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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中国民俗文化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键词：程抱一；小说；中国文化
2002年6月14日，程抱一先生入选法兰西学院，成为40名被誉为“不朽者”终身院士之一。自1635年法兰西学院建立以来，程抱一是唯一一位亚裔院士。这不仅仅是因为程抱一先生在美学和文学领域做出的巨大成就，同样还是一份对程抱一先生为促进中法两国文化交流做出的卓越贡献的褒奖。然而，直至今日，程抱一先生在小说领域也只有《天一言》和《此情可待》两部小说。作为诗人和美学大师的程抱一先生之所以投入到小说领域，显然是因为小说所能承载的信息更大，所涉及的领域也更为广泛。因此，在程抱一先生的小说中容纳了其诗歌和美学评论中无法展现的中国民间风俗。做为中法文化摆渡人的程抱一先生通过其小说创作不仅更大范围地把中国美学介绍到法国，同时也让西方领略到了中国民俗文化的无限魅力。
一、小说中的中国民间艺术
做为美学家的程抱一先生首先是以民间艺术的角度来描写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例如小说中就多次描写了中国传统戏剧的表演。“中秋节时，一个京戏班子……‘林冲夜奔’。我生平第一次看戏，发现演员用多么自由的方式表现不同的时空！……总之，并没有真正存在的时空，有的只是一个在舞台上活动的人，时空因他而生。”i以上可以明显发现，在程抱一先生的小说中，对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描写往往是为进一步地发掘其内在的美学理论而做铺垫的。小说中还多次提到一些传统的民间隐士或艺人，如“道士”、“隐居老画家”等等。作者对这些民间艺人的聚焦并没有放在人物的外貌描写和行为上，而是借助主人公在与这些人物的对话，展现在某一领域中的艺术理论上。例如在与“隐居老画家”重逢之时，作者直接省略了与老画家的日常相处的时间，也省略了对老画家的外貌及性格描写，而是用了大量的笔墨来纪录老画家与主人公天一的对话，如小说中老画家所说的“我唯一能教你的是中国悠久的传统。”ii通过老画家之口，作者详细阐述了中国传统绘画思想。作者绕开对中国传统绘画技法的描写，而是上升到精神层面，强调中国绘画虚空、元气及宇宙之间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对中国民间艺术的描写显然是对其美学作品的补充，而与理论化的美学作品相比，小说的受众无疑更加广泛，也更加有利于实现作者做中法文化桥梁的理想。
二、小说中的中国民间风俗信息
除了民间艺术之外，程抱一先生小说中还大量描写了中国传统民俗风情，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小说展现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民俗习惯。例如《天一言》中的叫魂，与土霸王鲍老爷喝酒，茶馆喝茶等场景形象生动地把中国民间传统文化展现给了法国读者。以茶馆喝茶一节为例，作者分别描写各种茶客的形象，有演丑角的演员，高雅的茶客，还有头发花白的老戏迷，把听戏前在茶馆喝茶的习俗通过各类人物的表现生动地刻画出来了。
第二，小说中大量中国民俗物品，为法国的读者再现了中国人的传统生活，而且用语并无理论书籍的单调。实物方面的主要有官府衙门、古庙寺院、后花园、闺阁等意象；日常行为上有祝寿、把脉、算命、烧香拜佛等意象；传统节日有包粽子、赛龙舟、七夕鹊桥相会、中秋赏月、重阳登高等等。我们选择一段服饰描写来看，“通常，和所有人一样，他穿着一件道袍。那一天，为了赶路，他穿了一身短身衣服：紧身上衣，长裤，身上挂了一条宽布带，里面缝了个钱袋，外面挂着个铁碗。”“只带了些衣服和日用品，针灸用的银针，草药，还有几本道学的书，整个用个棉布一包，外面还裹着层防水的油纸”iii，这样的描写并无堆积的术语，简单的语言为法国读者直观地描写出了一个远游道士的形象，让他们更加接近道家哲学思想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表现。
第三，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读者还不时地能读到许多闪烁着民众智慧的中国民俗语言。诸如，“Faire ce que l’humain peut, laisser le Ciel faire le reste?”（尽人事知天命）；“ce qui ne doit pas venir ne viendra pas, et ce qui doit venir viendra”（不该来的不会来，该来的一定会来）；“ses paroles lui passent par les oreilles comme du vent”(她的话对他来说就是耳边风)；“quand on survit à une calamité, on conna tra le bonheur plus tard”（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良药苦口”，“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佛陀烛光不怕风”，“老天有眼”等等。虽然对于中国读者，这些句子不过是生活中的平常用语，可是在法国文学却是首次亮相，对法国读者而言，充满了无穷的吸引力，可以说，通过这些生活气息十足的俗语，中国人的普通生活观念也开始与法国读者的生活观开始碰撞和交流，对于加深法国民众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无疑是有重大意义的，同时这些句子也必将丰富法国自身的语言、文化和民族智慧。
在小说创作中，作者无法忘记文化媒介的身份。也正因此，程抱一先生在小说中自觉地载入了许多中国文化信息，有些地方甚至是刻意为之。比如小说中的人物名称都是用汉语的读音，这是因为，在中国，名字的意义在于用语音包含了取名者的理想，在两本小说中，男主角“Tianyi”名字包含了“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理想，“Daosheng”也暗含了“道生万物”的中国宇宙论的思想。女主角“Yumei”“Lanyin”（玉梅、兰英）名字中的意象在中国文化中都是善与美的化身。而这一切文化内涵是无法直接译成法语的，即使直译也必然会损害意义。因此，作者宁可给读者带来阅读上的陌生和阻碍，也丝毫不愿破坏其中的中国文化精髓。从这一取舍中，我们也能看出作者在法语中再创造中国文化的理想和使命感。
综上所述，程抱一先生正是借助于小说这样一个以叙事为核心的文体，从更为广阔的角度把中国民俗文化介绍给了更多的法国读者，实现了其作为中法文化摆渡人的理想。作品中无论是中国民间艺术还是风俗人情，作者都能从更为深层的美学和哲学角度进行解读，使得这两本小说与作者其他的美学和诗歌作品一起成为了法国读者了解中国文化重要渠道，在更广泛的领域促进了中法两国文化的交流。（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注解：
