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9 09:20:59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国家经济安全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征稿栏目
1.前沿聚焦:发表农业、林业、环保、食品业、旅游业、资源产业学科前沿、生产实践前沿问题的观察性、前瞻性论文。
2.工作研究:发表农业、林业、环保、食品业、旅游业、自然资源产业等有关科研、管理、推广工作中的总结性论文或调查报告;行业和区域社会、经济、科技、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方法和经验性论文。
3.资源•产业:刊登农业、林业、土地、动植物等自然资源及矿产资源规划、开发、利用保护;相关产业经营、创新与发展的论文。
4.环境•安全:刊登生态环境、环境科学与工程、环境保护与治理有关各学科及其交叉学科的论文;以及森林安全、作物安全、食品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人居安全方面的论文。
5.经济•管理:刊登生态经济、农业经济、林业经济、旅游经济、绿色食品经济、资源经济、环境经济各学科及其交叉学科的有关论文;行业管理、企业管理、科技管理、管理工程、管理咨询、管理控制等方面的论文。
6.生态•旅游:刊登绿色生态、生态工程、生态控制;生态旅游、旅游规划、国家森林公园、地质公园建设的论文。
7.园林•园艺:刊登园林设计、风景园林、园林工程、园林技术;花木园艺、果蔬园艺、育种栽培方面的论文。
8.动物•畜牧:刊登动物科学、动物保护、畜牧科技方面的论文。
9.农林•植保:刊登植物保护、植树造林、森林工程、土壤肥料等方面的论文。
10.建筑•材料:刊登绿色建筑规划、设计、施工,绿色材料工艺、材料分析、材料加工方面的论文。
11.能源•技术:刊登节能技术、清洁能源技术、替代能源技术、太阳能、生物能源等方面的论文。
12.食品•加工:刊登绿色食品工业生产、质量控制、储运流通方面的论文;农产品加工、林产品加工、食品加工、绿色加工技术等方面的论文。
征稿对象
欢迎全国高等学校、科研院所、技术推广单位、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广大专家学者、工程技术人员、硕士博士研究生、管理人员等积极赐稿!
稿件要求
1.资料可靠、数据准确,具有理论性、科学性、实用性。
2.文稿内容格式包括:论文题目,作者姓名,作者单位,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作者简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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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与商学论文;计量分析;研究动态;研究热点;研究力量分布
1文献计量分析在经济学与商学研究中的应用现状
文献计量学是借助于统计学和数学方法等定量研究方法来评估学科领域的研究现状,预测科学技术发展趋势[1]。运用文献计量法可对总量达13万多的经济学与商学文献进行精细分析,实现对国际经济学与商学研究态势的全面了解,也可实现对该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进行近距离细致分析。关于使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分析经济学研究状况的我国已经有文献报道,万珊珊对2005-2014年期间ESI数据库中经济学与商学高被引论文进行了全面的文献分析[2],罗润东以CSSCI经济学期刊为数据源计量分析了2015年我国经济学研究热点,可视化分析了十大研究热点领域[3],顾海兵基于中国知网对1995-2017年中国经济安全研究的文献进行了计量分析,揭示了中国经济安全研究的文献特征和结构特征[4]。但国内对于经济学与商学全部国际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的还很少,将基于WebofScience核心数据库SCI、SSCI数据库中近五年经济学与商学国际论文进行统计分析,从而挖掘出世界范围内经济学与商学领域内最具影响力的国家、机构、学者和刊物,揭示该领域研究的热点密度和发展轨迹。
2数据采集和数据处理
基于WebofScience数据库平台检索近五年数据库核心合集SCI、SSCI数据库中的国际经济学与商学论文,具体方法是在高级检索中检索全部经济学与商学相关大类即Economics;Business;BusinessFinance;AgriculturalEconomicPolicy等四大类中的全部文献,文献类型包括ARTICLE、REVIEW、LETTER,时间跨度为2014年至2018年,共得到文献133318篇,其中中国论文有11913篇,下载全部133318篇国家经济学与商学论文题录信息,并借助Excel对全部论文的所属作者、机构、国家地区、来源期刊、资助基金、学科方向、关键词等数据进行清洗处理和统计分析,并采用CiteSpace、VOSViewer软件对关键词和研究热点进行可视化图谱分析。
3国际经济学与商学研究论文现状分析
3.1国际经济学与商学研究力量分布
为考察国际经济学与商学的研究力量分布,对国际经济学与商学论文的高产国家和研究机构进行了统计分析,根据第一作者地址对全部机构进行甄别、合并和统计。按发文数来讲,2014年至2018年发文量最多的国家是美国,共46387篇,占世界经济学与商学论文总数的35%;其次是英国和德国分别为17046篇和12186篇,占总数的12.79%和9.14%。中国经济学与商学研究成果数量在世界上排名第四,为11913篇,占总数的9%。就发文数量而言,美国一枝独秀,发文量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还多,是国际经济学与商学金融领域研究成果的最大产出国;英国、德国和中国发文量位居第二梯队均为1万多篇,是世界经济学与商学研究的重要研究力量所在国度;澳大利亚、法国、加拿大、西班牙、意大利、荷兰六国位居第三梯队,发文量在5000~10000篇之间,在世界经济学与商学研究力量格局中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根据第一作者单位进行统计发现,国际产出经济学与商学论文量前10名的机构依次是伦敦大学(3400篇)、加利福尼亚大学(3993篇)、国家经济研究局(2637篇)、弗洛里达州立大学(1687篇)、国家科学研究中心(1567篇)、美国联邦储备局(1546篇)、格鲁吉亚大学(1500篇)、哈佛大学(1498篇)、德州大学(1407篇)、伦敦政治经济学与商学院(1404篇),详见图2。产量前10名的研究机构中美国有8个,英国的有2个,说明美国和英国的拥有研究力量强大的研究机构,并且许多研究机构内形成了实力雄厚的研究团队,其中英国的伦敦大学是世界产出量最大的研究机构,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紧随其后。我国经济学与商学国际研究论文发文总量排名世界第四,产量可观,但中国没有研究机构进入前50强,说明在经济学与商学领域,中国研究力量比较分散,未形成较集中的强势研究团体。另外,伦敦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系统、国家经济研究局、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美国联邦储备等高校或研究机构排位靠前,可以作为我国学者访学和取经的首选单位,同时也可以作为我国学者合作研究的优选单位。
3.2最具影响力研究机构
