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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一般资料
选取2011~2013年1500例本院住院患者的病历资料,其中男824例,女676例,年龄7~62岁,平均年龄(37.55±8.46)岁,住院时间3~19d,平均住院时间(8.62±1.32)d。1303例患者治疗过程中应用抗生素药物。
1.2方法
选取1500例住院患者的病历资料,其中内科病例890份,外科病例610份,依据《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国家基本药物处方集》等标准,对抗生素药物的种类、使用频率、联合用药、用药时间等方面进行分析。
2结果
2.1抗生素药物使用情况
1500例患者中,1303例治疗过程中使用抗生素,使用率为86.87%,其中外科抗生素的使用率明显高于内科,用药目的主要为预防性用药(64.53%),抗生素的主要给药途径为静脉用药(90.02%),1303例应用抗生素治疗的患者中只有10.05%按实验室药敏结果选择抗生素药物。
2.2抗生素药物不合理应用表现
在1303例患者病历中,410例存在抗生素用药不合理,占31.47%,主要是用药时间过长、用药指征不明及用药剂量不合理等
3讨论
【论文摘要】目的探讨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简称甲亢)患者治疗前后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ANCA)检出情况及其与短期抗甲状腺药物治疗的关系。方法将60例初诊Graves病甲亢患者治疗前作为未治疗组(n=60),治疗后归为治疗组(n=10),40例非甲亢健康人群作为对照组(n=40)。用间接免疫荧光法(IIF)检测血清ANCA及抗核抗体(ANA)。结果2例初诊未治疗甲亢患者ANCA-IIF阳性,10例治疗前ANCA阴性患者药物治疗6个月后及健康人群未检测出ANCA,患者与健康人群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所有血清ANA均阴性。结论ANCA与Craves病本身可能无关,以及短期抗甲状腺药物治疗可能不诱发ANCA。
Thepreliminarystudyonrelationbetweenshort-termtreatmentbyanti-thyroiddrugandagainstneutrophilcytoplasmicantigens
XUHua,CHILian-xiang,WENXing-zhu,etal.DepartmentoftheFhirdSurgerythePeoplesHospitalofBao’anShenzhen,ShenzhenGuangdongProvicne518101,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investigatethedetectionofAgainstNeutrophilCytoplasmicAntigens(ANCA)beforeandaftertreatmentinpatientswithhyperthyroidism,andtherelationwithshort-termtreatmentbyanti-thyroiddrug.Methods60caseswithgravesdiseasebeforetreatmentwasuntreatedgroup(n=60),aftertreatingbyanti-thyroiddrugthese10caseswouldbeastreatmentgroup(n=10),40healthypeopleservedascontrolgroup(n=40).ANCAandANA(AntinuclearAntibody)weredetectedbyindirectimmunofluorescence(IIF)experiments.Results2caseswithgravesdiseasewhowerenewlydiagnosedwereANCA-IIF(+).ANCAhadnotbedetectedinboth40healthypeopleandthe10caseswhowereANCA-IIF(-)beforetreatingbyanti-thyroiddrugfor6months.ANAhadnotbedetectedinthese3groups.ConclusionANCAmayirrelevantwithgravesdisease,andshort-termtreatmentbyanti-thyroiddrugmaynotinduceANCA.
【Keywords】
Hyperthyroidism;Antibody;Antinuclear;Thyroidantagonists
国内外近10余年的报道提示抗甲状腺药物,尤其丙基硫氧嘧啶(PTU)可诱导产生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ANCA),并可导致自身免疫性血管炎[1,2]。后者虽然发生率极低,但若不予以重视将导致严重不良后果,甚至危及生命。他巴唑(MMI)是否诱发ANCA产生或促使ANCA阴转作用[3,4]?以及Graves病甲亢本身是否伴发ANCA[5,6]?结论不一。本研究对初诊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简称甲亢)患者治疗前及治疗后(PTU或MMI)2~6个月进行观察,检测血清ANCA,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及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GA),探讨ANCA与甲状腺疾病本身及抗甲状腺药物的关系。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择我院内分泌科2005年6月至2005年12月初诊甲亢门诊患者为研究对象,除外患有其他可引起ANCA阳性疾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溃疡性结肠炎等)的患者及合并严重感染或肿瘤的患者。将所有对象初诊未治疗时划为未治疗组(n=60),其中女43例,男17例,年龄12~54岁,平均(31.62±8.95)岁,再随机分配到PTU组(PTU治疗)与MMI组(MMI治疗),每组30例。因统计资料时抗甲亢药物治疗6个月以上仅10例,均归治疗组(n=10)。50例不足6个月者,未纳入治疗组资料分析,继续随访所有研究对象2年,再进行资料分析。以本院2005年健康体检者40例(排除甲状腺疾病、风湿病及内分泌疾病,无自身免疫性疾病及内分泌疾病家族史)为对照组,女28例,男l2例,年龄20~65岁,平均(37.49±9.50)岁。
1.2方法于07:00时采非抗凝血5ml,室温静置30~60min,离心4000r/min,5min,取上层血清,-20℃以下冻存待测定各项指标。
1.2.1激素测定FT3、FT4、TSH采用化学发光酶免疫测定法,TPOA及TGA采用放射免疫分析方法(RIA)测定。
1.2.2ANCA检测对所有血清标本用第1次ANCA国际工作会议制定的标准IIF方法进行ANCA检测。依据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的结果分为胞浆型(c-ANCA)、核周型(p-ANCA)及均质型(x-ANCA),添加猴肝细胞基质及人上皮细胞(Hp-2)区分P-ANCA与抗核抗体(ANA)。每次IIF检测同时用试剂盒内阳性和阴性样本进行阳性与阴性对照。
1.2.3随访每1~3个月检查FT3、FT4、TSH,血、尿常规,记录临床症状和体征。于初诊时及药物治疗后6个月进行ANCA、ANA检测。
1.3统计学处理计数资料以百分数表示,用χ2检验。检验水准α=0.05(双侧)。
2结果
各实验组在性别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3%(2/60)的初诊未治疗甲亢患者检测出ANCA(均为c-ANCA型),2例阳性患者因治疗时间不足6个月,尚未复查ANCA。10例治疗前ANCA阴性患者治疗后及甲状腺功能正常对照人群血清未检测出ANCA。初诊未治疗甲亢患者与健康人群(0/40,0.01%)ANCA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所有血清ANA均阴性。TPOA及TGA分别在56.7%(34/60)的Graves病甲亢患者中检出,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P<0.01)。
3讨论
自从1992年Stankus和Johnson[1]报道PTU诱发的表现为呼吸衰竭的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阳性高敏感性血管炎,以及1993年Dolman等[2]从PTU治疗的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发生小血管炎患者血清中检测出ANCA,国内外陆续报道抗甲状腺药物治疗甲亢患者检出ANCA及发生相关小血管炎。所有报道均指出PTU治疗患者可检出ANCA,发生ANCA相关小血管炎。并因停用PTU后ANCA转阴或滴度下降[8],小血管炎的临床症状迅速缓解,推断ANCA检出与PTU有关,PTU是致病的重要原因。随后横断面临床对照研究均提示,PTU治疗患者ANCA阳性率明显高于MMI或其他方法治疗患者ANCA阳性率。前瞻性研究极少,仅有的研究亦提示:PTU可使ANCA转阳,无转阴作用[9],MMI使ANCA转阴作用明显大于转阳作用[10]。因相关研究少和研究样本小,以及缺乏MMI与PTU的前瞻性队列研究,PTU与MMI诱发ANCA有无差异目前尚缺乏前瞻性研究结论。横断面研究显示,ANCA多发生于长期药物治疗患者,尤其是治疗2年以上的患者,但亦有治疗时间仅数月(8个月)患者检测出ANCA。本研究因随访时间仅6个月,虽然无论PTU或MMI治疗患者均未检测出ANCA,以及无血管炎发生。尚不能定论抗甲状腺药物不诱发ANCA。正如国内外报道,可推断短期抗甲状腺药物诱发ANCA可能性较小。尚有待继续长期观察药物治疗对ANCA的影响。
目前横断面研究指出,初诊未治疗甲亢患者血清中亦可检测出ANCA,差异较大(0.0%~67.0%)。小样本研究结论不一,0.0%~67.0%[3,11]。大样本研究中,结论比较一致,0.0%~6.0%[5,9]。本研究ANCA阳性率为3.3%(2/60),与国内外大样本研究结论一致。可以推定初诊未治疗甲亢患者检测出ANCA可能性较小。各种研究结果差异较大除与有的研究样本量小有关外,可能与种族差异、实验检测水平、及试剂盒来源不一等因素有关。
本研究提示ANCA与甲状腺疾病本身可能无关,短期的抗甲状腺药物治疗可能不诱发ANCA。
参考文献
1SJStankus,NTJohnson.Propyhhiouracil-inducedhypersensitivityvasculitispresentingasrespiratoryfailure.Chest,1992,102:1595-1596.
