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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全球化 文化全球化 特征 应对措施
一、“全球化”、认识“全球化”的几种视角及现状
一般所说的“全球化”这个词语是由英文单词globalization翻译而来,其词源可追溯到global(全球的、全世界的)一词。这个词虽然产生比较早,但被普遍使用并在世界范围内有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从而引发热烈的理论探讨却是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开始的。
由于立场角度不同,世界各国的学者对全球化的认识和理解颇有差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全球化不过是现代性从西方社会向世界的扩展;从信息通信、全球意识的角度思考,全球化则是信息克服空间障碍在全世界的自由传递。
著名学者斯克莱尔建立了全球体系模式的理论并提出“跨国实践”的概念。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及其相互作用,共同形成了全球体系。全球体系模式理论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等方面均有所突破。
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最主要特征。全球化首先是经济的一体化,同时经济全球化必将带来文化的多元化,而文化的多元化是以文化的个性为前提的。各民族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相互促进相互交往的同时,既有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吸引和融合,又不可避免地产生相互碰撞和冲突。因此,在国际政治社会多极化的同时,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也是多元又互补的。
全球化进程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但同时也有相反的声音存在。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反全球化”的运动。有些学者认为“全球化”是“西方化”,是西方制度、发展模式的全球扩张,更是文化―意识形态的全球扩张。显然,是否会被“西方化”,是“全球化”给人们提出的新课题。
全球化最终会影响到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的交往,进而影响到各个民族文化的发展。总之,从当今实际的全球化实践进程来看,多元化依然是现阶段全球化的主流。
二、文化全球化
学术界一般认为文化的全球化过程始于资本主义产生阶段,其实质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殖民化过程。对于文化全球化存在两种相反的观点:全面排斥和欢迎。前者主张对文化全球化应当全面排斥,从而阻拒资本主义文化的殖民略,而后者则对文化全球化持欢迎态度,认为这是彻底“改造”传统文化、融入“世界潮流”甚至全盘西化的大好时机。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有所偏颇。文化的全球化既是全球文化自身发展的结果,同时又具有独特的性质和特殊的内容。全球文化的发展与演变,大体上经历了文化殖民主义、文化全球化两个阶段。
文化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侵略性和扩张性在文化上的表现。由文化殖民主义到文化帝国主义经历了一个过程。文化全球化是全球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它具有与前一阶段完全不同的特征:文化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突出了不同文明和文化的异质性;文化全球化在总体上充满不确定性、不甚明晰,具有后现代文化特征;文化全球化运动所依据的文化观念是文化相对主义。
可见,文化全球化是全球文化结构的转换和重建,它给予我们的是一种全新的文化经验和价值依托,并将深刻地作用于人们,形成新的文化心理。但是,文化全球化仍然是一个正在生成而尚未完成的文化形态,它缺乏一套完整成熟的文化理念,缺乏一套具有建设性的、积极的全球文化互动规范。
因此,我们应当打消对文化全球化的种种疑虑,制定正确的文化发展战略,积极参与文化全球化过程。我们要与世界不同文化主体一起,积极建立全球文化新体系,推进文化的全球化过程。而建立全球文化新体系的关键就在于确立文化进步主义的新的文化观念。
文化进步主义强调文化同质性和异质性的统一、文化发展的创造性,也强调文化发展的全面性、总体性。文化同质化与异质化之间的关系是当今文化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文化进化主义认为,任何一个特定的文化形态都是由其内部各层面诸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文化各层面之间保持着一种结构和功能上的相互匹配关系,共同构成特定文化形态的整体特征。文化进步主义能够通过对文化深层意义的思考和文化现实状况的考察,凸显人类普遍、永恒的价值,从而承担起为文化全球化构造文化发展理念的任务。同时文化进步主义坚持一种社会发展的全面的衡量尺度。
文化全球化运动所应指向的文化理念是世界文化。世界文化形成了一套建设性的、积极的全球文化互动规范,是全球文化的有序状态;同时,它并不抹煞各地域、各民族文化的个性,但是它要求每一种文化对其他文化保持一种开放态度。
正确的态度应是客观看待这种文化互动的历史过程,顺应全球文化交流发展的历史潮流,以民族文化为本位,确立民族文化的发展意识,积极参与全球化文化交往,吸纳世界进步文明,丰富本民族文化,促进民族文化走向世界。
总之,面对现阶段全球化仍是多元化为主流的世界现实状况,我们应该在维护全球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尊重多元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自主发展,保持彼此间的合作,争取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为别的主体的发展提供价值对象,共同参与和促进文化全球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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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吉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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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地址：吉林省长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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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时间：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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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樱花是一类著名的观赏花木,在世界园林中应用广泛。中国拥有十分丰富的樱花资源,而国人对此缺乏了解和深入研究,对樱花文化的探讨尤显缺乏。本文通过对中国樱花资源的介绍,中日两国对樱花文化的比较分析,总结出中日两国对樱花的文化价值存在不同的观点。日本把樱花奉为国花,把骤开骤落的樱花与英勇武士的人生观相联系,民间的青年男女也认为事物该在它最灿烂的时候凋亡;而中国自古偏爱那些寓意长寿、富贵、吉祥如意的花,自然不能认同日本人那种不珍惜生命的价值观。中国人对樱花的态度是抱着纯粹的欣赏自然界美丽事物的情感,而赋予樱花的文化内涵则相对较少。
