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28 08: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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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必要恰当地估计当前改革的进程，以利于进一步增强人们深化改革的决心
我国的经济体制，经过近27年的改革，不仅有力地突破了原来那套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而且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举世公认和有目共睹的。当前的改革形势，总的说也比较好，这都应当充分加以肯定。但时至今日，对整个改革的进程，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存在两种明显不同的估计。如有的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形成，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如何继续完善的问题；有的则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或者说“四梁八柱”已经基本形成，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必须进一步突破深化，使之能够尽快全面建成的问题，由于对改革进程估计的不同，理所当然对深化改革的决心和力度的认知就不会完全一样。
对于上述两种不同意见，我个人认为，后一种比较符合改革的实际。其理由主要是：党的十四大报告和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规定，我国要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对四个重要方面的体制，包括市场、企业、宏观和分配，进行全面系统的改革。但至今为止，这四个方面的改革，发展都很不平稳，即有的领域改革发展较快，或者说基本上已经可以按照市场经的原则运行了；但有的领域，改革的发展则明显落后，或者说在相当程度仍然只能按照计划经济的原则运行。例如：
1、在市场方面：这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主要标志，也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首先必须推进的改革。因为没有市场，就不可能有市场经济。但到现在为止，其进展情况大体只是：商品市场发展较快，以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农副产品收购总额和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为例，其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的比重，已经分别达到了95.6％、96.5％和87.4％，说明商品市场已基本建成。但要素市场的发展却很不理想，至今土地一级市场基本上还是国家垄断的；资金和资本的运用，绝大部分还主要由国家计划或政府意图安排；劳动力在国有企业中仍然不能合理流动等。当然，无论在什么国家，商品和要素都不可能达到100％的市场化。但在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其综合市场度至少应该达到85％左右，而我国现在大约还只有60-70％。说明我们在这方面还有相当的距离。
2、在企业方面：企业体制机制的科学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顺利运行必不可少的微观基础。目前改革的现状大致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已经基本形成，特别是非国有制企业，不但其体制机制已经能够同市场经济相适应，而且成了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增加收入、繁荣市场的重要力量。其所提供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劳动就业岗位，已经分别占全国的2/3和4/5左右，真可谓功不可没。但国有企业，除一些中小型企业已经陆续改制以外，绝大多数大型企业，特别是一些国有垄断企业，其体制机制至今还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要求仍然不相适应。
3、在宏观方面：建立科学有效的宏观调控制度，是保证市场经济健康运行，防止经济出现剧烈波动甚至混乱的重要前提。因此，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主要依靠层层政府机构、采用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进行调控的方法，必须进行改革。在这方面，至今为止，有关调控手段的改革，即主要运用金融、财税等经济手段和必要的法律手段，来代替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进行调控，仅已经基本建立起来，而且在最近两次宏观调控中得到了成功的运用。便一整套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包括机构精简、职能转换、人员压缩等，不仅至今还未到位，而且成了当前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主要障碍与阻力。
4、在分配方面：如何坚持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认真搞好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不仅是在市场经济运行中，有效调动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不断增强改革动力的重要手段；而且是构建和谐社会、达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的的主要条件。这方面的改革，现在进展的基本情况是：在同一行业和同一单位的初次分配中，原来那种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分配制度已经打破，主要体现效率优先，按照劳动数量和质量的分配格局已经逐步形成。但不足的是，在不同行业和不同单位之间，仅仅由于经营与垄断条件的不同，劳动者的分配差距明显偏大，加之，一整套必不可少的再分配制度，包括严格的税收调节制度和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至今还没有全面建立起来。导致在贯彻“效率优先”的同时，如何做到“兼顾公平”的改革问题，至今也还是没有解决。
与此同时，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要求在上述四个方面的改革，都达到一定的程度，而且还必须有一套完善的法律法规来加以规范或巩固。现在非常明显，我们这套法制也很不健全，许多必不可少的法律法规都还没有建立起来。
因此，准确地说，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现在正处在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经形成但未基本建成，计划经济体制虽已不占优势，但在许多方面仍然起着重要作用这样一个两种体制并存的过程之中；或者说，还只是一个“半拉子”工程。这个过程，既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为两种体制并存，互相之间的矛盾、漏洞、摩擦甚至冲突必然较多，在实际生活中，出现这样那样的经济秩序混乱甚至某些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在所难免，同时，这也是一个困难的过程。因为两种体制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不可能充分发挥出来，人们对改革的拥护程度必然明显降低，改革的动力势必不足，有时甚至会受到种种责难与非议。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地认识与恰如其分的估计。从而下定决心，充分调动和发挥多方面的积极性，因势利导，大踏步地把改革继续推向前进，力争尽快渡过这个复杂而困难的阶段，取得改革的最终胜利。决不能将改革的进程估计过高，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成，甚至说已经进入了“后改革时期”。从而放松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贻误时机，导致各种经济社会矛盾越积越多，甚至掉入所谓的“拉美陷井”，使改革前功尽弃。
二、要正确认定深化改革的思路，以利于重点改革措施的顺利推进
当前深化经济改革，重点肯定应该放在上述至今明显滞后的四个主要方面，即要素市场化，国有企业体制机制，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和建立合理的再分配制度。但从现阶段的条件看，要将以上四个方面改革一起全面推向前进，也不可能。寻首先应该选择哪个方面？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与研究的问题。因为选择得好，则可能做到事半功倍，顺利推进；选择得不好，有可能导致事倍功半，踌躇不前。今年以来，人们对改革重点的强调，多集中在两个方面，即以政府改革为重点，或者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这从当前改革滞后影响的程度或者“抓纲带目”的重要性来看，应当说都很正确，没有什么错误。但从实际情况出发，我认为现在要加快这两个方面的改革都很困难。这主要是因为：
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仅直接涉及种种权力和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而且在许多方面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从理论上说，经济体制改革，归根到底是权力与利益关系的调整，这一般不难理解。但过去的调整，主要是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或者企业与个人之间的调整；而且往往是从上调到下，从少调到多，从无调到有的调整。也就是说，从地方、企业和个人的角度来衡量，一般都是得利的多，受损失的少。因此，比较容易为人们理解和接受。而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所带来的权力和利益调整，基本上是一种政府自身和横向的调整；特别是属于政府机构精简、职能转换一类的改革，对于某些政府单位和个人来说，最终可能是机构有撤无立，权力利益有失无得的调整，其阻力肯定是很大的。加之在我国现行制度下，政治体制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基础，也就是政府行政体制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政府体制。政治体制改革不动，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不少都是难以到位甚至是很难启动的。
国有企业改革的困难也类似，不仅涉及种种权力利益的调整，而且涉及不少意识形态问题。例如，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产权改革，改革的目标是通过产权的改革或重组，将中小型企业逐步有偿转制为非国有或非国有控股的企业，大型企业逐步改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公司制股份制企业，在理论和原则上本来已经解决，这是很有利的。但是，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或转制，似乎又变成了非常奥妙和敏感的问题，真要较快推进，很可能就会受到传统观念的批判与非议，特别是在对于国有企业的主要经营者如何选拔任用等问题上，现有的一些政治原则也很难逾越。
因此，我认为当前的深化改革，最好能够适当先避开上面两个难点，改为以加快经济市场化进程，积极推进要素市场化；加强收入分配调节，逐步建立起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为重点，这样做，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好处：一是基本不会涉及政治体制改革与意识形态的争论问题，从而大大降低深化改革必不可少的重要前题。二是政府有这方面的压力，群众有这方面的要求，推动改革的动力相对较强。因为生产要素不市场化，由于金融系统长期吃“大锅饭”而困扰政府的国有商业银行呆账坏账，和各式各样依赖土地以寻租的腐败现象不可能减少，不搞好合理的收入分配调节，群众普遍不满的分配不公和居民收入差距过于悬殊的问题不可能解决。三是有利于缓和乃至逐步化解我们当前面临的两大潜在的风险：一个是金融风险；一个是社会风险。这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在近期有可能出现的两大重要风险，或者说有可能发生的所谓“危机”，是我们在领导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中，必须加以重视并认真对待的。
有关进一步深化上述两方面改革的一些重要内容，分述如下：
1、关于进一步加快经济市场化进程，积极推进要素市场化问题。其核心，是要尽快搞好资金和土地两大要素的市场化。在这里，金融体制改革首当其中。改革的重点：
