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9 09:20:14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教育投资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运作，不仅需要逐步完善市场体系和政策法规，更需要大批具有良好思想品德、专业文化素养，善于按市场经济规律进行决策、管理和运作的各类专门人才，还需要有源源不断的高质量科技成果的输入和高智力的有力支持，而跨世纪的国际竞争更是高科技和高科技产业的竞争，是高级专门人才的竞争，因而作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技文化为己任的高等教育事业将左右我国新历史使命的实现。目前我国的高教事业则远不能适应发展需要，无论是在人才的数量、质量、结构、种类、规格等方面，还是在科技发展的规模和水平方面，都还无法满足需要，高教事业必须进一步发展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但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就要有相应的资源条件作保证，尤其是建设高水平的大学，必须要有高的投入。但现实情况是高教经费处于入不敷出的困境。目前我国普通高校均由政府兴办，但政府实际上只能负担一半左右的办学经费，所以目前高教经费不仅无法提供发展的需要，连维持现有教育活动都难以为继，高教经费已成为高教事业发展的“瓶颈”。因此，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高教经费由政府单一渠道投资的体制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同时由政府一元化投资的体制，包括学生的培养费在内所有高教经费全由政府包下来也不合理，因此，改变政府一元化投资体制，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已势在必行。而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则使多渠道筹措经费成为可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也具备与其他社会部门进行劳动交换的法人地位，高校为国家、社会提供人才、科研成果和社会服务，也就是提供了劳动，接受其劳动的部门以及个人会因此而增加收入和得到其他利益。它们之间可用社会必要劳动的确定为准绳进行等价交换，学校通过提供各种劳动成果与社会不同的部门、单位以及人员进行交换获取经费，这就使多渠道筹措经费成为可能。为此，《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提出，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辅之以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收取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校办产业收入，社会捐资、集资和设立教育基金等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新教育投资体制，这个新体制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合乎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当然也是可行的。
二、“政府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经费”投资体制的性质、内涵及其相互关系
1．“主与多”的性质与内涵
各个渠道的性质和它们的职、权、利是不同的，具体说来：
（1）政府拨款为主－－主渠道。“为主”的含意，应该是指政府的拨款投资在整个国家高教经费的投入中所占的份额是主要部份。它反映在办学体制上则体现为高校是公办为主，非分办为辅；反映在公办大学的经费投入中，应该是国家政府的拨款投入为主，当然在这个为主的投资中除政府直接拨款外也应包括国家政府通过行政的、政策的以及法律的手段支持高教的间接性投入（如免税等）的部分。
由于政府拨款为主渠道，因此政府不仅通过政策的手段而且以投资的主体地位来调控影响高等教育的行为以保证办学方向、教育方针贯彻等的实现，最终就是确保教育的行为为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
在主渠道之外，辅之以其他多种渠道，它们是：
（2）收取学生的学杂费。在明确主渠道－－国家担负一定的培养费用的条件下，可以实行“谁受益，谁出钱”的原则进行收费，这是因为受教育者－－学生接受了高等教育，增加了知识，获得了本领，提高了能力，从而可以使自己增值，他将在未来的工作劳动实践中可获得高的报酬，因而他在学校中消耗的教育培养劳动不能无偿占有，应给予一定的补偿，所以就应缴纳相应的费用。由于学生交了费，相应学生应具有有关的自，如选择学校、选择专业的自，毕业后选择职业、工作岗位的自等；另外也可由用人单位以设立奖学金，或直接支付培养费等形式来支持所培养的学生，用人部门有权要求他们首先到该单位服务工作。
关于收费标准，原则上应根据学校为学生所创造的“经济性价值”的部分按照价值规律进行等价交换，但具体操作上则应随着社会承受能力的提高逐步到位，目前只能按照培养成本的一定比例和当前社会实际承受能力来决定，当然不同学校、不同专业其收费标准可以不同。
（3）社会服务的收入。社会服务的收入主要指，在学校和地方、企业之间进行不同功能的优势互补的经济活动中的收入，主要包括：为地方或地区通过多种形式进行培养、培训所需的各类专业、各种层次的人才和支援地方、企业办学；承担地方、企业科技研究项目；合办联营生产企业，创办高新技术产业；参与地方高新技术开发以及参与地方、企业的咨询决策等。这些活动是以学校一方为服务主体与以地方、企业一方为投资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他们之间进行优势互补，双向选择各自所追求的最优发展的目标作为合作基础。在过去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服务一般是无偿的服务，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是有偿服务。学校以服务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通过人才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按照价值规律进行等价交换，由此学校可以获取相应的经费收入。当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目标下，本着“服务”与“依靠”的精神，应该是相待以诚，相处以信，公平对等，互惠互利，决不能损害联系对方的利益。
（4）承接国家、地方政府或部门的科研课题任务的收入。这就是学校承接纵向课题所得的经费，这方面的课题任务一般都是国家政府部门有关国计民生较为重要的项目，对社会主义建设影响重大的任务。这里的经费投入，其投资主体是国家政府部门，当然这些课题任务的得到，是依靠学校的科研实力和成就，通过竞争而争取到的。但这里的利益分配，不能完全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虽然课题经费要考虑成果的价值，但更多的是根据课题研究过程中成本消耗的需要来考虑经费的拨款，这不仅因为在主渠道拨款中有拨给学校的科研事业经费，更因为这是国家任务，它将影响国家的全局利益，学校也有义务承担这方面的任务。
（5）校办产业的收入。从直观的角度来说，这里的投资主体是校办产业，校办产业作为教育经费投资者，它所要的权则是要求学校给予有关学校的资产的租赁权，要求学校给予学校的科技成果的转让权和校办产业的自主经营权。而最终利益的分配，实质上将按股份制的原则，学校作为校产、技术等入股的股额分取利润和国家给予校办产业的免税等优惠政策所得的经费收入。校办产业与社会的关系则与社会上一般企业一样，完全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按照价值规律进行等价交换。从本质上看，校办产业渠道的经费收入是学校的自我投资。
（6）国内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根据自愿和量力的原则捐资助学、集资办学及国外的资助和捐赠。
这一渠道的投资主体，当然就是捐资或集资的单位和个人。从现实来说，学校将无偿地接受他们的投入，他们的投资具有一定的选择权，或用于校园建设，或设立奖学金、助学金和发展基金，或捐赠设备等。他们这么做或是出于慈善的愿望，要扩大他们的影响“扬其名”；或则出于对母校报答养育之恩；或则是因为学校为他们作了贡献给予进一步的报答和鼓励等等。但这方面的经费收入，对学校来说是随机的，很不稳定的，是无法预计的，所以是一种机遇性收入，当然它与学校的历史声望影响有很大关系。
（7）运用金融、信贷手段融通教育资金，开办教育储蓄和贷学金来支持教育经费。这是国家政府给予教育的一种优惠政策，教育系统可举办金融机构，以融通资金。对学校来说，可以举办校内银行，开展集资、贷款等金融活动为教学、科研、基建、产业等融通资金。这将有助于教育资金的筹措。该渠道的经费来源可以理解为国家政府对教育的政策性投入。
从以上对筹措教育经费的各个渠道的分析可以看出，教育投资体制改革就是投资主体的变革和改变对投资客体－－学校的无偿为有偿，即从由国家政府－－元化投资主体改变为多元化投资主体，它包括政府（含地方政府）、受教育者（受益者学生及其家长）、企业、社会团体、个人（包括海外人士）以及学校自身。不同的投资主体出于不同的利益，通过不同渠道，对投资客体－－学校进行教育经费的投入，但是他们的投入力度是很不一样的。
2．各个投资渠道之间的关系
在各个投资主体之间有主有从，在主渠道之外其他各个投资渠道之间，他们的投入也不是一样的，但应该有个合适的比例，而目前的情况则尚无较为规范性的界定。以我校1993年度经费收入为例，全年收入经费共14922．3万元，其中国家政府拨款（包括教育事业费、科研事业费、基建费）4671．03万元，占总经费的31％，学生收费835万元，占总经费的6％，社会服务收入2396万元，占总经费的16％，纵向课题费收入4236万元，占总经费的28％，校办产业经费收入580万元，占总经费的4％，捐资收入180万元，占总经费的1．3％，信贷收入413万元，占总经费的2．8％。由上述统计分析可知，主渠道只占了31％，而纵向课题费和社会服务费收入所占比重较高，达44％；其次是学生收费、校办产业收入、信贷收入及捐赠，但他们的比重都较低。这表明目前政府拨款并不占主要份额，其它各渠道的比例较悬殊，而1993年我校累计财政赤字达5000万。为此，作为国家政府主渠道的投入要有较大增加才能真正成为“为主”的地位，其他有关渠道的经费投入也需要提高比例，适当调整关系，才能弥补学校财政赤字。而国外的一些著名大学的经费收入情况如何呢？据有关资料介绍，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1989－1990年获得联邦、州及地方政府的资助占其总经费的69．3％，英国牛津大学1989－1990年度获政府资助占其总经费的50％以上，而公立大学一般获政府资助平均在40％以上；学费的收入有高有低，如伯克利大学学费收入占总经费的11．7％，耶鲁大学学费收入占总经费的24％；服务收入一般占总经费的22％；校产收入占总经费的3％－10％；捐赠收入占公立学校经常性收入的7％。上述国外学校经费收入的比例与我国情况相差甚远，由于国情不同不能盲目类比，但可参考。
三、关键在于落实到位
新的高教投资体制符合我国国情，反映了我国高教事业发展的规律，它为增加高教经费的投入，保证高教经费有着稳定可靠的来源，带来了希望，开辟了良好的前景，令人鼓舞。但环顾目前的现实情况则仍然令人忧虑：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没有真正落实，而实际上只是处于“略战”地位的境地，只顾上经济项目，建楼堂馆所，搞开发区等，却舍不得投资教育，甚至出现挤占、挪用教育经费和大面积拖欠教师工资的状况，而学校教育经费由于物价上涨，实际办学经费连续几年负增长；教师待遇偏低长期未获解决，近年来教师流失量不断增加，师资队伍不稳；学校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严重不足和老化及实践环节经费短缺，教学质量难以保证，办学难以为继；某些政策性措施出台，事实上限制了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教育投资水平不仅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教育日益增长的需求，甚而也难以满足现有教育事业的基本需要，如此等等的现实情况和问题仍然困扰着高等教育。因此，现在的问题在于真正贯彻落实新的高教投资体制，使其切实到位、兑现。为此，针对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情况和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以促进加速新投资体制的实现。
1．首先要思想到位，真正把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落到实处。必须从思想深层次上解决重物质资源投入、轻人力资源开发的倾向。应充分认识无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还是增强综合国力参与国际竞争，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战略目标，都将取决于国民素质和大批高水平专门人才，取决于教育事业的发展，而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则是一种高度智力密集和高度科技密集型的事业，其成就和效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员的素质和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的先进程度，这就必须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同时，教育投资已为世界各国历史所证明也是一种生产性投资，它将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而必须从战略高度来考虑教育问题，才能真正落实小平同志所说的“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这一重要指示。