发文量仅仅反映研究产出量,为了从质量或影响力的角度来反映世界经济学与商学研究影响力分布,我们综合了学科规范化引文影响力(CNCI)、论文被引百分比、高被引论文数量、h指数、引文影响力等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其中学科规范化引文影响力(CNCI)为论文实际被引次数除以同年、同学科、同类型论文被引次数的平均值,通过标准化来减弱不同学科引文习惯不同而形成的学科间差异,CNCI在不同学科之间具有可比性。筛选出排名靠前的20所学术机构详见图1。排在前十位的分别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系统、伦敦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伯克利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得克萨斯大学系统、牛津大学等。这些学校在经济学与商学领域的学术和研究水平在世界上是先进的。综合各国研究产量、质量和影响力等多方面表现来讲,美国在世界经济学与商学研究中独占鳌头,英国位列第二,美国远超过其他国家。英国的伦敦大学和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产量和影响力均位列前两位,是世界研究力量分布中实力最强的研究机构。另外,新加坡国立大学位列综合影响力前20名中是亚洲地区的领先研究机构。
3.3国际经济学与商学研究重要作者
近五年国际经济学与商学论文约有10万名作者,产量最多的前50名作者发文量占了文献总量的13.76%。发文最多的作者分别是比勒陀利亚大学(UniversityofPretoria)的RANGANGUPTA(143篇)、德雷塞尔大学(DrexelUniversity)的SHAWKATHAMMOUDEH(85篇)、诺森比亚大学的NICHOLASAPERGIS(70篇)、逢甲大学(FengChiaUniversity)的TSANGYAOCHANG(张仓耀54篇)、莫纳什大学(MonashUniversity)的RUSSELLSMYTH(54篇),他们是该领域的重要研究力量。
4国际经济学与商学研究热点及前沿
关键词表达了文献的主题内容,通过作者关键词词频统计能够分析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分别采用知识图谱工具CiteSpace和VOSviewer对2014~2018年国际经济学与商学领域研究文献的关键词进行五年整体分析和分年具体分析。首先,采用CiteSpace软件对2014年~2018年五年国际经济学与商学领域研究文献的关键词进行知识图谱分析。图6是国际经济学与商学论文的关键词图谱,分析图6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学与商学关于模式(15351)、绩效(10225)、市场(9216)、影响(8148)、行为(6185)、增长(6069)、信息(5947)、风险(5542)、公司(5356)、管理(5023)、政策(4999)、改革(4905)、视角(4549)、价格(4333)、决定因素(3954)、竞争(3906)、工业(3646)、投资(3633)等方面的研究受到广泛的关注,其中绩效、市场、模式、行为、工业、增长等关键词的中心性较高。另外,运用VOSviewer对2014~2018年国际经济学与商学领域研究文献的关键词共现主题密度视图进行逐年分析后发现,近五年核心研究热点为改革创新、经济增长、企业管理,五年中这三个关键词均列前三位,且研究热度持续上升,说明近五年国际经济研究主要围绕改革创新、经济增长、企业管理展开;另外,年度的次要研究热点是渐进改变的,2014年次要研究热点为货币政策、金融危机、公司治理;2015年次要研究热点为公司治理、企业家精神、企业社会责任;2016年次要研究热点为教育、人力资本、新兴市场;2017年次要研究热点为社会媒体、不确定性、信任;2018年次要研究热点为企业社会责任、气候变化、公平性研究。可以说,五年主要研究热点不变,次要研究热点从货币政策、金融危机、企业管理逐渐转移到人力资本、新兴市场、社会媒体、气候变化等经济发展带来的新问题上。
5结语
苏联解体后,东西方历时半个世纪的冷战时代宣告结束,美苏主宰世界的两极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方面美国依靠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推行强权政治,试图独霸世界;另一方面在地缘政治的基础上,国际间经济贸易合作更趋向区域化和集团化。作为世界热点地区的中东,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丰富的石油资源,历来是西方大国争夺的目标,以致于成为它们相互间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较量的场所。由于长期以来阿以冲突得不到解决,中东地区战乱频仍,因此促进中东和平早日实现,符合中东人民的利益。1991年马德里中东和会后,虽然阿以双方的极端势力竭力阻挠和平计划的实施,甚至发生了以色列总理拉宾被杀事件,但是人们对中东和平前景仍持比较乐观的态度。
对阿以和平后,中东以何种面貌展现于世,为世人注目。中东地区的各种势力为此提出了各种构想,绘制了种种蓝图,主要有中东安全体系、地中海沿岸国家经济合作圈、中东伊斯兰体系计划等。其中,中东安全体系被认为是最有希望付诸实施的方案。本文就这一体系的构想,以及有关各方的反应作一浅述。
中东安全体系原是英国全球战略的一部分。1994年和1995年在卡萨布兰卡和阿曼先后召开中东地区经济首脑会议之后,美国出于其全球战略考虑,提出了建立中东安全体系的计划。
自本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取代英法两国,成为对中东事务干预最多,在中东军事力量最强的西方国家,特别是海湾战争以后,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完全合法化。从马格里布到地中海、中亚和印度洋的弧形地带,中东处于轴心地位。美国认为,在必要时可从中东的军事基地对欧洲、非洲以及中亚地区采取任何军事行动。此外,冷战结束后,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势力已不复存在;海湾战争后,阿拉伯军事强国伊拉克遭到了毁灭性打击:阿拉伯国家在政治上发生分裂。这些都为美国进一步干预中东事务,主导中东和平进程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这一背景下,美国为维护其在中东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主要是石油利益),提出了中东安全体系的构想。
自美国介入中东事务起,便与以色列建立了盟友关系,历来有关中东和平计划多由美提出,也为以色列所接受。中东安全体系计划自然受到以色列的欢迎。实际上,美只提出了安全体系的构想,而以色列则是该体系计划的真正鼓吹者和实践者。以色列总理佩雷斯在1995年纽约出版的《新中东》上撰文说,应在一个具有战略、政治、军事性质的多边条约中重新确定中东各国间的关系准则,让各国自行作出安全安排,最终实现共同安全,条约的重点应为经济合作、政治稳定、安全和民主。这正是美提出的所谓中东安全体系的核心内容。
马德里和会期间,阿以双边和多边会谈时,以色列竭力说服有关阿拉伯各方将其中东安全体系理论作为谈判各方和各专门委员会参考的重要原则。中东和平进程的实践证明,中东安全体系的基本原则对参加谈判的巴勒斯坦等阿拉伯各方代表产生了影响。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阿以和谈是朝着以色列预定的方向进行的。
在美以提出的中东安全体系中,除阿以两方外还包括土耳其和伊朗。土伊是两个地区大国,均为伊斯兰国家,但对中东安全体系态度迥异,前者支持,后者反对。历史上,奥斯曼土耳其人曾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阿拉伯半岛和北非的大部分地区曾是土耳其的一统天下。只是由于欧洲资本主义的崛起,帝国力量才逐渐衰弱,最终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土耳其是传统的伊斯兰国家,居民99%是穆斯林,但它是中东地区最早建立市俗政权的国家,并在二战后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重要成员国,奉行亲西方的外交政策。土耳其追随美国,执行亲以色列的政策,与阿拉伯世界各国关系冷淡。但从80年代起,土耳其开始实行多方位外交政策,逐步改善了同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两伊战争特别是海湾战争后,来自伊拉克的威胁大大减少,中东和平进程又使阿以矛盾大为缓和,这为土耳其重返阿拉伯世界提供了良机,而土耳其也有意把中东特别是阿拉伯地区变为其金融和贸易的巨大投资市场。
