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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青年亚文化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3-0205-02
和国外的青年亚文化一样，中国的青年亚文化也是随着大众文化的勃兴而生成的，它的存在与媒介文化息息相关，与大众传媒的变化与沿革保持着紧密的关系，青年亚文化生命体中保留着大量的媒体特征。这些媒体特征，有大众文化生成的共性内容，也有青年亚文化发展变异产生的特质。
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当前媒介文化本身也经历着多重变化，媒体的存在方式不断推新，媒介的存在方式的生成，影响着青年亚文化人群的塑形。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电视影响下的受众和新媒体影响下的受众，有着不仅仅是审美方式上的差异，在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信息接收方式及反馈方式上都有巨大的不同。同时，媒体的话语权掌握和信息方式也在发生颠覆性变化。从“他媒体”到“自媒体”，从传统的把关至上的媒体流程到当下随手拍随手的新流程，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媒体权力革命。
也正因为媒体本身的变化转向，才深刻影响青年亚文化的存在形式和特征。本文以此为切入口，初步探讨青年亚文化的媒体特征。
一
最早提出青年文化的是美国社会学家T.帕森斯，而社会学意义上的青年文化紧紧依托经济学和政治学、人类学。它从阶级和国家政治的角度看待青年工人阶级和青年无产者的生活形态和阶级意识。因而，在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文化批判时，这些青年文化人群被学院精英认定为“反文化”、“幻觉文化”、“堕落文化”，是“垮掉的一代”[1]。这种20世纪60年代生成的新型文化被认为是“相对普遍的富足，大众文化的发展，战前与战后两代人之间的裂痕，延伸的中等教育以及以青年为中心的文化形式的出现”[2]。在人们心目中，青年亚文化人群“群魔乱舞”，是“享乐主义扩展的结果，是上层阶级早已实践了的放荡行为的民主化过程”[3]。这段表述可谓青年亚文化的几个特征。一是言明了青年亚文化的社会角色，边缘化的角色。二是言明了青年亚文化和社会主流文化的关系，文化取向和生活方式具有裂痕。三是青年亚文化的表达方式，是“群魔乱舞”式的享乐和行为上的放逐。四是青年亚文化的社会作用，是解构文化和文化幻觉的温床。
这是早期对青年亚文化的认识，这一时段，青年亚文化成为西方主流社会话语的“他者”，完全可以随意妖魔化的对象。
但随着大众文化的成熟，尤其是进入新的媒体时代，青年亚文化似乎也在发生角色的变化。“亚文化是更广泛的文化内种种富于意味而别具一格的协商。它们同身处社会与历史大结构中的某些社会群体所遭际的特殊地位，暧昧状态与具体矛盾相应”[4]。青年亚文化不再作为一个捣蛋鬼的角色出现，而是问题的反映者出现，它的存在就是复杂性、矛盾性、暧昧性文化问题的本身，这样的认识无疑是文化认知上的进步。“亚文化是现代性的一个独特方面，建立在对普通文化认同中包含的价值多样化的接受上。”[5]同时，亚文化的潜在功能是揭示母文化中隐藏的或未决的矛盾。
从“裂痕”到“协商”，从“文化垮掉”到“文化母体问题的揭示和解决”，青年亚文化的身份变化正是这样发生了重大转向。
二
众传媒与青年亚文化的关系是历史形成的。“媒体在现代社会中充当一种核心角色。因为不同的亚文化和社会阶级过着非常不同的生活。有着不同的世界观，大众媒体为不同群体理解其他群体的生活提供了手段”[6]，在纸媒时代，纸媒是文化生产和文化把关的产物，更属于主流意识根植的文化场域。所以，纸媒尤其是大众报纸和大众杂志，对待青年亚文化的态度是“他者”的认知。在这个认知框架里，青年亚文化人群，是接近被污名的边缘文化群体，和主流文化人群相对立。被边缘化的亚文化人群，少有自己的话语权，难以掌握属于自己的大众媒介。他们能够表达自己的，除了自己身体符号之外，就是不会被大众文化直接接纳的“符号体系”。在这个纸媒当道的时代，文字是权力的重要工具，而青年亚文化人群既不能完全运用文字，也不能完全主导话语。所以，纸媒与亚文化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排斥和规训的关系。
进入以音画符号为载体的电影电视时代，对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无疑是文化上的福音。音画符号是直观的符号体系，而且更能直接为青年亚文化运用。在电影电视作品中，大都市的神话叙事离不开亚文化的“起笔”和“奇观”，这也是文化多样化的价值探索和艺术塑形。正因为如此，亚文化与城市音像发生了广泛的交集，“都市是这种过分促进所有个人生活的真正场所”[7]，都市是亚文化展示的空间，亚文化又是都市文化的产物。通过这样的推演，让青年亚文化人群看到了实现自我的可能。电视电影无疑放大了这种可能性，甚至将这种可能性转换成合理性。
进入新媒体时代，对于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是文化上的一次重要转型。
1.青年亚文化人群从恶名走向了化名
新媒体时代，对于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最大的变化是，真正属于人的延伸的新媒体，被青年亚文化人群掌握了。他们来到网络世界，抛掉了大众传媒给予的一切命名，他们首先是自我命名。我们称之为“网名”，很多传媒学者称这样的行为叫“匿名”，有学者认为“网络的交流有最突出的匿名性”、“与面对面交流是完全不同的，与那些署名的纸媒交流也是差异甚大”[8]。对于绝大多数的主流社会人群而言，隐匿自我的真名实姓，是一种自我保护和身份转移。而对于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这不能称之为匿名，而应该是“化名”。化名是强调个体审美和文化诉求的表达手段之一，主要不是保护自我，青年亚文化人群更强调自我炫耀和自我满足。所以，他们的化名，总能体现这个人群的文化价值观和心理状态。因为“这些亚文化群体被诸多权力机构以各种方式所认定、确认、污名化、边缘化或者‘对待’”[9]。所以，无论是匿名，还是化名，都是去污名化的一种努力，这是新媒体带给亚文化的福利。去污名化，就是利用自命名的方式给自己起一个或多个表达自己文化要求和审美意愿的网名，从而以这个身份在虚拟世界获得文化身份，这就是亚文化人群的文化选择。“身份不明的社区”成为扮演他人者的天堂”[10]。
2.青年亚文化人群获得话语权
如果说新媒体以媒体形式的“天然”合理性赋予青年亚文化人群自我命名的权力，那么，这一权力并不是所有文化权力中最重要的权力。文化话语权力最重要的权力是三类，首先是文化话语生产权，其次是文化话语作用权，最后是文化话语解释权。传统媒体正是以传播权、把关权、解释权的权威身份作用于我们这个社会。新媒体的不断翻新，导致青年亚文化人群在这三方面不断掌握着一部分自。
首先，传统媒体的话语生产，是由专业的生产者来完成，专业的生产者并不掌握所有话语权，却掌握着优先话语权，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更是如此。亚文化人群介入新媒体的文化生产，呈现井喷态势。博客、微博、微信、跟帖等等，都能看到带有明显亚文化特征和审美取向的文化符号。从数量到质量，从宏观影响到微观影响，都显示出亚文化人群的符号生产能力和愿望[11]。
其次，传统媒体得以支撑，依靠追求平衡而展开的文化把关[12]。很多文化传媒研究者对新媒体出现的担忧，就是认为新媒体的监管难度大，而且从电子邮件到微信，似乎解决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无缝对接，双剑合一，监管难度不断提升[13]。青年亚文化的芜杂性和多元性，在传统媒体的把关体系中，会多层过滤，而新媒体弱化了把关，敞开式的话语生产机制，几乎是即时性的呈现。把关作为传媒生产流程的一环，固定了一整套文化机制，而这对于亚文化个体而言，从自律到自觉地遵循外在于个体的把关机制，无疑是难事。也故如此，把关对亚文化的弱性制约，导致了亚文化的影响力事实上的蔓延。如果说，亚文化以往阶段面临的危机是无话语权的危机，在新媒体时代就是泛话语权的危机。
同时，对文化的解释，也明显有了多义性。理解，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而言，本来就是受众或读者的个体完成的事情。“公众成员没有被概念化为文化的傀儡，而是被概念化为能够重新阐释主导意识形态话语以满足自身需要的积极主体”[6]。然而，对一则新闻、一首诗、一幅画、一个符号、一个电影的解释，主流媒体往往要事先给出一个定义。这对接受美学而言是不可想象的。对于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更是不可想象的。在他们看来，一旦掌握了可以发言的媒体，那么，如何解读、如何阐释完全是自己的事情。一般情况下，权威的主流媒体解读体系和非权威的亚文化人群解读体系产生越来越大的分歧和隔阂。
3.青年亚文化人群开始再次分解
如果说，青年亚文化人群在新媒体时代最大的变化是什么，那就是亚文化人群内部再次分解。这是很奇特的文化现象。“亚文化一词原本意指的与媒体和消费工业产品的那种约定方式，已经变得更加宽泛了，并导致了日常文化领域的多元化和碎片化。”[9]青年亚文化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媒体的更迭，也在发生着重要的分解，它的内部发生着以年龄、性别、兴趣、文化立场、实际利益、符号价值为界限的区隔，最终，形成了不是以大众文化和亚文化为区隔标准的文化类型，这就是粉丝文化，“由于粉丝是所有媒介技术的先行实践者，他们的美学和文化政治在很大程度上送达了公众对主导媒介和草根媒介之间的关系的理解”[14]。通过媒介的引导，通过粉丝文化的生成，亚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间的文化格局发生了变化。
三