樱花是一类著名的观赏花木,隶属于蔷薇科(Rosaceae)李亚科(Prunoidea)樱属(Cerasus),在世界园林中应用广泛。中国拥有十分丰富的樱花资源,而国人对此缺乏基本的了解,对樱花文化的探讨尤显缺乏。甚至有人认为樱花只有日本才有,将其与日本的某些特征联系起来,将其赋予了樱花本身不该有的特性。我国是樱花的主要分布区,野生观赏樱花约50余种,其中很多具有极大的观赏价值,如迎春樱C.discoidea、钟花樱C.cerasoides var.campanulata、浙闽樱C.schneideriana、尾叶樱C.dielsiana、高盆樱C.cerasoides、山樱C.serrulata、野生早樱C.subhirtella var.ascendens等等[1、2,3,7],其中部分已在园林中得到运用,而我国对樱花的栽培历史也可追溯至秦汉时期。因此,我们一方面需要对樱花资源的开发利用进行大力研究,同时,广泛深入了解和分析樱花的文化价值,才能让我国丰富的樱花资源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1 樱花的栽培起源与传播
1.1 樱花在中国古代的纪录
樱花原产中国。据文献资料考证,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樱花已在我国宫苑内栽培。
南宋时期,王僧达(423-458)有诗曰:初樱动时艳,擅藻灼辉芳,缃叶未开蕾,红花已发光。由诗可知,此樱是一株先花后叶的红色早花品种,幼叶浅黄色而花艳丽。我国特产钟花樱即为红色钟形花,诗中所指与之相符[4,10]。
唐朝时樱花已普遍出现在私家庭院。白居易诗云:“亦知官舍非吾宅,且掘山樱满院栽,上佐近来多五考,少应四度见花开。”诗中清楚的说明诗人从山野掘回野生的山樱花植于庭院观赏。
唐,孟诜所著本草纲目,对樱的定义为:“此乃樱非桃也,虽非桃类,以其形肖桃,故曰樱桃”。对山樱的释名为:“此樱桃俗名李桃,前樱桃名樱非桃也”。
宋代成都郡丞何耕对垂枝早樱的主要特征描述得非常真实,为后人留下宝贵的证据。他的《苦樱赋》中:“余承乏成都郡丞,官居舫斋之东,有樱树焉:本大实小,其熟猥多鲜红可爱。其苦不可食,虽鸟雀亦弃之”。这里他描述本实大小,而果苦不可食者决不是樱桃而必定是观赏樱花无疑,因为明代李时珍著《本草纲目》中说:“本小实大,甘甜,味美可食”乃樱桃也。又根据他所说“达条扶疏而下”之句,则可断定这分明是一株垂枝早樱[4,10,12]。
清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记载:“冬海棠,生云南山中......冬初开红花,瓣长而圆,中有一缺,繁蕊中突出绿心一缕,与海棠、樱桃诸花皆不相类。春结红实长圆,大小如指,恒酸不可食。”这冬海棠即冬樱花,现在云南南部石屏、建水、元江等地还有很多,当地人至今仍称之为“冬海棠”。从多种文献材料中可知,我国古时已确有钟花樱、垂枝樱、冬海棠、山樱等多种樱花引种栽培[15,16]。
1.2 樱花在日本的传播和扩大
日本栽种樱花才千余年历史,而且是从中国引进梅花时夹杂在梅花之中偶然东渡到日本的,后来被日本发扬光大。
日本当初观赏的是梅花,据说是遣唐使带回来的,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在平安时代被贵族们赏得如醉如痴。日前根津美术馆展览“天神美术”,其中有几幅室町时代的挂轴,被画作“渡唐”模样的神菅原道真,手里总是拿了一枝梅。
《樱大鉴》说,日本樱花最早是从中国的喜马拉雅山脉传过去的。樱花的传播像所有生物一样呈放射性传播。《樱大鉴》还说,喜马拉雅的樱花传往日本后,在精心培育下,在日本不断增加品种,成为一个丰富的樱家族[11,12]。
在奈良时代(710—794年),说到花,就是指梅花,当贵族的审美意识由清雅转向华丽,很有些女气时,淡妆的梅逐渐让位给浓抹的樱。在712年撰成的日本史书《古事记》中,记载了日本古代流传的许多神话故事,其中有一则描写一位明朗、美丽的姑娘,名叫木花开耶姬。木花就是指的樱花,开耶的字音也是樱花。木花开耶姬这种樱花自古以来就生长在富士山、箱根和伊豆半岛一带,人们叫它富士樱,至今这个名字没有改变。
7世纪,持统天皇特别喜爱樱花,多次到奈良的吉野山观赏樱花。
812年,喜爱樱花的嵯峨天皇开宴赏樱,形成宫廷传统,以至于今。另外,据说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次赏樱大会是9世纪嵯峨天皇主持举行的。其子仁明天皇更将紫宸殿南阶下的“右橘左梅”改种成“左樱”,于是,典礼行事之际,左近卫府的羽林军便排列在山樱之下。从此,寺庙神社,贵族间盛行在樱花下举行庆会。到了平安时代(794--1192年),樱花已成为主角,咏樱花的歌比咏梅花的歌要多出5倍,赏樱活动也开始盛行。
当初,赏樱只是在权贵间开展,到江户时代(1603—1867年)才普及到平民百姓中,形成传统的民间风俗。成为日本国花后,它更受关爱,培养出了观赏性更强的丰富品种群。
奈良和京都时代,观赏樱花的活动有花节、花会、花宴、花舞等,京都还有夜间观樱的习俗。而且,对樱花的观赏,并不是将眼贴近,一个个仔细观赏花形花瓣的具体形态美,而是稍稍离开一段距离,来欣赏它那充斥空间的如云如雾的整体美。
直至今日,樱花在日本人的生活中至关重要,逐步成为一种传统的民间风俗,每当樱花开放时,就是举国欢庆,全民赏樱之时。日本政府把每年的3月15日至4月15日定为樱花节。每到樱花时节,日本便是举国欢腾,电视、广播、报纸各大媒体纷纷报道樱花开放的消息。日本气象厅及各种网络都有专门的樱花预报,樱花也带来大量的商机,各家商店和便利店内的快餐用具、时令小吃、酒类和樱花纪念品也要成几倍的备货,以应付樱花季节几百万人赏樱花所带来的消费。旅行社也届时会推出观赏樱花的旅游专线。日本政府每年都在八重樱盛开的东京新宿公园举办观樱会,招待外国使节、社会名流。在全国各地也有各式各样的观樱活动。清代诗人黄遵宪在日本所作的《樱花歌》:“墨江泼绿水微波,万花掩映江之沱。倾城看花奈花何,人人同唱樱花歌。……花光照海影如潮,游侠聚作萃渊薮。……十日之游举国狂,岁岁欢虞朝复暮。”写尽了日本人春天看樱花的举国若狂的胜况[9,10]。
日本学者也对樱花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共培育出300多个各类樱花品种[5],最多的当然要数日本樱花Cerasus yedoensis了,盛开时气势如虹,其次是山樱C.serullata,其下有数量最多应用最广的品种群,奈良吉野山就是观赏山樱胜地。
1.3 日本的樱花艺术
除了赏花之外,樱花在日本人民生活中处处留下了艺术的印迹。常以樱花作图案,制作各种精美的手工艺品、茶具、用具、陶瓷器,以樱花为题材绘制许多优美动人的图画、雕刻等,很多已成为国宝,收藏在国家博物馆里。至于描绘樱花品种的画谱,更是不知其数,著名的有:《樱谱》、《怡颜斋樱谱》、《樱花贴》、《樱花图谱》、《樱大鉴》等等,搜集了许许多多优秀的樱花品种,五颜六色,千姿百态,十分美丽,观赏起来,不忍释卷。樱花何时成为画家的题材,已无法考证。从日本现存的文献记载看,最早的是公元891年,日本宇多天皇宽平三年,阳成母后五十寿辰时,贞保亲王献上三尺屏风一块,上面画有坐在樱花树下的赏花人。自此以后,以樱花为题材的画逐渐多了起来,成了大和画的重要部分。一般的画法是把各种各样景色的樱花各种各样的人物结合起来。到了现代绘画中以樱花为题材的就更多了,如日本著名画家川合玉堂的《春图》,描绘的是山峡中的流溪,春雨戏弄着散落的樱花的美丽景色。日本著名的画家横山大观的《夜樱》,描绘的是一团团篝火映照的樱花,十分美丽,壮观。
陶瓷器上的图案,以樱花为题材的也很多。如《色绘吉野山图茶壶》,描绘了吉野山上漫山遍野的樱花景色。重峦叠嶂的吉野山上盛开着望不到尽头的樱花。日本江户时代瓷器技术达到高峰的锅岛烧,以雪白的瓷衬底配着鲜艳的边线,烘托出鲜红欲滴的樱花,晶莹有光,分外动人。伊万里的《彩绘元禄美人图大皿》,画有樱花和元禄式的美女,反映了江户时期的时代面貌,精美地刻画出一般市民的绚丽多姿。日本人民喜爱以樱花为题材的艺术品,樱花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和艺术鉴赏中不可缺少的东西[12,13]。
