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13 17:08:47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新闻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一）新闻采录数字化
在新闻采访和录制阶段，数字化的采录设备正逐步替代传统的新闻采录设备。以新闻数字摄像机为例，它对于高清图像质量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基于数字技术带来的高精确度、高灵敏度以及高稳定性，加之其智能化的设定白平衡、对焦及连续跟拍，免除了复杂繁琐的人工调节，高度的稳定性加上智能化使得数字技术摄像机能够第一时间快速的采录新闻现场，增强了新闻采录的可靠性和实时性。
在新闻编辑阶段，传统的线性编辑需要新闻编辑者从头至尾依次安排新闻制作片，前后顺序不可轻易调整，新闻编辑工作流程较稳固，不利于新闻制作效率的提升。基于数字技术的非线性新闻编辑系统采用计算机对新闻片段合成处理，新闻编辑者无需从头至尾依次制作片段，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先做新闻头尾，后做新闻中段内容，编辑顺序可适时调整，改变了新闻编辑的制作流程。数字技术带来的新闻编刘卓群，吉林电视台初级助理记者，研究方向：广播。辑灵活性提高了新闻编辑的工作效率。
（三）新闻传输数字化
广播电视新闻的传输能力基于现代社会的信息传输技术。传统的广播电视新闻传输过程是：先在新闻现场由工作人员完成新闻制作，然后通过交通工具传递至电视台，最后经过电视台的再次加工才能在电视上播出，新闻播报的即时性难以保证。现代数字通讯技术的发展使新闻实现跨越空间的快速、稳定传播，基于数字技术的卫星通讯、高速光纤以及数字网络等，通过整合数字传输技术，如SNG有力的支撑，新闻工作者可以将新闻现场画面直接传送至电视台实时播出。
二、新闻制作内容深度化
实践中，电视新闻缺乏趣味性与吸引力是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电视新闻编辑在选取新闻素材的过程中，虽然考虑到了受众者的需求，但其报道新闻消息的方式却存在程序化与单调性的特点，趣味性不强，同时缺乏一定的视觉审美感，不能有效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从而降低了电视新闻的收视率。[2]主要原因是电视新闻编辑受到单位环境、社会环境等的影响，政治理念意识较为严重，将简单的新闻资讯往往与国家政策相结合，有时完全成为了对于政策的单调解读，缺乏趣味性，而人们的闲暇之余收看电视新闻主要是为了获取一定新闻消息的同时，能够放松心情。如果将其新闻报道编辑工作趣味化，则会吸引更多的受众者。
2、新闻内容缺乏创新性
在信息化的今天，各个行业竞争日益激烈，对于电视新闻编辑亦提出了新的要求，新时期电视新闻编辑的手段与方法需要与时俱进，使得电视新闻节目具有时代性。实践中，许多编辑工作人员缺乏主动学习的精神与品质，同时不能有效锻炼自己的创新思维与创新意识，新闻内容缺乏时代性与创新型，固定不变的排版格式、节目报道形式，每档节目均以完全相同的程序化方式进行，难以吸引观众的兴趣与积极性。部分电视编辑只是在办公室、通过网络、微博等搜集新闻素材，为了获得较高的收视率而重复、夸大事实的报道，不能体现出新闻的实际价值。
所谓有志者要学到老，电视新闻编辑更是要具备学习的积极性，电视新闻是一个走在媒体前端的工作，新闻编辑必须要具备统筹和把好关的作用，能够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加快学习的脚步，提供编辑的创新性，除了编辑稿子时要统筹全局，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精神，结合社会客观需要，还要增强编辑内容的趣味性，捕捉受众的观看心理，提供新闻播报的收视率。[3]对于广播电视新闻的驾驭能力是电视新闻编辑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之一，例如对于突发性事件，编辑人员应当能够迅速做出反应，在短时间内提炼出有价值的新闻思路，以独特的角度阐述事情的实质，作到及时、有效、准确的为观众提供新闻资讯。电视新闻编辑需要走出办公室，到人民群众当中去发现、提取新闻素材，同时通过了解百姓生活，可以使电视新闻节目更加生活性与趣味性，更能吸引广大观众，因为电视新闻的受众绝大部分是普通群众。电视编辑在新闻传播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它是信息搜集、整合、及反馈的实施者，在传播过程中，编辑要判断新闻价值、体现编辑意图，实现最佳传播。[4]电视台可以为专业的电视新闻编辑工作者提供定期、专门的培训与经验交流的机会，培训进行的同时是一个加强学习、积累编辑经验的过程，可以取长补短、相互分享电视新闻编辑的成功经验，从而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在新闻节目播出后对于观众心理与需求方面进行的研究，从实效性、价值性、政治性等方面予以评级。以此可以不断的总结，提高电视新闻的品质，在激烈的媒体竞争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
1、增强创新意识，转变工作流程，提升新闻的互动性
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微博、微信、QQ等“自媒体”大量的出现，为人们获取新闻消息提供了诸多便利。同时电视新闻与“自媒体”特点的相互结合，可以创新电视新闻的亮点，增强吸引力，微博、微信的评论观点可以作为电视新闻的素材来源。要转变电视新闻的工作流程，在对新闻稿件进行采集、编辑过程中，可以在恰当的时机插入精彩的网民评论，其时长、篇幅的大小应在严格控制的范围内合理安排，从而加强电视新闻的互动性。所以，电视新闻编辑需要养成广泛阅读网络评论的习惯。[5]
2、增强网络观念，转变受众意识，吸引受众群体
1、培养细节观察能力
新闻记者要想将画面细节的作用充分运用在新闻采编过程中，首先就要培养自身敏锐的观察细节的能力，形成自觉捕捉细节画面的意识，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细节画面的作用。作为电视新闻媒体工作记者，传达新闻的同时还要保证新闻的真实性，这就需要借助于传统的图像信息。超强的洞察力也是新闻记者职业特征的一种体现。敏感度训练需要新闻记者切实融入到实际社会实践中，体现真实的新闻现场，全面掌握新闻事件。
2、做好新闻采编前的准备工作
新闻记者在进行实际的采编工作之前需要制定详细且明确的采编方向，这对掌握采编内容具有重要作用，甚至严重影响新闻采编效果。除此之外，新闻记者还应该全面了解新闻的相关资料，熟悉新闻事件发生的背景以及相关联系事件，便于新闻采编人员能够应对新闻现场的突况。对新闻当事人进行有针对性、有突破点的问题访问，使整个采编过程有逻辑性。新闻采编的拍摄方案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人员在采编工作进行前需要选择合适的拍摄地点，注重拍摄地点的细节问题，这样能更好的捕捉细节画面，保持整个新闻内容的清晰完整。
