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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经济；区域文化；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9-0-01
区域文化所包含的内容相当广泛，主要包括了一个地区的群体意识、精神风貌、行为规范、管理方法以及价值观念等各种非物质性因素。对内，区域文化拥有共性；对外，则具有鲜明的个性，有着非常明显的地域特点，对于当地的经济社会的发展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昨天的文化成就今天的经济，今天的区域经济则是弘扬昨天的文化。江苏有着相当深厚的文化积淀与丰富的文化传统，江苏凭借着沿海、沿江、沿湖的优越地理位置以及其得天独厚的地域资源，创造出了良好的物质文明。同时又凭借其所拥有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
一、区域文化的形成
文化的定义有很多中，英国人类学家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含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做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才能和习惯的复合整体。”而哈耶克则认为文化是一宗通过习得的行为规则所形成的传统，这些规则可能是起源于人类所拥有的能够在不同的环境情况下知道应该做什么或者是不应该做什么的能力。虽然对于文化的定义各不相同，但是却有共识，那就是文化是由物质、制度、行为以及精神等多个层面所构成的一个完整的体系，文化的内容不加价是包括有生产、生活用具以及其他的物质产品，同时还包括有最为基本的价值理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宗教、思维方式、人际交往方式以及风俗习惯等多个方面。
在一个国家的内部，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因素以及历史发展进程等促进了不同特色的区域文化的形成，并形成了整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地理环境上的巨大差异使得各地的政治经济发展也不平衡，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不断的进行演变，不同文化群体流派的交流碰撞的深度、广度以及频度也存在不同，同时不同地方在长期以来所具有的独特的不对称的文化心理积淀，都会直接或者间接的促使处于不同地域内的人们具有各自不同却又相对稳定的传统习俗与风土人情，同时也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成果。通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在部分地理区域中出现了相似或者是相同的文化特质，处于这个地理区域中的居民的语言、、艺术形式、生活习惯等很多方面都出现了一致性，而区域文化就这样产生了。区域文化在在某个区域内所形成的思想意识的综合，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所逐步形成的，对一个地区特定的人文历史境遇进行了反映，同时也是这个地区基本的人文特殊，与其他地区的区域文化存在有区别。
二、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二者之间的关系
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相互促进、相互约束。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两者之间不加价是相互促进的，同时还是相互约束的统一体。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文化与经济是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同时也是社会系统中的两大子系统。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是对人的本质的一种体现，都是人为了维持与繁衍自身生产所必须要具备的消费品的历史过程中所产生出的结果。在很多时候，一些交通条件、地理环境、资源禀赋等差异不是很大的区域，其经济发展的水平也会表现出不相同的情况，有的时候甚至是大相径庭，这其中的原因在很多时候不仅仅是经济因素方面的。因此，我们需要思考其他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其中主要的就是文化因素的作用，从文化方面来对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奇迹”与“欠发达”的现象。明白落后的文化难以带来先进的经济，同样滞后的经济也难以产生先进的文化意识。
区域经济的发展决定了区域文化的发展，区域经济为区域文化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是区域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对区域文化的发展进行支撑，同时也决定了区域文化的结构、类型，并促进了不同特质的区域文化的产生。区域经济的高低也决定了区域文化发展水平的高低。但是区域文化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却呈现出推动或者制约的作用。优秀的区域文化能够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基础，可以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三、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区域文化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发展振兴，强大的经济力量是必不可少的，同时文化的力量也不能够被小觑。文化与精神是民族和国家的精神与灵魂所在，能够对民族和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行影响，甚至是会改变整个国家的命运。区域文化能够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智力上的支持与精神上的动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同时也使得我们在竞争、追求物质与经济效益的过程中对价值观的认同产生出了很多的分歧。而文化则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紧紧的把握住核心价值体系，从而能够形成适合当地发展的科学的价值观，使得市场经济在利润有限的前提下可以得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从党的以来，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的苏南在改革开发的过程中首先开办乡镇企业发展，快速发展开放型经济，注重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无论是政治文明、精神文明还是物质文明都取得骄人成绩。“十二五”期间，江苏省以推动科学发展、建设美好江苏为主体，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注重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真正的实现以人为本、改善民生。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之下，才能够更好的推动江苏区域经济的快速、正确的发展。
（二）区域经济文化对区域间经济的融合产生影响
区域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在其形成过程中因为其特殊行使得其超越了个体存在的价值观念，并且有着相当强烈的地域性。这就使得区域文化可以拥有良好的稳定性，不能够使得处于这种文化氛围内的社会集团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受到其影响，共同遵循相同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这样就会使得区域在形成了具有地方特点的文化模式之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能得到改变，因此可以长时间的向外地人展示出自己的特色。但是在另一个方面，因为区域文化所具有的那种稳定性，会使得其对外界的美好事物产生一定的抵制，会让整个区域范围内的人都习惯于用区域内形成的风俗习惯、制度以及思想方式去看待这个世界。因此容易使得在区域文化与客体文化在和其他区域文化进行碰撞的过程中进行全面的否定，而不能取其精华，或者是仅仅从自身的主观思想上去选择性的吸收融合，而不能够进行客观的接纳，为我所用。江苏地区地理位置十分优越，长期收到各种先进思想观念的影响和熏陶，同时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其文化具有良好的包容性，这就使得其在经济发展上也能够做到对各种先进思想观念的理解和吸收，有效的促进区域经济的融合。
（三）区域文化之间的差别对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产生影响
在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仍然是存在着中部、东部、西部之间的差距问题，产生这种差距的原因来自于很多方面，其中不能够否认的一个原因就是区域文化之间所存在的差别，这些差别对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苏南、苏北、苏中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从改革开放以后，差距又进一步扩大，有着相当明显的梯度特征，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苏中的扬州、泰州与南通三市处于江苏的平均水平。苏北几个市当前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仍然不高。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正是因为文化建设的不到位。面对这样的情况，在十二五计划中，江苏省将进一步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同时，江苏省计划到2015年时构建起良好的区域创新体系，这不仅仅是对其区域文化的进一步完善，同时也将有效的促进其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
参考文献：
[1]赵茂林.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模式的影响研究[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3（01）.
