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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存款准备金被视为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三大工具。其中,存款准备金因为其货币乘数效应而会给社会金融及经济带来较大的影响,因此往往是中央银行慎用的货币政策工具。我国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从2003年的6%逐渐提高至2007年末的14.5%,2007年年内竟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达10次之多,存款准备金跃然成为我国实施货币政策的常规工具,本文旨在对我国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背景及效应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存款准备金在我国货币政策中的作用。
关键词:存款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制度货币政策
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存款准备金被视为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三大工具。其中,存款准备金因为其货币乘数效应而会给社会金融及经济带来较大的影响,因此往往是中央银行慎用的货币政策工具。目前,在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存款保险制度的西方国家,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有逐渐趋于零的发展趋势,而我国却恰恰相反,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从2003年的6%逐渐提高至2007年末的14.5%,2007年年内竟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达10次之多,存款准备金跃然成为我国实施货币政策的常规工具。
一、存款准备金制度概述
存款准备金是指金融机构为保证客户提取存款并进行资金清算需要而存入中央银行一定数额的资金,金融机构按规模向中央银行缴纳的存款准备金占其存款总额的比例就是存款准备金率。一般来说,实施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国家中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一旦获得储户存入的存款,就须将一定比例的存款再存入作为货币管理当局的中央银行。这种货币管理制度就是通常所说的存款准备金制度。
建立存款准备金制度的最初目的是为了保证银行券和客户存款的兑付。随着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它正演变为央行调控金融机构存款派生能力和货币供应量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这一制度下,商业银行等存款机构通过存款准备金账户进行资金清算和流动性管理,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率可以影响金融机构信贷资金供应能力,从而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
有研究认为,完整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工具的内涵不仅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确定和调整,还包括所需缴存的金融机构、不同类型存款(资产)的存款准备金率、可以作为存款准备金的资产类型、存款准备金的计提方式、存款准备金是否付息与(付息时)付息利率的确定和调整,以及违反这一制度的相关罚则等。但存款准备金率的确定和调整仍然是存款准备金制度的核心,也是本文阐述的重点。
存款准备金制度具有较强的告示效应。存款准备金比率升降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预示图,中央银行调整准备金比率是公开的、家喻户晓的行动,并立即影响各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头寸。因此,调整准备金比率实际上是中央银行的一种有效宣言;存款准备金制度有强制性。存款准备金比率一经调整,任何存款性金融机构都必须依法执行;另外存款准备金制度通过决定或改变货币乘数来影响货币供给,会引起货币供应量的巨大波动。因此存款准备金制度通常被认为货币政策的一剂“猛药”。
二、我国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功能演变
依据存款准备金制度在我国货币政策操作体系中实际发挥的作用,其功能演变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1984-1998年:中央银行筹集资金手段
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于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1984年,最初设定的目标是为人行筹集资金,用以支持信贷结构从而经济结构调整以及为大型建设项目融资。存款准备金制度成为人民银行从而中央财政获取资金的重要手段之一,与此相对应,人民银行对存款准备金支付相对较高的利率。
(二)1998-2004年:一般性货币政策操作工具
1998年同业拆借市场的恢复运行,改变再贴现利率的生成机制,我国基本上构建了间接型货币政策操作程序架构,存款准备金制度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般性货币政策操作工具。然而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以及利率工具难以在短时期内成为我国调节银行信用总量的有效工具,所以为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存款准备金制度成为频繁应用的主要货币政策操作工具。
期间存款准备金率经历了三次调整,其中1998年3月21日,央行对存款准备金制度进行重大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七大项,核心内容有二:合并备付金账户与准备金存款账户;将存款准备金率由13%下调至8%。
(三)2004年至今:一般性与结构性的货币政策操作工具与支付清算保证
面对2003年来我国出现的经济过热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过热特征,央行创造性地将存款准备金制度工具改造成具有结构性调整功能的一般性操作工具,即将银行机构存款准备金率的确定与其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等指标联系起来,从而实现了货币政策职能与金融监管职能的有机结合,也创造性地发展了对存款准备金制度的货币政策操作工具属性。
特别是2006年7月至2007年末,由于我国金融体系流动性过剩,为了防止经济由过快向偏热发展,央行频繁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仅2007年年内上调竟达10次之多,存款准备金率也由2004年的7%调至2007年末的14.5%。存款准备金制度已经成为央行经常使用的货币政策操作工具。
三、近期我国连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背景分析
2006年7月以来存款准备金率的频繁上调主要针对流动性过剩问题,希望通过此种方式对资金的流动性进行回笼,对整个经济实施宏观调控,防止经济由过快向偏热发展,防止通货膨胀。
1.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信贷规模激增
据统计,截至2006年11月,银行人民币存贷差已达11万亿元,银行手中可供使用的信贷资金空前泛滥,截至2006年9月各项贷款合计为221035186亿元。对于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银行来说,出于自身收益的考虑,在流动性严重过剩的压力下,商业银行的放贷热情必然提高。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银行完成重组和IPO这种融资的增加实际上是资本金的增加,扩大了商业银行信贷的杠杆效应,可以使银行的新增贷款成倍增长。如果不把流动性控制在适当水平,银行过度扩张贷款的压力会再度上升信贷规模将出现高速反弹,这势必会加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过热现象。
2.国际收支顺差矛盾突出
中国海关总署1月11日的统计数据表明,2007年全年中国进口总额9558.2亿美元,出口总额为12180.2亿元,累计贸易顺差为2622亿美元。2007年末国家外汇储备已达15282亿美元。高额贸易顺差及外汇储备形成了巨额的外汇占款,直接增加了基础货币投放量,再通过货币乘数效应,造成了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度增长加剧了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的压力。
3.固定资产投资及房地产投资过热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6年前3季度,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为61800亿元,同比增长达28.2%,增幅比上年同期高0.15个百分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为10062亿元,同比增长达21.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7.3%,增幅虽比上半年回落2.15个百分点,但依然比去年同期加快1.2个百分点,指标仍在高位运行。
4.公开市场业务及再贴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近年来,为了对冲由于购买外汇而增加的基础货币,中央银行加大了在货币市场进行债券正回购、发行中央银行票据等公开市场操作的力度,但这一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在对冲持续刚性增长的外汇占款时,受到了一定限制;而我国目前的再贴现率已经较高,上调再贴现的空间有限。由此,提高准备金率成为中央银行可以动用的较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
四、存款准备金率调整的货币政策效应分析
1.存款准备金率上调的预期效应
2007年1月末我国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34万亿元,从理论上看,存款准备金率每上升0.5个百分点,可冻结资金约1700亿。而2007年1月之后存款准备金率经9次上调,由9.5%上调至14.5%,累计上调5个百分点,冻结资金约1.7万亿,而依据货币乘数的原理,在理论上央行可以冻结的资金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因此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商业银行的资金总量,防止信贷资金泛滥,缓解控制流动性过剩问题。
此外在三项货币政策工具中,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效果更加直接、作用范围广、政策时滞时间短、央行调控的主动性更强。而且存款准备金率具有非常强的告示效应,存款准备金率的一再上调表明了中央的调控态度与调控决心,进而间接影响微观个体的投资预期。
2.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的效应局限性
首先,金融创新弱化了存款准备金制度作用的力度。存款准备金制度发挥作用的基本原理是中央银行调高或调低存款准备金率。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相应减少或增加,从而收缩或扩大信用。这里,存款准备金制度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条件是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相对固定,这样才能对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做出反映。金融创新破坏了这一前提条件,由于金融市场和金融业务的创新,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创新业务和创新工具轻而易举地通过货币市场调整其超额准备。超额准备弹性的增大,使存款准备金制度的作用力度减弱。
其次,政策的时滞效应影响了存款准备金制度调控的短期效果。从国内经济形势过热,银行资金流动性过强,到央行意识到必须采用一定的措施进行调整,是一种认识时滞;从认识到央行决定采取实际行动,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所需要的时间是此项货币政策的内在时滞;而提高了存款准备金以后,到对宏观经济活动发生影响,取得效果,需要更长的时间,即外部时滞。一般情况,央行采取措施以后,不可能马上引起最终目标的变化,需要通过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慢慢影响各个单位的经济行为,从而对政策的最终目标产生影响。另外由于政策的时滞效应又可能带来矫枉过正的副作用。
再者,国际收支顺差冲销了存款准备金的调控效果。流动性过剩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国内问题。在国际国内因素综合作用下,我国仍面临着巨额贸易顺差的压力。而外汇占款会在很大程度上冲销存款准备金率上调的紧缩银根的效果。
因此,鉴于我国目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复杂性,以及国内外金融市场形势的整体变化,单纯的依靠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难以实现紧缩的货币政策,达到宏观调控的目标,还应辅以多种货币政策,积极推进我国利率及汇率改革,以更好地控制资金的流动性,使宏观经济能够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张鑫,张玲.《存款准备金率调整缘何频繁化》.《商场现代化》,2007,2.