3、选择有视觉影响力的细节画面
新闻记者才整个访问过程中需要着重把握新闻事件源的细节画面，这样的细节画面才能够吸引观众视角。例如在2005年中央电视台的一则新闻报道中，总书记和连战会面，整个新闻报道中，两者握手的镜头长达一分钟，同时用固定镜头显示连战不断点头的画面。可见，要想在短短几分钟的新闻报道中将新闻事件完美展现，就必要做到简洁精干，力求使用细节画面展现新闻事件的关键点，在有效的时间内提高新闻传达效率。
二、结语
新闻信息源的无限化和新闻采编的合作化使得新闻表达的多元化得以实现。过去，新闻报道模式被传统媒介所垄断，而新闻表达的多元化打破了传统媒介的垄断地位。在对同一新闻事件的报道上，不同的媒体所采用的方式各不相同，这样就使得新闻报道的方式变得多元化，也更有利于给受众提供更加全面的新闻信息。
二、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编辑应具备的学识修养
（一）具备优秀的新闻策划能力新闻策划能力是新闻编辑应具备的基本从业能力，随着媒介融合的发展，对新闻编辑的新闻策划能力的要求变得更高。当新闻编辑在面对一个新闻事实时，首先要考虑的是该新闻事实是否适合通过多种媒介综合报道，在报道形式上是否符合多角度制作的要求，怎样让该新闻事实的传播效果实现最大化等等。作为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编辑，不仅要具有多媒体策划的理念，还要具备多媒体策划的能力。新闻编辑在制作新闻策划书时，不仅要有相对完善的总体任务，还要将总任务分成若干个子任务，并对子任务有清晰明确的标示。一份优秀的新闻策划书除了要包含受众调查、制作周期、预期效益等基本内容外，还要将各个子任务所需的传播媒介、传播方式等一一列出。对于各种传播媒介的工作流程和运作成本，新闻编辑都要十分熟悉，并能根据各自的特点将新闻策划做成适合多个媒介的形式。新闻编辑优秀的新闻策划能力能够实现各媒介之间的完美对接，降低协调成本，并提高新闻编辑自身的工作效率。
（二）优秀的海量信息掌控能力在网络时代之前，人们所能掌握到的信息是十分有限的，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信息逐渐地增多起来，而在移动通讯技术迅猛发展之后，整个世界都处于一个信息泛滥的时代。随着信息的泛滥和媒介融合的发展，新闻编辑获得新闻素材的来源不再仅仅局限于记者采访后完成的新闻稿件，网民的博客、微博，以及作者投稿的邮件等都变成了新闻编辑的素材来源。信息量的增大所带来的突出问题就是信息质量参差不齐，而且不同的媒介对新闻素材的要求也不同，基于多方面的因素使得新闻编辑在素材选择和编辑方面的工作难度加大。面对海量的信息，要求新闻编辑具有较强的掌控能力，能够识别出信息的真伪。
（三）转变为一专多能型编辑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编辑的工作不再具有独立性，而是会与其他媒介工作人员的工作内容产生交叉，在这样的发展形势下，新闻编辑除了具备基本的编辑技能之外，还要具备计算机操作能力，使自身转变为全能型的新闻编辑人才。新闻编辑所需掌握的计算机操作能力主要包括几方面：能够利用搜索引擎搜集相关的资料，图像编辑能力，视频剪辑能力，音视频混编的能力等。新闻编辑只有努力地将自己转变为一专多能型的编辑，才能更适应媒介融合对新闻编辑的要求。
（四）具备产品形态创新的能力媒介融合之后，新闻编辑在稿件选择上有了比较大的自，但是相应的，新闻编辑的稿件处理能力要求也就提高了。新闻编辑在对稿件进行处理时，要具有异常敏锐的判断能力，并且还要具备思维创新能力。在实际的稿件处理中，新闻编辑要根据不同的媒介特点对稿件进行符合要求的再创造，从而更好地实现新闻的传播效果。新闻编辑工作的最终目的就是吸引受众的注意力，这就要求新闻编辑具备创新能力，对新闻产品的形态进行创新，为受众提供更为多样化的服务。
三、结论
新闻内参的舆论监督要在“以人为本”的根基上才能发挥其作用，但新闻内参不是“包青天”，也不是“路见不平一声吼”的绿林好汉，更不是纪检监察部门。新闻内参的主要功能在于敏锐地发现问题，真实地报道事实，并积极促成相关部门解决问题。农民工被欠薪问题历来是媒体报道的重点。面对被拖欠工资、生活难以为继的农民工，记者和编辑的正义感和同情心会油然而生，此时，记者和编辑必须以职业化态度保持清醒和冷静，认真核对基本事实，了解来龙去脉，为领导协调解决问题提供思路。辽宁广播电视台内参先后报送了多篇农民工、环卫工被欠薪事件，由于事实严谨、立场客观、态度公正，全部得到妥善处理和解决，无一例存在异议的报道。
二是把握好态度的度
新闻内参作为体制内监督的工具，开展舆论监督的初衷应该是善意的，监督的目的是促使被监督者积极改进工作中的不足，及时纠正出现的错误，而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辽宁广播电视台记者在沈阳某运河边发现大量私家车主取河水洗车，造成道路拥堵和路面污染。记者向行政执法、区政府热线、街道办事处、运河风景区管理处、城建热线等单位逐一反映情况，上述部门都表示没有明确的管理权限。记者又查阅了《沈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以及《沈阳市运河风景区管理办法》等法规，确实未找到执法管理的依据。面对这样一个管理真空地带，新闻内参不针对任何部门和个人，如实地反映问题，使领导及时知晓社会管理中存在的缺失。这篇新闻内参报送后，沈阳市公安局主动承担了管理责任，积极采取了有效的措施，最终圆满地解决了问题，内参为此又进行了追踪报道。所以说，新闻内参要从有利于工作、有利于解决问题的前提出发，与有关政府、部门积极配合，密切协作共同促成问题的解决。
三是把握好法律的度
本文拟从西方新闻自由发展的视角出发，对西方新闻自由在内部新闻自由阶段的发生、发展予以考量。之所以选择内部新闻自由作为考察点，是基于两方面的现实：一是内部新闻自由更为集中地表现出西方新闻自由在现代的矛盾与特点,“争取媒介内部新闻自由成为新闻事业的一个新动向”[1]；二是国内有关西方内部新闻自由的研究较为零碎，尚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尤其是缺乏从西方新闻自由发展视角的整体性考察，这与对西方新闻自由发展前两个阶段（即自由主义报刊理论阶段与社会责任理论阶段）的研究形成鲜明对比。
一、西方内部新闻自由的提出及发展
最早提出内部新闻自由的是20世纪初的德国与日本，并分别在二战结束后形成席卷全国的运动风潮，继而迅速波及到法国、意大利、奥地利、荷兰等欧洲国家以及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受西方内部新闻自由思想的影响，我国台湾省也出现了相关的争取内部新闻自由权利的活动。内部新闻自由的提法在各国不尽相同，从发展的过程来看，以日本和德国的情况最具代表性。
