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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学校教育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歌唱教学要注意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指导:
一）、歌曲的修养
1.歌曲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引导学生用歌声来表现歌曲的内容与情感。
2.启发学生的音乐想象力，创造性的理解和表现歌曲。
3.激发和提高学生对唱歌的兴趣和爱好。
4.采用适合大学生的歌唱教材和教学方法。
二）、基本技能的训练，加强歌唱的表现力
歌唱要根据学生的年龄层次进行因材施教，这是达到歌唱教学目标的重要手段。歌唱技巧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正确的歌唱姿势。
2.恰当的运用呼吸。
3.科学的发声。
4.清晰的咬字、吐字。
5.多声部合唱的技能。
6.正确的歌唱姿势应该是立如松坐如钟。
二、课堂歌唱教学的方法
(一)听唱法和视唱法
听唱法是很重要的，就是由教师带唱，对于学生来说就是进行模唱的歌唱方法。也可以让学生以听录音的形式对歌曲有一个整体的艺术形象感染。但是，也不能让学生长时间地进行模唱，这样学生会觉得很乏味和枯燥，造成“鹦鹉学舌”，歌曲虽然很快学会了，但学生根本没有理解其歌曲的内容和情感，反而阻滞了他们对唱歌的兴趣。而这种单一的教学方法也不利于学生进行较复杂曲目的学习，特别是合唱曲目的学习。视唱法是有一定歌唱基础的学生在钢琴或是其他乐器的辅助下能独立看谱学习歌曲的方法。但要掌握一定的歌唱基础，必须要通过长时间的练习和努力。
(二)进行课堂教学
学习新歌没有简便方法。学生首先要在钢琴上弹奏所要学习的曲目，然后随着钢琴进行模唱学习，直至熟练。在音乐教学中，首先从发声练习开始，使学生的声音能够打开。这样可以更好地完成所学的作品。其次，演唱作品，使学生尽量做到声情并茂的演唱歌曲。最后，对所演唱作品进行讨论。
三、歌唱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提高歌唱的艺术素养、艺术判断力和语言能力
要充分了解歌曲的内容和情感，是歌唱教学的目的。音乐的素养不仅表现在表达歌曲的思想感情，更是对理论知识的了解，像音准、节奏等方面的准确，就是最基础的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在速度、强弱、乐句等方面进行的艺术处理，使歌曲的艺术效果得到充分的发挥。否则，就不会完全达到歌唱教学的目的。艺术的判断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对作品的判断力不够，就会导致所演唱曲目内容的变化。本来是一首慷慨激昂的歌曲就有可能演唱成节奏欢快的歌曲。学生的艺术素养和艺术的判断能力都能达到一定程度时，歌唱的语言能力也要提高。
(二)重视多声部合唱教学
现在学生的歌唱学习，大多处在自己演唱歌曲的阶段，无法与其他同学进行配合，相互之间的协作能力很差。我们学习歌唱不仅要有立演唱歌曲的能力，还要注重二声部重唱和多声部合唱的能力。演唱重唱与合唱曲目不仅能加强学生之间的团队意识，更难加强学生的听辨能力。
(三)注意对歌唱弱势学生的教学
学校是文化传承和发展的载体,学校教育受文化的影响具有时代性,没有学校教育文化就缺失了最重要的传承方式,导致很多文化可能会失传。文化是学校教育的基础,没有文化,学校教育的内容就会显得空洞乏味,因为学校教育是以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为主,并将其运用到生产生活中。由此看出,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是密切相连的,武术文化与学校教育的关系显得更为错综复杂。
2武术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价值
武术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价值主要从武术文化对学生的道德修养、意志品质和民族精神这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2.1对学生道德修养的培养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儒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对武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武术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受儒家学说的影响,把个人的道德修养放在很高的地位。我国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尊师重道、谦虚礼让、勤劳节俭、重义轻利、重信守诺、积极进取等美德为历代习武之人遵守和传承。为此,在学校教育中,教师在传授武术技术的同时,重视用传统武德教育学生,提高学生的个人修养,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有利于学生自信、自立、自强品德的形成。
2.2对学生意志品质的培养
日趋激烈的竞争,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由于学校教育自身存在的不足,不能及时的教会学生如何调节压力直面竞争。我国的家庭中,独生子女越来越多,从小娇生惯养,导致他们受挫能力差,心理素质差,面对竞争和压力容易逃避。在学校教育的过程中,通过对武术套路的学习不仅能增强学生的体质,发展学生的协调性、灵敏性和柔韧性,而且在学习武术的过程中能磨练学生的意志,使学生学会吃苦耐劳,不惧辛苦。教师在教授学生武术文化的过程中,应多给学生讲解古代侠义人士在面对苦难时所受的屈辱和痛苦,让学生明白面对逆境要学会百折不饶,面对竞争和压力时要保持良好的心态,从这些历史人物身上学会如何做人如何解决困难,通过对武术和武术文化的学习,有利于提升学生的意志品质,学会助人为乐,尊重对手,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形成良好的意志品质。
2.3对学生民族精神的培养