[关键词]道教；民俗
[中图分类号]B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0)12-0088-01
民俗，即民间风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大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民俗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的最好呈现形式。鲁迅先生在《致许寿裳》一文中提到：“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在其产生和发展中，势必对我国民俗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因此在各类民间风俗中我们常能看到道教的影子，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道教对中国民俗文化的影响在民俗节日、神灵信仰、民俗禁忌、民俗祈求等方面都有所表现。
一、对民俗节日的影响
古人对一年中一些特殊的日子做出规定，成为节日。中国的传统节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是我们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传统节日的形成过程，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文化长期积淀凝聚的过程。道教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融合过程中，对中国古代民俗节日有着广泛、深刻的影响。
在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民俗节日春节中，处处都能见到道教的影响。“京师谓元旦为‘大年初一’，每届初一，于子初焚香接神，燃爆以致敬。”这其中的“焚香接神”就是受道教的影响。
以祭灶的习俗为例，农历腊月廿三过小年，小年为进入春节的开始。民间多于此日夜礼拜灶神，祭灶反映出民众通过对道教俗神灶神的祭祀，以求达到保佑全家的目的。相传他是掌管一家生死祸福的，道教里崇尚此神，是因为灶君司饮食及火。道家一般敬灶时都要上表酬神，有送灶科仪，包括净灶、祀灶、净橱、送灶、迎灶几个部分的内容，蜡月二十四后灶君回宫，所以又要迎接他下凡回宫，希望能主一家之事，奏善定福。
民间还有扫除的习俗，“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屋”的习俗由来已久。民间腊月二十四为扫除日，又称“扫尘日”或“扫房日”。民间认为鬼魂到了腊月将离开人间，人们如果不把身体和房屋彻底打扫一下，鬼魂就会躲藏在灰尘当中，这实际上也源于道教。道教传说人身上附有一个三尸神，他常在玉皇大帝面前说人的坏话。一次，三尸神密报，人间在诅咒天帝，想谋反天庭。玉帝误信谣言，令三尸神把各家的罪行书于屋檐下，再让蜘蛛张网遮掩以作为记号，令王灵官凡遇有记号的满门斩杀。灶君发觉此事，便让每户人家扎个长扫把将蜘蛛网扫掉，将房屋打扫得干干净净。人间避免了一次杀戮，人们为了感激灶王爷为人们除难消灾、赐福张祥，民间扫尘总在送灶后开始，直忙到大年夜。
二、对民间神灵信仰的影响
道教在形成过程中曾广泛地吸收民间的信仰内容，加以改造后纳入自己的神灵谱系，成为道教崇拜的尊神或俗神。俗神是指流传于民间而被道教信奉的神祗。主要有与自然现象相关的自然神，如雷公、风伯等；执掌读书人命运的魁星神；专门保护个人、家庭和城乡公众安全的守护神，如门神、灶神、土地神、妈祖等；护法神将关帝圣君等。但也有道教尊神直接影响民俗文化的，如三官大帝等。可见道教与民俗相互影响与促进，但是道教更系统化、规范化，从民俗中提炼出来，但又深深影响民俗，而民俗又为道教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对民俗禁忌的影响
在道教与民间习俗互相渗透的过程中，道教禁忌对民间禁忌习俗的影响，成为民间礼俗的重要内容。根据卿希泰、詹石窗的研究，道教与民间禁忌礼俗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
以灶神禁忌为例，人们对灶君的崇敬，除了毕恭毕敬的祀奉外，还表现在许多忌讳上。由于对灶王爷既尊重，又畏惧，在心理上有很大的反差，便设计出各种各样的忌讳来。这些忌讳，主要是灶前什么东西不能放，什么话不能说，什么事不能做：尤其是对女人，禁忌就更多了。在《敬灶全书・灶上避忌》中对灶君避忌做了非常详细的记载。如严格规定：“不得用灶火烧香；不得击灶；不得将刀、斧置于灶上；不得在灶前讲怪话、发牢骚、哭泣、呼唤、唱歌；不得在灶前小便、吐唾沫；不得在灶前赤身露体；月经未完的妇女不得经过灶前；披头散发者不得烧饭做菜；不得将污脏物送入灶内燃烧”等。人们认为做这些事情，会冒犯灶神或火神。
事实上，因为道教是从民间发显，早期的巫术、方术，甚至阴阳五行、老庄哲学、医学都浸润其间，成为道教禁忌的一部分。反过来看，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得到相当的重视与信仰，其本身的禁忌无可厚非地也就影响了民间礼俗的内容，从而达到两者水融的境界。
[参考文献]
【关键词】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元素
广告在现代传播领域有很大影响力。为了充分挖掘商品市场的潜力，吸引消费者眼球，它把目光放在对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表现上，力求通过表现我国传统的民俗文化来塑造和体现商品的价值。“当广告成为一种文化行为时，就不能不重视民俗文化。”广告创意的竞争，就是广告文本所蕴含的文化价值的竞争。①在广告中运用民俗文化元素需要了解这些文化元素的特征，这样才能使广告在运用民俗文化元素之时更加严谨，不至于误导消费者，也不会曲解民俗文化本来的意义，因此探索民俗文化在广告中的应用具有现实意义。
一、民俗文化的界定
（一）民俗文化与民俗文化元素的定义
民俗就是的风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②它起源于人类群体社会，在特殊的民族、时代、地域中不断发展和演变。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民俗就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不断衍生出来并世代传承的。
