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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小额信贷；小额贷款公司；发展模式；实践分析
一、国外小额贷款发展的主要模式
小额贷款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孟加拉国著名经济学家・尤努斯教授的小额贷款试验。经过若干年的探索和完善，形成了两大主流模式。
1、GB模式为代表的福利主义模式
1976年8月，尤里斯教授基于自己在乡村研究，在吉大港大学附近村庄做了一个试验――利用他自己的财产担保说服当地银行向贫困农民提供一些贷款。实践证明，这些贷款受到了这些人的欢迎，促进了贫困农民的生产自救，还款率也比较高。
GB模式下，以小组为基础的农民互助组织是其支柱。互助组织是按照“自愿组合，亲属回避，互相帮助”原则建立起来的，形成了“互助、互督、互保”的组内制约机制――即一个组员不还款，整个小组就失去再贷款资格。整个模式两大块机构中，自身机构与一般金融机构构建无异，贷款人机构也是从基层向上叠加构建。
2、BRI-UD
它是小额信贷起步阶段的两大类型之一：制度主义模式的小额贷款。1983年，印尼开始金融改革。印尼唯一一家农村国有商业银行,BRI也引进了新的小额贷款管理办法。在1984年成立乡村信贷部（BRI-UD），成为独立运营中心。通过5年的运营，在保证较高的还款率的基础上，它不仅成为了印度尼西亚最大的小额贷款机构，同时也使BRI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化。
BRI-UP模式下，最基本的单位是村镇银行。它是进行独立核算，自定贷款规模、期限和抵押，具体执行贷款发放与回收的单位。
3、两种主流模式的特色
二、中国小额信贷公司的发展模式
1、小额贷款公司在中国的发展
我国小额信贷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其一（1993年底至1996年10月）小额信贷技术初步传入，相关机构进行了小规模试点，NGO小额信贷得到了初步发展。
在此阶段，我国引入了小组联保贷款为主的信贷技术。社科院发农所与商务部先后进行了小规模的试点活动，在农村引导了建立了联保小组，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了小额的短期贷款。根据技术差距理论，由于外援资金的限制和技术的有限流入性，我国仍然要经历一段模仿滞后期。因此在这一阶段，小额信贷的规模很小，收益不明显，覆盖面有限。
其二（1996年10月至1999年）“政策性小额信贷”扶贫项目扩展，我国开始主要采取GB联保模式。
更多的相关机构（国务院扶贫办系统、民政部门、社会保障部门、残疾人联合会、妇联和工会等）参与到小额信贷领域，政策性小额信贷扶贫项目获得发展。
此阶段，我国主要采用GB模式，但与已经发展成熟的GB不同，此时小额信贷还是以国家财政资金和各界贷款为资金来源，没能成为真正自负盈亏的商业机构。小额信贷的积极作用在这一阶段还未能完全显现，仅仅是作为扶贫多样化的一种措施而存在。
其三（1999年至2005年6月）RCC(农村信用合作社)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逐渐发展。
此阶段，我国度过了掌握滞后期，将小额信贷技术与国情密切联系。在RCC开辟和扩大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业务，此外还得到了中央银行支农再贷款的支持，扩大了小额信贷的影响力和业务深度。这是我国首次将小额贷款技术运用到正式金融机构。顺利开创了中国式的正式金融机构与农民互助组织相结合的小额贷款模式。但这仍然只是对已有主流模式的进一步吸收和改造。
其四（2005年6月以后）小额信贷多样化，小额贷款公司出现。这一阶段至今，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小额信贷技术的日臻成熟，我国开始培育多种形式的小额信贷。2005年6月我国开始了第一批试点，小额贷款公司应运而生。
而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运营和监管则是以2008年的《意见》为蓝本的。《意见》中提出了一些方向性措施：
A本省的省级政府有明确成立主管部门（金融办或相关机构）的方可成立小额贷款公司。
B应建立发起人承诺制度：即公司股东应与小额贷款公司签订承诺书，承诺自觉遵守公司章程，参与管理并承担风险。
C按照《公司法》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结构、贷款管理制度、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真实记录和全面反映其经营活动。
D建立审慎规范的资产分类制度和拨备制度，确保全面覆盖风险。
E实行信息披露制度并接受社会监督，杜绝非法集资。
F中国人民银行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利率、资金流向进行跟踪监测，并将其纳入信贷征信系统。
2、小额贷款现行模式存在的及潜在的问题
A发展呈现违背最初宗旨的倾向，福利性效用未能较好实现。在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过程中，寻租问题也不可避免地出现。政府的介入和公司背景的控制，使得信息更加不对称，小额贷款公司悖离了其公益性宗旨，愈发地商业化。
B覆盖的范围有限，我国的贫穷人口未能获益。原因有二：其一，市场经济欠完善，许多贫困的地区的市场机制尚未成形。这从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它们融入市场经济的程度不够深，在“三农”问题上发挥的效用也相应打了折扣。其二，由于我国小额贷款公司试点仍然在探索阶段，贷款发放的条件相对也较为严格，能参与到这个市场中的人群也相对有限。最贫穷的人依然只能依靠国家的援助，而无法从小额信贷上发家脱贫。
C收益无法较好覆盖运营成本，长期发展受限。主要表现有二：其一，资金短缺且资金来源单一。融资形式缺乏多样性。据《意见》的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必须“只贷不存”。具体而言，如基金储蓄、代扣罚金和吸收入股等方式在中国小额贷款公司中都比较少或者没有。其二，理论与实际收益率出现偏差，受到税收及利率等问题的限制，许多小额贷款公司并未达到预期收益率。从目前的试点结果来看，现行格局下，农村闲置资金无法得到充分吸收，小额贷款公司的信贷规模不可能快速扩张。
D内部机制仍需完善。其一，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着无力承担不足的内部控制以及不可抗力的事件造成意外损失的瓶颈。相应的，小额贷款应对此类风险的能力也很弱。其二，内部决策和监督机制欠完善。其三，小额贷款公司高层并未有明确的计划和目标，仅仅知道从小项目做起，不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在对小额公司的监管中，现行的政策框架也存在很多漏洞和疏失：
A监管主体的不明确性。尽管《意见》指出小额公司要有一个明确的主管部门，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出现了是人民银行还是银监局，是金融办还是县政府进行管理的悬疑之争。
B征信系统覆盖还不够完善。第一，员工的信息缺乏全面性，信息出现不对称性，公司在博弈上处于不利地位，道德风险系数更高。第二，在这种模式下客户群狭窄，长此以往，并不利于公司业务的扩大。
C缺乏具体的规范文本和制度。相关主管部门并未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财务汇报材料及监管细节要求给出明确规范。
三、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经营模式的完善方向
1、中央进一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战略，给小额贷款公司创造良好的市场载体时，还应给予小额贷款公司有力的政策和资金倾斜。国家应该充分认识到小额贷款公司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推手。此外，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也将为城市中小企业和薄弱产业提供更多样化的融资方式。
2、国家有层次地进行规划，再补充相应政策支持：首先，给予不同类型的小额贷款公司给与不同的政策优惠。公益性的商业性的小额贷款公司在其发展初期，我国应区别对待，在政策扶助资金及税收政策上对公益性的公司有所倾斜。其次，逐步放松其利率及融资方式、规模限制。与市场化进程同步，小额贷款公司的控制也应相应改变，促进其长远发展。此外，小额贷款公司的正名问题，一直保守争议。作为非经融机构，其业务相对不易展开。在鼓励经营效益好的小额贷款公司向村镇银行转型的同时，我国应该相应放宽准入和限制，允许其参加一些简单的金融活动。再次，为小额贷款公司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国家及公司自身都应加强对就业人员的培训及考核。同时，人民银行应尽快将其纳入征信体系，部分有障碍的地区可以与公安部门的征信信息绑定。
3、加大力度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在推进完善农村金融服务的同时，也应将小额贷款公司纳入农村金融多层次服务体系进行规划。而现行的银行类金融服务，特别是资金融通服务和资金管理服务，主要关注点在大众城市和大中型企业，所以中小企业和中小资金需求的农村客户需要一个庞大的专门服务体系。今后的农村金融的发展不仅需要继续完善补充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联社等金融机构，同样也不能忽略小额贷款公司及其他的金融服务机构的不断完善。此外，目前农村金融服务的现状，限制了闲散资金的吸收，小额贷款公司的运营缺乏良好的环境。具体而言，实现农村金融服务的多样化，需要完善相应的基础设施，扶植一些辅助金融机构的成立，并且实现农村的征信体系与相应更多金融机构的绑定。
