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08 11:31:31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教育政策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近年来，我国城乡义务教育的发展差异显著，突出表现在办学条件、经费投入、师资水平和教育质量等方面。这种差距加剧了城乡义务教育发展的失衡，阻碍了义务教育目标的实现。2005年5月25日，教育部下发《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把今后义务教育工作重心进一步落实到办好每一所学校和关注每一个孩子健康成长上来，有效遏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校际之间教育差距扩大的势头，逐步实现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这表明我国义务教育政策将发生转变，从忽视农村教育发展转为优先向农村地区、弱势群体倾斜；从集中优质资源打造重点学校、培育精英的教育转向面向大多数人的教育，重视基础教育的公共性、公平性。义务教育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它作为一项公共支出，理应由国家承担，政府提供。本文从财政的角度，提出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对策。
一、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必要性
(一)义务教育机会均等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要求。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本组成部分，而义务教育的权利平等和机会均等，则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基础。在现代社会里，人的基本教育权利，是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作为政府提供的最低标准的合格规范教育，保障的是人的基本人权和发展权利。所以，为所有儿童提供平等的义务教育权利和机会，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要求，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职责。为此，无论儿童出生于城市还是乡村，政府都应该为各地区提供均衡的经费，使他们接受相同条件和水准的义务教育。
(二)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政策手段。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突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如果不加以有效遏制，必将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农村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的水平如何，关系到我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果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不足，必然造成农村文盲增多、劳动力素质下降，使其陷入“落后—贫困—教育水平低下—更落后”的不良循环。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投资就是生产投资，通过接受教育，人们的经济决策效率得到了提高，人们的获利能力也相应得到了提高。而且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如农村，初等教育的投资收益率是最高的。因此，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是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政策手段。
二、促进我国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财政政策
(一)加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并明确政府是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全部责任方。其一，中央政府要下决心压缩其他开支，确保国家教育财政性支出占GDP的比例达到4％，并在2010年达到4.5％左右。各地政府也要严格按照新修改的《义务教育法》的要求，教育投入要确实做到“三个增长”，年初看预算，年终查决算。人大要加强对同级人民政府落实教育经费“三个增长”的法律监督。其二，各级教育投入既要解决总量投入不足的问题，也要解决配置不均衡的问题，明确政府是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全部责任方。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中，要对农村义务教育给予更多的政策照顾和倾斜，真正缩小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Adz的差距。
(二)进一步完善“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明确各级政府的财政分担责任。我国现行的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体制是实施“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以最困难的县乡两级财政为主体。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相当部分县乡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仅依靠县乡的财力是很难保证的，进一步完善“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必须在强化县级政府作为管理主体的管理责任的同时，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的财政分担责任，加大县级以上各级政府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主体责任，健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机制。可以根据各级政府的现实财政能力，对东、中、西部三类地区农村义务教育所需的各项经费的初始来源和责任作出明确合理的分工，对教师工资、公用经费、危房改造等义务教育所需要的各项教育经费，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分别由各级政府财政来分担。建议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承担主要责任，对中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承担部分责任；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省级政府也应承担本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的部分经费。通过明确各级财政主体的投入责任，为农村地区义务教育的发展提供可靠的经费保障，真正将农村义务教育纳入公共财政体系。(三)同一区域内，以学生数为标准，实施城乡义务教育均等化拨款制度。有条件的地区可以不区分城市和农村，以学生数为标准，实行义务教育均等化拨款制度。以北京为例，2001年北京市教委、北京市财政局重新修订了《北京市普通教育事业公用经费定额标准》，新标准对满足教学所必需的正常运行经费做了明确规定，不再分为城镇、农村标准，实行统一的公用经费标准。市级财政还专门设立了农村义务教育专项资金，规定每年至少投入一亿元重点支持农村小学布局调整、改善办学条件、消除危房、信息化建设、教师培训等项目，为“城乡统一标准办学”提供了资金支持和制度保证。
(四)落实国家义务教育财政“低保”政策。确保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财政投入。国家义务教育财政“低保”是指国家对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完成国家规定教育目标所需的办学条件的最低经费投入的保障，主要解决贫困地区、贫困人口义务教育办学条件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要求。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制定出台各地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最低保障线，建立和完善义务教育学校的“基尼系数”等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措施。从义务教育均衡推进与政府财政能力的关系来看，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均衡仅依靠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央政府对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财政转移支付，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在义务教育“低保”制度下，地方政府主要负责所辖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问题，尤其关注对本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全国范围内的非均衡问题，负责协调、均衡义务教育阶段投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建立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预算，以预算的形式确保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财政投入。
摘要：对教育进行投资是政府的责任所在。不同的投资方式会产生不同的政策效果。自从弗里德曼提出“教育券”理念以来，发达国家的教育投资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教育券”模式可以有效地治理我国教育的低效率。在实施过程中，必须注意三个问题。
关键词:教育券;思想渊源;背景:问题
为了解决教育不均衡问题，相当多的发达国家实行了教育券政策。教育券(educationvoucher),又译成学券或教育凭证,是在教育领域中试行的一种代币券，教育券体制的原理是：改变目前政府对公立学校的直接补助的教育投入方式,把原本应投入到教育中的资金经过折算发给每一位学生,学生凭券可以进行自由选择,到政府认可的任何一所学校(无论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就读。学校在收到教育券后,可以凭教育券从政府那里兑换与券值等额的教育经费。[1]
近几年来，我国的教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那么，我国要解决教育领域中的问题，能不能也实行教育券政策呢？笔者认为，我国能否实行教育券体制关键要弄明白以下几个问题：（一）发达国家实行教育券政策的社会因素或背景是什么；（二）我国当前教育的问题所在；（三）我国实行教育券政策应该注意的问题。根据这一思路，文章将逐一加以描述或分析。在这之前，先介绍一下教育券政策的思想渊源。
一、教育券政策的思想渊源
教育券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776年。①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的研究》一书中提到：如果竞争是自由的，各人相互排挤，那么相互的竞争，便会迫使每人都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弄得相当正确……如果各学院以科学艺术传授学生的导师或教师，不由学生自由选择，而由校长指派；如果教师怠慢、无能或无行，学生未经申请许可，不得由甲教师改换乙教师，这种规定，不但会使同一学校内各导师各教师间的竞争，大大减少，而且会使他们全体勤勉任教以及注意各自学生学习情况的必要性，也大大减少。像这类的教师，纵使领受了学生非常优厚的报酬，也会像那些全未受学生报酬或除薪俸以外毫无其他报酬的教师那样，怠于职守，荒误学生。
