让学生谈谈他们对此问题的看法。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教师可以借此掌握学生对此问题的了解程度，以便开展下一步教学;二是让学生体会到参与的乐趣。如，当讲解“我的信仰”模块时，教师可以先让学生畅所欲言，谈论他们的信仰是什么，促使学生对此问题进行思考，再根据学生的谈论进一步讲解人为什么要有信仰，作为新一代的大学生应该树立怎样的信仰，信仰对人的一生意味着什么，然后展开有关信仰文章的讲解，由浅入深，循循善诱，把“人文关怀同信仰教育有机结合起来”，使学生有内在的醒悟和提高。在开展教学时，教师可以安排一些课时对学过的单元分组讨论，然后让每组选一个代表演讲，或者选出观点相左的学生进行辩论式讨论，让学生在思想交锋中思考社会和人生。模块学习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内在品格，为了体现学习的当代性，教师可以充分利用新兴媒介，就某些与主题相关的时事建立博客、微博或微信，让学生以留言的方式展开讨论，以便形成较好的学习氛围。教师也可以采取和西方文化比较的方式进行开放式教学，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语文看似是一门非常“静”的学科，但实际上语文却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许多文化都需要学生通过实际接触才能真正有所领悟、有所感知。并且地域文化作为地域性极强的一种地域性文化，其本身就来源于生活，学生要想对该文化有更深层次的了解，就必须走出课堂，走入生活，通过亲身感悟，亲自实践，才能真正领悟到地域文化的魅力所在。教师在授课时也不能仅仅将眼光局限于有限的书面内容，而应着眼于生活，将语文教学与生活实践相联系，充分利用周围环境，通过实践性教学让学生走出课堂，在课堂外、生活中寻找不同于书面教学的学习机会。教师在开展地域文化的实践活动时，还应注重对学生其他能力的培养，如在组织活动时，可以将一部分任务交给学生，由学生通过讨论、设计、组织活动，这样不仅可以使学生了解到家乡的风土人情，而且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交流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组织能力等，全面提高了学生的综合能力。若是在学期内组织实践活动遇到课时有限，学生难以集中等问题时，教师还可以将这一实践活动安排在寒暑假等假期中，如此一来，既丰富了大家的假期生活，也充分地协调了各种问题。在实践活动之后，教师还可组织一个交流会议，让学生将自己在实践活动中的收获通过各种形式展示出来，如图片、论文、视频等，这样一方面可以使学生有所总结，有所收获，充分了解地域文化，充实了文化底蕴，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学生之间的互动，增进交流，分享收获。
二、将地域文化融入生活，将生活融入写作
写作是语文综合素养的一个集中体现，也是学生情感最直接的宣泄方式，因此，教师应注重在学生进行写作训练时，有意识地将地域文化融入他们的写作之中。写作往往需要学生立足于生活，立足于现状，抒发真情实感，教师要引导学生将地域文化融入其日常生活，将他们对于生活的感知融入写作之中。通过上文中提到的实践活动，让学生对于地域文化有了一定的接触和感受，接下来教师就要及时地引导学生进行写作，并将实践后最深刻的感受融入自己的写作之中。另外，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在课堂上有感情地朗读自己的作品，让每一位学生都能感受到地域文化带给学生的震撼，从而进一步地去体会那种感受，加强对于中国博大精深的地域文化的热爱，同时还可以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和朗诵水平。
晓强先生回忆起自己的艺术生涯，总是如痴如醉。当然，他谈得最多的是他的青春团队、企业文化、品牌战略和社会责任，而对自己的艺术成就总一笔带过。“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正因为他有一颗‘上善若水，润万物而不争’的道心，他才会在艺术道路上一路欢歌，他才会拥有青春的团队、开放的企业文化和兼容并蓄、大气磅礴的创作风格，他才会视独山玉文化传播为己任并为之奔走呐喊。