综上所述，在大众传媒不断更新的趋势下，青年亚文化产生的三个方面的转向必然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青年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均质化。也就是说，因为新媒体的存在，主流大众文化和亚文化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
第一，青年亚文化人群和主流人群在网络虚拟世界里，呈现混名状态。我们知道，传统大众媒体把主流和非主流文化用一整套评判标准划分得非常清晰，主流大众文化的特征和亚文化特征也是迥然有别。也故如此，主流文化的命名机制和亚文化的命名机制更是截然不同。然而，新媒体让大众具备了传播流程的重要身份，其中也包括掌握了新的命名文化机制。在这个新机制面前，主流大众的命名和亚文化的命名都具有化名性，都具备个体的特征，甚至都能在新媒体的虚拟世界里掌握自我命名的。从网络世界里，一切命名，都是化名，即便是实名，也和化名等量齐观。所以，命名文化的内在合一导致主流大众与亚文化人群之间不但难以区别，甚至界限模糊。
第二，青年亚文化人群不再是文盲或者不学无术者，截至2013年12月，高中及以上学历人群中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初中占36.0%，高中、中专、技校占31.2%，大专占10.1%[5]，大学本科占10.8%。学生依然是中国网民中最大的群体，占比25.5%。在新媒体时代，生活方式和审美方式的不同，已经慢慢被大众接受，被大众媒体认同。也故如此，亚文化人群的文化创意和时尚先锋性，总能被文化产业和大众传媒所借用，形成新的文化消费品。尤其在文化创意方面，亚文化总能形成文化奇观。
第三，新媒体的出现，激发了话语的热情。当下的文化人群，首先不是考虑话语权的获取，话语权可以通过购买通信工具、电脑或手机，就能掌握一种新的话语权。网民的意见，包括大众人群和亚文化人群的意见，在同一个平台上呈现，你会发现，话语走向了新的样态、新的修辞、新的语法、新的接受互动习惯、新的语义形成、新的话语权博弈格局。网络改变了社会的话语态势，从而也改变了亚文化人群的话语生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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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企业有一个共同的生存原则，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只有真正做到这一点，才能使企业具备长远发展的条件。作为企业，存在时间越长越应建立员工的职业生涯管理机制。一是为了企业，使员工能够长期服务于企业，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人力资源条件；二是为了员工，使企业能够为员工搭建发展平台，让他们自动自觉地提高生存技能。凡是建立了职业生涯管理机制的公司一定会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并谋求与员工的共同发展。但对于多数公司来说，职业生涯管理是一个新鲜的课题，仍处在不断探索尝试阶段。
职业生涯管理机制能够帮助企业建立一个核心人才固定的、可发展的、有助于适应内、外部环境变化的人力资源规划体系，使得企业在面对市场经济不断变化的环境时，公司可以对人力资源的数量、质量做出相应调整，减少企业未来的不确定性。人力资源规划工作要求企业系统地评价企业内人力资源的需求，确保必要时可以获得所需数量且具备相应技能的员工。作为市场经济下的企业，要想获得必要的人力资源，就要为员工服务，对员工的发展负责，从而激发员工对工作负责的最大积极性。如何加强企业发展与人力资源规划之间的纽带关系呢？只有开展员工职业生涯规划，为员工搭建发挥才能的舞台，让企业从中找到所需的人才，获得优质的人力资源，实现员工进步、企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职业生涯是指一个人的职业经历，是以心理开发、生理开发、智力开发、技能开发、伦理开发等人的潜能开发为基础，以工作内容的确定和变化，工作业绩的评价，工资待遇、职称、职务的变动为标志，以满足需求为目标的工作经历和内心体验经历。
职业生涯规划是指个人结合自身情况、眼前的机遇和制约因素，为自己确立职业方向、职业目标，选择职业道路，确定教育计划、发展计划，为实现职业生涯目标而确定行动时间和行动方案。职业生涯规划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实现人生价值，获得个人的成功，得到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就是指人们普遍追求拥有健康的生理体系、健全的人格体系、丰富的知识体系、多方面的能力体系、良好的人际关系体系、丰硕的职业生涯成果体系、幸福和谐的家庭生活体系、丰富多彩的人生活动体系。
目前，很多企业的员工尚未接受相关指导、培训，应该让大家认识到个人职业生涯规划的重要性，认识到个人职业生涯不是由一个人替另一个人去做的事，必须由他们亲自去做。只有员工个人才能知道自己的一生需要什么。而且职业生涯规划要求员工自觉的努力，这是艰苦的工作，他们可能会相信开发一个好的职业生涯是自己最大的兴趣，但真正去制定一个计划常常是另一回事。所以，公司有义务引导员工进行职业生涯规划，给予他们鼓励和指导，使员工重新看待自身的工作，通过获得工作成就感，增强员工动力，自动自发地配合公司开展各项业务。
职业生涯规划开展应该遵循以下方法：
首先，作为企业，在职业生涯规划中的作为包括：
第一，建立方阵协同式组织结构，使组织中每个岗位都能清晰地了解每一项工作的上一道工序、下一道工序和需要协调的部门等；
第二，帮助员工作好本职工作分析，为个人职业生涯奠定目标基础，因为企业与员工之间，建立相互信任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共同参与、共同制定、共同实施；
第三，建立企业教育培训计划，以培训、讨论交流、实践锻炼形式开展，使得个人、企业、社会均受益，只有形成三者利益结合，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职业生涯；
第四，搭建员工职业发展平台，提供发展信息、提供任职机会，维护企业人员整体积极性；
第五，岗位轮换制度。其次，作为员工，若想在职业生涯上发展，必须做到：
第一，应知道企业的发展方向，希望在企业的发展中充当重要角色，要在企业发展战略的基础上确定个人职业生涯的时间坐标，为每一个发展目标都标记两个时间，即开始行动的时间和目标实现的时间；
第二，根据个人情况，编制职业生涯规划，共包括十项内容：题目和时间坐标、职业方向和总体目标、职业环境分析结论、企业分析结论、角色（贵人）及其建议、目标分解、成功标准、自身条件及潜能测评结果、差距分析、缩小差距的方法及实施方案；
第三，进行职业生涯现状分析，包括：姓名、职务、职务职责、职务能力要求（细分）：专业能力和管理能力、已具备能力、现欠缺能力（细分）、改进方法及实现时间（一定要有可操作性）；
第四，尽可能发挥才能，达到目标，人的自我实现就是潜能充分发挥的过程，需要不断有创造性成果予以证明，创造性从确定职业生涯目标时就应得到体现；要敢于制定没有前人经验的奋斗目标；
第五，熟悉和掌握自己所处领域中的最新技术及方法；
一个文化多元杂陈状貌的时代悄然而至，站在这个文化勃兴的时代长廊，我们没有理由回避那些最为活跃的文化类型。青年亚文化，无论从其承载、消费、再生产环节看，还是从其不断涌现的态势看，它都是当代中国文化版图不可或缺的地标。“研究个体心理，就是要分析个体在其身临的社会条件和具体情况下的活动。”[1]我们首先要清楚传统文化接受群体与青年亚文化接受群体的界定。普遍来讲，传统文化接受群体大多是80年代以前的人群。而青年亚文化接受群体则是80年代之后，具体说就是所谓的“80后”、“90后”、甚至“00后”。传统文化接受群体与青年亚文化接受群体间产生的心理对峙原因分析如下。
一、童年经验的排他性
童年经验，根据精神分析理论的观点，它是一个人在童年经历中所获得的心理体验的总和，包括童年时各种带有情绪色彩的感受、印象、记忆、意识等等。这一元素不仅是人认知积累的来源，更对个人的心理发展，即个性、气质、思维方式的发展起决定作用。从这一角度来分析两种文化接受群体心理对峙的原因。
传统文化接受群体的童年时期所接受的文化多是道德、教条、伦理等等，这些文化也就潜藏在他们的内心，当他们对外在事物进行批评时，就会本能地显现出这些童年经验的迹象。因为随着他们后天的知识积累这些经验会随之融入其中，从而形成一种既定观念，致使他们对新生事物的接受有了一个“标准”，对于不满足“标准”的事物本文由收集整理便会一定程度上的排斥。而“青年亚文化是由青年人共同分享的独立的文化系统。”[2]青年亚文化的属性特征几乎与传统文化是对立的，所以会被本能地排斥。而青年亚文化接受群体多出生在物质生活极其丰富的时代，他们受物质享受的影响极大，致使陷入一种“迷狂”，又由于与前者相同的原理，他们大多本能地排斥传统文化，或是无法使其成为他们的中心兴趣。
精神分析理论的一个观点说：“一个人的思想发展过程的每个早期阶段仍同由它发展而来的后期阶段并驾齐驱，同时存在早期的精神状态可能在后来多少年内不显现出来，但是其力量却丝毫不会减弱，随时都可能成为头脑中各种势力的表现形式”。[3]将人的童年经验可以看作是一种内心潜力，当人们的主导观念受到充斥时它便会发挥作用，而且会产生很大的心理力量去抵制外侵的与观念不符的事物。所以传统文化接受群体与青年亚文化接受群体必会因此而形成心理对峙。具体说来，这就是二者童年经验的对峙所导致的。
二、恐惧感下的自保心理投射
通常情况下，当人们真切地热爱某种事物时，当有人试图推翻甚至威胁到其存在和发展时，便会本能地站出来保护它们，而且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这是心理保护机制的一种变式投射：一般是指将自己所不喜欢或不能接受的性格、态度、意念，投射到别人身上或外部世界去，而断言别人是这样的现象。从这一角度讲，传统文化接受群体与青年亚文化接受群体的心理对峙就是源于彼此的自保心理对对方的投射。就像两个对立的学派为了自身不被对方驳倒，就要不断地去攻击对方，并认为对方是“错的”，把对方看成是自身所不能接受的某种事物。同时，传统文化接受群体也存在一种恐惧，即他们担心后生群体对新文化一味地沉迷接受，可能导致传统文化的淡化而失去主流地位，甚至在几十年、几百年后可能会是传统文化的末日。因而他们要去抵制亚文化以自保。而青年亚文化接受群体则是受于传统文化对其的压制和批判而同样地进行自我保护。
