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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与人格理论 中国国民性 儒家思想
所谓国民性，指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总体表现出的品性，即一个国家国民最普遍表现出的人格类型，是对一国具有代表性的人的特征的概括，故针对正常人格而言。这种品性，既源于种族特征的不同，也可来自后天遭遇和文化背景的差异，造成各个国家中不同的国民性。国民性与典型人格类型不同，其分析不需太多田野调查实践与复杂数据，具有普遍概括性和笼统性，故较易实行。
对国民性问题的研究在西方二战时期曾一度兴起。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以及西方文化的渗入，现代中国的国民性已变得较为混杂难以表述，甚至某些已与中国古人的文化精神相背道而驰，西学的传入与过度应用更使现代中国国民性格不具有了中国本土的代表性。本文仅从中国古代儒学角度对中国人的传统国民性进行分析探讨，从信仰体制、道德准则和人格培养三方面将国民性概括为忠君爱国、仁义至上和中庸之道。
一、信仰体制：忠孝统一
从信仰体制上看，中国古代社会中主要以信仰中国传统宗法性宗教作为全民性的国家宗教。其宗法观念与天人合一观念从信仰层面进入到社会生活中各个方面，对国民性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
中国人普遍重视家族观念，祖先意识强烈。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不仅体现在中国人祭祖的隆重仪式上，更表现在中国人“以孝治天下”的观念上，这早在先帝舜时期就有了很好的体现。
中国十分重孝，一家中若是出现孝子，则会受到整个社会的关注与赞扬。汉朝时期的选官制度就以“孝”作为最基本的选拔标准，由众人推举，称“举孝廉”。中国儒家传统“十三经”中就有一部十分重要的经典――《孝经》，是关于孝的理论的集大成者。
在中国人家族传统中，是以父权至上的宗法制，一般重大事情都需要向父亲请教过问，包括婚姻问题，大多是父母包办，即使是自己的意愿也需事先请示父母，征得同意方可进行，否则就会有被社会指为不孝而被边缘化的危险。
中国人如此重“孝”，包括统治者也宣扬孝道，以孝治天下，以得到支持与维护。中国人认为，以孝为先，有了孝，人民自然会归顺于君主，孝是忠孝仁爱信义等基本道德的根本所在。“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者，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者也，其为仁之本也。”《论语》中的此言正是体现了“孝”的一系列好处，孝子极少有犯上作乱背叛君主的想法。由此可见“孝”是忠君爱国思想的前提。这正是中国古代社会忠孝二者相统一的观念，也是国民性之一大特点。
二、道德准则：仁义之上
前面讨论的中国人所重视的忠孝观念，但这种忠孝观念是以仁义的道德准则为前提的。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就曾说过，忠孝都要“以义为先”。不符君子道义的事万万不可做，而这道义的前提就是符合“仁”。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仁”的实现是孔子认为最理想的社会状态。“仁”是最重要的品格，万事都应符合“仁”复归于“仁”。“义”则由“仁”衍生而来。所谓仁义礼智信都是以“仁”为根本的。孔子主张回归“仁”的道路是“克己复礼”，通过严格要求自己回到礼的道路上来。西周时期即已制定形成的周礼是与封建等级制度相应的。“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儒家主张以礼治天下，这其中就要以统治者实行“仁政”作为基础。实行仁政，人民就会温顺并且厚道，像先帝尧舜时期就是如此。
且君子也应以仁为本，“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儒家主张有志之士要不惜一切代价捍卫仁义道德理念。孔子认为，“恭而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这样即可实现仁。仁不仅应作为社会的基本原则和统治者的根本统治手段，更是作为了百姓庶人一切道德准则的基础。
孔子还认为，“刚毅木讷，近仁。”这可谓是对接近仁的状态的外在表现的较为细致的描述了，也正是中国人性格中的一大特色。中国人普遍具有老实内敛，逢人不爱张扬，遇事不爱争抢的特征，却给人一种温和敦厚的亲近感。古代社会中的中国人中更是普遍具有“仁”的特性。辜鸿铭先生认为中国人精神的最大特点就是温良，这主要是儒家文化影响的结果，这也是“仁”在国民性格中的一大体现。
三、人格培养：中庸之道
中国古代社会中对人才的培养，不似西方教育那般重视专业技能培养，而是更重形而上的气节与道德观念的树立。中国古代社会中儒家思想几乎是持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中对“君子”的推崇也成为中国社会中普遍的人格完善标准。
所谓君子，可用“中庸”来概括。“君子不器”，君子尚要“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经过历史发展逐渐成为一种民族气节，体现在忠君爱国的观念中。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可见中庸的品质在中国人中具有神圣性，是一切美好品质的概括，并形成一种价值趋向体现在中国人的国民性中。用孟子的话概括，这是一种“浩然正气”。
中国古代注重对人才的培养，不仅体现在后来的教育中，也体现在在童蒙教育。所谓童蒙教育，指中国古代7～12岁的教育，即洒扫应对等基本礼仪和伦理道德的学习。其作用不可忽视，是为后期儒家系统教育、为日后学习君子之道打下深厚基础，是中国古代社会人格气质初步奠定形成中的重要一环。
中庸之道同样表现在礼上。儒家主张以礼治天下，礼节是人与人之间交往乃至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核心原则。它处处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中和色彩，建立在天人合一观念基础上，体现了中国人高尚的修养，也是中庸之道的一种外在表现。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古代儒家思想主导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在文化与人格理论的视角下所探见的中国人国民性具有忠孝统一、仁义至上、中庸之道三者合一的特性，不仅体现在传统的等级宗法性制度中，更体现在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普遍文化群体中。中国人特有的文化与品格特征，区别于西方，自古以来就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包括政治思想、社会制度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如今我们更应弘扬这种文化特性，弘扬中庸之道，选择传统并适合我们国民性的东西，而不是盲目学习西方的科技、制度，这有中体西用，才能使中国人得以重新闪耀于世界之林。
参考文献：
[1]林耀华.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2]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辜鸿铭著.李晨曦译.中国人的精神.上海三联书店，2010.
这一时期是文化交融的时期，先后经历了少数民族文化的统治，两次湖广填四川（一次是在元末明初，一次是在清代前期）等的影响，造成了会馆的兴起。清末重庆开埠后，外国建筑文化渐渐对本土建筑造成影响，出现了西方风格的建筑、教堂等，也出现了富有当地特色的吊脚楼、古镇建筑、寺庙道观、会馆等。通过重庆考古所对慈云寺遗址的抢救性考古发掘，考察了寺庙主体及附属建筑遗迹33处，包括殿基址4处、房址2处、院1处、排水沟8条、道路4条、焚烧坑6个、佛台7个、佛龛1处。出土了铜、铁、陶、瓷、石等各类明、清时期遗物百余件。本次发掘工作最大的收获是弄清了寺庙主体区域的布局与结构。此次考古调查发现了大型台基5进、石碑3通、各类题记8则、各类造像5尊、精美石构件9件及墓地3处。结合出土碑刻、题记及石质文物雕刻工艺和风格判断，此处早期建筑基址的年代上限可及明代晚期，下限至乾隆五十四年；晚期建筑基址的修建年代则为乾隆五十五年，慈云寺遗址是重庆地区目前保存最好的古代寺庙基址，其布局清晰、结构完整，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和佛教考古价值，是认识与研究重庆地区的历史文化、明清时期佛教寺庙布局特点的重要实物参考。在汉东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城墙、房址、墓葬、灰坑、水沟、道路、陶窑等各类遗迹101处，房屋的柱洞、排水沟和墙体的基座等都被完整保留下来，面积共计10000平方米。此古城涵盖了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汉代、唐宋元及明清各个时期建筑风貌。随着文物发掘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揭示了重庆这一时期古建筑的文化原素和本地特色。时代不断地变化，各地区文化相互交流，地方特色建筑逐渐与古镇相互融合（如徽式建筑）。特别是重庆开埠以后，本地建筑受到外国建筑元素的影响，出现了西式的圆拱、柱式等特征。
二、重庆地区古建筑的主要特征及现状
重庆地区古建筑是中国传统古建筑的缩影，它除了继承了中国传统古建筑的基本构造，还有它自身的特色，虽然保存至今的很少，但是留下来的仍然具有很大的文物和历史文化研究价值。
（一）古建筑的类型
重庆古建筑的类型有军事设施、公用设施、民用设施、园林设施和其他的古建筑形式。
1.军事设施。重庆因为地理环境特点的原因，有着非常丰富的军事建筑，如城墙、城门、碉堡等，这些军事建筑及设施分布在许多古城镇之中。重庆历来都是军事上的必争之地，如巴南区的丰盛古镇在古代是通往南川、涪陵的必经之地，其在清代修有数十座用于防御的碉楼，现今保存完好的有10座。