德国是明确以“内部新闻自由”形式提出新闻专业自问题的国家，早在1919年颁布的魏玛宪法中就规定,不论任何劳动关系或雇佣关系均不得妨碍公民行使新闻自由权利[2]。但随着纳粹上台，有关争取内部新闻自由的活动也随之中断。德国正式提出“内部新闻自由”问题是在二战后的50年代[3]。其内容除了要求编辑自外，还包括一定的媒介管理权。当时，在联邦德国境内，报社兼并之风大起。有的老板在出卖报刊所有权时，不征求编辑部的意见，并且出于销路等经济方面的考虑，对编辑业务横加干涉。这引起新闻从业人员的极度不满。在此背景下，联邦德国新闻界和法学界提出了“内部新闻自由”的问题，进入60年代，遂形成波及全国的“编辑室章程运动”。在以《明星周刊》、《南德日报》等为代表的媒介的内部，劳资双方通过谈判方式就发行人的权利和新闻工作者的地位问题进行协商，并最终以“编辑室章程”形式确立了新闻从业人员以“共同决定权”为代表的专业自利。至1962年，联邦德国已有213家报社的编辑部取得了编辑自[4]。从1968年起，以德国报纸发行人协会为一方，德国新闻工作者联合会为另一方，针对编辑部和发行人的团体关系开始进行谈判。但是，由于双方争议太多而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直到1990年5月，在经过38小时的马拉松式的谈判后，双方签订了有关保障共同决定权、工资、工时等团体协议[5]。
日本内部新闻自由是以“编辑（自主）权”的名义提出的。早在1919年，朝日新闻社职工就提出编辑独立的问题。但明确提出编辑权却是二战结束以后的事情。战后日本在占领军的指导下开始了民主化改造，在要求实现民主化的各种运动中“站在最前列的就是新闻工作者”[6]。在1945年10月发生的“第一次读卖新闻争议”中，读卖新闻社提出了控制新闻制作主导权的要求。朝日新闻社随后也发表了著名的《与国民站在一起》的宣言，声称要以全体从业人员的总意为基础运营。[7]《每日新闻》东京总社工作人员大会则做出决议：“迅速建立代表全体工作人员意志的机关”[8]。在此背景下，以上述三报为代表的日本主要新闻媒介的职工先后获得了编辑权。1947年，日本报纸发行人和编辑协会做出决议，指出报社职工有权利和义务不报道老板要他们报道但与公众利益相抵触的事。[9]
但到了1948年，在盟国占领军的强力介入下，斗争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当年3月，占领军了一个关于“编辑权”的声明，第一次明确提出“编辑权”的概念。但其内涵已经由编辑自转换成了编辑决策权，包括新闻制作、传播中的一切决策权利，并称“在决定新闻出版事业编辑内容的问题上，经营者负单独、完全的责任”[10]。日本新闻协会随后发表《关于确保报纸编辑权的声明》，重申了上述观点，从此使“编辑权”由内部新闻自由权利演变为保护资本力量介入新闻制作过程的合法权利。编辑权由此成为战后日本新闻媒介内部与编辑业务有关的一种至高无上的制约力量。直至20世纪70年代，上述编辑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才开始动摇。1977年，每日新闻社制定《每日新闻社编辑纲领》，其中专设“编辑的独立”一节强调其编辑独立于不正当干涉的主张。[11]随后，日本放送工会也提出了内部播放自由的口号，使内部新闻自由开始了新的发展。
从西方内部新闻自由的发展来看，尽管各国对内部新闻自由的提法各不相同，但内部新闻自由的内容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建立在新闻关系上的对“新闻民主”的追求，表现为对新闻专业人员工作内容方面自主性的保障要求，包括报道权和编辑权两种主要权利；另一个是建立在劳资关系上的对“产业民主”的追求，主要涉及媒介内部人事、工资、福利、经营等方面的管理决策权利，它构成新闻自的组织性保护层次。其中，围绕编辑权的斗争是内部新闻自由的焦点所在。这是由新闻从业人员具有的专业者与劳动者的双重身份所决定的。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分别从新闻专业者和劳动者的层次上提出民主与自由的要求，构成了内部新闻自由内容的两个不可分离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西方内部新闻自由的深层考察
1、西方内部新闻自由所针对的问题
和新闻自由发展的前两个阶段一样，内部新闻自由的提出也并非偶然，而是具有一定的针对性。考察提出内部新闻自由的各国的新闻事业历史及现状，不难发现，内部新闻自由的提出是在试图解决以下两个层次上的问题：
(1)针对媒介个体层次而言，内部新闻自由的提出，是因为媒介所有人和经营主管对新闻业务方针的主导使新闻工作者面临丧失专业自的危险。当西方新闻事业发展到20世纪初，在获得相对充分的免于政府干涉的外部新闻自由的同时，新闻媒介自身也形成庞大的企业化体系。企业化运作的特点使媒介在享有免于政府干涉的同时，却背离了新闻自由发展的方向。新闻媒介不是去到“观点的公开市场”上“自我修正”，“寻求真理”，而是向商业系统转变。在此过程中，媒介经营者凭借雇佣关系中资本所有权的力量来主导新闻业务方针。对于他们而言，新闻自由意味着不受限制地采集新闻，经过专业性加工，将它们变成消息报道，然后卖出去的自由[12]，经营者的营业自由成为媒介真正的自由。而且，庞大化的媒介集团同时谋求对自身发展有利的政治权利，使新闻媒介成为自己避害趋利的表达工具。所有这些，都使新闻媒介内部的员工由于劳资关系而处于被支配的地位，面临丧失各种专业自的危险。
内部新闻自由正是作为化解上述矛盾的手段而被提出的。内部新闻自由的倡导者试图通过对新闻专业人员工作内容与工作地位的保障来解决媒介内部出现的对立。这在上述各国内部新闻自由的发展中明显的表现出来。一战结束后，日本报业形成独立经营的企业化运作机制，由于日本新闻媒介传统上总经理的权力要大于编辑局长[13]，媒介内部矛盾冲突十分明显。二战的爆发使媒介管理者对新闻业务主导的危害集中显现出来。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颁布了一系列苛刑峻法约束媒介行为。但在经营者寻求资本发展（当然也有政治发展）的方针指导下，鼓吹“圣战”，宣扬“皇军”“赫赫战功”的言论、报道充斥报纸版面，报纸的发行量不仅未降，反而稳步上升。1932年是1000多万份，到了战争结束前的1944年竟已上升到1552万份[14]。新闻媒介这种以自身利益主导新闻业务方针，迎合战争宣传的做法成为战后日本新闻民主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而作为内部新闻自由主要内容的编辑权，正是作为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法而被正式提出，将“资本、经营的报纸和劳动者、新闻学的报纸两军交锋、水火不能相容这样一个实质，毫不含糊地揭示出来了”[15]。在联邦德国，内部新闻自由的指向更为明显，直接针对发行人对报社编辑方针决定权的独占问题。1951年，联邦德国“报纸发行人组织”和“德国新闻记者协会”签订的一份合同明文规定，基于联邦德国自由经济报业结构的本质，报社老板拥有决定报社政治、经济、文化走向的权限；报纸发行人须于聘约中约束受聘记者编辑遵守报社的编辑方针[16]。这种排除新闻工作者参与制定编辑方针的规定直接加剧了新闻媒介内部的矛盾斗争，并最终使以争取内部新闻自由为目标“编辑室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