选择教育的理念至少可以回溯到托马斯.潘恩。在《人的权利》中，他认为政府应该为家长提供经济上的支持，以保证自己的孩子进入私利学校接受教育。②“他赞同将穷人的税收减至最低，并认为所有的贫困家庭都应该每年得到4英镑的资助，以使他们能够支付孩子的学费，并要求地方政府监督这一职责的履行。”[2]
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券概念由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1955年他在《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了教育券的概念，这篇文章于1962年收入他的著作《资本主义和自由》之中，在1979年出版的《自由选择》一书中，弗里德曼对教育券进行了较为详细地阐述。
在《资本主义和自由》(P44-P46)中，他提出：
把孩子和缴纳不起最低要求的学校教育学费的家长分离开来，显然和我们把家庭作为基本的社会单位的办法以及和个人自由的信念不相一致。此外，这很可能不利于自由社会的公民教育……为了对政府所规定的最低学校教育提供经费，政府可以发给家长们票证。如果孩子进入“被批准的”教育机关，这些票证就代表每个孩子在每年中所能花费的最大数量的金钱。这样，家长们就能自由地使用这种票证，再加上他们所愿意添增的金额向他们所选择的“被批准的”教育机关购买教育劳务。教育劳务可以为以营利为目的的私营教育机关或非营利的教育机关所提供。政府的作用限于保证被批准的学校的计划必须维持某些最低标准，很像目前对饭馆的检查，要求保证最低的卫生标准那样。
在《自由选择—学校的问题在哪里》中，他提出：
二、美国实行教育券政策的背景
社会背景是政策制定的影响因素之一。美国实行教育券政策同样受到美国当时的社会背景的影响。本文从社会思想、理论基础和管制模式三方面加以分析。
（一）新自由主义是教育券政策的思想背景
（二）公共选择理论是教育券政策的理论基础
（三）集权式教育的低效率是教育券政策的现实因素
美国历次教育改革的失败和公立学校教育质量的不断下降,是教育券等择校制度推行的又一背景。美国公立学校教育失败是不争的事实。中小学生阅读能力普遍较差,数学成绩属于工业国家之尾,学校中帮派林立,、枪支在校园里见惯不怪。尽管政府多年来为公立学校投入大量经费,增加教师,缩小班级规模,但家长们认为公立学校的教学水准仍然未能达到他们的要求,择私校而读的学生人数仍逐年增加,因为“各私立学校能提供高水准、安全校区与校风良好的教育”。因此,美国一些教育改革者便在历次教改不尽如人意之后，选择了消除公立学校垄断,强化学校教育竞争的“教育券政策”。[4]
弗里德曼认为，社会集权导致了教育质量的下降。公共教育运行方式的最重要的因素是非中央极权的政治结构：美国宪法严格地限制了联邦政府的权力，使它无法发挥重大的作用。各州把控制学校的权力大部分都留给了地方团体、小市镇、小城市和大城市内的各个区。家长密切监视管理学校的政治机构，部分地代替了竞争，同时也确保了家长们的普遍要求得以实现。而1933年经济危机之后，“公众加入到知识分子的行列，开始对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能力无限崇拜，在这种情况下，单间教室的学校和地方学校委员会的衰败就成了不可逆转的趋势。而控制学校的权力，也就很快从较小的地方机构转给了较大的地方机构，如县、市、州一级的机构，最近则转给了联邦政府。”1990年，约翰库伯和特里莫进行的大量调查表明：集权和是导致美国公共教育低效率的主要原因。③小布什上台后，在教育改革方面实行NCLB计划（NoChildLeftBehind），并自称是“美国教育史上最重要的改革”，但这受到广泛的批评：NCLB计划是以集权的方式运行的，这个计划带给我们的最终结果也许是最差的，即联邦政府对教育的控制以及由此引发的教育质量的下降。改变美国教育几十年来绩效平平的局面，就应该摒弃集权主义模式。相反，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应该给予学生“用脚投票”的权力，从而使学生可以自由地选择教育。这种革命性的变革的关键在于各州，中央政府在教育改革方面能做的最大贡献就是避免教育集权化并允许各州尝试自由选择学校的计划。[5]
三、我国教育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教育存在很多问题，其中三个就是学校结构的问题、教育体制的问题和教育收益率的问题。
（一）高校职能机构臃肿，造成成本浪费
现阶段，高等教育的有限经费没有全部花费在教学和科研中，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如支付师生员工的住宅、医疗、生活后勤的成本和离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障成本。同原来的国有企业一样，高校“办社会”不仅严重浪费稀缺的教育资源，还造成机构臃肿和人员冗杂。在我国普通高等学校中，经常会出现专任教师只占教职员工的一半的情况。其次，在高等学校的组织结构中，存在较大的资源浪费。例如高校内部，一线教学人员的工资、津贴之和与行政后勤人员的区别不大，甚至出现倒挂。由此引起教师资源和时间资源流失。更有甚者，一些经过高层次学习的博士生等人才纷纷离开教学岗位，进入高级或中级管理阶层，使一个学者整天忙于“文山会海”中，造成人力资源浪费。
（二）教育不均衡现象严重
我国教育不均衡发展的状况不仅表现于反映教育数量特征的结构、布局的不平衡，也表现于反映教育质量特征的绩效、结果的不平衡，还表现于反映教育运动状态特征的速度和规模的不平衡。从数量特征来看，我国农村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比例失调，布局不合理，学校数量极度短缺。从质量特征来看，农村教师教学观念滞后，学生辍学现象严重，教学质量无法保证。从运动状态特征来看，农村学校经济资源不足，发展速度缓慢，办学规模较小。很明显，农村的教育状况与城市的教育状况形成了普遍的、强烈的反差。
（三）我国的教育收益率不高
四、我国实行教育券政策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2000年11月，长兴县教育考察团在美考察期间发现有些州的教育财政拨款与目前国内的做法大不相同，是将政府教育经费以“教育券”形式发放到学生手中，由学生持券择校，学校则将收取的“教育券”到政府换取教育经费。受此启发，2001年9月，长兴教育局为扶持当地职业教育和民办教育发展，借鉴美国同行的做法，结合当地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面向职业学校和民办学校开始“教育券”试点。这一政策有效地解决了上文所述的三个问题。
但是，局部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整体的可行性，长兴县的教育券政策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这一政策的成功概率还很难说。笔者认为，在更大范围内实行教育券政策必须注意以下问题：
（一）理论层面要严密，操作层面要规范
教育券政策并不是完美的制度，它需要理论和实践的互相支持。理论层面要严密，就是说在实行教育券政策之前，必须对实行这一政策的前提条件和可能产生的政策结果由一个充分的预知，操作层面要规范，就是说这一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必须强调各利益主体的法制化意识，相关的监督机制必须完善。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劳凯声教授认为教育券制度的确能够优化资源配置，增加人民的选择权，对中国的教育改革发展有很大的意义。但是它一旦实施后政府将不能保证学校之间的公平，会导致资源流向好的学校，造成“富校越富，穷校越穷”。湖南师范大学的曾坤生教授认为教育券制度是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是向更加规范的市场制度迈进的一种过渡形式。这种过渡体现了制度变迁的强烈的路径依赖和渐进性，作为一种选择可以在若干地区发挥积极作用，提高教育教学效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最优的选择范式。因此，在选择教育券这种制度安排时，一定要注意运作的规范和其本身的演进性。长兴县副县长熊全龙先生认为教育券在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一些问题，比如公办薄弱学校难以维持生存；学生培养费标准提高；教师工资财政专户将被取消和人事管理制度面临新挑战等。这些都需要采取相应的对策予以解决。
（二）摆正认识，各种教育一律平等
（三）教育券的受众要有选择性
我国的教育规模十分庞大，所以实行教育券政策不可能一步到位，只能是循序渐进。这里的循序渐进有两层含义。首先是在地区的选择上要有战略性或带动性。我国实行教育券的第一个地区是浙江，这可能和浙江地区的制度完善程度有关。其次在教育层次的选择上要有针对性和可比性。选择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作为实行教育券政策的对象，是城市教育还是农村教育优先，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政策意义的判断。
参考文献：
[1]沈有禄.教育券制度评析[J].教育与经济,2004(1),17-19.
[2]尼古拉斯.巴尔,大卫.怀恩斯.福利经济学前沿问题[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216.
论文摘要：教育政策是党和政府在一定历史时期为教育工作制定的基本要求和行动准则。公正的教育政策要保障受教育者的发展权利与发展机会、发展条件和发展水平与资格的认定的公正。为了保证教育政策的公正，教育政策参与主体必须具有公正意识，教育政策内容必须遵循平等原则和补偿原则。
教育政策是党和政府在一定历史时期为教育工作制定的基本要求和行动准则。随着政策科学的兴起，教育政策研究成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最快的学科领域之一。[1]教育政策问题日益受到公众的关注，人们除了从政策学角度分析教育政策外，广大的学者还运用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知识来分析教育政策，伦理学视角是近几年来人们分析教育政策问题采用的视角之一。
一、教育政策公正的内涵
公正是伦理学的重大问题之—，这个概念涉及的范围很广，它既是法学概念、政治学概念又是伦理学概念。在伦理学中，公正是指人们根据一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办事公平正直、坚持真理、合乎情理、不存私心。它反映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体现人们的一种崇高的道德境界。[2]所谓教育政策公正，就是指教育政策要保证在现实社会条件下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可能的教育平等，保证受教育者教育起点的公平、教育过程的公平和教育结果的公平。也就是说，教育政策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保证公正：受教育者的发展权利与发展机会的分配、受教育者的发展条件的分配和受教育者的发展水平和资格的认定。
（一）受教育者的发展权利与发展机会
教育是促进人发展的一项社会活动，并且国家规定适龄儿童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政策作为国家为教育事业制定的行为规则，应该保障受教育者的入学权利。受教育者的发展权利和发展机会的公正也就是教育起点公平问题。具体来讲，教育政策要保证受教育者具有同等的入学机会和发展权利。
（二）受教育者的发展条件
教育是促进社会公平的一种手段，是保证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受教育者作为平等的发展个体，理应享有相同的发展条件。受教育者的发展条件的公正也就是教育过程公平问题。具体来讲，教育政策要保证教育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和公正性，让每个受教育者在受教过程中都享有公正的发展条件。
（三）受教育者的发展水平和资格的认定
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其最终的培养质量要通过一定的方式加以评定。在评定中，每个个体都应该接受相同的评定标准。受教育者的发展水平和资格认定的公正也就是教育结果的公平。具体来讲，教育政策要保证受教育者获得相应的发展水平，在同一标准下获得资格的认定。