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重在弘扬、重在培育”,但在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过程中尤其要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继承是前提,创新才是根本,是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永恒动力。中华民族精神是与时俱进的精神,是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它始终是发展的、前进的。中华民族精神内涵丰富多彩,在这种民族精神的指引下出现了一批具有先进思想并顽强奋斗的杰出人物,他们高扬时代精神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不断探索。武术文化继承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凝聚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在学校教育过程中,向学生讲述民族精神中的历史人物和典故,对学生进行民族精神教育,提高学生的素养,有利于传承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
3学校教育传承武术文化的构想
3.1建立健全武术文化教学体系,转变教学思路和教学理念
任何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都离不开教育,武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同样如此。武术文化真正要传承发扬光大,必须把武术和武术文化纳入到正规的教育体系中。当今武术文化发展暂时处于落后状态,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学校教学思路和教育理念的落后。我们必须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现实,要不断的更新自己的教育观念、知识体系以进行及时补充和更新,并对原有知识进行整合,还需要调整自己原有的教学思路和方法,使自己的教学节奏和教学模式适应新的教育形式。不能再用单一、枯燥的教学模式让学生机械的学习套路,而忽略武术的技击性。在课堂中,教师应多讲武术的技击原理,攻防方法,使学生在学习武术的过程中不仅身体素质得到锻炼,还能传承武术文化。
3.2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
利用学校广播、黑板报、橱窗、文化广场、食堂等公共场合作为媒介,对武术文化进行广泛的宣传,有利于在全校范围内形成良好的校园武术文化氛围,有利于武术文化在校园的传播。通过多媒体让学生观看武侠电影,用广播宣传武术赛事介绍武术文化的历史,用艺术节进行武术套路表演和宣传,开展与武术有关的知识问答。学校运动会、课余体育活动、体育文化节、体育训练队、班级体育活动和各种体育竞赛等这些活动的开展,都可以让学生在校园中充分了解武术和武术文化。其中,武术协会作为武术爱好者互相学习和交流的地方,在营造良好的校园武术文化氛围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武术协会定期进行武术训练和武术表演,可以普及武术文化知识,传授武术技术,使武术在学生尤其是对武术有兴趣的学生群体中得以不断传播和发展。学校组织学生参加全国性质的武术比赛,不仅可以得到学习和提高,而且能加强武术运动在学校体育中的地位,促进武术在学校教育中的发展。
3.3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改革教学内容
人是瑶族民歌的发明者、传播者，人在瑶族民歌创新中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瑶族人民以歌言志、以歌传情，以前瑶歌就是大家交流、抒感的重要纽带。瑶族民歌通过“自然习得”和“口传心授”的形式得以发展，承载着瑶族文化的传承。其一，保护常宁瑶族民歌的文化生态，为民歌传承人进行民歌文化传承培育好根基。文化生态包括文化生成、发展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历史根基。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是鱼儿与水的关系，没有合适的生态背景，当地的民族文化将不再成为特有文化。其二，提高民歌歌手的社会地位。历史以来的民歌歌手都处以一种民间的、自生自灭的自然状态，在发展封闭的原始经济和相对封闭的封建经济时期，这种自生自灭的状态对民歌的影响不太大，祖祖辈辈，父传儿、儿传子，仍会被延续下来。但在社会主义经济下，强调对外开放，这种民歌手的“自然状态”就存在很大的危机，现在很多年轻人认为唱瑶歌很土，跟不上时代，他们紧密的跟随着流行音乐的步伐，认为这是潮流。其三，建立民歌文化传承人补贴制度，让他们衣食无忧地从事传承活动，解决绝大多数民歌手处于经济贫困、生活困顿、年事已高的艰难境地。制度极大地促动歌手们的积极性，利于民歌的传承。
二、学校教育中瑶族民歌的传承
瑶族音乐的传承要把以前“自然习得”和“口传心授”的传承模式向现代教育模式转变，学校教育在文化传承和传播上有其它单位、组织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可在瑶族地区中小学、大专院校开设瑶族音乐、瑶族文化课程。音乐具有巨大的教化功能，瑶族音乐进课堂可以让学生们接触、了解到瑶族文化，感受到瑶族音乐的形式，培养对瑶歌的兴趣爱好。瑶歌风格古朴、曲调悠扬、节奏明快，有很强的感染力，更有其他音乐所不能替代的文化深层内涵，对提升学生对真、善、美的正确理解，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凝聚民族精神具有重要作用。
（一）编写瑶族文化教材
《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堂标准（实验稿)》的“课程开发与利用”中规定，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除国家课程外，地方和学校自主幵发的课程应占有一定的比例。地方和学校应结合当地人文地理环境和民族文化传统，开发具有地区、民族和学校特色的音乐课程资源。瑶族祖先在不断繁衍生息、发展壮大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灿烂文化，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教师在瑶歌进课堂的教学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音乐教师在音乐素养和声音技法上都有一定的基础，在瑶歌的学习上有一定的优势，但在瑶歌的演唱特征和瑶族语言的表达上有很大困难。为此，要多向民间有经验有成就的民间艺人学习，培养热爱瑶族音乐、会唱瑶族民歌的青年教师；也可以定时请民间艺人进课堂给同学们带来最纯正的瑶族民歌，让同学们现场感受瑶歌，提高学生对瑶族民歌的学习积极性。音乐教师与民间艺人以及瑶族歌舞团专业演员相结合的教师队伍对瑶歌的传承和传播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开设少数民族班