[2]张敬国,王晓红.《近年来存款准备金在货币政策调控中作用的变化》.《经济研究参考》,2006(95).
[3]黄诗城.《存款准备金率调整政策评析》.《发展研究》,2005(5).
[4]王丽.《试析存款准备金制度的政策效果》.《商业经济》,2005(6).
汇率的因素有很多:从时间段来划分,大致有短期因素和长期因素。短期看,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既有经济因素,也有政治因素,还有心理因素等;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差异、国际收支以及通货膨胀率是影响汇率变动的主要因素。经济增长是影响一国国际收支及货币汇率长期走势的重要原因。通货膨胀率的高低是影响汇率变化的基础性因素,如果一国的货币发行过多,流通中的货币量超过了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实际需求,就会造成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使一国的货币在国内购买力下降,使货币对内贬值,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货币对内贬值,必然引起对外贬值。考察美元兑人民币的中长期走势,本文从影响汇率最基本的因素着手进行分析,通过计算不同时期美元兑人民币实际汇率,大致判断进行判断。
(一)样本的选取和来源
我们分别以1980年和1990年为不同的基期,按照上述公式计算这两个期间美元的实际汇率指数,结果如下:(根据目前的数据,假定2014年美国和我国物价涨幅分别为1.5%和3%)
(二)结果及相关分析
以1980年为基期考察人民币汇率变化,目前美元兑人民币实际汇率高估了25%,人民币名义汇率还有升值的空间;以1990年为基期考察人民币汇率变化,则美元对人民币实际汇率低估了约25%,人民币名义汇率未来将应该贬值,结论恰好相反。那么应该如何看待上述计算结果?这里面有几个问题需要进行考虑:第一,基期的选择;第二,基期名义汇率是否合理;第三,衡量两国物价指数的CPI计算的可比性。基期的选择问题:从我国的外汇管理历史来看,1979年前是高度集中的外汇管理体制,主要体现在外汇管理实行全面的计划管理,汇率由国家统一规定,基本没有反应市场变化。1979年3月,国家成立外汇管理局,1980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暂行条例》,同时开办外汇调剂市场,对外汇进行市场调节。1991年,我国取消了外贸部门的出口补贴,外贸企业实行自负盈亏。可以说,1980年是我国外汇管理制度进行改革的起点,1990年前后是我国外汇管理制度迈入市场化改革的起点。因此,选择1980年和1990年为基期考察我国外汇市场是有代表性的。即期名义汇率是否合理的问题:1994年以前,我国外汇管理的最大特点是外汇额度留成制度,因此,如果计入外汇留成和出口补贴等利益,这一时期人民币名义汇率实际是高估的。如果把这一因素考虑在内,按照不同基期计算的名义汇率指数还会下降,相应的,美元对人民币的实际汇率指数也会更加低。衡量两国物价指数的CPI计算的可比性问题:毋庸讳言,尽管中美两国在构成CPI类的组合类别基本相同,但鉴于两国在具体类别上在CPI中所占的比重不尽相同,再加上其中的类别需要定期调整,因此,公布的数据一定有差异,据此计算出来的实际汇率指数也一定存在差异。粗略来看,构成我国CPI较大比重的是食品(30%左右),构成美国CPI较大比重的是住房支出(40%左右),根据观察,如果考虑这些差异,我国CPI的实际数据应该要高一些,相应地,美元对人民币的实际汇率指数也会更加低。综上所述,如果将上述三个问题综合进行考虑的话,无论是以1980年为基期计算的美元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指数,还是以1990年为基期计算的美元兑人民币实际汇率指数,都会在计算结果的基础上向下调整。尽管向下调整的幅度无法准确计算,但都反映目前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已经没有升值的空间。换句话说,美元兑人民币名义汇率的中长期走势应该是维持现状抑或走入升值的通道。
二、政策建议
一、基础理论
经典R/S分析法R/S分析法的基本思想是:如果时间序列是随机游走的,累积离差的极差应与观测值个数的平方根成正比。为了使这个度量在时间上标准化,Hurst用观测值的标准差去除极差建立一个无量纲的比率,这个比率即现在应用比较广泛的Hurst指数。ARFIMA模型大量实证分析表明,金融资产的收益率序列的分布相对于正态分布具有尖峰厚尾的特征。对于R/S分析法,Mills(2002)发现金融资产收益率序列分布的厚尾特征可能会影响该分析方法对序列长记忆性特征的分析。
二、实证研究
(一)样本数据的选取及说明
2005年7月21日,我国对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了改革,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该形成机制更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所以论文选取2005年7月21日至2014年2月10日间每个外汇交易日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作为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收益率的计算采用对数收益率的形式,即对汇率中间价序列Pt!"取对数之后进行一阶差分:(5)论文采用比较常用的绝对均值偏离平方2ttR-R刻画收益波动率。
(二)收益率及收益波动率统计特征及平稳性检验
对人民币汇率收益率和收益波动率序列的统计特征分析,论文采用的统计量为均值、标准差、偏度系数、峰度系数、Jarque-Bera统计量、Ljung-BoxQ统计量、ADF和P-P统计量。由表1可知:1.人民币汇率收益率及收益波动率的偏度系数都显著的不为0,说明两时序均不是围绕均值对称分布的,且波动率序列的有偏特征明显地强于收益率序列;峰度系数均大于3,均有“尖峰厚尾”的特征,且波动率序列的“尖峰厚尾”特征强于收益率序列;Jarque-Bera统计量相应的p值都为0,两种序列都显著地拒绝正态分布的原假设。总而言之,两时序均不服从正态分布,且波动率序列的非正态性特征更加明显。2.由Ljung-BoxQ统计量自相关检验结果可知,两时序均不存在显著的短记忆性;由ADF检验和P-P检验结果,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均显著地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可认为两时序均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基于此,可对两时序进行长记忆特征的研究。
(三)经典R/S分析
由图1两种序列的时序图可知,两种序列均存在明显的波动集束现象,因此,进行R/S的分析之前,有必要使用GARCH类模型对序列进行过滤。对人民币汇率收益率和收益波动率序列序列,论文分别采用GARCH(1,1)-M模型和GARCH(1,1)进行过滤,得到标准化序列,再对标准化序列进行经典R/S的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它们的In(R/S)-In(N)图如图2所示。通过表2可知,分析法估算出的人民币汇率收益率和收益波动率序列的Hurst指数均大于0.5,通过最小二乘估计方法拟合的可决系数均在90%以上,拟合的效果都非常好,可以认为估算的Hurst指数是较为准确的。收益率序列的Hurst指数为0.58158,与0.5相差不大,说明收益率序列虽然存在长记忆性,但是一种较为微弱的长记忆性,而收益波动率序列的Hurst指数为0.91182,明显大于0.5,表明收益波动率序列的长记忆性特征非常显著。
(四)ARFIMA模型的拟合
根据信息准则对模型进行筛选,人民币收益率和收益波动率序列分别选ARFIMA(1,d,1)和ARFIMA(0,d,0)模型进行拟合。参数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各参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是显著的。人民币汇率收益率序列分数差分参数d=0.01176,0<d<0.5,说明收益率序列具有长记忆的特征,但是一种比较微弱的长记忆性。而对于收益波动率序列分数差分参数d=0.21796,0<d<0.5,说明波动率序列具有比较显著的长记忆性特征。总体而言,ARFIMA模型对序列的拟合结果和经典R/S分析法对序列的分析结果基本吻合。