（2）针对媒介体系层次而言，内部新闻自由的提出是因为媒介的兼并和垄断使多元化的言论公开市场面临萎缩的危险。西方社会认为，由众多的言论机关构成多元化的意见公开市场体系，可以促进社会民主进程，保证真理战胜谬误[17]。然而，当新闻媒介作为私人所有的商业机构而以商业化形式进行运作时，不可避免地由自由竞争走向兼并，最终走向垄断。对于产业而言，这种兼并是十分必要的。但兼并行为导致了单位媒介的减少，从而最终导致意见公开市场体系内言论的趋同，破坏了自由主义报刊思想引以自豪的思想多元化和言论的公开市场竞争的民主构想。针对上述危机，内部新闻自由思想倡导者提供了两种解决方式的设想。其一是通过签订编辑室规章，使媒介的新闻方针以规章的形式固定下来。这样从而可使媒介的言论免于受到所有权变更的影响，而且，内部编辑自与报道自带来的言论多元化自由空间，也可弥补媒介体系外部因单位媒介个体的减少而导致的多元化言论市场的萎缩，最终促进民主的发展。其二是通过获得有关经营方面的共同决策权，来参与媒介的经营方向的制定，以影响媒介兼并的进程。欧洲的内部新闻自由发展展示了上述危机与解决设想之间的实践关系。意大利新闻工作委员会提出的五项权利要求几乎全是针对报业兼并而言，编辑人员不仅提出了编辑自，还要求享有经营（主要是指股权变更方面）的共同决策权[18]。受西方内部新闻自由思想影响而产生的我国台湾的编辑室公约运动，其直接导火索就是“自立报系股权转移事件”。究其原因，是报社员工担心新的所有人会改变原有的“自立风格”，而试图以编辑室公约来保证编辑方针不受报社所有权变更的影响。[19]
内部新闻自由所要解决的问题正如上文所述，是西方新闻事业发展到垄断阶段的必然现象。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即为何并非所有出现上述危机的国家都选择内部新闻自由作为其解决问题的方式呢？特别是新闻自由的发源地英国，仅仅与欧洲大陆一水之隔，却并没有提出内部新闻自由问题。而新闻业商业化程度最为发达的美国，也没有像新闻自由发展的前两个阶段一样，成为运动的先驱。考察内部新闻自由的实践，我们会发现，以其为解决上述危机手段的国家分别表现出以下特点：
1、在遭受严厉的新闻专制后，又经受了迅猛推进的的民主化改造。提出内部新闻自由的几个主要国家，几乎都受到过法西斯主义的新闻专制，其中日本、意大利和德国还是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源头。新闻自由的发展曾受到极大的压制。当战争结束以后，在盟国占领军推动下，这些国家纷纷开始了暴风骤雨般的民主化改造。而这一点恰恰又是英、美等国所没有的。
2、新闻媒介内部结构问题。尽管西方主要国家的新闻媒介内部都先后出现了所有权、经营权和编辑权、报道权的分离，但上述权利在媒介组织中的地位却是有区别的。在英美等国，编辑权及报道权的地位要高于经营权，而在日本等国则恰恰相反。尽管西方各国编辑权、报道权和经营权都服从于所有权，但后者的结构显然更易于激化媒介内部的矛盾。
3、工人运动的兴盛。明确提出内部新闻自由口号的联邦德国是一个工会组织十分发达的国家。经过数十年的不断努力，德国工人在解决劳资关系上不仅通过了规定雇员在某些方面拥有与雇主平等的共同决策权的《共同决定制法》[20]，而且同期出台的《企业组织法》还完整规定了劳工共同决定制的具体内容。作为同是雇佣关系中的劳动者，新闻工作者必然受到工人运动的影响。但上述《企业组织法》118条却规定，属于意识取向企业性质的新闻媒介的员工并不享有共同决策权[21]。基于此种对比，我们可以看到，联邦德国新闻工作者争取的内部新闻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在争取一种“普通劳工待遇”罢了。日本及其他国家的内部新闻自由发展也明显表现出受到工人运动兴盛影响的特点。
2.西方内部新闻自由所遵循的解题原则
内部新闻自由运动设想，通过新闻工作者享有高度的新闻自，并辅以组织管理上的民主化，以实现媒介产业与新闻专业两个方向的协调发展。这种解题方式实际上来源于两个原则，即新闻专业主义和劳工民主理论。
（1）新闻专业主义。该理论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22]，由于西方新闻事业自身发展的多元化，在新闻专业主义概念下，包含两种不同的理念。一种是强调纯粹地反映现实，报道事实，被称为中立性的“守门人”理念；一种是强调做公众的阐释者，替读者解释各种消息的意义，被称为参与性的“鼓吹者”理念。[23]其中前一种理念在西方社会的新闻制度里一直占主流地位，但后一种理念也在不同时代或不同阶段发挥作用。考察内部新闻自由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在日本，新闻工作者所奉行的是参与性的“鼓吹者”理念，强调新闻媒介作为“言论机关”的独立特性。朝日新闻社著名的《同国民站在一起》宣言声称：朝日新闻归根结底必须是国民的言论机关[24]。读卖新闻社也宣告：从今日起要成为民众的朋友，并永远作人民的机关报[25]。在欧洲，新闻工作者则秉承中立的“守望者”理念。联邦德国《曼海姆早报》和《明星周刊》等的编辑室规章都无一例外地规定，客观、超然、独立是报刊报道新闻的原则，而编辑室内的共同决策制度正是服务于这一原则[26]。
新闻专业主义要求新闻业以专业的身份服务于社会，就必然追求象医生和律师那样以专业的独立性来保证自身直接对社会负责。从新闻专业主义视角来看，内部新闻自由所争取的专业自主性其实就是对这种独立性的追求。因为，只有独立，新闻业才能保证自己成为自身行为的主体，才能直接对社会负责。因此，内部新闻自由实质上正是新闻专业要求直接对社会负责、实现自身社会价值的集中表现。
（2）劳工民主理论。。当资本主义企业发展到现代，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产权变更日益频繁，而另一方面，企业的发展与经营同时关系着劳动者工作条件、福利待遇乃至工作权利的丧失与否，劳动者与企业之间形成息息相关的联系。在此背景下，西方社会于二战前后兴起了劳工民主理论。这种理论主张，劳动者以其劳工的地位，应该享有企业的经营管理决策权利。劳工通过行使共同决策权，可以保障自身权益，获得资方或管理人员的尊重，并迫使管理者放弃专断管理方式，实践民主理论原则。[27]内部新闻自由作为争取免于劳动关系干涉的自由权利，其斗争也得力于劳工民主理论的指导。由上述内部新闻自由的内容来看，其中有一部分正是新闻工作者以劳动者的身份争取到的劳工权利。这些权利不仅保障了新闻工作者作为劳动者的权利，而且构成了实现媒介内部专业自的组织管理层次上的保证，使新闻工作者在行使专业自的同时，免于因劳动者的附属地位而受到经济上的损失。