2.公用设施。历史上重庆地区的公用设施有寺庙、道观、会馆、墓葬群、古镇村落老街和道路等。寺庙有很多，包括双桂堂、慈云寺、罗汉寺等；道观有老君洞、张飞庙、南山老君洞、沙坪坝龙泉洞等；会馆有湖广会馆、禹王宫、文昌宫等；墓葬有岩墓、砖墓、土坑墓等，古镇村落老街有磁器口、涞滩、双江古石板街、清西沱云梯街、建于明朝洪武年间罗氏宗祠、巴县衙门等。
3.民用设施。重庆民用设施有民居、书院等。民居大多是传统的中式建筑，特色民居是吊脚楼。吊脚楼依山坡就势而建，因地制宜，是为了防洪防灾而建的，遍布于重庆各大古镇及重庆主城区。书院在产生之初，常与僧院、道观为邻，选择的地址往往在深山老林中。古老的书院体系从中国唐代开始，到清末退出历史舞台，存在了1000多年。重庆书院大都是由寺庙或有钱人家的大院改建而成的，如磁器口古镇的翰林院。
4.园林设施。中国园林是世界三大园林体系中的一种，讲究的是自然山水，融合了中国的各种建筑小品于一体。重庆的园林多属于寺庙园林和风景名胜区园林，寺庙园林与寺院结合在一起既表现出园林的形态，又反映出宗教的特征。构成寺庙园林建筑群的有亭、台、楼、阁、雕窗柱廊、桥梁和牌坊等，结合书法、牌匾、绘画、雕塑、建筑、家具等艺术底蕴，更便于寺庙与园林的完美结合。这些寺庙园林大多又处在风景名胜区内，与重庆山水相结合，通常是背靠山面临水的风水绝佳宝地，如华岩寺、老君洞等。5.其他。重庆地区还有其他的建筑类别，如窑址、戏台、石刻雕塑和盐泉等。窑址，如涂山窑，清溪窑等；戏台有偏岩古镇禹王庙前名为万年台的戏台；石刻有涞滩摩崖石刻、路孔的千佛洞、北山摩崖造像、宝顶山石刻；盐泉有宁厂盐泉中的白鹿盐泉。
（二）重庆地区古建筑的主要特征
重庆地区的古建筑属于紧凑型山地建筑，有着本地的个性文化特征。重庆地区的建筑多以穿斗结构为主，少量抬梁式；砖木竹土为墙，竹作筋相当于现在的钢筋，再夹土或者碎石作夹壁墙；桃檐形式多样，有庑殿、悬山等；城镇街道多以青石铺之，因此很多古镇都有石板街之称；斗拱较简单，以实撑撑拱居多；吊脚楼设有阁楼、临街面的单挑或双挑外廊；窗有空花窗饰和镂空雕饰等，门主要是以合页门、搓板门为主；建筑群中都有良好的排水系统，用水主要是以打井取水。
1.建筑原料。重庆地区建筑原料主要是就地取材，如竹、木、砖、石等都是重庆本地方便取用的建筑材料。特别是竹子，此地竹料丰富，为这一地区建筑增添了独有的特色，竹的运用是重庆地区古建筑材料的一大特征。
2.建筑构图。重庆的建筑构图要从建筑个体和群组平面布局上分别来看，个体建筑还是以中国传统建筑为模式，坐南朝北、木砖瓦结构为主；群组建筑中布局非常灵活随意，建筑物与园林常常结合在一起。中国的院宅讲究的是规矩礼制，而园林讲究的是自然。在重庆地区寺庙园林中，宅没有特别讲究对称，而是随地形而建，空间形态中重庆古建筑物中通常分为单开间、间和三开间，宅与宅的关系变得主次不明，讲内讲外。
3.艺术特征。建筑美是设计美和功能美的组合，建筑的形成由于受到思维的局限性，有其不完美性。建筑是物质和精神共同构建而成的，不能随意地建造，建筑除了要满足精神的需求外，还需要稳定的结构。精神世界需用物质所表现，建筑是精神世界的物质产物。建筑形态通常由点、线、面、体、质、色构成，并运用光、阴影的作用，带给建筑的是不一样的艺术表现。建筑所处的位置、构成的形式都要遵从于功能。艺术特征由装饰、造型、山水文化、写意山水、诗意、文人墨宝等方面组成。装饰类别有门、窗、撑拱、脊饰、檐枋、拦板、雀替、家具、石桌石凳等。文人留下了很多诗、画形成了山水文化。重庆古建筑所处的环境各异，也因功能意境而不同，所表现的艺术特征具有独特性。在整体与单个建筑的关系中存在对比关系，单个的建筑具有节奏感，多样的单体建筑构成了整个建筑群，它又具有整体性。
（三）重庆地区古建筑的现状
通过对重庆地区的古建筑的走访及调查，重庆现存古建筑群，如古镇、老街和古城有数十个，里面的民居、商铺、牌坊等建筑群保留得相当完整，遭到破坏的古建筑也有许多。其中寺庙建筑也有几十座，但多数存在不少的损伤，因为白蚁噬咬、自然风化等原因还在不断地受到侵害。宗教建筑多存在于古镇中，市中心也有不少，多数都经过几朝几代的维修与重建而得以保存，当然也有很多毁于战争、等非自然因素。重庆地区古军事建筑文化保存最完好的是合川的钓鱼台，也有逐渐消失的重庆古城门。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古建筑，它们多集中在一处，有的已经被考古发掘出来，得到了一定的保护，尚未发现的还需要考古队调查研究。
三、重庆地区古建筑历史文化解读
中国古代舞蹈不同的时期的形态都或多或少的对戏曲舞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戏曲艺术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借助于舞蹈，而且使舞蹈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之所以称戏曲艺术是中国古典舞的终结形态，也正是因为它融合了中国古代舞蹈从上古巫乐到宫廷舞蹈再到民间歌舞表演形式的精华，并能集中体现我们民族文化精神和审美意识的舞蹈形态。“圆流周转”的运动时空观。从戏曲舞蹈运动方式来看，包含着“欲左先右”“圆弧轨迹”的运行，并且还包含有“反复其道”“极则复反”的宇宙时空运行规律。比如：“拉山膀”“云手”“圆场步”等一系列的画圆动势。这样的动作形态正好与道家的“阴阳转化”不谋而合。可以说戏曲舞蹈的动作是糅合了中国古代思想发展而来的，这种“圆流周转”的运动时空观是戏曲艺术沉积的历史文化精神之一。“得意忘形”的人体审美观。由于这种独有的“圆”的运动方式是寄附于人体之上的，在戏曲舞蹈形态中还会沉积我们民族的人体审美观。中国古典舞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通过对人体的限制来体现“行云流水”的审美意象。所谓“得意忘形”，是不注重人的外观体态而重人的内在品行，这就与西方崇尚自然美、爱好人体艺术的思想有着本质的差异。然而这种对文化审美的限制也导致了在服饰上对人体的限制，演变到最后则成为了对女性身心有极度破坏的“缠足”。
二、中国古代舞蹈表演形式对当今古典舞发展的利与弊
中国古代舞蹈在从民间向宫廷和古典发展的过程中，始终没有把歌舞乐完全的分离，而是更好的吸收了这一经典的结合方式，有了更高层次的观赏价值。不仅是中国，亚洲舞蹈的表演形式也在发展中趋向于三位一体的传承，如中国的戏曲，日本的歌舞伎，朝鲜宫廷的“唐乐呈才”。从古到今“歌舞”两个字从来分不开，人们不管是在节庆活动时，表达爱情时，表达丰收的喜悦时，还是在祭祀、仪式活动中，都会出现舞者边跳边唱的场景，不少活动中舞者还会拿着民族乐器，边奏边舞蹈，或是众人在旁边边唱边奏乐，舞者在中央舞蹈，这样充分调动了群众的情绪，让每个人把自己的喜悦和情感宣泄出来，自娱性强。在中国古典舞蹈音乐向戏曲转化的过程中，这种歌舞乐三者结合的表演形式被逐渐认可和确定下来，京剧和各地的地方戏曲也被当做一种完整的艺术形式被后人传承和表演着。
与中国对比，在同一时空发展的西方艺术则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起初的芭蕾舞只能是在歌剧和一场表演的席间休息时段表演，后来才逐渐发展为独立的艺术。舞蹈和歌曲表演也完全的被分开。我们不能说那种艺术形式更胜一筹，但是对比芭蕾的继承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对经典的戏曲文化了解的太少，继承下来的传统剧目也太少。相比西方人对芭蕾的热衷程度，我们对戏曲的热衷就远不如人。虽然歌舞乐的结合，让我们的艺术发展到了一个高度统一的局面，可是明清前的很多经典古代舞蹈并没有被我们继承和发展，这也许就是文化高度结合的一个弊端。然而，芭蕾艺术在众多艺术家的努力之下，逐渐发展为独立的表演，我们不会看到芭蕾舞者在舞台上又唱又跳，他们表达情绪的方式只有肢体语言。中西对比来看，并不能简单的说那种形式更胜一筹，可以肯定的是单一的表演形式和完全歌舞乐的结合都不能满足我们对于古典舞蹈继承和发展的需要。西方的艺术家们也在反思自己的艺术发展之路，在很多人厌倦了芭蕾的单调后，他们也在向歌舞乐结合的形式努力，比如新型的艺术形式——音乐剧。而中国的艺术家同样也该反思，我们的优秀传统艺术不仅是各种戏曲表演，还有汉代的百戏、唐代的宫廷燕舞，宋代的纯舞等，既然在戏曲之前有如此多优秀的古典舞蹈，我们就应该学习和继承它，而担此重任的中国古典舞系在这条路上还需要走的更远。
三、当代中国古典舞建构的反思
建国以来，北京舞蹈学院建立了自己的中国古典舞领域，开始发展当代的中国古典舞。但是由于多年的战乱局面，艺术文化已经被长期的忽视而发展缓慢，所以在建国初期，中国的舞蹈事业刚刚起步，中国古典舞的发展也几乎是大多借鉴了戏曲的动作语汇，而学生的训练体系也只是选择芭蕾的教学方法，并没有很大的突破。直到80年代“身韵”课的创建和施行才逐渐改善了中国古典舞的教学和创作，然而这并没有从根本改变已形成的芭蕾训练体系和风格化古典舞的矛盾关系。直至现在，中国古典舞系仍旧存在这样的矛盾。就现在的古典舞而言，借鉴戏曲舞蹈的精髓是无可厚非的，毕竟戏曲舞蹈是从中国古代舞蹈发展而来，并且秉承着中国古典的历史文化精神和审美意向。然而上面也说过，中西方的审美差异导致了两者的审美感受截然不同，既然如此用芭蕾集训作为古典舞系学生的基本训练体系当然不太合适，这也就是当代古典舞功能与风格的冲突。特定的训练体系对应特定的身体功能，这样才能使这个学科逐渐完善。从编创角度讲，目前很多古典舞的作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古典舞，这也就使很多舞蹈在参赛或者演出时难以定义舞蹈类别，既然这样，与其“挂羊头卖狗肉”还不如直接改变方向叫“中国现当代舞”。其实，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没有什么不好，西方现代舞给中国的舞蹈带来了不小的影响，东西方的融合也是多元文化的产物，“中国舞蹈”有这样的创新一定程度上是有利的，然而在这个创新下面我们仍然不能丢掉的是“中国古代舞蹈”的这块牌子。
近几年汉唐体系的建立可以说是古典舞的一大发展，汉唐舞蹈具有中国古代舞蹈文化的相当代表性，发展汉唐舞也能体现出古典舞系建构的多元探索，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孙颖老师的不懈努力。提到孙颖老师就不得不提《踏歌》《楚腰》等经典舞蹈，这些舞蹈的背后是多少年的潜心研究所造就的，然而现在还有多少人愿意如此的“十年磨一剑”，现代社会的“短、平、快”让很多学者心浮气躁，这也就是我们担心，前人在恢复古典舞经典的同时，一些人又开始破坏它。纵观这次桃李杯舞蹈比赛，我也有自己的一些感受。我觉得现在的节目都经不起仔细的推敲。仅仅穿上古典的服饰，再套上个赋有诗意的名字就是古典舞了吗？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人们都很难静心潜修的去研究和学习一下东西，所以作品中出除了“炫技”之外，没有什么推敲的价值。如果是炫技，舞蹈又如何能及艺术体操呢。文化内涵、历史背景、情感表达、艺术价值，这些都是舞蹈区别于体操的重要因素。因此，从舞蹈本体入手，深挖、细磨，最后完成的作品才能称得上有学习意义和观赏意义的剧作。