所谓民俗文化，是民间民众的风俗生活文化的统称，是一种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基础的文化形态，深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与人类生活价值，它反映一定地区中广大民众最基本的人生需求以及价值取向。③民俗之所以能形成文化，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一点一滴积累而成的，这些点滴的文化逐渐构成文化元素，在共性下又具有个性，因此可以给民俗文化元素下这样一个定义。所谓民俗文化元素，是指群体生活下的民众伴随时间、地域和民族的变化形成的点滴生活文化的集合，并随着年代传承不断发展变化，真实存在于社会中的实体性意象。
（二）民俗文化元素的构成
民俗史上，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确立“民俗”概念并实际应用的国家。早期民俗文化元素出现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日常所需。人们经历这些民俗的创造、使用和传承的过程，实现了民俗文化元素的实用价值。
民俗文化元素包括了很多层面，具体来说，包括了物质层面的民俗文化元素、社会层面的民俗文化元素以及精神层面的民俗文化元素，这些文化元素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它们构成了民俗文化元素的基本框架。
1、物质层面的民俗文化元素。物质民俗指人们在为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实践活动中，长期俘获物质为自己服务形成的各种现实存在的生产工具、衣冠服饰、饮料食品、居住交通、器用杂物、民间工艺等物品。④它包含生产民俗文化元素、饮食民俗文化元素、服饰民俗文化元素、居住民俗文化元素、交通民俗文化元素等。
2、社会层面的民俗文化元素。社会层面的民俗文化是人们在特定条件下所继承的社会关系的惯例，它涉及了从个人到社会在交往过程中形成并传承的集体行为方式。它包括了人生礼仪文化、岁时节日文化、社会组织文化、民间娱乐文化等文化元素。
3、精神层面的民俗文化元素。有些民俗文化元素不单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所需，它恰恰是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包含精神层面的文化意义。例如，形态、色彩、纹饰、文字形象、意象元素等。
例如中国结，它是我国特有的民间手工编结装饰品，始于上古先民的结绳记事。“结”给人都是一种团圆、亲密、温馨的美感。“结”与“吉”谐音，“吉”有着丰富多彩的内容，福、禄、寿、喜、财、安、康无一不属于吉的范畴。它是由一根完整的丝线编制而成，意为连绵不绝、源远流长。⑤“结”在中国象征力量、和谐，它有很多种编法，形态各异，颜色多种多样。在古代中国结有实际的用途，可以作为腰带扣或者身上的装饰物使用，现代的中国结依然保留了千变万化的编制方法，可是物质层面的功能性逐渐减弱，人们在家里悬挂中国结，通常是体现美观以及寄托美好的愿望，精神层面的功能性加强。中国结把各种结饰结合在一起，它不仅反映了自然祥和的生活气息，也有吉祥如意之意，体现了个性和中国式的审美观念。
二、民俗文化元素在电视广告中的运用
电视广告具有独占性特点，因此其广告的效果相对于报纸和广播来说，传播的效果更好，但是对创意的要求也更高。由于对民俗文化了解肤浅，广告中有运用不当甚至滥用民俗文化的现象存在，因此了解民俗文化的内涵，在广告中正确运用民俗文化元素，会避免由于民俗文化的滥用所起到的截然相反的效果。不同类型的广告有不同的特点，深入了解电视广告的特点，有助于根据这些特点来分析民俗文化元素在广告中的运用，既能吸取经典民俗类广告的成功之处，为以后的民俗类广告作品提供可借鉴的依据，也有助于民俗文化的发展。
（一）增强电视广告的广泛性与文化性
民俗文化元素的运用有利于增强电视广告的广泛性和文化性。电视广告具有很强的重复性，要求电视广告在最短的时间内重复传播内容丰富且印象深刻的信息。在电视广告中融入民俗文化元素，会使受众产生亲切感，增强电视广告的文化底蕴。
我国的传统节日较多，许多广告商选择在重要的节日前夕推出自己的广告，一方面会增强节日的气氛，另一方面也会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例如中国邮政曾推出一个“EMS中秋月饼别忘寄”的广告：大家都在询问“你寄了吗？”后来才把问题明朗化，“中秋的月饼你寄了吗？”并说明EMS给大家提供的方便快捷的服务，最后的广告语是“月饼寄亲情，千万别忘寄了”。通过介绍邮政的优质服务，告诉消费者可以采用邮政方式在节日期间“寄”月饼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寄”又跟“记”同音，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在节日期间给亲人尽孝道。这则广告主要表现了中国传统的“孝”，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孝”是最能表现一个人思想品质的精神内容，通过这样的广告形式可以提醒人们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别忘记尽自己的一份孝心，谐音字的运用也使得消费者在感动之余了解邮政产品的服务内容，达到宣传的目的。这里的月饼成了广告表现中的民俗文化元素，增强了节日期间广告的广泛传播，同时也不乏文化的内涵。
（二）提高电视广告的视听效果
电视广告在表现方式上强调视觉和听觉的结合，采用丰富多彩的形式展现广告的内容。不管是色彩、图像、形态，都可以增强广告的视觉冲击力，共同的文化背景也给民俗文化类广告的传播提供了可能。
为了提高电视广告的视觉效果，广告中常出现民俗吉祥图案来表现自己的广告主题。在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一些类似于图腾的表现文化的民俗事象会因为生活习俗或是精神层面的崇拜而形成，产生意象元素，它属于精神层面的民俗文化元素，一个具体的事物由于社会的发展弱化了物质层面的功能，精神层面的意义日益凸显。很多广告中都会出现这些意象元素，使受众了解其中所代表的文化涵义，而加深对广告产品的印象，如年年有余、龙凤呈祥等，它们代表了中国最传统的文化，很多产品广告适合通过这样的图案来表达。红双喜文化传播公司的广告中，带有红色喜字的纸飞机在空中飞行，寓意喜庆传承，代表了中国传统的婚俗文化，喜字就是一种带有精神含义的意象元素，它的出现所代表的精神意义远远大于其作为汉字的意义。该广告的表现简单明了。
电视广告不光运用视觉的冲击加深受众的印象，还增加了听觉上的冲击力，双重的表现形式使受众在欣赏包含厚重文化内涵的广告之时逐步加深对产品的认同。当今媒体广告的发展程度大大加深，受众对广告文化层面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在媒体广告竞争的严峻形势下，电视广告需要在现有优势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与民俗文化元素的结合势必会使电视广告的发展再上台阶。电视广告中民俗文化元素运用的程度好坏，直接影响到受众的文化情节，引起他们的共鸣，因此在电视广告中，民俗文化元素的运用还是值得研究和思考的。
结语