2．切实保证政府财政拨款的主渠道作用。当前就是要在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时，出台一系列的改革方案中，尤其在国家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中，必须确保教育经费按不变价格计算有必要的、稳定的和不断增长的来源，从而落实《纲要》规定的到本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和“八五”期间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支出水平全国平均不低于15％的目标。
本文作者：赵晶晶工作单位：吉林财经大学信息经济学院
不断完善教材内容。独立学院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尽量选择实践性强的教材，同时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结合所选教材和证券市场实际情况，添加新内容比如一些最新的理论和知识，以弥补现行教材内容的不足，此外，还要删除教材中已经过时的理论内容。另外，有条件的学院还可以组织教师编写适合自己学院培养目标的教材。加强实验室建设。证券投资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课程，需要相应硬件和软件支持，学院应该重视实验室建设，及时完善和补充实验设施，购买和更新相应证券模拟软件，使学生及时了解和接触到证券业最先进的电子设备和软件，为学院培养应用型人才提供支持。培养双师型教师。“打铁还需自身硬”，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有力保证，担任证券投资学教学的教师，应该是双师型的教师，他们不仅要具有深厚的专业理论知识，还要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因此，学校应加强双师型教师的引进和培养，一方面，可以聘用具有多年证券从业经验的专家为教师，另一方面，选送本学院优秀教师到相关单位进修和实践培训。教学手段多样化。首先，采用模块化教学。充分利用学生的考证热情和从业资格考试的特点，将证券投资学教材的内容分为五个模块。在教学过程中结合从业考试的重点和难点进行详细的讲解，让学生掌握证券投资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增强学生考取从业资格证书的信心。其次，引入案例教学。根据教学内容难度的变化和学生学习状况的变化，选择与教学内容配套的典型案例，将复杂的、枯燥的理论用生动的案例表现出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运用理论知识解释现实问题，既可便于学生理解，又可供学生讨论，逐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与能力。
强化实践教学。实践教学由课程实践、专业实践和专题讲座。课程实践通过利用学院的实验室设备和证券模拟软件，在授课时，安排一定学时在校内实验室进行实训。实训的主要方法有教师演示和学生模拟操作。通过课程实践使学生了解证券交易的操作过程、增强对大盘的分析能力。专业实践通过学院与证券公司签订实习协议，建立实习实训基地。学院成立实习工作领导小组，安排教师组织学生到实习基地进行校外实践，使学生操盘能力得到快速提升，为学生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打下坚实的基础。专题讲座采用不定期邀请校外经验丰富的证券从业人员来校开展投资和理财类的讲座，培养了学生的从业技能。
独立学院证券投资学教学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只有认真分析问题，针对问题进行改革，才能提高教学质量。比如，我院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在授课期间不仅安排有课程实践还有专业实践，通过这种方式学生进一步理解了课程的教学内容。此外，我院还通过改变教学效果评价方式来提高教学质量。增加实践成绩在评价中的比重，将考试分为理论考试和实践考试两部分，实践考试以课程实践和专业实践为主要依据，同时参考网络模拟炒股比赛业绩给予分数奖励，通过多种实践方法的配套使用，促使学生平时注重操盘能力的锻炼，教学效果得到明显提升。
关键词:区域高等教育投资主体博弈分析
一、博弈论的概念及基本要素
博弈论(GameTheory)又称对策论或游戏论，是研究多人谋略和决策问题的理论。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1)一个博弈问题必须至少有两个或多个参与博弈的主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团体)，这些主体在博弈过程中都有各自的切身利益。由于利益的驱动，他们在作出自己的决策时，总想选取最优战略。(2)博弈中的各个主体之间总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竞争，竞争贯穿博弈的全过程，同时竞争又将博弈的主体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相互依存，相互较量。(3)主体之间要进行较量，每一个博弈主体就要尽量掌握博弈中对手的特点和已经采取或可能采取的行动的知识和信息。(4)各个博弈主体都十分关心博弈结果。博弈结果通俗地说就是输赢大小，博弈论用收益(或效用)来描述博弈结果。
博弈论的基本要素包括:(1)参与者(Players):指的是一个博弈中的决策主体，通常又称为参与人或局中人。参与者参加博弈的目的是通过合理地选择自己的行动，以期使自己的收益(或效用)水平最大化。(2)行动(Actions):是指参与人在博弈的某一时刻作出的战略选择。(3)信息(Information):指的是参与者在博弈过程中能了解到和观察到的知识。信息对参与者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每一个参与者在每一次进行决策之前，他必须根据观察到其它参与者的行动和了解到的有关情况作出自己的最佳选择。(4)战略(Strategies):是参与者如何对其它参与者的行动作出反应的行动规则，它规定参与者在什么时候应该选择什么行动。(5)收益(pay):指的是在一个特定的战略组合下参与者得到的确定的效用或期望效用。效用通常表现为博弈结果中的赢输、得失、盈亏。效用必须能用数值刻画其大小。博弈论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一个参与者的收益不仅取决于自己的战略选择，而且取决于所有参与者的战略选择。或者说，收益是所有参与者各选定一个战略形成的战略组合的函数。(6)结果(outcome):是博弈分析者最为感兴趣的要素的集合，是他认为最有可能的行动或战略组合。
二、高等教育多元投资主体的利益关系
(一)高等教育产品的经济属性
依据公共产品理论，对高等教育产品的经济属性分析如下:
一方面，高等教育产品具有私人产品的特征:(1)在一定条件下，高等教育服务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比如，在既定的高等教育投入下，增加一个人对高等教育服务的消费，会影响其他人消费的数量和质量，其边际成本为正。(2)高等教育服务在消费上具有一定的非排他性。高等教育提供的一些利益对个人来说是可分的。每个享受了高等教育的受教育者都会从中得到直接利益和间接利益。
另一方面，高等教育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高等教育提供的利益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通过受教育者外溢给了社会。表现在全社会都能从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身上获益，包括全社会制度的创新、科技开发和产品更新能力、民族文化与道德水平的提高。
因此，高等教育既不是纯粹的私人产品，也不是纯粹的公共产品，而是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混合产品，即准公共产品。
(二)区域高等教育的投资主体构成及其利益关系
高等教育服务所提供的是准公共产品，区域内高等教育多元投资主体具有不同的投资需求。政府投资是为了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个人(即学生及家庭)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得预期经济的和非经济的收益;企业投资是为了获得直接的经济回报;高等学校自身是为了通过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提升学校的社会地位和竞争力。尽管他们带着各自不同的预期目的，但当他们投资于同一所高等学校时，就成为多元的投资主体，也是多元的利益主体。
1.政府主体。高等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对社会具有明显的外部效应，这种外部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其文化素质、专业技能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相比有显著提高，因而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更强，能更积极主动地参与政治经济文化活动，配合政府做好工作，更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政府的各种社会目标的实现。其次，高校本身也常常成为高新技术的“发源地”，世界几大高新科技工业区都是依著名大学而建的。而且，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高等学校在科技成果转化中起着独特的作用。
因此，高等教育对于社会的外部效应是巨大的，不仅能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还能带来极大的非经济利益。因而，政府是高等教育的直接和间接受益者，理应成为高等教育的投资者之一。
2.个人(即学生及家庭)主体。受教育者个人——学生是高等教育的最直接受益者。高等教育在总体上可视为是一种收益内在化的“私人产品或服务”，因而高等教育能够给受教育者带来较高的收益——即受教育者个人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增进自身的人力资本获得预期经济收益和各种非货币性满足。
从预期经济收益来看，个人收益与教育程度的高低成正比。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个人受教育年限与私人收益与费用坐标(图1)来清晰地表示。
从非经济利益来看，高等教育接受者还可获得其他非货币收益。对于学生及家庭来说，高等教育在消费上更具排他性，私人产品的特征更为突出。因此，学生及家庭理应成为高等教育投资主体之一。
3.企业主体。企业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是指企业从自身的发展和利益出发，对高等教育所进行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的货币表现。广义的企业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有两种:一是通过国家税收转为政府投资的间接投资;二是直接投资和捐赠。狭义的企业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仅指直接投资和捐赠。其主要形式包括:企业职工在职培训的教育费用支出，对教育机构的科学研究合同、培训合同支付的费用，企业对教育机构的无偿捐赠、对大学生的“委托培养”和“有偿分配”。本文主要探讨的是狭义的企业对高等教育的投资。
企业是高等教育成果的主要摘取者和教育投资的主要收益者。首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为了在竞争中生存并取胜，都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实践证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与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是成正比的。其次，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企业间的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才和技术的竞争。企业拥有的劳动力和专门人才的数量、质量是企业能否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企业通过吸纳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各类高层次人才，大量利用高校专利成果，实施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不仅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而且可以提高生产率，从而增加企业利润，进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因而，企业也应该成为高等教育投资的主体之一。