2 中日樱花文化的内涵
2.1 日本樱花文化
樱花对日本民族的文化、思想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影响,日本的文学、诗歌、散文往往把樱花作为描写、歌咏的重要对象。如日本著名的古典小说《源氏物语》和最古老的诗歌集《万叶集》中,都有赞美樱花的故事和诗句。像这样的诗句至今仍脍炙人口:“志贺都城,已成废墟。旧日宫殿,付之一炬。昔日山樱,依然如故,,峰峦叠翠,五彩缤纷。”
《万叶集》是现存最古老的和歌集,相当于我国的《诗经》,所收咏梅和歌一百一十八首,咏樱四十四首,《万叶集》里的:ばな时は过ぎねど见る人の恋の盛りと今し散るらむ。这首和歌的大意是说,樱花虽还不是落花时节,偏却想到最眷恋观花的人,而现在它就要凋谢(离散)吧。
另外,在净琉璃和歌舞伎中,有很多场面都是在樱花怒放的背景下,年轻男女匆匆死去的。妹背山妇女庭训中的山一段就是其典型:以吉野川为界,住在大和国的妹山里的雏鸟和住在纪伊国的背山里的久我之助清船为了爱情和义理,女的被母亲杀死,男的自杀殉情。此外,还有很多情况下鬼怪精灵乱跳乱舞的布景,也是由盛开的樱花构成的,京鹿子娘道成寺是其一例。另外义经千本的道路上,变成藤忠信模样的狐精也在乱舞。樱花的美非同寻常,它会使人的心灵荡游到世俗世界的另一端,借用古人的话就是あくがらす。あくがらす:あこがれるようにする。心を浮かれさせる。汉语意思为“憧憬”、“向往”。樱花的美隐含着狂与怪与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4,11,12,13]。
史书上初见“樱”字,是七二年编纂的《日本书记》。书中说天皇泛舟行乐,忽有一瓣樱花飘落在酒杯里,可见,樱花一开始就是散落的形象。
到了武士主持历史的时候,人生无常,樱花的短暂与飘零正好拿来写照他们的人生观。十七世纪后半,赏花蔚然成风,“或歌樱边,或宴松下,张幔幕,铺筵毡,老少相杂,良贱相混。有僧有女,呼朋引类,朝午晚间,如堵如市。”樱花观赏庶民化,渐成年中行事。
1748年,“人中武士花中樱”的台词出现在演义家将为主公复仇的歌舞伎戏剧里,樱花历来的女性形象为之一变。其后,力主驱逐儒佛、恢复古道的国学家本居宣长自称“樱奴”,写下一首和歌:“人问敷岛大和心,朝漫山樱花。”(敷岛,指日本)樱花从此跟大和心、大和魂挂上钩。
幕府时代末晚,尊王攘夷的志士们风流倜傥,更加张扬樱花暴开暴落之美。明治年间,天军齐唱大和樱,樱花终至变成军国之花、靖国之花,三千宠爱集一身。和桃花一样,在日本文化中占有特别地位的樱花,也拥有一个规模可观的词汇群,如樱雨、樱乌贼、樱煎、樱鱼、樱衣、樱酒、樱前线、樱吹雪、樱鲷、樱月、樱干、樱鳟、樱蒸、樱饼、樱山、樱汤、樱肉、樱麻……作为一个词汇群,其发达程度和桃花相比,可以用“分庭抗礼”、“平分秋色”、“相映成辉”来形容[12,13]。
(春歌下·七十一):樱花飘落尽,造化竟全功,一切人间事,临头总是空。——杨烈译这首和歌时明确无误地把“毫无眷恋地一气飘落散净”的樱花视为人世间最高美德的象征。
2.2 中国樱花文化
中国古典诗文中花的入诗入文屡见不鲜,而且很多都脍炙人口,但关于樱花的诗文并不多见。
西汉辞赋大家杨雄的《蜀都赋》(公元前58年-公元后18年)中有“被以樱、梅,树以木兰”记载,此处樱并无确指。南朝宋时,王僧达(公元423年-458年)有诗:“初樱动时艳,擅藻的辉芳,缃叶未开蕾,红花已发光”,此诗毫无伤感之意,而表达的是一种在艳丽春光下的喜悦心情。唐白居易见了白色樱花触物生情,联想到自己的满头白发,便唱出“樱花昨夜开如雪”的诗句。又有诗“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枝便当游”。虽不积极,但更多表达的是一种欣赏自然的悠闲态度。
唐代李商隐(公元812年-858年)写下:“何处哀筝随急管,樱花永苍垂扬岸。樱花烂漫几多时？柳绿桃红两未知。劝君莫问芳菲节,故园风雨正凄其。”也仅是体现了他一贯缠绵的诗风。倒是近代才女苏曼殊,写过多首樱花诗,其中不乏伤感、凄切之作:“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十日樱花作意开,绕花岂惜日千回？昨来风雨偏相厄,谁向人天诉此哀？忍见胡沙埋艳骨,休将清泪滴深杯。多情漫向他年忆,一寸春心早巳灰。”(樱花落)。
郑孝胥等人游北京玉渊潭后写成系列诗作《樱花雅集》,但出色的寥寥,也无深意;倒是少有诗作的总理也对樱花十分喜爱,在1914年日本留学时写下春日偶成(二首):
其一
极目青郊外,
樱花红陌上,
烟霾布正浓。
柳叶绿池边。
其二
中原方逐鹿,
燕子声声里,
博浪踵相踪。
相思又一年。
由此可见,中国文人对樱花的情感远不像日本人那般疯狂,多是娓娓道出樱花爆开时的绚丽之美,并无太多特殊情感的倾注。
2.3 中日樱花文化之比较
2.3.1 日本樱花文化的特点
日本人如此喜爱樱花,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一是符合日本人的审美意识。樱花匆匆开放,又匆匆凋谢,古代日本人常将之与英勇武士的人生观相联系。二是体现了日本人的集体意识。一朵樱花微不足道,满树樱花就蔚为壮观。三则暗合农时令节。自古以来,日本人认为樱花开放时播种稻子能保证丰收,因为樱花盛开时平均气温达到12度左右,水温升高,不必担心冷空气的袭击。也就是说,樱花开放时节是水稻种植的开始,所以日本人民才这样酷爱樱花[6]。
樱花的生命很短暂。在日本有一民谚说:“樱花7日”,就是一朵樱花从开放到凋谢大约为7天,整棵樱树从开花到全谢大约16天左右,形成樱花边开边落的特点,也正是这一特点才使樱花有这么大的魅力。日本人钟爱樱花凋谢时的情景,认为那凋谢时的庄丽、绚烂、悲惋、哀凉,比起它开放时的美丽,更能激起他们的情绪。樱花被尊为国花,不仅是因为它的妩媚娇艳,更重要的是它经历短暂的灿烂后随即凋谢的壮烈,使得被日本皇室选中镶嵌在国徽上的失去了光泽。
“欲问大和魂,朝阳底下看山樱”。日本人认为人生短暂,活着就要像樱花一样灿烂,即使死,也该果断离去。樱花凋落时,不污不染,很干脆,则被尊为日本精神[1]。
2.3.2 中国的樱花文化价值
中国人与日本人喜爱樱花的情结,是大不相同的。中国人崇尚喜气洋洋、长寿、富贵,喜欢争奇斗艳,繁花似锦,有“花潮”之赞誉。所以中国偏爱牡丹,因为其花大色艳,寓意富贵吉祥,对樱花则是单欣赏其开花时的绚丽之美,没有赋予它特定的文化价值;而且中国是世界园林之母,花卉资源非常丰富,兰、菊、梅、竹等都被赋予了特定的文化价值,对花朵小花期又短的樱花的关注就少了许多,所以中国的樱花的文化价值还有待形成和发展。
3 小结
对于樱花的文化价值,中日两国存在不同的观点。日本把樱花奉为国花,把骤开骤落的樱花与英勇武士的人生观相联系,现在也还有一些日本青年男女认为事物该在它最灿烂的时候凋亡;而中国自古,崇尚喜气洋洋、长寿、富贵,自然不能认同日本人那种不珍惜生命的价值观。中国人多喜欢争奇斗艳,繁花似锦的“花潮”之赞誉,所以中国偏爱牡丹,因为其花大,寓意富贵吉祥,对樱花则是单欣赏其开花时的绚丽之美,没有赋予它特定的文化价值。自然界的存在自有其道理,樱花的花期匆匆一周,但我们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延长花期以提高它的观赏价值,提高它的观赏价值。
可能樱花就有着一种“若要开放就得如此不顾一切地拼命怒放”的本能,这与梅花那种“后先不与时花竞,自吐雪中一段香”的清逸幽雅的本性,本质是一样的。人的一生,辉煌也好,平淡也罢,只要不辜负生命,珍惜当下,都是有价值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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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观和 陈世荣 胡光辉 潘湛昌 肖楚民 田新龙 曾海霞 罗小虎 单位：广东工业大学轻工化工学院