三、个性干涉下的抵触
关键词：教材；文化；《博雅汉语准中级加速篇Ⅱ》
一、研究意义
教材是教学的基础，一部好的教材不但能够指导学生的“学”，还能为教师的“教”提供帮助，最终能够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但何为一本较好的教材呢？如何对教材进行一个评估，也是众说纷纭。现今，对教材的评估多是从教材的内容：课文、词汇、语法、练习的角度入手进行综合分析。相关的文章有：《留学生教材汉字复现率的实验研究》（郝美玲 刘友谊）；《初级汉语综合教材研究》（）；《对外汉语教材编写要注意的几个问题》（朱素第）等。本文选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出版的《博雅汉语准中级加速篇Ⅱ》作为研究教材，试图对该教材中的文化因素进行分析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与建议。
二、文化的分类
“文化”，自从187l年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给文化下第一个定义后，现在已多达300余种。概括说来，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与文明的涵义相近。即文化指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信仰、习惯、制度、目标和技术的总模式，它不仅仅包括城市、学校、旅游景点等物质的东西，而且包括思想、习惯、家庭模式、语言等非物质的东西。
在跨文化交际的研究中，对文化分类的一种传统的做法是把文化分成主流文化（dominant culture）和亚文化（subculture）。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林顿，加拿大文化人类学家鲍德里奇等根据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来区分主文化和亚文化。根据他们的观点“主文化是指人类社会所有正常人共有的文化，是划分民族的核心。”我国学者认为，主文化“是世界各国人民在其各自的生息繁衍和生存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淀而成的共同文化。民族文化属于人类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亚文化是各民族中某些特定的人群所特有的文化，凡在某些方面与社会主导性文化的价值体系不同者，都被称为亚文化。从二者关系来看，亚文化存在于主文化之中，主文化是各类亚文化所共同具有的内容。一定的民族、地区、经济或社会群体的文化就属于此类文化。
本文又将主文化和亚文化进行细分：
表一：主文化的具体分类
表二：亚文化的具体分类
三、课文中的文化分析
1.课文话题文化分析
一本教材的文化要素主要是通过课文来体现。下面笔者将从课文的题材和体裁两方面来分析。题材也可以称为话题（《1998――2008十年对外汉语教材述评》），话题是教学内容设计思想的集中体现，该教材以话题理论为原则，由八个单元构成，每个单元包括了两课，一个单元即为一个话题。每一个话题又体现出不同的文化类别。
表三：主流文化在《博雅汉语准中级加速篇Ⅱ》中的体现
由上表可以看出：该教材的一般文化和民族文化分配较为平均，其中人类共有的普遍文化占56.25%相对多些，不但有成长的烦恼、职业的选择，还有健康、旅游、环保等这些全世界感兴趣的话题，便于学生形成文化通感。而在民族文化上，选取了最易显现中国文化的几个切入点：职场文化、家庭文化、婚恋观念、送礼文化以及中国历史和重要历史人物的介绍。既把握了中国特色文化又没有一味的弘扬中国文化，比较客观地展现了中国文化。
表四：亚文化在《博雅汉语准中级加速篇Ⅱ》中的体现
表四体现出：该教材在男女比例分配上很均衡，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在年龄阶层上青年占37.5%，儿童和中年都占12.5%，但没有老年文化。由于使用该教材的人群大多都是学习第二语言的成年人，因此，以青年作为主体，符合学生的实际，也比较贴近他们的生活，并且富有时代气息。但年龄阶层涉及得不够全面，应该涉及一些老年文化，而且老龄化已经是全球面临的一个较大的社会问题，应该有所涉及。对于地域文化，该教材也有涉及，将南北方的地域文化做了简单的介绍，便于学生对中国的地域、风土人情有个大体的了解。
2.课文中的句子分析
表五：《博雅汉语准中级加速篇Ⅱ》每课中体现出来的中国文化
表六：
表五、表六反映出：
1、该教材中涉及了大量的中国文化理念。全书共十六课，其中十二课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中国文化。可见文化教学渗透到了每一课之中，并且对于文化知识的安排并不是非常密集，而是分散到各篇课文之中，从而使得留学生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既没有让文化成为学生的负担，又让留学生们在学习言语技能与交际技能的过程中，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逐渐了解与习得中国文化，这些文化知识又促使其加深了对有些语言知识的理解。譬如：成语、俗语、一些词汇的构成，汉字的书写等知识的了解。
2、对于历史文化、观念文化、家庭文化及送礼文化这些相对抽象的精神文化、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该教材都做了较详尽的描述，运用事例，生动而形象。教材把握了所教授的教学对象是留学生这一原则，因此，教材内容的选择上虽然有中国文化的介绍，但是，主要控制在言语知识地掌握上。
四、总结与建议
1.调整主文化的选文，建构和谐对外汉语教材的文化世界
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教材，绝不简单地是帮助学生学习语言要素或言语技能，也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学生的语言使用能力，虽然这是它们其中重要的目标，但是对外教材、对外教学，从更为深层的意义上，承担着其他课程所无法单独完成的传播文化的任务。在一个文化多元的社会，汉语课承担的文化传播任务至少应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国家文化的传播；第二，民族文化的传播；第三、对于多元文化认知和尊重理念的传播，第四，对于世界文化精华的传播。一套好的对外汉语教科书，应该考虑怎么样使其承担上述文化传承和传播任务得以实现。
用这样的认识考察本文所分析的教科书，审视《博雅汉语准中级加速篇Ⅱ》在实现上述任务方面的程度，不难发现，虽然编者们作了很大努力，力图体现教科书承担的文化传承或传播的任务，但是，从国家现代化、民族现代化和培养学生具备全球视野方面仍然有一些值得商榷和改进的地方。《博雅》在文化的选取上虽然具有多样性，由学生身边的生活、学习，这些贴近学生生活的话题向历史、环保等抽象概念过渡，体现了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原则。但是在广度上还有所欠缺，除了主体文化――汉文化以外，对于中国其它55个少数民族的文化毫无介绍，并且也没有涉及一些优秀的外国作品，缺乏文化横向上的对比。
2 .关注亚文化，建构符合学生需求的教科书文化世界
在我国，语文教科书中的亚文化问题从90年代末开始引起学者的注意，不少学者从年龄，阶层，性别等角度针对不同的语文教科书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但在对外汉语教材上这方面的研究还较少，笔者尚未查到。教科书中的亚文化比主文化还贴近生活，主文化只能通过亚文化才能被具体化。合理安排教科书中的亚文在对外汉语教材能否贴近学生生活，能否满足学生需求等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在性别文化的构成方面，要让师生能够认识现代实际生活中男女社会地位的转变；在年龄文化方面，应该涉及到各个年龄阶段的人群，对不同人群的生活方式有所展现；同时还应涉及到不同职业、不同层级人们的生活方式，如教师、工人、医生、经理等各行各业人们的生活状态，让学生能对周围的生活有更深入的了解；在地域文化方面，除了南北方地域的对比外，还可以涉及一些城市和乡村间不同文化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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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初级汉语综合教材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宋瑜，女，上海大学数码艺术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2004年上海大学传播学硕士毕业，2007年获上海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一直坚持跨学科研究，主要研究专长为媒介与文化、受众分析、媒介素养教育等。在国家级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出版学术专著1部（后现代语境下的传媒研究），参与编写教材2部，主持省部级课题1项（全球化视野下中国影院动画长片叙事模式的创新研究-2013EYS016），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国家哲社课题2项、国家教育部课题1项。此外，宋瑜还具有多年传媒行业从业经历，曾在国内多家新闻传媒机构担任节目制作人、编导和主持人等。本期学者专栏特刊出作者关于微电影的流行以及营销策略的研究成果三篇，以期与同行交流、探讨。