教育政策的公正涉及教育起点、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三个方面。公正的教育政策要保证受教育者在以上三个方面的利益，让受教育者获得同等的发展机会、发展条件和发展水平，满足受教育者对教育的需要和实现受教育者的最大限度的发展。
二、教育政策公正的实现途径
教育政策是在一定时期内为实现一定的教育目标而制定的关于教育事务的行为准则。为了实现教育政策的公正，我们首先要保证政策制定参与者的参与公正，其次要保证政策内容的公正。
（一）参与主体的参与公正
政策的制定是一项繁复的工作，目前，中国的政策制定比较关注民主性，强调多元主体参与政策的制定。教育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公益事业，其发展状况将直接决定国家的未来。教育政策的制定需要政策利益相关人员的参与，只有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参加政策制定过程，政策的出台才能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
人都是会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来考虑问题，为了保证教育政策的公正，教育政策制定的参与者必须保持一颗公正之心，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从多方面考虑问题，争取为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合理的参照意见。
（二）政策内容的公正
教育政策是人们进行教育活动的行动指南，公正的教育政策有利于教育活动的公正。为了保证教育政策内容的公正，政策制定者必须遵循平等原则和补偿原则。
1、平等原则
平等一直以来是人们追求的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追求同质的平等，认为人人生而平等。这种同质的平等观是与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相对的。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平等的观念也日益有了更为广泛的内涵。现在，差异的平等观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差异的平等观承认人与人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只要个体能获得适合自己的发展就是真正的平等。这种差异的平等观让人们对平等的认识向前迈了一大步。
教育政策的制定要遵循平等原则，以便实现政策目标，发挥政策作用。在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政策的制定要按照同质平等观的要求，保证受教育者获得同样的教育机会；在非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政策的制定要按照差异平等观的要求，保证受教育者获得适合自己发展需要的条件和结果。
2、补偿原则
教育是一项公益事业，它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教育政策为了实现公正，必须考虑弱势群体的利益。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助推器，是社会和谐的安全阀。教育政策应该以公平作为自己的目标，保证教育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阶层之间的相对公平。[3]
我国是一个地域广阔、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教育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我国的教育事业也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教育政策应该考虑这些不平衡的现实，遵循补偿原则。补偿政策是政府对处境不利人群(弱势群体)实施的特殊政策，其目的是使其在原则上享受与别人同样的教育权。[4]
（1）城乡之间
城市教育事业的发展明显快于乡村的教育事业，有的城市正向教育现代化大力迈进，而一些乡村地区连基本的入学率都不能保证，更不用说教育的大力发展了。我国的教育政策长期以来以城市作为政策制定的依据，没有考虑广大农村的现状，让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雪上加霜。
为了保证教育政策的公正，教育政策在内容上必须体现对农村的关注，补偿农村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让农村的孩子们获得同样的教育发展机会。补偿原则的遵循可以用政策来弥补自然存在的差异，这也是政策的作用之一。
（2）区域之间
我国的经济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快于西部内陆地区，这种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就相应地造成了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东部地区的教育事业经费充足，可以吸引优质的师资力量，其教育质量明显优于西部地区。教育政策在制定中总是“一刀切”，有些政策对东部地区有利，对西部地区就是揠苗助长。
为了保证教育政策的公正，教育政策在内容上必须考虑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体现政策的灵活性和适应性，适当地补偿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和老少边穷地区。这种补偿是为了教育的公平发展和社会的和谐，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一种方式，应当得到全社会的认可。
（3）阶层之间
阶层是社会人群的一种人为划分的结构，它反映社会人群的社会地位、资本状况等。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内部因为收入、财富、权力差异等原因而导致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等，这种不均等会加大教育的不公平阶层之间的教育。有些人竟然利用权或者钱在教育领域进行交易，谋求教育资源的最大化。
为了教育的公平，教育政策在内容上必须考虑阶层之间的差异，补偿社会弱势群体。高校中关于贫困生的一些政策可以说是补偿原则的表现，这些政策让贫困生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保障了他们的学习权利。
公正是教育政策的伦理诉求，只有公正的教育政策才可以真正地发挥政策应该具有的作用，才可以促进教育的公平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为了实现教育政策的公正，教育政策的参与主体应该保持公正的意识，力求制定公正的教育政策。
参考文献：
[1]袁振国．教育政策分析与当前教育政策热点问题[J]．复旦教育论坛，2003，1(1):29-32．
[2]施修华．学校教育伦理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99．
关键词：高中教育；行政管理；课程改革；解决办法
教育不只是针对学生的文化教育以及德育等教育方面的内容，学校的行政管理也很重要，行政管理是教育的领头羊，只有行政管理到位得当，教育才能在这一平静的大背景下顺利向前，行政管理在高中教育阶段尤其如此。高中是学生整个学习过程中的转折阶段，关系着学生的未来，因此对高中教育中行政管理出现的问题要予以重视并及时提出对策解决这些问题，方能让高中教育健康发展。
一、高中教育行政管理存在的问题
目前新课改在尽力实施，目的是解决高中教育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引导教育平稳发展，利于学生，利于政府，利于社会。随着新课改的深入，部分老旧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那些根深蒂固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并且新的问题不断浮现。其中主要面临的行政管理的问题有：盲目扩大规模，忽略了特色；资金短缺导致的教育质量下降；高中教育所处在的复杂而敏感的社会位置。由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受教育的条件也相对增加，对于教育环境和教育设施的要求也不断拔高。因此目前很多高中学校盲目的扩大办学规模，增加校区，扩大校区面积，大力招聘教师，合并学校。这样一来，学校的特色被稀释或者消失不见了，生源杂乱，管理方式回溯到传统的模式，只是为了学习而学习。这样的做法从反面削减了教育质量，失去了本来引以为傲的教学特色。还有一种情况便是教育模式的多元化趋进，很多高中现在都合民办，综合高中为一体，从目前的情况看，这样的合并让学生在毕业时有了更多的选择，既可以选择继续深造，也可以选择就业。但是这种相对中庸的做法让教育质量得不到保障，教育资源分配方式不合理，衍生了高中教育中各种新的问题。另一个方面是学校的办学资金方面的问题。目前我国高中教育的资金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社会资金的注入；二是学生学费；三是政府拨款。这其中的政府拨款是主要的资金来源，由于政府拨款并不是不竭之源，因此在高中教育行政管理方面，特别是资金管理方面就会出现问题，教育质量随之下降。同时也由于资金的不足导致很多民办高中学生的家庭的负担增加，整个教育链出现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是目前高中教育在国民社会中所处的复杂而敏感的位置。高中阶段，学生的生理开始成熟，心智处于羞涩懵懂的青春期，从而决定了这个时期受教育学生的复杂性，管理成本增加，教育成本增加。同时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受教育意识得到空前解放，家长和社会各方对高中教育的关注程度与日俱增，因此高中教育像被放在放大镜下面一样，所有的不好和问题都被放大，所处的这样的位置给高中教育的行政管理带来的压力也与日俱增，管理难度空前上升。此外就是高中教育处在初中教育和大学教育之间，大学属于高等教育，初中属于义务教育，这就给夹在中间的高中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高中教育起到承上启下、完美衔接的作用。因此高中教育便不知不觉被放到了一个及其敏感的位置上，所带来的行政管理难度可想而知。
二、高中教育行政管理的对策
针对高中教育所处的位置，社会大环境所决定的发展方向，出现的各种问题，在行政管理方面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尽快得出相应的措施，出台相关政策，在保证高中教育行政管理良好运行的情况下平稳地发展文化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同时不辜负社会和各界人士的希望。本文提出的对策主要有：优化高中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建设高质量的管理队伍；科学合理地利用各方教学资源。行政管理中最重要的部分便是管理体制，也就是各个管理阶层的职能规划，明晰每个管理部门的职能，各个部门各执其事，做到管理中的清晰明了。在每一个方案实施之前都应该有相关部门经过一定的流程，提出方案，讨论方案，评估方案的可行性，表决、执行、反馈是这一流程的主要步骤。优化职能之后，从内部看来，管理人员的素质便是决定管理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为行政管理提供一个优良的人文环境是行政管理良好向前的保障，国家或是政府部门通过有效的措施对高中教育中的行政管理人员进行培训，问答，考核，对管理成果进行评估。建立一个高素质、高质量的行政管理队伍，是提高行政管理质量的关键一步。最后就是整合教育资源，优化资源配置，科学合理地利用各方资源，提高管理的效率。在新课改的大环境下，作为适应性的第一人，教师便成为了管理中的重点，科学的培训会让教师在适应新课改的过程发挥重要的带头作用，保障高中教育的顺利向前发展。
三、结语
高中教育阶段是一个敏感而多变的阶段，处在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中间，处在一个复杂的位置上，因此对于高中教育的行政管理要提起十二分的精神，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需要各方共同努力，一同打造一个良好的高中教育的环境。
参考文献：
[1]彭霞.论高中教育经费管理措施探究[J].时代金融,2014(21):201-202.