作为事业的开创者，看着独山玉雕刻艺术在一天天地成长、壮大，他为之兴奋；作为工艺美术大师，他思考着独山玉雕刻艺术该如何走下去，明天才会更有生机；作为玉雕之乡领军的带头人，他探究着在文化与经济相互影响的时代，如何才能使玉雕艺术尽显风采，绽放得更加绚烂?他时常在沉思，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早已习惯了警醒自己：“玉神”现在在做什么，“玉神”将要去做什么……
二十载辛苦不寻常――刘晓强的艺术创作与成就
从18岁开始接触玉石雕刻，到今天的荣誉等身，近20年了。20年来，他以刻苦好学、精益求精闻名业界，并完成了由玉雕手艺向玉雕艺术、玉雕文化的飞越发展；他的玉雕技术与人生阅历双双获得长足的提升；他把自己的认知与思维从玉雕手艺层面提升到文化艺术的高度。1998年，他设计制作的独山玉《果实累累》被河南省工艺美术行业协会玉雕专业委员会评为优秀产品，并被誉为“玉乡三星”之一；2003年，他参与设计的独山玉《枫桥夜泊》《山行》分别在中国玉石雕刻“天工奖”评比中获金奖和铜奖；2006年，他设计的独山玉《畅游》在扬州“百花玉缘杯”中国玉石雕精品奖评比中获银奖；2007年，他指导设计的《和谐家园》《清风古韵》《太行春早》，在第六届中国玉石雕刻“天工奖”上分别获金奖、优秀作品奖；2009年，他参与设计的独山玉作品《把酒话桑麻》在第五届河南省“陆子冈杯”玉雕精品评选活动中获金奖……
他是一位很有思想的大师。他常藉着自己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传统基础上进行革新。南宋陈普在《扪虱新话》中说：“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晓强深深懂得这种“出入法”。他把“文化元素”当作追求艺术创新、文化创新的不尽源泉，当作他生命文化的一种诉求而躬行不辍。然而，“学者自当独树其帜”，艺术家如果只是追随别人，就只能重复前人。只有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新的见解、新的创造、推陈出新、自树其帜，这才是真正的“家”，而不是“匠”。对他而言，创新才是艺术发展的不竭动力。
晓强还是一位智者。他认为：心态决定一切，眼光改变世界。“我们无法改变环境，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琢玉是技术，更是艺术，不仅仅是技术的增长，更是人生的完善过程，内心的修炼过程。把修心作为从艺者永恒的追求，心态端正，心境宁静，将思想融入作品，让艺术从中生发，这样才会使琢玉更具意义，更有价值。因而他觉得，从容琢玉才是真境界，唯这样成就不求而自有、名利不争而自至。他的作品，既有中国传统工艺的精髓，又借鉴西方艺术的气韵和时尚，欣赏着这样的作品，能让人体味中国玉文化的魅力，感受河南玉雕独特的品味。
一路欢歌写辉煌――刘晓强的青春团队和企业文化
玉神公司是镇平县玉雕产业的龙头企业，成立于2000年。当时二十七岁的刘晓强担任常务副总，主持技术创新研发工作。此时，镇平县作为中国玉雕之乡，迫切需要一个能够树立镇平玉雕新形象、引领行业发展的品牌企业，来迎接市场挑战、展示玉乡新姿，肩负着这样神圣的使命和责任，玉神人开始了艰苦的创业。2004年，晓强任镇平县玉神工艺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总设计师，他果断提出“走精品之路，创品牌效益”的发展思路，率先在国家工商总局注册了商标，组成了以省内外玉雕大师和本县玉雕新秀为骨干的玉雕研究所。他把展销大厅设在有二百多商户竞争激烈的玉雕大世界，并在所有商户中第一个推出明码标价的诚信销售，继而又扩建了玉神精品屋，用博物馆式的理念来经营玉雕……这一系列的创新手法，改变了玉雕生产传统经营模式，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跨越。