海湾危机暴发后,沙特和科威特等国为了地区安全,向土耳其提供了约25亿美元的援款和赠款,还拨出大量资金参股土耳其军事工业基金会,期望土耳其在保障地区安全中发挥作用。这样,一方面改善了土耳其在阿拉伯各国的形象;另一方面巩固了土耳其在中东的战略地位。
此外,土耳其作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重要成员,美国的忠实盟友,同以色列有着多方面的共同利益,它拥有庞大的军事机构和装备精良的现代化军队,更多地参与中东事务有利于发挥地区大国的作用。因此,美以一提出建立中东安全体系的构想,立即得到了土耳其的响应。对以色列来说,土耳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完全可以与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相抗衡,对保持中东地区的力量平衡可起重要作用。
伊朗作为阿拉伯国家的邻居,虽然与阿拉伯各国几乎有着共同的文化、历史和宗教信仰,但长期以来特别是两伊战争期间,双方关系一直比较冷淡,目前两伊之间的边界问题仍末得到解决。阿拉伯国家和伊朗的矛盾是多方面的,首先阿拉伯国家一直指责伊朗支持某些阿拉伯极端宗教组织搞阴谋活动,其次在库尔德人问题上有争执,其三伊朗占据阿联酋大、小通布岛和阿布穆萨岛与海湾国家交恶。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对中东安全体系不予理睬是很自然的。但是,伊朗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只要双方适当调整政策,是可以逐步得到改善的。伊朗反对安全体系的真正原因在于:
1.以色列是该体系的重要成员;
2.该体系是美以泡制出来的,美对中东事务干预太多,插手太深;
3.主张地区安全必须由地区内各国共同承担义务,其他国家不得干涉;
4.海湾地区是伊朗战略目标的轴心,是其经济利益所在, 对海湾 国家施加影响是其既定的战略方针,因此,伊朗的感兴趣的是海湾而不是中东安全体系。
中东安全体系的出台使阿拉伯国家的安全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自8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国家在国际事务(包括中东事务)中,把本国利益放在首位,虽然也照顾到阿拉伯世界整体利益和阿拉伯民族的统一,但各国之间的分歧日增,使阿拉伯的整体力量明显削弱,埃以和平协议,以及后来的巴以、约以和平协议的签署均说明了这一点。(
关键词:科技;人力资源;财力资源;创新能力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重大战略思想,出台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党的十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创新驱动中国经济发展转型成为共识。建国以来,经过六十余年的科技创新、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文化发展,中国科技资源投入发生了巨大变化,加快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和国家安全提供了重要支撑。
一、科技资源投入变化
科技资源投入规模与强度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活动规模、评价国家科技实力和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
(一)科技人力资源投入
1952年,全国科技人员达到42.5万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16.4万人,农业科技人员1.5万人,卫生技术人员12.6万人,科学研究人员8000人。到1978年,全国全民所有制科技人员达到434.5万人,相当于1952年的10.2倍,其中工程技术人员达到157.1万人,卫生技术人员达到127.6万人,农业技术人员29.4万人,科学研究人员31.0万人。改革开放后,中国全时从事研发工作研究人员数稳步增加。1980年仅为32万人,2000年达到69万人,比1980年翻了一番。2005年,中国全时研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达到111.9万人,占世界总量比重达到13.5%,超过日本。2007年增至19.7%,接近美国和欧盟。2013年中国R&D人员总数为353.3万人,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2010~2014年,中国研究开发人员全时当量投入从255.4万人年快速增至393.7万人年,增长了54.2%,基本上形成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以及科学研究以开发机构和高等学校为主,实验开发以企业为主的研究开发人员投入格局。
(二)科技物力资源投入
建国初期,国内仅有30多个专门研究机构,公共图书馆只有55个。1957年全国科研机构共有580多个,达到建国初期的19倍多。1965年底达到1714个,比1957年翻了两番。1991年全国科研机构数量已达到5463家,相比1965年再次翻了两番。但随着科研机构转制,1991~2010年,中国科研机构数量不断递减,2010年已降至3696家。但高等学校作为培育科研人才和从事基础研究的重要机构,从1991年的806所增至2006年的1867所,2010年发展到3321所,比1991年翻了三番。2014年,我国基本上形成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以及科学研究以开发机构和高等学校为主,实验开发以企业为主的格局。全国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超过1600家,在孵企业8万余家,国家高新区115家,成为“中国创造”的主力军。
(三)科技财力资源投入
我国科技研发投入一直在持续不断增长。1978年,中国全社会R&D经费支出不足40亿元,1990年超过100亿元,1997年达到509.16亿元。2001年突破1000亿元,达到1042.5亿元,比1997年翻了一番。2006年超过3000亿元。2012年首次突破万亿,达到10298.4亿元,名列世界第二。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科技研发投入强度(即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开始稳步提高。2000年突破1%,2007年达到1.49%,远高于俄罗斯的1.12%、巴西的1.11%、南非的0.92%、阿根廷的0.51%等发展中大国,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2012年达到1.98%,与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韩国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基本相当。2013年首次超过2%,达到2.01%,高于欧盟28国平均1.92%的投入强度。2014年,科技研发投入强度上升至2.05%,接近“十二五”规划目标(2.2%)。OECD公布的《经合组织2014年科学技术与工业展望》显示,中国的研发支出预计将在2019年前后超过美国和欧盟,跃居世界首位。
二、科技创新能力提升