关键词:教育券;思想渊源;背景:问题
为了解决教育不均衡问题，相当多的发达国家实行了教育券政策。教育券(educationvoucher),又译成学券或教育凭证,是在教育领域中试行的一种代币券，教育券体制的原理是：改变目前政府对公立学校的直接补助的教育投入方式,把原本应投入到教育中的资金经过折算发给每一位学生,学生凭券可以进行自由选择,到政府认可的任何一所学校(无论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就读。学校在收到教育券后,可以凭教育券从政府那里兑换与券值等额的教育经费。[1]
近几年来，我国的教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那么，我国要解决教育领域中的问题，能不能也实行教育券政策呢？笔者认为，我国能否实行教育券体制关键要弄明白以下几个问题：（一）发达国家实行教育券政策的社会因素或背景是什么；（二）我国当前教育的问题所在；（三）我国实行教育券政策应该注意的问题。根据这一思路，文章将逐一加以描述或分析。在这之前，先介绍一下教育券政策的思想渊源。
一、教育券政策的思想渊源
教育券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776年。①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的研究》一书中提到：如果竞争是自由的，各人相互排挤，那么相互的竞争，便会迫使每人都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弄得相当正确……如果各学院以科学艺术传授学生的导师或教师，不由学生自由选择，而由校长指派；如果教师怠慢、无能或无行，学生未经申请许可，不得由甲教师改换乙教师，这种规定，不但会使同一学校内各导师各教师间的竞争，大大减少，而且会使他们全体勤勉任教以及注意各自学生学习情况的必要性，也大大减少。像这类的教师，纵使领受了学生非常优厚的报酬，也会像那些全未受学生报酬或除薪俸以外毫无其他报酬的教师那样，怠于职守，荒误学生。
选择教育的理念至少可以回溯到托马斯.潘恩。在《人的权利》中，他认为政府应该为家长提供经济上的支持，以保证自己的孩子进入私利学校接受教育。②“他赞同将穷人的税收减至最低，并认为所有的贫困家庭都应该每年得到4英镑的资助，以使他们能够支付孩子的学费，并要求地方政府监督这一职责的履行。”[2]
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券概念由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1955年他在《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了教育券的概念，这篇文章于1962年收入他的著作《资本主义和自由》之中，在1979年出版的《自由选择》一书中，弗里德曼对教育券进行了较为详细地阐述。
在《资本主义和自由》(P44-P46)中，他提出：
把孩子和缴纳不起最低要求的学校教育学费的家长分离开来，显然和我们把家庭作为基本的社会单位的办法以及和个人自由的信念不相一致。此外，这很可能不利于自由社会的公民教育……为了对政府所规定的最低学校教育提供经费，政府可以发给家长们票证。如果孩子进入“被批准的”教育机关，这些票证就代表每个孩子在每年中所能花费的最大数量的金钱。这样，家长们就能自由地使用这种票证，再加上他们所愿意添增的金额向他们所选择的“被批准的”教育机关购买教育劳务。教育劳务可以为以营利为目的的私营教育机关或非营利的教育机关所提供。政府的作用限于保证被批准的学校的计划必须维持某些最低标准，很像目前对饭馆的检查，要求保证最低的卫生标准那样。
在《自由选择—学校的问题在哪里》中，他提出：
政府在资助和管理学校方面作用的不断加大，不仅导致了纳税人金钱的巨大浪费，而且导致了比自愿合作继续起较大作用所能产生的教育制度远为落后的制度……在初等和中等教育中采用凭单制度，该制度将给予不同收入的家长以选择子女所上学校的自由……在高等教育中也采用凭单计划，该计划将提高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学质量，同时促使补贴高等教育的税款的分配更加公平……一种既能保证父母享有更大的选择自由，又能保持现有的财政来源的简单、可行的方法是实行凭单计划……家长应被允许在任何一个愿意接受他的子女的学校使用凭单，不论是私立的，还是公立的，也不论是在他们居住的地区、城市或州，还是在其他地区、城市或州。这样，不仅将给每位家长较多的选择机会，同时也迫使公立学校通过收学费而自筹资金（如果凭单金额等于全部教育开支，则学校必须完全自筹资金；如果不等于全部教育开支，则学校必须部分地自筹资金）。这样，不仅公立学校之间要展开竞争，而且还要同私立学校竞争。这个计划并不减少任何人为教育纳税的负担。它只是在社会有责任向孩子们提供教育的前提下，给予家长较为广泛的选择余地，让他们自己决定孩子应受什么样的教育。
二、美国实行教育券政策的背景
社会背景是政策制定的影响因素之一。美国实行教育券政策同样受到美国当时的社会背景的影响。本文从社会思想、理论基础和管制模式三方面加以分析。
（一）新自由主义是教育券政策的思想背景
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是避免政府的过度干预。在教育方面，引入自由竞争机制至关重要。在《自由秩序原理》中，哈耶克提到：下述重要问题需要考虑：应当以何种方式提供义务教育？应当为所有的人提供多高程度的义务教育？享受较高程度义务教育的人又应当如何挑选，以及由谁来承担这部分开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即多高程度的教育应当由公共资金来提供以及以何种方式来提供……然而这绝不意味着，现今推行的义务教育甚或由政府资助的普通教育，就应当以政府来建立或管理这些教育机构为必要条件。对于教育券问题，哈耶克持有赞成态度：“诚如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教授业已指出的，通过向双亲提供保证负担每个孩子教育费用的凭证——他们可以将这种凭证交给他们为孩子所选择的学校——的做法，现今在毋需维系政府开办的学校的状况下，用公共资金（publicpurse）来支付普通教育的费用在实践上已完全可行。当然，由政府直接为少数偏僻的社区提供学校教育仍然是可欲的，因为在这些地方，学龄儿童的人数非常少，从而教育的平均成本也就非常高，所以不适合开办私立学校。然而，对于绝大多数人的教育而言，毋庸置疑，完全由私人致力于教育组织和教育管理，而政府仅提供基本的资助并为所有的学校确立担保之费用的最低标准，是完全有可能的。”
（二）公共选择理论是教育券政策的理论基础
家长通过教育券而选择学校提供的教育，在实质上构成了投票问题。所有参与到投票行为中的经济人都有自身的效用期待。[3]如果政府的教育支出投向生产者（学校）而不是消费者（受教育者），那么消费者的效用函数无法达到最优。鲍彻尔丁（Borcherding）认为，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贡献是除去了附加在教育支出本质上的光环效应，其内容是教育支出被公共部门的职工和官员推动上升，他们垄断了民主过程的权力，并利用它来增加自己的报酬而不是生产相应的生产增值。他进一步指出，教师根据教育、经验和区域规模大小而给予更多报酬，而这都和教育质量无关。学校可以避免效率检验。
赫希曼（Hirschman）认为，教育作为一种公共服务必然会遇到供给方式的困扰，一旦选择了不适当的供给方式，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公共服务的消费者不能行使退出的权利或向其他服务部门寻求服务。在他看来，教育应该实行“市场+非市场的混合策略”，并时常对低效率的教育机构实行退出机制。
（三）集权式教育的低效率是教育券政策的现实因素
美国历次教育改革的失败和公立学校教育质量的不断下降,是教育券等择校制度推行的又一背景。美国公立学校教育失败是不争的事实。中小学生阅读能力普遍较差,数学成绩属于工业国家之尾,学校中帮派林立,、枪支在校园里见惯不怪。尽管政府多年来为公立学校投入大量经费,增加教师,缩小班级规模,但家长们认为公立学校的教学水准仍然未能达到他们的要求,择私校而读的学生人数仍逐年增加,因为“各私立学校能提供高水准、安全校区与校风良好的教育”。因此,美国一些教育改革者便在历次教改不尽如人意之后，选择了消除公立学校垄断,强化学校教育竞争的“教育券政策”。[4]
弗里德曼认为，社会集权导致了教育质量的下降。公共教育运行方式的最重要的因素是非中央极权的政治结构：美国宪法严格地限制了联邦政府的权力，使它无法发挥重大的作用。各州把控制学校的权力大部分都留给了地方团体、小市镇、小城市和大城市内的各个区。家长密切监视管理学校的政治机构，部分地代替了竞争，同时也确保了家长们的普遍要求得以实现。而1933年经济危机之后，“公众加入到知识分子的行列，开始对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能力无限崇拜，在这种情况下，单间教室的学校和地方学校委员会的衰败就成了不可逆转的趋势。而控制学校的权力，也就很快从较小的地方机构转给了较大的地方机构，如县、市、州一级的机构，最近则转给了联邦政府。”1990年，约翰库伯和特里莫进行的大量调查表明：集权和是导致美国公共教育低效率的主要原因。③小布什上台后，在教育改革方面实行NCLB计划（NoChildLeftBehind），并自称是“美国教育史上最重要的改革”，但这受到广泛的批评：NCLB计划是以集权的方式运行的，这个计划带给我们的最终结果也许是最差的，即联邦政府对教育的控制以及由此引发的教育质量的下降。改变美国教育几十年来绩效平平的局面，就应该摒弃集权主义模式。相反，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应该给予学生“用脚投票”的权力，从而使学生可以自由地选择教育。这种革命性的变革的关键在于各州，中央政府在教育改革方面能做的最大贡献就是避免教育集权化并允许各州尝试自由选择学校的计划。[5]
三、我国教育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教育存在很多问题，其中三个就是学校结构的问题、教育体制的问题和教育收益率的问题。
（一）高校职能机构臃肿，造成成本浪费
现阶段，高等教育的有限经费没有全部花费在教学和科研中，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如支付师生员工的住宅、医疗、生活后勤的成本和离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障成本。同原来的国有企业一样，高校“办社会”不仅严重浪费稀缺的教育资源，还造成机构臃肿和人员冗杂。在我国普通高等学校中，经常会出现专任教师只占教职员工的一半的情况。其次，在高等学校的组织结构中，存在较大的资源浪费。例如高校内部，一线教学人员的工资、津贴之和与行政后勤人员的区别不大，甚至出现倒挂。由此引起教师资源和时间资源流失。更有甚者，一些经过高层次学习的博士生等人才纷纷离开教学岗位，进入高级或中级管理阶层，使一个学者整天忙于“文山会海”中，造成人力资源浪费。
（二）教育不均衡现象严重
