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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社会问题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国内外城市发展表明，城市化具有正负两个方面效益：一方面城市化可以促进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能够集约利用土地，能够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同时能够促进教育、健康和社会服务的进行，因此很多专家都是非常主张中国应该走大城市圈的道路，他们出于大城市圈的理念正是跟城市化正面效应相结合。据他们所预测，中国在未来的10年左右，每个城市圈将聚集两到三亿人，这样就能把中国大部分人口集约到沿海地区，置换出我们内地的土地和资源。这也是我们城市报告的一个设想。
另一方面城市化又给我们带来很多负面东西，主要就是一系列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对我们的人们健康也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主要表现三个方面：一个城市气侯的变化；另外环境污染，包括水、空气、噪音、固体废弃物污染等等，二、淡水、化石的污染；三、伴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中也出现了许多的社会问题，例如就业、人们婚育观念的变化、家庭暴力、吸毒、青少年犯罪等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使得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分布与城市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显得非常重要。
随着社会阶层构成发生的深刻变化，社会观念也有碎片化的现象，即原有的社会阶层经由社会观念达到集体行动的逻辑发生了某种断裂，社会观念的利益化和个体化倾向明显，过去围绕改革方式、路径和方向而产生的左与右、激进与保守、自由与权威之间的观念分野，已经被围绕关键性社会问题而产生的新的阵营组合所取代。今后，社会观念的冲突将围绕着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健康、环境等具体的社会问题展开，随着问题的变化，争论的阵营也不断重新组合，这是社会观念冲突发生的一个新变化。
一、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
1、就业问题
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国有企业的改革、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以及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供给，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不断下降，现在每年最多能够创造的900多万个就业机会，但有多万人竞岗。到6月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795万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356万人，虽然“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但加上其他企业、农民工和大学生中未登记的实际失业人员，“城镇调查失业率”超过了10％。根据全国市民的调查，失业下岗被列为当前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的首位。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乡镇企业的产业结构升级，资本和技术增密，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有所下降，农民进城打工成为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主渠道，根据“非典”时期的最新调查，全国流动农民工达到1亿多人。按照我国目前每亩耕地投入的劳动力计算，农村只需1.5亿劳动力，目前的3.6亿农业劳动力，还需转移的2亿多人，即便按2020年非农就业人员达到70％的目标测算，也还需要再转移约1.5亿农村劳动力。
全国高校在连续数年扩大招生后，大学生就业难成为新的社会问题，尽管大学毕业生的初职平均收入预期已经大大降低，但仍有约70万大学毕业生待业。现在城镇新生的生活困难人口和农村的贫困人口，除了鳏寡孤独、丧失劳动能力和大病患者外，多数是与失业或严重就业不足有关。全国农民现金收入中，约35%是外出务工收入，有些省份农民外出打工收入，已超过和接近了本省的地方财政收入。从影响就业的各种因素来看，就业在相当长阶段（包括经济快速增长阶段）都会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严峻问题，必须从发展战略选择的高度来认识和规划就业，既要防止重走国家包下来和反城市化的老路，又要在完善劳动力市场过程中高度重视就业机会的持续增加。
2、婚育观念的变化
婚姻家庭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社会制度，她为繁衍人类、稳定和发展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我国是一个婚姻家庭观念很强的国家。长期以来，政府在反对和解除封建性质的婚姻关系的同时，努力实行和健全新型的婚姻家庭制度。与西方社会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离婚率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低离婚水平的婚姻家庭关系也发生变化。离婚率连年上升，同时随着城市的发展，人们的婚育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
在家庭问题上，一是没有明确提出和确立一个基本的思想原则，即个人的独立地位和自由权利是家庭关系和人与人之间一切社会关系建立和发展的之基础；二是没有正确认识我国家庭制度中的优良传统和腐朽成份及其发生作用的机制和可能造成的影响；三是没有恰当界定家庭活动和家庭关系的范围，特别是没有明确划分家庭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界限和范围。
随着社会世俗化进程的日益加深，人们对婚前和婚姻表现出越来越开放的态度。一项对北京青年的调查表明，对于“双方相爱以后不结婚也可以发生”这一问题，只有三成多的人表示反对，而这其中还有一半的人反对态度极其温和。很多人在表示对上述做法的支持时非常干脆，似乎觉得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多数青年认同“存在爱情的前提，婚前没有必要反对”。对数据的交叉分析还发现，年龄越小对上述观点持赞成态度的比例越大。
3、家庭暴力问题
“家庭暴力”一词于20世纪90年代引入我国，但家庭暴力现象早已在我国出现。据统计，在我国的2.67亿个家庭中，约8000万个家庭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现象。目前，我国家庭的离婚率为1.54%，每年约有40万个家庭解体，其中超过1/4源起于家庭暴力。
全国妇联对来信来访分类统计后发现，婚姻家庭类投诉和咨询约占总数的50%，其中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占到15.5%。[1]此外，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曾在21个省进行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的调查显示，有0.9%的女性经常受丈夫挨打，8.2%的女性有时受挨打；丈夫对妻子实施暴力的占绝大多数，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近95%为女性。由于家庭暴力问题的世界性，国外的情况同样如此。据国外媒体报道，在美国，平均每7秒就发生一起家庭暴力；而在英国，这个时间下降到了6秒钟。
家庭暴力不仅破坏家庭，影响社会稳定，而且会干扰人们的婚姻家庭观，对婚姻家庭丧失信心，长此以往，社会将失去存在的意义，“国将不国矣”。
4、吸毒问题
近年来，我国吸毒人员尤其是吸食海洛因人员的增长势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新滋生吸毒人员年均增长幅度从五年前的29.3%降至13%。但是，吸毒人数仍在上升，涉毒区域不断扩大，滥用****片剂、******和******等新型的发展势头十分迅猛，可以说，海洛因、大麻、****片剂、******、******及其它******品、精神药物等多种交叉滥用的局面已经形成。
截至底，累计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已达105.3万人，现有吸毒人员74万余人，其中海洛因吸毒者65万人。吸毒人员呈现三多的特点，即男性多、青少年多和社会闲散人员多，分别占吸毒人员总数的84.5%、72.2%和54.3%。我国涉毒县(市、区)已达2201个，比增加了53个。其中吸毒人员在百人以下的县为1033个，百人至千人的963个，千人以上的205个。
吸毒引发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近年来，共用注射器注射海洛因已经成为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中国所有省区市都报告了在吸毒者中发现了艾滋病毒感染者。截至底，全国共报告艾滋病毒感染者86万例，其中经静脉注射吸毒感染的就占55.3%。云南、广西更分别高达87.56%和88.1%。此外，从各地破获抢劫、抢夺和盗窃案件情况看，由吸毒人员所为占相当大比例。
5、青少年犯罪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确立以及与之相伴生的失业、教育产业化、贫富差别悬殊等社会问题，社会矛盾日益加剧。青少年犯罪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应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跨校、跨区的校园敲诈勒索事件占了整个校园敲诈勒索滋扰事件的六成左右。而且杀人、抢劫、、恶性伤害等案件所占的比重愈来愈大，“问题少年”一再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而有关调查显示，有50％以上的“问题少年”其“问题”出在家庭！愈演愈烈的校园暴力已经到了令人痛心疾首的地步！暴力事件的不断发生，给我们的家庭教育现状带来了警示。我国青少年犯罪一直就是一个比较严峻的社会问题，如今，青少年犯罪已被国际社会列为世界第三大公害。青少年犯罪除了无业人员及城市周边地区人员居多，父母离异、畸型家庭子女犯罪的多，结伙犯罪的多，二人以上共同犯罪的多，侵犯财产的案件多，不计后果、追求哥们意气的多等等这些长期以来所固有的原因和特点外，还有一些网络犯罪、利用先进科学技术犯罪等特点。
青少年犯罪的特点：一是网络与青少年犯罪之间的关系正在日益密切；二是贫困正在成为青少年财产型犯罪的重要因素；三是性犯罪在青少年犯罪中占据相当大的比例且有上升之趋势
二、妥善处理城市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
影响城市发展的社会因素多种多样，促进的措施也各自不同，作为正在迅速变化的中国城市社会，在改造城市居住自然环境同时，注意根据时代的特点建立良好的运行机制，加强居民的思想道德建设，扶助弱势群体，强化社区管理，以促进城市社会的和谐发展。
1、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当前的重大政治课题和紧迫的政治任务，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基础，也是城市和谐发展的必由之路。
要密切观察、见微知著、防微杜渐，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处理矛盾既要周到细致、合情合理；既要旗帜鲜明，又不可失之偏颇。要坚定不移地加强廉政建设，坚决反对官僚作风和腐败行为。继续改善干群关系，正确处理干群矛盾。要以强化人事监督为切入点，使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得到顺利实现，做到合民心，顺民意，真正地促进权力监督与人民监督的有机融合。
要坚持德法并举提高人民群众整体素质。城市的和谐与发展需要有良好的社会秩序，需要各个社会群体与个人都模范地遵循共同的法律规范，使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得以明确和实现，使整个社会形成一个统一协调、有序运作的和谐体系。通过制定和严格执行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加强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管理，使公民、法人、其它组织和国家机关的各种行为严格限制在法律规范的秩序之内，使处理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和纠纷有所遵循，这是保障城市社会和谐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2、努力加强诚信建设
要使诚信为本在城市社会蔚然成风，必须有正确的利益导向和利益机制，使诚信成为有力的竞争手段，“诚者自成”。信用登记、信用评估和信用监管等各个方面的制度都要有利于保护和鼓励诚实守信者，有利于打击和惩罚作假行骗者。要确保制度的有效实施，不使制度束之高阁、流于形式。
要确保传达信息的真实性。做到真实地传达客观情况，盲不背实、口不违心。如对上市公司必须披露哪些方面的信息，必须披露到什么程度，有关法律、法规和准则等要有更加明确的规定。对某些企业利用信息不对称形成的优势地位开展经营活动，做不实宣传，误导客户，某些上市公司编造业绩神话，披霹虚假信息等，必须予以坚决打击。
要切实宣扬、倡导正确的价值观念。特别是城市的管理者，必须身体力行，对各行各业作出表率，对于作出的承诺或达成的契约，务求守诺、践约，切不可马虎、随意。要尽力维持政策的适当稳定，切不可轻易变动。如果情况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确实有必要对以前的承诺、契约、决定作出调整，应及时向有关方面做必要的说明，以使其理解。要及时进行协商，达成谅解，做出调整。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只要有关诚实信用的正确的利益导向和利益机制逐步地建立、完善，再加上切实有效的思想、道德教育，城市社会发展中的诚信意识和信用观念一定会不断提高。
3、大力扶助弱势群体