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融合度越来越高,科技创新能力成为国家竞争的制高点,加快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一)科学创新能力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科技论文产出的数量和质量都出现了爆炸性增长。根据SCI数据库统计,1994~2004年十年段,中国科技在世界的排位在第18位。从2006年起,中国的论文数量先后超过了日本、英国、和德国,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2001~2011年(截至2011年11月1日)十年间中国科技人员共发表国际论文83.6万篇,论文共被引用519.1万次,排在世界第7位,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6.21次。中国12个学科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在世界前10位以内,其中化学、材料科学、工程技术、数学等4个领域论文的被引用次数排名世界第2位。2013年,中国已进入世界前5位,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6.92次,提前7年实现《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规划发展纲要(2006-2020)》提出的“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数进入世界前5位”的目标。2004~2014年(截至2014年9月)十年间我国科技人员共发表国际论文136.98万篇,论文共被引用1037.1万次,中国居世界第4位,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7.57次,其中高被引论文占全球10.4%,有16个学科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在世界前10位。
(二)技术创新能力
1985年中国申请国际发明专利(PCT)数占世界的比重只有0.01%,1995年提高到0.3%, 2011年已经达到9.0%。2012年3月6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公布《2011年国际专利申请情况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专利合作条约》(PCT)国际专利达到了16406件,居世界第四位。2006~2013年期间,中国PCT申请量年平均增长率为27.5%,为世界最高。2014年,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受理《专利合作条约》(PCT)国际专利申请26169件,从世界第四位上升为第三位。排在美国和日本之后,美国和日本相当于中国的2.41倍和1.66倍。2014年,中国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4.9件,超过“十二五”规划目标(3.3件)。
(三)科技市场创新能力
1980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世界总量比重为0.03%。1990年上升至0.6%。2000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为370.43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为3.7%。2006年超过了美国和欧盟(27国),成为世界第一。2010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达到5488.3亿美元,是2000年的14.8倍,占世界总量的比重达到20.4%,相当于欧盟的1.30倍、美国的1.42倍、日本的3.40倍。2000~2010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年均增长率高达31%。2012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超过6000亿美元,达到6011.73亿美元。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的新增长点。
(四)信息获取能力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开始从国外引进和应用互联网。1997年中国上网用户数只有62万,其中通过拨号方式上网的用户数占75%, 2007年,中国互联网用户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网民数第一大国。2011年12月达到5.13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为3.56亿,均居世界第一位。2012年中国的网民总数达到5.6亿人,为美国的2倍多。2010~2014年,中国互联网上网人数从4.57亿人上升至6.59亿人,其中手机上网人数达到5.57亿人,宽带用户超过7.8亿户,成为世界最大的通信技术和互联网市场。
三、结论与展望
中国已经进入科技创新增长期,具备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投入基础。中国科技发展水平已开始由“追赶式发展”向“自主创新跨越式发展”转变。但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仍面临诸多挑战。首先,创新型科技人才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人才支撑,相对于我国人口和经济规模而言,我国的创新型科技人才总量还不够多,无法满足创新驱动发展的巨大需求,必须依托科研院所、大学、企业研发机构,建设一批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家、创新型研究团队,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其次,我国在创新型国际前沿领域与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必须在能源开发、节能技术和清洁能源技术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依托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部署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链条,推动涉及人口健康、食品药品安全、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生态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领域的科技创新,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科技支撑。再者,我国科技创新体制仍不完善,必须进一步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完善科技创新的转化机制,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推动科技和经济的紧密结合,抢占科技发展战略制高点。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R].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
[2]刘国光.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R].人民出版社,2006.