作者：陈金松 单位：南阳理工学院
南阳市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一)县域经济整体滞后，地区发展不平衡河南省统计局对108个县(市)经济综合实力发展评价结果显示，南阳市11个县(市)平均排名56位，没有一个进入全省前20位，排名最高的西峡县仅为第30位，大部分县(市)处于中间靠后的位置。以上数据表明，南阳市县域经济的发展整体上是比较落后的。同时，即使在全市范围内，各县域经济的发展也很不平衡:GDP最高的邓州市214．2亿元，相当于最低的社旗县2．8倍;人均GDP最高的西峡县30559元，是人均GDP最低的方城县10280元的3倍。工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是反映工业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2009年邓州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57．43亿元，是社旗县15．3亿元的3．8倍［3］。(二)县域经济的产业集聚区建设同质化严重，规模还有待进一步壮大产业集群是指在特定区域中，具有竞争与合作关系，且在地理上集中，有交互关联性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金融机构、相关产业的厂商及其他相关机构等组成的群体。产业集群是工业化发展进程中重要的经济形态，建设产业集聚区是南阳市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的创新举措，各县域经济主体也都将产业集聚区作为促进县域经济腾飞的助推器。但在建设过程中，很多县域经济产业集聚区没有自己的主导产业，实际上只是普通的工业园区，相互之间没有关联，只是简单的“集”，而很难形成产业“聚”的竞争力。(三)产业结构调整较慢2009年的南阳市县域经济第一、二、三产业间的比例是21．4:51．1:27．5，第一产业比重分别高于全市、全省平均水平3．3个、10．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分别低于全市、全省平均水平4．4个、6个百分点，有7个县市产业结构还停留在“二一三”的较低层次。与相对发达的地区的县域经济产业结构相比，更是存在着较大差距。据全国县域经济网的相关数字显示，中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产业结构比例为:一产:二产:三产比例是11．8:55．3:32．9。一产比例最高的达31．2%，最低的是1．9%;二产比例最高的达77．7%，最低的是31．4%;三产比例最高的达43．7%，最低的是17．6%［4］。(四)县域经济的工业化程度较低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农业的工业化是实现经济腾飞的必由之路。作为以农业为主体的县域经济主体，工业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是富民强县的根本。统计数字显示，2007年度，南阳市县域经济体内工业国内生产总值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为48%，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数的23．0%，这两个数字均低于河南省平均水平;南阳市县域经济内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均值24．31亿元，工业发展水平明显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更远低于发达县市。
加快南阳市县域经济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一)围绕农业发展和农民增长，大力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循环经济作为一种物质闭环型经济形式，倡导以生态型资源循环利用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单纯依赖资源消耗和投入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形式相比，循环经济更强调资源的节约利用和循环再生［5］。县域经济作为一个独立、综合的经济单元，兼有农村农业经济和城市工业经济两种形式，也是融合城乡经济的桥梁和纽带，是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保持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基础。大力发展县域循环经济，以农产品的深加工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全面促进农业和现代化工业的融合，高效利用与循环利用资源，有效减少单位经济的资源投入，从而实现发展农业和工业化的完美结合。(二)扶植重点产业，不断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县域经济是功能相对完备的综合性经济体系，其活动涉及到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各环节及三大产业。但是，县域经济又不同于全国的国民经济，不能追求“大而全”，而要“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游则(旅)游”，结合本地的资源优势和历史传统，努力打造富有县域特色的经济品牌。著名的“中国玉雕之乡”镇平县正是发挥其历史文化传统和技术的优势，“无中生有”培育玉雕文化产业，如今，玉雕已经成为镇平县域经济中的特色支柱产业，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三)突出比较优势，做大做强县域产业集聚区按照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缘于历史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区域和地区都具有其“比较优势”的产品。从南阳市县域经济的发展实践看，借助产业集群作为促进和带动县域经济腾飞的“增长极”，各县域经济单元逐步走出了具有自己特色、优势的集群化发展路子，如:南阳镇平县的玉雕产业、西峡县特色工业、特色农业和特色旅游业、桐柏的碱化工产业、社旗的白酒产业等，在全国都有相当的知名度。但在产业集聚区的发展中，各县域经济单元也存在着没有注重产业的关联度和适应性，产业集群存在同质化等问题。县域经济主体一定要避免建设中的同质化，突出比较优势，培育主导产业，打造富有县域特色的产业集聚区［6］。(四)加大对县域经济的支持力度，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县域经济主体不仅是市场调控和资源配置的主体，更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在对县域经济发展指标的考量上，不能单纯把县域经济规模的壮大和发展速度作为指标，要把城乡经济的统筹协调发展和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增收、新农村建设等社会发展进行综合考评。要注重市、县两级管理机制的创新，不断强化县域经济主体的经济社会管理职能和社会服务职能，使之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发展单元。要不断解放思想，鼓励县域经济主体积极通过大力开发县域人力资源，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条件，吸引外来人才，取得市场竞争优势和技术优势，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时序立体数据表全局主成分分析雷达图
在重庆市“一圈两翼”发展战略中,三峡库区被称为“渝东北翼”,它包括11个区县,幅员面积占全市总面积的41.1%;2007年末常住人口847.01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30.01%(重庆统计年鉴2008),由于受自然地理因素的制约和历史条件的影响,三峡库区产业发展基础薄弱,经济总量偏小,农业人口多,投入产出偏低,贫困人口集中,是重庆市经济发展的“短板”,因此分析研究三峡库区区域经济的动态发展状况,对破解发展失衡,搞好城乡统筹,协调区域发展,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张婕、苏维词,2009;冯维波、彭丽,2009)。本文应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和雷达图分析方法对三峡库区区域经济动态发展水平进行实证分析。
变量、样本的选取及研究方法
(一)变量的选取
根据三峡库区的实际和特点,本文选取12个指标作为变量来刻画,它们是:X1:地区生产总值(亿元);X2: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X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万元);X4: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万元);X5:地方财政收入(万元);X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X7: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元);X8:每万人卫生机构床位数(张);X9:每万人专业技术人员数(个);X10: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X11:城镇经济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元);X12:人口城镇化率。