四、结语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学习型企业文化；终身学习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0-0033-02
知识经济条件下成功的企业将是学习型组织，组织层面的学习行为越来越成为企业生命的源泉。培养企业的学习型文化，对企业的生存、发展以及竞争力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在组织建设以及学习修炼等方面都蕴藏着丰富的内涵，对于现代学习型企业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学习型企业文化的基本特征
“企业文化是企业全体员工在长期的创业和发展过程中培育形成并共同遵守的最高目标、价值标准、基本信念及行为规范。” [1]学习型企业文化是企业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在企业文化发展过程中导入学习型组织的理论。学习型企业文化高度重视人的因素，既重视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又重视企业和员工的协调发展，旨在通过建立共同愿景，形成共同价值观，激励自我超越，以学习力提升创新力。与其他类型的企业文化相比较，学习型企业文化具有自身的明显特征。
1.学习型企业文化强调学习型的思维方法。这些思维方法主要是系统思维方法和心灵转向的自我超越，这是学习型企业文化源源不断的主体创造来源。在这种企业文化中，企业组织成员从最高管理层到普通员工都能系统、全局、动态地思考与认识企业各种价值链，都能注重成员自身的反省与体悟，是对分割的、片段的、静止的形式主义和经验主义思维方式的超越。
2.学习型企业文化与组织学习具有密切的联系。学习型组织是在知识经济和信息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它所面临的竞争更残酷，唯有通过提倡终身学习、全员学习、全过程学习来提升组织的学习和创新能力，从而提升组织在激烈竞争中的优势。因此，学习型企业文化的显著特征是普遍的学习。在学习型企业文化组织中，员工都在进行各种各样的学习，不仅有一般意义上的知识文化、科学技术学习，而且更主要的是在进行修炼式的学习。
3.学习型企业文化重视组织成员的发展。在学习型组织中，人真正成为组织的中心，组织存在的目的不仅仅是为利润，为了资产增值，更是为了给每个成员创造一个能施展个人抱负、进行自我超越的环境。因此，我们说学习型企业文化更关注员工的发展，它比传统组织更多地营造适合员工发展的组织环境，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本管理。
4.学习型企业文化是一种鼓励个人学习和自我超越的企业文化。倡导员工个人学习和鼓励自我超越是学习型组织企业文化的基础。在学习型组织中，学习包括三个层次，即个人学习、团队学习和组织学习。其中，个人学习是组织信息获取和加工的基础。在学习型组织中，通过企业经营理念和价值观的塑造，积极引导员工加强自我学习和能力提升，同时倡导员工树立自我超越的精神追求，使企业全体员工在这种学习型文化的影响下，建立与企业愿景一致的个人学习目标，全心投入，不断修炼，自我超越，将学习作为个人的终身学习。这样，企业就以个人追求不断学习为起点，引导形成学习型组织的价值观和人文精神。
5.学习型企业文化是一种建立共同愿景的学习文化。员工学习过程要实现自我超越，必须将个人目标和组织愿景联系起来，建立企业的共同愿景。企业文化中的共同愿景可以使组织成员的价值观、工作和学习的目标趋向一致，激发出员工的创造力、进取心和信任感，有助于团队学习精神的形成。因此，培育一种促进建立共同愿景和团队学习的企业文化是学习型组织的使命，也是学习型企业文化的重要特征。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建立学习型企业文化的启示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与现代学习型企业文化具有诸多相通之处。现代企业在建立学习型企业文化的过程中，充分挖掘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是一项非常必要的工作。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共同愿景的建立
在中国古代，《孙子兵法》中指出，兵家的制胜之道，以“主孰有道”为首，所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 [2]在《淮南子》中，也有“上下一心，君臣同志”的论断。可见，我国古代就非常重视共同目标的建立，并希望通过“上下一心”来强化组织的整体意识，激发组织成员的共同理想，从而形成众志成城、摧城拔寨之势。
共同愿景是组织中人们所共同向往的意象，包括组织的目标、价值观和使命感。它是人们心中一股令人深受鼓舞和感召的力量，为组织学习提供了焦点和能量。共同愿景创造出众人一体的感觉，并传导到组织各环节中，从而引导人们团结协作、共同进退，提高组织的整体性和效益。共同愿景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理念，能够唤起人们的希望，特别是内生的共同愿景，能够在员工心中注入活力，促进员工素质和企业文化的提升。
共同愿景是建立在个人愿景之上的，个人愿景的力量来自于个人对愿景的关切和信心，共同愿景的力量同样来自于组织成员对愿景的关切和信心。所以，共同愿景应该是人人衷心向往的愿景。在共同愿景下，每个组织成员都能自觉遵守组织的规章制度，从而达到精简机构、效率提高的目标。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团队学习的形成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和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为人处世的原则。同时，“和谐”观也要求人们倾力合作，精诚团结。“和而不同”揭示的就是不同特质的事物、不同特点的人之间，可以通过和合的方式，达成一个完整、和谐的存在。先哲们的这一思想与现代的“团队”意识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另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强调“活到老，学到老”，“温故而知新”，对于当今提倡团队学习精神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所谓团队学习，它是建立在“和谐”和“好学”的基础上，是发展企业员工整体搭配与实现共同目标的能动过程，它鼓励人们相互帮助，共同学习，形成整体大于个体的学习效果。
学习型组织强调终身学习的理念，这是学习型组织最本质的特征。团队学习是学习型组织的重要提升方式，也是一种增进团体智慧的过程。团队是最佳的学习单位，它必须学会如何萃取成员的智慧和才能，确保整个团队既具有创新性，又能协调一致地行动。团队学习是发展团体成员“整体搭配”与实现共同目标的过程。它不但可以改善团队的搭配与和谐，减少组织成员内部的消耗和磨损，还可以共享知识，产生创意，使团体智慧远远高于个人智慧的总和，而且在复杂的问题上，能够做到比个人更有洞察力，更为聪明。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心智模式的改善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本位文化，注重对自身的反省。如“吾日三省吾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理念都首先要求端正自身心态，然后对他人进行判断。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也一样，员工们不能总以原有模式来观察和分析世界，而应该不断改善自己的心智模式，站在新的角度、采用新的思维方式来解决企业中的实际问题。
心智模式是指人们的思想方法、思维习惯、思维风格和心理素质的反应，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中的经历的积累，包括社会道德伦理观、世界观、人生观、社会阅历和历史传统等。这些长期的积累导致不同的心智模式，深深地植根于人们的内心深处。改善心智模式可以帮助我们避免错误，获得成功。人们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检验心智模式的正确性，才能不断改善个人的发展水平和方向，获得进步和成功。
（四）中国传统文化与整体思维方式的构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老子提出的“道法自然”，传统哲学提出的“气一元说”、“阴阳五行学说”，甚至中医理论提出的经脉论、脉象论等，本质上都是系统论。这些理论的目的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本质，是一种系统思考的方式。企业组织也是一种系统，是由一些部门、人员等相关因素所构成的有机整体。这些因素通过多种复杂的方式和渠道相互之间发生影响。系统思考的修炼方式，就在于要求扩大人们的视野，站在企业全局的角度理解企业面临的各种问题，能够顾全大局，从企业整体利益的角度处理面临的问题和危机，找到持续有效的解决对策。
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系统思考，就是把需要研究的事物看作一个系统，分清其中的组成部分和相互联系，并从总体的角度把系统中的人、物、能量和信息加以处理和分析。根据系统思考的方法，对管理要素、管理组织、管理过程进行系统分析，旨在优化管理的整体功能。对企业组织现实问题进行观察、分析、控制和协调的时候，不能局限于细节和局部，而应该从全面和系统的角度来进行思考，以把握长期和近期、全局和局部、静态和动态之间的关系。