从内部新闻自由的实践来看，劳工民主理论的原则在欧洲得到了较高程度的实现，而与源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独立要求却尚有距离。但即便如此，媒介内部的既存关系也得到了较大的改善。据20世纪70年代对联邦德国75家报社的新闻工作者的调查显示，对于“谁决定报社言论方针”这一问题，71%的编辑记者，53%的各版主任和64%的总编辑回答是由“编辑部全体同仁决定”，只有9%的编辑和5%的各版主任回答“主要由报社老板决定”[28]。
3、西方内部新闻自由面临的困境
内部新闻自由的实践，使西方新闻从业人员获得了相对开阔的专业运作空间。然而，在西方固有的社会结构中，内部新闻自由发展也难以避免地陷入了困境。这种困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内部新闻自由受到资方的普遍抵制。日本的编辑权运动虽鼎盛一时，但仅仅是“把现代报纸的根本矛盾在哪里这个问题提出来”[29]。至于问题的解决则不了了之。每日新闻社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编辑章程，也仅仅表现为“宣传用的美丽辞句”[30]。至于德国，至1973年，联邦内签订有编辑室章程的报社已由1962年的213家减至130家[31]。而到1991年，在全国所有410家报社中仅剩7家签有编辑室章程[32]。另一方面，内部新闻自由法制化的实现困难重重。规定的劳动者享有免于劳动关系干涉的新闻自由权利的德国《魏玛宪法》仅仅是昙花一现。至20世纪70年代，联邦德国政府曾尝试把法学界有关内部新闻自由权利的提议重新拟入一般性的新闻法，在遭遇极大的批评及阻力后也只好作罢[33]。时至今日，针对世界范围而言，内部新闻自由权利也仅仅在荷兰、奥地利等少数几个国家得到法律的认可。目前，在大多数西方国家，新闻从业人员是否能够享有内部新闻自由权利，全看老板是否开明，这在强调法制的西方社会显然是不正常的。
那么，西方内部新闻自由的发展为何会陷入困境呢？由对西方现实社会关系的考察可以会发现，这种困境实际上是劳动关系与新闻关系在新闻专业人员角色权利认定层次上激烈冲突的体现。上文已经论述到新闻从业人员角色的二重性，即劳动者和新闻专业工作者的双重身份。但西方社会关系结构究竟规定哪一种关系所限定的角色特征才是最根本的呢？新闻关系的框架限定新闻从业人员必须是独立的才能履行新闻媒介的公共职责。而西方社会对新闻自由的保障，主要是通过两种制度上的建构来实现。一是限制政府对新闻媒介行为的干预；二是对西方媒介私有财产权的尊重。英国哲学家格林认为，私有财产是一个人实现自我完善和道德的重要手段，因此是不可侵犯的[34]。基于这样的逻辑起点，对媒介的私有化的尊重成为西方新闻自由的基石。其逻辑推演表现为：媒介在私有的经济结构上排除国家或其他社团、私人的干预，而使它有完全的决定自由。基于媒介经营人须完全而独立地负担新闻业的经济责任，自应有权责相符的单独决定新闻业务方针的权限，即谁承担经营风险，谁就拥有新闻方针决定权。很显然，西方社会关系结构更倾向于把劳资关系放在第一位，由此出发，劳资关系框架规定新闻从业人员处于雇佣性从属地位，不应拥有新闻方针决策权。这是内部新闻自由反对者最主要的理由，也是源于肯定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判断。由此逻辑推演开去，劳资双方共同决定制已经算是资方最大的让步了。
三．西方内部新闻自由的评析
内部新闻自由的基本设想可以被归纳为两点，一是免于雇佣劳动关系束缚的新闻自由；二是以专业的独立自主性保证媒介垄断背景下的言论多元市场的存在。我们不妨把对上述设想的评析放在西方新闻自由发展的演进过程中背景下来进行。
（1）自由主义报刊思想的延伸。自由主义报刊理论在抵制政府干涉时表现出了强大的力量，而当遭遇媒介商业化和垄断化时，却显得无能为力。内部新闻自由的出现则可以看作是自由主义报刊思想在商业化背景下的延伸。这种延伸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把免于干涉的思想由外部的媒介不受政府的干涉延伸至媒介组织内部新闻工作者不受雇佣劳动关系的干涉。媒介的经济独立和市场运作，使新闻业在摆脱政府干涉的同时又产生了另一权力中心，即媒介组织，进而形成以雇佣关系为特征的媒介内部束缚。内部新闻自由认为，唯有免除这种束缚，才能使基于新闻关系的新闻自由得以真正实现。这样，就把所要免除的干涉对象范围由政府扩大至媒介内部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并且使新闻自由的享有者由媒介整体而具体到仅仅是新闻关系结成者的新闻从业人员。二是意见公开市场的延伸。随着自由竞争逐步消解，源于多元媒体的意见自由市场面临被垄断被扼杀的危险。内部新闻自由的出现则是试图寻求一种在媒介的经济垄断局面下实现言论多元的解决方式。新闻工作者希望以编辑室章程的形式确保媒介的编辑方针不被改变。这样，即使媒介被兼并，也可以因为编辑方针的固定不变而保持媒介体系内部的言论多元化市场的存在。20世纪西方自由主义嬗变的一个特点就是“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分道扬镳”[35]。也许正是受了上述“分道扬镳”的影响，内部新闻自由对自由主义报刊思想的延伸也明显带有角色分离的趋向，即把媒介的经济行为和言论功能相分离，以确保既不妨碍媒介在经营上“垄断、兼并的自由”，又使“意见公开市场”得以繁荣。
（2）社会责任论的“同题异解”
社会责任论的提出略早于内部新闻自由，因此可以认为它们的产生有着相近的历史背景。在考察上述两种新闻自由的内涵之后，不难发现，正是相近的历史背景，使内部新闻自由表现为社会责任（即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同题异解”。从对自由主义报刊理论的发展上来看，社会责任论和内部新闻自由是在解决同一个问题：在媒介商业化背景下如何依然运用自由主义报刊理论解释并指导实践？由于上述两种新闻自由的提出者不同（一是学者，一是新闻从业人员），提出问题的方式也有所区别。社会责任论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在宏观上解决媒介的事业化与商业化之间的冲突；内部新闻自由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在微观上解决媒介内部新闻专业与专业外管理之间的冲突。针对解题方式而言，社会责任论侧重媒介与其外部社会系统间的互动。它一方面强调媒介从业人员的道德自律，另一方面又催生了新闻评议会等组织，以确保媒介对社会负责。内部新闻自由则侧重于媒介内部组织关系的重构，试图通过免于源于资本权利的专业外干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自由。两种新闻自由理论是在不同层次解决同一问题，所不同的只是发展的方向各异。社会责任论重在对自由主义报刊理论所主张的新闻自由内涵的丰富上；而内部新闻自由则对自由主义报刊理论新闻自由适用的外延加以拓展。从实践来看，两种解决方式还表现出一定的兼容性。内部新闻自由并非只在欧洲大陆和日本等地出现。在社会责任理论的发源地美国，有39个州对内部新闻自由问题作了明文规定，另有11个州的政府承认编辑和记者享有一定程度的自[36]。而另一方面，源于社会责任理论的新闻评议会也在联邦德国和日本等国家出现。这其实也暗示，无论内部新闻自由还是社会责任理论都无法单独解决自由主义报刊理论所面对的危机，两者都仅仅是西方新闻自由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阶段性的设想。新闻自由的真正实现还要依赖于更深层的问题，即社会关系结构框架内所存在的根本矛盾的解决。