帮助弱势群体，要有具体的可操作措施，要在全社会形成一个良好的关爱互助环境。首先，要形成共同关爱改革中弱势群体的环境。弱势群体是市场竞争机制作用的产物，在现阶段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弱势群体与优势群体就是相对存在、不断变化的。“没有常穷久富家”，他们都是人民中的一部分、也是改革主体的组成部分。对于改革中产生的弱势群体，最根本的是调整经济结构，广开就业门路，促进持续发展。通过赞助公益事业、光彩事业，广辟就业渠道，积极救助，努力形成全社会关爱弱势群体的好风气、好环境。其次，要开展工程救助，使改革中弱势群体成为一个动态群体。要进一步加强培训，改变就业观念，提高职业技能，实现再就业，对退休年龄以内长期不能就业的职工，应当吸收他们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结合社会保障，提高其劳动报酬。再次，要进一步扶助弱势群体青少年，强制适龄青少年入学。对于达到初中文化以上的社会弱势群体子女，要组织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促进其健康发展，培养他们成为社会有用人才。第四，要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结合整治市场秩序，严厉打击和整顿非法或不合理收入，加强监控和处罚力度。要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和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扩大覆盖面，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对暂时陷入困难的群众要认真负责地、满腔热情地给予关注，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4、继续完善社区管理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主要推动者是政府，主要目的是解决后单位功能弱化所留下的空间，由此来加强对城市社会人口的管理。面对城市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政府要逐步调整自己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要适当放权，调动民间力量进行自我管理。改革开放以后，政府机构与其他各类社会组织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国家从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中退出来，并不意味着社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就随之而来。它在很大的程度上还取决于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发展的水平、社会个体素质以及社会动员的能力。因此，需要通过加强社区建设整合城市居民，通过社区建设增强居民认同感、公益观念和社区参与意识。使由国家的代表机构决定的意图，通过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多数市民的同意得到实现。
社区建设是中引人注目的重要举措，是加强城市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和促进城市社会的文明、和谐、进步，使得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分布与城市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一项重要改革体制。
参考文献：
[1]康树华主编.预防未成人犯罪与法制教育全书.西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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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谢文蕙邓卫.城市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
体育社会学理论体系研究
一门学科的建立、发展与成熟离不开对其理论体系的探讨与争辩，体育社会学自70年代在我国发端以来，一直有部分专家专注于该学科理论体系的探讨，并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专家学者们就体育社会学理论基础问题长期、深入的探讨对该学科在我国的发展与成熟起到非常重要的铺垫与推动作用。关于体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早期的观点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尔后部分社会学领域和体育学领域学者认为它是社会学下的一门应用社会学。近年来，有的观点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介于体育科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即它既具有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属性，又是体育科学的一门基础学科，也有学者提出了体育社会学只有一个学科属性，即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的观点。孰是孰非，还需学界的进一步讨论与争辩。关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学界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观点，即体育社会现象是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并就什么是体育社会现象、构成体育社会现象的前提条件、什么样的体育社会现象才有研究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认为“范式(para-digm)”是在科学实践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概念、定律、理论、观点、应用等在内的范例，范式可以用来揭示科学发展和科学革命的结构，为某一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模型。［1］有人认为“范式”这一学术词语已逐渐替代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关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学界大致持这一观点，即实证与思辨研究是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如仇军认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初始阶段注重解释主义(思辨)研究范式，发展阶段具有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色彩，现阶段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与解释主义研究方法相互渗透和融合几个阶段。［2］吴贻刚等认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范式较单一，主要以结构功能主义为主，虽然也有一些使用了冲突理论的范式，还有一些运用了后现代主义范式，但总招来结构功能主义者的激烈批判。［3］目前，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理论与框架主要援引自社会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包括结构功能理论、角色规范理论、符号互动论、女性主义论、社会越轨理论、社会转型理论、非政府组织理论、公共服务理论、社会排斥理论等。比如运用结构功能主义分析不同时代体育应完成的历史任务和承担的历史责任，运用符号互动论分析体育群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人与组织之间的互动以及组织与组织间的互动，运用角色规范理论解释体育游戏与运动竞技对参与者的社会影响，运用社会越轨理论解释竞技体育异化问题，运用社会排斥理论探讨体育中弱势群体体育、体育权利与公平问题等等。其中，运用结构功能主义来解释体育现象的研究居多，其他理论应用较少。
研究方法是衡量一个学科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近年来，问卷调查法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应用越来越普遍，有学者就体育社会学中与问卷调查方法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陈海燕对6种体育期刊1999－2003年间以调查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的论文进行分析后认为，多数研究者忽视了对研究方法的介绍，在抽样调查中，抽样方式介绍不明的占20．6%，在调查资料的处理、分析和表达方面，多数研究停留在以百分比的直观解释和说明上。［4］杨威的研究也表明，目前体育社会学研究中问卷调查方法的使用，在问卷统计处理和分析上，多采用百分比分类统计分析，注重对现状的描述;但从整体发展来看，呈现出由常规统计、单变量统计分析向多元统计分析发展，由描述研究向解释研究发展的趋势。［5］斯迪虎认为体育社会学因果关系的本质存在于决定论与人的自由意志之中，数理统计是关于体育社会现象之间量的相关分析，任何具体的量都有质的规定性，如果不了解量背后的质的规定性以及数量关系背后的社会背景情况，就可能做出肤浅、错误的解释。因此，体育社会学的数理统计中，即使两个变量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系数，并且具有统计意义，也不能因此作出两个变量间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而应遵循数理统计与逻辑实证相结合的原则。［6］杨威的研究也赞成上述观点，建议应注重信度与效度问题、抽样方法问题(随机不等于随意)、统计分析问题(过于相信两个变量间的统计结果分析，忽略体育社会现象间的复杂性)、结果的理论解释问题(厚于资料收集与现状描述，薄于理论分析与解释)，并介绍了目前体育统计教材中鲜有论及的定类、定序变量回归分析方法，有利于充实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并有利于提高研究结果的可信度，从而提高研究成果质量。［7］除传统的文献调研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等外，一些学者逐步开始采用定量分析和计算机技术相结合、典型调查、个案研究、田野调查等方法来研究体育运动中的社会问题，使体育社会学中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运用向前迈出一步。
总体而言，关于体育社会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仍停留在借鉴与援引母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阶段。尽管近年来有学者介绍了西方国家体育社会学的研究理论、视角、范式和研究方法，如“从一元走向多元:西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流变”、“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形成与发展”、“西方体育社会学新流派述评”等，但具体应用还不多见，并且在应用过程中还需对援引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本土化的考量。
体育社会学应用研究体育社会学应用研究的主要内容
随时间与政策变化而有所侧重。20世纪80年代，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体育运动的社会功能、体育改革、体育娱乐理论、体育与大众传播媒介等主题上。90年代，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体育群体及其互动、体育与生活方式、体育人口、假球与黑哨等社会问题、社区体育、竞技体育异化、体育产业、中国体育事业发展问题、全民健身理论和实践、体育体制改革等主题上。近10年来，体育社会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与农村体育、体育公共服务问题、北京奥运会、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等主题上。
农民与农村体育随着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的日益关注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号召的提出，农民与农村问题逐渐进入学者们视野，农民与农村体育问题也一跃成为体育领域的研究热点，与此相关的课题立项、成果发表数量剧升。以体育学人最为看重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课题立项为例，2001年至2004年该基金没有与“农民体育、农村体育”相关立项，但从2005年开始，与“农民体育、农村体育”相关的立项呈现出波浪式上升趋势。这一研究热点在整个社科基金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特别是最近两年，学者们对农村体育和农民体育倾注了更多热情，社科立项也向“农民体育、农村体育”的相关研究作了较大倾斜(如图3)。2001年至2011年10月，收录于中国知网核心期刊以“农民、农村体育”为命题的文章共262篇，其中2001年至2005年47篇，2006年至2011年215篇。一些学者运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就以下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对不同地域农民体质与体育锻炼现状的调查分析与对策探讨;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或和谐社会建设为语境的农民、农村体育发展问题的探讨;农民、农村体育需求问题的探讨;不同地域农村体育项目与文化的传承、发展、出路、困境等，农村体育公共服务问题，农村体育发展对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影响等内容。总体来说，这些问题的探讨丰富了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主题，对农村体育的发展也颇有指导意义，但从理论上来看，采用问卷调查对现状进行量的描述与分析偏多，通过实地调查与访谈结合量的分析阐释现象背后的质的研究较少;研究对象不全面，研究方法较单一;宏观研究偏多微观研究较少;从实践上来看，对指导农村体育发展又缺乏可操作性。
体育公共服务问题随着我国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公共服务问题受到政府、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体育公共服务问题也随之受到体育界的关注而成为近年来继“农村体育”以后的又一研究热点。2001年至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与“体育公共服务”相关的立项颇多，2001年0项、2002年1项、2003年5项、2004年2项、2005年0项、2007至2008年各一项、2009年2项、2010年6项、2011年7项。2001－2011年中国知网核心期刊与“体育公共服务”相关的论文共计74篇，其中2007－2011年6月70篇，占10年间总数的94.6%。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就体育公共服务的内涵、现状、困境、影响因素，体育公共政策供给主体、供给方式、供给模式、供给制度与制度创新，体育公共服务体系、运行与评价等内容进行研究。不少研究或采用了体育社会学的理论，或采用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或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目前我国建立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应该肯定这些研究成果为促进我国体育公共服务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做了重要的铺垫。但目前我国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研究在理论上尚未完全纳入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理论框架，在实践上尚未使得这一“体系”规范、有序的运行。［8］甚至可以说体育公共服务体系还未建立起来。因此，还需要体育社会学者们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作进一步的研究。