2DolmanKM,GansRO,VervaatTJ,etal.Vasculitisandantineutrophilcytoplasmicautoantibodiesassociatedwithpropyhhiouraciltherapy.Lancet,1993,342:651-652.
3GumaM,SalinasI,ReverterJL,etal.Frequencyofan-tineutrophilcytoplasmicantibodyinGravesdiseasepatientstreatedwithmethimazole.TheJournalofClinicalEndocrinologyandMetabolism,2003,88(5):2141-2146.
4HoriY,ArizonoK,HaraS,etal.Antineutrophilcytoplasmicautoantibody-positivecrescenticglomerulonephritisassociatedwiththiamazoletherapy.Nephron,1996,74(4):734-735.
5SlotMC,LinksTP,StegemanCA,etal.Occurrenceofantineutrophilcytoplasmicantibodiesandassociatedvasculitisinpatientswithhyperthyroidismtreatedwithantithyroiddrugs:along-termfollow-upstudy.ArthritisRheum,2005,53(1):108-113.
6GumaM,SalinasI,ReverterJL,etal.FrequencyofantineutrophilcytoplasmicantibodyingravesdiseasepatientsTreatedwithmethimazole.TheJournalofClinicalEndocrinologyandMetabolism,2003,88(5):2141-2146.
7WiikA.DelineationofastandardprocedureforindirectimmunofluorescencedetectionofANCA.APMIS,1989,6:12-13.
8TanemotoM,MiyakawaH,HanaiJ,etal.Myeloperoxidase-antineutrophilcytoplasmicantibody-positivecrescenticglomerulonephritiscomplicatingthecourseofGraves’disease:reportofthreeadultcases.AmericanJoumalofKidneyDiseases,1995,26:774-780.
9NohJY,AsariT,HamadaN,etal.Frequencyofappearanceofmyeloperoxidase-antineutrophilcytoplasmicantibody(MPO-ANCA)inGravesdiseasepatientstreatedwithpropylthiouracil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MPO-ANCAandclinicalmanifestations.ClinicalEndocrino1ogy(Oxf),2001,54(5):651-654.
【关键词】抗菌药物;限定日剂量;药物利用指数;医院;用药分析
药物利用研究是临床药学工作者的主要任务之一,目的是通过对医院用药现状的调查分析,了解医院抗菌药物的合理利用情况,增强医师合理用药意识,提高医院合理用药水平。笔者采用WHO建议的限定日剂量(DDD)和药物利用指数(DUI)[1]对我院住院病人抗菌药物的利用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和讨论。
1临床资料
本组观察病例为我院2006年3月1日~2006年9月1日住院病人,其中普外科21例,妇科15例,腔镜科11例;男29例,女18例;年龄19岁~73岁;平均住院日(13±5)d。记录病人以下情况:①病人一般情况,包括科别、性别、年龄、出入院时间、入院诊断;②用药情况,包括用药种类、药名、剂型、剂量、给药途径、用药目的、抗感染疗效、联合用药及用药合理性评价。
2方法
根据卫生部制定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分析用药是否合理。要求:有绝对适应症;药物选择正确;细菌对所选药物敏感;用法用量正确,用药途径正确;联合用药无拮抗、不增加毒性;围手术期用药时间合理;疗程为病人感染症状、体征消失后体温、白细胞计数正常后72h~96h。有规定疗程的疾病,执行规定疗程并达临床治愈标准。在剂量方面以DDD和DUI作为判断医生是否合理用药的标准,其中DDDs=药物总量/DDD,DUI=DDDs/用药总天数,DUI≤1为用药合理,DUI>1为不合理用药[2]。DDD值根据《新编药物学》(第15版)和《中国药典》(2000版)成人每日平均维持剂量确定。未收载的其他药品按药品说明书推荐剂量来确定。
3结果
3.1抗菌药物利用概况
本次调查的抗菌药物DDDs居前17位的均为注射剂,口服抗菌药物使用较少,其DDDs值排序位于20位之后,所用抗菌药物涉及23个品种。主要抗菌药物利用情况见表1。
3.2不合理用药情况
3.2.1剂量不合理有9例病人剂量过大,如头孢曲松钠半衰期为7h~8h,常规剂量每日2.0g,一次静脉滴注即可。可医师处方中对大部分轻症感染病例给予每日4.0g~6.0g,每日两次静脉滴注,不仅对疾病治疗无益,而且增加了病人的经济负担。
3.2.2选药不当有12例病人抗菌药物选择不恰当,如病人过敏史记载对氨苄西林过敏,治疗时给予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静脉滴注。术前预防用药选择三代头孢菌素类居多,如头颈部四肢手术,应考虑葡萄球菌的感染,首选一代头孢菌素类为预防用药。
3.2.3疗程不当有10例病人疗程过长,8例病人疗程过短。抗菌药物的使用疗程应根据病种、感染程度轻重和临床情况而定,一般持续至体温恢复正常、症状消退后3d~5d。用药72h后疗效不明显时,应及时更换药物,可根据药敏实验结果调整用药。本次调查抗生素使用疗程过长主要表现为手术病人术后用药时间长,如腔镜科胆囊摘除术的病人抗菌素平均治疗天数为4.2d,普外科急性阑尾炎、慢性胆囊炎切除术的病人抗菌素平均治疗天数为7.5d,预防用药时间过长。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规定接受清洁—污染手术的病人预防用药时间为24h,必要时可延长至48h,而本次调查疗程过短(用药时间小于48h)者8例。
3.2.4用法不合理在调查中盐酸克林霉素的用法多为药物1.2g加入到100mL液体中静脉滴注,正确用法应为0.6g加入到不少于100mL液体中缓慢静脉滴注。用药中应考虑经济性原则,如呼吸科个别中、重度感染的病人在感染控制后从注射给药转换为口服给药,不仅疗效不降,还提高了患者的依从性[3]。
3.2.5其他不合理用药临床上频繁换药7例,占6.48%。这些病例都是在病原菌不明的情况下,2d~3d更换一种抗菌素,特别是同类药物之间的频繁更换。调查病例中对特殊病理生理条件下的病人,未按抗菌药物的药动学特点选药。
4讨论
调查结果表明,头孢菌素类药物应用比例最高,但三代头孢菌素类药物的频繁使用会造成耐药的流行。从我院细菌室细菌耐药监测情况来看,头孢他定、头孢唑肟对铜绿假单胞菌、大肠埃希菌的耐药率逐年增加,临床医生应给予重视。喹诺酮类药物抗菌谱广,但已有革兰氏阴性杆菌耐药流行的趋势,使用也应谨慎。
【参考文献】
[1]张崖冰,胡善联.限定日剂量在药物经济学研究中的应用[J].卫生经济研究,2001(4):15.