4、建立健全内部机制，从控制风险推进小额贷款公司良性发展。其一，从放贷程序到公司的财务会计制度均要严格规范。其二，设立风险控制部门，加强对放贷资产的管理，在降低运营成本的基础上确保一定的收益率。其三，咨询相关人才，并聘请法律顾问保证公司日常的文件材料及一些行为的合法性及严谨性。再次，公司的决策部门要形成严格的责任负责制，权责明确。
5、避免小额贷款公司的的服务宗旨和管理目标的偏离。其一，完善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体系，防止公司背景及政府官员的操纵。在探索阶段，我国尚未形成完善的监管体系，各部门的监管出现重叠和偏差。结合社会各界的监督，我国应出台具体的条例辅助监管，并划出各监管部门的职责范围，有主有次，层次鲜明。其二，严格监督小额贷款公司对国家扶助资金的运用，在保证一定收益率的同时，应真正惠及广大贫农及城市弱势产业。
6、扩大业务的覆盖面。一方面，小额贷款公司应该继续多样化，地域上从农村向城市继续拓展，服务领域不只局限于农业领域等；另一方面，小额贷款公司在发展步入正轨后也应该参考GB模式下的自动瞄准机制小额贷款，发挥自己的效用。
7、实现小额贷款与小额保险的结合，进一步加强风险控制。拓展小额信贷的保险市场，一方面可以拉动内需，有利于保险业业务的创新和拓展；此外，也利于小额贷款公司承担道德风险或意外因素引起的损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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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姚志强 当前小额贷款公司发展面临的的难点及建议[期刊论文]-经济师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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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叶扬等 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需求状况分析[期刊论文]-生产力研究 2009（5）
[7]赵小晶等 我国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的运营探析[期刊论文]-南方金融 2009（4）
关键词：西南少数民族区域 精准扶贫 研究综述
基金项目：本文属西华师范大学学院课题：精准扶贫少数民族――以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为例（xhmks1710）产出论文
一、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研究背景
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西部脱贫致富是关键，西部能否脱贫，重点在少数民族地区。“中国的贫困人口越来越集中于少数民族地区。”[1]在592个国家级贫困县中，少数民族自治县就有257个。2014年底，中国的贫困人口达7017万左右，其中2205万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2]少数民族人口主要集中在我国的西南部，有3736万之多。西南少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密切相关。
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研究现状
精准扶贫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以来，引起了很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和研究，成果丰硕。本文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梳理，主要对精准扶贫的理论内涵特征、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面临的困难及其对策进行研究。
（一）对精准扶贫理论内涵及其特征分析
精准扶贫的概念。沈茂英认为精准扶贫是一种新型的扶贫机制。针对不同的贫困区域环境和不同的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合规程序，对扶贫对象加以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以及精确管理。[3]邓博文指出精准扶贫的主旨是引导各类扶贫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扶贫到村到户，逐步形成扶贫工作长效机制，为科学扶贫奠定坚实的基础。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是精准扶贫的核心。[4]赵和楠、侯石安、祁毓从内涵和构成的角度来分析精准扶贫。从精准扶贫的内涵上来说，精准扶贫是指通过有针对性地帮助和扶持识别出的贫困家庭与人口，消除导致其贫困的障碍因素，增强其自主的发展能力，并且要达到可持续脱贫的目标。精准扶贫的内容构成是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5]
精准扶贫的理论特征。沈茂英指出精准扶贫的三大特征是精确识别、精确帮扶和精确管理。[3]赵和楠，侯石安、祁毓认为精准扶贫独特的要素是多维瞄准性。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与精准考核各环节之间内在的关联、互为藕合特征。[5]
（二）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区域精准扶贫面临的困难
刘东燕指出云南、贵州、广西是我国扶贫开发的主战场，又是石漠化严重区，这导致在新阶段的贫困状况更加严峻、致贫的原因更加复杂、贫困的程度更加突出以及防返贫的任务更加艰巨。[6]黄悦、梁鹂、唐洪亮认为地处乌蒙山片区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属于高寒山区，生态环境脆弱，人均可耕地少，产量低。这就直接增加了精准扶贫的难度，尤其是增大了返贫的挑战。[7]
沈涛、朱勇生、吴建国指出自然生态脆弱以及生态多样保护是云南边疆精准扶贫面临的困难。[8]罗绒战堆、陈健生指出地处青藏高原腹地，冰雹、霜冻与暴雨，以及干旱等各种自然灾害常有发生。当地的百姓一旦遭受自然灾害，处于中下等甚至中等的一些农户的生计将处于困境之中。[9]
郑双怡认为西南喀斯特地区是受到东南季风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西南地区属于季风性湿润和半湿润地区，多受流水的侵蚀。[10]西南民族地区农民经济底子薄，抗L险的能力差，一旦发生灾害就很容易丧失生计，气候变化的风险容易造成民族地区大面积返贫，影响精准扶贫的进程。
（三）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区域精准扶贫的对策
1.研究发展教育脱贫致富
高天跃说“贵州作为西部民族地区重要省份，省内贫困程度依然位居全国前列。”[11]杨定玉认为贵州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的落后，人的思想观念滞后。在民族地区实施“教育扶贫”战略，发展民族地区的教育来脱贫，断其贫困的“根”，使贫困不再代代相传。防止“贫困代际传递”和返贫时，要通过多种途径和措施，必须保障贫困对象的子女能接受一定的，甚至良好的教育，这是实施教育“精准扶贫”的重要措施。同时，要培养大量的优秀少数民族干部参与精准扶贫的实施。[12]只有这样才能使精准扶贫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成效发生本质的转变。
邓秀华认为通过对农村成人引导性培训、农业技术技能教育培训，使其转变旧观念，能塑造掌握现代农业技术的新型农民、掌握必要的技术技能的就业者。大力支持成人教育推进精准扶贫，从农村成人的实际需要出发，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以及提高成人培训项目设置的科学性。[13]
2.研究旅游精准扶贫
陈祥碧、唐剑认为旅游扶贫是长江上游广大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路径。他们认为立足于“四位一体”的发展战略，创新该地区的民族文化资源开发形式，把实现旅游业与农牧业的扶贫相结合，提高贫困人口的参与能力、进而扩展帮扶渠道等途径来增强长江上游民族地区的旅游扶贫实效。[14]
沈涛、朱勇生、吴建国着重研究发展旅游业的转向问题。通过传统旅游转为包容性的绿色发展途径来推进精准扶贫，推进边疆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参与旅游发展机会的均等化，制度倾向民族地区贫困人口，进而保护好生态环境。[9]
3.金融精准扶贫