活化浆料的分子结构为聚氨酯树脂和活化浆料的红外光谱，在聚氨酯树脂的曲线中:3547．0～3500．0cm－1峰为N－H伸缩振动;3100．0～3000．0cm－1为芳环上C－H的伸缩振动;2884．5cm－1为C－H的伸缩振动;1731．6cm－1处宽的强吸收峰是酯和氨基甲酸酯基2种C=O吸收相重叠的结果;1602．8～1573．7cm－1中强吸收峰为苯环C=C骨架振动;1262．0～1113．5cm－1对应聚酯中的C－O弯曲振动;728．6cm－1为芳环上C－H的弯曲振动［8，9］。在活化浆料的曲线中:N－H的伸缩振动几乎消失;C=O吸收峰红移到1716．6cm－1，强度进一步增强;聚酯中的C－O弯曲振动红移到1250．2～1110．9cm－1，由2个分离不太好的肩峰转变为明显的强吸收峰。由此可以推测:聚氨酯树脂－NHCOO－基团中的N，O分别与Ag+发生了配位作用，N与Ag成键，N－H的电子云移向N－Ag，从而削弱了N－H键的强度，故N－H伸缩振动显著削弱;O－Ag形成配位键后，C=O和C－O上的电子云移向Ag，故C=O和C－O的吸收峰红移，吸收强度增大。此外，Ag+还能和巯基树脂、改性壳聚糖等发生配位作用［10～13］。
化学镀铜过程试样表面形貌及性能表面形貌在PET基材上涂覆活化浆料形成电路图案，90℃烘干后化学镀铜，金属化过程的电路图案。化学镀铜前电路图案呈透明状，活化浆料厚1．0～1．2μm，此时的电阻为1．5MΩ(测试点为图案中四角的任意两角);化学镀铜30s后，原透明图案转变成灰色，并有稀少分散的铜粒出现;化学镀铜60s后，出现铜粒的位置增多，但仍呈离散状态;化学镀铜90s时出现明显的铜层，由离散铜粒相互连接而成，此时电阻大幅减小，为3000．0Ω;化学镀铜300s后铜层均匀、连续、较薄，其电阻为500．0Ω;化学镀铜900s后得到均匀较亮的铜层，电阻为20．0Ω;化学镀铜1800s后铜层均匀暗红，电阻为5．5Ω。可见，随化学镀铜时间延长，图案导电性变好。化学镀铜过程中试样表面的元素分布及形貌。化学镀铜前，活化浆料表面的银分布均匀(图略)。化学镀铜30s，试样表面存在颜色较亮的金属颗粒(图略)，银在表面颜色较亮区域分布的密度大(图略)，表明较亮区的金属颗粒主要是银原子。化学镀30s时树脂表面已经有较均匀分布的铜沉积(图略)。活化浆料在非导体表面高度分散，所以初始沉积为细微晶粒结构，以弥散、不连续的形核中心在表面分布。接触化学镀铜液后，既发生了活化浆料的迁移，也发生了晶体的聚结［14，15］，因而元素分布图上铜分布均匀(图略)，但在表面形貌图上出现了团聚颗粒(图略)。化学镀铜60s时，出现了三维生长的聚结体(图略);至90s时聚结体之间发生了连接(见图3f);当化学镀铜时间延至300s时，镀层表面仍然存在弥散的三维生长中心(图略3g)，同时存在着聚结后的大颗粒(图略)。上述现象表明，结晶生长形核由同时进行的3个过程组成，即弥散的三维生长中心的形成、三维中心的生长、三维中心的连接聚合。性能测试化学镀铜前涂覆的活化浆料与PET基体的结合力，拉扯后3M胶带表面无脱落的浆料。同样，测试化学镀1800s后铜层与PET基体的结合力，拉扯后3M胶带表面无脱落的铜粒，符合GB5270－85对镀层结合力的要求。化学镀300，600，900，1200，1500，1800s所得铜层的厚度及方阻见。结果表明:随着化学镀的进行，铜层厚度不断增加，方阻不断减小，最终得到的电路图案导电性良好。化学镀铜过程的电化学探讨化学镀是在混合电位控制下的电化学过程。可通过化学镀过程的混合电位-时间曲线研究金属的催化活性［18～20］，以判断化学镀能否进行［20］。
为活化浆料中银含量(用硝酸银使用浓度表征)对化学镀铜催化活性的影响，可以发现:当活化浆料中银含量低于0．001时，不能引发化学镀铜过程;当银含量大于0．005时，能够引发化学镀铜过程，引发时间可由电位突变进行判断，从开始记时起到曲线达到电位突变这段时间为诱发时间［21］;银含量由0．005增大至0．180时，引发化学镀铜的时间从383s逐渐递减至79s，表明银含量越大，达到所需活性中心覆盖率的时间就越短，即诱发时间越短，催化活性越高;银含量为0．090，0．120，0．150，0．180时的诱发时间比较接近，结合使用成本考虑，以银含量为0．090进行研究;图中除银含量为0和0．001的2条曲线外，其他曲线均有2个电位平台，第1个在一定时间内随银含量增大有不同程度的倾斜，倾斜幅度随银含量增大而增大，这是一个缓慢的化学镀铜反应，生成了铜活性中心，当活性中心在基体表面的覆盖率达到一定程度［22］，电位会出现突变，从而跃迁到第2个电位平台，电位的突跃表明浆料表面化学镀铜过程正式引发，化学镀铜反应得以快速进行。银含量少于0．001时，化学镀铜反应的ΔE=0，无镀层。银含量≥0．005能有效催化沉铜，得到均匀的铜层，其ΔE约为－0．4517V。由Kondo的吸附模型可知［23］:由于活化浆料为绝缘体，刚接触镀液时电位为电极稳定电位，电极表面存在配位平衡Cu2++L2－=CuL，K=［CuL］/(［Cu2+］［L2－］)，［Cu2+］=［CuL］/(［L2－］K)，而K很大，再加上pH值约为12．0～12．5，Cu2+与OH－发生副反应，故电极表面集中少量的Cu2+和大量L2－，OH－，电极电位为负;反应开始进行，甲醛开始被氧化，大量的Cu2+被还原，故电极表面的Cu2+几乎都被还原，而本体溶液中的Cu2+来不及补充，此时电极表面集中了微量Cu2+和大量带负电的配位离子［24～26］，电位突变。当t＞诱发时间时，电位继续负移，随着反应的进行电极表面不断生成新的铜活性中心，并连续发生铜沉积过程［25］，混合电位逐渐趋于稳定。(1)聚氨酯树脂主链－NHCOO－基团中，N和O与硝酸银中Ag+形成配位键，构成了含银活化浆料。银在浆料表面均匀分布，有利于催化化学镀铜过程。(2)活化浆料接触化学镀铜液，先得到离散均匀的铜颗粒，随化学镀时间延长最终得到均匀致密的铜层。(3)活化浆料上化学镀铜得到的电路图案具有良好的结合力和导电性，该工艺可作为一种全印制电子技术来推广应用。(4)活化浆料对化学镀铜过程的催化:开始阶段先缓慢生成铜活性中心，其在基体表面覆盖到一定程度后，浆料表面的化学镀铜反应得以快速进行，随银含量的增大，达到所需活性中心覆盖率的时间越短，催化活性越高。
翻译研究经历了漫长的以感悟经验为主的语文学时期之后，以专注语言层面机械对等的唯科学主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风靡一时，从70年代至今，经过理性回归最终将视线转移到翻译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外部因素对翻译过程和结果的不容忽视的作用与影响，翻译研究从此得以“文化转向”进入了文化学时期，其代表人物美国学者安德烈·勒弗维尔认为翻译研究的着眼点不能只停留在探究两种文本在语言形式上对不对等的问题，同时还要关注与翻译活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种种文化问题上去，如为什么翻译外国文本，为什么选择某个文本，谁选择的，译者自己、委托人，有没有别的因素，译文读者什么反应又怎么去根据读者反应去调整，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有没有按当时社会、文学和意识形态去考量等等［1］242。而翻译的跨文化性决定了以语言文化为载体的翻译研究必然将学术的视角对准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产生的各种行为和现象，其中既有对翻译内部的微观研究，如语言技术层面以及文体翻译的总结，又有对外部因素的宏观关注，可以概括为三种:“目的语文化中的各种规范对翻译活动和翻译结果的影响;翻译作品对目的语文化产生的影响;原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在地位上的差异对翻译活动和翻译结果的影响。”［2］而外部因素的作用与影响常常是跨文化翻译研究的关注重点，所以这也是本文对两个译本进行跨文化比较的理论依据和主要探讨内容。
二、《西游记》两个英译本的跨文化比较
截至目前，《西游记》有两个最全的译本。第一个将这项浩大的文字工程完成的是美籍华人、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和美国神学院教授余国藩(An-thony)。全译本历时14年，共分四卷，译名为TheJourneytotheWest，于1977年至1982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并同时在英国伦敦推出。而紧随其后英国汉学家詹纳尔(W．J．F．Jenner)的第二个全译本(JourneytotheWest)也接着问世，于1983至1984年由我国的外文出版社出版，首版共分三册，再版时又分为四册本和六册本。两个全译本的连续问世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文化盛事，受到了当时的文学界、文化界、翻译界乃至宗教界等多个领域的广泛关注，在英语读者中也得到了积极反响。