（五）中国传统文化与自我超越的实现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3]在孔子看来，每个人的生命历程都可以视之为个人思想道德的成长过程，以及个人品性的修炼过程。儒家所推崇的“为己”和“为人”的思想，注重“内圣”的追求，也是人格的完善过程，其目标是要达 到理想的精神境界。道家的修炼思想与儒家具有异曲同工之妙。道家中的代表人物庄子所追求的“逍遥”境界，就是要求人们摆脱各种名利的束缚，回归人的本性，这本质上也是一种思想的自我修炼。
自我超越的目的在于创造。在现代企业管理中，自我超越的理念要求企业员工突破极限，通过技巧的精熟，战胜自我，不断进步，实现个人技能和人格的升华。自我超越把企业愿景作为驱使员工前进的目标。自我超越是个人成长的学习修炼，它以提高个人才能为基础，却着眼于更高的目标；它关注精神的升华，但又不局限于精神层面。自我超越需要人们全身心投入，不断进行创造和超越，这是一种真正意义的终身学习。
由自我超越的员工所组成的企业组织，以个人的学习为起点，不断向更高的学习目标前进，形成学习型组织的精神。学习型组织使组织成员从契约的关系中解放出来，即从工具性的工作，转变成精神层面的工作，建立组织内良好的互助关系，充分发挥每个员工的潜能，提高每个员工的学习兴趣，培养高尚的学习精神，从而促进学习型组织的形成。
参考文献：
[1] 张德，剑平.业文化与CI策划[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1.以整合与超越的方式解决环境伦理学的“身份”危机，肯定环境伦理学的意义。
环境伦理学诞生伊始，就出现了“身份”的问题，由于环境伦理学对传统伦理学的一些假设提出激进的批评和挑战，致使人们怀疑环境伦理学究竟是一种应用伦理学还是一种新的道德哲学？应用伦理学依据现存的或占主导地位的伦理思想资源，去关注现实社会中一些充满争议的具体问题，通过一个公共空间和对话平台，最后对问题达成共识；道德哲学则就那些与人们的价值观有关的基础性的、宏观的、形而上的问题给予探讨，试图重新理解人的本性，重新定位人在自然和宇宙中的地位，重新勘定美好理想生活的具体内容。作者认为两种模式都要重视，并在两个模式之间保持沟通互动，通过整合与超越，建立一种全新的开放式的环境伦理学，即一种研究与环境保护有关的伦理问题的伦理学说，其目的是为环境保护提供一个恰当的道德根据。这是从“问题意识”与“实践取向”角度给环境伦理学下的定义，环境伦理学也就兼容了“应用伦理学”和“道德哲学”的两种身份，而这两点又恰是环境伦理学的生命力所在。
环境伦理学并非是对传统伦理原则的简单应用，而是对传统伦理的继承与创新，具有宽广的研究范围、革命性的价值取向、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全球性的研究视野。
2.从儒家的视角出发整合与超越环境伦理学史上的四大理论流派，共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这四大理论流派分别为人类中心主义（强、弱）、动物解放/权利论、生物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概括起来，又可以表达为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这些理论流派，观点不一，各有长处，也有不足，在环境问题的实践中既具有价值但又成为障碍。对此，作者认为任何一种环境伦理学，都必须首先肯定人的生存和延续，一种不包含人的福利的环境伦理学肯定是没有生命力的，环境危机的主要原因，不是人们只把人类的利益当作行为的最高准则，而是没有把全人类的利益当作行为的指导方针。但以人类利益作为确定道德原则的根据，也有两个缺陷：一是人的利益欲望是复杂多样的，有高尚的也有堕落的，难以统一；二是规则是为了规范欲望、利益的，因此从人类的欲望和利益中引出的规则去规范人类的欲望和利益是不合理的。
基于上述认识，作者提出了对四大理论流派的中国儒家式整合与超越方案，观点如下：①儒家思想与四大环境伦理流派在规范层面上都具有可比性，不具有接受上的障碍。如诺顿强调的“理性偏好”就与儒家里面孟子的“寡欲”、荀子的“节欲”和朱熹的反对“穷口腹之欲”思想相通，他所谓的“转化价值”，即大自然的道德教育功能，与孔子的“智者乐山，仁者乐水”是相类似的；以辛格和雷根为代表的动物解放/权利论，强调以功利主义的办法计算动物的痛苦和快乐以及“天赋价值”权利，儒家在这方面相对缺失，但孟子的“不忍其觳觫”的恻隐之心还是认可人对动物所负有的直接道德义务的；生物中心主义代表史怀哲提出“敬畏生命”，儒家也强调对生命怜悯与关怀，泰勒的对生命的尊重与周敦颐“绿满窗前草不除”、程颢“欲常见造物生意”、“观万物自得意”相类；生态中心主义中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提出大地共同体，这与张载的“乾称父，坤称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亦是相通的，罗尔斯顿的内在价值创造性与儒家的“生生”（包括“生物”和“成物”）相似，生物权平等主义与孟子的“仁民爱物”、“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相似，自我实现论与二程、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说”亦是相似的。②儒家思想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在元伦理学层面上具有共识。儒家对“道德”概念的理解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天道、地道和人道只是同一个“道”的不同表现形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都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都是道德关怀的对象。③儒家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同当代西方环境伦理学也是契合的。现代环境伦理学强调伦理学必须建立在合理的世界观基础上，要有人性论根基，儒家也持相同的观点。儒家有机论的世界观为当代环境伦理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世界观基础；儒家的人要继承和彰显天地的“生生之德”，完成“生物、成物”伟业，与当代环境伦理学将人类视为道德的人是相通的。④用儒家的道德境界论整合四大环境伦理学派。采用儒家的道德境界理论，将人类中心主义、动物福利运动、生物平等主义和生态整体主义分别对应于人类中心境界、动物福利境界、生物平等境界和生态整体境界四种由低到高、逐级实现的道德境界，其中人类中心境界是最基本的、可普遍化的境界，须强制性推行，其他三个是环境伦理学的高级美德，可选择性推行。从道德境界论的角度来看，现代环境伦理学的四大流派就不再是相互矛盾和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和协同共进的。
3.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环境”资源，整合与超越现代环境伦理中的种际、代际和全球正义的争论。
有人认为环境哲学或伦理学是现代的产物，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所谓的人与自然关系的零散论述，其系统性和理论性与现代西方的环境哲学及可持续性思想相比相差太远，现代的西方环境哲学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没有任何关联，从中国古代零星的“环境”思想中推导不出任何今天环境哲学的理论，这种观点无疑是错误的。
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环境”资源持肯定态度，认为在系统研究西方伦理学的同时也要全面挖掘和整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环境伦理观念。中国传统文化中直接表达现代意义上的“环境”思想的确少有，而且带有诸多歧义，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亲自然特性。要超越具体的文本意义，从学说思想体系的层面予以把握。
首先在种际伦理方面，由于近现代的主流伦理学主要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被搁置甚至排斥在伦理学研究范围之外。现代环境伦理学的首要任务就是清除这些错误的观念。作者列举了在种际伦理方面的三个主要障碍：物种歧视主义、人类沙文主义和伦理契约论，并从后果主义、道义论、美德伦理学、内在价值、共同体主义的角度进行论证。在整合环境伦理学者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原则和规范之后，杨通进先生就中国古代的动物保护伦理作了论证具体阐明：①儒家“不忍其觳觫”的恻隐之心；②道家“类无贵贱”的思想；③佛教的戒杀、放生和素食思想等。
其次在代际伦理方面，作者对未来人身份是否有“同一性”作了深入的伦理和逻辑分析，并结合边沁、康德、罗尔斯等关于代际义务的证明，化解了非“同一性”的障碍，认为代际平等是可能的，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第三在全球正义方面上，作者主要是从“正义”的内涵入手，辨别了互利的正义和公平的正义，指出环境正义应是公平的全球正义，要超越现实主义的道德怀疑论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障碍，立足世界主义，倡导一种全球公民的理念。
4.本书的不足。
除去种际伦理外，作者在代际伦理和全球正义上，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汲取不够，像中国古代的“以时禁伐”、反对“涸泽而渔”的思想，“天下”的观念，都可给人以环境伦理学的启发。作者阐述儒家的思想比较多，而对其他学派发掘的不够，尤其像中国的“道”对环境伦理学的意义，基本未予阐释。中国传统的系统整体的思维方式，是作者在思考和写作过程中采取的方式，但对于它自身的环境哲学意义未予剖析。