【摘要】目的分析了解我院2002~2004年头孢菌素类药物的使用情况。方法采用用药金额、用药频率(DDDs)、日用药金额(DDDc)、使用数量等排序方法对我院2002~2004年头孢菌素类药物的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第一代头孢使用数量最大,第三代头孢用药金额最大,第四代头孢的使用呈逐年上升趋势。结论头孢菌素类药物的使用基本正常。
【关键词】头孢菌素;使用分析
头孢菌素类药物,特别是第三代头孢菌素类药物的大量应用导致细菌耐药性的问题日益严重,成为院内感染率急剧上升的主要诱因[1~3]。而通过控制或减少头孢菌素等抗生素的应用,可明显减少或延缓细菌耐药性的发生。因此,了解头孢菌素类药物在临床的应用情况,可为制订其控制措施、促进其合理用药提供科学依据。鉴于此,笔者对2002~2004年我院头孢菌素类药物的应用情况做一统计分析。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我院现为三乙医院,2004年门诊量为110万人次,住院病人30758人次。头孢菌素类药物购药数据来源于2002~2004年我院药剂科所提供的资料。药品数据包括药名、规格、包装、批发价、数量、生产公司等。
1.2方法
对所有应用的头孢菌素类药物品种的数据进行汇总,分别对4代头孢菌素类药物品种的年用药金额、用药频度(DDDs)、日用药金额(DDDc)进行统计分析,并对用药金额按药品通用名、商品名和药品生产商进行排序。
2结果
2.1头孢菌素类药物品种
按药品通用名计算,2002~2004年共有20种头孢菌素类药物在我院应用,其品种数量依次为第三代(13)>第一代(3)=第四代(3)>第二代(1),详见表1。表1头孢菌素类药物品种应用情况(略)注:*根据抗菌谱,把氧氟头孢钠分为第四代
2.2各代头孢菌素类药物的用药金额与用药频度
2002~2004年瑞安市人民医院各代头孢菌素类药物的用药金额与用药频度详见表2、表3。表2各代头孢菌素类药物用药金额比较万元(略)表3各代头孢菌素类药物用药频度比较(略)注:*为均值
由表2可见,第三代头孢菌素类药物的用药金额最大,各年的用药金额均占总用药金额的70%左右,但呈逐年下降趋势;第四代头孢菌素类药物用药金额最小,但用药金额较2002年上升了367.03%。2004年,第二代头孢菌素类药物的用药金额较2002年上升52.06%。
由表3可见,3年中DDDs排序为:第一代>第三代>第二代>第四代;DDDc排序则为第四代>第三代>第二代>第一代。第一、二、三、四代头孢菌素类药物2004年与2002年比较DDDs分别上升5.3%、195.05%、34.68%、428.57%,DDDc则分别下降39.62%、48.44%、35.43%、21.65%。
2.3头孢菌素类药物单品种的用药金额及生产商销售金额排序2002~2004年瑞安人民医院头孢菌素类药物单品种的用药金额按通用名和商品名排序及生产商销售金额排序前5位详见表4、表5。表4按通用名、商品名排序的单品种用药金额(略)表5生产商销售头孢菌素类药物金额排序(略)
由表4可见,按通用名金额排序的前1、3、5位的金额之和分别为187.9、352.75、483.32万元,分别占该类药物总金额的25.16%、47.24%、64.73%;按商品名(产商名称)金额排序的前1、3、5位的金额之和分别为33.35、81.07、114.33万元,分别占该类药物总金额的15.29%、37.16%、52.4%。
2.4头孢菌素类药物单品种的使用数量排序
见表6。由表6可见,片剂美丰、针剂头孢唑啉使用量最大,各占口服、针剂总量的44.63%、43.09%,均为第一代头孢菌素类药物。表6按商品名排序的单品种使用数量(略)
由表5可见,按药品生产商销售金额排序的前1、3、5位的金额之和分别为66.7、86.28、121万元,分别占该类药物总金额的30.58%、39.55%、55.46%。
3讨论
从上述数据看来,我院头孢菌素类药物的使用基本正常。虽在用药金额上第三代排序靠前,但第一代在DDDs排首位,在使用数量方面也以第一代为主,故第一代占临床治疗的主导地位。
数据表明,第三代头孢菌素类药物用药金额最大,按通用名排序的前5位的用药金额之和占总金额的64.73%,其中4种为第三代头孢菌素类药物,而按通用名、商品名、产商用药金额排序时,结果不一致,说明生产商同时有多种产品进入市场,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第二、四代头孢菌素类药物2004年与2002年比较,DDDs上升195.05%、428.57%,DDDc则下降48.44%、21.65%,说明药物价格有所下降,这可能是医疗机构统一招标采购和浙江省药品实行顺价作价的结果。第一代头孢菌素类药物使用数量最大,但第三代的用药金额最高,说明临床医生对头孢菌素类药物选用较为合理,而第三代头孢菌素类药物抗菌谱广、抗菌作用强,故价格稍高。第四代头孢菌素类药物DDDc均在40%左右,由于第四代头孢抗菌谱广,对革兰阳、阴性菌群作用都较强,为避免造成细菌耐药性和二重感染,临床应用上应慎用。在34种头孢菌素类药物中,以注射剂为主,口服为辅,这可能与住院患者症状较门诊重有关。
以后临床医生应加强对药物抗菌谱、药代动力学的了解,更加安全、有效、经济地使用药物,遵循“能窄不广、能低不高、能少不多”的原则,减少不必要的抗菌药物的联合应用,尽量做到能免则免,不轻易使用抗生素。
【参考文献】
1吕静,肖锡州.1999年广州地区头孢菌素类药物用药分析.广东药学,2001,11(5):56-57.