瑶族人民世代生活在依山傍水的大山深处，风光秀丽、人文历史悠久，但交通不便，缺少与外界的联系。经济发展缓慢，多处于贫困山区，与经济相对应的文化发展也长期处于贫瘠的土壤中。可以说常宁塔山民族地区的教育水平和外界相比还是有较大的差距，瑶族少年上高中、上大学都有一定的难度。现有的地方政策是对少数民族学生实行在考生毕业升学考试分数的基础上，加少数民族优待分，总分录取。可因为基础薄弱进学校后的学习还是有诸多的差强人意，如果学校在招生对象的选择上，可以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生源开设少数民族班，可以解决瑶族学生基础薄弱和同学差距大的难题，在少数民族班增设瑶语课程对瑶族语言的传播和瑶歌传承人的培养都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使他们获得更多的知识和生活技能，提高生活水平，对瑶歌的传承和发扬光大更好的做贡献。
（三）课堂教学凸显民族个性
在瑶族民歌的课堂教学中要凸显瑶族音乐的民族个性。在声音训练方法上要与“学院派”的唱法区别开来，充分保留瑶族语言的咬字、行腔特点，保留瑶族音乐最本质的感情基调，根据学生完成情况灵活的进行教学互动。可分组进行二声部的演唱训练，也可分男生、女生的对唱，在模拟和示范中穿插讲述发声方法和文化背景。形式多样的音乐课堂能更好的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快乐的学习氛围中更好的学习瑶族民歌。
（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1．目的明确，宽严适度，避免惩罚副作用在洛克看来，惩罚是为了使孩子养成坚忍的品质，能够顺从理性的指导，克制自己的欲望，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使孩子能够从教如流、从善如流，进而遵循父母和导师的意志，朝着成为绅士的目标前进。洛克认为“大凡不能克制自己的嗜欲，不知听从理智的指导而摒绝目前的快乐或痛苦的纠缠的人，他就缺乏一种德行与努力的真正原则，就有流于一无所能的危险。”自我克制的习惯是孩子未来的能力和幸福的真正基础，所以做父母的应该极力设法使孩子养成这一习惯，这就需要用惩罚来抑制其行为中的偏颇与不羁。在实施惩罚时，洛克还讲求宽严适度，“如果他们因为管教太严，精神过于颓唐，他们便失去他们的活力与勤奋”，这种情况是较之放荡不拘更坏的。“假如管教到了极度严酷的地步，也可以治好目前任性的毛病，但是接着来的常是更恶劣更危险的心情颓废的毛病。”这种儿童虽不吵闹，也不烦扰，但是无论对于孩子还是他人，终生终世都是没有用处的。为使孩子及早开窍，能够减少极度惩罚带来的负面影响，避免使其变得驯良死板，洛克还提出了一些“软办法”。比如，在惩罚的过程中辅之以说理，说理时措辞应该与他们的年龄和认知特点相契合，尽量简练、明白、易懂;态度应镇定、平和，使他们觉着你对其惩罚是合理的。可借助规则的约束力量，规则应尽量少，所规定的行为需在孩子的能力范围之内，且对规定的行为要多加练习，待一项规则所对应的习惯养成之后再做下一个规定，这就避免了因规则的繁复、不恰当，孩子因混乱触犯规则而引起的不必要惩罚。再者，假如孩子沉溺于某件你不想让他做的事情，像游戏，那么你就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强迫他去游戏，把游戏当成任务分配给他，用不着严厉的惩罚，儿童自然会对其失去兴趣，甚至表示厌恶，从而戒掉。
2．尊重在前，慎用体罚和斥责，讲究策略洛克认为，“不只是吩咐儿童去做事，一旦他们没做，或者做的不如我们的意，即加一顿鞭打，就可了事的。这还需要小心注意和观察，并且还应细细考察儿童的性情，仔细衡量他们所犯的过失，才能够加以惩罚的。”［2］80可见，惩罚孩子应该针对孩子所犯错的具体情况，不应不分青红皂白，即使是一样的错误导致了一样的结果，由于孩子是出于不一样的动机、不一样的心理动态，惩罚方式也应该是不同的。体罚，如鞭笞，作为一种极其严厉的惩罚方式，可能引起孩子对应做事情的厌恶，使孩子失去活力，好处并不多，洛克说，惩罚应该尽量避免，鞭挞尤其不可多用。但是有一种过失儿童是应受鞭笞的，那就是顽梗，也就是反抗，在这种情况下，洛克主张“在可能范围内把鞭挞所给的羞辱作为惩罚的最大部分，不是痛苦，唯有使他们由于做错了事和被打而感到害羞，才是真正的德行上的制裁”。此外，在体罚时，还要讲究策略，“儿童第一次应该受到鞭笞的痛苦的时候，非等完全达到目的之后不可中止。”实行体罚要彻底，使孩子能够知错，从心理上予以屈服，从意志上变得顺从，否则，因顾惜孩子，而打得不彻底，尽早松手，只会使孩子更加倔强和傲气。对于谁来打的问题，洛克不主张由父母亲自去打，“鞭笞的命令应由父母发出，鞭笞的时候父母也应该在场监视，但是鞭笞，最好由别人直接去执行”，这样父母的威信可以保持，儿童又可把因痛苦所生的怨恨转移到鞭笞者身上了。关于什么时候执行鞭笞的问题，为避免感情用事，洛克建议先给双方些许反思时间，然后再去实行。在什么场合打的问题，洛克说家里有专门管束孩子的地点，也就是说应该背着外人私下里执行，这是因为“父母不宣扬子女的过错，则子女对于自己的名誉就愈看重，他们觉着自己是有名誉的人，因而更会小心地去维持别人对于自己的好评;若是你当众宣布他们的过失，使其无地自容，他们便会失望，而制裁他们的工具也就没有了，他们愈是觉得自己的名誉已经受了打击，则他们设法维持别人的好评的心思也就愈加淡薄”。对于斥责，洛克认为“斥责过多，尤其是盛怒呵斥，结果也是同样不好的。万一有时不能不责备几句，则话语也应当严肃、和蔼而又庄重，只消说明他们的过失究竟有些什么不好或者为什么不合适，不可匆匆骂他几句了事”。
3．重视榜样，以身作则，做出表率洛克认为儿童都是爱模仿别人的，因此，“你不愿意他去效仿的事，你自己便绝不能在他面前去做。倘若某件事情，你认为他做了是一件过错，你自己却不当心做了，那么，他一定会以你的榜样为护身符，他有了这道护身符，那时你再想用正当的方法去改正他的错误就不容易了。假如他看见你自己做了某件事情，一旦他做了你又去加以惩罚，你的严厉是因为爱护他、望他改过的意思，但他是不会知道的，他一定以为你是倚仗父亲的地位，无理专横，自己有自由，有快乐，却毫无理由地不许做儿子的人去获取自由和寻求快乐”。为了不消解惩罚的作用，做父母和导师的必须克制自己的性情，时时检点自己，“如果导师任情任性，那么教训儿童克制感情便是白费力气的;自己如果行为邪恶，举止无礼，则儿童的行为邪恶，举止无礼，也就无法改正，坏榜样比良好的规则更容易被采纳”。在洛克看来，榜样的力量是最简明、最容易而又最有效的方法，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洛克主张家庭教育在选择导师时要多花点心思，并且他认为仆人的行为习惯通常是不好的，要尽量少使孩子与仆人等行为存在不良隐患的人接触。“父亲应以身作则，教导儿童尊重导师，导师也应以身作则，使儿童做他希望他做的事情”。由此也看出洛克对榜样的力量是极其重视的，这与其唯物主义经验论的哲学观是分不开的，他假定人生来是张白纸，儿童的成长很大程度上受外在环境的影响。儿童理智较弱，不分良莠，经常与行为不良的人在一起，很容易受影响，这也是洛克不主张学校教育的主要原因。其身正，不令而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在孩子面前树立起榜样，使其按照榜样规范自己的行为，能够更好地实现惩罚的效果。
二、洛克教育惩罚思想对学校教育惩罚的启示