北京奥运会研究2001年北京获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权，引起国人的振奋，举国上下为之欢庆，体育界更是如此。此后关于北京奥运会的报道不绝于耳，同时，学界对北京奥运会的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多，从内容上看，涉及奥运理念，奥运会场馆、设备，运动队的备战，奥运会对城市与社会的影响等问题，从时间上看，奥运会前的研究成功主要涉及技术、条件等的准备性研究，奥运会后主要注重对奥运会各方面的分析总结和对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方向的思考等问题。其中不乏从社会学的视角去研究与这一主题相关的问题，如“影响我国女性2008年奥运会成绩的社会学因素分析”、“2008年奥运会与北京的流动人口问题”等等，这些研究对我国成功举办奥运会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后，这一研究热点逐渐淡出多数学者们的视线。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与退役运动员保障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一直备受学界关注，从90年代初讨论的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到“体教结合”，再到以学校、家庭、社会多元化培养的讨论不曾停止过。由于退役运动员不再安排就业，没有退役后的保障，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选择从事体育运动训练，特别是北京奥运会后，公众的金牌意识逐渐淡化，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面临更大困境，体育界不得不再思考这一问题。主要集中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现状调查、问题总结、对策分析、模式探讨上，也有关于美国、日本等国家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介绍与比较研究。其中也有部分采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或者视角来分析问题，如“美国学校培养竞技体育人才的社会学归因”、“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不同层次利益整合的机制”等。通过对相关文章的梳理不难发现，对该问题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宏观层面或中观层面，对微观层面的研究极少，比如通过个案研究，深层次追踪不同年龄段的运动员对从事运动训练的看法，随着社会变迁与政策变化，家长对子女从事运动训练的态度变化，从微观层面探寻因果关系。
有关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进展介绍与比较研究除了上述体育社会学研究的问题外，值得一提的是，近10年来有关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进展成果介绍与比较研究颇多，这可能与早期的学者们呼吁应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体育社会学译著与成果介绍相关。在著作方面，国内有关学者翻译了部分国外著作，如卢元镇主持了《美国体育社会学》的译介、清华大学组织翻译了美国学者JayJ•Coakley的《体育社会学:议题与争议》、金季春主持翻译了《体育科学指南》等等;［9］在论文方面，有的探讨了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理论、视角等理论问题，［10］［11］［12］［13］［14］［15］［16］有的分析了近年来国际或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与发展趋势，［17］［18］［19］有的对中西体育社会学研究内容与热点进行了比较研究，［20］［21］还有的专门探讨了中国体育社会学发展进程中的对外联系。［22］这些成果使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者们了解了国外同行们的研究现状、研究取向、研究方式、研究成果，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参考，同时也有专家指出在借鉴与参考的过程中应考虑本土化的问题。
近十年来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特点
重宏观研究轻微观研究通过对近10年来相关研究成果的阅览和梳理可以看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往往重宏观研究轻微观研究。不管是课题、毕业论文还是期刊论文，都热衷于选择大而难的课题，也倾向于选择思辨性的课题而非实证性课题，似乎有功利性之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国处于社会急剧变革时期，体制改革需要更多宏观视野的研究予以支持;另一方面，我国现行体育学各级课题规划和评审导向中，微观研究课题得不到重视，难于立项。此外，体育学各级课题资助金额小，难以完成以长期田野调查、访谈、观察等方法为手段的资料收集与分析论证的微观研究也是原因之一。
浓厚的政策导向色彩从对近10年体育社会学应用研究几个主题的逐年成果数量来看，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国家提出“三农”问题、提倡新农村建设、倡导和谐社会建设，则以此为背景的和与此相关的论文相继涌现，并成倍增长，尔后逐渐冷却。关于“北京奥运会”论题的情况如此，关于“阳光体育运动”论题的情况亦如此。北京奥运会后主席提出“向体育强国迈进”的战略方针，则以“体育强国”为题名的论文不久便见于各刊物，中国知网以“体育强国”为篇名检索2001－2011年论文共计145篇，其中2009－2011年120篇，占10年来总篇数的82．8%。以上充分表明，我们的体育社会学研究紧跟政策，亦步亦趋，这虽体现了体育社会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任务应以社会学视角分析体育中的社会问题，揭示现象背后的规律，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与方法，以供政府部门决策参考;而不是在政府部门做出某一决策后，再一窝蜂地去解读某一策略的内涵，讨论对与错、可行性等等问题。
论文摘要:体育社会问题的出现和存在，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生活，严重制约着我国体育的发展。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需用一系列手段对体育社会问题予以解决和控制。治理体育社会问题的手段主要包括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纪律手段、社会奥论手段。
一、体育社会问题及危害
体育—这一人类社会活动，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在人们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体育的实际社会效能不仅表现在增强人们体质，同时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国家安定团结、丰富文化生活、培养人们良好的个性心理、促进经济发展、发展国际交往和促进人们之间的友谊过程中也起着重要作用。现在出现了一些体育社会问题，不仅影响正常的社会生活，干扰人们生活，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正常运行;同时妨碍体育的正常健康发展，既不利于正确地完成体育的目标，也不能充分发挥体育的各种效能，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并采取有效的方法予以治理。
所谓体育社会问题是指:以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与体育运动相关联的社会行为、关系、作用和事实，出现病态或失调，危害了正常社会秩序，并影响体育运动正常运行和协调发展，需动用社会力量解决和控制的社会现象。具体的体育社会问题，有时表现为一种客观行为，如“吹黑哨”、“打假球”、“滥用违禁药物”等等;有时表现为一种客观现象，如“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发展失衡”问题，“我国竞技队伍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以及“‘体育政治化”问题等等。
综合起来说，我国体育社会问题的影响和危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体育的影响:妨碍体育的公平竞争，站污了体育的形象，_对运动员、教练员及人民群众身心产生危害，导致体育畸形发展。第二、对社会的危害:干扰人们的生活，严重时能扰乱社会正常运行秩序，甚至引起和激化社会矛盾。
二.体育社会问题的治理
1、治理体育社会问题的必要性。
正因为体育社会问题同时具有两方面的危害和影响，所以要对体育社会问题进行治理。另外，治理好体育社会问题，对消除体育中不公平竞争现象，维护体育原有的纯洁的精神，促进体育的健康发展，让体育更好地为建设我国的“两个文明”服务，保持稳定的社会秩序，具有现实的意义。同时，我国的某些体育社会问题几近“疯狂”，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如前段闹得沸沸扬扬的“黑哨”事件，但是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要“捂着盖子”，不敢揭开。当我们为中国足球“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而欢呼时，又有谁知道正是中国的这种“国粹”—“假球”、“黑哨”，耽误了我国足球运动多少时间。
2、治理体育社会问题的手段。
①行政手段。因为目前我国政府是利用行政力量来对体育实施宏观调控，那么治理体育社会问题就少不了要通过使用行政手段。采用行政手段治理体育社会问题，是通过制定体育的方针、政策、调拨体育经费、任免体育官员、审批体育社会团体、开展重大体育活动，以及通过对各种体育理论的选择和评价，组织研究体育的发展战略，编制体育的规划和计划来实现。
②法律手段。法律手段在治理体育社会问题中起着主导性和规定性的作用，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和各体育社团的群众团体法等。它具有明显的强制性、稳定性和不可违背性，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规定:“在体育竞赛中严禁使用禁用的药物和方法，禁用药物检测机构应当对禁用的药物和方法进行检查”，“在体育竞赛中使用禁用的药物和方法的，体育社会团体按照章程规定给予处罚;对国家工作人员中直接负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这是对解决“滥用违禁药物”问题的直接写照。在运用法律手段对体育社会问题进行治理的过程中，应注意两点:其一，具体针对某些问题的法律条文，随着这类具体问题的解决而自动失效，对于这些条文要予以扬弃。其二，对可预见性的新的体育社会问题，应通过立法的手段提前予以控制，以避免这类问题的进一步发展和恶化。
③纪律手段。纪律是国家机关或社会团体为自己的成员规定的行为准则，与法律不同的是，因各组织的性质、目标不同，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纪律，所以纪律有多样性的特点。纪律是法律的辅助手段，也具有强制性和不可违背性。纪律手段在治理行为性体育社会问题中起着重要作用。
④社会舆论手段。社会舆论可以督促某些现象性体育社会问题的解决，特别是对一些行为性体育社会问题具有控制作用。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社会行为的导向。社会舆论往往暗示出特定社会的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以体育这一特定社会现象作为一个社会层面，它的基本价值规范是“更快、更高、更强”，基本行为准则是“公平竞争”。这正是社会舆论一直关注和监督足球运动中的“假球”问题和“黑哨”问题的原因。其二是社会行为的约束。社会舆论是一种公意，反映大多数人的意见，对少数人的与众不同的言行，特别是越轨行为具有压力。如“吹黑哨”、“打假球”等是少数人的行为，这些人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往往会改变或放弃自己原来的行为。
⑤其他手段。包括道德、习俗、信仰等手段，它们主要是通过对人的思想、观念、认识等产生作用，然后再对治理体育社会问题产生影响。如“运动场暴力”问题，不仅影响正常的体育比赛，还对运动员和观众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通过对运动员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后，可以适当地缓解或解决这一问题。这些手段虽然不像行政手段、法律手段来得强烈和直接，但在治理体育社会问题过程中，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3、治理体育社会问题的基本要求。
①应具有客观性。只有对实际问题进行正确、客观的认识，才能发现问题的症结，进而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然而，我们的认识往往受到许多主观因素的影响，不能作到公正和客观，这要求我们对具体的体育社会问题作具体的分析，有效的治理必须建立在正确、客观的认识上。
②应具有针对性，或称选择性。在治理体育社会问题过程中，无论是采取哪一种治理方式或治理手段，都要针对具体的问题。或者说治理具体的问题时，采取的方式、手段应有选择性，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否则适得其反。
③应具有灵活性。在治理某一问题时，往往有多种方式或手段可供选择，在选择具体的方式和手段时，要依据问题的发展和变化，灵活地变换选择，才能有利于体育社会问题的解决和控制。
④应具有适时性。体育社会问题都是发展变化着的，因此在治理过程中一定要注意适时性。比如，相关的法律条文一定要适用于现时期的问题，而不应只是对过期问题的鞭答;社会舆论一定是关注现时期的问题，而不应仅是对未来假想问题的谴责。
4、治理体育社会问题的两个基点。
治理体育社会问题的基点应该放在对现行体育体制和体育法制的改革和完善上。包括体育社会问题在内的任何社会问题的产生，几乎都与相应的社会制度和体制的失调有关，并且在导致社会问题的各种原因中，体制和法制的失调往往是根源性的。由于我国正处在社会的转型时期，这一时期社会变迁的广泛性和迅速性，使得某些体制和法制上的东西存在缺陷或混乱。如我国的足球管理体制，“中国足协”既是民间足球协会又充当足球运动行政管理机关，既是“甲级”联赛的组织者，又是管理者、经营者，还是执法者。这种体制，与我国球迷痛恨的“黑哨”、“假球”等问题的出现，有着莫大的关系。《体育法》只对体育比赛中的裁判权利义务作了一些规定，但没有对裁判的违纪违法行为作出相应的处罚。甚至在中国足坛“黑哨”现象曝光后，却一时找不到适当的法律条款来惩处。
根据以上事实，笔者认为为了有效的治理体育社会问题，应该合理地改革我国的某些体育体制，进一步完善体育法制。具体的说:在体育体制的改革方面，应确实分清行政、管理和经营的性质、权限和责任，不能因体制自身的混乱，而成为体育社会问题产生的“温床”;在体育法制方面，《体育法》中应该具有详细的对违反有关规定作出处罚、处理的条文，不能因自身的漏洞，而让某些体育社会问题的产生有空可钻。
三、正确认识当前存在的体育社会问题
1、应该充分地认识到体育社会问题存在两个方面的影响和危害，不能文过饰非，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和治理。同时应客观认识到体育社会问题与其它社会问题相比，其对社会的影响力和冲击力要相对较小，在治理体育社会问题过程中，不要将之盲目扩大化。