(一)两个译本的成书背景
在两个全译本成书之前，《西游记》英语译介都是以节译本、缩译本或选译本的形式出现的。“假如要详细研究两种文化对翻译作品做成的引力，我们当然不能撇开其时代背景及译者的文化取向，也就是说要同时顾及宏观的文化氛围和微观的个人背景。”［3］11全译本推出的时候，中国已经实施改革开放，对外经济的开放也意味着文化的开放，以及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魅力的迫切愿望。查明建、谢天振在回顾中国20世纪文学翻译史时总结说:“从1977—1979年，无论是重版旧译还是新译作品，大都是世界古典名著和被认为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近现代作品。翻译出版社选题基本上还是以五六十年代的翻译选择规范为标准。”［4］“文学翻译必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由主管机关和各方面统一拟定计划，有方法、有步骤地来进行。”［5］508这就是当时的规范标准。詹纳尔版的全译本是在1977年前后开始启动的，无疑为成书的历史背景做出了最令人信服的背景注脚。他于1962年从牛津大学中文学习结束以后就来到中国，连续三年(1963—1965)在外文出版社做翻译工作。后的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又以外国专家的身份为国家外文局从事翻译服务。接受《西游记》翻译任务之前，他在本国内已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动画片《大闹天宫》的电影脚本翻译为HavocinHeaven:AdventuresofTheMonkeyKing。后来他在《西游记》翻译后记中说道:亚瑟·韦利的译本《猴》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缩译本，激发了他对《西游记》与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由此可见，詹译本的出现是历史的需要、文化交流的诉求、政府的委托与个人兴趣的共同结果。再来看余国藩的全译本。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就是英国本土人士的翻译作品在中国出版，而华人的翻译作品在海外出版，这种现象恰恰说明全世界当时对中国是怎样的一个关注度。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版社来说，把住时代的脉搏是保障其商业利益的必要手段，所以在这个时候出版《西游记》全译本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从余译本的成书过程来看，出版社或其他机构并没有事先委托，成就余国藩的全译本的先决条件是他在香港长大的背景赋予他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与传统文化的修养，在美国求学教书的经历成就了他在西方语言文化方面的深刻造诣，而最根本最直接的诱因是他从小就爱读《西游记》，当看到亚瑟·韦利的缩译本“对语言根本性的改写和大量省略字句、片段和段落”［6］18，感到十分不满与痛心，并公开提出了批评与质疑。另外，余国藩在译文的序言中说《西游记》是最受欢迎的中国小说之一，而且东西方学者也对其作了大量的研究，也出现诸多不同的译本，但是译者都是西方人没有一个中国人，“除了1959年的一个俄文全译本之外，还没有一个全译本适时地介绍给西方读者”［7］40。由此看来，余国藩的全译行为也是时代的文化需求，但更主要的是一种个人选择，而这种个人行为是基于他作为海外炎黄子孙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历史责任感和文化自觉。
(二)译者翻译策略的比较
语言的相似性成就了翻译的可能性，而语言文化的差异性导致了翻译的必要性。文化专有项是翻译中的主要问题，因此，选择哪种翻译策略来有效传达原文中文化信息是每一个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也直接关系到翻译的结果，“翻译已被越来越明确地视为一个决策的过程”［8］。《西游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且不说儒道释三种宗教文化的综合呈现，单是形形的各种制度文化、哲学神话、物质用具、风俗人情、习语方言、诗词歌赋等等，汇聚一处就足以显示该书翻译的难度与高度了。两位译者在译文中皆显露出了高超的文化信息转换能力，而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也表现出不同特点与倾向。出于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的美好愿望，余国藩在照顾到一定程度的可读性基础上，翻译策略的选择总体是倾向于著名翻译学研究专家、美籍意大利人劳伦斯·韦努蒂的异化策略的。他认为，随着时间的迁移、交流的加深、知识的增加，许多不可译的内容会变得可译，那种只看重可读性而舍弃原文中大量的文化信息的做法是文化上的简约主义，是“不可饶恕的归化罪孽”［6］18，所以他在译文中对文化内容大多采取忠实直译加注释的具体措施来拆除文化障碍，“每页差不多都有半页的篇幅作注解”［6］18，就连“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来历也解释的清清楚楚。另外，为了加强读者对原书的了解，他在译文的前言中叙写了篇幅达62页的导读内容，涉及到原文本的成书过程、作者生平、人物介绍以及研究现状等等;又在每一卷的附录中都标出注释的参考出处，横跨经史子集和一些学者的相关著作，足见其良苦用心和深厚的古典文化功底。而这样一来，评、译、注的结合就为余的全译本添上了一层浓厚的学术色彩与人文关怀。詹纳尔的全译本是中国开放之初在政府部门委托下进行的，当时的初衷主要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外推出一些有进步意义的名著作品，在传播文化的同时，作品的可读性还是要放在首位的，再加上詹纳尔的母语文化背景对英语读者阅读期待的了解，就使得他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呈现异化与归化并重、可读性与忠实性并存的特点，而不是过多地在学术性效果上下功夫。这可以从他的翻译后记中看出:“不管原文中的信息是什么，对我来说不是担心自己的翻译怎么样，而是只要能好好地享受作者的智慧、幽默、以及丰富无穷的观察力与创造力就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我在翻译中获得的这种乐趣如果我的读者也能感受到，那么我的努力就没有白费。”［9］2341-2343所以为了读者阅读的流畅性与愉悦性，詹纳尔也没有像余国藩那样做出那么多的注释，虽说他在附录中也提供了一些原书有关的研究著作书目，可这不过是出版作品的一种常规做法，一是表明作者的严肃创作态度，再者也是为感兴趣的有心读者进一步延伸阅读提供帮助。
(三)译本读者接受的比较