管理并非是一项孤立的活动，而与其所处的文化体系有着内在的关联。不同的文化体系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管理模式，任何管理模式也只有在合乎自身文化基因的前提下才能够运作自如。美国管理史学家雷恩认为“管理是文化的产儿”，指出管理人员是在特定的文化价值准则和体制所支配的管理组织内作出决定的。李亦园先生也曾讲到“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与企业管理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说，管理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表现方式”[1](P119)。不仅是企业管理，实际上任何组织的管理模式都深刻地打有当地文化的烙印。在中国本土文化基因的影响下，产生了伦理型的管理模式。伦理型管理是以伦理为基础的管理模式，将伦理作为管理的动力机制与调控方式。在其中，管理的方法、原则、对象和目标等各个要素都以伦理为根本指向。中华文明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广泛且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体系之一，属于一级文化体系的范畴。一级文化体系是人类历史中所形成的最广泛的文明实体，是人类群体认同的最基础领域，有着“最高层次的文化组合和最广范围的文化认同”。中华文明有着与众不同的产生源头和地域特征，在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形成了包含自身独特的经济生产方式、家庭及社会构造、社会制度、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民族性格及思维与行为方式等所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在内的有机体系。中国本土文化体系具有其他文化所不曾具有的文化专属性，包含着汤因比所讲的“不被其他文明所理解的东西”。基于文化与管理的关联性，探讨中国本土的伦理型管理模式，首先要对其生成所依凭的独特文化基因进行针对性分析。首先，以家庭为主体的社会构造为伦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组织前提。从文化发生学的视角来看，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都首先受到其所处地域生态环境的影响，因而对中国文化特性的分析，应从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入手。中华文明发端于黄河流域，属于湿润、半湿润的温带气候，这里幅员辽阔、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足，形成了一个巨大且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在这种生态环境下，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自然就成为人们谋生的首选，于是中国传统社会将农耕作为最主要的生产方式，强调“以农立国”。受自然地理状况与生产技术水平的影响，传统农业社会的精耕细作需要持久稳定的小团体通过长期合作来共同完成。血缘关系由于其天然凝聚力自然成为人们之间团结合作最强有力的纽带，并最终形成了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结构。中国是一个家族文化传统最为悠久和最具深度的国家，“家庭和血缘关系有一切理由构成研究前现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第一主题”[2](P147)。西方传统社会的海洋文明重视个人与团体两级，而湮灭了家庭一级，中国社会则恰恰特别倚重于家庭，对于个人和团体则隐而不显。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对东西方的社会格局做了精彩的比较，他认为“团体与个人，在西洋俨然两个实体，而家庭几若虚位。中国人却从中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以伦理组织社会，消融了个人与团体这两端（这两端好像俱非他所有）”[3](P99)。中国本土文化基因对家庭的倚重，为伦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最基本的组织前提。其次，以伦理为本位的价值理念为伦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根本法则。对家的重视使中国形成了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中国文化之特殊很重要的原因正在于此。张岱年先生曾指出：“半封建的大陆性地域、农业经济格局、宗法与专制的社会组织结构相互影响和制约，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生存系统，与这个文化传统相适应，孕育了伦理类型的中国传统文化。”[4](P32)以伦理为本位的价值理念注重的不是西方所强调的契约和法律，而是情理与礼俗，人们倚重于彼此之间的伦理关系，看重的是彼此之间的义务而非权利。“在西洋，个人主张自己权利而互以义务课于对方；在中国，个人以自尽其义务为先，权利则待对方赋予。是其一趋于让，一趋于争，固已显然不同。”[3](P192)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中伦理本位的价值取向表现出如下特征。一是，对伦理的倚重使人们在社会生活别强调彼此间的情感对待。伦理本位的社会重伦理关系，而任何伦理关系都始自血缘亲情，因此每个人都对自身所处的家庭和家族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在此基础上人们又将这种感情依序向外扩散。“伦理的社会就是重情谊的社会。在中国社会处处见彼此相与之情者，在西洋社会却处处见出人与人相对之势”[3](P86)。二是，伦理本位的社会注重人际间的角色规范与等级秩序，并以此为基础，将人们在长期社会交往中形成的礼俗作为彼此行动的依据。“伦”字在古代汉语之中本义为“辈”，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就讲到“伦，辈也”。清代段玉裁注释曰：“军发车百两为辈。引伸之，同类之次曰辈”。可见“伦”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上下高低的差等次序，伦理正是体现人伦关系之中这些差序和等级的规则和道理。中国传统社会特别强调对人伦等级的区分，每个人必须明确自己在伦理关系网中的身份角色并依此行事，做到不失其伦。对伦理等级的强调需要通过礼加以保障，以礼来正名，以此规范彼此之间的关系地位。伦理本来就是以共同地域居民之间的风俗惯例和习常规则等为基础所形成的生活法则，礼长时间作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再加之彼此间密切的伦理关联，就使得中国传统社会成为地道的礼俗社会。伦理与道德具有内在关联性，这又使得伦理本位的中国传统社会“以道德代宗教”，极为重视道德的功用，道德在其中即具有形上的超越意义又是治家理国的现实法则。最后，中国本土文化中独特的国民性格为伦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精神支撑。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持一种向里用力的态度，注重各种关系的持中调和。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不同于西方文明以人为万物主宰去控制进而征服自然，中国文化体系将人视作自然的一部分，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秩序，将“与天地万物同体”作为理想境界。于内对自身而言，向里用力的文化取向使得中国人注重德性修养，将修身看作是个我成圣成王的基本依据，“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讲究“反求诸己”，要求人们将内心固有的善端通过持续修养发用于外，这就使中国国民个性中极具自律精神和内省倾向。在人伦交往中，伦理本位的中国传统社会形成了关系取向的文化个性。关系取向的文化注重人际间的互依性，认为个人利益只有在关系网络中才能实现。伦理本位的社会具有强烈的秩序情结，注重调和人伦关系以形成和谐的伦理秩序，个人必须明确其在关系网中所处的位置，在彼此的交往中需要通过对具体情境与关系的识别以做出合宜的行为。对关系取向的重视使中国人具有高度的群体意识，将群体的价值目标置于优先位置。中国传统文化生态注重伦理关联，一方面在社会中构建起错综交织的关系体系，另一方面通过相应的道德规约指明关系互动的基本法则，从而确保社会的稳定秩序。这些中国文化基因中独具特色的国民性格，为伦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精神支撑。
二、管理模式依凭的四重要素