摘 要：微电影的流行与青年群体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由于文化特征和传播特点与当代青年的社会性格和文化行为模式相契合微电影在与青年文化的良性互动中取得了强劲的发展动力，使得传统电影艺术借助青年文化的力量获得现代化的“重生”。本文试图从对当代青年文化性格的分析入手，将微电影作为一种青年流行文化现象展开探讨，分析青年群体对这一文化形式产生消费需求的内在原因，全面了解微电影与青年群体之间的互动机制，进而更深入理解当代青年文化的内涵与能动力。
关键词：微电影；青年亚文化；文化性格
中图分类号：J9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7-0168-03
自2008年底开始，微电影迅速蹿红于网络，在艺术作品、商业广告、碎片阅读的交织中逐渐发展为一种突出的文化现象。微电影是指在网络、手机等多媒体平台播放，适合在移动状态或短时下观看的几分钟到几十分钟规格的叙事类影视作品，用电影的拍摄技法、画面质量、镜头语言，以及宣传模式等娱乐手段为观众营造出观赏电影的氛围体验，并借助社会化媒体传播机制实现病毒式传播。应该说，微电影从制作、播放到观看；从传播主体到传播方式再到传播受众，每个环节都与青年群体和青年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如今，文化研究已进入心理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时代[1]，因此本文试图从分析当代青年的文化性格入手，将微电影作为一种青年流行文化现象展开探讨，分析青年群体对这一文化形式产生消费需求的内在原因，全面把握微电影与青年群体之间的互动机制，进而更深入理解当代青年文化的内涵与能动力。
一、当代青年社会性格与文化行为特征
主文化和亚文化是社会学领域建立的一对分析范畴，强调文化结构是一个动态的阶梯，文化结构本身可能是一个相对矛盾体。一般看来，主文化是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亚文化是对主文化的一种补充，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现象。在每一个社会中都包含着各种各样的亚文化，社会成员常常同时身处多个亚文化中并发挥作用，而每个社会成员在一生中都会经历多种亚文化。社会性格是一个社会或群体多数成员所具有的共同的性格结构。社会性格的形成是个人与社会文化环境互动协调的结果，既包括个人对环境的适应历程，也包括环境对个人的塑造过程。在任何一种复杂的文化中，都有着一些普遍构成的社会性格与文化特征。亚文化性格，主要界定于它代表着不同于正式的主文化要求的那种行为模式特征[2]。
应该说是大众文化间接塑造了我们这个时代青年的亚文化性格，使之成为打上这个时代烙印的一种文化特质。在我们所处的信息时代，青年亚文化性格不断被塑造和强化，主要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化的发展、国民教育的普及、信息技术的进步、消费时代特征的出现，使青年群体从一个人口学上的群体变成一个重要的文化群体。大众传媒提供的开放与多元的信息空间所引发的社会变迁跨越了数代人的经验。年轻一代不再只是从书本上接受社会化的知识，前辈的经验也不足以帮助人们应付未来的不确定性。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曾用“时间上的移民”来描述当今青年人如何在复杂的文化环境与现实状况中成长起来，反映出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青年亚文化、亚文化性格被塑造、被认同成为这个时代年轻人思想生存和社会生存的另一种需要[3]。
在当代，青年亚文化性格首先表现为由大众文化培养出来的一种逆向化思维和行为方式。这种亚文化性格创造出的“社会距离”使青年人单薄的个性不会在过分沉重的社会压力下崩溃垮塌。青年需要这个“距离感”来保持他们的个人化空间，保持不同于主文化的生活方式，保持自我独特的个性。正是这种与主流文化的距离感，与自我及标准社会性的距离感创造出了这个时代青年的另一社会性格特质――前卫型品格，表现为一种广义的理念与个性，一种生活信念的追求，它的特点就是保持个性与时代同步状态，并渴望超越时代。前卫品格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打破传统行为定势，成为开发行为潜能和创造力的力量，另一方面它又带来行为的非标准化、对秩序的排斥与心理反抗。
总体看来，青年亚文化性格的发展改变了青年社会化既有逻辑，青年文化开始成为社会文化变迁的前导。它一方面打破单项平衡，改变个人被动接受文化的状态，使青年拥有自己的文化语言、行为方式和价值理念，并由此影响青年一生的心理及性格；另一方面，它强化了逆向型自选的价值认同与心理满足。玛格丽特・米德曾给了青年文化现象一个漂亮的名词――后喻文化，即从晚辈向长辈传递的文化[3]。网络文化、手机文化、拇指文化都可以称为典型的后喻文化。微电影的流行也不例外。
二、从当代青年文化性格看微电影的流行
有学者将我国青年流行文化特点概括为：新型传播技术与高科技文化产品的应用是其技术特点，社会分层所形成的多重亚文化圈是其阶层特点，右手拼命工作，左手拼命刷卡的生活方式是其消费特点，游戏、嘲笑与躲避崇高是其价值观特点。[4]由此我们完全可以将微电影的兴起与流行视为青年流行文化的一道新景观，因为其从制作、播放到观看，无论是社会功能、技术特点、文化特征还是消费特点或价值观取向，都与当代青年群体的社会文化性格相当契合，也因此才能在同青年文化的良性互动中取得强劲的发展动力，使得电影艺术借助青年文化的力量获得一次现代化的“重生”。
1.从社会功能上看――用后现代的外观提供感性内容，帮助释放现代性焦虑。从社会学意义上来看，大众文化得以风行并在本世纪初成为近乎带有全球意义的生活方式，与现代性的焦虑不无关系。所谓现代性，即现代人的社会性，以及现代人的生存状态。现代性与市场时代竞争秩序紧密相关。市场竞争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但也带来了作为追求社会效率最大化的社会分化、收入与社会地位分化以及个人生存状态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等结果。现代性虽然意味着无所不能的梦想、奋斗与成功的可能，但是当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建立自己的自致性社会关系，追求事业成功时，又不得不面对现实的残酷、失败、淘汰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不得不面对心理上很脆弱的自己，以及由社会竞争、失意带来的无法抑制的焦虑。现代性引发的焦虑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现代人生活方式的改变。2007年英国研究机构针对城市居民的步行速度作了调查，把人们行走60英尺所花费的时间作为一个重要的依据，得出排名前四位的是新加坡、哥本哈根、马德里和中国广州。英国的另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英国青年群体迫于工作压力，一日三餐花费时间总共不到40分钟，还有45%的调查对象吃饭完全以感觉饥饿为标准，常常等到处理完手里的事物才吃饭。在这个生活压力过于沉重的时代，讲究效率成为人们行事的唯一准则。同样是休闲方式，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就能看到起承转合的情节、生动有趣的故事、达到调节情绪效果的微电影显然比2小时左右的电影更符合“快餐文化消费时代”人们的消遣需求。
现代性带来的心理负荷有多大，大众文化市场的潜力就有多大。因为在大众文化产品的娱乐消费中，现代性的焦虑可以得到有效的宣泄和转移。当代青年的现代性精神需求为微电影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适合的土壤。在现代社会生活中，青年人每天面对繁忙的学习生活、沉重的就业压力，理想迷失的工作状态渴望得到情绪的释放，微电影出现填补了生活中的那些碎片时间，并帮助他们缓解、转移、释放现代性压力所带来的焦虑感。微电影给青年群体提供了一个现代性与人织的舞台，用后现代碎片化外观提供一个个人性化的故事，通过高科技数码工具带给青年人轻松愉快、休闲刺激的感官体验，这是以往任何时代都不曾有的。
2.从制作主体上看――打破专业垄断与模式化创作，重新诠释艺术内涵。微电影的低门槛、普及性和互动性催生了许多草根导演，其中绝大多数是有志于电影创作的青年。信息时代的青年强调的已不再是社会与长辈们曾经说过什么，而是一种“我行我秀”的思维方式和胆量气魄。微电影为他们提供了绝佳的契机――打破传统电影由专业制作团队角色分工共同完成创作过程的模式，强调个人只要有兴趣和技能，就可以写剧本、做演员、做导演、做摄影――这使得电影从过去曲高和寡的艺术向民主与草根靠拢。同时在线视频技术的成熟更为这些草根作品提供了丰富的播出渠道，进一步使影像艺术走下神坛、摆脱专业人士把控。在这个充满青春气息的“草根秀”时代，人人都有机会用电影的形式去展现自己眼中的世界。从这一角度而言，电影这一传统艺术形式的内涵已然发生了改变。
同时，微电影创作的高度自由性和无模式化作业流程，也是吸引青年群体参与创作的重要因素。当代青年文化的特点是，不破坏和颠覆主文化的制度与秩序，但却通过自身特有的文化行为表达着对正统权威的逆向思维、不顺从、不恭敬、不在意、崇尚偏离行为倾向。正因为此，我们看到青年导演们吸收着不同的灵感元素，探讨各种人文主题，剖析出人生的不同侧面，时常以另类表达重新诠释“年轻”的涵义，由此形成当前审美取向五彩斑斓、表现形式千姿百态的微电影格局。