(二)样本的选取
变量确定后,选取2003年、2005年、2007年三峡库区所包括的万州区、梁平县、城口县、丰都县、垫江县、忠县、开县、云阳县、奉节县、巫山县、巫溪县共11个区县的12个指标值的动态数据为样本(重庆统计年鉴2008、2006、2004),构成三峡库区区域经济动态发展的时序立体数据表。
(三)研究方法
对已构成的时序立体数据表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统一的主成分子空间,该子空间保证了系统分析的统一性、整体性和可比性,进而对整个系统进行比较和评估,解决了采用横截面数据,不能动态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问题,弥补了采用单一统计指标分析问题,无法全面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整体状况的缺陷。这种分析方法就是全局主成分分析,然后用雷达图的方法对区域经济动态发展水平给以更直观、更清楚的刻画。
实证分析
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使各变量之间具有可比性。
(一)全局主成分分析
对上述时序立体数据表进行主成分分析,把多个指标转换成较少的几个互不相关的综合指标,得到统一的主成分公因子,提取立体表的绝大部分信息,从而对样本进行分析、评价。
1.多重共线性检验。调用SPSS的“DataReduction”中的“Factor”过程进行主成分分析(张文彤,2002),计算出样本的相关系数矩阵,并对是否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进行KMO检验和巴列特球度检验,结果显示,样本数据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见表1。
2.主成分分析。以方差累计贡献率大于80%为原则提取主成分,在SPSS软件中计算结果为提取前三个主成
分Z1,Z2,Z3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87.65%,分析过程从略;其中Z1贡献率是66.04%,主要反映经济发展的总量水平;Z2贡献率是11.72%,是从人均经济占有量方面来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Z3贡献率是9.90%,是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科技卫生因子;这样用三个主成分就能反映原始变量的87.65。
由SPSS软件计算所得的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构成三个主成分的计算公式,计算得各区县的主成分得分(略),它们从三个方面综合反映了三峡库区区域经济动态发展水平,但是单独使用某个主成分,并不能对各区县经济动态发展水平做出综合评价,因此本文以Z1,Z2,Z3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加权求和构成衡量各区县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得分函数:
Y=0.6604Z1+0.1172Z2+0.0990Z3并计算Y值,如表2所示。
从表2看到:2003、2005、2007年综合得分排在前3名的是:万州区、开县和垫江县,其中万州区领先优势明显,各项指标也排在前列,2007年地区生产总值在190亿元以上,是三峡库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忠县的名次发生了位次变化,由2003年的第8名到2005年的第7名再上升到2007年的第4名,这是由于该县从承接“一圈”,传递“两翼”,建设三峡库区生态经济核心产业带出发,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机制创新等方面积极与“一圈”全方位对接,借“一圈”发展之势,实施工业强县,实现了全县经济社会在三峡库区率先加快发展。相反2007年综合得分排第7名的云阳,在2003年和2005年都排在第3名,是由于这几年别的区县抓住机遇得到快速的发展,使得原来基础较好的云阳落后了。城口县、巫山县、巫溪县综合得分排在最后,这几个县都属于农业经济为主的地区,农业经济成分较大,综合经济实力弱,工业经济比较落后,对GDP贡献较小。
(二)雷达图分析
1.绘制综合得分雷达图。在综合得分值的基础上,绘制综合得分雷达图。其步骤如下:首先作一个圆,并把圆周分为11等分;其次,连结圆心和各分点得到11条辐射状的半径,即为11个区县的坐标轴。然后,将各区县2007年的综合得分值映射到相应坐标轴上,再把坐标轴上对应的点依次连接起来,得到11边形,即为平面表示的11维雷达图(见图1)(付、方德英,2007)。它清楚地反映出三峡库区区域经济动态发展的“姿态”。
2.雷达图分析。从雷达图1看到,闭环上点的位置越靠外,则该区县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靠内,则经济发展水平越低。这样雷达图清晰地给出了各个区县在三峡库区区域经济对比中的相对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
在图1中,万州区相应点的位置最靠外,表明该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它在三峡库区的中心地位突出,其综合得分值遥遥领先,与其它区县形成较大的落差;其次是开县、垫江县、忠县、梁平县,它们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但是与本区域的万州区相比有很大的差距,需要加快发展缩小差距,以形成三峡库区协调发展的城市群;最靠内的是巫溪县、巫山县两个县,其经济发展落后,需要高度关注,加以积极的帮扶,使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
结论
第一,三峡库区区域经济近年来得到了稳步发展,特别是万州区、忠县等区县发展更快,他们在把重庆加快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为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挥了“助推”的作用。
第二,在加快三峡库区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要注重发展的统筹性,要加快开县、垫江县、忠县、梁平县的发展,缩小与万州区及主城各区的差距,逐步形成三峡库区协调发展的城市群;并且把三峡库区的发展与“一圈”建设统筹协调起来,通过优先发展“一圈”,增强对三峡库区的反哺能力,并加强对三峡库区优势产业发展的扶持,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
第三,在加快三峡库区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要依据三峡库区的自身特色,充分发挥长江水道大通道优势,增强要素聚散能力,发展通道经济,发展壮大现代绿色农业、生态旅游业、盐气化工、新型材料等支柱产业,形成长江上游特色经济走廊、长江三峡国际黄金旅游带、长江流域重要生态屏障。
这样在重庆市“一圈”“火车头”的带动下,三峡库区的经济发展实现“提速提档”、“做特做优”,尽快达到我国中西部地区平均发展水平,实现重庆市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婕,苏维词.基于产业集群的万州区产业专型研究[J].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9(1)
2.冯维波,彭丽.后发优势与渝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分析[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1)
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
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末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三、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区域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涉及到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具有区域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区域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共时态”与历史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历时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是机械地拼凑，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区域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从历史看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与单纯的地方经济史研究不同。