[关键词]ATP-TCA法;乳腺癌;化疗药物
ApplicationofATPbioluminescenceassayforscreeningchemotherapeuticagentsofbreasttumor
[Abstract]ObjectiveTostudytheapplicationoftheexvivoATPbioluminescenceassay(ATP-TCA)inthechemotherapyofbreasttumor.MethodsThesurgicalspecimensof37patientsweretestedbytheATP-TCA.ResultsEvaluabletestresultswereachievedin34of37patients,theevaluabilityratewas91.89%.Thesensitiveratesofetoposid(Vp-16),paclitaxel(TXL),mitomycin(MMC),5-fluoruracil(5-FU),oxaliplati(OXA),epirubicin(EPI)was14.71%,20.59%,32.35%,47.06%,58.82%,67.65%,respectively.ConclusionATPbioluminescenceassayisagoodoptioninthechemotherapeuticagentsscreeningofbreasttumors.
[Keywords]ATPbioluminescence;breasttumor;chemotherapydrug
选择针对个体有效的药物进行化疗是治疗乳腺癌的重要手段之一。由于同一化疗方案对不同个体的类同肿瘤的疗效存在差异,化疗前对药物进行体外敏感试验,预测出有效的单药或有效(或敏感)联合药物组成的化疗方案,是提高化疗药物疗效的潜在方法之一。ATP-TCA法(三磷酸腺苷-肿瘤细胞药敏试验)是近年发展起来的敏感而稳定的药敏检测方法[1]。本文应用ATP-TCA法对37例乳腺癌患者的乳腺癌细胞进行6种化疗药物的药敏试验,以探讨ATP-TCA法用于乳腺癌患者体外化疗药物检测在方法学方面的可靠性。
1材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收集2003年3月~2005年5月在本院手术治疗的乳腺癌(经病理确诊)患者37例标
本。37例患者最小年龄25岁,最大年龄65岁。
1.2材料ATP-TCA试剂盒(包括改良PRMI-1640培养基)由北京金紫晶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MPL-1型自发光分析仪为德国Berthold公司产品。化疗药物:5-氟尿嘧啶(5-FU,南通制药总厂),表阿霉素(EPI,浙江海政制药),足叶乙甙(VP-16,江苏恒瑞),紫杉醇(TXL,澳大利亚FH科贸有限公司),丝裂霉素(MMC,日本明治药厂),草酸铂(OXA,法国SanofiWinthrop公司)。
1.3方法ATP-TCA操作步骤(按试剂盒使用说明操作):取肿瘤组织标本,在无菌条件下,剥离肿瘤组织的纤维、脂肪及结缔组织,然后用剪刀将肿瘤组织尽可能剪成小碎块,过200目钢网后放入肿瘤组织解离酶液中,置37℃、5%CO2、95%湿度下孵育1.5~3h。在室温下,以1500r/mim条件下离心20min,弃上清液,用Hanks洗2次,以PRMI-1640制成癌细胞悬液,取35μl用台盼蓝染色,显微镜下计数,并观察细胞活性。调整细胞浓度至20~40万/ml,以每孔0.1ml接种至96孔培养板内。按400%、200%、100%、50%、25%和12.5%的血浆峰值浓度,将药物加入培养孔每孔0.1ml,每个浓度3个平行孔,并设最大抑制(MI)和无药物(MO)对照孔,于5%CO2、37℃、95%湿度下孵育6~7天。加入肿瘤细胞ATP提取液0.1ml,混匀后室温下15min,取0.05ml混合液置微板荧光分析仪检测。
1.4ATP-TCA结果评估
1.4.1应用ATP-TCA的条件(1)检测的标本必须经细胞学和病理学证实为恶性肿瘤,且混悬液中肿瘤细胞数>20%。(2)培养板MO对照行必须可观察。(3)药物活性的剂量反应曲线须可观察。(4)平行孔间CV值<20%。
1.4.2ATP-TCA药物敏感和耐药的解读(1)药物敏感定义:高AUC(抑制曲线下面积)值,低IC90(抑制90%癌细胞生长时的药物浓度)、IC50(抑制半数癌细胞生长时的药物浓度)和SI(敏感指数)值,和高TGI(癌细胞生长抑制)值(表示癌细胞生存100%抑制)。(2)药物耐受定义:低AUC值,高IC90、IC50和SI值和低TGI值(特别是在高测试浓度和弱剂量反应时)。(3)敏感度分级,定义为:强敏感:IC90≤100%TDC(测试肿瘤药物浓度)和IC50≤25%TDC。部分敏感:IC90>100%TDC和IC50≤25%TDC。弱敏感:IC90≤100%TDC和IC50>25%TDC。耐药:IC90>100%TDC和IC50≤25%TDC。
2结果
在收集的37例患者中,34例具有评估性,总可评估率为91.89%,乳腺癌ATP-TCA试验药物剂量效应曲线图(见图1)。
ATP-TCA试验结果显示不同个体的乳腺癌细胞对6种化疗药物具有不同的敏感性。在所测试的化疗药物中,它们的敏感率排序如下:表阿霉素(EPI)67.65%,草酸铂(OXA)58.82%,5-氟尿嘧啶(5-FU)47.05%,丝裂霉素(MMC)32.35%,紫杉醇(TXL)20.59%,足叶乙甙(VP-16)14.71%。其中表阿霉素的敏感率最高,足叶乙甙的敏感率最低(见表1)。
3讨论
在本研究中,应用对乳腺癌有较高评估率的ATP-TCA法[2],对37例乳腺癌患者的癌细胞进行体外化疗药物敏感性检测方法学的再研究。ATP是活细胞的基本能量单位,当细胞的代谢受损时,ATP合成水平下降,其与活细胞数量呈正相关,故通过测定ATP水平可反映生物体的增殖活性。ATP体外药敏试验的原理是细胞内ATP与荧光素-荧光素酶复合物作用产生可测定荧光(波长562nm),检测荧光值计算出ATP量可反映活细胞数。Sevin等研究认为乳腺癌手术后组织的可评估率为97%,敏感性为90%,特异性为86%,其临床符合率为70%~80%[2]。本组实验结果较之为低,这可能与我们的操作不够熟练、培养过程真菌污染及试验用药有关。乳腺癌被认为是一种全身性疾病,对化疗中度敏感,Rein等[3]用ATP-TCA法测试晚期乳腺癌体外对蒽环类抗生素、肽素类和铂类的敏感性,同时用免疫组化法检测P53、bcl-2的表达,发现体外反应率最高为66.7%,提示化疗反应和凋亡无关及P53、bcl-2的表达与体外药敏结果无关。我们应用北京金紫晶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ATP-TCA试剂盒,体会到ATP-TCA法有如下优点:(1)成功率及重复性高,达97%;(2)细胞用量少(1.5~2.5)×1011/L;(3)采用荧光检测范围较大,且可定量;(4)药物浓度呈线性范围,有6个细胞级数,判断趋势明显;(5)干扰因素少;(6)改良的RMPI-1640培养基可选择性地促进肿瘤细胞生长,并抑制纤维细胞和血细胞的生长[4]。研究表明,ATP-TCA法用于体外乳腺癌患者的癌细胞化疗药物检测在方法学上是可靠的[5]。因本研究样本有限,涉及临床因素不多,药敏试验结果与临床疗效一致性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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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我院2013年门诊及住院部抗菌药物临床使用情况作为研究对象,调查统计门诊抗菌药物处方比例、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使用强度、抗菌药物费用占总药费的百分比以及抗菌药物消耗数量等指标。每月抽查门诊处方600张以及使用抗菌药物的住院病历30份,对抗菌药物不合理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2结果