一是要进一步完善资金市场。包括：积极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化，通过产权重组，改制上市，吸收境内外机构投资者入股，实现产权明晰与股东多元化，以有效转变其经营机制，建立起科学的法人管理结构，增加外来人的监管。从而尽可能减少各种漏洞与损失，大幅度提高银行资金运用的效率和效益。同时，适当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继续贯彻落实利率市场化政策，缓解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建立健全资金市场的各种规章制度与秩序，确保资金市场的不断健康发展。
二是要进一步发展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交易市场。包括：尽快通过股权分置改革，解决长期存在的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价、同股不同利的股市扭曲问题；加强对股市的严格监管，形成一套合理的进入与退出制度，以尽可能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增强广大股东入市的积极性与信心。从而使股市真正成为既能够有效发挥积聚社会资金，扩大直接融资渠道，促进企业经营机制转换、优胜劣汰的重要作用；又能够防止变成少数单位和个人，依靠弄虚作假、谎报信息、故意圈钱，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的场所。
三是要逐步放开外汇市场，稳步推进汇率市场化。在这方面，前不久我们已经开始起步、对人民币汇率进行了小幅度合理调整，并将原来基本与美元挂钩，改成了以一揽子货币为参考。力争在不太长的时期内，逐步建立完善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上的基本稳定。
加快土地市场化改革的重点：一是根据我国人均耕地少、土地稀缺的实际，对土地征用必须依法严格控制，防止土地闲置与浪费；二是在征用土地时，必须对农民或城市拆迁居民进行合理的补偿，防止因此损害农民或居民的利益；三是对批准可开发的土地，除特殊情况外，必须通过公开招标拍卖，防止少数单位和个人，利用土地寻租谋私、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的发生。
2、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逐步建立起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其要害是，要尽快想办法缩小现在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与城乡低收入居民的基本生活缺乏必要保障的矛盾。在这方面，当前需要深化改革的主要内容：
一是合理调整积累与消费的分配关系，适当降低积累率，扩大消费基金的比例，现在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中积累率太高了，消费率太低了，如2004年两者的比例达46∶54，不仅大大超过发达国家一般20∶80左右的水平，远远超过了发展中国家一般30∶70左右的水平。由于在社会生产中，投资品与消费品的生产，客观上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在分配中积累率太高，意味着投资的规模必然很大，势必导致投资品的需求过大，供应紧张，价格快速上涨；消费率太低，意味着群众可能消费的能力偏小，购买力不强，势必导致消费品的需求不足，市场销售不畅，价格非正常下落，从而影响社会生产的正常运转和经济效率效益的提高，适当压缩积累的比例，扩大消费的规模，不仅将有效缓解现在明显存在的投资品与消费品二者供求错位的突出矛盾，使市场特别是消费品市场进一步趋于繁荣，从而进一步提高企业开工率，扩大劳动就业，增加国家税收，给整个经济发展带来良性循环。而且，通过对扩大部分消费基金的合理分配，有意识地较多向农民与城市低收入居民倾斜，还有利于缩小高低收入分配差距，有效缓解现在由于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所带来的种种社会压力。
二是严格控制部分行业职工收入分配水平过高问题。在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同等水平的劳动者，在不同行业工作的收入水平，除了极少数高技术、高风险的行业以外，一般不是很大的，但我国现在不是这样，二者的收入水平往往相差悬殊。究其原因，主要是一些垄断性行业，一方面依靠国家赋予的垄断地位，一方面又可根据市场供求不断上调产品销售价格，导致其利润率长期虚高，职工收入水平也居高不下。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应当想办法严格加以控制，以利于从源头上消除这种不合理的分配差距。
三是切实加强完善税收制度的调节。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由于必须实行效率优先的分配原则，在初次分配中，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往往都是比较大的。不如此，不可能调动绝大多数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了分解这种差距过大可能带来的矛盾，国家必须通过征收所得税，遗产税或赠予税等制度合理加以调节。即对一定水平以下的低收入居民，可以免征个人所得税，对超过一定水平的必须依法纳税。而且税率是累进的，收入越多纳税的比例越大，从而有效调节原来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关于个人所得税制度，现在我们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但由于一套相应的合理扣除制度与征管的办法很不健全，其应有的良好作用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特别是对于遗产税、赠予税，我们还处在议论的阶段。在进一步深化分配制度的改革中，必须将其作为改革的重点，确实建立健全起来。
1.粗放式的经营管理模式。
一些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未形成系统的、精细的管理模式，仍然停留在传统的粗放式管理模式上，没有合理的优化配置资源，没有用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大效益的意识，在“做大做强”的企业目标下，往往只是注重“做大”，甚至牺牲效益来扩大企业规模，给企业带来了很高的财务风险。不少企业在经济管理问题上存在误区，部分国有企业领导盲目认为经济就是积累起来的金钱，因此对企业的总体规模和总体收入相当重视，甚至把经营收入作为企业运营过程的核心价值和最终目标，但对如何形成企业在技术或管理方面的核心能力却不甚关心。所以很多国有企业都存在这样的问题：盲目扩大企业规模或进行多元化投资，短时间内营业收入提高很快，但是利润率出现了下降，经过几年发展后发现在有些领域的投资完全失败，企业开始出现亏损。
2.忽视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众所周知，人才对企业发展所起的作用巨大，而创新型人才尤其宝贵。但是在不少国有企业中，高中层管理人员更加青睐执行力强的人才，也就是听话的人才，能够不折不扣地执行管理人员的决策。而对于创新型人才，在国有企业的管理文化与氛围中，得不到重视与培养，他们创新的积极性和才能都受到了极大的抑制。
3.国有企业人员分流。
在许多国有企业的发展中，有些部门的人员严重超出了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国有企业在深化改革中面临的竞争也在不断加剧，而企业要想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就要对一些生产技术能力较低的人员进行裁减，以此来争取企业相对较高的经济效益和生产效率。再者就是由于企业的停产或破产，一部分工作人员失业。但考虑到社会对这些人员有限的接纳能力，企业将之释放到社会中不能得到社会的适当接纳，这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的稳定性，所以在深化改革过程中，这些企业对其所释放人员的妥善安置也是国有企业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
4.国企的管理经营者的问题。
在以往的国有企业发展中，其经营管理者都是由政府直接任命的。不可否认，绝大多数管理人员在经营之初都是合格的管理人才，拥有足够的管理才能。但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在不断发生变化，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当一个企业的管理工作出现问题，管理人员出现失职，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时，受企业管理体制的影响，伴随着我国国有企业中管理者未指定有效的问责机制的事实，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受到的最大处分也就是撤职，但对已经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撤职并不能起到任何弥补作用。6.此外，国有企业在初期按行政系统、行政区划分管理、迫使各部门、各行业、各地区自成体系，这些阻碍了综合利用和专业化协作，降低了运营效率；当前部分国有企业具有社会优势资源的垄断权，使其拥有超额垄断利润，一方面这种垄断违背了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破坏了市场竞争中的平衡性，另一方这种垄断使得企业不思进取，没有动力去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不断改善产品或服务。
二、产生国企改革中经济管理问题的原因分析
自从我国加入WTO以来，国有企业经历了投资主体多元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目前已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但从国有企业的发展现状来看，企业的经济效益与其预期效果之间还存在着一定差距，企业的竞争力与国际一流跨国公司相比也存在着明显距离。通过分析我国国有企业目前的现状，产生国企改革中经济管理问题的原因如下：
1.国有企业的产业结构不合理。
目前，从我国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来看，在三大产业中，第二产业所占的比重最大，而在第三产业中所占的比重却很小，发展相对也比较缓慢。究其原因，工业主要靠资金、技术，服务业则更加注重管理创新，而这方面正是国有企业的薄弱点。而且在我国国有企业所占比重最大的第二产业中，其内部结构也存在很大问题，在制造业中，国有企业的发展速度较快，在加工工业中，重复建设严重，轻纺织业生产能力过剩，但一些基础性产业诸如新能源、原材料、运输等却发展得相对落后。
2.国有企业的产权不清晰。
国有企业的产权属于国家，但在具体的运行过程中，按照地域结构，国家将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分别下放到各级地方政府，然后各级地方政府再按照政府部门职责进行再分解。这样，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管理，但对于国有企业的经济主管权，地方政府应如何代表国家对其行使，国家并没有制定出相关的规章制度，这将造成国有企业所有权主体的模糊，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只是形式上的。
3.国有企业经营体制不健全。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需要建立起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这应该是适应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但是国有企业往往没有积极性主动进行治理结构调整和管理制度改革，只是被动地满足监管的需要。这就导致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徒具形式而无实际作用，企业依然是人治而非法治，而且因为在改革中频繁更换企业管理层，导致管理制度也没有很好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另外，在目前的国有企业改革中，许多国有企业仍然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完善的约束机制，对于企业经营管理者而言，这就会导致他们挪用侵占国有资产谋取私利，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对于企业广大员工，则导致他们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不规范操作，缺乏积极创效的动力。
4.落后的国有企业运行方式。
在国有企业的长期发展中，国有企业的运行方式具有政治化、非理性化的特点。政治化具体表现在国有企业的存在方式具有一定的行政关系，而不是单纯的经济主体。在进行各种生产经营决策的过程中，企业的管理者很大程度上要服从于政府部门，在运行中，企业的各种政策靠外部行政单位推动。非理性化表现在，政府主导企业扩大或缩小产业规模，主导企业投资的领域和方向，企业经营管理者对投资风险不负担任何责任。这些都不利于充分发挥企业经营管理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造成企业管理落后，在经济管理中形成一系列问题。
三、结语
一、所有制关系
1．所有制变革。20世纪80年代，由匈牙利、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开始，蔓延到苏联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完全相同。东欧国家的改革，实行国家所有制并发展市场，取消命令经济。改革产生了一些变化，但是不彻底。