地方经济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区域经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因为即使在前近代时期，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织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画地为牢”，就地方谈地方经济，视野集中于一处，围绕该区域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具体到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成功的典范，如张熙惟的《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作者在对唐宋间山东经济发展概述及水平评估基础上，指出学界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经济全面超过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观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参见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页。）。这种通过区域“小经济”窥视社会“大经济”的研究方法，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所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区的差异。他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宣称通过对具体区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观点，在史学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一个区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区域反复运用，进而推广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认真推敲。
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未形成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一致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首先，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内史学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内，不少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种歪曲历史和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的主观主义倾向，曾使区域经济史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以宋代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就有许多学者按照马克思描述的西欧社会演变历程，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理论框架，并殚精竭虑地阐述我国古代经济“典型”如何在宋生“变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中国每一王朝的商业繁荣时期。
其次，学科渗透的困境。不同学科理论的引进往往会带来一场变革，但是由于理论来源复杂多样，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理论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能相互衔接等。因为在相关学科尚没有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阐释语言，都往往难以提供很好的可对话的渠道。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则沉迷于对史料考证的精雕细啄。目前，离跨学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远。
再次，学科发展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研究得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得少；乡村经济研究得多，城镇经济研究得少；自然经济研究得多，交换经济研究得少；生产领域研究得多，流通领域研究得少；发达地区、汉族经济研究得多，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现代经济研究得少等等，学科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对区域经济作出科学的理论归纳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区域经济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应承担一般历史学所具有的为后人提供资政经验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描述，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总结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不是历史上经济区域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经济区域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朱瑞熙、徐建华的《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对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个地理区的开发水平作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并客观地指出：“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注：朱瑞熙、徐建华：1995年，《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第181-197页。）类似的着眼点，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
四、现实意义
作为历史学发展趋向的一种重大变化，区域经济史的兴起决不是学者在史学探寻之路上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学绝路上的刻意追求。区域经济史源于时代的需求，源于史学本身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虽然纯粹是一个历史课题，但在当前却富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多样化已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兴起，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根据“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当现代人用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状况去“写历史”时可能会面临一种困境，即理性解释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使得我们研究历史十分注意典型学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区域经济史研究逐渐受到多数历史工作者重视的原因。一个自称普遍性的模式，如无法在一个简单的个案中得以证实，便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区域经济虽不能称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缩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说明意义，且是现实关怀的投影。
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
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末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
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三、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区域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涉及到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具有区域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区域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共时态”与历史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历时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是机械地拼凑，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