2.1抗菌药物使用种类
我院抗菌药物品种共计48个,全年总消耗按使用数量统计排在前几位的分别为头孢西丁、依替米星、奥硝唑、头孢替唑和哌拉西林舒巴坦。β内酰胺类抗菌药物近年来消耗量一直居我院前列,被广泛的应用于预防性及经验性治疗中。抗厌氧菌药物奥硝唑也常与其他类抗菌药物联合使用。依替米星属于半合成广谱氨基糖苷类抗菌药物,耳、肾毒性与庆大霉素相仿。表1显示,在我院门诊患者中全年消耗数量依替米星注射液居于首位。此外,门诊和住院部按消耗数量排名前五位的抗菌药物均为注射剂型。
2.2门诊抗菌药物使用情况
我院2013年1—12月门诊抗菌药物处方比例为15.47%,低于卫生部抗菌药物专项整治活动关于三级医院门诊抗菌药物处方比例不得超过20%的规定。抗菌药物处方比例前十位的科室中,外科明显高于内科。其次为小儿科和呼吸内科。门诊全年抗菌药物费用占门诊总药费的14.37%。
2.3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情况
2013年我院出院总人数37515人,其中使用了抗菌药物的人数为19118人,使用率为50.96%。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强度(DDD)为每百人天41.6596DDD,略超出卫生部规定的每百人天40DDDs,但如图1显示,呈逐月下降趋势。手术科室抗菌药物使用率明显高于非手术科室,其中整形美容科最高,达100%,其次为泌尿外科和妇产科。非手术科室中抗菌药物使用率较高的为新生儿科、呼吸内科以及ICU。抗菌药物全年累计使用强度(DDDs)的品种排名。
2.4抗菌药物不合理使用情况
抽查的360份使用了抗菌药物的住院病历中,存在不合理用药的有10%,其中,治疗性使用不合理19份,占52.78%(包括无适应症用药3份、未根据药敏结果选用3份、无指征联合用药3份、用法用量不当8份、无指征更换药物2份);预防使用不合理17份,占47.22%。
3分析与讨论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我院抗菌药物全年累计使用强度最高的是β内酰胺类,其中头孢菌素类占抗菌药物累计DDD值的26.94%,青霉素类和喹诺酮类均占6.97%。头孢菌素类属繁殖期杀菌剂,具有广谱、高效、耐酶、过敏反应少、用药安全等优点。氟喹诺酮类具有抗菌谱广、抗菌活性强、无需皮肤过敏试验等特点,在抗感染治疗中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氨基糖苷类药物在我院门诊用量偏高,这类药物抗菌谱较窄,并有严重的耳、肾毒性,应控制使用。从抗菌药物使用的科室分布看,门诊抗菌药物处方比例以及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均以外科最高,其次为儿科和呼吸内科。目前细菌耐药问题日趋严峻,WHO已向医疗界倡导,在抗感染治疗中能用窄谱抗菌药物则不要轻易应用广谱抗菌药物。然而广谱、高效抗菌药物在我院应用比较普遍。因此,应严格强化临床医师在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方面的培训,强调以病原学诊断、药敏试验结果为依据,优先选用有效的窄谱抗菌药物。
3.1治疗用药不合理
①无适应症用药:门诊处方统计显示儿科使用抗菌药物的频次比较高,且使用的抗菌药物多为广谱、耐酶的青霉素类复方制剂(如美洛西林舒巴坦、阿莫西林氟氯西林等)以及大环内酯类(阿奇霉素、罗红霉素)。婴幼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90%由鼻病毒、冠状病毒、流感病毒、腺病毒等病毒所致,无确切细菌感染证据时无需应用抗菌药物。儿科处方经常将抗菌药物与抗病毒药(病毒唑、炎琥宁、穿琥宁等)联合用于病毒感染,且所有的门诊患儿未做细菌培养和药敏试验。②重复用药:如青霉素与美洛西林、青霉素与氯唑西林的联用等。作用机制相同的同一类药物的联合使用,竞争细菌同一靶位,疗效并不增强,反而可能出现拮抗作用,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③用法用量不合理:老年患者,诊断为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2:1)每日4.5g,一日三次,静脉滴注。头孢哌酮对肾功能影响不大,但舒巴坦经肾脏排泄,成人每日最大剂量为4g。该患者血肌酐清除率显示肾功能减退,舒巴坦一日4.5g超出最大剂量,应根据患者肾功能减退的程度作适当调整。④给药间隔不合理:由于门诊患者就诊时间的特殊性,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及克林霉素等事件依赖性抗菌药物无法一日剂量分多次注射。这几类抗菌药物属于时间依赖性抗菌药物,其杀菌效果主要取决于细菌暴露在有效浓度中的时间,而与血浆峰浓度无关,除半衰期较长的头孢曲松外,均应一日剂量分次给药。另外青霉素类及某些头孢菌素类半衰期非常短,却加入250~500ml的溶媒中1个多小时才滴完,无法维持有效血药浓度,不仅不能有效杀灭病原菌,更易导致耐药性及热源的发生。⑤品种选择不合理:患者诊断为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无畏寒、发热等全身症状,仅表现咽红、扁桃体轻度肿大,周围血象显示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比例正常,考虑病原体多为病毒,其病程具有自限性,如无其他明显的全身症状及明显细菌感染症状,仅作对症处理即可。而医嘱却使用了第三代头孢菌素进行全身治疗。此外,轻症感染患者尽量选择口服抗菌药物。例如单纯尿路感染的门诊患者,左氧氟沙星同等剂量口服与静滴所达到的血药浓度是相近的,医嘱却使用了左氧氟沙星注射液静滴。在我院应用抗菌药物的患者中,口服给药比例远低于注射给药比例,尤其一些口服生物利用度较高的品种,建议医师采用序贯疗法,以降低患者的治疗费用,提高患者对治疗的顺从性,节约医药资源。⑥无指征频繁更换抗菌药物:抗菌药物若出现不良反应,如严重皮疹、瘙痒、静脉炎及胃肠道反应等引起患者不适,经医师权衡利弊可予以更换,或者体温持续不降或血象一直偏高,伤口恶化未能控制,药敏试验报道出现用药耐药的迹象,医师可在病历上注明更换原因。无指征的频繁更换抗菌药物可能导致耐药菌产生概率增加,感染控制进程延长。