作为玉神公司总经理、总设计师，他非常注重玉雕设计创作人才的培养，加强团队建设，着力打造了一支阵容强大、拥有共同文化理想和创新精神的青春团队。他的麾下聚集的是一支富有青春朝气的设计创作队伍。玉神团队的平均午龄是28岁，这个青春团队给玉神公司注入了无限的活力，形成一道无比亮丽的风景线，成为当代独山玉雕文化艺术事业的主力军。他大胆使用新人(挑大梁的新秀年龄在25―30岁)的举措，激活了玉雕艺术传统的人才机制。在这支活力四射的青春团队中，刘晓强以其人格魅力成为凝聚人心的磁石，紧紧地把这些欢腾的生命聚拢在一起，使他们成为搏击风雨、壮志凌云的雄鹰。他们用实际行动和精神意志恪守文化的信念，并使之成为根深蒂固和理所当然的，这就是文化的力量、信念的力量和青春的力量。
在南阳这方楚汉文化思想积淀深厚的热土上，独山玉雕艺术有着近7000年的发展历史。对于怎样挖掘深厚的地域文化，把玉雕艺术之根深深扎在文化的沃土之中，刘晓强认为：从事玉雕文化艺术事业应先从研究文化、传播文化人手，然后再谈商业运作。因而，玉神公司提出的“品质、品位、品牌”三位一体，是建立在文化的支撑基点之上的。只有不断提升玉神人的文化品质和品味，才能创作出具有一定品质和品位的玉雕作品，在此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品牌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就是刘晓强的“文化元素”理念，这也正是长期以来刘晓强所秉持的玉雕艺术必须贯注“文化元素”的真切表达!
一波才动万波随――刘晓强的品牌战略和社会责任
刘晓强和他的玉神公司打造“玉神”品牌，其品牌创意核心在于通过中国文化精神、个性和风格，实现中国文化元素所特有的魅力。他常说：我们可以拷贝一个“渎山大玉海”，但是我们无法拷贝一个红山玉文化、一个齐家玉文化和唐宋明清辉煌的玉文化。我们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地域文化，有自己习惯的符号与方式，这些既有利于我们立足传统向前不断发展，也会使我们在当代玉雕艺术世界留下属于我们自己的浓墨重彩。
刘晓强就是有一份属于自己的自信，吸纳传统文化精华而超越传统，用文化元素精心打造自己的“玉神”品牌，从不拿别人的标准作判断。这也就是他和他的玉神公司能够独立潮头，能够引领当代独山玉雕文化艺术潮流之所在!
一个优秀的企业首先要具有良好的社会责任感。一个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才会受到社会的青睐，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而一个有责任的企业家，绝不仅仅只是关心自己的企业，更重要的是关注整个行业的发展及与社会的融合。晓强在经营公司的过程中提出“企业成名、个人成才”的口号，公司以玉神科研所为依托，吸纳镇平县内50余名青年玉雕新星，确立科研课题，定期开展活动，以弘扬玉文化为主体，研制玉雕精品为载体，培养玉雕人才为目的，先后培养出王东光、喻朝光、李海奇、张克钊、刘晓波、王志亚等一批玉雕明星。2004年，晓强在镇平县玉雕产业管理局和县宝玉石协会的鼎力支持下，编辑出版了《玉乡之星》一书，对宣传和提升镇平玉雕知名度增添了亮丽的一笔。
在企业管理之余，刘晓强还积极研究独山玉文化，并撰写论文，进行学术交流。先后在《南阳日报》、河南《工艺美术》《中国宝玉石》等报刊上，发表了《树立独特风格，形成镇平流派》《根植中原沃土，形成镇平风格》《独山玉的雕刻艺术》等文章。这些文章，有独到的见解和丰富的专业知识，在玉雕界引起强烈反响，为镇平玉雕在全国玉坛树立起应有的地位，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协助《中国宝玉石》杂志社主编孟宪松先生编写《中国独山玉》一书，书中详尽的资料、权威的理论、优美的文字使其成为独山玉的经典之作，为未来独山玉争取评选为中国国石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这些工作对晓强来讲也许只是一小步，但对于镇平玉雕、南阳独山玉来说，却是一大步，它所具有的深远的意义必将影响到整个独山玉行业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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