4.高等教育机构(高校)主体。高等院校是国家实施高等教育的人，随着高等教育财政制度的改革，高等教育拨款方式除公式拨款、合同拨款以外，将更多地出现绩效拨款，将办学质量与年度效能核算相结合，以更好地体现效率原则，促进办学质量好、水平高的学校及其学科专业的发展。所以，学校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通过经营校办企业、开展社会服务、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形式来弥补教育投资的不足，以提升学校的竞争实力，并可以获得较高的政府财政投入支持。因而，高等教育机构也应当成为高等教育的投资主体。
由上文的分析可见，区域高等教育投资主体应该包括区域内政府(即地方政府)、企业、高校及个人(即学生及家庭)。另外，我们如果把区域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待，一个区域的高等教育系统应该与其他区域的高等教育系统存在一定的互动联系，即地方政府之间在高等教育投资方面会发生一定的联系;同时，区域的高等教育系统也是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即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高等教育投资方面会发生千丝万缕的互动关系。下文所研究的区域高等教育投资主体仅限于区域内部的政府(即地方政府)、企业、高校及个人(即学生及家庭)。
三、区域高等教育各投资主体的博弈分析
区域高等教育投资主体的博弈关系涉及许多方面。由上文对各投资主体构成及利益关系的分析可知，区域内部的政府、企业、高校及个人可以形成许多两两博弈关系、三方博弈关系以及多方博弈关系。在此，仅分析高校与高校之间、高校与政府之间、高校及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
(一)高校与高校之间
高等教育资源具有共享性，各高校单独提供高等教育资源的能力有限，如果各高校能够彼此合作，可使高等教育资源提供不足的现象有所缓解。
1.同质高校之间。这里的“同质高校”指办学条件及学校资源基本相当的两所高校，可以是两所重点高校，也可以是两所普通高校。在此构建一个简单的博弈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
假设某一区域内部存在甲、乙两所同质高校，二者对某一高等教育资源都没有独立提供的能力，需要二者合作提供。设提供该高等教育资源共需投资为C，如果二者选择合作提供，甲、乙高校各需付出成本为0.5C和0.5C，则甲、乙两所高校都能获得收益为R，设C>R>0.5C>0;如果二者选择不合作提供，不提供的一方得益为R，而提供的一方需独立支付全部成本C，则提供方的得益为R-C<0。很明显，如果有一方选择了不合作提供的话，另一方则不可能选择提供。
这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模型，如果甲、乙两所高校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则当甲校选择合作提供时，乙校的最佳选择是不提供;当乙校选择合作提供时，甲校的最佳选择是不提供。此处的纳什均衡解是“不提供，不提供”即(0，0)，其结果便是高等教育投资提供的不足，即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偏离，没有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存在改进的可能。
通过本博弈模型的分析可见，我国目前区域内部同质高校之间高等教育投资不足的原因主要在于:一种可能是高校资源过于贫乏，即使合作也没有能力提供;另一种可能是当合作有能力提供高等教育资源时，往往会陷入这种“囚徒困境”。为了解决区域内同质高校之间高等教育投资提供不足的困境，需要靠政府的投资引导和激励诱导，增加同质高校之间提供高等教育资源的动力和约束力，以达到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一致，达到最优均衡。
2.异质高校之间。这里的“异质高校”指办学条件及学校资源相差悬殊的两所高校，即指一所重点高校和一所普通高校。在此构建博弈支付矩阵模型如表2所示。
假设某一区域内部存在丙(重点)、丁(普通)两所异质高校，某种高等教育投资活动给重点高校丙带来的效用改进为R，给普通高校丁带来的效用改进为r，而丙校独自提供高等教育投资导致的效用减少为c，丁校独自提供高等教育投资导致的效用减少为C，丙校和丁校平均分摊高等教育投资成本导致的效用减少分别为0.5c和0.5C。其中R>C>r>0，C>c>0。
这是一种典型的“智猪博弈”模型，在该支付矩阵中，重点高校丙和普通高校丁各自采取“提供”和“不提供”策略的博弈均衡为(提供，不提供)即(R-c，r)。对于“高校丁”而言，“不提供”即为占优策略解，但对于“高校丙”而言，仅存在纳什均衡解“提供”，却不存在占优策略解。
通过本博弈模型的分析可见，如果两所高校都不提供投资，则会导致区域高等教育水平发展缓慢;如果普通高校丁进行投资而重点高校丙“搭便车”，则会导致普通高校发展滞后且差距进一步拉大，而重点高校丙可能因规模过大出现不经济现象;重点高校丙和普通高校丁在选择策略的博弈均衡为(提供，不提供)的情况下，能促使普通高校迅速成长，而重点高校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因而，区域内重点高校丙和普通高校丁之间，理应重点高校丙独立提供至少应是多提供高等教育投资才符合教育公平和社会效用最大化原则。
为了使重点高校增强高等教育投资的意愿，政府应实施激励政策的引导，从而增加区域内高等教育资源的共享收益。
(二)高校与政府之间
政府部门作为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主体，同时也是公共利益的代表。政府的行为利益是希望高校通过有效、合理的高等教育资源共享策略选择，使区域内高等教育资源能够充分共享。一种情况是政府有作为，即政府加大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从宏观上对高等教育共享进行合理引导，促进高等教育资源的共享。另一种情况是政府无作为，即政府在教育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可能出现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不足，过多地干涉高校内部的事务，阻碍了高等教育资源的共享。
目前我国高校是受政府的监督指导来办学。而且政府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时，往往更倾向于重点高校，以便使重点高校能带动区域内普通高校共同发展。为了简化研究，这里把区域内重点高校抽象为一个高校。假定高校有两种策略可以选择:积极参与共享和消极参与共享;政府也有两种可选择的策略:有作为和无作为。在此构建博弈支付矩阵模型如表3所示。区域高校与政府部门在各自利益的驱动下，在是否积极共享高等教育资源方面进行着混合策略博弈行为。
假设政府部门在有作为时对推动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共享的投资为Cj，无作为时对推动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共享的投资为Cx(设Cj>Cx);区域高校积极参与共享时的收益为R，消极参与共享的收益为R+R(在区域总体生源有限的情况下，选择消极共享在短期内反而有可能增加会提高自身的收益);政府部门对高校消极参与共享的惩罚为Cf。又假定高校以p的概率积极参与共享，以1-p的概率消极参与共享;政府部门以q的概率足额投资和合理引导(有作为)，以1-q的概率少量投资和不合理指导(无作为)。再假设区域内高校与政府部门的预期效用分别为U1和U2，则二者的混合策略博弈支付矩阵模型见表3。
根据表3中所列的支付矩阵计算二者预期效用U1和U2如下:
U1=pqR+p(1-q)R+(1-p)q(R+R-Cf)+(1-p)(1-q)(R+R)
U2=pq(-Cj)+p(1-q)(-Cx)+(1-p)q(Cf-Cj)+(1-p)(1-q)(-Cx)
当U1和U2关于p和q的一阶偏导数为零时，可使区域高校与政府部门之间的混合策略博弈达到纳什均衡，则得到:
U1/?鄣p=qCf-R=0
U2/?鄣q=Cf-Cj-pCf-Cx+qCx=0
所以纳什均衡解为:q=R/Cf，p=1-(Cj-Cx)/Cf，且Cj>Cx
于是，区域高校以p=1-(Cj-Cx)/Cf的概率积极参与高等教育资源共享;政府部门以q=R/Cf的概率为推进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共享足额投资和合理引导。
通过本博弈模型的分析可见:区域高校消极参与共享的额外收益R与政府部门合理引导的概率q成正比;政府部门对消极参与共享的惩罚力度Cf与区域高校积极参与共享的概率p成正比;政府部门有作为与无作为时的投资成本差距(Cj-Cx)越大，政府部门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就会越倾向于无作为，区域高校选择消极参与共享的概率1-p就会越大。
(三)高校、企业与政府之间
亨瑞?埃茨科瓦茨(HenryEtzkowitz)(1997)通过引入生物学中的三螺旋概念，首次提出使用三螺旋模型来分析政府、产业和大学之间关系的动力学，并用以解释政府、企业和大学三者间在知识经济时代的新关系。自此，三螺旋理论被认为是一种创新结构理论。勒特?雷德斯道夫(LoetLeydesdorff)(1997)对此概念进行了发展，并提出了该模型的理论系统如图2所示。其具体结构是政府、大学、产业等三机构在保持各自独立身份的同时，又都表现出另外两个机构的一些能力，也就是说政府、大学和产业三机构除了完成他们的传统功能外，还表现出另外两机构的作用。由于三重螺旋模型超越了以往的大学—产业、大学—政府、产业—政府的双螺旋关系模式，克服了以往的产学/产学研合作模式忽略国家层面考虑的不足，自提出以来一直为学界所热衷。
由三螺旋模型可知，区域内高等教育投资的三个主体政府、高校与企业之间存在着博弈关系。假设在博弈模型中只有一所高校、一家企业和区域地方政府。在此构建区域内高校、企业与政府之间博弈支付矩阵模型如表4所示。
高校和企业在博弈中均有两种选择:合作或者不合作;政府也有两种选择:有作为或者无作为，且在有作为的情况下可能出现两种结果，即政府对高校和企业的合作起促进作用或者抑制作用。
设在高校和企业均选择合作的情况下，高校的收益为Iu，企业的收益为Ic;当政府对高校和企业的合作起促进作用时，高校将得到额外的收益Ru，企业将得到额外的收益Rc，当政府对高校和企业的合作起抑制作用时，高校将损失Lu，企业将损失Lc;政府代表了整个社会公众的利益，设政府有作为时的成本是-C，相应地，在政府对高校和企业的合作起促进作用时，可以得到-C+Ru+Rc的利益，起抑制作用时，将损失-C-Lu-Lc。
根据博弈矩阵模型来计算混合战略博弈纳什均衡解:
首先，在已知高校和企业进行合作的概率为p的情况下，政府有作为和无作为时的预期收益为U1和U2。
U1=p[qa(-C+Ru+Rc)+(1-qa)(-C-Lu-Lc)]+(1-p)[qa(-C)+(1-qa)(-C)]
U2=-p(-Lu-Lc)
当U1=U2时，可得高校与企业合作时的最优概率为:
p*=C/qa(Ru+Rc+Lu+Lc)。
其次，在已知政府有作为的概率为q的情况下，高校合作和不合作时的预期收益为U3和U4。
U3=q[qa(Iu+Ru)+(1-qa)(Iu-Lu)]+(1-q)Iu
U4=0
当U3=U4时，可得高校在博弈均衡时政府有作为时的最优概率为:
q*=Iu/Lu-qa(Ru+Lu)。
同理，可得企业在博弈均衡时政府有作为时的最优概率为:
q**=Ic/Lc-qa(Rc+Lc)。
由此，可以建立高校、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模型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为:
[p*=C/qa(Ru+Rc+Lu+Lc);q*=Iu/Lu-qa(Ru+Lu)]
[p*=C/qa(Ru+Rc+Lu+Lc);q**=Ic/Lc-qa(Rc+Lc)]
由上述混合战略纳什均衡解可知，高校与企业是否选择合作取决于政府行为是否起促进作用及合作所得到的收益，政府是否选择有作为取决于其所付出的成本C和整个社会的最终收益。
四、高等教育投资合理化的政策建议
通过上文对区域高等教育投资主体间几种博弈关系的分析，提出几点高等教育投资政策建议。
1.在观念方面，充分认识高等教育准公共产品的特性，既要正视其高等教育的经济属性，又要重视高等教育的公益性。在发挥政府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社会各界及家庭个人的作用。
2.在法制方面，尽快完善高等教育投资多元化的政策法规，采取有效措施推进高等教育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进程。从目前经济发展情况看，高等教育投资全靠政府的财政投资是无法实现的，必须对高等教育投资制度进行创新，促进高等教育投资主体多元化，放低私人办学的门槛，使更多的社会私人资源进入到高等教育部门，扩大高等教育资源。并对私人办学进行监督，规范其正当有序地发展。
3.在机制方面，建立健全对高校和企业的考核机制和激励机制。把推动资源共享作为对主要负责人政治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这种考评机制能激发高校和企业的内在积极性，可以产生进行高等教育合作投资的强大动力。