>> 贫困地区金融支持扶贫开发模式研究 西部贫困地区人力资源的开发 西部民族贫困地区林业产业开发路径探析 西部贫困地区县域经济开发区建设研究 西部贫困地区农村基层档案工作析 西部贫困地区农民真心拥护农村改革 西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小学生教育的民族差异研究 贫困地区农村赌博问题研究 农村贫困地区精准扶贫与开发的思考 贵州贫困地区农村电商扶贫新模式探索与研究 农村贫困地区扶贫模式如何完善 西部贫困地区养老困境探析 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制度创新研究 也谈西部贫困地区中小学校发展愿景构建 河北省贫困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问题研究 西部贫困地区农村职教校企合作办学现状分析与探索 当前中西部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的特点问题与对策 提高宁夏贫困地区农村学校教育教学质量与办学效益行动研究课题 浅谈贫困地区的校本开发 完善贫困地区农村低保制度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2] 唐显武，刘国伟.探索校本课程的特色之路.辽宁教育研究，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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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小额贷款 均衡发展 合理对策
从国际流行观点定义，小额信贷指向低收入群体和微型企业提供的额度较小的持续信贷服务，以改善低收入人群（特别是农村人口）的收入增长，使多数人摆脱贫困实现永久和平为目的应运而生。小额贷款表面上是一种扶贫创新和组织创新，实质上是一种金融创新。
小额贷款分为福利派和制度派两种类型。福利派小额贷款的运行以扶贫或社会发展为宗旨，让多数贫困和低收入人群享受贷款。而制度派小额贷款的目的不是为了扶贫，而是强调以商业利润为业务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与福利派相比更注重营利性。
目前中国地下金融的资金数量是比较惊人的。据央行调查统计司日前对民间融资的调查推算，中国民间融资规模为9500亿元，占 GDP 的6.96%左右，占本外币贷款的5.92%左右。在此前后，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李建军的一份课题调查报告也显示，全国17个省份的中小企业有超过三成的融资，是来自于私人钱庄、企业相互拆借等非正规金融途径。
一、小额贷款发展优势
小额信贷组织和正规金融部门相比，其优势在于利用地缘、血缘、人缘和亲缘的因素建立起来的信贷关系，这种机构可以有效地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而且拥有灵活的借贷条件，恰好适应了农村个体经济和小规模农业经营对资金需求小而分散的特点，既能为农村、农民及农村和中小企业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又有利于打破农村信用社垄断农村金融市场的格局，增强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活力，促进农村金融体系的良性发展。
交易成本和风险控制成本较低。正规金融机构如全国性的大银行直接进入小额信贷领域开展零售业务，因为他们对不正规客户的风险状况了解不佳，而这些客户中大部分不能提供足够的合规抵押物或担保品，从而使银行在处理信贷业务过程中，常常遇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而与这些微小客户谈判，也要付出高昂的交易成本。所以小额贷款机构相较于大型正规金融机构有较明显的技术优势。
二、均衡福利派与制度派贷款机构的地区服务水平必要性
（一）中国经济不均衡的发展格局决定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多层次的金融机构为之服务
我国现行服务型金融机构分为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新兴的村镇银行、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和资金互助社等。鉴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所需金融服务业务也体现出较大差异。杜晓山认为，应该尽量实现金融机构的规模与客户的规模相匹配，就是大企业、大项目交给大银行，中小企业交给中小银行，微小企业、私营户等交给村镇银行和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中低收入的贫困农户交给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这样有助于各类地区、产业、人群的金融需求都能得到有效满足。同时应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努力创新为弱势群体服务。
（二）机构目的不同，双赢很难实现
福利性贷款机构与制度性贷款机构提供贷款的服务目的不同。福利性贷款机构追求“为穷人服务”，达到平衡区域经济发展目的；而制度性贷款机构以实现盈利为根本出发点，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信贷机构难免对贫困产生偏差，当他们追求模经济，负担经营成果时，为是贷款机构提高业绩，极易放弃为穷人服务的初衷，因此服务穷人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很难同时实现。
“只贷不存”是小额贷款公司区别与其他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结构的主要特点之一。福利性贷款机构的资金来源基本为政府援助或非政府组织社会基金，因此在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发展小额信贷，政府职能应发挥主要作用。因为制度性贷款组织即商业性信贷公司的利率平均水平在一般在23.73%左右，原本可以以较低的社会成本来运作，即政府援助。若引进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必然会带来较高的社会成本，无法形成帕累托最优。
三、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政策性建议
（一）构造良好政策环境，加大扶持力度
受“只贷不存”规定约束，小额贷款公司的后续资金问题成为制约其发展的关键壁垒，对此政府对不同性质的贷款公司应采取不同的资金供给机制。政府应该加大对福利性贷款机构的财政预算比率，对其公益性贷款性质做适当宣传，树立行业正面形象，号召社会公益对其进行资金支持，促进持续性发展。而对于制度性贷款机构，加强其与银行业金融机构联系，银监会在《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中就明确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可从银行业金融机构中融资，融入资金不超过自身资本净额的五成。
（二）促进社会信用体系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信用体系的建立，预防信贷风险
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目前我国只有一部分在银行有借款的法人单位或个人才会有征信记录。小额贷款公司没有银行的货币结算功能，所以对于客户的现金流无法准确了解，更不能加以控制，本息的收回全靠借款人的自觉，而如何知道借款人是一个守信用、能够按期还本付息，就需要查这个借款人的征信。“征信系统”的建立对小额贷款公司优化贷款结构，防范系统风险意义非凡。
参考文献
[1]郭锐.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路径探析[J].金融实践，2012（06）.
[2]赵梅.小额贷款公司业务模式及营业风险分析[D].长春：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12.
【关键词】 小额农业贷款 信息不对称 逆向选择 道德败坏
Abstract ：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small agricultural loans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a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所谓小额农业贷款是指农村信用社基于农户的信誉，在一定额度和期限内向农户发放的不需要抵押和担保的贷款，是农村金融体制创新和政府扶农政策的综合结果。
1.小额农业贷款的作用
小额农业贷款之所以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得到推广，是因为它具有重要的作用，经过试点小额农业贷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1.1小额农业贷款可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以2001—2006年的数据为基础分析小额农业贷款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假设：gdp=α+βx+μ 其中：gdp代表第一产业的国民生产总值；α代表常数项；β代表小额农业贷款的系数；μ代表随机干扰项。表一为2001-2006的国民第一产业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小额农业贷款的数量。
表一
注：此表引自我国农村小额贷款的思考（王娜）.
