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19 16:46:22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历史地理学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键词】高中教育；地理学科；历史地理知识；运用
一、历史地理学的涵义及其重要地位
1.历史地理学的涵义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一门学科，既具有地理学科的特点，又具有历史学科的特征，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2.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地位
历史地理学和地理学科一样，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综合能力方面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历史地理学在很多省份的高考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在高考文科综合中，历史地理知识的份量也较大。文科综合地理试卷中渗透的历史地理知识主要有：中国季风气候与历代水利建设；经济结构战略调整；黄河流域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经济发展；长江流域经济发展；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外来势力侵略等。尤其是气候与历史、地理环境与人类文明等内容都是重点考查的历史地理知识。
例1：当时(北宋)经汴河运往东京的稻米主要产自( )
A.华北平原 B.汉中平原 C、.太湖平原 D.江汉平原
分析：本题的题干是历史知识而选项是明显的地理术语，同时题干又强调了“水路”运输，所以学生既要根据一定的历史事实(如京杭运河连通淮河与长江、宋代太湖流域的稻米产量最高)，又要熟悉地理因素中的河网水系(汴河经运河与淮河、长江联连，又经运河中的江南河与太湖流域联通) ，才能正确得出正确选项为 C。
例2：北宋后，黄河多次泛滥，汴河河道淤浅，渐至涸废。试分析黄河该河段(黄河中游地区)经常泛滥的原因( )。
分析：本题设问在历史教材中是没有丝毫讲述的，但如用历史地理知识或方法进行分析，就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黄河流经黄土高原后，挟大量的泥沙，进入中游，由于水势减缓，泥沙淤积，形成“地上河”；且黄河所经地区，降水集中，多有暴雨，易成泛滥。古今黄河流经地区的地理环境的主体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现代的原因也应是古代的原因，所以这一原因也正是北宋后黄河该河段经常泛滥的原因。
例3：宋代海上(贸易)往来大多是三、四月从日本驶往中国的江浙沿海，五、六月从江浙沿海驶向日本。这样选择航行的时间主要是为了( )
A.避开倭寇的活动 B.遵守朝廷有关海禁的规定
C.利用海洋回流 D.利用季风
分析：该题题干是典型的历史情景，而备选项则是以历史情景与地理情景相混杂或单一的地理情景方式来迷惑考生，是一种较好的史地综合题。由于时间季节的变化，区域地理自然现象的特性也随之而变，人类的社会活动就是根据这些特性的变化，或躲避或利用。因此，宋代海上贸易的往返时间正是利用了区域地理因素中，处于温带和亚热带季风气候中的东亚地区，随季节变化而风向变化的自然规律，以便于以风力作为动力的帆船航行来选择时间的。故正确答案为D。
分析现有教材，历史地理知识在中学地理教材中非常欠缺。所以，文科综合考试地理科的复习，不但要引导考生关注现实的发展，也要从历史地理知识中吸取营养，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为现实发展提供借鉴。不仅在文科综合中如此，在一些地理单科试题中，也出现了相关的历史地理知识。因此，无论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还是从在高考中取得优异的成绩来看，在中学地理教材中增添相关的历史地理知识内容都是必须的。
二、在中学地理教学中渗透历史地理知识
（一）挖掘地理教材中的历史知识，建立史理知识的有机联系
1.在学习我国六大古都的地理知识中渗入其悠久的历史
六大古都至少都已有二千年以上的历史。北京始于西周蓟城、春秋时代即成为燕国的国都，以后成为金、元、明、清各朝代的首都。西安始于西周的镐京，以后成为秦、汉、隋、唐各朝首都。洛阳始建于西周初期，自东周以来，先后有东汉、曹魏 、西晋、北魏、隋（炀帝）、唐（武后）以及五代的后梁、后唐、后周等九个朝代在这里建都。开封在战国时代是魏国的国都，以后又成为五代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金等朝代的首都。南京始于战国金陵邑 ，以后成为六朝（三国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首都，此外，明朝初年、和中华民国也定都于此。杭州始于秦钱唐县，到五代成为吴越国的国都，以后又成为南宋的首都。
2.在讲解中国地理中渗透历史地理知识
如讲到黄河流域的城市西安时，可介绍西安坐落在号称“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上，平原周围群山环绕，形势险要；河水（黄河）的支流渭水（渭河）横贯关中平原，且流经西安城北，为西安提供了灌溉和舟楫之利，并通过河水、渭水向长安城北运送漕粮。因此西安成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古都之一，现在又成为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
3.在地理教学中增加一些与时俱进的话题
如环境与发展的关系问题，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人类赖以存在的自然和生态环境。又如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可持续发展教育方面历史地理学等人文学科具有独特的优势，诸如历史上黄河的决溢改道、经济中心的南移、古都名城的兴废等等案例，均可成为揭示人地关系的极好例证，都可成为中学地理教学中进行环保教育的良好素材。
（二）在地理教学中注意运用历史地图
历史教学地图以简明的、特定的地图语言再现历史，其载负的图形信息能收到文字表达难以实现的直观效果，与课本紧密结合，是取得最优教学效果的重要工具之一。历史地图的重点不在于表现静态的地理学信息，而在于表现动态的、发展的历史学信息。在地理地图教学中，教师可配合历史地图，设计有情有味的读图活动，以激发学生的读图兴趣。如讲到我国的行政区划时，可结合地名的由来讲授历史上我国政区的演变，使学生能理解政区演变与自然环境、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密切相关。再如讲授鄱阳湖与洞庭湖时，可运用它们的变迁图，通过湖泊面积的对比使学生了解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从而更好地理解洪涝灾害的原因。总之，让历史地理地图走进地理课堂，符合时代的要求及考试方式的改革，不仅可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效果，而且是历史地理学渗透进中学地理课的有效途径。
三、史地结合教学对地理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
教师是课堂的设计者和指挥者，是学生智慧的启迪者和挖掘者，更是学生心灵的塑造者和培养者。在中学地理教学中渗透历史地理知识，对地理教师的自身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要提高对跨学科教学的认识
历史学科与地理学科虽分属社会学科、自然学科，但它们间的联系十分广泛。地理学科引导学生认识今天的地理现象，着重探索地理现象的现状和特点。而今天的地理实际上是过去地理的延续，了解历史上的地理情况，有助于探究地理现象演变的过程和规律，有助于人类更好地协调与自然的关系。因此，地理教师要尽可能在教学中有效利用历史地理知识。
2.要努力学习一些交叉学科的知识
由于中学教材中历史地理学知识还不成体系，文字与地图尚没很好的配合，加上相关教师中大多数缺少历史地理知识的系统学习，在教学中很难做到得心应手。所以要求教师必须勤奋学习，广泛涉猎，善于积累，努力了解一些基本的历史地理知识。要在教学实践中，掌握一些学科交叉的知识，了解其发展趋势，要从整体上把握地理学科与相关学科间的指示交叉点，并且能够融会贯通。
3.要处理好教学内容的主次关系
虽然历史地理知识在地理教学中有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教师在补充、充实教学内容时，必须摆正教学内容的主次关系。必须从教学目的出发，紧扣教材，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必须有科学依据，史料真实，观点正确；地理教师要把握好历史地理知识渗透的合适时机和恰当的数量，千万不要喧宾夺主。
4.要进行一些边缘学科的教学法研究
教师不仅要有丰富的学科知识，具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更要搞一些学术研究和教育科学研究，撰写发表一些教学法研究论文，为成为学者型教师打下坚实的基础。为此，教师要关注国际、国内的时事动态，了解社会热点问题，以充实教材相关内容，丰富教学；要掌握先进的教育理论和现代化教学手段；要研究文科综合能力培养的方法，寻求教学的最佳方案，实现知识和能力、方法和过程、情感态度价值观的三维教学目标，促进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关键词： 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 研究 困境与契机 主要学术成果展望
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的重要分支领域，其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我国历史时期动物的分布和变迁，包括自古至今我国野生动物分布地区的变化，珍稀动物数量的减少及其深层原因探究。历史动物地理研究一些珍稀动物分布地区的历史变迁，挖掘其变迁规律和变迁原因，对于探讨我国历史时期生态环境的变迁、珍稀动物的保护等，都有着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1］
一、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的困境与契机
（一）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的困境
《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一书中对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有所提及。只不过在这样一本反映至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历史自然地理学总体水平的成果汇总的书里，对于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是这样描述的：由于“研究工作还很不够”，从而“只好暂付缺如”。可见，在文焕然、何业恒等的系列成果问世之前，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
究其原因，一是资料分散。搜集这方面的资料，真如大海捞针，查索竟日而一无所获的情况往往有之。这就是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本身的难点，实际上这也是整个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共同难点，不过历史动物地理学的资料分散尤甚。对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要求极高，这是由历史地理学的学科特点所决定的。与地理学和历史学所不同的是，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双维的学科，它既要复原事物、现象在空间上的分布，又要对应地揭示其在时间上的演替。没有时间的历史地理空间研究是没意义的，对于历史地理的时间研究来说亦然。这就要求对资料要无限地全面占有，力求作出全面的分析，得出具有精确度数的结论。对于历史动物地理学来说，资料的极度分散无疑让高要求的资料收集“雪上加霜”，工作难度可见一斑，以致很多历史地理工作者“见之则避”，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少人问津，进展缓慢，远远落后于其他分支领域。
再有，在极为分散的史料中，有关动物的记载异常混乱。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资料大多来自地方志，而旧方志的动物记载不列学名，一不小心就会出错。对此，陈桥驿先生描述得特别精辟：“在这些志书中查索动物名称，通名与俗名混用，本名与别名交错，有时一名为数物所共有，有时数名却仅系一物。混乱颠倒，不胜其烦，鲁鱼亥豕，出错更属难免。”［2］动物记载使用学名并加列拉丁文二名法，是从上世纪30年代的民国《觐县通志》开始的。而80年代初，当时新编的方志仍大都沿用旧方志的套路，关于动物的记载不列学名。此后，在一些有识之士的倡导和呼吁下，某些地方的新编方志已经在动物卷中使用了学名，并加列拉丁文二名法，但是大多地方志中的动物记载还是相当混乱的。中国历代的地方志编写都是有专人专门负责，新地方志的编写也不例外，且编写水平和资金、人力的投入更是以前无法比拟的。在这等情况下，方志中关于动物的记载尚且如此，其他史料就犹有过之了。这就导致了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难度极高，要进行研究必须破译出各种古动物在当时中国古籍上的名称，今天是国际上通用名称的何种动物种属。研究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也就成了很多历史地理工作者手中的“烫手山芋”，弃之可惜，尝之不能。