基于文化与管理的关联性可以得知，在不同文化体系下会形成符合自身文化特质的管理模式。这些管理模式不同于个别组织在有限环境中所形成的组织管理方式，它们依托各自的地域文明而形成，属于广义的管理模式。笔者以文化体系与管理模式的关联为前提，以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理论和行为主义学派的人际关系学说为主要理论支持，总结概括出管理模式所依凭的四重要素。首先，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下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管理精神气质，其作为管理模式的内在精神支撑，成为管理模式所依凭的基本要素之一。管理的精神气质来源于人们在自身文化传统下形成的深层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是国民精神与国民性格在管理领域的集中展现。马克斯•韦伯曾经区分了社会行动的四种理想类型，即工具理性类型、价值理性类型、传统类型以及情感类型，他认为这些行动类型都离不开主观动机和主观意义，而这些行为方式的背后都具有深层精神气质上的支撑。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认为正是新教中工具理性的精神气质导致了理性的经济行动，从而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样，任何一种管理模式在长期历史积淀中也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精神气质类型。它是整个管理模式中最深层的支撑性假定，作为深层的思维理念居于管理体系的内核，它生根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却经常表现为一种无意识，决定着群体成员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管理的精神气质对管理模式的形成至关重要，任何管理模式都必须有自身内在的文化支撑，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理念，管理的精神气质类型为这一切提供了精神支撑。其次，管理的根本方法是管理模式所依凭的另一基本要素。管理的精神气质虽作为管理模式的前提是其生成的内在精神因素，但管理不能只停留在空灵的玄想之中，它必须落在现实社会的实践应用上才能实现其价值，而管理实践的开展首先依赖于相应的方法和手段。任何一种管理模式作为一个系统性的存在，会催生出多种管理方法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现实问题，但每一种管理模式受自身所处文化的影响，会形成一种管理活动赖以维系的根本方法。这种根本方法是最基本也是最稳定的管理方法，是其他一切管理方法的基础，组织的正常运转与成长发展都离不开对基本管理方法的运用。不同的文化体系会形成不同的根本管理方法，它作为管理模式中最基本的实体性要素，保证了管理的正常进行。通过马克斯•韦伯对统治的理想类型的划分可以进一步来分析管理的根本方法。韦伯指出统治与管理具有内在契合性，他将统治界定为“在一个特定的群体里命令得到服从的机会”[5](P238)，而管理的基本要求也是让成员听命于组织，依管理的需要进行活动。韦伯将合理———合法型统治、传统型统治、魅力型统治作为统治的三种理想类型，分别以法律规则、传统习俗、超凡魅力作为统治的根本方法，这些各自所蕴含的统治方法正是区分此三种类型的内在依据。由此可见，每一种理想的统治类型都有自身特定的根本方法，以保障权力的实现及统治的合法性，与之相应，管理的根本方法亦是管理有效推进的根本保障，反映出管理模式的最基本特征，是管理模式所依凭的根本要素之一。再次，对成员关系的考量也是管理模式所依凭的基本要素之一。基于管理模式与文化的关联性，地域文化中所形成的交往理念同样是当地组织管理中成员交往所奉行的基本准则。自行为主义学派兴起以来，对成员关系的沟通协调已被认为是组织有效运作的基本前提。管理必须依托于特定的组织，为达成组织目标必须使成员有效地聚合在一起以形成正式群体。组织是群体性的存在，而群体作为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必然存在着复杂的交往关系，那么对成员关系的考量就成为组织管理所要面临的基本问题。实际上人既是管理的主体，同时又是管理的对象，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人的管理，对人的管理不仅是对个体成员的规约，更有对彼此关系的协调。在不同的管理模式之中，受各自文化体系的影响，会产生出对彼此关系的不同假设，从而形成不同的人际交往理念与法则，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管理的不同风格与方式。最后，成员管理所要达成的理想目标也是管理模式所依凭的基本要素之一。管理目标作为管理的基本要素，是管理活动所期望的结果，成员结成群体参与组织活动正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德鲁克在《管理实践》一书中将目标看作是管理活动的前提和基础，指出“企业的使命和任务，必须转化为目标”。人作为管理活动中唯一具有创造性与能动性的存在主体，对人进行有效的管理，使成员听命于组织是管理活动最基本的诉求之一。对组织成员进行有效地管理，使成员依照组织的需求展开活动，即是管理实践顺利开展的基本要求，也是提高管理效力的应有之义。受所处文化体系的影响，对于成员在接受管理后呈现出何种状态才算作管理的成功与有效，不同的管理模式对此问题的理解存在着较大差异，这也直接决定了管理的风格与方式。由此可见，管理的精神气质类型、管理的根本方法、对成员关系的考量以及成员管理的理想目标是管理模式赖以依凭的四重要素。这四个方面深受所处文化体系的影响，是文化与管理相互影响和渗透之后的共同产物。精神气质作为内在的精神支撑，居于管理模式的深层，确立了管理的精神理念与内在风格，为管理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基调；管理的根本方法则是任何管理模式所依凭的根本手段，是管理模式现实运行的基本方式；对成员关系的考量来源于文化传统中对人际交往关系的根本看法，它确立了组织成员之间交流互动的基本法则；而成员管理的理想目标作为管理模式的又一基本要素，决定了经过管理活动后组织成员所应达到的理想状态。这四重依据并非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彼此关联，互相作用，共同构成了管理模式的有机体系。
三、伦理型管理模式的根本样态
受伦理本位的文化生态影响，在中国本土文化体系下形成了伦理型的管理模式。实际上，伦理与管理本来就存在着共通之处，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伦理的本意是通过对人伦关系的协调与规范以实现秩序和谐。管理在本质上也是处理各种关系的活动，是为了实现预期目标而以人为中心的协调活动。由此可见，伦理和管理在协调关系以实现秩序目标上具有共通性。伦理型管理模式将伦理作为管理的根本依据，将伦理渗透到管理活动的各个环节，伦理不仅是管理的基本方法，而且还成为整个管理活动的精神支撑与价值归宿。依据上述管理模式所依凭的四重要素，以中国文化体系为基础的伦理型管理模式有着自身鲜明的存在样态。首先，伦理型管理模式依托于人们之间密切的伦理关联，管理的精神气质类型体现为一种不同于西方工具理性的情理精神。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将各种人伦关系都赋予了温情脉脉的情感内涵。梁漱溟先生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人的生命，不自一个人而止，是有伦理关系。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亦即是其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所贵乎人者，在不失此情与义。‘人要不断自觉地向上实践他所看到的理’，大致不外是看到此情意，实践此情义”[3](P131)。情理是人伦关系中规范彼此感情的道理，情理精神意在合情合理，将情与理在人们的思维意识中交织在一起，共同指导人们的行动。伦理型管理模式中的组织成员重视内在感情的自然表达，将成员间的情感关联作为组织生活的重要价值目标。值得注意的是，伦理型管理模式所强调的“理”并非是西方管理思维中纯粹的工具理性，而是一种关乎人情的道理，是处理人伦关系的规范与法则。西方管理思维中的工具理性精于计算，需要尽可能排除管理活动中的个人感情，避免受人为因素的影响，使得管理成为纯粹的技术化和程序化活动。而伦理型管理所强调的恰恰是最能表达人们彼此亲密感情的情理精神，通过人际间的温情与关爱来协调成员秩序，实现成员对组织的自觉忠诚。其次，伦理型管理模式将道德作为管理的根本方法。伦理型管理下的组织成员内在蕴含着情理精神，成员之间具有亲密的伦理关系，彼此相互熟知且具有深厚情感，对这种人性化组织的管理更适宜运用道理的力量来规约，而非要求成员对组织规范强制服从。伦理本来就是由共同地域的居民在长期交往中所形成的风俗习惯衍生而来，是在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道理法则，因而道德就成为了伦理型管理模式运作的根本方法。道德作用于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内在的个我修养还是外在的经济、政治等一切社会活动，都离不开道德的引导与规约。对道德的重视表现在人伦交往之中则是中国人重彼此义务而轻自身权利。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管理模式将严格规范的法律规则作为有效管理的根本保障，而在伦理型管理模式中，与道德相比法律被置于相对次要的位置，仅作为管理的辅手段存在，正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甚至在中国传统法律规范中也处处显露出对道德情感的考量，孔子就将其父攘羊后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论语•子路》）作为一种合乎直道的正义行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审判主张“哀敬折狱”，要求法官以悲怜审慎之心来断狱，也充分体现出伦理型管理的道德倾向。有学者就指出“重亲情伦理”是中国法律精神的一个鲜明特色，是维系中国两千年“平稳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历史上是“相当有效”的。[6](P65)在伦理型管理模式下道德贯穿于组织管理的始终，不仅成员个体具有内在的德性自觉，组织的正常运转也离不开道德的力量；不仅组织运作的动机要符合德性要求，其结果也不能与道德价值相背离。再次，伦理型管理模式尤为重视组织成员间的伦理关联。在伦理本位的文化生态中，伦理已然成为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要素。有学者就曾指出“西方人的不朽是在宗教中实现的，而中国人的不朽则是在伦理中实现的”[7]。