三、结论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
当前中国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民币汇率政策。现在讨论人民币汇率问题,实际上涉及了两个层面,即汇率的机制和汇率的水平。此二者性质有所不同,但相互间有着密切联系。所谓人民币汇率问题,首先是汇率机制的问题,其次是名义汇率水平的问题。
有些人主张人民币应该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机制,但这种提法并不严谨。因为汇率的市场是国际外汇市场,中国目前不是可兑换的货币,也不参与国际外汇市场交易,因此实际是无法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因此实际上需要从政府的意愿来决定汇率机制(exchangerateregime)问题。
有很多可供选择的汇率机制。通常认为有九种汇率制度,1.自由浮动,2.管理浮动,3.目标区,4.一篮子钉住,5.爬行钉住,6.可调节钉住,7.真正固定钉住,8.联系汇率制,9.货币联盟。关于汇率机制的分析,其实并不是一个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证研究问题。迄今为止的实证研究,尚未给出一致的结论。有些研究甚至认为,汇率机制无关紧要,即所谓“汇率机制的中性假设”。国际学术界关于哪一种汇率机制好的讨论并没有定论。国内的讨论中有一些观点认为浮动汇率机制要优于固定汇率,而且认为这才符合市场经济原理实际是不了解国际上多年的研究成果。香港数十年实行联系汇率制并不影响人们承认香港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典范。而欧盟内部实行货币联盟对于欧洲经济的发展也起到很好的作用。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理论界很多人认可的是“两极化”观点(即自由浮动和管理浮动所代表的浮动汇率机制,和联系汇率和货币联盟所代表的固定汇率机制),而不认同“中间汇率机制”(即上述第(3),(4),(5),(6)种汇率机制)。所有国家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都实行过不同的汇率机制。因此国际上近年有研究认为,在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金融体制尚未发展、与国际资本市场没有很好整合的国家,采用固定汇率会运行良好并具有可持续性。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它们增长率高而通胀率低,“真正”浮动汇率制更为适用。对于新兴市场而言,比较适用中间的浮动汇率制。
固定汇率机制的主要好处有两点;
1、减少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有利于贸易和投资。
2、提供货币政策控制通货膨胀的有信用的固定锚。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问题,目前人民币对于美元的固定汇率也是一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汇率政策,实际上即使对于一个相对长的时期,中国实行固定汇率机制也是利大干弊。而如果从刺激经济的政策角度来看,改变汇率机制会增加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不利于贸易和投资,也是不宜“退出”为好。
总理在2010年3月1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所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有关人民币汇率水平,他的回答十分清楚:我认为人民币的币值没有低估。这个结论从学术上和政治上都是正确的,在当前国内国外的讨论中如此表态十分有力,比一些含糊不清的说法要好的多。
这次表态还澄清了概念上的问题,即中美的双边名义汇率,以及人民币的多边有效汇率,和实际多边有效汇率(有效即指多边,因此有时也常省略)对于这些概念的混淆是目前有关讨论中的常见现象。人民币对于美元目前是钉住,但对于其他货币是浮动,因为美元对于这些货币的汇率是浮动。因此如果说在刺激经济的特殊时期有特殊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即在一定时期我们实行了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也只对中美汇率可以成立,对于其他汇率是不成立的,对于实际多边有效汇率也是不成立的。
一些讨论是从多国的角度讨论了进出口和贸易顺差的情况,这样分析对于反驳那些只谈中美贸易,并认为只要中美贸易中,美国存在逆差就应该让人民币升值的国内外议论是合适的。因为一个国家不可能只从对于一个国家的贸易情况的评估就调整自己的汇率政策。实际上除了欧美市场外,中国还要面对其他的贸易市场。同时也要看到并不是只有中国的对美出口会挤压美国制造业的工人,实际上所有具有制造业能力,同时劳动成本低的国家的对美出口都对美国制造业的工人产生压力。所以汇率问题永远是一个多边的问题,而不是双边的问题。
但也要认识到,仅仅从贸易角度分析汇率问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不够全面的分析方法,容易留下口实。因为如果只谈贸易,一旦贸易的形势发生变化,现在有利的数据就可能不再有利。因此比较科学的分析是从国内国外两个均衡来分析人民币的估值问题,这样是比较全面的分析,能够更加有力的体现中国的利益。所谓外部均衡是指经常账户平衡(或国际收支平衡),所谓内部均衡是指物价稳定前提下的充分就业。如果从这样全面的角度分析问题,人民币维持对于美元稳定在过去一段时期内,也成为抗击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一种货币政策工具。
一、汇率制度与经济增长
一般来说,固定汇率制度的支持者认为,长期稳定的汇率水平有助于人们建立稳定的
预期,为国内外投资者的决策制定提供一个确切的基础,促进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的发展;而未来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会对投资决策制定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国际贸易和投资。虽然企业可以在远期外汇市场上和期货市场上进行对冲操作以规避风险,但这意味着交易成本的上升。在发展中国家中,由于外汇市场不成熟,套利渠道的相对缺乏,它们在浮动汇率面前尤其显得束手无策。极端的易变性意味着货币错配(CurrencyMisalignment)仍然发生,而这将导致资源配置不当,减少投资和外贸,引起经济增速降低,这对于缺乏远期套期保值的国家来说尤其如此(BirdandRajan,2001)。
而浮动汇率制度的倡导者声称,作为本国货币的外国价格,汇率可以在外汇市场上由供求决定,由市场力量决定的价格信号往往是最优的,有利于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很多经验研究证明,汇率的短期易变性对于贸易的影响是极小的。而且,被观测到的汇率易变性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实际风险。即使该风险在外汇市场受到压制,它也会在其他场合以更不令人愉快的方式爆发出来(Frankel,1996)。(例如,美国为避免因实际供求因素导致的美元升值的措施,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
汇率制度选择的中间派和灵活派则认为,汇率变动对产出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而且可能与经济实体的特点及初始条件有关。因此,应对外部冲击的合适政策应该是具有本国特色的政策(ChangandVelasco,1999)。
二、汇率制度与通货膨胀