当然，当时的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也不够快，也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很多新的领域、很多分支的研究也没真正启动，不是显学的历史动物地理学也就难免受到冷遇了。
（二）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的契机
80年代初至今，历史自然地理学的发展进入了开拓发展的高峰期，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也随之受到重视，发展势头良好。首先是人们的环境意识加强，对历史自然地理的重视非往日可比，环保支持者的奔走呼号也让动物保护走进每个人的潜意识，历史动物地理的研究日益兴旺起来。再有大型综合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编写的开展，令到地图集中对各历史自然地理要素的研究都迎来了人力、资金异常充沛的一个发展契机，历史动物地理学也不例外。况且在该地图集中各历史自然地理要素的研究都紧密结合当今发展势头迅猛的环境变迁研究，其现实意义使得历史自然地理学的研究全面铺开，其前期的一些较薄弱的分支领域，特别是历史动物地理学被摆到了研究前沿，成为虽“老”也“新”的研究热门。
二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学术成果
在80年代初至今的短短二十多年间，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迎来了黄金时期，成果颇丰，探讨的问题很全面、深入，在研究的方法上实现了突破，以文焕然、何业恒为主的一批学者知难而上，文献整理分析和实地考察相结合，冲破历史地理学研究本身的难度“瓶颈”，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和专著，论述了几十种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在地理分布上的变迁，为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得历史动物地理学跻身历史地理学的前沿，备受关注。他们的动物地理区域探讨方面，偏重于我国东部季风区中南部野生动物种群及其分布区域变化情况；探讨时限方面，研究时间上限直抵全新世前期，与地质时期古生物变迁相衔接；在他们的论著中，也深刻体现了生态系统的“大一统”，历史时期动物地理的研究结合了历史时期气候、水文、植被等自然因素的变化和区域开发中人为活动的影响。［3］
对历史时期动物的类属进行概括性探究的成果很多，主要集中在珍稀兽类、珍稀鸟类、珍稀爬行类、两栖类、鱼类，代表人物是何业恒，研究成果有何业恒等著的《湖南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中国珍稀兽类的历史变迁》、《中国珍稀兽类（Ⅱ）的历史变迁》、《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和《中国珍稀爬行类两栖类和鱼类的历史变迁》。
珍稀兽类方面，研究的动物集中在虎、象、熊、熊猫、野生犀牛等。对于虎的研究又侧重于华南虎，成果有蓝勇先生的《清初四川虎患与环境复原问题》刘正刚的《明清闽粤赣地区虎灾考述》和何业恒的《试论华南虎在长江三角洲的绝迹》。对于历史时期象的研究集中在江河流域一带，有曾昭璇的《试论珠江三角洲地区象、鳄、孔雀灭绝时期》、何业恒的《黄河下游古代的野象》和文焕然等著的《历史时期中国野象的初步研究》。至于熊的相关研究，何业恒的成果较多，有《历史时期湖南有棕熊吗？》和《中国虎与中国熊的历史变迁》。历史时期大熊猫的研究历来是个热点，主要的成果有何业恒的《大熊猫的兴衰》、《试论大熊猫的地理分布及其演变》和文焕然等著的《近五千年来豫鄂湘川间的大熊猫》。历史时期野生犀牛的研究较为透彻，成果有文焕然等著的《中国野生犀牛的灭绝》，文焕然、何业恒著的《中国野犀的地理分布及其演变》，刘洪杰的《中国古代独角动物的类型及其地理分布的历史变迁》，蓝勇的《历史时期中国野生犀角分布的再探索》。其他兽类的历史时期分布变迁研究成果也颇丰，有周跃三、何业恒的《试论野生水牛、四不像鹿和中国鼍在黄河中下游的绝迹》，王青等著的《海岱地区的獐与史前环境变迁》等。
历史时期鳄鱼的分布变迁研究主要集中在马来鳄和扬子鳄上。马来鳄的分布变迁研究成果有文焕然等著的《历史时期中国马来鳄分布的变迁及其原因的初步分析》。相比较而言，扬子鳄的分布变迁研究更为透彻一些，成果较丰，有文焕然等著的《试论扬子鳄的地理变迁》、裴修碧的《上古时期扬子鳄分布地域考》、何业恒的《扬子鳄在黄河中下游的地理分布及其南移的原因》及文榕生的《扬子鳄盛衰与环境变迁》。另外，何业恒等著的《中华鲟达氏鲟和白鲟地理分布的变迁》是中华鲟历史地理分布研究的重要成果。
三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的展望
对于动物而言，其与植物本是一家，在生物链中两者也是相邻的链节，相互之间的依存程度不言自明。动物是生长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一定的水文、地貌环境中的，气候和水文地貌与其是时刻在互动的，动物的状况更是气候、水文的一面“镜子”。这样的规律是具有客观性和历史性的，在漫长的生态演变过程中，自然界始终坚持并遵循这样的一个规律，所以历史时期动物的变迁的研究不会是孤独的，更不应该是独立的。它的发展有赖于历史时期气候、水文地貌等主要要素的研究，它的发展是应该站立在气候、水文地貌等主要要素的历史时期研究的基础上的。这样，历史时期动物的变迁得出的研究结论才有统治性，才有说服力，才中肯。
对于中国历史时期动物的变迁研究来说，它是众多自然要素历史时期研究中较为薄弱的一个分支研究，在研究手段、研究方法上都大可借鉴其他先行分支领域的成果，这样，历史时期动物的变迁研究才具有更高的研究效率和研究范围。历史时期动物变迁的深层次原因和规律分析探讨才有更广泛的理论支持，才有更广泛的指导意义，才有生物系统、生物环境“大一统”的高度和深度。展望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合作全面的研究才是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为此可采取两个措施，第一，将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对象之时间下限下延至当今，使之与现代地理学其他分支学科研究之内容在时间上更紧密地相衔接；第二，将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内容由仅复原过去历史时期之环境变迁，延伸到对当前环境变迁动态的评估及对今后环境变迁趋势的预测，并提出防止环境恶化，改善环境质量等方面的对策。［4］
参考文献：
［1］张全明.中国历史地理学导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04.
［2］陈桥驿.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M］.1994.7.
［3］华林甫.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成就［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122.
高中地理教材在新课程标准下出现了较大的改动，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对于调动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能力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高中的地理教材资源并不是都符合学生的实际水平，提供的有些案例虽然学生都很熟悉，但是如何引导学生思考和表达，激活教材内容，是新课程标准教师应该积极思考的问题。正是因为教材中的教学内容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教材中的案例可以与生活中的案例结合起来，对教材进行有效处理，教学会变得更加有效。例如，在学习地震成因及预防知识的时候，教师可以结合生活中的热点问题，引发学生思考，如在2012年日本海底发生大地震的时候，给周围居民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教师可以结合地震在日常生活、交通供水、供电、生态环境等方面带来的影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再通过引导学生分析震灾成因学习更多的知识，提高学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再如，在学习洋流知识的时候，为了让学生更加了解喊暖流交汇带来的丰富资源，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具体的位置出发，分析此处的丰富的渔业资源和渔场等，这样一来，学生结合实际，在遇到其他洋流流经处也能够结合具置分析原因，学生的综合能力得到提高了。
二、生活解释教材，提高学生学习有效性
地理学科的学习是枯燥的，再加上高中地理知识的复杂性，要求教师运用多种教学手段进行教学，教师可以利用生活中的词语、谚语、歇后语、生活例子等来对地理教材中的专业术语进行解释，不仅活跃了课堂气氛，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加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提高学生学习的有效性。例如，在学习传统工业区知识的时候，教师可以伦敦这个例子为学生讲解工业区地理位置的选址因素，让学生尝试着分析伦敦的区位因素，区位因素中很多抽象的术语就能够具体起来，学生能够对工业区知识更加了解，也就自然而然地懂得地理知识，也能够学以致用起来。再如，在学习气候知识的时候，教师可以利用“早穿棉袄晚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这一谚语来为学生分析西北气候昼夜温差大的气候特点，此外还有“春城昆明”“避暑之都贵阳”等，通过这些形象的比喻，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教师再带领学生利用专业的地理知识分析谚语中的科学合理性，课堂学习的有效性也提高了。
三、借助生活经验，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关键词：生态史学 思想框架 研究思路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生态史（或称环境史）[1]研究如新笋破土、蓬勃向上，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中国史学的一个崭新分支——生态史学正在逐步建立之中。然而，应当如何建立和建立怎样的中国生态史学？生态史学应当具有什么样的思想框架？如何在史学体系中给予它以合理的学科定位？它与中国史学的其它分支、特别是目前居于显学地位的社会史研究是什么关系？对于这些问题，学者时或言之，专门系统的论述则未尝见，故笔者草成本文，陈述几点初步想法，期以抛砖引玉。
一、中国生态史学的本土渊源
从世界范围来说，生态环境史研究大约兴起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学者开始进行这方面的专门研究稍晚一些，80年代初开始出现在题目上标注“生态环境”一词的史学论文，9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最近几年来逐渐成为热门课题，一些学者相继呼吁建立中国环境史学，笔者甚为赞同，但更愿意称之为“中国生态史学”。
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国外环境史学的影响，这一点毋须讳言。近三十余年来，欧美国家的环境史研究不断发展，新论迭出，渐成热门之学，并且有的外国学者还致力于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环境问题[2]，令国内学者闻风耸动。不过，根据笔者的观察，直至今日，除台湾学者之外，国内对西方环境史学的了解仍然很少，有关方面的理论方法尚处于初步引进的阶段[3]。也就是说，迄今为止，国内的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在思想理论和技术方法上并未受到欧美环境史学的显著影响，而主要是依凭本国的学术基础。换言之，由于“欧风美雨”的刺激，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在较短时间里快速兴起，以致最近若干年来标榜“环境史”或“生态史”的研究课题日益增多，但无论就问题意识还是就理论方法来说，它都具有不可否认的“本土性”[4]，可从上个世纪中国史学自身发展的脉络中找出它的学术渊源和轨迹。只不过早先的相关研究是在不同学科中分头进行的，显得非常零散，也没有明确打出“生态史”或者“环境史”的旗号。笔者以为：构建中国生态史学，固须积极引进和学习国外相关理论和方法，对国内学者所作的前期努力及其所取得的成绩进行一番认真清理亦是十分必要的。唯有如此，中国生态史学方能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学术基础之上，更好地结合本国实际开展研究工作，并免受“邯郸学步”之讥。为此，笔者先对大陆学者以往的相关研究作一个简要的评述。