内部新闻自由的提出使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新闻媒介在免除较多的政府干涉后，并没有完全沿着推动社会前进、服务公众自由的道路发展下去，而是在商业运作的同时又形成新的束缚。这是由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所决定的，是其基本矛盾在新闻传播关系领域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无论是社会责任论还是内部新闻自由都仅仅期盼在现有的社会关系框架内寻求解决方式，因而也都必然陷入困境，这是西方新闻自由发展的局限所在。然而，其中新闻从业人员对新闻自由的不懈追求不时散射出理性的光芒，使人钦佩。此外，内部新闻自由提出以专业理念来保证新闻业务操作不受专业外管理的干涉，对于我国新闻实践也具有启发意义。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为新闻自由的充分实现提供了政治与经济的保证，但是也存在专业外管理对新闻专业的不当干涉的情况。当然，在这里新闻业作为一个专业组织有着不同于西方的专业理念。但同样，我国新闻业作为一个专业组织要想实现服务社会的专业理念，除了自身专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的要求外，免除专业外干涉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尤其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深入发展，新闻媒介经营上自负盈亏，来自市场的压力使新闻业面临新的挑战，一些经营上的干涉已经使使新闻专业自主性受到影响。在此背景下，内部新闻自由理念要求以专业自主性来保证媒介为社会服务的公益特征对我们尤其重要。
[注释]
[1]童兵等：《新闻传播学原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9），第320页。
[2]参见刘迪：《现代西方新闻法制概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第26页。
[3]参见翁秀琪，蔡明诚：《大众传播法手册》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92），第301页。
[4]参见陶涵：《比较新闻学》文津出版社（1985），第113页。
[5]参见林佳和：《内部新闻自由的几点法学观察》，《新闻学研究》（52）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96）。
[6]〖日〗稻叶三千男等：《日本报业理论与实践》新华出版社（1985译版），第119页。
[7]参见〖日〗内川芳美等：《日本新闻事业史》新华出版社（1986译版），第17页。
[8]〖日〗稻叶三千男等：《日本报业理论与实践》新华出版社（1985译版），第120页。
[9]参见陶涵：《比较新闻学》文津出版社（1985），第112页。
[10]〖日〗内川芳美等：《日本新闻事业史》新华出版社（1986译版），第21页。
[11]参见〖日〗和田洋一：《新闻学概论》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译版），第93页。
[12]转引自徐耀魁：《西方新闻理论评析》新华出版社（1998），第228页。
[13]参见支庭荣：《媒介管理》，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第44页。
[14]参见张允若：《外国新闻事业史新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第195页。
[15]〖日〗稻叶三千男等：《日本报业理论与实践》新华出版社（1985译版），第120页。
[16]转引自翁秀琪：《大众传播理论与实证》台湾三民书局（1996），第337页。
[17]参见徐耀魁：《西方新闻理论评析》新华出版社（1998），第262页。
[18]陶涵：《世界十国新闻史纲要》文津出版社（1989），第164页。
[19]参见涂建丰：《编辑室公约运动》《新闻学研究》（52）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96）。
[20]张精华：《为什么偏偏是德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第152页。
[21]参见林佳和：《内部新闻自由的几点法学观察》，《新闻学研究》（52）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96）。
[22]参见郭镇之：《舆论监督与西方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主义》《国际新闻界》（1999、5）。
[23]李金铨：《大众传播理论》台湾三民书局（1996），第45页。
[24]〖日〗和田洋一：《新闻学概论》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译版），第45页
[25]〖日〗稻叶三千男等：《日本报业理论与实践》新华出版社（1985译版），第120页。
[26]参见林佳和：《内部新闻自由的几点法学观察》，《新闻学研究》（52）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96）。
[27]翁秀琪，蔡明诚：《大众传播法手册》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92），第300页。
[28]翁秀琪，蔡明诚：《大众传播法手册》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92），第337页。
[29]〖日〗稻叶三千男等：《日本报业理论与实践》新华出版社（1985译版），第120页。
[30]〖日〗和田洋一：《新闻学概论》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译版），第93页。
[31]陶涵：《比较新闻学》文津出版社（1985），第113页。
[32]苏正平：《新闻自主的理论和实践》《新闻学研究》（52）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96）。