从中得出的第一条经验教训是，一个有效能的市场或者说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在所有制结构、财产所有权结构中私有制占主导地位和财产私有权的支配地位。这个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所有制所有权结构中的地位，不是以其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来反映，而是以企业的规模与性质去决定。如大型企业、金融机构是否具有私有性质。
私有制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其所有者既可以是人格化的，亦可以是非人格化的。所谓人格化的所有者，即企业的所有者是明确的、明晰的，它或者是专门的投资机构、或者是投资者集团、或者是某位个人。所谓非人格化的所有者，即企业的所有者是不明确的、不明晰的，它或者是保险机构、或者是银行及投资基金、或者是证券市场中购买上市公司股票的投资者。在美国的所有制结构中，非人格化所有者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东欧改革中，这一问题曾引起较大争议；我个人认为应以非人格化的所有制占主导、但是从过程发展的顺序看，所有制的起源是从人格化的所有者开始，逐步进化到非人格化在所有制结构中占主导、支配地位。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二条经验教训是，运行良好或有效能的市场经济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允许并鼓励个人所有制即个人化、人格化的所有权制度，不要以非私人的所有制或非人格化的所有者硬性地人为地取代个人的所有权制度。
2．东欧国家国有企业变革。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如何处置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有两种设想，一是出售所有权，二是分配所有权。
其具体操作有多种方式与技巧，如抵押、股权证等。所有国民及国有企业员工都能得到国有资产分割出的一小部分所有权。捷克和俄罗斯就是这样做的。1989年，我在一本《通往免费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书中指出，对国有企业应采取拍卖等形式销售，而不是配置给国民。如果每位国民都分配，企业就有很多所有者，也就等于没有所有者，这是社会主义企业的普遍问题。
国有企业常常出现亏损而资不抵债，对这样的企业不能拍卖销售，只能破产。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三条经验教训是，对于国有资产不应分配给每位国民，但可以大规模销售出去。
3．如何选择未来企业的所有者。所有制变革、企业变革，未来企业的所有者是由企业内部人担当还是由企业外部人承负，是Insider还是Outsider，用效率这把尺子衡量也是很困难的。当私有制被强大的社会力量推动后，企业内部员工的愿望是谁靠近火谁先得到肉（注：中国相应的说法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而市场经济的经验证明Outsider作为企业所有者是更有效率的。这是因为，Out－sider更易于监督企业管理者，如果企业管理者没有效率，来自外部的企业所有者可能容易地将其解雇。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四条经验教训是，对于由谁来担当企业未来的所有权人，Outsider比Inside，获得所有权要好。当然从法律上并不需要禁止Insider所有制，只是政府应鼓励Outsider所有制。
4．怎样对待亏损企业。企业由于亏损资不抵债不能生存下去，宣布破产是一件困难的事。这是一个有秩序的过程，债权人将分割破产企业，以拍卖的形式将其肢解卖掉，可能会有人买下整个企业。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五条经验教训是，对亏损资不抵债的企业，重要的手段是通过破产与清偿实行私有化。
二、经济运行中的规章制度与约束机制
在东欧国家经济改革开始之时，我们必须去做两个重要方面的改变。一是自由化，即废除早期对经济活动的法律限制、行政约束和官僚管制的所有变革，包括劳动的自由、放开价格、市场进入与退出自由等；另一方面是改变所有制。那时起，我们需要新的约束、新的规则。在原先经济条件下，规章制度与约束机制是一种行政管制，体制上分为上层的管理部门和下层的执行者，通常由上层下达命令，由执行者执行命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制上是一种平行的、横向的关系，规章制度与约束机制是买者与卖者的关联。这种市场约束成为我们市场化改革中最大的问题。因为在过去，人们习惯于遵命。而现在市场经济中，卖者与买者不是被命令与命令关系，但却出现了卖者不能按照承诺兑现合同、拖延时间不按期交货；而买主则在收到货物后不履行付款义务，以至形成债务连锁反应。
约束系统的另一个层面是银行与企业的关系。银行借款给企业，而企业作为贷方却既不还本又不付息。这在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中，违约不履行合同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但在后社会主义国家对此还远不适应。在《短缺经济学》中，我讨论了软预算约束带来的危害。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软预算约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国有企业拖欠的债务总会由政府处理掉。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六条经验教训是：改革需要新的规则与约束，一个有效能且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强化合同管理、严肃全融纪律秩序和硬化预算约束都是必要条件。
在制度变迁的初始阶段，银行仍为国家拥有，这是造成软化预算约束的一个重要原因。银行提供给企业的软贷款不能得到偿还，这成为一种隐蔽的财政补贴。一些企业看上去拥有很多财产，但亏损的窟窿却更大，坏帐、呆帐很多。在经济运行中，应该注意呆坏帐指数，如果指数很高，那会对银行系统构成威胁，成为一种定时炸弹。在市场经济状态下会发生金融危机，而且可能会突然发生。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七条经验教训是，银行提供给企业的软贷款是没有透明度的，应清理和改组那些不能依据审慎和缜密的银行业务规则运行的金融部门，将来完成银行部门的私有化。
三、法治法制建设
新的规则、纪律、约束能够得以遵循、遵守、执行，必须有制度保障，这要从一系列立法工作做起。如破产法、合同法、会计法、银行法等等。法律规范必须严厉、明确，需要完备的法律法规系统，且法纪亦严明。熟悉民商法的律师应起重要作用。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八条经验教训是，强化国家法律是有效能且良好运行的南场经济的必要条件。
四、对腐败行为的防范监督
经济全球化将推动我国的改革进入新阶段，例如：经济全球化大大增加了对政府的压力，彻底的政府改革不可避免；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全面的市场竞争，加快企业改革，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越来越具紧迫性；经济全球化强调金融的国际化，金融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将首当其冲。
加入WTO为我国提供了新的改革动力。加入WTO是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加入WTO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全面开放阶段，逐步放开包括金融、保险、电讯、会计、咨询、旅游等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我国加入WTO，目的是通过开放市场来解决经济转轨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开放倒逼改革是未来几年我国经济转轨的新特点，以全面开放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大破除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以形成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从而在改革开放中提高国家的竞争力。
加入WTO，给我国经济改革留下的时间和空间都十分有限。进入新世纪，改革更具紧迫性。加入WTO，参与经济全球化，我国经济转轨的紧迫性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烈，改革受到严格的时间限制。同时，改革又要面临国内外的双向压力。既有国内压力，又有国际压力。前20年我们的改革虽然存在国际压力，但是因为没有加入WTO，一些规则的遵守带有很大弹性，今后不遵守就要受到惩罚。因此，改革的内容必须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则。从这个意义说，加入WTO是我国的第二次开放，第二次改革。
二、经济全球化将促进经济转轨国家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的结构性重大变化。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我国应当积极推进结构性改革
我国按照WTO的规则参与经济全球化，必然使原有的产业结构、体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为此，未来几年，我国经济转轨的重要任务在于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在保持宏观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抓住机遇，适时地实施和推进结构性改革，就能加快体制创新，从而为促进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的较快发展提供真正动力。
结构性改革是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它强调制度框架的改革和经济调控规则的改变，主要目的是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及规制环境。我国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经济体制转轨正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和挑战：其一，我们采取的渐进式改革的方法在实践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同时改革中积累和遗留下来的深层次问题、结构性矛盾日益集中地突现出来，日益对改革进程和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形成制约；其二，无论是在宏观经济层面或经济运行层面，结构性调整和结构性改革交织在一起，结构调整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为结构调整注入新的动力与活力。这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重要特点；其三，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和我国正式成为WTO成员，从外部对我国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和进程提出新的要求，带来新的动力和压力。
由于体制性的结构问题成为改革的突出矛盾，因而实行并加快结构性改革是新形势下改革的重要选择。推进结构性改革，对我国“十五”时期的经济结构调整，对促进经济的较快增长，对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都会产生重要的作用。应当说，20多年的改革实践已为结构性改革创造了很好的基础。在当前宏观经济和社会都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实施结构性改革的条件也是比较有利的。
推进结构性改革是实现制度创新的关键所在。经济转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仅仅是一种运行机制代替另一种运行机制，它实质是体制创新与新体制结构逐渐积累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又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转轨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整体。实施并推进结构性改革，就是面对新旧两种体制的结构性矛盾，加快培育发展新体制因素，并逐渐形成新体制的合理结构，以充分发挥新体制结构的整体优势和作用。因此，结构性改革阶段既同以往的改革相联系，又表现出这一阶段改革的重要特征：
——强调体制创新在推动经济改革中的根本性作用。结构性改革不仅仅在于注重一项新制度的安排，更重要的是重视制度结构的合理性。因为任何一项制度都有其结构性，都以其他制度安排为补充。制度的互补性及其合理结构是一项新制度充分发挥效应的基础和前提。
——强调改革的配套性。由于体制的结构性特点，配套改革的结构性改革阶段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结构性改革注重整体改革的配套性、系统性。我国现阶段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国有企业要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相配套；深化农村改革要与加快城市化改革相配套；经济体制改革要与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结构性改革既要求经济体制改革的相互配套，同时也要求与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的密切结合。伴随经济改革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已超越了经济本身。全面的配套改革将成为一个大趋势。