1.考古学和古生物学者的相关研究
在中国学术界，最早关注历史生态环境的是考古学和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向以历史早期的物质文化遗存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出土文化遗存时，除了关心人体骨骸、人造事物（如器具、建筑、墓葬、手工业场所等）之外，也注意动物骨骸、植物籽粒或核壳等。出土动物骨骸、植物籽粒和核壳，指示着远古时代各地动植物种类的构成乃至整个生态系统的构造。上个世纪前期，当考古学家在殷墟遗址中清理出大象的遗骨和古文字学家从甲骨文中发现“获象”、“来象”之类的记载时，学者逐渐认识到这种动物曾在华北地区栖息，也很自然地想象当地古今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其它多种喜温动植物遗存（如犀牛和竹鼠的遗骸、水蕨孢子等）亦在华北各地不断出土，学者做出了远古中国气候和动植物构成与现代迥然不同的判断[5]。
上世纪末期以来，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受到社会的普遍关切，考古学者也深受震撼，在国外考古学的影响下，大陆和台湾都有一批学者积极着手建立中国的环境（生态）考古学，试图对远古人类聚落的生态环境进行某种程度的重建，并考察特定区域的生态环境因素对远古社会组织、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与此同时，古生物学家也不再孤立地认识某些野生动植物，而是逐渐采用生态变迁的大视野，根据动物和植物考古资料，考察某个区域动植物区系和物种构成和特定动植物种类分布区域的历史变化及其原因。应该说，考古学和古生物学家所开展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至少为我们长时段地考察中国生态环境变迁提供了丰富的和古今对比强烈的历史信息。
2.历史地理学和气候史学者的相关研究
历史地理学以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历史空间分布为主要研究内容，致力于探讨人地关系演变的过程和规律，与生态环境史研究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由于特殊的专业优势，历史地理学者具有令人赞叹的广阔思维空间，他们不仅注意到了历史上的森林破坏、河湖变迁、沙漠扩张和一些珍稀野生动植物分布区域的历史变化，也注意到了历史上聚落、城市及经济产业的分布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虽然他们的思想框架和研究方法是历史地理学的，但前辈学者如史念海、谭其骧、侯仁之、文焕然、何业恒等人的不少论著实堪称生态史研究的经典。
气候史方面，早在民国时期，竺可桢就已注意到中国历史上气候的冷暖变迁问题。1972年，他在早年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题为《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4]的著名论文，对中国东部气候的周期性寒暖波动进行了系统论述，成为学者引用频率最高的史学论文。继他之后，有一批学者先后在这方面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出版了数量可观的论著[5]。
从最近10多年的成果来看，历史地理学者显然不再满足于考察和描绘某些自然和社会文化现象的历史空间分布，而是日益关注自然现象与社会文化现象之间的彼此联系，在人口与环境、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与环境、社会变动与气候变迁、疾疫和灾害与环境、民俗与环境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卓有成绩的探讨；一些研究其实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课题了[6]。假如它们仍然必须被称为历史地理学的话，那么只能说生态史学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本来即有很大的重叠，两者间的界线事实上非常模糊，几乎无法断然划清。直到目前，我们所进行的许多生态史课题，往往是由历史地理学者提出并率先开展研究的。如果说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主要是从历史地理学中生长出来的，也不算言过其实。我们要想特别标立一种与历史地理学相区别的生态史学，必须从学理上进行认真辨别，对两者的理论方法和学术指向做出必要的判分[7]。
3.农牧林业史学者的研究
农业、牧业和林业的本质，是充分利用各种自然条件如水、土、光、热和物种资源，干预动植物的生命过程，促进那些经济动物和经济植物的再生产，获得以衣食原料为主的各种产品。任何一个类型的农牧林业生产都不可能离开特定的生态环境，它们的历史发展，与生态环境变迁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因此农牧林业史家比较早地关注到历史生态环境问题，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我国农牧林业史家关注生态环境，大约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8]。在此之前，个别学者已发表过若干相关论文，如雷海宗先生在1950年代曾发表《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9]，根据古书记载概述华北气候的变迁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但并未形成一种群体性的学术倾向。20世纪80年代前后，东西方农业科学界都在反思“石油农业”和过量使用化肥、农药对农业生态系统的危害，提倡所谓“有机农业”（后来又提出“生态农业”，再往后则是“可持续农业”；日本则有人基于道家思想提倡所谓“自然农法”），不少中外农学家称赞中国传统农业技术方法的合理性和优越性，使中国农史学家受到了鼓舞，于是有人开始论说传统农作方式对维持生态平衡的积极作用，比如重视水土保持和积肥施肥、实行作物轮作间作套种、种植与饲养相结合、采用生物防治等等，对促进有机物质循环和保持农业生态平衡的作用和意义，试图阐发传统农学的现代价值，其中江南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桑基鱼塘”、“蔗基鱼塘”生态农业模式被赋予了典范意义。农田水利作为农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向来受到重视，有大量的论著发表，学者很早就关注农田水利建设对水资源调配的重要作用，及其对农业生态环境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与考古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相比，农牧林业史家对历史生态问题的论说显得更加专业，这一方面由于他们具备良好的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学基础，另一方面则由于他们一开始就注重对生态学（特别是农业生态学）理论方法的运用。
90年代以后，农牧林业史家的研究思路渐趋开阔，对于中国历史上农牧林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渐渐不再只是强调好的一面，而是开始反思传统的农业资源开发利用方式的弊病及其所造成的生态恶果，例如关于黄土高原过度开垦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宋代以后长江中下游的围湖造田和明清以来山区垦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等问题，均取得了不少有深度的研究成果；一批学者从农业史和经济史入手探讨中国历史上的“天人关系”，也取得了相当可喜的成绩[10]。尽管农林牧业史学者的研究范围大抵局限于对产业内部历史问题的探讨，但由于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直到上个世纪才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此前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其实也主要表现在农牧林业生产方面，离开了这些方面的基础研究，想要真正认清中国生态环境变迁的历史，殆无可能。事实上，自谭其骧、史念海以来，历史地理学家探讨中国古代生态环境问题，亦主要从农、林、牧业入手。
由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与生态环境史有关的学术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前期，并且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为进一步考察中国生态环境变迁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我们着手建立中国生态史学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学术资源。
然而，已有的研究尚不足以构成中国生态史学。首先，以往相关探讨大抵只是考古学、古生物学、历史地理学和农牧林业史等学科研究的外向拓展和延伸，而非以系统绘制中国历史生态环境图像为学术指归。研究者对生态历史问题的考察仍是立足于各自不同的专业，并没有凸现出全面认识中国历史生态环境、最终对之进行某种程度的系统重建的意向，更没有从开始生态环境出发对社会历史运动进行系统解释的努力，这就造成相关研究与主流史学之间存在相当大的隔膜，其成果也未能很好地被一般史学著述所吸收；其次，尽管以往已经探讨了许多重要论题，在研究思路和技术方法上也作了诸多有益的探索，为中国生态史学的建立准备了一些重要的构件。但是，这些论题、思路和技术方法显得相当零碎和分散，彼此之间互不关联，尚不足以构成学术界域分明、结构层次清晰并具有内在整体性和统一性的生态史学框架；其三，由于“自然”与“社会”二元分立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以往对生态环境史研究的理解和定位存在着不容回避的严重偏差：人们普遍将它视为社会历史之外的另一学术领域。传统史学一向重人事、轻自然，对自然的历史用力甚少，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几乎是一片空白，生态环境史研究者立志加以填补，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矫枉未免过正，早先的生态环境史研究明显偏重对自然层面的考察，社会层面的问题则被严重忽视了，从而造成了新的偏颇，以致许多人以为生态环境史的研究目标只是考察古今自然环境之变；其四、与以上几个方面相联系，尽管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认识到了开展环境史研究的必要性，实际介入这一领域者亦已不可谓少，但极少有人对这一新研究进行学理上的论说。迄今为止，国内的生态环境史研究仍局限于具体问题的探研，附属在不同的相关学科之下，如果上升到“专门之学”这个层次加以考量，则仍存在着严重的学科理论缺失。正因为如此，在一些人的眼里，生态环境史研究只不过是探讨一些边边角角的历史问题，算不上什么专门的学问，至多只能充当历史著述的“缘饰”和“花边”，难登史学的大雅之堂。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1] “生态史”又称“环境史”，中外学者都往往混用，但“环境史”的叫法更加流行。个人认为：这一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应是生态学，因此更愿采用“生态史”一词。另外，“环境史”仍有将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人为分割的嫌疑，而在我所主张的生态史学中，两者是一个彼此影响、相互作用、协同演变的整体，人类（社会、文化）系统应被视为地球生态大系统的一部分。
[2]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澳大利亚著名中国经济史和环境史家Mark Elvin (伊懋可)，他在多年前即开始了系统的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其中包括对洱海、巢湖、杭州湾、近代结核病与环境等问题的专门研究。伊氏曾与台湾学者刘翠溶合作主编会议论文集——《积渐所止：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上、下册），由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2000年出版中文版，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Sediments of Tim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与中文版所收论文略有不同），在中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最近，伊懋可又以《大象的退却：中国环境史》（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为题，对中国环境史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