利用Eviws软件回归的结果如下：
gdp=8441.368+1.15x
小额农业贷款的系数为1.15，p值为0.02，可决系数r2为0.778说明拟合的效果比较好。说明小额农业贷款对第一产业的的影响是显著的。
1.2小额农业贷款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
小额农业贷款可以从两个方面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一方面在我国小额农业贷款主要是用于发展经济作物，以增加农民的农业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小额农业贷款是用于微型工商业，增加了农民的非农业就业机会。
1.3小额农业贷款推动了农村金融改革和创新，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扶贫模式
小额农业贷款推动了农村金融改革和创新，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扶贫模式。由于信息收集成本过高，正规商业银行和农户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所以贫困农户很难得到银行的贷款，这些因素限制了农村信贷市场的供给。但是实践表明，农户为了从事生产活动对贷款有较大的需求。这造成了农村信贷市场的供求失衡，小额农业贷款的出现缓解了这一矛盾。对没有抵押的贫困农户提供小额农业贷款，使他们有资金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可以增加他们的收入和缓解了贫困。小额农业贷款作为一种全新的扶贫模式，在中国从无到有已进行了许多试验。实践表明，小额农业贷款这种全新的扶贫模式极大推动了农村金融市场的改革和创新。
1.4小额农业贷款实现了农村信用社和农户的双赢
小额农业贷款实现了农村信用社和农民的双赢。在我国农户和农村信用社之间的博弈中存在着农户贷款难和农村信用社“难贷款”的矛盾。由于信息不对称，农村信用社很难充分掌握农户的经济情况，出于规避风险的目的农村信用社不大愿意将贷款发放给农民，所以出现了农户的贷款难和农村信用社“难贷款”的问题。制为农户和农村信用社构建了信息平台，有利于双方信息的显示。小额农业贷款有效地解决了农村信用社和农户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矛盾，进而解决了农户贷款难和农村信用社“难贷款小额农业贷款的出现是一项重要的金融创新，它通过对农户的信用进行评级，以农户的信用为基础向农户提供贷款，较好的解决了农户抵押不足的问题。小额农业贷款中形成的信用评定机”的问题。小额农业贷款实现了农民增收和农村信用社盈利的双赢局面，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得到了显著提高。
1.5农村信用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
随着小额农业贷款的推广，农户信用档案的逐步完善，农民有了自己的信用等级。农村信用社根据农户的信用等级给予相应的激励，一方面农户会尽量保持较高的信用等级以便获得等多的信用额度；另一方面农户违约也会给自己带来相应的成本即信用等级下降，信用等级的下降意味着下次贷款将会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农户会增强自己的信用观念。小额农业贷款使农村的信用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
2.小额农业贷款在我国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农村信用社是推广小额农业贷款的主体，然而农村信用社贷款总量不足、结构期限不合理等问题制约着小额农业贷款的推广。（1）农村信用社贷款总量不足，支农力度有限；（2）农村信用社的小额农业贷款额度和期限不合理；（3）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较高，挫伤了农户的贷款积极性
人民银行作为一个政府机构有很强的扶农意识，同时在对农业贷款方面颁布了大量的优惠政策。但是其行政性很强、管理不够科学，已经不大适应现代农业对农业贷款的需求。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人民银行对小额农业贷款缺乏有效的监管；（2）人民银行在支农贷款的政策方面存在着问题。
地方政府在小额农业贷款的推广中发挥着重要的重用，地方政府作用发挥得好会促进小额农业贷款的推广，反之则会阻碍其推广。地方政府在小额农业贷款的推广中存在职能错位的问题。（1）地方政府行为不规范，经济环境不理想制约着小额农业贷款的推广；（2） 政府服务不完善影响着小额农业贷款作用的发挥（3）政府制定的扶持政策不到位导致农村信用社贷款积极性不高。
农户是小额农业贷款的直接受益人，应该积极主动取得小额农业贷款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然而由于农户自身素质的局限，客观上制约着小额农业贷款的健康发展。（1）农户思想认识不到位，影响着小额农业贷款的推广（2）农户信用观念不牢固，影响小额农业贷款本息的回收。
3.改进小额农业贷款管理的对策措施
本文从小额农业贷款管理所涉及的农村信用社、人民银行、地方政府和农户四个方面探讨了小额农业贷款健康发展的对策措施。
农村信用社作为小额农业贷款推广的主体，需要改革已有的不合理贷款期限和完善贷款利率层次。
人民银行作为小额农业贷款政策的制定者，需要加强对小额农业贷款的监督管理、落实国家的支农再贷款政策。
地方经济环境、政府服务的好坏对小额农业贷款的健康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所以地方政府应该改善地方经济环境、改进政府服务，以便为小额农业贷款推广创造更良好的政策条件。
农户作为小额农业贷款的最终受益者，关系到小额农业贷款作用正常的发挥。农户应该转变思想观念，对小额农业贷款做出正确的认识。同时农户应该树立牢固的信用观念，按时还本付息。
参考文献：
[1]薛玉华.农户小额贷款问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山东农业大学经管学院，2007.
[关键词]公益性制度主义金融扶贫;
1941年1月6日，在美国国会大厦的国情咨文 讲中，罗斯福总统首次提出了“四大自由”的论断，将“免于匮乏的自由”（freedom from want），定义为人类的基本自由之一。1944年1月11日的国情咨文 讲中，罗斯福进一步将“免于匮乏的自由”具体化，将“不言自明”的社会经济权利（学界称之为第二权利法案）――既将保障公民具有摆脱贫困、不受物质匮乏困扰，享有广泛的社会经济权利的自由，第一次认定为政府的基本责任。而且“免于匮乏的自由”也早在1948年就被写进了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我国在82宪法第四十五条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然而，贫困几乎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反贫困已成为困扰人类社会发展的世界难题。尽管许多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为扶贫解困作了许多努力，但贫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所呈现的状况皆不同。在我国，扶贫开发已从解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和温饱问题为主要任务的阶段，即不受基本物质匮乏困扰的绝对贫困阶段转入使人们享有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权利的相对扶贫阶段。《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未来十年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目标是“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这一目标被舆论简称为“两不愁、三保障”。为此，中国政府已作出了极大努力。但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面临着新挑战，相对贫困凸显，扶贫对象因扶贫目标改变人数不减反增，特殊贫困矛盾突出，因病、因灾、失业返贫压力大等，这使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任务更为艰巨。扶贫解困需要投入的资金更大，国家民政部门每年掌握的扶贫款主要靠行政预算划拨， 捉襟见肘。由此，单靠政府和政府设立的中国扶贫基金会提供公益利主义金融扶贫――输血式扶贫已远不能满足目前扶贫工作的需要，只有拓宽融资渠道，创新金融扶贫机制，推行公益性制度主义扶贫，以商业化运作模式融通公益性扶贫资金，对弱势人群进行造血式扶贫，合法有序地引导社会各类闲散资金参与扶贫开发，实现有效的产业扶贫，才能建立援助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具有约束和激动机制的金融法律服务体制，通过制度诱导作用，使金融资产流向贫困人群，发挥更好的资源调配功能。
一、我国公益性制度主义金融扶贫的现状