——强调法制化建设对推进改革的作用。以立法来保证体制创新的自觉性和目的性，同时制度化、法制化又是结构性改革的基本目标。没有法治的体制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就难以确定。保护已有的改革成果，规范未来的改革行为是结构性改革对法制化提出的基本要求。一是与产权保护（包括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制建设对结构性改革的成败具有关键作用；二是依法行政，用法律和制度约束政府行为是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任务；三是加快与重大改革措施相关的法律制度建设，例如，从法律上进一步明确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这对我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十分重要。
经济体制转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仅是一种运行机制代替另一种运行机制，它本质上是体制创新与新体制结构因素不断积累的过程，并且这个转变过程必然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结构有机结合、整体转变的过程。顺应效率和发展的要求逐步推进和实现这种结构性的调整和改革，对经济转轨国家来说最具实质意义。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适应于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推进结构性改革，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寻求出路，也是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正在共同致力实现的目标。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和经济体制转轨国家，我国推进结构性改革既有与其他国家相同的共性，又有特殊的规律性。当前，我们既要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经济结构矛盾，比如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等，但更要关注在我国经济转轨的特定时期，优化制度性结构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根本性作用。
三、把握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转轨的特点，我国应当通过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改革目标
实践证明，经济全球化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即如何防止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我国的经济转轨已把缩小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差距提到重要议程。为此，要把对重大社会利益关系进行有效协调作为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并由此使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政治结构之间相适应。经济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和重新调整，在此过程中必然有人受益，有人受损。关键是经济改革能够兼顾利益相关各方，并通过相应的社会改革对利益受损者以及社会弱势群体给予合理的补偿和救助。伴随改革开放的过程，我国原有的社会利益机制、利益格局以及相应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改革新阶段，迫切需要对重大社会利益关系做出主动的、积极的调整。这已成为当前我国改革所面临的突出矛盾。
以人
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将在新时期改革进程中更加突出。使人民群众在改革过程中受益和得到实惠，是过去20多年我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我国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广大百姓的共同富裕。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原有的利益格局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现实生活中与人民群众利益相背离的现象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严重影响了人们对改革的预期，挫伤了人们理解、支持和参与改革进程的积极性。这突出地表现在各种收入差距不合理拉大；政府部门利益集团化和非公共机构倾向突出，腐败蔓延；伴随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口增多，城市贫困人口增加；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并由此产生种种结构性矛盾和问题。
在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下，在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我们的改革更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这是进一步推进改革，并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实施并推进结构性改革，应当客观地分析改革的基础和条件，注重分析和把握改革的主要推动力。新时期推进结构性改革，需要格外强调广大群众在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高度重视广大群众拥护改革的程度和参与改革的热情。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应当始终是改革的根本出发点。
市场经济的优势在于它在不同社会及文化中的差异性及适应性。在某种意义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人民市场经济，是广大人民群众作为主要获益者的市场经济。因而它的根本优势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不断获取利益基础上的广泛参与。作为顺利推进我国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保证，明确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增强改革的透明度，让广大群众了解改革的进程和内容，并使他们中的多数在改革中获益，过去是、下一步仍然是我们顺利推进结构性改革应予坚持的重要原则。
加快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打造与新体制有效运行相适应的制度性、社会化的基础。改革进入新的阶段，实现产权制度改革的突破至关重要。产品短缺是计划经济体制突出的特征和现象。但从制度的缺陷讲，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最大的短缺是产权的短缺，它的基本特点是产权主体的单一化。这是传统经济体制下不可能产生竞争、没有经济活力的制度原因。经过20多年的改革进程，我国的产权制度改革在某些方面已经有所突破，已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基本格局。但同时也应看到，我国产权制度改革的任务还远未完成。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展开和深入，产权主体的社会化成为一个必然的要求和趋势。结合我国经济改革的实际进程，以无偿和有偿相结合的原则，多种途径实现企业家、尤其是创业型企业家的价值，规范推进具有我国特色的职工持股制度，有效构建企业与职工的利益共同体，由此推进产权主体由单一化向多元化、社会化的转变，打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制度基础，是新时期经济改革的重要任务。此外，要从法律上赋予和保障农村土地产权关系，为农民增收创造根本性的制度条件。
“生态经济是一种尊重生态原理和经济规律的经济类型，它强调把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多种组成要素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虑与实施。[1]”生态经济的核心是实现经济与自然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经济作为现代经济发展模式，既要保证经济的稳步增长，又要维护生态的整体平衡发展。简言之，就是使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系统保持平衡，相互促进。生态经济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理念，一种新的战略，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生态经济的发展模式同时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生态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一个新的词汇，一种人类实践带来的时代课题。人类的劳动实践不能随心所欲，而是受到自然界客观规律的制约。当人们为了经济利益而不惜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时候，必然受到自然的惩罚和报复。此时，人们才真正认识到生态保护系统的重要性，生态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被提到重要的位置上来。近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新词汇不仅有生态经济，还有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等。这些词汇在经济发展中具有一定的联系和区别。循环经济的主要观点是通过资源的循环利用，使自然资源投入最少、排放的废弃物最少，尽可能地使原料循环使用，从而降低对环境污染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绿色经济则是指人们在生产生活过程中，低消耗、高产出、低污染、注重生态环境、生活质量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但它们之间有很大的相同之处，三种经济都是以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为核心，重视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探索社会生产生活和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为目的的。
2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构建生态经济模式