以上的广告分析是给未来的广告创作提供一个可借鉴的参考，各地区的人们都有其民族性，诸如此类的民俗文化元素就是在民族发展的特殊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广告的目的是宣传形象、推销产品，它必须借助于民俗文化在作品中的表现力，来获得消费者的民族认同感，而广告与民俗的结合才会使得广告在激烈的竞争中达到最终的传播效果。民俗文化是广告出奇制胜的法宝，而广告业的壮大又给民俗文化搭建了一个很好的传播交流的平台，许多耳熟能详的广告语以及成功的广告范例不光是在商品的盈利还是社会的影响力上都获得了最大限度的发展。然而不管是民俗文化还是广告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只有行之有效的规范才能让它们在互相借鉴互相辅助的基础上发展得更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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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李笑恩，《中国结的含义及来历》，
关键词 民俗学 创新 民俗志书 理论 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俗学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体现出了诸多创新性的内容和形式，本文重点分析了其中的部分创新内容。
一、民俗志书写创新
将民俗志作为民俗学研究的重要部分，另外方面也是对其产生的新的要求。书写是唯一形成民俗志的条件，因此必须从书写上对其进行根本性改变。民俗志文字的表达并不要求严格参照于民俗兴起时的文字风格，并且要求较少固定式填充资料的书写方式，这需要书写者在工作时能够对其进行多样化的塑造，如书写的表达意境、文章风格等。在民俗志的研究地位与日俱增的现今社会，刘铁梁通过不懈研究，为民俗志树立的准确的定位，在一定程度上进积极的倡导，使其更好的在民俗学研究中发挥范式的主导作用。在2004年时，由北京师范大学所参与的民间民俗文化遗产传承工程中，刘铁梁教授作为首要的负责人与其他师生对试点展开研究，作为试点的为北京市门头沟区，通过学者及学生们的调查和研究，为该区的民俗文化保护提供极具实践意义的方案，同时在其中逐步形成了较为规范的书写形式，进而随着研究深入而最终形成具有标识意义的书写理念。该理念也逐步成为了保护和研究民俗文化主要书写方式，而后的民俗文化遗产传承工程深化进行，为东城区、怀柔区、西城区、昌平区等地研究均提供了有力的帮助，在实践的过程中，刘教授及其他学者所提出的书写理念获得了不断补充和升华，最终成为了中国民俗志书写的统一制式。
二、民俗记录和研究形式的变化和独特作用
北师大教授刘铁梁在研究时发现了民俗记录和研究形式的变化，以此基础上对“记录民俗学”进行重新的等位。刘教授认为“民俗志并不能单纯的作为记录载体，而是应帮助科学的研究为整个民俗学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从目前民俗学的研究方式上来看，作为研究资料的民俗志不仅是在研究中被提取的资料，其本质上已然具备着一定的认知。虽然刘教授在其学术论文中并未明确表示民族志的所具备的规范性作用，但是从其对民俗学研究著作中，民俗志对民俗学的各方面影响，已然决定了民俗志的存在用作为此类研究的范式，甚至可以将其应用于规范和引导民俗学发展的范式，虽然在民俗学的发展中期并非独一无二，但是民俗志的独特作用将作为不可或缺的存在。
三、拓宽了民俗学的实证性研究
从其他方面而言，专注于民俗学的实证性研究进步速度令人惊喜，同时在实际应用中也取得不错的成果。实证性的研究对民俗学内容的拓展以及基础建设都有着较强的实践意义，需要获得肯定。前文中所提及的学者钟敬文先生在该方面也有着非凡的成就，在神鬼传说、故事和历史研究中，均发表的杰出的论文。如《洪水后兄妹再殖人类神话》是从多个方面对神话故事中所出现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刻的分析。再如《“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中日民俗间故事比较泛说》及前文中所提到的著作等，对民俗学的学术领域有着较好的借鉴意义。而在这些著作的背后，钟敬文先生晚年之时由于身体原因，只能够通过指导研究生对相关课题进行研究和补充，在这些成果中也都充斥着钟先生的心血。学者许钰对传说和故事、陈子艾对民族风俗、张紫晨对宗教和戏曲等研究，结合钟敬文以及其弟子的学术成果，共同构建了目前民俗学实证领域。
四、民俗学的理论创新不断涌现
民俗学的内容涉猎较为广泛，在学术的研究上通常以其基本理论和历史等方面入手，目前针对于我国民俗学的研究文献已有一定的积累，如我国已故的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曾发表《把我国民俗间文艺学提高到新的水平》、《关于民俗学结构体系的设想》等论文，更是参与到现行民俗学教材《民俗学概论》、《民俗间文学概论》的编写之中。学者董晓萍的《民俗学导游》、赵世瑜的《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27―1937）》、萧放的《〈荆楚岁时记〉研究》等在我国民俗学研究中起到了不俗的作用。与此同时，从事于教育一线的工作者，也已论文的形式对民俗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评价。
在民俗学恢复之时，其传统性和理论体系的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并随着研究步伐的不断深入，该类研究方式也将更加受到重视。正是如此，博士生在选取论文的方向和针对问题的意识也常有相关类型研究的出现，如黄涛的《民俗间语言现象的民俗学研究》、高丙中的《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等，便是在其范围和传统性上所进行的研究，其创见性令人观止。再如朝戈金的《口头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的程序句法研究》及贾放新作《普罗普故事学思想研究》等对国外民俗学的研究著作，在理论的研究中有着不俗的造诣。
五、结束语
民俗志书的书写创新、民俗记录和研究形式的变化和作用、拓宽了民俗学的实证性研究以及民俗学的理论创新不断涌现都体现出来民俗学的不断发展和变化。这也和中国经历的快速发展和繁荣有着紧密的联系。
参考文献：
[1]余悦，王俊晖. 改革开放 30年来中国民俗学研究的理论形态[J].江西社会科学，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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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丙中.中国民俗学三十年的发展历程[J].民俗研究，2008（3）.