2、要认识到体育社会问题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治理这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从理论研究到实际矛盾的解决，往往需要耗费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有些体育社会问题的产生背景相当复杂，需要体育部门和其它部门进行综合治理。
1.可以有效增加外汇收入
冰雪体育文化产业是一个具有开放性和国际性的综合产业。通过发展冰雪体育旅游业和冰雪体育竞赛表演业，可以吸引大量的国外旅游者和运动员到黑龙江省赏冰滑雪和参加冰雪体育比赛，外国运动员和旅游观光游客在黑龙江停留期间，可以通过各种文化、体育等的交流活动，让他们参与其中，流连忘返，使它们在黑龙江省消费，把黑龙江省的丰富地方特产和具有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带回国家，进行有效的宣传，使更多的外国人，喜欢黑龙江，渴望到黑龙江旅游观光，使黑龙江冰雪体育文化产业发展走向世界，并吸引国际投资者，投资黑龙江的冰雪体育文化产业，有效增加外汇收入，从而有效促进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使世界人民了解了中国，喜欢了中国，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喜欢到中国旅游，促进了我国
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旅游外汇收入节节攀升，黑龙江省冰雪体育旅游外汇收入，近几年也都以20%左右的速度快速增长。
2.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
国际性冰雪体育竞赛的承办，使国家和地方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对冰雪体育运动场地、交通、住宿等等基础设施进行大力度的改造升级，对冰雪赛事和冰雪知识的广泛宣传，使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喜爱冰雪，是他们成为冰雪运动的参与者和宣传者。这些优质的冰雪体育设施，便利的交通，良好的住宿环境，必将吸引大批的国内居民到滑雪场滑雪，到冰雪大世界赏冰。随着我国小康社会的快速建设，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人民的生活习惯也正在悄然地发生着改变，人们更加注重健康、更加注重生活的质量，家庭收入中用于健身娱乐消费的比重日益上升。据资料显示，黑龙江省近几年参与冰雪体育旅游的人数和旅游收入，每年都以30%—40%的速度快速增长，冬季滑雪和洗寒地温泉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冰雪体育文化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有效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
3.带动相关产业的联动发展
冰雪体育文化产业是一个综合性产业，他的生存和发展与其他行业密切相关，他们可以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开发冰雪体育文化产业就需要优质的冰雪体育运动场地和器材，要有便利的交通，要有舒适的住宿条件，要有独具特色的饮食和购物场所，要有畅通的通信保障，要有完善的金融服务等等。因此，冰雪体育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可以有效地带动体育用品、交通运输、食宿服务、商业服务、邮电通讯、建筑、金融等相关产业的联动发展，进而带动区域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
4.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促进贫困地区脱贫致富
冰雪体育旅游属于综合性的服务行业，是以提供滑冰、滑雪器材和教练指导为主的，终极目标是满足旅游者在冰雪体育旅游活动过程中的需求，因而，它可以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由加拿大学者史密斯的系统模型理论可以推断出，旅游业每增加3美元的收入，就可以提供1个直接就业机会和2.5个间接就业机会。就业机会的增加，将使更多的人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必将促进冰雪旅游资源丰富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形成良性的区域社会发展。由于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越来越向往到原生态的荒山、草原、河川等人迹罕见之处去放松心情，观赏大自然赋予的美景，这样就不同程度地促进了乡村经济和社会的大发展。例如：1964年法国政府颁布实施了开发阿尔卑斯山雪资源的“冰雪规划”，“冰雪规划”的实施使阿尔卑斯山周边立即形成了全世界关注的滑雪旅游集聚地，每年的滑雪旅游都将给法国带来50亿美元左右的收入，使该地区的居民因此迅速过上了富裕的新生活。再如黑龙江省亚布力滑雪旅游区的创建，给尚志地区和黑龙江省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就业岗位、就业人数逐年增加，促进贫困地区百姓脱贫致富，冰雪体育文化产业的开发，有效地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二、冰雪体育文化产业发展对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
1.提高人民的身心健康水平
体育旅游活动的外部条件实质上是指体育旅游资源，尤其是它的自然资源，是吸引人们参加体育旅游活动的重要前提，也是区别于一般大众体育活动及其功能的标志。冰雪体育旅游是将人们带入大山、森林，使人们在蔚蓝的天空下，呼吸清新的空气，沐浴灿烂的阳光，通过滑雪、滑冰等等亲身体验冰雪运动所带来的乐趣，来消除疲劳、愉悦身心、陶冶情操、增强体质，以此来消除工作的疲劳和社会的种种压力。冰雪体育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可以给更多的人们提供优良的冰雪体育旅游目的地。人们通过观看和参与冰雪运动，充分体验冰雪运动所带来的乐趣，进而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水平。
2.增进国际间的友好往来，扩大国际间的合作
一个世界综合性的体育赛事奥运会，就可以使矛盾重重的开战国家停止对抗，运动员们携手同场竞技。大型的世界体育竞赛可以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的人们消除隔阂，共同诠释体育精神。他们在比赛期间互相了解、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促进了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发展，增进了国际间各国之间的友好往来。尤其是“二战”后，处于“冷战”状态下的世界多极社会里，在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间，通过体育手段来相互沟通，常常起到政府外交所起不到的作用，我国政府的乒乓外交，就是一个典范的例子。在黑龙江省哈尔滨举办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是我国首次承办的世界综合性冬季运动会，有来自全世界的2千多名大学生运动员欢聚哈尔滨，有3.05万人次的外国友人到哈尔滨观摩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精彩表演，领略北国冰城哈尔滨的迷人风光，促进了区域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增进了国际间的友好往来。通过各种经贸洽谈会，引进外资，共谋发展，扩大了国际间的合作。
3.有助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和资源的利用
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种群众体育形式的存在，在体育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肩负着本民族、本地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人们的精神寄托。几千年中华文化的积淀，使中国成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成为世界上非物质遗产的大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已经成为各族人民相互联系和相互交流的重要桥梁。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世世代代劳动人民在生产劳动和生活中，依据他们的生存环境和情趣爱好而创造出来的，是“农耕文化”发展的产物。因此，营造适合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存的环境，培育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参与人群，是实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保障。冰雪是黑龙江省独具特色的重要自然资源，聚居在这里的汉族、蒙古族、满族、达斡尔族、柯尔克孜族等众多民族，在长期的战冰雪、斗严寒的环境中生存，他们在生活和生产劳动中创造出具有各民族特色的丰富多彩的冰雪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但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全球化、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全球气候的变暖，我国冰雪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赖以生存的环境受到极大的威胁，部分传统的冰雪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正在慢慢的消亡。通过大力开发冰雪体育文化产业，可以有效地加强对冰雪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研究和保护，将对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社会体育指导员；使用状况；因素；激励与约束
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本质功能是为社会提供体育指导服务，而这一本质功能能否得到发挥，关键取决于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使用是否得当。目前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总量已达到约32万人，与总人口的比例为1:4643,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的差距。充分利用有限的人才资源，使之在发展社会体育和实施全民健身计划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一个完善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使用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保证。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我国851名国家级、一级、二级和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1.2研究方法
1.2.1访谈法
走访了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群体司、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及部分省(市)体育局群体处、晨晚练活动点、体育俱乐部、体育指导站等基层群众体育组织负责人30多名。了解各部门、各地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管理情况，以及主管部门的主要思路。
1.2.2问卷调查法
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893份，回收率为81.2%0剔除无效问卷，有效问卷为851份(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79份，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187份，二级社会体育指导员240份，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345份)，有效回收率为77.4%。
问卷的发放与回收方式:以直接发放、现场回收方式为主，以邮寄发放方式为辅。
对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调查:主要采用邮寄的方式发放和回收问卷。
对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调查:在2003年10~11月间，向参加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天津体育学院、广州体育学院和沈阳体育学院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的学员，亲自发放和委托他人的方式发放问卷，采用当场发放、当场回收的方法完成。
对二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调查:在2003年10~11月各地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期间，对江苏、广东、上海、安徽等省的二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采用委托他人的方式发放和回收问卷。
2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使用状况
2.1指导活动的组织
目前体育行政部门在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使用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协调作用，社会体育指导员获得提供指导服务的渠道主要是通过体育行政部门推荐，约占31.5%，以及有关单位组织的聘请，约占28.2%，但仍有一些社会体育指导员不知指导去向，需要通过朋友介绍或靠自己寻找指导场所(表1)，这将影响到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的稳定以及作用的发挥。由于我国社会体育组织在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中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因此，人们只能过多地依赖各级体育行政部门的信息获得提供指导的机会。目前我国城乡居民以及基层群众体育组织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的需求较大，单纯依赖体育行政部门难以有效地对社会体育指导员资源进行配置。
2.2服务方式
目前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以无偿志愿从事社会体育指导工作的方式为主(表2)。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程中，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变革，大众在获得利益需求满足的同时，也面临许多新困难、新问题。在协助政府解决社会问题、满足大众需求、维护稳定发展方面能够发挥积极有效作用的方式之一是志愿服务。日本、美国和德国都有社会体育指导员志愿服务方式，这是社会民间自主、自助的力量推动社会进步、满足人们健身娱乐需求的重要途径。我国处于社会转型、社会调整时期，社会体育指导员志愿服务活动标志着一种不同于政府和市场的社会领域的发展，展示了在国家能力限度和市场不足之外社会自治的必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同时，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志愿服务活动培育出一种新的公共精神，在关注人们公共体育需求和担负起公共责任的同时，人们也获得了精神道德的升华、社会价值的实现以及自身的全面发展。