[3]访杨卫:中国基础科学研究要积极面对复杂形势[N].光明日报,2015-2-26.
[4]中国企业已成为国际专利申请大户[N].人民日报,2015-3-20.
关键词 信息政策;信息法规;定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TP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5)133-0146-02
随着社会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信息资源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战略资源受到了业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促进信息资源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的制定,信息资源在整个社会资源结构中的比重的攀升,使之成为许多国家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手段和提升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战略选择。我国目前关于研究信息政策与法规研究的论文也与日俱增,对信息政策与法规的需求也在不断扩大,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数据统计和内容分析,有利于研究者们了解信息政策与法规的研究现状,预测其未来的发展趋势。
1 文献计量分析
笔者以“信息政策”、 “情报政策”、“信息法规”、 “信息立法”、“信息法学”为主题词或关键词,从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特色期刊”和“中国优秀硕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4个数据库进行了精确检索,将其搜索结果合并,并去除重复结果,得到2003-2012年间发表的与含有这些关键词的相关论文共576篇,其中65篇为毕业论文。
1.1 论文时间分布
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成长过程与其研究文献的数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研究相关文献量,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信息政策与法规研究的水平、发展速度和研究规模等。
2003年是我国信息政策与法规研究的一个高峰,之后逐年减缓,2007年达到谷值,然后迅速回升,2009年的发文数量几乎和2003年持平,后又有所减少。十年间的年均发文量是57.6篇,2003-2007这五年的年均发文量是56.4篇,2008-2012的年均发文量是58.8篇。总体来说,虽然我国的信息政策与法规研究有一定的起伏,但都在合理范围之内,且年均发文量都在40篇以上,说明我国信息政策与法规研究正处在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有众多的学者为此付出了关注和研究。
1.2 论文期刊分布
排在前10位的期刊载文量都在10篇以上(含10篇),它们的载文量占总载文量的28.47%,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图书馆学研究》、《图书情报工作》、《情报资料工作》、《现代情报》、《图书馆理论与实践》、《情报科学》、《情报理论与实践》、《情报探索》、 《情报杂志》、《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处于信息政策与法规研究的布拉德福核心区,是信息政策与法规研究的重要情报源。
1.3 论文作者分布
通过对几位核心作者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内容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马海群教授研究范围广泛,从信息政策的体系建构、方案优选到信息政策的运行机制和评价过程,都有专门的研究。马海群教授和周丽霞共同研究了信息法学学科体系、学科价值及学科归属问题、研究模式及其研究方法等。肖希明教授和张新鹤博士侧重于信息资源建设政策的研究。马费成教授对中、美及欧盟信息政策法规建设进行了比较研究,详细介绍了日本国家信息战略的发展经验,并在信息政策与法规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做了深入探讨。李东业主要做比较研究,对美国、日本和中国的信息政策进行对比。汪传雷主要研究科技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法规政策和企业信息政策模型。
1.4 论文作者合著率分析
1982年美国学者提出了分析合著率方法,他认为:一个学科的合著率可以用公式:C=Nm/(Nm+Ns)表示,其中C为合著率,即一个学科的合作程度,Nm为一个学科在1年内发表的多著者论文书,Ns为一个学科在1年内发表的单著者论文书。
从整体上来说,2003-2012我国信息政策和法规论文著者合著率呈上升趋势,2007年的合著率达到一个高峰,2012年为48.08%,为十年间的最高值。这说明了,我国信息政策的相关研究越来越深入,与其他领域的沟通和交流也在逐渐加强,这符合信息政策与法规这一研究课题的交叉性、多学科性,以便于取各学科、各领域专家的特长,能够更全面、更系统、更科学地分析信息政策与法律所涉及的各方面的复杂问题。
2 十年来我国信息政策与法规研究的主要内容
2.1 信息政策与法规的基础理论研究
信息政策与法规的基础理论研究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包括信息政策与法规的目标、内容、体系结构、运行机制、保障机制、评估和反馈、与现实的协调性、国际兼容性等方面。马海群等人在信息政策与法规的理论研究上取得的成就较为突出,在信息政策的方案优选上,他提出基于加权灰靶决策理论,依据靶心距离对多个方案进行排序,根据这些理论依据从而做出最优选择;在信息政策的综合评价上,他提出了信息政策方案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应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建立了评价模型,并通过模拟实验验证了模型的可行性。
2.2 国外信息政策与法规研究
国外关于信息政策与法规的研究比国内更早,尤其是发达国家起步早,成就突出。因此,在2003-2012年发表的相关论文中,多数都是介绍、评价欧美日俄等国家的信息政策与法规的。根据其内容与范围,主要分为以下两种。
1)对国外信息政策与法规研究的总体介绍,主要介绍其发展道路、研究特点以及对我国的研究启示,还出现了综述类的研究。
2)对具体国家信息政策与法规的介绍,也出现了一些综述类研究,如《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俄罗斯国家信息政策综述》,《美国国家信息安全政策综述》等。