西方社会个体与团体之间泾渭分明，有着明确的界限，而伦理本位下的中国传统社会绝不存在原子式的个体，人们自始至终都处在诸多伦理关系的包围中，无法脱离伦理关联而独立自存。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伦理关系网，每个人都作为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而存在，在关系网络中认定自我并实现自我。对伦理关系的重视使得中国文化基因下的个体成员大都具有集体主义的行为取向，将集体目标的实现放在优先位置。伦理型管理的关系模式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维度：一是成员之间横向的情感关系，其于内发自成员的自然感情，是主体善良意志的充分表达；于外表现为对他者尽心竭力的无私关爱。组织成员横向的情感关联既非单向度的义务，亦无等级权威的特征，情感关爱是互相给予的，关系双方具有对等性，成员之间都不计算个人得失而以真情厚意彼此相待，营造出恩爱和睦的组织氛围。二是组织成员之间纵向的等级关联，等级差别是伦理的应有之义，伦理型管理需要人们明确自身在组织中的角色地位，并依据与自身相对应的角色要求进行活动，以确保组织的稳定秩序。横向的情感关联与纵向的等级秩序相耦合，在组织中形成了牢固且有序的关系网络，共同构建起有机的伦理共同体，极大地增强了组织的聚合力。最后，伦理型管理模式以成员对组织的情感忠诚为归宿。西方管理模式强调个人主义理念下成员对组织的工具性承诺，它以个体与组织订立的契约为基础，依赖明确的规章制度、法律合同等外在控制方式强制性的确保成员对组织的机械服从。而伦理型管理模式强调个人的情感参与，重视成员主体性的发挥，在此基础上通过尽心尽力的推己及人，将主体内在的仁心仁性推扩到组织之中，把自己的一切情感与力量都毫无保留的奉献给组织。伦理型管理模式所要达成的忠诚目标以亲密的人伦关系与深厚的情感关爱为基础，本质上是组织成员对所依存关系的承诺与依赖。可以说，伦理型管理的忠诚是一种主动忠诚，是主体内在的道德自觉与责任担当，这种忠诚由内而发指向外在他者，是人们对组织其他成员以及组织整体的情感对待和真诚奉献。基于组织生活中形成的亲密关系与深厚情感，成员个体对组织的忠诚不再需要外在契约的约束，而是内化为组织深层的价值观念，与组织融为一体，表现出自愿自觉的忠诚态度和忠诚行为。在伦理型管理模式中，组织成员在长期交往中既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又形成了稳定的等级序列，组织已成为保障个体存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共同体，成员在组织生活中有着强烈的使命感与归属感，将组织整体利益放在首位，表现出极高的忠诚向度。
综上所述，在中国本土文化体系下生成的伦理型管理模式以情理为管理的内在精神气质，以道德调控为管理的根本方法，在管理过程中注重成员间的情感关联与伦理团结，将成员对组织的情感忠诚作为管理的终极目标。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今日，源于本土文化基因的伦理型管理模式对中国社会的组织管理均产生了持久效力和深远影响。
作者:王润稼 单位:北方工业大学学院
参考文献：
［1］李亦园.文化与修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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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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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露丝·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一书中认为文化特质的复杂交织是导致文化差异的主要原因，“这些特质的相互渗透现象，时隐时现，而且其文化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它们的本质命运及其结合的历史。······可能组合的多样性是无限的，而且在这些多种多样的基础上，也同样能够建立起种种适当的社会秩序。”[1]秦文化的历史正是其文化特质渗透、结合所演绎的结果。用进化的观点来看秦文化前后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并且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大致以秦统一为界，统一前秦文化主要表现出进化的态势，而统一后主要表现为退化，甚至在即将统一之前的时间就已表现出这种现象。
所谓文化进化，是指文化在时间上的一种持续性过程，从狭义上讲，文化进化是指具有进步性的一种变化，这也是早期文化进化学派学者对文化进化一词的定义；而从广义上讲，文化进化又可称为文化变迁，桑林斯在《文化和进化》[2]一书中将文化进化概括为“一般进化”与“具体进化”两个方面，他认为它们是同一进化总进程的两种脉络，二者结合形成一种综合性的进化。早期的秦文化是一种区域性部族文化，处于东西部两种内涵截然不同的文化的交界地带，因而在其简单一般进化的现象之下，还存在着复杂的具体进化过程。早期秦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挣扎于西方戎狄文化与东方中原文化的夹缝之中求生存。以公元770年襄公立国为标志，在此之前秦文化主要是受西方戎狄文化影响较多，占领西周故地之后，收纳了周的文化遗产。[3]自此，秦文化大量吸收东方中原先进文化，其社会形态迅速过渡到奴隶社会，秦国一跃成为西方霸主；另一方面秦文化中也不可避免地保留了相当一部分西方戎狄文化，例如受游牧民族的好战习性的影响，秦国尚武之风盛行，秦国军队骁勇善战，被东方诸国视为“虎狼之师”。（露丝·本尼迪克特）在论证“文化是一种生物遗传复合体”时写道“当整个民族用几代人的时间抛弃传统文化，而采纳另一相异风俗时，同样的进程就会大规模发生。”[4]正是秦文化的两部分在相当长时间内的综合发展促进了秦的兴盛。而其中与秦的灭亡有着重要联系的是秦文化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退化现象。
文化退化指的是文化的退步现象，美国人类学家威尼克在《人类学辞典》[5]“文化从一种较先进和分化的水平上退到一种较不先进及不分化的水平的现象过程。”这是文化退化的狭义定义，从广义上讲，也有人将其与“文化萎缩”、“文化没落”等同起来，泛指一种文化中某些构成元素的丧失及功能上的萎缩。[6]在秦的崛起过程中，秦文化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积极进取，崇尚实际，宽容开放的精神品质。在此期间，秦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开展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相当一部分参与改革的人是从其他国家来到秦国的，正是借助于他们的帮助，秦国在经济、制度等方面迅速赶上关东六国，为统一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但是当秦统一六国后在文化上表现出了强烈的退化现象，甚至在秦未统一之前这种文化退化现象就已初见端倪。此后，不论是焚百家之书还是坑杀儒生，从表面上看是对书籍和人的焚烧与杀戮，而实则是对诸子百家思想言论的消灭，是一种对秦文化以外的其他文化的一种消灭，这正是秦文化包容性丧失的一个重要体现。“始皇帝晚年病理心理均已恶化，在宫廷的核心圈子中是心照不宣的事情。始皇帝统一天下，千年伟业告成，隆重喜庆之后，似乎突然滋生了深沉的失落和不安。始皇帝的失落是失去政治目标的失落……功成名就后，海内一统，剩下的都是维持巩固的余业。”。[7]
文化进化与文化退化在狭义概念上是相对的，文化进化代表的是由简单低级到复杂高级的变化，是进步的，文化退化则代表了相反的变化。[8]看似这是两种完全矛盾且不可能相容的文化现象，但实际在具体的文化发展过程中，二者是互相交织着存在，并且相伴发展的，其表现较为复杂。大体来说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在文化进化的中间同时出现进步与退步的因素，另一种情况是在文化退化中也同时包含退步和进步的两个因素。这就如同矛盾的对立面，同时存在于事物的内部，并促进事物不断向前发展，使之呈现出其外在的整体性文化的一般发展特征。秦文化的内部存在着西部戎狄文化的因素，同时也存在着东方中原文化的因素。在秦文化的进化与退化过程中，秦文化中的西部戎狄文化代表了一种退步的、落后的因素，而其中的东方中原文化因素在当时的社会形态中则是相对较为进步与发达的。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生长起来的秦文化是一种崇尚实用主义的文化，这种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是秦文化保留西部戎狄文化与东方中原文化两种不同文化的原因。在秦的早期发展阶段至在战国末期其在兼并战争中取得决定性地位之后，秦文化的这种实用主义价值取向是以能否于自身的生存及在各国的混战中取胜有利为标准的，这就可以解释秦文化在此阶段表现出来的对外来文化的开放式态度，但同时这也干扰了其对外来文化的判别取舍，从而使得秦文化保留了大量落后的但对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赢得生存竞争较为实用的文化因素。当秦灭六国之后，社会局势发生了变化，其一贯坚持的价值取向则不再有现实的客观基础，“有秦以来，数百年进取出击的锋芒，陡然间失去指向；亲政以来，近二十年扑身掀动的战争风云，瞬息间中止平息。”[9]秦文化也从刚到达的顶峰急转直下，但此后秦文化并没有消亡，而是经过其继承者的一些完善与改变，最终成为浩瀚中华文化中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4]（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7]（美）L·A·怀特等著.韩建军，商戈令，译.文化与进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3]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5]（美）查尔斯·威尼克.人类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