实施钉住汇率制可以约束钉住国政府货币政策。当钉住国的通胀率与被钉住国的通胀率严重背离时,资本的跨国流动将使钉住国货币面临贬值或升值压力。若钉住国通胀率显著高于被钉住国,资本外流将造成贬值压力,为了维持钉住汇率制将减少甚至耗尽其外汇储备。所以这种约束可以看成是一种货币纪律。理论和经验分析给出三个理由,证明钉住汇率制度能有效遏制通货膨胀:(1)钉住汇率建立了清晰的、可操作的目标,同时捆住了政府的手,使得政府反通胀的承诺更加可信;(2)钉住汇率可以帮助价格和工资制定者围绕一个新的低通胀均衡协调它们的行动和预期;(3)钉住汇率制度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渠道,使得家庭和企业能够在高通胀时期渡过后,将它们从海外撤回的离岸资产转化为本币资产。(在浮动汇率制下,没有这样能重建本币资产的自动机制,因为央行没有义务购买撤回本国的以外币计值的资本)(Bruno,1995)。
浮动汇率制下反通胀措施的紧缩性比固定汇率制下更强(通常导致过高的实际利率和
本币高估),因此浮动汇率制下很多稳定措施都失败了。即使在浮动汇率制下反通胀措施能取得成功,成本也明显比在钉住汇率制下高。以波罗的海沿岸的两个邻国为例,爱沙尼亚采用了货币局制度,拉脱维亚早期采用了浮动汇率制度。两国都成功地结束了转轨时期的高通胀,但拉脱维亚经历了一次更深更持久的衰退。根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资料,爱沙尼亚在1993、1994、1995年的年均GDP增长率为-7%、6%、6%,而拉脱维亚的同期增长率为-15%、2%、1%;更有意思的是,拉脱维亚在1994年上半年采用了钉住汇率制(Sachs,1996)。
三、汇率制度与汇率的波动与背离
资本流动性的增大容易产生汇率的波动性和背离问题。由于可以通过市场消除与不确定性相关的即期汇率波动,所以汇率的波动性并不是个严重问题。背离比波动性更严重,因为持续的高估对经济的长期竞争力和就业有重要影响。相对价格的变化可能引发高成本的资源配置。Meershwam(1989)证明,汇率持续性高估可能导致竞争力的永久损失。
在固定汇率制下,均衡汇率的制定是一个难题,中央银行并不比市场更“英明”。市场总是在发展变化,而均衡汇率的调整总是滞后于市场需求的变动。因此,固定汇率制虽然避免了汇率波动性问题,却面临汇率的背离问题。
在浮动汇率制下,由于货币市场的调整速度快于商品市场的调整速度,存在汇率超调(Overshooting)的问题,从而导致汇率可能长时间处于没有经济基本面支撑的水平。此外,投机者的套汇与套利行为可能加大名义汇率的波动幅度。
未实行钉住货币时实际汇率的变动幅度远远大于实行钉住汇率时的幅度。同样,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的偏差在未实行钉住时也比实行钉住时大得多(除了被钉住的货币处于一系列广泛的管制情况以外)。实际汇率这样大的变动幅度恰恰说明了名义汇率的变动幅度要远远大于同时期的通货膨胀率差异变动。20世纪20年代以及70、80年代的浮动汇率制度都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即“善恶循环”。各国货币在经历超过正常水平的通货膨胀后,其货币贬值速度和幅度都超过了由通货膨胀率差异决定的长期均衡水平,然后开始升值,货币的升值也超过了长期均衡水平。货币快速贬值削弱了货币当局稳定金融的能力,并增加了达到金融稳定的难度(阿里巴,2000)。
在浮动汇率制下,当国际货币市场上出现明显的不均衡时,投资者就会转移资金以获取利润,这将导致实际利率的变动,于是预期利率的变化就会产生很大的结构性影响。预期利率变动而引起的实际利率变动将影响长期资本运动的形式。为了国际货币市场的均衡而发生的即期利率变动,将会引起国际资本市场的不均衡(Aliber,1988)。
四、汇率制度与内外冲击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市场价格信号剧烈波动的情况时有发生,而浮动汇率可以起到“屏蔽”作用,能够较快地调整以“绝缘”外生性冲击造成的影响。对外贸易的商品价格波动越大,汇率浮动的可能性越大,因为浮动汇率有助于隔绝外国价格的动荡对国内价格的冲击(梅尔文,1991)。
弗里德曼(Friedman,1953)认为,与固定汇率制度相比,浮动汇率制度最大的优势在于,即使名义刚性存在,后者仍能很好的调整经济以应对实际的贸易冲击。实证分析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弹性汇率制度能更好的使经济体避免受实际干扰的影响。浮动汇率在贸易冲击形成后,能更好地调整实际产出。人们似乎不必担心浮动汇率对贸易冲击的影响,因为当受到负面冲击的影响时,浮动汇率制度可以使名义汇率相应的贬值。
弗里德曼同时认为,如果价格轻微波动,那么改变名义汇率以应对实际汇率调整的冲
击,与商品和劳务市场的过度需求推动名义价格下降相比,所需要的时间更短、成本更低。
如果冲击是真实的,从理论上说,浮动汇率制度仍是更有效的选择。实际上,实行浮动汇率制最大的优势在于它能给予实际的冲击以平稳、适当的调整。当国内价格是粘性的,那么为应付冲击而发生的改变是缓慢的,一个负面的实际冲击(如出口需求或贸易的下降)会导致名义汇率的贬值。对贸易品的需求减少时,汇率贬值会降低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并因此而部分地弥补负面冲击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且,在出口商品的名义价格下降时,名义贬值会增加其国内价格,这又有利于经济得到一个更平稳的调整。也就是说,在弹性汇率制度下,汇率起着自动稳定器的作用。
另一方面,固定汇率制度则不得不依赖国内价格的缓慢改变以走出萧条。换句话说,钉住汇率制度必须承受负面冲击带来的影响。而且,中央银行必须阻止本币贬值,否则用外币购买本币将会导致贬值发生。这是一种内在的紧缩,它会引起就业率大幅度的下滑。对20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的英国和阿根廷来说,为重新安排相对价格,渡过漫长而痛苦的紧缩时期是必要的,这也意味着保持固定的名义汇率要付出代价。
浮动汇率制度平息冲击的另一种方式是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当实际的负面冲击存在时,政府能够采取措施减轻衰退。在弹性汇率制度下,国家可以通过货币扩张的方式来应对冲击。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的增加只意味着储备的外流而对产出没有任何影响。
但是,固定汇率可以更好地处理内部冲击,如通胀率或利率的暂时性变动等,外汇储备的增减可以作为一种缓冲器,以避免汇率的无谓频繁波动。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越大,钉住汇率的可能性越大,因为国际货币的流动是一种减震器,它可以减少国内货币供应的变动对国内价格的影响。如果实行固定汇率,国内货币的过量供应会使资本外流,因为部分超额货币可以通过国际收支赤字来消除。在浮动汇率下,过多的货币供应量仍然滞留在国内,并使国内货币贬值(梅尔文,1991)。
不同汇率制度相对优势的存在,是以影响经济体的冲击的特征为基础的。当冲击来自国内货币市场,固定汇率制度会自动阻止冲击影响实体经济;如果确实发生了需求冲击,在货币当局购买外汇储备以阻止本币升值的同时,货币供给将会增加,而实际产出不变。相反,弹性汇率制度则需要降低收入以使实际货币需求减少到实际货币供给未发生变化时的水平。因此,如果这些冲击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这就是赞成固定汇率制度的一个理由。
五.汇率制度与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债务危机
固定汇率制很容易受到国际投机资本的攻击,这是因为固定汇率不是完全置信的,投
机者认为持续高估货币迟早要向市场均衡汇率回归。投机冲击可能引发货币危机,迫使一国放弃固定汇率制度。本币贬值造成持有大量未套期保值的外债的银行和企业债务成本高企,加上央行为捍卫本币汇率而提升本币利率所造成的银行利润率下降以及企业国内债务成本升高,从而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代尔蒙德和代布维格(DiamondandDybvig,1983)系统论述了固定汇率制下的清偿力危机。严格钉住汇率制度限制了货币当局扩大国内信贷的能力,这可能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但却不利于银行稳定。在货币局制度和金本位制下,国内银行体系没有最后贷款人。在一个银行规模小、存款保险制度不完备的金融体系中,这可能造成自负盈亏的银行倒闭。相关模型表明,货币局制度通过加大产生银行危机的可能性来减少形成国际收支危机的可能性。因此,低通货膨胀价格可能是金融体系不稳定所特有的现象。与货币局制度不同,在固定汇率制下,中央银行愿意充当最后贷款人。但唯一的不同在于,是国际收支危机而不是银行危机形成了。