我国教育不均衡发展的状况不仅表现于反映教育数量特征的结构、布局的不平衡，也表现于反映教育质量特征的绩效、结果的不平衡，还表现于反映教育运动状态特征的速度和规模的不平衡。从数量特征来看，我国农村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比例失调，布局不合理，学校数量极度短缺。从质量特征来看，农村教师教学观念滞后，学生辍学现象严重，教学质量无法保证。从运动状态特征来看，农村学校经济资源不足，发展速度缓慢，办学规模较小。很明显，农村的教育状况与城市的教育状况形成了普遍的、强烈的反差。
（三）我国的教育收益率不高
教育收益率是指教育收益总额与教育成本总额的比值。在我国的广大农村地区，儿童往往参加一些辅的生产老动，加大了教育的机会成本，从而降低了教育收益率。由于农村地区教育供给的不足，人均受教育的年限较低。在城市地区，受内部失业和农村流民的影响，较低文化素质的人难以找到工作，或在职业选择和工资报酬上存在歧视，从而造成了对高等教育的过量需求，并带动初、中级教育过渡膨胀，形成了教育深化（Educationaldeepening）和知识失业（educatedunemployment）。大量原本只需要受较少教育就可以胜任的工作被接受了更多教育的人承担者，从而使在校期间学习的相当一部分知识处于闲置状态，相对于国民经济对人力资本的需求而言，出现了“教育过度”现象。
四、我国实行教育券政策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2000年11月，长兴县教育考察团在美考察期间发现有些州的教育财政拨款与目前国内的做法大不相同，是将政府教育经费以“教育券”形式发放到学生手中，由学生持券择校，学校则将收取的“教育券”到政府换取教育经费。受此启发，2001年9月，长兴教育局为扶持当地职业教育和民办教育发展，借鉴美国同行的做法，结合当地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面向职业学校和民办学校开始“教育券”试点。这一政策有效地解决了上文所述的三个问题。
但是，局部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整体的可行性，长兴县的教育券政策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这一政策的成功概率还很难说。笔者认为，在更大范围内实行教育券政策必须注意以下问题：
（一）理论层面要严密，操作层面要规范
教育券政策并不是完美的制度，它需要理论和实践的互相支持。理论层面要严密，就是说在实行教育券政策之前，必须对实行这一政策的前提条件和可能产生的政策结果由一个充分的预知，操作层面要规范，就是说这一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必须强调各利益主体的法制化意识，相关的监督机制必须完善。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劳凯声教授认为教育券制度的确能够优化资源配置，增加人民的选择权，对中国的教育改革发展有很大的意义。但是它一旦实施后政府将不能保证学校之间的公平，会导致资源流向好的学校，造成“富校越富，穷校越穷”。湖南师范大学的曾坤生教授认为教育券制度是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是向更加规范的市场制度迈进的一种过渡形式。这种过渡体现了制度变迁的强烈的路径依赖和渐进性，作为一种选择可以在若干地区发挥积极作用，提高教育教学效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最优的选择范式。因此，在选择教育券这种制度安排时，一定要注意运作的规范和其本身的演进性。长兴县副县长熊全龙先生认为教育券在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一些问题，比如公办薄弱学校难以维持生存；学生培养费标准提高；教师工资财政专户将被取消和人事管理制度面临新挑战等。这些都需要采取相应的对策予以解决。
（二）摆正认识，各种教育一律平等
就我国而言，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教育仍是一块坚固的堡垒。民办教育历经了十几年的发展，满足了国民对教育的部分需求，也减轻了政府的教育财政负担，成为我国公立教育不可或缺的补充，但民办教育的地位和投资收益等部未能得到法律保障，在竞争中仍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不利于调动民间资本投资教育的积极性。在现在的体制下，民间办学机构面对的是一个不那么公平的市场：居民家庭送孩子进公立学校，免费；进私立学校，要交费。如此的约束条件，迫使民间教育机构不得不选择“撇奶油”策略——以富家子弟中不堪公立学校竞争者作为招生目标。许多地方民间办学以所谓“贵族学校”起步，道理是一样的。这里的“贵”，指的是收费的单价高，因此投资的总量一定不会大。这就是说，公立免费的制度安排不但不能刺激民间办学，而且抑制民间投资。同时，由于教育财政经费严重短缺，也不能真正实现教育公平和提高教育效率。因此，需要在民办教育和公办教育之间引入平等的竞争机制，进一步深化教育的市场化进程。
（三）教育券的受众要有选择性
我国的教育规模十分庞大，所以实行教育券政策不可能一步到位，只能是循序渐进。这里的循序渐进有两层含义。首先是在地区的选择上要有战略性或带动性。我国实行教育券的第一个地区是浙江，这可能和浙江地区的制度完善程度有关。其次在教育层次的选择上要有针对性和可比性。选择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作为实行教育券政策的对象，是城市教育还是农村教育优先，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政策意义的判断。
注释：
①大量的文章和著作都认为，米尔顿.弗里德曼是教育券的创始人。但是从思想渊源来看，亚当斯密对教育问题也有十分深刻的认识。
②参见DavidF.Salisbury.WhatDoesaVoucherBuy?--ACloserLookattheCostofPrivateSchools.
/pub_display.php?pub_id=1345.
③JohnE.Chubb,TerryM.Moe.Politics,Markets,andAmerica’sSchools[M].Washington:BrookingsInstitution,1990.
参考文献：
[1]沈有禄.教育券制度评析[J].教育与经济,2004(1),17-19.
[2]尼古拉斯.巴尔,大卫.怀恩斯.福利经济学前沿问题[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216.
关键词：刑罚执行 社区矫正 经验借鉴
中图分类号：DF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12-082-02
国际社会上，很多国家以及学者们都普遍认为社区矫正是由社区治疗发展而来，并且也是作为与监狱刑罚相对应的一种刑罚执行方式。西方国家在社区矫正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自2003年7月开始试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公安部和司法部2012年1月联合颁布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社区矫正是指：在社区中，特定国家机关在法效时间内并由相关社会团体和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协助，就符合特定条件的罪犯的心理以及行为恶习协同对其进行矫正和教育，以使犯罪人能回归社会为刑罚执行的目的的一种非监禁类刑罚执行活动。在这个规定中也暗含了其5个关键特征：（1）作为刑罚执行方式的一种，它属于非监禁类的刑罚执行活动；（2）在对象上，被判处管制、缓刑和假释这三类人才适用；（3）参与对象主要为社会团体、民间组织以及志愿者们；（4）其适用的对象的客体是针对特定人员的犯罪心理以及其行为恶习进行；（5）目的上符合恢复性司法的要求，使罪犯能更好地回归社会。
一、社区矫正在刑罚执行中的价值分析
刑罚执行具备着法治的特性，又有社会性的特征，在刑罚的执行过程中，社会力量的介入尤其是社会工作者的大量出现，还有共同体意识的发展，也促使了社会化过程地不断深入。在社会支持的条件下，社会环境和其自身的条件成为能否对犯罪人进行有效管控的重要渠道。研究表明，罪犯在社会化的社区矫正过程中可以极大地缓解罪犯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和不同层度地化解其间的对抗因素，可以促进罪犯回归社会，也节约了国家司法资源，更是体现出了其在刑罚执行方式改革中成为一种内在所需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使其非常有利于对罪犯进行日后的教育改造，让其更好地回归社会。
（一）符合刑罚目的及初衷和恢复性刑事司法政策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恢复性司法兴起，其深层内涵就是以治本又治标的理念在罪犯和被害方中间，积极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并在刑事责任上让犯罪人主动承担，以寻求得到被害方的谅解，从而化解双方的冲突，最后达到化解矛盾的目的，同时积极让社区等有关方面参与到纠纷处理中，以修复被破坏了的社会关系，性质上则是属于一种替代性的司法刑事政策和活动。
（二）有利于对刑罚资源进行再次合理分配和利用
社区矫正在我国的实施，加速了我国刑罚执行从监禁刑进化到非监禁刑的跃进。据统计，2002年，就全国监狱执法这一项的支出就达到144亿元，每名罪犯的年平均费用就有9300多元，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非监禁的刑罚执行活动，是对监禁刑罚的一次大变革。由于犯罪发端于社会，加上监禁刑本身存在的缺陷，社区矫正既能缓解社会矛盾，又能促使刑罚司法资源得到进一步地合理配置和利用，同时还缓解了司法部门和机构的司法实践活动的紧张状况，又完善了因刑种制度设计存在的不合理出现的结构问题，同时更好地提升了非监禁刑的运作机制，优化司法实践中的刑罚执行结构，进而促使刑罚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和分配。
（三）是对刑罚执行方式和手段的扩充
社区矫正自身即作为一种刑罚执行方式，虽然也带有刑事惩罚的属性，但毕竟与监禁自由刑相区分，因而从刑罚执行方式以及手段上，其又给予了司法活动一个更为广阔的选择空间和范围。
（四）有利于体现大国的国际法义务
根据《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61条的规定：“囚犯的待遇不应侧重于把他们排斥于社会之外，而应注重他们继续成为组成社会的成员。”而在《北京规则》中，条文1.3也规定：“应当充分注意采取积极措施，这些措施涉及充分调动所有可能的资源，包括家庭，志愿人员和其他社会团体，学校和社区组织，以促进青年幸福，降低了干预的必要性，并在他们触犯法律时对他们加以有效、公平及合乎人道的处理。”除此之外，已颁布的《东京规则》第112条中还规定了：“拟促进社区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刑事司法治理工作，特别是在罪犯处理方面，并促进在罪犯当中树立对社会的责任感”。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推行社区矫正其实就是对这些规定的一次呼应，这些举措恰又体现了我国正在积极融入国际化中，并积极履行自己的大国义务和责任。