洛克的教育惩罚思想产生于十七八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适用对象是家庭教育，现把情境迁移至21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学校教育，因当时的家庭和现在的学校都是教育的主要场所，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教育在微观上，尤其是教育管理方式上都持有相对大的独立性，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1．正确认识教育惩罚的合理性，树立教育者权威，维护教师教育惩罚的权利洛克认为教育惩罚是合理且正当的，对于孩子良好习惯的养成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强调在实施教育惩罚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教育者权威地位的树立，主张儿童应受教育者绝对权利的约束，“务使敬畏父母之心变得自然”，适当地对孩子的错误进行惩罚，有利于抑制孩子的欲望使其服从理性，使其养成坚忍的心智，父母是有权利惩罚孩子的。马卡连柯曾指出:“如果学校没有惩罚就必然使一部分学生失去保障。解决这一难题的措施就是惩罚。”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也提到“学校没有纪律犹如磨盘没有水”，严格的纪律是必须的，这里的纪律包括对学生的惩罚。鉴于教育惩罚的教育意义，教师也是有必要对违纪学生实施惩罚的，并且自古以来教育惩罚都在教育管理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教师权威的树立是教育惩罚起作用的前提和保障。然而，当下教师惩罚学生的权利逐渐被吞噬，教师的权威地位也在逐渐消解，且不说教师对学生的体罚，严厉的批评也是要不得的，动辄就有家长找到学校，告发教师惩罚不当，甚至直接把教师和学校告上法庭。教师不再敢实行教育惩罚的职权，惩罚也因而不能发挥其教育意义，惩罚的合理性遭到质疑且大有全盘否定之势。为了重塑教师的形象，维护教师的权威，保障教师教育惩罚的权利，发挥教育惩罚的教育意义，一方面，媒体对教师教育惩罚不当的事例要公正真实地报道，不要只为了追求新闻效果而不顾社会良知地夸大其辞，玷污教师形象，造成家长、社会对教师的怀疑。在此基础上，还要对教师惩罚的合理做法予以宣传，让公众看到惩罚的教育性、有效性。另一方面，国家应该出台政策依法保障教师教育惩罚的权利，教育研究者应加强对教育惩罚的研究，并密切与国家立法部门合作，使国家政策条文更加明晰可行，使教师在实施惩罚时有据可依。而当前尽管《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等提出“严禁教师对学生进行体罚和变相体罚”，但对体罚与变相体罚没有明确的界定和说明，使教师和公众对两者与正当、合理的惩罚相混淆，从而导致了一系列教学事故，这也是造成当下教师谈惩罚而色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教育研究者还应加强对教育理论的研究，认识到年幼的学生是理智发育不完全的，因此也是“不完整的主体”，不能遵从理智行事，要想使其做对的事情、养成良好的习惯，成人的规范、约束、管教乃至惩罚是有必要的，以防止夸大学生主体性，把学生高高架在教师头顶，使教师对其束手无策。作为家长应该与学校针对教育惩罚的作用达成共识，不要盲目听信媒体宣传而因噎废食夸大教育惩罚的危害，教育惩罚只要运用恰当其教育作用是能够体现出来的，并且大部分教师还是能够恰当运用的。家长应该相信教师能够运用好教育惩罚以促进孩子的成长，而不是伤害学生。最根本的是，教师要树立正确的学生观、惩罚观，不断增强理论知识和实践智慧，使运用惩罚时更加恰当，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使公众信服。
2．了解惩罚的作用机制，注意实施惩罚的艺术性和科学性，发挥惩罚的教育性洛克不但承认教育惩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且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在惩罚儿童时应该注意的事项，比如说在时间上要及早，注意先紧后松;重视惩罚作用发挥的内部心理机制，注意惩罚之后的帮扶;在惩罚时要目的明确，注意把握惩罚的场合和程度;惩罚不等于体罚、斥责和侮辱，在惩罚过程中要体现出对孩子的尊重和爱等等。洛克教育惩罚的一些具体策略无不彰显着其教育智慧，也给当下学校教育的教师们以诸多启迪。当前学校在实施教育惩罚时，往往不注重学生的年龄及个性等特点，实施惩罚简单粗暴，忽视学生心理动态，致使惩罚的教育效果不佳。那么，怎样才能收到更好的教育效果呢?在惩罚的时间上要及早，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学生年龄小的时候教育惩罚的效果最明显。这就给幼儿和基础教育的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孩子年龄越小，理性越少，越需要教育者严加管教，利用惩罚的方式，可以通过教育者对孩子行为的态度，使孩子认识到行为的对错，进而对不良行为进行改正。科尔伯格的“三水平六阶段”理论中也提到“惩罚与服从”这一阶段是良好道德形成过程中所必要的，早期的惩罚可助孩子顺利地实现“他律”到“自律”的过渡。二是指在孩子错误行为初见端倪之时就应该予以惩罚，从集体的教育管理来说，根据“破窗理论”，在学校中假如一个学生表现出了不良行为，你不予以管制，过不了多久，其他孩子也会出现这种不良行为，时间拖得越长越难以管制。对于孩子自身来说，及早管制也有利于不良习惯的改正，等到其不良习惯根深蒂固时再去加以管制，就像已经长歪了的老树再想去扶正，是件很难的事情。在对学生进行惩罚时，教师应该明确惩罚目的是为了使学生能够认识到错误并且加以改正。因此，教师在惩罚学生时，应该从思想入手，标本兼治。教师应该留心对学生思想动态的观察，对于无心做错了事情并且在对其进行惩罚之前就认识到错误的学生，应该减轻惩罚。对于故意犯错，却在教师的教导之后依然不知悔改的学生，要不惜对其进行严厉惩罚，甚至是体罚，在惩罚时辅之以说教，直到其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并且能够承担错误的后果。洛克也认为对儿童实施严厉惩罚，像鞭笞的目的“不单是因为痛苦，而是因为知道自己不该犯错，并且融化在真挚的悲悔里面，方才可以停止”。所以对学生所犯不同的错误，惩罚的方式和程度也应该有所不同，很显然，在教师们所认为最难把握的惩罚的程度的论述上，洛克认为惩罚要彻底，即达到惩罚的目的，不可过早松手，也不可因个人主观的愤怒和偏见而过重地惩罚学生。既然教育者惩罚学生是为了使学生更好地成长，那么在惩罚的过程中就应该充分体现教育性，体现出对孩子的尊重和爱。俗话说“责之深，爱之切”，事实也是这样的，所有正当合理的惩罚都是以爱为目的的，都体现着教育者对被教育者的期望和信任，倘使一个学生在教育者看来是没有任何希望的，无论实行怎样的教育方式都不会使其进步，惩罚对于他来说也就失去了意义，教师也不会再对其实施惩罚。