“译入语读者对译文的接受，在我们判断一个译作的价值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6］22两个译本的先后问世，既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也受到了普通读者的广泛欢迎。在余译本的第一二两卷出版之后，1980年，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弗雷德里克·威克曼(FredericWakeman)就在5月29日的《纽约书评》发文大力赞扬:“余用一种既忠实于原文又可使英语读者理解的方法将精妙深奥的原文翻译出来。他甚至将其中难以处理的诗词也全数译出，借助这本真正意义上的全译本，那些熟悉亚瑟·韦利缩译版的读者终于能够领略到原小说的博大丰富，定会惊叹不已的。”［10］西游记研究专家、哥伦比业大学夏志清教授给予余本充分赞誉，认为是对英语世界文学的丰富和补充。普林斯顿大学普莱克斯·安德鲁教授(PlaksAndrew)认为詹的译本“没有学术机械感，非常具有可读性”［11］283。由于学术条件与区域范围的限制，笔者没有找到确切的西方读者对两译本的评价资料，但是借助互联网查到了美国最大的图书销售网站亚马逊网关于两译本当前的销售情况，并且看到了读者的评价。西方人的良好的学术习惯使得他们在网站上的评价往往不是三言两语而是以不少的篇幅严肃、客观地写下自己的想法。笔者认为这就是描述两译本在海外接受情况的最直接最鲜活的数据。从网站上提供的数据看，余译本的销售排行第53399名，远远超出比詹的译本的第224822名，这里要说明的是后者的译本是亚马逊的引进版，所以上架时间不同这里不作为比较依据。从译本的平均得分看，余版四星半略高于詹版的四星，但从写评价人数的活跃度看，余版27人远低于詹版的60人。购书的读者大多都给予两译本肯定的评价，其中一个叫Luke的读者在2006年5月20日留下了长达732字的关于这两个译本的评价ComparingTwoTranslationsofJour-neytotheWest。他在文中简单介绍了两译本的出版与译者的情况，然后评价说詹本语言地道易懂，注释不多可读性强，高中水平就可以阅读;余译本不如詹本地道但是更忠实，以至于到了slavish(奴隶)的地步，有些地方甚至不惜牺牲译文的可读性，不过余本更严肃、更有学术性。他最后总结说，两个译本翻译水平不相上下，难分高低都值得推荐，如果读者倾向于忠实性，余本是首选;如果读者倾向于语言地道故事流畅性，詹本是首选。由此看出，今日西方读者对待中国文学的态度已经“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不闻不问”［6］17改变为热情而又理性的接受，当然这既要归功于《西游记》自身非凡的艺术魅力，也要归功于两位译者的呕心沥血的付出。若从比较的角度来说，两个译本在学者中的认同度与读者中的受欢迎度确实是各有千秋、难分伯仲。
三、全球化语境下经典翻译的跨文化视野
校园文化对区域文化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创造力和凝聚力，校园文化通过不断地整合提炼，已经成为区域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克莱德•克拉克洪，美国人类学家曾经对文化作出过定义。他指出文化是存在于各种外显的和内蕴的模式当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与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其中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品的具体式样，具体样式由传统思想观念和价值组成的文化基本核心，最重要的是价值。”钦州学院作为广西北部湾沿海唯一一所独立本科院校，置身于广西北部湾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中，对于植根于区域文化之中的校园文化来说应该提炼和汲取区域文化的精华，如典型的海洋文化将为校园文化的发展，对构建校园特色文化提供了必要的养料;钦州学院校园文化的建构中始终渗透着区域文化意识，在其建立、发展校园文化的过程中必然受到地域文化的熏陶跟影响，校园文化在传承和创新区域文化的同时，也不断丰富了自身的文化内涵，提升了自身的文化底蕴。校园文化的形成和构建从区域文化的传统文化成份中不断提取养分，相互间不断地渗透与交流，从而形成大学独特的校园文化。钦州学院应利用自身特有的资源优势，形成了许多独特的校园文化品牌，如滨海旅游文化、泥兴陶文化等，为大学文化发展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体现独特的具有区域文化特色的校园精神文化。
二、区域文化资源构建校园精神文化的现状
大学置身一个地方的区域文化中，必然会受到区域文化的熏陶和感染。区域文化将会影响整个学校师生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甚至学校办学特色的各个方面。因此，校园文化的建设受到了高校的高度重视，特别是一些地方性的高校在构建独特校园文化方面进行了不断创新与发展。如西安科技大学坐落在文化古都西安。雁塔校区毗邻大雁塔、唐曲江文化遗址，新校区坐落在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和具有深厚秦唐文化底蕴的西安市临潼区，位于新开发的以秦唐文化为主打的国家旅游规划区的重要位置，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弘扬秦唐文化、在社会实践中感知秦唐文化，形成具有深厚底蕴秦唐文化的校园文化;曲阜师范学院在校园物质文化建设中，利用区域文化素材，兴建了孔子文化广场，建立了孔子雕塑及儒家经典石刻等，同时，注重发挥儒学研究的优势，将儒学文化的精华渗透到教育教学全过程，广泛开设《论语》等传统文化公选课，以传统经典滋养学生的心灵，培养出了优良学风，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引导学生追求真知、不断超越;湖南科技学院以“西山”文化为主线，注重对“西山”文化的培养，坚持用“西山”文化培育学生独特的思想特征和优良的心理特征，铸就了“西山”校园文化特色;广州大学在2007年发表的《广州大学文化宣言》中写到:我们的大学文化应该是区域的，她拥有岭南文化的传统，传承了广府文化的基因;有敢为人先的勇气，改革开放的精神，人文关怀的意识，面向世界的胸襟，豁达包容的气度和求实创新的智慧，发扬光大岭南文化的精髓;上海市金山区的各中小学将本土文化与学校文化相融合，整合金山地区的区域文化资源，开设了民族特色技艺的课程并且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体现稳定性、整体性的制度，继承金山民族文化技艺，形成一套正常发展学校民族特色技艺教育的制度及管理模式。钦州学院坐落在广西钦州市，作为广西沿海地区唯一的公立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应充分利用区域文化资源，注重研究的联系，将学校文化与区域文化进行整合，构建出稳定和谐、容易深入师生的心灵的具有区域文化特色的校园文化，进一步提高学校的竞争力，同时可以进一步促进区域文化的发展。钦州市位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地理中心位置，地处南海之滨，背靠大西南，面向东南亚，是中国大西南最便捷的出海通道，是广西连接东南亚的重要枢纽。钦州得名已有一千四百多年，我国近代史上民族英雄刘永福、冯子材的故乡，是汉唐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的钦州坭兴陶之乡，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重视分析钦州学院所处区域文化的特性，挖掘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并依托区域文化特色构建具有个性化的大学文化成为了钦州学院特色校园文化建设的主要途径之一。
三、钦州学院校园文化建设中体现区域特色的路径
构建具有区域文化特色的校园文化，钦州学院应该在挖掘区域文化的精神内涵，充分利用区域文化的资源，从特色化发展的角度切入，搭建有效地交流平台，结合学校发展的特点找准两者契合的对接点，使校园文化在继承自身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独特的具有区域特色的校园精神文化。
(一)区域文化特色要体现在精神文化建设中
校园精神文化主要体现在办学理念、校训、校风、教风、学风等方面，是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灵魂，也是校园文化的最高表现。钦州学院在培育大学精神文化时，深入研究区域文化，大力挖掘区域文化精髓，凝练具有区域文化特色钦州学院新时期的大学精神“海涵春育，鹏举南天”和学校校训“博观内省，达道知行”，并在倡导过程中的对全校老师和学生加以熏陶，并通过历代师生的传承，逐渐形成为师生的共同理想和价值追求。钦州学院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秉承“办学以教师为本，教学以学生为本”的办学理念，本着“塑造形象、发展内涵、打造特色、办出质量”的治校理念出发，通过各种途径加强校园的规章制度的执行，严格遵循着校训精神。