作者简介：
关键词：儿童插画，中国民俗，库淑兰，造型
1.中国儿童插画对民间民俗文化的呼唤
五彩缤纷的儿童插图世界背后也存在着问题，那就是具有我们自己国家民族特色的儿童插图作品太少了。鲁迅先生曾对其他国家的儿童插图作品做出过这样的评价：“英国沉着，德国粗放，俄国雄厚，法国漂亮，日本聪明……”嘲我国也曾经有过民族特色作品的高产期，有的甚至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曾几何时，在学习外来设计模式的同时，却渐渐忽略了原本属于我们自己的特色。
我们当今的儿童读物品质的提高,对今后儿童的教育有着深远的影响，我认为，在儿童插话创作中，面对华夏五千年的文明，和绚丽多姿的民俗文化，把中国特色融入其中，开创一支有中国民俗风格的儿童插画。
2. 库淑兰剪纸简介
在陕西省渭北黄土高原的旬邑县，生活着一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的“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大师”她叫库淑兰(见图2-2)。方圆百里的乡亲们都亲切的称她是"剪花大娘"。她十六岁学习剪花，六十岁后自创一种拼贴剪纸，作品构图饱满，线条道劲，人物造型动朴可爱，色彩斑斓，繁而有序在“剪花”中，凝聚着丰富的“人”的内容。
她于1920年10月出生,2004年被确诊为肺癌晚期,享年85岁。
3．库淑兰剪纸的独特造型
细观库淑兰的剪纸造型，无论是人物、动物还是花枝、虫鱼，均以极其洗炼、单纯、开张、稳定的造型，作为主体造型符号。不追求动态的显示，也没有情节和表情的刻画，而以一种恒定性的观念型态造型符号，在其作品中反复运用，重复出现，仿佛没有休止。突出的强化了属于她自己造型语言的个性特质。
郭庆丰：“剪花娘子，不管她是坐着，还是站着，她里面都有一个基本的构架，构成方式是天地人,三者的构成方式，天地人:上为天、下为地、中为人，三种境界、三个关系，组合在一起，天人合一的方式，具体到剪花娘子，她都是基本的骨架相同。当然，库淑兰能用她自己的方式，跟她自己的经历融合在一起、自身的精神状态融为一体，跟这个符号融为一体，跟大自然就赋予了她个人的色彩。”
4.库淑兰剪纸独特造型对儿童插画的启发
4.1库淑兰剪纸造型对儿童插画的意义
库淑兰的剪纸创作，其物体的造像都是民间的意念造型。和当今流行的日韩细致入微的动漫造型大不相同，但单纯，质朴，稚拙的意念形态却是那么形象仿佛注入了生命和灵魂。这更符合了儿童对事物概括化认知的心理特征。
4.2 造型极具想象力
库淑兰的各种造型并不拘泥于客观事物的现实性，赋予了的想象力，是一种带有创造性的，符合审美规律的表现。这些具有想象力的造型多是通过夸张、拟人、比喻、象征等表现手法来体现的。
库淑兰作品中往往把事物的特征加以夸大、变形，使其视觉感受更加直观，它与西方造型中标准比例的构形概念是不同的。“夸张”是以不改变某些物象的基本的固有特征为前提，有时甚至是为了强化表现这种固有的特征，但是“变形”则反之，以舍弃、改变事物的固有特征为前提，有时甚至可取“随心所欲”的态度。在这些看似“漫不经心”或“即兴发挥”的创作中，其实蕴涵了库淑兰丰富的想象力。为当今儿童插画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在儿童插画设计上要尽量去适应儿童的心理特征，以夸张变形的手法加以描绘，把形象设计得更稚拙、更可爱。采用夸张手法，能使概括了的形象特征更鲜明典型、更清晰明了，也就更容易引起儿童的注意和喜欢。
4.3造型语言简洁而丰富
库淑兰在造型风格上有简洁和繁复的对比，也有两者之间的统一。造型中的简洁，并不是简单、单调的意思，而是指造型语言简明易懂、视感鲜明，以最少的造型语言表现出事物的形态、结构等。造型虽然简洁，但在视觉上却觉得非常的丰富，凭借事物现象的缤纷五彩，揭示出事物的本质。
4.4造型的装饰化表现
任何造型艺术，从用笔和形体的角度看，都是点、线、面的运动与结构。论文格式。点、线、面自身的形式与内部规定性，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论文格式。库淑兰在造型上不仅对于点、线、面的运用，而且通过精美纹样和一层层各具形态小花朵等的精心刻划，增强了作品的神秘性与厚重感。从而使人感到充实新鲜，趣味无穷。有自己独特的特色，显示出明显的装饰性效果。
4.5以孩子的兴趣为主题
要创作出让儿童感兴趣的插图作品，就必须要熟悉所画的对象，熟悉和热爱儿童的生活。儿童有自己的审美偏爱，有自己喜欢的东西，我们应该看他们所看的，画他们所喜欢的。儿童喜欢穿什么样的衣服，吃什么样的食物，喜欢什么样的玩具等和他们息息相关的事物。这样才能发现它们在孩子眼中的不同特点和性格，并借以恰当的民间美术的造型手法表现在儿章插图中。
5.中国民俗造型对儿童插画借鉴的意义
总的来说，库淑兰艺术作品所体现出来的许多特点与儿童插图的创作要求
是极为吻合的，符合儿童的心理特点和审美偏爱。论文格式。
已故国画大师李可染先生有句经典名言：“以最大的功夫打进去，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这句话是值得我们儿童插图创作者推敲的。“打进去”只是过程，而不是目的，因为我们没有必要机械模仿民间艺术家的表现技巧去为儿童画插图，这样的模仿只会让我们的作品更糟，小朋友也不会喜欢。而“打出来”比“打进去”更难，这当中有一个消化的过程，就像我们吃饭一样，囫囵吞枣是达不到目的的，只有细细咀嚼后才可能很好的消化。
只有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深入的而不是肤浅的研究学习民间美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借鉴其精华，用以充实儿童插图的创作并使其展现出新的生机。我们把库淑兰剪纸中的独特造型等这些背后隐藏的创作理念和蕴涵的本质精神挖掘出来，将民间美术与儿童插图的设计语言进行组合，才能真正丰富我国的儿童插图创作，使我国的儿童插图创作真正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
【参考文献】
1．《剪花娘子库淑兰》,（上、下册）上海文章出版社编辑出版 2009年
2．《库淑兰剪花娘子传奇》, 文为群著 , 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3．《儿童审美心理发展与教育》,张奇编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
4．《民间美术造型语言独特的真实性》,范涛著,美与时代,2007．07下
5．《质朴纯情天真烂漫――民间美术的表现手法在儿童插图中的运用》,王淼著,2008
6．《中国民间美术造型》,左汉中著,湖南美术出版社,1992年4月
7．《现代艺术设计与民间美术内蕴的融合》,李立芳著, 2002年10期
8．《美的符号――论绘画的形式问题》,徐书城著,文艺研究,1991年
9．《民间美术的造型观念》,唐家路著,湖北美术学院学报
10．《从民间艺术中吸取营养》,毛铭三著,新闻与写作,1995年
摘要 随着我国民谣研究的发展,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现在,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结合音乐常识、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对中华民谣进行了研究。中国民谣在20世纪90年代中经历着平稳中的和低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本文结合民谣中所包含的民俗特征、涉及的民谣领域及方法方面予以归纳理并,对该领域中未来需要深入研究的若干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民谣 研究 整理 综述
中图分类号:J642 文献标识码:A
民间流行的、富于民族色彩的歌曲,称为民谣或民歌。民谣的历史悠远,故其作者多不具名。民谣的内容丰富,有宗教的、爱情的、战争的、工作的,也有饮酒、舞蹈作乐、祭典等等。民谣是表现一个民族的感情与习尚,因此各有其独特的音阶与情调风格。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规模的民族调查和民族识别活动中,文学、音乐和民俗等学科门类的专业工作者们深入到各民族、各地区的生活,获取了大量的资料,从而对民间的民谣有了初步的了解。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各地“民歌集成”活动,许多音乐工作者参与其中,记录了大量带有地方特色,具有代表性的民歌,如今大部分省市的“集成”已经完成。一部分学者在田野工作的过程中,对民谣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写出了不少专题论文。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发展,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结合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婚俗歌曲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口号的提出,各界对于中国民谣的整理研究都如火如荼的进行着。这其中有陈健在《民艺学概论》(《装饰》1997年第3期)中指出的,自1926年柳宗悦等人发起日本民艺运动起,作为“民艺学”理论所涉及的广泛研究,柳宗悦先生做出了关于《民艺学概论》全面的构想。