教师在惩罚学生时应该告诉学生犯错误就要接受惩罚，承担责任，这是自然且正常的，犯错误受惩罚并不是件可耻的事情，可耻的是犯了错误不知道悔改，惩罚是对事不对人，不涉及人格的，使学生对惩罚有正确的态度。教师要在理智状态下惩罚学生，避免过于愤怒而引起惩罚失当，跟犯错学生沟通时要心平气和，要将惩罚中蕴含的爱与期待体现在语言中，唤起学生知错悔改的心向。惩罚的教育性还体现在教师对学生惩罚后的帮扶上，不应该惩罚后就撒手不管，应进一步教给学生怎样做是正确的，并帮助学生提防不良行为的发生，促使其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此外，尊重还体现在实施惩罚的地点，虽然当众惩罚学生能够起到杀鸡儆猴的目的，但是有损学生人格，尤其是针对偷窃等关涉人格的不良行为时或者是惩罚对象仅为极个别学生时，应当格外慎重。此外，洛克也提到了制定规则有助于惩罚的实施，目前学校都有校纪和班规，但教师在利用校纪和班规对学生实施惩罚时也要讲究技术和艺术。首先所有规则都必须为学生甚至家长所熟知和认同;其次，规则要具有弹性，尤其是班规，比如说针对上课迟到行为，不能只有一个处罚方式，如帮助值日生打扫当日卫生，可以有多种处罚方式供学生去选择，学生也可以自己申请采用规则外他种处罚方式，经老师同学同意后方可使用;最后，利用规则对学生惩罚时要公正、公开、公平，不能依据老师的喜恶和学生学习成绩的好坏有差别对待。
导致权力泛化的根源是对权力无法进行监督和制约。现行学校领导体制即校长负责制在某种意义上助长了教育权力的泛化，虽然要求党支部对其保障监督，但在实际运行中很难实现支部的保障、监督作用，而且党支部在学校教育中有弱化的倾向，甚至一些书记都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所以校长负责制也就成了“一长制”，权力的泛化也就无庸置疑了。其表现形式有三个方面：其一，行政权力的泛化，学校教育应该是在充分尊重教育发展规律和人的身心发展特点的基础上进行的，即在学校教育、管理中能够体现学校自主、思想自由、教师治校，但在现实的学校中可以发现，一切都是按行政管理的模式进行，以行政命令代替学术自由，以传统权力代替学术权威，学校成了严格的按照“官僚模式”进行治理的机构，这样学校还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吗？其二，官本位意识的泛化，目前在学校中“提拔”一词的使用频率很高，一般学校校长一旦工作成绩较好，政绩较突出，马上就提拔为重点中学的校长，在重点中学做一段时间被领导看重，则一般进入教育行政部门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教师也是如此，一些因为在教学业务上较突出的教师被提拔，上升为主任、副校长之类的，这种官本位意识已经渗透到教师的骨子里，在学校中，不混个官当，就不能够体现自身的价值，“这种情况意味着失掉优秀的教师，但不一定获得优秀的行政管理人员。”［5］其三，教育腐败，教育中的收贿、受贿行为，中考、高考集体舞弊现象，以权、以钱择校现象等在学校随处可见，致使学校这座“象牙之塔”正在逐渐走向堕落，也在逐渐使这片“神圣的净土”走向消亡。因此，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则明确指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6］这无疑已使学校走向了危险的边缘。
二、师资危机———优秀教师的短缺与流失。
学校的有效发展无疑需要有优质的教师资源作保障，缺少了优秀的教师队伍则很难保证教育质量的提升。当前，在学校教育中，教师尤其是优秀教师还远远不能满足教育发展的需求。一方面是学校教育内部的原因，其一是教师职业本身的艰苦性和艰难性，教师无论是工作时间还是工作空间都大大超越了学校的时空范围，同时，教师还要承受着巨大升学压力的折磨，他们所有工作都是围绕着升学率来进行的，因学生考试成绩好而喜，因学生考试成绩差而忧，完全失去了生活的本真意义；其二是教师评价机制的失误甚至是失败，长期以来，在教师评价中存在着论资排辈、吃大锅饭现象，导致评价流于形式，做表面文章，并进而打击了一部分优秀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因此，“只要才能杰出的教师的工作、职责与工资和具有同样学历和教龄的平庸的教师等同的话，学校的教育事业将继续遭受造成的损害。”［7］另一方面则是学校教育外部的因素，即教师社会地位的低下，教师获得的社会回报与其工作的艰苦性和艰难性极不相称，工资水平甚至低于整个社会职业的平均水平，曾经拥有“臭老九”的“美名”。正像《世界教育危机》所言：“允许教师的工资落后于其他人员的工资是自取失败，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丢失很多最好的教师，然后补充以才能较差者。”［8］但最主要的还是教师不能够获得社会的充分尊重，不能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教师发现越来越难以相信他们从事的是一种崇高的职业，需要勤勤恳恳地和熟练地为了提高他们的服务对象而工作。与过去相比，很容易就感觉到精疲力尽，很难感到被人赏识和满意，而且很可能好的和有见识的人不会被吸引到这种职业或者想留在这个职业上。”
三、知识危机———知识的重组与重构。
知识的内涵随着人类理智的发展史变化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知识已不是游离于认识主体之外的纯粹客观的东西，从知识社会学的观点看，知识是由认知主体与外在世界进行社会互动，即个体与社会文化价值互动的结果，知识兼具主观性和客观性。传统的把知识局限于课本的观点已经非常陈旧，课本知识固然是知识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因此，素质教育的实施和新课程改革的推进，也要求对知识要有新的理解。换言之，知识已面临着重组和重构的要求。其一，要强调知识的经验基础，知识不是一堆死的、毫无意义的符号，它的意义是由经验所构成的。如杜威所指出的“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之不断改造”，这在某种意义上已表明了知识的经验基础。其二，强调知识的建构过程，经验虽然有利于知识的形成，但知识本身并不就是经验。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建构过程，学习者不是被动地接受外在信息，而是根据先前认知结构主动地和有选择地知觉外在的信息，建构当前事物的意义，知识是个人经验的合理化，而不是说明世界的真理。由于出现了上述知识重组与重构的现象，无论是教师传授知识，还是学生学习知识都需要作出新的改变，因此，“传统教学论意义上的‘老师教，学生学’的原则被彻底否定。教师被诠释为知识的‘媒介体’（vermittler），教师的作用只限于如何让学生独立地，批判反思地接收有用的知识，教师从原来居高临下的‘师道’变成学生平等的对话人和讨论问题的‘伙伴’”。
四、经费危机———教育经费的匮乏。