2.3 信息政策与法规的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主要包括:信息政策内容比较、信息政策环境比较研究、信息管理体制和组织机构比较、信息政策目标比较研究、以及政府在信息政策上参与程度比较研究。主要是美、日、俄、英等国与我国的比较,如《中美信息政策模式比较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也有一些文章对国外两国或者多国之间的信息政策与法规进行比较,以期对我国的理论和实践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如李东业等人的《美日信息政策比较及其启示》。
2.4 信息保护政策与法规
由于信息社会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给信息的采集、加工、存储、传输、使用等带来了一系列安全与保密上的问题,同时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突破了传统的信息存储方式和获取手段,使得具有产权性质的创造性智力成果可以被轻而易举的复制和扩散,再加上信息社会信息自由和信息资源共享的原则被滥用,知识产权与信息产权被侵犯的现象屡屡发生,所以信息保护政策与法规的研究倍受学者们的关注。
2.5 信息资源建设政策
信息资源建设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比如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它是国家信息化发展的重要内容,是国家和社会为实现信息资源建设目标而制定的方针、原则、策略、措施、对策等。论文内容分析的结果显示,2003-2012年十年间我国关于信息资源建设的政策大多偏重于有关数字信息资源建设的相关政策、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政策以及信息技术与标准化政策的研究。
2.6 网络信息政策
网络信息政策是针对互联网的特殊性而制定的有关规范、管理和发展网络信息活动的行为准则和指南。网络信息政策的研究热点大多集中在电子商务政策、电子政府政策等方面。内容涉及网络信息安全、网络信息服务、网络信息的调控、网络信息隐私权以及计算机犯
罪等。
参考文献
[关键词] 电子政务; 信息; 资源共享; 区域性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2 . 20. 041
[中图分类号] D6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2)20- 0069- 03
我国学者对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的研究比较具体,涉及管理、技术、法制、文献处理等多个领域,起步虽晚但发展势头很好,有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涉及了政府信息资源共享问题,所得出的相关结论,所形成的相关研究成果,对解决政府信息资源共享问题确实具有重要价值。本文就我国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的研究主题及其发展趋势做出一些分析。
1 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理论研究主题分析
1.1 从电子政务的概念、定位、目标、运营理念、发展战略、实施策略、借鉴的经验等方面来进行的研究
国家信息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国家信息安全基础设施研究中心编著的《电子政务总体设计与技术实现》一书,是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重大项目成果,从技术角度讲解电子政务及其实现的专著。本书详细地阐述了电子政务工程的先进解决方案、关键技术、技术难点和前瞻技术,其中“电子政务”的定义在学术界得到广泛认可。2007年,刘寅斌在其论文《基于信息资源共享的地方政府电子政务项目管理体系的研究》中从项目规划、项目立项、项目建设、项目验收、项目运维等方面,对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项目管理体系加以分析和研究[1]。2007年,徐春艳《国内外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建设对比研究》对比英、美、法、加拿大等国家政府网站建设中取得的显著成就,作为我国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建设的借鉴经验[2]。
1.2 从信息技术的角度对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进行研究
2007年,宁连举在其论文《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系统的博弈分析》中依托博弈论重点剖析了“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系统”中政府机构内部(Intra G-G)、有上下级关系的政府机构之间(Extra G-G)、平级政府机构之间(Extra G-G)的信息资源共享问题,探讨在“无形手”的控制下Intra G-G、Extra G-G(有上下级关系或平级)之间信息资源的流动的有效性,以及影响信息资源共享的关键环节,最后根据博弈分析结果,提出了促进Intra G-G、Extra G-G(平级或有上下级关系)之间信息资源共享问题的“一个基础、两大保障、三项举措”3个层次系统性改进方案[3]。2007年,罗卫在其论文《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的分析与设计》中结合我国目前有关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的初期实践,按平台项目建设的战略架构、可行性分析、需求分析和系统设计的流程构建共享平台的体系结构[4]。2010年,陈昊炜在其论文《省级电子政务专网建设关键技术应用研究》中构建省级电子政务专网网络结构平台和应用支撑平台建设模型,重点研究省级政务专网两大平台建设和安全技术[5]。
2 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方面研究主题分析
2.1 从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的问题、保障、解决方案角度来分析
2005年,钟瑛在其论文《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机制运行瓶颈及其化解》中认为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机制包含了信息、信息流动、相关的权力和利益等3个要素。分析三要素之间的价值平衡关系,对共享机制运行瓶颈进行深层的解读[6]。2006年,周伟在其论文《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的保障研究》中通过协调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在政府各职能部门、企业、公众之间的分布分析,提出使信息资源布局应更加合理,才能提高用户信息满足度,使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发挥效用最大[7]。2010年,赵凯微《我国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分析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建设过程表现出的“重建设轻应用”的现象,提出引入市场机制,建立统一的共享标准,建立绩效评估机制的观点[8]。