从记述文献的角度来讲,新千年的到来,并没有给民谣的发展和研究带来新的突破点。这一阶段的民谣整理研究处于平静期,主要的研究方向依然局限于表面的收集与整理上。
基于新的社会发展、文化背景的影响,一些从社会学角度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价值,探讨了在新的文化背景下,民谣的新的社会形态和新民谣的形式。如连庆昭的《新时期民歌民谣的价值取向》(《晋阳学刊》2000年第4期)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民歌民谣的价值取向;刘晓春在《当下民谣的意识形态》(《新东方》2002年第3期)中综合论述了民谣对社会文化现象的直接快捷的反映,对社会文化现象保持着清醒的批判意识,针砭时弊,始终采取独立民间姿态,准确地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社会文化变迁,以及民间普遍的社会情绪。这都是新的文化带来的新的视角,是前人所没有的,从新的视角看待民谣的发展,眼光独到、深刻,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近两年的民谣、民歌研究不但在广度上有了进一步的进展,在深度上也有了一定的进展。学者的眼光不再局限于表面的搜集、整理,而是进入了深层次的分析研究阶段。
从文化学角度来讲,张璐在《民谣意象与文学性》中纪录了笔者对于民谣《三只乌鸦》中意象的具体分析,揭示民谣中意象所蕴涵的文学性,帮助读者欣赏民谣的语言魅力,王俊周、王岁孝、高强在《西府民俗文化的内涵与特征》中认为研究西府民俗文化的内涵和特征,将有助于移风易俗,开发利用民俗文化资源等。
其中,鄢嫣的《论〈诗经・国风〉的民歌性――民谣之体,教化之用》研究成果最具有研究价值,文章从正反两方面来论证《诗经・国风》的民歌性,最终指出“国风”乃为民谣;杜昆的《民谣和神话・〈林海雪原〉的叙事艺术》中阐述了民谣和神话使叙述的对象形象化、浪漫化,对渲染气氛、制造悬念、塑造人物形象、描绘环境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且构成了浓郁的地方特色和叙事进程的推动力,作者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更细致、深入的描写了民谣中的微枝细节,对于民谣今后的深入研究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还有吕春生、蔡荣章等人在素材收集上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对于当代的民谣新形式――校园民谣,近两年也有新的研究成果,如王小波的《校园民谣的没落》一文,从校园民谣自身和其所处的社会文化大环境两方面分析了校园民谣的没落。王蔚在《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研究方法论》中,论述到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个人见解,认为音乐学术研究的学者,应该积极主动地去介入流行音乐的研究,并在流行音乐研究的方法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另外,还针对一些认识上的问题,重点阐明了民间音乐、民族音乐、民歌和民谣的关系,并对校园民谣发展到今天的衰败做了实践性的阐述。
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今天,民谣的研究也将随之发展、壮大,在与时代交融和文化影响的双重性上,也将取得更高、更深入的发展。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民谣发挥了重要的传承作用,它在我们对历史的研究中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历史告诉了我们什么,我们能在不同朝代的民谣中找到相应的对照;民族发展过程中人民经历了什么,我们依然在民族的民谣中找到它的印记。所以对于民谣的研究还要继续深入,在平稳中求发展。
中国民谣仅是中国民俗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个很小的分支,但即便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分支,其中也蕴涵了深厚的中国民俗文化内涵。它同社会民风、时代是紧密相连的,民谣与社会现象“相依相伴”。民谣从某个角度来说,是时代和文化的缩影。
参考文献:
[1] 柳宗悦、陈健:《民艺学概论》,《装饰》,1997年第3期。
[论文摘要]云南是民族文化大省，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民俗文化开发的市场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其中从经济学、人类学等方面，对云南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研究状况作了总结，可资参考。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交通的便捷和人们生活消费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对民俗文化发生浓厚的兴趣，客观上在促进民俗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其推向了市场化的境地。与此同时，对以丰富的民俗资源著称的云南进行有关市场化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内容涉及经济学、人类学等多方面，现将其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文献典籍中的记载
民俗文化市场化是经济进步和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故国内早期专门研究民俗文化市场化的著作几乎没有，但关注商品市场与民俗文化之间关系的观念中国早已有之。从历史典籍记载进程来看，《庄子·逍遥游》记载:“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用“章甫”(帽子)这个商品因民俗文化的不同而在市场上无法流通的事例，记载民俗与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辟“货殖列传”专栏，以区域性民俗特点作为该传的基本框架。把各地物产概括为山东、山西、江南和江北四区，然后结合各地的民俗来阐述当时的商业活动规律，认为古代风土人情对区域贸易的影响很大。潘雄先生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如果经济民俗学或民俗经济学能正式成为一门应用科学的话，那么这一学科的先驱者应该是中国的司马迁。此后的《风俗通义》、《荆楚岁时记》等文献也对一些民俗文化事象展开论述，但未见将民俗文化与市场相结合进行叙述的内容。
(二)经济学角度的研究
目前，关于民俗文化市场化有系统研究的成果甚少，从可以查阅到的资料来看，专著类的成果有:何学威所著的《经济民俗学》，围绕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等方面展开，阐释经济生活中的民俗文化因素，首次提出了民俗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从经济开发角度系统地研究民俗文化，将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挂钩。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实质为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相辅相成，作者提出以经济腾飞带动民族民俗文化发展，以传统民俗文化的发扬光大促进经济繁荣的观点。该著对民俗文化在经济的冲击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没有做深人地探讨与分析。论文类的成果，最典型而且最具代表性的是潘雄的《民俗研究在商业贸易中的重要性)(载于张紫晨选编《民俗调查与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文。该文作者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追述了中国民俗与贸易之间关系研究的最早典籍记载，见于《庄子》与《史记》，同时与马林诺斯基的“库拉”制度研究作对比分析，以实例论证的方式，阐释了民俗在商业贸易中的巨大作用:作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商人来说，只有翔实具体地了解民俗事象，才能在商品交易中获利与成功。该文只是着重论述民俗在商业化中的重要作用，对市场化给民俗事象带来的影响没有涉及。