1．教育投入不足，教育资源短缺。教育活动过程中要耗费一定的空间、设施等资源条件。近年来，尽管各级政府对于教育资源的投入较以前有大幅的增加，但相比需求来说，投入的量还是很小的，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联合的2013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显示，去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24488．22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4．30％，比上年的4．28％增加了0．02个百分点。虽然总量有所增加，但对于庞大的需求来说捉襟见肘。自1999年以来，全国高校走上了大幅度扩招之路，为了满足扩招的需求，许多高校都纷纷建设新校区，都利用银行贷款筹措资金导致债台高筑，教育经费短缺问题严重。有效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成为可行的方法之一。
2．高校教育资源的配置与分布不均衡。我国高等教育长期以来实行的是非均衡发展政策，国家大部分教育资源都流向“重点大学”，如“985”和“211”学校，这种政策一方面造就了具有“顶端优势”的知名高校，但是却导致大量的普通高校所获得的教育资源很少，许多学校的办学条件较差、基础设施不健全、教育经费的总量与人均占有量均不足等问题，从而限制了这类高校的发展前景。在教育资源配置方面，不仅“重点”与“普通”大学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大量的地方高校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距，我国的地方高等教育主要由省级政府管理出资，而各省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条件发展不均衡。据资料27．38％的高校政府拨款难以到位［3］。
3．教育资源浪费现象严重，利用率不高。当前我国高等学校教育资源的一个严酷现实就是教育资源的重复建设、利用率低下等浪费现象比比皆是。教育资源的短缺与浪费共存，原本就缺乏的教育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一方面，大量价格高昂的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开机率低，甚至部分处于闲置状态。据教育部统计，我国高校的仪器设备有20％处于完全闲置状态，高校拥有的贵重精密分析仪器，其价值不菲，但使用时间少，这些直接降低了教育投资的效益［1］，因此，如何使普通高校或地方高校的学生也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充足的教育资源，需政府及高校共同努力。要合理配置高校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资源利用率，提高资源的共享程度是一个有效的措施。众所周知，地方高校是我国高等学校的主体，由省一级政府统筹协调、投资建设，因此，在省的范围内，突破校际间的约束，将稀有的高校教育资源进行交互共用，实现区域内的教育资源共享是可行的，这也是目前学界的共识。
二、完善高等学校教育资源共享的对策
1．加强教育资源共享意识的培养。要彻底转变过去高校发展“单兵作战”的状态，树立高校之间教育资源共享的意识，不仅节约经费支出，同时也提高了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我国高校之间教育资源共享程度不高，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有些学校领导认为：共享就意味着失去。要彻底转变这种观念，认识到共享是一种互利，是合作与共赢。高校之间教育资源的共享不单单只有“强强联合”，只要有需求和供给，共享就可以实现。各高校如果本着“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原则，促进优质资源开放，让优质教育资源成为流动的活水，这无疑会提升高校的整体教育质量。共享不是无偿的，这也是保证高校之间教育资源共享顺利开展的前提条件，有助于激发资源提供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于提供资源的高校可以通过收费来弥补共享资源所造成的损失或损耗、维修等费用，参与共享的高校或个体都会从中受益，实现优势互补、共同提高。这样既节约了教育资源，解决了资源短缺的局面，同时又提高了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避免了资源的重复设置，这不失为高等教育良性发展的一种策略。教育资源的共享不仅局限于网络电子信息资源、图书馆资源的共享等，而且包括科研仪器设备、教师等人力资源及优质课程资源等与培养学生有关的资源的共享。
2．建立并加强教育资源市场化配置机制。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部门所有的现象仍然非常严重，高校根据不同的主管部门归属于不同的“阵营”，它们之间互相竞争、排斥，“内耗”过多，缺乏有效地合作与共享。因此，要建立政府宏观调控下的教育资源市场化配置机制，打破教育资源的部门所有制，实现高等教育资源在不同高校之间共享，避免资源的分散和重复建设，促进新增资源的整合，优势互补，从而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高校资源可以实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教育资源在归属不变的前提下，配置资源的利用，使资源真正流动起来。各学校要提供条件，为教育资源的校际流动扫清障碍，如实施灵活的人事聘任、管理制度，促进教师之间的合作及校际共享。各高校要努力实现电子信息平台的对接与互联，提高数据库的兼容性，实现高校之间各类信息资源的互联、互通、互用等。打破各高校在科研仪器设备资源之间的壁垒；课程资源方面，实现校际之间的课程互选、学分互认，制定学分转换机制等，为高校之间课程资源的共享创造可能性。
3．政府要落实并扩大高校办学自。要推进高校教育资源共享的实现，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要转变政府的角色，变决定作用为引导作用，赋予高校更多的自，使高校成为适应市场经济的独立的市场主体。利益因素会使高校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发展需要去寻求或提供资源共享，承担因为共享而带来的利益分配问题。政府要提供财政支持，在我国高校教育资源共享过程中政府主要扮演了资源供给者的角色，政府要投入专项资金来扶持高校教育资源的共享。包括国家继续对现有资源共享平台的投入，如仪器设备和优质资源共享系统、文献保障体系等。地方政府也要针对本区域的高校教育资源共享行为提供必要的资金扶持，为区域搭建共享平台等。