同时，政府应制定激励相容的利益机制。制定相应的策略，对在校际资源共享和校企合作过程中具有突出贡献的单位与个人予以奖励或补贴，降低其共享(或合作)成本或提高其共享(或合作)收益;同时对阻碍推进教育资源共享(或合作)的单位与个人予以告诫或惩罚，引导他们的理。
4.在舆论方面，充分发挥社会各界特别是媒体对高等教育在人才质量培养和高等教育产学研合作方面的监督作用。高等教育是准公共产品，这就决定了政府对高等教育投资应利用市场机制进行间接引导，使区域高等教育投资的多元主体能形成共享的文化氛围，使舆论监督、行政监督和法律监督产生联动作用，提高高等教育资源利用的效益。
[基金项目:本文系作者主持的黑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课题项目(115A——069)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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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石鸿，刘颖.高等教育投资主体分析[J].中国冶金教育，2004(1)
5.周志强，袁玉明，谷洪波，李石新.高等教育产学合作动力匮乏的博弈分析[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0(2)
6.谢凡，刘禹宏.公平视域下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三方博弈分析[J].福建论坛，2010(2)
关键词：农村教育教育投资投资风险投资收益
影响农村教育投资的理论解析
要理解农户对教育的投资行为，首先得了解农户的经济行为。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中，认为农民是理性的经济人，是“贫穷而有效率的”，他们能在自己的领域中，把一切活动安排得很有效率。波普金认为，小农是一个在权衡了长短期利益及风险之后，为追求最大利益而做出理性选择的人。按照这一命题，小农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无论是市场领域还是在社会活动中，都在按照理性的投资者的原则在行事。只要具备了外部条件，农民会自觉地形成进取精神，并合理使用和有效配置他们的资源。
进行教育投资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提高自身获取未来收入的能力和实现个人乃至家庭对社会期望或认可的需求。教育投资却要受到个人或家庭的收入水平、制度环境、投资意愿和禀赋等因素影响。农户是人力资本的承载者，也是其投资活动的主要受益者。农户的教育投资行为是一项复杂的决策过程。可以用以下的模型来分析农户教育投资的影响因素：
Ie＝（e，1s，Y，L）同时，
模型中的Ie表示个人的教育投资，Io表示个人的其他投资，e表示的是投资收益率，S表示的是投资风险，Y表示的是边际收入，L表示影响个人进行教育投资支出的其他非经济性因素，如自身知识水平、当地的学风等，r表示市场的贴现率，E表示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E＇表示个人进行的其他项目投资收益。模型中的系数就是教育投资倾向，可视为系数中的各种因素在个人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对个人教育投资行为的综合影响。这一模型主要体现了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教育投资主要取决于收入水平、投资的收益、投资的风险及其他因素；二是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应高于其他活动投资的收益率，同时其投资的收益应大于投资的成本。
我国农村教育投资的现状
从目前我国农村教育投资的统计资料分析，虽然我国农村教育投资速度有所增加，但总量还是较小。从教育投资增长速度来看，2000-2005年我国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人均家庭总支出从2000年的2652.4元，增加到2005年的4126.91元，是2000年的1.56倍，教育投资从2000年的186.7元增加到2005年的295.5元，增加了1.58倍，说明教育投资的增长速度约快于家庭消费水平的增长，见表1。
但是从教育投资的总量来看，我国农村教育投资的总量依然很低，2005年农村居民教育投资仅为295.5元，而同年城市居民人均在教育方面的支出为1097.46元，是农村居民人均文化教育支出的3.71倍，可见我国农村教育投资的总量很低。
影响我国农村教育投资的主要因素
（一）农户的收入水平
收入水平是影响农户教育投资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随着农户收入的增加，农户教育投资也在不断增加，以福建为例，2005年福建人均纯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农户，教育投资只有395.45元，人均纯收入达到6000元以上的农户，其家庭的教育投资达到1496.03元，相差1100.58元。因此可看出，教育投资受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比较明显。根据恩格尔定律，当收入水平较低时，食物的支出及基本生活费用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较高，而用于享受和个人发展的支出占的比重比较低。教育投资要支付教育的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投资是需要付出投资成本的，即使对于义务教育阶段来说，家庭也要支付部分教育费用。家庭能够为子女支付多少教育费用取决于家庭经济状况，因此家庭经济状况成为影响教育投资的决定性因素。
目前在农村，虽然国家加大了对农村教育投资的力度，使得农户教育投资的直接成本降低，但对农户来说，农村教育投资的间接成本却不断在加大。在农民收入一定的约束下，要增加农民对教育投资，必然会减少农民对农业生产的投入和农民的现期消费水平，降低了农民的实际购买力，影响农业生产，收入的约束使得农民支出具有明显的生存取向。对于我国而言，农民首先考虑的是生存问题，在生存得到保证的基础上，他们才会进行教育投资。在这种背景下，农民教育投资的水平比较低就不难理解了。
（二）教育投资风险
农村教育质量低下，加大了农户教育投资风险。长期以来，我国教育经费投入倾向城市，导致农村办学面临严重的经费短缺。由于农村教育经费的短缺，造成农村学校基础设施差，师资力量薄弱，使得农村学校办学质量低下，农民子女考上大学的机率极低，导致农户对未来有较差的预期。
农村教育的课程设置脱离农村实际，也是构成农户教育投资的风险因素。我国所实行的学校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是一种着眼于城市的精英教育选拔制度。农村教育的课程设置与城市一致，脱离农村社会的生产和实践，基本上忽视了技能教育。尽管在农村一小部分人能通过应试选拔离开农村，但对筛选下来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基础教育并没有传授给他们在农村环境下生存发展的知识、技能，初中生回家务农的能力并不比小学毕业生强多少，因而农村教育产品供给在种类上单调，与多元化教育需求相脱离。农村教育的供需的错位，不仅严重削弱了农村教育供给的有效性，对求学者来说如果考不上大学又付出了难以回收的沉没成本。
就业过程中实施双向选择，对农民子女来说，由于缺乏社会资本，就业门槛相应更高，即使毕业后，也很难找到好工作。所以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现实面前，农民不得不考虑投资成本和收益。由于送子女上学的机会成本很高，而上学的预期收益又具有不确定性，理性选择使他们趋向于一种短期行为。
（三）教育投资收益
教育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投入产出的过程。是否愿意为教育付费、付费多少，取决于教育收益以及和其他投资收益的比较，只有当教育收益大于成本，教育收益率足够高时，人们对教育进行投资，否则就会把资金投到其他领域。而实际上，在农村进行教育投资的收益是比较低的。
从农村就业的选择途径来看，农村劳动者面临三种就业的选择途径：一是在农村就业；二是到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三是到城市正规部门就业。到城市正规部门就业意味着较高的收入，但农村劳动者要想进入城市的正规部门工作，只能通过高考这一唯一的途径，但由于农村教育质量较差，能考上大学的机率很小。即使能考上大学，由于缺乏社会资本，毕业后能进入城市正规部门的可能性也极低，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要进入城市的非正规部门就业，这是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主要出路。
根据我国学者的阐述，非正规就业具有以下几个特点：技能门槛低，就业稳定性低，劳动条件、劳动保护条件和其他权益保护较为恶劣。城市中的非正规部门主要由一些小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组成，在这些部门工作，劳动雇佣关系不规范，雇主通常采取不利于劳动者的行为，致使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保障。而且还要面临高频率流动，收入不稳定。另外在我国，由于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接受同样的教育，在农村比在城市会获得更少的收入，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居民相比在就业选择、就业机会上都处于相对的劣势地位。正是这种不平等地位的存在，使得城市雇主给同等人力资本条件的农村劳动力以较低的报酬。
（四）自身的知识水平约束
是否进行教育投资，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农户自身的素质。在我国，由于农民素质低，相当一部分农民不能正确认识教育的经济价值，缺乏忧患意识，只顾追求眼前利益，阻碍了教育投资的积极性。例如在福建某市，据当地某中学的校长介绍：现在一些学生辍学，主要是由于当地集体林权改革后，很多农民分到了毛竹林，逐渐富裕了起来，一名初中生在家帮着经营林地，一个月可挣1000多元，但如果读书的话，一个月基本上要花掉500元左右，而且读完高中后，如果考不上大学，还得回农村，即使考上了大学，还不一定能挣这么多的钱，所以农民算完这笔账后，就不再让小孩读书，而是让其帮着家里经营林地。这种短视行为在当地一些农户中表现得相当突出。所以农民自身素质的约束也是阻碍农村教育投资的因素之一。
（五）当地的学风影响
当地的学风也是影响农民教育投资的重要因素。如果当地的人们都非常重视教育，那么农民教育投资的热情就比较高。在笔者调研的福建某市某镇，当地的文化底蕴非常深厚，并且出了很多文人，尽管当地人民并不富有，但当地老百姓都非常重视自己子女的教育，据当地的教育局的一位领导介绍，很多农村子女都读到高中毕业，有些还考上了大学，很多农户都以自己的子女考上大学为荣，所以在当地即使家庭经济条件再困难的农户，也要让自己的子女去读书。不过在我国农村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受现在“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一些农村子女读到初中就辍学到外面打工了，所以当地的学风对于农户的教育投资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提高农民教育投资水平的建议
到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的基本目标任务之一是实现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增加农民收入必须首先分析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人力资本显然是影响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教育是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有效途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既是一个国家财富持续增加的根本动力，也是个人的收入持续增加的原因。对农民而言，只有提高自己的人力资本水平，才能提高自己的生产能力、配置能力、认知能力和流动能力，才能增加收入。
农村人力资本形成的一个重要投资主体是家庭，为了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我们应采取积极的措施鼓励农民进行教育投资，首先应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积极鼓励农村家庭对教育的投入。如对进行教育投资的劳动力给予直接的生活补贴，设立奖学金制度，对取得较好成绩者进行奖励。政府应改善农村政策环境，增强农民对教育追求的内在驱动力。其次，完善农村教育体制，完善农村学校的课程设置，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价值取向应当坚定地面向农业、农村和农民的要求，农村教育应当不仅是“升学的教育”，更是“强农的教育”。另外教育经费短缺已经成为我国农村教育发展的“瓶颈”。加大政府对农村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投入首先应是一个政府行为。这样才能使农村教育有较充裕的资金，才能保证农村的教育环境，稳定师资队伍，提高农村的教育质量，同时降低农户教育投资的风险，提高农户教育投资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蔡昉，都阳，王美艳.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关键词：教育投资风险对策