公益性制度主义金融扶贫是当前国际社会的主流模式。其与公益利主义金融扶贫相比，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相同点在于：两者都具有公益性，都不追求以盈利为目的。但两者也有较大差别：公益利主义金融扶贫追求直接融资给贫困者个人，其运作经费多来源于国家财政或捐赠，不追求服务者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如果“断炊”大有“杀鸡取卵之嫌”（如国家扶贫办、中国扶贫基金会对贫困户的贴息贷款）;而公益性制度主义金融扶贫，以市场为依托，既直接服务于贫困者个人，也直接服务于有一定规模的贫困者群体，同时注重服务者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目前，我国公益性制度主义金融扶贫主体主要是中国扶贫基金会旗下的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和农信）和约100多个活动于中西部贫困县的小额信贷组织、村镇银行。
（一）中和农信公益性制度主义金融扶贫的现状
中和农信是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于2008年底成立的社会企业，专门负责农村地区小额信贷扶贫项目的管理和实施。其前身为中国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部，从1996年起一直致力于为无法从传统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支持的农村中低收入、弱势农户提供无抵押的小额信贷服务，并致力于提升他们的自立与自我发展能力。尽管中和农信公司不以盈利为目的，其公司总部费用由基金会承担，但公司收入必须足以支付银行贷款利息和基层机构的营运成本，以保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十几年来，其累计向15万多农户发放小额贷款近6亿元，共有60多万贫困人口直接从中受益。其中2008年共发放小额贷款3.8万多笔，放款超过1.8亿元（户均贷款不足5000元）。目前，中和农信的小额信贷扶贫项目已经成为国内非政府组织中规模最大的小额信贷扶贫项目。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
（二）小额信贷组织公益性制度主义金融扶贫的现状
上世纪6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尝试为穷人提供信贷服务，创立了小额信贷模式。后其目的转为消除农村贫困。1995年世界银行发起并经多方资助者的努力，国际扶贫协商小组成立。标志着小额信贷开始为国际社会所接受。我国小额信贷模式受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小额信贷模式的影响，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发展研究所在河北易县创办了第一个小额信贷项目，被称为扶贫经济合作社，后 变为北京市农发扶贫基金会。此时，在政府以及国际NGO支持下，公益性制度主义的小额信贷机构在中国迅猛发展，数量巨增，据了解，最多时曾覆盖全国80%以上的省、市、自治区，受益人口高达3000万。为扶持和规范小额信贷组织，2008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但由于融资受阻、经营范围受限，身份尴尬，风险控制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小额信贷组织日趋式微。代之以村镇银行，但基于商业利益的考量，村镇银行的运作逐渐偏离了公益性的目的。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为解决资金难题，P2P（个人对个人）小额信贷平台应运而生，2008年由两个25岁的美国女孩儿创设的――“我开网”就是一个小额贷款机构，其号召美国人把自己的闲钱捐献出来，专门为每天生活费不足1.25美元的中国贫困人口提供贷款。该网站曾为200多名中国穷人募集了近10万美元资金。但由于筹资遇困，2012年5月“我开网”关闭。2009年宜信公司推出了宜农贷平台，采用一对一地将富余资金出借给贫困地区的扶贫对象。2014年5月银监会下发了《小额贷款公司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拟解决制约小贷公司发展的这几大问题。
二、公益性制度主义金融扶贫的法律困境
目前，我国公益性制度主义金融扶贫仍呈现出可持续发展趋势。但不可否认其也面临着一些法律困境。
一是主体法律资格、法律地位界定不明确，相关立法严重滞后。尽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有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以多种方式参与扶贫开发的表述，但其仍只强调扶贫开发以政府为主导，对其他参与者的主体资格、法律地位都没有作出清晰、明确的规定。究竟是工商企业？还是公益性社团组织？抑或金融机构？其法律地位是否具有相对独立性？至今中和农信公司都仅仅是公益性的社团法人，都未能得到监管部门发放的正式金融业务执照或许可证。不同的法律地位，将影响这些主体扶贫职能的发挥，政府的过份干预，会导致政府的权力寻租，滋生腐败，进而影响公益性制度主义金融扶贫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融资方式、融资渠道受现行法律的限制和制约严重，资金来源受限，难以满足我国公益性制度主义金融扶贫的需要。由于法律地位缺失，各类扶贫主体融资渠道面临旧法律机制的阻碍。如银监发〔2008〕23号《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规定，小额贷款公司不吸收公众存款，小额贷款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为股东缴纳的资本金、捐赠资金，以及来自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且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这就严重阻碍了小额贷款公司的融资渠道，提高了小额贷款公司的融资成本。新的基金管理条例将基金会分为公募基金会与非公募基金会两类，实行分类管理。二者的区别在于基金的来源：公募基金会可以向公众募集资金;非公募基金会的基金来源于特定个人或组织的捐赠，不得向公众募集资金。同时《条例》第29条规定，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非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8%。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但他们必须接受社会的监督，定期向外公布信息。我国的私人公益机构政府是不与拨款的，人员工资福利等需要资金维持，如果特定个人或组织的捐赠不足，又不得向公众募捐，那么钱从哪来？1999年出台的捐赠法规定：公益性社会团体应厉行节约、降低管理成本，人员的工资和办公费用从利息收入中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开支。但公益机构的利息收入，受其公益性的限制。即使法律允许向其他金融机构获取贷款，但融资成本过高与服务于低收入人群之间无法匹配，公益性制度主义金融扶贫就难以为续。
三是缺乏有效的法律约束和激励机制。公益性制度主义金融扶贫由于以商业化运作模式融通公益性扶贫资金，是用商业、金融的手段，创新性地解决社会问题，其追求的是自身可持续发展和扶贫的双重目标。因此，必然进行金融创新，但无论其采取何种创新运作模式，如果没有有效的风险控制和法律监管机制，都极易产生风险，造成管理混乱，再加之缺乏合法的可持续的制度性的融资渠道，公益性制度主义金融扶贫要么如无源之水，逐渐枯竭，要么在商业资本逐利本性的指引下，今后必然存在偏离社会公益使命的隐患，不再服务于贫困人群的自力解困，也无法满足贫困人群的金融服务需求。
三、寻求多层次推进新公益性制度主义金融扶贫的有效法律机制
基于上述法律困境，公益性制度主义金融扶贫一路走来几经起伏。2007年1月30日中国银监会《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引导和鼓励主发起行批量化发起设立村镇银行，2009年6月9日中国银监会印发《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的通知，虽然解决了公益性制度主义金融扶贫主体的法律地位问题，扩大了融资渠道，但由于获得扶助资金的贫困群体难以提供有效担保，融资难仍然成为阻碍公益性制度主义金融扶贫发展的瓶颈。尽管“格莱珉银行模式”在1993年就引入了中国，但依然无法阻挡一般商业性金融机构、小额信贷公司、村镇银行等出于盈利考虑，偏离公益目的，只为一些大农户和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支持，不再面向农村、面向贫困人群提供信贷服务。由此，我国至今还没有一家像格莱珉银行那样的真正公益性制度主义金融扶贫的小额信贷机构。要使我国公益性制度主义金融扶贫可持续发展，我们只能在借鉴“格莱珉银行模式”的基础，探寻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层次推进的公益性制度主义金融扶贫之路。我国是大政府，小市场的发展中国家，公益性制度主义金融扶贫只有寻求政府、专门以贫困人口为服务对象的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或银行、公益组织三方合作，形成多层次的可持续、可推广的公益性制度主义金融扶贫创新体系，并通过有效的多层次的法律机制来推进其发展，为其保驾护航。这就要求：
（一）厘清公益性制度主义金融扶贫各法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法律地位。