4．建立健全教育资源产权明晰机制。教育资源的产权不明晰是制约当前我国高校资源共享实现的主要障碍。产权模糊的现象普遍存在。公立高校的资源在法律上明确归国家所有，由国家来实际承担对教育资源的管理职责，这样造成产权主体不明，责任不明，使教育资源成为无主的资源，谁都可能去占有并利用并从中受益，而没有人去维护、保护。主体明确，会促使主体对这些资源负责，考虑如何提高资源的利用率，降低资源的闲置率，以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状态。所以，教育资源产权的明晰对于教育资源的配置与共享有着重要的意义。5．建立和完善有偿共享机制。高校没有建立稳定的、标准的收费机制是导致大量教育资源不愿意或不能共享的主要原因。要激发拥有教育资源单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确保参与共享的各方都能得到利益，必须建立和完善有偿共享机制。首先要制定统一、合理、公平的收费标准并规范收费行为，防止乱收费现象的产生。同时要建立收费监督机制，所收费用应主要用于资源本身的维修、开发、购置新资源及支付资源管理者的劳务费等。要将收费标准上报主管部门备案。同时要防止高校为了创收而压缩甚至剥夺该资源服务本校师生的时间和质量，而将主要力量面向市场，这样就舍本逐末了。也可以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进行监督和评价，对于资源利用率高、效率好的学校给予奖励，共享效果不好的学校则相应的削减资源投入等。
根据地方学校的办学理念、师生和资源的实际情况，利用现有的条件开发适合于本学校师生共同发展的媒体素养课程。在媒体素养校本课程开发过程中，要考察清楚媒体素养的理念、教育的目的、内容框架以及实施和评价，结合斯基尔贝克的校本课程开发模式，通过长期实践，我们提出一套媒体素养校本课程开发流程。根据媒体素养教育校本课程开发的基本流程，在国内我们于2004-2006年率先在广东省珠海市第三中学开发了《网络与生活》媒体素养教育的校本课程，包含《网络与商业广告》、《网络与新闻》、《网络与交流》和《网络与游戏、动漫》四个单元。课程采用了单元课程的形式，适宜教师根据需要自主遴选教学单元。课程围绕主题设计活动，适宜对特定问题展开细致而深入的讨论。在课程中注重培养学生探究的能力，在教学中应用webquest的形式促进学生对问题的探究与解决能力。课程注重学生成果的多方面展现，既有学生作业纸，又有角色扮演游戏、汇报演讲、表演等多种方式。2011-2012年研究团队在东莞中学松山湖学校设计开发了基于媒体素养教育的《电视节目编导与制作》校本课程，课程中包含《文字稿本的欣赏与创作》、《摄像与录像技能》、《非线性编辑制作》和《作品赏析》四个专题，并通过准实验研究验证了媒体素养校本专题课程开发的可行性。《电视节目编导与制作》校本课程的开发及其实施，促进了学生媒体素养的发展，提高了中学生使用、分析、评估和交流媒体信息的能力，培养了学生对媒体文本的识读和编写能力、使用习惯、分析技巧和评估能力。让学生能够了解电视媒体是运用特定的技巧架构，同时能够合理的使用电视媒体、辨析媒体信息的意义和价值，形成自己的“媒介观”，并有效地利用大众传媒来发展自我。
二、媒体素养与学科课程整合融入学校教育
除了单独开设课程外，国外还有些地区的学校是将媒体素养教育融合于各个学科教学之中来开展的。以美国为例，上世纪90年代美国媒体素养教育重新兴起的时候，美国已经完成课程改革，大批新出现的课程已经占据了课程表，所以美国的媒体素养教育只能整合到其它课程中，整合课程居多。1991年KathleenTyner和DonnaLloyd-Kolkin开发的新课程《媒体和你：小学媒体素养课程》融合于英语和西班牙语的课程计划与教学活动中，供K-5年级使用[4]。1992年，DavidConsidine和GailHaley出版了一本综合教科书《视觉讯息：图像整合于教学》，该书提倡跨学科的方法将媒体素养概念整合到现有课程中，用宽泛的目标如负责任的公民与合作学习、多元文化教育和批判思维技能相联系[5]。1995～1996年ReneeHobbs和Richard在Massachusettsschooldistrict作了一个测评研究，结论是最有效的媒体素养项目是将技能整合到所有学科中，包括分析和制作活动[6]。2000年马里兰州是全美第一个在全州公立学校将媒体素养课程全面整合到多门课程（语言艺术、社会研究、数学和健康课程）中的州，虽然还不是官方的要求。在国内，媒体素养教育研究者们也在尝试将媒体素养与学科课程整合融入学校教育的实践探索，比如上海、南京、北京等地的研究者在中小学都开展过相关探索，也总结出一些有价值的经验，值得进一步推广和总结。媒体素养与学科课程整合有很多方面值得去探索和发掘，如语文课可增加新闻理念、新闻体裁和新闻事件内容，并可亲自采写新闻，张贴于班级报栏、投稿到校广播站或报社，亲历体验媒介的运作程序；信息技术课可学习电视新闻、专题拍摄，了解网络新闻运作流程及信息传播工具等，初步掌握电子媒介的表达和沟通技能；品德与社会课可把电影、电视中的国家和城市形象与现实的状况比较，用媒介再现历史的人事物，发现对某些国家和地区报道中存在的刻板印象。2009-2010年研究团队在广州市越秀区清水濠小学六年级开展了媒体素养教育融入小学英语的“浸入式”教学的行动研究，旨在学生在自然的英语环境中通过媒体素养教育活动习得语言，主要环节如下（如图2）：（1）利用专题学习网站导入媒体素养教育的目的，用英语提出小组所需完成的任务和完成任务所需要的方法，教师给予例子，引导学生组织活动，如学生分组查阅不同节日的习俗，确立各自要推销的广告活动。（2）学生以小组为单位用英语介绍各自的小组任务，搜集广告制作所需的资料，把搜集和整理资料的过程与别组同学一起分享。（3）教师用英语指导学生如何创作广告词和制作广告，在这过程中学生的写作能力训练得到了锻炼，媒体制作能力也得到了培养。（4）学生展示和阐述自己的作品，其他组学生参与评价，教师也进行评价、点拨并帮助学生纠正语法上的错误，最终评选出大家心目中最精彩的广告作品。整个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增加了学生英语语言的输入和输出量，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媒体素养。2008-2010年和2010-2012年研究团队分别在广州市第四中学和东莞中学进行信息技术课程中融入媒体素养教育的行动研究，总结出了媒体素养教育融入信息术课程的教学模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如图3）：教师呈现媒体知识，提供学习指南和知识概括。然后要求学生分组进行选题，并在课堂的进行过程中和课后收集相关资料。教师为每个小组收集的资料进行指导性评价，摈弃不符合媒体素养教育目标的资料，并合理引导学生进行批判性的接收媒体资料。学生小组协作进行相应的媒体作品创作，如DV作品、宣传视频、广告等。教师负责收集作品并通过多种手段进行展示，如通过学校电视台、专题学习网站、校外公共网络平台等。教师为每个小组作品提供多种评价模式，如学生互评、教师点评、网络评论等。最终选择优秀作品上传专题学习网站，并适时组织相应的竞赛和活动，强化媒体素养教育教学成果。学期末收录优秀作品到媒体素养教育资源库，为后续媒体素养教育提供支持。
三、通过社会组织活动（活动课程）融入学校教育