越来越多的实践和理论证明，只有教育投资的积累才会实现技术进步。研究表明，教育投资越大，劳动力的质量便越高，进而一方面会直接提高劳动力的边际效用，另一方面通过资源要素的组合与运用，使生产效率改善，为经济增长与发展创造基本动力。教育投资的这种作用是物质资本投资无法替代的。
一、教育投资的含义与特征
教育投资是指为了培养不同熟练程度的后备劳动力和提高现有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而投放到教育领域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的总和，它包括各种货币形式的支出和非货币形式的支出，其实质是一种通过获得或增加、调整知识、技能等存量资本以影响或改变预期收益的活动①。
考察现实我们认识到，现阶段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以及新技术革命的浪潮，掀起了产业革命，并带来了职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变化。在现实中，在经济结构的改革中，大多数下岗或失业人员是非专业人士，是初级劳动力。而专业人士、高级劳动力特别是高级技术人才相对来说较容易获得就业机会。未来的职业更是需要创造型、复合型、协作型人才。创造型人才不仅有能够参与竞争的能力，更有实现战略价值的能力。
事实表明，在现代社会里，教育投资成为现代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主要动力和决定性因素。教育投资存量的大小和效率的高低是造成这种差距的首要因素。因此，大力增加教育投资，不断提高人才质量，对于世界上人口最多、人均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经济基础比较落后并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二、西方关于教育投资的理论
在西方，教育和培训历来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投资。教育和培训会产生两种效应：一种叫知识性效应（Cognitiveeffects），即人们受教育后，获得知识，提高了技能和文化素质，从而既增加了对新工作的适应性，减少了失败的可能性，又由于掌握了新技能而可以提高劳动效率；另一种叫非知识性效应（Noncognitiveeffects），即当人们受过教育后，可以改变不正确的价值观念，提高纪律性，增强对工作和社会的责任感，从而提高其做好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②。
早在亚当·斯密时代，亚当就提出了人作为人力资源要进行教育和培训。他说：“学习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学徒，所费不少。”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奥多·舒尔茨、加里·贝克尔等一批现代学者也开始重视教育投资问题。
舒尔茨认为：教育投资是通过对人的投资而形成的，是对劳动者的健康和文化技术水平提高发生作用的一种投资，它包括教育、卫生、保健等支出，其中最重要的是教育支出。教育投资的主要特点在于：它与人身自由联系在一起，不随产品的出卖而转移。他还认为：现代化生产条件下当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正是教育投资大幅度增长的结果。他应用收益率法测算了教育投资收益在国民收入增长额中占较大比重，证明教育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
舒尔茨的教育投资理论打破了传统观念中把人口和劳动力看做是经济发展障碍的看法，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后来对这种观点做了比较精辟的评论，他认为，现代生产已不是由资本和劳动两大要素组成，科学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方法已成为第一大要素。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率，正是由于科技进步和管理技术提高的结果。
贝克尔把在职培训分为两种：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接受一般培训的员工所获得的知识、技能，不但对提供培训的企业有用，对其他企业也有用。这种培训应该由职工自己支付培训费。特殊培训是一种专门培训，它能为提供培训的单位专用。特殊培训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大部分培养费。用人单位应对那些受过特殊培训的员工支付高额工资，同时也要求员工受相关契约的约束，以防止人才外流造成损失③。他还认为受较高教育的孩子未来的收益较多，给父母带来的效用或满足也较大。
舒尔茨和贝克尔的上述观点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至今仍对我国教育投资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三、教育投资风险预测分析
教育投资风险是决策时对未来预测和判断的准确程度决定的。倘不能对未来的这些不肯定因素变化作准确判断，则可能引起损失。然而，由于教育投资的特点使得这些不肯定因素客观存在，因此，教育投资的风险只能预测和选择而不可能完全规避。这些风险包括：
1.教育投资回收期较长，甚至可能无法获得充足的回报。因为人才的培养具有累积性，对人才的教育投资必须是持续不间断的，且较长期才能获得收益，甚至可能得不到预期收益。教育就是投资未来，未来市场供求变化、产品或劳务需求、资本价格等是无法预见的。科技进步的速度也往往与人们的预期出现较大的距离，教育投资不足或投资过度都对人才及经济的正常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2.人才流动性较大。人往高处走，利益的导向促使人才向收益较高的地方集中，从而造成人才配置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的非均衡状态。违约的可能性客观上会给我国的人才培养和投资带来风险。受教育者也可能因疾病或突发事件而丧失创造能力、工作能力甚至死亡。
3.教育投资主体的多元性。人才教育的投资主体，主要由政府、用人单位、个人（家庭）三部分组成。政府进行教育投资是着眼于提高社会总体收益和总体素质；用人单位进行教育投资是为了提高员工的工作能力和单位的经济效益；个人投资的目标是通过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能力素质，获得个人生活发展的机会。
4.受教育者自身特点的多样性。受教育者是教育投资的对象，因为每个人的生理、心理需求因素的客观要求，人的生命周期、潜力、健康状况及毅力、意志力都是有差异的，必须及时充分利用人生在学习接受能力、创造能力等的人才生命周期，以发挥人才的最佳功效。
5.投资者与收益者的不完全一致性。人才是一种无形资产，它表达了人体的机能和创造力的综合，投资者无法将其拿出来单独投资，也无法把自己投资的那一部分像买卖商品一样进行自由让渡，人才的收益只有通过人才的经济活动才能创造，然而投资者与收益者的不完全一致性导致教育投资和收益的偏差。
6.人的主体性使得人在经济活动中因个人的偏好或选择而对人才能力和潜力的发挥产生影响。人是有思想性、主观性、能动性、创造性和道德性的，还受感性和理性的制约。人的经济能力和产生效益具有更大的伸缩性。
7.教育投资的收益无法预期。教育投资的直接后果总是表现为人的健康、知识和技能的增加，而教育投资的经济收益往往则是希望在人才使用过程中能创造出直接的实物产值。倘若人才在将来的工作中，学非所用，用非所长，或不符合兴趣爱好或专业方向不对口，其人才价值就不能得到充分发挥，人才能力的经济收益必然会大打折扣。
四、我国教育投资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教育投资严重不足。早在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明确提出：到20世纪末，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要达到4%。可这个目标至今没有实现。从宏观上看，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较长时期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教育投资相对不足，给我国教育发展和人才开发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教学设施陈旧落后，教育规模和专业设置难以满足社会需要，职业教育落后，这些均造成劳动力素质跟不上我国发展的需要。
2.教育投资收益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表明，教育投资，是一切投资中收益最高、获利最大的投资。但研究表明中国在教育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方面与世界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的差距。现实中的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基本劳动和简单劳动来维持，其经济增长方式是简朴和粗放型的。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教育投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投资结构日益合理，投资水平和投资效率不断提高，教育因素日益成为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仍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不正视这种差距，则可能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不良的影响。
3.常规培训的效益令人担忧。对于各生产单位来说，普遍忽视对员工的教育和培训，靠高投资、高积累、高消耗、拼资源实现经济增长。即使是企业办了各种培训班，也因为受场地、资金、师资限制，不讲培训质量，甚至出现滥收费、滥发证书的现象，造成实际业务与技术学历等级不相符的人越来越多。单位员工劳动主动性、积极性不强，生产效率低下。再加上管理混乱，劳动者的智慧和创造力得不到有效利用和发挥。超级秘书网
五、解决我国教育投资问题的对策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才已经成了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我国是人口大国，但又是人才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因此，要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和加大教育投资，积极开展教育、培训事业，要建立科学机制以促进我国人才的培养。要解决教育界现存的问题，防避教育风险，应在多种方面采取不同对策：（1）实施国际化的教育模式。在经济发展全球化的大环境中，我国人才的教育与培训应向国际化方向发展，借助国外的教育模式和先进理念培养人才。（2）加大教育投资力度。人才存量的增长主要依靠教育和培训。学校教育是教育投资方式中最重要的一种，也是最基本的国家教育投资。除此之外，还要加强职业培训，进行知识开发、技能开发与品德开发。人才的学校教育与在职培训，不仅要抓学历教育、知识教育与技能培训，还应该加强对受教育者的道德教育。学历教育只是对学生的知识教育，是初级教育；道德教育是对人才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以及敬业精神的教育，是高级教育，也是真正培养人才的教育。（3）树立经济发展教育先行的意识。教育投资比起物质资本投资具有边际收益高的特点。因此，在资源紧缺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要考虑充分发挥资金的效益，提高教育投资比例。（4）运用制度保障。为规避教育投资的风险，用人单位还应该在培训费用、服务期限、违约责任等方面与劳动者以合同的形式加以约定，减少因恶意违约带来的损失，使可能的风险得到有效的控制。（5）建立竞争、激励与约束机制，创造人才良好成长环境。事实表明，能否建立竞争、激励与约束机制，是人才培养制度能否成功的关键。竞争机制、激励机制有利于激发人才的发展，而相应的约束机制能保持与维护人才的健康发展。人才成长的创造性的发挥都需要激励。谁能建设好人才激励机制，谁就能形成人才的积聚并能吸引各方人才。（6）强化企业文化建设。企业文化是劳动者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群体意识及行为方式。通过企业文化建设，可以增强劳动者对企业价值观的认同，从而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劳动效率，减少劳动力的流动，进而减少教育投资的风险。
［注释］
①王充，刘剑峰，等.经济增长中的高等教育投资［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3（4）：56.