[3] 近年来，一些研究外国史的学者如侯文蕙、、包茂宏、梅雪芹、高国荣等做了不少这方面的译介工作，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学术信息，令人钦佩。
[4] 笔者这里使用“本土性”一词意在说明：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主要并非导源于近30年来在国外兴起的环境史学，而是基于本国学者在相关领域的前期研究。请切勿作过分宽泛的理解。
[5] 例如关于远古动物，徐中舒早在1930年就发表了题为《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的长文[1]（pp.51~71)，根据殷墟出土甲骨卜辞中“获象”、“来象”之文，参以其它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对商代河南产象及象之南迁事实进行了论述。其后，德日进、杨钟健、刘东生等人又先后，对殷墟出土哺乳动物群进行了系统研究[2][3]。这些均可视为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先声。
[6] 例如青年历史地理学者王建革关于华北平原和内蒙古草原生态、经济与社会史研究的系列论文，其实更多地采用了生态学而非历史地理学的理论方法，与传统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大异其趣，可为显著的例证。
[7] 关于环境史学与历史地理学的关系，同行学者时有议论，但对两者究竟如何判分，并未形成成熟的意见。个人认为：环境史（生态史）的理论基础是生态学，它的主要着眼点是“生命系统”，重在考察生物（特别是人类）与环境、生物与生物之间的历史关系；历史地理学虽然一向强调人地关系，但其理论基础是地理学，主要着眼点是“空间构造”和“空间运动”。因此，历史地理学并不能包办环境史学的研究工作。
[8]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农史》、《农史研究》和《农业考古》等几家农业史刊物，均陆续刊载有题目上出现“生态”一词的论文。在同一时期的农业史著作中，更时常见有“生态农业”、“生态平衡”、“生态破坏”等词句，有关论述也不断增多。
[9] 该文收入氏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10]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农业史研究中，“风土”和天、地、人“三才”观一直是学者关注的重要课题，先后有不少论著发表。1999年12月，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史分会和《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召开了“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 学术讨论会，分别从天人哲学、农林牧业生产实践、资源保护等多方面探讨人类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会议论文由李根蟠、原宗子和曹幸穗等结集为《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由中国农业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 二、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中国生态史学
诚然，从不同学科出发考察历史生态环境的具体问题，是非常有意义、也是十分必要的，但相关研究必须加以有机整合。若欲改变目前的“零打碎敲”局面，开展全面系统的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以获得对环境历史变迁的贯通认识，并由此取得对社会历史的更加透彻的理解，就必须建立一种专门之学——生态史学，使之成为中国史学中的一个独立分支学科。
毫无疑问，生态环境史研究要想提升为一个专门独立的史学分支，必须具备独特的思想框架和理论方法。然而，完成生态史学框架体系的构建工作，恐怕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西方学者已就“什么是环境史”、“环境史主要研究什么”这些基本问题讨论了数十年，并提出了多种定义和构想，但各家的意见并不是很一致的；国内虽也有个别学者提出了一些设想[1]，但事实上还没有人真正着手进行这方面的努力。在此，笔者也只能提出自己的一点粗浅见解。
我们认为：生态史学作为一个新的史学分支，其新颖和独特之处，不仅仅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更重要的是它的思想理论和方法，首先（应当）体现在它将现代生态学理论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以生态学以及它的分支学科——人类生态学（生态人类学）、人口生态学、社会生态学和文化生态学等，作为观察和解释历史的思想导引和分析工具。简要地说，生态史学是运用生态学理论方法来处理史料、解释历史现象和历史运动（既包括自然现象和自然运动，也包括社会现象和社会运动）的一种新史学。它的基本学术指向是采用广泛联系、彼此作用、互相反馈和协同演化的生态系统思想，陈述和剖析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互动变迁的历史经验事实，并就如何协调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与一般的历史研究不同，生态史学的观察视野不局限于社会和人事，而是将目光较多地投向人类的生物属性和与人类社会活动发生过种种联系的那些自然事物和现象；但生态史学又非宽泛意义上的自然史研究，它事实上只着眼于自然界（特别是地球生物圈）中与人类活动发生过关联的那些方面。也就是说，生态史学的学科特点表现在研究对象上，是它立足于自然生态与社会文化的中间界面开展学术探讨，对于这个中间界面，我们或许可以借用“天人之际”一词加以概括。[2]在生态史学者看来，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乃是一个彼此影响、互动作用、协同演变的统一整体，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彼此施加于对方的历史作用，人们对这种彼此作用的认识和反应，以及这些认识和反应的道德、价值、符号、组织、制度和各种行为体现，都是生态史研究者理应探讨的内容。了解生态环境的历史面貌和变迁过程，固然是生态史学的一个重要目标，但考察生态环境及其变迁作用下的社会文化运动亦应作为它的基本任务之一，而正确认识两者之间的历史互动关系和过程，则是这一新兴学科的最高追求[3]。
很显然，生态史学虽然看起来应当集中考察历史“自然”问题（这既是先前的研究所造成的错觉，也是一种矫枉过正的结果），事实上却坚决反对将社会和文化排除在观察视野之外。不过，生态史学者之关注社会和文化，与一般历史学者关注社会和文化相比，在视角上有较大区别——生态史学强调人类的生物属性，以及社会现象与环境因素的历史关联，文化则被视为人类这种特殊生物同周遭环境（在这里，“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打交道的方式和方法体系。也许可以不甚恰当地说，生态史学在一定程度上有意将人类还原为一种动物——同其它动物一样需要空气、食物、水和各种其它资源，人类的繁衍方式、人口密度、生命维持体系和社会组织形式等等，同样深受特定生态条件的影响和制约。所不同的是，人类具有创造、学习和传承文化的能力，在应对环境的过程中，构建了复杂的工具、技术、组织、规范、价值观念和意义象征体系，而一般动物只是浑浑噩噩的寄居者；人类依靠其所创造的文化而生存，一般动物只是凭着本能而已。
在生态史学看来：人类的任何一种社会历史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空间中进行的，离不开特定的环境条件，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种种生态因素的影响，如将生态环境排除在观察视野之外，就难以全面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真正秘密。因此，具体（而非抽象）、实证（而非玄学化）地考察生态环境因素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影响，理应成为历史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与一般历史学相比，生态史学不但有其特定的观察视野和理论方法，而且具有独特的社会历史观。它特别强调：无论文明怎样发达、社会如何进步，人类始终都是动物界中的一员，人类的历史始终都是地球生物圈中生命系统流转的一部分。正如其它物种因生态环境的区域差异和时代变迁不断发生变化一样，人类社会和文化亦因所处环境的地域和时代不同而千差万别。因此，社会和文化的许多历史变异和差别，不但需从其自身的发生、演化过程中寻找答案，而且应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中求索根源。生态史学将告诉我们：在不同的时代和区域，社会文化如何受到各种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并且在这些影响之下不断发展演变？
另一方面，与自然史研究不同，生态史学虽然重视考察各种历史自然现象，但时空界域圈定在人类诞生以来、与人类活动发生了关联的那些部分。而在这一时空界域内的生态环境变迁，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过程，人类的各种活动及其方式和结果，都是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影响因子和表现。随着人类实践能力的不断增强，人类活动在生态变迁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生态史研究的另一重要目标，就是要弄清生态环境在历史上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人类在其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它事实上想要搞清楚：由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第二自然”是如何逐步形成、并且不断发生改变的？这些改变又如何对社会产生反馈作用，影响人类的继续生存和发展？
要之，在生态史学的思想框架中，环境是有人类的环境，人类活动是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促发和推动因素；社会是一定生态条件下的社会，许多生态因素都是社会历史运动的重要参与要素——从总体上说，人类社会文化系统是地球生态大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在具体研究实践中，我们既可侧重探讨人类活动影响下的环境变迁，亦可侧重考察环境影响下的社会文化发展——这两个侧重构成生态史学研究的两种学术指向，但两者事实上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割裂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史学。
根据以上想法，我们对自己所设想的中国生态史学的基本框架作如下几点归纳：
一、生态史学作为一种新史学，并非刻意抛弃传统的史学理论、方法和命题，而是要在历史观察中引入生态学的理论方法，强化对生态环境与人类活动相互关系的历史探讨；
二、生态史学摈弃“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及其社会和文化的历史被视为地球大生态系统演变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也不是简单地主张“生态中心主义”，虽然生态史学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对生态环境的历史进行系统描述和某种程度的“重建”，但人类活动及其方式和成果仍然被放置在关键的位置。因此，生态史学的历史观既非“文化决定论”，亦非“环境决定论”，而是“人类——环境互动论”；
三、生态史学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的中间界面寻找和选择论题，它的基本内容（根据侧重点不同）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面貌及其在人为作用下所发生的种种变迁；二是在人类（社会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生态环境及其诸要素所发挥的重要影响和作用[4]；
四、生态史学研究的最终目标，是探索人类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历史互动关系与过程，系统地描绘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彼此影响、相互作用和协同变迁的历史图式。
显而易见，生态史学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它所要考察的，不仅仅是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也不仅仅是自然现象和环境因素，并且也不是两者的简单堆砌和相加，而是自然和社会两大领域众多现象和因素之间的有机、互动的历史关系与过程。