值得指出的是,采用浮动汇率制并不意味着与危机绝缘。浮动汇率制国家也可能同时遭受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双重打击。以美国为例,美国之所以能够在经常项目长期巨额逆差的压力下保持美元坚挺,是靠长期源源不断流入的外国资本。而资本项目的顺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的主观预期和对美元的信心造成的。一旦美国经济的放缓和美国股市泡沫经济的破灭改变了人们对于美国经济与美元的预期,外国资本的抽逃将对美元造成巨大的贬值压力。为了减缓资本抽逃的冲击,美联储很可能调高利率,而利率的升高会进一步加深经济的低迷。也就是说,美国终将为其经常项目赤字付出代价,长期累积的风险终将爆发。反对弹性汇率制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发展中国家里以美元计价的债务普遍存在。那么本币名义汇率的贬值将增加美元债务的输送成本,并导致企业的接连破产及财政危机的发生(CalvoandReinhart,1999)。
Eichengreen和Arteta(2000)指出,经验证明未能揭示在汇率制度和银行危机之间存在任何联系。近年来较为流行的“原罪论”说明,如果一个国家金融市场不完全,即一国的货币既不能用于国际借贷,甚至在本国市场上也不能用于长期借贷。那么一国的国内投资不是面临货币错配(借美元用于国内项目),就是面临期限错配(用短期贷款作长期用途)。如果出现货币错配,汇率贬值将造成贷款的本币成本上升,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以致破产;如果出现期限错配,利率上升也会造成借款成本的上升,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以致破产。在这种国内金融极端脆弱的情况下,不论是采用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都难以避免危机的爆发(张志超,2001)。
六、汇率制度与货币以及铸币税
根据三元悖论(TheImpossibleTrinity),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固定
汇率制和独立的货币政策。因此,在资本帐户开放的前提下,一国实行钉住汇率制度意味着自己货币(MonetarySovereignty)的部分让渡。在钉住国和被钉住国的商业周期和经济结构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下,钉住国内外平衡的任务就只能依靠单一的财政政策。但是,根据丁伯根法则(TinbergenRule),要实现一定数量的政策目的必须要有同样数量的政策工具,单凭财政政策不能够同时实现内部和外部均衡。根据蒙代尔分派原则(MundellAssignment),货币政策应该用于实现外部均衡,财政政策应该用于实现内部均衡。同时,米德冲突(Meade’sConflict)也证明,单靠财政政策本身不能同时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此外,多恩布什等人(Dornbusch,FischerandStarz,1998)指出,财政政策具有相当长的内部时滞,这使得财政政策无法有效地实现稳定政策。因此,货币的让渡实质上不仅仅是一个有关民族情感的问题,它可能会带来一国经济的内部或外部失衡,从这个角度来说,浮动汇率制似乎是一个更优的选择。
但是,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前提下,执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小国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本身就是无效的。例如,该国经济不景气时,为刺激投资和消费而降低利率,但本国利率和外国利率的差异将使得资本外逃发生,从而加重衰退;当该国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时,调高利率以紧缩银根,但国际资本的大举流入将加剧该国的通货膨胀。既然货币政策本身无效,货币让渡的成本也就大大降低了。同时,只有少数工业化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和利率变动能够左右国际汇率的走势,大多数国家只是被动的价格接受者,因此汇率政策本身作为一种调节政策来说也是无效的。因此有人认为,“对于寻求稳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清洁浮动汇率不是好的选择。清洁浮动汇率只能是有成熟的经济政策的大型发达国家能够享用的奢侈品”(Bergsten,Davanne,andJacquet,1999)。
费舍尔(Fischer,1981)指出,从铸币税的角度来看,能够允许一个国家自由决定其通货膨胀率的汇率制度是最佳选择,固定汇率制度是次优选择,使用其他国家的货币是最差的选择。为了满足国际支付的需要,非储备货币国家都必须持有一定数量的国际货币,即缴纳一定数量的铸币税。而在固定汇率制下,为了维持汇率稳定,中央银行必须经常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对冲操作。这又要求中央银行拥有比浮动汇率制下更为充足的外汇储备,而这又意味着大量的铸币税损失。在货币局制度下,本币的发行以外汇储备为基础,铸币税损失最大。
但也有一种观点指出,由于我们没有看见各国相互竞争以获得储备货币地位的事实,说明铸币税的收益是很小的。德国、日本等国家之所以反对其货币成为主要储备货币,是因为它们发现,国际上对储备货币需求的变化会对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国内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尤其是对外经济活动所占比重高的国家)。
七、汇率制度与政治因素——信誉和时间一致性问题
一般说来,每届政府上台之后都想在国内外建立起信誉(Credibility)和时间一致性(Time-consistency,也称政策延续性)。但是正如各种官僚行为理论和政治商业周期模型揭示的那样,政府很难保持实行固定汇率政策的意愿和能力。实证研究也证明,总是存在通过改变政策而把事情办得更好的动力,即存在时间不一致性。
对公开宣布实行的固定汇率制度进行调整的代价非常昂贵,因为这样做将产生信誉鸿沟(CredibilityGap)和时间不一致性。从这个角度来讲,最佳办法是实行弹性汇率制(蒋锋,2001)。Edwards(1996)发现,政治不稳定性在汇率制度选择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越不稳定的国家越不可能选择钉住汇率制,因为在钉住汇率制下汇率贬值的政治成本太高。
八、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的唯一准确的结论是,没有任何汇率制度能适合所有的国家
或者在任何时期适合同一个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应该取决于一国面临的特定环境。将某种汇率制度过于普遍化(Generalizing)是非常危险的(Frankel.,2000)。
笔者在此将以上讨论形成的结论总结在两张表中:
表1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的优劣对比
项目固定汇率浮动汇率
经济增长建立稳定预期优化资源配置
遏制通货膨胀有效或成本小无效或成本大
汇率波动和背离汇率背离汇率波动(超调)
应付内外冲击更好地应付内部冲击更好地应付外生性冲击
危机货币危机和清偿力危机信心危机引发双重危机
货币和铸币税丧失货币,难以实现内外平衡缴纳更多铸币税小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无效,征收铸币税会带来成本
政治因素信誉鸿沟和时间不一致性时间一致性
表2选择固定汇率制或浮动汇率制国家的特点
固定汇率浮动汇率
规模小规模大
经济开放经济封闭
贸易集中贸易分散
持有外汇储备机会成本低持有外汇储备机会成本高
新兴市场国家和转型国家发达国家
缺乏完善的套期保值市场完善的套期保值市场
面临的外生性冲击较少面临剧烈的外生性冲击
国内货币供应量变化大国内货币供应量变化小
政治稳定政治不稳定
通货膨胀协调通货膨胀不协调1.
经济增长率低经济增长率高2.