1.1调查过程目前我国已经实现了城镇和农村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全覆盖，全国的农村地区也基本实现了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全覆盖，但并不意味着城市和农村地区居民全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也就是说，全国的城镇和农村地区居民的参保率并不是100%。因此，介于城乡居民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差异，本文的样本取样，采用调查问卷方法进行实地调查，调查员均为当地委托的大学生团队。抽样调查所在地集中在华北的邯郸、华中的武汉、华南的南宁、华东的南京以及西部的兰州，共5个城市。每个城市的市区抽取两个区，每个区选取3个社区，共调查30个社区；每个城市的农村地区选取2个区(县)，每个区(县)选取2个乡(镇)，每个乡镇选取1个村(社区)，共20个村(社区)。采用便利抽样，调查对象为有子女但现未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金待遇，以及未参加上述社会保险且未满60周岁的群体。共调查了466户，其中有效样本数量为408份，有效率为87.6%。
1.2变量及定义目前，从养老金制度参与角度而言，形成了四类人群，一类是机关事业单位群体，这类群体目前享有退休金并由财政支付；第二类是城镇职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第三类是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群体；第四类是因各种原因没有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人员群体。因此，为了探究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待遇差别对于城乡居民对下一代的教育投资意愿的影响，本研究设置了4个体现养老金待遇群体的自变量，即上述四类人群。控制变量主要涉及个人和家庭的基本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学历、配偶状况、户籍状况、家庭子女数、家庭经济条件、生活自理能力以及亲友探访频率等几个要素。考虑到目前政府已经基本保障了基础教育资源，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并在全国农村地区实行了义务教育阶段免费的教育财政保障政策，由于本研究的因变量是一个考虑城乡居民代际间教育投资意愿的变量，因此将该因变量分为四个题项进行问卷调查：①不愿意对子女的教育进行投资；②愿意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到高中及以下阶段；③愿意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到大专及本科阶段；④愿意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到研究生及以上阶段。上述变量定义及赋值情况见表1。
1.3检验模型与检验步骤鉴于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分类变量，在此采用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为提高检验的拟合优度，本文控制个人基本特征或家庭一些情况，考察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养老金不同待遇对于家庭教育投资意愿的影响，检验步骤如下：第一步：确定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频次和频率，采用似然比检验分析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相关性，剔除不显著变量后，重新进行相关性检验，直到所有变量均通过似然比检验。第二步：形成解释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矩阵，通过监测数据，对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进行求解，矩阵表达式如下。式中，x11、x12……xij分别代表反映个人基本特征以及家庭一些个体情况的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和自变量)，其中没有反应控制变量进行估计的为模型1，加入控制变量进行估计的为模型2。i为样本数；j为解释变量的个数；m代表因变量Y的赋值(1～4分别代表“不愿意对子女的教育进行投资”、“愿意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到高中及以下阶段”、“愿意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到大专及本科阶段”以及“愿意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到研究生及以上阶段”)。β0为常数项；βj是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体现影响家庭教育投资意愿的方向和程度。第三步，回归分析。将本研究设置的四个体现养老金待遇群体（自变量）以及学历、经济状况等体现个人影响因素的控制变量放入模型，进行Logistic模型分析，得到参数估计结果。由于模型的因变量中有4个类别，对于未加入控制变量的模型1，存在n个自由度；而对于加入控制变量的模型2，每一个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分别含有n，k个变量取值，整体自由度为n×k，最终根据自变量的相伴概率进行整体以及自变量显著性检验。第四步：进行模型整体的有效性检验。对变量及其相应类别做整体检验，以确定该组数据是否拟合Logistic回归模型，其中原假设H0是该回归模型无效，且所有系数均为0。
2主要分析结果
经过Pearson卡方统计量的检验显示，Pearson值22.72，显著性为97.57，因此拒绝样本拟合情况在5%以内的原假设。为了检验自变量的显著性，本位首先采用似然比检验法进行检验(结果见表2)，从表2(I)可以看出，在所有自变量中，“性别”、“年龄”以及“户籍状况”三个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显著性均大于0.05），说明这三个影响家庭教育投资意愿的影响因素可以忽略，故除去这三个变量重新检验，结果见表2(II)。而表2(II)的结果显示，各变量均显著，因此，我们可运用有序多分类的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由于分类检验结果表较大，为了便于解释，我们分别给出组变量检验结果（因变量与自变量、控制变量相关性）和因变量整体相关性检验结果。表3回归结果显示，模型2的拟合优度检验结果NagelkerkeR2分别为0.720，正确率为79.24%，说明模型2的拟合度较好。而模型1的Chi-Square值为270.106，Sig值为0.000，表明模型总体上均有统计学意义。
贸易与资本流动之间的关系最早由Mundell1957年提出，他建立了一个标准的2X2X2的贸易模型，该模型假定其中一国具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该国对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设置贸易障碍，从而使该国资本的边际产量上升，引起外国资本流入。根据Rybczynski定理，在商品价格不变的条件下，资本要素的增加将增加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减少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该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量减少，从而资本流入替代了贸易出口。此后20世纪80年代Markuson和Svenson在标准的2X2X2模型中假设两国存在技术差异，导致要素价格不同，引起要素的国际流动，每个国家都将获得其出口产品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根据Rybczynski定理，两国要素禀赋的变化会促使其出口部门的扩张，从而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之间的关系是互补的。
传统的国际贸易纯理论是建立在商品贸易基础上的，而服务贸易存在某些与商品贸易不同的特征，第一，国际服务贸易是劳动与货币的交换，而不是物与货币的交换；第二，服务的生产与消费大多同时同地发生，服务不可储藏；第三，统计方式不同，国际服务贸易在各国国际收支表中统计，而货物贸易由各国海关统计。尽管服务贸易存在这些与众不同的特征，目前主流的经济学观点仍然坚持认为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应用于国际服务贸易是有效的。Sapir在1981年进行了一系列服务贸易的实证研究，其主要结论是：“传统贸易理论适用于服务贸易，要素禀赋在服务贸易模式的决定上具有重要作用。”Deardorf1985年在标准的H-O模型框架下，通过改变个别的约束条件成功地解释了国际服务贸易如何遵循比较优势原则。目前国际经济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服务贸易领域同样存在比较优势的合理内核”。因此在分析跨国投资对服务贸易的影响时，我们仍然沿用传统的国际贸易纯理论方法。
我们分析的起点是假设经济是完全竞争的，在国际市场上每个国家都是小国，每个国家产品产量的变化不会引起国际市场产品价格的变化，而且假设一国由两个经济部门组成，M是制造业或农业部门，S是服务业部门，两部门都以资本K和劳动L作为要素投入，体现消费者效用的社会无差异曲线是位似的。
外资的流入增加了一国的资本要素禀赋，通常情况下都假定外国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流入后可以在各生产部门间自由配置，但是本文中我们认为跨国投资是与具体的行业相关联的，也就是说，FDI不会在本国的各行业间自由流动，资本流入之后就锁定在特定的行业中，这样的假定对各国生产函数的影响与通常的情况不同。当FDI可以在部门间自由流动时，对两部门的生产能力都造成了影响，而当FDI与具体行业相关联时，只改变该行业的生产能力。
在对跨国投资的特性作出规定之后，我们首先分析外国资本流入发达国家的情形，发达国家一般都具有在服务业方面的比较优势，可以用图1的产品空间来表示该国的生产、消费和贸易的情况。在图1中，坐标横轴和纵轴分别表示该国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产品产量，M[,1]S[,1]是其生产可能性曲线，P[,1]P[,1]′是相对价格曲线，在不存在要素变化的情况下，可知该国在A[,1]点生产，在C[,1]点消费，该国的净出口量是B[,1]A[,1]。考虑FDI流入该国，由于其具有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所以流入的FDI中相当大比例的部分投资于服务业，于是该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移到M[,2]S[,2]，其中，服务业增产的比例高于制造业。因为国际市场产品价格不变，价格曲线的斜率也保持不变，平行外移到P[,2]P[,2]′，此时，该国将在A[,2]点生产，社会无差异曲线是位似的，所以在C[,2]点消费，服务净出口是B[,2]A[,2]，可以看出，该国服务业的生产和消费都增加了，但是可以证明在此服务生产的增加大于服务消费的增加，所以，服务净出口增加了。也就是说FDI的流入增加了该国的净服务出口，增加了该国服务业的竞争力和比较优势。
附图
图1FDI流入导致的生产、消费和贸易变化（发达国家）
其次，我们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发展中国家一般不具有服务业的比较优势，相对而言其比较优势在制造业或初级产品产业，此时可以用图2的产品空间来表示其生产、消费和贸易。在FID流入前，该国的生产和消费点是A[,1]′和C[,1]′，是服务净进口国，服务净进口量是B[,1]′C[,1]′，FDI流入后，因为该国的比较优势在制造业，所以流入的FDI大部分投向制造业，这样，生产可能性曲线从M[,1]′S[,1]′向外移到M[,2]′S[,2]′，而国际市场相对价格不变，FDI流入后生产和消费点分别是A[,2]′和C[,2]′，净进口量变为B[,2]′C[,2]′，我们发现该国的服务的生产和消费均增加了，可以证明服务消费的增加要大于服务产出的增加，也就是说服务的净进口增加了，FDI的流入增加了该国的服务净进口量，降低了该国的服务业的竞争力和比较优势。
附图
图2FDI流入导致的生产、消费和贸易变化（发展中国家）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得到如下的结论：在发达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促进了净服务出口，扩大了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顺差，增强了其服务业的比较优势；而对于发展中国家，FDI流入增加了净服务进口，扩大了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逆差，降低了其服务业的比较优势。
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贸易的影响除了模型中所分析的改变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从而改变其服务贸易进出口量和比较优势外，还有别的作用途径。外资企业的建立必然派生出对服务的需求，而这种需求有明显的国别倾向。由于东道国对外汇的管制、利润税收制度等原因，跨国公司希望将利润转移到其母公司，因此倾向于选择母公司所在国的服务提供者；与东道国在语言、文化方面的差别也促使跨国公司更多地倾向于选择母国的服务供给。但是，这种选择外国的服务供给的倾向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显著的程度差别，发达国家的服务厂商的国际化水平较高，服务质量较好，企业信用较好。因此，在发达国有境内的跨国公司选择其母国服务供给的倾向性相对较小；而在发展中国家，服务业水平低，服务质量不理想，而且在语言、文化方面的障碍更大一些，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境内的跨国公司更愿意使用外国特别是其母国的服务。由此我们认为，虽然跨国公司在对服务供给选择上的国别倾向均导致了东道国服务进口的增加，但是，这种效应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程度很不相同，在发达国家较弱，而在发展中国家较强，因此可以认为对发达国家的跨国投资仍然增加了其净服务出口，增强了其在服务业的比较优势，而对发展中国有，跨国投资增加净服务进口的效应更强了，其在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更小了。
二、计量检验
1.数据和基本模型
从上一节的理论分析中我们得出结论：外国资本的流入对一国的服务贸易存在重要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表现极不相同，由于发达国家多数拥有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外资流入的很大比例投入其服务行业，促进了服务出口，扩大了服务贸易顺差，增强了其服务业的比较优势；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由于服务业不是其比较优势，流入的外资投向服务业的比例非常小，从而增加了其服务进口，扩大了服务贸易逆差，降低了其在服务业方面的比较优势。在这里，我们希望使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数据，建立计量模型来检验上述结论。
当然，存在另外一些重要的因素会影响一个国家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在计量模型中我们需要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作为控制变量，以准确地估计FDI对服务贸易的作用。
在计量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是各国的服务贸易比较优势，度量某一行业比较优势的方法较多，本文选用服务业净出口与服务业进出口总额的比值SeRNX作为该被解释变量，各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值均来自各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