毫无疑问，开展生态史学研究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研究者需要具备复杂、综合和广泛联系的思想方法，需要具备广博的知识——最好兼受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的训练，并且需要具备超越于两个学科领域之上的进行综合、整体思辨的能力。由于以往学科划分和教学方式的局限，一般中国学者在知识结构和思维训练上都存在不可忽视的缺陷和不足。正因为如此，尽管目前生态环境史研究越来越热门，已经触及了非常广泛的问题，但就所见的成果来看，多数论著的学术水平并不很高，总体上说，研究深度仍未超出1993年香港“中国生态环境历史学术讨论会”的会议论文[5]。我们注意到：一般历史学者的相关论著中时或出现一些常识性的错误，而由具备不同自然科学背景的学者所进行的研究，又往往局限于各自的专业领域，彼此之间缺少必要的联结和贯通，未能有机地整合起来形成系统的历史认识。要想很好地开展这一研究，不仅需要有丰富的知识贮备、系统的理论方法训练，而且要求不同专业领域的学者密切交流、通力协作。
[1] 例如，包茂宏在《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一文（载《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曾就此提出了若干值得重视的设想。
[2] 之所以特别指出“借用”，是因为笔者并不认为“天人之际”的历史含义并非今天所说的“人类与自然之间”。一些学者将“天”理解为“自然”，将“天人之际”、“天人合一”解释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是很不恰当的。但从历史文献中，我们一时还找不到一个更简约的词汇来表达这种关系，只好暂且借用。
[3]景爱《环境史：定义、内容与方法》[6]一文认为：环境史是研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史，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历史过程。显然，在景先生看来，环境史所关注的“环境”并非宽泛意义上的“自然”，而是与人类发生了关系的自然环境。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不过，虽然他所主张的环境史研究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但观察的重点仍在于“环境”，而笔者所主张的生态史学是从生态学立场出发的，更强调人类与环境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不仅为了理解环境的历史，同时更是为了理解人类和社会的历史。
[4]景爱认为环境史研究应主要围绕三个方面进行：第一，要研究自然环境的初始状态；第二要研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第三，要研究探索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新途径[6]。梅雪芹在吸收西方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将环境史研究分为四个层次：一是探讨自然生态系统的历史，二是探讨社会经济领域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三是研究一个社会和国家的环境政治和政策，四是研究关于人类的环境意识，即人类概述周围的世界及其自然资源的思想史[7]（pp.10~11）。尽管他们都强调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影响，但基本学术指向仍是理解“环境”，仍不能包容我们所设想的生态史学。
[5] 这次会议的绝大多数论文均收入前揭伊懋可、刘翠溶主编论文集。其中中文版除《序》和《导论》之外，设立了《比较的观点》、《对自然环境的诠解》、《人类的聚落》、《边疆地区》、《水文与水利》、《气候》、《疾病》、《环境的形象-官方的心态》、《环境的形象-文学的和通俗的感受》和《环境与近代经济发展-台湾和日本》等栏目，一些论文视角之新颖、论说之深入十分值得赞叹。 三、中国生态史学研究的两种理路
如上所言，我们所主张的生态史学，将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视为统一的整体，致力于探索两者之间的历史互动关系与过程，它所研究的是“天人之际”的历史问题。这就决定了它既不能像传统史学那样只重视历史上的社会和人事，曾被严重忽视的自然历史变动将被当作重点突破的对象；亦不能像先前的相关研究那样只对自然层面的问题情有独钟，众多的社会历史问题同样需要认真加以考察，传统史学所探讨的诸多重要问题，仍将成为生态史学的重要论题，只是采用了新的思想方法，变换了论说的角度。换句话说，生态史学研究的对象，既包括自然历史现象和问题，也包括社会现象和问题，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是一种典型的交叉学科。
与多数成熟的史学分支相比，生态史学具有显著的“边缘学科”性质。然而，在这里，“边缘”意指它的思想空间是在多个多科领域的联结和交汇部分，而不是说它应该被定位在历史学科的边缘位置——尽管它目前仍然多少有些尴尬地被视为一种边角的学问。事实上，只要稍微回顾一下学术史，我们不难发现：一种学术究竟属于“主流”还是“边缘”，未必就是命定的，而是既取决于相关成果的积累，更取决于不同时期的学术兴奋点——而学术的兴奋点总是与人类社会的现实问题密切关联。随着历史条件和社会情境的改变，曾经的主流学术可能被边缘化，边缘学术亦可能向中心位移而成为显学。笔者大胆预测：生态环境史研究将逐渐登上中国史学的大堂正殿[1]。
当然，这仍需生态环境史学者做出持续不断的努力，开展更扎实系统的研究并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还必须努力改变研究理路，具体来说，需要更多地关注人与社会的历史，从生态史学的立场出发切入主流史学所长期关注的那些相关历史命题，即在一定程度上向主流史学、特别是目前居于显学地位的社会史研究靠拢。这不仅仅是一种争取学术地位的“技巧”，同时也是推进社会历史认识的需要——观察社会历史运动和解释社会历史现象，原本即是生态史学的“应有之义”，只是路径和方法有所不同而已。
回顾过去一个时期生态史和社会史研究的发展，我们不难注意到：不论从学术动机还是从实际研究情况来看，两者之间都似乎少有瓜葛。直到最近10余年来，情况才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这两种分途发展的学术研究逐渐出现了互相交融、彼此会通的趋势。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和努力推进的学术走向，向来重人事、轻自然和将自然与社会相分离的史学传统，将可能因此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应该说，互相沟通和彼此联结乃是生态史和社会史研究不断深入而产生的共同学术诉求。
试细言之。
按照先前的观念，生态环境史研究的目标是认识自然环境、而非社会文化的历史。如前所述，中国学者早先的相关研究，正集中于历史上的气候、森林、野生动物、沙漠化和水土流失、河流湖泊、海岸变迁和农业生态平衡等方面，研究者大多具有一定自然科学背景，如气象学、地理学、农（牧、林）学、文水（水利）学等等[2]。欧美早期的生态史研究大抵也是如此，美国的生态环境史研究，虽然早期的研究已多与环保、边疆和拓殖的历史相联系，但重点仍在于自然方面[3]，目前这一领域的权威杂志——《环境史》是由美国环境史学会与森林史学会合办的。但是，随着相关研究不断深入，学者日益意识到：生态变迁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过程，至少自农业时代以来，生态环境的诸多变迁与种种人为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无视人类活动的影响，就无法理解生态环境的历史变化。正因为如此，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关于生态环境的历史著述愈来愈重视社会性因素的影响和作用。美国“进入90年代以后，环境史与社会史合流成为一种趋势，性别、种族都被纳入环境史的研究内容。”[4]欧洲的环境史研究视野也在不断扩展，从欧洲环境史学会网所刊1976-2004年间的相关论著目录看，虽然近年的论著从数量上说仍以讨论气候、水源、森林、景观、污染、灾害疾病等问题者居多，但经济、社会和文化与环境的历史关系愈来愈受到重视[5]。在我国，关于近一万年来（农业起源以来）生态环境变迁是否主要由于人类活动所致，学者尚有不同的看法，但生态破坏的社会原因日益受到重点关注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谭其骧、史念海等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其实已经率先做了若干十分精湛的开创性研究[6]。
社会史研究致力于考察人类群体（即社会）发展的既往经历，理所当然应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为鹄的。然而，单纯从社会来解释社会、或者仅将生态环境视为社会发展的“背景”，显然无法对众多社会历史现象做出圆融的解释[7]。从年鉴学派开始，法国的社会史家逐渐不再只是在理论上承认环境对社会的影响，而是将生态环境视为影响社会历史进程的结构性要素，通过实证研究探索其影响的具体机制，成为社会历史观察的一个新视角，并对欧美社会史、文化史和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发挥了重要引导作用。最近若干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者特别是地域社会史、灾害疾病社会史和社会生活史研究者，也开始将生态环境作为能动因素纳入各自研究思考的范围[8]；在经济史和文化史研究中，也出现了同样的学术趋向。
虽然国内迄今仍无人对生态史和社会史研究相互结合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作专门系统的探讨，但在我们看来，这两个看似互不相干的研究领域发生关联，互相对话、借取和观照，走向汇流融通，却是一种必然的学术发展走向和趋势。这既是两者均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途径，更是生态史学研究应取的理路。
站在目前主流史学的立场，人们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生态史研究对于认识中国历史究竟有何意义？最容易得到认同的回答是：有助于认识社会发展演变的自然背景。这样的回答自然并没有错，但从生态史学的立场来看，则仍然是不全面的，甚至是很偏颇的。这是因为，在生态史学观念中，生态环境不仅是社会发展演变的自然背景，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能动参与因素。对生态史研究进行合理的学术定位并与社会史研究真正有机地结合起来，完全可能为深化中国社会历史认识做出更多贡献，而不仅仅是为演绎社会历史戏剧铺设一个“自然的布景”。
笔者曾经指出：生态史与社会史研究互相渗透和结合，可能导致新的学科交叉，根据侧重点不同，形成两个学术分支：一是生态社会史，二是社会生态史[8]。前者的目标主要是了解自然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但与某些生态史研究相比，它特别强调并具体论证生态变迁过程中人类活动和社会（及其文化）因素的影响；后者则试图采用生态学理论来研究历史上的社会，强调自然环境因素的能动作用和影响，以期更好地认识人类社会及其发展演变，目的在于理解社会的历史运动。简而言之，前者是研究人类活动作用下的生态环境的历史，后者则是研究生态环境参与下的人类社会的历史。
为了进一步阐明我们的想法，且将自人类诞生以来的历史不恰当地浓缩为一个童话式的简短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片茂密的丛林，林中有一个小村，村里居住着几户人家。村民们世世代代在这里劳作和生息……。”生态社会史家主要讲述这片丛林的故事，谈论这片丛林曾经有多大，生长过哪些树木，栖息过哪些动物？进一步，会谈论这片丛林逐步缩小、或至消失的历史过程及其社会原因，如由于村庄的人口不断增长，需要开垦更多土地、搭建更多房屋、樵采更多燃料等等，树木因此不断遭到砍伐，丛林面积逐渐缩小，原先栖息在这片丛林中的许多动物，也因无处藏匿和觅食逐渐逃逸、终至绝迹……等等；社会生态史家则主要讲述这个村庄中的人的故事，亦即描述由这几户人家所组成的社会的历史，谈论诸如村落社会结构、经济状况、生活习惯、婚姻风俗、文化娱乐、生老病死……等等问题。如果想把故事说得更加清晰和完整，就要进一步谈论丛林和丛林中其它物种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村民的谋生方式、利益分配、权力结构、生育死亡、安全保障、娱乐活动，乃至信息交流、观念情感等各个方面曾经发挥过的作用和影响。很显然，由于历史关注的侧重点不同，可能分别做出不同的历史叙述。而历史的真实情况是，丛林与村庄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彼此互为变化的因果，任一方面的变化都是促使另一方面发生改变的能动因素。
侧重“自然”一面的生态社会史研究，基于这样一个预设：人类活动、特别是经济活动，至少从农业时代以来就是生态变迁的主因之一。因此，有关研究虽然着眼于生态环境变迁，但强调人类活动的影响，对生态变迁的讨论不是从生态环境到生态环境，而是将人口、技术、生产与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乃至意识形态等等社会性因素，与水、土、光、热、生物、矿物等自然因素，一同视为参与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传递乃至整个生态系统演变的重要因子，在特定情况下，甚至视为比自然因素更加重要的历史变量。沿着这种思路所展开的生态史研究，实际上差不多是考察人类改变生态环境的历史。