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来，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经济的发展模式主要还是粗放型的，高消耗、高污染和低产出是当前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近年来，资源短缺、能源紧张、环境恶化等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瓶颈。我国很多能源的人均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石油、天然气、水资源和耕地等只占世界人均占有量的三分之一。依靠传统消耗型经济增长方式，资源环境的供需矛盾更加突出，同时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也同样受到制约。同样，我国的环境污染也相当严重，流经城市的河段90%受到严重污染，很多大城市出现严重的雾霾，空气污染严重。面对整个资源环境突出的问题，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目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实现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有机统一，构建中国特色的生态经济模式。“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应当有步骤地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一是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从现存市场经济体制向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即建立中国特色的生态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应该说是同步进行的”[2]。我国构建生态经济模式，要构建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服务业。生我们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来考察态工业。生产力角度指具有发达的经济水平和高素质的从业人员。生产关系方面指全方位、大规模的工业体系和良好的生态环境。生态工业同时还暗含工业化的进程同时是生态理念的贯彻、生态工程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推广以及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的过程。我国目前必须由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向集约型的经济增长转变。开发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的工业，同时加强国际合作、加强生态规划与协调，合理安排工业布局。生态农业是在现代农业的负效应越来越突出的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农业是我国的第一产业，千百年来，丰衣足食就是中国古代的国家追求。依靠传统笨重的农具年复一年地重复同样的劳动。随着现代文明的传入，农业生产效率提高了，但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生态农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建设生态同业不是要返璞归真，回到古代，而是要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克服成本的大量投入、大量消耗、化肥农药及化工产品的大量使用，降低农村环境污染的经济模式。“从本质上说,农业循环经济就是农业生态经济，就是以生态经济规律来指导农业经济生产活动，即所谓绿色经济、‘点绿成金’的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成为‘资源利用—绿色农产品—资源再生产’的闭环式物质流动过程，所有的物质能源和资源材料在农业经济活动中都能得到合理的利用”。生态服务业也是国家生态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服务业主要体现在旅游业，纵观国内，凡是生态环境保护好的地方都成了旅游区。人们都喜欢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之余，体验下回归自然的感觉。生态旅游已经成了人们健康身心和丰富物质精神生活的追求。发展生态旅游业，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3我国生态经济模式构建的保障措施
3.1要构建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必须要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消费理念的保障
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短缺，倡导健康、适度的可持续消费观念是十分必要的。可持续消费，就是适度消费和生态消费。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人们的消费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上，既能满足个体的生理需求又要考虑社会消费伦理。要养成适度的、理智的、健康的绿色消费观念。因此，要树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生态文明需要的消费观念，培养人们树立可持续发展的适度消费、健康消费的生活方式。大量宣传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改变一次性消费和类一次性消费；减少或杜绝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形成绿色消费的观念。要加强生态宣传，明确生态宣传的目标、任务和内容，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普及生态知识，把生态消费理念的形成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
3.2要构建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必须要以科技创新为技术保障
科学技术使人类进入大工业时代，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大发展。科学技术对环境产生很大的破坏，同时，科学技术对人的解放和生态改善也同样具有重要作用，应该积极发展并利用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和生活排泄物的再利用，为环境质量状况好转服务。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不合理性，促使我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反思。人与自然的对立、分离是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我们必须要尽快消除这种对立的思想，转化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建设生态经济更离不开科学技术，而且要不断提高科学技术的水平。在减少物质资源消耗的情况下，我们完全可以提高产品的功能和经济价值，并使能量的应用逐步转向无污染能量为主。为防止污染、生态建设和自然保护为主要目的的绿色技术将得到充分的发展和应用。“观念的更新和技术的创新是相辅相成的，生存方式的变革和自然观的演变史相互联系的，这是人与自然关系研究的新视角”。
3.3要构建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必须要有健全的制度为保障
一、基本经验
1、以产权制度改革和产权关系调整为核心和主线。
改革者也许并没有意识到最初的，以“放权让利”为内容的改革就是产权改革，当时也没有产权理论作为指导。但是，这场改革实质上就是权利关系的调整。这种选择也许是制度变迁的内在力量的推动和人们的本能选择。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的改革，或者二者相关的改革，都是以责权利关系及其制度的调整为核心和主线。农村的改革主要包括：度的推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乡镇企业的建立、发展和改革，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基础上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农业产业化等。考察这一过程，我们发现每一步改革的实质都是“产权制度改革”或“产权关系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产权制度改革，因为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经营责任制、股份制等改革，本质上都是调整企业和政府的产权关系。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实质也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责权利的界定和调整。
2、以旧制度最薄弱或新制度需求最强烈的环节——农业制度为突破口。
从总体上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早是从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和生产组织制度开始的。为什么制度变迁首先发生在农村？我们认为这是适应客观需要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价格剪刀差以及户籍管理制度，使农民蒙受了巨大的利益损失。政社合一的制度名为集体经济，实为变相的国营经济。与城市的集体和国营经济不同的是，国家对农村的集体经济基本上“管而不包”。这样农村改革的机会成本很低，农村对新制度的需求也就更加强烈。因此，农村相对于城市而言，旧的制度更容易打破，新的制度更容易产生，自发的制度变迁发生之后，更能够得到政府的迅速认可和支持。
3、允许旧体制外生产新体制，即体制增量调整与体制存量调整并行，而且以前者促进后者。
中国的经济体制，在旧体制的根本性变革难度较大的情况下，确实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增量改革、体制外突破来改革经济体制的结构和促进或倒逼旧体制的变革，这是渐进式改革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和主要经验之一，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和经济的持续增长靠的就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无论体制改革还是经济增长，都是“两条腿”走路。公有制经济（包括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的体制，一直都在改革，甚至比非公有制经济的出现要早。对集体农业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对土地制度的改革，都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而且，在强调体制外改革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决不应当忽视国有经济在改革和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与非国有经济相比，国有经济市场化的速度较慢，这固然不利于市场化的进程，但是可以使大量经济资源特别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部门处于政府直接控制之下，这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有利于控制转轨过程中的各种矛盾，而且能够在市场机制很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政府的调节弥补市场的不足，克服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政府导向的作用，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国有经济实际上也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承担着成本。我们假设：国有经济体制一开始就彻底变革，那么，非公有制经济能否发展到现在的水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能否顺利？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要改变。
4、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政府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的初始主体可能存在比较大的差别，但是在制度的设计和变迁过程中，是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并不断进行着角色的转换。其中，政府作为多元主体中的一员在体制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以农村改革为例。前面已经分析，农村经济体制变迁包括许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股份合作制和与农业产业化相适应的正在进行的制度创新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主体扮演不同角色，起着不同作用，不同阶段的角色及其作用又是有所变化的。政府虽然不是在每一项改革或改革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充当主角或领域者，但是，它作为重要的制度变迁主体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家庭承包责任制作为制度创新在很短时间里向全国推广，则属于新制度的扩散。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是最重要的主体。它对的认可、支持极大地打消了广大农民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顾虑，使新制度以尽快的速度扩散。当然，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一变革除了触犯了少数人的既得利益外，于农民、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于城市居民都是有益的，基本上属于帕雷托改进，所在大家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支持改革的。