二、域外国家在社区矫正方面的成功经验
（一）域外国家的实践
美国在社区矫正制度的探索和实践历史有160多年，其国内的社区矫正理论已很成熟，体制也很健全，诸如审前转处、缓刑、居住方案、重归社会措施以及假释等等都取得了不少成就。而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以后，中间性惩罚的理论也开始出现并不断发展，如社区服役、赔偿、家庭拘禁和间歇监禁等就在这个r候确立的，这些也正被公认是社区矫正制度发展的一个新界点。在德国，公益劳动则是社区矫正的另一个代称，而社区服务也是作为罚金刑的替代制裁措施，以及在其他不同的刑罚措施情形下可以作为附带来规定。而在东亚的日本，其刑罚矫正制度的发展却以罪犯社区处遇的广泛开展作为为其开始的标志。其中，日本的罪犯矫正处理设施又可以分为设施内处遇、社会内处遇两个大分支，而社会内处遇才是其社区矫正措施，其中包括了缓刑、假释和罪犯释后安置三个情形。两者相互配合，也为其本土的矫正犯改造提供了一个制度上的保障。此外，法国、加拿大、意大利在社区矫正实行和改革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对其国内的刑罚执行发挥过重要作用。
（二）域外国家的经验总结与借鉴
国外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社区矫正的理论和实践中所取得的不同成就，对于我国社区矫正的制度建设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也有很高的借鉴价值和意义。
1.有高素质的矫正队伍。在日本，其民间志愿者要经过严格选拔，并且还需要有健康的身体条件，以及对社区矫正事业怀有热枕，还必须是社会上已取得一定威望的公众人士；而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等欧美发达国家，社区矫正的工作者还要求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比如学历程度等。
2.矫正措施既种类繁多又形式多样。为了实现矫正目标和应对矫正对象的个体差异，欧美发达国家积极探索并开拓矫正措施的种类和形式，并由国家法律进行确认，形成国家意志推行，而且现已形成系统又完整的一套法律制度，为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至高无上的法律保障。
3.政府财政为其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欧美发达国家为顺利又有效地施行社区矫正，设立了专门的财政资金以解决实践中对物质和经济的需求。
三、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社区矫正工作的社会基础薄弱，社区建设滞后
社区是以“一定的地理区位为基础的，具有共同意识、共同利益和归属感的人类生活群体。基本构成要素包括：一定的人口、地域、社区设施、社区组织与规范以及一定特征的社区文化”。就中国目前的状况而言，社区建设、社区功能存在严重缺失，特别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正在发生变化，城市人口流动大，人身依附性小，社区矫正工作困难重重。另外，人民群众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不自觉地将罪犯与“蹲监狱”“坐大牢”等联系在一起，导致很多群众对社区矫正的认知程度不高，参与意识不强甚至有抵制情绪。
（二）社区矫正工作主体难以满足工作需要
目前，矫正队伍缺乏专业的执行人员，甚至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人员都很少，社区居民普遍缺乏参与意识，没有参与积极性和热情，即使作为承担社区矫正主要职能的司法所，也存在人员数量不足、专业性不强、工作任务繁重等问题，难以满足社区矫正工作的需要。
（三）矫正工作的资金来源没有完善的经费保障机制
各地社区矫正工作明显缺乏必要的资金，尤其是很多村（居）民委员会经费更是捉襟见肘，加之矫正措施种类单一甚至缺乏必要的公益劳动项目，使得社区矫正工作的效果大打折扣。
（四）社区矫正监管不到位
近年来，我国适用社区矫正的案件一直呈上升趋势，社区服刑人员越来越多，社区矫正监管工作面临重大挑战，实际工作中，检察机关往往忽视了社区矫正工作中不作为行为的监督，对社区矫正各个执法环节的监督效果也不明显。另外，社区矫正机构对社区服刑人员的分类和处理办法大多根据犯罪类型和服刑长短制定，没有针对性，类型化色彩浓重，对社区服刑人员缺乏科学的风险评估，没有建立起结合其人身危险性、环境因素和其他可能性因素的详细评估体系。
四、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
社区矫正虽已写入刑事诉讼法，但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实践中仍然遇到了许多的问题和困难，必须尽快从以下方面加以完善：
（一）加强社区功能建设，加大社区矫正的宣传力度
社区作为矫正工作的载体，其建设好坏直接与矫正效果密切相关，必须完善社区及其功能建设。另外，法律上的价值判断则往往取决于立法者所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我国立法者既已以刑事基本法的形式确定了社区矫正这种恢复性司法，那么主流媒体更应主动宣传，以使民众尽早深入了解社区矫正的目的性，进而才能有效支持和参与。
（二）建立高质量的社区矫正队伍
优化社区矫正队伍结构，必须突出其专业性，可以从机关体制内遴选管理干部以及在社会上公开招聘专业人才。管理干部可以来自司法行政机关、法院和检察院，这些人具备基本业务知识、工作经验丰富、组织性强，可以胜任社区矫正的领导与管理工作。选拔法学、心理学、社会学方面的专业人员参与社区矫正小组并组织经常性培训，以提高社区矫正效果。
（三）创新矫正内容和方式
只有科学的矫正措施才能实现社区矫正的目标，因此，必须推动教育形式的多样化，社区矫正教育不仅要集体教育，更需个别教育；不仅要分类教育，还要分阶段教育；不仅要劳动教育，更要思想教育和心里疏导。要根据社区服刑人员的风险评估，提倡社区矫正个案研究，提高矫正措施的针对性。
（四）加强监管，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
人民检察院作为社区矫正的监督机关，应当采取定期检查与不定期抽查相结合，对社区矫正的交付执行、执行变更、执行终止以及矫正过程中的不规范执法情形及时提出纠正意见和整改建议，涉及违法犯罪的依法查办。通过建立信息共享平台推动监管技术科技化，杜绝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现象的发生。通过建立社区服刑人员入矫基本情况评估、社区服刑人员危险评估以及社区矫正成效评估机制，提高社区矫正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⒖嘉南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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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行政管理职能策划
一、加强教育行政管理职能策划
职能的策划与设计在组织设计中起着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这里的“上”指的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战略任务和目标，“下”指的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组织结构的框架，即承当各项管理职能的各个管理层次、部门、职务和岗位。
1.加强计划职能策划，增强管理的预见性
计划工作是教育行政管理的一项基本职能，是各级教育行政管理者为有效地使用资源条件、把握发展方向所进行的预测未来、设立目标、决定政策、选择方案的连续程序，是制定计划的管理过程。具体而言，计划职能策划的步骤可以分为七个步骤：①估量机会；②建立目标；③确定计划的前提；④确定抉择的方案；⑤评价各种方案并择优；⑥制定派生计划及相应的预算；⑦计划的执行。
2.加强组织职能策划，注重管理的实效性
工业经济中，教育行政组织结构从机械官僚制占统治地位到特别专案制日益普及的进程，其实就是组织的正式化程度不断降低，等级的垂直分布不断减少的过程，也即传统的金字塔型的组织结构逐步失去市场的过程。
金字塔型的教育行政组织结构有许多弊端：①过度集权化；②组织的中间管理层较多，人浮于事的现象严重；③无法根据工作所需灵活机动地调整组织的营运方向。要克服这些弊端，组织结构就应趋向扁平化。
随着我国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教育行政效率成为了影响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因素。这就要求教育行政组织朝着高效的方向发展，扁平化的组织设计有利于这一目标的达成。①结构精简，组织能轻松上阵。②决策权分散到员工手中，一方面增强了工作人员的主人翁意识，另一方面，工作人员能自主地根据服务对象的要求，重新配置组织提供的资源，提供个性化的服务，组织因而既有效率又有效益。③普通工作人员得以摆脱“金字塔”的重负，从工作中体会工作的意义，感受工作的乐趣，并由此激发无穷的创新精神，使工作常做常新，进而营造出整个组织的创新氛围，提高组织的竞争力。
3.加强控制职能策划，降低管理的风险性
正如法约尔曾指出的：“在一个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中，控制就是核实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是否符合所规定的计划、所的指示以及所确立的原则，其目的就是要指出计划实施过程中的缺点和错误，以便加以纠正和防止重犯。控制在每件事、每个人、每个行动上都起作用。”控制作为对计划实施的监督和保证，贯穿在计划执行的每个阶段，每个部门，因此，实施控制职能是每一位教育行政管理者的主要职责。
虽然管理对象千差万别，但控制的基本程序是相同的，一般包括三个步骤。①确定控制标准；②衡量实际成效；③分析偏差并予以纠正。
二、关于转变教育行政管理职能的几个建议
1.坚持教育督导“督政”制度，转变教育行政管理模式
教育督导是指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国家制定的有关方针、政策、法令和法规，对其所属下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工作进行监督、检查、评估和指导。我国教育督导的主要任务可以概括为两条，一是“督政”，二是“督学”。“督政”是中国教育督导制度的显著特征。教育督导作为一种教育行政监督手段，对下级政府履行教育工作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评估、指导，是教育督导本质和我国国情以及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际需要所决定的。