[33]参见林佳和：《内部新闻自由的几点法学观察》，《新闻学研究》（52）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96）。
[34]参见夏基松，李寿福：《西方主要社会思潮评析》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第343页。
新闻炒作不同于新闻策划，这本来是一个毫无疑义的命题，可在当下这样一个价值迷茫的时代，两者的区别却如此模糊，因而我们有必要指出：相对于新闻策划，新闻炒作存在着本质性的价值缺失，新闻炒作说到底是一种根本违背新闻规律与专业精神的行为。考察一个完整的传播链条，我们不难发现，从传播者的角色定位到信息的选择、开掘，再到受众的接受效果，新闻炒作都存在一系列的价值缺失。一、有价值的传播者角色的缺失
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媒体和记者。作为传播活动的发起人、传播内容的发出者，当然有着重要的社会价值，有着理想的角色功能。人们把他们描述成信息的传播者、社会的守望者、历史的记录者、群众的代言人等等。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新闻炒作中的媒体和记者早已不完全是这样了，他们陷入了角色的错位和价值的缺失之中。在此起彼伏的炒作事件中，这些信息的传播者，变成了信息的制造者，既能制造空穴来风的假新闻，也能利用某些事实基础，变态地制造出“新事件”。这些公众利益的“守护神”，社会舆论的“导向人”最终变成了大众的愚弄者，社会舆论的误导者。
以轰动一时的“杨丽娟”事件为例，当一位67岁的老人为满足星迷女儿的愿望而卖肾的信息公之于众时，媒体想到的不是如何借助自己的力量对这个偏执的家庭及他们偏执的孩子进行正确疏导，相反，却以一种及其兴奋乃至癫狂的姿态在“13年”、“买房”、“卖肾”等字眼上大做文章。北京某电视节目制作公司甚至三次到兰州商谈“业务”。而某电视台记者也对杨家做出承诺：“我们台有实力，能联系到刘德华，见是肯定的”。媒体到后期甚至还参与策划了“明星捐款”等事件。本该发挥舆论引导功能的媒体将这个病态家庭作为道具，自编、自导、自演、自播了一出追星悲剧。
2006年3月23日《兰州晨报》的相关报道曾这样写道：“虽然林鹃(化名)的父母一时无法凑足费用让她第三次去香港，使她受到了不小的打击，但除了本报和央视《社会与法》频道记者的关注和重视外，《南方都市报》、东方卫视以及央视《共同关注》栏目组记者也将于24日抵达兰州，对林鹃痴迷和寻找刘德华所付出的代价及遭遇进行关注。与此同时，全国绝大多数城市强势媒体也将在24日联合本报一起刊发林鹃父母写给刘德华的‘请愿书’。希望刘德华得知此事后能够安排时间和林鹃见面。此外，全国绝大多数城市强势媒体都已转载了本报对痴狂‘追星女’的连续报道，并对本报长期以来对弱势群体的爱心和帮助给予了肯定和赞扬。”面对这样的报道我们不禁要问：“星迷”林鹃值得媒体如此关注吗?媒体不遗余力倾注如此热情的动因是什么?《兰州晨报》在这段文字最后借他者之口往自己脸上贴金的表述以及那些“唯恐影响不够大”的描述无疑给出了答案。正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言：新闻炒作的第一个目的，也就是最直观的目的就是“引起轰动”，而最终的目的是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媒体要为杨丽娟“圆梦”，最终要圆的是自己的利益之梦。当杨丽娟疲惫地返回兰州，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情绪激动地说道：“媒体太残酷了，他们只关心自己的事，之后扔下我们就不管了。”是的，“在杨丽娟事件狂轰滥炸的报道中，我们看到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残忍，杨丽娟事件分明变成了一场媒体的盛宴，舆论的狂欢!”。娱乐变成了愚弄，受众的尊严被肆意嘲弄，新闻的专业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损伤。
二、有价值的传播信息的缺失
“拍到王菲生子，等于事业成功”，这是娱乐记者们在2006年时的口号。为何是这样?圈内有名的娱乐记者王小鱼在回答《南方周末》、凤凰卫视等诸多媒体采访时说：“拍到目前华语娱乐界地位最高的天后王菲和最具争议的影星李亚鹏孩子的第一张照片，和当年德国人在美国拍到麦当娜孩子第一张照片，从新闻含量上来说是一样的。”“如果哪个娱乐记者说：王菲生孩子与我没关系，我想，他一定疯了。”而当央视主持人和晶问偷拍到菲鹏恋的意义时，娱乐记者卓伟的一段表白更可称作新闻炒作的价值宣言：“这个照片它本身的新闻性大过了它的艺术性。这个照片没有什么艺术的价值，但是它有新闻的价值，它的新闻价值就在于它是第一次拍到王菲跟李亚鹏在一起的照片，证实了王菲跟李亚鹏两个人确实在谈恋爱。”
菲鹏恋爱、王菲生子或许确有一定的娱乐价值，但肯定不具有什么重要的社会价值，因而不具有真正的新闻价值。新闻媒体大张旗鼓地渲染此类鸡毛蒜皮的小事正是典型的炒作。于是，有价值的传播信息消失了，轻、浅、杂、碎的新闻炒作到处出现了：“庾澄庆与伊能静的婚姻危机”、“周正龙将被聘为深圳某动物园的名誉园长”、“陈冠希准备向好莱坞进军”，这些“五花八门的男欢女爱，生生不息的恩怨情仇”，毫无社会价值可言。而即便是可以从中挖掘社会价值的信息，一旦受到炒作的观念支配，便会统统滑向肤浅的泥塘。笔者有意收集了2008年“艳照门”事件发生后《重庆晨报》自1月30日开始的相关报道，在几十天的报道中，节选以下几个连续报道的标题：
1月30日：《陈冠希阿娇张拍芝艳照网上流传》(配有陈冠希、张柏芝，阿娇三人艳照)：
1月31日：《陈冠希离港避风头下一个蔡依林?》(配有张柏芝一张目光迷乱的艳照)：
2月1日：《容祖儿卷入艳照门香港警方拘捕涉案男子初步认定照片并非PS，不排除是手机拍摄》(配容祖儿等人艳照)；
2月2日：《陈冠希新博客贴半稞照张柏芝传与谢霆锋闹离婚》
2月3日：《陈冠希博客回应媒体“这不是游戏，是我的人生”》(配张柏芝代言的寝饰广告1张)《张柏芝谢霆锋家中闭关打电玩，众艺人身价不降反升》
2月4日：《港媒报张柏芝再度怀孕保住婚姻》(配张柏芝与谢霆锋与婆婆拉姑亲密照片)
从这些标题中我们不难看出，媒体从一开始就放弃对“艳照门”事件中具有深层价值和意义的“道德危机”问题的探讨，而是嗅着事件的新鲜和刺激味，一味进行猎奇式实录报道，唯恐有闻不报，报有所漏，沉溺于浅薄与无聊中不能自拔。
新闻娱乐化，更进而炒作化，原本只是媒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下对受众的迎合之举，但受众真的只愿看这些鸡毛蒜皮、鸡鸣狗盗的事?恐怕也不尽然。但从卓伟等娱记们自以为是的表述中(“这个照片没有什么艺术的价值，但是它有新闻的价值”)，炒作者当是久居鲍肆不闻其臭，更闻其香了，他们或许真的以为在传播很有“新闻价值”的东西。对此，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杜骏飞教授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媒体对于‘王菲生子’的围追堵截，本质上是圈子里的自恋行为，媒体是以这种高度“敬业”的表演来表达对自己的敬意。”