众所周知，扶贫解困，提供物质帮助是现代政府的宪法责任。为弱势群体和经济组织谋求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普世价值观。但这并不意味着单一的政府救助是唯一的扶贫手段。中国政府几十年来的扶贫实践已证实，单一依赖有限的政府财政扶贫资金进行这种供血式扶贫，一是资金有限;二是极易产生权力寻租、贪污腐化，使扶贫资金难以到达贫困者手中，不具有可持续性、全面性、发展性。而公益性制度主义金融扶贫正好摒弃了这些弊端，改变了政府在扶贫解困工作中绝对、垄断的地位，用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共同来调控和助推扶贫事业的向前发展，这已达成社会共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年―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就明确规定，“继续完善国家扶贫贴息贷款政策，积极推动贫困地区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鼓励开展小额信贷贷款，努力满足扶贫对象发展生产的资金需求。”不难看出，《纲要》肯定了公益性制度主义金融扶贫的方向，间接界定了政府、贷款人（银行）、扶贫对象三者之间的关系，明确了政府在公益性制度主义金融扶贫中应起到的引导和补充作用。贷款人（银行）保持相对独立的市场经济地位，精准扶贫，真正为贫困人群提供资金帮助。并通过制定单行法规来具体界定其他各主体的法律关系和法律地位，规制其市场准入，引导投资方向，避免其偏离公益扶贫的方向。如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规定，小额贷款公司是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在坚持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原则下自主选择贷款对象。根据《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第2条规定，村镇银行是指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批准，由境内外金融机构、境内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境内自然人出资，在农村地区设立的主要为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是独立的企业法人。由于小额贷款公司是经工商注册的商业性企业法人，依法不能经营存贷款业务，融资渠道受限，后多数改制为村镇银行。2014年5月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下发《小额贷款公司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意见稿》在融资限制、业务范围等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原《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对“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得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不得超过小额贷款公司资本净额的5%”的限制都将取消。但仍将其作为一般性工商企业对待，未明确小贷公司的金融机构法律地位，但在实践中小额贷款公司已在尝试发行债券、开展资产证券化的业务。其法律地位应界定在非银行金融机构。随着网络金融的兴盛和发展，P2P的小额信贷模式出现，但由于贷款主体法律地位法律未明确界定，应尽快纳入法律调整轨道，如同小额贷款公司，法律应作出明确规制。
（二）借鉴BOT项目融资方式，创新金融扶贫模式，以政策、制度、法律等多层次的法律规制体系，助推专为扶贫对象服务、实现机构可持续发展的、可复制、可推广的公益性制度主义新金融扶贫体系的建立。
其法律链接如下;首先由参与产业扶贫开发的农民组建产业发展专业互助组，然后设立一家项目公司，充分发挥政府财政专项资金的引导作用，以政府财政产业扶贫专项资金为资本金，通过中和农信发起设立一家有限责任公司形式的项目公司、产业发展专业互助组出少量资本金，撬动社会资金共同扶持和参与产业扶贫，向项目公司出资，再以项目公司的名义向银行申请贷款，签订贷款协议，但基于物权变现难的风险考量，银行一般不愿意接受贫困户以山林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及农村房产设定抵押，因此我们不妨以项目公司的资本――政府中和农信、产业发展专业互助组出资及其社会捐赠或出资资金，加上项目公司未来的收益向银行设立浮动担保，签订担保协议及产品预售合同，这样银行可以完全按商业化运作，控制风险。具体操作交给项目公司中的专业互助组去做，项目公司将贷款拆分成小额贷款，具体发放给参与产业开发的扶贫对象，由于专业互助组与扶贫对象之间相互熟知，建立起了相互间的信任关系，这就等同于为扶贫对象提供了联保，为防范风险，项目公司还可以要求扶贫对象提供以山林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及农村房产设定抵押的反担保。这样就形成了有效的法律链接，把风险控制到了最低点。同时再建立相应的法律辅助体系，完善税收、保险和捐赠法律制度，助推公益性制度主义新金融扶贫体系的建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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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供应链金融；精准扶贫；电商平台
1引言
“农业供应链金融+电商扶贫”是指将金融扶贫和电商的产业扶贫结合起来。农业供应链金融能使扶贫精准定位，借助贫困县域的特色资源，通过电商平台、网红带货、美食视频等方式宣传和销售当地特色产品，带动贫困县城产业和经济发展的脱贫。运用电商平台累积的大数据，通过信息技术分析手段，完善农村信用体系，解决传统金融机构在农村覆盖面不广的问题。凭借金融、物流、交易、大数据、云计算等电商基础设施，使得农村信用体系得以建立。
2农业供应链金融业务模式研究
2.1蚂蚁金服的农业供应链金融模式
蚂蚁金服推出的“旺农贷”就是为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农户提供信用贷款，其主要的运作方式是“融资+农业+保险”三方联动的模式。“旺农贷”主要采用的是农业供应链金融的模式，通过互联网平台为缺少资金的农户提供金融服务。“旺农贷”与农业供应链上的核心企业合作，为其上游和下游的客户提供资金支持，并通过天猫、淘宝打通农产品的销售渠道，为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农业和养殖业提供服务。蚂蚁金服的业务模式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步骤：首先，蚂蚁金服与农业供应链中的核心企业合作，当核心企业的上下游农户缺乏资金时依托核心企业向蚂蚁金服申请贷款。蚂蚁金服会通过农户以往与核心企业的交易往来信用情况以及农户在天猫、支付宝中的交易信用进行信息审查，通过审核决定发放贷款的金额。其次，蚂蚁金服的“旺农贷”主要形式为“贷钱放物”，通过在天猫平台上提供信用额度用以购买农业的生产原料和机械设备，借款的农户可以凭借蚂蚁金服的授信额度在天猫、淘宝上购买农资产品，并且对于购买成功的农户提供技术指导支持，以保证农户能够最有效、最经济地进行农业生产。最后，核心企业在进行农产品收购时，扣除农户的借款还给蚂蚁金服，剩下的资金支付给农户。为减少农业生产者的生产经营风险，蚂蚁金服引入了保险公司，为借款者提供农资安全险、人身意外险等保障。在整个供应链条当中，蚂蚁金服可以掌握借款人购买农资产品、生产、销售的实时信息，“贷钱放物”的发放方式可以确保所有的资金应用于农业生产，同时加入保险公司进行双重保障，控制了风险并且建立依托核心企业建立起相关联的信用体系。
2.2京东的农业供应链金融模式
京东作为国内大型的电商之一，依托其大量的交易数据及其自有的物流网络，为其供应链金融业务的飞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近几年京东陆续推出了“京保贝”“京小贷”“京农贷”等一系列供应链金融产品，下面着重分析一下与农业供应链金融相关的“京农贷”。“京农贷”是京东金融为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农业和养殖业提供的生产贷款服务，采用的是“贷款+保险+担保”的模式。其业务模式是：筛选优质的核心企业，通过核心企业的担保，审核其上下游供应链客户的信用水平和风险级别，对于筛选合格的企业给予资金支持。采用受托支付的方式，协助农户购买机械设备和农资产品。京东与新希望六和集团和中华财险进行合作，为新希望集团的上下游客户提供资金支持，新希望集团为其上下游的中小农户提供担保，中华财险为新希望集团和中小农户提供保险支持。农户拥有新希望集团的担保和中华财险的保险形成双重保障，这使得京东金融融资业务的风险大大降低，同时增加了农户获得贷款的概率。
2.3农金圈的农业供应链金融模式