目前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指导率并不高，社会体育指导员平均每周指导1~2次的人最多，约占44.3%，但仍有22.3%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并不进行实际指导工作，这对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资源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浪费。在不参与指导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中，体育系统的管理人员所占的比例最高，约为45.3%。在所有职业人群中，离退休人员和无职业人群的指导率最高，均为100。一方面这可能与离退休人员和无职业人群有充裕的时间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与他们希望通过指导别人的同时也能自己进行锻炼有关。
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提供指导服务的动机中，为了获得报酬者只占总体的5.3%，这也是目前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能够坚持从事无偿志愿服务的内在动力。
2.3指导场所
目前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指导场所主要是晨晚练活动点，约占57.5%，其次是体育活动站，约占20.2%，在经营性健身娱乐场所服务的最少，约占2.7%。依据1999年“市场经济下我国基层群众体育管理与运行机制”课题组对我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城市化水平地区体育俱乐部(包括经营性体育健身娱乐场所)技术人员调查结果认为，体育俱乐部聘请的技术人员中，以专业教练员居首，其次才是体育教师、社会体育指导员、体育爱好者等。就全国而言，社会体育指导员在被聘请的技术人员中所占比例并不高，其原因:一是体育俱乐部专业性很强，专业教练员更能符合岗位要求;二是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在数量和质量上还远远不能满足俱乐部的需求。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花钱买健康的观念将被认可。经营性体育场所将是我国未来健身活动的发展方向，有偿服务势在必行，但是有偿服务带来群众体育健身成本的增加，应在切实提高体育服务质量的前提下，才能在经费方面取得群众理解，而目前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专业水准与服务质量还存在较大的不足。
2.4激励和约束机制
目前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激励机制中，不以物质激励方式为主，而以各种精神激励为主，这是由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主要以志愿服务方式的特点所决定的。我国绝大多数社会体育指导员是凭着热情与兴趣进行义务服务，尤其需要通过激励机制的建立以不断地巩固这支队伍。调查结果显示:在各种精神激励的方式中，体育行政部门的表彰是最多的一种激励方式，约占68.3%。
目前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激励机制尚未真正形成，我国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激励仅限于政府部门，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社会认可度还不高，激励机制中的社会激励和社会保障机制还未形成，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物质激励仍不够重视。目前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约束机制还在建立中。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约束机制可分为外部约束和内部约束，外部约束以监督为核心，内部约束以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为核心。
在实际管理工作中，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奖优力度不够，而罚劣几乎没有。调查中发现，98%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没有受过任何处罚。
在不多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规章制度中，《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办法》虽然明确要求“在社会各种场所、各个组织中开展社会体育指导活动，必须由获得技术等级称号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担任指导人员”，但我国很多的体育活动点、晨晚练点、体育辅导站中的社会体育指导者，以兼职和离退休人员的比例较大，获得社会体育指导员称号所占比例很低。在一些经营性体育健身娱乐场所中，很多没有资格证书的健身指导员因错误指导致使练习出错，严重的甚至发生伤害事故。
在影响社会体育指导员进行指导服务的主要因素中，“感觉缺乏动力”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表3)，这与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使用中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的不健全有着密切的关系。
3完善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使用方式的思考
3.1建立完善的组织网络系统
通过建立全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省、市、地、县、社区亦可成立相应协会)，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登记、注册进行管理;向各基层群众体育组织推荐和派遣社会体育指导员;负责为社会体育指导员提供有关的信息资料指导;负责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指导业务进行管理。
加快基层群众体育组织的建立，提高我国有组织的体育人口的数量，有效地为社会体育指导员提供稳定的指导服务渠道。
各体育行政机构和社会体育组织应掌握各领域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的需求情况，体育行政机构和社会体育组织、社会体育组织与社会体育组织之间要密切配合，加强信息交流，及时为社会提供所需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同时还要加强与卫生部、人事部、教育部、劳动部等部门的密切合作，完善培训制度、拓宽服务领域，提高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社会认可度，更有效地向社会推荐社会体育指导员。
3.2建立完善的管理信息网络系统
对服务需求对象进行调查。将需要服务的对象如体育俱乐部、活动点、指导站、社区体育中心、体育协会等组织以及个人，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要求如级别、年龄、项目、性别等建立档案。
对提供服务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资源进行调查。由于目前存在着一些社会体育指导员在获得等级资格后既不进行体育指导活动，又不到相关的体育行政部门进行定期注册的问题，应加强对现有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注册与重新确认工作;并做好新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登记和统计工作，定期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资格进行重新认定，建立“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才信息库”。
进行需求与资源配置。将服务需求对象与社会体育指导员资源通过配置，建立档案，并及时提供给双方。
3.3提倡和鼓励业余志愿服务
理顺组织体系。成立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志愿者协会，对社会体育指导员实行分级管理，做到指导服务规范化、制度化、社会化。
建立表彰制度。对优秀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进行表彰和奖励，给予他们崇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荣誉，并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或在乘车、观看体育比赛、游览公园等方面给予一定的照顾或优惠，在群众中树立典范的作用。
建立社会体育指导员志愿者回报制度。社会体育指导员也是普通人，如果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需要帮助，为社会做过奉献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理应得到社会的回报，每年可将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记录进行汇总，作为回报依据。
实行无偿服务和低偿服务相结合，增强社会体育指导员志愿服务活动的生命力。
建立社会体育指导员志愿服务活动发展基金。基金来源一般包括政府财政给予一定的资助，社会福利基金的资助，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私人的募捐等。基金的使用范围一般为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给予的补助或津贴，对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的公益性体育场所基础设施资助，对社会体育指导员开展评选、表彰活动的资助等。
3.4加快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建立和实施
加大宣传力度，努力使所有想将社会体育指导员作为职业和关心体育事业的人，都了解社会体育指导员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体育指导员职业资格证书体系，使试点工作在起步时就纳人规范化的轨道。
科学价值中立说
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引入了现代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观点。他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这一经典论文论述了两方面的观点[1]。第一点他吸取了休谟的思想，认为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在断言某物实际上是什么与理想上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加于事物的价值不属于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学关心的是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解释为什么。自然，科学能够而且必须注意个人和团体在事实上怎样做出评价，但他们却不能从根本上真实地记录这个或那个事物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而是在范畴上应当被评价的。韦伯的第二个论点是有规定性的。他从不认为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也从不宣称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应当总是避免价值判断。与此相反，他坚持提出指认与评价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一个人在表达价值判断时，不应当自称这种判断是得到科学地确认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当社会科学家推崇某种行动时，他们应当尽力地说明自己所说内容中哪些是科学的发现，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议。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品质与尊重真理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学与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判断的严格区别，要求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亨普尔指出，有关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可以说是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展开，这就是：(1)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行为，和(2)批判评价和论证科学断言和程序的方法论标准。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层次上，价值评价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诱导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准则、审慎的思考和个性等等显然会影响科学家对所研究领域、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选择。社会和政治价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问题领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励人们赞同某些并无可靠根据的理论。当然，作为一种规律，科学研究中决定采取或放弃一个特定的假设或理论，将强烈地受到认知价值或准则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坚持某种方法论程序的标准上。[2]