。区域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从历史看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与单纯的地方经济史研究不同。地方经济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区域经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因为即使在前近代时期，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织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画地为牢”，就地方谈地方经济，视野集中于一处，围绕该区域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具体到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成功的典范，如张熙惟的《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作者在对唐宋间山东经济发展概述及水平评估基础上，指出学界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经济全面超过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观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参见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页。）。这种通过区域“小经济”窥视社会“大经济”的研究方法，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所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区的差异。他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宣称通过对具体区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观点，在史学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一个区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区域反复运用，进而推广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认真推敲。
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未形成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一致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首先，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内史学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内，不少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种歪曲历史和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的主观主义倾向，曾使区域经济史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以宋代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就有许多学者按照马克思描述的西欧社会演变历程，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理论框架，并殚精竭虑地阐述我国古代经济“典型”如何在宋生“变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中国每一王朝的商业繁荣时期。
其次，学科渗透的困境。不同学科理论的引进往往会带来一场变革，但是由于理论来源复杂多样，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理论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能相互衔接等。因为在相关学科尚没有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阐释语言，都往往难以提供很好的可对话的渠道。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则沉迷于对史料考证的精雕细啄。目前，离跨学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远。
再次，学科发展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研究得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得少；乡村经济研究得多，城镇经济研究得少；自然经济研究得多，交换经济研究得少；生产领域研究得多，流通领域研究得少；发达地区、汉族经济研究得多，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现代经济研究得少等等，学科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对区域经济作出科学的理论归纳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区域经济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应承担一般历史学所具有的为后人提供资政经验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描述，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总结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不是历史上经济区域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经济区域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朱瑞熙、徐建华的《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对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个地理区的开发水平作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并客观地指出：“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注：朱瑞熙、徐建华：1995年，《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第181-197页。）类似的着眼点，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
四、现实意义
作为历史学发展趋向的一种重大变化，区域经济史的兴起决不是学者在史学探寻之路上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学绝路上的刻意追求。区域经济史源于时代的需求，源于史学本身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虽然纯粹是一个历史课题，但在当前却富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多样化已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兴起，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根据“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当现代人用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状况去“写历史”时可能会面临一种困境，即理性解释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使得我们研究历史十分注意典型学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区域经济史研究逐渐受到多数历史工作者重视的原因。一个自称普遍性的模式，如无法在一个简单的个案中得以证实，便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区域经济虽不能称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缩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说明意义，且是现实关怀的投影。