注解:
1.迈克尔•梅尔文:《国际货币与金融》,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2.LevyYeyati和Sturzenegger(2001)的研究证实,在发展中国家中,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同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和较高的产出波动性相关联。它们的经济增长率比起浮动汇率制国家来平均要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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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盯住汇率制度安排下名义汇率的贬值会引致国内产出和私人部门财富的增加,是否会引发通货膨胀取决于央行的调控能力。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波动通过改变我国贸易条件直接对我国进出口贸易产生影响,但影响的程度与幅度,取决于进出口数量对进出口价格的弹性以及进出口价值增速变化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升值会刺激资本流入增加、加大国内货币政策的操作难度,进口价格对我国物价的影响不断提高。
论文关键词:人民币汇率,有效汇率,经济增长,影响路径
2005年7月以后,我国人民币汇率机制从盯住美元的间接浮动汇率体制转变为盯住一揽子货币的有管理浮动汇率机制,经常项目下的外汇交易管制取消,资本项目下的资本流动管制也逐步放宽,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波动通过改变我国贸易条件直接对我国进出口贸易产生影响,但影响的程度与幅度,取决于进出口数量对进出口价格的弹性以及进出口价值增速变化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波动还通过影响资本流入、改变国内货币政策的操作等途径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增长,进口产品占国内需求比重的提升,导致进口价格对我国物价的影响不断提高。
一、盯住汇率制度安排下汇率波动对经济影响的理论分析
自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制度崩溃以来,各国的汇率制度呈多样化发展趋势,概括起来可分为浮动汇率和盯住汇率两大类。由于众多国家特别是美国、日本等重要经济大国实行独立浮动汇率,盯住汇率制度--无论是盯住单一货币,还是盯住一揽子货币,抑或根据一组指数调整汇率,其名义汇率是相对稳定的汇率安排,但从全球角度看盯住汇率制度实际上是一种间接的浮动汇率安排:只要被盯住货币汇率发生波动,实行盯住汇率国家的名义汇率即使不变,但相对其他国家货币的汇率也随之改变。
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和费利普·拉雷恩在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和购买力平价的假定前提下,对盯住汇率安排下汇率贬值或货币价值低估的影响进行过深入的理论分析(杰弗里·萨克斯和费利普·拉雷恩,1997)。他们的分析结论是,币值低估会导致盯住汇率安排下本国货币供给增加和价格水平上升,最终结果是中央银行储备增加、私人部门变得贫穷,货币贬值类似于征税。具体传导过程是:
在初始均衡状态下,M=EP*Q/V(I),且W/P=M/P+B/P+B/P,P=EP,I=I。这里M为货币供给,E为实际汇率,P为被盯住货币国家价格,Q为本国实际产出,V(I)为货币周转次数,I为本国利率,I为被盯住货币国家利率,W为国内私人部门金融财富,B为国内私人部门持有的国内生息资产,B为国内私人部门持有的外国生息资产。
在P、Q、V(I)不变的条件下,货币贬值或实际汇率E提高会立即引致M增加,出现超额货币需求。私人部门为满足货币需求,只有出售外国生息资产B;而中央银行为维护新的汇率稳定,必须购买私人部门抛售的外国生息资产、增加货币供给;货币供给的增加又会导致本国价格的上涨。这一过程直到“货币供给按与货币贬值及由此导致的本国价格上升相同的比例增加时”,才会结束。此时私人部门的超额货币需求得到满足,但结果是中央银行储备增加、私人部门财富缩水,货币贬值类似于征税。
杰弗里·萨克斯和费利普·拉雷恩的理论是在严格假定前提条件下的简单理论抽象,与现实经济运行存在很大差距,其结论自然与现实经济运行结果存在很大偏差:(1)理论模型的前提是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和购买力平价。事实上,多数国家或地区对资本流动均进行一定程度的管制,各国货币购买力存在很大差别。(2)理论模型隐含的前提是市场迅速“出清”。事实上,即使资本能够完全自由流动,现实经济中市场“出清”也需要一定的过程。
我们将汇率波动对产出影响、资本管制和央行调控能力等因素纳入模型考虑后,修正后的杰弗里·萨克斯和费利普·拉雷恩模型改变为:Y=PQ=C+IV+EX-IM,M=EPQ/V(I),EX=EXQEXP,IM=IMQIMP,且W/P=M/P+B/P+B/P=Y/P-G/P,P=EP,I=I。其中Y、C、IV、EX、EXQ、EXP、IM、IMQ、IMP、G分别为名义产出、消费、投资、出口价值、出口数量、出口价格、进口价值、进口数量、进口价格和政府资产。
在修正后的杰弗里·萨克斯和费利普·拉雷恩模型框架下,盯住汇率制度安排下名义汇率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发生重大改变,名义汇率的贬值最终会引致国内产出和私人部门财富的增加,是否会引发通货膨胀取决于央行的调控能力:(1)名义汇率的贬值首先将改变贸易条件,即降低出口价格、提高进口价格,刺激出口数量增加、减少进口数量,只要出口数量的增加超过出口价格的降幅、进口数量的降幅超过进口价格的升幅,本国产出将扩大。(2)贸易状况的改善将扩大贸易顺差,在资本管制情景下,中央银行为维护名义汇率稳定,必须购买贸易顺差增加引致的外汇供给,导致本国货币供给增加,形成超额货币供给。
二、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分析
2005年7月份以前我国实行盯住美元、外汇和资本流动严格管制的汇率制度,2005年7月份以后我国实行盯住一揽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经常项目外汇管制取消、资本项目管制逐步放松。在人民币盯住一揽子货币汇率制度安排下,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波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本符合修正后杰弗里·萨克斯和费利普·拉雷恩理论模型的分析框架,修正后模型的结论与我国经济运行的实践更为一致。根据修正后的理论模型框架,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波动同样通过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两个渠道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直接影响。
论文关键词:对外贸易;汇率风险;防范
进出口贸易是典型的涉外经济活动,企业在外贸业务中要收付大量的外汇或拥有以外币表示的债权和债务,故涉及外贸活动的企业受汇率变动的冲击更为显著和直接,面临的汇率风险也更大。
一、汇率风险的形成机理
(一)汇率波动引发汇兑风险 在外贸业务中,从最初的合同订立到最终的货款交付,一般都有一段较长的时间间隔,在此期间若外币升值,进口企业支付既定的外币数额要付出更多的本国货币;而若外币贬值,则出口企业收进既定数额外币结汇时可得的本国货币更少了。虽然以外币表示的款项数目没有变化,但反映到企业的收益水平上,汇率波动带来的损失可能远远超过企业进出口业务所获得的利润。
(二)汇率波动产生利润风险和市场占有率下降风险 当人民币升值时,在汇率完全传递的情况下,我国出口商的外销价格如果与货币升值上升同等幅度,在国际市场上此商品价格需求弹性较大的情况下,那么出口的数量就会锐减,进而导致出口企业丧失市场份额,收益下降;如果出口商自己承担一部分本币升值带来的利润成本,只部分地提高出口品价格,则会直接导致其出口利润下降。他们只有自己承担大部分本币升值带来的成本,而无法向外国进口商转嫁,因此,当前人民币不断升值的现实背景加剧了出口厂商的利润风险和国际市场占有率下降的风险。
(三)汇率波动导致折算风险 在我国,符合条件的企业在账面资产上不仅有人民币资产而且有外币资产,但其综合财务报表上的资产和负债都要统一折算为人民币来表示。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资产负债表中某些项目的价值也会相应改变。目前我国规定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日波幅远远小于兑非美元货币汇率的日波幅,对于最终财务成果以人民币结算的我国企业而言,如果他们使用非美元货币计价结算,则其面对的汇率风险要高于用美元计价结算。
(四)汇率变动将强化企业预期并影响其业务拓展 现实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将对出口企业的预期产生很大影响,并进而影响其业务拓展。在企业预期人民币汇率持续走高的情况下,其可能会通过提价来确保正常收益,但当进口国的货币购买力保持稳定或出现对内贬值时,提价的结果将使得企业损失大部分客户,进而导致经营困难。