农金圈是个互联网农村金融平台，这个平台是由农资大型企业诺普信组建，主要有面向农村的农业和养殖业提供金融服务的“农发贷”和面向大众的理财平台。其主推的“农发贷”业务主要以农业供应链为基础，与大型的农产品经销企业合作，通过农产品经销企业的担保为农户提供信贷支持。“农发贷”会围绕某一地区的核心农作物，与本地区的核心企业进行合作，向其上下游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并促进核心企业之间的交易合作。具体的业务模式为：首先，农户通过大型农资经销商或核心企业进行担保向农金圈申请资金支持，申请通过后在农金圈指定的农资经销商处购买农资产品并取得技术指导，资金由农金圈代为支付给农资经销商。其次，农产品成熟后，核心企业收购农产品并向农金圈支付贷款，剩余金额支付给农户。核心企业和农金圈定期检测农户生产情况，如果预测到风险及时采取措施补救。最后，农金圈与保险公司合作，要求农户购买保险，遇到农作物减产或者人身伤害，保险公司会进行赔付，减少贷款可能出现的损失。
3农业供应链金融模式的作用
①基于电商平台的供应链金融能够降低金融行业经营成本。金融行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发放涉农贷款会面临农业单笔贷款数额小、缺乏相应的抵押担保物、农业生产经营风险较大等情况，这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是不经济的。通过电商平台来进行贷款发放，一方面，供应链上下游的企业可以为农户提供担保，保险公司为农户提供保障，可以通过农户过去的交易行为更精确地识别风险，从而降低违约坏账的概率，减少金融机构损失；另一方面，很多贷款程序可以借助计算机完成，节省了人工支出，使经营成本得以降低。②让城市闲置资金进入农村，缓解农村缺乏资金的局面。在目前农村信用环境不完善的情况下，金融机构不太愿意将发放贷款的业务放在农村。农村企业贷款金额小、风险高，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发放一笔10万元的贷款和1000万元的贷款需要完成的流程相同，因此，出于经济效益来看，金融机构更愿意将资金投放于大企业。这会导致资金大量留在城市，农村企业融资困难，城市资金过剩。通过农业供应链金融融资，为这部分难以获得资金的农村优质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推动城乡资金的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③利用电商平台对于交易情况的记录，组建农村农户的信用价值体系，减少放贷的信贷风险。农业供应链金融通过引导农村企业在线上通过发放的贷款购买农资农具，并在电商平台销售产品，这种线上交易可以将消费和销售的信用情况收集起来，一方面可以帮助农村企业完善信用记录，方便后期进行融资，另一方面促进了农村信用体系的建设。
4农业供应链金融模式面临的问题
①小农户如何参与进入农业供应链条当中，实现其融资需求。目前针对小农户发放贷款资金的平台不多，主要针对的也都是标准化、规模化、专业化生产的农业大户，对于仍在贫困线上的农户仍然缺乏资金和技术支持，精准扶贫并未很好地落到实处。②农业供应链安全管理、信息收集具有较高的复杂性。农产品的生产过程有着较高的不透明性，在农产品的采购和销售会因为信息不对称引起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为解决此类问题，大型的农户能实现农产品的可追溯和透明化，但在农业供应链中涉及的各个环节：农户的生产、土地的管理、种植的管理、农产品的仓储物流、分销管理、对农业种子农具的资金需求以及结算管理。互联网如何在这些环节发挥收集信息、建立信用的作用，成为农业供应链发展的关键。③电商农业供应链金融相关法律法规并不完善。基于电商平台的农业供应链金融的发展离不开法律法规作为指引，需要完善法律法规相关条例，拓宽农业资产可抵押范围，对于可以提供惠农贷款的企业或电商平台给予权威性的法律指引，对于跨省融资或者大额融资提供较为清晰的规章制度。对互联网金融背景下的供应链金融用户的信息安全和隐私权益提供相应的法律保障。
5农业供应链金融模式的未来发展建议
【论文摘要】在我国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一个重要问题——供给问题难农民贷款难。而小额信贷组织可以作为农村金融供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消除农村贫困和发展农业生产做出贡献。
一、小额信贷及其在我国发展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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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额信贷的概念
小额信贷从国际流行观点看，是指专向中低收入阶层提供小额度的持续的信贷服务活动。通过适当的组织形式和有效管理，以合理的利率向穷人贷款，帮助更多穷人增加收入。在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具体是指基于农户信誉，在核定的额度和期限内向农户发放的一种不需要抵押、担保的贷款。它是在吸收和借鉴国际上小额信贷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2、我国发展农村小额信贷的现实意义
许多报告都指出，目前我国农村金融的主要问题仍是供给问题，而小额信贷组织可以作为农村金融供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积极作用，并同时担负着社会扶贫、保障的责任。
（1）发展小额信贷是我国农村金融“借贷输血”的一剂良药。农民贷款的低利率、不确定风险都使正规金融机构部门的诸多业务“趋利避害”，转战“非农”。同时，正规金融部门的高门槛，也使得广大农民望门止步。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小额信贷依据自身额度小、限期短、分期还款、不需担保或具有灵活性担保形式等特点，专门向农村中低收入农民提供贷款，为农村贷款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小额信贷灵活的担保形式或不需担保的特点降低了我国农民贷款门槛。
（2）我国农村小额信贷业务肩负着解决好“三农”问题的三大功能。经济杠杆功能。农村小额信贷业务发展，有利于改善农村贷款难的困境，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同时，农村小额信贷业务的发展又促进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经营状况的改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在通过办理该业务推动县域以下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自身也能得到长足发展。政策性支农功能。在我国，小额信贷扶持的主要是社会的弱势产业，服务对象普遍是社会的弱势群体，额小面广量大，管理成本高，很大程度上承担起党和政府的政策性支农服务功能，带有一定的扶贫性质，这也是国有商业银行纷纷从农村撤走机构的基本原因。社会保障功能。目前在我国的农村小额扶贫贷款、国家助学贷款、下岗工人再就业贷款等社会保障性质的贷款，大多通过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以小额贷款的方式进行发放。在操作上采用“政府+银行+扶贫组织”的运作模式，小额贷款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扶贫组织的责任。
二、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发展的现状及面临问题分析
1、基本现状
（1）放贷主体。在我国，小额信贷的放贷主体有三类：一类是以国际资助为资金来源，以民间或半官半民组织为运作机构的小额信贷试验项目，包括一些国外扶贫信贷投资和接受国外捐赠，还包括民间自发的借贷融资。其中，民间借款融资一般占地区融资总量的20%-25%之间；第二类是以国家财政资金和扶贫贴息贷款为资金来源，以政府机构和金融机构为运作机构的政策性小额贷款扶贫项目，一般由农业银行发放。贷款金额在2万元以内，利率相对较低，期限在1-3年，此类贷款占农村地区小额贷款的8%左右；还有一类是以农村信用社存款和央行再贷款为资金来源，以农信社为运作机构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联社贷款。贷款额度在万元以下，期限在一年左右，贷款性质为商业性质。在农村小额贷款比例中占较大比重。依不同地区有不同比例，一般达到30%至40%之间。
（2）发展形势。我国农村小额信贷总体来说有发展速度快、总体数量大、涉及面广等特点。为推动农村小额信贷业务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陆续出台了相关小额贷款管理办法和指导意见，早在2000年前后提出农村信用社要适时开办农户小额信用和农户小额联保贷款，简化贷款手续，方便农民借贷。在中央银行再贷款政策、农村信用环境建设、国家税收优惠政策等推动下，全面试行并推广小额信贷活动在2001年以后得到了迅猛发展。据统计，至2007年9月末，全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各项贷款31619亿元，其中农业贷款14498亿元，分别比2001年增19648亿元、10081亿元，增幅分别为164%、228%，全国2000多个县中几乎所有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都开办了农村小额信贷业务，在增量贷款中有90%以上是靠小额贷款的增长。最新资料显示，目前全国农村小额贷款覆盖面已达32%，在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小额贷款受益面更高。农村小额贷款有效解决了农村中低收入群体贷款难、融资难问题，成为广大农民脱贫致富的法宝。