(三)人类学角度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旅游经济正式纳人国民经济计划，作为旅游资源当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民俗文化资源随着旅游文化的发展，渐渐走向产业化道路。目前，真正对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的研究，也着重从民俗旅游和产业化角度进行研究与分析。
从民俗旅游角度对文化资源开发进行研究、分析的成果较多。王德刚的《民俗旅游开发模式研究—基于实践的民俗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探讨》(载于《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民俗旅游发展经验研究，总结出了民俗旅游开发的六种模式:品牌经营模式、社区一历史(传统)街区模式、乡村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主题公园模式、节庆活动模式。同喜琴的《论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与防治)(载于《贵州民族研究》，X006,_年第1期)，阐述了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由于过于关注民俗文化的形式，常常导致民俗文化精神内核的丧失;伪民俗大量涌现，破坏了旅游地民俗文化的
和谐性等方面。李彬，包磊的《旅游商品化对民俗旅游本真性影响研究》(载于《商场现代化》2008年3月(下旬刊))文，着力探讨民俗旅游本真性和商品化的内涵，并力图寻求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提出解决的建议，以获得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徐赣丽的《民俗旅游的表演化倾向及其影响》(载于《民俗研究》2006第3期)，李正欢，黄远水的《解读民俗旅游本真性与商品化的内在张力》(载于《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11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载于《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一系列文章，对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作了探讨与研究。
从产业开发角度进行研究的，主要有何学威的《民俗文化产业与振兴民族经济》，(载于《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6卷第2期)，把民俗文化当作一种隐藏在人民生活与思想中的象征符号，研究民俗文化产业在振兴民族经济中的作用及可行性。姜继为，吕桂兰的《试论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相互融合》(载于《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主要论述了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民俗文化的生命力与市场经济的生长点的问题。此外，张来芳的《民俗文化产业化的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年第5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论文都相应分析了民俗文化产业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可实践性。新晨
(四)国外的研究状况综述
国外旅游产业发展较早，对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研究的论著也较多，美国旅游人类学家格林伍德(Greenwood.1977)就对旅游文化的商品化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他认为，文化旅游的开展必然带来文化的商品化，但若是把文化完完全全按照商品来进行包装，就会带来极大的消极意义，因为这实际上“剥夺了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剥夺了构成文化的方方面面。商品化使文化失去真实性，使民俗生活置于舞台化和戏剧化之中，故格林伍德反对民俗文化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将民俗事项商品化，提倡对文化的市场持一种理性的态度。但是，也有学者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待民俗文化的商品化。以色列著名的旅游人类学家埃里克·科恩(ErikCohen)就认为，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使其真实性丧失的说法是不贴切和荒谬的。一种新的商品化了的民族文化，可以随时被接受为是真实的，哪怕仅仅只是市场化了的真实，同时这种商品还会得益于悠久的民族文化所赋予的深厚内涵，成为更具吸引力和市场的商品。由于有了商品经济效益带来的资金支撑，又反过来使文化产品的生产更加完善和进步，进而促进民俗文化的推广和发展。
此外，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现代旅游规模的日益扩大，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程度也不断加深，由此而带来旅游开发对旅游目的地及民俗文化所造成的影响，尤其是负面的影响越发引起学者的关注。这些负面影响大多发生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涉及到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问题，成为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最感兴趣的领域。随着民俗旅游商品化倾向的日益严重，国外很多学者开始在“真实性”和“舞台性”两方面展开了研究，试图寻找民俗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在这方面，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就是马康纳(MaCannel)的“舞台真实”理论，较系统的探讨了关于旅游景观系统的六种舞台类型。国内对民俗文化市场化的境遇研究，较少有比较系统论述的著作，大多只是在民俗旅游的研究中有所涉及。虽然有一定数量的文章谈及民俗文化的市场化，但是对于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实例探讨的文章并不多，在笔者涉猎的文献中尚未发现从市场化境遇角度出发来研究云南民俗文化发展的专题性论著。
[论文摘要]云南是民族文化大省，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民俗文化开发的市场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其中从经济学、人类学等方面，对云南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研究状况作了总结，可资参考。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交通的便捷和人们生活消费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对民俗文化发生浓厚的兴趣，客观上在促进民俗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其推向了市场化的境地。与此同时，对以丰富的民俗资源著称的云南进行有关市场化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内容涉及经济学、人类学等多方面，现将其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国内的研究状况综述
(一)文献典籍中的记载
民俗文化市场化是经济进步和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故国内早期专门研究民俗文化市场化的著作几乎没有，但关注商品市场与民俗文化之间关系的观念中国早已有之。从历史典籍记载进程来看，《庄子·逍遥游》记载:“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用“章甫”(帽子)这个商品因民俗文化的不同而在市场上无法流通的事例，记载民俗与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辟“货殖列传”专栏，以区域性民俗特点作为该传的基本框架。把各地物产概括为山东、山西、江南和江北四区，然后结合各地的民俗来阐述当时的商业活动规律，认为古代风土人情对区域贸易的影响很大。潘雄先生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如果经济民俗学或民俗经济学能正式成为一门应用科学的话，那么这一学科的先驱者应该是中国的司马迁。此后的《风俗通义》、《荆楚岁时记》等文献也对一些民俗文化事象展开论述，但未见将民俗文化与市场相结合进行叙述的内容。