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行政管理，基本上是计划经济体制下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习惯于命令和布置任务，淡化了监督和调控。在整个教育管理的运作中，“计划”占据主导地位，“指挥”、“执行”环节得到了较充分的强化，而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某些决策上的偏差和执行效果的不理想，也助长了报喜不报忧、弄虚作假之风。开展“督政”，就是为了加强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教育行政行为的监督，以防止和纠正教育行政工作在决策、指挥、管理上出现的偏差和错误。同时，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政府简政放权、转变职能，许多权力下放到学校，学校办学自扩大，对教育的管理必须从以指令性为主的领导模式转变为以指导性为主的领导模式。实现这个转变，必须在宏观上加强管理，以强化反馈、监督功能为前提。建立教育督导“督政”制度是教育实行宏观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督政”是弥补教育行政管理某些缺陷的有效措施。由于在传统的教育行政管理中，教育部门与同级政府的其他部门之间、与下级政府之间，不是一种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也不是一种隶属关系，因而教育管理中的有些工作，出现“管不到，抓不了”的局面。通过教育督导，代表本级政府行使对教育工作的监督职权，就可以与同级政府的有关职能部门、与下级政府形成一种正常的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的教育行政管理秩序，加强对政府相关部门法定的教育工作的监督，督促政府相关部门的教育工作落实到位。2.促进教育行政职能的重心转向提高教育质量
虽从静态的角度看，几乎所有现代国家都行使着较为相同的职能，但是从动态的角度看，由于各国社会和教育发展的时空差异，造成不同时期的国家和同一时期的不同国家之间教育行政职能的侧重点不同，这也正是教育行政职能历史性发展的重要表现。由于在那些现代化比较早的国家，教育的发展经历了由数量到质量、由精英模式到大众模式的过程，从数量上看，发达国家的义务教育年限在数十年前，普遍达到9年以上。如果从普及的角度来看，发展水平则更高。例如美、日和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的高中就学率已达到90%以上。因而，教育效能(主要表现为教育质量)的提高就成为这些国家共同关心的首要问题，各国为此在政策上调整了自己的工作重心。美国自从1983年发表《国家处于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质量调查报告书之后，首次全美教育目标的制定、教育标准的全国统一以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中教育质量委员会、全国共同教育目标委员会的成立等改革无一不在强调：在21世纪，美国的教育政策要进行从机会平等到提高效能的重新定位。
3.注重教育行政职能的法制化
在不同国家中，各级政府之间、国家与社会和个人之间的职能、权力(利)划分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一是行政化，二是法制化。前者是指这种形式的职能划分缺乏法律基础，任何涉及中央与地方及其他部门之间的权责分工和变动都是以上级政府的单向命令或两级政府之间的讨价还价，因而行政化命令和指示的使用较为频繁，这样也就容易引起摩擦和权责混乱的后果。后者是说这种职能划分有明确和系统的法律依据(包括法定的内容和程序)，职能的变动也要以法律的变更为准绳，以使管理有法可依，这不仅可以避免各部门之间的权责混乱和管理的随意性，更重要的是可以提高管理的效率。教育行政职能作为国家职能的组成部分，它也带有这种形式上的特征和区别。在西方发达国家，随着教育法制化的普及和深入，教育行政职能的法制化也受到重视，如美国、日本等不论是在相关的《宪法》、《教育法》中，还是在专门的《文部省设置法》中，都明确而严格地规定了国家的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及学校在教育事务中各自承担的职能和拥有的权力。这对于教育的长期和稳定发展是必要的。例如，日本的《文部省设置法》首先指出，本法的目的是：明确规定文部省主管事务的范围和权限，确定能高效地完成主管事务的组织，文部省以振兴与普及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学术及文化为己任，是一体化地处理上述事项及有关在宗教方面的国家行政事务的行政机构，为完成前条规定的所辖事务，文部省拥有下列权限。但是，其权限的行使必须遵循法律(包括基于法律的命令)。教育部颁布的《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进一步明确了教育行政部门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教育法律体系、全面实施依法治教的三项重要目标：转变政府职能。今后政府主要运用立法、拨款、规划、评估、信息服务、政策指导、执法监督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对教育进行宏观管理。政府部门的主要职责是创造教育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保证国家教育方针的贯彻落实，保证学校正确的办学方向，规范各级各类学校办学条件标准和办学行为，保证教育的公正性和学生平等的受教育权，维护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合法权益。加强教育宏观决策的科学研究，提高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完善教育行政决策和管理制度，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育行政管理队伍，提高管理水平和依法行政水平。不断加强教育法规建设，进一步健全完善教育法律体系。加强教育普法宣传，加大教育行政执法力度。进一步健全教育督导机构，完善教育督导制度，加强督导检查。
4.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育行政管理队伍
教育部颁布的《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一个五年计划》进一步明确了教育行政部门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教育法律体系、全面实施依法治教的三项重要目标：转变政府职能。今后政府主要运用立法、拨款、规划、评估、信息服务、政策指导、执法监督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对教育进行宏观管理。政府部门的主要职责是创造教育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保证国家教育方针的贯彻落实，保证学校正确的办学方向，规范各级各类学校办学条件标准和办学行为，保证教育的公正性和学生平等的受教育权，维护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合法权益。加强教育宏观决策的科学研究，提高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完善教育行政决策和管理制度，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育行政管理队伍，提高管理水平和依法行政水平。不断加强教育法规建设，进一步健全完善教育法律体系。加强教育普法宣传，加大教育行政执法力度。进一步健全教育督导机构，完善教育督导制度，加强督导检查。
三、结束语
转变教育行政管理职能的任务是艰巨的。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应进一步加大学习、研究力度，力争取得更大成果，不断把教育行政管理改革引向深入，从而使教育改革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国民经济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中国现代师范教育源于之后，最早成立的师范教育机构当数盛宣怀创办的上海南洋公学于1897年所设的师范院，而真正开启高等师范教育的是1902年在京师大学堂所设的师范馆。历经了艰难历程而形成的以各级各类正规师范教育为主体、多种教育机构参与的多层次、多形式、多规格、多元化的我国师范教育体系，正负担着世界最大规模基础教育师资的培训任务，仅1980年至今，已为中小学培养教师近700万，接受学历培训教师500余万，在师资培训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在教育科研上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中国师范教育基本是公立的，是国家政策的产物。因而，师范教育的成败系于政策一身，政策是中国师范教育发展的关键。
一、中国基础教育发展模式及师范教育的世纪走向
中国基础教育规模巨大，学生近三亿，教师逾千万。走向新世纪，中国基础教育发展模式发生了新的变化，称“三大乐曲大协奏”：即从上学型转向普及型，从普及型转向精英人才型，从少数英才模式转向普及型英才模式。现在，三种转型同时存在，而且不同模式在相当长时间内交叉作用着，这就促使走向新世纪的中国师范教育呈现新的走向。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的复合因素的作用，如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和人员的多样化流动，师范教育也相应进行了多种改革尝试。1998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终于从政策上确认允许综合性大学培养教师，中国师范教育自建国以来建立起来的单一定向型体系被打破，呈现出新的走向：
第一，由单一的师范院校定向培养转向多类型院校培养，从正规院校培养转向学校培养与社会培训相结合，从学校培养转向正规培养与国家认证相结合；
第二，从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分别实施到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相结合，再到职前培养与职后培养一体化。