正是在构成研究行为的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个问题上，价值评价与科学研究相关联。因此，必须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科学史解释科学研究行为时考虑价值评价的作用。然而，这种科学解释在谈到科学家受价值影响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在解释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时，并不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或表明这是个不合理的科学程序。而合理性问题要求的是在可以获得的证据和其他系统的根据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批判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与证据关系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用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逻辑关系来表示，由此而为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说提供了依据。按此观点，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的成见、信念或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用对科学以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来解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
与上述科学哲学观点相类似，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鼻祖卡尔曼海姆也把自然的与文化的区别了开来，把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道德、实践领域等其他方面明确区分开来。“可以说，形式知识在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内容并不受个别的主体及其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显然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主体事务，它只能由某些主体、或在某些历史时期被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社会目的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3] 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领域则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断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真理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高度明确的阐述，对其追随者有权威的明确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个或数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它的接受或推行还往往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要完全服从它，谁的行为就必须完全渗透着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与该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开。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与利益，这就迫使利益与对抗着的人们相互欺骗，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理。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明显。
曼海姆坚持认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观的一切知识，不可避免地都是有党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论点是，像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均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党性的束缚，所以他也承认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的争论。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开创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难在于，曼海姆承认，表现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导致在科学意义上被认为“真”的那些关于事物性质的理论和发现，因此，问题就转移到这些“真理”是否取决于导致探索和发现这些真理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这一点上。“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既然随着历史时期而改变，曼海姆认为这问题就成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现在假定科学的处理方法和客观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头痛的问题是：任何一种的科学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书中，不同的一页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读者对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 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科学主义思想，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实际认为，即使存在阶级或党派观点的相对性，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超越主观价值的客观性基础，比如根据经验基础所作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是我们过去在认识实用主义时所忽视了一个重要论点。
因此，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学发展以后对其根本任务的一种认识论的反思。在科学知识系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动排除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干扰，以相对纯化的方式对待其研究，以便适应客观性的要求。
对绝对价值中立说的批评
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价值中立说的观点，在近数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学家主要是历史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的批评或挑战。库恩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学的积累发展观，论证了科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不简单地只是对关于事实的增长了的知识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学不同学派之间的转换更像是信仰的转变，没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础可言。劳丹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家理性行为的适中的观点，指出理性的行动者持有各种目的和关于世界的预设信念，为了合理地接受一个信念，他必须能够限定与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有关的推理范围。劳丹试图把科学合理性的一般要求与价值论、方法论和事实层次的共识统一起来。
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独特的意义。他公然声称自己要为一种几乎被推翻了的观点恢复名誉，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无论如何也是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因为事实陈述本身，以及人们据以决定什么是事实和什么不是事实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都预设了价值。普特南指出，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观点是建立在科学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基础上的。怀疑价值判断具有认识功能的一个理由是，它们不能用“科学方法证实”，而且在福柯所讨论的伦理学观点中还强调调，在伦理问题上，人们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许多人相信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满意的论证。但在事实上，对于任意选取的一个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人们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许多人对于科学和很多理论都是可悲地无知，至于科学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学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它的实际应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学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与多数主义来证明科学真理的合理性和价值真理的非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5]
普特南强调，至少有些价值必定是客观的。精确科学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像“融贯性”和“实用的简单性”之类认识上的优点，因此，至少有些价值词项不仅仅代表使用这些词项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们适用的那些事物的属性。如果这些词项不代表理论的性质，而仅仅代表有关人对理论所持有的“态度”，那么像“正当的”、“充分确证的”、“最有效的解释”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观的。因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赖的参项更为客观。因此，至少这些价值词项具有某种客观的用法，即某种客观的正当性条件。同样，对于伦理学判断的主观方面也不能强调过分了。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坚持科学是一项客观的事业，并不等于认为每一个科学问题都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学问题也许有一些客观的、不确定的答案，那么，在伦理学领域，某些价值见解是确真的，某些是确假的。“总而言之，某些价值见解(以及某些意识形态)肯定是错误的，某些见解肯定不如其他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伦理学探究是客观的，同坚持根本没有任何不确定性的情况这种愚见，是两码事。”[6]
由此可见，普特南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竭力从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融合、统一与制约。一方面，他不同意证实主义和旧实在论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观点，而坚持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与融贯性、正当性、实用简单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要求的统一，科学的客观性与多元性要求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认为至少有些伦理价值是有客观标准或依据的。就认识而言，对于概念构架的任一选择，都是以价值为先决条件的，在选择一个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的构架时，在众多的因素中首先会涉及到人们的道德价值。因此，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先决条件。
普特南试图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有机地、内在地统一起来，既不放弃实在论的客观真理论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实一价值两分的传统观点。其观点属于一种形式的价值真理论，是对那种离开人的能动的认识过程，而仅仅在本体论上强调真理是对实在或事实的纯客观描述的传统实在论的批评。它告诉人们，追求直理的科学不是与人的价值无涉的中性活动。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对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由此而彻底否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呢？显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断言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每个价值又都负载着某个事实。这后一命题说明，没有客观性依据的价值不能算作真正的价值。因此，这里的价值又与传统的事实价值两分观点所说的价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观价值。可见对价值的不同解释预设了不同的结论。而从根本上说，价值具有主观与客观两重属性，纯粹的主观价值显然无法与客观性或科学性相统一。这里便存在不同层次的价值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只能在科学发展的高层次上统一起来。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
前面论述了当代西方哲学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合理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借鉴。