3.2围手术期预防用药不合理
卫生部《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明确指出,抗菌药物在预防清洁手术时,一般在术前0.5~2h给药或麻醉开始时给药,使手术切口暴露时局部组织中已达到足以杀灭手术过程人侵切口细菌的药物浓度。抗菌药物的有效覆盖时间应包括整个手术过程和手术结束后4h,总的预防用药时间不超过24h,个别情况可延长至48h,污染手术可依据患者情况酌量延长,抗菌药物选择的视预防目的而定,但必须是疗效肯定、安全、使用方便及价格相对较低的品种[8]。而部分临床医生预防用药时间达到3~8d,术后连续用药数次或数日不仅不能进一步提高预防效果,反而会破坏体内原有正常菌群的平衡状态,大量杀灭敏感菌使耐药菌过度繁殖,这种被选择出的病原菌一旦造成感染常常更加难以控制。此外选用的品种起点偏高,如选用头孢孟多酯钠、盐酸左氧氟沙星等二、三代头孢类以及氟哇诺酮类。如此预防用药并不能降低术后伤口感染率,不仅浪费药品资源,而且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同时易使细菌产生耐药性而造成不良后果。我院部分手术预防使用抗菌药物还存在较严重的用药时机不当问题,主要表现在手术结束后才开始用药。
总结我院抗菌药物不合理使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新的抗菌药物不断上市,医生未能很好的了解药物的剂量、用法以及联合用药时可能产生的药物相互作用和配伍禁忌等,无法按照药物理化性质、药代动力学性质给药。②患者因药物知识匮乏,认为好药就是新药贵药,吃好药就能治好病,要求医生开好药。个别医生也盲目选用昂贵和新的广谱抗菌药。③患者的依从性差,不能接受1日内数次给药,要求医生加大剂量一次给药,导致抗菌药物使用不规范。④病原学标本留置不当或者细菌培养过程不规范导致病原菌培养结果不准确,药敏试验无法为临床提供参考依据,给临床选择抗菌药物增加了难度。
针对存在的问题,我院要求各临床科室切实按照《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进行整改,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抗菌药物合理使用的监管。成立以院长为第一责任人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督导小组。各临床科主任就卫生部抗菌药物专项整治的各项考核指标签订责任状,将合理应用抗菌药物纳入医院医疗质量管理。利用信息化手段对全院抗菌药物合理应用进行监测、实施抗菌药物分级管理以及处方点评制度,同时严格控制院内各临床科室及I类切口手术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的适应症。医院建立了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情况通报和诫勉谈话制度,每月落实评估、公示及奖罚制度。由药学部负责对临床各科抗菌药物使用量、使用率和使用强度进行排序、公示,对于未达到相关目标要求并存在严重问题的,召集相关人员进行诫勉谈话并将有关结果予以通报。此外,为了加强医护人员的业务水平,多次组织全院范围的抗菌药物应用知识培训讲座,使工作在临床一线的医护人员熟悉和掌握《指导原则》,并进行严格考核,不合格的医生和药师暂停其抗菌药物处方资格和调剂资格。
4结论
药性是药物产生作用的物质基础。“用药之道无他也,惟在识其气味,辨其阴阳。”故明药性知药效可指导临床用药,动物药有其自身特有的药性特点:
1.1多偏寒凉动物药性多偏寒凉,本书共收载了49种动物药,明确标明药性寒凉者就有22种,其中有清热解毒的牛黄,清热凉血的犀角,清热化痰的海蛤壳,还有清肝凉血解毒的羚羊角等。此外,书中标明的平性动物药有13味,而平性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是指药物的寒热之性不甚显著,作用比较和缓。严格来说,仍有温凉之分。其温凉之偏可从文献所载及临证主治病证之寒热属性予以确定,如《别录》云:“水蛭苦,微寒”“血余炭,小寒”“鸡内金、微寒。”;《本草再新》云:“瓦楞子味苦,酸,性凉。”;《本草用法研究》云:“瓦楞子味咸,性寒,无毒。”;《药性论》云:“乌梢蛇能治热毒风,皮肌生疮,眉须脱落。”;蜂蜜生用性凉能清热润肺;血余炭能治疗血热之出血证;鸡内金能治喉痹乳蛾和牙疳口疮;僵蚕和露蜂房均能治疗热毒所致的咽喉肿痛、乳痈;紫贝齿则为治疗肝火上攻目赤肿痛、目生翳障之常用药。根据文献记载及临床应用分析,可见在13味平性动物药中以上9味药无疑可归属寒凉之列,由此动物药中药性偏寒凉者达31味之多。
1.2多具咸、甘味动物药多具咸味、甘味,笔者统计发现:49种动物药中有28种是咸味药,占动物药的57%,如平肝潜阳的石决明、珍珠母;软坚散结的牡蛎、海蛤壳;补肾助阳的雄蚕蛾、海狗肾等;16种是甘味药,占动物药的33%,如补中缓急的蜂蜜;祛风止痒止痛的露蜂房;补血滋阴的阿胶等。
1.3多主沉降升降浮沉主要反映药物作用的趋向性,是说明药物作用的性质之一。药物的升降浮沉之性与性味密切相关,一般来说,药性升浮的药物大多具有辛甘之味和温热之性,药性沉降者大多具有酸苦咸涩之味和寒凉之性。故李时珍说:“酸咸无升,辛甘无降,寒无浮,热无沉”。但对此“无”字,应理解为“多数不”。而动物药多具咸寒之性,故多沉降,如利水消肿的蝼蛄;熄风止痉的地龙;活血化淤的土鳖虫等。同时药物的升降浮沉之性与药物的质地有关,质轻者多主升浮,质重者多主沉降。而动物药质地沉重,故多主沉降,如清热凉血的水牛角;清化痰热的海蛤壳、瓦楞子;平抑肝阳的石决明、珍珠母、牡蛎和紫贝齿等。
1.4多归肝经
中药归经是指药物对机体的选择性作用,即药物的作用部位,它表明了药物治病的适用范围,即药效所在。笔者归纳发现动物药中有32种药归肝经,占动物药的65%,如羚羊角、蝉蜕、熊胆、水牛角等。可治疗吐衄失血,积聚痞块,眩晕耳鸣,郁闷不舒,胁肋窜痛,疝气疼痛,目昏耳赤,巅顶痛等肝经病证。
2效用特点
动物药作用多样,广泛应用于临床各科的疾病。其效用特点主要体现在平抑肝阳、软坚散结、熄风止痉、温肾助阳和破血逐淤消癥等方面。
2.1平抑肝阳中药的药性是药效产生的物质基础。动物药中部分咸寒走肝之品,多具平抑肝阳之功,可治疗肝阳上亢所致之证,临证以头昏、头痛、眩晕、耳鸣为主要表现,是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证型。具有此功效的动物药大部分是质地坚硬有重坠之性的动物介壳,古有“介类潜阳”之说,例如石决明、珍珠母、牡蛎等,其中石决明为凉肝、镇肝之要药,与珍珠母两者相须为用治肝肾阴虚,肝阳上亢眩晕者,以育阴潜阳。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有:“石决明味微咸,性微凉,为凉肝镇肝之要药。肝开窍于目,是以其性善明目。研细水飞作敷药,能治目外障;作丸、散内服,能消目内障。为其能凉肝兼能镇肝,故善治脑中充血作疼作眩晕”的论述[3]。现代药理证明本品含大量钙盐,能中和过多之胃酸,又有解热、镇静、解痉、消炎、止血等作用。而牡蛎咸寒质重有类似石决明之平肝潜阳作用,多用于水不涵木,阴虚阳亢,眩晕耳鸣之证,常与龟甲、龙骨、牛膝等滋阴平肝潜阳之品同用,如《医学衷中参西录》镇肝熄风汤。