(五)汇率变动可能导致企业价值变动 人民币汇率改变有可能会导致企业价值发生变动。比如,对于我国外贸企业而言,如果基于公司价值的层面,在人民币汇率的单边升值走势下,以未来美元现金流的现值衡量的企业价值,将出现较大幅度的缩水,从而 可能影响到企业的融资能力及投资价值。 二、人民币汇率风险的衡量 在2005年7月21日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之后,人民币就走上了逐步升值的道路,且升值幅度呈递增态势,我国企业对外贸易的汇率风险因此逐渐积累和放大。
人民币汇率风险的程度可由方差计算的波动率和币值变动幅度来综合反映。从图1可以看出,经过汇改初期的微幅波动之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程度逐渐上升趋势。2005年汇改至年底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日间波动率仅为0.0001,人民币汇率仅升值0.5%;2006年的波动率迅速上升至0.005,人民币汇率也升值了3.4%;而2007年的波动率进一步扩大至0.017,人民币汇率也升值了6.9%。这就意味着,在2007年,如果企业没有做任何汇率风险的防范措施,仅人民币升值一项就使其利润率减少6.9%以上。而从2007年末到2008年2月底,人民币两个月升值幅度就达到2.1%。对于那些习惯了在国际市场上靠薄利多销维持生存的国内企业而言,这种汇率变动的风险已经对其敲响了警钟。 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单边升值相比,人民币对欧元汇率呈现出双向波动的走势。在2005年初至2007年末这段期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动率为0.07,而对欧元汇率的波动率为0.15,可见国内企业对欧洲贸易的汇率风险程度 更高。另外,人民币对欧元汇率的方向并不固定,汇率风险更难确认。
在2005年11月16日之前,人民币对欧元汇率由10.98升值到9.43,但此后人民币对欧元朝着贬值方向演变,至2007年末,已贬值到1欧元兑换10.65元人民币,贬值幅度高达13%。这就意味着,那些以欧元作为结算货币的国内进口企业,汇率变动已经使进口成本上升了13%。表1反映了这几种汇率的统计性质。 表1数据表明,人民币与我国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汇率波动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基于标准差和方差的分析都表明人民币与港币汇率波动幅度最小,与英镑汇率波动幅度最大,与欧元汇率波动幅度也比较大,与美元和日元汇率波动幅度基本相当。
由于这几种货币都是我国主要贸易伙伴使用的币种,波动幅度的增加显然是我国贸易商必须面对的交易风险。 上面的计算仅仅揭示了已经发生的风险程度,而将来要面临的汇率风险还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从国内外经济形势来看,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将会持续扩大,升值速度也将继续加快。
一方面,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的国际收支顺差将继续增加。尽管国内经济高速增长,但受到社会保障、教育以及体制方面的约束,国内需求提升乏力,加大出口是消化国内产能的主要方式,贸易顺差的扩大必然增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对我国持续施加升值压力。欧美等国为保护本国利益或转嫁国内危机,通过各种途径要求我国放宽汇率波幅,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人民币汇率很难维持小幅微升的走势。此外,国内的紧缩货币调控以及由此引发的升值预期,也会促使人民币汇率继续走高。因此,未来的汇率风险程度还将有所上升,成为企业外贸活动中面临的首要风险。
三、汇率风险的后果评估
从目前情况来看,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并未对我国外贸总体格局产生根本性的影响。2005年至2007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了52.9%,进出口贸易盈余更是增长了157.4%,这说明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还具有相当强的竞争力,劳动力、自然资源等要素禀赋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汇率波动的影响。尽管人民币相对美元持续升值,但我国企业的成本优势仍然较为明显。而且很多企业以加工贸易为主,人民币升值在增加出口成本的同时也降低了原料进口成本,两相折中后并未受到多大影响;另一方面说明我国企业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有所增强,可以积极采取合理措施规避汇率风险。
但是总体的波澜不惊并不能掩盖局部的负面冲击。由于特定行业的贸易模式区别较大,汇率波动的影响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人民币升值对进口比重高、外债规模大的行业而言是长期利好,但对出口为主、外币资产高的行业冲击较大。其中,纺织服装、农产品加工等低附加值、低利润出口行业将受到影响。
纺织企业对于人民币升值的承受能力也在不断减弱。然而,对于那些技术和资本门槛较高的行业而言,如电子、机械、冶金等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这些行业中的企业利润率相对较高,且议价能力较强,能够在合同中增加合适的价格条款规避风险,人民币升值对其的冲击相对缓和。 此外,近年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增长也比较快,在我国对外经济合作关系中的地位日益提高。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已有相当大规模,2007年末累计使用外商直接投资达6189多亿美元。表面上看,进入我国的外资既能获得投资收益,又能获得人民币升值的收益,真可谓一举两得。
但是,人民币升值带来的风险从我国近两年来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上早已体现出来,从2011年到2005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幅为28%,而从2005年到2006年,这数值已经下降到15%,从2006年到2007年进一步下降到14%。这说明,人民币不断升值并没有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更大的吸引力。因为一旦投资者将其外币资产换成人民币资产,等若干年后再兑换回去时,可能面临人民币更大幅度的升值所带来的损失。
因此,人民币不断加速升值以及仍然存在的升值预期显然会影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另外,已经获取相当投资收益的外资也会在各种借口和渠道下流出我国。它们一方面已经取得了投资收益,分享了我国经济调整增长带来的收益;另一方面经过这两年的人民币升值,它们也获得了升值带来的好处,正所谓一举两得。因此,不断加速升值的人民币很可能促使它们尽快汇出以实现收益。 四、汇率风险的控制措施与建议 针对上述几种主要的外贸风险,本文提出以下几点风险控制的措施与建议。
( 一)合理选择结算货币 在对外支付中,应多使用软货币,而在收汇时则应多使用硬货币;在对外融资中,应争取使用软货币以便减轻债务负担。从目前的国际货币走势来看,美元将会延续弱势,而欧元的强势地位短期内难以改变,人民币也将持续升值趋势。因此,要力争在对外贸易中以美元作为支付和融资的货币,而用欧元作为收入结算的货币,尤其是用人民币计价结算。另外,还要注意保持外币资产与负债的币种匹配。
(二)积极利用衍生金融工具 在发达国家,外贸企业利用衍生金融市场的金融工具进行保值操作是规避国际贸易中汇率风险最常用的方法。汇率保值操作主要有外汇远期、外汇期货以及外汇期权。这些现代衍生金融工具在西方企业的外贸风险控制中得到广泛应用,而我国企业对此还相当陌生。外贸企业应当积极主动学习掌握外汇避险工具。在汇率波动幅度逐渐扩大的情况下,培养外汇专业人才,不断积累自己的外汇风险管理能力,以便在汇率发生波动时采取适当措施保全自己的利润。
(三)择机确定合同价格和结算方式,适当分散交易风险 我国出口企业在结算货币呈现贬值趋势时,可适当提高出口价格,或与进口商约定按一定比例分担汇率损失;当结算货币可能升值时,我国进口企业可要求境外出口商降低进口商品价格。外贸企业还可通过提前或推迟结算时间来规避汇率风险。企业可以根据结算货币的汇率走向选择提前或推迟结算,如果预测结算货币相对于本币贬值,我国进口企业可推迟进口或要求延期付款,而出口企业可及早签订出口合同收取货款,反之,进口企业可提前进口或支付货款,出口企业可推迟交货或允许进口商延期付款。
1、赵明昕.出口贸易中的国家风险管理[J].保险研究,2006(6).
2、侍伟.出口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组合型方案[J].中国外汇,2006(5).
3、牛晋玲.进出口贸易中外汇风险的防范[J].世界经济情况,2005(9).