[6]冯天瑜，主编.中华文化辞典.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关键词：中小企业 精细化财务管理 问题 对策
一、前言
随着市场化经济的到来，企业之间竞争显得愈发激烈，中小企业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就有必要全面提升自己，使企业能够站稳脚跟，其中精细化财务管理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内容。近年来，国家越来越开始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这也给中小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契机，中小企业应抓住机遇，重视企业财务管理，使企业能够乘势而上。
20世纪50年代，日本丰田提出首次提出精细化管理又被叫做“精益化管理”，精细化管理强调企业在加强服务与产品质量的同时，还要能使企业获得利润，该理论在企业管理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它需要企业能够一改往日的粗犷的经营形式，有针对性的制定企业目标，决策并计划企业的任务、生产流程、产品标准等，使企业文化、业务、营销等得到精细化管理。在现代企业中，不乏有成功的精细化管理例子，如：我国海尔集团和美国福特公司等。
企业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中之重，直接影响企业的竞争实力大小。因此，在精细化管理的基础上，许多企业又提出了精细化财务管理，它是企业利用自身财务管理职能，优化企业在财务方面的管理方式或方法，扩展企业管理领域，对企业每个岗位与每项业务都要进行详细设计和规范工作流程，尽可能挖掘企业财务管理的潜在能力与内在价值，从而促进企业的财务利用率的提高，促进企业利润最大化。通过精细化企业财务管理使财务管理更趋于专业化，拓宽财务管理和服务职能，提高企业财务管理水平，系统化企业财务管理流程。
二、精细化财务管理的意义
财务管理可以为企业管理者提供有效的、可靠的决策的依据，使企业管理者的决策更加准确，保证企业能够正常运转。而精细化财务管理更能明确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效，使管理者对企业的财务情况、发展方向以及投资情况更加明确，发现企业存在的问题并能够及时解决问题；精细化财务管理还能在传统的财务管理的基础上，提供更加详细、准确的信息，使企业管理者能够做出更加准确的决策，为公司找寻最佳发展方向；精细化管理能使财务工作者更加明确财务工作流程，使他们能够更加明确自身职责，提高其工作效率和质量；精细化管理能够反映出企业的一些细微的投资问题，使高层管理者能够提前进行风险控制，减少企业损失；精细化财务管理需要一部分员工参与到企业的管理和决策中，使员工能够对企业的运营有进一步的了解，带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其工作责任心，使企业上下团结一心，更好地促进企业的经营管理。
三、中小企业精细化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
目前许多企业在精细化财务管理方面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有必要尽早发现这些问题，找出解决对策，才能使中小企业在激烈的竞争浪潮中生存下来。
（一）精细化财务管理的意识不强
中小企业一般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就更有必要加强企业财务管理，并精细化财务管理，才有可能在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随着市场的变化，中小企业的财务预算范围与目标已经出现了许多不确定性，但目前多数中小企业的管理者未能及时发现这种变化，仍然停留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思想阶段，使企业财务管理逐渐偏离了市场的轨道，给企业带来了危机。
（二）财务信息化水平低
随着市场的变化，许多大型企业开始引进先进管理技术，利用高科技信息手段，使企业能够跟随市场发展的脚步。但中小企业由于缺乏资金，往往竭力进行成本控制，在财务管理方面还是使用最原始的手工帐等，财务管理效率低下，且不能及时了解市场信息，与市场接轨，进而影响了企业管理者决策的准确性。
（三）财务管理手段单调
市场经济体制下，信息量极大丰富，信息传递方式也是多种多样，传统的财务分析方法不再满足市场的需求。但现在多数中小企业没有采取科学的财务管理方式，对企业进行全面预算和质量管理，使公司不能通过正确的财务管理合理进行成本控制，给企业带来了沉重的压力，许多中小企业甚至还因此倒闭。
四、优化精细化财务管理对策分析
为解决中小企业在精细化财务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促进中小企业财务管理的精细化，笔者提出了如下的意见和建议。
（一）提高企业精细化财务管理意识
中小企业应该跟随市场发展脚步，转变“会计即财务，财务即会计”的传统观念，使企业财务工作不仅仅停留在静态记账的形式，而应积极应对市场的变化，精细化企业财务管理，使财务管理能够充分发挥其在企业管理中的核心作用，对企业进行全视角、总过程的动态控制，根据企业实际情况，精化、分解、细化、再整合企业财务管理内容，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带动和促进企业发展。
（二）加强企业各部门间的合作
财务管理的精细化关系到企业经营的每一个环节，是一种综合性的管理手段，包括：成本管理、筹资管理、投资管理、权益分配管理等多个方面，因此要涉及到企业的多个部门，甚至是全部的部门，财务管理部门有必要和企业其他部门进行合作沟通，以便把成本控制和产品的开发、宣传、营销等进行结合，实现财务管理的全程参与，因此，精细化财务管理需要得到企业其他部门的鼎力支持，才能保证企业能够真正做到财务管理的优化，提高公司的管理能力和控制能力。
（三）加强企业财务控制
企业财务管理的精细化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首先，企业要按照“分解到项、总量控制、重点突出”的原则细化财务预算，将各项费用和成本进行细化，杜绝企业人为浪费，对企业各项费用和成本进行有效控制；其次，要细化财务结构，使企业能够根据外部环境和市场的变化，及时进行调整，以保证财务结构的动态优化；再次，要细化成本核算，对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进行细化管理和监督，以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企业利润；最后，要细化监督考核。由企业预算审计、财务、劳资等部门合作成立企业管理监督小组，制定财务监督规则，严格奖惩制度，养成企业员工自我监督的习惯，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营。
（四）提高企业财务管理的信息化水平
要使企业财务管理得到精细化，就有必要加强企业财务管理的信息化水平，确保企业财务管理能够根据市场变化得到有效的推进。利用ERP系统，实现企业的科学化管理，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进行全程动态监控，通过先进的信息化促进企业财务管理的精细化、信息的网络化、业务的模块化、层级的扁平化和数据的一体化，利用信息技术手段，高效、准确的收集财务或其他业务的资料，并及时进行汇总、监控和分析，为企业管理者提供决策依据，此外，提高企业财务管理的信息化水平还能实现企业集成化管理，降低信息传递中的成本和信息遗漏，提升了企业的信息收集速度，使企业能够迅速地对市场的变化作出反应，使企业建立起一套高效的企业运营机制和精细的财务管理系统，进而提高企业财务管理水平。
（五）提升企业财务管理人员素质
企业财务管理的精细化离不开高素质的财务人才的推动。因此，企业有必要培养或引进高素质的财务人员，使企业财务管理的精细化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一方面，有必要提高企业财务人员的职业道德，加强财务人员的责任心，使其能够养成严谨、务实、勤恳的工作作风，明确自身的工作任务和工作目标；另一方面，通过培训和激励，使企业财务人员能够掌握现代化的财务管理工具和管理方法，改进传统的财务管理方式和方法上的不合理之处，为企业财务管理的精细化做好准备。
五、结语
企业的目标是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精细化财务管理是减少企业成本，提高管理者决策的准确性的必然选择。通过精细化财务管理使管理者能够准确了解企业各部门的情况和企业发展的各个细节，能够拓宽财务工作的空间与范围，能够最大限度的提升和挖掘财务人员的工作潜力，能够发现其在经营管理中的漏洞和死角，促进企业整体的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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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许静.电力企业实施精细化财务管理问题研究[J]. 时代经贸,2008,6(111):125
[3]俞小飞.论完善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内控制度.中国农业会计[J].2009，（11）.56-57
[4]蔡洪清.浅谈如何建立健全事业单位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J].财务与会计,2004(7).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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