成功的媒体素养教育活动是一个多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社会组织开展的媒体素养教育活动想要长久发展，渗透到学校则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只有这样才能拥有更加广泛的影响群体，达到更好的效果。社会组织活动输入学校，可以活跃学校活动课程的开展，而活动课程是学校开展媒体素养教育最为灵活的方式，如主题班会、少先队活动、板报、比赛等等。本文以广州少年宫开展的媒体素养活动为案例探讨通过社会组织活动融入学校教育的媒体素养教育活动模式。广州市少年宫是广州市少先队总部所在地。按照中国党带团、团带队的组织体系，在少先队工作委员会的指导下，少年宫承接了部分少先队建设工作，从而通过少先队体系与学校紧密联系了起来。广州少年宫利用该职能属性将媒体素养教育融入学校教育中，少年宫媒体素养活动与校内活动结合的途径如下图4：在融入学校教育中，少先队体系起关键作用，即少年宫牵头、少先队体系作为活动渠道、以区、校大队辅导员为主要组织者来开展。广州少年宫的活动对校级的活动具有示范作用，同时也为学校提供师资、课程等资源，以及进行培训、讲座等。学校在少年宫的指导下，有选择地进行与媒体素养有关的活动，如少先队活动、学校小社团（红领巾小记者站）、校际课堂、融入性课程。
四、媒体素养教育融入学校教育的实施策略
当前，为了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北京市实施了“名校带多校”策略，学校的办学规模得以迅速扩展。以北京市第一一中学（以下简称“一一中学”）为例，学校现在的工作半径是：往北55公里，往西10公里，往南还有5公里；学校有132个班、6000名学生。以前我们强调，中小学校长要尽可能多地认识学生，那么按现在这个规模就很难做到。此外，文化冲突现象在所难免，而这一问题却很少有人关注和讨论。一一中学有68年的历史，它的精神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追求的是卓越。然而，学校的新校区、分校却刚刚起步。地域的特点、生源的差距、校区的境界都会带来文化冲突，工作起来感觉压力倍增，而这些问题单靠一所学校很难解决。而这些所谓“被带”的学校，笔者个人觉得其自身都有存在的价值。比如，在笔者主持的海淀区校长基地中，一一中学所带的五六所学校确实相对比较薄弱，但实际上，这些学校中的每所学校都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它们的办学经验都值得学习，都应当贡献出来。因此，学校的办学规模到底应该多大才合适确实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现实中，教师工作的边界在无节制地扩大，而学校却缺乏有效的激励手段。目前，学校执行的绩效工资方案的参照标准即教师的工作量还是2000年北京市规定的。新课程改革以来，教师的工作量增加太多，比如，要教授两个班的课、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然后要承担各种选修课，而且选修课还是动态变化的；承担研学、承担社会实践；各种课程开发、课题研究、学生社团、竞赛指导一个教师的工作量到底是多少？工作量大幅增加了，而工资却没有变化。教师的工作边界扩大了，就需要有激励机制，但学校在职称上似乎无法激励。现在中小学开始评正高职称，这说明中小学教师劳动的复杂程度应该跟大学一样。那么，研究生毕业后工作五年自然应该就可以评中级职称，但目前所限定的75%的中高级职称比例使得一批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教师工作七八年都评不上中级职称。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从哪儿来？这些都是学校管理的基础问题。转型最怕注意力分散，顶层设计就显得格外重要。顶层设计是政府的责任，如果政府把改变一所学校的重任全部交给校长，学校的压力感就会非常沉重，因为很多时候，对改革方向的把握、配套机制的建设、相关政策的制定，都不是基层学校靠一己热情和能力能办到的。因此，政府应该把该做的、该管的事情做好和管好。教育转型对治理能力的挑战，不能只落到学校。如果顶层设计不科学的话，就势必会带来混乱。比如考试改革，它起着导向作用，要科学稳妥、慎之又慎。如2014年的中考，有四五千个学生物理考满分，高中还怎么选拔学生？高中的定位怎么体现？又如，2014年的中考语文考连环画，这种形式是不是适合于初中这个学段？这想要传达怎样的改革信号？笔者认为，顶层设计应当关注更宏观的问题，如果在这些专业问题上管得过多、过细，难免会误入的歧途。如果顶层设计出现偏差和混乱，那么，改革和发展就会遭受损失。
二、教育转型我们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我们要建立立足于校本改革方案的思维方式。当前，基础教育变革越来越趋向于学校，而学校的改革和发展越来越依赖于自主决策和主动创新。笔者认为，我们应该注意两点。首先，我们是具体的实践者，设计任何方案都不能流于表面。现在是三山五岳的概念、五湖四海的观点，我们在其中穿越，任何一种观点对我们都可能有影响。其次，我们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能靠别人给我们提供标准。我们不能看新树了谁的典型，然后就都去学习，就照着人家的模式去做。我们得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去感悟、去设计。因此，我们倡导主动创新、实事求是和独立思考的精神。外部环境变了，学校是不是就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向别人学习，但对方的手法是不是能学得到，怎么学习？前者说的是战略，战略很重要，是做自己；后者讲的是策略，每个学校要有自己独特的策略，而且节奏的把握也非常重要。像一零一中学，我们并不认为所有的科目都要实行走班教学；从我们的现实出发，四万平方米、四千学生，我们的大班额没法走班。所以，我们既不能故步自封，也不能贪吃冒进，更不能随波逐流。现在谈论改革，我们就需要思考：学校原有的培养模式还有没有生命力？我们有很多的经验，但从目前来看，新的形势显然已经超出了我们的经验值。现在，高中招生大幅度的名额分配和高考科目改革的现状，需要我们掌握一点辩证法，弄清楚变与不变的关系，既要看到需要改变的地方，同时也要看到必须坚持的东西。改革是一种完善，是要改掉不好的做法和行为模式，而好的原则和目标则要保持住，要守住根本。笔者的体会是：教育改革的思路是不立不破，首先要立，不能上来先破，破了以后立什么呢？立的思路是基层真实的教育活动。教育改革是学校自己的事，不是别人的事，同时我们也要在世界的坐标中去寻找自己的定位。我们看到，教育界有很多的新举措，那么这些举措是进步、是发展，还是充其量仅仅是一种变化？这些举措是不是有价值？有的时候，我们容易为一些旧问题反复折腾，而我们都知道教育是最经不起折腾的。我们必须要有独立的思考和清醒的判断。
三、一一中学如何开展教育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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