[论文摘要]汇率是一个国家进行国际活动时最重要的综合性价格指标,它的变动对国家对外贸易的平衡与国内经济活动都具有深刻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刺激我国出口,改善我国贸易收支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首先对汇率变动对外贸影响进行了介绍,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外贸的影响以及对策。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对外贸易作为带动经济发展、促进资源有效配置、对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反映了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在世界经济发展交流与合作中的重要作用及我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发展的融合程度。
汇率是一国货币单位兑换他国货币单位的比率,是一个国家进行国际经济活动时最重要的综合性价格指标,在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活动中执行着价格转换职能。它的变动对一国对外贸易的平衡与国内经济活动的波动都具有深刻的影响。因此,许多国家通过调整汇率达到平衡对外贸易收支的目的。
随着我国与世界经济融合程度的提高,汇率的变动对外贸的影响越发显著。从1981年我国开始实行双重汇率制,1994年人民币确立以市场为供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1996年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自由兑换,到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单一的“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再到2005年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5年的汇率制度改革更具灵活性,可以使我国的货币政策在资本流动更加自由和频繁的背景下,更具自主性。我国宏观调控的工具中增加汇率工具,可以更有效地对我国的国际收支的不平衡进行调节,使内外均衡的同时实现更有保障。2006年人民币名义汇率、实际汇率每一次大幅度调整都与进出口贸易状况有密切联系,人民币汇率的阶段性波动对进出口的影响也非常明显同时,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状况也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二、汇率变动对外贸影响的理论分析
1.汇率变动对外贸影响的理论综述
汇率变动通过影响进出口商品的价格、数量,进而影响到一国的贸易收支,而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影响的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学派对此的有关论述。重商主义学派认为货币才是唯一的财富,并把货币的多少作为衡量一国财富的标准,主张奖励出口、限制进口以增加货币的流入,从而增加一国的社会总财富。其认为在“汇兑上压低我们的币值是于外人有损而于我们有利的”。因为压低本国汇率后,本国在对外贸易中就可以用少量的外币去购买外国商品而外国人却不得不拿出更多的本币来购买本国商品,从而使更多的货币流入本国。
有关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影响的弹性分析是由马歇尔、勒纳、梅茨勒等人在国际经济学的弹性理论建立之后逐步完成的。弹性分析法主要是从商品市场的角度来分析由汇率变动所导致的进出口商品相对价格的改变对贸易收支的影响。货币贬值实际上等于对国内出口实行补贴,对进口施加征税。在马歇尔一勒纳条件下,出口的增长率上升,进口的增长率削减,贸易收支从而得以改善。然而,即使马歇尔勒纳条件是成立的,贬值能否改善一国贸易收支仍取决于其进出口数量的调整。弹性分析法指明了汇率变动平衡贸易收支的必要条件,并将贸易条件效应纳入到汇率变动影响的分析中。然而弹性分析法采用的是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是建立在马歇尔等人建立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之上的,随着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建立,国际收支调节的吸收分析法应运而生。
吸收分析法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更加注重宏观经济对贬值的反应。该理论指出,贸易差额是国民收入与国内吸收的差额,汇率变动通过影响国民收入和国内吸收进一步影响贸易收支。货币贬值能否改善贸易收支一方面取决于国内的宏观经济状况即国内经济是否处于非充分就业。如果国内经济已经实现充分就业,那么贬值不但不会改善贸易收支反而会导致物价上升另一方面,只有当国内的边际吸收倾向小于时,货币贬值才能引起收入的增加大于吸收的增加,贬值才能改善贸易收支。吸收分析法强调本币贬值降低了国内商品的相对价格及国内产量和收入对贸易存在的反馈效应,故贬值对改善贸易收支的效果要比完全的弹性分析法小。
2.汇率变动对外贸的影响
(1)货币升值对外贸的影响。本币升值对出口的影响表现为当生产出口商品使用本国原材料时,本币国内价值贬值的情况下,本币汇率升值会使出口商品的价格大幅度上涨,导致出口减少本币国内价值稳定的情况下,本币升值仍会使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上涨,导致商品的出口减少本币国内价值升值,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是否上涨及上涨幅度的大小,由本币国内升值使出口商品本币价格下降的幅度和本币升值使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上升的幅度共同决定,若前者大于后者,则引起出口增加若前者等于后者,则不影响出口若前者小于后者,则只会较少地减少商品出口。本币升值对进口的影响表现为进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不受他国汇率变动的影响,因此本币升值会使进口商品的本币价格下降,从而导致国内商品进口的增加。
(2)货币贬值对外贸的影响。货币贬值对出口的影响表现为本国生产的出口产品生产成本要受原材料来源的影响,其以本币表示的商品价格要受本国国内价值影响。在不同情况下,汇率下降对出口产品的本币价格和外币价格的影响不同,因而对贸易也会产生不同影响。对进口来讲,由于进口商品是外国生产的,其外币价格不会因别国汇率的变动而变动。本币汇率下降使本币对外贬值,进口商品的外币价格折算成本币就会使以本币表示的商品价格上升,从而导致进口商品的减少。[
三、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外贸的影响以及政策建议
由于我国出口贸易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很小。以贬值为主基调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低经济效益的出口企业。出口商品的价格相对较低的优势不断引起了我国与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摩擦;连续多年的顺差及巨额的外汇储备引起国际上对人民币升值的强烈压力。
从前的情况来看:人民币汇率调整是解决目前经济中流动性泛滥的关键。汇率的低估令外贸顺差过大和强烈的升值预期下资本的大量流入,这才是货币增速过快的根本所在。二是加快升值,符合我国汇制改革主动性原则。有利于维持国际经济平衡。目前我国对全球的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将会造成更多的贸易摩擦,而最好的解决方式是贸易双方自愿调整。三是升值幅度加快并不会导致出口增速的大幅度下降。即使人民币升值导致中国的产品价格变得更昂贵,但目前全球经济景气度持续回升,这会对出口有很强的支持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美日等西方发达所提出的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与美国、日本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因为名义汇率是一国贸易收支和资本收支共同形成的外汇供求关系的结果,人民币名义汇率对资本项目具有较大的调节作用,对贸易收支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真正决定我国贸易收支水平的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实际有效汇率的管理只能通过控制通货膨胀率,维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使外贸真正建立在互通有无及成本、技术的比较优势上,杜绝投机性贸易,为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营造一个健康有利的内部环境是我们当前所要解决的问题。
1.促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
一国经济的增长不可能一劳永逸地依赖于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由于我国出口市场集中,出口产品的类型单一以及高附加值的产品占出口的比例比较低,极有可能出现出口越多,贸易条件越恶化,进而降低本国的福利水平。其次,我国现行的汇率政策虽然能够提高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但由于国家债务负担率和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迅猛上升,财政政策继续扩张的空间十分有限。而且从中长期看,一方面维持现行汇率政策的成本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现行汇率政策调节内部经济的有效性也在不断削弱,因而现行汇率政策不具有可持续性,存在着调整的必然。
改革现行汇率制度的总体思路是在短期内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同时增加汇率形成的灵活性在中期内以一篮子货币为中心,实行汇率目标区制度,在长期内实行浮动汇率制。改革现行汇率制度的主要措施有:
(1)提高人民币汇率生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培育健全的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市场要素不足,关键在于现行的强制结售汇制。因此,要改革强制结汇售汇制为意愿结汇制,扩大充许保留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的企业范围及限额,增加外汇市场交易主体,放松市场准入条件,增加外汇交易工具,并加强外汇市场监管,建立市场稳定机制。
(2)完善央行干预机制。外汇的市场化改革要求逐步减小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频率。现在的情况是中央银行入市干预的交易日数超过总交易日数的,对银行间市场的头寸基金全部收购或供应,可以说主导了市场汇率的形成。扩大汇率波动区间后,中央银行应减少市场干预频率,除非当市场汇率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形成趋势性的、较长期内的低估或者高估,并可能对经济运行产生不利影响时,中央银行才入市干预。
(3)建立国际货币合作制度。目前国际资本流动,特别是具有很强投机性的短期游资对各国汇率制度的选择影响越来越大。一个国家想单独依靠自身的力量来保护该国汇率制度不受冲击和汇率稳定,几乎是不可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时的各国表现就是一个明证。因此加强国际货币合作对于汇率稳定、避免汇率制度崩溃意义重大。如我国可以支持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做法,促使日元进一步国际化,部分取代美元成为区域清算货币,使日本与美国承担与其经济地位相适应的稳定亚洲金融市场的责任。亚洲货币基金的成立将会加强亚洲各国的货币合作,当一国出现问题时,会迅速有效地施以援助,避免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发生。
2.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
汇率变动对外贸发展的长期有利效果并非汇率变动本身造成,而是以汇率变动为契机,通过比较优势的转换形成。因此,不应把汇率作为刺激出口的唯一手段,从贸易角度看,我们要不断提高出口企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1)要进行贸易观念上的创新。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只注重静态的贸易利益,一味强调进出口的平衡,把贸易当作“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工具,不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改革开放后开始注重对外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以出口创汇为目标的贸易政策是以经济效益的损失为代价的。之后开始强调进出口的经济效益观念,极大地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增长。但是,目前我国的出口仍以价格为主要竞争手段,包括人民币价值低估造成的出口产品外币价格较低和出口企业竞相压价,使许多产品不断招致反倾销调查和制裁,导致一些出口市场萎缩,同时,出口数量优势难以转化为收入优势和利润优势。这种观念必须转变,为此,一方面要重新评估出口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不将危机转嫁到国外,使经济增长真正回到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经济发展利用国际市场的轨道上来,要吸取日本的教训,不给外国政府借汇率政策对我国政策施压的口实另一方面要在继续发挥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在出口中主导作用的同时,还要充分重视民营企业的进出口自,要鼓励企业在技术、管理和经营策略等方面的创新,提高其综合竞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