2.2 从政府信息资源共享模式和机制的角度进行研究
2008年,董海欣在其论文《电子政务环境下政府信息资源共享模式与运行机制研究》中深入分析研究了政府信息资源生态环境、共享模式和运行机制,提出区级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的障碍和解决方案[9]。2008年,赵劲松在其论文《我国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研究》中从经济学和机制研究的角度来探讨信息资源共享的规律,分析我国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机制的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对于信息资源的极大浪费,给出多项建议[10]。2009年,张珊在其论文《武汉城市圈电子政务发展模式研究》中对武汉城市圈电子政务的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其政务模式、业务模式,对网站功能设计进行研究,提出移动电子政务的建设为补充的观点[11]。
2.3 从信息资源共享经济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
2008年,熊先兰在其论文《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中的市场机制运用与优化》中对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中的市场机制运用与优化进行探讨,分析其作为一种准公共物品所具有的主要特性,以及其产生的经济效率[12]。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高级顾问周宏仁博士每年都会在《网络与信息》杂志上发表《电子政务全球透视与我国电子政务的发展》报告。分析电子政务的形成与发展,从空间的广度和时间的跨度这两个视角来进行研究。用普遍联系和全面性方法论,将电子政务发展与整个社会系统相关联,预测电子政务演化规律及未来发展趋势。
本刊主要发表下列领域有创新高度的理论和应用研究成果:《资本论》研究、理论经济学(包括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学新进展、经济学批评、中国经济热点问题研究、学术争鸣、产业经济学、财政与金融研究、财务管理与会计研究、企业经济与管理理论研究、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区域经济等。本刊面向海内外学术界广泛征稿,来稿务请注意以下要求:
1. 本刊一贯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和社会主义办刊方向,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办刊方针。来稿基本观点不能有悖于基本原理,不能有悖于国家宪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不能有悖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有悖于国家安全和民族团结。
2. 本刊严格遵守学术第一、科学至上的原则。追求原创性、前瞻性和创新性,关注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热点问题。文稿应主题鲜明、立论新颖、论述清晰、体例规范。文稿一般控制在10 000字左右。
3. 选题要求。理论研究能科学地解释现实问题,能有效地指导现实问题;应用研究必须有一定的普遍性,必须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方法研究必须有一定的哲学基础,必须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必须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4. 学术要求。来稿必须有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必须具有新的研究视角。文章结构要完整,要有文献综述,有的论题应具有必要的定量分析,论题必须具有参考意义的研究结论,有充足的能够反映最新学术信息的参考文献,近三年内文献不少于三分之一,有必要的外文参考文献。对他人研究成果的引用务必注明出处;图、表注明资料来源,不得存在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为。否则,因抄袭等原因引发的知识产权纠纷作者要负全责,编辑部保留追究作者责任的权利,且一经发现此类情况,本刊三年内不予刊登该作者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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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统计数据及分析
笔者在中国知网(cnki.net)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检索题名包括“云计算+档案”、 “云技术+档案”和“云档案馆”的文献(检索时间为2014-3-12),删除其中新闻报道性和重复性的论文后,共检索出78篇论文。
1.1 时间分布。这78篇相关论文的时间分布如表1所示:
由表1可见,我国档案学界对云计算的研究始于2009年,2009年后开始引起学者较多关注,到2013年掀起一个较小的研究(2013年发表相关论文共33 篇),但是依据百度和Google的搜索结果,尚未出版云计算应用于档案管理的相关著作。
1.2 主题分布。上述78篇论文,其研究的主题可以分为理论研究(介绍云计算的概念、特点、优势,应用的可行性、问题及对策等)、具体应用(研究云计算在档案业务环节的具体运用,如备份、整合与共享、利用与服务、云档案馆等)、系统和平台构建(研究基于云计算的系统和服务平台架构、服务模式等)和应用的安全性。78篇论文的主题分布如表2:
从研究的主题来看,目前档案界对云计算的理论和应用设想方面的研究占主导,分别占全部论文的43.6%和44.9%。但是,基于云计算的系统、服务平台构建的研究论文只有5篇,对于如何用技术手段来实现“云”并没有系统深入的研究。
1.3 作者机构分布。各研究主题的作者机构分布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78篇研究论文作者中有22篇来自高等院校的档案院系,占全部论文的28.2%。26篇论文作者来自其他机构,约占33.3%,其他机构包括高校除档案院系和档案馆室的其他院系和部门、事业单位、军队档案馆等。从表中数据看,高等院校的研究者倾向于研究云计算在档案业务环节的具体应用,而其他机构的研究者更注重理论研究和云计算在人力资源档案、会计档案、健康档案等领域的应用与实现。