家庭联产责任制也有局限性。还是农民自己在实践中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自然地创造了一种扬弃、适应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的制度形式——股份合作制。毫无疑问，广大农民自己是主角，他们是制度的设计者和实施者。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基本上是认可、顺应、引导。
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创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拉开了帷幕。农民现在已经意识到家庭小规模经营对他们的种种不利。因此，农民们自己又在探索，他们仍然是创新的主角。
乡镇企业的发展既是中国农村的产业革命，又导致了整个农村经济体制的重要创新——可以与农业中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相提并论的制度创新。这一创新有一个过程，在过程的不同阶段，创新的不同主体及其相互关系是有所变化的。几乎在家庭承包制刚刚全面实施的同时，“社队企业”开始实行承包制，即由公社、大队包给一些“能人”。这些“能人”都是农民，是农民中的“基层干部”或原来就是“社队企业”的经营者。第一步制度创新，是由“基层干部”唱主角，集体代表——公社、大队、生产队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广大农民共同参与的，几乎没有反对的主体，因为它对任何一个群体或阶层或国家，都是有益无害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显然支持，但不是创新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不是主角。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有些大胆的农民开始投资办企业了。有些单独办、家庭办，有些是农户合伙办，这就使乡镇企业自身的组织也出现了新形式——家庭企业和合伙企业。非公有的乡镇企业取得了超常发展。农民自己仍然是创新的主角。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起了一个“放”或“允许”的作用，即所谓“给政策”，例如国务院1984年的4号文件认可、允许个体或联合投资。当然，“放”本身也是一种对创新的“参与”，它与阻挠或观望是不同的，与一般的“支持”也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也是这一制度创新的重要主体。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进行了更深层次的体制创新，目标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接轨。最大的特点就是政府特别是县以上的政府基本上退出了“制度创新主体”行列。因为经过第一、二步政府“放”以后，乡镇企业走上了自我发展、自我创新的道路。在政府跟乡镇企业没有产权关系，乡镇企业也不再需要政府“放”什么权、给什么政策的情况下，政府面对乡镇企业的制度创新，就显得没有什么可为了。进入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从合伙制到股份合作制，甚至有些向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
司、集团化的演变，都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投资者和广大农民自己的事情，他们顺应市场、产业变化的需要，很自然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产权关系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创新。这是由他们的产权及由此决定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关系决定的，他们有产权，从而有谈判实力，能够左右制度变迁的方向，而且也必须左右，以维护其产权收益。
国有企业至今为止的制度创新，尽管地方政府、企业及企业员工等主体在不同阶段的角色或作用在变化，但是中央政府除了创新初期很短时期外，一直都是创新的主角，一直都是它主导，它决定创新的方向和方式，并组织试点和推广。
5、从制度变迁的规律和中国实际出发，选择渐进式改革的方式或道路。
对于体制转轨，理论上存在多种途径或方式。在实践中，也有多种方式，人们把20世纪开始、持续至今还没有完成的许多国家的改革，大体上划分为两种方式：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或“休克式疗法”。从改革的效果来看，比较多的人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更加成功。主要标志是，在市场化改革推进过程中，经济快速发展，连续20年经济平均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物价上涨率限制在公众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从1979年至1999年，社会零售物价上涨率平均为6.6％（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从1985年至1999年平均为8.9％），没有到两位数，从而没有危及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张卓元，2000）。由于经济快速发展，物价上涨率总的来说处于居民可承受的范围内，全国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普遍有较大提高，得到改革的实惠。
所谓渐进式改革是指在根本经济制度不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对经济发展过程中限制或阻碍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进行逐渐地改革。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体现在许多方面：从农村改革开始，然后扩展到城市；先着力发展比较适应市场经济的非国有制经济，而后重点推进国有经济的改革；先发展商品市场，然后着重发展生产要素市场；价格改革先调后放，调放结合，并逐步同国际市场价格相联系；生产、流通、价格等都出现计划内外双轨制，然后向市场单轨制过渡；经济特区、沿海城市改革开放先行一步，逐步向内地推开，实现全方位开放等等。在改革推进的方法上，也是这样。先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然后随着经验的积累，逐步实行相互协调、相互配套的整体推进；还有是先易后难，先改革那些比较容易改的领域，最后搞攻坚战——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着密切关系。由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牵涉到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社会成员的就业与福利保障，所以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中最为复杂、最为困难的改革。为了保持社会稳定，避免对企业的迅速改革可能导致的生产下降，失去社会大众对制度变迁的支持，同时又要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中国企业制度的变迁实际上是通过体制外变迁和体制内发展相结合的道路来推进的。也就是前面分析的“两条腿”走路。
当然，我们只能说，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比较成功。但是，它同样有其局限性。而且，我们也不能认为或断定激进式改革就不成功或不能成功。一切有待更长时期的时间去检验。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制度变迁所面临的环境和约束条件不同，改革道路的选择也可能不同。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或教训
1、对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分配状况重视不够，造成的后果将是深刻而长期的。
我国在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也在收入分配领域进行着相应的改革，提出了“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但是，实际情况是，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1）从基尼系数来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1978年我国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33，这说明我国当时属于个人收入差距比较小的国家；而到1995年基尼系数已达到0.445，1998年上升到0.456，不仅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中等合理差距水平，而且超过了美国1990年家庭收入0.43的基尼系数。（2）从城乡收入差距来看，根据国家统计部门的调查，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率为2.36∶1，1985年为1.72∶1，1999年为2.65∶1；从这三个比值上可以看出，1978年至1999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先缩小后又扩大的趋势。（3）从地区收入差距来看，1980年东部地区职工的收入要低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收入水平最低。大约到1989年前后，东西部地区的职工收入基本持平。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收入差距逐渐拉开，到1997年东西部地区的职工收入比达到1.4∶1；农村收入差距则从1980年的1.46∶1扩大到1997年的2.5∶1。（4）从行业收入差距来看，据统计，1978年收入最高的行业是电力、煤气和水生产供应业，职工平均工资为850元，收入最低的行业为社会服务业，职工平均工资为392元，二者绝对差距是458元，相对差距为2.17∶1；到1998年，收入最高的行业为金融保险业，职工年均收入为10，633元，收入最低的行业为农林业，职工年均工资为4，528元，二者绝对差距为6，015元，相对差距扩大到2.35∶1。（5）从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来看，据温州的一项调查，在一般的私营企业中，企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21倍，在具有百万资产以上的私营企业中，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79倍。而据湖北省统计局、劳动厅、计委联合调查组对湖北省50家停产半停产企业的1258名职工的调查显示，他们的平均月工资只有66元，仅相当于私营企业主月生活费1827.56元的3.6％（韩留富，2001）。
目前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已经导致了严重而长期的社会经济问题。例如，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虽然有许多种，但是大多数居民收入低、收入分配不合理，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多数居民虽然有强烈的需求冲动，但是没有购买力，无法形成有效需求。收入差距的拉大在短期内难以消除，而且随着我国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政策的实施，这种收入差距还会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2、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导致经济体制改革有时难以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政治体制改革。但是从现实中可以看出，后者是滞后于前者的。当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才考虑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往往是推而不动或大推小动，甚至越改越令人不满意，例如，机构改革，越改越臃肿。可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
3、对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互动关系重视不够，技术创新落后于制度创新。
这里所谓的“技术创新”是指直接生产领域的技术发明、创新、运用，不是科学家的实验室或档案柜里的“科研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不断进行，可以说制度创新是明显的。但是，技术创新相对于制度创新是严重滞后的。技术创新滞后于制度创新的后果就是当制度创新所带来的效率完全发挥出来之后，经济发展的动力就趋于消失。