(二)经济学角度的研究
目前，关于民俗文化市场化有系统研究的成果甚少，从可以查阅到的资料来看，专著类的成果有:何学威所著的《经济民俗学》，围绕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等方面展开，阐释经济生活中的民俗文化因素，首次提出了民俗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从经济开发角度系统地研究民俗文化，将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挂钩。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实质为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相辅相成，作者提出以经济腾飞带动民族民俗文化发展，以传统民俗文化的发扬光大促进经济繁荣的观点。该著对民俗文化在经济的冲击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没有做深人地探讨与分析。论文类的成果，最典型而且最具代表性的是潘雄的《民俗研究在商业贸易中的重要性)(载于张紫晨选编《民俗调查与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文。该文作者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追述了中国民俗与贸易之间关系研究的最早典籍记载，见于《庄子》与《史记》，同时与马林诺斯基的“库拉”制度研究作对比分析，以实例论证的方式，阐释了民俗在商业贸易中的巨大作用:作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商人来说，只有翔实具体地了解民俗事象，才能在商品交易中获利与成功。该文只是着重论述民俗在商业化中的重要作用，对市场化给民俗事象带来的影响没有涉及。
(三)人类学角度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旅游经济正式纳人国民经济计划，作为旅游资源当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民俗文化资源随着旅游文化的发展，渐渐走向产业化道路。目前，真正对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的研究，也着重从民俗旅游和产业化角度进行研究与分析。
从民俗旅游角度对文化资源开发进行研究、分析的成果较多。王德刚的《民俗旅游开发模式研究—基于实践的民俗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探讨》(载于《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民俗旅游发展经验研究，总结出了民俗旅游开发的六种模式:品牌经营模式、社区一历史(传统)街区模式、乡村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主题公园模式、节庆活动模式。同喜琴的《论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与防治)(载于《贵州民族研究》，X006，_年第1期)，阐述了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由于过于关注民俗文化的形式，常常导致民俗文化精神内核的丧失;伪民俗大量涌现，破坏了旅游地民俗文化的
和谐性等方面。李彬，包磊的《旅游商品化对民俗旅游本真性影响研究》(载于《商场现代化》2008年3月(下旬刊))文，着力探讨民俗旅游本真性和商品化的内涵，并力图寻求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提出解决的建议，以获得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徐赣丽的《民俗旅游的表演化倾向及其影响》(载于《民俗研究》2006第3期)，李正欢，黄远水的《解读民俗旅游本真性与商品化的内在张力》(载于《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11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载于《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一系列文章，对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作了探讨与研究。
从产业开发角度进行研究的，主要有何学威的《民俗文化产业与振兴民族经济》，(载于《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6卷第2期)，把民俗文化当作一种隐藏在人民生活与思想中的象征符号，研究民俗文化产业在振兴民族经济中的作用及可行性。姜继为，吕桂兰的《试论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相互融合》(载于《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主要论述了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民俗文化的生命力与市场经济的生长点的问题。此外，张来芳的《民俗文化产业化的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年第5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论文都相应分析了民俗文化产业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可实践性。
(二)国外的研究状况综述
国外旅游产业发展较早，对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研究的论著也较多，美国旅游人类学家格林伍德(Greenwood. 1977)就对旅游文化的商品化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他认为，文化旅游的开展必然带来文化的商品化，但若是把文化完完全全按照商品来进行包装，就会带来极大的消极意义，因为这实际上“剥夺了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剥夺了构成文化的方方面面。商品化使文化失去真实性，使民俗生活置于舞台化和戏剧化之中，故格林伍德反对民俗文化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将民俗事项商品化，提倡对文化的市场持一种理性的态度。但是，也有学者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待民俗文化的商品化。以色列著名的旅游人类学家埃里克·科恩(Erik Cohen)就认为，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使其真实性丧失的说法是不贴切和荒谬的。一种新的商品化了的民族文化，可以随时被接受为是真实的，哪怕仅仅只是市场化了的真实，同时这种商品还会得益于悠久的民族文化所赋予的深厚内涵，成为更具吸引力和市场的商品。由于有了商品经济效益带来的资金支撑，又反过来使文化产品的生产更加完善和进步，进而促进民俗文化的推广和发展。
此外，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现代旅游规模的日益扩大，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程度也不断加深，由此而带来旅游开发对旅游目的地及民俗文化所造成的影响，尤其是负面的影响越发引起学者的关注。这些负面影响大多发生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涉及到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问题，成为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最感兴趣的领域。随着民俗旅游商品化倾向的日益严重，国外很多学者开始在“真实性”和“舞台性”两方面展开了研究，试图寻找民俗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在这方面，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就是马康纳(MaCannel)的“舞台真实”理论，较系统的探讨了关于旅游景观系统的六种舞台类型。国内对民俗文化市场化的境遇研究，较少有比较系统论述的著作，大多只是在民俗旅游的研究中有所涉及。虽然有一定数量的文章谈及民俗文化的市场化，但是对于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实例探讨的文章并不多，在笔者涉猎的文献中尚未发现从市场化境遇角度出发来研究云南民俗文化发展的专题性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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