这两种变革使师范教育制度发生了重大转变，前者使师范教育体制走向多元化，在体现国家对资格的要求的前提下，强化培养形式的开放与汇集多样的优秀人才；后者使师范教育职能趋于一体化，使教师教育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国家则能集中财力和人力建设重点师范教育培训中心，从而较好地提高教师培训水平。多元化体制有利于吸取各方面力量办好师范教育，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而职能的一体化则有利于重点投资，并强化培训职能，提高师范教育水平，适应普及型英才教育对高水平的师资需要。这样可以从根本上转变师范院校只管职前教育，对在职教师现状不能或过少参与的状况，以及解决教育学院仅服务于教师在职进修，学科建设水准过低，教师教育后续力量不足等问题。
二、当前中国师范教育发展的政策问题
中国师范教育早期学习日本模式，以定向培养为主，尔后学习美国模式，注重多元的一体化模式，即多种院校培养师资，但坚持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一体化进行，不设专门的在职教师进修机构。建国后，我国向苏联学习，建立起定向型双轨制的师范教育体系，即由专门师范教育机构定向培养教师，职前教育与在职教育双轨并行、互不相通。
1.封闭的定向型培养模式的政策问题
50年来，定向型双轨制师范教育受到政策的重大影响。一方面，这种体制保证了师资培养能按一定规格、一定计划进行，即使在教师职业不受重视，很少人愿为人师的特殊情况下，也能通过定向的培养和封闭的管理体制保证相应的培养计划得以实施；而且定向培养提供了较为系统的师范教育，毕业生对教师工作较熟悉，易于适应中小学的教育工作。但另一方面，定向的师范教育却由于生源单一，特别是在教师工作不受重视的时期，报读师范专业的生源既少又差，师范教育水平由此也大受影响。政策性的保护造成的封闭又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发展性问题。这种政策以计划性、稳定性、保护性为出发点，在强制执行按计划培养教师情况下，特别是以所谓保持师范教育和教师队伍稳定性的旗号为由，通过提供相应的助学金，来框定教师从业不得改行，致使师范教育趋于单一性，只是为了培养教师，其余学术研究活动都被列为次要或辅，长久以往，导致师范教育机构的学术水准日益降低，师范性越强的机构，科研水准也相应越低。最典型的是当数教育学院或教师进修机构。
2.错位的双轨制政策问题
师范教育双轨制是中国50年来最大的特点之一。半个世纪来，中国建立起完整的普通师范教育体系，即中等、专科、本科三级体系。1995年中国高等师范院校236所，其中专科76所，全部在校生由1980年的33.8万人增加到58.3万人；中等师范学校897所，在校生由1980年的48.2万人增加到84.8万人，从1980年到1997年已培养的新教师649万人。1997年教师培训系列的教育学院242所，在校学员21.4万人，教师进修学校2142所，在校学员51.6万人，从1980年到1997年已培训在职中小学教师482万人。现在40所高等师范学院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专业点700余个；14所高等师范院校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专业点120余个。但是这种不关连的双轨制，有明显的错位特征。对教师教育发展来说，职前培训只是为从事教师生涯打下一个系统的基础，对教师的整个人生生涯具有重要影响，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教师还应继续学习更新更高水平的东西。因此，教师继续教育必须是在比原先职前培训机构更高的水平上开展的高级教育。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各级教师的职后培训机构基本上都缺乏必要的学科建设，既无学位授权点，也缺乏较为完备的学术门类和学术梯队，教育和教学水准与正规职前教育机构有重大差别，甚至出现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学士要到小学从事教学工作，那就必须到区级进修学校听某师范学校毕业的同龄人授课之怪事。这种错位的政策，给中国教师教育带来了许多困惑和问题。在教育部门的许多文件中，只是给教育学院下达培训指标，而对这些机构的师资却很少有明确的要求。南方某省级教育学院，至2000底教育系还没有一名博士学位获得者，获得硕士学位的教师比例也很低，连学士学位授权点也没有。而同一省的省级师范大学教育口（含心理学）已建立起完整的学科体系，一个一级学科授权点，另有两个博士授权点，10个硕士授权点，获得博士学位的教师超过教师总数的2/3。但是教师继续教育、中小学校长上岗培训等都因政策规定由教育学院实施。
这种双轨制政策的早期基本设想是，教师在大学本科已经把知识学好了，教育学院只须为他们传授一些临时的补充知识和技能。这也是苏联30年代双轨制模式出笼时的基本思路。这种设想带着某种想当然的成份，有很强的计划经济倾向，更本质的是，政策基础是建立在农业经济时代，知识进化缓慢的情况之下。随着社会发展，这种早存在问题的教师教育政策，更加严重地阻碍着教师教育的进步，影响到中小学办学水平提高。新世纪的到来，不仅知识更新加快，新知识层出不穷，一个本科生在校期间只是学习一般的基础性知识，大量的高水平的知识，尤其是新知识主要在工作中、在继续教育中学习和获得，继续教育已从补充性教育转变为本科教育的继续和提升。随着80年代来的变革，一个计算机专业本科学的知识寿命只有一年，现在中小学的一般知识和教育科学知识在5年间也被更新过半。只有提高继续教育水平，才能真正满足和提高教师教育水平。因此，中国师范教育政策应当有重大调整。
三、中国师范教育发展的政策定位
中国师范教育未来的政策走向应当是有利于网罗各方英才，建立起一支素质高、专业性强的教师队伍，使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
1.建构开放多元型一体化的教师教育体系
80年代来，教师管理逐步走出封闭模式，一是教师来源多元化，吸收自学考试毕业生及其他院校毕业生充实教师队伍；二是教师可以流向其他行业。政策实施的进程是缓慢的，但对师范教育发展起了重大影响，以往担心教师的转行会引起人才流失而不可收拾，但事实是流动使教师队伍活了起来，不仅人没有跑光，相反流动起了筛选、重组和聚汇人才的作用。实践证明，运用市场机制，推行开放、多元的教师教育体制是一个重要的政策要点。1998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允许综合大学建立教育学院，培养师资，这是使教师教育多元化的一个重要的政策转变。第二个政策定位是必须把正规培养和多样化提高结合起来，推行一套以正规培养为主，国家考证相结合的新体系，真正做到不拘一格选教师。在实施这个政策时，国家管治下的正规教师教育始终是主流，在发展和提高师范院校（包括综合大学教育学院）教育水平的同时，允许并支持许多杰出人才进入教师行列，才能使教师队伍水平得到提高。
一体化政策定位的一个涵义是强调国家对师范教育的管治。无论办学形式如何多样，体制如何多元，世界师范教育仍然是在加强国家一体化管治，把教师作为国家的代表来教育年轻一代，传播知识。许多迹象表明，尽管教育越来越自由，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但国家不仅不放松，反而比以往更加严格，非常强调师范教育的质量要求。
一体化政策定位的第二个涵义是强调师范教育的职前与职后教育的一体化。从目前的课程一体化转变为机构一体化，即从强调师范院校教育要与教师今后发展相联系，到把师范院校与教育学院（校）的机构一体化，纳入共同建设和学科发展体系，这样师范院校职前教育就能真正成为今后发展的基础，使职前与职后培训、见习以及在职提高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变阶段性师范教育为终身的教师教育。双轨合并一体，可以使双方都获得新的职能，一方面使师范院校实现职能的全面转变，建构更加完整的师资培养体系，另一方面教育学院（校）得到本质的转型，全面提升办学水平。对部分县市教育学院或教师进修学校则采用分校方式，以增加正规师范院校的专业辐射力。今后所有的师资培训都在这一机构框架之下进行。
2.推动师资培养模式和教师专业形象转型
中国师范教育的再一政策定位是根据新世纪教育发展特征，设计新型的教师专业形象和师资培训模式。第一，师范教育要与信息化社会发展相适应。随着科技发展，教师专业性和技术含量得到加强，这是世界发展大潮流。因此，政策上要倡导和鼓励进行教师专业技术考核，例如，可以界定出传授知识的专业技术，教学教育专业技术，运用新信息手段的专业技术等方面的技术评定等级，实现教师专业培训中教育思想、专业知识与教育技术上的结合，使教师同医生等职业一样，必须经过严格专业训练方可为人师，彻底改变“孩子王”的形象。第二，教师培训模式应当吸收更多的技术内容，对教师进行更加专业的技术培训。教师除完成一般大学的专业培训之外，还应当进行一、二年不等的教师教育专业深造，这是国际发展的重要趋势。修习一年课程者可获教师文凭，给予教师资格；二年课程合格者可获教育硕士，在竞争上岗之下可以获得更好的薪酬；三年课程合格并撰写出论文者可获学术硕士学位；等等。第三，大力倡导未来教师专业目标。法国教育家J.维尔吸收了布鲁姆和G.德朗希尔教授的观点，提出教师发展的10项目标，来界定教师的职业内涵：认识学校的环境与学校的根本功能；认识学校的教育职能；具备传授教育教学的理论、方法和手段的能力；认识教育对象；认识教育教学环境；培养综合能力；培养变化能力；培养探索能力；培养创造能力。
3.大力提高师范教育水平
中国师范教育又一政策定位应当是根据国家不同地区的情况，通过不同形式来提高师范教育水平。第一，从根本上提升师范院校办学水平，逐步从旧三级向新三级转化，即在近期内取消中师层次，建立以专科、本科和教育硕士三个层次的中小学教师培养架构；未来目标是取消专科层次，建立以本科及本科+1年专业学习的教育文凭学位和本科+2年的教育硕士及本科+3年的专业硕士的新的中小学师资培养架构。这样，小学及幼儿教师在专门本科学院培养，初中及高中主要是从第二、三、四个层次中吸收，当然也不排除让高层次人才进入中学或小学工作。取消中师层次后，部分边远地区的中师可以作为分校接受高一级学校的学术指导。第二，建立专门的以培养幼儿及小学教师的专业院校，强化综合性的培养特色，既体现小学及幼儿教师特点，又利于提高教育水平。同时也应建构硕士及博士学位的教育层次。第三，强化教师的专业水平，特别应大力吸取国际师资培养经验，建立教师考级制度。这种考级制度不同于目前的评职称，而是在对教师进行新一轮培训或完成某种教育教学实践上的重要项目之后，进行的国家性考级，强调教学水平和理论水平等方面的综合能力，使教师从区县级到省市级再到国家级逐步发展，有利于教师有层次的深入发展，避免目前评职称带来的大锅饭现象，从而造就一批大师级的教师。第四，建立新的师范教育机构评估制度。鼓励教师培训机构整体提高自身素质，有层次地发展，适应时代对师资提出的新要求，使中国教师教育成为最优秀的教育系列。
【参考文献】
[1]马立.走向新世纪的中国师范教育.教师教育国际研讨会主题演讲.香港教育学院.1999.
[2]江海燕、龚国勤、冯增俊主编.世纪之交师范教育面临的挑战——第二届粤港澳台教育论坛文选.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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