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系统的知识探究，因此它在实质上与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基本立场、态度和方法上。从基本立场来看，社会科学以追求关于社会的事实知识或确切知识为基本任务，因而一般不预设立场。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真诚而无畏的，无须迎合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研究无禁区，一切似乎已成定论或天经地义的东西或结论，都可能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怀疑对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结论或成见，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是“无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多用归纳法、统计法等科学方法，以便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东西。尽管归纳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为了探究事实，社会科学家仍然频繁地使用，包括统计法等科学的归纳方法。
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追随者则与此不同。他们固执地追求信仰，从抽象的观念、原则、口号出发，竭力为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对既成的传统和信念不敢怀疑或质疑。其方法大多为演绎法，即从抽象的大前提出发，推演出脱离现实的结论，所以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尽管也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其论证方式却十分繁琐，追求华丽的词句或动听的口号，实质则空洞无物，思维也不讲究逻辑，经常出尔反尔。归纳法和统计方法在意识形态那里只具有纯粹工具的意义，事实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还存在一定的区别 ，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与自然科学更为接近的学科，可以采用经验研究和统计学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学等更具有文化特点和包含更多价值判断的学科，往往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分不开。然而，当代的一个发展趋势是日益要求人文学科也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学方法和论证方式。比如，伦理学曾被认为只是关于规范价值的学问，但是，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提出了伦理学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任务，伦理价值前提应从实际生活的伦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学科如仍停留在传统的相对价值的水平，永远自说自话，无法像科学那样可作广泛而重复的比较和讨论，那显然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只当作特定社会集团的学问，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现，甚至提出所谓民族特色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学科降至不具普遍意义的私学的水平，与占星术、风水术没有多少区别了。一门学科只有在成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讨论和验证的学问时，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科学也许因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价值因素的考虑，从而有可能影响研究者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每门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则、范畴或概念，以及公认的研究和验证方法，包括共同的逻辑工具。比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政体、民主制、权利等概念及相关学说，用于民意调查的统计方法和一般数学及逻辑方法，便属于这种共同基础性的东西。
当然，如前所述，纯粹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在科学研究中也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类似于乌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说，从更高的境界来看，脱离客观性的价值只是主观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然而，这仍然不能说明科学研究丝毫不需要警惕主观价值的束缚或影响，妨碍认识客观性的实现。而且，人的认识与科学发展的高低阶段之分，在时间上也有侧重点先后的区别。可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上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相对区分的问题之后，才能实现较高层次上统一的任务。
由此来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较低层次的主客不分、科学与意识形态混淆的状况。举例来说，伦理学几乎还没有脱离规范伦理的阶段，对于当前人们实际上如何处理或对待人伦关系，较少作实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从抽象规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诚然，规范伦理是伦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作为科学的伦理学还要从事认定事实的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某种程度上价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伦理的“应当”误作“是”。在传统伦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实与规范不分的情况，例如有人把写在经典中的规范伦理与中国社会实际处理人伦关系的事实混为一谈，几乎不指出两者间的区别；更有人将战后日本等东亚社会的成功归结为孔孟之道，对于这些国家在长期传统中形成的带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作如此轻率的概括，更显出概括者社会科学研究常识的欠缺。
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事实与价值混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不分的情况。一些人不懂政策宣传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区别，硬是把“应当”当作“是”，不懂得意识形态与科学并不是一回事。立场相对中立的问调查和事实报告，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问题上，做得还相当不够。有时候则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断。例如，某个新兴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资和城市建设及环境卫生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长期要求机关干部普遍加班加点，休息时间极少，在维护城市卫生时采取了一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措施等。这些都是涉嫌违反现有法律、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但有研究者写文章把这些归结为“善良违法”，试图以其行为结果的某些成绩来论证其违法行为的合理性。请注意这里的“善良违法”这一提法，这是用伦理价值判断来限定事实判断。如果有点现代科学的常识，便不会这样来认识问题。因为事实首先是，这些规定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动者的动机是否善意，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以对动机的价值判断来为违法的行为作辩护，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百家争呜”时期多种学派并存竞争，源于民间的学问可以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现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只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切学问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结果是历史、文学、哲学都摆脱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广义的统治术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法学和政治学了。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为皇帝订立历法服务。当西学经过外国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时，官方思想已严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态度。直到20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才最终冲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得以在在中国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争取相对独立的奋斗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得到贯彻，经历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项艰巨的任务。一些人习惯于唯上、唯书，偏偏不唯实， 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制造了许多指鹿为马、改事实、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成果”，以“遵命为术”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克服传统的体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摆脱各种束缚，取得真知。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较普遍的事实与价值不分的问题。当然，社会科学中的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二者在更高层次上可以统一起来。但在较低层次，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只有解决了低层次的区分问题，才能解决更高层次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绝对化地理解科学的价值中立，在两者之间划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样也会陷入乌托邦主义，因为我们只能做到大致的区分。
因此，问题正在于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如果把纯粹的绝对的客观性与完全的主观价值当作两个极端，那么实际的研究者总是处在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处在靠近主观价值的一端，有必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观性那一端，当然，谁也无法奢望达到彻底的客观性这一理想状态，只能尽力做到比较高的客观性。反之，毫无客观性的自觉要求，让科学与主观价值混淆不清，那就连起码的科学性也无法保证。 注释：
[1] 论文载于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1949年自由出版社英译本，第1—47页。
[2] 亨普尔：《科学中的评价与客观性》，载科恩等编《25年概览》英文版，第277页。 [3] 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36年英文版，第150页。
我国加入WTO之后，经济、金融全球化使我国经济发展环境更加复杂，国内信用缺失现象非常严重，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构成了严峻挑战。因此，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我国加入WTO后的社会信用管理体系建设问题。
一、我国信用缺失现状及危害
目前我国信用缺失现象严重，大量企业任意逃废银行债务，企业之间相互拖欠“三角债”，证券市场各种违规现象层出不穷，消费领域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信用缺失对市场经济和整个社会生活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和危害。
第一，信用缺失增加了社会交易成本，降低了效率，造成资源极大浪费。由于整个社会信用环境的恶化，信用缺失现象的普遍存在，信用作为支付手段的功能受到了很大限制，甚至一些企业为防范风险，宁愿放弃大量订单和客户，也不愿采用信用结算方式。
第二，信用缺失加大了我国的金融风险，制约了企业的发展。信用缺失导致的信用风险在金融体系中不断积累，特别是向国有银行集中，加大了我国的金融风险。信用缺失还大大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和投资风险，提高了投资预期的不确定性，使企业的投资和银行的贷款趋于谨慎和收缩，制约了企业的发展。
第三，信用缺失阻碍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近20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在稳健地推行，但一些企业借改制、破产之名大肆逃废银行债务，企业之间相互拖欠三角债，极大地影响了企业改革、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进程。证券市场上市公司的造假更是触目惊心，严重影响了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影响了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
第四，信用缺失导致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下降。由于信用缺失现象的普遍存在，我国企业和产品参与国际竞争的成本将加大，参与国际市场的难度将增加，将不得不在价格等多方面做出较大牺牲。信用缺失还会引起外国投资者对投资环境的担心，加大我们吸引外资的成本。
二、我国建设社会信用管理体系的必要性
（一）建设社会信用管理体系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信用是市场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市场经济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信用经济。良好的社会信用秩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与助推器，是支撑现代市场经济高效运转的基础和必要的安全装置。社会信用秩序混乱则会阻碍和破坏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