社会生态史研究，则将人类社会视为地球生物圈内的一个特殊生命系统，它一方面承认人类与其它动物相比具有极为特殊的智能，即创造、传播、积累和更新文化的能力，承认由于这种能力，人类社会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它同时认为：人类必须服从生态规律的最终支配，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从根本上说，乃是人类不断调整与生态环境关系(包括经过自己改造的生态环境)的过程——技术体系的进步、生业方式的改变、社会组织的变迁，乃至风俗习惯和思想观念的嬗变，都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社会对生态变迁的适应性调整，或者间接地跟从于这些调整；经济类型、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乃至精神风貌等等许多方面的地域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态环境差异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同样导致上述方面发生种种改变。正由于人类社会在地球生态大系统中与周围环境存在着广泛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是其中的一个特殊生命系统，因此人类社会的历史，也就存在着采用生态学理论方法加以认识的可能性。
社会生态史的主要研究对象，仍然是历史上形形的社会现象、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流转不息的生命运动。但与一般的社会史研究相比，它更侧重探讨社会现象的生物性质和自然基础，致力于寻找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社会因子与生态因子之间的历史联系。在这里，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诸如衣、食、住、行、生产、消费、婚姻、生育、疾病、死亡、迁徙、社交、娱乐、战争等等，以及因之所产生的技术、组织、结构、制度、规范、习俗、思想意识，就不单纯地被理解为“社会的”或者“文化的”，同时还被理解为“生物的”，是在特定“自然”和“生态”影响下产生、并反映特定自然生态环境的；家庭、宗族、村落、城邑等等，也就不应只是被理解为社会的单元或聚落，同时还是大小不同的生态单位或系统，可以采用生态学方法加以考察。要之，社会生态史学者承认文化因素的生衍变异和社会系统的发展演化具有自己的内在逻辑，但却不认为它们是（至少不完全是）封闭、自限和自我决定的过程，而是与生态环境及其众多因素彼此影响、协同演进的过程。
这样一来，生态史学研究就有了两个侧重点不同的可取理路：即生态社会史和社会生态史研究。如果选取前者，即使在具体实践中十分强调人类社会活动的影响作用，也仍然属于社会史之外的另一学术领域，它的学术目标是系统地描绘生态环境及其变迁的历史图像，当然客观上也可为讲述人类社会的历史故事增添一个“布景”和“底图”；如果选取后一种理路，则不仅是生态史学研究的一部分，而且可以视为社会历史观察的一个新的思想框架。这种新的思想框架，将社会及其所处的环境视作一个有机、统一和整体的生命系统纳入考察范围，不仅考虑各种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而且将各种生态因素视为重要的参与变量，从而呈显出一种新的社会历史观，我们姑且称之为“社会（文化）——生态史观”。一旦采用了这种新的框架，史家对“丛林中的村落社会”的观察，既可能提出许多新的问题，对一些老问题的认识也可能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不仅仅是在叙述故事时简单地添加一些在过去看来无关紧要的内容。生态史家有信心为社会历史观察提供新的视角、问题意识、解释途径乃至新的历史观念，并对推进中国社会历史认识做出独特的贡献。
从生态史学的视角来观察社会历史可能会提出哪些新的论题，现在还难以预料。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必定会提出并讨论许多从前不曾思考的历史问题；以往曾经探讨的不少论题，包括一些长期争辩的重大问题，亦完全可以、而且应当重新研究，并可望做出新的解释。事实上，已经有些学者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比如关于历史上中国南北文明进程的差异、胡汉民族的冲突与融合、周期性的社会动荡、经济重心的转移、水利与专制政体的关系[9]等等，已陆续出现了一些结合生态环境而重作思考的新论。还有不少重大问题，例如中国“封建社会”何以长期延续、何以历史上汉文化不断成功地向南扩张却难以向长城以北推进？……等等，亦都可从人类——环境的互动关系和过程中重新求索。微观层面上的许多历史问题，同样可以采用这一思想框架加以考察。当我们全面考察某个地域社会的历史时，决不能置当地的山川形势、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特别是经济动、植物）构成乃至矿产资源于不顾，因为当地社会在生产模式、饮食结构、服饰式样、居处方式、交通设施、疾病、灾害以及娱乐、信仰、知识等众多方面所呈现出来的地方特色，都毫无疑问是根植于其独特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举例来说，一个地方的水资源环境，必然要影响当地的生产结构和生活习惯，迫使人们围绕水源控制管理和水旱灾害防治形成某些特殊的组织、制度和秩序，甚至进一步影响到当地民众的心态，形成某些特殊巫术、禁忌和神灵信仰。如果不充分生态环境因素对社会文化发展的能动作用，许多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历史现象都将无法得到合理圆融的解释。
当然，笔者也曾指出：采用社会生态史的框架来认识社会，只是社会历史观察的一个特殊途径，不能期望所有问题都能由此得到圆满的回答。这是因为，社会生态史研究并不能完全取代一般的社会史研究，有些社会历史问题并不在它的观察范围；更重要的是，现代生态学毕竟导源于生物学，而人类不仅具有生物属性，同时还具有文化属性（特别强调一点：文化具有自我演绎性），拥有复杂文化和思想情感的人类毕竟不同于其它动物，人类社会系统与其它生命系统的差距很大，其系统结构、系统功能与运行机制的复杂性远远超过其它任何生命系统，在观察社会历史问题方面，现有生态学理论方法的解释力仍然有所不足，对于现代生态学概念、术语和技术方法在社会历史研究中的适用程度，不能期望过高，更不能简单机械地套用，而应在认真披拣、选择和改造其适用部分的基础上，努力构建符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的新的理论方法体系[8]。如果将人类社会简单类同于一般动物系统，而忽略它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所得出的结论将可能是十分荒谬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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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利华.社会生态史——一个新的研究框架[J].天津:社会史研究通讯（内部交流刊），2000，(3).
[1] 这一点可由《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中国史研究》、《史学月刊》、《历史地理》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权威学术期刊频繁刊载有关方面的学术论文可以看出。
[2] 关于过去一个时期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发展情况，张国旺:《近年来中国环境史研究综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6期）、佳宏伟:《近十年来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综述》（载《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分别作了较系统的回顾；王子今:《中国生态史学的进步及其意义——以秦汉生态史研究为中心的考察》（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也提供了一些线索，可参阅。
[3]关于西方环境史学的发展，曾华壁《论环境史研究的源起、意义与迷思：以美国的论著为例之探讨》（台湾《台大历史学报》1999年第23期）、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及《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进展》（载《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和梅雪芹《20世纪晚期的环境史及其学术意义》（收入氏著《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文分别有所介绍，可参阅。
[4]高国荣《美国环境史学研究综述》（“中华文史网”2004年9月22日刊发）。对于这一转变，包茂宏《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进展》一文也提供了不少信息。此外，J.R.McNeill“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载 History and Theory， Theme Issue 42，December 2003，5-42。兹据historyandtheory.org/McNeill.pdf）一文也有专门的论述。
[5] 由于笔者不懂英语以外的其它西方语言，以上印象只是根据 Europe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 (Eseh)网“Bibliography”英文部分得出的，读者若欲了解详细，请登录 eseh.de/bibliography.html 。
[6] 例如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收入《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史念海《隋唐时期重要的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其与人为作用的关系》（收入所著《河山集》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均为经典之作。
[7]尽管中国史家早就注意到自然对人事具有重要历史影响（例如司马迁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视为史家的基本任务，至少隐含了关注自然环境影响社会人事的思想倾向），近代以来中外史学家都曾就“环境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展开过热烈讨论，但自然环境（中国古人多称“风土”）在传统史学中曾长期被视为一种恒久不变的客观存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被“玄学化”了，“究天人之际”并未真正付诸实证性的学术实践。
【关键词】文化地理学；历史文化名城；GIS；保护
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的增加，正日益侵蚀着历史文化名城赖以生存的环境，使许多保护较好的名城遭受到冲击，甚至面临着遭受破坏的危险。因此，急需提高对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和管理工作的认识，并抓紧实施。目前，历史文化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采用的大多是传统的方法和手段，主要从感性的角度来分析收集现状基础数据，缺乏对现状基础数据的快速准确分析，使得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无法在综合考虑相关数据相互影响的基础上做出科学的分析。因此，传统方法难以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探索用新技术、新手段来解决历史文化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与管理中遇到的问题成了当务之急。而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应用，给这些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新的契机。
以下笔者试图以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基本观点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理论基础，总结了GIS在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及展望，从而梳理了GIS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更新中的应运，并通过几个实例，说明经由GIS的数据处理技术建立起来的历史文化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空间地理数据，为城市规划管理和设计提供准确、动态的规划成果信息平台。