3.从内容生产上看――体现消解崇高的生活态度，满足颠覆传统的体验。在关于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现象的各种讨论中，人们敏锐地注意到青年一代“游戏”、“嘲笑”与躲避崇高的性格特征及其与他们的文化之间的关系。同中国近代当代历史上激进青年的“反抗”文化不同，“游戏一代”的文化是以“拒斥”为其性格特征的，这样的拒斥在他们与社会的关系中是以自我边缘化的姿态去对抗来自社会的角色期待、角色要求的，是以对成年人社会的支配价值以及政治社会化、道德社会化的担当团体的激烈否定为背景的。当代青年似乎对一切无法呈现于传统媒体的新鲜事物都抱有极大的兴趣，因为他们可以从中得到一种颠覆传统的。21世纪的互联网科技无限扩展了青年人的媒介触角和窥视欲望。微电影常常以一种“去中心化”的碎片叙事模式和惊悚、、无厘头搞笑等元素的运用吸引青年受众，体现出消解崇高、游戏一切的生活态度和全方位的感官体验需求，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青年群体的好奇心和意念幻想的欲望。
另一方面，当代青年文化性格的社会距离感需求，使得他们崇尚个性张扬，喜欢与众不同，强调自身个性的独特性。微电影以或娱乐休闲或刺激新奇或简洁感人的故事情节满足了青年受众的心理需求，并借助视频分享网站一键转载的便捷性、微博的链式传播及SNS网站的庞大社群关系，触动青年的“分享”神经，达到病毒式传播效果。根据使用与满足理论，在心理机制的作用下，青年群体会根据个性化需求选用不同的媒介、选择不同的信息去满足不同的心理需要。比如在观看如《四夜怪谭》《酒店星座爱情故事》等游走于敏感禁忌话题边缘的微电影时，就满足了自我身份认同的心理需求，同时释放了心中压抑的情感，达到了自我宣泄的目的。
4.从营销模式上看――改变生硬灌输的广而告之，诉求情感共鸣的信息传达。与传统电影植入式广告常常受到猛烈抨击不同，大多数青年观众对微电影广告却持宽容态度，认为与品牌传播相结合是微电影艺术创作的一个有机环节，是无法避免却可以接受的。这是因为微电影改变了将产品或品牌信息生硬直白地添加到广告中向消费者“硬”性推销的传统营销方式，通过讲述一个个情节完整且生动有趣的故事，吸引广大网民主动关注、有趣性观看，乐于自发自愿的转载和传播，以实现产品及品牌信息迅速广泛的传播。虽然在情节设计上难免带有商业色彩，但只要剧情设置合理、情感打动人心，观众的抵触情绪比对传统广告要小得多。
Web2.0时代的互联网受众以青年为主体，微电影能否与他们产生情感共鸣是微电影能否成功的关键。情感共鸣分为深浅不同的两种，浅层共鸣由文化符号构成，如特定时代的音乐、当下热点新闻事件、有代表性的符号表征等，这类共鸣发生速度快但要持续影响力却不太容易；深层共鸣以受众群体共同的心理经验、精神情感、人生经历为基础，这类共鸣的持续时间更长，影响力更为显著。全球知名的苏格兰威士忌品牌尊尼获加2011年投资拍摄的微电影《语路》讲述了l2位具有新青年标杆性先锋人物的奋斗故事，通过分享这些过来人走出困境的智慧和勇气，激励当代青年“永远向前”，使他们对品牌产生了切身体会，有效地实现了拉近和青年群体距离的营销目标。
5.从传播方式上看――满足身份认同与社会互动需求，获得自我实现的价值感。作为“后喻文化”形式的微电影符合当代青年逆向型行为方式的特点，它不仅是一种被同辈人认可的行为方式选择，更能通过参与其间而获得自我价值实现的满足感。它的传播方式有着极强的互动性、参与性和自主性，迎合了当代青年渴望得到自我身份认同和参与社会互动的心理特征，满足了青年受众张扬个性、表达自我的社会交往要求。
首先，影片的播放在时间空间上是自主的，甚至包括播放的内容，完全由受众自主选择；其次，在微电影的传播过程中，青年观众可自由选择转发、参加投票或参与评论，同样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他们可以将自己的影片评价在论坛、博客以及各大网站，可以在电影公司甚至演出明星的官方或个人网络空间留下自己对于影片的看法和建议。在此，匿名性评论给予了青年群体自我的无限释放，在发表影片评论的时候可以把自己的意见与观点毫无保留地表达出来，而不必存有太多顾忌，这种行为方式可以使观众得到情绪的彻底宣泄和自我释放。当然最值得关注的是，微电影的传播方式为草根青年提供了参与传播的经验，这被学界认为是培养大众参与能力的最有价值的途径，使得草根阶层意识到自己并不只是社会传播活动的简单陪衬，由此获得一种参与的，进而把网络原生态文化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5]。
三、总 结
可以说，是青年群体和网络文化成就了微电影的兴起与流行，其迅猛的发展势头和广泛的影响力正是得益于网络文化和青年文化特点相结合、网络虚拟社区和人际传播形式相结合，然后在经济利益驱动下文化工业充分利用了青年群体的潜在力量，推动微电影发展成为一种青年流行文化现象，并随着影响力的不断扩大，逐渐演变成重要的话语力量，进入更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以上探讨进一步说明，微电影的兴起与流行是由社会后代精神所催生，是一种“后喻文化”，而传播媒介变革以及文化工业则在微电影的流行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青年需要激扬个性、海量信息、娱乐体验，需要快速便捷、互动共享、追逐新奇，所以微电影应运而生；随着电影艺术思维与技术的日新月异，随着多媒体和移动视频技术的不断发展，随着青年群体对视觉艺术的丰富多彩和时尚快捷提出更高层次的要求，微电影必将加速发展。
参考文献：
扈海鹂.解读大众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十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美）玛格丽特・米德.文化与承诺[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一、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学术背景
伯明翰学派(birminghamsch001)是由聚集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contemporaryculmralstudies，简称为cccs)周围的一些知识分子组成。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1964年，理查德·霍加特在伯明翰大学英文系建立了cccs，主要培养研究生。学派继承了雷蒙·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e．p．汤普逊开创的研究路径和学术传统，在的框架中，对以往被贬低的大众文化、工人阶级文化从理论上进行积极的评价和阐释。他们借助油印“文化研究工作报告”(wpcs)和伦敦哈奇逊公司(hutchinson)来传播或开展研究。从1964年中心成立到1974年霍加特正式辞职的10年间，中心的全职教员始终只有霍尔和霍加特两个人。1980年霍尔离任时，中心在读的硕士和博士生多达40人，但正式教员始终只有3人。1979年，理查德·约翰生继任后开创的历史研究给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方向和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后，乔治·拉朗在官方的压力下将文化研究中心与社会学系合并，成立了文化研究社会学系。至此，文化研究从研究生课程扩大到本科教学的领域。
一般来说，早期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主要包括亚文化研究、历史研究和语言研究三大块(按照霍加特的起初计划，中心的主要任务是文学批评、历史—哲学批评和社会学，其中文学批评最为重要)。亚文化研究主要研究战后英国国内出现的青年亚文化现象；历史研究试图瓦解大一统的大不列颠历史观，强调英国内部各个部分历史的差异；语言研究力图吸收和发扬欧洲大陆20世纪语言学自索绪尔以来的研究成果，包括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结构主义等，并对各种语言学流派进行批判。后期的伯明翰学派，其研究范围逐渐扩大，研究方法也异彩纷呈。主要包括：阶级和性别问题、种族问题、大众文化研究、媒体和观众研究、电影研究、身份政治学、美学政治学、文化机构与文化政策、文本与权利话语以及后现代时期的全球化问题等。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终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传统和研究方法。从197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初，伯明翰学派相继出版了《仪式抵抗》《文化，媒体，语言》《世俗文化》《亚文化：风格的意义》彻割与混和x躲在亮处》等—系列的学术成果。
二、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
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有着深厚的学术传统和广泛的学术渊源。学派成员不拘一格，博采众长，多方借鉴西方、符号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人类学、女性主义等理论资源；重视个案分析、民族志调查(文化调查)和文本分析。他们崇尚小组探究和集体合作，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参加亚文化、文学和社会、英语、历史、语言和意识形态、媒介、妇女、工作等学习小组，建立了高效的导师制、研究小组、报告会等模式，在教学、训练和研究上不乏创新。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具有以下几个学术传统：
第一，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跨学科学术传统。整体而言，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强调跨学科性、超学科性和政治批判性，注重个案研究和实证研究。这些都可以在其研究对象、方法论、课程设置和学生培养等方面得以体现。以1964年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成立后的第一份报告为例，报告列出了需要着手研究的首要7个项目，分别是：维尔(orville)和30年代的气候、地方报业的成长与变化、通俗音乐中的民歌和俚语、当代社会小说的层次及其变迁、国内艺术及肖像研究、运动的意志及其表征、流行音乐及青春文化，它们分别属于地理、媒体、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文学、艺术、体育等领域，学科跨度之大不能不让人惊讶。