（二）建设社会信用管理体系是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要求。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经济总量的扩大，市场竞争将日益激烈。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各行各业将广泛运用信用手段促进经济增长。只有建立健全社会信用管理体系，才能保证以信用交易为主要交易手段的成熟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才能更好地拉动内需，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三）建设社会信用管理体系是我国加入WTO之后、坚持对外开放政策的要求。加入WTO后，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将逐步连通为一体，如何更有力地参与国际竞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课题。在国际贸易中讲信用、注意自身信誉是国际惯例的首要信条。守信用的企业将会得到长远的利益，不守信用的企业将会被淘汰。完备的社会信用管理体系将有利于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四）建设社会信用管理体系是新经济顺利发展的要求。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必须以社会成员之间高度的信用依赖和信用确信为基础，网上各项业务的发展都离不开社会信用管理体系的支持和保障。在社会大规模的信用规范未建立的背景下，无法谈什么电子商务，网络再安全也难以得到真正发展。
三、建设我国社会信用管理体系
（一）建立系统、完善的信用法律体系。
我国现有的《刑法》、《民法通则》、《公司法》、《合同法》、《担保法》、《票据法》、《商业银行法》、《企业破产法》、《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等法规和行政管理规定对部分信用问题作了规范，但这些法规的目的、管理内容以及约束的问题并非专门针对信用，对社会上各信用主体的信用行为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法律准则与约束体系。因此，我们必须借鉴国际经验，加快信用立法步伐，制定信用方面的专门法律。立法条件尚未成熟时，应出台相关的法规或部门规章，同时尽快完善上述与之相关的现有法律。
立法过程中应注意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1.信用公告制度与保护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矛盾；2.借鉴国际经验，建立失信惩罚机制，对失信行为进行法律界定，并制定处罚措施；3.立法过程中应尽量避免凸显部门利益，避免引起部门间的利益争夺，否则不利于整个行业的管理和发展。
（二）明确政府监管部门，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
在我国现行体制下，与信用管理有关的政府各部门如人民银行、工商总局、质检总局等大多从本部门的工作职能需要出发，制定相关管理规定，管理相应的信用活动，但是没有一个统一管理全国信用活动的综合管理部门。因此，当务之急是明确政府各部门在整个社会信用管理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其信用管理的目标与内容，并明确一个部门作为主管部门，承担综合管理和监管职责。
政府在建设社会信用管理体系过程中应发挥积极作用。从西方国家的实践看，在推进社会信用管理体系建设的初期，需要政府各相关部门共同努力与配合。第一，应加强各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联通，实现资源共享，打破目前各自为政的状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第二，政府应主持制定一些基础性、关键性的技术标准和服务标准，以规范信用管理行业的发展。信用管理行业的标准化建设对于提高社会经济效率、规避系统建设风险具有重要意义。第三，政府部门不直接经营信用中介机构，也不直接干预信用中介机构的日常经营活动，否则就失去了信用管理的中立、公正性质。政府应扶持和监督信用行业的发展，创造一个宽松、公平的环境，让信用中介机构按照市场的原则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从欧美和亚洲地区著名的信用中介机构来看，绝大多数公司一直都采取民营方式。因为民营公司是中性的，无偏见的，是市场经济中除客户和政府之外的第三方，它们为客户提供信用报告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它们在市场上的生存问题。第四，积极培育信用产品的市场需求。信用市场的需求是推动信用管理行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市场需求不足将严重制约整个行业的发展。美国政府很注重为信用产品的应用创造市场需求，利用多种手段引导市场交易者进行信用评级或者利用信用评级。目前，我国的企业和个人在经济活动中普遍缺乏使用信用信息的意识，信用市场需求严重不足。因此，政府应从多方面、多渠道采取措施，鼓励和引导企业和个人使用信用信息产品，增强企业和个人的信用需求。第五，政府应大力整顿市场经济秩序，建立失信惩罚机制，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治力度，创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
另外，应该特别强调的是，地方政府在建设信用管理体系中也应发挥积极作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地方政府对于自己在建设信用管理体系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没有深刻的认识，存在一哄而上的现象，出现了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的情况，这是对有限的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
（三）发展信用中介机构。
近十余年来，我国的信用管理行业逐步发展。我国现有征信机构人体可以分为3类：一是民营征信机构，如新华信公司、华夏国际和上海中商等；二是外资、合资征信机构，如邓白氏公司等；三是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推动建立的有关中介机构。客观上，我国的征信公司尚处于起步阶段，专业化程度和社会影响也不尽理想，其作用与功效尚未得到充分发挥。我们应该积极培育独立的征信机构，以市场化、商业化方式管理企业或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
目前，我国的专业资信评估机构有几十家，但资信评估市场规模小，可供评估品种少，市场供需严重失衡，资信评估机构权威性与专业化程度一直没有得到社会公认。我们应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先进经验，奉行“超脱、公正、独立”的原则，高起点、高标准地扶持、培育专业的资信评估机构；完善信用评估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信用评估准则、方法和管理办法。
规范的信用管理服务是整个社会信用管理体系有效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或缺。在西方国家，系统的、深层次的且具有一定规模的信用管理服务，是信用经营机构的后勤保障。目前我国信用管理服务行业发展很不平衡，商账追收行业基本上是空白，信用保险和国际保理等行业刚刚起步，国家应该鼓励发展这些机构与有关业务，进一步发展和健全社会信用管理体系。
（四）建设企业信用管理体系。
我国现有的信用经营机构主要是金融机构，其中主要是商业银行，信用活动也主要是信贷。从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企业也是非常重要的信用经营机构。美国的企业，特别是一些比较大的企业，内部往往设立专门的信用管理部，控制企业的信用风险情况。目前，我国企业的信用观念和信用意识淡薄，企业内部缺乏一些最基本的信用管理制度。而加入WTO后，我国开放程度进一步加大，企业直接面临国际市场和本土市场的竞争，为了生存和发展，我们的企业必须尽快建立信用管理体系。企业可以考虑从两方面加强信用管理：一是完善企业自身信用风险控制制度，加强企业的自我信用控制能力，建立财务核算制度、银行贷款管理制度和应付账款管理制度，防止自身发生失信行为；二是完善客户信用风险控制制度，提高信用风险防范能力，建立包括客户资信管理制度、客户授信制度和应收账款管理制度在内的一系列管理规章，提升企业信用管理水平。
（五）加强信用宣传，开展信用管理教育和科研活动。
建立社会信用管理体系固然需要法律体系的支持，但信用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社会的信任和诚信的道德理念来维系。我们要把强化信用意识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建设的重要内容，让“诚实守信”深人人心，增强全民信用观念。
当前，应该加强信用管理教育，在中小学直至大学开设信用管理课程，培养人们的信用观念和信用意识，培养专业化的信用管理人才。同时还要加强信用管理科研活动，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1]朱毅峰，吴春妹。美国信用管理体系简介[J].中国金融，2003，（5）。
[2]陈文玲。美国信用体系的总体构架[N]中国经济时报，2002-09-09.
不同的学者从他们自己研究的角度出发提出社会体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概念.陈张宇提出“在新的世纪里，我们必须打破单一的人才培养模式以满足人才市场的需求,要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来设计学生发展的基本框架，优化课程体系结构、更新教学内容、课程设置,加强人文素质,建立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和再创新能力的复合型社会体育人才培养模式”.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学科重点研究基地主任、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董新光教授曾在1996年全国首届全面健身论文报告会中的《论有中国特色的全民健身体系》提出，全民健身体系是一个能够有效支撑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体育健身活动、有力保障国民体质得到普遍增强、主动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结构完整、功能齐备的社会化保障系统，它的建设时中华民族体质建设的一项宏大社会系统.这可以看做是培养社会体育人才的终极目标.
1.1研究方法
我们根据研究的内容和目的设计了“社会体育专业教师问卷”和“社会体育专业学生问卷”两种问卷.调查问卷采用封闭和开放相结合，调查参与者为在山东各高校社会体育专业工作和学习的教师和学生.为了确保问卷具有良好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我们组织了社会体育方面的12名专家学者对问卷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进行了评估，有9名专家认为问卷非常有效，有3名专家认为是有效问卷，没有专家认为调查问卷时无效的.因此,问卷的设计符合标准,问卷的问题可靠性高,满足本研究的需要.发放调查问卷200份，共回收有效问卷200份，用SPSS17.0软件和Excel软件分析数据.
2山东省各高校社会体育专业人才培养现状
山东大学于2001年在山东省率先创办社会体育专业，2002年9月实现首批招生，是山东省第一个开设社会体育专业的高校.随后，山东体育学院、济南大学和其他大学相继开办了社会体育专业，截止2012年底山东省高校共有13所开办了社会体育专业，8所高校已经有了社会体育专业的毕业生.
2.1培养目标、类型和就业领域
中国各高校社会体育专业的培养目标有很大的区别，如有培养专业人才的、有培养应用人才的、还有培养复合型人才的.中国体育社会科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原哈尔滨体育学院院长的田雨普认为：社会体育专业必须紧紧围绕社会对社会体育人才的需求，通过专业教育来培养社会体育专业人才的知识结构来发展社会体育事业.宁波大学郑建岳教授在西安体育学院学报中发表的《新形势下社会体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与课程体系的设计》中提出要实现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高素质的人才目标，必须以社会需要为前提，以市场为导向，以素质教育为核心，以主干学科做支撑，公共课、专业基础课、专业选修课有机联系的课程体系.黑龙江省省内发表过社会体育专业课程体系方面文章的牡丹江师范学院孟丽梅教授认为，高校社会体育专业的课程设置应当以培养社会体育专业学生的岗位职业能力为核心,以社会体育岗位培训为服务方向.社会体育专业的课程设置应充分利用地域优势,集中优秀师资,开设适应地方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有着良好发展前景的社会体育课程,并进一步积累形成自身的社会体育专业课程特色.高校社会体育专业的课程设置、课程体系改革以及教学方式方法更新,会对社会体育专业人才的培养产生重要影响.面向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社会体育专业的课程设置、坚持职业分析、能力本位的课程体系应当成为高校社会体育专业课程设置的依据.通过培养目标的设定来看，山东省的高校社会体育专业没有考虑学校的历史文化、办学定位、地理特征、职业特点，甚至有些高校将教育部的专业培养目录的培养目标直接作为本学校社会体育专业的培养目标.
2.2课程设置各个学校均不同程度的强调理论教学，忽视了运动技能教学课程的结构关系，导致学生没有足够的时间学习运动技能，导致没有自己的运动专项，在具体的工作中理论与实践应用困难.调查统计显示，42.1%的教师认为,课程结构有问题,57.9%的学生认为目前的课程不能满足专业需求.学校开设的选修课比例通常低于30%,不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
2.2.1专业方向设置社会体育专业的发展具有多样性,社会体育的发展需要大学设置不同的专业方向，通过不同的专业方向来培养各有所长的社会体育专业人才，但是通过调查发展，培养计划没有专门设置不同的方向.
2.2.2师资情况教师的学历情况和职称情况在专业人才培养上是很重要的.从表2看，社会体育专业的教师学历在研究生以上，职称在副高级以上占大多数，从教师学历情况和职称情况上看不是困扰专业发展、人才培养的根本原因.从表3来看，虽然有一半的学生对教师的教学情况比较满意，但是我们应该能看到还有近1/3的学生不满意老师的教学，这一比例在学生中所占不低，值得我们反思.
2.2.3学生情况对学生的入学动机和参与体育锻炼的时间来分析，可以看出许多社会体育专业的学生对未来没有信心，在大学期间学习社会体育专业也仅仅是上大学的途径之一.对社会体育专业的职业特点认识不清.学生参与专项的训练时间短，影响学生掌握专业技能.尽管大多数学生认为社会体育工作的前景是好的，但是对这个前景什么时候来临，到自己毕业的时候能否赶上还有疑虑.数据显示，还有一半的学生对自己缺乏信心，认为自己专业知识储备不足而不打算从事社会体育工作，而转行从事其他专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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