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来看，从1978年开始的农民自发改革，到1984年的全面推行，农业技术基本上没有创新，甚至有倒退。即使到现在，农业技术也没有太大的、普遍的进展。国有企业主要强调进行经营管理体制和产权改革，技术领域的改革和创新、设备的更新和改造、员工的技术培训等，都没有明显的进步。在调查研究中也发现，同一个地区的不同企业在面临相同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下，在制度变迁发生后，虽然在短期内都促进了企业效益的明显好转，但是过几年后，却出现了企业效益的明显差异。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技术进步的作用。这也说明了技术创新在制度创新后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当然，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是互动的，技术创新的相对滞后，也与制度有关。说明制度安排对技术创新、推广和运用没有足够的激励。因此，我们应该从技术创新的相对不足反思我们的制度创新——它的不足和不配套。
4、渐进式改革的累积成本或后摊成本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阻力。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易到难，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目前的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这实际上是渐进式改革的累计成本所导致的。渐进式改革强调在不改变宪法、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改革。从另一角度来看，制度的适应性总是有限的，任何一种制度只能适应特定的环境，而且这种适应也只能够在短期内适应，可以说适应是相对的，而不完全适应是绝对的。例如，价格双轨制是渐进式改革的最主要表现之一，但是价格双轨制所带来的“腐败”问题，则可以看作是渐进式改革的累计成本；在旧体制外生长出新体制，旧体制的改革则逐步进行，这种渐进性确实既依靠新体制的外力推动旧体制变革，又不至于使因旧体制的突然崩溃而导致巨大的社会震荡。但是，它却产生了新旧体制之间的摩擦和摩擦成本，而且，对旧体制内公有经济形成巨大冲击，境况相对恶化，导致旧体制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目前国有企业的效益不断下降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国有企业大量下岗职工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渐进式改革的后摊成本越来越大，成为进一步改革的巨大阻力。
【参考文献】
当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的模式主要有合作制、公司制和社区股份合作制，这三种改革模式各有其优势和不足，改革的关键问题是要把握好这三种改革模式各自的特点并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进而选择恰当的集体经济组织改革模式。我们知道，合作制是以劳动结合也就是人与人的结合为特征的非营利性组织，因此即使合作社有盈利，也不是按股金的份额分配，而是用于公共事业或积累，或社员按交易额和贡献比例返还。合作制实行的是民主管理，对合作社重大事务的决策，采用一人一票制的平等表决权，股份的多少与投票权无关；合作制采取自愿参加的原则，社员有入社和退社的自由，社员退出时，可以领回自己的股金。而公司制是以资本结合为特征的营利性组织，公司制实行的是股份民主，股份额的多少决定投票权的大小，从而决定对公司的控制权。公司制一般不允许退股，但可以转让和流通。社区股份合作制介于合作制和公司制之间，是一种按股分红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财产管理制度。它将集体资产折股量化到人，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重新确定农民对集体财产的个人占有权、利益分配权、民主决策权和民主管理权，将原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造成为股份合作社，实行企业财产所有权和经营权明确分开的企业法人财产制度和以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职能机构分离的企业经营管理制度。一般而言，在农业产业化和农业一体化程度较高、市场潜力大、政府引导扶持力度大的地区，可以考虑合作制，加大“农民+合作社+公司”这一产业化经营模式的发展力度，鼓励农民进行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有利于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而在那些比较富裕，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因为股东比较多且资产的数额比较大，所以比较适合推行公司制，而且能够完全打破区域的封闭状态，促使人们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在城市化进程中，已列入城市建设规范范围之内的农村可以考虑社区股份合作制，将集体经济的运营和公共管理逐步分离，社区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由股份合作社转向社区委员会承担。上述案例中的李家庄村选择了社区股份合作制这一改革模式的原因有两点：首先，由于李家庄村临近潍坊市市中心，而村中的土地在城市化的扩张中不断升值，村集体资产也迅速增加，这实际上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可以采用公司制改革中资本结合的方式来明晰产权，这样一来也就可以合理而又充分地利用农村闲散资本，发挥了公司制的优点。其次，由于李家庄的经济基础并不牢固，农村居民缺乏市场意识，而且很多经济建设的方案要获得当地政府的支持，这些因素对完全采取公司制改革模式造成一定的障碍。而此时可以采取合作制中劳动结合的方式来利用农村地区闲散而没有组织的劳动力，充分发挥合作制的优点。正是出于对当地经济发展速度以及三种集体经济组织改革模式各自特点的把握，李家庄村才最终选择了社区股份合作制这一改革模式。这样一来，李家庄村的选择既考虑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村民的市场意识，又利用了闲散资金，最终提高了村民在市场中参与竞争的能力，实现了农村与大中城市的对接。
二、案例调查设计与绩效评价
为了评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本文专门对李家庄村的改革进行了实地调研。调查采用现场访谈、填写问卷的形式，得到有效问卷80份。1.受访者的具体情况就业”是极为宽泛的概念，其中包括非正规就业。具体的统计数据如表1所示。2.受访者对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的关注度被调查的80人中，多数村民对本村的集体资产改制持支持态度并较为关注，占82%；73%的村民认为发展村集体经济非常有必要；76%的村民对村集体经济发展政策措施给予肯定；85%的人对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后集体经济发展前景抱有比较乐观的态度。3.受访者对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的满意度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后，在集体经济的监督和管理、资产经营和资金使用、改制后对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满意度、目前的家庭生活水平状况等方面的问卷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大多数村民较为满意。4.改革成效李家庄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优先选择了股份合作制，保证了组织建设的稳定，克服了产权不明晰等弊端，在保障公平、效率的同时实现了资产增值。（1）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农民利益。李家庄村实现了村民共享集体资产以及收益的增值，改革后该村居民持续增收，形成农民真正所有、人人按份享有的良好局面，保证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集体资产的占有权、管理权、监督权和收益权，实现了集体资产由共同共有到按股共有的转变，既维护了农民的民利和经济利益，又有利于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2）强化了集体资产的管理。改革后该村成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机构，从而建立了更为科学、更为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避免了集体资产被侵占、挪用、浪费，从体制源头上预防和杜绝了农村干部违法违纪行为。此外，通过清产核资，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及债权、债务情况一目了然，百姓心底有了数，有利于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可持续发展。（3）保障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改革明确界定了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了稳定的生活来源，减少了农村闲散人员，初步解决了农民生活保障问题。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李家庄村由“两委”班子直接支配人、财、物的领导方式，理顺了农村各种关系，权衡了各方面的利益，有效地缓解了长期以来因土地征占、资产处置、收益分配等引发的干群矛盾。（4）转变了当地农民的观念。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不仅是一场制度改革，更是一个不断解放农民思想的过程，该村村民在改革中开阔了视野，解放了思想，转变了观念，逐步提高了产业化经营的意识和能力，提高了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逐渐成为懂市场、会管理、能经营的新型农民。
总之，李家庄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是较为成功的，达到了大多数村民的期盼和要求。李家庄村的改革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壮大了集体经济实力，实现了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在保障农民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然，李家庄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同样也存在着部分股份经济合作社发展后劲不足、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任务艰巨、缺乏懂经济、会经营、善理财的专门人才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化改革，提高管理水平。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优化专业课程体系,寻求专业课程体系的最优组合或最优结构,是深化高等院校专业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合格的高级专门人才的关键。从目前我国高等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课程体系来看,主要存在以下两种倾向:
一种是沿袭传统的高等教育观,以学科为中心的专业课程体系。该体系的主要特点是:以学科知识传授为主线,强调打牢基础理论知识,拓宽专业口径,注重理论素质教育,培养学生朝国际经贸专业理论研究型的方向发展。按照这一课程体系培养的学生,实践能力低,难以适应国际经济贸易岗位的实际需要。另一种是在国外职业培训教学模式的影响下,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我国逐渐流行起来的“岗位应用型”课程体系。该体系的基本特点是:以特定岗位实际需要的专门技能为中心,以该专门技能所需的实用知识为基础,强调实践操作能力和劳动态度的培养。可见,无论是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技能的“学科中心型”课程体系,还是重实践、轻理论、重专业知识、轻关联知识的“岗位应用型”课程体系,都存在局限。那么,究竟应当怎样去优化现行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课程体系呢？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必须先弄清专业课程体系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2国际经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优化与改革的依据
美国芝加哥大学泰勒教授曾经指出:“课程选择决定于目标设定”。这就是说,要根据专业培养目标来设置专业课程体系。我们认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培养目标应当定位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熟练掌握国际经贸所需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政策与法规,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较强的外贸业务实践能力、洞察国际市场趋势随机应变的能力、独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开拓创新驾驭市场的能力,适应外经贸行业岗位群工作的高级复合应用型专门人才。③那么,我们究竟应当怎样根据这一培养目标,设计出切实可行的专业课程体系呢？让我们转向该专业培养目标的决定因素,因为这些因素不仅会通过它所决定的专业培养目标来影响国际经贸专业课程的选择与结构,而且最终会直接影响该专业课程的选择与结构。