(二)区域文化特色要体现在物质文化建设中
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要努力使学校的墙壁也说话。”钦州学院在物质文化建设中，要充分利用区域文化中的历史资源和人文景观建设，通过历史人物如宁长真、刘永福、冯子材历史遗迹打造环境文化的区域文化特色，营造区域文化氛围，使师生在不知不觉中了解区域文化的历史与发展，感受区域文化的精髓。钦州学院的大门设计————海贝•明珠，体现钦州市正在打造的北部湾滨海城市品牌;我国现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思想家陶行知像立在校园的中心位置，他是在校生和其他历届毕业生捐赠下铸成的，这不只是一尊铜像，而是一种思想、一种精神，是钦州学院师魂的体现。
(三)区域文化特色要体现在教学科研中
在教学中，通过开设区域文化课程，将以海洋文化、历史文化为主流的钦州文化引进教材、引入课堂，使师生在详实、系统的掌握历史史实、人物故事的过程中将区域文化的精髓入脑、入心，产生对区域文化的认同感。钦州的历史文化底蕴厚重，现保存下来的刘永福、冯子材旧居，2001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刘冯抗法保国的历史事迹纳入文化素质教育中，在教学中渗透区域文化精神;在科研中，应将对钦州市的钦州坭兴陶(在中国四大名陶之中，别具神韵，独领，堪称我国陶瓷艺术花园中的一朵奇葩)持续不断的研究，使师生在研究区域文化的过程中不断传承和发扬区域文化。随着“北部湾大讲坛”和“教授博士论坛”开办，学院应校园文化活动引向更高的层次，办成具有学院特色的人文活动品牌，让更多教师在大讲坛中展现他们的特色研究。
(四)区域文化特色要体现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
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的生活压力也越来越大。在快节奏的生活状态之下，人们迫切需要通过某种社会组织活进行一定的社会娱乐和交际活动，以释放长期淤积的生活压力和负面情绪。现代人们生活的重要方面就是以群众文化为基础的文化生活，而群众文化的基本社会功能就是娱乐和交流功能，其对艺术形式的要求不高，所以各种工作和各个阶层的人都能够参与，让他们在充分体会了文化权益的同时也丰富了文化生活，派遣了内心烦扰。所以，在满足了物质生活的基本需要之后，我们还应积极开展人们喜闻乐见、积极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让群众在活动中获得情操的陶冶和审美享受，提升自身的文化艺术修养和境界，实现自我教育。另一方面，社会科技发展的不断深化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地通过线上方式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直面沟通越来越少，这使得感情逐渐变淡，从某种程度上讲加速了人的分化。群众文化属于一种群体性的娱乐活动，它能够将兴趣爱好相同的人们主动聚在一起，而节日聚会、婚姻典礼、宗教仪式、民俗活动等都属于群众文化活动的一部分，更体现了其老少咸宜的特点，因而能够很好地起到凝聚社会成员的强大作用，这是其他活动所无法比拟的。可见，强化群众文化工作不但可以使人们真正体会到快乐和幸福，还能增强社会团结的力量，维护社会的稳定。
二、繁荣文化产业，塑造文化名片
文化产业作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我国经济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进程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由于文化市场是文化产业生产活动的主向标，所以文化产业的生产深受社会群众文化消费趋势的影响，而积极有效的群众文化工作不仅有助于提高大众的文化修养和文化素质，还能够进一步刺激文化消费水平。要想提高社会文化建设水平，仅仅依靠一些高雅文化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在一些偏远的农村地区，群众文化由于使用范围广泛以及表现内容更加贴近人们的生活，得到了大众的喜欢，成为了主要的文化力量。因此，要促进大众文化和群众文化的发展。所以我们要高度重视群众文化的发展，积极开展群众文化工作，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开辟新天地，进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另外，随着人们生活情趣的逐渐提高，不同民族、不同城市都加强了对自身文化形象的塑造。塑造出文化形象成为了城市、民族的“名片”或“符号”，甚至成为这个城市、民族的象征。而大部分的群体文化都有符合自身文化特点的符号作为群体文化在社会文化中的象征，群众文化在塑造本地、本民族文化形象中发挥了强大的作用。因而某个地区如果想要在社会中塑造一定的积极印象，首先就应该要提高对群众文化重视程度，促进传统群众文化与现代群众文化相结合，在沿袭传统群众文化的基础上组织新的文化形式、开展新的文化活动，从而开发和创建新的优质文化，以群众文化的构建来强化群众文化在社会文化的功能性，以文化来带领地区发展，塑造文化名片。
三、结语
从城镇居民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增长速度来看，安徽呈现出较快的增长势头，从2008年的526.7元增至2013年的956.03元，年均增长率为16.3%。从文化消费支出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来看，也有明显提升，从2008年的5.53%逐年增加到2013年的7.04%。安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水平在中部六省具有一定比较优势。数据分析显示：2007—2011年，安徽省城镇居民年均文化消费年长率为14.2%，仅落后于河南，处在中部地区第二。安徽城镇居民平均文化娱乐用品支出从2007年的259.91元逐年增至2012年的413.61元，在中部居于第三位，高于河南、湖北和江西。农村居民平均文教娱乐支出从2007年的283.17元逐年增至2013年的376.66元，2011年仅落后山西，处在中部地区第二。
二、安徽省居民文化消费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安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虽呈现出增量趋于加速、产品趋于丰富、服务趋于多层等良好态势，但也存在与全省城乡居民对文化消费日益增长的期求，以消费拉动文化发展的需求，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文化强省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等状况。
（一）在消费总量上，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居民人均文化消费支出是反映居民文化消费水平高低和居民文化生活质量的综合性指标。根据国际经验，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文化消费会快速增长，人均GDP接近或超过5000美元时，文化消费则会出现“井喷”。据统计，2013年安徽全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9038.87亿元，人均GDP已超过5000美元。理论上分析，居民文化消费应进入快速增长的“井喷”阶段，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从统计部门的数据来看，2012年和2013年安徽城镇居民的文化消费支出占全部消费比重均超过7%。2012年，居民文化消费总体增速为9.24%，小于12.1%的经济发展速度。