第二，伯明翰学派文学艺术批评的学术传统。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尽管驳杂不一，但是并不排斥文学艺术文本。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霍尔的《通俗艺术》、威廉斯的《与文学》、赫伯迪格的《亚文化》都细致分析了许多文学文本、流行文学和摇滚艺术。和当时的精英文学批评相比，他们的研究更重视非主流社会团体的共同经验，强调并构建一种健康淳朴的、严肃自然的、有机整体的工人阶级的传统文化。
第三，伯明翰学派大众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伯明翰学派在大众文化和媒体理论方面与法兰克福学派有着很大的不同。比如，在大众文化的态度上，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基本持“批判到底”的态度，视之为一种以商品拜物教伪意识形态，以标准化、模式化、伪个性化、守旧性与欺骗性为特征的伪文化，并以统治阶级整合大众为最终目的。本雅明、洛文塔尔等学者对大众文化则持有复杂的矛盾态度，时而为传统艺术的灵韵在机械复制时代和大众文化时代的消失惋惜，时而也为大众文化的革命功能唱起赞歌。相比较而言，伯明翰学派的许多学者却重视受众的解码立场的灵活性。他们研究大众文化有一个双重支点，即大众文化总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抑制和对抗的双向运动，是被支配阶级与统治阶级进行协商、斗争的领域，是实施霸权和反抗霸权的场所。很显然，这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四，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亚文化研究是英国伯明翰学派的工作重点。伯明翰学派研究了欧美特别是英国自195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青少年亚文化现象，如无赖青年、光头仔、摩登派、朋克、嬉皮士等。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研究在亚文化的起因、亚文化风格的形成、风格与媒体、道德恐慌和大众文化的关系、风格的收编、风格的功能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形成了在当时乃至今日的极富影响力的亚文化理论体系。伯明翰学派把亚文化看作一种“巨型文本”和“拟语言”，主要是对风格的抵抗功能和被收编的命运进行解读。
第五，伯明翰学派媒介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控制”思想不同，伯明翰学派不是把媒介看成仅仅是国家用以维护意识形态和传递统治阶级意志的一种工具，而是把大众传媒视为一个公共空间，不再把受众当作顺从主流生产体系的消极客体，而是具有能动性的可以进行选择的积极主体。在威廉斯等人的影响下，根据霍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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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解码”(encodinganddecoding)理论，伯明翰学派的许多学者对电视媒介和电视观众的消费进行了研究，霍尔的学生戴维·莫利对电视节目《举国上下》的研究更是掀起了对这一模式的实证研究或证伪研究的持久不息的浪潮。
三、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学术意义
我们知道，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一开始主要是在英国国内扩展，许多学校都开设了文化研究的课程并授予专业学位。自20世纪肋年代初开始，文化研究在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美国等地得到迅猛发展。至今，它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的知识领域，甚至被认为已经进入西方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中心。在美国，文化研究曾一度被认为是极为边缘和古怪偏见的研究方法，现如今，它却以其高度的实践性和参与性的知识活动，以其灵活性和跨学科性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而迅速进入当代美国思想与学术生活的主流。不仅大学里的相关院系开设了文化研究专业，并聘请导师来培养研究生和专业研究人员，而且在出版界，文化研究也是一个很活跃的领域，有关的著作、论文和刊物纷纷面世。目前，国外已经出现了许多包括伯明翰学派在内的文化研究著作。这些著作为我们提供了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产生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同时对其研究成果进行了一定的反思。特别是1996年以来，国外对伯明翰学派的灵魂人物霍尔的研究日益增多，比较有代表性的霍尔论文集(stuarthall：criticaldialoguesinculturalstudies，1996)和霍尔研究专集(withoutguarantees：inhonourofsmarthall，2000)都得以出版，这使得国内学者对霍尔的思想轨迹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总体而言，文化研究的成果在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四国最多，学术水平也最高。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化研究才被一些敏锐的中国学者陆续介绍到中国，同时也被不同程度地运用到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中去，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界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之—。
很显然，相比较欧美国家的文化研究，我国的文化研究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和误区，不仅缺乏一定的原创性、系统性和整体性，而且还鲜有文化研究特有的那种实践性、参与性和批判性。文化研究中每每呈现出“随意性”和“情绪化”的倾向，西方那种具有深厚的社会学或人类学背景、以深入的田野调查或经验分析为基础的文化研究尤为缺乏。除了少数重点大学的部分学者对文化研究比较熟悉之外，国内许多高校尚不熟悉文化研究的渊源、方法和特征。此外，大学里的文化研究课程在国内也比欧美国家里的大学滞后了许多，这就大大制约了文化研究在我国的推广、普及和拓展。为此，国内有不少文化研究的学者呼吁把文化研究引入高校的日常教学中，大学里开设文化研究的专门课程已是大势所趋，成为国内高等教育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 世界民族音乐；东南亚音乐；世界民族音乐教育；理气互为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由中国世界民族音乐学会主办、云南师范大学和云南艺术学院共同协办的“世界民族音乐学会第五届年会”于2015年11月5日至7日在昆明花之城隆重召开。来自全国23个省市的90多位会员与受邀而来的德国、越南、印度、马来西亚、缅甸的专家和艺术家，围绕着“东南亚音乐”这一中心主题，就“东南亚音乐研究”、“其他地区音乐研究”和“世界民族音乐教育与推广”三个议题分别展开了讨论。
在气氛热烈的开幕式上，世界民族音乐学会会长、中央音乐学院陈自明教授致开幕词。致辞中，他首先对此次会议的筹备和论文收集情况进行了说明。其次，他对世界民族音乐在我国取得的长足进展进行了介绍。他指出，世界民族音乐学是21世纪的新兴学科，目前在我国发展势头强劲，根据管建华副会长的统计，目前我国已有200所院校开设了“世界民族音乐”课程，南京艺术学院正在筹建中国第一个“东方音乐系”；围绕“世界音乐”的中外交流也日益增多，2015年7月，一场以秘鲁民族乐器演奏中国民歌名曲、以中国传统乐器表现秘鲁名家佳作的音乐会就在北京举行；而多元文化与世界民族音乐的意识在青少年群体的普及程度也逐渐提高；21世纪以来，在中国出版的关于“世界民族音乐”书籍也从几本增至30余本，翻译类书籍有7本。与此同时，陈自明教授也指出了我国世界民族音乐发展面临的问题与解决途径。一是，世界民族音乐课程的质量问题。他提出应开办培训班，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并开设网站，加强基层教师的联系、交流和互动。二是，世界民族音乐学科体系建设问题。为把世界民族音乐建设为成熟的学科，应向“西方音乐”和“中国音乐”学习，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完善学科的“文献学”，掌握前人研究的成果并进行实地调查。他就此提出设想，认为可以针对世界各地区的民族音乐成立学术小组或分会，设立召集人，进行独立工作。致辞的最后，耄耋之年的陈自明教授对新一任会长的选举进行了动议，表达了对世界民族音乐后继者的殷切希望。