三、有价值的传播效果的缺失
传播效果通常分为三个层面：认知层面、态度层面、行动层面。依此而言，正面的有价值的新闻传播效果应当是：(一)达成受众对周围环境全面客观地了解和认知；(二)通过舆论引导和监督在受众中形成某些共识，促进社会的正常有序发展，并由此进一步树立媒体的公信力；(三)在受众中形成正确的价值导向，带动受众行动层面上的良性变化。然而。解析新闻炒作，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从哪一个层面上看，其所带来的效果大多都走向了反面。
从认知层面上看，新闻炒作以持续和遍在的方式，制造了事件重要的虚拟现实，而对于视野有限的一般大众而言，就误将这个虚拟的现实当做真实的现实来把握了。再加上炒作带有的刺激性和趣味性，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这些炒作的信息便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受众对客观现实的理解和把握，造成注意力的局限。有研究者对2008年初“艳照门”事件和南方特大雪灾两个事件的网络受众关注度做过分析，得出下面的一组数据：
两个事件在时间上有重合，但受众的关注度却明显同它们的社会价值成反比。除了受众窥私欲的干扰，我们说，媒体的大肆炒作是造成受众这种盲视的重要原因。
从态度层面上看，新闻炒作中诸多的故弄玄虚、虚张声势、无中生有、弄虚作假等等，最终加剧了受众对炒作新闻本身的逆反以及对媒体公信力的质疑甚至否定。从20世纪90年代的陈健康事件、白晓燕被绑架事件，到近在眼前的纸陷包子事件、艳照门事件等，每一次“重大”事件都以媒体的集体狂欢开场，而又都以民众对媒体操守的千夫所指了结。
行动层面上看，失范的新闻炒作行为能够如此长久普遍地存在，本身就给受众提供了一种负面价值坐标。久而久之，受众不仅会对无良的炒作现象习以为常，更进一步，还会在其暗示下，模仿和发挥炒作的内容。如香港的部分中小学生就在艳照门事件之后就掀起了自拍艳照公开上传的热潮。
综上所述，我们不得不再次重申，炒作不是策划，炒作就是炒作，它是一种丧失了新闻价值观的严重违背新闻专业精神与规范的不良行为。我们应该在学理上明确地坚持这个看法，这样也才能在实践上有效地反对新闻炒作。
电视编辑是电视创作的重要环节，是一项具有高度创造性的创作活动，它包括了创作层次和技巧层次这两方面内容。在电视创作中，编辑思维应该贯穿于节目创作始终。电视新闻是利用电视传播工具对新近发生的事实所进行的报道。而电视新闻编辑,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协调编采人员、整合新闻资源,同时基于专业知识和相关政策进行新闻判断,并根据所作的判断去取舍新闻、整理原稿、制作标题、编辑画面,以求再现新闻真实、落实编辑政策、吸引读者阅读、承担社会责任的人。这就是电视编辑对素材的“再创作”。
电视新闻编辑有两种含义，其一是指从事电视新闻编辑工作的人．其二是指电视新闻编辑工作：而关于电视新闻编辑工作，又存住广义与狄义两种理解广义的电视新闻编辑概念是从编辑学中的大编辑概念出发，立足于一个完整、固定的新闻节目：狭义的电视新闻编辑概念则绕过了编辑对于采访的策划与指导作用，只着眼于在采访素材基础上进行的加工与合成工作。
电视新闻编辑工作既是对前期采访素材的程序化整理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再创作的过程，材料的筛选与各种形式表达要素的运用，都是包含了自我观点与思想的创造：根据前文的定义，可以将其工作内容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一)查看、熟悉素材
（二)撰写、修改、加工文字稿
（五)字幕、特技，以及动画的编辑
（六)榆查与修改
电视新闻编排既要有规矩，又不能墨守陈规，成功的编辑往往得益于不断地探索和实践。不过在实践中，电视新闻编辑还需要掌握以下几条技能：
（一）提炼和升华主题。当编辑先要当好记者。电视新闻编辑仅有文字功夫和判断新闻价值的能力是不够的。他们日常大量的工作是与图像打交道，如果对电视新闻采访拍摄一窍不通，就很难修改记者和通讯员发来的消息。电视编辑对记者的稿件要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对主题的提炼以及稿件之后的编后话也可以实现对主题的升华。同时可以增强新闻的感染力与号召力；可以引发观众更多的思考，以弥补电视新闻一闪即逝的不足。电视新闻编辑每天都要面对从不同渠道涌来的大量不同的稿件。这些稿件对于记者来说，基本上都是成稿，是已经完成的作品。但是，对于编辑而言，它们只是编辑合成新闻节目的一些素材。编辑的“成品”应是一组完整的、高质量的、符合编辑意图和宣传思想的新闻组合。这就要求编辑对稿件进行选择和加工．要按照当前的宣传中心工作。按照新闻的价值进行组合和编排。这就是编辑的“再创作”。
（二）驾驭电视画面。电视编辑要有纯熟的节目剪辑技术。节目剪辑包括单条新闻的剪辑成片，多条新闻的组合和后期的切换导播三个部分，这些工作通常都是由编辑完成。纯熟的编辑技术，不仅是为了搞好新闻包装，而且有利于“分秒必争”。画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闻的内容和形式。“图像优先”是每一个电视新闻编辑应该遵循的原则。编辑在“再创作”过程中．必须充分了解图像。新闻稿件用来释解画面。而且，在编辑新闻时，应该“声画对位，画出声随”。这样，解说不会干扰画面．不会干扰观众自己理解画面，进而理解新闻。同期声的运用也是一种将新闻讲述得生动、完整的重要方法。缺少同期声。新闻就缺少了生动、鲜活的一面。
（三）巧用编排手段。巧妙地运用编排手段，可以使一些稿件变得重要起来。进而扩大影响力。这也是编辑“再创作”的一个重要技巧。内容相似的稿件．编辑可以进行综合叙述，让许多内容单一、形式单一的稿件组合起来，变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既增加了新闻的信息量，也增加了新闻的厚重感。在编排稿件时。编辑还可以运用对比的手法将稿件联系起来，起到互相衬托、相辅相成的作用。内容不同的，作为编辑，就要将这些稿件分门别类的重新组合，相互对比，再加以创作，让观众在观看之后，对于我们报道的新近发生的娱乐消息有个更全面深刻的了解。“再创作”要以事实为基础，不能凭空想象。不能主观臆断，更不能胡乱编造。同时。编辑技巧服从于编辑思想，服务于新闻内容。如果一味地追逐技巧．忽视新闻内容的挖掘和对新闻真实性、使命感的追求，技巧只会变成华而不实的空中楼阁。这对新闻节目的健康发展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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