2.2软坚散结动物药中五分之一的药物具有散结之功,或软坚散结或攻毒散结,可用于治疗痰核、瘰疬、癥瘕积聚等证,这可能与这些药物咸软、辛散、以毒攻毒的药性特点有关,如牡蛎、海蛤壳、海浮石、瓦楞子、鳖甲、僵蚕、蜈蚣、全蝎等。其中牡蛎味咸,功可软坚散结,用治痰火郁结之痰核、瘰疬等,常与浙贝母、玄参等配伍,如《医学心悟》消瘰丸;用治血淤气结之癥瘕痞块等,常与鳖甲、玄参、莪术等配伍,近代用治肝脾肿大等有一定疗效[4]。而全蝎和蜈蚣味辛有毒,善于攻毒散结,常用治疮疡肿毒、结核等证,如两者配以土鳖虫共研细末治疗骨结核[5],此因两药对结核杆菌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
2.3熄风止痉
熄风止痉是部分动物药的另一功效,适用于温热病热极动风、肝阳化风等所致之眩晕欲仆、项强肢颤、痉挛抽搐等证或用治风阳挟痰,痰热上扰之癫痫、惊风抽搐及风毒侵袭引动内风之破伤风痉挛抽搐、角弓反张等证,如羚羊角、牛黄、地龙、僵蚕等。其中羚羊角为治肝风内动、惊痫抽搐之要药;牛黄以其化痰开窍、凉肝熄风之功而为治痰热蒙闭心窍,神志昏迷,惊痫抽搐之良药;地龙清热熄风,可用治温病热极生风所致的神昏谵语、痉挛抽搐及小儿惊风或癫痫、癫狂等症;白僵蚕既能熄风止痉、又能化痰定惊,故对惊风癫痫而挟痰热者尤为适宜。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具有此功效的药物均有镇静和抗惊厥的作用[5]。
2.4温肾助阳
部分动物药甘咸性温,能温补肾阳,主要用于肾阳不足的畏寒肢冷,腰膝酸软,淡漠,阳痿,宫冷不孕,尿频遗尿等证。临床上常用的有鹿茸、海狗肾、紫河车等。中医认为,有情之品,可补有情之物,这三者均为血肉有情之品。其中鹿茸性味甘咸温,入肝肾二经,具有补督脉、壮元阳、生精髓、强筋骨等功效,为峻补元阳的要药,《本经逢原》称其:“专主伤中劳绝,腰痛羸瘦,取其补火助阳,生精益髓,强筋健骨,固精摄便,下元虚人,头旋眼黑,皆宜用之。”海狗肾则为治肾阳衰惫所致阳痿精冷、精少不育之药食两用佳品。现代药理研究表明此两味药均有雄激素样作用。而紫河车不仅是固本之良药,能峻补气血,益肾精,强壮体质,增强抗病能力,用于一切虚劳证,同时也是治疗肺肾两虚的虚喘之良药,《本经逢原》云:“紫河车禀受精血结孕之余液,得母之气血居多,故能峻补营血,用以治疗骨羸瘦,喘嗽虚劳之疾,是补之以味也,原本为古时道家谓修炼而成的玉液,称服之可以长生,极为宝贵”。现代药理证明胎盘有激素样作用,其能分泌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等激素。给哺乳期幼兔注射胎盘提取物,能明显促进幼兔的胸腺、脾脏、子宫、阴道、乳腺等的发育,也可促进甲状腺、发育,对脑垂体、肾上腺、卵巢、胰腺、肝、肾等几无影响。
2.5破血逐淤消癥动物药入血分者不乏见,以其蠕动之性,飞灵走窜,具搜剔络中淤血、化淤消癥之功,广泛应用于淤血所致的各科病证。其中尤以妇科为常用,因妇女以血为本,临证遇淤血阻滞即可用之,尤以血瘀经闭,产后淤滞腹痛,癥瘕等证为宜。常用药物有水蛭、土鳖虫、穿山甲等。其中力峻效宏属水蛭,其擅破血逐淤消癥,多用治癥瘕积聚、血淤经闭之重症。《神农本草经》曰其:“主逐恶血、淤血、月闭,破血瘕积聚,无子,利水道。”可见其效之猛,这与其含有水蛭素有关,水蛭素不仅能抑制纤维蛋白原转化为纤维蛋白,也能抑制凝血因子的活化及凝血酶诱导的血小板反应,抗凝作用极强大;能防止血栓形成,对已形成的血栓有溶解作用。土鳖虫在我国已有二千多年的应用历史,主入肝经,性善走窜,作用较强,善逐淤血,通经闭。正如《神农本草经》所说其:“主心腹寒热洗洗,血积癥瘕,破坚,下血闭。”是理血伤科要药,为妇科通经所习用。现代药理研究证明其水提取物0.54g/kg灌胃,可显著延长出血时间和复钙时间,明显抑制血小板聚集率,缩短红细胞电泳时间;对全血粘度、血浆粘度和纤维蛋白质的含量均无明显影响[6]。而穿山甲则味淡性平,气腥而窜,其走窜之性无微不至,故能宣通脏腑,贯彻经络,透达关窍,凡血凝、血聚为病皆能开之。临床上有用穿山甲配三棱、莪术治疗癥瘕积聚及盆腔炎症包块,因其能延长凝血时间,降低血液粘度之故[7]。
具有活血逐淤消癥功效的动物药不仅常用于妇科疾病,还可用于当前严重威胁人类生命的常见的四大杀手病(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癌症、糖尿病)以及应用于内、外、儿、精神等各科,例如土鳖虫可用于治疗风心病并心衰、前列腺肥大及膀胱挫伤[8];水蛭可用于治疗肝硬化、心绞痛、子宫肌瘤和乳腺癌,甚至可降低糖尿病人的血糖,减少糖尿病的并发症,从而控制或减轻病情[9]。以动物药为主所组成的方剂如鳖甲煎丸,抵当汤、丸,下淤血汤,通窍活血汤,大黄虫丸等,几千年来用于临床,疗效显著,经久不衰。
综上所述,动物药的药性特点为多偏寒凉、多具咸味、甘味、多主沉降、多归肝经;而其效用主要具有平抑肝阳、软坚散结、熄风止痉、温肾助阳和破血逐淤消癥等特点,研究动物药不但要深入了解其药性还应通过实验来研究其药理作用,以利于临床用药,提高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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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学科的形成和发展,首先是这个学科研究方法的形成和发展。中药的药理研究自20年代初,陈克恢研究麻黄[1]以来,研究方法逐步完善,研究领域日益扩大,研究水平不断提高,形成了自己的学科体系,这就是中药药理学。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中药药理动物模型的研究和应用。中药药理动物模型是中药药理学独具一格的研究方法,它使中药药理学从中药和药理学脱胎而出,形成了独特的学科体系。基于此,有必要对中药药理动物模型进行整理、探索,为进一步指导中药药理学发展、丰富实验动物学的内容起作用。故本文试图较系统地论述中药药理动物模型的概念、作用,分析中药药理动物模型的现状,探索中药药理动物模型的发展方向。
1中药药理动物模型的概念
中药药理动物模型是指在中药药理研究中建立的具有人类病证表现的动物实验对象和相关材料,它包括人类疾病动物模型、人类证候动物模型、人类病证动物模型三部分的内容,它既是实验动物学的范畴,又是中药药理实验方法学的核心。
2中药药理动物模型的作用