1 基于文化地理学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理论思考
历史文化名城不仅具有丰富的文物古迹 、鲜明的城市空间格局和建筑风貌，而且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传统。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形体环境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和文化载体是某一地区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建筑、科学 、教育等人类活动的历史见证。因此，历史文化名城堪称是人类文化的“活化石”，具有极为重要 的历史、科学、文化和 艺术价值。在当今城市国际化、信息化和飞速发展的激流中，唯有传统文化才能显示出城市的特色、身份和归宿。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城市发展的矛盾普遍存在，在我国社会整体文化素质还不高，面临全球化竞争又迫切需要大力发展经济的特殊历史阶段，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显得尤为突出。从实践看，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中，重局部，轻整体，重近期，轻长远，重物质环境，轻文化内涵，重技术手段，轻人文精神，重空间关系，轻社会网络，重经济利益，轻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现象较为普遍，造成许多名城“建设性破坏”和“城市灵魂的失落”。这一方面反映了新时期城市建设面临 问题和矛盾的错综复杂，另一方面则 凸现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 沦与方法研究的薄弱。
文化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着重研究一定空间范围内各种文化现象的空间分异、地域组合及文化区的形成、发展和演变。文化地理学强调从地域的观点探索文化现象的形成和发展，揭示文化现象的特性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早在19世纪初，德国地理学家洪堡就提出，应把景观作为地理学的中心问题，探讨由原始的自然景观变成文化景观的过程。因此，文化地理学的基本观点和理论可以作为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进行系统研究的理论基础。
2 GIS在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及展望
历史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中两个关系密切的分支学科。人文现象是历史地理学重要的研究对象，文化地理学研究也离不开其历史属性，两者相互交叉形成了诸如历史文化地理或历史人文地理等学科。随着当今世界科技的飞速发展，历史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正面临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传统的空间和时间分析方法凸显其欠缺，这对学科发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采用新的研究方法提高研究成果的精确性，以促进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显得十分重要。由于GIS 为地理研究和地理决策服务提供了技术支撑，在历史、 文化地理研究中，可将卫星图片、 地图、 文献资料、遗产及文化景观等按一定的格式化要求予以融合，建立历史文化地理数据库，进行信息的多元综合分析和应用，实现地理空间数据处理、分析和可视化，成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的新趋势。
其中，GIS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1）历史地图资料的数字化；( 2)空间历史数据的管理和可视化；( 3) 基于空间分析方法探知历史过程。GIS 在文化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 1) GIS 应用于物质文化景观的研究；( 2) GIS应用于非物质文化景观的研究；另外，文化资源的管理也是历史、文化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文物资源的管理、文化遗址的评价以及数字博物馆建设等方面。采用文物保护管理信息系统，可增强系统对空间数据的处理与操作能力，系统功能更为完善，实用化程度得到进一步提高。文化遗址景观的脆弱性关系到遗址保护与持续利用，采用GIS 技术，可对文化遗址景观敏感度进行综合评价。
3 典型事例分析
下面以青岛和南京为例，介绍基于GIS的历史文化名城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及功能等。
3.1 GIS在青岛历史文化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中的应用
3.1.1 概述：
青岛是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作为近代欧亚文化的交汇区，青岛具有独特的历史内涵，对中国近代历史和社会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和作用。这是我们亟需保护和发扬光大的文化珍宝，正是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城市建设特点，使青岛城市发展历史长河中既有明晰的文化主脉，又有中外多国不同文化交汇而呈现出的多彩文化，构成了城市建筑文化多元化的总体风貌特色。规划将滨海旅游区以及展示本区域历史文化的各类建、构筑物在空间上组织起来，形成网络体系 使人们便于感知和理解保护区历史文化渊源，给老城区增添活力。
为了很好地组织和管理这些信息，使之作为科学的分析和决策依据我们建立的青岛历史文化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成果空间数据库，为进一步完善城市规划成果数据库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提高规划编制和规划管理的科学性、准确性和高效性，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3.1.2 数据转换：
衡量一种CAD数据到GIS空间数据库转换方法的性能，首先应考虑数据转换前后的一致性，比如在保护建筑物在GIS空间数据库中是以“面” 的形式存储的数据， 在转换前，主要对CAD图形文件做的处理工作为：
（1）对于CAD图形分层不标准的图形文件，要先进行图层分类标准化，按照点、线、面及不同的属性和用途进行分类，从而达到显示和分析的目的。然后按照不同图层分别进行转换。
（2）对CAD未封闭成面的保护建筑物，通过ARCATALOG的拓扑校验来查找未满足要求的图形，通过人工干预校正图形，最终实现数据转换。
（3）数据的组织：
由CAD转换的GIS数据并不能实现用户对数据的真正需求，其只是实现了数据的显示目的，转换后的这些资料和信息具有空间定位特征，为空间信息，其拥有图形数据。
数据的完整性不仅包括图形数据，还包括与其相关联的属性数据，从而实现图形属性一体化，按照不同图形的地物要素，制定不同的属性数据 。 以 ” 保护建筑物” 面层为例，其属性表如表1所示。
属性字段是进行统计和分析等操作的必要条件。属性字段还可以连接如照片和法定保护图则等多煤体数据，照片可以是一张也可是多张，为保证图则数据的相对安全性，采用DWF格式 。
3.1.4 功能实现
GIS 可以对空间数据按地理坐标和空间位置进行各种处理，对数据进行有效管理，研究各种空间实体的相互关系，通过多图层多因素的综合分析，可以迅速地获取用户所需要的信息，并以图形等数据形式表示出来。
对查询结果的空间数据的属性进行多方位连接，在这些数据中，包含各种形式的数据，多种文件格式，多个数据来源，把这些数据有效地组织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数据管理系统，显示保护建筑的相关数据，比如说：现状照片、法定图则 、 文字说明等。
根据查询结果计算出保护建筑物、绝对保护区、建设控制区的面积。此系统的查询模块包括：供圈选查询、组合查询、定位查询的方式。
3.2 基于GIS技术在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划定历史街区的应用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并不是要保护城市的全部，而是保护反映城市风貌特色的历史街区、历史格局和历史风貌等，其中，历史街区是城市传统历史文化的载体，是历史文化名城重要的组成部分。划定历史地段、历史建筑群等历史保护区的保护界限，提出相应的规划控制和建设要求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主要内容之一。以南京为例，在历史文化名城空间数据库基础上，建立划定历史街区保护界限的综合评价评估体系，使评价体系做到对历史资源的合理分类、科学分级，并使之通过分类标准所确定的保护对象体系能够与保护规划相衔接。
3.2.1 评价原理及方法
评价原理及方法包括：（1）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在选择具体的评价指标因子时，应遵守指标因子的客观性、可测性、可比性、简明性和灵敏度等基本原则。同时建立面状资源评价体系，在南京老城的所有地块中寻找风貌最好，价值最高的单元作为历史街区的候选对象。因此，面状资源评价体系是以确定保护价值为目标层的单目标评价体系，选择资源自身价值、完整性价值作为面状历史资源的评价准则如表2所示。（2）评价指标因子分级和权重值的确定。
3.2.2 多因子综合评价方法在南京老城划定历史街区中的应用
（1）指标因子的评价与分析：包括历史价值计算，如先计算出城市空间沉淀深厚度分布图，再计算出权力空间沉淀深厚程度，最后将得到的等级指数分别乘以各自的权重值，进行累加得到每个评价单元历史价值综合评价的总分。格局价值计算、历史资源点富集度、形态完整性。
（2）南京老城历史街区划定的多因子综合评价
例如将每个评价单元的历史价值综合评价值、格局价值、和景观价值等级指数的得分值分别乘以各自的权重值（表1），将这三个指标因子所得值累加得到每个单元的自身价值综合评价得分；将每个评价单元的历史资源点富集度综合评价值和形态完整性等级指数的得分值分别乘以各自的权重值，将这两个指标因子所得值累加得到每个单元的完整性价值综合评价得分；再根据两个准则层的数据计算结果，按层次分析法算得的权重，计算出老城内地块单元保护重要性。需严格保护的地块单元主要集中在民国公馆集中的颐和路、明故宫周边、总统府周边、老城南及秦淮河畔。在对老城内面状空间单元评价的基础上，可将综合价值高的空间单元划定为历史街区。
4 结论
在专业设计人员和 GIS 专业人员的配合协作下，GIS 空间数据应用于规划设计将存在着具大的应用空间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不仅实现了空间信息的分析、统计、管理、制图和可视化表示，为政府的管理和决策及专业人员的设计提供支持，促使规划设计走向规范化与标准化，同时也将平面设计引向三维空间设计，规划成果空间数据库的日益完善，对城市规划的管理体制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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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地理学家赫特纳在《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一书中指出：“地理课程应从乡土志开始”[1]。我国近代地理学和地理教育奠基人竺可桢也强调：“是故教学地理，开始必须自本土地理着手”。由此可见乡土地理教学的重要性。目前，大多数高职高专院校并没有开设乡土地理课程，即便有此门课程，其教学手段和教学内容也很单一。表面看起来，乡土地理教学对专科学生的作用不大，但实际上，乡土地理具有实践性、知识性和教育性等特点。对于学生来说，乡土地理教学可以帮助学生认识自己学校所在地的环境，引导学生学以致用，掌握基本技能和科学方法，从而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和爱乡爱国情感，树立正确的地理观点。对于教师来说，由于部分乡土知识是学生熟悉的，如果教师简单地照本宣科或机械灌输，会导致学生学习兴趣低下、学习效果较差。因此，乡土地理教学要求教师不断研究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科研水平。
二、“理论+实践”方式在乡土地理教学中的作用