首先,国际经贸专业课程体系的优化必须考虑外贸行业岗位群和用人单位的实际需要。“对准岗位设课程”是部分高校在专业课程设计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一。然而,必须注意的是:不能仅仅局限于某种职业岗位所需的知识技能,而要关注整个行业岗位群或职业群所需的各个方面知识技能。为此,我们考察了三百多家进出口企业的外贸岗位对知识技能的实际需求,最后将外贸岗位群实际工作所需的能力确定为国际商务英语、国际贸易理论、WTO规则、中国对外贸易政策与法规、进出口业务流程、外贸合同商订等共14种专业知识技能模块。但是,这些知识技能的有效运用将需要强有力的基础知识技能和关联知识技能作为支撑。同时,几乎所有的外贸企业都希望高校国际经贸专业的教育教学能与外贸岗位对接,培养出实践能力强,能独立胜任外贸岗位工作,实现零距离上岗的毕业生。约有83%的用人单位把就业者的职业道德和工作态度摆在了首要位置,还有二分之一的单位对该专业学生的外语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这说明加强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和外语知识能力培养极为重要。因此,国际经贸专业的课程体系,不仅应包括外贸岗位群直接需要的知识技能,而且应当寻求与此紧密联系的基础知识技能、关联知识技能以及综合素质教育等课程的支撑。
其次,国际经贸专业课程体系的优化必须考虑学生就业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根据我们对对1400多名国际经贸专业学生的问卷调查,91.3%的学生认为他(她)们来高校学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水平和就业能力,以便毕业后能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因此,专业课程的设计与优化必须充分考虑到学生就业能力培养的需要,要教给学生就业所需的基本知识与技能,努力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但是,在现代社会中,不仅职业岗位体系由于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而演化为一个动态系统,而且就业者受利益驱动和价值取向的影响,常使其就业经常变更。美国人口普查的数字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5年内有37％的社会成员改变职业,而不是简单地调换工作岗位。美国劳工部最近的研究预测表明,20岁的青年人在今后一生的工作时间内,职业的变换将会达到6—7次之多。就业的经常变动也必然会影响到学生对专业及其课程的选择,这就向专业课程结构与内容的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课程设计不仅要考虑到学生初次就业(职业入门)所需要的知识技能,而且要关注明日择业所需要的知识技能;不仅应使学生在受教育后获得就业准备,而且应获得边工作、边继续学习,甚至向更高层次教育(研究生教育)继续学习奠定必要的基础与能力,以增强学生对岗位变化和职业转换的适应性以及接受继续教育的可能性。基于这些考虑,适当扩展该专业学生的语言、写作、数理、心理等基础学科知识技能和金融、投资、会计、管理等关联知识技能的教育将十分必要。
再次,国际经贸专业课程体系的优化必须考虑社会、科技、经济发展的需要。20世纪40年代以来,科技发展的速度愈来愈快,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愈来愈短,并且呈现技术走向综合化、精确化等特征。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应用必定会直接影响社会职业岗位的变迁。工作现场技术的持续更新会不断地促使传统低技术岗位的消亡,高新技术岗位的增加。而技术发展的综合化与精确化特征又必然促使职业知识技术含量普遍上升,要求技术型人才具有综合应用能力。这些都会直接或间接导致国际贸易的方式方法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引起外贸岗位技能的变化,如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必然促使外贸单证无纸化,外贸经营网络化,外贸管理信息化,从而导致国际贸易专业课程的结构与内容发生相应的变化,使得外贸岗位实践能力的形成日益需要相关理论知识的支撑,尤其是高技能岗位的实践能力是建立在高技能理论基础上的。因此,课程设置上必须强调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并重,必须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紧密联系。
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已经跨入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显著特征之一是第三产业持续迅速发展(第一产业逐步下降,第二产业的缓慢增长或停滞不前),并逐步取代工业的地位而成为现代社会的产业中心。商业、贸易、金融、证券、保险、旅游、房地产和咨询等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不仅会引起该产业就业规模的迅速扩大，如2001年以来美国纽约的全部就业者中,90%从事第三产业,而且会引起该产业内各行业间以及行业内就业结构的迅速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对职业岗位结构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产业结构和行业结构变化会使得社会的某些职业岗位大批地消失,又会有大批新的职业岗位增加。如美国近5年有7000多个职业岗位消失了,但又新增了8000多个职业岗位。
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社会迅速发展、并逐步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时期,第三产业持续稳步上升。随着中国加入WTO,对外贸易迅速发展,2007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已达21,738亿美元(超过了日本和韩国的总和),居全球第三位。2007年的中国出口总额为12,180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8.98%),同比增加19.5%,首次超过美国的11,630亿美元,仅次于德国,上升为世界第二位。这标志我国对外贸易已迈上新的台阶。与此同时,我国外贸行业的岗位规模也在迅速扩大,岗位结构也在发生深刻变化,随着外向型生产企业进出口自营化,外贸岗位群出现了综合化与细分化双重趋势。一方面,中小企业由于业务量不大,设岗较少,因而要求外贸应用型人才具有全面的操作技能和综合应用能力;另一方面,大型企业由于业务量大,部门分解较细,设岗较多,因而要求外贸应用型人才具有过硬的专门操作技能和独立解决问题能力。这就要求国际经贸专业课程的结构与内容设计符合各类企业的多重需要。
3国际经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优化与改革的思路
根据上述三种需要,结合国际经贸专业课程的特点及相关课程的内在联系,我们构建了“一根主线、”“两个强调、”“三个突破”、“四个加强”的国际贸易专业课程体系优化方案。所谓“一根主线、”就是以国际经贸的应用知识技能课程为主体,突出实践能力的培养。“两个强调”:一是强调基础知识技能、关联知识技能和专业知识技能三大课程模块的结构必须优化,打通三大课程模块的内在联系,突出综合能力的培养。基础理论课程应以语言、写作、数理、计算机和哲学等基础知识技能为重点,基础应用知识技能课程应适当加强,特别是应加强外语能力的培养;关联知识技能课程应以金融、投资、会计、管理等关联知识技能的教育为重点,并应当适度拓宽其口径,应选择关联性、针对性与应用性较强的,淘汰较弱的;专业知识技能课程的口径不宜过窄,应针对外贸业务岗位群而不应针对某种外贸岗位设置,经济学、贸易学和计量学等专业基础必须夯实,专业应用知识技能课程口径可适当放宽,并增设一些选修课,以拓展学生的适应能力和择业机会;二是强调素质教育、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必须紧密结合起来,突出职业道德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应把职业道德、态度教育的内容渗透在理论知识、应用知识、实践技能的课程设置之中,把实践能力、综合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融合在理论知识、应用知识和实践技能的教学之中,使学生的德、智、能、体、美全面协调发展,成为合格的国际贸易高级应用型人才。“三个突破”:一是突破“重理论、轻实践、”的传统课程观,树立厚基础、重实践的新型课程观。在国际经贸专业人才的培养中,强化实践能力的培养始终是专业课程改革、教育教学改革的重中之重;二是突破“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的传统教育观,树立既重知识传授又重能力培养可持续发展的现代教育观;三是突破理论知识课程与实践知识课程相互分割的教学观,树立两者相互融合的教学观,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协同培养。
根据上述课程体系的优化方案,我们对原课程体系进行了科学的整合取舍。在公共基础课程中,我们适当提高了英语、数学、计算机应用和哲学的授课学时;在关联课程中,舍弃了《产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等课程,增设了《投资理论与实务》,并把《会计学》、《管理学》、《企业管理学》和《金融学》等课程重构为《会计原理与实务》、《管理知识与实务》和《国际金融理论与实务》;在专业基础课程中,我们对《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与《国际贸易学》中的交叉重复的内容进行取舍整合,避免了教学中的简单重复,并把《国际服务贸易》、《国际技术贸易》整合到《国际贸易学》中,将《WTO概论》重构为《WTO规则及其应用》,增设了《国际贸易前沿问题》(含前沿理论、前沿政策和前沿实践)和《反倾销知识》等课程,以支撑该专业学生把握国际贸易前沿动态和应对反倾销的实际需要;在专业应用知识技能课程中,我们增设了《商品学》、《商务心理学》、《社交礼仪学》、《国际经贸地理》、《经贸应用文写作》等课程,增加了《通关实务》、《外贸单证操作》、《国际物流与保险》、《国际电子商务》、《国际市场营销》、《商务英语》等必修课程的授课学时;在选修课中,我们增设了《中外文化比较》、《美术欣赏》、《音乐欣赏》等人文知识课程和《创新方法论》、《创业理论与实践》等创新创业素质课程。在此基础上,精心构建了以实践能力培养为主体,综合能力、创新能力为两翼,职业道德、态度教育贯穿全程,基础、关联和专业三大课程结构优化,知识、能力与素质协调发展的培养国际贸易高级复合应用型人才的全新整合课程体系(参见图1)。同以往的国际贸易专业课程体系比较,该整合课程体系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1)整合课程体系设有基础、关联和专门三个必修课程模块,三个模块之间的课时(学分)结构由原来的4∶3∶3优化为3.6∶3.1∶3.3。每个模块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它与其它模块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渗透、互动发展的,对学生的知识和技能的培养,体现在各个模块之中;
(2)整合课程体系不是针对国际贸易业务的某个具体职业岗位,而是面向国际贸易这个专门的行业岗位群,课程的导向具有更宽泛的就业范围;
(3)整合课程体系设有理论知识课程、应用知识课程、实践技能课程三个不同层次的课程,各层次之间的课时(学分)结构由原来的5∶4∶1优化为4∶3∶3,旨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渐次提高各种能力;
(4)整合课程体系突出了实践能力的培养,并兼顾综合能力、创新能力和职业素质的培养。在每个课程模块中,都有实践技能的训练。在基础课程模块中,有英语交流、计算机应用、公关协调和计算机应用等技能的训练,学生必须通过国家大学英语等级考试和计算机等级考试并获得相关证书;在关联课程模块中,有会计实务、管理实务、金融实务、投资实务等技能训练;在专门课程模块中,有进出口业务、国际电子商务和国际市营销等技能训练,而且每种类型的专业技能训练又设有若干技能实训项目,如进出口业务技能又分为国际商务流程模拟操作、通关实务操作和外贸单证操作等技能实训。整个课程系统的专业技能实训都与国际商务职业资格证书接轨,并与相关职业岗位实际需要的实践能力实现对接。
(5)整合课程系统是开放的,具有专业拓展的灵活性,学生在掌握基础知识技能课程、关联知识技能课程基础上,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专业的不同类别知识技能课程,以适应外贸行业不同岗位就业的需要,或适应向相邻职业岗位升迁的需要。
参考文献
[1]Finch,C.R.&Crunkiltion.J.R.(1999)CurriculumDevelopmentinVocationalandTechnicalEducation:Planning,ContentandImplementation.Boston.AllynandBacon.
[2]王涛生.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研究与改革[J].大学教育科学,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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