2.1中药药理动物模型是中药药理学的基石中药药理学是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药对机体的作用和作用机理、以及体内过程,从而阐明其防治疾病原理的科学。它包括中药药性药理、中药实验药理、中药临床药理三部分的内容。而中药药理动物模型在中药药性药理、中药实验药理、中药临床药理的研究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
2.1.1中药药理动物模型是中药药性药理的研究手段中药药性药理包括四气、五味、归经、升降浮沉、补泻、毒性等方面的药理研究,而中药药理动物模型是中药药性药理的研究手段。如梁氏用温热药建立热证动物模型,再用寒性中药龙胆草、黄连、黄柏、银花、连翘、石膏治疗,观察中药寒凉药性的药理学基础;用寒凉药建立寒证动物模型,再用热性中药附子、干姜、肉桂、党参、黄芪、白术治疗,观察中药温热药性的药理学基础[2]。又贲氏应用血虚肝脾损伤动物模型,研究中药当归、熟地、川芎、白芍的归经药理[3]。
2.1.2中药药理动物模型是中药实验药理的研究基础中药实验药理是中药药理的研究核心,中药实验药理主要是应用实验动物、器官、组织、细胞研究中药功效的药理作用,揭示中药功效的现代内涵。中药功效是中医辨证论治体系在药学中的体现,对中药功效的揭示,必须以中医证的研究为基础;而中药药理证候动物模型是中医证在实验研究中的载体,故中药药理动物模型是中药实验药理的研究基础。如研究补气药人参、白术、茯苓、甘草组成的四君子汤对小肠推进运动的影响,结果四君子汤能抑制正常动物离体器官小肠的运动[4],对正常在体动物小肠推进运动无明显影响[5];但能增加脾虚动物小肠推进运动[5,6]后者与临床实际相符,与补气药健脾益气功效相符,是健脾益气功效在肠功能中的体现。这个例子说明,建立和使用中药药理动物模型,才能真正揭示中药的功效,丰富中药实验药理的内容。
2.1.3中药药理动物模型是中药临床药理的桥梁中药临床药理学研究方兴未艾,但学科有待建立。由于正常动物的结构形态、功能代谢与人类的病理状态相差甚远,故必须应用中药药理动物模型来连接中药实验药理与临床药理的研究,为中药临床药理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评价奠定基础。
2.2中药药理动物模型是中医药现代化的突破口中医药的学术发展相当缓慢,其原因就是缺乏实验研究体系,缺乏与现代自然科学的沟通与融合,忽视基础理论的研究,未建立起自己的科研规范、指标体系和方法论,致使其理论研究对实践缺乏推动作用,与世界医学缺乏共同语言。而中药药理动物模型就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应用现代科学方法,以实验动物、器官、组织、细胞为研究对象,建立的具有人类病证表现的实验模型。弥补了中医药研究的不足,成为中医药理论与现代科学的中介部分。故中药药理动物模型的研究与发展,必将促进中医药的现代化。
2.3中药药理动物模型是实验动物学发展的新领域中医以系统-综合医学模式为特征,坚持功能主义的原则和视角来研究人体。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对中药药理动物模型生物学特征的认识,将弥补现代以形态结构为原则进行研究的不足,建立新的指标体系,丰富实验动物生理学、实验动物医学和比较医学的内容。而中药药理动物模型的研制与增加,又将丰富实验动物病理学和动物实验技术的内容,对实验动物疾病的病理过程和实验操作技术进行重新认识。故中药药理动物模型的建立与深入研究,将成为实验动物学发展的新领域。
2.4中药药理动物模型是中药新药有效性评价的工具中药新药有效性评价,可用正常动物观察药物对生理状态下各种生理、生化、形态等方面的影响,以判断新药的疗效。但生理状态与病理状态有本质的区别,对药物的反应常有质的不同。有些药物对正常动物无药效作用,而对中药药理动物模型则有治疗作用,如清热药对发热动物有降温作用,而对正常动物体温则无影响。因此,仅用正常动物不能全面准确地评价新药有效性,必须选用中药药理动物模型,观察新药对病理状态的影响,才能更准确地评价其有效性。故中药药理动物模型是中药新药有效性评价的工具。
3中药药理动物模型的现状
中药药理动物模型自唐·陈藏器《本草拾遗》首次记载用精米喂猫、犬造成脚气病模型以来,中药药理动物模型已初具规模,分为中药药理疾病动物模型、中药药理证候动物模型、中药药理病证动物模型三类。
3.1中药药理疾病动物模型中药药理疾病动物模型分为诱发性疾病动物模型和自发性疾病动物模型。诱发性疾病动物模型是研究者通过使用物理、化学、生物等因素作用于动物,造成动物组织、器官或全身一定的损害,出现某些人类疾病的功能、代谢或形态结构方面的改变。如发热动物模型、四氧嘧啶糖尿病(消渴)动物模型、肥胖症动物模型等。自发性疾病动物模型是指实验动物未经任何有意识的人工处理,在自然情况下,发生染色体畸变、基因突变,并通过定向培育而保留下来的疾病模型,如无胸腺裸鼠、重症肌无力小鼠、青光眼兔、高血压大鼠、肥胖症小鼠等。
3.2中药药理证候动物模型中药药理证候动物模型,自60年代邝安建立第一个类“阳虚”动物模型[7]以来,已用200多种方法,复制建立了肾虚证、脾虚证、肺虚证、心虚证、血瘀证、血虚证、肝郁证、寒证、热证、痹证、里实证、厥脱证、温阻证、温病等证候动物模型。中药药理证候动物模型是指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在动物身上复制的中医药证候,是中药药理动物模型独具一格的有别于人类疾病动物模型的方法。而中药药理证候动物模型的研究还远远不能满足中药药理学发展的需要,急待增加研究投入,提高研究水平。
3.3中药药理病证动物模型中药药理病证动物模型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用现代医学的人类疾病动物模型与中医证候动物模型嫁接,建立病证结合动物模型。如高脂性疾病血瘀证动物模型、失血性贫血血虚证动物模型、感染性休克厥脱证动物模型等。把现代医学的辨病论治与中医学的辨证论治结合起来,中西汇通。另一种是在中医药病证理论指导下,建立中医病证结合动物模型[8]。这方面的工作急待开展,以深化中药药理模型的研究,纠正证候动物模型难于深化、不好应用的不足。
4中药药理动物模型的发展方向
中药药理动物模型在今后一个时期内,主要是应总结分析中药药理动物模型的理论,加大中药药理证候动物模型和中药药理病证动物模型的研制,建立中药药理动物模型的科研规范、研究体系,为中药新药研制和开发、中药药理研究、中医药学术发展、中西医合流提供坚实的实验基础,也将为我国实验动物学的发展增添新的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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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贲长恩.北京中医学院学报,1991;14(增刊)∶23
4黄树明,等.中医杂志,1988;(9)∶60
5彭成,等.中药药理与临床,1995;11(5)∶6
6闻集普,等.中药药理与临床,1992;8(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