中国音乐学院院长、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会长赵塔里木教授，首先代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向世界民族音乐学会第五届年会暨东南亚音乐论坛的顺利召开表示热烈地祝贺。其次，他指出世界音乐文化体现了人类独特的创造力，推动着人类社会发展。世界民族音乐学会对促进世界文化交流、培养音乐学术事业和文化胸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第三，他强调中国音乐是世界音乐文化多样性构成之一，少数民族音乐是中国音乐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区域民族音乐的研究既促进了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的完善，同时也对世界音乐文化做出了中国人应有的贡献，以此形成中国音乐与世界音乐平等对话的平台。第四，他对中国跨界民族音乐研究的内涵、兴起、发展、问题等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指出跨界民族音乐研究的重要意义：一是，有助于认识历史发展脉络和新的变化规律；二是，有助于拓展对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范围；三是，有助于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四是，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下，更加有助于国家、地区之间的沟通、交流和理解。
会议特别邀请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贺圣达研究员作了题为《漫谈东南亚文化――东南亚文化发展与中国-东盟文化交流》的报告。他首先对“文明与文化”和“东南亚与东盟”两组概念进行了辨析。第二，他将东南亚文化划分为以中国传统文化与本国文化的结合为主导、以受斯里兰卡影响的南传上座部佛教为主导、以马来-伊斯兰文化为主导、以菲律宾特色的基督教文化为主导、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主导等五种文化形态，强调了东南亚文化多样、多元、复杂的特点。第三，在此基础上，他梳理出东南亚文化形成、发展、变迁、转型的层累式脉络，指出东南亚文化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复杂的发展趋势。第四，他分析了东南亚各国的文化在当代的表现，即：传统宗教文化与近现代文化相结合，避开争议，；注重民族文化复兴，调整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第五，从注重周边外交、避免“大国心态”、加强民间交流等方面对我国文化交流提出建议。贺圣达研究员的报告提示民族音乐学者，在注重实地考察的学科研究方法基础上，要从更高层次和更为宏观的角度对东南亚音乐进行整体布局与研究，将民族音乐学学科置于文化、社会、国家的概念之中和框架之下。
此次会议共收集论文32篇，其中有14篇从乐器、器乐、乐律、音乐形态等不同角度对东南亚音乐进行了深入探讨；10篇对印度、土耳其、中国台湾等世界其他地区的音乐进行思想交流；另有9篇对世界民族音乐教育与推广问题进行了探索与分享。
一、东南亚音乐研究
原上海音乐学院赵佳梓教授以自身学术背景、丰富的田野经验和生活经历为基点、以中国东南沿海与太平洋南岛民族音乐间的联系作为切入点，对南岛民族的社会与文化，以及民族音乐的特点等内容进行了报告。同时，他与在场青年学子分享了个人学术经验，强调民族音乐的学习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
上海音乐学院应有勤教授从声学角度，对东南亚竹管打击乐器声学原理进行了研究，发现了其共同特征，即：“典型棒振动”的模型“腹点”和“节点”都是对称的。根据此原理，他对昂格隆等竹乐器进行了开发以及科学的改革，避免了闭管的“开口处”处于“节点”的情况，同时改变了竹制乐器因受潮等因素导致变音的情况。在发言后的交流中，陈自明教授对昂格隆在儿童和老年音乐教学中的应用问题进行了补充。
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教授将视点放置在柬埔寨吴哥窟佛教乐舞壁画上，将其与元代周达观撰写的《真腊风土记》进行比较，并将吴哥窟的舞蹈雕像按艺术体裁分为：以Apsara仙女舞为代表的表演性歌舞、佛教节庆期间的群体舞、皇室出巡仪仗及民间佛事中的鼓乐及舞蹈以及飞禽舞。
多年从事二胡演奏和二胡教学的广西艺术学院艺术研究院陈坤鹏教授，对东南亚擦弦乐器进行研究，将气分为以一弦胡琴和二弦胡琴为代表的胡琴类以及以二弦提琴和三弦提琴为代表的提琴类。他着重对湄公河流域的二弦胡琴文化丛进行了剖析，将其划分为同宗共生层、形制和材料共生层、功能性共生层以及音律技法共生层。
中国音乐学院助理研究员徐天祥以《巴扎（Baja）：流传于中缅景颇――克钦族的苏格兰风笛》为题，对“巴扎”这一乐器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梳理。他从题目关键词的解题、研究缘起、中缅英三国的史料梳理，到分析巴扎的音乐构成以及“巴扎”的民族化和面临的困境五个方面进行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报告。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饶文心教授从乐律学角度，对音高频率和音位的大量数据进行分析，认为，柬埔寨传统音乐不属于七平均律，其乐律特点体现在“偏小的大二度和偏大的小二度”的二度音程上，并将此归结为柬埔寨民族音乐心理的宽容性。
此外，还有苏毅苗《以祈甘雨，介我稷黍――中国滇南彝族尼苏人与越南北部倮倮人的求雨仪式记》、楚卓《东南亚铜鼓的流转情迹》、杨琛《东南亚范围内的竹筒体鸣乐器研究》、武蕊《印度尼西亚克隆钟音乐的音乐学分析》、张小梅《一歌纡萦良久，一境相望千年――中越京族民歌音乐形态共性个性之比较研究》、杨瑾《印尼竹乐器安格隆的发展与应用》等来自世界民族音乐研究的“生力军”的报告。这些报告体现出青年学者敏捷独到的学术思维、科学厚实的田野积淀、踏实肯干的治学态度，在他们的报告中可以看到世界民族音乐和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希望。
二、其他地区音乐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张玉榛教授将学术关注点集中于印度传统音乐的传承模式，通过对印度传统音乐教育模式的分析、阐释，探寻出区别于西方音乐教育体系的印度传统音乐教育的特征，对构建中国特色的民族传统音乐教育体系也有很好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南通大学艺术学院董云副教授对土耳其卡拉戈兹皮影戏的历史源流、它与伊斯兰宗教文化和苏菲神秘主义思想的联系、其喜剧程式与音乐特征进行了阐述。
山东艺术学院李如春副教授则通过对《天乌乌》作品调式、节奏、音高、曲式等方面的分析，展现出台湾民歌谐谑、风趣的一面。
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庄静，通过学习印度塔布拉鼓10年来的经验和思考，归纳出北印度塔布拉鼓的节奏圈“双层结构”的概念。她还通过现场展示让与会人员感受到了塔布拉鼓的独特韵律和魅力。
上海音乐学院博士后宁颖研究员，通过对“盘索里”这一长篇说唱表演形式进行中韩跨界田野考察，对“盘索里”的音乐内容来源、传入中国的方式、表演风格三个方面进行阐释，并将问题提升至延边歌手通过演唱“盘索里”实践族群认同、国家认同和社会认同的层面。
秘鲁阿亚库乔排箫是当地民间音乐和宗教活动相结合的典型，中央音乐学院候选博士孙波对秘鲁阿亚库乔的排箫及其音乐形态进行了分析，揭示出阿亚库乔排箫的特色，阐述了其在文化环境中的社会价值。
印度德里大学硕士刘慧媛通过西塔尔琴的现场演奏，对印度传统曲调拉格（Raga）的常用音阶和曲式框架进行了演示。
三、世界民族音乐教育与推广
汉诺威音乐、戏剧与传媒大学Reinhard Ring教授在题为《Different types of rhythm in different culture》的报告中，打破按照“地域”对节奏进行划分的传统模式，将节奏分为三类，即：无规律的节拍、划分明显的节拍、有节拍但划分不明显的，展示了国外对于世界各个民族音乐节奏的教学方式和理念。
中国音乐学院陈铭道教授通过珍贵的影视民族音乐志资料和幽默风趣的语言，以中国音乐学院对民族音乐学博士研究生提出的提供40分钟的影片的要求为例，强调了影像记录在民族音乐学教学和实践中的重要性。
云南艺术学院朱海鹰教授对“世界民族音乐”课程教师在知识、资料、语言、文化等方面提出要求，并以相关文献中的错误实例进行举证，强调阅读资料要有质疑的态度。
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系潘林紫副主任，以广西艺术学院承担的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培育基地“中国-东盟音乐文化跨界传播中心”高端智库建设为例，展示了广西艺术学院在区域音乐领域的教研成果，为高校世界民族音乐课程的教学提供了参考范式。
中国民族器乐学会理事李悦，以其文学专业的学术背景、跨学科的视点和研究方法，以《少数民族音乐普及中的常见问题》为题，进行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报告。
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何璐，通过现场演奏的方式对古巴打击乐器进行了展示，呈现出古巴打击乐器具有和声性音色的特点。
此次会议还请来了云南少数民族的艺术家，以及来自缅甸、印度、马来西亚、越南的艺术家以“音乐工作坊”的形式进行更加深入、生动的研讨，并结合工作坊举行了三场音乐会，让与会者全面感受东南亚各国的文化、风情，体会东南亚音乐的“广泛、多样、美妙与独特”，更加真实地“触摸”民族音乐。其中，在云南少数民族音乐工作坊中，云南民族大学民族艺术学院张文俊教授通过对指法运用和气息控制等技巧的钻研，对葫芦丝古老而传统的音色进行了“复原”；缅甸仰光“围鼓乐队”对围鼓、围锣、排锣、巧龙巴鼓等代表性乐器的精湛演奏，视听效果震撼且富有感染力；越南的特龙琴、克隆布特琴、克尼琴、无底琴、独弦琴等典型乐器，歌筹艺术，以及越南特色国服“ao dai”都尽显越南文化的柔美纤细；马来西亚舞蹈和服饰中体现的伊斯兰文化特质；印度西塔尔琴的直抵心灵、塔布拉鼓节奏的复杂多变、印度舞蹈的宗教与肢体的统一性，无一不令人称道。