乡土地理教学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如校本课程、选修课程、探究学习、小组合作学习等，无论哪种教学形式，都要在结合理论授课的同时，重视实践教学。地理教师要通过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给学生传授乡土地理知识，使学生获取乡土地理信息，并了解、认识和研究“家乡”[2]。乡土地理的突出特色之一就是走出课堂、走进实践，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活动有机结合，实现通过乡土地理教学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目标。“理论+实践”教学方式符合乡土地理教学的总体要求。乡土地理教学的总体要求：一是利用课堂教学，使学生掌握一定的乡土地理理论知识；二是设计多样化的教学形式，如问卷调查、访谈调查、实地考察等，使学生学会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3]；三是指导学生在实践活动中掌握基本技能，如收集统计数据、分析图表、绘制地图、合作探究等方面技能；四是在乡土地理教学的全过程，注重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注重爱乡情感和地理观点的培养。“理论+实践”教学方式符合学生的学习要求。在教学活动中，学生多倾向于实践式的学习方式，如专题探究、小组活动、实地考察、野外调查和参观访问等多种实践活动。有效的实践活动能使学生获得积极的体验[4]，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提高学习效率。
三、“理论+实践”教学方式的实施策略
1．理论教学与基本技能的训练
《地理教育国际》以法律形式制定了国际地理教育的标准与指导路线，它为学生地理技能的培养提出了方向性的意见。《地理教育国际》在其所列出的地理技能方面的目标中提到：要学会利用以文字、数据和符号等形式表达的资料，包括图表和地图等[5]；要练习实地考察、绘制地图、运用统计数据等，以提高学生的基本技能。绘图技能是地理基本技能之一，通过绘图，学生熟悉地图、认识地图、运用地图。在乡土地理教学中，教师应注重选取乡土素材逐步培养学生的绘图技能。以地图教学为例，面对地图时，常常有学生无法辨别自己家乡的地理位置。为此首先进行理论教学。教师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边播放PPT，边讲解地图三要素。教师可以利用多幅地图对比分析比例尺、方向和图例等，加深对地图三要素的理解。在理论教学之后还要增加基本技能的训练，即进行实践教学。教师可以组织学生游览校园，在草纸上标记校园各处的相对位置，再指导学生绘制校园平面图，加深学生对比例尺大小和地理空间位置等的理解；可指导学生绘制省市地图乃至中国地图，增强学生对家乡和祖国的认识。
2．理论教学与地理科学方法的掌握
地理科学方法教育有利于学生掌握“对生活有用的地理”，形成“现代公民必备的地理素养”。地理科学方法包括地理观察、地理实验、地理调查、地理比较、地理分析与综合、地理归纳与演绎等方法[6]。乡土地理正是一门能够运用地理科学方法去验证理论教学内容的课程。以区位因素教学为例，学生在分析区位条件时，常常找不到切入点。对此首先进行理论教学。教师通过案例教学，引导学生分析不同类型的区位因素，如工业、农业、城市、航空港、港口等，归纳出分析区位因素的一般方法。从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着手，分别就气候、地形、土壤、水源、市场、交通、劳动力、科技、政策、文化等方面进行具体分析。为了有目的地开展实践活动，教师还要讲解商品房的区位分析要领及当地小区空间分布范围的简单地图。在理论教学基础上开展实践活动。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到市区考察某些小区的区位优势条件。学生从购房者角度分析各个小区的优劣条件，阐述选房理由，并进行分析与综合，归纳出房地产的区位因素，最终掌握分析“区位因素”这一大类问题的一般方法。
3．理论教学与地理观点的培养
在现实情境下的学习，学生能够很容易的理解和掌握所学的知识内容，同时，还能将学到的知识学以致用，这就需要教师对每一节课的教学情境进行设计，教学环境应该朝着学生喜爱的方向迈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积极、主动、心情愉快地学习，这样就不会认为学习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学生主动思考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
（一）注重引入
在教学中，教师常常采用“引入”的方式，来引起学生的注意力。学生在教师的引入情境中，不断被吸引，从而能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对这节课的内容产生兴趣。因此，教师要注重每一节课情境的设计，那么，在引入的时候，还要注重依据学生的个性特征，对自己的教学内容进行改进，不能够按照一个模式进行。比如，在讲植物的光合作用这一节的时候，教师要拿着具体的植物，给学生进行讲解，这样学生看到一些实际的事物，自然就感到很新奇，逐步喜欢上生物课。
（二）精心设计问题
在创造教学中，教师要遵从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适当地对问题进行设计，在生物中的一些探究环节，都是从问题开始的，提出一个有效的问题要比解答一个普遍的问题重要的多。现在的教学都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所以，在问题的设计上，要多朝着提升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方面进行，逐步训练学生的思考问题的能力，寻求多种方法解答问题的途径。因此，生物教师在设计问题的时候，要注意由简单的问题出发，逐步深入，逐渐将难理解的问题一个一个攻破。在实际的教学中，探究教学要求教师要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尽量少限制学生的思维，在这个过程中，适当的引导学生，不至于学生的思维跳跃得太大即可。同时还要鼓励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标新立异，积极提出自己的想法，不能固步自封，训练学生归纳、综合、抽象等思维能力，逐步掌握探究问题的基本方法。比如，在学生学习生态系统的相关知识的时候，首先提出这节课的复体思路，再把具体要求呈现给学生。具体列出该生态系统所含生物的种群和群落，列出影响该生态系统的生态因素等，每个学生按照具体目标去完成教学任务，独自设计自己的解答方案。最后，将每一位学生的见解进行展示，可以发现，每个学生的思维方式不同，都有着独特的见解。
二、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实验的重要性
生物的教学，需要实验做基础，学生通过实验探究，对一些数据进行比较，最后得出实验结论，经过这一个过程，学生能够对生物知识有很深刻的理解。这一个过程，就如同学生自己在进行一个科研项目，有始有终，学生最后能够体会到成就感，激发学生探究的兴趣和积极性。同时，也加强了学生对问题的思考方式，寻找最佳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开拓思路，培养思维的发散性和灵活性。同时，在互动中，培养了学生和教师的互动，在非实验课上同样产生良好的互动效果。
三、增加课堂教学气氛的互动性
学生和教师以及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交流，使得课堂气氛生动活泼，具有很强的凝聚力，使得整个课堂有着一种积极向上的气氛。在这种环境下，学生的内心世界逐渐受到感染，无论从心理上还是行动上，都使得学生表现出很大的学习热情，同时增加学生分组实验，多增加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教师要引导学生对实验进行理解、思考，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诱发学生的主动探究实验能力。
四、针对学生的错误回答，如何应对
在教学中，教师要经常提问学生，创设认知冲突，倘若老师所提的每一个问题，学生都能对答如流，那这样的提问似乎没有什么必要了。只有出现学生不会回答的时候，才会产生疑问。那种求解的心理，将会促使他们去寻求未知的答案，这样的教学情境才能有助于学生顺利的完成教学，在思考中，获得知识。因为每一个学生的差异性，对于一些新知识的接受能力也不尽相同，所以，同一个问题将会出现不同的答案，这个时候，教师要针对学生的答案进行分析，启发学生的思维，不要用定向思维去思考问题。不断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学生而努力。对于学生提出的疑问，教师要虚心思考并解答，不能抹杀学生的主动提出问题的行为，即使所提的问题没有什么价值，也要鼓励学生多思考、多进行想象，只有这样，学生的个性特征将不会成为一个固定的模式，将会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未来人才。
地名源流的研究，是地名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这种在习惯上被称作地理沿革的研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它主要运用历史考证的方法，凭借丰富的历史古籍，依靠语源和语义的搜集、整理、分析和综合，弄清某地在历史上有过何名，其得名的具体原因何在，而后由于何故发生演变，历史上的地名某位置在现今何地等相关内容。
由于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历史地名往往更换无常。根据地名学的研究，这种影响主要来自政治变动、军事征服、经济发展、文化进步与意识形态的作用等。如灭元后明成祖将大都改名为北京，将江宁更名为天京，独立后的刚果将奥波得维尔改名为布拉柴维尔，这些都与政治变动有关；又如殖民扩张中英国占领津巴布韦后将其更名为罗德西亚，军事侵略后沙俄将海参崴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些都是军事征服引起的变化；再如随着地理知识增长而来的西洋更名，反映了文化进步产生的巨大影响；此外，因避晋愍帝名讳而将建邺改名建康，因朱元璋登基而将集庆改名为应天，因信仰佛教而将逻些改名为拉萨等，则是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所致。
历史地名的演变，在一定条件下就会趋于稳定，从而变成一直延续至今的名称。但不可否认，有许多地名由于历史的风风雨雨，都或早或迟地发生了变化，有的变动之快和次数之多是令人惊异的。在这类地名中，如南京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有金陵、秣陵、建业、建康、白下、上元、集庆、应天、南京、江宁等名称；又如北京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有蓟、幽州、燕京、南京、中都、大都、北京、北平、京师等名称。
总的说来，探索历史地名的起源和演变，弄清今名由来，古名位置和古今地名的对应关系，是掌握历史教材中的相关知识所不可缺少的。地名学的探明的有关的地名特征，如地名的词语性、地理性、社会性、民族性和相对稳定性，对于史地教学来说，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它有利于增加教学实践的真实、趣味和美感，以及深入理解历史事件的地理原因。具体来说，其教学价值表现为如下方面：
一、从语言学角度看，地名系由语词构成，属于语言词汇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语词，它除了有口头的字音和局部的字形外，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具有一定的词义。地名的语词性特殊，主要体现在它的词义上。其内涵一是表示特定空间位置上的某一处所，一是指它展现出来的某种确定的含义。如作为地名的华盛顿，它标志着美国首都这个独一无二的特定的地方，还表现着这是为纪念华盛顿其人对美国所作贡献而命名的地名。再如我国的尚志市、左权县、志丹县等，也属同类情况。明确了地名词语性的定名所指和依据，就可以从这两方面来讲清地名。如此，则能便史地教学内容更为丰富、充实，而收其真实、趣味和美感之良效。
二、根据地学的理论，地名的地理性殊性，是指它所表示的地理位置和地理形态而言。从构词角度上看，它是以通名来表示所属类型，以专名来表示相互之间的区别的，即对位于不同地理位置和不同地理形态的地方，是通过地名的不同称谓来表示的。如果说地名的词语性赋予了它音、形、义的话，那么地名的地理性则使它具有了指位性和分类性的特征。同时，它还以自己的专名部分，反映着被命名地方的自然地理或人文地理的特征，构成其标志地理形态的基础。讲解历史地名时尤其应将这两点体现出来，如太平军大败湘军的湖口，就应指名是鄱阳湖汇入长江处的一个狭窄的水道。
三、地名是社会共同创造的产物，它不是某个特定地点本身，而是该地点的代号或指称。一个地名的产生，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最初只是被部分提出来并认可，后来在频繁交往中才得到社会的承认并使用，这样它就按照人们约定俗成的方式传播开来。它作为社会的交际工具，要求简明易记并便于读写，于是又不断向简化方向发展。在阶级社会中，统治者利用起名和改名来表达自己的愿望，遂对地名的演化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情况，无论是在历史教学还是在地理教学中，都是应予注意的，因为象长安、安西、镇南关、绥远、绥化、怀远之类地名是俯首即拾的。
四、地名总是由繁衍生息于当地的居民以其语言定名的，这就赋予了它民族性的特征。因此，地名反映着某些民族历史和称谓的来源，它在历史上迁徙路线以及分布范围，其社会史中经济文化生活的主要情况，特别是政治史上民族关系的变化和一些重大事件的情况等等。如海兰泡、尼满河，萨哈林等皆属满语地名，甚至连黑龙江本身也是满语“萨哈林乌拉”的意译，可见其皆为久居黑龙江流城的满族祖先根据自然和人文地理特征而定的地名，说明这一带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在实地教学中讲述这类地名时，应当考虑这种特征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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