（二）在消费水平上，存在区域间、城乡间和群体间的不平衡
一是区域间文化消费不平衡。安徽各市间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水平差距较大，从文化消费支出占消费性支出比重来看，2012年占比最高的芜湖市达到9.02%，比最低的淮北市高3.47个百分点。2013年安徽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达到2411.16元，最高的马鞍山市（3719.26）是最低的六安市（1361.57）的2.73倍。在公共文化资源拥有方面，2012年阜阳市公共图书馆图书总藏量56.46万册，居全省第12位，仅相当于全省总藏量的2.49%，约为合肥市的1/10；而其人口数却占全省总人口数的14.9%（常住人口数约占全省的12.8%）。二是城乡间文化消费不平衡。农村居民人均文教娱乐消费支出明显落后于城镇，2013年芜湖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是2456.06元，其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为610.84元，仅是城镇的1/4。三是不同群体间文化消费不平衡。需要引起关注的农民工、下岗职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文化消费水平堪忧。安徽是农民工输出大省，农民工能享受的文化服务偏少，业余文化生活总体单调，文化消费能力、消费时间、消费频率等方面问题较多。
（三）在消费结构上，新兴文化消费发展不够
文化消费结构是指城市居民文化消费支出中各项消费资料的种类和比例关系，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城市居民文化消费状况的重要标志。文化消费结构一般被分为较低层次和较高层次两种，前者是指娱乐性、享受性和消遣性的文化消费，后者是指发展性、知识性和智能性的文化消费。从近几年的文化统计年鉴可看出，安徽居民文化娱乐用品消费远低于文化娱乐服务消费，具体表现为看电视、听广播、阅读报刊杂志和上网是主流文化休闲娱乐方式，而涉足欣赏艺术演出、创意手工制作、绘画、收藏等文化活动的居民相对较少。从全省来看，城乡居民的文化消费品种还比较单一，消费层次整体不高，新兴文化消费发展力度有待增强。（四）在消费供需上，有效供给矛盾突出制约安徽居民文化消费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较为严重的供需矛盾。从供给来看，近年安徽实施了文化惠民工程，不断增强文化产品供给能力，但安徽文化消费产品总量供给不足的问题并未根本解决，如一些乡村文化站、农家书屋、活动中心虽然硬件设施较为齐备，但存在着图书种类少更新慢、文化产品单一陈旧、文化活动匮乏等问题。目前，安徽县级电影院屏幕总数较少，全省不到一半的县有数字影院，远未满足县城及周边农村消费者的需求。从需求来看，部分文化产品超出了居民文化消费能力，特别是一些高雅的文化消费，如音乐、舞蹈、戏剧、美术、艺术品收藏等，在价格上都高于普通民众的心理预期。文化产品还存在结构性矛盾。政府推进文化消费的政策大多都集中于广播电视、书报杂志等传统文化产品，对新兴的文化消费需求呼应不够，对特殊群体文化需求重视不够。
三、推动安徽文化消费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加大产业扶持力度，增强文化产品供给能力
安徽文化产业发展要坚持以政策引路、用政策激励、靠政策支持，在认真落实中央政策的同时，借鉴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经验，研究制定具体政策，各市按照省里的规划，出台高水准、有特色的地方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和促进服务业发展政策措施，在文化产业政策法规、公共服务平台、投资融资体系、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增强文化产品的供给能力，要进一步发掘安徽丰厚的文化底蕴，提倡创作体现徽风皖韵的原创性作品，制作既体现安徽特色又适合新媒体传播的文化精品，分类打造面向市场、面向全国的一流文化产品品牌、文化节庆品牌和文化园区品牌。同时，应加快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皖中、皖南等文化产业先发地区，可整合现有文化产业资源，实施大项目带动战略，以实现产业集聚效应，推动产业做大做强。皖北地区城市应根据各自优势，建好文化产业园区、文化产品基地和文化旅游项目等文化载体，重点打造淮北洪庄文化创意产业园项目、淮南志高动漫基地、亳州老子文化生态园、蚌埠星宇文化创意产业园、宿州神游天下动漫产业园等重点项目。
（二）发展新兴文化业态，培育多元文化消费主体
在安徽当前的经济条件下，扩大文化消费，一是要特别重视适应数字化、网络化发展的新形势，培育新型业态。扶持计算机网络和手机等新型传播载体带来的新媒体、新业态，力争形成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互相融合、共同发展的格局。二是围绕建设动漫大省的目标，着力发展动漫产业。谋划并建设以合肥、芜湖两个国家级动漫基地为龙头，辐射带动马鞍山、池州、淮南、蚌埠等动漫产业集群点的动漫业发展新格局。三是加快产业融合发展。积极推动文化产业与工业、农业、旅游、体育、教育的深度融合，提升文化产业产品的附加值。四是通过开展文化课堂讲座、艺术鉴赏培训以及在媒体开辟文艺评论专栏等形式，有效提升百姓的文化品味。五是加大宣传，尤其要加大对文化品牌的广告宣传力度，重视文化形象包装，激发消费者旅游、购物、经商的热情，引导人们转变文化消费观念，提升生活文化内涵，释放文化消费新活力。
（三）健全公共服务体系，优化文化产业发展环境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主要目的是完善文化消费的支撑平台，满足人们最基本的文化需求，进而帮助人们提升文化层次。同时，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等原则，加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向广覆盖、高效能转变。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具有公益性，它决定了必须建立起同政府财力相匹配、同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相适应的投入保障机制。同时，还要积极引导社会力量通过资助项目、兴办实体等形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让服务多元化、社会化。另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性，决定了必须坚持向城乡基层倾斜。继续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解决城乡、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同时，要抓住新型城镇化建设这一契机，把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城镇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交通建设等相互衔接，建设布局合理、便捷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四）细分文化市场需求，缩小城乡文化消费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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