2、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的发展的障碍
小额信贷在中国农村的发展虽然获得成功，但是可持续发展率较低，而可持续发展率的高低，是国际上衡量小额信贷业务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通过归纳总结，我国农村小额信贷业务发展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法律体系、相关政策及机制建设等外部条件不完善：第一，关于小额信贷的法律地位问题始终困扰其发展；第二，功能定位不清晰导致发展矛盾重重，只有明确功能定位问题，才能确定小额信贷组织创立管理的主体、资金来源、信贷产品设计、风险监管等一系列问题；第三，保障机制、政策体系不完善加大行业风险。目前农业灾害补偿制度等政策性扶持和保障制度尚不完善，不同程度上也制约了农村小额信贷的发展。
（2）资金来源和后续资金得不到有效保障：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农村农业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当前农村信贷资金不能实现有效配置，农村资金分流仍然严重。正如前文所述，农民贷款难的问题始终不能得到解决，小额信贷在农村的资金支持同样难以得到保障。
（3）自身特性的限制：小额信贷具有额度小、期限短、分期还款、不需担保或具有灵活多样的担保形式等特点，这些特点，促使它能够较好较快地适应我国农村的贷款市场，但同时，贷款利率偏低、贷款品种单一、额度小、风险大等一些问题也阻碍了小额信贷的进一步发展。
（4）管理困境：第一，外在金融监管力不从心。有关部门对具体监管方式未做出统一规定，协调小组并非专门的监管组织，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另外，商业性小额信贷组织的投资人又多为非金融专业人才；农行和政府部门两者的责任和权利关系不清楚或信息不对称，也造成了金融监管的困难。第二，商业性小额信贷公司内部治理经验不足。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农村小额信贷组织成功并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关键，商业性小额信贷组织的组织架构、制度框架在央行指导下已初步建立，但在内部管理授权、职责划分、激励约束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
三、农村小额信贷组织发展的建议
针对上文所提出的发展中存在的相关问题，要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普遍推广小额信贷，实现小额信贷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可采取以下措施。
1、确保资金来源，保证充足的后续资金，是实现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
（1）建立全面的小额信贷发放体系，依据不同目标实行不同政策。首先，国家应整合对农村的资金投入，用少量的财政补贴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农业和农村；其次，中国农业银行要以全面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综合性银行为目标，主要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再次，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妥善解决信用社的累积亏损和呆坏账，进一步增强支农能力。
（2）建立多元化融资渠道。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是商业性小额信贷组织开展经营的基础。在市场条件成熟或小额信贷组织自身实力足够强时，可以将其发展成为地区性或社区型商业性金融组织。另外，可以尝试改变小额信贷组织只贷不存的风险控制模式，在完善金融机构法制环境基础上放宽农村小额信贷机构吸纳存款的限制，确保资金的来源充足。
2、良好的宏观环境，健全的法律体制、政策保障是实现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
（1）加强立法，明晰借、贷主体，建立弱势群体便利融资的法律支撑。国家应该在条件成熟时制定关于小额信贷的法律、法规，运用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国家关于小额信贷的立法首先要依法明确小额信用贷款的发放对象；其次要依法明确承办小额信贷业务的存款及非存款金融机构，并且在条件成熟的地区组建城、乡风险投资公司。同时，要依法加大社会信用治理力度，对一切不守信用的行为和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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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确功能定位，因地制宜发展政策型或商业型或政策+商业型小额信贷。依据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现实条件，按照所在地信用社改革模式、金融机构的性质，因地制宜的开展“政策型”小额信贷、“政策、商业结合型”和“商业型”小额信贷，实现政府扶贫和小额信贷经营的分工与协调。依据不同功能定位来确定小额信贷组织创立管理的主体、资金来源、信贷产品设计、风险监管等一系列问题。
（3）建立完善的政策支持体系和风险保障系统。借鉴国际小额信贷的通用做法，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应当设立小额信贷风险补偿基金，并建立起完善的小额贷款政策保障制度、新型农业保险和农业贷款担保制度，以增强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同时减少信用社在小额信贷上的风险。
（4）创造良好的信用环境。一是加快农村征信体系建设，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二是进一步加强以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创建为主体的“信用工程”建设，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意识；三是法院、银行、政府密切配合，坚决打击一切形式的逃废债行为；四是建立有效的监管方式，防范和控制风险的发生。
3、完善、创新组织机制，提高部门管理效率，增强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的内生活力
（1）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新农村建设进程的加快，国家对农村小额贷款对象、额度、利率、用途、期限、程序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放宽小额贷款对象、提高小额贷款额度、科学确定小额贷款利率、拓展小额贷款用途、灵活确定小额贷款期限、简化小额贷款手续，进一步提高贷款便利程度。
（2）提高部门管理效率，重视对组织成员及农民群众的培训。加强内部管理：农村小额信贷组织要按照国际惯例，参照业内经验并结合自身实际，完善内控机制建设，强化整章建制；其次，有关部门应为农村小额信贷组织建立信息监测系统，帮助其对业务潜在的风险做细致的研究，不断提高风险的识别、评估、控制水平；培训组织成员，不断提高组织内金融人才处理业务的能力；最后，农村小额信贷组织要完善激励机制，科学制定小额贷款发放、管理和收回责任目标及考核奖惩措施，充分调动信贷人员的积极性。通过建立完整的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避免操作风险，确保健康发展。
四、结束语
关于农村小额信贷建设的内容十分丰富，本文只是在大量阅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着重从其发展意义、发展中的问题及发展建议三个方面构建了分析框架，对如何促进我国农村小额信贷业务可持续发展做了初步的总结和探讨。农村小额信贷对发展我国农村金融有积极的意义，担负着政策支农和发挥经济效益两大基本功能。本文基于这一指导思想，希望通过对我国农村小额信贷业务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为使其成为解决农村金融困境、促进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支点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佘传奇：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农村经济，2005（3）.
[2]杜晓山：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的实践尝试[J].中国农村经济，2005（8）.
[3]田文会：小额信贷在中国：发展、困境和机遇[J].农业经济，2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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