海南国际旅游岛是中国与国际接轨前言化的象征，该地景区代表着中国的国家形象，其品牌视觉设计需要根植本地地域文化进行建设和提升，景区品牌的视觉设计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是一套系统的、严格的视觉体系。它主要是品牌在建设初期的标志设计、VI视觉设计的导入与执行、终端系统形象的建立等。具体包含品牌的标志设计、VI设计、广告设计、网站设计等诸多方面。海南少数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而海南国际旅游岛品牌形象则是对海南省多元文化的集体结晶。各类景区品牌通过其系统的视觉设计所呈现出的外在形象，能使消费者及社会公众对品牌有一个更加完整的认知与评价。
(一)海南景区项目的导入
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建设开发，吸引了国内外大量的游客，该地著名景点主要有天涯海角、南山寺、鹿回头、南湾猴岛、火山口、文笔峰、美丽之冠、博鳌、东坡书院、落笔洞等，目前大部分景区以自然景观为主，其品牌形象不完善或不统一，跟不上国际旅游岛的发展节拍。在品牌形象的视觉设计过程中，有必要坚持“战略性设计”的原则，即“强烈的视觉冲击、精确的概念传达、独特的识别记忆”。［3］故景区的视觉形象建设需要重塑或者提升，使之成为海南国际旅游岛品牌的形象亮点。
(二)学生主体需求的关注
1．以兴趣为前提的合作团队根据海南国际旅游岛景区品牌的不同方向，改变传统的“教师台上教、学生台下学”的教学模式，让学生从中找寻自己的兴趣方向，并组成兴趣小组，将全班座位按小组重新分区安排，方便小组成员之间学习探讨、分工以及合作完成各项任务。以此种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和创新意识，同时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同时教师适当设问引导，参与到各组的讨论，听取学生的意见，鼓励小组成员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不同看法，积极争辩，有的问题先在小组内部找到解决的方法。2．以能力为本的项目教学围绕景区品牌项目为方向，学生建立项目兴趣小组后，以游客、设计师和决策者的视角去景区进行具体品牌实地调研、问卷调查、5W分析和4WOAT分析，挖掘本土的黎苗文化、疍家文化等，继而根据景区目标市场、竞争品牌、差异重点、风格形象进行景区品牌定位，再制定出景区品牌的设计策略，在此基础上进行景区品牌视觉设计和品牌视觉推广等项目技术路线。目前，学生通过课程的引导、学习和探讨，自发挖掘和设计的主要景区项目有:“鹿回头”景区形象识别系统设计、“落笔洞”景区品牌视觉设计。小组分工后，学生积极性较高，“鹿回头”景区设计小组的同学发现这个老景区门票不高但游客呈现下滑减少的局面，经过调研和分析获知该景区虽然有相关的形象设计，但是整体形象不系统不完善，没有主题诉求，同时导向性不强，没有形成鲜明的品牌印象。考虑到“鹿回头”是本土家喻户晓的爱情传说，故景区形象以黎苗文化和情爱文化为品牌定位的切入点，进行核心元素的挖掘、提炼和重构，展开品牌形象系统的重塑。而“落笔洞”景区设计小组的同学发现这是一个未开发的景区，但是“落笔洞”的传说是海南家喻户晓的传说，需要以此为方向，从景观开发和视觉识别系统设计同步进行积极的设想和创建设计，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出同学们驾驭知识、运用知识的能力，不管是创建品牌形象还是重塑品牌形象，在后期的设计成果评价中得到了较好地体现和证实。3．以互动为模式的探讨交流以该课程中局部的具体内容为基础展开平等提问、讨论、交流。如品牌调研中的问卷调查、5W分析和4WOAT分析，进行“鹿回头”景区形象识别系统设计、“落笔洞”景区品牌视觉设计策略的思考;通过优秀案例讲解、案例实践的形式帮助学生对课程中的部分内容加深体会，提高学习效果，它可以使学生对看似深奥、枯燥的课程内容充满学习和挑战的激情。每周各小组指派一名成员，用PPT的方式在讲台上讲解、演示汇报一周的工作进程，同时将遇到的问题和下个周期的任务提出来，其它小组扮演客户方和游客从各个角度提出客观的意见和建议。在各组方案进程的交流互动中，教师只在最后的总结中，将不同的意见作综合的比较，让各组找到最适合本组的建议，教师的意见不再是标准答案，其作用主要是引导各组如何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4．以角色互扮为形式的身份体验各小组同学是本组项目的策划设计者，也是其他小组项目的客户决策者、旅游观光者，在整个景区品牌形象设计课题中互相扮演不同的身份，以不同的视角提出各种尖锐客观的问题，而项目组同学必须根据问题给出中肯的答案。学生实地景区考察，以不同的身份去体验景区给人留下的心理印象，以此锻炼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激发学生的不同视角看事物的能力，提升设计思维。
(三)海南地域文化的挖掘
海南地域文化是指在海南岛境内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社会心理共同构成的综合因素，包括海南省北纬18°的海岸自然地理特征、历史文化特征、少数民族民俗特征、海洋文化特征和现代时尚文化特征等多方面，呈现出多样性、综合性、独特性的特点。出色的景区品牌视觉设计是本土地域文化与设计艺术的巧妙契合体。地域文化是艺术设计的根基和底蕴，有生命力的设计元素来源于地域文化的提炼。只有挖掘到海南地域文化差异性，才能让景区品牌形象具备独特识别性、艺术创新性、系统规范性等特点，才能让旅游者对海南国际旅游岛留下独特、有序统一的视觉印象。在海南国际旅游岛景区品牌视觉设计地域文化的挖掘中，比较突出的有黎苗文化、疍家文化，同时鹿回头、大力神、黎母说、椰子说等民间传说也赋予了海南岛地方色彩。这些深层的地域性元素就是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地方精神”“地方意识”“地方认同感和归属感”。旅游者来海南景区旅游本身是一个心灵放松、感知景区品牌形象、留下深刻印象的过程。因此景区品牌形象设计必须深入提炼地域文化，挖掘出符合人们的审美需求和体现景区特色的独有元素。
二、教学效果与评价
以“海南地域文化为根基的景区”为中心的品牌视觉设计实践教学研究探索与实验，是教师在实施研究过程中尊重学生个体差异、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课程实践的基础上展开的，应该说品牌视觉设计项目实践的过程就是不断探索的过程。教学实验效果与评价如下:
(一)学生创新能力明显提高
本次景区品牌视觉设计课程教学实践中，以“鹿回头”和“落笔洞”为2个主题方向，以海南地域文化与现代设计结合为切入点展开。这两个主题方向在景区调研分析和景区品牌策略定位后，每个同学创作出了不同的景区品牌视觉的方案，体现出在总目标定位后，设计思维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特别是“鹿回头”小组在集体调研分析和定位后，出来了4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设计方案。
(二)学生主观能动性明显增强
通过强调师生之间、设计小组之间的沟通与探讨，学生与景区机构之间的交流，学生积极主动地有计划、有系统地对市场需求、竞争对手、品牌策略等进行全面研究分析，大部分学生的学习目标性和积极性明显提高，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增强。“鹿回头”景区品牌视觉形象设计小组的王晓婷同学，在参与小组景区的调研和定位中确立为民族气息的情爱文化，设计系统要素的设计中突出表现吉祥物，并设想了一些婚礼、情人节等活动在景区展开以提高人气，同时根据活动主题选用不同色彩的彩球，运用编织、捆扎、缠绕、镶嵌、粘贴、空飘等方法，而构造出不同的平面、立体的文字和图形。如拱门、迎宾短柱、球链、爱心、寿桃、星星、桌上花、路边花、吊饰、卡通人、巨龙、心心相印等来活跃景区气氛。该课程结束后，该同学专门学习魔术气球的设计和制作，以创建某品牌魔术气球进行创业，并在海南国际旅游岛的赛事活动、景区、商务会展、公司活动、婚庆等场合市场推广。体现出课程对学生能力的促进和积极思考的延续性。
(三)品牌视觉设计体系观念和团队精神提升
《品牌视觉设计》课程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中综合性非常强的课程，涵盖了标识设计、包装设计、广告设计、VI设计、网页设计、商业插画设计等前期课程。要求学生以品牌为方向，具备全局和整体的设计思维。在各设计小组共同调研、策划、设计、制作过程中，学生对于景区品牌视觉设计的项目流程和项目体系观念增加，景区标志、景区导示系统、景区吉祥物、景区纪念品、景区网站等可以系统全盘考虑。同时进一步培养了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学们根据课题有了工作日程安排的观念，也改善了以往自己闭门造车的设计模式，互相提问互相点评互相促进，同时团队精神得以提升。
(四)教学效果明显改善