附图
其中Xs是服务贸易出口值，Ms是服务贸易进口值。
对外资流入用各国的FDI与其国内生产总值（以下简称GDP）的比值rFDI来度量，FDI数量来自各国国际收支平衡表，GDP数据来自历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显然会影响服务业的发展，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个人对服务的需求在其支出中所占的份额也相应提高，较高的服务需求会带动服务业较快发展，从而建立起在服务业方面的比较优势，但是另一方面较高的服务需求也意味着对服务进口需求的增加，降低以贸易流通度量的比较优势。这两方面的作用轻重如何，需要用数据来估计，用各国人均GDP值rGDP及rGDP的对数值lnGDP度量，数据也来自历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
政府对服务贸易的管制政策显然也是对服务贸易产生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服务业部门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服务行业中的金融、电信、邮政、运输、教育和研究与开发等部门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国家安全等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多数国家对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均采取谨慎态度，发展中国家因为其在服务行业不具有优势，担心在服务业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对开放本国的服务业市场作出了严格的管制，管制政策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这些国家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因此，政府对服务贸易的管制程度是影响服务贸易的另一个重要变量。Hoekmon1994年在《乌拉圭回合服务贸易协定评估》（注：转引自杨圣明主编：《服务贸易：中国与世界》，1999年。）中提出了一种度量各国服务业开放程度的方法，他将服务业开放分为三类：完全自由化、不开放、其他。每一类分别计数为：1;0;0.5。然后，把《服务贸易总协定》中服务业的155项部门的每一项分为4种不同的提供方式：跨境提供、国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存在。每个国家在《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谈判中对这155个部门的每一种提供方式作出不同的减让承诺，这样总计有620项承诺，根据对每一项减让承诺的程度按三类计分方式打分，然后把620项分数累计加总，得到一国的总分数，这个总分数即为该国服务业开放程度的度量。我们选用该文中对各国的服务贸易开放程度的估计分数作为变量SeOPEN的数据，这些估计分数是在1994年《服务贸易总协定》谈判结果的基础上计算出的，我们用它度量了每个国家1990年至1999年的开放程度。
一国的人口素质，劳动力受教育的水平对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显然也有重要的作用，人口素质高，接受的教育程度高，其所提供的服务质量也就相对较好，有利于建立服务业的比较优势，但另一方面，人口素质高，对服务的需求也就增大，也可能会导致对服务进口需求的增加，可见人口素质的高低对服务业优势也有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孰轻孰重，需要实证检验。本文用各国15岁以上成年人中非文盲人口的比例HR来度量，数据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各国教育和识字统计数据库。需要注意的是，多数发达国家教育水平较高，文盲比例非常低，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就不再公布文盲人口比例数据，我们用100%来表示这些国家的非文盲人口比例。lnHR是HR的对数值。
另外还有一些变量如文化习俗、自然条件和对研发的投资等也会影响一国的服务业比较优势。但是这些因素大多难以定量，所以在我们计量回归方程中不包含这些控制变量。
根据以上讨论，我们建立基本的计量模型如下：
SeRNX[,it]=α[,i]+β[,1]RFDI[,it]+β[,2]RGDP[,it]+β[,3]SeOPEN[,it]+β[,4]HR[,it]+ε[,it](2)
其中i是国别下标，t是时间下标，[,i]表示有一个不随时间变化的效应，在这个效应中包含了一些回归方程中不考虑的因素，如各国的文化差异，自然资源等，[,it]是随机扰动项。
本文选用12个发达国家和11个发展中国家从1990年至1999年的相关数据进行计量回归。12个发达国家是：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典、奥地利和新加坡；11个发展中国家是：阿根廷、巴西、埃及、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墨西哥。
2.回归结果
这是一个跨国的时间系列模型，这类模型对αi的处理有两种方法，固定效应(FixedEffects)方法把α[,i]视为一组具体的常数，随机效应(RandomEffects)方法把α[,i]视为一组随机变量，当α[,i]与回归变量存在相关性时，使用固定效应方法，应用变量的最小二乘回归(LSDV)（注：LSDV(LeastSquaresDummyVariable)是用于估计跨地区（跨部门）时间系列数据(PanelData)的回归方法，在此类模型中假定不同地区（部门）的差别由回归方程的常数项表示，这样相当于对每一个地区（部门）设定了一个变量(DummyVariable)，N个地区就有N个变量，在估计解释变量系数值的同时，也要估计变量的系数值，具体的估计算法参见参考文献[9]。）得到的回归系数是一致有效的。我们用Hausman-test检验了模型，发现α[,i]与回归变量SeRNX具有相关性，所以决定用LSDV方法进行回归。为了消除扰动项的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性，我们选用了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注：FGLS(FeasibleGeneralizedLeastSquares)及后面提及的Chow-test具体算法参见参考文献[9]。）。
表123个国家回归结果
附图
注：*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5%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系数估计值下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值。
表212个发达国家回归结果
附图
注：*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5%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系数估计值下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值。
我们用23个国家的数据做了一次总的回归，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中我们发现，rFDI的系数估计值在所有方程中均是正值，比较稳定，也比较显著；而人均GDP的系数估计值也是正的，但不显著；服务业开放程度SeOPEN对SeRNX的作用为正的，比较显著，也比较稳定；人口素质HR对SeRN
X的影响是负的，比较显著和稳定。所有方程回归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拟合优度不足0.3，拟合的不是太理想。
由此可以判断，总体上来说，FDI流入对一个国家的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人均GDP的影响不是很确定，这与人均GDP水平对服务业比较优势存在正负两方面的作用有关；服务业的开放促进其比较优势的效应非常显著；而人口素质对服务业的优势却有很显著的负作用，这是出乎意料的，可能与所用的数据有关，用非文盲人口比例度量人口素质没有能够更细致地刻划各国间劳动力在技能水平和知识文化水平方面的差距，但是本文主要关注跨国投资与服务贸易的关系，因此不再对人口素质的作用深入研究。
理论分析已经说明，跨国投资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是不同的，可以断定，对这两类国家，揭示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的计量方程有不同的结构，也就是说方程3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不同的系数。我们用Chow-test检验检查了方程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确实存在结构变化。因此把这两类国家分开进行回归。
表2是对发达国家数据回归的结果，我们发现rFDI的系数估计值都是正号，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5%的T检验，比较稳定；而人均GDP对SeRNX的影响同所有样本回归结果一样，也不显著，但是为正号；SeOPEN对SeRNX作用为正的，比较显著；所有方程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而且拟合优度比所有23个国家回归时有明显的提高。
表311个发展中国家回归结果
附图
注：*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5%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系数估计值下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值。
表4不包含埃及的10个发展中国家回归结果
附图
注：*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5%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系数估计值下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值。
对发达国家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确实如我们理论分析中所预测的，跨国投资进入发达国家促进了其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而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开放也对其服务业比较优势有正向的影响。
表3是对11个发展中国家数据回归的结果，我们看出，rFDI对SeRNX的作用变成了负的影响，而且不显著了；人均GDP对SeRNX的作用也变成了负的影响，也不显著；而SeOPEN的影响仍然很显著地是正面的作用；所有方程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拟合优度也有所提高。
观察我们所使用的数据，我们发现在发展中国家中，埃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它的服务贸易出口远远超过了进口，显示出很强的服务业的优势，甚至于超过了多数发达国家。因此我们将埃及的数据从中删除，对余下的10个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回归，而且回归方程中rFDI变量用其平方rFDI[2]代替了，结果在表4中显示。
从表4中我们发现，在去掉埃及并用rFDI[2]作为解释变量后，FDI流入对服务业比较优势的影响显著性有明显提高，T统计量的数值比表3中有很大提高，而且这种作用仍然是负的影响，与我们理论分析中对发展中国家的预测一致；人均GDP对SeRNX的作用也变得显著了，表现出负的作用，表明在发展中国家，随着人均收入或人均产出的提高，对服务进口的需求增加较多，而对服务出口的促进作用不是很重要，这样反而导致服务业的比较优势下降；服务业的开放程度对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优势的建立与对发达国家一样有促进作用，而且是很显著的。表4中的方程回归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
三、结论和政策含义
综合以上理论分析和计量回归的结果，我们发现，跨国投资对一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确实有迥然不同的表现。
发达国家一般在服务贸易领域具有比较优势，多数为服务贸易净出口国，流入发达国家的FDI有很大比例投向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服务业资本要素的相对增加更加增强了发达国家在服务业的比较优势。相反，发展中国家不具有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多数为服务贸易净进口国，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大多投向其有比较优势的初级产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投入到服务业的比例很小，在初级产业和制造业中资本要素的增加增强了这些行业的比较优势，相对来说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在服务业的比较优势。
跨国投资与服务贸易的关系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完全不同的表现，被我们的实证检验所证实。而这一结论也启发我们，国家吸引外资的政策会对服务业的发展造成重要影响，在发达国家，外资流入自然地就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而对在服务业没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没有适当的政策干预，大量的外资流入对该国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是不利的，这些国家的政府应该制定一定的产业政策，引导一定量的外资投向该国的服务行业，以保证在这个重要性日益增强的行业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这个结论也从一定的角度说明，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并非越多越好，外资的进入会对某些经济因素造成反面的影响，适当的利用外资水平和正确的外资引导政策是必需的。
各国在服务业的开放程度对建立其在服务行业的优势有重要的作用，我们的研究表明，各国在《服务贸易总协定》谈判中作出的各项服务行业的减让承诺，增强了其在服务贸易中的比较优势，所以一国服务业的开放并不像通常所想象的那样会使该国的服务业被国外的服务提供者占领，相反，纯粹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开放国内服务市场对发展其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是有利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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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杨圣明、潘悦：“服务贸易领域的理论研究”，参见江小涓、杨圣明、冯雷主编的《中国对外经贸理论前沿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关键词】财政教育资金结构优化经济转轨转移支付
教育对经济增长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已为世界各国社会经济所公认。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教育财政投入还比较低,这一点不仅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而且也已引起理论界的关注与反响。
1我国财政教育资金投入问题研究综述
1.1我国财政教育资金在投入总量与结构上存在的问题
相关研究者认为,现阶段我国财政教育资金在投入总量与结构上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财政教育投入虽然有了明显增加,但投入总量仍然不足。