2 主题分析
2.1 云计算的概念和特点。田雷提出:“云计算是一种网络服务方式,提供了IT服务的一种交付和使用模式,用户可以通过网络租用或免费获取所需服务。”他还提出目前云计算的三个服务层次:基础设施即服务、平台即服务、软件即服务[2]。黄正鸿认为,云计算旨在通过网络(互联网和内部网)以按需、易扩展的方式获得所需的硬件、平台、软件及服务等资源。其特点可以归纳为:资源池;按需、自助;快速弹性;广泛的网络访问;可度量的服务[3]。陈康明认为,云计算是基于网格计算、分布式计算、并行计算、效用计算、网络存储、虚拟化、负载均衡等已有网络技术发展起来的一种基于互联网络的服务信息共享模式。云计算的特点是:数据存储更加可靠、安全;资源的合理分配;先进技术理念带来的以用户为中心的个性化服务[4]。
2.2 云计算在档案领域应用的可行性分析。刘永提出,云存储在技术、管理和经济上已经具备了数字档案存储的基本条件。云存储技术是分布式文件系统技术、网格技术、集群应用等技术的集成,后三种技术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逐渐成熟。云存储将分散在各地的数字信息集中存储,各档案馆(室)可以根据需求来申请适当的存储空间,降低了资金投入[5]。朱悦华、何丽萍、丁建萍认为,云计算时代“云档案”的实现具有较为完备的云计算理论基础、较为成熟的云计算技术条件、较为低廉的云计算经济成本和较为完善的云计算实践环境[6]。
2.3 云计算在档案管理中的应用优势。文杰提出了云计算在数字档案馆应用中的四大优势:确保档案服务器的可靠运行,降低服务器的出错概率;降低相关的维护费用;扩展了信息资源共享范围;丰富的终端设备[7]。彭小芹、程结晶结合云计算的特点提出云计算在档案领域的应用优势,即可靠、安全的数据存储;方便、快捷的云服务;强大的计算能力;诸多技术的集合体;经济效益;个性化;以用户服务为中心[8]。祝庆轩、桑毓域、方昀提出了云档案馆模式的优点:有利于政务信息公开;有利于统一全国各地区档案工作标准;有利于节省软硬件投资;有利于减少对计算机人才的依赖[9]。
2.4 云计算应用面临的问题和对策。黄正鸿提出云计算技术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标准问题、版权纠纷问题、数据隐私问题、安全问题、软件许可证问题、网络传输、用户使用习惯问题等[10]。陈康明认为,云计算应用面临的首先就是信息安全问题;其次是执行的国际标准问题。对策是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制定安全监测环节和相关技术;制定监督和管理机制[11]。文杰认为,云计算应用面临的问题主要有资源的选择问题;协议和接口问题;数据安全问题。对策包括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制定相关政策规范云计算标准;提供基础建设的统一监控、管理和控制;加强安全检测[12]。
2.5 云计算在档案领域的应用设想
2.5.1 云计算在档案存储、共享与服务中的应用设想。田雷提出可以通过“基础设施即服务”整合档案行业的服务器、存储器等设备,部署“云计算”环境,向各级档案部门提供基础设施服务[13]。陶水龙提出了基于云存储技术的档案数字资源的云备份和多套多地的档案数字资源备份数据存放策略,建立了云备份系统架构及其运行机制[14]。吕元智提出了国家档案信息资源“云”共享服务模式,将分散的国家档案信息资源通过云服务平台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个档案信息资源服务“云”[15]。祝庆轩、桑毓域等提出档案馆馆际云服务,将档案馆电子文件信息置于云中心,用户可以利用云计算技术检索云档案馆“虚拟资源池”[16]。卞昭玲、李俐颍等提出通过云存储解决档案信息的存储、档案信息的收集问题,同时可以共享档案信息 [17]。
2.5.2 云计算在专门档案领域内的应用研究。廖玉玲提出了基于云计算的建设工程档案全过程监管模式的系统方案[18]。刘振鹏、卞昭玲等提出了基于云计算的区域电子健康档案服务系统[19]。邓岚提出运用云计算技术搭建国家综合减灾信息管理与服务系统,并分析了云计算技术在灾害档案信息管理中的应用优势和障碍[20]。
2.6 基于云计算的数字档案管理系统和平台构建。程春雨提出国家开放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利用系统应采用两级部署方式,分别部署在中央云中心和50个国家综合档案馆。中央云中心应用系统开发主要包括档案信息资源整合系统、平台管理系统、国家开放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利用门户网站;省节点应用系统开发主要包括省节点档案信息资源整合系统和基础工具包软件[21]。程结晶提出要构建统一的云存储平台,采用虚拟化技术,开发基于“元数据”访问的分布式数字档案数据访问接口,构建完整的云服务平台来实现数字档案资源的访问服务、请求认证服务、安全数据传输服务和快速资源搜索和资源发现服务[22]。郑光辉提出了基于云计算技术的数字档案利用系统设计方案,详细描述了基于云计算的档案信息资源整合系统、云平台管理系统及开放数字档案利用门户设计方案[23]。蔡学美提出云计算数字档案馆系统主要是由云计算数字档案管理应用程序、数字管理节点、计算机专用网络、安全防火墙、公用和私有的硬件设施等构成[24]。朱悦华、何丽萍等提出构建“云档案”资源共享系统,其系统理论模型由资源层、管理中间件层和服务层等三层构成[25]。
2.7 云计算应用的安全性。徐华、薛四新等提出云数字档案馆安全保障体系应包括防御系统、监控系统、容灾备份系统、应急响应系统和技术支撑系统,通过安全法规体系、安全组织体系、安全管理制度体系、安全人员培养和培训体系来保证[26]。崔海莉、张惠达提出将档案信息管理系统推入云的基础设施上,服务中断、数据失真、敏感信息泄露是可能遭遇的技术风险,组织策略、准入退出机制是可能遭遇的管理风险[27]。
3 问题与展望
3.1 问题。首先,研究内容重理论轻技术。当前对于云计算基础理论的研究较多,关于如何运用技术手段实现其具体应用的研究较少。78篇论文中只有5篇从技术角度阐释了云计算应用于档案领域的具体实现方式。应用设想相关论文仅仅止步于“设想”,对具体应用及如何实现其应用轻描淡写,缺乏技术因素。
其次,研究缺乏实践基础。相对于云技术在其他领域的快速实现,传说中的云档案馆、档案云尚未付诸实施,对于云技术的应用需求也没有实际调研,因此,大多数研究缺乏一定的实践基础。
3.2 展望
3.2.1 研究内容。首先,对云计算的应用研究应更多关注档案资源的共享与服务。云计算的精神内核在于资源的共享。在全新的云计算模式下,研究者应站在整个国家档案资源共享和利用的角度谋划“云”,探寻如何利用云计算技术更加科学地整合和共享全国档案信息资源,并向公众提供高效快捷的信息服务。其次,适当扩展研究内容,构成完整的研究体系,例如,云计算环境下传统的档案管理模式和管理策略是否发生变化?云计算在档案部门有效应用应具备哪些条件?“云”之间如何交互协同?云计算的行业标准研究等。最后,与国外相关研究相比,国内研究应更注重云计算在档案领域的实际应用与技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