在品牌视觉设计教学实践中，为了使学生了解现代设计教学必须适应时展、市场需要，在7周教学时间中按品牌形象策划(20%)、品牌设计定位(20%)、品牌形象要素设计(30%)、品牌应用与推广(15%)、品牌提案与评估(15%)5个周期进行项目进展汇报和周期小结。设计小组每周汇报方案进展的时候，教师和各组成员都及时做好记录和评分，再根据实际情况定期分析及时调整方案。本次教学实践最后的环节就是举办教学成果汇报展和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品牌视觉设计教学教改研讨会。在教学过程评价中，90%的同学对本次品牌视觉设计教学表示满意，在学生评价中前三名都是将设计定位于海南民族民间艺术与现代设计相结合的方案。不同目标课题的小组从景区案例调研分析和地域文化挖掘分析之后，展开了景区标志、标准色彩系统、导示系统、交通设备视觉形象、公共服务设施、区吉祥物、网站、景区户外广告、纪念品等方面的形象设计。在教师的集体评价中，效果最好的是“鹿回头”品牌视觉设计组。本组同学最后形成了4个比较有针对性的设计方案，特别是王杰同学设计的鹿回头景区形象，把黎锦元素和黎族船型屋元素作为创意源点，从创意源点展开以“鹿回头”景区标志为核心的系统设计，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整体形象系统。景区标志(见图1)以黎锦图案构成鹿的造型，色彩采用大面积鲜艳的绿色和和小面积橙色搭配，体现本土黎苗族的自然风光生态之美和爱情文化的葱郁;该景区导示系统(见图2)以船型屋的造型和元素进行导示牌和警示牌的设计，并在此基础上绘制了特色的旅游线路图，导示系统功能突出且有地域特色;同时景区交通工具视觉形象、公共服务设施、吉祥物、品牌网站、户外广告、纪念品都以鹿回头景区标志风格为核心，进行系统延展，着重体现鹿回头公园的黎族文化、情爱文化和生态展示，给游客以温馨的情感氛围和审美感受。与之相比，“落笔洞”品牌视觉设计小组中有2个方案视觉冲击力则不是很到位。从根本上来说，通过师生评价，效果最好的都是将设计定位于民族文化、体现地域特色的品牌视觉设计。应该说本次海南地域文化视野下的景区品牌视觉设计实践教学研究的探索获得成功。
三、结语
【关键词】经济区域划分
一、引言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合理划分经济区域，无论是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决断，还是对经济的更好协调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外对于经济区域划分的研究起步较早。美国区域经济学家埃德加.胡弗（Edgar.M.Hoover）指出：“把区域视为一个聚合体，可以减少所掌握和处理的事件，这有助于描述区域。”美国等发达国家进行经济区划方法主要是聚类分析法。国内学者对于经济区划的研究主要有：遵循全国生产力分工的区划模式。刘再兴(1985)把全国划分为六大一级经济区；胡序威(1994)将全国组合成六大经济区；邹家华(1996)提出了七大经济区的划分；厉以宁(2000)给出了现行的中国经济区域打破省、市、自治区的界限，以专区或县为单位的区域划分结果；在《中国发展研究报告》（2003）一书中，作者将中国大陆划分为经济区。顾朝林(1991)提出了九大城市经济区；杨建荣（1996）中国分为“都市圈”；王建（1996）提出到2010年在我国建设“九大都市圈”的设想。总的来看，在这方面的研究往往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
本文在对经济区域划分时首先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确定各省市综合竞争力的分值，再用聚类分析方法进行划分，最后确定最佳方案。
二、经济区域划分指标体系的构建
1、指标评价体系设立的原则
（1）全面性原则。省市综合竞争力评价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很难用一两个指标全面地反映出来。因此，需设置相应的具体指标来反映各方面的具体效果，从而保证评价的全面性和可信度。（2）科学性原则。指标的选择、指标权重的确定、指标的计算与合成，必须以公认的科学方法为依据，这样才能证明分析结果的真实性与客观性。（3）可操作性原则。指标的选取、相应指标量化的计算与合成、体系结构的建立应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数据资源要便于获取，准确可靠，尽量利用现存数据和已有的规范标准，以便于计算。
2、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上述构建原则，主要从经济发展、金融发展、基础设施以及能源优势四个方面，通过12个单项指标构建省市综合竞争力的基本框架。
（注：①交通便利指数=（运输线路总长度/地区土地面积）*（货运量/货运周转量）②资源综合优势度=（资源数-地区数-资源排名之和）/（资源数?鄢地区数-地区数）；资源包括：水、煤、石油、天然气。）
三、中国经济区域划分的方案设计
1、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
中国是国内地区间自然地理、人口资源、经济和社会差异最大的国家之一，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中国国情的基本特征。从地区生产总值来看：东部沿海省市在全国所占比重过半，并且增长速率也比较大；中部六省所占比重约为1/5；西部省市所占比重不足1/5。
2、经济区域划分的原则
区域划分既要遵循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方便区域发展问题的研究和区域政策分析。中国的区域划分应该遵循以下原则：（1）地域相邻。在空间上应互相毗邻，自然条件相近。保持行政区域的完整，同时要高度重视少数民族积聚地区的经济发展，保持民族自治区的完整性。（2）经济发展水平接近。各成员在经济上联系密切或面临相似的发展问题，社会结构相仿；（3）中心城市。城市具有组织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功能。每个经济区至少应给有一个作为经济中心的城市。（4）规模适度。每个区域的成员个数不宜过多，规模过大则不利于区域研究和区域政策分析。
3、中国经济区域划分的具体方案设计
中国经济区域划分方案设计的总体思路为：先用因子分析方法得出各省市每个层次的因子得分，然后采用距离聚类的方法遵循以上划分的原则得出经济区域划分的结果。之所以没有采用把四个层次的因子综合计算得出综合得分的方法是因为把四个层次的因子综合计算得分的时候，由于像GDP这样的因子在诸成分分析计算时所占的比重较大，这种计算方式会忽略所占比重较小的因子如：自然资源的对衡量省市实力的影响，但是这个因子在衡量省市实力的时候又是不可忽略的，因而，本文采用分层次计算因子得分的方式得出各省市在经济发展、金融发展、基础条件和资源优势的得分。
本部分共选取了全国31个省市作为样本，收集了2000-2004年各省市相关指标的原始数据，对原始数据的分析采用SPSS14.0软件实现。数据的标准化最常用有两种方法，一是平均数法，一是中位数法。这里就截面数据而言，采用平均数法，并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从表二所描述的评价指标体系可以看出综合竞争力评价涉及到多方面的因素，每个方面的因素又是由若干因素决定的。对照该表，我们建立了由两个层次的因素所构成的综合评价因素集，即第一层次的因素集为U=｛U1,U2,U3,U4｝，第二层次共有4个子因素集，它们分别为U1=｛x1,x2,x3,x4,x5,x6,x7,x8,｝，U2=｛x9，x10,x11,x12｝，U3=｛x13，x14,x15,x16｝，U4=｛x17｝。
对上述指标的数据采用SPSS14.0分析，可依次获得样本的相关系数矩阵、特征值、共同度、方差贡献率和正交因子旋转矩阵（详见附录），样本数据全部有效，最后算出各层次因子的得分。
然后采用距离聚类方法，根据以上划分原则，考虑到目前各种划法的弊端，我将中国大陆分为如下七个区域：
第一组：新疆，陕西，山西，甘肃，内蒙古西，青海，宁夏
第二组：，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重庆
第三组：北京，天津，河北
第四组：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
第五组：广东，福建，海南
第六组：山东，江苏，浙江，上海
第七组：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东
以上各组的中心城市分别为：西安、重庆、北京、武汉、广州、上海、沈阳。这里有如下几点说明：一是由于内蒙古省东西绵延距离较远，结果把该省分划为东西二部分，分别与地理位置接近的省份合并为一组；二是传统观念上认为的中部不再包括山西省，而是将该省与西北部的省份结合在一起，组成新的经济发展区域；三是在分析的过程中，河北省理论上的结果应与湖南、湖北等省份划分在一个区域，但考虑在现实发展中，中部地区的区域面积过大，不利于其发展且河北省本身就与北京、天津二个直辖市地理位置上包容在一起，故在确定最后结果时将该省与北京、天津组合成一个新的区域，以北京为中心城市。
四、结论
鉴于目前关于中国区域的各种划分方法存在诸多弊端，本文在了解西方和我国经济区划的理论、方法和实践的基础上，以一个全新的视角-金融角度，对我国经济区划的相关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探索，建立了经济区划的理论和方法模型，并经过实证分析，提出了划分中国区域的一种新的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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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虎森：《区域经济通论》[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9
[3]侯景新：尹卫洪《区域经济分析方法》[M]，商务印书馆，2004.12
(一)耦合协调度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是在耦合度模型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在物理学中，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耦合度是用来描述系统或要素之间彼此作用的影响程度［6］。借鉴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概念及容量耦合系数模型，建立多个系统的耦合度模型。耦合度对判别土地市场与区域经济耦合作用的强度具有重要意义，但此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它只能说明两个系统间相互作用程度的强弱，无法反映二者协调发展水平的高低。例如当两个系统发展水平都较低时，同样也可以得到两个系统协调度较高的结果。而协调度可以度量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在发展过程中协调状况好坏程度，也就是说可以真实地反映其协调发展水平的高低。为此有学者引入了协调度的概念，将模型加以改进，构造出了一个可以反映两个系统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模型，以评价系统相互耦合的协调程度。