若用一句话来概括此次会议的特点，就是“理气互为，新生曲”。而这也是会议举办成功之所在。所谓“理”，“是一种理想的、抽象的、形而上的、看不见、捉摸不着的东西……是形成一种事物的基本原则”。所谓“气”，“它是一种现实的、有象的、形而下的东西……是造成事物的原料，这种原料，随着理的线索，形成出一种有形有象的物件”。[1]22-23此次会议的成功：其一，是围绕着“东南亚音乐”的会议主题，与会者从民族音乐学、音乐社会学、音乐人类学、声学、律学等不同视点对东南亚和其他地区音乐进行了深度探讨，涌现出不少有价值的论文。这是对“理”的探究不断加深。其二，论文宣讲和“音乐工作坊”、民族音乐会在此次会议中紧密联系、相互呼应，充分体现出“理性思考+实践+感性体验”的学科特点和会议传统。这就是“理气互为”，将世界民族音乐的道理、原理、规律等形而上内容的探讨与形而下的具体音乐事象紧密结合，彼此互生、互证。其三，“新生曲”，是指会议中涌现出的年轻学者。世界民族音乐学中坚力量的成熟、新生力量的快速成长，以及老中青三代学者间的互通、互助，正是在用实际行动谱写世界民族音乐之“大曲”，这是学科正在成长、向前的有力证明。
但是，也可以看出世界民族音乐面临的现实问题：其一，“多元文化”的意识和概念还未得到足够的普及，使得公众对世界民族音乐的认识和接受程度不高，世界民族音乐学科的发展依旧存在阻力。其二，世界民族音乐教育体系建设有待完善，学科教育思想、教学思想体系、课程设置等基础性内容都有待加强，教师队伍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有待提高。
在此次会议中，陈自明教授、赵塔里木教授等学科带头人体现出的严谨、谦虚、真诚、科学的治学态度，让人钦佩、令人动容。相信在这样积极、正向的为学、为人的态度和作风的带领下，世界民族音乐学、民族音乐学，乃至中国的民族音乐教育都一定会取得更好、更快的发展，迎来更加美好、和谐的学术前景！
关键词： 美国俚语 美语交流 研究学习
一、引言
俚语，尽管在大多数解释中被定义为一种非正式的、低俗的语言，但是它在美国社会的日常交往中却产生深远的影响。所谓的“正统”英语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人们表达自己情感的需要。美国俚语满足了民众的需求，不断发展壮大，正逐渐成为美国文化中一种新的流行趋势。研究俚语对于更好地进行美语交流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纵向看来，美国俚语从产生、发展至今，已经经历几百年历史。美国，由于其特殊的历史环境背景，容纳来自世界各个地区的不同种族群体。俚语正是其文化的结晶，被美国群众普遍认同。横向看来，俚语存在于生活中的各行各业：学生、军队、流浪者等，他们都有不同的生活领域。美国俚语直接反映了民众的真实生活，是美国社会文化的传承物。同时，美国社会对于俚语的认可，在某种程度上表示其对非本民族文化的认同。通俗生动的俚语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对民族融合起到了间接作用。
二、学习和掌握美语交流中的美国俚语的目的及必要性
美国俚语是一种非正式的语言，通常用在非正式场合。早期的俚语主要是在罪犯、吸毒者和流浪者这些社会的最底层中使用。随后，俚语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时尚，像新型的音乐和个性的服装一样，在摇滚乐者、学生、军人中流传开来。如今，美国俚语已经成为美国英语语言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是社会各个阶层都喜欢使用的一种简洁而生动的表达方式，甚至在美国政界，俚语也成了他们交流及表达幽默和讽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国俚语，作为英语语言的一个分支，以口头的形式真实地反映美国社会在不同时期的社会状况。
研究美国俚语在美国社会中的流行程度、产生的文化、历史等背景因素及其在美语交流中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美国俚语展现美语交流中的方方面面，有助于英语语言学习者灵活地运用和掌握美国俚语。
三、研究美国俚语的重要意义
美国以其相对丰富的物质和土地资源，以及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的综合国力上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美国是一个融合了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大熔炉，语言和文化都比较丰富。因此，更好地了解美国社会有助于英语学习者自然地接受美国英语在运用中的表达方式，减少由于思维方式不一样而带来的困惑。美国俚语作为一种时尚，从另一个侧面细微地反映了社会在不同阶段内呈现出的各种特点或问题。美国俚语的幽默、生动为枯燥的语言增添了色彩，成为美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到现在为止，关于对美国俚语研究的成果也有不少，大部分是从研究其起源和发展及语言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而且，涉及的层面都比较广泛。
四、国内外对于美国俚语所作研究的现状、水平与发展趋势
中国国内对于美国俚语的研究，最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比较权威也比较全面的研究著作之中，学者冯建（1987）的《现代美国俚语浅析》不仅论证了俚语与文化的关系，而且从更深的层面上分析了俚语是如何流传与消亡的。他在论文里提出“橡筋效应”和“秤杆效应”，分别说明促使俚语产生的内部词义的关联和俚语存在与消亡的原因。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学者冯建对于俚语的研究不能扩充到社会各领域。近十几年来，由于美国俚语的广泛流行，国内学者对其研究的范围也有所扩大。丁兰天（2002）在《当代美国青年俚语的文化倾向》中通过对美国青年这一社会群体的语言特征分析，探究不同时期青年人的生存、文化和历史状况。另外，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亚文化在世界上对各个民族的影响逐渐受到研究学者的关注。吴丽兴（2002）在论文中指出，俚语作为一种行话，反映了社会的不同集团对社会现实的态度，同时俚语源于各种行业和不同的民族文化。对于俚语的定义，大多包含贬义的成分。朗文字典（2004）把俚语定义为非正式的粗话，尤其是在像罪犯、吸毒者和在校学生这样的群体中使用。然而，时代的发展证明俚语已经在向大众化延伸。彭元峰和孙佩捷（2002）在《美国俚语发展趋势及其语言特色》中，从美国社会的发展探究美国俚语在不同时代适应不同的社会群体，并充分说明美国俚语不再局限于下层社会，而是作为一种流行趋势被大众所接受。杨金秋（2001）论述了俚语本身作为一种非正式的语言，在人与人的交流中不仅能活跃气氛，还能接近说话人双方的亲密感。赵俊平（2004）指出，美国俚语不再给人粗俗的感觉，相反，使听者感觉更加随意，亲切。因此，和美国俚语有关的各种讨论和研究更不断涌现。传统的关于美国俚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修辞、语义和字典编纂。国外对于俚语的研究大多是从美国历史和亚文化角度论证的。美国俚语伴随着美国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壮大。随着世界一体化的加强，越来越多的民族文化被融入美国文化中，因此，美国俚语在美国广泛流行。
可见，美国俚语如今已经具有广泛性。国内对于美国俚语的研究在文化领域也展示不少成果。而且，学者们从语言学的修辞特征方面，也对俚语作了不少研究：委婉性、比喻意义和夸张效果等（彭元峰，孙佩捷，2002）。美国俚语产生在美国这样一个大杂烩的多民族社会中，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变迁，世界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它不断地发展、消亡、再发展。
五、结语
随着全球化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美国民众态度和观念的不断转变，越来越多的俚语被各阶层所创造并被使用在很多不同的场合中，而俚语同时又能达到其所特有的生动的语言效果和其他一些社会功能。美语交际中不断消亡和衍生的俚语突出反映美国社会的发展特点，并暗含美国文化的主要特征。美国俚语根植于社会文化之中，一旦脱离其社会文化语境就不可能对美国俚语做出全面、深刻的论述。因此，对美国俚语在美语交流中的使用研究与了解有利于研究者更全面客观地理解美国文化和历史，并运用美国俚语增强人们对英语的语用能力，从而实现与以英语为母语者更有效的交流。
参考文献：
[1]丁兰天.当代美国青年俚语的文化倾向[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2，15（3）.
[2]冯建.现代美国俚语浅析[J].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1987（5）.
[3]彭元峰，孙佩捷.美国俚语发展趋势及其语言特色[J].东北大学学报，2003，5（1）.
[4]吴丽兴.美国俚语刍议[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2，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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