其次,我国目前的财政教育投资在结构上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一是表现在基础义务教育方面,政府财政投入比重过低,影响了基础义务教育的健康发展。二是表现在高等教育方面,企业和社会团体投资比例过低,来自个人的家庭投资比例过高,不利于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三是表现在对教育领域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的投入比例方面,我国对教育领域的公用经费投入的比例偏低,不利于提高我国教育质量。最后,现行的财政教育投入分配机制不尽合理。从国际上看,中央和地方对教育的财政投资分担比例一般为60:40;而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对教育的财政投资分担比例平均为37:63。特别是在社会受益最明显的小学义务教育投入方面,80%以上的财政投入是由地方财政,中央对小学义务教育投入的比例不足20%。这种政府间的财力与教育支出责任的非对称性,必然会由于县乡财政困难而影响政府对基础义务教育的财政收入。
1.2我国财政教育资金在支出结构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我国财政教育资金在义务教育支出结构方面存在不少问题
这方面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义务教育重要的战略地位同小份额的资源配给的矛盾日益凸现,分配失衡成为主要矛盾。二是地区及城乡义务教育差距不断加大——第一,沿海发达地区同中西部不发达地区之间差异明显。第二,城乡之间义务教育的投入存在明显差距。三是农民义务教育负担重。
其次,我国财政教育资金在高等教育支出结构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
突出表现在:一是财政压力巨大,高等教育经费不足。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这主要源于中国总教育经费的严重不足。在中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教育经费不足以至影响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问题日显突出。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国每年教育经费占当年GNP的比例,各年都在2%左右,总是占世界各国的倒数第十几位。世界上发达国家的教育经费一般占GNP的5-7%,而与中国经济水平相当的发展中国家,教育经费一般占GNP的4%左右。如要按人均教育经费算,中国更少得可怜。具体到高等教育经费,约占教育总财政投入的20%左右。因此中国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在国家总教育经费不足以及高等教育经费占总教育经费比例不高的双重作用下显得捉襟见肘。二是高等教育经费的主渠道薄弱、结构不合理。三是财政性教育经费事权、财权不统一。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的预算管理,长期处于事权和财权分离的状态,教育经费的预算未能单独立项。造成一系列问题:一是教育经费预算数量相对弹性较大,缺乏透明度。二是教育发展和政府对教育的拨款脱节。三是教育部门无权行使有效的宏观管理权与调控权,造成教育资源浪费。四是对多元化筹措教育资金的政策扶持力度不够。
2转型期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策略
基于上述各方面的研究情况并考虑到现阶段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实际,为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采取如下几方面的策略应是有着相当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的。
2.1继续加大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资倾斜,加大对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
要解决教育资源总量的短缺,首先要从量上加大投入。教育是准公共物品,由国家来承担主要投资责任是理所当然的。长期以来,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太少,该承诺增加的教育投入一直没有完全兑现,历史欠债太多,造成转型期教育资源的短缺。不管是从战略高度来考虑,还是参照国外发达和不发达国家对教育的支持程度其次,要加大对基础教育投资的倾斜力度。一方面,国家对高等教育的资金投入一直较多,而且高等教育比基础教育更容易融资;另一方面,基础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基石,基础教育的良性发展是我国教育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保证,基础教育更需要国家和政府强有力的全方位的支持。再次,要加大对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财政转移力度。地区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造成教育巨大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要缩小教育的不均衡,从中央政府来看,加大财政转移力度是见效最快的举措。特别是对义务教育,不仅要彻底改造好学校办学条件,确保教师的工资福利,有针对性地对教师进行培训、进修,提高教师综合素质,而且,还要减轻、减免学生的杂费,让他们能享受国民最基本的教育权利。从目前中央政府的财力上看,完全有能力解决。不是“能为不能为”的问题,而是“愿为不愿为”的问题。
2.2要解放思想,积极扶植和培育教育市场的形成
在肯定国家、政府是教育投资主体地位的同时,必须广开思路、大胆创新、积极探讨教育市场的可能空间和限度。单靠国家加大对教育投入来解决教育的供需矛盾、教育发展不均衡等问题是不现实的。即使我们可以充分发挥计划配置各种优势,避免出现计划失灵,解决了教育均衡和教育供给短缺等问题,但那样的均衡、公平只能是低层次、低水准的,其供需的平衡也是以压抑需求方法达到的,并不能真正满足社会个体多元化的教育需求的。因此,在转型期,要实现教育资源配置的优化,政府应该担当起“有为”和“无为”双重角色。凡是有可能通过市场化解决的,政府必须大胆放手,尽可能创造有利于市场机制发挥的各种条件;凡是无法通过市场化、社会不愿投资的地方,政府就要坚决接手,弥补市场失灵带来的不足。通过市场调节,可吸引社会大量资源投入教育,快速增大教育资源总量,政府则有更充裕的财力投入到教育发展最需要最紧缺的地方,使计划调节更加有效。转型期,政府在扶植培育教育市场方面,应着重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要建立和健全适应教育市场的各种规则和秩序;继续深化人事制度改革,打破目前“双轨”聘任制,鼓励人才充分流动,同时,建立教职工社会保障体系;鼓励学校办学主体多元化,投资主体多元化,积极拓宽教育融资的渠道;积极扶植非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的发展,并在政策、财力上给予一定的支持,使其享受与公办学校相一致的待遇;要加快学校产权制度的改革,明晰学校的产权界定,使学校成为市场主体;要进一步实现教育收费自主性,充分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要大力发展教育市场的中间组织机构。
3转型期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实证分析:以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为例
资源配置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作为一类十分紧缺的高等教育资源,对其实行优化配置是高等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核心问题。
我国高等学校的经费投入,可概括为“一主三辅”机制,即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学生缴费、学校创收、社会资助三个方面为辅的特征。在政府投入方面。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入逐年增加,且投入增加力度强于对普通中学的投入。以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增长为例:1998年全国高校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为6775.19元,2000年为9201.24元,增长率为6.29%,高于普通初中(4.75%)和普通高中(1.6%)的增长率,然而,迅速发展的高等教育事业也给国家财政带来较大的负担。国家对高教的投入远远满足不了发展的需求。1995年高教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41%,1996年为2.46%,1997年为2.49%,1998年达2.55%,但仍低于世界5.2%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4%的平均水平。投入不足是高校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全国2000所高校,财政投入每年只有440亿元,平均每校2200万元经费。1990年代以来,高校经费有一定的增长,但被招生规模的持续扩展,物价的持续上涨所抵消,生均经费仍只相当于1980年代的水平。在学生缴费方面,解放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我国高等教育实行免费政策。1989年全日制普通高校实行交费上学制度以来,本科生缴纳学费的全国平均水平已从最初的100～300元/年提高到2004年的3000～5000元/年,上涨幅度很快(2000年的收费标准比1994年上涨了4—6倍)。这一标准占普通高校生均培养成本的(不含基建费用)不足30%,如果按全部成本计算,则比例更低。研究生教育的收费问题至今尚未解决。显然,我国高等教育成本中由个人分担的比重偏低,即收费标准偏低。但是,由于参照国际上许多国家高等教育的学费占全部教育成本的25%左右的标准,同时考虑到学生生活成本占家庭收入比重、学费占GDP的比例、居民人均储蓄、居民人均总收入及其增长速度与收费标准增长之比等经济指标,可以发现,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学杂费水平,已经达到一般居民个人及家庭承受能力的较高值,在此基础上如果要在短期内进一步大幅度提高学费,将是非常困难的。在学校创收方面,主要形式包括:校办产业、为社会提供教育服务、为社会提供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咨询服务等,不同类型高校的创收渠道存在差别。在社会资助方面,这从总体上来看,我国企业投资教育、社会捐赠教育的热情并不高,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目前阶段只能作为学校发展所需经费的辅助来源。
国家对高等教育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是现阶段高等教育资源的主要来源,支撑着庞大高教系统的运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加大了对高校的投入,使高等教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没有国家的资源投入就没有中国高等教育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国家对高等教育要求的提高,以及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在计划经济体制时代形成的教育资源分配和使用原则已越来越多地暴露出弊端,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高教改革的深入发展,制约了高校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
首先,教育资源的配置应切实体现以效益为主的原则。国家对高等学校的经费拨款有多项,但比例最大的是对学校经常性费用的拨款(俗称“维持费”)。这项拨款主要是根据在校生和教职工人数,而忽视学校的教育质量高低和整体办学效益的好坏。学校大、人数多就可以争取到较多的拨款,也有理由申请更多的基建费用。所以,有的学校不顾自己的师资和设施条件以及社会的真实需求,盲目设置专业和扩大招生,导致专业重复设置、学校不适当的“升格”,甚至争先恐后地设立新的高等院校。这样做,带来的是教育投资分散、教学质量低、规模效益差等不良后果,为优化高教结构造成新的困难。仅以规模大小和师生的多少配置教育资源,看似“公平”,实际上是以牺牲效益为前提。所以,教育资源的配置应切实体现以效益为主的原则。
其次,应该重视教育资源的静态价值,更应重视资源的动态效果。目前,教育行政部门在配置观念上的主要问题,是就资源本身的价值与需求相比较,决定把资源配备给哪个学校。一旦分配下去,资源就落户在一家、“静止”在一家,很少考虑怎样使资源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为更多的需求者服务。尽管都说高校的资源可以共享,但因为人、财、物一旦分配给谁也就归谁所有,法规上或制度上并没有保证他人的使用权利。在资源的占有和使用上,应该是以能“为我所用”而感到满足,不以“为我所有”为目的。目前,我国高校的资源在总体上讲相当紧张,但是在不同的高校中,资源状况具有较大的差异从而出现某些大学的某些方面资源短缺,在另外方面却有剩余。如果在分配上冲破“静止价值”观念,着眼于资源的“动态效果”,对大型教学科研仪器的购置或需要大笔投资建立的设施,不仅仅是从一个学校考虑,而是从一个区域或几所学校的共同需求来考虑,资源的利用率就会高得多。
最后,应坚持形成多渠道筹资的合理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进行了比较成功的变革,集中表现在改变由政府作为单一投资主体的体制,试图形成由国家、社会、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教育培养经费的多渠道投资体制。这一改革方向正确,也已经取得相当成效。1999-2001年间,我国高校在扩大招生的同时,也同时推进了成本分担机制的建立。如政府拨款从1998年的342.6亿元增加到2001年的613.3亿元,增幅达近80%;但政府高等教育拨款占普通高校总收入的比例却从62.9%下降至52.6%。而与此同时,学校自筹收入增幅强劲,从1998年的202.2亿元增加到2001年的553.3亿元,增长了1.7倍;占普通高校总投入比例也相应地从39.1%跃升至47.4%,成为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半壁江山。通过各种渠道筹措足够的经费一直是高等教育界长期探索的难题。尽管多渠道的高等教育资源投入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但是,离形成理想格局差距仍然很大。从政府投入角度看,尽管政府投入占高校经费总额的比例不算低,但是,如果从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占GDP的比例看,我国仍然处于世界的较低水准。这一现象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投入总量还比较低;二是从结构看,除了政府的投入不足外,个人的分担机制也未健全,而社会分担的部分最为欠缺。这也说明,进一步完善多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的格局,除了政府要增加投入外,还要完善个人的分担机制,而重点是要形成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机制。当前,为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奋斗目标,原有学校的办学规模要扩大,人员要增加,设备要更新,专业要调整,这种高等教育的超常规发展,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激活高等教育投入机制,保证高等教育发展所需的经费来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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