(二)土地市场发展水平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计算模型根据公式(3)和(4)，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取决于各子系统的发展水平，因此需要建立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来衡量二者的发展水平。本文采用熵值法来确定两个系统的指标权重同时采用极值变换法进行标准化，为了满足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对数据非负的要求，借鉴杨慧的处理方法将标准化后的数据加0．01做非负化处理［11］。对于土地市场发展水平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计算，采用线性加权法。
(三)耦合协调度划分标准对于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判断标准，目前学术界仍然没有形成定论。在对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本文研究重点，综合参考陈基纯、暖［12］以及杨慧［11］的分类方法将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划分为6个等级。
二、成都市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分析
成都作为中西部综合竞争力最强的现代特大中心城市，由于受到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动，成为许多知名企业尤其是房地产开发企业进军西部地区的首选城市和投资热点区域，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的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压力，因此成都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尤显重要。为此，本文以其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土地市场与区域经济两个子系统的耦合协调状况。
(一)指标体系构建及权重确定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涉及社会、经济和环境等方面的各个要素，根据评价指标选取的全面性、动态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结合研究区域特点，构建了衡量二者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本文数据来源如下:土地价格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系统，其余土地市场指标数据来源于2005－2012年《成都市土地市场分析报告》和《成都市房地产市场研究年报》，2005－2011年区域经济指标数据来源于2006－2012年《成都统计年鉴》，2012年区域经济数据来源于2012年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运用熵值法确定两个系统的各指标的权重一并在表2中列出。
(二)耦合协调度计算结果首先根据式(5)和(6)，计算出成都市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然后根据式(2)和(4)，计算二者的耦合协调度(根据计算出的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通过变异系数法，计算得到α，β分别为0．386和0．614)，结果见表3。同时根据耦合协调度计算结果及表1土地市场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的划分标准，将成都市2005－2012年土地市场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状况的评价结果一同列于表3。
(三)土地市场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分析根据表3，2005－2012年成都市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分值除了2008年出现下降之外，其余年份都呈增长趋势。耦合协调度的分值，由2005年的0．087增加到2012年的0．517，年均增长6．14%。由此可见，成都市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两个子系统间相互配合、相互推进的作用在逐渐增强，系统运行绩效逐渐提高，耦合协调关系逐渐趋向良好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该复合系统的整体协调功能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耦合协调度得分比较低，耦合协调度的均值为0．320，处于不可接受区间。结合表1和表3中的数据，绘制出成都市土地市场与区域经济复合系统耦合协调类型划分图，由图1可以直观地反映出2005－2012年成都市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复合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的变化趋势。具体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5－2006年，此阶段耦合协调类型由极度失调衰退类转变为一般失调衰退类。在该阶段成都市区域经济的发展滞后于土地市场，土地市场的发展对区域经济的规模扩张效应、激励效应和结构优化效应发挥作用，刺激区域经济发展，但是由于二者发展水平均较低，造成耦合协调度处于不可接受区间。第二个阶段是2006－2011年，此阶段二者耦合协调类型由一般失调衰退类过渡到勉强耦合协调类，耦合协调区间由不可接受区间跨到过渡区间。2008年土地市场发展遭遇瓶颈，复合系统的发展由区域经济滞后型转变为土地市场滞后型，区域经济发展对土地市场的资金支撑效应和激励效应得到发挥，造成耦合协调度出现下降再上升的变化状态。第三个阶段是2011－2012年，此阶段二者耦合协调类型由勉强耦合协调类过渡到初级耦合协调类，虽然二者发展水平都得到提升，耦合协调关系得到进一步提升，但是增幅不大，导致该阶段耦合协调区间仍属于过渡区间。综上所述，成都市土地市场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过程可以用“二三四”来概括，即耦合协调过程跨越不可接受区间和过渡区间两个区间，耦合协调关系经历三个变化阶段，耦合协调作用遵循了极度失调衰退一般失调衰退勉强耦合协调初级耦合协调四个路径。
(四)土地市场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影响因素分析由前文分析可知，复合系统的整体协调功能处于中等偏下水平，而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各子系统的发展水平。根据表3中的土地市场发展水平分值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分值绘制出图2。由图2可以发现，2005－2012年土地市场的发展水平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周期性变化，而区域经济的发展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是增速缓慢。2008年，土地市场发展水平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都跌到最低，这可能与“5．12”地震的影响和全球金融危机有关。区域经济子系统应对外界变化，可以较好地面对危机，保持自身的缓慢增长，而土地市场发展水平却由2007年的0．180下降到2008年的0．053，下降幅度高达71%，之后连续3年的发展水平分值都低于2007年的0．180，由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促进因子变成了制约因子。这说明与区域经济相比，土地市场发展的稳定性较低。土地市场发展的失衡，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区域经济增幅较缓慢，从而造成复合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偏低。由此可见，土地市场发展失衡是导致近几年来土地市场区域经济复合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协调类型偏低的主要因素。
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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